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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客，白日球猎夜拥掷。……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兰蕙相随喧妓女，风光去处满笙歌。”＇4＇（卷24《少年行三首》）作为唐代城市中的一个特殊阶层，这部分人不但有一定的消费能力，而且他们的消费颇有盛唐豪放气度的特点。
（4）富商大贾。工商业者在唐代城市中是经济实力日益壮大的一个阶层。他们中的一些富裕者在消费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开始追求锦衣玉食的物质生活，同时有许多富商开始介入官场，因而经营官场成为唐代城市中富商们除衣食消费以外的重要消费项目。他们或交结、贿赂权贵，以取得种种政治经济利益。如中宗时许多“黠商大贾”，耗费巨资“重赂贵近”＇38＇（卷247李峤《上中宗书》），以此来逃避赋役；或利用官府公开卖官鬻爵之机，直接出资买官。玄宗时，“胡人康谦以贾富，杨国忠辅政，纳其金，授安南都护，领山南东路驿事”＇3＇（卷221《酷吏传》）。金钱一旦与权力结合，各种利益就随之而来，一些富商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富商们的另一特殊消费同官僚贵族一样就是购买土地。“以末致富，用本守之”，这是中国传统的生活观念。终唐一代，富商大贾对土地的购买兼并都非常流行，如德宗时罗立言迁河阴令伊始，“筑城郭，地所当者，皆富豪大贾所占”＇3＇（卷192《罗立言传》）。富商们“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占地多者可达百顷以上，“良田收百顷，兄弟犹工商”＇39＇（卷11）。至懿宗时，土地的买卖已使得“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10＇（卷19《懿宗本纪上》）。一定程度说，富商们将赚来的钱用于对土地的消费，这实际上是防范商业资本风险的一种投资。
注释：
1（唐）吴兢：《贞观政要》卷6《俭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关于唐代丧葬消费的奢华，详细内容可参看张剑光《人土为安》一书的第11章《唐人的厚葬热流》和第12章《唐代的居丧祭扫》，广陵书社2004年10月版第117至146页。
参考文献：
＇1＇徐松．唐两京城坊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3＇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彭定球．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5＇刘玉峰．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j＇．思想战线，2004，（4）．
＇6＇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7＇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
＇8＇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宁欣．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j＇．历史研究，2004，（6）．
＇10＇刘昫．旧唐书i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张百菰兀莆宕始切∷荡蠊郾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3＇陈衍德．试论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1）．
＇14＇刘海峰．论唐代官员俸料钱的变动＇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2）．
＇15＇陈衍德．唐代消费经济的几个发展趋势＇＇．中国古代社会研究＇c＇．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
＇16＇郑处诲．明皇杂录．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7＇李冗．独异志．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8＇尉迟僵．中朝故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9＇牛僧儒．玄怪录．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0＇王仁袼．开元天宝遗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1＇杨鸿年．隋唐两京考＇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22＇佚名．大唐传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3＇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4＇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m＇．北京：生活&mp；#8226；读书&mp；#8226；新知三联书店，1992．
＇25＇王家范．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26＇自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7＇韩愈．昌黎先生文集＇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28＇李肇．唐国史补．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9＇刘禹锡．刘禹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30＇王雪玲．试论唐人身居陋室的心理及其原因＇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3）．
＇31＇田志明，张剑光．唐代的牡丹欣赏热＇j＇。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6）．
＇32＇王志胜．浅析唐朝社会的别墅＇j＇．辽宁大学学报，2004，（9）．
