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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破甲厚度达110毫米且可以分解空投的M9式火箭筒（这样就能打穿苏联或日本两国海军炮舰主炮塔的100毫米装甲），而且为了隐匿踪迹，专门特制了无烟火药。当然这种M9并非量产型，而是供十九路军伞兵连的特种部队使用。
第三个条件就是保密。如果从陆地向中苏朝边境渗透，风险太大，因为日军严密封锁了连接东北的通道，一旦被发现不堪设想。所以需要飞机空投，而飞机飞行时需要地面的电台不断校正航向。这一点王德林部正好具备，这架飞机也不能要了（沉入日本海）。叶挺给王德林部送去了20根金条作为“活动费”，保证小分队（景洋、辛欣）安全到达边境，但王德林并不清楚两人的使命（黎天才下达给王德林的命令是保护二人与边境外的苏联情报机关取得联系），但他也接到命令，无论成功与否，要将小分队和带路的向导杀人灭口（包括毫不知情的机组人员）！加上飞机坠毁，器材掩埋，一切都“人间蒸发”，无影无踪。就算王德林部被日军打垮、活捉，他们也是打死不知道计划的全貌，也根本不知道火箭筒这一绝密武器。
知道整个计划全貌的仅3人：叶挺、蔡廷锴、梁华盛。连黎天才也被蒙在鼓里。
图们江和张鼓峰的冲突发生后，叶挺立即给广东的蔡廷锴发去了绝密电报，只有两个英文单词：Insectswken。
翻译成中文，就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
虽然苏联和日本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如愿发生，但无论叶挺还是蒋先云都保持了冷静的头脑。世界大国之间不到万不得已，是很难爆发全面战争的，特别是在双方都各有顾忌的情况下（苏联是忌惮纳粹德国，日本则是要灭亡中国）。历史上的1939年，苏联和日本在蒙古边境的诺门坎发生大规模交战，双方总计出动10多万大军、数百辆坦克、上千架飞机，血战了几个月，最终还是签订了停战协定。眼下张鼓峰的冲突远不能与之相比，虽然蒋先云通过中央特科向共产国际转交了货真价实的日本秘密文件，但也未必能将苏联拖下水。毕竟，斯大林对中国将日本“祸水北引”的企图是十分警惕的，一个不小心后果不堪设想。
将苏联拖下水的办法不是没有，那就是日军要把苏联红军打得落花流水，助长日本“北进派”的气焰，也使苏联惊恐不安。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没有可能的。与当时世界第一的陆军大国苏联相比，日本陆军是一支已经落后的二流军队，无论炮兵、装甲兵和自动武器都远不是苏军对手。特别是作为陆军突击力量的坦克部队，苏联红军早在30年代初就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坦克军，在远东也部署有坦克旅；而日本陆军的坦克部队一般只是中队规模使用（对付中**队倒是很有威力），坦克质量也远不如苏军。无论是现在的张鼓峰，还是历史上1939年的诺门坎，日军都惨败于苏军装甲坦克部队之手，无数日本兵成为坦克履带下的肉泥。至于空军，日本也占不到便宜。要使日军战胜苏联红军，也不是不可以做到，比如通过“汉奸”把火箭筒技术出卖给日本（日军对单兵武器倒是非常重视）就可一举抵消苏军坦克的优势。但问题是，日军拥有这一威力巨大的武器后，也可用来屠杀中**民，也给中**队消灭日军带来巨大困难（想想那拼死战斗到最后一人的“武士道”精神吧！）。蒋先云与叶挺反复商量，觉得他们毕竟拥有21世纪的思维，对付日本是绰绰有余，而且，抗日战争，主要还得靠中国人自己来打，不必过于依靠大国，以免战时、战后受制太多。对苏联，只要能促成国共合作，以及中苏两国政府的合作，就达到目的了。
所以蒋先云采取了十分实际的策略。他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提到，日军在张鼓峰的军事行动，很可能只是军中少数强硬派挑起的局部冲突。但日本人在战场上常有些违反常规的战法，比如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日军兵力并不多，可仗却越打越大，所以不可不防。当务之急，是促成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条王明和康生早已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将日本拖住。
巧妙的提示，使多疑的斯大林安下了心，对蒋先云也更加信任。
在远东紧张局势巨大的压力下，斯大林终于向共产国际发出了至关重要的指示。
1933年4月25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通过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代表王明、吴玉章按照斯大林的旨意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自行发表《中国**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指出：“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处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不久，王明又发表了《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文章，表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并明示要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但由于与**的隔阂，这些文件都未经国内的中央批准，甚至没有通过电报告知国内。
江西南城。**和彭德怀等刚在前线指挥完击败中央军胡宗南部的战役（胡宗南的第1师由鄂豫皖调来），一封电报送到了他的手中。
