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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吴耀庭也不是个吃软的人，死活不答应自己少要一分父亲的遗产，一家子正闹得不可开交时，其他姨太太们一下子把他告到了上海县衙打官司。 杜月笙听到这事，一拍大腿，对一个门徒说：“永铭，你去对姓王的说，这件事我来摆平，１０００万遗产他稳拿到手，只是他要向银行投资５０万，我给他个董事名头。” “好，杜先生能帮忙，我想姓吴的正是求之不得的。” 果然双方一拍即合，杜月笙连哄带吓，唬得几个姨太太乖乖地缩了头，５０万大洋捞进了杜月笙手里。 后来又有一个姓朱的，也是靠杜月笙摆平的，得了一宗遗产，把其三分之一入了股，成为银行的大股东。不出一年，杜月笙如此巧妙地集资竟达２００万之巨。这种资源来得很奇特，在金融界也是绝无仅有的。 经过这么一番筹划，银行当年就开张了，这就是有名的“中汇银行”———中国由大亨开办的第一家银行。杜月笙自任董事长，黄金荣、张啸林为常务董事，金廷荪做了监事。 但是，杜月笙烟赌有道，实业无方，手下的弟兄不是昔日的流氓白相人，就是一些跑街结账的小脚色，对经济可以说一窍不通，结果开张干了两年，只获利十几万元，勉强维持银行职员的工资和业务交际费用。 尽管如此，杜月笙利用其明敲暗诈、月黑风高的惯技，在金融界还是迅速地打开了局面。 中汇银行的北面是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杜月笙办公室的窗子斜对着它。每日里，杜月笙都能看见交易所门庭若市，生意兴隆。 “让我也来凑凑热闹吧。” 一天，杜月笙望着那车水马龙般的人自语道。 不久，交易所内一群流氓起哄、怪叫、吹口哨，交易所被迫停业。交易所明知是杜月笙在捣鬼，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叩开中汇的大铜门，请杜董事长出面镇压小流氓。 杜月笙彬彬有礼地答应了。 当然，中汇是从来不做赔本买卖的。不久，华商交易所的理事名单中，忽然冒出了杜月笙的大名。而中汇的金库中，一下又增加了５０万的储金。 在“豪夺”的同时，杜月笙也常常“巧取”。 外国人发明汽车以后，人们发现汽车比马车方便，既快又省力，而且乘坐舒适。因此，到了３０年代初，汽车不断更新换代，轮胎需求量大增，一时使制造轮胎用的橡胶供不应求，市场上的橡胶价格也不断猛涨。橡胶生意空前看好，外国几家橡胶园和从事橡胶生意的商人获得了巨额利润。 做橡胶股票生意很赚钱！上海的外国人嗅觉十分灵敏，有个叫麦边的英国流氓立刻找到杜月笙，说： “杜先生，现在橡胶在国际上十分走俏，我想与你合作做这方面的生意。”
插手于金融业（3）
“怎么做？” “我们可以发行股票，你不是有个中汇银行吗？我们可以联合起来炒股票。” “这些花纸头，炒到最后能赚钱吗？”杜月笙不懂这玩意儿。 “这一点杜先生放心，有你这样的人做后盾，我们是一定能赚大钱的。” 于是，麦边与杜月笙联合在上海开了一家从事橡胶生意的“蓝格志拓殖公司”，兜售橡胶股票。 麦边诡计多端，搞这样的事很有一套。 一开始，他请人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几家中外文报纸上，大肆吹嘘橡胶怎么好，用途怎么广，以耸人听闻的言辞大做橡胶广告。 然后，在杜月笙的帮助下，他又拉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冒充董事，每个礼拜召集他们开一次董事会，借此机会，大造声势，宣扬他在国外的橡胶园大获丰收的消息。他所做的这一切使人们相信，买麦边的橡胶股票有靠山。 与此同时，这个洋瘪三暗中向外国银行借钱，摆噱头，每隔三个月，用借来的钱发给一些持有橡胶股票的股东们一部分中间利息，给那些想发财的人尝尝甜头，并以此标榜自己守信誉。 在杜月笙的帮助下，麦边雇用了大量人员冒充股票的认购者，虚张声势，一大早就涌到中汇银行门口，排队抢购橡胶股票，致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也纷纷涌到中汇银行，争着抢购橡胶股票。 