章节错误/点此举报 点击/收藏到桌面
作者：乔伊斯
译者：萧乾 文洁若
申明：本书由4020电子书（Www。xshubao2。com。cn）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叛逆·开拓·创新
——序《尤利西斯》中译本
萧乾
一
一九四二年的一天，我在英国伯明翰参观过一次莎士比亚外国译本的展览。在东方国家的译本中，最辉煌、最完整的是日本坪内逍遥的那套全集：剧本之外，还附有传记、年谱、研究专集等精装烫金数十册，真是洋洋大观。紧挨着的就是中国，空荡荡的台子上，摆了薄薄的一本《罗密欧与朱丽叶》，译者田汉（说不定还是由日文转译的），中华书局出版。其实，我记得三十年代末期商务印书馆也零零星星地出过几个莎剧译本，大概主办者没有找到。总之，那个孤零零的小册子同日本的全集译本并排摆在一起，就像是在一桌丰盛的筵席旁边放的一碟小菜。还不如一本不放，真是丢人！而那是在珍珠港事变发生后，中国还是西方的“伟大盟邦”呢。我至今想起此事，仍记得当时何等狼狈。我赶紧从展览会上溜出，一路在想，一个国家的国力不仅仅表现在大炮军舰的数目上，也不光看它的国民产值多少。像世界公认的这样经典名著的翻译情况，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文化水平。
四年前八月间的一天，南京译林出版社李景端社长来到我家。他说他们社出完普鲁斯特的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之后，还想把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也请人翻译出版。他风闻我早期摸过这本书，又知道文洁若也是学英国文学的，就力促我们合力动手把它译出来。
四十年代初，我确实曾钻研过这本书。当时我才二十几岁，都没考虑去译它。如今八十开外，去搬这么一座大山，那是太自不量力了！所以就一口回绝了，说我不想没罪找枷扛。
然而这位立意想做一番事业的年轻出版家热情敦促，执意怂恿。当我告诉他出这么大而难懂的书是会赔钱的时候，他气慨轩昂地说，只要是好书，我们不在乎赔钱。这在五十年代听了，并不足奇。然而在“一切向钱看”的九十年代听了，可使我一怔。他的话深深打动了我的心。
先被说活了心的是洁若。一九四七年她在清华读外国语文学系时，就听到过这本书的介绍，知道是二十世纪西方小说中的名著。一九二二年就出版了，至今中国还没有个完整的译本。她雄心勃勃地马上就答应下来。洁若已开始翻译之后，起初我只答应当个“校者”。然而动起手来就越陷越深，终于成为她的合译者了。
我最早听到乔伊斯这个名字，是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二八年我因参加学运被崇实（今北京市二十一中）开除后，就远走潮汕，教了半年书，闹了一场初恋（因而后来写了《梦之谷》），一九二九年混进不要文凭的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那一年，在杨振声（今甫）先生开的“现代文学”课上，第一次听到英国文学界出了个叛逆者乔伊斯。后来在美国教授包贵思开的“英国小说”课上，又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当时还不知道乔伊斯是爱尔兰人。
一九三零年好友赵澄为我弄了一张“原籍潮阳”的假文凭，使我混进刚刚创办的辅仁大学。这是一家天主教大学。教授大都是美国本笃会爱尔兰裔神父，西语系主任雷德曼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当了两年他的助手，我接触到爱尔兰文学了。也是在那两年里，找才知道乔伊斯原来是个爱尔兰人。但是雷德曼对他并无好感，常说乔伊斯不但给爱尔兰抹黑，而且也诋毁了天主教。
我对叛逆者一向持有好感，何况我自已那时就正在写揭露基督教会的小说。在我心目中，乔伊斯必是个有见地、有勇气的作家。然而，当时我并没能读到他的书。
