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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在美国的授意下，向国会提出了“承认菲政府、仿照签署与之相同的中美贸易协定和知识产权协定”的提案，以同意对德断交案来换取段祺瑞对这个提案的支持，却遭到段祺瑞及其日本主子的强烈反对而做罢，仅发了一封“承认贵政府”的简单的电报了事，然后双方就又投入到了相互争斗之中。
国会以多数票通过与德国绝交案后，段祺瑞又开始积极推行对德宣战政策，但不久便遭到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通电反对。孙中山等电告参众两院，反对加入协约国；国会议员马君武等3人通电各省，反对对德绝交、宣战；社会名流康有为等也通电反对。
协约国开始时承认中国参战的权利，但中国加入协约国后不久，中国提出的要求全成画饼：各国除同意中国停付对德、奥的庚子赔款外，其它要求均遭到否决，国会对段内阁逐渐失去信任，对德宣战案难以在国会通过。段祺瑞一意孤行，他把各省督军召到北京来开会，会议议定，同意对德宣战。此次会议被称为“督军团”。段决定用督军团来压迫反对对德宣战者。
1917年5月1日，段用督军团冲击国务会议。
5月10日，众议院开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时，数千名自称“公民团”的由陆军部次长傅良佐根据段祺瑞的意见花钱雇来的流氓、乞丐和无业游民组成的光怪陆离的队伍将众议院层层包围，他们要求当日通过参战案，否则不许议员出院。有的议员因不肯接受他们的“传单”，当场被打，田桐、邹鲁等十余人被打伤。议长打电话给总统府和国务院求救，黎元洪听了，气愤地说：“应该由内阁负责。”
段祺瑞不得不于晚7时半乘汽车来到议场，“公民”立即闪开通道，并向段摇旗欢呼，掌声雷动。议员们纷纷愤怒质问段祺瑞，并把段留在院内，以为自卫之计。于是形成“公民”围困议员于院内，而议员则围困总理于休息室的政坛奇观。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章太炎均致电黎元洪，要求严惩暴徒。阁员伍廷芳、谷钟秀、张耀曾、程璧光等在阁议席上提议内阁全体辞职，段祺瑞置若罔闻。于是，阁员自行辞职。冯国璋对“公民团”包围国会事件不满，斥其为法律外之的行动，这是北洋派内冯氏直系军阀第一次与段氏皖系军阀不合作的表现。冯国璋和西南各省把督军团内的代表撤回。5月21日，黎元洪通电各省罢免段祺瑞，中国府院之争也越演越烈。
接着，张勋的辫子军在6月中旬进京，和康有为又演出了一场复辟闹剧。段祺瑞因驱逐张勋有功，以“再造共和”的功臣姿态回到了北京，黎元洪下野，冯国璋带领1师兵力任代理大总统，直皖军阀为争夺权力又开始斗法。
段祺瑞在财政总长梁启超的协助下，国务院顺利地通过了对德宣战。所谓对德宣战，并不是要真的出兵参战，而是以参战为名向日本借款。用大借外债充作军饷，扩充实力，实行武装统一。段祺瑞采取不以民主选举而由地方当局指定临时参议院议员的手段取消了国会，造成一个由他个人控制的临时立法机关。
《美、菲华盛顿协定》签署的消息也传到了在上海的孙中山那里，他对张自强的菲律宾中华革命军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尤其疑惑的是：对方也称“中华革命军”，却与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很想弄清菲律宾中华革命军的底细，孙中山1898年在日本结识了菲律宾的革命宣传家彭西，可惜现在却没有了联系。
孙中山直觉地认为他们应该是菲律宾的华侨。但是他询问了在自己部下的菲律宾籍华侨之后，却又失望了：没有人知道张自强这个人！因此他与宋庆龄商量后，决定要去菲律宾看看，也去认识一下这个打败美国海军的中国人。但是，国内剧烈动荡的政局却让他们没有成行。
孙中山一直在密切注视着北京“府院之争”的演变和督军团祸乱以及张勋复辟的表演。经过深思熟虑，他意识到了建立护法政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随着国会第二次被解散，中华民国已经名存实亡。奸贼当权，国家遭殃。他在上海偕同唐绍仪、岑春煊、海军总长程璧光等召开重要会议，决定率领海军南下广州，建立护法政府，开始了护法运动。
