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错误/点此举报 点击/收藏到桌面
在东线战场的南端，优势兵力的苏军在11月27日已经开始向罗斯托夫反攻。面对着第二军团右翼的敌人也已经增加了兵力。在我军的左翼方面，第四十三军已经到达了图拉—阿列克辛公路。在那里却立即遭遇苏军的猛烈反攻。
在第四军团方面，第二装甲师到达了卡拉斯拉雅波利亚纳（Krsny Polyn），该地在莫斯科西北面14英里处。
11月28日，苏军重新进入罗斯托夫。第一装甲军团现在面临着是否要撤出该城的问题。
我们在第四十三军方面的进展非常有限。在这一天集团军总部放弃了OKH和OKW所规定的一切长期目标，只是简捷了当地下命令说：“赶紧把图拉战斗胜利地结束。”
11月30日，OKW怀疑我军对图拉攻击所做的准备是否已集中足够的兵力。要想调集更多的兵力，就只有撤回第四十七装甲军的部队，而这将会使我们的侧翼感受到更大的威胁，因此我不敢采取这个步骤。不过，在这同一天，在我们前线上的最南端，却发现了一个使全盘局势都急转直下的发展：南方集团军撤出了罗斯托夫。第二天，该集团军总司令龙德施泰元帅被解除职务，遗缺由赖兴瑙元帅继任。这是第一个不祥之兆，但是希特勒、OKW和OKH却还是执迷不悟。
自从1941年6月22日起，东线战场的死伤总数已经达到万人，对于我们350万人的总兵力而言，即已到了23％的比例。
11月30日，在卡希拉附近，面对着我军北翼的敌部也已经获得了增援。似乎可以看出来苏军是从莫斯科的西面——他们防线的中央部分——抽出兵力来增强他们认为感受威胁的侧翼。
〖〗〖〗图29莫斯科之战巴尔干地区的游击战日趋激烈，使得德军在该地区必须保留较强大的兵力。
根据南方集团军新总司令赖兴瑙的意见，认为罗斯托夫的撤出和第一装甲军团撤回米乌斯之线，都是无可避免的。所以龙德施泰的去职实在是有一点冤枉。
这个时候，本军团的攻击计划是想与预定12月2日进攻的第四军团相配合。但是到了12月1日才知道他们没有准备好，一定要等到12月4日才可以开始。为了能一同发动攻势，我倒很愿意再延迟几天，好等着他们一同动作，并且有时间可以使第二九六步兵师赶到。不过，第二十四装甲军却认为在那个狭窄有限的攻击地区中，他们恐怕很难再等下去。所以我才决定在12月2日由该军首先发动攻击。
我的前进指挥所设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Ysny Polyn），该地正在大德意志步兵团阵线的紧后方，在图拉南面约4英里处。我就住在托尔斯泰伯爵（Count Tolstoi）的别墅。一切的房屋型式还保持着十九世纪的风格。我们住进去之后，就把托尔斯泰的一切书籍遗物都妥为保存，将它们封存在两间房子里面。我们宁可使用粗木制造的临时家具，室内取暖的木材都是从森林中砍来的，对于那些书籍家具全未破坏。我还亲自去凭吊了托尔斯泰墓，也没有德军士兵去扰乱它。一直等到我们撤出的时候，这些古迹也还是完好无损的。以后苏联人曾经宣传，我们是如何的野蛮凶残，事实上在他们伟大作家的墓地周围埋置地雷的人，正是他们自己。
在12月2日，第三、第四两个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差不多已经突破了多数的敌军前进阵地。这次攻击又发挥了奇袭的效果。12月3日，在风雪中还是连续进攻，道路已经结冰，行动比过去任何战斗都要困难。第四装甲师越过了莫斯科—图拉铁路，俘获了6门大炮，该师最后还到达了图拉—谢尔普霍夫公路。到了这个时候，部队的精力和燃料都已经耗尽了。敌人向北面退却，情况依然还很严重。
12月4日，搜索部队报告说，敌军的先头部队准备沿着图拉—谢尔普霍夫公路的南北两侧实行强力的攻击。第三装甲师方面，在图拉东面的森林地带一直持续爆发着苦战，这一天只有极有限的进展。
不过足以影响图拉战斗全局的决定性因素却只有两个：（一）第四十三军是否还有足够的攻击兵力，以对这个城市实行合围，并且在该镇的北面与第四装甲师建立接触。（二）第四军团的攻击到底能够使敌军受到多大的压力，能否阻止敌军从中央地区抽调兵力以向图拉方面增援。
向图拉和莫斯科进攻（6）
