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战争 第 2 部分阅读

文 / 林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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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呓缍灾牛ビ惺じ海萑肓顺て诘恼蟮卣健5亲源?912年美国加入协约国后,形势大变,协约国一方占据了明显优势。明帝国舰队主力在舟山群岛被美英联合舰队击溃,中国的各大港口都陷入英美舰队的封锁。英法联军也于1913年初在海南岛登陆,明军虽然勉强维持住了战线,但损失非常惨重,全军士气动摇。德国虽然在东线战场取得了胜利,从俄罗斯手中夺取了波兰、芬兰,但在西线也遭遇了惨败,战争的天平慢慢向协约国一边倾斜,明帝国的前途越来越暗淡了……

    1913年4月,由于前线战事接连失利,明帝国首都南京终于爆发了革命,来自广州、福州、武汉、上海的数千名“立宪同盟”成员包围了帝国议事会所在地,要求明帝国立即结束战争。起义群众高呼“共和国万岁”“解散议事会”的口号,皇帝和议事会成员被迫仓皇逃离南京。起义的第二天,最后一代明朝皇帝下诏退位,乘坐军舰前往荷兰避难,“立宪同盟”经过长期的地下斗争,终于夺取了政权。立宪同盟主席李光永在皇宫广场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临时政府”,自己出任政府总理,临时政府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与协约国媾和,结束这场漫长的战争。

    听说南京爆发革命,前线的中国军队士气低落,几乎陷入崩溃,苏军趁机占领了蒙古、满洲的大片土地,一直推进到中国境内几百公里;日本这个协约国的小伙伴,也趁机在中国的附属国朝鲜登陆,想把朝鲜变成它的殖民地。不久,同盟国的主心骨——德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逃往荷兰,德意志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并立即与协约国媾和(这与中国发生的事情几乎如出一辙)。在两个月之内,全部同盟国都向协约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

    1913年9月,战败的中华共和国临时政府与战胜的协约国代表团在朝鲜首都汉城举行了和平会议。这场和平会议,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中国会被瓜分吗?中国究竟要割让多少领土、损失多少主权?每个中国人都惴惴不安,谁也不知道战胜的协约国会怎么处置中国。

    此时,苏军已经占领了整个外蒙古,并占领东北的哈尔滨、长春,新疆的乌鲁木齐等重要城市;法国的陆军进驻广西、云南,海军则封锁了珠江口和海南岛;英美联合舰队不仅封锁着长江口,而且用海军陆战队占领了上海;日军没有进驻中国本土,却已经控制了朝鲜全境,海军也逼近渤海湾。苏联、日本想趁机瓜分中国,夺取远东的战略霸权;但英国、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保持远东的战略平衡,主张宽大对待中国,维持中国的强大和统一(一个强大稳定的中国,能够牵制苏联和日本的野心,对美英是非常重要的!)。经过激烈的争吵,和平会议终于在10月通过了《汉城和约》,对中国的命运做出了裁决,也对远东地区的政治版图做出了分配。

    《汉城和约》规定,中国的主权统一应该得到尊重,唐努乌梁海、乌苏里江以东、新疆北部地区割让给俄罗斯,外蒙古被独立出来,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其余领土则保持原状。中国的两个附属国则被协约国瓜分——朝鲜被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越南被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两个国家都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此外,中国还必须向战胜的协约国大约300亿美圆战争赔款,削减军备,不制造3万吨级以上的战列舰,不研制作战飞机、潜艇和装甲车,军队总人数必须限制在50万人以内——这实际上是要剥夺中国发动战争的能力!

    对于太平洋上的德国殖民地,《汉城和约》把它们分别送给了美国、英国和日本,其中美国获得了关岛、塞班岛两个重要岛屿,英国获得了俾斯麦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日本则获得了琉球群岛(冲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等大量岛屿,海上势力得到了明显扩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使德国、中国都受到明显削弱,日本却日益强大起来。

