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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１２架日机轰炸南北炮台。闸北、虹口风平浪静，也就在这休战的３天，战区百姓得以搬迁一空，他们有的逃进租界，有的流浪异乡。但是无论如何，有这３天从容撤退的机会，却救了不少生灵。 停战届满的前几个钟头，日本皇军又罔顾信用提前开火，下午３点钟向闸北开炮，飞机更在青云路、宝兴路，新疆路、宝通路等处投掷炸弹。双方协议，于是又被日军片面撕毁，即将赴援的一师陆军已奉日本内阁批准正在登轮驶沪途中。中日大战，至此面临新的高潮。淞沪浩劫又是难免。 不过，也就在这停火的３天之内，国军精锐第８７师王敬久部和第８８师孙元良也已顺利开抵战场。另外，国民政府更调集了兵精械足的税警总团和中央教导队担任江湾、庙行，大场一线的防务，奠定了往后苦战３０余天，誓死不退，大举歼灭日军的胜利基础。日本人的援军第９师团，混成第２７旅团则到２月７日才开始投入战场，自２月４日至２４日，是为一·二八之役第二阶段，日方的司令官也换了陆军第９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 ２月２４日以后，围军屡挫敌锋，日方迫不得巳，再换白川义则大将出任司令官，又增派第１１和第１４两个师团，这上海淞沪之战的第三阶段，一直打到３月３日双方进入半休战状态，然后延展到５月５日。 就在中日淞沪之战第二阶级，杜月笙以其强大的群众力量为后盾，又得着机会，使他在外交场合作狮子吼，碰台拍桌，霹雳一声，大大地出了一次风头。 日本军队攻击中方阵地，自始至终都以公共租界为基地，公共租界也有日本人的一份，租界当局似乎无话可说。但是中国外交当局却仍一再的向英美公使提出措词强硬的抗议。２月２２、２３两日。国军对于日军以租界为庇护所，深感忍无可忍，于是发炮攻击逃入租界的日军，当英、美、德等领事馆向中方提抗议的照会，外交当局立即不假辞色，堂堂正正地回答他们： “请即采取必要步骤，防止日军在公共租界登陆，并利用该租界为军事行为之根据地点，使此一状态不再存在。因为，公共租界附近流血之争斗，正由于该项状态而使然！” 然则，２月２４日以后，日军新任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亲自指挥，以江湾跑马厅为炮兵阵地，集中兵力，包围１９路军第６１师的江湾阵地，展开最猛烈的攻击。自江湾阵地一线到庙行小镇，接连打了９天，中国军誓死不退，寸土必争，１９路军名将，一位旅长翁照垣喊出了口号：“没有枪，用刀；没有刀，用牙齿咬！” 在部署这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以前，日本皇军的计划，原想假道法租界，由真如和彭浦，侧击大场，直拊江湾、庙行一线１９路军的后路。这个计划果若成功，中方就要吃大亏。
杜先生介入了国际交涉（5）
这时，杜月笙及时侦悉在２月２４、２５、２６日那３天，前后共有好几千名日军，乘黑夜登岸，潜往法租界的辣斐德路、祁齐路一带。他们分散开来，住进日本侨民开设的商店及其所有的住宅。杜月笙并且得到消息，这数千日军企图由法租界冲入沪西，抄袭江湾、庙行，进犯我军的右翼。 他马上通知吴铁城和蔡廷锴，１９路军紧急加强江湾、庙行后侧的防务，吴铁城则十万火急呈报外交部。２月２７日，外交部便照会法国公使，请他转告驻沪总领事和法租界当局“严重注意”，“迅将潜伏界内的日军立予驱逐”，“嗣后务须严密防范，勿使潜入，以免肇成祸端”。 杜月笙不等外交部的照会抵达，他先跑去跟甘格林办交涉，当面质问：“有没有这个事情？” 甘格林明晓得杜月笙已有所闻，说不定还掌握着证据，否则他便不会无的放矢，跑来大兴问罪之师。所以他坦然承认确有其事，不过接下来他又婉转解释：“日本军人素称横蛮，尤其近来气焰高涨，不可一世，潜入法租界的日军有数千人之多，而且武器装备一应俱全，倘若租界当局采取强硬行动，因激生变，那么，日本皇军固然驱逐不了，说不定法租界这弹丸之地，可能为之糜烂。” 