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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装甲兵的建立（2）
从他们的书上我学会了装甲兵的集中使用，例如康布雷之战（The Bttle of Cmbri）。李德哈特强调使用装甲兵作远距离的突击，向敌人的交通线发动攻击，而且他还建议成立一种结合战车和装甲步兵单位的装甲师。这些观念深植在我的脑海中，于是我就企图将它加以发展，以期适用于我们自己的陆军。所以我们以后的发展有许多地方都要感谢李德哈特上尉的建议。
在一个盲人的国家中，有一双明亮眼睛的人就有资格做皇帝。因为还没有别人研究这些问题，所以不久我就居然获得专家之称了。我曾在《军事周刊》（Militr…Wochenbltt）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也更使我薄有浮名。这个周刊的主编阿托克将军（）常常来看望我，并且鼓励我就这一方面多写文章。他是一个第一流的军人，非常希望他的刊物能够多发表研究当代军事问题的文章。
通过这些活动又使我们认识了奥地利人黑格尔（Fritz Heigel），他是《战车手册》的著者，我曾经提供他一些有关战术的资料，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正直的日耳曼绅士看待。
在1923年到1924年的冬季，勃劳希契中校（Lt。）——就是未来的陆军总司今——主持了一个演习，其目的就是要试验使用摩托化部队与空军合作的可能性，这次演习引起了“陆军训练处”的注意，而最后的结果是我被提名担任战术及战史的教官。在经过了一次考试之后，我就被轮派到各部队中去担任教官的工作。在1924年的秋天，我又被派到第二师师部，那时的师长正好是柴希维兹将军，这是他第二次又做了我的长官。
不过在没有去到任之前，我却还要在纳兹美尔上校（）——现任的总监，领导之下负责进行一个整套的演习——纸上和地上的都有。其目的是要证明战车可以和骑兵配合担负搜索的工作。在演习中我们所仅有的装备就是一种“装甲部队载运车”，这种车辆是凡尔赛条约所准许我们拥有的。它虽然是四轮驱动的，但是由于重量和它原有设计目的的限制，使它只能在道路上活动。可是我对于我的演习结果还是深表满意，在报告书的结论上我表示，我希望由于我们的努力，在将来可以把我们的摩托化部队由勤务兵种转变成战斗兵种。不过，我的总监却并不同意我的见解，他很粗鲁地向我说道：“见鬼，什么战斗部队！它们只配装运面粉！”
于是我就到驻什切青（Stettin）的第二师部去报到，我的任务是教导那些将来准备担任幕僚工作的军官们战术和战史。我对这个新职务感到相当的吃力，需要很努力地工作。我的学生都是抱着吹毛求疵的态度，所以我给与他们的练习都事先需要做周详的考虑，一切答案都曾经慎重地加以设想，而我的讲授也是以清楚扼要为原则。在战史方面我特别注意到拿破仑在1806年的战役，这个战役在德国方面是不太为人所重视的，但是由于德国人在这场战役中的惨败，并且它是一个在机动战中指挥部队的好战例，所以实在是一场深具启发性的战役。我同时也讲到1914年秋天，德法两国的军骑兵的战史。把1914年的骑兵战术做深入研究，对于我自己的理论发展也具有很大的价值。
因为我在战术练习和兵棋演习中常常借机会发表我的新观念，结果使我的顶头上司霍林少校（）也注意到了，所以在他的报告中就提到我在这一方面的特殊专才。由于这个原因，在三年教官生活之后，我又被调回国防部，在运输司服务。我的这个职务是新设立的，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用卡车运兵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当时所仅有的运输工具。很明显的，法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此领域获得极佳成就——例如凡尔登（Verdun）之战——但是他们的行动却都是在固定阵线掩护之下进行的。在这种条件中，一个师并不需要把它的炮兵或其他的重装备都一同送到战场上去。而我们的问题就更困难，在机动战争中，连同炮兵在内的全师一切装备，都要用卡车装运，那么车辆的数量将会增加太多。关于这个问题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认为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的人比较占多数。
