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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未完成，还须付与很大的气力，这是因为这个革命的敌人，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强大的缘故。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面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
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而为当时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们所赞成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至人们还只是模糊的认识这个问题。
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
斯大林还在一九一八年所作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的论文时，就说道：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的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路线。
从这篇文章以后，斯大林曾多次的发挥了关于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脱离了旧范畴，改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理论。解释的最清楚明确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发表的同当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载在张仲实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上面，题目叫做《再论民族问题》。其中有这么一段：“舍米契引证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底所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那里曾说，‘在上升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民族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相互之间的斗争。’显然，他企图以此来暗示他给当前历史条件下的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所下的定义是正确的。然而，斯大林那本小册子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写的，那时候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不是一个具有全世界意义的问题，那时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当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自那时侯起，国际形势已经根本的改变了，战争和俄国十月革命已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要是看不清这一点，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宁还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间，就在他的〈民族自决权讨论的总结〉一文中说过，民族问题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点，已不再是一般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已经变成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了。列宁以及俄国共产主义的其他代表者关于民族问题的以后的一些著作，我就不用讲了。现在，当我们由于新的历史环境而进入于一个新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舍米契在这一切以后却引证了斯大林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所写的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这能有什么意义呢？它只能有这样一个意义，就是舍米契是离开了时间和空间，不顾到活的历史环境来引证的，因而违反了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要求，没有考虑到在一个历史环境下是正确的东西在另一个历史环境下就可以成为不正确的。”
由此可见，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
中国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义更加增大了。在今天，是在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已经一天一天把世界拖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在苏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度期，有能力领导和援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战争，打击资本主义反动的时候；是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正在准备打倒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在今天，我们是处在这种时候，那么，应该不应该估计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应该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特点，这就是二十年来（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算起）的新的革命过程，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生动的具体的内容。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中国革命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而其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新的特点具体的表现在中国内部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上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说明这种情形。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时的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
