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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汪宝瑄，情绪就显得相当的激动。杜月笙一伸手，从自己的中式马甲口袋里，掏出一份剪报，他摇头、叹息、苦笑，把那份剪报一直递到王宝瑄的手上。 汪宝瑄一看，便知道是引起轩然大波的台北某报一篇社论中用上了“垃圾、蝗虫”二词，斥责“投奔自由者”，言下之意仿佛这般人还想到台湾来乌烟瘴气地搞垮台湾这一处反共的基地，因此讥讽这般人为“垃圾、蝗虫”。 当时，汪宝瑄向杜月笙一笑，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杜月笙说： “杜先生，我正是为这件事到香港来，专程拜访你的。” 激动之余，杜月笙极其罕见地向汪宝瑄发了一顿牢骚。他说：“我并非国民党员，而抗战、戡乱，一连两次为国民党牺牲一切，毅然赴港，用心无非是免为国民党的敌人所用，我这么做完全是本诸良心，既不求功，也并不是为了求什么显人表现，在这种情形之下台湾还有人认为我是‘政治垃圾、经济蝗虫’，讥笑讽刺，不留遗地，实在是令人伤心。” 汪宝瑄立即向杜月笙表明来意，他说：“在广州因公稽留的洪兰友公，正是奉当局之命，便道赴港将对先生加以安慰，并且有所解释。” 接着，汪宝瑄告诉杜月笙，洪兰友为这件事心中也很难过，始终不得安心。洪兰友托汪宝瑄转告杜月笙台湾的近况，蒋介石犹未复职，一切难免显得紊乱，某报的这篇社论大有亲痛仇快之意，令人一见而知撰稿人既幼稚且有偏见，因此，当局目前已在着手整顿。 眼见杜月笙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汪宝瑄又说： “当局还有一封亲笔函，将由洪兰友公面交杜先生，信上所说的，和我刚才讲的意思差不多。” 顿了一顿，杜月笙方始语重心长地回答： “宝瑄兄，你回台湾以后，务心请你代我杜某人转告台湾方面那许多党政负责朋友，我杜月笙是白相人出身，我不是国民党员，同时我也不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但是自从１９２７年起我追随国民党，往后的抗日、戡乱，甚至于将来反攻大陆，我一定还是跟着国民党走。” “这不但是因为我杜月笙一生不做半吊子的事，而且，我还有我一层最简单的道理，老实不客气说，现在跟国民党的人未见得满意，不过我们大家应该明白这一点，跟国民党纵使没有干饭吃，最低限度也有口稀饭喝，倘使去跟共产党呀，”他接着突然提高声音，极其轻蔑地说：“我敢于说将来连屎都没有得吃的！”
自己顶住了中共的统战，朋友和秘书却跑了（2）
汪宝瑄不但甚以为然，尤且衷心感佩杜月笙，他想到当许多国民党一手培育、造就、栽培的高级官僚，都在纷纷反戈投共的大混乱时期，杜月笙“忠贞不贰”，对自己的进退出处“大义凛然”，“晚节”不亏，杜月笙的作为，超过若干国民党高级干部，以此，他认为杜月笙的“忠党爱国”，反使国民党干部有所勉励。 接下来，杜月笙又说： “宝瑄兄，这就是我的心意。无论如何，我还晓得个好歹香臭，所以，我绝不会跟共产党走。杜月笙一生一世，凡事都要做到言话一句，哪能这么一件大事反倒会破例？总而言之一句话，我杜月笙跟国民党算是跟定了，随便怎样也不会回头。” 汪宝瑄感到很振奋，紧接着他便和杜月笙谈起共产党竭力争取金融工商界领袖人物回返大陆的问题，汪宝瑄不惜指明了说：“撤离大陆的金融工商巨子多一半集中在香港，他们所携出的只是少数的资金，绝大部分资产仍还留在大陆，我很为他们的未来动向担心，惟恐他们自投罗网，落于陷阱。” 