中华革命党讨袁军事斗争结束后，已停止在华侨中筹款，孙中山决定南下护法时在经济上已经极为困难。为了进行护法斗争，孙中山于1917年6月19日以总理名义通告中华革命党海外各支分部，就地恢复筹助军饷等工作。孙中山以个人名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及上海德国犹太人、富商哈同借款140万元，解决南下广州护法的燃眉之急。
7月6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率海琛、应瑞舰离沪赴粤，章太炎、朱执信、陈炯明等同行。他们于10日抵汕头，13日，孙中山派章太炎先到广州接洽。17日，孙中山等到达虎门，改乘江固舰抵黄埔，广东督军陈炳筼、省长朱庆澜等前往江边迎接，随同迎接他的，还有一位长得高大英俊的年轻人——南宫平！
第十五节 华侨
张自强他们经过近两个多月的紧张忙碌，各项工作已经逐渐开始走上正轨。
从美国用黄金订购的大批钢铁、铜、铝等金属的冶炼设备已经运到，在李明率领的技术部人员的指导下，正紧张地按照改进后的要求安装和调试；用于建造一个3万吨级船坞、一个2万吨造船厂和一个5000吨造船厂的设备也开始在吕宋岛的马尼拉港、达古潘港和莱特岛的奥尔莫克（Ormoc）港开始安装；订购的精馏塔、反应釜、实验仪器等通用化工设备也开始陆续到货；发电设备和电器、电缆的生产设备也已经与美国的有关公司签定了合同；招募的10000名陆军士兵已经进入紧张的训练之中；12000名海军士兵的招募工作也接近了尾声；各地的政府和警察机构也开始正常运转；因为形势的需要，15000名武装警察和治安警察的招募、培训工作也开始进行。武装警察将成为准军事部队，协助治安警察负责各地的治安。
美国政府对菲方的表现很满意：仅仅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对方的进口额就已经达到了4000万美圆。看来今年突破6000万的底线是没有问题了。在美国，没有人哪个傻瓜会拒绝发财的机会。
但是，他们却对武器制造设备和炸药制造设备的出口进行了限制。虽然这些东西他们曾经出口到了许多的国家，但是他们却不愿意看到曾经战胜了自己的菲律宾拥有更强大的武力。而进口通用机床的要求却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这让李明他们感到非常可笑：只要有机床，他们什么样的武器制造设备造不出来呢？其实这是美国人不相信革命军的技术能力才卖给他们的。
1917年5月24日，张自强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来自新加坡的华侨陈敬贤先生。
这段时间，他接待了许多来自爪哇、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侨，有参加建设的、商谈投资的、询问政策的等等。他被华侨们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感动着。以前他只是在有些文章中看到介绍华侨的贡献，但是在刘思扬给他介绍的书籍里，他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民国的建立爱国华侨贡献巨大，可以说，民国是在爱国华侨们的无私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后来，陆续有从国内被孙中山遣散的中华革命军的部分人员来到了菲律宾，他才亲身体验到这句话的含义：华侨贡献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为祖国强盛而捐躯的热血。这些人都被孙嘉诚收留，并委以重任。
孙中山在国会恢复后对全党宣示今后方针：“约法既复，黎总统为依法继承之人，故相劝罢兵，示仗义者非为权利而动，至今后对于政府、国民监督指导，则其责任有不容逶避者。”
