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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离开后，中美 合作所在中国的任务顿时削弱了。 迈尔斯的上司反对他的大多数所作所为，但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太粗糙、不成熟。他 早在美国官方政策决定支持蒋介石内战前，就开始帮助蒋介石做内战准备，但在1945年夏天 ，魏德迈开始独立承担接近这一目标的任务。不过，迈尔斯对推进蒋介石的目标比抗日更有 兴趣。他因此极力反共并且彻底反对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迪克西使团〃。他指责包瑞德对国 民政府误传了使团的任务，还指责被派往〃迪克西使团〃的人对共产党盲目同情。他认为共 产党其实是积极支持日本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迈尔斯自己对抗日的贡献很小，尽管他 为戴笠做了很多事，却没有做过任何对美国国家利益有益的事。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4）
那些认识迈尔斯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奇怪的人。他曾到处炫耀他自己设计的细长三角旗，它的 图案是三个问号、三个惊叹号和三个星号排成一行（？？？！！！***）。他在狂欢的时候会高喊 〃中美合作所〃，还曾经向约翰·戴维斯吹牛，说他的手下曾经在汉口用阿司匹林令几个日本海军军官中毒。他还向史迪威申请1万把匕首，用来武装中美合作所人员，准备以此在印 度支那刺杀日本人。 不过迈尔斯很难对付，主要因为他受命于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为美国海军将来在亚洲 的行动打基础。金相信，战后蒋介石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是一个将注定使中 国成为最重要的力量之一的人物。从金的这一观点来看，美国海军和蒋委员长之间的密切联 系会使美国在战后中国的海军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样毫无疑问，美国就可以像以前英 国使用葡萄牙海军那样使用中国海军，使它成为控制太平洋的助手。回顾这段往事，也许把 迈尔斯看成19世纪的探险家对他来说也许就是最仁慈的了，这种人以高尚的动机为名去别 国的土地，行缔造自己的帝国之实。 中美合作所的〃快乐谷〃总部在重庆北面12英里的一个靠山的地方。〃谷〃这个词也许会让 人对这一地方有些误解，其实它是封闭的，比城市里更为闷热，并且很少有风能让闷热有所 缓解。中国的农民把这里的山谷都开垦成梯田，但它们会遭遇塌方，在潮湿的天气里农田可 能会滑下去。谷底有一条小河，在岩石和泥浆中穿行，河水有时会因为有人在那儿洗衣服而 变得滑腻腻的。 海军占据了山谷左岸高处的建筑。他们的房屋遍布于山坡的上部。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设施则 在山谷右侧稍靠下些的地方。在山的下部就会有更多的泥石流，一次泥石流穿过它的后墙， 还毁损了士气操作处远东分部。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六幢建筑中最大的一座是将军办公室和兵 营。另一个单位在稍高几英尺的地方，有一个起居室、两间卧室和两个浴室，第三个单元有 三间卧室。在100英尺开外比将军办公室稍高一点的是一个长形的单元，有一间浴室、一个 厨房和一个食堂。泥石流来临之前，士气操作处远东分部就在食堂后面。两组服务人员就在 三个单元的后上方，在〃肥皂溪〃对面。 如果向上步行100码，蜿蜒穿过一块块高粱地和南瓜地，就会经过两个长长的单元，一个属 于海军，另一个属于研究分析部门。研究分析部门有一个供军官用的长形房间，另一头是中 国职员的。只有一个铁箱用来保护分析处的少量从外面来的秘密材料，主要都是信件。 除了士气操作处远东分部和分析处，秘密情报和特别行动处在〃快乐谷〃也有代表。被派到 这些机构的人基本上都是完全与世隔绝的。运输工具也很缺乏，因此进城很困难，除非有事 ，一般没有人会到这儿来。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只是偶尔和海军的人员对话，两个组织之间 的官方往来是正式和远距离的。