＇33＇康骈．剧谈录．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4＇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5＇李万康．唐代绘画消费群体主体成份的变迁＇j＇．宁波大学学报，2004，（3）．
＇36＇孙光宪．北梦锁言．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7＇王定保．唐摭言．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8＇董诰．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9＇范摅．云溪友议．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张剑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上海200234）
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2006．2．143～152
唯物史观与明清农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悖论
唯物史观与明清农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悖论
陈支平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
注明：这是国内大学者的研究论文了，小说中的经济运作改良和本文有很大关系，这篇论文很大程度证明，中国人口的增加，对传统社会经济的压力是巨大的，也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明清农业经济史研究悖论的提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历史社会的进步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自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引进到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中来之后，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力图运用这样的原理来阐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中国历史学家的努力，取得了许多与旧史学截然不同的卓越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学的学术发展方向。
运用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来剖析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必须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从中国文明史开始以来，这个经济基础的整体趋向是发展进步的，越到晚近时期，这个经济基础的发展水平越高；二是农业是经济基础的基础，农业经济的进步，特别是农业生产力的进步，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最具决定性的经济因素。正因为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历史上各个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及其发展水平，尤其是农业经济史的研究，成了中国历史学家们探索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相结合的重中之重。
然而，大概是由于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背负了过于沉重的历史和社会使命感的缘故，人们在孜孜探索中国历史上经济基础发展水平及其阶段的同时，有意或者无意地掀起了另外一个有关唯物史观历史发展阶段的重大命题，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必须具备诸多的内部和外部社会经济条件，特别是必须建立在传统的农业等经济生产力发展到较高的历史阶段、自然经济结构开始瓦解的状况下滋生出来的。中国如果在明清时期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那么就意味着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至少是农业生产力及农业经济必须比唐宋时期有着更为显著的进步，发展到较高的水平，从而全面地推动其他经济成分的长足进展，形成足够的经济动力来促进中国的传统生产方式向新的生产方式产生质的跃进。否则，所谓的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根本无法滋生存活。
明清时期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命题的提出，给研究明清农业经济史的学者们制造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难题。为了适应这一理论命题，从事明清农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们，一方面要面对宋元以来中国农业生产力进展缓慢甚至是停滞不前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则要绞尽脑汁来论证明清时期的农业经济是如何地有力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产生的基本前提，没有丝毫转圆的退路。在这种两难的悖论夹击之中，明清农业经济史的研究，不能不出现某些理论与史实之间相互脱离的反常现象。
二、明清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是什么？迄今为止，研究明清农业经济史的论著很多。然而，我们从有关研究明清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论著中，看不到多少关于农业科技或者农业耕作技术制度有着明显进步的记述。研究明清两代社会经济史的学者，坚信自己研究的这两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时期。为了充分论证这一点，学者举出了诸如农业、手工业、商业、商品市场经济等种种的史料记载。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在论述明清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时，基本上是以引进扩种粗粮品种如番薯、玉米等以便解决贫民的饥饿；以及开垦边疆、山区的荒地以扩大耕地面积这两项史实作为主要标志的（除此之外还有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的扩种）。至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制度的变革、水利肥料的创新等等方面，很少能够看到有比前代较为显著的进步，更谈不上具有跨越性的进步了。