当时，中华革命军分布在山东、福建、广东、四川等省，有一定的实力。中华革命军将领和一些志愿从事反袁的华侨对孙中山立即结束军事行动并解散革命军队持有异议。但孙中山力排众议，一再发出立即收束的命令，对少数抵触情绪较大的中华革命军将领，孙中山甚至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几个月内，革命军即全部被谴散。中山先生为了国家不再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不惜自断臂膀的高尚情操和宽广胸怀也是他之所以受到全中国民众真心爱戴的重要原因，张自强他们也被此事深深地感动和震撼：在那“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时代能做出如此壮举的，中国也只中山先生一人耳！
张自强他们决定从国内招募大批中国人帮助他们建设这里，稳定这里的局面、淡化这里的民族矛盾，争取在短时间内让中华文化成为菲律宾的主流文化，最后达到同化和融合各民族的目标。中国5000年的文明可以把契丹人、蒙古人、满族人同化掉，自己就没有理由不在菲律宾成功。
他们认为：这与殖民主义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同等看待各民族、与各民族共同发展是实现这种融合的关键。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最后一定会成功的。那已经是历史已经证明的了。
后来回国的南宫平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国内加大宣传力度，争取将国内涌向日本和美国的留学生引到这里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开始筹备建立中华陆军学院、中华海军学院、中华科技大学和中华人文大学。他们向国内和美国、英国、法国的著名华人学者发出大量的邀请函，并许诺了优厚的条件。
一年后，随着他们在科技领域的声望不断在世界提高，1000余名留学各国的学者开始流向菲律宾，而来到这里求学和寻求救国道路的国内热血青年已经突破了8000人。
张自强热情地向陈敬贤先生介绍了政府的自由贸易政策和民族平等政策。经过无数次的重复，他的这套“解说词”都可以倒背如流了。
陈敬贤听完他的介绍，点头表示赞赏。
然后他又问：“张总理，作为一个中国人，您没有其他的打算或者说志向吗？您对国内的形势和前途又怎么看呢？”
“又来了！”张自强心里说，这些华侨几乎都会问他这个问题。
“理想当然是有的。但是，当你的实力还不能达到实现理想的程度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去做，而不是去想。我们现在忙得已经快没有想的时间喽！当然，我是中国人，没有人会不希望祖国强大起来的。”
张自强接着说道：“国内的形势用军阀割据这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孙文先生的美好愿望在军阀们还没有消灭的情况下是实现不了的。唉，中国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思想观念和教育水平上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强国啊。”
陈敬贤说：“看来你们看得很远，也很准确。我这次代表家兄陈嘉庚来这里，就是家兄打算探讨在菲律宾投资的可能性，并商谈投资华人教育的问题。祖国要强盛需要我们去踏踏实实地做事，您说呢？”
张自强马上追问到：“你是陈嘉庚先生的弟弟？”
对方点头。
“欢迎啊！我对陈嘉庚先生可是仰慕已久啊！”张自强开始兴奋起来。
陈嘉庚先生的名字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是耳熟能详的。他毁家兴学、捐资抗日，兴实业、办教育、勤劳国事，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为中国的教育和抗日救亡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陈嘉庚是福建厦门市集美镇人，1874年生，少时在家乡读私塾，17岁到其父亲在新加坡的“顺安”号米店学商，1892年任经理，1900年底回乡葬母，直至1903年７月返回新加坡。此时的顺安米店，由于陈嘉庚父亲不过问店务，致使经营混乱，陈嘉庚虽着力整顿，仍无法起死回生，遂于1905年宣告破产。