    《汉城和约》虽然使中国丧失了外蒙古的160万平方公里领土、乌苏里江以东的20万平方公里领土和新疆北部的40万平方公里领土,但至少保住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尤其是保住了满洲、内蒙古、新疆和西藏,中国的主体并没有受到损失。中华共和国虽然必须承担300亿美圆战争赔款,但是英国、美国很快宣布减免大部分赔款,法国也减免了1/2的战争赔款,中国实际上负担了不到100亿美圆赔款,其中大部分还可以从国外银行贷款支付。比起德国负担的巨额赔款(2万亿马克!),简直不值一提!中国的军事发展虽然受到了很大限制,但由于协约国内部的矛盾,这些限制实际上是一纸空文。仅仅两年后,协约国驻中国的军事代表团就撤回国内,从此中国的军队建设就没有任何限制了,飞机、战列舰、航空母舰、潜艇、坦克、大口径火炮都大量研制并装备部队,陆军人数也从50万人飞涨到300万人。苏联、日本对中国违反和约的行为感到“深恶痛绝”,但英美两国却予以默许,因为他们希望中国能够牵制苏联、日本,维持远东地区的战略平衡。很快,中华共和国就重新作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屹立在东方。

    1913年10月,在汉城和会结束后,中华共和国临时政府随即宣布召开“共和国制宪会议”,由来自立宪同盟、社会民主党、立宪改革党等12个党派的代表。立宪同盟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建立联邦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则主张采取英国的议会制,由议会选举行政首脑,反对实行联邦制;立宪改革党甚至主张把皇帝请回来,继续实行君主立宪制。经过一个月激烈的辩论,在群众和舆论的广泛关注下,制宪会议代表们达成了妥协方案: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但不实行联邦制,总统和国会都由广泛的选举产生,司法部门则独立行使司法权;明朝皇帝复辟的可能性被完全排除。11月10日,制宪会议投票表决《中华共和国宪法草案》,绝大部分代表都投票赞成,只有极少数保皇派代表坚决反对。11月17日,宪法草案被提交新成立的各省议会表决,到12月5日,包括新疆、西藏、海南、内蒙古在内的各省议会都投票通过了《宪法草案》,宪法正式生效。立宪同盟主席李光永表示,制订民主共和宪法的任务已经完成,立宪同盟今后的任务是保卫共和制度,因此宣布立宪同盟从即日起改名“共和同盟”。

    1913年12月12日,中国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总统…国会大选,结果共和同盟主席李光永获得55%的普选票,当选中华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共和同盟还获得了众议院210个席位中的110个和参议院80个席位中的46个。共和同盟的执政期开始了,在它执政的十多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增长,宪政制度得到了巩固,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工业国家,这段岁月也被后人称为“共和同盟的黄金时期”。

    对比协约国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中国受到的制裁简直太轻了。德国在《凡尔赛和约》中被处以2万亿马克的罚款,被迫接受12个国家的驻军,陆军被控制在10万人以内,全国经济濒临崩溃。不过苏联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因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攻陷了波兰和芬兰,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波兰、芬兰两国的民族主义者都要求独立,拒绝回到苏联的怀抱之中。英法为了打击苏联,趁机在《凡尔赛和约》中规定把波兰、芬兰从苏联领土中分割出来,成立独立的波兰共和国和芬兰共和国。苏联领导人托洛茨基气急败坏地高呼:“我们被欺骗了!西方人利用了我们,然后又抛弃了我们!我们总有一天要夺回芬兰和波兰!”从此,苏联和英、法、美等西欧列强分道扬镳,反而和德国越走越近,这两国都认为自己是“世界大战的受害者”,应该“向西方列强算帐”。苏联倡导的“国家社会”思潮也在德国愈演愈烈。

    1923年,一个叫做希特勒的德军退役下士组织了一个“德国国家社会工人党”,在慕尼黑发动了著名的“啤酒馆暴动”,由于德意志共和国政府的无能,希特勒竟然通过政变控制了全国,建立起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的统治,成为继苏联之后,欧洲的第二个国社党国家。从此开始,“国社主义”也被称为“纳粹主义”,成为侵略扩张的代名词。

    (对于纳粹党和“纳粹主义”的内容,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就不用多介绍了吧?)

