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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的动机，既有欲望，也有帝王达官贵人招妃纳妾的专制遗风，也就是在满足欲望的同时，满足一种主子欲、权势欲、宰制欲。二奶在人格和权利上绝对没有超出嫔妃和贱妾，除了物质上更“现代”以外，在“合法性”上和男女比较地位上，还不如后宫和偏房。比起古代青楼女子，无须“红粉知己”的才华和技艺，也无法享有才子的风流和鉴赏，以及相伴随的浓情蜜意。比起当代妓女，也显得更加被动和单调。尽管她们可以享用一定的奢华，可以住豪宅开奥迪打手机套项链扣镯子，但她们仰仗着恩赐，依附着交换，屈从着淫威，在一手牵着宠物时，脖子上也有一根被牵的绳子。在包养者养宠物的心态和养二奶的心态之间没有实质区别，二奶是物质受宠和人格塌陷相统一的标准宠物。
二奶地下一层，二爷地下二层（2）
卓文君随司马相如私奔时以诗言志：“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而老公要娶小老婆，即公开包养古代二奶，连“大奶”地位也决然放弃的卓文君拟《白头吟》相赠：“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充分体现了古代铿锵玫瑰的风采，要知道当时所处的是什么时代？人格不可辱，尊严不可欺，对照一下方可明白如今二奶所处的相对境地。
包二奶，一个“包”字耐人寻味。不是承包的包，不是包件、包间的包，不是领养，不是监护。甚至与情妇不同，如果不是足够的金钱，情感在“契约”中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与重婚罪几乎相等，却由金钱抹淡或摆平了其中要件。本人绝不反对积极意义上的性解放，但包二奶现象在“包”下青春、美色、性权的同时，女权、性解放、个性自由、人格尊严、情感浪漫等等本无法“承包”、无法交换的要素也成为无形依附，成为无法取酬、只能泯灭的代价。因此，虽然此现象借助了改革开放打开的社会空间而滋长，但不应当赢得肯定性评价。此现象从人性底蕴、生命取向、精神人格上，都不能取得价值依据和道义支撑。
在包养者眼里，有些二奶还不如宠物“可爱”，她们骚动性总是冲破驯服性而造成某些麻烦，比如二奶反包“二爷”。这也难怪，先用青春换钱，算计着有富余再用钱换点青春。但包二爷做法不可能普及，因为绝大多数二奶缺乏经营的精明和魄力。而且“二爷”绝对不能被“大爷”知道，所以比二奶更地下，二奶在地下一层；二爷在地下二层。由于男权社会总体格局未发生变化，所以二爷比二奶更缺乏驯服性和忠诚度。因而因养二爷而出现凶杀、拐骗现象就不足为怪。
包二奶行为，从经济角度来看不完全是坏事。包养者投资高科技意识普遍薄弱，如果是灰色收入更不愿冒投资风险，这种现象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而二奶的消费除了住房属于泡沫经济部分的消费，其他消费有利于使富翁的资金向社会回流，并刺激消费疲软，比抽逃到国外要好。让中国人的资金在中国流动，在这一点上，美丽的二奶们是有贡献的，该承认就得承认。当然，包二奶包到国外的，另当别论。
可是这是从经济角度来看的，如果从社会角度分析，包二奶之风扩大社会差别，使本来男女性别失调的状况又雪上加霜。有人穷得娶媳妇都困难，有人富得养好几个；有人眼睁睁看着靓妞由于囊中羞涩而却步，有人见了美女轻易搞定左揽右抱，肯定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二奶地下状态的保密工作一旦有疏漏，包养者的原配或子女必将打上门，或采取种种方式予以“制裁”，因此而酿出的纠纷不在少数。时下包养二奶，与过去几房妻妾在一起不同，很难称姐道妹、和平共处。安全保卫工作也需要加强，凶杀、盗窃、欺诈等等犯罪以二奶为侵害对象的事也屡有发生。更重要的是，二奶阵容虽然还不算太强大，但有扩展趋势。包二奶成了一种“成功者的标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后继的“成功者”纷纷产生效仿此等潇洒模式的强烈愿望。而且，后来的美少女们也有不少馋涎欲滴地艳羡着美大姐美阿姨，暗自将她们的优尊与享受纳入自己的人生设计。这有点不大妙。中国在2003年男女比例已经是117∶100，在不久或较久的将来，男女比例失调会加重到何种程度，还很难预料。