12月3日，我到格莱斯罗夫（Grisnovo）去视察第四十三军，目的是要亲自看看该军的战斗力。在12月4日的清晨，我就到达了第三十一步兵师的师部，接着前往第十七步兵团和该团的第三轻步兵营。这个营是我在军事职业上的发祥之地，在1920—1922年之间，我一直充任该营第十一连的连长。在和连长们详细讨论之后，我就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他们是否还有余力继续作战呢？这些军官们并没有隐瞒他们的焦虑，但是问到他们是否还可以进攻的时候，他们却说：“我们再进攻一次，应该可以把敌人赶跑。”其他的单位是否也和我这个旧部是一样的热心我固然不知道，但是凭着这一点印象，我就决定再进攻一次。
回来的路程似乎是无尽长的，再加上风雪的险阻，路况非常的危险。最后，我的装甲指挥车开入了一个深坑，那是秋雨所冲成的。在黑暗之中要想救出车辆，事实上是毫无希望。很碰巧的，在路旁遇见了本部的一辆通信车，才在深夜之中把我送回了司令部。
12月4日，第四十三军已经完成了攻击的准备，而第二九六步兵师则继续向图拉城挣扎前进，不过那一天各部队还没有开始攻击，温度已经降到了华氏零下31度。空军侦察机报告有强大的敌部由卡希拉向南移动，因为苏军战斗机颇为活跃，使我方侦察机无法做详细的观察。
12月5日，第四十三军企图进攻，但除了第三十一步兵师最初有若干进展以外，其他部分均告停顿。第二九六师在断黑之后才到达了乌帕河，而且也已经精疲力竭，我自己曾经去视察该师的某一个团。在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方面，苏军使用战车在韦尼奥夫东北面进攻，我军在图拉以北地区的侧翼和后方都倍感威胁，而且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68度，所以第二十四装甲军已经被冻结了不能移动。因此这个时候是否还应该继续进攻实在是很成问题。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第四军团能够同时进攻而且还能获得胜利。不过很不幸，事实上完全不是如此，甚至于完全相反。第四军团的合作，只限于派了一个兵力只有两连人的战斗巡逻队，在完成任务之后，就返回原防地。这个行动对于第四十三军可以说是毫无助益，接着第四军团就改取守势了。
由于侧翼和后方都已经感受到威胁，而且不正常的寒冷又使我军丧失了机动性，所以我就决定在5日到6日的夜间，摆脱这个毫无支援的攻势，把最前线的部队撤回到上顿河—夏特河—乌帕河之线。这是在战争中，我第一次做这种撤退的决定，而且也从未遭遇过这样大的困难。虽然我的参谋长李本斯坦和最资深的军长盖尔，都完全支持我的意见，但也并未能减轻我的烦恼。
在夜里我向博克元帅报告我所已经决定的计划。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司令部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他以为我也许还留在奥廖尔，距离前线还很远。不过这种错误是任何装甲兵指挥官都绝不会犯的。我和战场以及我的士兵，都一直是处于最接近的地位，所以对于二者的情况都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
也不仅是我这一个第二装甲军团已经处于这样严重的情况之下。在这同一个夜晚，霍普纳尔的第四装甲军团，和赖因哈特的第三装甲军团，已经到达了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20英里的地点，可是他们却都已经精疲力竭，眼望着特奖就近在咫尺，但仍被迫放弃了他们的攻势。在第九军团方面，苏联人甚至已经在加里宁的两侧开始反攻。
我们对于莫斯科的攻击是已经半途而废了，我们那些英勇官兵的一切牺牲和忍耐也都完全白费了。我们已经遭遇到了一次惨败，而以后几个星期当中，由于最高统帅部的坚持，又增加了不少的损失。尽管我们都有报告陈情，但是那班人住在遥远的东普鲁士，对于冬季作战的真正情形，以及士兵们所身受的苦痛都完全不知道。因为他们是那样的愚昧无知，所以才会向前方作战的部队提出那样完全不合理的要求。