    1926年,德国和苏联签定了军事合作条约,公然违反《凡尔赛和约》,建立了所谓的“柏林…莫斯科轴心”。欧洲的新战争策源地开始形成了,而中华共和国开始被英美视为遏止德苏轴心的一个重要支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20年,战争的阴影再次笼罩在世界上空——德国和苏联组成了“国家社会轴心”,日本为了满足自己独霸太平洋的野心,也逐渐倒向了德国和苏联的阵营。这次获胜的将是谁呢?是急于扩张的“柏林…莫斯科轴心国”,还是复兴的中华共和国?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一章 国家安全委员会

    1925年,中华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李光永已经任满三届,虽然他的威望崇高,大家都希望他继续留任,但他仍然宣布放弃连任,在本届任期结束后回家养老。

    李光永是共和国第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执政的12年黄金时代,在多年以后仍然被历史学家津津乐道。李光永最著名的名言是:“不要给我提什么纳粹主义,我只相信自由主义。”然而,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年里,奉行纳粹主义的国家社会党的力量还是不断壮大,并在国会里占据了几十个席位。中国国家社会党有很大的野心,企图把中国变成继德国、苏联、日本之后,世界上第四个法西斯国家。

    1926年2月28日,李光永总统签署了他任期内的最后一道法律——《加强国家安全法》。这个法律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一个权力巨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总统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统领,由5到10名“国家安全助理顾问”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向总统负责,只听从总统的命令,它的职责是:保卫国家安全,监督国家武装力量,收集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防止一切敌对势力对中华共和国的颠覆和侵略行为。

    《加强国家安全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权对任何组织或个人进行调查。如果它认为某个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可以立即予以逮捕,送交司法机关处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时享有司法豁免权。”

    第五条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权向共和国国防军派出国家安全代表。国家安全代表在和平时期监督、协助国防军指挥员的工作,作为共和国政府与军队的联系纽带,接受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军的双重管理;在战争时期,国家安全代表可以参加指挥作战,在指挥员阵亡或不能履行职务的情况下,自动取代指挥员的职务。各个军区、集团军、军、师都应派驻国家安全代表。国家安全代表拥有军衔,和现役军官享有同等待遇。”

    第六条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辖共和国情报局,负责收集、整理和上报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这些情报可以上报总统,也可以提供给国会;除了总统和国会之外,任何国家机关或官员都不得主动向共和国情报局索取情报,否则将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

    以上仅仅是《加强国家安全法》内容的一部分,但已经足以看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巨大权力和特殊地位了。1925年年底,国会在讨论《加强国家安全法》草案时,爆发了激烈争论,社会民主党议员认为这是要搞“白色恐怖”、“特务统治”,李光永总统领导的共和同盟也有部分议员认为这个法案违背自由主义的原则。但李光永说:“我们周围危机四伏,共和国随时可能遭到侵略。共和国内部也存在一些阴谋颠覆政府的组织。为了保证国家安全,保证最广大人民享有自由和幸福,我们必须通过这个法案。”

    于是,《加强国家安全法》在参众两院都以微弱多数通过。社会民主党强烈反对,国家社会党没有吭声,他们知道这个法案会打击自己,不过这种“特务统治”的气氛倒和纳粹主义有一点相似。多年以来,共和同盟在国会里一手遮天,社会民主党稳居第二,国家社会党只是初出茅庐的新兴第三党而已,它更擅长“街头斗争”,而不擅长议会斗争。

    签署《加强国家安全法》之后,李光永总统于1926年3月1日卸任,新总统也是共和同盟党员,是李光永非常青睐的前任外交部长、有“外交专家”之称的陈卓群。按照《加强国家安全法》,陈卓群总统任命了第一届国家安全委员会,包括统筹全局的国家安全顾问,负责监督军队的助理顾问,负责监督外交的助理顾问,负责情报工作的助理顾问等等。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都抱怨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手太长了,侵占了其他各个部门的职权。但陈卓群还是很信赖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顾问的地位很快上升到和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并列的程度,有时候甚至还高于这些部长。

    我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八年来的历史非常熟悉,可以说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我的膝盖上现在就放着一本薄薄的《加强国家安全法》(附修正案),里面的内容我早就背的烂熟;我面前的小桌子上还放着一本厚重的书,其厚度至少是《加强国家安全法》的十倍,封面包着棕色牛皮纸,牛皮纸上什么字也没有写,看上去像是一本古旧小说。

    列车在长江下游平原上飞快地行驶着,窗外是大片绿油油的稻田,中稻才刚刚播种。远处可以隐约看到工厂的烟囱发出滚滚浓烟,从烟囱的形状和烟雾的颜色来看,应该是一家化工厂。类似的化工厂在长江下游的安徽、江苏各省非常常见,被称为“江苏工业的骄傲”。不过近年来也有一些自称“环境保护主义者”的人谴责化工厂污染了自然环境,尤其是污染了河流水源,偶尔还导致严重的酸雨。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对这种“环境保护主义”的说法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总不能为了干净的水源就禁止修建化工厂,如果没有强大的化学工业、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中华共和国拿什么去和西方大国竞争?