结果，中汇银行因人多拥挤，秩序大乱，不得不停止营业。消息传出，哄动全市。麦边和杜月笙就这样变着戏法，乘机把橡胶股票一涨再涨。 他们看到股票价格一日比一日上涨，快涨到极限时，中汇银行突然宣布，某月某日，所有的橡胶股票停止押款。 布告贴出，犹如晴天霹雳，急得那些股东们想去跳楼。因为银行拒绝股票押款，说明橡胶股票已分文不值，完全成了一张“空头支票”。人们做梦也不曾想到，这些花花绿绿的橡胶股票一夜之间就成了一堆废纸。而麦边则带着分得的近千万元，拍拍屁股、卷起铺盖逃之夭夭了。 其余的一半钱，则被杜月笙悄悄地吞了下来。 这次橡胶股票风潮致使上海滩几十家商号、工厂、钱庄等纷纷倒闭。其中正元钱庄的老板陈逸卿、北康钱庄的老板戴家宝和谦余钱庄的老板陆达生，挪用各自钱庄客户存入的远期支票，向其他钱庄调换巨额资金，套购了大量的橡胶股票，最后钱庄倒闭，三人手挽手在涨潮时在吴淞口外跳了海。 除了利用洋人施骗弄钱，杜月笙纵横金融界，还有绝招。 １９３１年７、８月间，长江、黄河、珠江流域共有１６省暴雨成灾，受灾人口５０００余万，有近１５万人因洪水死亡。８月１２日，杜月笙、王晓籁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大张旗鼓地举行募捐，这倒也不失为一件善举。 就在这期间，杜月笙听说称为“南三行”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投资的一宗食盐生意在长江里翻了船，损失将近２００万。杜月笙得信后，马上指使手下人到该行去存款，等到商业储蓄银行把这些钱放出去后，便让人四处传播谣言，说“商储”亏空了几千万元，银根特紧，董事们正在挖肉补疮云云。 这一谣言一出，市民们惊慌不已，惟恐自己的存款“泡汤”，纷纷连夜到商储门口排起长队，争先恐后地挤兑现金，杜的手下也趁时起哄，前去提款。 最初，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们仗着实力雄厚，不以为然。可三天下来，提取存款竟达总库存的一半。这下董事长陈光甫急得满头大汗，再过几天，存款定然会全部取光！因为这时挤兑的势头仍有增无减。 陈光甫感到背后有人在“拆台脚”，但他无法追查根原，要紧的是先刹住这股挤兑风，于是急忙向中国、交通两行呼救，要求紧急借贷预付提款。多亏两家总经理的支持，陈光甫紧急借来两卡车银洋，但挤兑之势已如决堤洪水，他怎么弄也无法遏制这股狂潮。 到第４天下午，陈光甫已无路可走，急电南京财政部次长钱新之设法解决。 钱新之将商业银行的危机问个明白后，不加思索地说道：“你去华格臬路找杜月笙，就说我请他出面帮个忙。” 当天晚上，陈光甫依照钱新之的指示来到杜月笙府上，好话说到大半夜。 杜月笙自然领钱新之的情。他对陈光甫只说了一句：“明早在开门之前，在商储见。” 次日上午，商储门口突然来了一队小汽车，为首的一辆牌号是“７７７７”。这是上海市民人人皆知的杜月笙之车。杜月笙等跨出车门，申报存款３００万元。 见此状况，如潮挤兑的客户顷刻作鸟兽散。 杜月笙只需亮个相，一场偌大的难关便闯了过来，这令金融巨子陈光甫惊叹不已。 无独有偶，四明银行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四明银行创立于清朝末年，名义上是银行，但实际上是一家钱庄，该行由宁波人创办，开始银行行址在宁波路、江西路转角，和广帮的联保保险公司为邻。后来，四明银行从宁波路，迁到北京路、江西路转角的原上海华美书馆的部分基地上。 四明银行的经理叫孙衡甫，他原来是一家钱庄的伙计，但是，工于心计，很会盘算，因而在业务上发展很快，银行最高存款额曾经达到４０００万元，成为上海较大的商业银行之一。
插手于金融业（4）