接着他又强调说： “据我所晓得的，这么些跟杜先生有关的金融工商界人士，他们留在香港进退维谷，左右两难，其实，他们都是在看杜先生的风色。” “我的风向早已定了，”杜月笙一语破的，片言决疑，然后他又说：“倒是最近王晓籁和刘鸿生居然悄悄地回到上海去，使我心里非常难过。” 听到这话，汪宝瑄知道自己所负的使命圆满达成，他很高兴，马上到了午餐的时间，杜月笙邀汪宝瑄在坚尼地午餐，为他洗尘。同席的有王新衡和宣铁吾，老友聚晤，倍感欢快，席间杜月笙听说汪宝瑄翌日即将返台，他殷切留客，命杨管北替他退票，留汪宝瑄在香港多住３天，以资盘桓。盛情难却，汪宝瑄只好答应了。 章士钊衔命而来，他深知中共主要目标何在，因此集中全力，先“解决”杜月笙的问题。到香港后，他便不时出入杜公馆，登堂入室，有时直趋病榻之侧，和杜月笙接席密谈，他分析天下大势，国际动向，尤其对他的同乡后辈毛泽东大加赞赏。 第一次长谈，杜、章之间，便有一段颇为精彩的对话。 当章士钊滔滔不绝，盛赞毛泽东是如何的尊老敬贤，求才若渴时，杜月笙很巧妙地接过他的话来，用非常关怀的口吻，问起章士钊： “章先生是决定在北平定居了，是吗？” 怔了一怔，章士钊答道： “是的。” “章先生是否照旧挂牌做律师？” “这个———”顿一顿，章士钊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诚然，共产党统治下是用不着律师的，我不能再挂牌，不过……” 这一次，杜月笙接口很快，他不等章士钊把话说完，便问： “章先生既然不能再做律师，那么，你有什么计划？是否想改行做做生意？” “做生意嘛，只怕共产制度也不容许，”章士钊被杜月笙逼得太紧，惟有直话直说，坦然吐露，却是接下去他又直言地说：“不过，毛主席当面告诉过我，我在大陆，一切由他负责。有了毛主席的这一句话，个人的生活种种，哪还用得着耽心吗？” 于是，杜月笙像在自言自语，他一叠声地说：“啊啊，只是生活不用担心，只是生活不用担心。” 第一次长谈，自此草草结束。 等到章士钊告辞离去，姚、孟二氏，儿子、女儿，还有亲信诸人都在等候“消息”，杜月笙坐久了，有点累乏，可是他仍然说出了两人之间所谈的最要紧的一段，然后他摇头苦笑地说： “章先生年纪一大把，做官的兴致高！只要有官做，他跟谁都可以，但是他投了共产党毛泽东，却只说是保障他的生活。既然只为了生活的话，台湾、香港、美国……随便哪一个地方，也要比共产党那边的日子舒服得多。” 晚间，休息过来，精神回复，杜月笙又提起了章士钊的往事，抗战八年，杜月笙怕章士钊落水当汉奸，始终把他拉牢了同在一起，章士钊夫妇曾与杜家合住香港、同游西北，尤其是曾同住南岸重庆，一应生活开销，都由杜月笙负责，谈到到这一件事，杜月笙嗬嗬一笑说： “负责生活，毛泽东不过给了他一句言话，我杜某人倒是真负责过不少年啦！” 讲过了往事，在一旁凝神倾听的妻子、儿女，心里都有了数目，章士钊怎能说服坚决反共的杜月笙？ 然而，章士钊还是三日两头地来，有时候就在杜公馆吃中饭，和满座嘉宾、杜门中人同席用餐，说说笑笑，情景依稀当年，却是许多熟朋友间已有相当的距离，场面也显得尴尬来兮。 一次，碰到多年交好的老朋友吴开先，晚饭过后，杜月笙邀章士钊、吴开先一同到阳台上歇凉，看香港夜景，任轻风拂面。这时，章士钊忍不住又夸毛泽东何等的礼贤下士，奖推人才，他口口声声地保证，只要杜月笙肯回大陆去，不论在何种情形之下，共产党绝对不会亏待杜月笙。 时常登门，章士钊的这场统战攻势，要到几时方休呢？杜月笙不耐烦时，自有他的退兵之计。为了早日结束这一场必无结果的冷战。渐渐地，在跟章土钊谈论之间，杜月笙开始反转来劝章土钊“弃暗投明”，劝章土钊到台湾去，或者远走高飞。
自己顶住了中共的统战，朋友和秘书却跑了（3）