耍流氓已升级换代为性骚扰（1）
以前叫“耍流氓”，没听说过“性骚扰”。后来，“性骚扰”一词出现。而且成为媒体上使用率很高的一个词，是和国际接轨的一个成果，也是和法治社会接轨的一种体现。所以，从“耍流氓”，到“性骚扰”，体现了社会进步。别小看名词概念方面的变化，这关系到一种行为造成纠纷要不要涉及法律，关系到一个侧面的社会关系要不要受到法律规范的调整，要不要以法律为准绳去进行必要的判断，依照法律去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或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比如，你要是说克林顿和保拉·琼斯之间的那点事儿是“耍流氓”，法院就没法受理。
当然，这里指的是名词概念的变化，而不是指人的行为本身有什么变化，因为，从“耍流氓”的行为到“性骚扰”的行为，没有什么发展或接轨的问题，性骚扰并不比耍流氓更具有现代性或更加文明。
但是，“性骚扰”一词的出现，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中国有“流氓罪”，“耍流氓”的说法比较宽泛，连强奸罪也是一种耍流氓，只不过耍得狠、耍得到位，甚至可能耍出人命。而性骚扰，只涉及比较轻微的耍流氓，一般属于批评教育或行政处罚的范围，当然，舆论谴责也是一种有效惩罚。第二，什么是性骚扰一定要有界定，不像“耍流氓”那么模糊。有人已经流氓得很充分了，也没法定他是性骚扰，有人还没怎么着，就已经骚扰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一定要有证据，证明骚扰的确发生了，并且造成一定的精神伤害。因此，随着法制的健全，究竟是给性骚扰在一定程度上开了绿灯，还是给它造成更大的制约，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无论如何，就词汇本身来说，“性骚扰”比“耍流氓”更先进，更现代。这个词儿引进得好。有人不知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揣着糊涂装明白，说性骚扰是引进的，以前哪有那么多性骚扰，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让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性骚扰。这种看法实在低估了中国人的里必多及其变态发泄渠道的多元性，早在性压抑最严重的“文革”时期，就有种种耍流氓，只不过当时没引起法律意义上的纠纷，媒体也没关注报道而已。所以持上述看法的人，只是自己脑子引进了液体。
“这简直是王八钻灶坑，憋气又窝火！实在不可理喻，实在无法辩解。这既不是法庭，又不是答辩，既找不到王法，又找不到裁判！”
我的朋友陶教授，在讲上述话的时候痛苦之状难以形容。脸上本来比较均衡的五官布局已被气愤和无奈完全打破。一边紧凑得丘峦密布，一边拉长成了旷野平原，眼泪和鼻涕瀑布般地奔涌出来，进而绵长地流淌。“你说，这样的委屈如何申诉？这样的冤案如何平反？……”
估计，就是真的到了法庭，陶教授也需要有一个优秀律师，否则光是法庭陈述就耽误不起功夫。因为他至少向我“陈述”了三遍之后，透过大量因气得哆哆嗦嗦而震颤的感叹词，才使我大致摸清了事情的原委。
