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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献帝新传》
读者意见的一点回复
回复度c朋友：海上贸易恐怕是一定会开通的，关于技术上的问题，我和你解释过了，克隆哥德堡号和书中的情况不一样。实际上大汉的船进行修改以后，航行到斯里兰卡是没有问题的，这样说吧，吴国当时已经远航到马六甲地域了。而我所采用的远航本质上是和郑和的航行相似，是一种靠近大陆线的航行，这种航行和哥伦布的脱离海岸线的远航在技术上完全不在一个层面，需要面对的困难要低很多，我采取了沿岸建港，一路补给的方式开通海上贸易，有一点必须承认陆路贸易的成本是远高过海洋贸易的，其利润也低，同样人力的货运量也非常低，如果你熟知哥德堡的整个历史就应该很清楚。
其次，西藏问题，只能说尽力，估计很难，因为没有针对性的兵力和征服的目标，只能鼓励凉、益百姓向西藏扩展。
第三，中亚问题，那里的黄金是主人公需要的，但不一定通过战争，小规模或者一两次远征还可以忍受，长期的扩张到那里是不可能的，本书的宗旨是除去周边领域未来的威胁，而中亚不管多重要，他肯定不会威胁到大汉的发展，领土过大的帝国，毁灭的速度也是惊人的，民族、通信、管理、文化和战争成本等等因素都决定了大汉不可能对中亚动武，能够打到今天中国西境已经算很不错了。
不得不纠正你的认识，打到斯里兰卡不是问题，技术上和经济上都能维持，打到中亚简直是自己找罪受，完全补给不了，这样的战争直接后果就是激化国内矛盾，只要安息愿意和大汉通商，利用压倒性的贸易优势和安息帝国进行商业战争是主人公最喜欢的。
通过稳步经营斯里兰卡这个世界宝石之都，为大汉取得印度洋的控海权，和印度作战也是可以的，毕竟统一的印度都不可怕，何况一个分裂的印度。
可是和安息帝国这样统一的游牧帝国作战，补给这么困难，那简直是一场风暴。
相对的来说，通过印度的海港补给，进行近海岸航行，杀到埃及都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毕竟可以通过印度进行补给。
战争，我也许不太懂，但我懂经济，战争永远是为了经济而存在的，我不可能安排主人公打一场没有经济价值的战争。
至于你说的伊斯兰世界，我昏迷，当时好像没有伊斯兰教吧，有必要害怕吗，再说了中华文明本身的融合性和伊斯兰文明冲突不大，大的是西方的民主文化和伊斯兰之间的冲突。
当然我会控制其它宗教进入中国，包括当时已经出现的佛教，除了本土的道教，中国本土不得出现任何形式的其它宗教信仰，当然允许南蛮等族信奉自己的部落信仰，也就是允许大汉内部少数民族的本身信仰，绝不允许外来宗教的进入，尤其佛教，完全扼杀了百姓的血性，什么事情都只会一个忍字，忍他老母，什么因果循环，一报还一报，什么出世修行阿，完全是毒害中国老百姓。你们看印度人被打成那个尿样，还一天到晚的忍，没出息，***。
回艾伦朋友：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核对是很明显，根据我的推算，南方的人口，包括徐、豫，即刘协占地的人口应该超过两千万，而刘备占地的人口在一千万左右，这个主要取决于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战役都没有爆发，而刘协对南方的治理，确保了南方和北方流民的生存。
回lyy520依韵、丁朵、天意战天、诱惑的吻四位：我已经根据大家的反馈将曹操和戏志才的这出戏更改了，希望大家勉强能够接受。
同时，声明一点，我写不出郭嘉的才能来，而且主人公早期人才使用上偏向老臣的辅佐，初泰三年之后，内政明显偏向荀彧、张昭，军事上偏向使用徐庶和荀攸，并没有给郭嘉太多的机会，因为当时需要的是能镇守一方且事事精细的、管理到位的人才；中期周瑜军事才能的迅速发挥，伊籍外交才能的体现，杨修在情报和推测才能的展现，蒋琬被张昭内定为接任者，诸葛瑾被荀彧内定为接任者，徐庶开始着力培养吕蒙续任自己的位置；即善出谋，又长于行政的陈群和戏志才两人地位更加巩固，使得郭嘉这样一个单纯的谋士的空间被压缩，而刘巴夹在法儒之间的身份，更适合担任律署尚书令，尤其庞统的正式加盟，使得本身出身就不属于四大学府派的郭嘉的展现空间更低，到了胡昭的横空出世，马良接任胡昭身份的确定，整个这段时间，郭嘉都没有获得很大的发挥，应该说这是和主人公用人的偏执和暂时精力集中在内治上的原因造成的，当然如果郭嘉性格勤奋，不仅善于出谋划策，又能管理各种杂务，愿意出任楚王府三院六署各官职，除了陈群的位置，刘协不会让给他之外，连戏志才后期担任的督军院总祭一职都可以轻松获得，但郭嘉天生是一个谋士，不在战场中是显现不出来，为了给郭嘉发挥的机会，主人公会在庞统加入后，将郭嘉以幕僚参事身份再次外派到徐北，这次，郭嘉将和徐庶一起面对诸葛亮、泪授和陈宫三人。