这时，杜月笙的秘书是胡叙五，他原是抗战初期经黄炎培介绍过来的，抗战八年、胜利四载，他为杜月笙效力甚多，杜月笙第一次旅港身边的得力帮手是翁左青与胡叙五，第二次仍然还是这两位，不过首度旅港杜门座客常满，人文荟萃，如老虎总长章士钊，江东才子杨云史，吴佩孚的高级幕僚树千里，都曾降尊纡贵，为杜月笙司过翰墨词章。二度香港居，文墨方面的工作就只剩了胡叙五独挑大梁，因为翁左青明于事理，善长分析，颇能出出主意，管理庶务，若论笔下功夫，新旧文学俱有根底，那他毕竟是及不上胡叙五的。 胡叙五随同杜月笙到了香港，工作了一段时期，不知怎的忽然动了家乡之思，起了还沪之念，口口声声地说要回上海。他这一决定使杜月笙大为不安，惟恐胡叙五回大陆引起无谓的麻烦与谣言，尤其旅港初期，胡叙五兼为杜月笙掌管机密，他晓得的事情太多，又怕共产党对他加以利用。 因此，杜月笙便亲自奉劝叙五兄没这必要，不要冒险自陷共区！他一再恳切挽留胡叙五，但是，胡叙五辞意颇坚，杜月笙无可奈何，又叫跟胡叙五谈得来的长子维藩和万墨林两人从旁劝阻。 万墨林劝驾不曾发生作用，便由杜维藩接手，他约胡叙五到外面吃咖啡。 杜维藩直打直地和胡叙五谈判，他问胡叙五： “叙五兄，你说老板从前待你好吗？” “很好。” “那么，你是否嫌比老板现在待你不如从前了？” “我没有这个意思。” “叙五兄，”既然是多年交往的自家人，杜维藩便坦坦白白地说，“老板从前待你好，是因为从前的路子粗，进账多，日子好过。现在跟从前大不相同了，现在老板在香港，一点进账都没有，就靠带出来的那点钱，天长日久，坐吃山空。老板自家的日子不好过，跟他的人当然要比从前差一点，好在有粥吃粥，有饭吃饭，大家同甘苦共患难，所以我说你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离开，免得人家批评你不够义气。” 胡叙五并不否认杜维藩所讲的话有道理，但是他去意已决，无法挽回。劝阻无效，胡叙五还是辞去了一干十二三年的杜月笙秘书一职，他悄悄地回了上海。 机要秘书出缺，使杜月笙大伤脑筋，幸亏早年即曾在杜公馆任过秘书的邱访陌，这时也在香港，杜月笙便去请了邱访陌来，接替胡叙五之职。但是，这一时期许多昔日的朋友和部下一个个跑回了上海，这使得病榻上的杜月笙心情总是阴霾霾的。
黄金荣虚惊一场，两个凶手被枪决（1）
早先，杜月笙决心离开上海，赴港避乱之前，曾经扶疾往访黄老板，力劝他的金荣哥预早为计，也跟他一样，做避难香江的打算。 当时，黄老板推心置腹，向杜月笙吐露自己不得而已的苦衷，黄金荣说： “月笙，我老了，这些年来，我跟你的境遇不同，我是能不出门便不出门，能不动顶好不动。你算算，我今年已经８０岁，俗话说得好：‘人生七十古来稀’，我活到了８１，就已经多活了１１年，今日死或者明日死，对我并无多大的关系。” 黄金荣接下去娓娓细诉地说，自从他６０岁那年正式宣告不问世事，安享余年，他生活的目标就只剩下每天抽几筒大烟，上一趟澡堂泡一个浴，凑几位牌搭子碰几副铜旗。除此三者以外，复无他求，也非有此三项享受而不欢。因此，他堆满一脸苦笑诉与杜月笙： “月笙，你替我想想，假使我去了香港，头一样，差馆里发现我抽大烟要捉。第二样，你叫我到那里去找碰铜旗的搭子？第三样，香港没有澡堂，能否容我这８０多岁的人每天去泡趟浴，都是问题。何况，树高十丈，叶落归根，我已风烛残年，能有几年好活？好歹我也死在家乡。” 杜月笙听他金荣哥说得如此剀切透澈，心知其意已决，也就不再劝了，却是辞出来时，突然感到这便是最后的诀别，他忍不住洒了两行热泪。 到香港坚尼地１８号定居，他第一次听到金荣哥的消息，上海来人说得绘声绘影，言之凿凿： 上海沦陷前夕，黄老板惟恐炮火殃及，自曹河泾黄家花园迁居钧培里老宅，逐日泡浴、碰铜旗、吞云吐雾如故。共产党进了上海，起先倒还安然无事。但是数月以后，忽有一日，足有一百多人气势汹汹地直扑钧培里，围在黄老板公馆大门口，大呼小叫，扬言要把黄老板家中打得稀烂。