杜月笙听了，气愤填膺，他正色地告诉甘格林说： “中日之战，国际联盟已经在谴责日本。法国政府的立场，即使跟国际联盟不一样，最低限度也要守中立！如今你听任日本军队混入法租界，而且我听说他们还要利用法租界做攻击中国军队的根据地。中国军队为了自卫，假使跟前几天公共租界发生的炮轰事件，照样的‘上’你一当，试问总领事，你对法租界居民的生命财产又那能够保障法？” 甘格林被他质问得无词以应，只好支吾其词地回答： “我想，中国军队不至于这样冒昧地从事炮轰法租界，同时，日本军队在租界上也不会耽搁得太久！” 杜月笙一挺胸说： “我是法租界公董局的华董，又是华人纳税会会长，保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也有一份儿。日军混入法界，要出大事体了，不能再拖，我请你明天一早，邀请各国领事和中日双方的高级代表，开一次会，大家商量商量，并且彻底解决这一大问题。” 甘格林发急了，大声地问： “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全部公开？” “公开了好得多。”杜月笙再进忠告，“否则一定会出大事体啊！” 甘格林这时意识到，纸包不住火，杜月笙已经侦知日军潜入法界，他必定已经通知了中国军政当局，迫于无奈，点了点头，答应召集会议。 第二日，法国总领事馆冠盖云集，各国驻沪总领事全体到齐，中国方面因为情势紧急，问题严重，特由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亲自出席，杜月笙是法租界华界的首脑，他准时赶来参加。 时间一到，甘格林宣告开会。以主人身份，他首先说明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日方认为他们有权在租外驻军，中国政府则指控日军利用租界庇护，向华军发动攻击，因此租界当局变成了助纣为恶。接着他坦白地指出：“这一个问题必须澄清，租界可否任由日军驻扎或通过，领事团应该有所决断，免得徒滋纠纷。” 甘格林将领事团讳疾忌医的一大问题予以直接揭发，公开提付讨论，并且促使领事团表明态度。对于中国来说，他是帮了大忙，然而，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却不胜愤怒，他抢先起立，大放厥词，威胁恫吓的语句从他“愤怒”的声调中像湍流急瀑般喷溅出来，他那种凶横野蛮的态度使在座各国领事为之愕然。 但是，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没有人敢于保证村并的恫吓威胁不会成为事实，会议席上的情势对于中方相当不利，甘格林提议将之公开化的重大问题，倘若即刻加以表决，可能会达成相反的结果，使日军利用租界为军事根据地变为公开、合法。 村井在厉声咆哮，各国领事噤若寒蝉，大家暗暗的在担心。 谁也没有料到这时杜月笙光了大火，他猛的一拍桌子。２０年来杜月笙历经磨炼，炉火钝青，几乎就不会有人看见他当众发过脾气，惟独这一次，他在各国领事之前，攘臂挥拳，高声喝道： “好，东洋兵可以进租界，住租界，利用租界打中国人，你们尽管通过这个议案，不过，我杜月笙要说一句话：只要议案通过，我请日本军队尽量的开来，外国朋友一个也不要走，我杜月笙要在两个钟头以内，将租界全部毁灭！我们大家一道死在这里！” 晴天霹雳，震得与会各国领事目瞪口呆！日本外交官可以讨价还价，杜月笙却以“闲话一句”为其金字招牌。租界面积不大，人口密度至少冠于亚细亚。杜月笙在上海能掌握多少群众，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心里不明白，只要他一声令下，自有为他拼命效死的人毁灭租界，从杜月笙的嘴里说出来那就不是炎炎狂言，空口白话。 正在这时，杜月笙便在全场震惊，一时无从反应的那一瞬间，一个转身，大踏步离开会场。 杜月笙动了真火，吓得高高在上，趾高气扬的各国领事，一个个就像泥塑木雕的菩萨，开不了口也动弹不得。杜月笙带来等在外面的一帮弟兄，连同保镖司机，和司机助手，此刻仍在台湾开车的钟锡良也在内，得意洋洋，欢天喜地，簇拥着杜月笙回家了。