只有全线立即撤退，到一个地形比较有利且事先已有设防的地带，似乎才是补救这个危局的最好和最经济的办法。等到退到这一条战线之后我们就可以守过残冬，等到明春再发动攻势。对于第二装甲军团而言，这个地区就是苏夏河—奥卡河之线，在10月间这里曾经建立过一部分的工事。不过这也正是希特勒最反对的。我不知道到底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还是由于希特勒个人的固执，才会发生这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过我认为日本在12月8日参战，和希特勒在12月11日向美国宣战，对于这个决定都很有影响。
这个时候，使军人们大感不解的，就是希特勒既已向美国宣战，那么为什么日本人却不向苏联宣战呢？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苏联留在远东的兵力还是照样可以调来对付德国。这些部队的运输，在数量上和速度上都超过了我们的估计。所以希特勒的政策不但不能解救我们的痛苦，而且还使前线的部队更感受到极大的压力。
现在战争才真正变成了“总体”战了。全世界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联合起来，与德国和它的脆弱盟友作战。
现在再回到图拉的战斗。在以后数日中，第二十四装甲军依照计划开始撤退。敌人从卡希拉方面对于第五十三军频加重压。7日的夜间，在第四十七装甲军控制地区中的米凯罗夫又重入苏军的掌握，第十摩托化步兵师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在我们右面，第二军团也丧失了叶列茨，敌军并向利夫内前进。
向图拉和莫斯科进攻（7）
我在当时的意见，可以用我在12月8日所写的一封信来代表，现在摘录如下：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悲惨事实，就是最高统帅部居然蠢到这个程度：拒绝相信我们的报告，不相信部队的力量已经日益减低，而还是继续向他们提许多新的要求，德军对于这种酷寒的天气完全没有准备，等到苏联的温度降到零下32度的时候，当然就不免手忙脚乱了。部队既然没有力量攻占莫斯科，所以在12月5日的夜里，怀着一颗沉重的心情，我就决定停止这种无目的的攻势，将部队撤退到一条预先选定的比较短的战线，希望在那里坚守过冬。苏军在后紧追着，我们预测将有不幸的事件发生。我们的伤亡颇重，尤其是疾病和冻伤，将来在休养调治之后，可能有一部分的人会归队，但是现在却毫无办法。由于冰冻的原因，所损失的大炮和车辆总数也远超过所估计的程度。我们虽尽量利用雪橇，但是它们并没有太多的帮助。所幸的，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战车还勉强可以使用。但是也只有上帝知道它们还能有多久的寿命。
我们的不幸命运从罗斯托夫开始。当我在11月23日飞到集团军总部去的时候，结果是一无所获，一切还是照旧进行。接着我们北面的友军先败了下来；而南面的友军更早已脆弱不堪，所以我只好决定停止进攻，局势是如此险恶，何况天气又已经冷到了零下32度，我实在无力肩负整个东线的成败。
我要求巴尔克把这种情形和我的意见，转达陆军总司令，但是我却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办到。
昨天，空军方面的里希特霍芬元帅来访问我。我们两人之间做了一次长时间的密谈，结果发现我们对于现今的局势具有相同的见解。我又曾经和施密特将军会谈过，他是我右方的军团司令，和我处于同样的地位，他也同意我的见解。所以我的意见绝不是孤立的，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根本就无人关心及此。