这时候，黄老板精神矍铄，大踏步抢出门外，面对着那一百多攘臂掳袖、疯狂暴跳的强徒，黄老板拉开嗓门便是声声怒吼： “我就是黄金荣，你们各位今朝来，阿是要把我黄金荣的家里打烂！” 多一半人被这白发皤皤老者的虎虎生震慑，也有人杂在人群中喊： “是的！今天一定要打烂黄家！” “好！”黄老板斩钉截铁地一答：“要打烂，我自己来，现在我把大门关上，我自家来打给你们看！等会儿你们进来查，有一件东西没打烂，你们尽管把我的房子拆了！” 说完，他就命手底下人关大门，童颜鹤发的黄老板掳起衣袖，抄根门闩，就此要自己打烂自己的家。这时候，偏偏不知从何而来的‘调解者’隔扇大门之外，好说歹劝，高声排解： “好啦，好啦，黄金荣已经知错，看在他一大把年纪的份上，饶他一次！” 紧接着，又有人来拍门，黄老板气喘咻咻的，亲自把门打开，外面有几个毛头小伙子，张牙舞爪，指手画脚，好生教训了黄老板一顿，一场毁家的纠纷方告有惊无险，化弭于无形，百把个穷凶极恶的人逐渐散去。黄老板８０多年来从不曾受过这大的侮辱，回到客厅，气呼呼地一坐，足有半晌说不出话，他老泪纵横，徒呼负负，那几个毛头小伙子教训了他些什么，也是一个字也都不曾听见。 隔了不几天，又有共产党的干部上门来，叫他“向人民大众坦白”，黄老板双手一摊地问： “叫我坦白啥么事？” “你这一生的罪恶，”共产党干部字字着力地说，”“请你详详细细写份自白书。” 黄老板有意反抗，但是家中各人苦苦劝他忍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反抗是没有用处的。”迫于无奈，他请位朋友写了厚厚一叠的自白书呈上去，从此以后便坐立不安，提心吊胆地等候判决，其结果，是共产党派人来抄家，妙的是毛病还并不出在黄金荣的自白书上。 黄老板的二公子黄源焘有一枝自备手枪，又跟一位姓戚的谍报人员很要好，上海撤退，姓戚的有一大捆步枪存放在黄源焘住处。这件事黄老板确实并不知情。 “倘若是在黄老板当权得势的那些年，钧培里黄公馆，长短枪枝经常也有个五七十杆，这一大捆步枪，实在无啥稀奇。”杜月笙接口说。 来人接着说：“不过共产党来了，情形不大相同。因此当从黄公子的那一枝手枪抄到了一大捆步枪时，连经过多少惊风骇浪大场面的黄老板，居然也给吓得目瞪口呆，面如死灰。 “当时，共产党仅只把枪枝没收，黄源焘则被带了去问话，共产党对他倒也并不为难，招出来枪枝来源就此作罢。然而，正当祖、叔、孙三代，黄老板、黄源焘和黄启予之弟黄启明衷心庆幸，逃过一场大祸，又数日，来了一份通知，黄金荣的自白书看过了，人民认为他有罪，所给他的处罚是每天早晨到黄老板自家开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扫街。” “处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老态龙钟的黄老板开始在大马路大世界门口手执长帚扫街了。消息传出当日，也不知有多少人骤集街头，黄老板则面部毫无表情，一步一步地在扫地，矮胖身躯，仿佛一具笨重的机械。许多记者来采访，来拍照，许多干部围在黄老板的四周。这张黄老板在大世界扫街的照片，刊登在上海各报显著地位。” 杜月笙一听，马上忽然问起管家万墨林：“上海报纸为何多日不见？”
黄金荣虚惊一场，两个凶手被枪决（2）
