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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要出炉了，这不就是新的民族主义吗？
日本的外交目标很显然的一是绝对阻止山东问题进入华盛顿会议；二是坚持与中国直接交涉。一石两鸟，如果交涉成功，则可以保持其在山东既得的权利；不成功，也可以借口双方正在交涉之中，排斥别国的干涉。中日双方围绕着山东问题提交华盛顿会议展开了外交的第一回合的交手，日本外交的第一个目标基本实现。它以不把山东问题列入华盛顿会议作为与会的先决条件，迫使美国作了让步，但在诱使中国直接交涉方面却功亏一篑。颜惠卿按照既定的策略完全言辞拒绝了日本要求单独交涉的要求，“此乃战争遗留问题，理应由国际公决。”我在向只有让日本参加会议才有可能打破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僵局，我的如意算盘就是等到了会议上，借助于西方各国对日本的仇视通过各种活动迫使日本进行山东问题的实质性会谈。况且，此时的日本鉴于国际舆论的猛烈态势，为在国际舆论上争取主动，也被迫作出欢迎中国与会并将山东无条件交还中国的“高姿态”。当然，日本的如意算盘是，只要华盛顿会议不讨论该问题，日本总有办法迫使中国屈服，是山东问题的实际解决大大的利于日本。到底如何，只有走着瞧了。
第六十章 东洋新势
8月19日；颜惠卿率领庞大的代表团离开中国前往华盛顿；我知道作为外交官；在国家孱弱的年代的作用往往大于士兵。外交官为国家争利有时候就是想要变魔术；一位伟大的外交官就应该十一位伟大的魔术师。外交就是讨价还价的把戏；就像菜场上的要价一样；双方不断的砍而已；此次外交活动在民国党看来最大的作用是推动国内的收回权利运动；其次才是收回山东权利；因为觉醒的民族才是无俱的。
颜惠卿本不必去的；但是我们却要他去了；一当然是为了给国人打气；二是很显然的；我们并不想国内那些根本不懂国际形势的愚人们干扰熟知国际风云变幻的职业外交家的活动；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1月10日；中国代表团到达华盛顿；颜惠卿在会见聚集在华盛顿的留学生和华侨时发表了关于中国参加此次会议的十点原则；出价之高无以复加；因为我们本就没打算在此成交；激励国人士气；描绘远景蓝图而已。
这十点原则包括了关于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门户开放的原则，用行家的话来说“中国不谋求与任何一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与各友邦平等相处”，这些原则要求日本交还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其沿路之权利，恢复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收回为英国把持之海关，归还中国之盐政，撤销外国邮局，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外国在华无线电台，撤退外**警，废除和早日终止各外国租借地。对于中国之高姿态，国内外华人一片叫好之声，外国舆论界也一片惊讶之声，用华盛顿邮报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确立了新形象。”
可是这些都是表面上的，在当日晚上，颜惠卿和施肇基就秘密拜访了美国国务卿休斯，为了打通关节，又花费了10万美元。其实由于顾维钧在哈定的竞选过程中秘密的进行了活动，现在中国方面同美国外交官和总统可以说有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私交深厚。美国总统哈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总统，如此重大的事物他实际上不是亲自操办，真正的主办人时那位国务卿，他也是此次会议的真正主导者，这位总统关心的只是他个人娱乐项目，而且他不时会做出有损于总统形象的事，多年以后，他被评为美国历史上最差的总统之一。
在和休斯的的秘密会见中，颜惠卿向他谈及了中国的真正目标，收回胶济铁路和厂矿权利，由于中国方面缺乏资金，因此中国方面承诺可以接受美国方面的贷款。关于海关主权问题，中国方面希望美国方面做出支持中国的姿态，由于美国对于英国保持海关也心存不满，因此休斯表示了支持。由于日本方面拒绝在讨论太平洋地区问题的委员会上讨论山东问题，中国方面特地向休斯进行了游说，由于美国政府和民众都反对日本霸占山东，民众反对大部是因为此为英美日意间的秘密协议，再加上那人家的手段，休斯“友好的建议”中国不参加主会场裁减军备的讨论，要求中国集中精力致力于远东及太平洋的讨论；针对中国和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直接交涉的矛盾，休斯表示美国会运用手中的筹码，“说服”日本在远东及太平洋会议的“边缘”进行会谈的巧妙安排。