然而，四明银行以及孙衡甫本人却倒也很有趣。该行经营作风完全沿袭钱庄那一套。孙衡甫性格怪僻，平时深居简出，不大同人交往。孙自以为很有钱，凡事不求人，讨了大小老婆七八个，个个如花似玉，妻妾们整天陪着他，家中人个个嗜好鸦片，烟枪林立。一到时候，老子、儿子、老婆、姨太太人人吞云吐雾。孙衡甫偶尔外出，必要坐上装有防弹玻璃的汽车，外加四五名保镖，前拥后簇，好不威风。 除了四明银行之外，孙衡甫还办了一个四明储蓄所，花头也很多，如开办学费储蓄，婚嫁储蓄等，千方百计吸引客户储蓄。他对房地产经营也很感兴趣，用大量资本投入房地产的购买。据说，单就里弄房屋，最多时就曾达１２００幢左右。此外，孙衡甫还利用北洋军阀政府金融管理的混乱，发行钞票，作为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四明银行发行的钞票，纸张和印刷很一般。纸张为棉料，浸水即可分为二层。然而，这时上海其他银行发行的钞票都不印２元卷，惟独四明银行印有２元券，故显得十分别致。 但是，四明银行也有触霉头的日子。 １９３１年底，四明银行也发生了挤兑风潮。 由于孙衡甫将银行资金大量收买房地产，一旦碰到这种急煞人的事情，银行就难以招架子。然而，孙衡甫比陈光甫熟悉上海滩的市面行情。危情一出现，他马上只身一人来到杜公馆，把一张５０万元的支票交给了杜月笙，要求存入中汇银行，条件是请杜月笙能调剂出一些现大洋，帮助平息挤兑风潮。 杜月笙便说：“这好办，明天早上我就送银元去，保证让那些兑钱的人放心。” 第二天，杜月笙亲自押了１００多只箱子送到四明银行门口。 这时，四明银行门口人很多，秩序很乱。杜月笙让人从汽车上搬下一只箱子，打开，说：“各位客户，请不要拥挤，四明有的是钱，请放心！都能兑到大洋。” 说完，他挥了一下手，有一个手下人把箱子打开，人们一看，果然是一叠叠光亮的银元。接着，银行的职员和押送人员一起上阵，把那１００多只箱子全搬进了仓库。 挤兑的人一看，四明的实力这么雄厚，怕什么，钱放在这里最保险。于是，人们纷纷离去了。还有些已兑过钱的人听说了这事，马上又回来，把钱重新存了进来。 其实，那１００多箱只有前面几箱是银元，后面的箱子里全是石头。 杜月笙的声誉在银行界顿时鹊起，许多银行纷纷来请这尊保护神，杜月笙一下子成了浦东、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和其他一些银行的兼职。 陈光甫为答谢杜月笙的援助，把５０万元无息贷款存进了经营不善的中汇银行，还将“商储”的一部分业务转送给他。 杜月笙得此援助，立即扩大“中汇”在实业界的经营范围。 不久，杜月笙被上海滩上的金融巨子们选为上海银行分会的理事。 自此，他白相人的长袍外面又罩上了一件“金融家”的绅士长衫。 随着中汇银行的兴旺发达，杜月笙的事业与名望跃上了新的高峰。到抗战前夕，上海滩上请他列名为董事、监事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多达７０余家。有一些公司还请他出面任董事长。
禁止日货，于松乔撞墙（1）
正当杜月笙在上海滩飞黄腾达、节节高升之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日本关东军按照预谋，派工兵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部柳条沟的一段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对此，蒋介石却命令国民党东北当局，“日军此举不过寻衅性质。为避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这种不抵抗政策，束缚了东北军队的手脚，东北锦绣河山很快陷入日军铁蹄之下。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在中国激起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上海人民奋勇投入这个爱国运动。９月２４日，上海３万５千名码头工人举行抗日罢工，１０万学生举行抗日罢课。