    四周很安静,因为是在单人包厢里,听不到任何嘈杂的喧哗,安静的让人想睡觉。每当我困的抬不起头时,我都会下意识地扫一眼桌上的那本书,那本书记载了我的全部职责,足以让我随时保持警醒。当然,我并不十分满意现在的职责,说实话,这个职责有点尴尬,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书上写的当然非常冠冕堂皇,但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实行。尤其是像我这样年轻缺乏资历的人,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就更大了。

    我轻轻翻开这本书,凝视着扉页上的粗黑体大字:“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手册”,下面有两个稍小的字:“机密”。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八年以来,通过的所有规章、条理,发表的所有声明,历任领导人的经历和工作状况,各类各级别工作人员的使命和守则,都分门别类写的清清楚楚。扉页的背面是第三任也就是现任国家安全顾问卢浩轩先生的照片,我还不知道到何年何月才够资格见到他。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连国家安全助理顾问都没有见过。这很奇怪,我早已以陆军参谋军官的身份见过自己的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乃至国防部助理部长,但至今我还没有以国家安全代表的身份见过自己的领导人,或许这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同寻常之处吧。

    《国家安全代表职责》这一章在手册的后半部分,几乎是最后的地方,而且写的含混其辞,语焉不详。“国家安全代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任命,派出到各个军区、集团军、军、师和其他必要的部队,在和平时期监督、协助国防军指挥员的工作,作为共和国政府与军队的联系纽带,接受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军的双重管理;在战争时期,国家安全代表可以参加指挥作战,在指挥员阵亡或不能履行职务的情况下,自动取代指挥员的职务。国家安全代表拥有军衔,和现役军官享有同等待遇。”这段规定几乎是照抄《加强国家安全法》第五条,问题在于国家安全代表究竟应该怎样“监督、协助国防军指挥员的工作”,又应该怎样“作为政府与军队的联系纽带”?我不禁想起了苏联人发明的一个词:“政治委员”,他们向每一级军队都派出政工干部,美其名曰“指导员”“政治委员”,以贯彻“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对军队的控制。许多陆军军官正是把我们当作“政治委员”来看的,这种看法令我非常恶心,我不知道国家安全顾问会不会觉得恶心,或许他潜意识里也希望让“政治委员”控制军队。但我觉得,对于一个民主国家而言,在军队里设置所谓的“政治委员”是一种耻辱,否则就是搞专制暴政了。至少,我在过去两年里把自己看成指挥员的秘书和参谋人员,努力让自己的作用体现在行政和军事上,虽然我并不喜欢、也不擅长军事。

    四周的平静被打破了,车厢顶上的喇叭开始广播:“还有大约半个小时就要到达南京火车站了,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请您作好下车的准备。”窗外前方,南京铁路桥巍峨的身影正在薄雾中慢慢浮现出来。我轻轻叹了口气,把桌上和膝盖上的两本书收进了公文包里。两年前,我怀着满腔理想和激情来到南京,结果却接受了一个令我大惑不解的职务;现在,我又怀着沉思和忧虑来到南京,这次迎接我的会是什么呢?