顺安米店倒闭后，陈先生决心重振旗鼓，走上了独立创业的征途。他首先看中了菠萝罐头，其后又重操米业、试种橡胶。短短的7年，他就获利45万元。到1917年，他的事业经过12年的发展已经步入发展的黄金时期。靠“一体化发展策略”，陈嘉庚先生现在拥有资产600多万元（叻币，时值50多万两黄金）；有橡胶种植园8000余英亩、加工厂20多所，经销店60多家，在全球的橡胶市场上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张自强与陈敬贤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谈话：“我们是想在这里建设一个海外基地，为将来祖国的统一和富强出力。虽然华侨的爱国热情很高，但是你们毕竟是寄人篱下，处处都要受制于人。如果没有一个中国人的政权，许多事情恐怕都是想做而不能做啊！我们欢迎你和陈嘉庚先生来这里发展，这里是中国人的政府，不论是投资实业还是投资教育我们都欢迎啊！这里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我个人还希望你们兄弟能到我们的政府来担任职务，我们缺少人才啊！请先生考虑。”
陈敬贤答应向陈嘉庚转达意见，并提出要到菲律宾各地看看。张自强马上叫来段雨生，陪同陈敬贤到各地参观。
段雨生这段时间简直是忙得焦头烂额：各地来的华侨需要他接待，招募士兵需要他协调。孙嘉诚近乎苛刻的特种兵级的条件也让他头疼，淘汰率已经超过了6成。菲律宾在1917年还是个贫穷的地方，大批的无业人员和生活困难的家庭只要有年轻的劳动力都希望来军队混口饭吃。好在淘汰下来的人还有武警部队和大批的工厂接着，段雨生也算没有白忙。
而陈雨的要求则相对简单一点：毕竟菲律宾是个岛国，招募水手很容易。不过，就是华人不多，大部分都是他加禄族人和米沙延族人。他们矮小的身材让陈雨很不满意，却也无可奈何。
段雨生在终于闲下来的时候马上就把接待华侨的任务转交给了张自强，理由也非常充足：第一：张自强每天在政府办公室坐着，肯定很寂寞，所以找人陪他聊天解闷也算是关心他；第二：他要去寻找一位非常重要的天才人物，需要时间。无奈之下，张自强只好同意。
段雨生马上根据自己记忆中的只言片语，经过多方打听，辗转来到了奎松省的地亚望镇寻找一位叫叶启亨的华侨，可惜接连问了镇里的几个人，都说不知道有这个人。最后，他还是在一位热心的神甫的帮助下，在教堂的洗礼簿上终于找到了这个名字。可让他啼笑皆非的是这个人的年龄：3岁！
这件事几乎成了大家的笑柄：段雨生寻找的是共和国的大将——叶飞。他只记得叶飞是在菲律宾出生，叫叶启亨，就在连年龄问题都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找上了人家的家门。当然，实际上他也真是不知道这些的。
叶飞的父亲叶荪卫，福建省南安市金淘乡人。1900年只身下南洋谋生。叶飞的母亲麦尔卡托，是具有西班牙血统的菲律宾人，他1914年生于菲律宾奎松省地亚望镇，中国名字叫叶启亨，菲律宾名字叫西思托·；麦尔卡托·；迪翁戈。叶飞5岁时（1919年），随父亲回到福建省南安县金淘老家。
后来，在段雨生的帮助下，叶荪卫先生进入了马尼拉造船厂，他从此没有离开过菲律宾。
叶飞在1930年进入中华共和国国防大学，1934年参加中日东北战争，1936年获少将军衔。人才就是人才，只要有机会，他还是会出类拔萃。
刘思扬在出色完成了谈判任务以后没有离开美国，而是带着吉米继续他的下一个任务：联系华侨、网罗人才。
1917年5月20日，他来到了中国驻美国公使馆，礼节性地拜访了中国驻美国公使顾维钧。但是刘思扬此次的重点却是这座公使馆里的另一个人——容揆。其实他这样做的原因也很简单：现在的顾维钧毕竟代表着段祺瑞政府的利益，象这种“鸡鸣狗盗”、挖人墙角的事情，还是不让这位公使知道的好。
容揆是清政府的第一批留美学生，他的叔叔就是大名鼎鼎的容闳。容揆于1884年毕业于耶鲁的雪菲尔德理工学院。他剪辫子，入基督教，在被遣返中国的途中逃逸，和美国女孩谈恋爱，是个真正的“叛逆者”。
容揆热情地接待了刘思扬，他详细询问了革命军的各方面情况，对刘思扬他们取得的胜利表示祝贺，对革命军实行的民族平等政策也非常感兴趣。已经56岁的容揆思维敏捷，非常健谈，让刘思扬十分钦佩。当刘思扬听说现在在读的中国留美学生有1170人时，他真的惊呆了（是馋出口水了！）。