**凑近油灯一看，是从赣州（江西的苏区中央局已从瑞金迁来赣州）发来的急电：“**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已到赣州，带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宣言精神的内容。估计南城一仗已经总结，开一详细讨论的会议。你意如何，请速回电。”落款是洛甫（张闻天）、项英。
**从前线回来，进了赣州，一碗杂面片、一碟红辣椒刚刚下肚。周恩来的声音已经从门外传来：
“主席，张浩同志来了！”
周恩来对**很尊重，毛曾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所以周这样称呼他。
“润之，你好！”张浩快步走进房内。他是**的堂兄，**中少数的工人分子之一，当年曾在长沙帮助**领导**湘区助工作，和**很熟，所以还以当年的习惯称呼毛。
“育英，你辛苦了！”**伸出一双大手，紧紧握住张浩粗黑的两只手，声音发涩，两眼湿润，“我听博古、闻天说了，你从苏联回来，一定没少吃苦！”
“是啊，”周恩来说，“张浩同志真不简单。他担心路上出事，《宣言》全文，全靠脑子背下来了！”
张浩说：“我看国内同志更辛苦！你们知道吧，4月25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时，我们20多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会场正中间悬接着苏联党旗。党旗对面是什么？是一幅中国大地图！上面插满红旗，并注明：中国40万红军正在浩浩荡荡大进军。因为中国**是所有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党组织中，除已经夺得政权的苏联之外，惟一一个拥有自己军队、自己武装的政党，为众兄弟党所敬重，更为共产国际寄予厚望。”
“噢，如此乐观地估计中国革命形势，如何又产生统一战线的宣言呢？”**招呼张浩、周恩来入席吃饭。
油灯下，**靠着被褥，张浩倚着桌子。周思来坐在床头，一人一杯热水暖着手。张浩打从头细细地说起经过。
1933年1月30日，德国法西斯头子希待勒上台，疯狂取缔**和社会民主党，极力迫害犹太人。希特勒叫喊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德国连根拔掉”，为达到目的，2月27日精心策划了“国会纵火案”。张浩为了了解情况，由**旅德支部负责人王烦南陪同特地到出事现场，看到被烧毁的国会大厦还在冒烟。希特勒将“国会纵火案”的罪名转嫁到**人身上。于3月9日逮捕了共产国际著名的活动家季米特洛夫，宣布德国**为非法，大肆逮捕**人，把德国推人了白色恐怖之中。
3月27日，受尽法西斯迫害的季米特洛夫经过艰苦斗争，终获无罪释放。他回到莫斯科，担任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在他主持下，共产国际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承认各国**所面临的情况不同，纷繁复杂，开始改变过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作出了今后不再干涉各国**的组织事宜的重要决定，强调各国党要从本国的特点出发，把马列主义运用到各国的具体环境中去，共产国际只“对**运动实行总的政治上的领导，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给予各国**以指导”，提出要纠正“机械地模仿、简单地抄袭”苏共的工作方法和方式的错误倾向，认为这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季米特洛夫深知法西期主义的崛起是人类之大敌，因而提出共产国际当务之急是建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以此为指导思想积极着手筹备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这时，德意日势力在东西方已先后崛起，世界面临着法西斯的进攻。在西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取得政权，正向外扩张。在东方，日本帝国主义继占领中国东北之后，1933年又继续南进，占领热河，又大肆向华北入侵，使中华民族面临异常沉重的危机。
消息传到莫斯科，在那里的**人忧心如焚。**代表团成员、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吴玉章急电王明，共商对策。当时作为**代表团团长的王明正在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王明回到莫斯科后，即与**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和国内华北事变的严重局势，酝酿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初稿，经代表团的几天反复讨论修改，在代表团的会议上一致通过。随后由王明译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受到赞许。
“宣言首先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主要矛盾。提出了救国的任务。”张浩晃了晃手中已经整成文字的《宣言》，连看都不看，全文一字不差地说下去，“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全国同胞要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无论各党各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害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他那浓重的湖北口音，抑杨顿挫地在房间里回荡着。
**点燃一支烟，赞同地点点头。他之前并未获悉宣言的内容，这是第一次原原本本地听到。显然，他对这个文件颇有兴趣。
张浩说完文件内容，解释道：“我们当时起草时是想表达中国**团结御侮、共同抗日救国的真诚愿望，还第一次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以及国防政府的施政方针，就是十大纲领。我们在国外，不太清楚国内情况，恐怕是隔靴搔痒，具体条款，也可以商量修改……”