９月２６日，上海各界人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要求对日宣战、武装民众和惩办失职失地的官吏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１０月初，上海各业８０多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 民族矛盾的上升，不仅使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致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表示了抗日要求。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意志的上海《申报》便多次发表评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这股洪流将杜月笙也卷入其内。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首肯，以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陈霆光等人为常务委员，组成了“上海市反日救国会”，后由陶百川改名为“上海市抗日救国会”，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陶百川任秘书长。 杜月笙鉴于五卅运动的时候，对于英国人采取经济抵制的策略极有成效，现在他再次建议抗日救国会从“禁止日货入手”，发动对日本人的反抗。抗日救国会迅速地在各重要地点成立了检查所和保管所，吁请上海市民，全面拒买、拒卖洋货，检查所人员并采取直接行动，到处搜查日本货物，一旦有所发现，立即加以没收，交给“保管所”去加以储存。 “检查所”和“保管所”需大批的执行人员，抗日救国会除了召募爱国人士和学生义务担任外，主要的人力来源还得靠杜月笙发动自己青帮弟子们，并且，在爱国工人中遴选出大批的干部。———陆京士在上海从事劳工运动多年，他是杜月笙和上海劳工之间的一座桥梁，他负责杜月笙和劳工大众的联系，也是杜月笙处理劳工问题的最高顾问，私人代表。 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运动在上海滩上风行。一天，天后宫桥检查所由邮务工会出身，杜月笙的门人于松乔负责。各地检查所、保管所纷纷成立。他和一位名叫刘心权的热血青年，以“射入射马，擒贼擒王”之势，一上来便到“合昌祥”绸布庄抄出两大箱日本棉布。于松乔吩付跟去的检查员将这两箱东洋货充公，按照抗日救国会的规定，载送到“保管所”去暂行封存。 与此同时，于松乔和刘心权也回到了天后宫桥“保管所”，坐侯好戏开锣。一因为这两箱东洋布大有来头，它的物主，便是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合昌祥的大老板、在上悔商场影响力极大的陈松源。 过不了多久，果不其然，一部轿车开到天后宫桥，陈松源昂首走进抗日救国会天后宫桥分所，在他的身后还有两名身壮体强的保镖。 “这里是什么人负责！”陈松源大咧咧地问道。 “是我，”于松乔挺身而出，自家通名报姓：“我叫于松乔！” “久仰，久仰，”陈松源鼻孔里哼哼地冷笑，“方才贵所有人到小号合昌祥，取走了两箱布匹，我恐怕这里面一定是有所误会了。” “没有误会，”于松乔斩钉截铁地回答，“合昌祥的两箱东洋布，就是我亲自去查出来充公。” 陈松源呆住了，他从来没碰过这么大的钉子，他摸不透于松乔是哪一路的朋友，居然有眼不识泰山，连他陈松源都不认得？态度如此强硬，说话更是一副公事面孔，半点情面也不讲。 两名保镖“食人之禄，忠人之事”，挤过来向于松乔发了话： “喂，朋友，你不要有眼无珠啊，你晓不晓得这位先生是谁？” “管他是谁！”于松乔挺一挺胸，“我只晓得公事公办，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还要贩卖东洋货，让东洋人赚钱，造了枪炮子弹打中国，那是奸商，是汉奸，汉奸、奸商贩卖的东洋货就得没收！” “什么奸商不奸商？”