我绝不相信这样拖下去，两个月内军事局面就可以明朗化。假使现在决定在适当的时机摆脱敌人，退到一条可守的防线过冬，那么我们也许就可以平安度过。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一切都是一个大疑问号……我并不是为我个人打算盘，我所忧惧的是我们德国的前途。
12月9日，敌人在利夫内地区扩张他们的战果，曾将第九十五步兵师的一部分加以包围。在我的战区里，我命令第四十七装甲军开始向西南撤退；第二十四装甲军则击退了苏军从图拉所发动的攻势。
12月10日，我分别写信给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和陆军人事处长小凯特尔，告诉他们我们所处的情形，我希望他们对于这个地区不要再存任何的幻想。在同一天我又写信给我的太太，说道：
我希望我的两封信都能够到达它们的适当目的地，因为即令在目前，若能有明确的思想和坚定的决心，则仍然还可以挽救大局的一部分。我们对于敌人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完全估计得太低，所以现在自食其恶果……事实上我惟一满意的好事，就是我至少在12月5日，曾经负起责任来停止再行攻击，假使我不这样做，那么一个大悲剧就绝无可避免。
12月10日，已经有人在卡斯托尔拉尼亚（Kstorni）和叶列茨地区看到苏军。在第二军团方面，敌人的突破更深入，已经越过了利夫内—切尔诺瓦（Chernov）公路。在我自己的战区，第十摩托化步兵师正在防守叶皮凡。第五十三军和第二十四装甲军到达顿河—夏特河—乌帕河之线。这一天内，在第二九六和第三十一两个步兵师之间的防线，出现了一个很危险的漏洞。
12月11日，我们右翼友军继续向西撤退，叶夫列莫夫已经感受到威胁，因此到了次日必须撤出。
为了填塞第四十三军的防线漏洞，第四军团奉命借调第一三七步兵师给我应急。但是距离既远，而天气又坏，该师也必须要等很久才能到达。12月12日这一天，由于我们的右翼友军被困，我把本军团现在可以动用的机动兵力，都送去支援他们。
12月13日，第二军团还再继续撤退。在这一战况之下，第二装甲军团原先准备坚守斯大林诺戈尔斯科—夏特河—乌帕河之线的计划，也变得不适用了，尤其是第一一二步兵师已经无力抵抗苏联生力军的攻击，所以必须撤过普拉伐河（River Plv）。我们左翼的友军，第四军团，以及第三、第四两个装甲军团，也都守不住他们的阵地了。
12月14日，我到罗斯拉夫尔去和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会商，第四军团司令克卢格元帅也在座。为了参加这次会商，我必须要在大风雪中驾车行进24小时之久。我当面把所部的处境报告给总司令听，并且要求他准许我把部队撤到苏夏河—奥卡河之线，另外也提出了如何阻塞第四十三军和第二十四装甲军之间缺口的问题，现在它已经宽达25英里。本来第四军团应该把第一三七步兵师借给我去填塞这个缺口，但是克卢格只派了该师的四个步兵营由该师师长率领前来。我认为这个兵力完全不够用，要求赶紧把该师另外一半兵力也送到。以后在战斗中，该师的师长布格曼将军（）英勇战死，而这个重要的缺口还是没能填住。
罗斯拉夫尔会议达成的结果就是下述的命令：“第二军团暂时受第二装甲军团的指挥。两军团合守库尔斯克—奥廖尔—普拉夫斯柯以—阿列克辛之线，必要时可以撤到奥卡河。”我当然以为陆军总司令会把这个决定报告给希特勒知道，以后的事实却证明他并没有告诉希特勒。
向图拉和莫斯科进攻（8）
这一天，苏军从12月13日早已突入第二军团防线的攻势，又开始更深入，由利夫内直达奥廖尔，其结果使第四十五步兵师被围并被消灭掉了一部分。冰冻后的地面使一切的运动都深感困难。冻伤对于我们所造成的死伤数字，比敌人的攻击还要严重。第四十七装甲军必须撤回，因为它的右翼友军，第二军团的第二九三步兵师已经由叶夫列莫夫撤退。
12月16日，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本在我的邻近地区内，但在我的紧急要求之下，就飞到奥廖尔机场和我会谈。我们面谈了半个钟点。我用极严重的语气把目前的情形讲述给他听，要求他把我所说的一切照直转达。我希望希特勒在夜里会打电话给我，答复我所提出的一些意见。从与希孟德的谈话中，我才知道陆军总部正在酝酿大改组，而勃劳希契元帅即将被免职。在那天夜里，我这样写道：