陶教授在朋友的公司兼职，暑假期间为了项目合作的需要住在公司安排的“宾馆”，那其实是一家星级开外的、中档偏下的招待所。女服务员态度恶劣，出言不逊，陶教授与之理论，并向负责人反映。女服务员受到批评或处罚，总之尝到了“王八钻灶坑”的滋味。不久，公司老总接到“举报”，说陶教授“性骚扰”，于晚上时分向女服务员要“小姐”。那家公司租用的是招待所一半的楼房，如果“性骚扰”事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公司将因此等极不光彩的事件而被拒绝继续租用办公地点。对于公司来说，因此而搬家将会在有形和无形资产上均造成严重损失。
公司老总并不相信陶教授“性骚扰”的劣迹，对方拿不出任何证据。但是，女负责人信誓旦旦地亮出杀手锏：“还用怀疑吗？难道一个女孩子，会将这样的事情往自己身上揽吗？”言外之意，女服务员即使无中生有，也会蒙受巨大的耻辱，哪有女孩子会这样做？所以根本不可能是无中生有。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这不光是您自己的事，为了公司的利益，您就服个软，道个歉，把这件事摆平。就算给公司做贡献。”总经理这样哀求陶教授。
仅仅是陶教授的服软，也不一定能摆平。于是，公司了解到女服务员上级的上级，与女服务员是亲属关系。于是，公司与上级的上级接触，开展公关。上级的上级说：“这种事是真是假，谁能说得准？双方妥协，总得让你们那位陶教授配合一下吧？”
于是，轮到陶教授“王八钻灶坑”。
极重视名誉和尊严的陶教授，坚持在不承认“性骚扰”的前提下，就以前自己“态度不好”而向女负责人弯腰赔笑，并在公司中因自己造成巨大的“麻烦”而深表歉疚。加上公司的公关工作，事情总算“和平解决”。但可怜的陶教授，辞去了这份兼职，临走真像做过贼似的嘱托：“我招谁惹谁了我？我怎么了我？可这事儿，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老婆知道！”心灵世界长期窝在“灶坑”里爬不出来。
陶教授的遭遇其实是个“悬案”。严格说，根本不是什么案。也正因为没有定案，所以无所谓“平反昭雪”；正因为没有结论，所以无所谓“重新审查”。——可是伤害却就在不明不白当中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耍流氓已升级换代为性骚扰（2）
前面提到的名人“性丑闻”事件，也是一种不明不白。女人状告名人曾长期与之同居，还竟然欠钱不还。此事沸沸扬扬，可一直无法定论。从大量报道中，除了当事人之外，谁也无法说自己对此事是清楚的。但是不仅报道量很大，而且伴随着言辞激烈的抨击或评论，站在哪一边的都有。这也是一种猜想状态。
可怕之处就在于这种“猜想状态”！
无论事实真相如何，总有一方是受伤害的。或者是哪个女人雪上加霜；或者是哪个名人无故蒙冤。当然，同时也包含了另外的可能：其中一人受到了“应得的报应”。但是，无论哪一方在遭受“应得”的舆论惩罚的同时，另一方则付出本不应付出的惨重代价。同时，这种混沌状态、猜想状态，无形中鼓励和培育着一种不求真相、不重依据的幸灾乐祸，一种无论谁无辜都无所谓的麻木。在没有硬性依据——证据情况下的激烈评论和抨击，虽然完全可能是出于正义感，但毕竟缺乏一种对于实事的必要的追问和关注，对于人格尊严的必要的敬重和责任。
中国源远流长的一些说法，已经内化为人们面对事端的评价心态。这些仅仅因为悠久和普及就取得“天经地义”资格的说法，实际上是非科学、非理性的假“警句”、伪“格言”，与和谐社会、公民姿态格格不入。比如：
“无风不起浪”——如果只是关照其中的合理内核，这句话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很有哲理。但是，它往往只是一句日常生活中的著名“格言”，只是在面对任何事端或纠纷时、甚至是面对一种信息时的“猜想依据”。不是听说谁谁“犯事儿”了吗？有依据吗？什么依据不依据的，“无风不起浪”！在如此的宁可信其有的心态下，形成了一种引导舆论和人心向背的“有罪推定”，也给任何制造谣言、传播谣言、扭曲事实真相提供余地。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确有性骚扰之类事件发生，受害一方还要在这样似是而非的说法面前受到进一步伤害。这也是造成许多性骚扰受害者不愿意声张、不敢维护权利的原因之一。骚扰者是苍蝇，被骚扰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否则，怎么不骚扰别人专骚扰你？于是，弱者恒弱，在各种维权手段面前都望而却步。