杜先生介入了国际交涉（6）
听说了租界开会这事，芮庆荣毛焦火躁，说声风便是雨，他一路大谈其如何邀集各路人马，甩炸弹纵火放手枪，要把寸土寸金的租界搞成断坦残瓦，尸山血海。高鑫宝在笑他憨，顾嘉棠心直口快，啐了芮庆荣一口说： “呸！月笙哥摆得下千斤重担，你怕外国赤佬真的敢挑？说说罢了，你们放心，外国亦佬绝对不会再提东洋兵利用租界的事啦。” 这一点倒是给他料中了，当天领事团开会的结果虽然是不了了之，可是日本军队从此以后就不会借道租界，同时白川大将两路夹攻庙行、江湾国军的计划宣告胎死腹中。当夜，潜伏在法租界的数千日军，“怎么来，怎么去”，他们趁夜摸黑，悄然撤离。 ３月６日，中日双方开始休战，５月５日，经过国际联盟的调处，中日双方正式签订停战，淞沪之战于是宣告结束了。
笼络金融界人士
徐新六是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曾留学英、美，专攻经济，获得过博士学位。由于他精明能干，善于经营，浙江兴业银行在他的手中得到很大发展。１９３５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所谓“法币政策”，乘机以官股打入并控制各重要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却挺住了，未让官股取得控制地位，成为当时寥寥无几的以商股为主的银行之一。金融界人士因此对徐新六更加另眼相看。 为了扩大在金融界的影响，杜月笙处心积虑地接近徐新六。经过一段时期的了解，他掌握了徐新六私生活的秘密，决定以此诱徐新六就范。 原来，徐新六颇重名誉，讲究“绅士风度”，极力给人一种洁身自好、彬彬有礼的印象，在上海滩素以私生活严谨而著名，金融界因此称其为“圣人”。但孰知“圣人”仅在外表，骨子里同样风流，徐新六早已秘密有了偏房，且生有两男一女。这件事，徐新六掩藏得很严实，专门为他的偏房在外修造了房子，无论家中太太还是周围的亲朋友好，一无所知。 可是，看着偏房所生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徐新六的烦恼也与日俱增，他担心自己一旦去世，偏房和在秘密状态下生的孩子得不到社会承认，便无法分享他的财产。因此想找一位有势力的人物，在他死后，能出面为他的偏房及孩子作证，从而使他们能取得他的一部分财产。 杜月笙是无孔不入的，徐新六的心思当然瞒不过他。 夏天，徐新六上莫干山避暑，杜月笙也寻踪而去。 当晨风习习之时，或晚霞烂漫之际，杜月笙总陪着徐新六散步。幽幽空谷、飒飒林涛，更唤起徐新六百般柔肠，千种情思。杜月笙的娓娓劝慰和慷慨承诺，使徐新六感觉碰到了肝胆相照之人，便把自以为掩藏得严实的秘密对杜月笙倾吐了，并就此事写下一封亲笔函件，交杜月笙保存。 杜月笙花这么多时间去陪伴徐新六，想掏出的正是这段话，当下便信誓旦旦地表示：“你健在，我为你保密；你一遇上不测，我一定出面为其偏房及她所生的孩子作证。” 徐新六一方面感恩不尽，同时也明白他的把柄已落入了杜月笙之手。以后，杜月笙在金融界有所要求，徐新六当然只能尽力相助。
仗势欺人（1）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时，以孔祥熙为后台的“七星公司”在上海大做投机生意。因其情报准确、资金雄厚，在上海市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赚了很多钱。对这种利用特权获取暴利的作法，民族资本极为反感，市面上一时沸沸扬扬，颇多非难。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上海一部分商人达成默契，共同对付“七星公司”。 有一次，“七星公司”自恃财力雄厚，企图造成黄金价格看跌的趋势，逼上海黄金持有者大量抛出黄金，然后由他们吃进。为此，他们在黄金交易所不停地抛空，黄金价格每日看跌。