尽管他们共同享用放电影的设备，但私人之间的关系是很谨 慎的，也保持在低限度。 美国战略情报局向来都是一个因能自由行事而骄傲的组织，怎么才能够把它在中国的行动局 限在这样的房屋里？美国战略情报局最初是情报协调局（COI…Office of the Coordinto r of Informtion）的一部分，它是在1941年夏天成立的。珍珠港事件六个月后，宣传处和 情 报协调局分开，被并入新成立的作战情报处。剩下的在多诺万控制之下的机构被重新命名为 〃战略情报局〃，被分派了策划和指导类似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做的特殊情报任务。 本来以为中美合作所成立会终止美中情报界之间的冲突。有一段时间多诺万让迈尔斯作为他 在远东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协调人，但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对海军人员与戴笠建立任何只要 是对美国有用关系的能力的幻想破灭了。1943年4月，迈尔斯去华盛顿参加中美合作所的会 议。多诺万邀请他去家里吃晚饭，想办法让他表明他的态度和计划。他所听到的让他失去了 对迈尔斯仅存的一点信任，多诺万就决定派他在一个法律公司的搭档理查德·赫普纳去中国 ，表面上是去做迈尔斯的助手，其实是要去取代他。 约翰·戴维斯认为赫普纳任美国战略情报局驻中国的头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他完全是多诺万 的人，在政治上了解的很多。新德里的外交人员和军方人士都挺喜欢他。赫普纳和迈尔斯并 不融洽，而戴笠对他俩都很排斥。1943年末，美国战略情报局机构证实了戴笠收集了大多数 有价值的情报，而把那些实际上不重要的给了中美合作所。多诺万质问迈尔斯，迈尔斯则反 复说美国战略情报局总是违反中美合作所协议。〃我不同意写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 我不干了。〃迈尔斯咆哮道。〃你不能辞职，你被开除了！〃多诺万吼道。 迈尔斯还是继续领导着驻中国海军情报处，还任中美合作所的副所长，但1943年12月5日， 多诺万被调离了美国战略情报局。曾经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缅甸101特遣队的上校约翰·G。科 弗林取代了他。 约翰·戴维斯写道，美国战略情报局是一帮〃暴徒、毛头小子、百万富翁、教授、公司律师 、职业军人和不称职的人的集合，所有的操作都是在高压下默默进行〃。戴维斯发现他们与 科德尔·赫尔的麻木的国务院形成有趣的对比。还有人发现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成员很不专业 ，并沉 于游乐。这个组织是和桂林的陈纳德的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相联系的， 在GFRTS（译者注：意为空地部队装备技术组） 的掩护下曾收到来自昆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船物资。在应当是秘密的板条箱的钢印上可 以看到GFRTS字样。GFRTS是1944年4月成立的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空军 第十四航空队相关的单位，它是在陈纳德的指挥下。美国战略情报局给了它一个冗长的名字 叫第5329空地部队装备技术组，但它的绰号是〃gfighters〃（译者注：意为G士兵）或〃 gfrts〃（译者注：意为G屁）。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5）