“难道女人会将这种事情往自己身上揽吗？”——女人只要沾“腥”，就会没脸见人，就会抬不起头，所以女人绝不会无缘无故冤枉男人。女人说受骚扰，那一定是真的；男人说受骚扰，那可不一定。至于更“严重”的性丑闻，只要从女人嘴里说出来，就具有可信性。这样的“舆论导向”，足以让可怜的男人在“万恶淫为首”的达摩克利斯剑下战战兢兢；也足以鼓励勇敢的女人高举此剑，胆边生威，“舍得一身骚，敢教名人掏腰包”。
“孤男寡女能不出事儿？”——不是依照实事证据，而是依照“条件”，只要“条件”具备了，那就是有事儿了。此等似是而非的“逻辑”，无形中刺激着人们的联想思维和模糊猜测，让本来不应该发挥作用的不明不白变成害人的毒剂。商场和官场上，一些出于阴暗心理的伎俩、偷拍偷录制造假证据的手段，也借着这样的“条件推定”而得以施展和收效。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被无端地蒙上浓重的阴影。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本来是女人在发泄怨愤时一句情绪化的说法，男人对此应当可以容忍，可以理解。但是，这句话常常被“当真”，潜移默化地在女人心头盘踞，并同样潜移默化地发挥“舆论判官”的威力。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他是个男人，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此等说法从“普遍”变为“具体”的时候，便“当真”地可以发挥一定的杀伤力。其实，部分男人不是好东西不等于没有一个男人是好东西；一个不是好东西的男人并不一定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当好东西；男人不是好东西并不等于女人全都是好东西。所有这些都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一些非科学、非理性、非逻辑的假命题、假格言、假标准，就在一种模糊状态、边缘地带中，发挥着实在的功能和作用。
都市里的“戏剧性”女人（1）
浏览戏剧艺术的史册，一些脍炙人口、栩栩如生的女性艺术形象，是剧作家从生活中“提炼”到戏剧中的。而随着从内蕴到节奏都令人目不暇接的社会变迁，当今现实生活的“舞台”上，有一些颇具“戏剧性”的女人，似乎是当年剧中人转换角色，“上演”了一幕幕既“不该”发生、又“正常”发生的故事。只不过，她们变换多舛的身世、阴差阳错的命运、喜怒哀乐的心态、耐人寻味的“情节”，都是由她们自己来“编导”和“扮演”的。虽然，有多种社会性的因素，是她们“重登舞台”的台阶，但她们自己的心理轨迹，毕竟是造成她们“戏剧性”色彩的内因。我们不妨将她们称为当代都市的“戏剧性女人”。
1。当代“陈白露”——不再绝望自杀
“晓晨，回来吧！亲爱的晓晨，你知道你是我的惟一。有你在，我是在颐养天年中走向极乐世界；离开你，我是在痛不欲生中走向地狱之门……”陈晓晨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接到这种“情真意切”的来信。但是，这一次，她不再像前些次那样随手撕掉扔进纸篓，而是反复看了两遍，折叠好保留起来。