所以一九八零年当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来信问我在写《梦之谷》时，是不是受到意识流的影响，我感到很奇怪。在回信中我告诉她《梦之谷》写于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从上海写到昆明），那时，我只听说过乔伊斯的名字，可并没读过他的作品。当年，北京图书馆及燕京和辅仁的图书馆，都还借不到他的书。
一九三九年秋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书时，学院为了躲避纳粹轰炸，大学整个都疏散到剑桥去了。在大学城里，最便当的是买书。当时我的薪金十分菲薄（年薪二百五十镑，还要抽所得税），可是我每月都要留出一笔购书费。我还想，自莎士比亚以来英国古典的文学著作，在国内不难找，所以我就集中买当代的文学书。劳伦斯、维·吴尔夫——自然我也买了乔伊斯早期的短篇集《都柏林人》和《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那时《尤利西斯》刚开禁不久，英国版才出了没几年。它的单行本最早是一九二二年由巴黎莎士比亚书屋出版的。我买到的是奥德赛出版社（1935年 8月版）出版的两卷本。当时有关此书的索引及注释本都还没出，我花了好大力气才勉强把它读完。
一九四二年我辞去东方学院教职，正式去剑桥读研究生了。我研究的课题是英国心理小说。导师博士瑞兰对亨利·杰姆斯有所偏爱。所以我开头读的就是这位美国大师的作品。瑞兰又一向是吴尔夫的宠儿。所以接下去读的是《到灯塔去》和《戴洛维夫人》。乔伊斯当然躲不开，而且是重点。然而我个人更喜欢的还是福斯特。这自然一部分是由于我同他个人之间的交往，然而这里也包含着我对他的小说观的共鸣。可以说，福斯特同乔伊斯在小说艺术的观点上是对立的。在《小说面面观》里，他坚持小说必须有故事情节，这同乔伊斯的看法可以说是背道而驰。所以，正当整个世界卷入战火纷飞的年月里，我却躲在剑桥王家学院一间十四世纪的书房里，研究起乔伊斯的这本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来了。当时一边读得十分吃力，一边可又在想，不管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它总是本世纪人类在文学创作上的一宗奇迹。同时，我心里也一直很明确，这不是中国作家要走的路。我们还太穷，太落后，搞不起象牙之塔。我们的小说需要更贴近社会，贴近人生。可同时又觉得在中国从事文学写作或研究的人，应该知道西方有这么一本书，了解它的艺术意图和写法。可是，正当我啃了半部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时（那是1944年 6月），联军从诺曼底登陆反攻了。我也就丢下学位和乔伊斯，重操旧业，当随军记者去了。
一九四五年初，我去瑞士向欧洲告别时，曾专程前往苏黎世郊区踏访乔伊斯的坟墓。凭吊之余，我曾在《瑞士之行》中写道：“这里躺着世界文学界一大叛徒。他使用自己的天才和学识向极峰探险，也可以说是浪费了一份禀赋去走死胡同。究竟是哪一样，本世纪恐难下断语。”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在复旦课堂里，我曾重复过“死胡同”的话。但是一九八七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作关于现代主义的演讲时，我说我在文学上是个保守派，但不是个顽固派。我认为就中国国情而言，我们只能走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道路。但我不赞成蒙上眼睛、堵上耳朵走路。对于西方在写作方面新的探索，我们应注视，应了解，不可自我封闭。