这时，他很关切上海方面的消息，家中各人则因为时值上海清算斗争期间，惟恐杜月笙看到老朋友如何受到屠戮迫害，心中难过会得妨碍病体，所以有时候便藏过几张，不给他看。现在一定要看新到的上海新闻报，万墨林无奈，只好再找出来，交到他的手上。 杜月笙一眼便看到“黄老板扫街”的那张照片，他脸色灰白，身子摇摇晃晃，勉强地将那一段新闻读完，自此便坐在沙发里咻咻地气喘。 这几天本来他精神略好一点，金荣哥所受的遭遇带给他莫大的刺激，于是当日又告病倒，家人十分慌乱，因为他的喘势越来越急。 又是缠绵病榻，中医、西医川流不息。第二天，黄老板的长媳李志清到访，除了探病，她还有重要事体要跟杜月笙商量。 杜月笙在病榻上很亲切地喊李志清：“妹妹！”请她坐下，问她有什么要紧事？于是，李志清拿出了一封方自上海寄来的信，黄金荣向他的媳妇“求援”，他叫李志清赶紧设法筹款汇寄上海。 看完了信，杜月笙又是一阵愤恚与激动，好不容易用药物把他的急喘压制下去，他漾一抹苦笑，有气无力地问李志清道： “妹妹，你打算怎么办？” 李志清告诉他说：她正是得信以后急如热锅蚂蚁，一时打不定主意，所以才到杜家伯伯这边来讨教。 于是，杜月笙开口说话了： “妹妹，倘若是黄老板能出来，只要平安无事到了香港，莫说是２万美金，便是美金２０万，我和你倾家荡产都不够，哪怕去求、去借，我们也是愿意的。” 李志清也是伤心难过，她点点头说： “就是说嘛。” “倘使老板到了香港，我们有饭吃饭，有粥吃粥，苦日子一样过得快活。” 李志清一心惦记她公公在上海如何受逼，如何受罪，纯粹基于一片孝心，她以为能够筹出这笔钱汇过去。 她把自己的心意，向杜月笙说了，杜月笙听后却摇头苦笑。他不赞成李志清的做法。 李志清急得掉下了眼泪，她焦灼万状地说： “杜伯伯，你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个做法？也不能看着老板受逼呀！” “妹妹，你不要急，事已如此，急煞也没有用处。”杜月笙柔声地安慰她说，“要么你照我这一个办法做，回信老板，告诉他在香港筹钱很不容易，跟亲眷朋友开口，必定要说接得出老板来，方始可以筹到这一笔大数目。唉！”浩然一声长叹，杜月笙又说：“老板８１了，他还害得有老肺病，一生一世不曾起过早，如今喊他天天起早扫街，风尘残年，能够熬得了多久！依我看，即使要接他到香港，这件事也得赶快。” 得了杜月笙的应付之策，李志清兴辞离去，她为了尽孝道，她怕黄金荣在上海被共产党逼得太紧，可能发生意外，因此她凑集一部分现款，又变卖了些手饰准备先汇一笔数目到上海去，也好让黄金荣在上海有个缓冲的余地。 果然，钱还没有汇走，黄金荣又打长途电话来，关照黄李志清速即筹款，立汇上海。黄金荣在电话中问起儿媳妇在香港借筹款项的情形，李志清晓得她身边有监视，只好推托地说： “到香港来的上海朋友都在难中，叫我好去向那一个开口吗？” 于是，黄金荣便指明了只去找两位老弟兄，杜月笙与金廷荪。 李志清马上就说： “金家目前环境不好，我不便去谈，杜家伯伯那边早去过了，他也筹不出这么多的钱，杜家伯伯又说我手头这点首饰有限煞，我还有家人，他说我和启予将来也要安身立命的。” 时间将到，李志清才透露她已典当了所有，凑了１万美金不日即将汇出。其余部分慢慢再想办法。 汇出了那１万美金以后，李志清根据杜月笙提示的原则，果然被她想出了一条妙计，她主动写信寄回上海，禀告公公黄金荣，她说是已经和汇丰银行接洽好，用黄家在上海的房地产作抵押，可以借到一笔巨款。不过，因为房地产的道契统统被她带出来了，汇丰银行方面表示，必须黄金荣本人到香港来亲自签字方可成立贷款契约———上海那边，黄金荣把这封信拿给政府看，要求办理出境路条，到香港去签字借钱，政府有关方面的人士对他说： “这是你媳妇摆的噱头，老先生还是不必动的好。” 在这件事情过后不久，陈彬和从上海逃出来，他带来黄金荣的口信，告诉旅港亲友，实际上黄金荣已经获悉共产党所掌握的资料，证明他在过去若干年里并不曾直接杀害过共产党，因此，他不会成为共产党清算斗争的对象。 黄老板没有了危险了，杜月笙放心了许多，然而，隔不了多久，上海方面的消息又越来越坏，越来越糟了。 杜月笙在香港每天都看上海报。一日，上海共产党的报纸报道说，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已经被共产党布置成为“工人文化之宫”，而且正在里面举行汪寿华血衣展览，他便大叫一声：“不好！” 他心想，来不及逃出的叶焯山和马祥生一定糟了。果然，不久就传来马祥生、叶焯山双双被杀的新闻。马祥生和叶焯山两个凶手，一同被绑赴枫林桥，在当年处死汪寿华的现场，举行“规模特别庞大”的公审，参观者人山人海，树顶、汽车和三轮车上，全都成了临时看台。