1928年秋天，运输部队的训练主管斯托特迈斯特上校（），要求我去兼任他们的战车战术教官。我的上级也批准了我的此项兼职。所以我又回来研究我的老问题，虽然仍旧只是从理论方面来着手。我对于战车完全没有实际的经验，到这个时候为止，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一辆战车的内部是怎样的。而现在居然叫我去担任战车战术的教官，所以我事先必须仔细地准备，把一切可以弄得到手的资料都加以详细地研究。现在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已经有很多，而其他国家的最新发展也在他们的操典教范中可以找得到，因此我这一次研究战车理论就要比上一次容易得多。至于实际经验方面，我们在演习中所使用的都只是“模型”。最初所使用的是帆布制的模型，用人力来推动，现在至少我们已经有了铁制的模型，而且是摩托化的。感谢第九步兵团第三营的协助，使我们在战术演习中获得很多的便利。在这些演习中，我又认识了一个人，第三营的营副温克（Wenck），以后他与我在工作上具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有系统地进行我们的工作，用战车排、战车连、战车营等等的组织，显示把战车当作一个战斗单位的可能性。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3）
虽然我们在实地演习方面的机会是如此的有限，但是它已经足够使我们明了战车在近代战争中的地位，并逐渐地形成了一个更明确的概念。使我更快乐的，是我被派到瑞典去做四个星期的访问，在那里使我有机会看到德国最新式的LK…Ⅱ型德制LK…Ⅱ型战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才开始制造，但是在战场上却并没有使用过。这种战车以后卖给瑞典人，在1918年，瑞典人就用它们成立了他们的第一个战车部队。的演习，并且亲自驾驶它。
我和我的妻子经过丹麦到瑞典去，途中在哥本哈根和它美丽的郊区度过了几天有趣味的日子，我们对于托尔瓦德森（Thorwldsen）的雕刻的美感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而站在埃尔西诺（Elsinore）的花台上面使我不禁回忆起《哈姆雷特》（Hmlet）中的诗句。
在天地之间有许多东西，霍拉提阿（Hortio），那是你的哲学中所梦想不到的。
当我们站在花台上的时候，日光正照在海峡的上面发出闪闪的光亮，使那些古老的铜炮都现出碧绿的颜色，不过却并没有幽灵出现。
我们自穆塔拉（Motl）坐船，经过了约塔（Got）海峡和瑞典的湖沼。有一天晚上我们离船去访问弗内他卡尔卡（Vret Chyrk）的著名古修道院。第二天我们就到了斯德哥尔摩这个美丽的北欧威尼斯。
我被派到约塔防卫部队第二营去考察，营长布仑上校（）很友善地对我表示欢迎。我又到克林斯波尔上尉（）所指挥的连部中去，这个军官后来与我发展出极密切的友谊。凡是与我有所接触的瑞典军官对于他们的德国客人都一致采取坦白和真诚的态度，他们对我们的招待十分周到。当我们出外演习的时候，常常被邀请住在他们的宿舍里。
我对这一次访问瑞典的经过，始终具有愉快和感谢的记忆。
我在1929年逐渐确信无论单独使用战车，或是与步兵协同作战，都不具有决定性的价值。根据我的战史研究、英国人所做的演习，以及我自己用模型演习所得来的经验，使我明了除非其他一切支援的兵器也都具有同样的速度和越野能力，否则战车绝不能够产生充分的效力。在各种兵种的组织中，战车应居于主要的地位，其他的兵器则都应配合装甲兵的需要而居于辅助的地位。把战车编在步兵师里面是绝对错误的，事实上所需要的是一种内含一系列支援部队的装甲师，使战车可以充分发挥它的战斗威力。
在1929年的夏季纸上演习中，我曾经以构思中的装甲师部分兵力作基础，拟定一次极为成功的演习，使我自信所走的路是正确的。可是现任运输兵总监斯徒普纳格（）将军却禁止在理论上使用超过一个团以上的装甲部队。照他的看法所谓装甲师（Pnzer Division）简直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梦。