保镖的发了火，“你胆敢当众辱骂我们陈理事长？” “什么陈理事长不陈理事长？！”于松乔大义凛然，反唇相讥，“理事长要贩卖东洋货，一样的是奸商！” 至此，陈松源赫然震怒，两名保镖破口大骂。于松乔屹然不为所动，他直指陈松源的鼻尖说： “我警告你，我们这里是办公事的地方，你要再这里无理取闹，我就……” “你敢怎么样？”陈松源厉声一喝，打断了于松乔的话，接下去又是狺狺的骂，而且，他竟指挥保镖干脆点硬上：“你们进去给我搜，把我们的货色搜出来，抬回店里去！” 两名保镖听了老板的吩咐，恶狠狠地抢前一步，正待推开于松乔，直往保管所里闯。于松乔早有防备，动作好快，他伸出手去一把捉牢陈松源的领口，使劲的拖他往里头走，一面走时一面叱喝：
禁止日货，于松乔撞墙（2）
“你敢带人来抡我们保管所？好哇！我现在就把你们关起来！” 保镖的一看老板被捉，又气又急，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拔出手枪，对准了于松乔，大声喝道： “赶快放手！迟一步便请你吃卫生丸！” “你们敢？”于松乔身子跟陈松源一贴，紧拉住他倒退三步，他决心把这位布大亨关进一间小房间里。 两名保镖大跳大叫： “再不放手，真开枪啦！” 于松乔已经把陈松源拖到小房门口子，他侧过脸来高声答道： “有种，你开！” “砰！”地一声枪响，而于松乔刚好把陈松源推进那间临时拘留所。枪声警动了检查所里的工作人员，大家一涌而出，跑过来就要夺下保镖手里的枪，两名保镖一看大势不好，掉转身去便往外逃。 第二个回合终于平安无事地渡过，陈松源被关在小房间里，顿足咆哮，猛力捶门。于松乔只当没有听见，他往房门口的地板上一坐，大声地说： “我今天是看牢你了！” 陈松源的保镖回陈家去报告，陈家立刻央人四出营救，纱布大亨陈松源被抗日救国会的人捉牢关起，消息随即传遍了上海滩，人人吃惊，个个失色。纱布向为上海十大业之一，陈松源是纱布业公会的理事长，这件事几乎掀起了轰动沪上的轩然大波。 于是乎，天后宫桥抗日救国会的门前车水马龙，开始热闹了。 抗日救国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陶百川和上海市党部委员吴开先闻讯赶到了天后宫桥，他们两位对于松乔的不假情面、认真负责的态度颇为嘉许，但是，陶百川婉转地向他说明： “抗日救国会不过是一个民众团体，我们可以从事爱国运动，但却不是权力机关，我们有什么权力，用什么罪名把人家捉来关起呢？所以于先生你扣押陈松源的事，在法律上是说不过去的，请你马上把陈松源放出来，我们再商议解决这桩事体的办法！” 于松乔依然坐在地上，挡住了羁押陈松源的那扇房门，他声色不动，心平气和地说： “陶先生，你地位高，口才好，学问一等。我于松乔无论讲地位、讲口才、讲学问，统统服贴你。不过今天的这件事情，不管我错我对，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天王老子的话我也不听。陈松源带了保镖，带手枪来抢所里的东西，我非关他不可，假使有人想来拖开我，”他伸手指一指左侧的网筋水泥墙壁：“我立刻就撞墙头自杀！” 陶百川和吴开先一再的善言譬解，讲道理给于松乔听，于松乔偏偏不听，陶、吴两人拿他毫无办法，颓然地走了，另行设法。 门外汽车不停地从远处开来，上海有身价，说得起话的大亨全来了，虞洽卿、王晓籁……有人疾言厉色，有人娓妮动听，什么好话歹话都说尽，要于松乔释放陈松源，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 “啥人敢来拖我，我立刻撞墙自杀！” 这边事体闹僵，外面却风波越来越大，上海市商会为了抗议“抗日救国会非法拘留纱布公会陈理事长”，并图加以营救，已在召开紧急会议。一天后宫桥抗日救国会里，冠盖云集，亨字号人物着急焦躁，一大群人面对着于松乔束手无策，上海商界的压力却在不断的传来，再不释放陈松源，商界即将如何如何，最后，又送来了哀的美敦书：陈松源如果今晚仍不获释，从明天早晨起，上海各行各业，决定无限期的罢市，以示抗议。 于松乔还是坐在地板上，纹风不动。 乱哄哄的，挤了一屋子人。