信当然是出自高修文老先生的手笔。59岁的高老先生不仅身体健康，而且春心荡漾，“宝刀未老”。他不像曹禺笔下《日出》中的那位金融大亨潘月亭，而是一位地位不低而又“知书达理”的官员。他的钱不知从何而来，但远远多于他的工资收入和所有正常待遇。当陈晓晨还是一名三陪小姐时，高修文头一次“泡妞”就盯上了她。而这位高先生既不搂搂抱抱，又不亲亲热热，只是在递出大把小费时一下攥住她的手，“扑通”一声跪在地下，把晓晨吓得尖叫了一声。
“小姐，我要你跟我走，我会用余生的全部真情对你好！我要让你过比现在好十倍的生活！”
的确该进入“颐养天年”阶段的高修文，果然颇有眼力。当陈晓晨出现在远郊别墅花园、成为当代“陈白露”的时候，她最经常的形象是牵着一只德国品种的宠物犬缓缓而行，为小区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雪白的颈项、雪白的双臂、高耸的胸脯和翘起的臀部，透出令男人眼睛“流水”的十足的性感。
然而，“陈白露”也有自己的“方达生”——话剧《日出》当中那位怀着爱的激情的年轻人。这位“方达生”名叫骆洪生，他千方百计找到陈晓晨，以暴风雨式的“攻求”和闪电式的“掳掠”，带走了晓晨。高老先生从晓晨留下的蛛丝马迹中找到了通讯地址，便接二连三地寄发“情书”，求晓晨重返自己身边。
晓晨开始犹豫了，但她绝不是被高修文的“真情”所打动，而是因为，她发现她的“方达生”其实是个混混儿。当初他们有过死去活来的爱，骆洪生却为了一笔大买卖突然“失踪”，失去依托的晓晨既缺文化，又没有什么本事，只剩下让男人馋涎欲滴的身段和青春。高修文把她从三陪女郎的队伍里“救出红尘”的时候，她还真是心存感激的。骆洪生的重新出现，其实是生意上亏了本儿，欠了一屁股债，急需利用晓晨为自己搞公关。——“方达生”并没有什么真情，“陈白露”那点儿渴望的微火再次熄灭了。
然而，陈晓晨丝毫没有产生“轻生”的念头，她再次回到高修文身边的时候，仍然是那幢别墅的女主人。老先生激动地试探：“晓晨，你不会再离开我了，是吗？”晓晨坦率地回答：“不！我对你只有感激，没有感情。可是，我不再追求感情，那是空想。我需要的是你给我的钱和条件，这房、这车、这可爱的小宠物……但是，你知道你不可能陪伴我一生。你死了，我去依靠谁？所以我只能依靠钱。你要给我投资，让我开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容院。还有，我明白告诉你，我会有一两个男朋友，我需要他们！”
“谈判”进行得直白而且实际，当高修文将她的“条件”都接受下来的时候，他知道，他所获得的只是她赤裸裸的肉体，她身上过早地消退了梦幻的光环，也脱掉了羞涩、自尊、矜持、含蓄的“外衣”。高修文不会像《日出》中的潘月亭那样事业崩溃，他会“颐养天年”；而陈晓晨也不会像陈白露那样自毁芳魂，她是一个经营者，一个以自己的青春美貌为资本的经营者。但她所经营的，只能是一笔以女人一生的幸福为代价的、无论如何也是“蚀本”的生意。
2。当代“茶花女”——不再香消玉殒
在英国文学家小仲马的笔下，茶花女被迫离开心爱的人，而且受到自己所爱的阿芒残酷的报复，疾病和精神痛苦的双重折磨，使她过早地离开人世。阿芒从茶花女的遗书中得知，原来是自己的父亲逼走了美丽可爱的茶花女，使他悔恨交加。
当代都市，也有命运相似、甚至情节更为曲折的“茶花女”，只不过“结局”却大相迥异。由打工妹进入富豪之家的顾姗婵，就是其中之一。
当李新荣出差外地，住在一家宾馆时，被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堂小姐所吸引。
“小姐，我……可以认识你吗？”李新荣鼓起勇气，递上名片。
“哦，我叫顾姗婵！”——李新荣牢牢记住了这个美丽的名字。
在出差的半个多月里，李新荣出入宾馆，总要站上几分钟，默默欣赏顾小姐优雅中透着温存的姿容。每当她向宾客莞尔一笑，都让他怦然心动。顾姗婵其实原名叫“山柴妞”，进城以后还是一位有文化的“客户”给她起了这个雅致的名字，而她本来就婀娜秀美的身段，加上迅速成熟起来的气质、举止，使她很快配得上这个名字。比天使还高雅、比鲜花还美丽、比明星还性感——这就是李新荣对她的评价，这评价足以使他下定非她不娶的决心。
都市里的“戏剧性”女人（2）