但上海经营黄金生意的商人，却串通一气，看着黄金价格惨跌，就是不肯抛售手中黄金，遇上适宜的机会，还吃进一些“七星公司”抛出的黄金。“七星公司”没想到他们影响市场行情的法宝，这一次竟不能奏效，但空头已做太多，老本大蚀，结果轮到上海商人向他们讨债。孔祥熙虽为“七星公司”后台，但投机生意失败，由他出面公开赖账却也不方便，于是，他授意杜月笙干预。 杜月笙出面，将这次黄金交易中成为债主的诸多商人找了去。 在聚会上，他不无威胁地说：“这次生意，朋友走油跑马，我不会看冷铺，账不管有多少，统统送过来，我准备倾家荡产代赔。” 这些久在上海滩浮沉的商人们，当然懂得杜月笙这番话包含的真实意思，只得强作笑颜地说道： “笑话，别人掉了枪花，倒要叫杜先生倾家荡产赔出来，世界上没有这种道理！照杜先生牌头，账一笔勾销。” 到手的钱被硬挖了去，未免肉疼。更令这些从事黄金交易的商人们心悸的是，这次黄金交易所的抛空风潮，虽然以他们险胜而平安渡过，但“七星公司”如卷土重来，做更大的投机买卖，他们将很难抵御。出于这种顾虑，他们想了一个所谓妙计，即推举杜月笙担任金业交易所理事长，想借他的面子使孔氏家族有所收敛。 这种想法正合杜月笙心意。杜月笙插手这次风潮，就是为了向当事者双方显示他的实力，一方面抬高自己在四大家族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炫耀与四大家族的特殊关系，以吓唬上海滩的商人。此举果然奏效，在“杜月笙”三个字前面，从此增加了“金业交易所理事长”的头衔。 金业交易所之外，杜月笙还通过帮助孔祥熙任总裁的中央银行和宋子文任董事长的中国银行等控制中国通商银行后，谋取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的职位。 中国通商银行由盛宣怀创办于１８９７年１１月，它所登的广告中必定有这样一句话：“我国首创第一家银行”，牌子老、影响大。盛宣怀死后，该行由傅筱庵接管，是受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之外的一家重要银行。宋子文、孔祥熙早想染指该行，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１９３５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１９３６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其他银行发行的、正流通市面的纸币，逐渐以这四行发行的钞票换回，停止使用。 为了防止各银行滥印钞票调换“法币”，在“法币政策”公布前，国民党政府调查了享有钞票发行权的１２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其中中国通商银行的钞票发行额为３４３０万元。掌握了这种情况后，中央、中国、交通行秘密集中了中国通商银行的大量钞票，突然前去该行兑现。因事出意外，加上傅筱庵见上海地价暴涨，正在河南路耗资１０００万元建一座“中国通商大厦”，头寸吃紧，未免捉襟见肘，无法满足兑现要求。国民党政府立斥该行“准备不符规定”，以维持金融为名，提出加入官股，并指派董事或董事长，想全面控制中国通商银行。 傅筱庵不甘认输，极力作梗。国民党政府抓住他与北洋军阀有过来往的辫子，加他一顶阴谋祸国的帽子，下令通缉查办。傅筱庵惶恐之下，只身逃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大连躲藏。 傅筱庵一走，中国通商银行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它若破产倒闭，势必造成上海金融市场的波动。宋子文、孔祥熙意在控制该行，并不想让它倒闭。但傅筱庵被官方整怕了，并且国民党政府已公开对他发出了通缉令，不便出面请傅筱庵回沪，此事便交给杜月笙办。 杜月笙乐得作好人，当即托人带信给傅筱庵： “请先生回沪把中国通商银行的账目算清，天塌下来，有杜某人顶着。” 傅筱庵仓惶出逃，本是权宜之计，见杜月笙出面作保，决定顺水推舟，返回上海。