总而言之，客观的说，在楚王府，郭嘉很难有发挥的机会。
我自己对这个书的一些想法
我自己是学经济和电气的，对历史不是那么专，不过经济上我倒很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大家发现主人公开始变态和淫荡了，不要开口大骂，动动脑袋，不要以为我们当了皇帝就不淫荡，没有淫荡是你没有机会而已。
关于都城选择的一点说法
选择在襄阳，大家有意见的说下吧，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襄阳防御态势非常好，左和后有荆山，前有景山、汉水，右边是襄江。宋朝蒙古卡在襄阳那么久，大家应该能够清楚这一点。
经过襄阳治略，襄阳现在已经是南方文化中心，全国四大学府中的襄阳学府和水镜学府都在襄阳，襄阳军院也在襄阳。
由于襄阳银庄和天下富商云集，使得襄阳成为南方甚至是未来大汉的金融中心。
襄阳正处于天下中心，离长安洛阳并不远，中间还有上庸、新野两个后期建设起来的大城，还有宛城和汝南，背后就是水路长江分支，可直通武汉、重庆、金陵，经汝南可通扬州寿春、徐州彭城，有汉中秦岭北拦。
关于本书构架的诠释
首先，这本在写作过程中，我并没有参考哪本已经成名的三国同人，包括很多人说的《商业三国》。
在开局上，我采用的是卢植、皇甫嵩、杨彪的三老开局，他们掌权的时候也是楚王最艰难的立业阶段，三老所做的工作更多的是为楚王大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武将的选择上，除了人气最高的赵云外，常用的太史慈、张颌之类人物并没有纳入，增加了大家很少用的吕布、孙坚两人，其实大家可以发现，虽然赵云、高顺、张辽、黄忠等通用人物也在阵营中，实际上使用较多的是孙坚、文聘和吕布，在此后，徐庶的出现正式宣告本书军事统帅儒将化的特征，在他之后，荀攸、周瑜也开始出现，形成前、右、左三大将军，和皇甫嵩相比，他们就算是第二代将领。
考虑到赵云的人气很高，我个人也非常喜欢，故最初就设计让赵云有个改变期，这个改变期将使赵云慢慢走向一名半帅才半名将的身份，并将全书第一段较为细致的战争描写留给他。
在谋士的选择，虽然郭嘉这个通用人物被收纳，但使用率不高，更多用的是陈群这样严肃勤政的人，然后戏志才、伊籍、庞统、杨修、蒋琬的登场，正式宣告谋士班子健全，这七个人加上文臣首席荀彧组成了主要的谋士团队，而郭嘉的外派，使得谋士戏份集中在了陈群、戏志才两老和庞统、蒋琬两新的矛盾和智略上。
内政上，随着卢植的去世，吹响了荀彧、张昭中青代进入掌权期的号角；军事上，徐庶、周瑜的四处征伐，使得楚地在南方实现统一，并开始呈现南北对决的模式。
到了胡昭的正式登场，小说就会进入一个内政的大风暴中，以荀彧、张昭、胡昭为首的三位治略公，正式掌管新朝政。同时，楚王府、治略府、统帅府三大权力中心开始蜕变，最终过渡到一个成熟稳定的模式。
在这些主要人物之外，荀攸、鲁肃、法正等人形成了一个二线者身份，诸葛瑾、蒋琬则以荀彧、张昭的接任者身份开始步入内政，为实现治略府的权利过渡做准备，在向后写，陆逊、吕蒙、庞德开始代表第三代军事将领出现，凌统、马忠、王基等三代半将领也陆续涌现出来，马良、费炜、周信等第三代和三代半朝政治略公也将在第十一卷左右登场。
在四海征伐卷附近，姜维、邓艾、钟会、文鸳等第四代将领也将会登场，领导对外扩张。
在经济上，我没有考虑大家习以为常的模式，整个经济建设和提升是有规律的向高层建筑过渡，主要提倡的就是区域化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提出了国商、民商这样的儒商概念，提出农场经济模式，在整个社会上层建筑格局上，也没有考虑向《商业三国》那样采用西方式社会建筑改造的方式，而是用传统中式家族管理模式。
爱情戏份上，我在初期考虑身体年纪很小，没有过多设计，将爱情戏份设计到第九卷，届时会登场两位大家既熟悉又不熟悉的女性。到了中后期，海外王族的公主也开始陆续登场。
整个小说的开局、立业、平衡、统一、征伐外交五个大部段上，我完全用了自己个人的一个思路，没有参考哪本书，也不想参考，但借鉴还是有的，就是看别人的书觉得什么地方不合理，自己以后写的时候不要犯这个错误。
比如说很多书提的科举，我认为不合适，改用了学院制培养模式。