所谓“边缘”会谈，即在远东及太平洋会议会场之外，另行组织中日山东问题的谈判，并有美、英各派观察员列席会议，观察以及必要时出面调停纠纷，弥合分歧，以此来迁就日本把会谈与华盛顿会议分开的意见。同时休斯还表示他本人、美国政府、民众都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行为，他向中方表示，美方观察员对中国充满友好态度，并和他“私交深厚”。哈哈，也就是是他心腹的意思。
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正式开幕，会议地址选在美国国会大厦。整个大厦修葺一新，乳白色的尖顶直刺蓝天。上午九时，各国代表相继步入会场。会场分为上下两层，主席台设在下层中央，呈u形，各国的全权代表在主席台前排就坐，随员后排就坐。中国全权代表颜惠卿、施肇基、顾维钧人全部出席，顾问、咨议、专门委员、秘书厅人员共4０人列席旁听。也不容易啊，老顾是特地从英国赶来，此次会议可以说中国出动了最精华的外交力量了。
美国总统哈定在开幕式上发言，宣布会议的宗旨是裁军。退席后，按照国际惯例，大会推选东道国美国代表团团长休斯为主席。休斯在会上宣布，裁军问题与太平洋远东问题同时分组讨论。华盛顿会议就分为两个会场，主会场讨论限制军备问题，由美、英、法、意、日五个主要国家参与；分会场处理有关远东及太平洋的问题，由所有与会代表团参加。
11月16日，远东及太平洋问题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中国政府全权代表颜惠卿正式向全体委员会提出十大原则。与此同时，美国各地的华人留学生万余人特地聚集在国会大厦前举行集会声援中国代表团的要求，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一点明显的影响了美国公众褐媒体。中国的大会提案，一石激起千重浪，在大会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再加上万人集会事件，美国国内的各大报纸，再次进行了密集报导，一致表示同情和赞美，认为中国提案“此乃中国民众真切愿望”“于太平洋及东方全局之情景，可开肃清之路”。
法国总理称赞中国提案甚佳，如果中国遇到有求于法，法将竭力相助；葡方代表则认为中国代表的提案很稳健；日本代表则以这样的原则不发于美国，而由中国提出，颇为惊奇。惊奇个鸟，上了贼船还不知道呢？出乎日本意料的是美国代表对中国代表的提案予以基本肯定。西方各国尽管有所保留，但是对于其中针对日本的条款却无一例外的表示赞同。这十大原则经各国代表讨论后通过修改被确定为讨论远东太平洋问题的基础。休斯鉴于日方代表不愿将山东问题国际化的要求，正式向日本方面提出了蓄谋以久的“边缘会谈”计划。
这个所谓的边缘会谈虽然不是太平洋会议的正式组成部分，但是按照美方的设想美英代表将会作为观察员参加，日本人明白，西方绝对的会倾向于中国，同时会谈协议将载入会议记录，作为会议所接受记录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变相的把中日山东问题纳入了多边谈判的框架。在美英方面的压力下，日本方面被迫表示接受，中日双方都同意“边缘”会谈的安排后，11月25日，华盛顿会议主席休斯在大会宣布，“请中、日代表觐面商议，以期解决鲁案”，“英、美首席代表愿任调停”。美国将派远东司司长马慕瑞及代表团秘书贝乐列席每次会议，英国亦派代表朱尔典及远东司司长莱朴生列席，会谈结果须报大会。我在国内得到电报后，只在后面嘿嘿的冷笑。
会场就是战场，西方各国对于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租借地问题表示了委婉的拒绝，在这方面只有美国支持中国收回租借地，对关税自主权和领事裁判权也表示了有条件的支持，一时之间正如我所料，国内民意迅速的向美国移动，被国内某些媒体乘为最坚定、忠实的友邦。尽管如此，在针对日本的山东问题上，美英和西方各国是如此的步调一致，因此可以想象，日本方面定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颜惠卿等也通过外交手段首次尝受了居高临下的感受，用他们时候的话说，“那就是一个字，爽！”