他对带信人说：“杜先生铁肩担道义，真非常人也。我决定回上海，刀山鼎镬，在所不辞。” 他这话一箭双雕，一方面表示自己是为顾全杜月笙的面子才回沪的，另一方面借着吹捧杜月笙，强调杜必须对他的身家性命负责。词美意深，可谓老奸巨滑。 傅筱庵回沪后，七拼八凑，又将投资千万、尚未竣工的“中国通商大厦”作价３００多万元拍卖，勉强还清债务。但是，遭此打击，中国通商银行气息奄奄，欲振乏力。孔祥熙、宋子文等感到火候已到，便授意杜月笙出面代中国通商银行要求中央银行支持。之后，中央银行便以“救济”为名，把大量“官股”塞入中国通商银行，并将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顾诒谷调去中国通商银行任总经理。杜月笙担任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因此在金融界的地位当然更非昔日可比。
仗势欺人（2）
凭借与官僚资本的特殊关系，杜月笙还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银行董事，浦东、国信等银行的董事长，以及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虽然银行公会理事长的头衔未归于他，但他在金融界终于也成为一个能兴风作浪的人物了。
打入面粉厂（1）
如果说杜月笙插手金融业，是以建立中汇银行为开端，那么，盘得华丰面粉厂，则是他跻身工商界的标志。 华丰面粉厂设在小沙渡路上，老板为卢少棠。３０年代时，卢少棠因在赌场上惨败，背上数十万元的债务，无奈之下，产生了卖掉华丰面粉厂的念头。 开设面粉厂在这时是很赚钱的，杜月笙得知卢少棠的想法后，立刻叫他的重要经济顾问杨管北设法将华丰面粉厂搞到手。杨管北找到华丰面粉厂一位与他熟悉的陈经理，证实少棠确有卖厂之意，同时了解到已有人抢先一步在接洽买厂事宜。杨管北闻讯，心急如火，要求这位陈经理设法将这桩生意让给杜月笙，经他软硬兼施的努力，卢少棠被迫答应以１０９万元的低价，将华丰面粉厂卖给杜月笙。 价格谈妥后，杨管北按杜月笙授意去找傅筱庵。 这时，傅筱庵刚从大连避难回来，为处理中国通商银行的债务及与孔祥熙等人的矛盾，正有求于杜月笙。杨管北见到傅筱庵后，告诉他： “卢少棠准备卖出华丰面粉厂，因债务所迫，价格定得相当低，只需１０９万大洋。” 然后，他虚情假意地劝傅筱庵买下。其实，卢少棠要卖出、杜月笙想盘进华丰面粉厂的消息在当时已不是新闻，以傅筱庵的地位和关系不可能不知此事，他见杨管北突出此语，当然能听出其弦外之音，连忙摇动双手说： “不，不，我从没想过要买面粉厂，我不买，应帮杜先生买下来才对。” 杨管北闻言，心中暗自高兴，他知道傅筱庵会猜透他的意思。嘴巴上却仍然甜丝丝地说： “还是傅先生买下来妥当。” 傅筱庵干脆进一步点明：“不，不，还是由杜先生买下来，交给你来管理。这才是最好不过了。” “不过……” 傅筱庵不得不接过话头，连忙说：“钱没有问题，中国通商银行可以借给低息贷款。” 杨管北东拉西扯，绕了一个圈子，终于得到了他想得到的这句话。就这样，杜月笙不用拔一根汗毛，华丰面粉厂便稳稳当当落入他的手中。 华丰面粉厂到手不久，杜月笙那干瘪但却包藏着无穷欲望的肚腹又开始了新的算计。他的双眼盯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位置。 因为取得这个位置，可以左右上海，乃至江南、江北数省的面粉生意。 这时执上海面粉业牛耳的是担任上海面粉交易所常务理事的著名实业家荣宗敬及其弟荣德生。荣家兄弟是无锡人，早年在上海当学徒，积攒一定资金后，开设了广生钱庄。还在光绪年间，荣家兄弟便投资面粉业，在上海开设“茂新”面粉厂，创出了深受欢迎的“兵船牌”面粉。以后又接连开设了茂新二厂、三厂，直至十厂。“茂新”之外，又设“福新”厂号，也是一厂、二厂，直至十厂。杜月笙以区区一厂之力，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当然不可能胜过荣家兄弟。