“对《宣言》，共产国际反应怎样？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发表什么意见了吗？”**问。
“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他明确批判了关门主义，正式确定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提出了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建文起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郑重宣布：‘我们拥护兄弟的中国**的这一决议：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张浩讲话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快捷流利，季米特洛夫报告那么长的题目，也不曾打一点磕巴。他突然意识到什么，不好意思地笑了：“看我像小学生背书吧？别见笑，这一阵子我连做梦也在背这些内容，就怕忘记，就怕记错！”
是啊，这是一项多么艰难的任务啊！张浩回国要穿越层层封锁，因此，一份文件、一封介绍信都不能带，只能把一切装进大脑。
“育英同志，你真是为党立了一大功！”**伸出大拇指，“你来得及时。大敌当前，统一战线确实是个宝，关门主义要不得，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政策的转变太及时了。等中央开会，你好好讲一讲。你是亲眼目睹法西斯罪行，你讲的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那一夜，**房间的油灯通宵达旦。宁静的夜空里，不时响起三个人爽朗的笑声。
次日，赣州中华苏维埃政府小会堂，坐满了说说笑笑的**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王稼祥、**、邓发、凯丰、张浩……。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宣言》，**作了主题发言。会议在讨论军事战略等问题时很快就形成了一致意见，但一讨论到政治问题特别是统一战线问题时，便发生了争论，会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高声说道，“有人认为，关门主义是惟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以致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的浪费弹药。”
**的一席话。像刀子一样划在项英的伤疤上。自宁都会议以来，他多次听到各种批评，有时也能听得进去。但听到如此尖锐且带嘲讽的批评，却忍不住血往上涌。他压住火气。尽量不紧不慢地说：“听了国际的意见和《宣言》，我已经了解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确实，在中国，只有动员千千万万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才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但是，我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属于一个阶级的范围，他们剥削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怎么能够从大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分化出来呢？怎么能够参加统一战线呢？斯大林同志早就说过，在一切敌人中，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嘛！”
项英话音刚落，**又亮开他的湖南乡音，犹如针尖对麦芒地说：“难道我主张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对祖宗的不忠、对祖先的不孝吗？”说到这儿，他拿眼睛瞟一下比他年轻的项英，语含讥讽，“人中间有3岁小孩子，3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国家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大事的道理。”
项英有些坐不住了，脸色憋得通红。**不管他的表情，只顾滔滔不绝地讲下去：“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当斗争是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过去这种狗打架的事多得很。远的不说。不久前胡汉民和两广军阀也打出“收复失地’、‘抗日御侮’的旗号同蒋介石对应。你们看是不是有些奇怪呢？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痛又痒的矛盾。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人民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而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队伍都赶到敌人那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刚一停下，又觉意犹未尽，接着说，“关门主义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实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