我最近在夜间常常失眠，我的脑筋一直在转念头，想用尽一切的方法来帮助我这些可怜的士兵。在这种奇冷的天气中，他们还是露宿着，这真是太可怕，简直无法想象。OKH和OKW中的大人物们从来不曾到过前线，所以当然也不知道前线上的实际情形。他们还是把许多无法执行的命令送了下来，而对于我们的要求和建议，一概置之不理。
那一天夜里，诚如我所预料的，真的收到了希特勒所打来的电话。他命令我们坚守原阵地，不准再退却，并且答应送援兵来——说到援兵数字却太荒唐可笑，准备空运500人来。那天电话效果很坏，希特勒就把他的命令又重述了一遍。至于说到我们的撤退，是自与勃劳希契在罗斯拉夫尔会晤以后，就早已开始进行，所以现在根本无法制止了。
12月17日，我又去访问第二十四装甲军、第四十七装甲军和第五十三军的军长，目的是为了明了当前的情况，并商论对策。这三位将军都一致认为，用我们现有的兵力，是不可能在奥卡河以东建立一条防线的。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持部队的战斗力，等待援军到达并实行坚守。他们并且报告说，部队对于最高指挥官的能力深感怀疑，为什么把敌人的实力估计得那样错误，来发动这种必败的攻势。他们说：“假使我们还能够保持着旧有的机动性和战斗力，则这种攻击也不过是儿戏罢了。可是现在苏军有冬季作战的训练和装备，而我们却完全没有。”
这一天，第二军团非常担心敌人会冲到诺夫西利（Novosil）。
在检视一般局势后，我得到了集团军的批准决定亲自飞往元首大本营，把前方的一切情况当面报告给希特勒，因为电话和书面的报告都早已完全不生效力了。预定谒见的日期定在12月20日，但当天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博克元帅称病辞职，由克卢格元帅继任。
12月18日，第二军团本奉命守住提门—里弗尔—维巧以（Verchoei）之线，而在以后几天内，应与第二装甲军团的右翼取得联系，撤到巴尔夏尼亚里卡（Bolshi Rek）—苏夏河之线。第二装甲军团则将占领莫基尔基—弗尔夏以普瓦维—索罗齐卡—周尼拉—柯斯卡拉之线（Mogilki…Vershoie Plvy…Ssorochenk…Chunin…Kosmin）。第四十三军改由第四军团指挥。
12月19日，第四十七装甲军和第五十三军撤到了普拉伐河之线。我决定把第四十七装甲军从阿斯尔基（Oserki），撤到波地西尼弗基（Podissiniovke）的西北面，又把第二十四装甲军撤到奥廖尔地区，作为军团预备队，这样就可以使该军各部队获得一个短暂的休息，并且使我手里可以有一支能供调遣的机动兵力。第四军团正在他们右翼方面拼命进攻，但已有一部分为敌人所逐回。
我第一次被免职（1）
当1521年宗教革命的时候，马丁路德博士（）将出席会审，送行的人曾经对他说：“小修道士，小修道士，你有一段艰巨的路程要走呵！”当我的幕僚们听到我要到元首大本营里去，他们就引用这一句古话来向我话别，这的确是很合题的。我当然也知道，要想说服希特勒听进我的意见，那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在那个时候，我还以为我们的最高统帅对于一个来自前线、身经百战的将领所说的一切，总能听进去几成。当我从冰天雪地的战场上，飞往人间天上的大本营时，心中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12月20日15点30分，我在拉斯滕堡（Rstenburg）的飞机场着陆。我预定和希特勒会谈五个钟点，中间只暂停两次，每次都是半个钟点，一次是为了吃晚饭，一次是为例行每周汇报，那是希特勒依惯例要出席的。
希特勒接见我的时候大约是在18点钟。凯特尔、希孟德和希特勒的一些其他宠臣也都在座。陆军参谋总长或是OKH的其他代表人却都没有出席，希特勒在把勃劳希契元帅免职之后，任命他自己兼任陆军总司令。所以，正和8月23日的情形一样，我面对着OKW中的许多显要人物，完全是处于孤立的地位。当希特勒走向前来向我表示欢迎的时候，我就感到很惊讶，因为这是第一次，我看见他的眼光里充满了一种生硬和不友好的表情。这使我深信一定是我的对头在他面前先进了谗言。室内的灯光黯淡，更增加了不愉快的气氛。