但他有国民党权贵撑腰，有黑社会捧场，有玩弄阴谋权术的超人本领，凭借这些，杜月笙刚刚打入面粉业，便急不可耐地要与荣家兄弟一决雌雄。 杜月笙首先出高价将王禹卿及“兵船牌”商标从荣家兄弟手中挖来。王禹卿绰号“面粉二王”，多年主管荣家以“福新”为厂号的１０家面粉厂，在面粉行业中，素以精明干练，经营有方著称。此外，杜还聘来了大同面粉厂总经理卞筱卿，让这两人与杨管北同任华丰面粉厂常务董事，负责全厂业务，以加强华丰面粉厂的竞争能力。 同时，杜月笙想方设法拉拢面粉行业中与荣家兄弟有矛盾的商人，以孤立荣家，扩大自己的力量。在上海面粉交易所活动的生意人，分属于两个面粉业公会：上海面粉业公会、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荣家兄弟的影响主要在上海面粉业公会，而杨管北因祖上在扬州、高邮等处开有面粉厂，因而与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关系密切。这两个公会所代表的势力，围绕价格及市场分配等问题，长期以来明争暗斗，角逐激烈。 １９３１年，国民党实行“裁厘加税”政策后，这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厘即厘金，是旧中国政府在交通要道设关卡，对运销商品征收的一种捐税，１８５３年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由帮办扬州军务雷以诚首推行。“裁厘加税”政策对苏浙皖地区的面粉业商人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他们用于加工面粉的小麦基本在当地采购，不需长途贩运，很少厘金负担，只有把面粉运到上海的途中才需交纳厘金。所以，“裁厘”未使他们减轻多少负担，“加税”却使他们增加很大支出。而上海的面粉业商人要到外地采购小麦，途长路遥，支付的厘金数额大大超过苏浙皖三省面粉商人，因此，“裁厘”使他们得益不少。苏浙皖等地的面粉商人，本来就因运费等问题，在竞争上处于劣势，“裁厘加税”政策实行后，他们的境况更糟。 杜月笙看准这是笼络人心的好机会，亲自跑到苏浙皖三省面粉同业公会去活动，敦促三省面粉业商人，一同写了一个“呈文”，一方面表示拥护“裁厘加税”，同时要求考虑三省面粉业商人的损失，所征税收应比上海面粉业商人少百分之五十。这一“呈文”经杜月笙之手辗转，国民党政府江苏省财政厅送到了行政院财政部和实业部，之后，杜月笙又四出活动经宋子文、孔祥熙批准，江南面粉商人上交之税减少百分之四十，江北面粉商人上交之税减少百分之五十。
打入面粉厂（2）
杜月笙因此获得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商人的好感。 经杜月笙授意，这部分商人又和与杜月笙关系密切的一些上海面粉商人暗中收购上海面粉交易所股票。 在取得拥有发言权的股票数额后，他们立刻要求召开上海面粉交易所股东大会。这时，担任上海面粉交易所常务理事的是荣宗敬，理事长是与他关系密切的王一亭，他们对杜月笙秘密进行的拉票活动一无所知。结果，在股东大会上受到猛烈抨击，被迫同意改选理事。 选举结果，杜月笙名列榜首，志得意满地取王一亭而代之，坐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交椅，杨管北则随之成为常务理事，从此他在面粉业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
盯上航运业（1）