比如很多书认为西方民主和君主立宪制，我认为不可能，采用了传统的氏族管理和皇权至上同时，法、儒、道三家制衡，同治天下的策略。
比如说很多书采用了现代军制，我认为也不合适，冷兵器作战和热兵器作战是不一样的，所以自己设计了禁卫军和楚军独立模式。
在科学体系上，我也不希望过分改变，只是希望通过学院制，缓缓建立体系化研究的思路，更多事情让后人去做的策略。
好了，我保证本书后面会更新颖，不走寻常路的。
关于胡昭介绍一下：胡昭，颍川人（今河南省禹州市人），字孔明，生于公元161年，卒于公元250年。他比诸葛亮年长20岁，又比诸葛亮晚死16年，终年89岁。胡昭长期隐居深山，终生不仕。有关他的活动情况记载很少，但仅从散见于一些史料、典籍中零星的文字记载来看，胡昭的才华智慧绝不在诸葛亮之下。
胡昭的青年时代，正是朝廷**，外戚宦官交替执政时期。他幼读经史，学识渊博，尤其精通典史，工于书法。弱冠之年就以其绝世才华而为世人称道。他因厌恶仕途生涯，为避免无休止的郡县察举（察举，东汉王朝选用官吏的方法之一，即由地方官吏察求“贤材”，举为官吏），公府辟召（辟召是公卿大臣及郡守自行启用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为属员），就客居冀州，醉心于经史书法。
东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权臣干政，汉室衰微，群雄并起。各路诸侯为在争夺地盘和扩大势力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纷纷招揽人才。素有“四世三公之家，门生故吏满天下”之称的袁绍，闻知胡昭乃颍川名流，才华盖世，韬略过人，不惜降尊纡贵，多次登门拜访，请胡昭出山，辅佐自己打天下。但由于他厌恶仕途险恶，因而对袁绍之邀“坚辞不就”。通过与袁绍的几次接触，胡昭看出袁绍嫉贤妒能。他为防不测，就悄悄地逃离冀州。果不其然，未过几日，袁绍命人缉拿胡昭，可是胡昭早已如闲云野鹤一般，躲进了深山老林。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献帝迁都许昌，发布“唯才是举令”后，颍川大批仁人、志士纷纷投靠曹操。求贤若渴的曹操得知胡昭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后，连续多次派人请胡昭出山入仕。但胡昭不愿做官，“信然不起”。后来曹操仍不厌其烦，再次相邀，事出无奈，胡昭只好去面见曹操，自陈胡某乃一介村野民夫，无军国之用，早已习惯于躬耕樵读的田园生涯，做官入仕，非我辈所为，断不从命，还望丞相见谅，让他息隐山林。曹操见胡昭态度坚决，难以挽留，只得慨叹“人各有志，出处异趣”，听任胡昭回归故里。后来胡昭为了躲避各路群雄无休止的辟召，索性迁居到陆浑山中（今河南嵩县东北）。
当时胡昭所居住的陆浑山，绵延三百里，散居着许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穷苦百姓。由于散居，他们的子弟都无缘读书。这些居民之间，常常由于一些琐屑小事而发生争斗。胡昭看到这种情况，就开馆办学，教他们识字、读书，使他们明白一些简单的道理。同时，对山中居民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进行劝说、化解，很快使这些居民之间平息了争斗。因为胡昭得高望重，教化四方，所以他居住的三百里山川，逐渐消除了诸如侵害斗殴等不良现象。
胡昭在陆浑山开馆办学，声名远播，很多世家子弟都前来求学。这些人中，最有名的就是曹魏的司马懿，司马懿是河南温县的世家大族子弟，当他听说阳翟名士胡昭在陆浑山开馆办学后，就慕名前去学习。胡昭慧眼识人，见司马懿聪慧通达，智计绝伦，胸有雄才大略，料定此人日后必能成就一番大业，于是就竭尽全力，传道授业。由于司马懿出身于名门望族，又聪慧绝伦，为人处世，当然恃才傲物，因此他与陆浑周生结怨，当他得知胡昭从学馆离开后，周生就纠集同伴二十多人去刺杀司马懿。胡昭闻知此事后，立即去追赶周生。翻山越岭，历尽艰辛，终于在崤山渑池之间截住了周生一行，经他斡旋，周生才放弃了寻仇的打算。司马懿死里逃生，胡昭功不可没。
胡昭在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240——249年），才从陆浑山迁徙到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境内）居住。魏国朝臣频频上书，请求魏帝召胡昭入仕，胡昭都婉言拒绝。嘉平二年（250年），魏帝曹芳再次派公车特征胡昭入朝，闻胡昭在这年病逝，这才作罢。
