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烁魇教箍?53辆，兵力为7000人，而第7摩托化步兵师则有近13000人，第一步兵师是全德式装备主力作战师，双方的兵力对比是2：2。8。但是，尽管陆军中的保守派还可能不服气，我寄予厚望的机械化集团在郭松龄和古德里安的指挥下，三战三胜，让那些怀疑机械化部队的人不得不比上嘴巴。
三次演习的结果明白无误的显示了一般的步兵师即使装备了大量的火炮，士兵训练有素，也难以抵挡装甲集群的正面冲击。而更恐怖的是，由于步兵移动速度缓慢，装甲集群通过快速的机动，能够迅速地抓住敌人的薄弱点形成突破，然后快速的迂回包抄，使敌人的防御体系迅速的陷入崩溃。在演习中，有郭松龄和古德里安联合指挥的机械化集团曾经两次以少数兵力完成对多数敌人的包围，并通过优势的火力“将敌人歼灭”。而普通士兵感觉最深的或许是那些他们平时看不起的训练不足的警卫队员在装备了n9型冲锋枪后表现出了惊人的火力优势，这也表明速射自动步枪的优势不是可以通过训练和勇气而得到弥补的。
这次演习为国民军主力部队的机械化基本扫平了道路，一个还没有成建制的装甲旅在一支缺乏有效的足够训练的摩托化的警卫队师的帮助下竟然可以毫无疑问的彻底击败装备精良的德式步兵师，那么也就意味着，一支完整装甲师在一支摩托化步兵师协助下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和三个日本正规师团相对抗，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而他们还不知道，这只是陆军间的单军种对抗，倘若空军加入进来，形势可能就更加得令人震惊了。
当然，此次对抗也让人看到了装甲部队的弱点，此次参加演习的轻型坦克由于防护力较弱，因此战斗损失也比较严重，特别是在没有步兵的掩护时，这种损失就更加明显。这支持了装甲部队的设计者们最初猜想的应该在装甲部队中配备一定量的步兵的论点。而且，装甲部队无论是机动，还是战斗都需要专业有效的后勤保障，此次演习的一个结论是，后勤辅助部队的现在还不能满足要求。演习的结果使得郭古二人认识到发展重型坦克和机械化步兵是对的，也使他们开始完善原来的理论上的部队内部架构，完善各兵种的比例，并制定了机械化作战的最初的一些条令。
1924年的开始好像没什么两样，我的心情出奇的好，因为我已经明白，只要有时间，已经没什么可以阻止我实现目标了。我现在最愁的倒是军费，一艘许褚级驱逐舰花费80万，今年已经下水的周仓级护卫舰也要花费50万，一艘新式的逐鹿级潜艇要花费95万。f…8b、f…8c分别要价3。9万、4。1万，因为飞机的金属结构增加了、电子设备增加了，而中国的工业产量有限，随着需求的上升，各种原材料价格也随之上涨。此外，还有那个在船厂中即将开建的“大型运输舰”，虽然造个舰体花的钱还可以，但是配套的飞机、强大的电子设备、巨额的燃料才是大头所在，初步估计也在千万之上吧！
而一架b…4虽然战力惊人，但是也要花费12万之多，奢侈的很！一辆t…8型轻型坦克也要花费5300元，而一辆美国福特的t型车在美国只有550人民币，在中国生产的则高达1650元人民币，但是一辆坦克可不是一辆简单的汽车，他全身都是装甲，还有比汽车多出来的电子设备，自然造价不菲。这些飞机坦克还只是过渡型的，而我本人则坚信，随着战斗力的增长，这些杀人武器的价格也会跟着上涨。
而现在防务总署已经抛出去的订单就包括120辆t…8型坦克，各12艘的许褚级驱逐舰、周仓级护卫舰，16艘逐鹿级潜艇，150架f…8b、f…8c，60架b…4，光这些已经价值超过4000万之数了。好在同盟的经济增长迅速，而且由于财政良好，政府信用也令人放心，因此还不难街道款。同盟1922年、1923年的收入包括各种债务收入在内，分别达到了1。9亿、2。4亿，相应的军费支出也由4500万增长到了8000万。
在这些支出中人员经费已经达到了2600万之多，因为军队改革，提高了职业军人的待遇，使得陆军职业士兵的年收入达到了150元以上，这样即使在沈阳这样的大都市，他们的收入也能维持一个四口之家的超过小康的生活水平，这对提高职业军人的积极性极为重要。而海军舰员的收入是陆军的2。5倍，达到了375元以上，空军飞行员更在5倍以上，达到了750元之多。好在不论空军还是海军的人员数目还很小，1923年底海军为舰员约6000人，全员约8000人。空军有正式飞行员1300余名，当然军用飞机远没有此数，大概是各式飞机约250架，如果加上各种地勤人员，空军的总员额也在3000人之数。
这还是在大量的新装备没有装备军队的时候的事，随着海空军新式武器的研制完成，无论是装备采购费、维持费、各种增加的人员经费都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好在同盟的收入中，虽然各种债务收入达5000万之多，不过这当中大都是各种形式的长期借款，其中最大头的就是分的土地的农民们交纳的政府债券，由于政府已经用能够在证券市场上流通的债券取代了原来的记名债券，因此农民们倒也没有怨言，因为如果他们想储蓄，债券本身就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他们想把资金投入再生产，那么他们可以将债券在证券市场上卖出变现，这也不会对他们又太大的影响。