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的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在中国，因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
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并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反对革命人民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曾在一九二七年及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一度附和过反革命。在抗日战争中，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为代表，又已投降敌人，表示了大资产阶级的新的叛变。这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欧美各国，特别在法国，当他们还在革命时代，那里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彻底的；在中国，资产阶级则连这点彻底性都没有。
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就是欧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也是同具的。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
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所以，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因此，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的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
第一种，是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民主气息，已经转变或即将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血腥的军事专政了。某些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可以附在这一类。
第二种，除苏联外，正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酝酿着。将来要成为一定时期中的世界统治形式。
第三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然会有某些不同特点，但这是大同中的小异。只要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但可惜，抗战许久了，除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外，大部分地区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还未着手，日本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个最根本的弱点，大踏步的打了进来；再不变计，民族的命运是非常危险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立即在延安乃至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尤其是以王明为首的共产国际派受到了极大震撼。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经过讨论决定将这一理论作为今后党的纲领性文件在“七大”上提出，并以此制订各项政策提纲。
六月二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法国贝当政府投降后的局势。毛泽东看了看在座的王稼祥等人，精神饱满的说道：“英国、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失败，将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促进德、意、日扩大战争胜利的贪欲；另一方面，又驱使美、英和法国的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对中国国民党政府来说，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蒋介石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蒋介石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而我们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的好转。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是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国民党党内与党外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更多的积极性，例如绥察政府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力量。这也是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一个重要原因。”说着深深吸了一口手中的纸烟，瞟了眼坐在角落里的王明接着说道，“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还是抱着书本上的条条不放，看不到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我们要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以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又斗争。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就应强调团结合作，例如绥察。这是分化瓦解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势力的必要手段！”……