1929年秋天，总监部的参谋长鲁兹上校，我在慕尼黑时候的老朋友，问我是否愿意去担任一个摩托化营的营长，我说我愿意去，于是在1931年2月1日，我就做了第三摩托化营的营长。这个营一共辖有四个连：第一连、第四连和营部驻在柏林的兰克维兹（Berlin…Lnkwitz），第二连驻在多贝利兹…艾尔斯葛伦特（Doberitz…Elsgrund）的军事训练地区内，第三连则驻在尼斯（Neisse）。当我就职之后，鲁兹上校就帮助我解决了装备问题：第一连所使用的是装甲搜索车，第四连所使用的是机车，合并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装甲搜索营的核心。第二连的装备是模型战车，而第三连则被改编为战防炮连，所配备的武器也是木制的假炮。虽然第一连具有足额的老式装甲部队载运车，那是凡尔赛条约准许我们可以保有的，但是为了避免它们的耗损，我们在演习的时候，总还是使用模拟的模型装备，只有第四连的装备是全新的而且备有机关枪。
利用这种七拼八凑的单位，我现在就开始集中全力来进行各种的野外演习，虽然我所指挥的是这样小的一个单位，但是我仍然非常的愉快，因为我至少可以有自主的机会。所有的官兵对于他们的新任务都十分的热心，他们对于在这个10万陆军之中担任单调的供应勤务，实在是已经够腻了，不过我的上级的态度却很使人失望。现任的运输总监对于这个新单位极度缺乏信心，他甚至禁止我们和这个地区所驻的其他部队举行联合的演习。当第三师举行演习的时候——在建制上我们是隶属于该师的——我们所使用的单位被限制不得超过一排以上。第三师的师长斯徒普朗格将军，就是那个打电话通知我到慕尼黑去报到的人，对我甚表同情。这位杰出的将才对于我们所想做的工作很感兴趣，并且尽量地给予我们以协助。在演习完毕之后，他以公正的态度对我们的成绩施以相当的好评。不幸得很，1931年的春天，斯徒普朗格将军因为与国防部意见不合而退役了。
在同一个春天中，我们的总监斯徒普纳格将军也离开了我们。在他临走的时候向我所作的临别赠言是这样的：“你是太性急了。请相信我的话，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别想能够看到德国的战车会做正式的行动。”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的怀疑主义却阻止了他做任何决定和采取行动。他对问题有完整的认知，但是却找不到解决的要点。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4）
继任的人就是他的参谋长，鲁兹将军。鲁兹也是一个聪明人，他具有丰富的技术知识和优越的组织才能。他认清了我所努力提倡的新战术发展的优点，并且完全支持我的意见，他任命我做他的参谋长，1931年秋天我就去接任了这个新职。以后的几年，我一直是在努力的工作之中，并且不时遭遇到工作上的瓶颈，但无论如何，这几年的收获很丰富，这也是我们的装甲兵开始成形的时候。
我们确信装甲兵的未来发展，其指向必定是使它们变成一种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的武器。所以它们的组织应以装甲师为基准，再进而组成装甲军。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说服其他的兵种和陆军总司令都承认我们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而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没有人肯相信这个摩托化的部队——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勤务部队——能够在战术上，甚至于战略上产生一个新型有效的观念。那些资格较老的兵种，尤其是步兵和骑兵，仍然自视为陆军最主要的兵种，步兵仍然自称为“战争中的皇后”。因为10万人的德国陆军中根本上就不准保有真正的战车，所以没有人曾经实际看见过我们所大吹大擂的新武器。当我们利用那些铁皮所制成的模型从事于演习的时候，让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们感觉非常好笑，他们觉得我们很可怜，对于我们所说的话当然更认为无认真考虑之必要。其结果是他们最多只是把战车当作一种步兵的支援武器，而对于战车是一种主要的兵种的新观念，则完全持否定的看法。