    第二章 意想不到的接见

    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见到国家安全顾问的情景,那是一个暮春的下午,共和国首都南京的天气有些闷热,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氛围。当然,现在我已经知道了此后发生的一切——令人惊讶的一切,令人兴奋的一切,像史诗一般恢弘壮丽的一切,像悲剧一般惨烈凄凉的一切,这一切都像电影胶片一样深深地固定在我脑海中。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从见到国家安全顾问开始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坐落在南京市中心一条繁华的街道上,街对面就是两家大型商场,旁边十米之外就是一家电影院、一家报社和几家豪华餐馆。这看上去有点奇怪,这个担负“保护国家安全”使命、从事大量机密工作的机构居然位于繁华的商业区,周围的游人熙熙攘攘,看不出任何保密的迹象;总统府、副总统府、国会等比较公开的机构,却都设立在市郊的紫金山下,周围还有严密的地面和空中保安措施。或许这就是所谓“越是公开的,就越是秘密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楼从外表看起来也很不起眼,只有普普通通的两层楼,高度不到六米,临街一面的宽度不到二十米,还赶不上旁边一家电影院的规模。不过从侧面可以看到,这座办公楼的进深有五十米之多,是一座典型的“长方形”建筑,在漫长的侧面墙壁上布满了狭窄的窗户,所有的窗户又都拉着深色窗帘,把下午温暖的阳光挡在窗外。从这些紧闭的窗户和严严实实的窗帘上,可以隐约察觉到一丝严肃冰冷的气息。当然,仅仅从道路上匆匆走过的行人是不会察觉这种气息的,他们只会偶尔抬头,看到办公楼正门旁边的墙钉着一块镌刻《中华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字样的金属牌子,牌子下方站着两个表情严肃的持枪士兵,仅此而已。

    两年前,我曾经到过这个办公楼两次,第一次是签署为期五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契约》,现在想起来隐约有一种“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感觉;第二次是接受自己的第一份任命:驻国防军东北军区吉林军分区第21集团军第4装甲军第11装甲师的国家安全代表,同时还被授予陆军少校军衔。接受任命的仪式是由一名国家安全委员和一名国防部军官一起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授予我一份《国家安全代表工作证书》和一本《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手册》,这两样东西都被我随时带在身边;国防部军官则授予我一份《共和国国防军军官证》和少校军衔肩章,也就是我现在佩带的肩章了。这形象地显示了国家安全代表的双重身份:既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府工作人员,又是国防军军官。说实话,我对这个任命仪式感到失望,我本来以为会由国家安全顾问亲自授予证书,可事实上授予我证书的人连助理顾问都不算,只是一个普通委员而已。

    当然,此后两年中,我对“第21集团军第4装甲军第11装甲师国家安全代表”这个职务感到更加失望,甚至不止一次想到,如果当初我没有一时心血来潮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签定工作契约,而是选择了外交部、国会外交办公室等与自己专业对应的机构,现在我的事业该是何等惬意、何等一帆风顺啊!或许我已经当上驻外使馆参赞,或者至少当上外交政策分析师了,每天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阅读我感兴趣的新闻报刊、国际政治书籍,每周写一篇国际关系分析报告,以坚实的脚步通向外交官的职位——这才是一个国际政治学毕业生的事业和生活,不用在狭小的装甲师参谋部办公室里面对一群冷冰冰的军人,不用整天看着地图、沙盘研究如何对敌方战线实施宽正面突击,更不用在尘土飞扬的训练场上和装甲兵们一起演练“步坦协同作战”……

    每当我在烈日下和师长、副师长、师参谋长和其他参谋官员一起指挥装甲兵作战演习时,每当师长大发雷霆地训斥我拟订的演习后勤方案是“一堆破烂”时,每当我在“32式”装甲指挥车上颠簸的东倒西歪时,我就会涌起一种绝望的情绪,想要立即打报告辞职回家。但是我的契约上已经写明“五年”,在五年内,如果我单方面违反契约,甚至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所以我只能尽力干好现在的工作。我们的师长并没有另眼看待我,他觉得我这个国家安全代表和其他参谋人员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没有上过军校,也没有在基层当过士兵,所以比其他参谋人员更无能。根据我日记里的非正式统计,师长公开训斥我的次数远远超过训斥任何其他参谋,还不包括他私下对我更加严厉的批评,有时候这种批评真让人觉得自己是个一无是处的窝囊废。

    无论如何,两年的军官生涯毕竟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不是一个习惯混日子的人,既然阴差阳错地当上了装甲师参谋,就要尽力履行职责,至少得做到对得起自己。现在,我觉得自己已经勉强算是一个合格的装甲师参谋了,对基本的装甲兵战术、步坦协同作战、后勤组织、与战术空军的配合作战等等战术问题有了深入了解,知道参谋部是怎样运转、机械化战争是怎样指挥的了。但是我绝对不想把军官当成一种职业,我觉得在战术和指挥上我永远赶不上那些职业军人,只有在战略和后勤上或许还能说上几句话。军营的气氛令我感到窒息,那种森严的上下级关系,公式化的条令条例,冰冷的战术纪律,都与我的价值观格格不入。所以,当接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结束我在第21集团军第4装甲军第11装甲师的任职,并且调动我回南京接受新的任务时,我难以形容那种高兴、畅快的心情,好象是被长期监禁之后忽然获得自由一样,看到了新的生命!