出了杨家岭的会议室，毛泽东象打了胜仗一般和保卫参谋蒋泽民一起向自己的窑洞走去，迎面见到康生快步冲自己跑来，不免笑了，“康生同志，天大的事情也不用这么急呦！”
“主席！我是来向您汇报近期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学习情况的！很多同志都说您的这一理论实在是太伟大了！是为我们中国的革命指出了一条明路！不过有些人还是顽固的说这是于共产国际的思想路线相背离，说什么这不是纯粹、彻底的布尔什维克理论……”
毛泽东不屑的将手一挥，“那些只懂背书本儿的书虫懂什么！现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知识份子在绥察政府的号召下俨然成了一股政治力量，不把这一力量争取过来，难道要把他们推到反动官僚和反动军阀那边去不成？要是照他们的论调，我们还是要吃苦头的！”见康生拿着小本正飞快的记录，毛泽东皱眉说道，“你不用记！以后我会在会上专门讲，好好敲打敲打他们的脑袋！”
然而几天之后，毛泽东的这一想法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国内形式既发生了剧烈变化：七月、在日本的逼迫下，法英两国政府相继关闭了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与此同时日军集中海陆军航空兵对重庆进行大规模轰炸，并且声称将要进攻西安，以切断重庆政府西北交通线，企图在军事上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一时间国统区后方人心浮动，亲日投降派又异常活跃起来。七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提出“中央提示案”，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并以“游而不击，消极避战”为由将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河北、察哈尔南部、鲁西北及晋西北一部，并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这就使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被迫返回延安。
听了周恩来的工作汇报，毛泽东叹道：“对蒋介石的估计，我还是过于乐观啦！不消灭我们，他蒋介石是不会死心的。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对其反共阴谋和投降倾向，必须要从军事上、政治上坚决反击！恩来同志你还是回重庆将谈判继续下去。分化瓦解其势力，争取国民党中间力量的工作还要加强！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国民党统治区域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接着沉思了一下说道，“彭德怀同志他们正在对向晋冀敌后交通线进行大规模破袭进行作战准备。（七月二十二日延安收到了八路军朱、彭总副司令关于大举破击正太路战役的请示电）趁此机会，我们要让全国人民知道，八路军决不是游而不击！在舆论上狠狠打击国民党内部的投降倾向……”
第十八章 百团大战之归绥篇
三伏天的归绥虽然没有南方那么炎热，但还是让朱江有些觉得有些烦躁。望着窗外被晒的发亮的树叶，朱江一边扇着扇子，一边无奈的想着，“要是有台空调就好啦！”但这毕竟也只能想想而已，为了节约电能，身为挺进军司令的朱江也不得不带头不使用电风扇。即使如此，如今整个绥察的电力供应还是很紧缺。为了确保工农业生产，政府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归绥、包头市区内的部分电力供应。
见绥察政府的几个负责人都陆续到齐，朱江把手中的扇子往桌上一放，起身说道：“我知道大家都有各自的一摊要忙，所以客套话就不说了。大概各位已经得到消息，法国和英国已经相继关闭了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我们在南部的主要对外贸易通道至此已经不通了。相信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日本人的封锁会更为严密！我们在今后一年里恐怕要过苦日子啦！因此我认为绥察的经济生产要尽快做出调整，立足自身发展，努力做到自给自足。思想政治宣传上要把我们当前的困难给群众讲清楚，大力提倡勤俭节约。而且我们的各级领导必须起到模范表率作用，如此才能做到上下一心、共渡难关！”大概因为这几句话朱江几乎是月月讲、天天讲，因此在座的傅作义、杜文轩、吴铭岩、郭尔本、崔载之等人也就没太在意。见此情景，朱江不满的说道：“我发现挺进军和绥察政府内一些干部自从进了城之后就把以前好的作风给丢到了脑后，反倒向重庆的那些大小官员看齐啦！政府不是不允许收受个体商人的礼物么？那好，一起吃顿饭，联络联络感情还是可以的吧？今天我在这里再明确强调一次，绝对不行！”朱江猛的一拍桌子，吓了大伙一跳。“要是这么下去，绥察早晚有一天要在我们的手里丢掉，更不用说把日本军队赶出中国！我们的饱饭才吃上几天，有些同志就开始讲吃讲穿啦，在生活上相互攀比啦。知识能力没提高多少，倒是把旧官场上的一套学到手了！也讲起什么礼尚往来。有了错误，出了问题学会互相照顾面子了。照顾的大家的面子，那政府的面子还要不要？科民盟的原则还要不要？军队中也有类似的情况，虽然打骂士兵的现象没有了，但一些军官以前在旧军队里惯出的毛病还没有彻底改掉！总觉得自己比士兵优越，不能做到官兵一致。而有些领导看手里枪比别人好，大炮比别人多就不免目中无人了，忽视了训练。说什么敌人来了就把他一顿炮弹炸回去！我们有多少炮弹能这么糟践？既然大炮就解决问题，那我们还要步兵干什么？尤其严重的是，战斗中一些军官还是喊‘给我上’而不是‘跟我来’，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么？”