明清两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主要体现在粗粮品种的引进推广和边疆、山区荒地的开垦方面，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悲哀。中国传统的主要食粮是稻谷和麦子，这虽然与游牧民族的以动物肉为主食的饮食结构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以植物为主食的物种中，仍然不失为比较精细的食物。假如说明清时期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以引进扩种番薯、玉米等粗粮品种为主要标志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运转是以恶化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准为代价的。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粮食生产的增加，主要依赖扩大土地耕作面积和提高粮食亩产量这两条途径来实现。中国农业经过二千多年的磨练，其自然条件优越的可耕地面积，到明清时期已经所剩无几。人们希望在可耕地面积上有所进展，更多的途径只能是向边疆区域或自然条件较差的山区开垦。而这种可耕地面积的扩大，一方面是可增加的数量毕竟有限，而另一方面则因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充其量只是解决移民的温饱问题，对于缓解整个中国的粮食供应危机，作用终究不会很大。
在土地可耕面积扩大受到自然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另一条主要途径就是争取提高土地的亩产量。而土地亩产量的提高，无疑应当依靠于农业耕作技术和农业科技的突破性进展。然而明清时期农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显然无法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虽然在明清时期得到了高度的体现，但是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明清时期的农业耕作技术基本上属于小打小闹式的些微改进，前进的步伐相当缓慢。在这种相对落后的农业耕作技术状态之下，农业粮食生产亩产量的提高，也往往成了一种寄托于天公神灵的奢望。
既然明清时期扩大土地可耕面积受到自然条件限制和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缓慢，那么人口的增长便成为制约粮食供需的最大瓶颈。有的学者研究表明，明代后期，中国的人口数量可能超过2亿，这个数量已经给传统的农业生产施加了莫大的压力。到了清代，中国的人口数量继续高速度增长，到了清代中后期即19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可能已经突破4亿大关。在如此巨大的人口压力之下，中国的传统农业已经不堪重负，一般的下层民众，不得不以参食粗劣食品、降低et常生活水准的下下之策来维持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否，应当是以普遍提高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为主要标志的，至少应该以一般民众的温饱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向往和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准，是人类的本能天性，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才会以降低生活水准来适应社会的生存。19世纪中国的农业与农村经济的这一状况，正体现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悲哀窘境，中国农业的危机，在19世纪已经暴露得一览无遗了，并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三、明清农业经济史研究悖论的启示。明清时期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理论命题的提出，推动了学者们论证明清时期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农业经济发展的热情。学者们或多或少地夸大了这个时期农业生产力及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农业生产力停滞不前和农业经济凋敝的落后面，从而也扭曲了对于明清时期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基本判断。
近现代以来，大概是由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缘故，人们的思考模式，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的事情与西方的事情进行参照，总希望中国的事情与西方的事情是一样的，西方有过的事情，中国也一定会有。这种思考模式反映到历史学的研究中来，就难免出现诸如明清农业经济史研究悖论的局面，从而人为地制造出许多难于自圆其说的不必要困扰。
唯物史观固然是指导中国历史学研究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然而它同样存在着一个与中国历史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关键问题。不仅唯物史观如此，其他的各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在引进中国的时候，也都应当与中国的实际问题相结合。我们只有充分运用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对中国历史学上的各个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剖析，尽可能地摆脱事事比附西方发展道路、把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当作西方历史学仿照物的思考模式，才有可能更加科学合理地研究中国的历史，解释中国历史上复杂而又独特的种种问题。从这样的理念出发，我希望中国本土化的唯物史观，能够早日在中国的史坛上茁壮成长、发扬光大。