    离开第11装甲师前,我最后一次观看了例行训练,最后一次抚摩了“光永”式重型坦克(以前总统李光永的名字命名)厚重的装甲,竟然隐约有一丝不舍,因为我毕竟在这里抛洒了两年的汗水、耗费了两年的青春。在通向南京的火车上,我有一种莫名的预感,我将来或许还得和陆军打交道,甚至是打很长时间的交道……虽然我不喜欢陆军,但这种预感仍然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等待我的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调往另一个师担任国家安全代表?太可怕了,让我换个职务吧,哪怕是坐冷板凳的研究人员也好……

    以上就是我坐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楼大厅里等待召见时,所想到的一切。我不知道谁会接见我,接待人员只是礼貌地告诉我:“在大厅的沙发上等着,大约半小时就会轮到您了。”我坐在那里,一边回忆着两年来发生的事情,一边心不在焉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这个大厅其实并不大,总面积大概只有200平方米,呈狭长的长方形,侧面的墙边放着两排长长的沙发,墙壁上挂着几幅我看不懂的中国传统水墨画。天花板上倒是悬挂着一幅我看的懂的油画——《拿破仑加冕》,不过挂在中华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楼里似乎有点驴唇不对马嘴,难道国家安全顾问还是个保皇派不成?想到这里,我不禁笑了起来。

    长长的沙发上只坐着我一个人,大厅的四个角落各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的卫士,我知道他们携带的手枪里都有子弹,而且在墙壁背后的保安室里还隐藏着更多核枪实弹的卫士;因为这里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共和国最机密的部门,外表看起来可以很普通,但内部必须有最严格的防范措施。今天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被接见?或许其他被接见的人规格都比我高,都到专门的休息室去等待了?我不知道什么等级的官员才有资格享有贵宾休息室,反正我没有资格,而且估计五年十年之后都没有资格。

    “卫明宪少校!”一个低调的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我急忙收拾起思绪,才发现自己前方五米处站着一个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表情严肃,站的笔直。我连忙站起来,对方又说道:“请跟我来,上二楼。国家安全顾问阁下要接见您。”

    “什么?你说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国家安全顾问?!这是在开玩笑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高长官,被称为共和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的国家安全顾问,接见我——一个小小的师级国家安全代表?

    “国家安全顾问阁下要接见您,请别让他久等。”对方面无表情,声音已经有点不耐烦,“请跟我来,上二楼。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

    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是愕然,激动,还是惊喜?我急忙整理着自己衣服上的褶皱,用手拢着额前的头发,但对方很快打断了我:“国家安全顾问阁下的办公室门前有一个落地穿衣镜,您可以在那里整理自己的装束。请跟我来。”说完,他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做了一个标准的“向后转”,接着以标准的“齐步走”姿势向楼梯走去。我愣了大约两三秒中,才急忙快步跟上去。一路上经过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在我脑海中都是一片空白,这段不足200米的路程走起来竟然比跟随装甲车突击50公里还漫长。

    他会告诉我什么?问我什么?没有时间准备了,或许我的命运马上就要决定了。当时,我以为这是我生命中最激动的一刻,但经过后来的风风雨雨后,我才意识到在我漫长的生涯中这实在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序幕而已。

    第三章 新的任务

    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楼二层的走廊很长,走廊的尽头又没有窗户,整个路程笼罩在一片阴暗神秘的气氛中。整个楼层都很寂静,我只听到自己军靴踏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的脚步声,前面带路的工作人员虽然走的很快,却竟然没有发出什么响声;虽然我知道这是情报人员的训练技能,但在这种氛围下也不由得感到一丝诡异。

    我没有数两侧有多少个办公室,只记得所有办公室的门都涂成藏青色,配有黄铜把手,而且每一扇门上都没有任何名字或号码,如果不被请进去,你永远不会知道在门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大人物在办公,隐藏着什么样的巨大秘密。终于,工作人员的脚步在一扇门前停住了,这扇门看起来平淡无奇,和其他办公室的门没有任何区别。他抬起手,在门上轻轻敲了三下,发出了一种奇特的金属声,我意识到这门不是木头做的,而是钢制的,或许还是用特殊钢材制成的。