他高度赞扬了容揆的叛逆精神：“容先生的叛逆精神正是我们中国人所欠缺的东西。一个民族要发展、要强盛、要进步，就必须不断地超越前人、突破前人设置的种种不合潮流的障碍。满清政权正是因为抱着自己的所谓祖制不放，自己不愿意改变也不许别人改变，所以才会自取灭亡。日本也正是因为有了明治维新，抛弃了前人不合时宜的陈规陋习，才会成为今天的强国。现在的中国人骨子里抱着皇帝大腿不放、抱着陈规陋习不放的还大有人在，不论是在政治领域、科学技术领域还是在头脑里，中国人因循守旧的观念非常地顽固。缺乏叛逆精神、缺乏创新精神的民族如何进步？这是中国之所以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啊！”
容揆大为惊讶：“刘先生年纪轻轻竞有如此见识，老夫惭愧！老夫从未做如此深入之想，精辟，精辟！先生之前途不可限量，我中华大有希望啊！”
容揆当即邀请刘思扬到自己的家中做客，希望能为他引见几位朋友。刘欣然从命。
第二天，容揆的夫人梅热情地接待了刘思扬，对他提出的“想听两个人轰动一时的爱情故事”的要求，梅女士略带羞涩地满足了他。看到一位50岁的美国女人还这么害羞，刘思扬觉得非常有趣，他们长达11年的马拉松式的恋爱故事也让他深受感动。
容揆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跟随着梅的讲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直到外面的门铃响了起来，他才带着有些不舍的神态走去开门。
进来的是三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和一位神情略带憔悴的老人。
容揆首先介绍了刘思扬，然后又一一介绍道：“这是与我的同年来到美国的BOY（留美幼童间的称呼）李恩富，在报社工作，当年我叔叔就说他非常有语言天赋；这位是竺可桢，27岁，在哈佛大学读气象学；这位是胡适之，26岁，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这位是赵元任，25岁，在哈佛大学读哲学。他们都是中国人的骄傲，非常出色！”
刘思扬很快就跟三个“同龄人”熟悉起来。他们从天上谈到地下，从科技谈到战争，从历史谈到语言。他利用自己超前的知识很快让三个人折服了，就连李恩富也感到很惊讶。可是他非常有自知之明：绝对不跟他们谈更深入的专业的东西！虽然他有超前的知识，但是他在专业领域还是远远不如人家的。他与赵元任、胡适之对实行白话文的问题非常志同道合（他费了那么多劲，还是不习惯用文言文说话）。
临别的时候，他邀请四位到菲律宾考察，也欢迎他们到那里工作（这才是真的）。
后来，李恩富因为组织美国华工反对排华失败，跟随刘思扬来到了菲律宾，担任《中华革命先驱报》总编。竺可桢1918年接受邀请来到菲律宾担任气象局局长。赵元任与竺可桢同时抵达，担任文化教育局局长，在全菲律宾推广白话文和国语教育（张自强他们把国语和英语列为菲律宾学校的官方语言）。胡适1918年回国， 任北京大学教授，并与赵元任经常联系，在国内与菲律宾几乎同时开始推广白话文和国语教育。
在以后的三年里，因为菲律宾在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美国先后有700多名中国留学生来到这里工作。苏鹏博士建立的菲律宾科学院就是依靠这些留学生支撑起来的。
竺可桢，1890年生，浙江人。1910年，考取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到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毕业后，即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潜心研读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气象学。1913年，转入哈佛大学学习气象学。1918年获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气象学、地理学家。