在中日之间不断争吵的同时，国内各界也通过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于代表团的声援，国内国外的集会游行几个月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如人们说猜想的那样，他们实际上都有一定的联系，因为ci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活动，可以想象，没有这个组织的存在，要全球各地的华人如此步调一致的行动是不可能的。每当日本在会谈中拒不让步的消息传来，抵制日货和日资企业的工人罢工行动就会掀起一个**，这种情况为国内工商业界所喜见，因为目前为止，日本为中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与此同时，世界列强围绕裁军和太平洋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外交交锋，此间不是有剑拔弩张、甚至会议破裂的迹象。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海军的军备规模了，美国提出美国能够接受的日美海军军备的对比为海军主力舰吨位比为5：3，而日本则坚持要保持美国海军军备的70％的力量，双方为争执不下。最后美国人威胁道，要是日本坚持下去，那么日本造1艘军舰，美国就造4艘军舰。最后日本人被迫让步，但附有一个条件，即美国人不得在太平洋上建筑海军基地。
相比较而言，太平洋岛屿和英日同盟问题的谈判择要容易的多，因为西方各国意见基本一致，日本就是想反对也是于事无补，12月13日，美、英、日、法签订《关于太平洋所有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通称《四国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各国互相尊重它们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权利，一旦遭受别国侵略行动的威胁时，缔约国应协商采取有效措施。条约批准后，英日同盟即行废除。这是对日本外交支柱的沉重打击，当时日本代表就愤愤不平地对英国代表说：“不管怎样，你们毕竟给同盟安排了一场盛大的葬礼。”
1922年2月6日，美、英、日、法、意5国签订《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即《五国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为5：5：3：1。75：1。75。规定美、英、日在太平洋地区所占有的岛屿的要塞一律维持现状，不得建立海军基地或新的要塞，但日本本土和附近岛屿夏威夷群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除外。经过美国力争，各国还同意禁止建造排水量超过3。5万吨的主力舰（这恰好是巴拿马运河最大通航能力）。同日，出席会议的9国代表签订《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通称《九国公约》。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给予中国完全无阻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的巩固的政府；施用各种之权势，以期切实设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
在此之前，2月4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胶州德国旧租借界地交还中国。“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内所有公产”，“全部移交中国政府，上述公产中为日本官厅所购置、建造或前属德国官厅所有经日本增修者”，中国政府应“按日本政府所用之实费”给予补偿，此外移交的公产，“不得向中国政府要求偿价”；胶州德国旧租借地的公产中，“为设立青岛日本领事馆所必需者”及“为日本居留民团体公益所必需，如学校、寺院、墓地等”，仍归日本保留。条约还规定，中国政府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放为商埠，准外人在该区域内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及其它合法职业”。
日本军队基本撤出山东。条约规定，“日本军队，包括宪兵在内，现驻沿青岛、济南铁路及其支线者，应于中国派有警队或军队接防铁路时，立即撤退”，“至迟不得逾六个月，其中驻青岛之日本守备队，应在交出行政权之日后三十日内撤尽”。条约所附协定条件中还规定，日军按条约规定撤出后，海军可在青岛保留驻扎的权利，陆地人员不能超过2000人，并且不能部署在理海岸线5公里以外的地方。具体驻军事宜可与山东中**方商议。
中国赎回胶济铁路。条约规定，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以8000万金马克（约合4000万人民币）赎回控制权，铁路的一切附属产业亦移交中国；中国政府暂定用现金付款，倘若不能筹足款项，具体付款方式须与日方协商。条约同时规定，倘若中国向列强借款，则应满足日本的参与权。