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骑兵总监部，我广泛地向骑兵当局们征求意见，问他们在未来的发展中是准备担任其他部队的搜索兵力，还是计划组成重骑兵，准备自己单独作战。当时的骑兵总监黑尔希堡将军（）表示他们的目的是重骑兵，并且愿意把战略搜索的工作转移给摩托化部队。于是我们就决定训练我们的装甲搜索营来担任这种工作。最后，我们希望在每一个步兵师的建制中，都成立一个摩托化的战防炮营，因为我们认为要想有效的对付敌人的战车，所有的战防武器就应该具有同等的速度和机动性。
不久，克罗亨豪尔将军（）继任了骑兵总监，他是步兵出身，他对于他的前任所已经让与我们的地盘，就想加以收回。在10万人的陆军中，一共有三个骑兵师，他把它们组成一个骑兵军，同时企图把战略搜索的任务再抢回去，并且还想接受我们的新发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有很多的骑兵军官渗入了我们这个年轻的单位，这种争斗时常变得很激烈。但是最后，新观念的建立者还是战胜了反对派；内燃机还是战胜了马匹；大炮还是战胜了长矛。
与组织和使用同样重要的就是装备问题，它使我们放弃了理论而走上实际的途径。在技术方面先就曾经做过一些准备工作。自从1926年以来，在国外就已经设立了一个试验站，使新型的德国战车可以在那里试用。兵工署曾经和几家公司签订合同，开始制造两种中型的战车和三种轻型的战车。每一种型式都已经制成两辆原型车，所以一共已推出10辆战车。中型战车上的炮是75mm口径，而轻型则为37mm。这些样品不是用装甲打造的，而是由软钢制成。它们的最高速度都在每小时22英里左右。
负责监造的军官是皮尔纳上尉（），他曾经煞费苦心地把一些近代化的要求应用到这些新模型上面去，其中包括高效率的引擎、能够全向位射击的炮塔主炮和机枪、足够的底盘距地高度和优良的机动性等等。这些目标大致都已经达成。在另一方面，这些模型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那就是车长都坐在紧临驾驶员后方的车身里面，他的后方和两侧几乎完全没有视界，而且很容易受到履带前段阻隔，同时也没有无线电设备。固然20年代的战车构造，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旧式战车，已经有了很大的技术进步，但是对于我们理想中的战术要求却还是差得很远。我们不能轻率下令照着这种试验的模型展开大量的生产，新型战车的构造必须要精益求精。
对于装甲师的最后装备，我们认为需要两种型号的战车：一种是轻型的战车，它配备一门可以洞穿装甲的火炮和两挺机关枪，一挺装在炮塔里面，一挺装在车身里面；一种是中型的战车，它配备有一门大口径火炮和两挺机关枪，配置方式和轻型战车一样。一个战车营的编制是三个轻型战车连，和一个中型战车连。中型战车的任务有两方面：一方面支持轻型战车作战，另一方面射击那些轻型战车上小口径火炮所达不到的目标。我们在炮的口径问题上也与兵工署和炮兵总监部的意见不同。他们都主张轻型战车使用37mm口径的火炮就足够了，可是我们强烈主张采用50mm口径的，因为我料想不久外国的战车都会采用较厚的装甲，所以火炮口径较大则可以较占优势。不过，因为步兵早已装备着有37mm的战防炮，为了生产上的便利和装备单一化起见，我和鲁兹将军只好放弃我们的主见。大家都同意在中型战车上装置75mm口径的火炮。这些战车的总重量都不超过24吨，主要的限制因素就是德国公路桥梁的载重量。速度的要求被定为每小时25英里。每一种战车的乘员都是五个人：一名炮手、一名弹药手和一名车长都位于炮塔里面（车长的坐位比炮手要高，他拥有一个全向位视线的特制小型指挥塔），驾驶员和无线电员都坐在车身里面。人员在战车中的联络都使用喉头麦克风。战车与战车之间则都有无线电的联系。把这种新型的战车和旧式的战车模型做一个比较，就可以认识到战车在未来的战略和战术中将会要居于一个什么样的新地位。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5）
