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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是不会仅仅震惊的，他在同盟的南面有这十万军队随时都可能投入战斗，因此和皖系在长城的战斗可以说是虎口拔牙，危险万分。日军主力可以从朝鲜、辽东半岛两个方向对同盟的心脏地区奉天实行进攻。战争的初期比拼的是动员的速度和战争的意志，日本人自己暂时是不想打仗的，它们在政治上还没有做好什么准备。加藤逝世后继任宪政会总裁并出任首相的若规礼次郎完全继承了加藤的内外政策，虽然同盟宣布建造了战列舰，但是日本仍然希望通过国际协调解决此事。
对于国民军的动员日本也不可能不知道，就算动员后国民军的主力才不过24万多人，只要能够拖住直系，在他们看来同盟并不能占到什么便宜。因此可以说，同盟迫不及待的制造了漏洞百出的暴力事件，接着快速出兵，甚至以超出常人想象的速度歼灭了华北皖军的主力，都已经把日本推入了险恶的境地。我并不打算占领直隶，进攻华北的日军的目的就是要试探日本的忍耐程度，顺便再为自己找一个撤军的借口。
当国民军同日军在唐山一带对峙时，不断的情报告诉我，关东军、日军朝鲜军团都已经动员。日军驻朝鲜军团共有六个师团，北部韩国驻有2个师团，汉城一带驻有两个，大田、釜山各驻有一个师团。从中韩边境的新义州经过汉城到釜山有一条贯穿韩国的铁路，汉城向东北经过咸兴沿着北韩东海岸有一条铁路通向韩国东北。从九月初日军就开始相继集结并有向北韩调动的态势，自从于日军对峙后，这种趋势开始变得十分明显。
日军主要通过铁路机动，同韩国流亡政府的合作使我能够很容易的得到日军的调动信息，只要看看火车的架次就可以知道了。皖军的失败已经给了日本政府一个响亮的耳光，向日军开火并造成了达八百余人的伤亡无疑是在伤口上在洒一把盐。一时之间国内外舆论一片惊呼之声，三天歼灭9万军队已经够惊人的了，不过国际法，公然向日军进攻，更是大大的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因为根据北京政府曾经同国外签订的条约，日军的行为可算是“合法”的。
我军南下的真正目的国内外自然很明白，我的目的就是炫耀武力，迫使各省接受我的民主联邦建国的政策。像这种诈伤作为借口的小把戏根本不会受到有心人的责难，反倒是我向日军开火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一部分人说这是玩火，一部分人说是日本人故意挑衅，更多的人选择了谨慎的言词。外战是国人的一大心头痛，国民军曾经不过对白俄军采取了一些武力措施就被国人大肆宣扬，但是这种小小的胜利是不可能树立自信心的。不论是说玩火的、还是说日本人故意挑衅的、还是谨慎表态的大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底气不足。
15日，就在发生了中日武装冲突的后一天，币原代表日本政府向同盟和北京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同盟政府对于此次“违反国际法”的事件道歉、赔偿，并且立即撤出直隶境内，因为国民军在直隶的军事行动已经威胁了日本的合法经济利益。当然，币原的话是对的，以唐山为中心的煤铁区是日本在海外的最大重工业基地，其次是马鞍山，再其次邯郸。由于对日军的羞辱事件，日本的激进派愤怒不已，纷纷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若规和币原在这种情况下师不可能撑过去的。
到此事为止，直隶其余的定**再吴佩孚的进攻下，根本没做什么实质的抵抗。徐树铮在我的有意安排下“幸运的”逃离了战场，针对吴佩孚的进攻，他在唐山命令部队迅速的向津浦路沿线收缩，于是吴佩孚一路高歌猛进，沿着铁路线占领了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一直到霸州、廊坊。在南方，江苏在皖军的围攻下是不可能挽回的能力的，由于实行传统的分路抵抗，苏军全面溃败，皖军已经占领了整个苏南并且逼近扬州。
在华南，汪精卫抓住吴佩孚北上的机会，企图完成孙中山的遗愿，挥军北伐江西，督府军供调集了5个师6。25万人，分三路越过南岭攻入江西。赣军由于部分兵力被福建牵制，前线兵力过于悬殊，因此只能节节败退，虽然由于道路艰难推进缓慢，此时两广军队已经攻入赣州城。而湖南军队由于为了争取湖北军队的中立并没介入此次的南方华南战争。一时之间，中国大地真可谓由狼烟四起，这种局面我早有所料，同盟本来就是和平的砝码，现在这个砝码倒向战争，全国不陷入一片混乱才怪呢。