与此同时，条约规定，“青岛海关应即完全为中国海关之一部分”；原由日本占有或经营的矿山、盐场、海底电线、无线电台等，均移交中国。当靳云鹏在国内获知条约时，不禁愁上心头，这叫他到什么地方去筹集如此巨额的款项呢？不过，如果他不答应也是没办法的，因为我在当日就发表了通电表示四只手拥护，并呼吁全国各界、全世界华人帮助政府共渡难关。我打的还是那些小算盘，也就在那些军阀们看来没有丝毫利益的让利于民的政策。
此次华盛顿会议是西方对于日本在战争期间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过渡扩张的总清算，由于日本海军力量只有美国的60％，而英国实际上并不可能和美国发生实际冲突，因此日本的海军力量并没有达到日本军界所期望的安全规模，由于中国在商业上重回门户开放，日本在中国的经济环境明显恶化。由于陆地上同盟和苏俄在日本看来不寻常的关系，朝鲜和中国本土之间的安全的陆路交通被切断，日本北面的国防形势明显恶化，为了维持日本在大陆的优势，通过海军力量联系日本本土和中国沿海地区对日本来说日益重要。相应的，随着同盟和美国某种意义上的特殊关系的确立，皖系各集团对于日本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的地位明显上升，日本帝国的生存就是取决于他能否有效的维持他对皖系的控制以及皖系在中国的优势地位。正如日本人所认为的那样，美国人亲自导演了对日本的清算，日本帝国倘若要在前进就必须迈过美国这道坎，美国和它的盟友就是日本的敌人，这样的敌人当然包括我这样所谓的仆从。
第六十一章 分裂之治
正如靳云鹏所担心的那样，现在的北京政府根本难以筹集如此巨额的款项，因为那几乎相当于他3倍的本年度的收入，于是在我的友好劝说下，靳云鹏宣布仿照东北铁路的赎回模式，宣布设立山东铁路公司，向各界公开募集股票3500万股，同时宣布了新公司面向国内外的25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项目。谁都可以预料此时国人的踊跃，那些退出政坛的政客们谁都是腰缠万贯的，据估计，张勋一家的财产就在1000万人民币以上，像这样的人在中国并不是少数。1922年2月份的这个筹资计划有力的推动了上海金融市场的复苏，也把整个社会的经营理念推倒了一个新的起点，因为作为中央政府如此操作如此大的项目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上海金融市场在1921年底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到1921年11月份，仅上海一地就有各类交易所140余家，其中大部分本身极不规范，交易的证券包括股票往往包含巨大的风险。比如很多交易所成立后由于没有优质的证券交易，于是利用当时社会公众的投机心理，互炒其他交易所的股票，通过哄抬股价来渔利。甚至相当多的交易所还违背“交易所法”的规定，把本身的股票放在本所市场买卖，甚至有的发起人在成立交易所时，自己并不拿出资本，只是空认巨额股份，再设法使其馀售出的股票价格上涨，继而抛出自己的股票，像变戏法那样，不仅一转手之间即获巨利，还使本来的空股变成实股。
买空卖空的行为导致泡沫越吹越大，市场风险越来越严重。这些交易都是以来银行的贷款来进行，大量的资金涌入泡沫化的市场，导致银行的利率迅速上升，当精明的商家发现风险后，开始纷纷悄悄的从证券市场上撤走资金，这又加剧了利率的上升势头。很多与人民银行有着关系的银行纷纷开始申请贴现贷款，这种行为在6月份就受到我的关注，6月底，我开始要求人民银行提高贴现率，随着资金投放的不断增加，为了维持人民币的币值，我在10月份暂时停止了人民银行的贴现行为，人民银行的行为获得了各界的好评，因为毕竟大多数人首先关注的是币值的稳定。
11月初，上海滩日报发表了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署名马寅初的文章，文章认为上海证券市场的繁荣已经遭遇了巨大的危机，因为据他的研究，相当一部分的证券的实际价值远远低于现在的价格，因此随着价格向理性的回归，投资者将会遭遇巨大的损失。由于银行系统向证券市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他预测随着证券市场的危机，银行系统将会出现巨大的亏损，并可能由于公众对银行系统的不信任而引发挤兑潮。
这篇文章发表在国内最权威的经济报纸上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时乐观的投资者却认为这是在危言耸听。但是随着人民银行缩紧银根，人民币本位银行业相应的开始收缩银根。随着利率的不断上升，拥有专业知识的银行纷纷认识到了危机的来临，与此同时，由于价格过高，市场参与者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筹集到资金，于是抛售逐渐蔓延开来，一旦价格开始下跌，其势就不再可以阻挡。