同盟的各项支出中，大都不能大幅削减，比如支持工商业的财政拨款，那是一点都见不了，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同盟在很多领域中的补贴、减税、免税，都是不能削减的，就是连我也不知道像宋子文这样的大企业负责人向那些同盟议员们提供的竞选经费的确切数目，而只能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在如此情况下，议会是断不会削减这项开支的。再说教育支出，这项支出全社会都嫌少，大概没有人敢说要削减，然后就是政府的经常性开支了，可是同盟政府已经够精减的了，在减也得不到什么油水，反而会得罪人，因此也没多少人说要减，至于军费，军方一口声，太少，他们总是说我们要这个，我们要那个。自然，当此国家还未统一，外患又没有消除的情况下，自然也没有人公然的说要削减军费的。那么好象节流是不可能的了，也只好开源了，这个时候，维持同盟的经济增长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了，此外，由于同盟有着多年良好的财政纪录、坚强的货币体系、合理的债务结构，在将来的某些时候，举债将会在所难免的现实选择了。
附：为提供给读者一个参照系，下面的这片引文简要描述当时的货币和物价。希望书友知道张作霖“谋国”的艰难。
五四以来十几年间，中国南北市场上主要流通银元和兑换券（起先称为“宝钞”后来称为“钞票”），币值采用“银本位制”；生活费用大体上说是稳定的。民国成立后，1912～1919年间物价起伏不大；到1926～1927年间市场有所波动。以1912年为基数，到1926年上海市、华北（包括北京市）的批发物价分别上涨25％和48％，平均三分之一；但是到了30年代，物价又有所回落。
若以1919年物价指数为100，则1930年大约为129，也就是说：五四运动时的银洋3元，购买力相当于十几年后的国币4元左右。
具体的市场波动情况如何呢以主要食物价格计算：1911～1920年大米每斤3。4分钱；猪肉每斤1角2分钱，白糖每斤6分钱，食盐每斤1～2分钱，植物油每斤7～9分钱；到1926～1930年大米每斤6。2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1角钱，食盐每斤2～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等等。
那么当时北京的生活水准又怎样呢？
据史料分析，20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132。4元，也即每月11元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10元（合今人民币350元）之下。
相比之下，如鲁迅所说，学者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知识阶层”。他们不像统治集团、剥削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也不像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
20年代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2800元），许多物价比在上海市低廉。而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200元以上，甚至可达400元（合今人民币1万多元）。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费出书。如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辈们的资助。
据记载，北京城内一座8～10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元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元。鲁迅在1923年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61号，3间正房月租金8元。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仅3元（见《鲁迅日记》）。