这次由于动手译此书，我同我的一些“老友”重逢了。这就是四十年代我在英国购买的一些乔伊斯所著以及有关他的书。这批书跟我一道回到内战前夕的上海，然后又流徒到香港，最后于一九四九年被带到开国前的北京。谁料到当时知识分子要找个专故书的地方，根本是枉想。那批书先寄存在老友赵萝蕤教授处，最后，通过老友严文井和何其芳转到了刚刚成立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这回我从那里借了其中的几部。首先自然是一九三九年刚到剑桥就买的两卷本的《尤利西斯》。灰色封面上印着紫色的书名和作者名。正是由于我在一九四六年带回的这批近一千册现代派作家的书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换了主人，它们才逃过了如我其他藏书藏画的劫难，四十多年来安然无恙睡在研究所的资料室里，居然封皮完好。也不知这期间可曾有学者借阅过。打开封皮，看到半个世纪之前我那拙劣的笔迹：
天书
弟子萧乾虔读
一九四0年初夏，剑桥
（可以看出当时我对乔伊斯是多么顶礼膜拜！从“天书”二字也可知对我来说，它有多么深奥。）
下边还有一段描述当时我的生活及环境的话——字迹已经淡得有些模糊了。写的是：
“联军因比（利时）王投降，被迫退出北战场时，身为外国男性，每早六点前、晚八点后即不许出门（女性为十点半）。读此书以消磨日子。”
两本书的边页上都满是读时做的笔记或注释。
几年前，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又从胡适的书信中找到一九四0年六月三日我从剑桥给他寄去的一个明信片，其中有一段写道：
“此间＇指东方学院＇工作已谈不到，心境尤不容易写作。近与一爱尔兰青年合读James Joyce＇乔伊斯＇的Ulysses＇《尤利西斯》＇。这本小说如有人译出，对我国创作技巧势必大有影响，惜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见《萧乾书信集》第157 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这封不知怎么会保存下来的信说明那时我就认为这本书应有中文译本，而且会对创作界有影响。同时，我也充分意识到它的难度。然而我并没考虑过自己动手去译它。
今天，同洁若译起这本书来，我仍然相信它会对我国小说的创作界有所启发。由于国情以及传统的不同，我不认为我们应全盘接受这一技巧。任何技巧都只能由作家本人去匠心独运。但我们需要扩大文学视野，绝不可自我封闭。
译林出版社已请爱尔兰文学研究者陈恕教授在编写一本《〈尤利西斯〉导读》，这里，我就仅向读者做一些关于本书的简单介绍。
二
爱尔兰和挪威都是欧洲边缘上的小国，都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并且都坚持保存自己的文化，抗拒异族的同化。乔伊斯写《尤利西斯》时，爱尔兰还是英国的一个自治邦。
乔伊斯和易卜生都出身富有，家道中落；都是先笃信宗教，后来叛了教。有些人认为《尤利西斯》中有易卜生的影子。我在读第十五章时，就常联想起《培尔·金特》中的妖宫那一幕。
一九00年乔伊斯还在读书时，就在英国文学杂志《半月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易卜生的《当我们死而复醒时》（1899）的评论：《易卜生的新戏剧》。那是乔伊斯的处女作。接到稿酬后，他去拜访了一下刊物的编者。看到作者竟这么年轻（18岁），主编大为吃惊。
易卜生当时有一位英国朋友威廉·阿切尔。此人是《易卜生全集》最早的英译者。乔伊斯的文章发表之后，阿切尔曾在给易卜生的信中提过此事，可能还把那份《半月评论》也寄给了他。在回信中，易卜生表示他因不谙英文，不能一读乔伊斯的文章。但他请阿切尔代他转达一下谢意。
阿切尔照办了。乔伊斯听到这位大师对他如此赏识，大为兴奋，就立志学起挪文。转年他先用英文拟了一封致易卜生的信稿，然后又自已译成“鳖脚的”挪文：
“听到阿切尔先生转告您的话，我自是十分感动。我很年轻，是个十分年轻的小伙子。倘若您设想一下您自已在大学毕业之前就听到一位您所崇拜的先辈（像您在我心目中这样）对您表示的厚意，您就会了解我对您的心境了。唯一遗憾的是我那篇文章写得十分草率，我理应写得更好些，才配得上您的称许。相信文中必有不少糊涂处，我也不再为自已辩解了。我这样一个毛孩子的胡乱评论，可能会使您生气。但我相信您宁愿倾听一个头脑过热的人瞎扯，也不愿听那些神经麻木而彬彬有礼的人那模棱两可的应酬话。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已经在大学里喊出您的名字。这里有些人对您毫无所闻，有的则阴阳怪气。我提出您在戏剧史上应有的地位。我阐述了您的卓越——崇高的力量，也指出您的讽刺多么锋利，以及您在技巧上的运用和您的作品多么完美和谐。您会以为我这是英雄崇拜吗？不然，在辩论会上，当我谈到您的作品时候，大家都洗耳静听，没人叫嚣捣乱。