黄金荣虚惊一场，两个凶手被枪决（3）
马祥生、叶焯山两人坦白认罪，立时三刻，判决枪毙。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杜月笙回想当年，马、叶两位和他一道赤手空拳，打出一片花花世界，组织共进会，参加“清党”，原是他的一力主张，马祥生、叶焯山两个同党无非惟自己之命是从，如今杀汪案的主谋避居香港，马祥生、叶焯山则落了如此悲惨的下场。杜月笙免死狐悲，报纸没看完就泪下沾襟，痛哭失声，于是心力交瘁，臻于极顶，他的喘疾骤然间如山洪爆发。 这一次哮喘发得来势凶猛，将人吓坏，杜月笙喘时但见他满头满颈青筋直爆，大汗淋漓，身上穿的丝棉袄过一阵像是才从水中捞起湿淋淋的。他每一次喘都有极度窒息，几次晕厥。喉头吸不进空气时，他会从床上直跳起来，伸张双臂，十指叉开，仿佛失足溺者急于抓到一块浮木。喘到这步田地，吃药、打针、喷烟，一概失去功效。中医西医穿梭般跑来跑去，商议，会诊，始终无法使杜月笙的喘势减轻，更谈不了使他止喘恢复呼吸平顺。 一位有名的西医戚寿南，他斟酌再三，提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 “喘到这样，只好用氧气。” 从此，杜月笙套上了枷锁，他不分昼夜，常与氧气罩、氧气筒为伴，随身多了笨重的配件，使他八九个月不能外出。 医院里所备的氧气，原为急救之用，但是七八位名医采纳了戚寿南的建议，大批的氧气筒搬到了杜公馆，便成为杜月笙一刻不能轻离的活命之资，除非喘停，他口鼻之间的氧气罩就像是他身上的器官一样了。 因为经常需要氧气，杜月笙卧室外面氧气筒排列成行，必须专人管理。杜月笙使用氧气之多及其为时之久，使得许多初次赴杜公馆看病的医生极为惊异。只要氧气罩一罩上，杜月笙便喘得好些，呼吸也能渐惭的平缓下来，只是那一阵喘大发，才是发得他余悸犹存，担心害怕，因此，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力过于脆弱，安全感渐渐丧失无存，急切无奈之中他很信托医药。渐惭的，他变得家中一时缺了医生，便很不自在，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必定要喊人带来一位医生，他才能安心的吃喝与睡。 但是，杜月笙所请的那些中西名医，都是很有名望的医术高明之士，他们业务是最为繁忙的，并且通常并不出诊，而杜公馆这边的要求却是必须随请随到，一刻也不能迟延，碰到他们正在诊所紧急治疗，杜公馆催促的电话急如星火，自难免有手足无措，顾此失彼之苦。好在这许多位名医，或者钦仰杜月笙的为人，或者早就是杜门故旧、朋友学生，且不说杜月笙病势一来便急，即使凭私人交谊也是一有紧急情况非到不可。中医师朱鹤皋和他的介弟朱鹤龄都是杜氏门生，老夫子病笃哪有不尽心侍疾之理？也因为这一层关系，朱鹤皋在众家名医之中最最辛苦，他是不分昼夜一得电话就马上放弃一切手头活儿，尽快赶来。杜月笙夜里睡得不安稳，睡睡醒醒，心神不宁，他必得有医生在家里才睡得着觉，这时候多一半是朱鹤皋在杜公馆里睡沙发，整夜守候，或者全日不离，而在他自己的诊所里，也许正门庭如市，候诊者排起长龙，朱鹤皋业务再忙，当杜月笙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不忍离去。