从11月11日开始，市场开始迅猛的下跌，伴随者的是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的纷纷倒闭。与此同时，将大量资产投入证券市场的银行的资产开始急剧恶化，资产质量的下降导致了公众开始把他们的资产向安全的地方转移，于是挤兑不可避免。一批实力弱小的银行纷纷倒闭，具有良好安全性的大银行的资产规模急剧增加，小银行纷纷被吞并，在这当中，为了保持自身的经营，很多小银行甚至自愿将自己交给大银行。
而事实上经过统计，人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大银行无一例外的都是人民币银行，他们在人民银行存有准备金，能够获得人民银行的贴现贷款，人民银行相对于他们是最终的贷款者，由于人民银行的官方背景以及良好的信誉，这些银行被认为是安全的银行。这些银行主要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新民银行、三晋汇业银行、四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
人们倘若仔细回味就会发现，这些银行的规模普遍很大。交通、中国、通商三大银行为传统大行，由于北京政府金费短缺，两大银行中的官股倍不断出售，去年10月份，中国银行的大股东已经换成了宋子文csc了，而交通银行的股份则更为分散，但是他的大股东是南通张謇。新民银行为新设立的银行，人们只知道这家银行资本雄厚，他的资本金为5000万人民币，而且80％以上的股份由一金姓神秘人物掌控，别人不知道，我知道，这家银行乃是爱新觉罗家族开的，也只有前清前皇室才有如此的财力，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
三晋汇业银行乃是孔祥熙联合已经大大没落的晋商联合成立的银行，资本金为3500万元人民币。而四明银行的东家就是虞洽卿。这三大银行在此次危机以前还不胜有名，但是都在这此危机中成为了几乎可以和中、交两大行并肩的三大银行，被很多人称之为暴发户。要说起来，他们发家的原因却是很偶然的，四明银行本为一中型的银行，但是由于虞洽卿和东北关系良好，就被各界认为是可以信赖的银行，由此迅速扩张。三晋的历史一年都不到，他发家只是因为人们认为孔跟我有亲戚关系。而新民银行当危机发生时刚刚设立并获得了人民银行的贴现权，只是他的时间太敏感，人们一厢情愿的认为该行与人民银行有特殊关系，实际上只是凑巧而已。
此次危机后，中国的银行业格局基本奠定，人民币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大大的加强了东北的经济地位。实际上在这次危机中人民银行和十四大银行作了什么呢？人们仔细研究后会发现，他们几乎什么都没做。人民银行只是说，我将给他们贷款，而十三大银行则说，我可以从人民银行贷款，于是民众就相信了他们的安全性，他们的资产迅速增长，而实际上人民银行在此次危机中投放的贷款是微不足道的，那些大银行实际上也基本没有像人民银行申请贷款，可以说对于这些来说，他么能够生存只是因为人们相信人民银行会保证他的币值并向这些银行贷款而已。而当人们相信时，一切就已经足够了。
而证券交易所在此次危机中也损失惨重，整个中国一时只剩下了三家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长春物品交易所三家了，其余各地的交易所无一例外的倒闭了，自此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彻底确定。而同盟的商人也开始明白我为什么比批准在同盟设立证券交易所了，以前的反对声现在终于消失了。为了我的先见之明我还高兴了好几天，我的夫人们都在奇怪我为什么那么高兴，哈哈，不足为他人道哉！
宋子文、孔祥熙、张謇都察觉到了危机中的商机，他们乘着股价猛跌，迅速介入证券市场，不但加强了他们在各自公司中的地位，还借助于危机实现了低成本的资本扩张，以他们位代表的大资本的介入有效的遏制了证券市场的下跌，再加上银行系统的日见稳定，到1922年1月份，证券市场的跌势终于遏制。交易所为了保证上市证券的质量，开始严格规范上市主体的行为，各种法律的、经济的中介服务机构也借此机会开始出现，银行开始热衷于那些长达数页甚至数十页的会计报表，经济刊物中对企业得分析往往最受人们关注。
到1月下旬，新的证券经过各方的严格分析后开始上市，而此次山东铁路公司的股票上市借助于人们的爱国热情被国内各界普遍看好，事实上，当人们看好时，他不好也得好了，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机制。而能够稳步推动上海金融市场发展的不仅仅由山东铁路公司的股票案，更在于过去一年多以来全国各地发生的巨大变化。
倘若人们能够在此时的中国各省进行一次调查，你就会发现这一年中国人感受最深的就是各地政府的变化。在1921年，各省形形色色的改革席卷全国，即使是最蹩脚的地方当政者也开始打出改革的旗号。这部分的是由于同盟良好的榜样，部分的是由于肆意的扩张再也不可行，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领地内部，部分的是由于在某些地区民国党或国民党的力量得到了有力的加强。