1944年的第一个月，科弗林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美国战略情报局领导之下的高效率的情报收集 部门。他计划美国战略情报局应训练至少25个年轻、精力充沛又擅长英语，还懂一些无线电 的中国人当情报操作员。科弗林还直接要求戴笠从中国、中国东北和朝鲜收集秘密情报。 科弗林的要求导致了令人沮丧的一系列与中国人的会面，他们拒绝把训练和控制人员的指挥 权转交给美国。另外，中国人认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没有理由成立一个中介机构把情报从高级 基地转送到中美合作所总部。中国人试图传达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直接把情报传往 中美合作所总部，这种运作会更有效率，但美国人不相信中国人的可移动无线电设备能在超 过500英里的距离有效使用。而中国人则认为想把情报转送到高一级机构反映了对他们的不 信任，并认为所有的情报肯定都会被审查。 美国战略情报局有一个印象，就是中国想到哪儿去都得有一个戴笠签发的〃护照〃或准行证 。美国战略情报局要求中国人提议一个合适的地方建高级基地，中国人建议设在芜湖西南方 40英里处，而且此地还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中国人的选择恰恰因为它不合适。他们试图把 这一地点选在长江畔，尤其还要选在像芜湖这样一个日本人高度集中的地方，这对于美国 人无异于自杀。 中国人通过使用中美合作所协议来设置障碍，破坏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大部分努力。他们找 任何一个可能的借口来阻止美方人员运行代理机构，包括阻止对属于物主权以及运输的规则 和条例的创制，还阻止美国无线电设备的运输。 中国人也不喜欢太多美国人四处侦查，拒绝的理由是怕在当地人中引起猜疑。美国战略情报 局感觉美国军人比起那些到处掠夺、抢劫和强奸同胞的国民党军官和士兵能得到更多中国人 的尊重。中国人想要的结果就是让美国战略情报局建议一种完全由中国人主导的行动，而美 国战略情报局只是〃付账的容易受骗的人〃。他们对美国人的建议总是说更细节的东西应该 被制定出来，但其实他们的意图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无论做怎样的适应性调整，总会有新的 障碍出现，事情也会继续被拖延下去。 但中国人种种拒绝的理由并没有让美国战略情报局完全迷惑。经常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外派队 就不向中国人也不向负责他们所在的任何地方的美国战略情报局领导人透露行动。中国人不 想让美国战略情报局〃干涉〃中美合作所，中国人想自始至终控制所有的情报，从它们由敌 占 区传出到被中美合作所总部接收到，再到由那些〃不慌不忙〃的翻译们翻译出来。如果情报 有可能到达美国人手中，通常已经过时了。 在学校中培训操作员也证明是不太成功的，因为中国人无视美国想加强纪律的努力。比如美 国战略情报局想加强和推行安全规则，其中包括要求学员在培训期间必须待在营地。结果一 周都不到，就有好几个中国学员到临村去理发，从而坏了规矩。几天后，有一天课表排了课 ，但所有的学生都被拉去听戴笠将军做一个关于该所纪念日的演讲。接着，两天后，他们又 全部被派往重庆去参加一个宗教仪式。而且在发生这些事之前没有一个人通知美国教官。如 果中国人想找哪一个同学谈话，他们就直接去叫，根本不管他是否有课。海克斯（D。 ）上尉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他给科弗林写信说，这种情况让他根本无法维持纪律， 并说他真是颜面尽失。他还说中国人对美国教员在这所学校里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不知感 激。 中美合作所和迈尔斯不仅没有做任何有助于美国战略情报局训练计划的事，迈尔斯的人甚至 还进行渗透，把一些不服管教的年轻人送到课堂去。当美国战略情报局想到这是〃迈尔斯的 人〃，就把他们派到一个城市，让他们在那里待命。但从此就再不联系这些人了，因为美国 战略情报局不相信任何一个为迈尔斯和戴笠工作的代理人。 的确，报告字里行间充满了困在〃快乐谷〃不快乐人的毫无成就的不得志感和深深的沮丧。 他们期待着行动，希望能和毛泽东接触，能帮助共产党一道进行破坏行动而阻止日本人的 行动。科弗林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创始人之一，他自己就很想去延安。他一直很难理解为什 么像戴笠和蒋介石这样的自私自利的帝国缔造者能够拥有这样一个有无穷无尽资金来源的组 织，而且它在绕过规则、不遵守规则时毫不犹豫。迈尔斯和戴笠都不跟他分享任何情报。每 周戴笠都要和美国人一起吃晚餐，他坐在主座上，迈尔斯和科弗林分别坐在两边，其余的人 就都是中国人。一只没有去掉头的乌鸡会装在碗里摆在桌上，戴笠会用筷子把它分开一部分 放在迈尔斯的盘子里，一部分放在科弗林的盘子里。在这些晚餐中从没有谈论过什么重要的 事。当科弗林说他想搞一个三方会谈，迈尔斯和戴笠都说不想这样。 