话说到这个份上，项英纵然不服，也不便争吵下去，只见他向后一仰，躺在椅子上不吭气了。其他人有的吃惊，有的沉思，都不再做声，会场气氛有些不自然。
“我讲几句，”周恩来打破沉默，发言道，“共产国际七大精神非常及时，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十分必要。现在我们应该调整我们的政策，抓住历史转折的好时机，发展红军，走上抗日第一线。现在的政治形势中心是开展民族战争，党的任务是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红军、游击队要成为反帝的宣传者、组织者，红军在民族战场上出现就可以吸收学生和白军。做白军的工作，应提到新的高度。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在政治上反对关门主义。要改变对于党员成分问题的机械理解，还要克服对知识分子的狭溢观点，欢迎他们参加革命。”
大家最终达成了共识。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决定派**去北平，做华北局的书记，在白区发展党组织；同时决定派周恩来全权负责对白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胡宗南率兵到江西作战时，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修书一封给“宗南同学”，其中写道：“黄埔分手后，不想竟成敌对。数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
周恩来在信中还希望胡宗南“立停内战，共谋抗敌”。这位黄埔一期生却忠实执行“校长”蒋介石的命令，率兵大举向红军进攻。
蒋先云向**中央发来贺电，又表示说，胡宗南也不过一血性军人，对其不宜一味硬打，给以教训后亦应施以政治攻势。
**对此表示同意，复电称：对胡宗南正用一切方法争取之，彼不再进决不打他，仍进行统一战线政策。
**中央强调说，无论对蒋、对胡，只有战争的刺激和教训才能使其悬崖勒马。**对此也形容说，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懂得礼让。
果然，蒋介石在秘密谈判中的条件很快有了改变。
第45章：国共合作（二）
（以下内容为国共和谈的曲折过程，没兴趣的也可跳过不看。）
热河、长城抗战后，蒋介石对日态度渐趋强硬，致电何应钦：“今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又让驻日大使蒋作宾转告日本政府：如果中国政府“被逼到无法忍耐的时候，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与侵略者作战”。
1933年4月11日，国民党五全大会开幕。在会上，蒋介石作对外关系的报告，他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同时表示，如果日本的进攻使和平完全绝望，“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大会后，国民政府进行改组，蒋介石取代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大部分部长为亲英美派所担任，亲日派多被排除。不久。蒋介石对“五大”所确定的外交方针又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略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于是，蒋介石一面准备寻拢**，一面试图寻求苏联在军事上的支持。
4月13日，在蒋介石授意下，南京政府行政院剧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秘密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缔结中苏两**事互助条约的问题。鲍格莫洛夫显然没有想到孔样熙会提出这样一种建议。两国是1929年断绝双边关系的。自1932年底两国复交以来，南京政府就一直在同苏联谈判互不侵犯条约问题和贸易协定问题。由于蒋介石力图通过互不侵犯条约来约束苏联同**的关系，阻止苏联插手外蒙古和新疆的事务，而苏联始终怀疑南京政府极力对日妥协意在鼓励日本北进，只是拿对苏交涉作为压迫日本让步的一种筹码，因此双方一直末就互不浸犯等谈判达成谅解。想不到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尚未得出结果、孔样熙竟然又提出军事互助条约问题来，这自然让鲍大使感到惊异。
当晚，孔祥熙再度不打招呼径直来到苏联大使馆，告知鲍格莫洛夫说，明晚蒋介石希望能够在孔的宅邸与大使单独会晤。
这次会晤十分秘密，除了蒋、鲍外，只有孔祥熙一人在场兼作翻译。
鲍大使首先向蒋说明了苏联政府的立场，表示愿意根本改善两国关系，但仍主张通过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浸犯条约来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回答：“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定将改善中苏关系，因为如果两国都受到威胁，那威胁来源是共同的。缔结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是必要的，但问题是，这些条约都只是表面性的，希望中苏之间能够有一个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
鲍问：“您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协定？”