朱江见大家个个都低头不语，不免觉得说的有些重了，坐下深深吸了口气，接着道：“当然，这些问题现在还不严重，只是个别现象。但既然有了这样的苗头，我们就必须严肃认真的将这个苗头扼杀掉！否则当前的难关就过不去。如今从南方投奔我们的抗日青年和爱国商人很多，这是好事。但他们身上难免有着一些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旧习惯。那么是我们科民盟被影响同化，还是去教育影响他们，使之真正成为科民盟中的一员，这是决定我们绥察命运的大事！去年在绥察开展的‘学习运动’效果很好，我看这样的活动还要继续下去。我们就以‘勤俭节约，提高生产，支援抗日’为口号，加大宣传力度，再使社会风气有一个大的提高。针对目前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一方面发动基层群众、士兵来监督我们政府军队的自查自纠；另一方面提高群众思想觉悟，反对不良风气，检举揭发一切破坏抗日的间谍份子，并协助内务部的监察工作。对有消极怠工、贪污腐败、铺张浪费行为的工作人员，不论职务高低都要严厉查处！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经济困难，更要严格规范市场。对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以次充好，招摇撞骗的不法商人要坚决打击！至于具体的实施方案，大家在这里讨论一下，抓紧时间定下来吧。”
习惯埋头于科学数字的杜文轩，翻了翻手中的笔记本，说道：“目前我们的主要经济生产力量还是在政府绝对控制的工厂、矿山等重工业生产上，主要的对外贸易也在对苏联的矿石出口方面。而且我们从美国、东南亚进口的机械设备、工业原料和粮食、飞机在上个月底已经全部运到了。这样一算，即使南部贸易通道被彻底封锁了，对我们的经济影响并不很大，只是在今后的对俄贸易中会处于更为不利的境地而已，还谈不上困境吧？”
朱江摇了摇头，叹息着说道：“如果在年底苏联也对我们进行封锁呢？绥察所需的化工产品，尤其是石油供应断了怎么办？”
一句话立即让会议室内的所有人面面相趋。好一会儿杜文轩才脸色灰白的道：“不可能吧？既然他们在绥察已经投下了这么大的本钱，就不会轻易放弃。再说有我们替外蒙古挡住日本关东军，对苏联有益无害呀？”
“可挺进军挡不住苏联的全部东方边境呀！为了整个苏联远东地区，斯大林会将绥察放弃的。而且一旦日本和苏联相互承认了外蒙和东北的地位，绥察地区对斯大林就不那么重要了。除非……绥察两省并入外蒙。”朱江靠在椅子里，沉声说道。
傅作义双眉紧皱，道：“要是这样，我们岂不成了国家的罪人！怕是要被掘祖坟啦！”
郭尔本沉不住气，狠狠一跺脚嚷道：“这我可不答应！难道还让哪个斯大林把咱们的牛羊给共产到俄国去？我听说年初外蒙古那边一万多的骑兵被调到欧洲打仗，结果没回来几个，好些人都白送命啦。哼！别说让这些俄国人到这边来，我还打算把他们从外蒙古赶出去呐！”
“现在事情不是还没到这一步嘛。”朱江安慰道，“不过从现在起我们就得做最坏的打算，力争把可能的损失降到最低。一方面我们还要加大战备石油的储备量，另外经宁夏北部到玉门的铁路，必须争取在年底完成！这个目标铁道兵方面有困难没有？”
张宝堂连忙道：“自从上个月有了可以铺铁轨的哪个大家伙，修铁路的速度是大大加快了，就是铁轨供应不上呀！要是铁轨能保证，我这边年底完工没问题！”
“看看，又把事情推到我这里了不是？”杜文轩无奈的摇头，“放心吧，新的高炉马上就要投产，以后咱们再也不用发愁钢铁原料的问题啦！不仅铁轨能保证供应，以我们目前的钢铁消耗量算起来炼出的钢铁还能有富余呢！到秋天可以卖给中央政府一部分。”
“哦？那部队彻底换装的事也能尽快解决喽？暂四军到现在可连单发步枪都没配齐那！”傅作义见杜文轩说钢铁原料的问题解决了，不免高兴的问道。
“那能这么快！如今几个工厂日夜加班，可也赶不上扩军的速度呀！再说还得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经济困境，要想再投资建设几个生产突击步枪的工厂恐怕是不现实喽！”杜文轩见傅作义失望的样子，虽然不忍，但却也无可奈何。
绥察抗日民主银行行长奥利姆•；罗夫在一旁也洋腔洋调的说：“需要大批生产的步枪便宜就好。可我们的枪太复杂，成本降不下来，没有人买的起啦！”
杜文轩见有人帮着说话，也就继续说道：“如今我们生产突击步枪的主要设备还是从老根据地带过来的，要想扩大生产规模就必须从机器设备的制造开始，难免投资大，见效慢。而且采用导气管结构的枪械本来就工艺复杂、成本高，能保证现有出厂枪械的质量已经不容易啦。”
好一会儿没说话的朱江道：“过去没有考虑到经济效益问题是我失误了！希望我们大家都引以为鉴。以后军队的数量难免还要增加，新的兵工厂是必须要建的。我们不是提倡‘勤俭节约’么？勤俭节约不是不吃不喝而是要精打细算！工厂生产出的任何产品，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其成本与产生的效益是不是成正比。指挥作战也同样如此，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事情我们是不干的。……”（一个月后绥察政府参照中国八五式冲锋枪设计并进行改进，试制出采用自由枪机式自动原理的9mm口径冲锋枪，为节约成本，取消了小握把而采用与英国斯登MKⅡ型冲锋枪相似的固定钢筋枪托并增加枪管护筒。全枪长768mm，管状机匣与枪管护筒为一整体，护筒上有四排散热孔。该枪采用25×2双排弹匣供弹，发射9mm巴拉贝鲁姆手枪弹时弹头初速520米/秒，理论射速700发/分。后定名为民三十年式冲锋枪于1941年元月大批量装备部队。）
会议一直开到晚饭时分，讨论确定绥察政府经济将进一步作出调整：由以矿产资源对苏出口为主向扶持中小企业完善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方向转变。同时加强群众宣传和政府内部监督，对草拟的绥察政府监察法案征询各方面的意见以进一步完善，准备在年底举行的第二届绥察民主政府代表大会上提交审议。
散会后，朱江向坐在旁边尚未离开的傅作义问道：“万家寨（山西河曲、偏关一带）至张北一线的日军正不断集结，据侦察已经达到四个师团的兵力，下个月恐怕要有五个。这样一比咱们投入的兵力可就没鬼子多啦！宜生兄是出了名的‘善守’，这次视察转了一圈，对咱们那五个师（从黄河沿长城向东依次为挺进军二师、三十一师、十七师、二十七师、挺进军一师至张北）搞的防御体系评价如何呀？”
“坑道挖了半年多，山都快挖空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傅作义笑着说道，“我过去一看，他们把大炮都搬到坑道里。步兵没事就隔着雷区冲对面放冷枪，日子过的比你我还舒坦！”
“呵！呵！这我听说了。开展这种‘冷枪冷炮运动’可以顺便练练枪法嘛！要不成天挖洞，还不真成了矿工啦？”
傅作义不但没笑，反而严肃的说道：“不过日军近来也学乖了，不仅同样挖了坑道工事而且也布设了很多地雷。咱们要打过去，一样不易啊！现在三十二师、暂十师已经在集宁玫瑰营子一带集结，但也只能等张恒（张家口）日军向北进犯，守军空虚之际，发挥两部的快速机动能力乘机拿下张恒！不过要想能够守住，凭三十二师、暂十师的兵力恐怕还是不够，还必须要有一师的配合才行。”见朱江看着地图沉思，并未表态。傅作义解释道：“张恒乃察哈尔省会，扼绥察、华北、东北三地战略要冲，政治、军事、经济地位都极其重要。占领了张恒，既可直接威胁华北平津，又能与多伦一起对热河形成夹击之势。再说我们占领张恒即彻底切断了南线入侵日军的后方补给，如能衔尾进攻，全歼这股敌人是完全可能的！”
朱江点了点头道：“张恒要是能拿下来，当然是个大收获。不过困难也同样不小啊！首先装甲部队行动要想达到奇袭目的，则必须确保制空权在我方手中，以避免日军的空中侦察；再有就是从集宁到张恒沿途多为崎岖山路，道路条件很差，步兵、骑兵是没什么问题，可三十二师的坦克、汽车、火炮这些重装备的行进速度必定很慢。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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