因对关于情况进展的汇报不满意，多诺万亲自到中国视察。为了欢迎他的来访，戴笠设了晚 宴，远比平常的每周例行晚餐制作精细。喝了很多的酒，但当时在场的人看到，多诺万一直 保持清醒。他直接问戴笠说，美国战略情报局有一个使团在运作，它的工作是不是不能得到 戴笠的配合，如果这样，美国战略情报局就要单独行事了。戴笠大怒：〃如果美国战略情报 局 想在中美合作所之外运作，我就杀了你的特工。〃多诺万回答道：〃你杀我们一个特工，我 们就杀你一个将军。〃〃你不能这么对我说话。〃 戴笠一边猛敲桌子一边大吼。〃我就是 这样对你说话的。〃多诺万又说。然后他们就都平静下来笑了。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6）
美国战略情报局试图从中美合作所那里获得情报总是遭遇僵局，在每一个环节都会被戴笠和 驻中国海军情报处阻挠，因此他们找到另一条途径以获取在中国的独立地位。1943年12月， 多诺万和分析处的威廉·兰杰博士在重庆和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陈纳德协商。作为惟一一支 在整个中国运行的美国战斗机部队，第十四航空队迫切需要一个广泛的战术情报服务，以便 精确地查明敌军的目标，比如军队聚集地和物资存放处。 在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建立联系之前，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最小限度的情报收集能力令人吃惊， 他们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开展工作。1942年12月底，比瑟尔（Bissell）将军任命杰瑟·威廉 姆斯（Jesse Willims）少校为陈纳德的情报主管，威尔弗瑞德·史密斯（Wilfred Smith ）上校 为代理主管。陈纳德把自己现任的情报官员约翰·伯奇交给史密斯。他们组织了一个战事办 公室，尽最大努力去增加海军给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关于日本航运的过时的情报。史密斯送 伯奇去中国沿海，在那里他组织渔民分成两组并教他们怎样使用手动无线电设备。经过训练 后，他们掌管中国东部沿海的一系列站点，通过它们把情报分程传送到桂林。陈纳德接着又 派B…25或P…40飞机去袭击，有时他的人会用悬带吊着500磅炸药挂在P…40上，把它们当成 战 斗机。史密斯、伯奇和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中国人还获取了水文地理图，并组织小组观察铁路 和长江上的航运。 1943年末，史密斯在华盛顿休假时，接到了多诺万的一个电话。将军告诉他魏德迈准备去中 国，魏德迈想让所有的军区情报活动都由美国战略情报局协调。多诺万想知道史密斯有什么 反对意见，结果史密斯说他是一个军人，只会服从命令。然后多诺万就要求陪他一起去中国 ，他这样做了，他们还去了欧洲战区。当史密斯重新回到陈纳德的指挥部时，他发现美国战 略情报局要接管这里情报工作的消息在他回来之前就到了，他变得很不得人心。在史密斯看 来，他并不觉得自己被出卖。他认为，也就是魏德迈传达了一个命令，而多诺万非常婉转地 问了他的意见。 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情报机构就这样因为管理的原因被转移到美国战略情报局，并且代表美 国战略情报局主流机构的人员也属于它。陈纳德的任务和以前还是一样的，这位将军的威望 实在是很高，以至于无论戴笠还是迈尔斯，都不能阻止这一分部拥有自己的情报机构。只有 约翰·伯奇是成为美国战略情报局一部分的障碍。他给史密斯写信说，他宁愿在空军第十四 航空队当一个三等兵、下士，也不愿意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当一个全职的上校。他从没有正式 调到美国战略情报局去，虽然他继续不情愿地工作，还是与这一战区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分队 合作。 不久以后，尽管留下了几十个美国战略情报局成员并让他们名义上由中美合作所控制，科弗 林还是把自己的总部由重庆搬到陈纳德在昆明的指挥部，在重庆西南方几百英里的地方。多 诺万想把美国战略情报局从戴笠的掌控之下解放出来，但因为有中美合作所协议，这样做是 很困难的。