抗日救国会原为抗日御侮的民众团体，如今闹得将与上海商界全体为敌，兄弟阅墙，徒使亲者痛而仇者快，这将如何是好？人多，口杂，推推挤挤，吵吵嚷嚷，于是有人趁乱想把于松乔抱住拖起来，破了他这一铁卫，开门释出陈松源。 当他们冒险地一动手，于松乔说话算话，剑及履及，他突如其来地奋身猛冲，向左首墙壁狠狠地撞去，砉然一响，众人惊呼一声：“哎呀！”再看于松乔时，他已撞破了头，皮绽血流而下，但是他撞壁成伤以后，又飞快地退回小房门口，照样端坐不动，只在气呼呼地连声说道： “我就在这里等死好了，我就在这里等死好了！” 这么一来，更加没有人敢近他的身子。 真正到了无法可想的地步，陆京士，这位于松乔的同门弟兄，方才得到消息，匆匆地赶来，他挨近血流满面的于松乔，不胜忧急地问： “松乔，你自己身体要紧，你可否告诉我，你要哪一位先生出来说一句话，你才肯听？” 于松乔已很虚弱，他揩揩脸上流着的血说： “惟有杜先生。” 大家都听到了，如释重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陆京士赶紧打电话到华格臬路杜公馆，杜月笙刚好在家，他听到陆京士的报告，顿时便说： “你去跟松乔讲，他犯不着为这件事牺牲性命。我立刻派车子来，接他到枫林桥骨科医院治伤。” 陆京士又跑向于松乔的身边，把杜月笙交代的话，一一说明。 于松乔仰起脸来问： “杜先生的意思是叫我离开这里？” “当然是的。” “不管陈松源了？” “你快去治伤要紧。”
禁止日货，于松乔撞墙（3）
“好吧，”于松乔这才站起身来，目不斜视，跟陆京土挤出人丛，往外面走。———上海全体市民明天不必耽心会罢市了，于松乔去进了医院，上海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陈松源也就“刑”期届满，宣告开释。 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陈松源自知理屈，于松乔的行动虽然超越范围，但是他满腔忠义、慷慨壮烈的精神，却赢得上海各界人等的一致赞佩，于松乔扣留陈松源的故事传诵遐迩，他成为了抗日救国的英雄硬汉。 这一个轩然大波由于陈松源的“不予追究”而风平浪静了，但是，却为抗日救国工作做了很好的宣传，一日之间，上海滩市面上的东洋货一扫而空，并非检查所的人员将它们全部没收，而是经售的商家，私忖自家的“牌头”不会比陈松源更硬，抗日救国会的人既然如此铁面无私，执行认真，商家避免货色充公，亏损血本，多一半将之退回日本厂方或批销机构，一小部分用货款买的现货，则只好把它暗中藏到仓库里去。
听了吴铁城的话软了下来（1）
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节节推进，一路势同破竹，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东三省外加上相继被侵的热河省将被日本皇军全部占领。日本正向中国大陆“胜利进军”，此一事实使所有旅华日人气焰高掇，趾高气扬；他们深信整个中国大陆俱将沦为日本的属土，因此，当上海高揭抗日大纛，全面抵制日货时，大小商店争先恐后地退回货物，旅沪日人便觉得这是不可容忍的，骄狂的气焰使他们丧失理智，他们也迅速的组织起来，设法对抗，凶残横暴地发动攻击。———这便是“一·二八”事变前夕的上海情况，中日两国国民壁垒分明，敌意甚深，他们在从事淞沪之役爆发的前夕，中国人和日本侨民相互敌视，咒骂、打架、械斗，甚至于破坏和暗杀，纵火、爆炸。 １０月１２日，杜月笙在家里得到消息，下午１点钟，日本人将在北四川路日本小学，举行“居留民大会”。于是，他开始做一连串的部署，于是，上海的日本人遭到一系列戏剧性的打击。 １点钟，日人“居留民大会”准时集会，出席的日侨人数超过４０００人之多，会场情绪是冲动、激愤、骄狂与跋戾嚣张，他们决议上电日本内阁总理、外相，陆相、海相和关东军总司令，请求速用断然、强硬而有效的手段，根本制止“不法而暴戾”的对日经济绝交，并且彻底解决中日问诸悬案！会场日人群情汹涌地宣称：“为达成上项目的，我居留民有忍受任何牺牲的觉悟！” ３点多钟散会，他们又举行示威游行。 