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1角钱左右；包车每月10元。
20年代北京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而是脚踩铃铛“当当”响，所以人都叫它“当当车”。起初电车的路线有四条，不久扩充为六条，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
第一路红牌总段，天桥至西直门。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10枚（合4分钱）；至西单牌楼二段18枚（合7分钱）；至西四牌楼三段26枚（合1角钱）；至西直门四段32枚（合1角3分钱）。
第二路黄牌总段，天桥至北新桥。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10枚；至东单牌楼二段18枚；至东四牌楼三段26枚；至北新桥四段32枚（车费同上）。
第三路蓝牌总段，东四牌楼至西四牌楼。共分四段，东四牌楼至东单牌楼一段10枚；至**二段18枚；至西单牌楼三段26枚；至西四牌楼四段32枚。
第四路白牌总段，北新桥至太平仓。共分二段，北新桥至地安门一段10枚（合4分）；至太平仓二段18枚（合7分）。
第五路绿牌总段，崇文门至宣武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一段14枚（合5分半）；至宣武门二段20枚（合8分）。
第六路黑牌总段，崇文门至和平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珠市口一段14枚（合5分半）；至和平门二段20枚（合8分）。总之，电车比人力车方便得多，车票也便宜。
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饭馆、看戏京戏、文明戏和话剧、电影、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据顾颉刚等回忆：1913～1920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6元，6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10来元，四菜一汤。花费1元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在大馆子请一桌十席，高级的鱼翅席每桌12元，加酒水小费总共不到20元，每人2元。鱼唇席10元、海参席8元一桌。最高档粤味“谭家菜”，40元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可供11人入席；这属于豪华消费。
至于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2元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
（1）四冷荤：四个装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5分；
（2）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盘1角；
（3）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2角；
（4）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6角。
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2角。
游乐场所又怎样呢两大著名公园——中央公园（现称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的入门券都是铜元20枚（或5分钱）；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茶水1角，点心每盘1角。文明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7分钱。
20年代北京的剧场称为“戏园子”。著名的广和楼戏园门票2角，城南游乐园门票2角，电影院（当时还是无声黑白片）票价1～2角。最贵的演出，票价在1元左右。
根据1927～1929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200元，合每月17元（含人民币600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