蒋答：“我国与苏联之间应该有一个非表面性的协定。实际上我们希望在下列两个问题上得到苏联政府的回答：第一，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同中国签订一个多少能保证远东和平的协定。我要强调的是，我在这里不是以中国政府代表的身份，而是以中**队总司令的身份来提出这一协定的。第二，如果苏联政府给予肯定的回答，那么我想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个协定有什么样的想法。”
鲍格莫洛夫很清楚蒋介石以中**队总司令的身份暗示的这个“非表面性”的协定是什么，但他很怀疑仍在对日妥协的蒋介石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因此，她没有回答蒋介石的话，反而问道：“是否有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和缔结反苏军事同盟的事情？”
蒋介石答道：“日本政府并没有正式提出这些要求，只是非正式地提出了第一个要求，至于第二个要求，问题是笼统提出的没有指明苏联。只是要求结成反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同盟。”
鲍强调：“您能够了解，我所感兴趣的不是泛指的布尔什维克，而是苏联。”
孔祥熙插话：“应该认为，从日本的观点看，这样提出问题是包括苏联在内的。”
鲍大使接着问：“那么，如果日本政府一味要求中国政府缔结反苏军事同盟，中国政府将持什么立场？”
蒋介石毫不犹豫地表示：“中国政府绝不会同意这样的建议！”
由蒋介石亲自出面来向苏联提出这样的要求，清楚地显示出长城抗战给了蒋介石强烈的刺激，南京政府的对苏政策因此有了重要的变动，它异常迫切地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
蒋介石此举引起了莫斯科的重视。苏联政府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对各方面的情报作了反复研究，尔后作出了比较积极的反应。苏联外交部向鲍格莫洛夫发出秘密指示，明确答复；“苏联政府不反对（缔结军事互助）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详情待函告。请将上述内容告诉蒋介石。”
12月19日，蒋介石在孔祥熙陪同下与鲍格莫洛夫共进早餐时得知上述消息，十分高兴，当即表示了对苏联政府的感谢。并且急切地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得知苏联政府对于这一谈判购详细复文？”
在谈话当中，蒋介石似乎是顺便问起鲍格莫洛夫近日与国民党中委陈立夫以及南京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见面的情况。他特别问道：“邓文仪是否向你讲起了希望会见加伦将军（即现在苏联远东方面军的司令员布柳赫尔元帅）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协助安排这一会晤。”
蒋介石会见鲍格莫洛夫两天之后，邓文仪便受命赶回了莫斯科。邓文仪原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几个月前任驻苏武官、他是3月上旬回国述职的。他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发言摘要。蒋介石在这份摘要里读出了这样的新消息：**愿意同国内各个党派团体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结成统一战线。蒋介石虽然对“反蒋”之类的字眼感到气愤，但他分明发现，**也要改变政策了。
邓文仪赶回莫斯科前，蒋介石在官邸召见了邓文仪。蒋单刀直人地说：“你马上再回莫斯科，去见王明，问一问政治解决他们的可能性。”
邓文仪告辞时，又被蒋介石叫住了。邓文仪垂手而立，等待训示。蒋介石背着手踱了一会儿，沉吟般地说：“日本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现在要抗日，非首先集中80个师不可、否则必受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如今，这80个师却被红军牵制住了。你去告诉王明，国共军队停战之日，即为中国与日本宣战之时。合作的前提是统一指挥。如他们能取得苏联的援助，一切都好说。”
邓文仪刚走几天，蒋介石又特派国民党中执委常委、组织部长陈立夫和中执委委员、蒋的亲信张冲一起秘密出使苏联。陈立夫化名“李融清”，张冲化名“江帆南”，以驻德大使程天放随员身份为掩护，秘密登上一艘德国邮船，计划先到法国马赛，然后乘火车抵达德国首都柏林，在这里住下，伺机再往莫斯科，商讨军事同盟问题。
此时的蒋介石对可能同苏联建立军事互助同盟的前景其实是又喜又忧。喜的是他竟然能够说动苏联与之联手对日，忧的是中苏结盟苏联会不会继续暗中支持**。因此，他刚一得到苏联同意讨论军事互助条约的消息，第一个反应就是提醒苏方，苏联政府必须遵守当年在《孙文越飞宣言》中所承诺的内容，不能支持中国**及中国的苏维埃运动。
**毕竟是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他从清共、讨共到剿共。他中落骂名也不肯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就是为了彻底清除这个“心腹之患”吗？怎奈“数年剿共，末竟全功”！如今被迫联苏抗日，并不等于他准备把**问题搁置一边。恰恰相反，自决定联苏之日起，他就在寻找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途径。除了要求苏联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支持中国**以外，他这时已经明确提出了“政治解决共党问题”的设想，希望通过政治的方法，佼中国**彻底放弃武装对抗的政策，服从南京政府。
蒋介石听了鲍格莫洛夫一再表示“苏联拥护中国的政治团结”。“欢迎中国得到统一”后，他对苏联支持他政治解决**问题有了更多的幻想。当鲍大使告诉他不久即可收到莫斯科有关谈判的具体指令之后，他当即表示“准备同意**合法化”。并且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命令陈立夫迅速准备秘密绕道欧洲。一面就近指导邓文仪与王明谈判，一面准备在邓、王谈判取得接近之后，立即开始与苏联政府接洽讨论军事互助条约问题。在蒋介石看来，苏联政府同意与南京政府商谈军事同盟间题，自然是建立在它承认南京政府是全图统一政府的基础上的；既然苏联赞同由南京来实现中国的统一，那么它出面说服**服从南京政府的统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问题应当可以在莫斯科迎刃而解。