论中国两次海洋机遇的丧失（转载）
论中国海洋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与丧失的原因
庄国土
历史学2006．6
摘要：宋元时期和明末清初，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但分别被明清政府所扼杀。东南沿海商民的海外开拓，在极端**的明清政府看来，是游离于朝廷控制的不安定因素。必须予以打击。郑和则是实施明初海外政策的执行者，其结果是中国背向海洋，毁灭了宋元时期中国走向海洋大国的机遇。郑芝龙海商集团的崛起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二次机遇。但满清入主中原后，建立同样的极端**统治，基本上继承明代的内外政策，葬送了明末清初中国海洋发展的第二次机遇。在明清数百年东南沿海商民面向海洋和朝廷背向海洋的抗争中，强大的中央政权都是最后的胜利者。
关键词：明清／宋元／贸易／海洋史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人的海洋意识不断增强。近几年来，华人世界的媒体和学术界藉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不断呼吁国人把握海洋发展机遇。郑和下西洋不但被当作中国对外开放的典型，而且被视为古代中国海外发展的最大机遇。本文探讨古代中国海洋发展史上两次主要机遇的形成过程，并分析丧失这两次机遇的主要原因。
一、宋元时期：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机遇
从汉代至唐代，中原政权的对外开拓主要是向西域、漠北和云贵高原发展，海洋方向的开拓成就有限。海外贸易主要是奢侈品贸易，即以中国的丝织品和贵金属交换海外特产。前来中国贸易的蕃商，数量远多于前往海外的中国商人。往来中国的贸易船多数是蕃舶，尤以扶南舶、波斯舶为主。两宋时期，陆路西向发展受阻，中国的对外开拓方向为之一变，海洋开拓事业逐渐发展。
宋元时期是中国直面海洋、锐意进取的时期。两宋时期，商业经济突飞猛进，郝延平教授称之为“宋代商业革命”。＇1＇（p10）宋元朝廷虽然也力图管制和主导海外贸易，但寓管制于开放，民间海外贸易飞速发展，政府也因民间商贸繁荣而广辟财源。繁荣的海外贸易和移民也密切了与海外诸国的关系。朝廷和民间的合力，商品经济和航海知识的发展，造就国人的重商和海洋意识以及海外进取精神，也使国人主导了印度洋以东的国际贸易和航运，堪与16世纪前期西方重商主义的兴盛时期相比。宋元时期中国海洋发展成就有以下标识：
1．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角和海商世家的形成
宋元时期，中国海商数以万计，虽然中小商人最多，但资产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海商也层出不穷。建康巨商杨二郎由牙侩起家，到南海贸易十余年，蓄资千万。＇2＇（p174）南宋初，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3＇（p2422）铜钱在海外，可以十贯之数，易番货百贯之物。估计一次贸易额就超过了100万贯。＇4＇（p64）福建“南安丘发林从航海起家，至其孙三世，均称百万”；＇5＇更著名者如：“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6＇（p588…589）泉州海商王元懋，“尝随海舶诣占城国，国王嘉其兼通蕃汉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7＇（p1345）泉州纲首蔡景芳自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四年（1134），收净利钱98万余贯，因商贩额巨大而得补承信郎。＇8＇（卷185，食货志，p4537）宋末元初，最著名的海商是蒲寿庚，“擅蕃舶利者三十年”。＇8＇（卷47，瀛国公本纪，p942）如果说，南宋大海商主要出自泉州，入元以后，东南沿海则形成以太仓为基地的长江三角洲海商集团、澉浦杨氏为首的浙东海商集团和泉州蒲氏为主的闽南海商集团。