《新青年》同人，绝大多数加入了“进德会”，遵守“不嫖……”等戒律。他们是封建礼教的破坏者，也是现代道德的实施者、推行者。
生活相当富裕的蔡元培、李大钊等人，更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他们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为理想事业而奋斗终身，甚至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陈明远）
（摘自《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第八十五章 离家风波
虽然我不断的为钱发愁，可是也没有办法。同盟的经济是整个中国最发达的，政府大概也是整个东方最有效的，征税成本之低也绝对拿得上台面。中国的商人们是绝对抠门的，看看那些议会上的商人们的嘴脸就知道了，不过好处也是有的，中国的商人们对政府的往往是比较满足的，在知道了整个税收来来去去后，他们也乐得交税。因为偷税的人一旦被政府发现，就会在报纸上公布，当然这个人马上会臭名昭著，以后要想做好生意恐怕就难了。此时国人虽然还稍显保守，但是很多传统的美德还是完整保留的。
再多的钱也有用完的时候，财政也是这样，只有更加的精打细算了，我心里想到。今年的电影总算更加有意思了，虽然“霍元甲”是无声的，但是早已习惯了生活的我还是能够找到后世的激动。而家里的女人们，则不论大小在看“孤儿救助祖纪”无不两眼放光，不时的感情激动，泪流满面，好像真有什么大悲伤似的。要说的故事本身那也是老掉牙。
故事说的是有一富商杨寿昌，子道生、媳蔚如，本一家和睦。岂料蔚如怀孕后，道生不慎坠马身亡。杨有一侄道培，觊觎杨家财产，设计被立为嗣子。道培担心蔚如一旦有子，不能独吞杨家财产，于是设计陷害。杨老头听信谗言，不待媳妇分娩，一怒将其逐出家门。蔚如后产下一子，为防道培暗害，改从母姓，取名余璞。转瞬十年，蔚如含辛茹苦，抚养爱子成人。“恰巧”余璞聪明伶俐，求学于杨翁捐资兴办的义学，深得师长赞许。余璞后与杨老头偶遇，一老一少来来往往，不久就如祖孙一般。一年后，道培急欲谋夺财产，结果被余璞发现，这个小家伙在道培暗将毒药放入杨翁酒杯之后，设法与道培酒杯对调。结果道培自遭其害，饮毒酒暴死。杨翁至此方始省悟，深悔当初错怪媳妇。为感谢余璞救命之恩，杨翁亲自登门道谢，自然得与贤媳重逢，祖孙三代于是欢庆团聚。
要说这个故事真是老掉牙，类似的故事在中国传统的戏剧中不知可以找出多少，但是还是大受欢迎，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和道德情结，另一方面自然也和电影这个新鲜玩艺有密切关系。我这个总督有钱有势，不论是美国好莱坞，还是上海滩只要有电影，一个星期之内，只要想看我都能弄到，要不然这么一大家子，也没个娱乐法，岂不是无聊之极。当然，按照惯例，这些电影在家里放完，通常都会送到逍遥二庄，让乡亲们也乐一乐。
“老爷，不好了，学铭离家出走了！”二夫人慌张的找到我，此时我正在收拾收拾，准备回庄过年。
“不会吧，这小子能耐了？”我听完后，不禁一愣，不过看来绝对假不了，“怎么回事，怎么这时候出这事？”
“学英，你跟你父亲说说。”夫人拉出躲在她后面的四女儿，这女孩儿到总督府已经四年了，当年还是一个小娃娃，现在都成了婷婷玉立的少女了。
“二哥一个人跑到上海去了！”学英怯生生的说道。
“上海，他脑子有问题了？好像没人把他怎么样吧！”我大声的吼道，这小子真是无法无天到极点了。我好久没这么大声说过话了，就连夫人都一愣，学英已经下的流眼泪了。
“看你，还不都是你惯的，这么大声干什么，不要把女儿吓着！”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生气，毕竟这个家伙已经18岁了，再过半年就高中毕业了，我这个儿子再怎么贪玩，但毕竟也快成人了。20年来，中国的中小学学制变过三次，1903年的时候，小学9年、中学5年，1913年的时候小学7年、中学4年，到1920年的时候，同盟首次将小学改为6年，初小4年，高小2年，中学也是6年，初高中各3年，后来北京的教育部1921的时候将这一学制向全国推荐，渐成为全国主流的中小学学制。
学英今年14岁，初中二年级，去年秋转入她四娘（也就是我四夫人）的国际女子学院中学部。二女儿怀英17岁，高中二年级，三女儿怀瞳15岁，初中三年级，五女儿怀卿13岁，初中一年级，最小的女儿11岁，小学五年级，除了小女儿和已经成人的大女儿外，其他四个女儿去年都转入了国际女子学院中学部，当然是为了助阵嘛，此外有着亲人罩着，总让人放心些。而其他还有两个活蹦乱跳的猴儿在市立一中，三子学曾13岁，初中一年级，不知道会不会象他二哥一样成为学校的混世魔王。四子学思8岁，小学二年级，他是最怪的，虽然很多时候也被他二哥拐出去跟着疯。其他的两个小儿子学森4岁，学浚2岁，都基本在家，只有学森每天还朝蒙养院跑一会。