“人们总是把自己最珍贵的保留起来。我并没告诉他们何以您的剧作使我感到如此亲切，也并没提您一生的战斗和胜利怎样感染了我，没提到您在探索人生奥秘上所表现出的坚强毅力，您对公认的艺术教条规范的彻底蔑视，以及您决心走自己的路的英雄气概。
“作为新一代的人中曾受过您的教诲者，我在此向您致敬——不是谦卑地，因为您大名鼎鼎，而我则是个无名小卒；也不是懊丧地，因为您是位老人，而我还年轻；也不是冒昧或伤感地，而是欢欢喜喜地。我怀着希望和爱慕之情向您致候。”
詹姆斯·乔伊斯
1901年3月
乔伊斯认为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种青春的执拗的美，像一股劲风向他吹来。他崇拜易卜生在艺术上追求真实，对人生则超然独立。他欣赏易卜生缜密的逻辑，佩服他敢于从宗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
在易卜生的剧本中，乔伊斯最倾心的是《培尔·金特》。他弟弟斯坦尼斯劳斯在日记中写道：“吉姆＇注：乔伊斯的爱称＇告诉我，他想把《尤利西斯》＇ 注：当时还只是一个短篇，想扩大为一部长篇 ＇写成一个都柏林的培尔。”从整个作品的脉络看，确实是这样。布卢姆也像培尔那样，离家外出流浪，只是《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只走了十八个小时，而培尔则浪荡了一生。最后，两个人物又都回到妻子的身边。《尤利西斯》中的另一主要人物斯蒂芬和培尔一样，也充满了幻想。两人都在母亲弥留之际，仍然拒绝皈依宗教。五幕诗剧《培尔·金特》中也有一些内心独白。有时通过琐事来抒发人生哲理，如培尔剥葱那一景以及对地球讲的那番感慨万分的话。读《尤利西斯》第十五章，最使人想到易卜生的影子。酒醉之后与妓女厮混的斯蒂芬多么像妖宫中的培尔！山妖听到教堂钟声和索尔薇格的歌声，就一哄而散；斯蒂芬则被布卢姆救了出来。乔伊斯还曾于一九一八年写过一部题名《流亡者》的剧本，描写一对未婚男女带着个六岁的娃娃从意大利返回都柏林。人虽已归故土，精神上却仍处于流亡状态。
乔伊斯和易卜生最主要的共同点还在于两人都是当时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叛逆者。乔伊斯于一九0 五年在给他弟弟斯坦尼斯劳斯的信中就曾说：“你时常反对我的社会主义倾向。难道你不能清楚地看到对无产者解放的拖延吗？教会分子或贵族或中产者的反动就意味着各种虐政的恢复。看来在欧洲重新恢复教会的权力就等于回到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自然，耶稣会士在给叛教者施轮刑或把他们拉上拷问台时，并没使人折腰。”（见理查德·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197页）
一九三六年乔伊斯对人说：“爱尔兰不喜欢我，正如挪威不喜欢易卜生。”他们二人在描绘各自社会中的人物时，笔下确实都毫不留情。然而今天，他们二人却又都成为各自国家——以至世界的光荣。
乔伊斯是怀着对于他所处的环境强烈的不满而开始他的文学生涯的。一九0 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在致娜拉的一封信中，就谴责了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甚至自己的家庭：
“我从心中摒弃这整个社会的结构；基督教，还有家庭，公认的各种道德准则，当前社会的阶层以及宗教信仰。我怎么能爱我的家！我不过是来自一个为遗传下来的挥霍行为所毁坏的中产阶级。我母亲估计是被我父亲的疾病以及历年的苦恼折磨而死的。当我望到她躺在棺材里的那张脸时，我看到的是那么灰暗，为癌症所折磨的脸。我知道我看到的是一个受害者的脸。”