据说，“泉之诸蒲，为贩舶作三十年，岁一千万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为不足道”。＇9＇（p374）蒲寿庚之婿佛莲是阿拉伯人，为宋末元初泉州著名回回巨商，“凡发海舶八十艘”，家赀“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10＇（p193）太仓朱清、张瑄二人，南宋末年就雄长于海上，降元时，张碹已经有巨舶500艘。他俩似太仓为基地发展海外贸易，积累巨额财富，“田园巨宅遍吴中，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11＇（p467…468）元代澉浦杨氏世代为官，世代经商，聚集大批海舶。元初，杨发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占籍澉浦，每岁招舶商。其子杨梓也因有大量私家船队而被任命为海运官员。杨梓之子杨枢19岁就以官本船浮海到西洋，6年后又自备舟楫粮秣，护送西域使臣回波斯湾的忽鲁模斯。元代中期，负责泉府司和市舶司的沙不丁，先后管理海外贸易二三十年，拥有可与澉浦杨氏相比的庞大私家船队。根据吴承明教授的看法，在明代万历年间，数十万就算是大贾，上百万的是少数。在明朝嘉、万年间，积资50万两以上的就算是天下头等富豪了，这种富豪，全国只有17人。＇12＇可见明代大贾的财富，已远不如宋元时期的海商。宋元时期的中国海商，其海外贸易范围、财力和探险精神，完全不亚于15世纪地中海城市的商人。
2．对海外的认识空前丰富
唐代前期宰相贾耽考订的“广州通海夷道”，提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的29个海外国家和地区。成书于南宋后期的《诸蕃志》，记载的南海国家有53个国家和地区。元代前期成书的《大德南海志》，记录了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143个，＇11＇（p8431…8432）分为大东洋、小东洋、小西洋等几个海域。到元代末年成书的《岛夷志略》，涉及的海外地名达200多个，其中，99个国家和地区是作者汪大渊亲身所经历，耳目所亲见，遍及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仅在《岛夷志略》中，涉及的海外物产和商品的种类就达352种。＇14＇（后序，p385，427…434）
郑和下西洋动员人力数以万计，所历3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海外资讯整体上并未超出元代华商所知。
3．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
宋元时期，中国造船业异军突起，所造船舶规模大，数量多。大型中国海舶载重达10000～12000石（500～600吨），同时还可搭载500～600人。中型海舶载重2000～4000石（100～200吨），搭载200～300人。＇15＇（p108）宋代出使高丽的神舟，在“长阔、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长10余丈的福建客舟，＇16＇（p891…892）载重约1000吨，其规模与郑和“宝船”不遑多让。1北宋时期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是航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使以往的中国帆船沿岸航行发展为跨洋航行。到了南宋时期，指南针成为中国海舶普遍的导航手段。郑和时期的造船技能，似乎并未超越宋元时期的造船业。宋元时期中国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一改前朝中外贸易以蕃舶为主的态势。13世纪初，中国拥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所以从阿拉伯人手中夺走了大部分海上贸易，＇17＇（p30）中国帆船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运输工具。据元代来华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泰的记载，中国船分大、中、小三种，大船可载上千人，从印度洋去中国者多乘中国船。＇18＇（p490…491）