赵元任，江苏常州市人。1892 年 11 月 3 日生于天津，1910 年考取清华学校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5 年 转 入 哈 佛 大学， 1918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长期致力于推行国语（普通话）的工作。语言学家。
胡适（1891一1962），原名胡洪［马辛］，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学者。1910年留学 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杜威，深受其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物。
第十六节 科技
苏鹏和李明除了开会和指导安装美国进口的设备以外，几乎没有离开过巴布延岛的基地一步。094艇上大量的技术人员也几乎被他们俩搜罗一空，现在都变成了他们最得力的技术骨干。
周威因为在洞库施工中的突出表现，现在已经是这里负责火药制造的带头人了。他目前接受的任务是：研究和制造黄色炸药、TNT安全炸药、发射药（无烟火药）的生产工艺。
在这个年代，诺贝尔发明的黄色炸药和雷酸汞雷管已经得到普遍的应用，而TNT炸药（三硝基甲苯）也已经开始出现了。
周威顺着诺贝尔的“老路”，开始了他的“发明”：
第一步：将甘油慢慢加到浓硝酸与浓硫酸的混酸溶液中，充分反应后将全部物料倒入水中，分离出底部的油状物，再用水洗去残留的酸，就制得了一种无色油状液体——硝化甘油，它具有猛烈的爆炸性能，由于它受到震动就会发生爆炸，故不易控制，无法应用。
这些工作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首先是两大酸，经过近一个月的等待，从美国进口的成套生产硫酸的设备才到，接着又请了几个094艇上搞化学的（也只是理论上的）“半吊子”专家用了半个月时间安装、调试、生产，总算等来了他盼望已久的东西。内格罗斯岛就有硫黄矿，原料充足。
硝酸的生产麻烦了一点儿：首先在实验室里电解纯水生产出氢气和氧气，然后用氢和氮气在600℃200大气压下合成了氨，再按实验条件进行中试（中型试验，化工生产前的必须环节），然后完成工业化设计，建立了一套年产1000吨氨的小型生产装置，用氨氧化法可生产3000吨硝酸，利用这些硝酸可以制造出3500吨烈性炸药TNT。
甘油倒没有发愁，这种东西哪里都有，为了节约时间，他们暂时放弃了建设甘油加工厂的计划，而是进口了一部分。
第二步：将硅藻土与硝化甘油按1：3混和，就得到了被称为黄色炸药的安全炸药。然后他使用含氮低的火棉（硝化纤维）与硝化甘油混合，经过几次实验就制出了胶质炸药。这种新型胶质炸药不仅有高度的爆炸力，而且更加安全，既可以在热辊子间碾压，也可以在热气下压制成条绳状。
第三步：混合无烟火药顺利研制成功。
这些东西都是他们那时侯的中学化学课本上就有的，在大家的共同回忆下，很快就完善起来。
周威不禁想起了一句话：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成功的！只有经历过其中的困难，才能体会到其中的辛酸。他想起了看过的架空小说中的人在古代制造炸药成功的故事，也只能送给他们一句：瞎编！
任何的发明都是一个时代几乎所有技术的共同作用力的结果：制造硫酸和硝酸需要的机械设备、各种防腐蚀材料、动力设备、实验用的橡胶和玻璃仪器等都是古代所没有的。如果这些东西不能从美国进口，他也就只有拿着诺贝尔的配方站在那里发傻的份，也许给他十年时间，他也没有办法造出那些需要使用各种金属和化学品的设备来！
周威的TNT炸药（三硝基甲苯）研制因为缺乏有机化工的知识而陷入了困境。一直到半年后，化学家任鸿隽被刘思扬说服，从美国来到这里，才帮助他解决了原料提纯和工业化设备制造的难题。专家就是专家，仅靠书本上的一点儿理论知识，看来还是远远不够的！
好在已经有黄色炸药、胶质炸药和无烟火药供应他们的军火生产，他并没有耽误大事。
周威后来在化学家任鸿隽的帮助下，按照自己记忆中的知识又制造出粉状硝铵炸药。
这是一种适用于无瓦斯、无矿尘爆炸危险场合的新型粉状硝铵炸药。其特点是采用轻质多孔膨松硝铵 作为氧化剂。由于这种硝酸铵孔隙特别多，甚至可以渗入到金属内部，所以表面积大、易粉碎、易混匀。将此硝酸铵经简单破碎就可以获得高细的粒度，再辅以优选的、易铺展的高热值油相材料及少量其它添加剂，就得到了高起爆感度、高爆速、高威力的炸药。