杜月笙挥拳打入面粉业后，他仍不满足，踌躇满志，又盯上了上海的航运业。 大达轮船公司是张謇创办的一家著名民营轮船公司。张謇曾是清末状元，又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 张謇，江苏南通人，光绪２０年甲午恩科状元，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这年夏天，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文武百官照例应该跑在路旁接驾。这一天恰好雷雨交加，地面泥水几寸厚，张状元被淋成了落汤鸡，又在积水里跪了多时，回到会馆，夜不能寐，他自言自语地喟然长叹： “我读书当官，身列朝堂，难道只是为了做磕头虫而来的吗？我饱读圣贤书，志气何在？” 于是，他辞官回乡。这位４２岁的状元公，自４岁开始念千字文，经过３８年的寒窗苦读，结果是只做了１２０天的小京官又回家了。 张謇辞官后从商，从光绪２１年到民国１５年，他先建立了大生纱厂，以后又连建了８个厂，设置了电厂、油厂、面粉厂、机械厂、轮船公司等无数企业。 １９０４年６月，张謇在上海高桥租下南市十六铺一带大量沿岸土地，建设仓库、码头，成立大达外江轮步公司。８月，又在南通天生港设置码头和仓库，成立天生港轮步公司。之后，又从国外买进两艘客货两用轮船，合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及天生港轮步公司为大达轮船公司。该公司的轮船班次，被称为沪扬班，专跑上海经南通天生港至扬州霍家桥一线，独占此航线２４年。 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４日，张謇病逝。不久，大达轮船公司经理鲍心斋也辞世而去。创始人的相继故去，给该公司经营上带来一定混乱。不巧的是，以后又连逢两场灾难，一是大达轮船公司存有巨款的德记钱庄破产，大达轮船公司因此损失好几十万。二是大达轮船公司所属“大生”、“大吉”号轮船先后失火烧毁，船上旅客死伤众多，货物损失严重，都要大达轮船公司负责赔偿。这两场灾难使大达轮船公司负债累累。这时，原由大达轮船公司独占的航线之上，又出现了竞争对手———大通轮船公司。该公司以上海滩的洪门大哥杨在田为董事长，法租界公董局华董费伯鸿为总经理，靠山不弱，实力也强大。大达轮船公司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受到这一劲敌的竞争，更是步履维艰，渐渐到了濒临倒闭的边缘。 大达公司的主要债权人是镇江帮金融巨子陈光甫开设的上海商业银行，陈光甫眼见大达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心里相当的着急；与此同时通州帮的实业巨子也在为此一问题焦头烂额，不知所措。于是，镇江帮金融界和通州帮实业界人士频繁接触，最后，他们认为如果能找一位通天教主、大力人士做后台，再聘一名富于魄力、精明强干的经理，也许可以死马当做活马医，解除大达的危机，让它站定脚跟，起死回生。 他们想来想去，认定这一对搭档的最佳人选惟有杜月笙和杨管北。持这一主张最坚决的，是大达公司常务董事兼上海商业银行业务部经理越汉生。 很不凑巧，这时杨管北刚好盲肠炎开刀，在闸北仁济医院里休息。于是，双方在医院里开始了接洽。 结果，已经有了点眉目，忽然又横生枝节，掌握南通事业大权的吴寄尘，坚决反对杨管北去管大达公司的事，他所持的理由是———杨管北年纪太轻，惟恐他少不更事，负不起这么大的责任。 杜月笙得到消息，淡然地一笑，他对于人与人的关系摸得最透，一听吴寄尘公开反对杨管北，立刻便知道是“南通地产质询”结的冤。 原来早几年，大生纱厂周转失灵，南通实业界元老张謇的得力助手，被张謇所倚重的吴寄尘为了解救大生的危机，竟将“上海南通地产公司”的产业，坐落上海九江路２２号的整幢洋房进行出售，然后把售得的款项移作大生纱厂救亡图存之用。 这一来，上海南通地产公司的股东为之大哗，南通地产是独立的企业，跟大生纱厂无关，它毫无理由被牺牲了去救大生。吴寄尘是迫不得已而出此，但是大生的危机解除，上海南通地产的股权问题却又变得无法收拾了。上海南通地产的股东们要求召开股东大会，为保障本身的权益提出质询，要求吴寄尘赔赏全体股票所受的损失。 股东大会举行前夕，愤懑不平的股东们想起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到时候谁来提出质询？