当时他与这位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娜拉相识才两个多月，真是满腹牢骚。接着他还写道：“六年前我脱离了天主教会。我对教会恨之入骨。我发现由于我本性的冲动，我不能再属于它了。我在当学生时就曾偷偷反对过它，拒绝为它任职，因此而沦为乞丐。但是我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如今，我用笔和口公开反对它。”（见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169一170页）
天主教会之外，乔伊斯还痛恨异族统治者——英国。全书许多处都从正面或侧面写到这个“家里的陌生人”。当时，都柏林社会贫富悬殊。当我译到“大厅里翩翩起舞的宫廷那五颜六色的服饰，外面却是悲惨的庄稼人，他们饥肠辘辘，面带菜色，吃的是酸模叶子”（《尤利西斯》第十一章）时，只觉得仿佛是在读杜甫。
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伟大作品，其创作者除了精湛艺术之外，都必具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乔伊斯正是怀着这样的心开始创作的。
一九0七年他在的里雅斯特演讲时说：
“爱尔兰的经济及文化情况不允许个性的发展。国家的灵魂已经为世纪末的内讧及反复无常所削弱。个人的主动性已由于教会的训斥而处于瘫痪状态。人身则为警察、税局及军队所摧残。凡有自尊心的人，绝不愿留在爱尔兰，都逃离那个为天神所惩罚的国家。”
《尤利西斯》中所揭示描绘的都柏林社会真实吗？最好的证人莫如比乔伊斯年长近二十岁，也是在都柏林长大并且同样具有改革社会热忱的萧伯纳了。他曾几次在函文中证实《尤利西斯》描绘的真实性和必要性：“我对它＇《尤利西斯》＇最感兴趣，因为我年轻时也曾在都柏林生活过。我认为他的写法具有经典性。我不认为在坦率描写性的方面需要什么限制。我不能使用乔伊斯先生的语言，我的手太拘谨，没法落笔。当我在都柏林时，年轻的医学生确实是那样，言语脏得很，在性行为上也不检点。他们认为那样才充满活力和富有诗意。我很想把那帮青年组织成一个俱乐部，让他们来读读《尤利西斯》，让他们回答像不像。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就要再问一声：‘我们要不要永远这样下去？’我希望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把乔伊斯所描绘的消灭掉。那时《尤利西斯》就不存在了。那时，就像今天来翻阅十二世纪的地图。把《尤利西斯》这本书禁掉，那就等于把污秽物保护下来。那不是道德之举。倘若一个人朝你举一面镜子来照你本来的面目，即使把镜子打碎也是徒然，不如还是找块肥皂和水把脸洗一洗呢。”（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576页）在另一处，萧伯纳还说：“在爱尔兰，人们如果要使猫干净，就用它自己的爪子来揉它的鼻子。乔伊斯把这种办法应用到人身上了。”他认为乔伊斯在揭露现实的丑恶方面，“超过了我们时代所有的小说家”。
乔伊斯不仅揭露丑恶，他也通过主人公布卢姆写出人性的善良。在第十五章中，他还写到布卢姆的一些乌托邦思想：“我主张整顿本市的风纪，推行简明浅显的《十诫》。让新的世界取代旧的。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与异教徒都联合起来。每一个大自然之子都将领到三英亩土地和一头母牛。豪华的殡仪汽车。强制万民从事体力劳动。所有的公园统统昼夜向公众开放。电动洗盘机。一切肺病、精神病，战争和行乞必须立即绝迹。普遍大赦。每周举行一次准许戴假面具的狂欢会。一律发奖金。推行世界语以促进普天之下的博爱。再也不要酒吧间食客和以治水肿病为幌子来行骗的家伙们的那种爱国主义了。自由货币，豁免房地租，自由恋爱以及自由世俗国家中的一所自由世俗教会。”