“学英，不怕，是父亲不好。父亲只是奇怪而已，你不要慌，不事情的详细经过说一下。”我赶忙和蔼可亲起来，这可是祖国的花朵，不小心伤着了可不好。我发现我的反应大了点，自然，我只是没想到这个年代就有孩子作出这事，招呼都不打，就从沈阳跑到上海去了。
“前天看电影的过后，瑞华姐说她很喜欢那个演蔚如的王汉伦，而二哥知道后为了讨瑞华姐欢心就说要去上海滩亲自买一张王汉伦的明星贺卡给他，瑞华姐说他只是甜言蜜语，结果二哥就搭着大舅子的座一起飞到上海去了。我叫他不要去，结果他不听，我怕出事，就赶紧回来了。”大舅子就是宋子文，这是跟着闾衡他们叫的。这女孩儿一边说着，一边还被他妈妈不断的擦着眼泪。看来，是有点吓着他了，在孩子面前不能大声说话阿，这是个教训。
原来这小子为了泡马子才这么大胆的，这样还可原谅，这才叫有性格嘛，要是没性格，那就成地痞子了。“原来是追女朋友了，还好，还好，我以为他又不务正业了呢。”顿了顿，“夫人，你就不要担心了，他和宋子文一起去的，路上大概不会有什么事。再说，他好像和杜月笙蛮熟的，上海又有我们的人，这小子机灵着呢，应该不会有事，你放心好了。”
看到学英还在抽泣，替她擦了一下眼泪，“宝贝女儿生气了，小心哭坏了鼻子，将来可就好看了哦！”说着，还做了一个搞笑的鬼脸，终于把女儿逗得破涕为笑。我夫人看到的样子，啐道，“真是，都当爷爷的人了，还做鬼脸！”我听完哈哈大笑，老夫聊发少年狂，年轻一下感觉就是不同阿。
除夕的中午，午饭刚过。我看到学英和那个无法无天的儿子一同嘻嘻哈哈的走了进来，学英手里好像拿着一张卡片，好像欢喜的不得了的样子，大概是她二哥顺便给他带的吧。
“吆，讨好女朋友还不忘自己的妹妹，你小子还有一点良心嘛！”我假装正经道，其实以学铭的年龄、身手、社会关系，他即使跑出去逛半年我也不会担心，我只是十分惊讶而已。
“老爹，我回来了！”这小子傻笑着，每次都知道傻笑，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你的伪装？
“知道回来就好，对了，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坐飞机不会那么慢吧！”我疑惑道，这小子去了一个多星期了，按道理不会现在才回来。
“我做蒋拯伯伯的军舰回来的。”这小子花花点子看来还不少！巡洋舰队司令蒋拯和他相熟我还是知道的，好像这小子认识的人还不少。
“大概有去了沈阳一趟吧？”我说到，还不说实话；这小子听了我的话又是傻笑，“你不怕你那位胡小姐久等吗？”我疑惑道。
“哈哈，我想看看她担不担心我！”这小子突然笑出声来，大概又想到曾经陶醉的美事了。
“没想到你还挺有心计！”我十分惊讶，“对了，看你象是饿死的样子，你妈妈给你留了饭，到厨房自己去弄吧！”
“太好了，我都饿死了，还是老妈对我好！”说着就准备厨房跑。学英说了一声，也跟着跑了出去。我听到“二妹，不是叫你好好解释届时的吗？怎么现在象是满城风雨似的！”“我哪知道你这么能耐啊，我以前在上海经常迷路的。再说，我又没有真的做过飞机。”。。。。。。“这小子，他还以为没个人都真像他那么大胆一样。”我心里想道。
1924年的开始一点都没显示出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但是这一年却发生了席卷关内的一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战争。事情的起因当然是地盘的争夺，这一次战争的导火索是徐海自治事件。徐州地处中原东部边缘，是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的交接点，是苏皖豫鲁四省的接合部，这里是淮南和江南的前沿门户，从这里也可威慑到整个华北平原，其战略地位决不低于陇海京汉铁路的交接点郑州。
民国初年，徐州最初为辫子军统领张勋占据，该部在前清即为一支善战的劲旅，长期驻扎在南京一带，为前清朝在江南的支柱，总兵力当时大概2万余人，要知道当时的北洋军也不过6个师8万余人而已。1913年奉袁世凯命，率部往南京镇压江苏讨袁军，成为江苏督军，但是他很快就和同样驻扎南京的冯国璋产生矛盾。袁世凯当然是维护他的亲信冯国璋的，于是对张勋明升暗降，调他为长江巡阅使，企图让他离开南京。
但是张勋也不是好惹的鸟，他不奉号令，不是前往安徽芜湖，而是提兵北上，占据徐州要地。当袁世凯责问道；“长江巡阅使为何不驻扎在长江？”他的回答是，“徐州地属江苏，江苏为沿江省份，怎么说我不在长江呢？”由于他是个实力派，袁世凯也没有过分对付他，于是，他的定武军就在徐州扎下根来。1916年袁死后，在徐州成立北洋七省同盟，不久又任安徽督军，扩充至十三省同盟，可谓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谁想，一年后，他帅5000人入京，企图复辟前清，旋即被段祺瑞击败，仅仅成就了段祺瑞的再造共和的美名。