1944年3月16日，多诺万给科弗林发了一封电报，确定尽管美国战略情报局还属 于中美合作所，但它的指挥权是与海军分开的。科弗林还要向戴笠负责，向他直接汇报情况 的同时，他的行动从此以后要由战区司令部协调。多诺万命令美国战略情报局尽快把总部搬 出〃快乐谷〃。如果这件事不能安排执行，就要求中国人在他们现在的山谷驻地建一个美国 战略情报局的总部分支。 在这些交流中，多诺万继续强调美国战略情报局是中美合作所的一分子，并且似乎承认海军 的优势。在以后的情报互递中，可以看出在戴笠的监督下，中美合作所内部执行一项重要计 划是多么的困难。迟至1944年10月，才形成一种共识，就是尽管或许美国战略情报局最初加 入中美合作所协议是不明智的，但从中退出会比留在其中损失更大。因此美国战略情报局就 继续只给中美合作所提供最小限额的资金和人力，同时自己以GFRTS的形式独立扩展业务， 并与战区司令部合作。魏德迈从在锡兰做蒙巴顿（Mountbtten）的下属变为中国战区的指 挥官后，多诺万给白宫送去了一份备忘录回顾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遇到的困难。他认为 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中国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直接向美国的最高统帅负责，并作为他的 下属为他服务，同时也为麦克阿瑟将军和海军上将尼米兹服务〃。 魏德迈并不反对美国战略情报局在战区的存在。令赫普纳惊奇的是，他还同意特别行动和秘 密情报处在那里活动。谈话中他还告诉赫普纳，他或许会让美国战略情报局取代〃迪克西使 团〃，但他很关心使团的成员。他不想让使团成员受到其他影响。 魏德迈最初的决定之一就是想免除迈尔斯的权力，并把美国战略情报局和海军处都置于战区 司令部之下。赫普纳成为战略情报局在中国的主管，并可以参加魏德迈的每周总部会议，会 上通常会形成战区政策。由此，美国战略情报局才首次开始负责组织抵抗行动，主导情报和 破坏行动，武装并指挥支持中国军队的特别水陆装备突击队。在赫普纳1945年7月11日的工 作会议上，中美合作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之间关系的变更才明确下来。但他们被建议各自的 野外组成员不要取代美国战略情报局…中美合作所的相关领域成员，因为众所周知戴笠的特 工密切地注视着他们。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7）
当史迪威是战区指挥官的时候，他反对美国战略情报局在战区运作的主张。即使在卡尔·艾 弗勒（Crl Eifler）劝说他改变主意后他也没有改变，他告诉约翰·戴维斯和麦克拉肯· 费舍尔，他担心这个组织会酿成大祸。魏德迈试图协调所有在中国的情报机构，包括英国的 机构与他总部之间的关系。英国的情报机构也比较关注他，因为他相信英国情报部门在中国 有几千个特工，但这些人的主要任务不是收集敌人的情报而是收集中国人的情报。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英国的主要利益似乎就是为战后时期做准备，保护英国在中国的利益， 如香港。美国人收到极好的目标参数和来自英国的资料，但并不多。魏德迈想与那些对情报 收集感兴趣的所有美国机构一道把这些置于自己的权限之下。1945年1月2日，他警告赫尔利 ，情报工作的状况很混乱，有很大的潜在危险性，需要整合和改善。战后，魏德迈的参谋长 罗伯特·莫克莱尔将军说他觉得很奇怪，不知是不是有很多机构和部门在同时工作。他有证 据表明有不同的机构向同一资料来源购买情报。 战后，众多参加过情报收集、见识过多个机构在不同观点的指导下施行各自聪明的点子并能 和高层人物接触的人，都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小型帝国。在战时，很容易弄到钱；如果知道 诀窍也可以召集到人。很少有想法能付诸行动，宁可为了提高军事效率的愿望而大把大把地 花钱。这也部分源于人们的一种观念，即人们不会为了节约1000万美元而愿意输掉一场战争 。同时，军队也知道，如果一笔钱被节约下来，那下一笔预算就会被削减。 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松散运作方式使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参谋机构变得令人怀疑。而且美国战略 情报局认为，他们不是很胜任而是更适合准备去做某种工作。这个组织中的每一个分支机构 都有自己的任务。