不过蒋介石还是多留了一个心眼儿。他这时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由邓文仪首先在莫斯科与**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谈判，在达到预期目标后，第二步再由陈立夫出面与苏联政府秘密商洽军事互助问题。后者须视前者的结果为转移。
再说驻苏武官邓文仪重新返回莫斯科，末及洗去征尘，即俯案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他们转达王明，要求会面。
国共双方反目成仇已近十年，邓文仪采取这种“自由恋爱”的方式求见王明，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邓不肯放弃努力，随即找到了胡秋原，请胡代为说项。胡秋原是十九路军设在香港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这个组织也在倡导抗日联蒋，与**的主张相符，同时，十九路军的将领原来都是蒋介石的部下，因此，胡秋原也就具有了当“红娘”的资格。王明同意与邓文仪见面，但决定先由潘汉年出面谈。谈话时间定在晚上，地点是胡秋原家里。
当年轻潇洒的**代表潘汉年出现在胡秋原的寓所，邓文仪早在那里等候了。略一寒暄，潘汉年单刀直入：“我受王明同志委托来谈国共联合抗日救国问题，请问先生是私人资格或正式代表南京当局？”
邓文仪也不兜圈子，如实答道：“我这次来莫斯科，是受蒋先生之嘱，来找王明先生讨论彼此联合抗日问题。我们曾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的关系，用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又想到江西直接去找红军谈判，但怕事先毫无联系。进不去，只好作罢。王明先生的演讲和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蒋先生已经读过。可以说，联合中国**的事情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当然还要请示。”
潘汉年问：“在全国同胞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贵党和南京政府有什么明确的表示？”
邓文仪说：“蒋先生已在高级干部会上提出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得到一致拥护，联合抗日的原则已经定了下来。如今，国内只有我们和你们两个力量，如像十年前那样的合作，肯定有办法。蒋先生说，双方停战之日，便是对日宣战之时。所以，早日谈妥就能早日抗日。”
“合作条件如何？”
“统一指挥。努力取得苏联的援助。”
潘汉年眸子里的亮光暗了下去。统一指挥，虽无主语，但绝对不是**指挥国民党。**如今仍提“抗日反蒋”的口号，无论如何也不会立即承认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权威。
邓文仪与王明进行了四次晤谈。邓文仪的态度很积极，他除了代表蒋介石提出在中国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条件以外，突出强调了国共两党合作和联苏抗日的愿望。王明表示反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统一方式，坚持双方平等合作共同组织国防政府的主张，不过仍旧表示愿意进一步谈判。他同时提出，由于**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均在国内，因此，两党谈判应当也只能在国内进行。对此，邓文仪当即表示赞成。
邓文仪明确告诉王明，他已经收到蒋介石的来电，同意他和**代表一同返回南京进行谈判。根据双方当天商定的办法，决定**代表团以潘汉年为代表，由邓文仪随同，从莫斯科动身前往海参崴，然后乘船经上海去南京进行谈判。
但出人意料的是，就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邓文仪突然求见王明。说蒋介石来电要他取消同**代表团去南京谈判的计划，马上改去柏林见“李融清”，准备参加李融清所进行的谈判。据邓文仪声称，李融清不仅负责与苏联的谈判，而且还要直接参加与莫斯科的**代表的谈判。而蒋介石也明确要求必须首先在莫斯科与**代表达成协议，再拿着协议到国内苏区去签字。
邓文仪没有告诉王明究竟谁是这个神秘的“李融清”。不过、事实上他也没有能够在柏林见到这个“李融清”，更不要说去参加由这个“李融清”在柏林主持的对苏谈判了。邓文仪当时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就急匆匆赶往德国柏林。“等候会见我国派赴欧洲的高级代表，会商重要外交问题”，可是一连几天也未见到这位高级代表。在柏林会同南京驻欧洲各国武官开了五天会之后，他才又接通知说他可以前往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会见这位代表，“但在布达佩斯住了三天之后，仍未得到消息，第四天我在一家书画店买画，刚巧遇上陈立夫先生也在那里买画”。
陈立夫说，蒋介石这时也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说，赴苏时机尚未成熟，让他离开柏林到欧洲其他国家去走走。于是，他带上张冲，两个人开始了颇为惺意的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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