回到北京，身为公司部门经理的李新荣竟然茶饭不思，实在忍不住，专程利用双休日，乘飞机去看姗婵。坠入爱河的人是冲动的，姗婵毅然辞掉工作，跟随李新荣来到北京。李新荣专门买了一套精致的小居室，成为他们“无照经营”、鸳倒鸯晕的巢穴。如胶似漆的厮守，似乎使他们忘记了办个结婚手续。
像茶花女一样，姗婵突然不辞而别，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李新荣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朋友找遍北京，差点要发“寻人启事”。
在一家发廊，西装革履的李新荣走进来，点名要顾姗婵服务。默默无语的姗婵一边为他理发按摩，一边强忍泪水，双手微微颤抖。突然，李新荣站起来大吼一声：“就是让我死，也该让我死个明白！”
以后李新荣再来，姗婵始终像塑像一样木，像冰块一样冷，像哑巴一样沉默。由疯狂到绝望的李新荣，没有像《茶花女》中的阿芒一样与姗婵过不去，但他的报复更加残酷。他变换着身边的女友频繁光顾，不久又结了婚，让新娘成为发廊的常客。他其实知道，姗婵表面的平静下面，心里在淌血。
好在李新荣的妻子是一位善良的女人，她真诚地成了姗婵的朋友，告诉她李新荣一年多来的种种痛苦，使“茶花女”吐露了心声：李新荣所在公司的老板是他的父亲，总经理是他的哥哥，在这样一个家族式的企业里，竟容不下弱女姗婵。老板和总经理私下里调查了姗婵，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堵死了她的幸福之路。她是山西人，在进城后五年的打工生活里，蹬过卖菜的三轮儿，站过个体商贩的柜台，端过餐厅的盘子，为学礼仪服务而花掉了所有汗水换来的积蓄。她干到宾馆前厅的礼仪小姐，绝不仅仅是凭美貌。而李氏家族不能接受、也不能欣赏这棵由穷乡僻壤的仙株移植到城市而开放的花朵。她在倾诉的最后已经擦掉了眼泪：“李新荣他妈找我时，更不客气，侮辱和威胁什么都有。还说就算给你安排个好工作你干得了吗？你户口进不了北京将来孩子怎么办？有几个打工妹真正能嫁给城里人？何况我们新荣这样好的条件……的确，虽然新荣对我好，我也不舍得离开他，可这样的家，这样的环境，就算是我不配吧！”
面对由种种观念造成的狭隘得有点残酷的氛围，姗婵信誓旦旦地表示了自己的选择：“我不会再嫁人了，坚绝不会！以前我靠自己，以后还要靠自己，这辈子不靠男人，我就不信活不出人样来！”
3。当代“娜拉”——“出走”不再无奈
挪威作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描绘了一幅在家庭巢穴中丧失了独立人格和地位的女性画像。娜拉出走，既是走出巢穴，却又陷入社会的藩篱。因而，剧作有了跨越时空的魅力，直至今日，仍令人玩味着其中的含蕴和启迪。
如果说一纸婚书，并不能规定形形色色的夫妻关系中“权利义务”的话，离婚率的攀升，更说明夫妻之间变幻莫测的种种“谈判”、“签约”、不言而喻的“分工”、心知肚明的“地位”或“平等”……都淹没在没有“契约保证”或“法律效力”的实际生活中。是幸福还是痛苦，是美满还是缺憾，不仅外人难评，当事人自己也“稀里又糊涂”。王立红就是这样的糊涂人，她只知道暗暗地盼着丈夫的“落魄”或“失败”。丈夫生意红火，她会觉得自己腰板儿挺不直；丈夫亏损又欠债时，她会觉得自己说话有底气；丈夫生病时，她觉得自己“涨价”了；丈夫精神抖擞、八面威风时，她觉得自己“矮”了几公分。结婚11年了，她越来越觉得自己就像是丈夫那辆“切诺基”后面的一份备用轮胎，一般情况下可有可无，还显得特累赘。
婆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丈夫也不是什么“高干子弟”“高学历”，可王立红不知不觉就成了没有地位的“娜拉”。小保姆干活干净利索，还会插花、美化房间；那位女秘书不仅花枝招展，而且会开车、会电脑、口齿伶俐，有她跟着特让丈夫“提气”；性生活嘛，丈夫虽欲望强烈，可也机会多多，她无意中听到丈夫跟朋友穷侃：“南方妞嫩，北方妞壮，一换一刺激。”——丈夫出差时南来北往。