分析处收集文件并评估它们的价值。X…2主管反间谍并试图抓住间谍。士 气操作处远东分部则试图用新的宣传途径去干扰日本人的士气。有一次分部找到一种东西喷 在日本军官身上，让他们闻起来很臭，令他们丢脸。 美国战略情报局很多事都做得很好，如破坏活动的训练，组织国内的人四处战斗，乘坐小型 飞机到处转移。这样就担负起了组织起一批人的任务，这批人诚心实意地想对战事有所贡献 ，却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行动。科弗林把这种形式看成是多诺万行事风格的一个证明，而他个 人通常都会以一种勇于冒险的方式处事。再如，最初曾想向史迪威证明美国战略情报局可以 在其战区对战事有重大贡献的多诺万和卡尔·艾弗勒，还曾驾驶着小飞机兜风，驶过缅甸的 日占区。这两个人加起来的重量要超过400磅，他们还一道乘坐一架载重量不超过250磅的飞 机。后来，多诺万告诉科弗林，他做这一飞行违反了所有的安全规则，这样艾弗勒就不会认 为他是一个懦夫了。 一些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认为驻中国海军情报处把中国往内战之路上大大推进了一步，也对 美国直接卷入中国内战有一定作用。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罗斯福对海军的特别偏爱给了 迈尔斯以优势，如果杜鲁门是总统，蒋介石就会被迫答应让美国战略情报局自由行动，而不 是在戴笠的监督之下行动。再有一些人认为，如果美国战略情报局能够渗入中国东北，那么 日本关东军在这一地区的薄弱环节就可能被发现。结果，斯大林说苏联军队控制了这一地区 ，这还成了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讨价还价的筹码。 各类情报组织还是继续相互明争暗斗，甚至作战情报处都会憎恨那些越俎代庖的机构，下面 这些情节就证明了这点。 美国战略情报局开始在目标城市散发传单，警告市民们在空袭来临之前疏散。史密斯上校在 昆明大学主持一个艺术评比，给设计最好的传单50美元奖励，第二名给25美元奖励，第三名 给10美元奖励。他想让中国学生去做这种设计，因为他知道他们可以使传单的主题与传统文 化最有效地结合。获胜的设计被印刷在便宜草纸做的传单上。这传单上是一头肥猪，肥猪身 上插着一把屠夫的刀。右上角是些鸟，寓意是如果你是一头肥猪，你可以感觉到刀的威胁， 但如果你够聪明，你就应该像那些鸟一样飞走。另一些图片有一些美国标志的飞机，当然是 用中文写着〃美国空军来了〃。运输机载着这些传单在城市上空投放。作战情报处发现美 国战略情报局这样散发传单的做法后，他们告诉史密斯，说他愚蠢而且不爱国，因为在草纸 上的宣传不专业，与第一流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作战情报处的宣传单则完全不同，是在华盛 顿设计的，用的是很好的纸料。作战情报处去战区让他们命令美国战略情报局停止散发印着 肥猪和鸟的传单。 这样的混乱和因为情报部门运作的相互交叠造成的低效，或许让〃迪克西使团〃显得比它本 身应有的重要性更为重要。除了使团的运作是在迈尔斯和戴笠的指挥之下以外，使团的成员 都来自于相互斗争的情报机构，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竞争并不妨碍他们的功能。这些代 表不同规则的人把他们的报告汇总起来，主要是关于共产党破坏性武器和技术以及游击战的 军火情况。 但根本的原因是，那儿有一个使团，戴维斯跟斯宾塞及斯特尔谈过，他们对〃迪克西使团〃 的成立很感兴趣，不仅它会对战事有帮助，还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美国战略情报局良好表现 的绝佳机会〃。当〃迪克西使团〃到位后，来自它的报告看来证明了他们的想法。比如，雷 ·克劳姆莱在7月30日的报告中说，延安是主要的战役指挥运作的基础，在这报告后，包瑞 德加了如下评论：〃在我看来，在延安设立一个战役指挥部的可能性只可能因为没有足够多 受过训练的人能被派到那儿去而受到限制。〃斯特尔和科弗林的自信在他们1944年8月7日给R 。M。霍尔（）上校和威廉·雷·皮尔斯（Willim Ry Peers）中校的报告中显露 无 遗，重复了这种乐观的情绪，并说它〃可能可以完全保证为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运作而和中 国共产党合作……（包括）一个独立的交流和代理网络……并且（提供）用我们的方式训练 的中国人员〃。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8）