布卢姆这个人物刻划得真实无比。他在生活中固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这个犹太人在为人方面远比与他妻子勾搭成奸的爱尔兰人博伊兰要忠厚善良，有头脑。他曾领着一个陌生的年轻盲调音师过马路（第八章），尤其是对青年斯蒂芬·迪达勒斯的爱护，真是感人至深。
在西欧反犹排犹之际，作者偏偏以布卢姆这样一个匈裔犹太人为此书的主人公，并把他塑造得既富于同情心，又可敬可亲，这本身也是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挑战。
三
匈牙利文艺理论家卢卡契（1885一1971）在《小说理论》（1971）中，认为文艺复兴后诞生的西方小说，是以探索人类内心世界为主旨的。小说描绘的是内心的探险，也就是灵魂自我寻找的历程。就英国小说而言，他这一论断未必能概括十八世纪以来的所有的小说。但本世纪确实有好几位小说家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如法国的普鲁斯特，英国的维吉尼亚·吴尔夫和美国的福克纳。其中，以乔伊斯的成就最为显著，影响也最深远。《尤利西斯》是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
意识流是十九世纪末西方小说发展起来的一种写作技巧。这一名词最早是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其《心理学原理》（1890）一书中开始使用的，原指人类的意识是流动的，千变万化，而不是固定的，有条不紊的。后来心理分析家弗洛伊德进而提出意识与潜意识的学说。在文学上，则指小说家不加评论地描绘人物通过联想、回忆等内在的思想活动，随时对外界事物所起的反应。也可以称作内心独白。
法国作家纪德在一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中，曾指出在十九世纪就已有人用这种内心独白写小说了。除了《罪与罚》的作者之外，英国诗人勃朗宁以及美国小说家及诗人爱伦·坡都曾使用过。自然更早还见于莎士比亚的戏剧。狄更斯在小说里，也曾使用过这种手法。还有一位与乔伊斯同时代的英国女作家多洛泽·瑞查德逊（1873一1957），她著有《朝圣旅程》洋洋十二卷，写的也都是人物的思绪、印象、回忆和感觉，也都属于“内心独白”。
最早启发乔伊斯从内心来描绘人物的是法国象征派小说家爱德华·迪雅尔丹（1861一1949）。他曾在所著小说《月桂树被砍》（1888）中，全面地使用过内心独白。整部小说什么事也没发生，只描写了一位初出茅庐的小伙子邀请一位漂亮女演员赴晚宴，基本上都是内心独白。乔伊斯是一九0 二年的一天偕一位遏罗（即今泰国）朋友赴音乐会的途中，偶然在火车站上买到此书的。他一口气读完，颇受启发。他从不讳言迪雅尔丹是这一小说技巧的先驱，后来并与之结识。《尤利西斯》的法译本在巴黎问世时，迪雅尔丹还曾向乔伊斯表示祝贺。但乔伊斯绝不模仿。他在《尤利西斯》中实际上已另辟蹊径。
内心独白是指人物想表达什么，不说出来，只在心里想，然而还是有条不紊的。乔伊斯笔下的意识流则捕捉人物头脑中那毫不连贯，变幻无常，东一鳞西一爪的思绪。它凌乱芜杂，漫无边际。令人惊奇的是，这部主要以布卢姆为主人公写都柏林几个市民从早晨八点到午夜共十八小时的活动的小说，一方面纷纷扬扬，而在结构上又是最周密严谨不过。
常有人把意识流同心理分析混为一谈。其实，心理分析乃属医学范畴。当然，文艺批评家也可使用这一方法来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心态。说来真巧，乔伊斯写《尤利西斯》时，心理分析在欧洲正方兴未艾，而乔伊斯所侨居的瑞士苏黎世，又正是心理分析大师卡尔·容格（1875一1961）的故乡。他们两人有过交往，但是谈得并不投机。容格读完《尤利西斯》之后，曾给作者写过一封毁誉参半的信，说：“我花了三年时间才读通它。我很感激你写了这么一部大书，我从中获益不少。但我大概永远不会说我喜欢它，因为它太磨损神经，而且太晦暗了，我不知你写时心情是否畅快。我不得不向世界宣告，我对它感到腻烦。读的时候，我多么抱怨，多么咒诅，又多么敬佩你啊！全书最后那没有标点的四十页＇按：指第十八章中摩莉的独白＇真是心理学的精华。我想只有魔鬼的祖母才会把一个女人的心理捉摸得那么透。”容格最后这句话似是称许，又似是调侃。他说三年才把此书读通，并非夸大其辞，再也没有比我们这两个中译者更有同感的了。