为了防备日军可能的进攻，我在奉天周围共部署了三个国民警卫师、正在整编中的第2装甲骑兵师、第27机械化师、整编中的第28、29摩托化步兵师，总兵力也超过十万人，不过这些部队大部正在换装以及换装后的适应过程中，虽然防守勉强可以，但是要进攻的话恐怕就不免困难多了。日本的最后通牒也是我的意料结果之一，当日，我随即发表了态度明显偏软的讲话，也算是给币原一些面子。当天晚上，我随即拜访了沈阳的美英领事，我向他们叙述了此次事件的“误会真相”，恳请他们调解此次的国际争端。
为了表示诚意，16日，我发表通电，撤回了进入直隶的国民军。我的行动让各方大大的送了一口气，日本人既然发表最后通牒，就表明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同时也表明日本政府认为此时强行发动战争还不是时候。当日，美英联合发表声明，表示愿意调解中日争端。徐世昌看到国民军撤出关外，终于发现了他自己的用处，他当日发表声明，表示“当此国家危难之时，呼吁各方以和平为念、以国事为重，停止内战。”
吴佩孚看到徐树铮通过收缩兵力已经建立了稳定的防线，日本人支持他，而东南方江苏军队已经基本失败，皖系大军随时可能攻向他的侧后，他自然知道见好就收。次日，吴佩孚发表通电宣布停止内战，表示愿意和谈。日本政府知道皖系华北主力已经不复存在，它如果继续强硬下去的话，那么皖系很可能从北方消失，日本也将彻底失去它的重工业原料来源。虽然日本决不甘心，但是它自然知道，当英美联合表态的时候，在目前的条件下，它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
日本人被我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我也同样没有准备好，此次长城会战动用的已经是我能够调集的全部有训练的主力部队了，如果告诉别人其他的部队都在整编和换装后的适应性训练之中，恐怕很少有人能够相信。空军到现在已经有超过了800架的飞机，但是大部分主战装备还在形成战斗力的过程之中，海军同样是这样，我那些驱逐舰、护卫舰本来就颇受诟病，去年底今年以来又被弄去船厂改建，当然没有人知道我为这些军舰加装了新的声纳系统并大量的安装了高射武器。
至于航空母舰，到现在为止，只有卫青号的舰载机是基本满编的，为了不扩大影响，他们只能在辽东湾北缘进行训练。近一半的飞行员多少都有一些海上起飞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从义犬级巡洋舰上获得的。为了获得这种经验，他们轮番进行起飞训练，这种起飞要比在现在的航母上困难的多，此举为海军培养了不可多得的优秀的飞行员。被海军寄予厚望的潜艇部队还没有完成编制，还有8艘在船厂建造。因此，我向日本示弱本就在我的计划之中，虽然日本很多此时已经识破了我这个土匪的伪装，但是装着是根葱总还能迷惑不少人。
18日，币原顶住国内的压力发表讲话，表示接受英美的联合调停。国际上的论调此时是十分的不利于日本的，英美虽然对同盟违背对外条约进攻日军颇有微词，但是对同盟的偏袒是显而易见的。德国人更不用说了，他这个时候只是憧憬着同盟统一中国的那一天，至于日本人在他们看来是个绊脚石，因此自然是百般不是。俄国人干脆就不承认所谓的国际条约，斯大林说这是“帝国主义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法国人现在的东方政策没什么主见，几乎是跟着强大的一方走。
在日本人开来，不但此时与中国开战的国际条件不成熟，而且其国内的政治、经济条件也不成熟。日本国内两党相斗，宪政会主张对外温和，如果此时宣布对中国开战，那无疑是宣布了自己的政策失误，这在政党政治中不到万不得已是应该避免的，因此只要有和谈的机会，若规内阁就不会放弃。从经济上看，经过战后危机的打击，日本人在一战中的经济红利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同英国人一样，美国人是他们最大的债主，因此虽然日本把美国列为头号的对手，但是显然这个经济巨人的话还是很有力量的。
美国人不仅把同盟看成他在中国的最重要的盟友，还是从陆地上限制日本势力和抵御**的屏障。或许是因为俄国的关系，美国对同盟的民主制度分外的欣赏，所有的这些都使得不可能对日本可能的对同盟的战争无动于衷。在币原看来，向同盟开战，无疑是拔美国这个老虎的须子，同盟现在的经济潜力就已经不可低估，如果有美国的支持，日本很难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倘若一味的强硬，只会自取其辱。