中国古代航海技术浅论（转载）
（这是我从自然科学史研究站点转载的专业论文，论文作者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严敦杰先生，转载这片论文是想告诉某些怀疑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人，中国航海技术在三国时代是有能力远航的，不要以为三国时候只有小木船）
《中国古代航海技术浅论》论文部分内容
我国幅员辽阔，海岸线很长，不只是一个大陆国家，而且也是一个海洋国家，自古以来航海事业就很发达。
天文航海技术
天文航海技术主要是指在海上观测天体来决定船舶位置的各种方法。我国古代出航海上，很早就知道观看天体来辨明方向。西汉时代《淮南子》就说过，如在大海中乘船而不知东方或西方，那观看北极星便明白了。（《齐俗训》：“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悟矣。”）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外篇&mp；#8226；嘉遯》上也说，如在云梦（古地名）中迷失了方向，必须靠指南车来引路；在大海中迷失了方向，必须观看北极星来辨明航向。（“夫群迷乎云梦者，必须指南以知道；并乎沧海者，必仰辰极以得反。”）东晋法显从印度搭船回国的时候说，当时在海上见“大海弥漫，无边无际，不知东西，只有观看太阳、月亮和星辰而进。”一直到北宋以前，航海中还是“夜间看星星，白天看太阳”。只是到北宋才加了一条“在阴天看指南针”。
大约到了元明时期，我国天文航海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已能观测星的高度来定地理纬度。这是我国古代航海天文学的先驱。这种方法当时叫“牵星术”。牵星术的工具叫牵星板。
牵星板用优质的乌木制成。一共十二块正方形木板，最大的一块每边长约二十四厘米，以下每块递减二厘米，最小的一块每边长约二厘米。另有用象牙制成一小方块，四角缺刻，缺刻四边的长度分别是上面所举最小一块边长的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三和八分之一。比如用牵星板观测北极星，左手拿木板一端的中心，手臂伸直，眼看天空，木板的上边缘是北极星，下边缘是水平线，这样就可以测出所在地的北极星距水平的高度。高度高低不同可以用十二块木板和象牙块四缺刻替换调整使用。求得北极星高度后，就可以计算出所在地的地理纬度。
元代意大利的马可波罗由陆路来我国，在我国耽了二十多年后由海路回去。海路航线是经我国南海进入印度洋折而往西。马可波罗当时是搭乘我国航海家驾驶的我国船舶回去的。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当时我国海船和航海的情况。据游记记载，海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后，便有北极星高度的记录，可见那时我国航海家已经掌握了牵星术。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往返牵星为记”。可知当时航行在印度洋中的我国航海家已经十分熟悉牵星术了。明代牵星，一般都是牵北极星，但在低纬度（北纬六度）下北极星看不见时，改牵华盖星（北极星是小熊座星，华盖星是小熊座β、γ双星）。
明代在航海中还定出了方位星进行观测，以方位星的方位角和地平高度来决定船舶夜间航行的位置。当时叫观星法，观星法也属牵星术范围之内。
明代牵星术的航海记录，例如从古里（今印度西海岸的科泽科德）到祖法儿（今阿拉伯半岛东海岸阿曼的佐法尔）航路，在古里开船，看北极星的高度是六度二十四分（折合今度，下同）。船向西北，船行九百公里到莽角奴儿（今印度西海岸的门格洛尔），看北极星的高度是八度。后船向西北偏西，航行一千五百公里，在大海中，看北极星的高度是十度。又船向正西稍偏北，航行二千一百公里，到祖法儿，看北极星的高度是十二度四十八分。把北极星高度用当时的算法拆算地理纬度，和现在各地的地理纬度基本相合。又从航路来看，航向和航程也和现在的肮路大致相同。由此可见，明代天文航海技术已经相当先进。
关于求天象出没时间，明代航海家也有些规定。流传下来的明末抄本航路专书中有太阳月亮的出没时间表，还有“定太阳出没歌”和“定太阴出役歌”。“定太阳出没歌”文是：
“正九出乙没庚方；二八出兔没鸡场；
三七出甲从辛没；四六生寅没犬藏；
五月出艮归乾上；仲冬出巽没坤方；
惟有十月十二月，出辰入申仔细详。”
这是把十二个月的太阳出没时辰用一首歌诀来概括。正月、九月太阳出在乙时没在庚时，乙时在卯时和辰时之间，庚时在申时和西时之间。又兔指卯时，鸡指酉时。甲时在寅时和卯时之间，辛时在酉时和戌时之间。犬指戌时。艮时在丑时和寅时之间，乾时在戌时和亥时之间。巽时在辰时和已时之间，坤时在未时和申时之间。五月是夏至所在的月份，所以太阳出的时间要早，没的时间要晚。仲冬是十一月，是冬至所在的月份，所以太阳出的时间要晚，没的财间要早。这样计时和天象实际相比是有些误差的，但大致还适用。
据明代一些航海书籍记载，远洋海船上各色人员俱备，其中阴阳官、阴阳生专管观测天象。明末流传的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记载，“观星斗阴阳宫十员”。又说：”每一号船上面有三层天盘，每一层天盘里面摆着二十四名官军，日上看风看云，夜来观星观斗。”虽然这是一部小说，但多少也反映了明代航海中一些实际情况。
地文航海技术
我国古代地文航海技术的成就，包括航行仪器如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的发明和创造，以及针路和海图的运用等。
航海罗盘是我国发明的。我国发明指南针后，很快使用到航海上。北宋时的指南浮针，也就是后来的水罗盘。宋代朱或叙述宋哲宗元符二年到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099年到1102年）间的海船上已经使用指南针。宣和五年（公元1年）徐兢到朝鲜去回国后所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描写这次航海过程说：晚上在海洋中不可停留，注意看星斗而前进，如果天黑可用指南浮针，来决定南北方向。这是目前世界上用指南针航海的两条最早记录，比公元1180年英国的奈开姆记载要早七八十年。
航海罗盘上定二十四向，二十四向我国汉代早有记载。北宋沈括的地理图上也用到这二十四向。把罗盘三百六十度分做二十四等分，相隔十五度为一向，也叫正针。但在使用时还有缝针，缝针是两正针夹缝间的一向，因此航海罗盘就有四十八向。大约南宋时已有这四十八向的发明了。四十八向每向间隔是七度三十分，这要比西方的三十二向罗盘在定向时精确得多。所以三十二向的罗盘知识在明末虽从西方传进来，但是我国航海家一直用我国固有的航海罗盘。