当我们拟定这些长期的计划时，我们心里十分明了可能要等很久的时间，我们的新型战车才会正式问世，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先建造一种训练用的战车。我们自英国所购入的卡登…路易式（CrdenLoyd）小型战车的底盘就很适合于这种用途，实际上它本是为了作20mm高射炮的载运车而设计的。它的尺寸仅能加装配备有机枪的小型炮塔，虽然有这样的弱点，但是它在1934年就可以开始使用，至少可以供我们作演习之用，以候我们真正战斗战车的出现。于是我们就决定生产这种号称“Pnzer Ⅰ”型的战车。在1932年的时候，绝对没有人会料想到将来我们还会使用这种小型的训练战车来作战的。
我们所规划的主要型式的战车，因为生产上的困难，拖延的时间远超过我们原来的想象。所以鲁兹将军就决定制造第二种应急的战车：这就是所谓“PnzerⅡ”型，它配备一门20mm炮及一挺机枪，由MN公司负责制造。
在1932年的夏季，鲁兹将军第一次组织了一个包含加强步兵团和战车营的混合演习——当然，战车营所用的装备仍然还是模型。不过，这是在凡尔赛和约签字以后，德国第一次拥有了正式的装甲搜索车，这种车辆是照我们的规格所建造的，车上配备装甲，使用六轮卡车的底盘。从前小孩子们总是用他们的铅笔戳穿我们模型战车的帆布外壳，以窥察它内部的究竟，但是这一次却使他们失望了。从前步兵们也总是利用棍棒和石头来防御我们的假战车，如今也被装甲车制服了。甚至于刺刀也不是战车的对手。
在这一次演习中对于使用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所有可能性都曾经加以试验。骑兵方面对于我们的演习曾经发出过一些相当不客观的批评，但是我们的成功是如此的明显，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人肯去注意他们那些滥调。事实上，有许多清醒的青年骑兵军官也对我们这种新发展极表兴趣，都站到我们这一边来了——他们认清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中，骑兵只有配备新兵器和采用新方法，才能够使那传统的骑兵战争原理获得返老还童的机会。
1932年的大演习是老迈年高的兴登堡元帅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演习。在讲评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使我很感钦佩的，就是这位老元帅非常清楚地了解错误所在。在谈到骑兵军的领导能力方面，他曾经这样说道：“在战争中只有简单才可以获得成功。我曾经视察过骑兵军的司令部，我所看到的却一点都不简单。”他这段评语的确非常中肯。
1933年希特勒做了德国的国务总理，德国的内政外交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2月初，在柏林汽车展览会的开幕典礼中，我第一次看到希特勒并听到他的讲演。德国的首揆亲自主持这样一个展览会的开幕典礼，已经是一件不常见的稀罕事，而他所说的话又更与其他的要人在这种场合所惯说的完全不同。他宣布取消对于汽车的捐税，谈到新的国道计划和准备大量生产廉价的“人民汽车”。
勃洛姆堡将军（）的出任国防部长，和赖兴瑙将军（）的出任国防部常务次长，对于我的工作都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两位将军都喜欢近代化的观念，所以至少在国防部的最高层，对于我的这个装甲兵的理想是表示同情的。此外，我不久就看出来希特勒本人对于这个摩托化和装甲的问题也是很感兴趣的。我第一次获得印证是在库默斯多夫（Kummersdorf）的兵工署近代兵器展示会上。在这一展示会中我分到了半个钟点的时间，将有关摩托化部队的一切最新发展展示给希特勒看。我展出的兵力有一个机车排、一个战防炮排、一个战车排（所用的就是Pnzer I型的轻型战车）、一个轻装甲搜索车排和一个重装甲搜索车排。希特勒对于我们部队动作的敏捷感到十分的满意，他一再地说道：“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东西！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一次展示之后，我就深信只要有机会再当面陈述意见，那么这位政府的首脑就一定会批准我这个组织近代化国防军的建议的。我们陆军中严格的公文程序，和反对我的上级长官——这些人隔在我与勃洛姆堡之间——才是我这个计划的主要障碍物。