在关内，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西南各省。1920年，四川民国党首领张澜在同盟的支持下再次当选四川省长。在我的指示和干涉下，张澜代表四川议会和四川督军刘存厚签署协议，刘存厚承认四川议会治理四川，四川议会和政府同意供给刘所部川军的军饷、武器，并向刘本人提供一笔可观的年约100万的“年薪”“国防费”。
此后，张澜在四川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仿照同盟建立了省、县两级行政体系，在县以下推行自治；经济上，他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废除各地关卡和各种不合理的限制工商业发展的障碍，建立厘关制度，建立了刘存厚控制区内的统一市场，由于该去此时没有通商口岸，因此在高额的厘税下，外地商品更主要的是国外商品开始迅速减少，因此，一年多以来，四川的工商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原本的手工业进一步繁荣，机器工业开始不断涌现。文化上，他建立四川大学，并通过各种手段促进四川的教育发展，在对外关系上，他一方面通过自己的个人威望调节西南联盟的内部矛盾，另一方面利用四川在西南优越的经济地位，先后与刘成勋、熊克武于1921年1月和12月签订了厘税同盟协定，使四川取得了在西南的经济主导地位。
熊克武治康更是应该彪斌青史，四川大量的人口流入西康，江东江西的河谷沃野中都出现了这些人的身影，更重要的是开始有人口流入西康的江南地区，这里原本居住者镫人、门巴人、珞巴人，汉族移民在这些肥沃的高原江南地区迅速开辟了一个个村屯，更重要的是，这些移民为了自卫往往都装备武器，他们的存在更是有力的包围了边疆。在他的之下，康藏的秩序迅速的恢复，与西藏的贸易促使了康东邛莱山一带茶叶业的迅速复苏。康东南盐边县渡口发现的特大型铁矿熊克武也兴奋不已。
而在西藏，新的体制迅速确立，妨碍商贸的关卡被迅速的关闭，传统的茶马古道开始恢复，西康、四川的商品开始源源不断的进入西藏，而与英国的谈判则由于英国人不放弃对北京的努力而迟迟没有开始。这样一来，西藏和印度的交通基本中断。张荫棠一直在各地奔走，使劲他的全力修补出现裂痕的汉藏关系，与此同时他最关心的却是教育，他把不多的金费投入到西藏的教育之中，西藏有头有脸的人家的孩童都被他要求进入拉萨和日喀则学堂就读，这样的学堂使用汉藏双语教学，优秀的学生根据合同盟的协议将会进入同盟的各所公立大学学习。
刘伯承推行藏军的改革，他所辖制两个代本一千人的藏军进驻曲水和江孜。根据同西藏僧俗各界贵族达成的协议和大公会所公议，督军辖藏军以及归属司伦署管辖的西藏驻军看守运输线的西藏三十九族余部和达木八旗以及直辖藏军及其家属脱离农奴籍，成为自由民，由此产生了总人数在12000人以上的西藏军属自由民阶层。与此同时，西藏司伦署回合大公会所还未西藏驻军当雄、拉萨、曲水、江孜、帕里一线划出若干军屯区供驻军军屯之需。由此，内地驻军开始在西藏建立军屯农场，驻军的给养开始得到有效的保障。
在贵州王文华进行了更彻底的改革（感谢新来得小弟）；贵州面积达17。61万平方公里；但是适合作为耕地的坝子地和丘陵地的面积只占到面积的3％和10％；虽然开发较晚，因此存在着人均占有耕地较少的问题。为此；王文华另辟蹊径；他一方面仿照东北一方面在政治上在省政府和地方治理上都进行了改革，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开始首次推行严格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一是严格限制外来的农业人口流入；而是利用贵州87％的山地大力发展林牧业。贵州存在大面积的森林和宜牧草山草坡；有着发展林牧的条件。为了获得建设现代工商业社会已经发展军备的资金；王文华政府大力鼓励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有着传统的林业、烤烟、油菜受到大力的鼓励。在工商业方面，王文华通过统一市场、整顿税制，不但充实了财政，也为贵州这个老少边穷的省份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木材加工业、烟草业、炸油业、酿酒业得到大力的支持。当然，在落后的地区，政府的作用往往十分明显。王文华政府在贵阳兴办了水电事业，使贵阳这个城市有了现代城市的气象。贵西北的煤炭得到了开发，已经隐然成为西南最大的煤炭基地；铝矿资源得到了发现，新的炼铝企业已经基本筹建完成，正在等待时机到上海金融市场上市。