会谈一开始，我讲述了第二装甲军团和第二军团所处的情况。之后我就说到我把这两个军团逐渐撤退到苏夏河—奥卡河一线的意图，这也是我在12月14日罗斯拉夫尔会议中，曾经获过勃劳希契所批准的计划。我以为他应该已经把详情向希特勒报告过了。因此当希特勒突然喊了起来：“不，我禁止撤退！”的时候，不禁使我骇了一大跳。我报告他撤退早已开始，而且中途无险可守，势必要撤到那两条河边不可。假使他若是认为保全士卒性命，暂取守势过冬的理想是对的，那么他就只有准许撤退之一法。
希特勒说道：“假使是这样的情形，那么他们就应该原地掘壕固守，不准放弃尺寸的土地！”
我回答说：“在多数的地方，地面都已经挖掘不进了。因为它已经冻结到了五英尺的深度，而我们那些可怜的筑城工具根本就吃不消。”
希特勒说道：“在那种情形之下，他们可以用重榴弹炮打出一些弹坑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在佛兰德平原上就曾经采用过这种办法。”
我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驻在佛兰德平原上的每一个师，平均所防守的地区不过两三英里宽，而每一个师都有两三营重榴弹炮的支援，而且弹药的供应也极充足。现在我们每一个师所要防守的前线都有25英里到35英里的宽度，而每一师只有四门重榴弹炮，每一门炮又只有50发炮弹。假使我们来制造弹坑，则一共只能在地面上打成50个浅浅的空洞，每一个大小深度都和一个浴盆差不多一样大，那又有什么用处？在佛兰德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冷天，此外我们也还要保留炮弹去打苏联人。我们甚至于为装电话想树一根木杆都不可能，因为这也必须要使用高威力炸药，我们又从哪里去寻找足够的炸药，以来炸出你心中所想象的防御阵地呢？”
但是希特勒还是坚决不肯收回他的成命，他坚持要求我们必须守在现在的位置，不准再退。
我说道：“那么就是说要在一个不适宜的地形上，采取阵地战的战术，正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的情形一样，结果我们就会消耗同样多的资源，和牺牲同样多的生命，而却毫无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假使是采取这样的战术，那么我们在一个冬天里面，就要把我们的官兵消耗殆尽，这种牺牲不仅是毫无用处，而且也无法弥补。”
希特勒说道：“你难道以为菲德烈大帝的掷弹兵都是自己想死么？他们当然也想偷生，但是国家却有权要求他们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我也相信，我有权要求任何德国的军人牺牲他的生命。”
我说：“所有的德国军人都知道，在战时他们是应该为国捐躯的，而且截至目前为止，事实上也可以证明我们的士兵是真能视死如归的。但是假使要求他们效死，那么必须使他们不是白白的牺牲，才可以对得起他们。照现在这样的办法，只不过是使他们冤送了性命罢了。我的部队在没有到达苏夏河—奥卡河之线以前，不可能抵抗天气和苏军的双重压力。我请你注意这一点，就是天气比苏联人更可怕，我们由于寒冷所遭受到的死伤数字，要比敌人造成的大了一倍。任何人只要看到医院里挤满了冻伤的人，就可以明了这个真实的情形。”
希特勒说道：“我知道你是最肯同士卒共甘苦的，你曾经花了不少的时间和部队在一起生活，对于这一点我很嘉奖。但是你所看过的事情使你陷入了当局者的迷思，你对于士兵的痛苦产生过深的印象。所以你会觉得他们太可怜，你应该稍为再站远一点看。相信我，当在较远的距离观察时，事实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说：“只要是我能力可能达到的范围，我当然应该尽量减轻士兵的苦痛，这也是我的义务。不过甚至到今天，士兵们都还没有收到他们的冬服，多数的步兵现在还穿着单衣服。军靴、背心、手套、羊毛帽子等等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已经磨得稀烂。这叫我又有什么办法。”