4．海外华商网络初步形成
宋元中央政府虽然力图管制海外贸易，但仍给予海上私商一定的发展空间。宋元时期，从东北亚的日本、高丽，到东南亚各地和印度沿海各地，乃至波斯湾和东非各港口，都是中国海商所及。中国私商网络，遍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印度以东水域的贸易，基本上由中国海商主导。倾国力进行的郑和下西洋，其活动也基本上在宋元海商网络范围内。
5．海外华人聚居地出现
海外华人已开始有自己的集中聚居处，而且规模可观。宋代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19＇（卷487，高丽传，p14053）泉州商人商于乌爹（今缅甸沿海），因获巨利，“故贩其地者，十去九不还也”。＇14＇（乌爹条，p376）根据泰国编年史记载，泰国华人社会的势力大到与国王共同建造阿瑜陀耶最重要的寺庙越亚伦寺。＇20＇（p165）明初爪哇新村和苏门答腊的旧港各有华人数千家和数千人聚居。海商集团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武装，梁道明为数千家之首，雄视一方。陈祖义为当地华人头目，啸聚数千人马。聚居的华人从事共同或相互联系的职业，即海上贸易及劫掠活动。
6．大规模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形成
宋代以来，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使一大部分人力从农业、手工业中分离出来，成为商人，也提供了可供出口的农产品。唐代以前，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贵金属和丝绸等奢侈品，贸易规模有限。宋代以来手工业的发展不但使纺织品、瓷器、日用器皿等出口商品能大批量生产，而且大量廉价手工业产品的出口意味着贸易商品从奢侈品过渡到大众消费品为主，从而使大规模商品出口成为可能。到元代，出口的丝织品有绸、缎、绫、罗、绢、纱、绉、纺等品种，棉纺织品有30多种，瓷器有青瓷、白瓷、青花瓷等系列的10多种商品，销往海外数十个国家和地区。＇14＇（p427…434）中国商品成为东亚、西洋贸易的主要商品。
7．宋元朝廷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
两宋时期，中原与西夏、辽、金长期对立，除茶、马互市外，陆路交通几乎断绝，海外贸易地位日趋重要。宋朝竭力鼓励海外贸易。朝廷奖掖海外贸易的措施分两方面：一是招诱蕃商来华贸易，二是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对贩洋私商卓有成就者甚至奖与官职。朝廷在各通商口岸设置提举市舶司管理和控制海上中外私商贸易，实施征收商税、若干海货专营、接待朝贡、发放出海贸易公引等职能。元初海上贸易制度基本承袭宋代，采取发放公凭船货抽分的制度，“大抵皆因宋旧制而为之法焉”。＇21＇（p2401）
综上所述，宋元时期出现了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机遇。中国拥有世界最好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对海外的认识空前丰富，大规模出口商品的生产基地已经形成，政府重视民间海外贸易。其结果是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角，海外华商网络初步形成，支撑海外华商网络的海外华人聚居地也逐渐出现，中国商人主导了印度洋和东亚的海上贸易。这一海洋发展的态势，丝毫不亚于16世纪前期欧洲人的海外扩张。然而，宋元时期出现中国的海洋发展机遇，被明朝政府的海外政策所扼杀。郑和下西洋即是明初海外政策的组成部分。
从明太祖到明成祖，明代前期的海外政策一脉相承，其核心是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朝贡制度是明代前期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的框架，海禁政策是明朝内政的海外延伸。朝贡制度有两个目标，一是制造万邦来朝的盛况，为甫得政权的明朝皇帝增添统治合法性的光彩；二是政府直接掌控对外经济联系，独占海贸之利。海禁政策既是为了扼杀民间海外利薮，也让朝廷能严密控制臣民，防止他们在海外生乱。