因为南通事业的股东多半是张謇的亲友和旧部，他们站得住道理却是碍不过人情，谁好意思去跟张謇的代表人吴寄尘细算账目，要求赔偿？ 于是，有人提出镇江杨家的小开杨管北。杨家及其亲戚投资南通实业为数不少，小开本身是大生纱厂的董事、三厂的常董，又在大达轮船公司和南通地产都有股份。杨管北年纪轻，冲劲足，他学的又是经济与法律。老一辈的有人找到杨管北一怂恿，杨管北果然答应担任开路前锋。 第一次开会，杨管北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口口声声讲法律，要赔偿，吃亏的股东有了开路先锋群起而攻之、这弄得吴寄尘极不是滋味，更是对杨管北这个初生牛犊感到不悦。问题拖了又一年，赔偿仍然不见兑现，再召开股东大会时，吴寄尘请了曾任江苏财政厅长李耆卿担任主席，各股东因为血本无归，心情焦躁，于是纷纷发言，措词激烈，竟使李耆卿气得中途退席。从此，吴寄尘将所有令他难堪的账都记在杨管北身上，认为这一个后辈虽然年轻有才，却是不通人情，形同叛逆。
盯上航运业（2）
以后，吴寄尘对杨管北始终耿耿于怀。 这件事总得要化解化解，杜月笙想出一位适当的调解人，杨志雄。一则，杨志雄风度翩翩，舌辩滔滔，是他智囊团中外交人才的首选；其次，杨志雄是吴淞商船学校的学生，吴淞商船是张謇一手创办的，杨志雄毕业于该校，后来又曾出任该校校长，因此，他和南通张家颇有渊源。 请杨志雄来一商量，杨志雄说： “这件事我倒有两条路子，四先生的少爷张孝若，在汉口当扬子江水道委员会委员长，我也在汉口当船主，我们经常在一起，相当的熟。” “还有一条呢？”杜月笙知道。四先生就是大家对张謇的称呼。 “吴寄老有位侄子在金城银行当经理，叫吴蕴齐，我们也是要好的朋友。” “那么，”杜月笙建议说，“你是否先去跟吴蕴齐谈谈，请他劝劝吴寄老，要我跟小开去，无非是挽救大达。我充其量只能挂个名，搞轮船我不会，真要救大达，还得靠小开。” 杨志雄赞同地点了点头，回去了。他这时在德商西门子洋行当总顾问，吴蕴齐常到他办公室来，因此，第二天他便见到了吴蕴齐。他还怕他传话传不清楚，特意转弯抹角说：“我久仰令叔，吴寄老是通州实业界的老前辈，只是自己无缘见面。” 言下之意想请吴蕴齐引见引见。 吴蕴齐很高兴地说： “这有什么问题，我今回去就跟家叔说一声。” 第二天，却是吴寄尘由他的侄儿陪同，亲赴西门子洋行，专诚拜会杨志雄来了。吴寄尘一到，使杨志雄深感不安，颇有点窘。不过吴寄尘兴致很高，他和杨志雄一见如故，促膝恳谈。在这一次长谈中，杨志雄很技巧地提出杜月笙的见解———一切应以挽救大达为前提，杜月笙深知杨管北有彻底整顿大达的能力，使这一历史悠久、具有光荣传统的事业机构，发扬光大。吴寄尘对杜月笙的热心诚恳，非常感动，他在杨志雄的面前，马上表示出欢迎杜杨的决心与诚意。 当杨管北开刀的伤口愈合，出了仁济医院，他只晓得又有一项新职在等待着他，还不知道其中有过一段曲折。听说杨管北要接大达公司的事，杨管北的亲戚长辈纷纷的把股权移转给他，以使他持有够多的股份强化他在公司的地位。同时，杨管北也建议杜月笙不必去当空头董事长，杜月笙深以为然，于是也大量收购其股票；结果在大达轮船公司的股东大会里，杜月笙和杨管北以足够的股权，当选董事，再经过董事会推请杜月笙为董事长；张孝若为常务董各兼总经理，而以杨管北副之。此外还有杨志雄和胡筠庵两人，也当选了常董，杨、胡两位常董同为杜系人物。 这时，苏北一带遍地盗匪，声势滔大。由于盗匪多如牛毛，横行霸道，苏北各地交通几已继绝，商旅通过除非预缴“保扩费”，否则随时都会被劫。这样使得在一省之内，从上海汇钱到苏北，１００块钱的汇费高达２０元。盗匪使得苏北货不能畅运，大达轮船公司的货物也经常被抢。 杨管北上任后，立即雄心壮志，准备在这个交通阻塞上打开大达公司的局面。他请杜月笙约来了青帮大字辈前人，在运河苏北各码头坐第一把交椅的高士奎帮忙，高士奎在青帮比杜月笙高两辈，但是由于时局倒转，情势不同了，高老太爷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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