但那些机构之间竞争产生的问题同样也在使团中反映出来，工作重复，而且也存在人们之间 相互背后〃狗咬狗〃的现象。重庆的迪奇和延安的包瑞德之间的信件往来也可以看出这些问 题，从雷·克劳姆莱试图把报告直接送到华盛顿而不是通过包瑞德或G…2总部也可以看出来 。〃克劳姆莱似乎在这些报告中承担了很多事，〃迪奇写道，〃尤其是在推荐人获得勋章和 提 拔方面（也包括他自己）。〃既然如此，克劳姆莱就更大胆地提出要各种设备，要一个无线电 操作员，还要求一个叫拉·东娜·安德森（L Donn nderson）的速记员来为他服务。〃 我 必须要她在这里帮忙，〃克劳姆莱这样写道，〃她知道工作的诀窍。〃包瑞德把克劳姆莱描述 成 一个麻烦的制造者、一个不懂得如何指挥的军官和想建立一个美国战略情报局〃细胞〃的幼 稚 的人。科弗林把克劳姆莱调到G…2，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提醒克劳姆莱要向迪奇负责，同时 还要向包瑞德负责，因为他还是属于〃迪克西使团〃的，并且所有的通信都要经过使团总部 。科弗林巧妙地表扬了克劳姆莱的战斗工作，同时又提醒他，他既没有领导使团也没有人员 供他调用。 克劳姆莱并不是使团中受到包瑞德批评的惟一的人。上校认为高林是〃一个很没有权威的军 官，但他至少愿意用有限的能力尽力做到最好〃……不像斯特尔〃能力很强却很懒〃。在迪 奇 收到这些评价之后不久，他向史迪威报告他去延安做了短期访问，并且他的总部与〃迪克西 使团〃保持着很密切的接触。 从某种程度上说，〃迪克西使团〃和各类情报组织之间的问题在使团存在期间一直存在着。 有时候对同一类型的组织也会存在正反两面的感情，就像斯特尔1944年10月27日给斯宾塞的 备忘录中所表达的那样： 我的任务被称为〃目标分析〃，大概是代表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重庆的G…2已经要 求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把关于〃迪克西〃之行的情况送给包瑞德和舒尔瑟斯（Schultheis）。 这一方面是因为鲍勃和弗瑞德在昆明的独立地位，这是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给出的理由，也 就 是说因为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不愿意加入一个去共产党方面的使团，因为这会卷入一些责任， 也不喜欢加入任何由美国驻中国军事使团（MMISC…mericn Militry Mission to Chi n）负责的机构，这是战区猜测出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空军第十四航空队迟迟没有指定任 何人，而且最终推荐了某些不被迪奇接受的人的原因。 迪奇上校决定派我去……因为我与GFRTS的联系，认为我是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代表。从G FRTS派遣到使团的计划向史密斯上校说明了，然后向GFRTS说明了，但没有通报空军第十四 航空队总部。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已经习惯了令战区不愉快， 不喜欢这种不代表自己的代表 ……不过空军第十四航空队还是很渴望知道使团的成果的。 我的实际处境就变成这样：G…2和包瑞德上校认为我是代表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目标分析方 面的专家。但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却声明他们在延安没有代表……（但）考虑到我，军官们 总是会与他们联系，如果因为情报通过了G…2而延迟了到达的时间，他们也会很烦恼……因 为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常被战区困扰，对此非常敏感，而且G…2的人手又不够，这种可能性就 更经常地发生……在某种程度上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倾向于对我负责。 斯特尔还抱怨一些问题，如G…2在分发美国战略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和报告的工作中表现不好 。