大队日侨沿北四川路拖逦向南，他们在行经美租界地段时，中国人默无一言，并无反应，但当他们游行到了华界闸北白保罗路及虬江路一带时，游行队伍中的少数青年再度跑出行列撕毁路旁的抗日的标语，于是，愤怒的中国青年立即高声喝打，飞快地冲上去抱以老拳，而且在转眼之间从两侧店铺里冲出来更多的愤怒群众，“打东洋人”的喊声响彻云霄。耀武扬威的日本人畏缩了，他们掉首逃回租界，被截留住的人则勉力招架，中国人已经得手，公安局的警察方始一涌而出，就地劝散。与此同时又有公共租界的巡捕赶来。这“事出偶然”的中日民众第一仗，是日本游行大队遭到迎头痛击，四下溃逃作鸟兽散而中国民众则打了人又出了气，最妙的是，英捕房巡捕以“保护”为名，捉去了三名日本青年。 东洋人逃回家中气喘咻咻，大不服气，于是又频繁接触，计划出动反击，然而，他们没想到第二天一早他们又挨了当头一棒！ 全上海所有的米店和煤炭店，一律拒绝跟日本人做生意。买不到米和煤，使东洋人马上面临断炊的危险，于是他们大起恐慌，而且气忿难忍，但是他们却又不敢动蛮，只好动文的，与米店、煤店老板进行理论。因为他们已经看到，每家米煤店的附近都有怒眉横目的壮汉逡巡，如果他们不是劳工群中的英雄，便是白相地界里的打手，他们的任务是对煤、米店加以监视，同时制止日本人的吵闹和纠缠。 孰不知，这些暗中组织者和巡逻的打手全是杜月笙的部属。 从１０月中旬开始，零星的斗殴事件层出不穷，日本外交当局提出的抗议不绝如缕，闸北江湾一带对于侨民居住最多的日本人来说几乎已成为黑暗恐怖地界，倘若不是成群结队，徒手的日本人简直不敢外出。“打东洋人”成为上海市民成天挂在嘴边的兴奋口号，连三尺童子也晓得“敌忾同仇”“抗日救国”。 有一天早晨９点多种，公共租界有一个骑脚踏车的日本人疾驶而过，路边有一个小孩冲上来高喊：“打倒东洋人！”这名日本人愤怒之极，下车一耳光将小孩甩倒在地，然后匆匆逸去，街心立刻麇集大批气冲牛斗的中国人，恰巧有一部汽车满载日人而来，于是汽车被中国人拦住，车上的日人池鱼遭殃，全部被中国人打得一身是伤。 而打日本人的中国人多是杜月笙的弟子。１０月２８日，浦东申新纱厂秘密向日本新井洋行购买耐火砖瓦１４６００余件，日本人保证使用海军和陆战队士兵护送货物，但是“抗救会”浦东检查所迅及获得厂内工友告密，２８日这批砖瓦将要分装五艘驳船，曲安宅军艇护航运送。检查所为此订定了精密的计划。 于是新井洋行的砖瓦刚要装船。检查所人员突然掩至，砖瓦笨重而且体积甚大，但是他们依然迅速地加以没收充公，全部搬走。正在搬进保管所的货栈。日本海军老羞成怒。全体武装登陆；持枪冲锋，中国人见了东洋兵毫无惧色，双方随起一场激烈的械斗。中国人有７名受伤，东洋兵才夺回了一部分砖头。 日本人开设的工厂和商店货物雄如山积，一件也卖不出去，因为“抗救会”的封锁越来越紧。他们握有任何一处的情报线索，东洋货“一见天日”莫不马上遭到没收，中国商人没有一个胆敢贩卖日货，当他们的资敌行为被发现就会被罚金，没收财产，并且本人要穿上印有“卖国贼”字样的囚服，立在站笼里供人参观或辱骂。在“抗救会”严格执行全面经济制裁的过程中，日本工厂商店惟有宣告关门大吉，老板们躲在里面宛如置身孤岛，她们装置无线电话，和其他日人保持联络。 除了跟日本人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外，杜月笙更运用他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力，使上海金融工商各界，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捐物，为马占山的义勇军和流离失所、相继逃抵关内餐风露宿的东北难民雪中送炭。
听了吴铁城的话软了下来（2）