理直德·凯因在《寓言式的航海家》（1947）一书中，认为“乔伊斯就像十八世纪写（格列佛游记）的斯威夫特或后来写《培尔·金特》的易卜生那样无情地揭示了社会的病疾。他描写的是人在空间时间永恒中所走过的道路。他是以显微镜般的准确度来反映现代西方文明的矛盾和缺陷的”。
当乔伊斯着手写《都柏林人》和《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时，他就已开始试用零星细节来塑造人物了，而不像亨利·杰姆斯那样以突兀情节为小说的骨架，却通过细节，通过内心活动来描绘人物的精神面貌。在写《尤利西斯》时，他的这种创作方法就更臻于成熟了。在这部旷世奇书中，作者写出了生活在都市的现代人的失望和寂寞，灵魂的空虚和失落。西方有的批评家认为乔伊斯笔下的布卢姆是从里到外写得最全面的人物。此书对本世纪的小说创作曾经起过并且仍在起着巨大的作用。
这部小说问世后不久，美国批评家艾德门·威尔逊就在《新共和》杂志上评论说：“《尤利西斯》把小说提高到同诗歌与戏剧平起平坐了。读了它之后，我觉得所有其他小说的结构都太松散。乔伊斯这部书在写作方法上之新奇，对未来小说家的影响将是难以估计的。我简直无法想象他们如何能不受此书的影响。它创造了当代生活的形象，每一章都显示出文字的力量和光荣，是文学在描绘现代生活上的一重大胜利。”英国著名诗人及批评家、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曾在我国任教的威廉·燕卡荪（1906一1984）则称誉《尤利西斯》是一部“登峰造极的小说”。
乔伊斯在二十年代初曾与比他长十一岁的普鲁斯特有过一面之缘。传记家们关于西欧这两大小说家那次的会晤情景记述不一。有的说他们相互谈了各自喜欢吃的甜食，有的说他们诉说了各自的病情。艾尔曼在《詹姆斯·乔伊斯》中，则说女主人为双方作了介绍后，普鲁浙特问乔伊斯可认识某某公爵，乔伊斯的回答是“不认识”。当女主人问普鲁斯特可曾读过乔伊斯的作品时，回答也是否定的。双方之冷淡可见一斑。比较有意思的还是与乔伊期同时侨居苏黎世的英国画家弗兰克·勃真所转述的乔伊斯的这样一段话：“他＇普鲁斯特＇感兴趣是伯爵夫人，而我的兴趣则在伯爵夫人的女侍方面。”
的确是这样，尽管《尤利西斯》第十章写了总督大人，但那是通过街头市民的眼睛写的。全书的主人公是替报纸拉广告的布卢姆和他的妻子、女歌唱家摩莉，还有年轻教师迪达勒斯。此外还写了送牛奶的老太太、报童、女佣、护士、酒吧女侍、马车夫、妓女和老鸨。总之，都是市井日常见到的凡夫俗子，芸芸众生。
小说就是通过他们脑中倏忽闪现的思绪勾勒出来的。斯蒂芬满脑子净是抽象的思维和深奥的哲理（所以译来最为吃力），丰腴娇艳的摩莉成天想的不外乎饮食男女。主人公犹太人布卢姆则喜欢吃有着骚味的羊腰子，连在博物馆看到裸体女神像也要想入非非，是个充满七情六欲的大俗人。在艺术手法上，我觉得乔伊斯好像把一张写就的文稿故意撕得粉碎，抛撤出去让读者一一拾起来，自行拼凑。
乔伊斯写的是本世纪初叶的生活，使用的是前无古人的技巧，然而这位立意挣脱传统、大胆创新的作家，自幼就酷爱古典文学。他十一岁就读了兰姆所写的《尤利西斯冒险记》，对于这位伊大嘉王在海上漂泊十年的非凡经历，他早就感到浓烈的兴趣。他也曾经把但丁的《神曲》当作《圣经》那样的精神食粮。《尤利西斯》中有些章节（例如结十五章花街柳巷的描绘），读来就宛如置身于《神曲》中那黑洞洞阴惨惨的地狱。乔伊斯还酷爱《浮士德》。乔学家何在研究第十五章时，就感觉到《尤利西斯》中歌德作品的影子。
象征主义、写实主义以至自然主义等等都不足以概括乔伊斯作品的风格。他不但把人物从里到外写得那么立体化，书中连写海鸥、写猎狗处，读来也令人叹为观止。
四
各国文学史上部有些文字艰深、内容不好琢磨的作品。我国唐代的诗人李商隐，英国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以及十八世纪荒诞派小说家罗伦期·斯特恩，读来都很吃力。然而古今作家除了这位乔伊斯，还没有一位公开表明他就是处心积虑要为读者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的。