    “请进。”屋里传来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门被打开了,工作人员立即转身离去,消失在走廊的黑暗中。现在我意识到我已经站在国家安全顾问办公室的门口,地上铺着绿色的地毯,面前站着一个二十多岁、穿着秘书制服的女子。“您就是卫明宪少校吧,”她微微笑着,对我做了一个欢迎的手势,“一直走,穿过第二道门,国家安全顾问就在里面等您。”我迟疑地走进门,发现面前只是一个大约十平方米的小房间,房间里摆着四张沙发和一张茶几,墙壁很素净,没有任何装饰品;在这个小会客室的尽头,有一扇暗金色的门,门上雕刻着我说不清楚的植物和水藻,连门把手上都雕刻着繁复的花纹,和会客室里素净的风格很不协调。我的心跳立即加快到了最高速度,我想,这扇门里和门外一定是两重天地。

    门的右手边有一面落地镜子,显然是给来访者整理衣冠用的。我做着深呼吸,竭力平静下自己的心情,迅速抹平军装袖子上的褶皱,尽量使自己显得精神一些。我本来以为秘书小姐会走过来帮我开门,把我引见给国家安全顾问;但我回过头去,却看到那位秘书站在原地,丝毫没有走过来的迹象,只是微笑着用目光提示我自己开门走进去。我把手放到了门把手上,直到这时,才发现自己的手心已经攥满汗水。轻轻地转动把手,轻轻地向前一推,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门就被打开了;那一瞬间,我却感到有些失望——

    这就是国家安全顾问的办公室吗?感觉比想象的要小的多,大概不会超过30平方米吧!一张黑漆办公桌放在右侧的墙边,只有中等大小,也远远没有我想象的气派。办公桌上杂乱地摆放着各种颜色的文件夹、各种封皮的已装订文件,其中一堆文件几乎有一米多高。当然,最显眼的还是桌子角落上的一部老式陶瓷电话,旁边还搁着一只古朴的青瓷笔筒,不过里面一只笔也没有插,倒是插着两把寒光闪闪的裁纸刀,让人有点不寒而栗。

    共和国安全的保卫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高主管——国家安全顾问卢浩轩阁下,就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转椅上。虽然窗帘拉的紧紧的,外面透不进一丝光线,但天花板上亮着两盏温和的白炽灯,让我能够清楚地看到他的脸。说实话,卢浩轩看上去比照片上苍老许多,脸上有纵横交错的皱纹,两鬓也花白了,连目光看起来都很浑浊。此时此刻,他就在用这种浑浊的目光打量着我,让我心头又是一阵紧张。

    “国家安全代表、陆军少校卫明宪!”我向前走了几步,在办公桌前方两米的地方立正,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按照军队里参见上级的方式高声说道。卢浩轩微微笑了笑,站起身来,绕过桌子,向我伸出了手:“国家安全顾问卢浩轩,很高兴和你见面。请坐。”

    我迟疑地看着旁边的椅子,不知道是否应该坐下。但卢浩轩已经重新坐在了转椅上,拿过桌上的一份文件,用轻松的语调说道:“怎么,难道你习惯站着?这里不是军队,是政府机关,我们都习惯坐下说话。”

    我立即回应道:“是!”接着小心翼翼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国家安全顾问就在一米之外,我抬起头,想从他的目光里琢磨出什么东西来,但他已经低下头翻着手中的文件了。“你的简历我看过了,”他简洁地说道,“卫明宪,1910年生,父母都在军队服役,他们1913年英勇牺牲,被追授二等功称号——你出身于英雄世家。”

    “是的。我父亲和母亲于1913年牺牲在朝鲜,那是日军在世界大战中进行的第四次登陆战……离战争结束只差一个月。”我感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哽咽,“那年我只有3岁。我的祖父是历史学教授,是他把我抚养长大的。”

    “很抱歉勾起了你的回忆,”国家安全顾问的声音也变的沉重,“我想,他们的在天之灵会为你骄傲的——1927年进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1930年提前毕业,1932年获得外交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至今,没错吧?”

    “是的。1932年7月至今担任国家安全? ( 共和国战争 http://www.xshubao22.com/4/42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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