然而，王立红很有自知之明：除了丈夫，她在男人眼中是个“可人儿”。至少有两个男人真喜欢她。一个是自己的中学同学；另一个是丈夫的朋友。那个“朋友”私下里当着她骂她丈夫“不识货”。她知道丈夫以前“识”、现在“不识”的恰恰是自己浑身的“女人味儿”。无论哪个男人请她撮一顿儿，她都会善解人意、温柔备至。男人脱大衣，她会接着；男人喝酒，她会把盏添杯；男人刚摸出一枝烟，她会点亮打火机；男人衣领上刚沾点儿土，她会轻轻拍打掉；男人握她的手，她会娇滴滴地笑；男人一激动抱住她，她会嗲嗲地靠过去；男人忍不住吻她，她会伸出一个手指头再眨眨眼睫毛：“就一下哦……”
离婚的时候，她没有品尝“娜拉出走”时那种痛苦和无奈，早就做好了铺垫，心理上顺利完成了“软着陆”。因为新夫是前夫的“朋友”，婚礼上丈夫派女秘书送来一束鲜花表示祝贺。至于女秘书会不会接替自己，她连想也不想。只不过，她每到周末就把留在前夫身边的儿子接出来狠狠地疼爱一番。“儿子呀！”她喃喃地说，“要是妈又遇到一个‘二传手’，妈这只球，将来‘主攻手’可全靠你啦！”儿子似懂非懂地瞪大眼睛，使劲点头，一边用手擦掉妈脸上的大颗泪珠，一边坚定地说：“妈妈别哭，等我长大了，把我爸的钱全要过来给你！”
都市里的“戏剧性”女人（3）
4。当代“繁漪”——不再死去活来
在曹禺的《雷雨》中，最后直接造成三人惨死的，就是那个欲爱不能、妒火中烧的女人繁漪，而她自己也从此变成了疯子。繁漪的悲剧，关键在于她丝毫也不爱自己的丈夫，而丈夫周朴园也根本不爱她。她只是身为董事长的周朴园置放家中的一件摆设，一个徒有“夫人”虚名的“赝品”，而曾与她相爱、并有着“乱伦”关系的恰恰是丈夫前妻所生的儿子。
说赵娟霞是当代的“繁漪”，颇有几分道理。她与丈夫的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连周围的同事和朋友都知道。她需要丈夫的地位和金钱，更脱离不了开车郊游、逛商场、养宠物、打麻将的那份儿悠闲。丈夫也需要她，她虽然年逾四十，却华容未退，再加上拼命的健美减肥、营养美容，给丈夫的面子和虚荣增添了不少色彩。然而，双方各自心有另属，只不过“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而已。她的“地下同谋”是丈夫的上司，她的那位年近50的丈夫，碰上一位比自己年轻十几岁的上司。上司没有提拔过他，却及时给他送了一顶“绿帽子”。
“我烦他，像个大肚蝈蝈，浑身的肥肉松得都成了囊囊揣！”她一边抚摸“地下同谋”强健的胸大肌，一边喃喃地拿丈夫“垫底儿”。其实她知道“地下同谋”需要自己什么，她那堪与20多岁姑娘媲美的白皙、弹性十足的肌肤给了她足够的自信。两人之间不需要什么春光明媚、细雨绵绵，需要的是电闪雷鸣、汹涌澎湃。
她当然很清楚丈夫有外遇，也很清楚丈夫将三分之一的收入拿去讨外遇的欢心。她还明白“地下同谋”与自己的妻子恩爱有加，分给她的那份“感情”不过是一杯“残羹”。她曾开诚布公地对“地下同谋”说：“你别紧张，也别心虚，我呀，才不会死去活来呢！咱们谁跟谁都心里明白，相安无事。我跟丈夫是衣食住行，跟你是刺激释放。我也在寻找，再找一个小白脸来点儿情意绵绵。有仨就够了，少了不行，多了麻烦。要想把我需要的男人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累死我也找不着，这辈子没指望，下辈子也不能太犯傻。”
5。对“戏剧性女人”心态的一点综述
这些上面的故事情节，除略作“微调”、并为其中的“角色”隐姓埋名以外，基本上并非虚构，也并非道听途说，是直接或间接发生于笔者身边的人和事。它们绝不普遍，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于是，我们作一些理性的综述与评析，或许并非无的放矢。