而在云南，随着进步的各方势力开始公开禁烟，烟草业的发展成了各方不约而同的选择。1921年12月，全省五个镇守使区联合成立了云南联合烟草公司，该公司已经成为国内第三大烟草公司，仅次于美商的英美烟草和国内的南洋兄弟烟草。与此同时，东川的铜矿、个旧的锡矿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由于有效的政府的建立、法律的实行、税制的改革，云南各地的工商业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其中最财大气粗的省督军顾品先甚至还带头集股动员云南各界兴办了云南自己的铁路（东）川昆（明）铁路，这条铁路虽然不长，但是事实证明这对于云南的社会发展显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第六十二章 关内变化
西南崛起的新贵无疑是刘湘，他所处的东川道乃是西南向东的门户，重庆是西南最大的商埠，当然税收也是最丰富的了，因此刘湘是西南资金来源最丰富的两个人之一，这两个人就是刘湘和刘存厚。刘湘由于地处富地，因而他改革的**就不太强烈，但是，为了站稳脚跟，他对军事工业还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西南唯一的兵工厂——四川兵工厂在成都。在1921年，经过紧张的筹备，在东北的帮助下，一个小型的弹药工厂在重庆成立。
当然，谁都知道，要建立强大的军工体系就必须要有钢铁，但是自从1920年北京战争以来，由于没有了强有力的中央约束后，各地厘金率开始毫无节制的增长起来，因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总不会缺，但是总有军阀的胃口是填不满的，一旦有人开头，如果别人不跟进，或者不应对的话，那么只有自己倒霉。随着厘金率的增加，进口钢铁的价格急剧的上涨起来，已经比一年前上涨了一倍以上。
虽然外国列强对此强烈不满，但是，作为全国各地的普遍行为，抗议是可以的，但是抗议却不可能对任何一个一个当权者产生世纪的作用。尽管厘金的上涨对全国范围的商品流通产生了大的影响，但是由于进口商品也必须缴纳厘金，因此，离海岸线越远，往往受到的实际关税保护就越大，比如在四川，进口商品量已经大大的减少了，这在西部省份当中是普遍的现象。
这种对外国商品征厘的现象出现于同盟，发展于湖南，到1922年初已经席卷全国了。同盟征厘起于同盟与关内各省的边境，是防止同盟进口的低关税商品流入关内，而湖南则完全表示了革命的激进主义，湖南工商业不发达，因此财政比较紧张，但是关税在国境征收，湖南根本没有可能得到。这样，湖南不可能从进口商品中获得什么收益，相反的，进口商品却冲击着湖南的本省工商业，进而对湖南财政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1920年底的，湖南议会通过法案，向一切进入湖南的商品征厘，湖南工商界顿时弹冠相庆，21年的湖南财政迅速好转，最终，在湖南宪法中这种原则得到了确立。
为了降低成本，章鸿昭的地质所的地质人员在刘湘的要求下在东川进行了普遍的探矿行动，在重庆附近发现了煤矿和铁矿，这种搭配在西南非常罕见，另一支探矿人员在康东南发现的渡口铁矿虽然要巨大的多，但是最近的煤矿却在云南昭通和贵州水城。因此，倘若要开发渡口的铁矿，就必须建设铁路将铁矿和煤田连接起来，而这将需要巨大的投资以及时间。当然，即使建成了，工厂也不在刘湘的控制之中，显然自己建厂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因此在年底的了矿产报告后，刘湘就筹划着如何建厂，当然东北的榜样和张澜的压力不能不对他产生影响。因此，刘湘一方面在政治上进行了开明的改革，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他也不得不讨好东川工商业界，与张澜就四川铁路问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他也表示将会把钢铁厂交由商办，毕竟连十几万吨产量的钢铁厂都可以私营，那么这个新的计划中的不大的钢铁企业为什么不能由商办呢？刘湘倾向进步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张澜是他的老师，这可不简单阿。军阀往往都靠同乡、朋友特别是师生、同学关系笼络人心，因此他自己若不尊师重道，那么就难以做人了。
除了西南，关内的其他的地方虽然政治变化不明显，但是经济上的变化就十分明显了。在安徽，倪嗣冲在段祺瑞的支持下以军事战备为要旨，一方面在日本的支持下整顿军备，整编安武军，将五路改为五师编制，加强军队的训练和战备，另一方面为了调动军队，联系皖系的南北两集团，安徽在日本的贷款下开始实行铁路计划，计划中的铁路从津浦路蚌埠开始向南经合肥到达安徽首府安庆，同时在合肥开始引向东南，走巢湖边上到达裕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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