再说军事上的，经过令人震惊的长城会战后，日本人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因为皖军的建军模式完全参照日本。虽然此次皖军的临场指挥受到日本军人的诟病，但是显然的同盟在武器的装备质量方面已经走在了日本的前面。因此，尽管日本军部激进分子疯狂叫嚣，但是日本政府和军队元老都主张慎重行事。就算日本引以为傲的海军此时实际上也没有完成战备。日本海军的假想敌是美国，它的主力舰队拥有10艘战列舰、4艘重巡洋舰、17艘轻巡洋舰、20艘较新的驱逐舰、1艘7500吨级的航空母舰。但是，与此同时，还有4艘重巡洋舰、14艘驱逐舰、2艘大型航空母舰在建造的过程中。
当日本人宣布接受和谈后，已经取得了实惠的直皖军阀也相继宣布停战，此时逼近吉安的督府军在直皖宣布停战后也被迫宣布停止进攻。国内外各方于是只好再次进入北京城商谈善后事宜，此次会议由美英这两对调停人主持，虽然颇损国体，但是我觉得此时没有必要在乎这种小节。和谈会场共分两个，一个是商讨国际问题，一个商讨国内问题。国内问题，各国派出代表作为观察方，实际上是乘机施加压力。至于国际问题，则有北京政府、同盟、吴佩孚，以及各国公使参加。
英国人显然不想丢弃吴佩孚已经取得的战果，但是又想帮助李纯重新取得江苏。但是，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日本人宣称，除非吴佩退出直隶，否则他们不支持恢复江苏的原来状况。至于南方政府军在江西的问题，大部分人倾向于恢复原状，因为皖系强大的南方集团希望借此获得各方在江苏问题上的让步。至于同盟，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消灭了华北皖军的主力本身就已经达到了目的，如此大的损失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的，因此同盟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所谓的国际问题上。
经过一番不厌其烦的外交斡旋、编造故事，所谓的国际问题一直到11月15日才达成协议。会议后的公报说，此次国际冲突事件完全是一个意外，是有国民军的前线指挥官的个人行为引起的。同盟在公报中向日本表示歉意，并向日本保证类似事件以后不会再发生，至于日本伤亡人员，同盟政府向它们的家属表示慰问，并将按照日本的伤亡抚恤金的一倍予以补偿。至于同盟建造战列舰的行为，公报发表声明表示，因为华盛顿协定没有类似事件的相关条款，各方对此事分歧较大，暂时难以达成一致。各方同时发表共同声明，有关各方将为此召开一个特别的国际会议，商谈此时的解决，同时呼吁有关国家为了维持太平洋的和平，保持克制，不要避免事态的扩大。
而国内问题在10月20日就达成了协定，徐树铮被以治理无方为名削夺直隶督军的地位，但是却又给了他一个直东护军史的职位。显然，直系必须为他们已经取得的地盘盖上所谓的橡皮图章。既然皖系在现实的基础上在北方做出了让步，要皖系吐出在南方的果实就不容易了，最后的妥协结果是江苏划江而治，在皖系占领区设立苏南护军史，由何丰林担任。但是由于江苏议会和同盟的强烈抗议，会议决定保持江苏省政府的原来的架构，只不过原来的江苏军费必须按照地域和人口的综合比例以1：1的比例在直皖之间划分。唯一受到打击的是南方政府，他们一番努力没有获得回报，皖系为了让直系在至关重要的苏南控制权问题上让步，和直系联合起来迫使南方有条件撤离。
第一百零八章 田中奏则
虽然已经签订了协定，但是我通过军事试探知道，日本是不会容忍中国在民主的基础上完成全面统一的，看来我当初的决定没有错。与其抽空后方防御力量，主力部队入关同关内的百万军阀部队混战，在我看来还不如集中我的有限力量首先打击主要的敌人，日本人，最少也要控制朝鲜半岛，达到巩固后方的目的。倘若不如此，我为了统一把国家打了个稀巴烂，耗光了我有限的钱财，最后很可能在我最不愿的时机迎来自己最凶恶的敌人。
11月16日，协定签订后的一天，我就下发了秘密命令，要求所有的要求中的装备必须在1926年7月1日前交送部队，军工厂为了加快生产速度而额外增加的支出有政府补偿，同时下发部队的命令和要求部队必须在9月之前使得所有的新装备能够有效的投入战斗。这一道秘密命令实际上体现了我的战略思想，既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就要在最快的时间里做好准备。这样我才能选择最有利时机发牌，使自己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使敌人处于最不利的地位。