这一次的军力展示在德国政治上也是一个有趣的插曲，自从1890年俾斯麦亲王曾经到过库默斯多夫访问之后，其他的首揆就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过这里。这一次希特勒亲临军事演习场，就可以证明他是和俾斯麦一样的重视军事装备的发展。这也代表过去德国的政策仍够不上“军国主义”的标准。
1933年3月23日，德国国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授权法案，把完全独裁的权力交给了这个新任的首揆。只有社会民主党投票反对，他们的这种勇气是很值得称赞的。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法案在将来会闯下滔天大祸。那些投票赞成的政客们对于以后所发生的灾难是绝对难辞其咎的。
1933年的夏季，纳粹党卫军的摩托化兵团的领袖胡恩莱（dolf Huhnlein）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组织中的一个宴会，据说希特勒也允诺亲临的。有机会看看希特勒与他的忠实信徒们，应该是件极有趣的事，又因为胡恩莱本人倒也是一个正人君子，所以我就接受了他的邀请。在宴会上希特勒发表了一个讲演，内容是分析革命的历史。这个演说家似乎对于历史是很有研究的，在长达数小时的讲演中，他举例说明任何革命在达到它的目的并经过相当时间之后，必定会演变成一种进化的程序，现在纳粹党的革命也已经到达历史上的这个转折点，所以他提醒他的信徒们对于将来应该作这样的看法。若是希特勒所说的真正能够实现，那才真是大家所馨香祷祝的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6）
德国的装甲部队已经在建立之中，在1933年这一年有相当的进展。利用模型战车所作的一系列试验和演习，已澄清了战车与各种兵器间的关系，并且也更加强了我个人的信念：把战车当作陆军的主要兵器，并且充分配合摩托化的支援部队，这样它们才能够在近代化的陆军组织中完全展现威力。
如果说战术的发展还算是差强人意，那么装备方面却是相形见绌了。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德国的工业已经有数年都没有生产军用的物资了，不仅缺乏熟练的工人，更没有足够的机械设备，因此无法将我们的理想变成现实。尤其是制造高硬度装甲钢板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第一块交货的钢板简直和玻璃一样的脆弱。同样的，我们所需要的无线电装备和光学仪器——凭良心说，那的确需要很高级的技术——也是在经过了相当的时期后，其品质才符合了我们的要求。虽然如此，我仍然坚持战车上所使用的观察和指挥工具都必须是第一流的产品，尤其是后者，因为这项产品我们一直都远比敌人优越，这种优势在将来可能会抵补许多其他的弱点。
1933年的秋天，弗里奇将军（）做了德国的陆军总司令。陆军得到了一个好领袖，他是全体军官团一致认可并完全信任的一个人。他具有优美的骑士风度，是位聪明谨慎的军人，对于战术和战略都具有健全的观念。他的技术知识固然并不太丰富，但是他却毫无偏见地准备接受新的观念，有择其善者而从之的雅量。由于他有这些优点的缘故，每当我和他谈到装甲兵的发展问题时，总觉得他是所有陆军高级军官中惟一的知己。从前他在陆军参谋本部担任第一厅厅长的时候，就对于装甲摩托化的问题很感兴趣。现在他已经跃居高位，对于我们的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的热心。以下这一段小故事很能表现出他平常做事的风格。有一次我正和他谈论到某些有关战车发展的技术问题，他似乎有一点表示怀疑地对我说：“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技术专家都是骗子。”我就回答他说：“我也承认他们是会说谎的。但是只要经过一两年之后，当他们的技术理想不能变成具体事实的时候，那么他们的西洋镜也就拆穿了。战术专家也一样会说谎的，但是他们的西洋镜就一定要等到下一次战争被打败之后才会完全被拆穿，到了那个时候却已经是后悔不及了！”弗里奇照平常的老习惯，用手指头转动他的单眼眼镜，然后慢吞吞地回答道：“你可能是对的。”他在大庭广众之间似乎是很害羞的，但是他在知己的朋友面前，却真是议论风生。他具有一种超人的机智，使他的态度真是如春风佳酿一样的醉人。