儿子从上海回来，老子病情更加恶化（1）
杜月笙开始使用氧气之后，喘疾逐日减轻。除了为上海的徒子、徒孙们悲哀，为受难的同党痛哭外，这还有一件牵心挂肚肠、使他眠食难安的大心事，那就是他的长子杜维藩仍在上海逃不出来。 就在１９４９年年底，上海中汇银行“告急”函电如雪片般飞来，中汇银行的总经理原系浦拯东、副总经理徐懋棠、杜维藩。抗战胜利以后，中汇拥有两个存款最多的大客户，一个是杜月笙一手创办的上海鱼市场，一个是杜月笙任董事长的大东书局。有这两大客户每天解存巨额现款，中汇银行对于一般小额存户始终兴趣不高，无意争取。然而，偏偏在上海被解放军占领以后，大东书局和上海鱼市场的主持人杜月笙和唐承宗都已撤离上海，两大客户风流云散，几同解体，再也没有巨额现款存进来。照说中汇银行理该无事可为，关门大吉，但是奇怪的是，上海人大概都晓得中汇银行是杜月笙开的，生意买卖暂复正常，在上海公私各银行中中汇的存户突飞猛进，与目俱增，业务反倒欣欣向荣。此一反常的现象不曾使杜月笙沾沾自喜，引起欢慰，相反地他却认为照这样下去，他肩膀上的担子势将越来越重，他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他晓得共产党断乎不会允许有私家银行存在，中汇银行在不久的将来必定要被中共没收，杜月笙不欲利用他私人的声望与信心为共产党恢复经济出力，所以他不但无意继续维持中汇，而且急于早将中汇关门。 却是他苦于在撤离上海之前，无法先行宣告中汇停业，此刻他便不得不采取亡羊补牢之策，不惜任何代价和牺牲，设法结束中汇银行，而这时中汇银行总经理浦拯东先已辞职，因此，他便嘱令他的门徒，中汇副总经理徐懋棠到上海这龙潭虎穴去走一遭。 徐懋棠大半辈子席丰履厚，养尊处优，他好不容易在中共占领上海之前逃到了香港，此刻老夫子一声命他回上海，他哪来这个甘冒生命危险的胆量？起先他推三阻四，后来便支支吾吾，他的态度使杜月笙勃然震怒，尤其当时情境迫不及待，急切无奈之余，带三分气忿，杜月笙便断然地说： “好，你既然不肯去，我就叫维藩到上海去了中汇结束的事。” 徐懋棠依然不声不响，于是杜月笙言话一句，便再也不容收回，他明知杜维藩此去非常危险，然而话已出口，他只有硬着头皮，叫杜维藩回上海办理中汇银行的结束事宜。 杜维藩父命难违，只好别妻离子，心惴惴然地回上海去。他到上海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为难他，于是，杜维藩住进了爱多亚路中汇银行去办公。但是，他立即发现整个中汇银行已在倾向共产党职工的把持之下，而共产党在中汇银行的领头人，是储蓄部的一名襄理兼课长。 暗中为共产党效力的中汇员工，抓牢了杜维藩就不肯放，双方南辕北辙，于是暗中展开了斗争，杜维藩奉杜月笙之密令，冒险赴沪原为结束中汇业务，但是共产党为稳定上海，广为宣传，尽量扩充业务。杜维藩固不能完成父命，在这一段时期极为痛苦，他在尽力应付公事以外，一天到晚都在想着怎样离开上海。 杜维藩去看过他的“寄爹”黄金荣，听黄金荣向他诉说自己的悲惨际遇，当共产党展开清算斗争与公审时，杜维藩也曾站在中汇大楼楼头数过囚车开来开去的数目，他心知自己非走不可，于是要了一记噱头。 杜维藩故意跟那位在中汇的工作的中共课长套交情，说“知心话”。他纯以业务观点论事，强调当前的中汇为了扩充业务非得增资不可。那名课长不知有诈，一听“增资”二字，便眼睛一亮，当下便问：“怎么样个增资法呢？” “老板在香港，”杜维藩指的是他父亲杜月笙，“一大笔款子存在手上，香港又没有什么生意好做；让我到香港去跟老板讲，中汇业务大有可为，何不拨一笔钱给中汇增资呢？” 这个话的前半段一丝不假，杜月笙在香港有一笔买房子的钱，中汇同仁大抵晓得，当时的上海军管会希望杜月笙能回上海来，所以答应了杜维藩“回一趟香港”的要求。