当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英勇抗日的消息南来，杜月笙大为兴奋，他启动邀集一批朋友，说：“东北义勇军孤奋斗，喋血抗战，后方民众应该给予精神鼓舞和物质上的支援！” 大家听了非常赞成，经过这一批朋友出钱出力，他们第一笔便募到了１０万大洋，汇到黑龙江去慰劳前方将士。杜月笙还有心继续劝募，并且想派人亲赴黑龙江慰劳义勇军，看看他们能帮什么忙。这个计划后来因为日本发动全面进攻，马占山的东北义勇军被迫退到海伦，后来通过俄国的西伯利亚，转进西北边陲新疆，杜月笙才怏怏作罢。 对于援救大批入关的东北难民，杜月笙办理长江水灾赈济举行平剧义演，他会同有关方面组织了一个“东北难民救济游艺会”，借新世界剧场邀集名伶名票，各种游艺杂耍的演员义务演出。同时更举办轰动一时购“名拨选举”，前后历时整整一月，杜月笙每天都准时到，并亲自指点一切。这为期一月的募捐公演，一共募得２０万余元的赈款，杜月笙将之全部如数交给赈交济委员会，汇到北方去救济难民。 既要暗中指挥上海抗救会从事对抗日本的斗争，又得风尘仆仆地在沪杭道上主持义演募捐，杜月笙在这一段时期，食少事繁，辛苦万分，于是一些手下人劝他多休息一些，甚至一些人问他何苦这样不顾性命的忙碌紧张，杜月笙听后，双目炯炯地瞪住他说： “若不如此，我们便死在这里！” 到了１９３２年１月份，日本外交当局为抗议“抗救会”行动的官文书已经堆积如山，但是抗救会不屈不挠，继续纠葛旅沪日侨，１月１８日，重大的冲突爆发，成为“一·二八”淞沪之役的前奏。 座落在华界江湾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１月１８日下午４时，有５个日本和尚从门前经过，三友工人群起而攻之，将他们打成重伤。３天后，２１日凌晨两点半，三友社突然失火，英租界巡捕出动驰救，发现了三四十名日本浪人，他们阻止巡捕鸣钟告警，双方发生冲突，互有死伤。 中国工人打伤东洋和尚，日本浪人纵火焚烧三友社，于是中日双方同时提出严重抗议，外交战在１月２３日掀起最高潮，日方由日本舰队司令出面，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哀的美敦书，要求立刻制止抗日运动，并且解散各抗日团体，否则日本海军即将开始“自由行动”。 上海市长吴铁城于１月７日就任新职，他接获日本舰队司令的最后通牒，立即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外交部请示，同时，他因为战祸业已迫在眉睫，急需了解抗日救国会的态度。他和杜月笙公谊私交关系极铁。在此半年以前，杜祠落成，吴铁城不但送匾，捐款与建杜氏藏书楼，而且他更亲临致祭，道贺。所以，他在１月２８日上午，在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做最后谈判之前，在他法租界海格路望庐私宅打了一个电话给杜月笙，告诉他说： “情势很紧张了，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开到了黄浦江里，村井约我在１２点钟最后谈判，为了避免战祸糜烂地方，日方的要求我们可能会得答应。” 杜月笙在电话中问： “市长的意思是答应制止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 “是的。” 沉吟了一下，杜月笙的最后决定仍然还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国，他说： “假使市长决意如此，我想，抗日救国会暂时宣告解散，便利官方办理对日本的交涉，大家多半是可以谅解的。” 吴铁城却说： “不，问题不在这里？” “市长是说……？” “宣告解散抗日团体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制止抗日运动这一点。” 吴铁城说得不错，制止抗日运动才是令人为之棘手的难题，民众抗日情绪正因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汹涌澎湃，愤慨激昂，上海的民众团体，已经组成了后援会，要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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