相较之下，那位新任的参谋总长贝克将军（），却是一个很不容易接近的人。他的个性很正直，态度非常冷静，也许太冷静了。他是一个旧派的思想家，是毛奇元帅（FieldMrshl Grf von Molthe）的信徒，他希望把这个新陆军的参谋本部改组一番，他认为毛奇在地下有知也会表示首肯。他对于近代的技术问题是一点都不了解，对于参谋本部中各重要位置所提出的人选，当然都是和他气味相投的人，所以久而久之，就在陆军的核心当中，自然建立起来了一道反动守旧的障碍物，这才是一个非常难于克服的大困难。他反对建立装甲兵的计划，他希望战车只被当作步兵的支援兵器，而他所同意的最大单位就只是装甲兵旅。他对于装甲师的组建丝毫不感兴趣。
为了使贝克将军能够同意建立装甲师和印行装甲部队的训练教材，我在经过长期的拉锯战后终于获得了胜利。最后他甚至于同意成立两个装甲师，可是我却早已坚决主张要同时成立三个师了。我尽量地在他面前夸耀这种新组织的优点，尤其是在战略方面。他却回答我说：“不，不，我不想和你们发生任何关系。对我而言，你们实在是走得太快了。”当我说到，由于近来无线电的发展，尽管用极高的速度前进，也照样可以保持着指挥上的联系，他却完全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在我们的训练教范上面，常常一再重复要求，所有各级的指挥官一定尽可能地身临前线，愈前进就愈好。这个观点他也完全不赞成，他说：“你没有地图和电话，那么你又怎样指挥呢？你读过施里芬（Schlieffen）所著的书没有？”至于说到身为一个师长，即便不实际突入敌阵，也应该尽量接近前线的理论，对于他则更是分量太重了。
放下装甲兵的问题不谈，这位贝克将军无论在政治方面或是在军事方面，也都抱着遇事拖延的态度。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去，都随时打算浇人家一瓢冷水。总会因为各项困难而主张一切从长计议。最足以代表他的思想的，就是他最自鸣得意的“迟滞防御”（delying defense）战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就已经风闻这种战术的大名。在那10万人的小型陆军中，这种战术成为一种基本的原则，甚至于一个步枪排也都要演习这种贝克式的防御战术。这种作战的方式实在是混乱不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令我满意的范例。在装甲师成立之后，弗里奇就完全放弃了这种落伍的观念。
1934年春天又成立了一个摩托化部队的司令部，由鲁兹将军兼任司令，我还是担任他的参谋长。此外，鲁兹还同时兼任摩托兵总监和兵工署第六处的处长。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7）
在这同一时间内，希特勒到威尼斯去对墨索里尼做了第一次的访问，结果似乎并不太圆满。在他回国之后，他就召集在柏林的将官、纳粹党的高级干部和冲锋队（S）的领袖人物训话。那些冲锋队的领袖对于他所说的话反应冷淡，当我离开这个会堂的时候，我偶然听到有人在说：“希特勒还得学习学习。”当我发现了党以内的意见都有这样严重的分歧，大感惊异。到了6月30日终于出事了。冲锋队的参谋长罗恩（Rohm），和其他许多的冲锋队中高级人员都被枪决。不仅是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人，虽然与冲锋队毫无关系，但是因为偶然有反对纳粹党的言行，也都同时被枪决。在这些人中间有前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施莱歇将军（），他是和他的夫人及僚属布内多将军（）一同遇害的。