一九二一年乔伊斯在苏黎世一家咖啡馆里曾对为他写传记的画家弗兰克·勃真说：“我在这本书＇《尤利西斯》＇里设置了那么多迷津，它将迫使几个世纪的教授学者们来争论我的原意。”接着，他还恶作剧地调侃说，“这就是确保不朽的唯一途径。”（见艾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第521 页）也就是说，作者是有意把这部奇书写得文字生僻古奥，内容艰深晦涩，扑朔迷离，以致七十多年来，西方乔学家们根据不同版本，对本书内容各执一说，争论不休。
四十年代，我初读此书时，就常抓耳挠腮。实在看不懂时就只好跳过去。如今，作为它的译者，多么艰难我也没法逃避了。幸而得到许多好友的帮助鼓励，特别由于我身边这位百折不挠的合作者，我们总算把它啃下来了。这里我特别要感谢国外的学者们。这几十年间，他们出了那么详尽的注解本，有的着重解释生僻的单词，有的像《圣经》那样在页边印上行数，然后逐段加以诠释。由于有了这些专门的工具书，我们才得以勉强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限于篇幅，书名就不一一开列了。
《尤利西斯》的文字犹如一只万花筒，变幻无穷。西方有的作者把全书文体分作抒情的、史诗的和戏剧的三种，但作品本身仿佛拒绝这种概括。全书最不好处理的是第十四章。其背景是妇产医院，写的是婴儿的诞生。它难在文体的模拟。全意开头用的是古英语。接着又模拟了英国文学史上历代名家的文体，其中有的我们熟悉，有的生疏。无论如何，我们没有本事用中文去表达这么多不同的文体。为了对原作这里的意图略表尊重，我们只是试图把前边较古的部分译成半文半白。
作为初译者，我们的目标是，尽管原作艰涩难懂，我们一定得尽最大努力把它化开，使译文尽可能流畅，口语化。（我们二人都是北京人，难免有时还不自觉地打些京腔。）原书用波折号来标明对话，我们都改为我国读者更习惯的引号了。全书最后一章也是乔伊斯意识流创作方法中最典型的。全章共二十八页（原文）1608行，分八大段。只在第四大段和第八段末尾各加了个句号。此外，既无标点符号，句与句之间也无空白；而且除了一声火车汽笛声，没有任何外在景物的描写。开头及结尾各有个“yes ”（是的）。全章都是布卢姆的妻子摩莉的胡思乱想，有风流韵事的片断回忆，也有她对周围人和事的观察和反应，都像瀑布在一乱石间那么飞溅奔流。英文是用字母组成单词。至少原作在每个单词之间分别还留了空隙，再加上频频出现的“我”这个词和人名、地名的首字，还保留了大写，使得原作勉强可以读懂。中文是单字组成，专名词下也不再加线。所以如果照搬，译文势必比原作更要难懂。为了尊重原作，我们虽也未加标点，但为了便利阅读，还是在该加标点的地方一律加了个空格，算是一种折衷吧。
读《尤利西斯》首先得过语言关。全书除了夹杂看法、德、意、西以及北欧多种语言外，还时常使用希腊、拉丁、希伯来等古代文字，包括梵文。有时三个句子中竟混几种语言。要么就只取字头字尾。有些近乎文字游戏，但有时也表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例如在第八章，戴维·伯恩同大鼻子弗林聊天，突然出现一个很长的字：
Smiledyawnednodded其实就是“微笑哈欠点头”三个字过去式的连写。作者显然是用以表现三个动作的同时性。也许是为了加深作品的难度，作者经常使用一些生僻字眼。尤其是古语、俚语及行话。有些字早已失传，因而一般字典是没法查到的，例如Old foggott （十七世纪的土语“老妪”）或funky（十九世纪初叶的“害怕”）。都柏林土话如“rawmeah” （胡扯），我们问过几位爱尔兰朋友，他们也感到茫然。即便极浅显的句子，他的写法也尽量不同于一般。例如“他的手从架子上拿到帽子”，“他的慢脚使他朝河边走去”。
中国文字形
( 尤利西斯 http://www.xshubao22.com/1/19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