而张勋随即被以企图复辟帝制这个“不能再大的罪名”被通缉，被迫流亡天津，去年病死于天津租界。要说，我和张勋还是亲家，当年我为了和这个风雨人物攀上关系，将自己的儿女儿怀英和张勋的长子张梦潮定下亲事，按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17岁的怀英能够成亲了，但是我此时是绝对不会这么就又把自己的的一个女儿推下火坑，再说这个时候，就她自己也未必肯。最后，在张勋死后，只好由她的生母二夫人去天津周旋一番。
张勋虽然下台了，但他的残部还在，实际上是主力，这些相当于一个多师的部队的正式编号是中央陆军独立第76混成旅，由此可知，这支部队尽管当时已经投靠了段祺瑞，但由于不是亲信还是受到打击的，人员被裁减了一半不止。这支部队的徐州本地的沛县人张文生，现年大概57岁。此人早年投张勋，后任定武军营务处处长，这可是个不小的官了。1913年开始任徐州镇守使，渐成地头蛇，次年任徐海镇守使，地盘开始扩大，囊括了江苏淮北的徐州、宿州、海州地区。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接统安武军残部，虽受排挤，但是毕竟实力犹存。
1920年后，失去中央政权皖系的战略地位开始显著变化，因为她在也不能些天子以令诸侯了。来到安徽的段祺瑞仍是皖系的精神领袖和总头子，倘若没有他，皖系作为一个整体很可能就会解体。这时的皖系分成南北两个集团，北方黄河流域势大，除了河南省外，全部归属皖系控制，而在南方皖系也和直系势均力敌，而安徽就成为两个集团的连接部，这大概也是段祺瑞选择回老家的原因，因为这里战略地位重要，且便于他指挥整个皖系集团，自然皖系的这种南北连接一体是以直系东西分割的为代价的，这使得皖系在战略上有着更大的优势。
第八十六章 选举战场
这种情势双方都心中像雪花一样的明白。但是，在皖系的棋盘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弱点，但却可能是致命的。这就是徐州，江苏西北部的沿着陇海路的徐州向西延黄河故道突出，和同样沿着陇海路向东突出的商丘地区形成一个南北宽80…100公里，东西200多公里的条形带，正好隔开了山东和安徽。而这个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张文生作为张勋的旧部虽然投靠了段祺瑞，但是他们中间存在某种隔阂几乎是个公开的秘密。正是这种微妙的关系，不能不拨动双方的心铉。
而张文生能够做到今天证明他也不是易与的人物，何况他现年已经57，也已经算是个老资格的军阀了。这种情况下，正常人一般都是先做摇摆状，让两边的人均看到希望，然后让他们竞相出价，然后找一个出价可以，也更可靠的人靠上去，这一招谁都会。在20年、21年的时候，张文生都在耍两面派，他一方面向段祺瑞现殷勤，以便通过段像日本人获得援助，另一方面又同意江苏省府提出的镇沂铁路计划。
但是，无论皖系还是日本都知道徐州的战略地位，因此他们怎会轻易的让直系插足。不论是原敬、加藤还是山本，他们虽然手段不同，但是在维护日本的国际利益线上还是相同的，很不幸的是他们在徐州的明争暗斗上没有多少差别，他们都致力于使徐海地区保持在段祺瑞的麾下，而不是倒向徐海地区在行政上的隶属者江苏。双方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1922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在加藤内阁推动下，日本以武装张文生一个师的部队并向他提供800万日元贷款开发徐州煤矿、铁矿为代价，确保了张文生同日本以及段祺瑞的“特殊关系”。
而李纯则气的半死，他两年多心血付诸东流，但是对于这些秘密协议他也只能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因为江苏虽然经济发达，但是江苏几乎没什么重工业，他创立的镇江兵工厂，由于没有足够的原料而难以满足大规模制造武器的要求，何况建立一个兵工厂如果从头开始又没有外援，那是十分艰难的事。李纯对于扩军可以答应，但是如果要武器，他是不可能拿出来的，因为他自己都显得不够用，在他的南方和西方，不论浙江还是安徽，在日本的支持下，都开始相对快速的扩军，他怎么会把英美援助的有限军备交到一个政治倾向难以保证的人呢？
但是，显然的，张文生彻底倒向皖系，造成了他的周边环境的严重恶化，为了抵消这种影响，一方面他开始向同盟这样的强大力量求援，另一方面，他不得不大幅调整针对直系内部方针，那就是和内部稳定而且兵强马壮的吴佩孚更紧密的联系起来。当湖北出现内乱后，李纯为了不使施在皖系安徽西部的强大压力消逝，支持吴佩孚南下就很自然了，因为，湖北对他是鞭长莫及，对吴佩孚则是口边之物。虽然这样意味着李纯让出了直系在政坛上的头把交易，但是他似乎无可选择。