朱元璋称帝当年（洪武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就派遣使臣携诏书到安南和高丽，宣告中国已经改朝换代和自己已经荣登帝位：“自元政失纲，天下兵争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远，信不好通。朕肇基江左，扫群雄定华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国，建国号大明，改元洪武。顷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尔四夷君长酋帅等，遐远未闻，故茨诏示，想宜知悉。”＇22＇（卷37，p22…23）次年正月，又遣使到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宣告即位的诏谕。＇22＇（卷38，p11）味元璋在位31年间，先后向海外30余个国家遣使20余次，13次集中在其即位的前三年，有120余个使团入贡。＇23＇（p122）
明成祖在遣使诏谕海外诸国朝贡方面，比乃父更加迫不及待。在其夺得帝位仅3个月后，就遣使携即位诏书到日本、占城、爪哇、暹罗、琉球、苏门答刺、西洋等国宣示，并谕礼部，让其优待朝贡者：“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者，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24＇（卷12，p7）朝贡贸易在明成祖时代（1402—1424）最为轰轰烈烈。永乐一朝，到海外宣谕的使者如过江之鲫，达21批之多。来中国朝贡的使团有193批。＇25＇（p140…142，183…184）有些朝贡使更贪得无厌，大量运来明朝早已库胀仓满的滞货，让好大喜功的明朝高价吃下，“虽倾府库之贮亦难满其谷壑之欲。”明太祖曾规定，“凡海外诸国入贡，有附私物者悉蠲其税。”＇22＇（卷159，p2459…2460）但明成祖花老子的钱不心疼，当看不过贡使形同奸商的明朝地方官建议对大量携带私货的贡团随员征税时，明成祖却大方地下令，“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24＇（卷24，p447…448）倾中华国力的郑和下西洋壮举虽把朝贡贸易推向顶峰，却也把朱元璋时期积下来的“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的家底折腾得差不多了。
海禁政策是明初统治者敌视中国民间海外开拓的体现，是明朝对内高度集权**在海外的延伸。明初法律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段匹、紬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26＇（p12）海禁政策首颁于洪武四年（1372）12月：“诏……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22＇（卷70，p1300）其目的是为了肃清海上反明势力。此后，朱元璋连续四次颁布“片板不得人海”的法令。相比朱元璋，明成祖对中国海商的打击力度更大。他继位伊始，马上下令有关海禁的规定“一遵洪武事例”。＇24＇（卷10，p149）永乐二年（1404），又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24＇（卷27，p498）禁止民间建造出洋海舶和将现有海舶改为不能出远洋的平头船，是对中国海商的致命打击，宋元以来凭藉中国帆船纵横东亚、印度洋水域的中国海商，从此被釜底抽薪。