古时船上放罗盘的场所叫针房，针房一般人员不能随便进去。掌管罗盘的人叫火长。明代《西洋番国志》中说：要选取驾驶人员中有下海经验的人做火长，用作船师，方可把针经图式叫他掌握管理。“事大责重，岂容怠忽。”可见航海罗盘是海船上的一个重要设备。
计程仪又叫测程仪。三国时期吴国海船航行到南海一带去，有人写过《南州异物志》一书，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在船头上把一木片投入海中，然后从船首向船尾快跑，看木片是否同时到达，来测算航速航程。这是计程仪的雏型。一直到明代还是用这个方法，不过规定更具体些，就是以一天一夜分为十更，用点燃香的枝数来计算时间，把木片投入海中，人从船首到船尾，如果人和木片同时到，计算的更数才标准，如人先到叫不上更，木片先到叫过更。一更是三十公里航程。这样便可算出航速和航程。
我国古代这种计程的方法，和近代航海中扇形计程仪构造很相近似。扇形计程仪也是用一块木板（扇形），不过用和全船等长的游线系住投入海中，然后用沙时计计算时间。沙时计一倒转是十四秒。在游线上有记号，从游线长度算出航速和航程。我国古代用香枝（也叫香漏），西方近代用沙时计（也叫沙漏），两者实在是异曲同工。
我国至迟在唐代末年已有测深的设备。一种是“下钩”测深，一种是“以绳结铁”测深。深度达到六十多尺，这还是浅水测深。再稍晚一些，有记载说用纲下水测深，“纲长五十余丈，才及水底。”纲是大绳，五十多丈，在已是深水测深了。
南宋末年吴自牧的《梦粱录》上说：如果航海到外国做买卖，从泉州便可出洋。经过七洲洋，“船上测水深约有七十余丈”。当时测水这样深，可见我国宋代已经有比较熟练的深水测深技术了。
宋代已经有针路的设计。航海中主要是用指南针引路，所以叫做“针路”。记载铁路有专书，这是航海中月积月累而成。这些专书后来有叫“针经”，有叫“针谱”，也有叫“针策”的。
凡是针路一般都必写明：某地开船，航向，航程，船到某地。航向的名称有下列各种：单向的，叫单针（也有叫丹针的），或叫正针。双向的，以相邻两向并称，就是上文提到的缝针。两个航向合称时，有四种情况：第一，先单向后双向；第二，先双向后单向；第三，两个都是单向；第四，两个都是双向。还有超过两个航向合称的。航程都用更计算。船到某地，就用四种不同称号：第一，平，并靠的意思；第二，取，经过的意思；第三，见，望见的意思；第四，收，到达的意思。船舶在晚间航行时，要把牵星记录写入针路里。又在航行过程中还要不断测量水深，也要写入针路。
现在把明代《筹海图编》记载由太仓到日本的针路举例摘录如下：“太仓港口开船，用单乙针，一更，船平吴淞江。用单乙针及乙卯针，一更，平宝山，到南汇嘴。用乙辰针出港口，打水1六七丈，沙泥地是正路，三更，见茶山。自此用坤申及丁未针，行三更，船直至大小七山，滩山在东北边。滩山下水深七八托2，用单丁针及丁午针，三更，船至霍山。……”这段文字不算难懂。现在已经发现好几种针路抄本，包括东洋和西洋的，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航行于东南亚时，袭用了我国航海家所用的针路。
至于海图，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上己有海道图，这是我国航海海图最早的记载，可惜原图已失传。我国现存最早的海道图是明初《海道经》里附刻的“海道指南图”。
明茅元仪辑《武备志》二百四十卷，卷末附有“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这就是著名的“郑和航海图”。图上的航程地理，和明代祝允明（1460—1526）《前闻记》所记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郑和末一次下“西洋”相合，推测这图大概是十五世纪中叶的作品。“郑和航海图”已蜚声中外，研究十五世纪中外交通史和航海技术史，都把这幅海图作为重要的依据。
明末有些古籍记有“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礁石之图”，“灵山往爪哇山形水势法图”，“新村爪哇至瞒刺加山形水势之图”，“彭坑山形水势之图”等，这些图都只保留了文字记载，原图都失传了。从这些海图的文字说明看，当时海图上都注明海上危险物（比如“有草屿”、“有芦荻”等），浅滩（比如“湾内浅可防”、“有泥浅”等），暗礁（比如“有沉礁在港口不可近”、“有沉礁打浪”等），沙州（比如“有沙礁”）以及岩石（比如“有老古石”、“有古老石岸”等）。这些和近代海图上的要求大致符合。
清代前期保存下来的海图，有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一幅，彩绘纸本，时代大约在康熙五十年到五十四年（公元1711年到1715年）间，有东洋南洋海道图一幅，也是彩绘纸本，时代大约在康熙五十一年到六十一年（公元1712年到1722年）间。这两幅海图现在都保存在北京故宫。
传统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探讨
传统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的影响与探讨
（这个论文也是对儒家改革的一个借鉴，但不是主要依据，更多的儒家改造应该集中在哲学上的基本立足，我个人其实认为本论文比较牵强，也不是比较有学问的学者和研究员的论文，影响力也很低，只是资料都比较准确而已）
【内容提要】传统儒家文化一直以来在东亚地区就占有重要位置，是该地区文化的主导。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东亚地区经济出现了连续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被世界银行称为“东亚奇迹”。虽然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奇迹”遭到一些质疑，但是经历金融危机的东亚地区经济仍然增势较高，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蓬勃开展。在东亚经济发展之中，文化因素特别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起到了其特殊作用。经济发展与文化联系紧密，东亚经济发展和传统儒家文化之间有着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传统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并非格格不入，西方的经济学者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质疑有不当之处。传统儒家文化潜移默化地促进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也在不断的发展之中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因素有可能在促进东亚经济合作共同发展、共同面对经济全球化冲击中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儒家文化；经济合作与发展；非正式制度