我第一次被免职（2）
希特勒高声地喊道：“那完全不对，军需总监报告我说，冬衣是早已经发过了。”
我说：“我敢说发是发过了，但是却从来没有到达前线。我有责任要查询这些事实的真相。在目前它们还留在华沙车站，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因为铁路运输发生了困难，所以无法转运，我们本来要求在9、10月间即行运往前线，但是挨了一顿官腔，现在却已经是太迟了。”
希特勒马上去找军需总监来对质，结果他承认了我所说的一点都不错。戈培尔后来在圣诞节发动为士兵们捐募寒衣的运动，就是由这一次谈话所引起的。可是所收集的衣服在那一年冬天却始终没有能够送达前线。
之后就谈到战斗兵力和补给兵力的支配问题。由于泥泞和寒冷的原因，我们的车辆已经损失颇重，所以不够战斗部队和补给部队的应用。因为我们并没有获得任何的补充，所以部队就只好就地取材，去寻找补充的运输工具。主要的就是雪橇之类，载重量极有限。所以必须要有数量庞大的车辆补充损失，而且我们还要有更多的人员去转运这些物资。希特勒坚持以为补给部队占用的人力，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希望把它大加裁减，而使前线上的兵力可以增加。事实上，我们在前线上早已开始实行这种办法，现在已经是减无可减了。若是再想减少补给方面的人力，那么交通工具就必需能够大有改良才行，尤其是铁路的情形，想要使希特勒明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似乎都是很困难的。
于是就再谈到住的问题。几个星期之前，在柏林曾经有一次展览会，是由OKH所主办，专门表演怎样为部队准备过冬的情形，勃劳希契元帅曾经坚请希特勒去亲自参观。那一切都是极富丽堂皇之能事，并且还曾摄制成电影。不过很不幸，前方部队对于这些美丽的东西却是想都不敢想。由于部队总是在运动中，当然也不可能来建筑这样的营舍，而且前方也不可能找到这些材料。实际上，我们住的情形可以说是恶劣不堪，而希特勒对于这种情形也是毫无所知。军需生产部部长托德博士也曾参加这一部分的讨论。他是一个头脑清楚且具有正常人性的人，他对于我所叙述的前方生活情形，不禁深受触动，他把他刚刚制造好的两种战壕用的火炉模型拿给我看。这种模型本是做给希特勒看的，可供前方部队拿去做样本，使用手边可以找到的材料把它制成。这至少可以算是这一场讨论的一个具体结果。
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坐在希特勒的旁边，我利用机会把前线生活上的一些零碎资料讲给他听。但是我的努力并不能收到我所预期的效果。希特勒和他的宠臣们都很明白地表现出来，觉得我是在夸大其词。
吃过晚饭之后，我们继续讨论，我就建议应该把在前线上有实际战斗经验的参谋人员，调回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里来服务。我说：“从OKW（最高统帅部）诸公的反应上看来，我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们对于我们的报告，并没有能够获得正确的了解。结果他们也没有对你做适当的解释。所以，我认为把前线上有经验的参谋人员调回OKH和OKW充当幕僚，实在是有此必要。现在已经到了要换班的时候了。自从开战以来，这两个总部里的人员就一直是在千里以外指挥着这场战争，那就是说差不多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从来没有到前线上去看过一次。这一次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完全不同，所以凭着上次大战的经验，是不足以了解这一次战争的。”
我这个建议可以说是惹动了一个黄蜂窝。希特勒怒声地回答道：“现在我不能离开我的私人幕僚们。”