明成祖的海禁政策比朱元璋更严厉，不但禁止国人出海，而且毫不掩饰武力打击中国海商和海外游民的决心。这个决心最终由郑和来实行。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再次诏令海外中国流民回国，“尔等本皆良民，为有司虐害，不得已逃移海岛劫掠苟活，流离失业，积有岁年。天理良心，未尝泯灭。思还故乡，畏罪未敢。朕比闻之，良用测然。兹特遣人赍敕谕尔：凡前所犯，悉经赦宥，譬之春冰，涣然消释。宜即还乡复业，毋怀疑虑，以取后悔。”＇24＇（卷52，p787）此诏令可谓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但看来收效甚微。虽然隔年即有白屿洋都总管林来等，2率八百多海岛流民回国，＇24＇（卷63，p905）但数以万计的海商流民仍选择留在国外。永乐七年（1409），明成祖诏令暹罗国王，遣送“屯居岛外，窜入暹罗”的“南海叛民”何八观等，并警告暹罗国王，“毋为逋逃主”。＇27＇（p33）暹罗国王正热衷于与明朝进行一本万利的朝贡贸易，于次年遣暹罗贡使“附送八观等返”。＇24＇（卷97，p1280）
明朝政府的海外政策结束了宋元时期中国开放的局面。明初统治者对臣民实行酷政，力图将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最大限度地集中于皇帝手中。明初的海外政策服务于朝廷追求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最大程度集中这一目标。宋元时期繁荣的海外贸易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外移民妨碍了这个目标，明朝统治者毫不犹豫地通过海禁和朝贡贸易，剥夺民间的海外利源，铲除海商势力和海外移民据点。无论是推动朝贡贸易，夺民间海外贸易之利，营造万国来朝的盛况，或是招抚海外流民和打击海外华商武装集团，都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使命。3
由于明初朝廷不遗余力推行海禁政策和郑和下西洋对海上游民和海外华商的打击，中国海商基本上退出东亚和印度洋海域，中国的第一次海洋发展机遇从此终结。
唐代城市消费的方式、水平和结构研究
唐代城市消费的方式、水平和结构研究
张剑光张洁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6．4
（注明：这篇论文是小说中城市化的一个基础，也是小说中襄阳、金陵、洛阳、长安、济南等城市建立、扩大的理论基础。）
摘要：唐代城市商业经济有着较快的发展，城市居民的日常消费与市场紧密相连。城市中各个阶层虽然与市场的联系程度不太一致，但逐渐密切是共同的发展趋势。城市中的消费水平有高有低，既有官员贵族和富商们的高消费，也有普通工商业者衣食丰足的消费，更有普通市民的低消费。因此表现在消费结构上，不同的消费水平其消费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结构也各有其特殊性。
关键词：唐代／城市消费／消费行为／消费水平／消费结构
衡量一个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城市经济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商品经济从大的方面来说，最主要的是生产和消费两个层次，因而对城市消费经济的探索是研究唐代商品经济的重要环节。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商品经济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唐代经济的认识更趋客观，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不过我们也看到，对唐代城市消费经济的研究还很薄弱，突破性的观点较少，成果不多。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城市消费方式、水平和结构着手，探讨唐代一些大城市中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由于我们学识有限，文中论述如有不当，敬请方家指正。
一、唐代城市消费方式
消费方式就是人们消费生活资料、精神产品和劳务的方法和形式，一般通过消费品的种类、数量、质量、结构和消费支出方式等表现出来。唐代市民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基本消费，到文化娱乐的精神文化消费以及对劳动力的劳务消费等等，方方面面无不与商品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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