它的低成本性能使之很快得到推广，应用于世界各地的民用工程上，使周威成为“世界级炸药专家”，这种产品也成了革命军的摇钱树。当然，他没有忘记加上任鸿隽的名字，也没有忘记在世界各国申请专利。
任鸿隽，化学家，字叔永。1886年12月生，四川垫江人。1908年任鸿隽经友人资助，东渡日本。先考入日本同文中学，主攻日语，获得毕业文凭。翌年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获官费学习机会。1909年任鸿隽在东京参加中国革命同盟会，积极组织盟友参加反清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立即弃学回国，投身革命。12月底随孙中山一行由上海到南京。1912年1月中华临时政府成立，任鸿隽任总统府秘书处秘书。年底与杨杏佛等人去美国公费留学。1913年任鸿隽考进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理学院，主修化学和物理学专业。1914年夏任鸿隽与同学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等联合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集资创办《科学》杂志。1915年，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他被推举为董事长和中国科学社社长。中国科学社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科学》杂志也于1915年公开出版，它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1916年任鸿隽于康奈尔大学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工程专业。1918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来到菲律宾中华研究院，创建“任鸿隽化学实验室”，《科学》杂志社总部在1919年初得到革命军每年500万美圆的政府资助，从美国转移到菲律宾。随着杂志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科学》杂志成为聚集世界华人科学家的“吸铁石”。
在他的影响下，植物化学家赵承嘏、药物化学家和药理学家陈克恢等大批华人科学家来到这里。
赵承嘏，江苏省江阴县人。1885年12月11日生。原是清末秀才，后留学英国。1910年在曼彻斯特大学毕业并取得化学硕士学位。1914年在瑞士日内瓦大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2年。1916年去法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曾在罗克药厂研究部任技术员，后任主任。1918年从法国来到菲律宾。
陈克恢，江苏省江浦县人。1898年生，1988年卒于美国。1910年从南洋公学考取清华学堂。1915年转入威斯康辛大学药学院，1917年获药学学士学位。因成绩优异，被选为Phi Bet Kpp荣誉学会会员。后来在任鸿隽、赵元任的劝说和刘思扬的盛情邀请下，离开美国来到菲律宾，担任中华科技大学化学学院院长。
政府为这些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准备了一流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他们的个人收入与在美国的研究机构里工作相当，是政府工作人员的2倍。赵承嘏、陈克恢建立了后来享誉全球的“中华药物研究所”，1919年，陈克恢主持研究的左旋麻黄碱成功，这是中药科学化的第一步；同年，世界上第一只临床应用的青霉素在这里诞生，为中国制造了一只“会生金蛋的金鸡”（李清语）。
苏鹏的任务是经过大家认真研究后为他确定的：制造电子管和晶体管！