我说：“这并不需要调换你的亲信助手，完全不是这一个问题。问题是可以把最近在前方有经验的人员——尤其是对于冬季作战方面——调到统帅部中，去充当重要的幕僚人员而已。”
这个要求也被粗暴地拒绝了。于是我和希特勒的会谈到此就可以说已经全盘失败。当我离开那间会议室的时候，我听见希特勒向凯特尔说：“我还没有能够说服那个人！”这个裂痕现在已经完全表现了出来，再也合不拢了。
第二天上午，在尚未飞返前线之前，我又打电话给三军参谋总长约德尔将军，再向他重述一遍，照目前这样的办法只是徒增无益的牺牲，而毫无价值。我这一次电话也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
12月21日，在与约德尔通过电话之后，我就飞回奥廖尔。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我军的左界改摆在希斯德拉河与奥卡河交汇的地点。这种变化使我这个军团的责任增加到了无法负荷的程度，在这一天之内，我都在忙于做新的部署，以符合希特勒的意图。
为了使这些命令确实能被奉行，在12月22日这一天，我又去视察第四十七装甲军所属的各师。在军部举行了一次简短的汇报之后，我就转往切尔尼，那是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驻地，我当面将希特勒的命令和他所持的理由，讲述给该师师长罗普尔将军听。那一天下午我又去第十七和第十八两个装甲师的师部，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回到奥廖尔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人都冻僵了。我这个地区西端的各级指挥官，在我亲自解释之下，至少是已经了解了这一次变局的原因。所以我就想到在以后数日，虽然必将遭受到很重的打击，但是我的良心上却可以比较安静一点。
我第一次被免职（3）
12月23日我又去访问其他的各军师长。第五十三军报告说，第一六七步兵师现在也已经受到严重的攻击，第二九六步兵师在比里夫已经支持不住了，这个军此时的防守能力已经脆弱不堪。在它左翼方面与第四十三军之间，仍然还留着一个大漏洞，因为部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机动性，一离开道路就寸步难移，所以事实上漏洞永远无法填起。因此我就决定把第三和第四两个装甲师，经由图拉—奥廖尔公路，撤到奥廖尔，让他们暂时休息三天，然后再由第二十四装甲军指挥着向北进攻，经卡拉齐夫和布良斯克，侧击向奥卡河挺进之敌军侧翼。此时深入第二战车军战线的敌军必须转移部分兵力应付这个新危机，因而延迟了他们的集中时间。这样第二十四装甲军的非机动部分就集中在奥廖尔，以来防守这个城市。
12月24日我访问了一些医院，参加他们的圣诞节庆祝仪式。我设法给与那些英勇士兵们一些有限的安慰和温情，但是我自己的内心却是痛苦异常。在这天黄昏时候，我几乎完全是一个人工作着。以后李本斯坦、布辛、卡尔登诸人来见我，我们短暂相聚了一下，使我稍为感受到一点人间的温暖。
12月24日，第二军团丢掉了利夫内。在那个地方的北面，苏军已经越过了奥卡河。根据OKH的命令，已经派遣第四装甲师向比里夫方面阻止敌人的前进。因为兵力都已分散，所以我所计划的第二十四装甲军的统一反攻，也就宣布流产了。
在12月24日的夜间，由于苏联包围进攻的缘故，第十摩托化步兵师丧失了切尔尼。苏军的这次收获大出他们意料之外，因为在左翼方面作战的第五十三军守不住了，所以敌人才获得了一个突破的机会。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一部分在切尔尼被围，我立即把这个不幸事件报告集团军总部。克卢格元帅就用粗暴的口气指控我，说一定是我命令撤出切尔尼，并且还说，至少是24?
( 装甲之父古德里安对二战战败的反思:闪击英雄 http://www.xshubao22.com/5/58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