想为这两位将军提出公开的辩护的企图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仅仅是在1935年施里芬纪念日会餐的时候（这是参谋本部军官一年一度的集会），年老的麦根逊元帅（Mrshl von Mckensen）曾经提到这两位将军的荣誉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希特勒在国会中对于这些事件的解释也不能令人满意。当时人们都希望纳粹党以后绝不要再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在今天回想起来，当时陆军中的领袖人物未能坚持查明事实真相，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假使他们当时能坚持这样的做法，则不仅是对于德国的陆军，而且对于德国的人民，也都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1934年8月2日，德国又遭受了一个极沉痛的损失——兴登堡元帅逝世了！把他的人民丢弃在一个国内革命的中途上，这个革命的结果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我在那一天曾经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妻子：
那位年老的绅士已不存在了。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无可补偿的损失都极感悲痛。他对于整个民族，尤其是对于陆军，好像是一个慈父一样，他的逝世在我们民族生命上留下了一个极大的空隙，这必须要经过一段长久艰苦的时间，才能够把它填满。他的存在对于外国人而言，比任何条约和外交辞令都更有价值。全世界对于他都有信心。我们一向爱戴他，他的死让我们感到万分的伤心。
明天我们就要宣誓效忠于希特勒。这个誓词将具有严重的后果！祷祝上帝，希望双方为了德国的福利都能信守不渝。陆军是惯于遵守誓约的，希望这一次陆军也能够光荣地遵守。
你的意见是对的。假使各个组织的领袖都利用这个机会无限期地停止一切的典礼和庆祝仪式，并且从此少发表讲演，那才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现在所需要的是忠实努力地工作和少说废话。
这是我在那一天所写出来的观感，不仅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而且也可以代表当时我们大多数军人的意见。
1934年8月7日，德国的军人们把这位不朽的元帅和总统的遗体，送到坦能堡纪念场（Tnnenberg Memorie）去举行奉安典礼。希特勒最后所说的两句话是：“死去的战士呀！他现在已经魂归天上去了！”
早在8月1日那一天，以授权法案为根据，内阁总理就已经宣布说，在兴登堡逝世之后，总统和内阁总理将立刻并为一体。所以在8月2日那一天，希特勒同时做了国家的元首和三军的大元帅。而且他仍继续兼任内阁总理，所以全国的一切政权就都完全抓在他的手里。从此，他的独裁权就再没有什么限制了。
经过了一冬的艰苦努力，到了1935年的3月，我们就知道德国的重整军备是已经确立了。所有的军人对于这个消息都一致表示欢迎，因为这等于是把凡尔赛和约中最屈辱的一部分取消掉了。在英雄纪念日（Heroes’ Memoril Dy）那一天的阅兵仪式是由麦根逊老元帅主持，各兵种都有代表去参加这个仪式，新成立的装甲兵也派了几个营去出席盛会，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不过他们却没有把车辆开去，因为这只是一个徒步的检阅。在筹备典礼的时候，有些人反对装甲兵参加阅兵的仪式，有一位负责的参谋军官向我解释说：“他们所用的是那种短的卡宾枪，恐怕连举枪的动作都不一定能够合于标准。”虽然具有这样“严重”的弱点，我还是选派了大量的人员参加这个盛会。
( 装甲之父古德里安对二战战败的反思:闪击英雄 http://www.xshubao22.com/5/58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