费森登在1906年12月24日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验性的无线电广播，而正规的定时广播是从1920年开始的，他们非常清楚这是一个高利润的市场，音响设备、收音机也很快会风靡世界。他们决定抢在美国人前面垄断这个市场。
他们从美国市场上买来刚刚上市的像个大灯泡一样的205球型真空管，看着已经被拆成零件的底座、灯丝、金属丝栅极，再看看5美圆的天价，他们仿佛看到了大把的金钱：如此简单的结构、如此低廉的成本，靠的无非就是技术了。技术则是他们最不缺少的东西，苏鹏决定：阻止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诞生，把它挪到菲律宾和中国来！
万事开头难。他们在刘思扬的帮助下，利用在美国留学的华侨的关系，从那里弄来了一台真空泵，以正常贸易的名义，进口了小型玻璃熔炼炉和金属拉丝机。利用酸洗工艺制造电路板的工厂也建立起来：把铜镀到电木板上，根据电路图用石蜡覆盖住需要留下的地方，然后用浓硫酸浸泡板子，没有覆盖石蜡的铜溶解到酸液中。去掉板子上的石蜡，一块电路板就造好了。好在电木的价格便宜，他们决定暂时从美国进口。
在仔细研究过这些工业设备之后，1917年11月，新式的电玻璃熔炼炉开始在马尼拉安装投产，生产出当时最高透明度和硬度的玻璃，玻璃钢制品也开始生产出来；改进后的金属拉丝机不论从产量还是产品质量上在当时都首屈一指；真空泵在经过李明重新改进后，抽真空度也有了显著提高；他们还研制出用于灯丝的氧化涂料。
这些措施，保证了他们在1918年正式投产上市的“中华牌”二极管、三极管和多极管等真空管系列产品的寿命达到了创记录的7年。而他们在电子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让大批的各国专家和学生纷纷来到菲律宾中华研究院工作和学习，使他们在这个领域内始终保持着遥遥领先的地位。他们在3年的时间里，终于确立了在电子领域的霸主地位，也聚敛了大批财富。
1919年，电子管在菲律宾中华研究院诞生。
1926年，菲律宾中华研究院苏鹏实验室拉制出硅单晶，同年“发明”了半导体点接触式晶体管，开创了人类的硅文明时代。苏鹏小组因此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第一个中国人获得物理学国际大奖。
1927年，菲律宾中华研究院苏鹏实验室通过还原氧化锗，拉出了锗单晶，开始开发锗晶体管，当年相继研制出锗点接触二极管和三极管（晶体管）。
1930年，菲律宾中华研究院苏鹏实验室拉制出砷化镓单晶（Gs），为研究制备其他化合物半导体打下了基础。
1933年，他们研究制成硅外延工艺，并开始研究照相制版和光刻工艺。
1940年，总部已经搬迁到北京、并更名为“中国科学院苏鹏实验室”的菲律宾中华研究院苏鹏实验室，研制发明了半导体集成电路（IC）。之后，发展极为迅猛，从SSI（小规模集成电路）起步，经过MSI（中规模集成电路），到1943年发展到LSI（大规模集成电路）。
1941年6月，中国科学院苏鹏实验室研制成功世界首台1000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
许多的发明由于担心过多地改变历史，被苏鹏实验室作为技术储备雪藏在巴布延岛基地，并没有马上投入到市场之中：毕竟，最新的发明首先会被用在军事上。如果他们只为赚钱而不顾后果，可以想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正式的文件记载：他们用了24年的时间登上了世界半导体工业和电子工业的顶峰。而实际上，早在1929年，他们就已经在巴布延岛基地完成了LSI（大规模集成电路）光刻工艺的工业化设计。但是，为了避免“惊世骇俗”，还有李清的“榨光每一种新产品的最后一分钱”计划，他们仅在其他国家在实验室完成下一个产品实验的时候，才把这些与他们同类的“新”产品投放到市场上。
李清的这个“损招”在南宫平的经济情报网支持下得以顺利完成，让各国从事此项研究的实验室几乎全部倒闭。一位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专家在后来曾经悲愤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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