引言
20世纪60至90年代这三十多年以来，东亚地区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的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东亚地区的这种经济高速增长在世界范围内是罕见的，因而引起了世界各国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广泛关注，大量的各种样的研究开展了起来。一般来说，东亚包括1993年世界银行东亚奇迹报告书（estsinmircle）中称为“高速经济增长”的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盟成员国以及在东亚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日本和1978年以来凭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从表1可以看出来，从1970年到1980年期间，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实现了gdp年均增长率达到5。12％至9。74％的高速增长。从1980年到1990年期间，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实现了6。489％的年平均增长率。从1990年到2000年，这期间虽然经历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但是东亚各国和地区仍然保持了5。451％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东亚地区的经济活力仍然存在。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发展的各种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是很多的，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其持续的高速度和持久的活力而使得世界上除发达国家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显得有点黯然失色。因此世界范围内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关注是必然的。1993年世界银行还专门编写了东亚奇迹报告书（estsinmircle）。发展主义－新古典主义，依附－世界体系论和“国家主义”理论（以“发展型国家”理论为主）基本上构成了当前东亚发展研究的三大流派。这三大流派主要是从纯经济学理论（强调市场主导作用）和政治经济学理论（重视政治因素）去研究东亚经济发展。而从文化角度采用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及方法进行东亚经济发展研究的也很多。文化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属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制度，属于这个层次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支还有演进经济学、经济社会学、新经济史等。而发展经济学作为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理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也开始打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统治地位而产生出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基本理论意义在于，它认为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最终源泉可以归结为人力资本和知识的生产与积累。这些在东亚的经济发展中都和儒家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像马克思&mp；#8226；韦伯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样，论证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也很多。比如hermnkhn的《theconfucihicndeconomicgrowth》，森岛通夫的《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杜维明的《新加坡的挑战－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黄光国的《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小r&mp；#8226；霍夫亨兹和k&mp；#8226；e&mp；#8226；柯德尔的《东亚之锋》，吴建华的《东亚现代化与中国》等都从不同方面论证儒家文化促进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等国内的学术机构也出版了一些含有从文化角度研究东亚经济发展的著作如《亚洲现代化透视》、《亚太研究论从》、《亚太地区发展报告》等。此外还有许多中外学者和科研机构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经济发展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制度因素。本文也试探着从传统儒家文化角度来研究探讨传统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着重从先找出传统儒家文化中与现代东亚经济（市场经济性质）相适应的因素和观念而再探讨传统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理解传统儒家文化和理解经济发展
（一）传统儒家文化的发展
探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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