第一，“戏剧性”，无非是说情节的错落发展与经典戏剧有某种类似或重合，而社会本身就是舞台，生活本身就是演戏，人们本来就扮演着特定的角色。社会嬗变的深度、广度、速度，使一些都市女性捷足先登地“分享”或“遭遇”了时代为人们带来的生活弹性和转轨空间，但她们并未完成必要的心理准备和价值选择。因此，她们行为上的“开放”与精神上的“成熟”并不同步。“领略”中增添了意想不到的“承受”。主体意识、主观追求的色彩十分淡化，而对自我的失落和对未来的盲目，便构成了她们命运中悲剧的颤符。
第二，男性仍然以社会性更强的姿态处身于社会机制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他们的物质追求和事业追求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或统一。女性却无法做到这一点。男性总体精神境界的提升是一个“之”字型的否定之否定道路，其中，在对待女性的问题上，“骑士精神”“贵族意识”“文明程度”“绅士风度”等等，尚未真正培养起来，更遑论在人格、价值层面上对女权主义的深入理解。因而，男女之间真正平等的格局其实远未到来，只有一些形式上的变化，而尚未完成实质意义上的突破。
第三，一些女人充分发挥了“直觉”“直观”的“优势”，不仅将形式上的变化当做获得“解放”的体现，而且当做了进一步“解放”的导向。她们把从男人那里得到的种种“待遇”作为自己的追求。于是，这些女人从种种现象中，“自觉地”或无奈地、主动地或被动地认为爱情的失落、婚姻的动荡、带有审美和浪漫色彩的情感价值的贬低等等，是必然的、正常的。因而她们认可并拥抱“现实”了。这是一种“自慰”式的心理偏差——她们获得了一些“选择”男人、“诱惑”男人、甚至“把握”男人，“拥有”多个男人的主动权，而且伴随着从男人那里“争得”的物质和享受。但她们在“得到”中失去的是至深的幸福，在“自由”中沦落为新的物质的或精神的附庸。
第四，人类基本价值追求的历史贯穿性极强，因而是永恒的。但是，贯穿力的实现和发挥又是曲折的。一些女性在“跟着感觉走”当中，在缺乏或放弃理性的自我价值追求当中，以为“时尚”或“潮流”已经将审美的、幸福的、真诚的、悠久的爱情让渡给海市蜃楼。这些女性完全放弃了对于“活着究竟求得什么”这一几乎是永恒哲学命题的探索和回答，表现出变化无常、随波逐流，用主体意识与个性意识的隐退，用人格完善和素质修养的淡化，为“女人天生水性杨花”这种带有偏见的古训增添着新的注脚。
第五，近年，一些女人心态中出现了两个极端：其一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把幸福与否归结为是否遇到“好男人”。不少女人不管口头上是否承认，内心的确为自己的归宿而虔诚祈祷。这种似乎颇有道理的向命运之神的朝觐，实际上是在为男人烧香——将真正的主动权交给了男人。其二是“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像前面提到的“茶花女”，以及一些没有“戏剧性”或根本就拒绝“入戏”的女人。这种观念的确已深入一些女人的潜意识，她们躲避男人，痛恨男人，或极端谨慎，或久拖不嫁，甚或抱定独身。这其中不乏萌发独立意识、决心靠自己而不靠男人的“先驱者”。但是实际上，这些女人走上了女性解放中的“乌托邦”误区。阴阳世界中，既不可能出现“女儿国”，也不可能退回到母权制那“远古的秀峰”（关于女性解放中的“乌托邦”误区问题，容笔者另文专述）。这两个极端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没有以独立的、主体的女性意识去勇敢、平等、理性、自信地面对男性世界。男人可以依靠，也需要管理；男人需要照顾，也需要教育；男人需要“后盾”，也需要改造。女人——要不就“依赖”；要不就“躲避”的女人——在两个极端的闺阁中，不是终未摆脱“弱者”的潜意识吗？
都市里的“戏剧性”女人（4）
结论也许是“耳熟”的，但其实是许多女人真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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