有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情报是从不正式的渠道得来的，但〃我们在延安享受的大家的生 活方式无助于按权力大小各司其职〃。不正式还会有其他一些后果。共产党对孙逸仙夫人非 常尊重，并与在重庆的她频频通信。他们从延安用邮包装好转送信件。史密斯把信送到大使 馆，再由他们转送到夫人手中，史密斯出于礼貌也没有问信来自什么地方。史密斯的父母是 传教士，他精通汉语，出于好奇看过一两封信件，注意到信开头的尊称是〃亲爱的大姐〃。 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北方运作时有时会和共产党产生一些矛盾。在这些情况下，〃迪克西 使团〃通常都会充当调解人。1945年6月初，彼得金向迪奇汇报，四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翻 译被抓住了，他们是在晋察冀地区经过交火后被缴械的。没有人受伤，与中国人相比，美国 人的态度很恶劣。最终中国人被告知，这个分队的主要任务是与伪军联系并了解他们的态度 ，并 看如果在他们的地盘上有军队行动，他们会做出什么举动。这个被捕的中国人不做翻译，但 可以充当联系人，因为他自称熟悉当地人和当地的环境。 这个分队被称做〃猎犬〃，5月28日空降在阜平附近。这次空降看来是很成功的，但这一分 队没有无线电设备，因此一直没有它的消息，直到后来延安方面说，这一分队在中国共产党 的监狱里。尽管一直都在努力把这一分队解救出来，战区指挥部还为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但这些人一直被关在监狱里，直到战争结束。共产党是在这一分队向共产党的正规部队开 火后把〃猎犬〃俘虏的。这些共产党人否认他们收到过这一分队要来访的通知，并颁布了一 个 命令，宣布从今以后任何身份不明的团体如果在这里出现，都会被同样处理。与此同时，中 国共产党人得知美国战略情报局准备向一些在黄河北岸的伪军队伍投放武器和装备。他们反 对这种做法，因为他们说，这些伪军只对付共产党而不打日本人。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9）
直到战争临近结束，美国战略情报局还希望提高〃迪克西使团〃的级别，以便配备无线电设 备网，并要求战区给使团更多的人员。魏德迈不答应这一要求，而是建议美国战略情报局要 学会如果不是因为非常重要的事要尽量削减行动。 1945年8月中旬，当他们试图开始工作，也就是要占有和掌握城市的档案时，日本人投降了 ，所有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分队面临着与共产党的冲突。古斯塔夫·克劳斯（Gustv Kruse ）当时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北方的头目，告诉赫普纳，他并不认为这些组织会威胁到他 们的生命。8月24日形势开始明朗了，他的担心并非毫无依据，因为一个由约翰·伯奇、三 个美国人、七八个中国人、两个朝鲜人组成的团体乘火车从桂林、安徽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地 进发。25日他们遇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特遣队，伯奇和他们谈话，给他们一些西瓜，而他们则 让美国战略情报局小组通过。伯奇的人发现他对共产党的态度非常〃严厉〃，但当他们告诉 他 ，他这样的做法是很危险时，伯奇说，〃不用担心，我想看看共产党人是怎么对待美国人的 。如果他们杀了我，我不在乎，因为如果那样美国会用原子弹阻止共产主义运动的〃。后来 他们的小队又碰到另外两组士兵在毁坏铁路及电话线，他才愿意让中国士兵与他们同行，上尉董庆胜（Tung Chin…sheng）介绍了情况。 董去找兵站的一些士兵并要求见负责的军官。尽管士兵们比较好斗，但还是带他去见一个军 官了。董告诉这个军官，他和伯奇的分队是属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但他们接到命令要去 苏州。董听到这些人窃窃私语，〃这儿又来了一批间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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