但是，湖北事变后，江苏民国党的首脑张謇巧妙的利用了种种情势说服了李纯加强议会的力量。李纯接受民国党的主张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他想通过废除地方镇守制度一方面是的自己能够更有效的加强对江苏军队的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合情合理”的除掉“恣意妄为”张文生部。而要为这些行为披上合情、合理、合法的外衣的最好方法莫过于采用在湖南、湖北、西南、北疆诸省采用的地方民主自治的形式。
当然，民国党人也做出了保证，那就是省长一职非他莫数，尽管他可以不是民国党员。与此同时，孙宝琦则在我的密授下，向李纯保证，同盟盟约有保护维护民国民众之自由、民主的词句，因此，倘若江苏实行宪政，那么同盟就可依据法律名正言顺的进行干预。于是，李纯突然对地方自治来了极大的热情，1923年，李纯决定在江苏进行新一届省议会的选举，按照计划新议会将会在24年的春天也就是3月份召开，他还公开发表了支持民国党的言论。与此同时，民国党人为了赢得大选，开始在全省展开立宪自治的宣传，当然废除镇守使不可能不被提及。
江苏的镇守使有苏常、江宁、通海、淮阳、徐海五个，其中只有江宁镇守使是第6师师长，其余苏常朱熙、通海马玉仁、淮阳（淮安）张仁奎都是些地方军旅长，而齐本人李纯最信任的心腹，因此这些人当中只有那个天高皇帝远的徐海镇守使不被李纯控制。在这场为了立宪自治而有民国党在台上大唱一台戏中，除了徐海张文生反对外，其他是一片附和之声，当然这些镇守使也会获得可观的“赞成费”。
张文生很快就发现他处于极为不利的政治地位，民主这个幌子如今在东方具有非凡的魔力，他当然记得年初的王占元的下场，到现在，吴佩孚在湖北还被称为“民主的守护者”，享受着非凡的政治光环。吴佩孚不但获得了政治上的大收获，而且他通过废除镇守制度，获得了湖北高达6。7万人的正规军队的调动权，这些军队可以在命令下达后毫无反抗的开往任何的地点，因为他们既不和后方某个地方有着特殊的关系，又不用担心后方的骚乱。
当然，对于李纯的突然变招，段期瑞和日本虽然感到“突然”、“意外”，但是他们当然了解这些意味着什么。袁世凯、张勋、段祺瑞先后因为搞帝制、“假民主”而恨死、流亡、下野，如今，关内关外已有十几个省份实现了不同形式、程度民主自治，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地区政治日趋稳定、经济发展、社会欣欣向荣，而日本的今天的地位不也是被宣称为“大日本帝国宪法”产物吗？事实证明中国人可以很好的实行民主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有利于中国的繁荣，那么那些曾经的理由就不存在了。
自然他们不能公开宣称“我绝不容许中国强大”、“我是个坚定的**主义者”，那么他们至少要适应游戏规则，政治家们总有办法让相同的东西为截然相反的目的服务，他们有这种独特的天分。于是，为了截然相反的目的，一场选举大战在江苏的土地上展开，其惨烈的程度似乎预示着什么。
自从李纯去年5月份决定举行大选以来，江苏民国党上下纷纷受大巨大鼓舞，当然很多人都不确知同盟和李纯之间的暗中交易，尽管很多人知道同盟和李纯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交易。江苏是最早同盟签订厘税同盟的经济、人口大省，这使得江苏轻工业的发展获得了独特的优势，在1922年初以来，江苏苏南沪宁线、沿江地区的庞大轻工业带获得快速的发展，每年的增长率都在20％…30％，对上海、浙江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而上海由于处于皖系淞沪护军使的何丰林的控制之下，一度对同盟没有特殊的友好感情，也对厘税同盟没有大的热心。但是，在1923年，上海地区的轻工业出现了增长乏力以及不断向江苏境内转移的现象，甚至航运业企业也向江苏沿江港口转移而不是通过上海转口。而这显然关系到了这位上海实际控制着的发财大计，与此同时，实业界、有十四家大型银行控制的银行业协会也频频游说建立上海地区与同盟的特殊经济关系，以为上海的发展打开通道。
经受不了发财的诱惑以及经济界财主们的轰炸，何丰林终于在1月8日同盟签订了厘税同盟协定，并有实力强大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主持上海金融界的监管任务，当然，这当中每年少不了他的不少好处。何丰林同卢永祥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当然需要他的同意，不过对于大修铁路、整军备战的卢永祥而言，维持上海的经济发展对他同样十分重要，尽管他以日本为靠山，但是一个合理的想法或许是，如果能够少依赖，那么还是少?
( 新中华民国史之戏说张作霖 http://www.xshubao22.com/6/6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