不过，杜维藩必须自己去寻一位保人。 为了找这个保，使杜维藩煞费踌躇，为难已极，他所谓回香港请杜月笙增资原本是骗取共产党的信任，得以脱身的一记噱头。来日他到香港便打算不再回转，因此他也就无法决定请谁出来为他做保。 结果，这件事被刘寿祺所知。刘寿祺是杜月笙好友刘春圃的儿子，经杜月笙一手栽培提拔，在杜月笙所拥有的华丰面粉厂当了经理。当时他跟中共的上海劳工局长关系拉得极好，听说杜维藩正为保证出境问题犯难。由于两代的交情和少东家的安危，刘寿棋愿意担保杜维藩离开上海、回到香港以后在共产党指定的日期之内赶回上海来。刘寿祺的帮助使杜维藩深受感动，随后果然他不久就领到了路条。这一下杜维藩平安无事地回到香港，使得自杜月笙全家大小，欢欣如狂，人人都在额手称庆，尤其感激刘寿祺的“仗义勇为”。 爱子无恙归来使杜月笙大大松了一口气，心中无比欢慰，因为杜维藩重返“自由世界”，对杜月笙来说，实有两层重要的意义。杜维藩由香港去上海，前后半年之间，外面不明真相的人，议论纷纭，都说杜月笙长子返沪，是为杜月笙本人投共铺路，因而“料准”杜月笙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回上海滩，最低限度，杜维藩上海行，也是替他父亲从事试探，看看杜月笙和共产党究竟有否合作的可能性。
儿子从上海回来，老子病情更加恶化（2）
另一层重要的意义，当然是长子杜维藩个人的安全问题。 当初，杜月笙派徐懋棠回上海而他不敢去，他多一半是动了气，小一半也是实逼至此，无可奈何才把大儿子送进上海滩的，在杜维藩是父命不可违，自己和全家上下何尝不是硬起了心肠？倘若杜维藩真有个三长两短，不但对于病中的杜月笙是一项严重的打击，他将又何以对他九泉之下的妻室，和都在跟前的媳妇、孙儿、孙女？ 所以，杜维藩人到香港，杜月笙可说是披襟当风，如释重负，忍不住地脱口欢呼，当日，他精神一震，把一别半年的杜维藩喊到了房里来，嘉勉慰劳了他几句，父子两人随即开始一次极关重要的长谈。而杜月笙对于新自上海来的长子，他所问起的头一件事情，便是： “我拍给黄国栋，叫他转给你的电报，你收到了没有？” 杜维藩一听，便晓得他父亲要问的是什么事情：黄金荣的正室夫人，杜维藩的寄娘，杜月笙尚未出道以前对他一力栽培提拔的林桂生———“桂生阿姐”在１９５０年春病逝上海。杜月笙在港惊闻噩耗，至感悲悼，他立刻打电报给留在上海的杜家账房黄国栋，转知杜维藩前去料理丧事，尽哀成服。林桂生自从黄金荣另娶露兰春，她“提得起，放得下”，翩然离了她相帮黄金荣建立起来的声势赫赫、钟鸣鼎食的黄公馆，便是杜月笙不惜开罪金荣哥，替她在西摩路备下了一幢住宅，搬过去定居，林桂生从此闭门不出，不问世事，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里，历经北伐、抗战，战乱，哪怕上海滩炮火连天，打得稀烂，她仍不避不走。上她门的只有一个炙手可热、步步高升的杜月笙，而杜月笙一生一世惟独视林桂生为他的大阿姐，总是在说永远报不完她的恩。林桂生之死，使杜月笙以未能亲自送终为憾恨，他叫杜维藩去吊孝治丧，一再关照必须由他负担所有丧葬费用。 杜维藩禀告他父亲，他在上海时已经遵照杜月笙的嘱咐，妥善办好了林桂生的后事，杜月笙听后犹在不胜欷嘘，他说了些林桂生的为人和性格，对于她的“硬气”赞不绝口，以一个孤老太婆在上海关起大门，渡过了刃兵时起，动荡不安的二十五六年的艰苦岁月，她不但不要共金荣给她一文钱，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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