12月，随着两艘新的义犬级巡洋舰“刘步蟾”、“杨用霖”号正式服役，我发布命令将现有国民军海军的三艘“新式战列舰”、各式的六艘巡洋舰、十五艘驱逐舰、十二艘护卫舰、十八艘潜艇以“战列舰”为中心，编组为三个战斗群，每个战斗群拥有一艘新式战列舰、两艘巡洋舰、五艘驱逐舰、四艘护卫舰、六艘潜艇，番号分别为第1、2、3战斗群。由于所有的“新式战列舰”的武库已经基本配备完整，我同意了巡洋舰队司令提出的要求到渤海湾甚至是北中国海上训练的建议。
1927年的新年我是在盘算中度过的，扩军备战无疑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也为大企业提供了不可多得商机。要知道，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采购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是现在才出现过。我甚至怀疑，如此下去，有些人甚至会头脑发热要挑战全世界。同盟的钢铁产量在25、26年分别增长了70万吨、80万吨，总产量达到了创纪录305万吨，煤产量则达到了7000万吨，石油产量在25年的280万吨的基础上增长到了410万吨，汽车产量达到了9。5万辆，军用飞机的年生产量达到了500余架。这样的工业规模已经使得同盟成为世界上仅次于俄国的工业实体。
同盟所有的战略物资的生产都已经在我的规划下进入了相当的规模，同盟的低价粮食不但满足了自己的需求，而且大量的出口关内、特别日本，同盟每年三分之一的石油产量运销日本。这两项物资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或许是日本在这一年合同盟达成妥协的原因之一。从常理看来，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进口方之前，和同盟开展，某种程度上是自杀的行为。但是，协定签订后形势表明，正如日本日本关东军司令官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所言，“中日之战已不可避免，生存还是毁灭，日本已经别无选择！”
1926年的日本上层社会可谓处于一种严重的不安定之中，这一年现代日本的第二任天皇……大正天皇去世，太子即位是为裕仁天皇，这一年就是日本的昭和元年。国民军在长城会战中的惊人战斗力使得日本对中**队轻视有所改变，原因很简单，皖军某种程度上是日军的翻版。对此的研究、争论迅速的席卷日本军界，但是徐树铮的“夸张描述”并没有使得日本军界吸取教训。在中日冲突中受伤回国的冈村大佐向陆军总参谋部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对国民军做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分析和判断并对日军的改革提出了一些见解，不过老人政治的日本军部上层根本没有重视冈村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和日军相比，国民军的军官要年轻许多，很多将军都只有三十岁左右，由于军事装备的快速更新，军事教育体系的完善，各种军事理论的争鸣，年轻的军官们的军事思维变迁是极其惊人的，这和日本从第一次中日战争、日俄战争走过来的死抱传统思维的日军上层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冈村是为数不多的对国民军有深刻了解的日本中年军官，但是他的军衔只有大佐，向他这样的人要是在同盟恐怕早已是中将了。
另一个我所注意的人物是山本五十六，这个曾经周游世界对海军理论有着深刻见解的日本人让我十分的感兴趣。1923年，39岁的山本五十六晋升为海军大佐。1924年，日本裁军后，利用节省的军费，日本开始发展部分新的军事力量，海军的霞浦航空队就是其中的重头戏。刚从美国回来的山本任命为总教官并兼任副队长，这样的情报曾经让我紧张了好阵子。但是，很快1925年，山本就被调往出任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至今未归。
随着日本军界对皖军失败的思考，日本政府也开始采取相应的对策，已经研制成功的更大口径的火炮系统被批准迅速的装备日军。而对于在战斗中令人魂飞丧胆装甲车辆、各种速射步枪，日军高层则出现巨大的争论。其实就算他们立即吸取教训，历史也不会给他们太多的时间。至于空军，国民军空军在战斗中只能说是小事牛刀，全部参战的部队只有一个老式的战斗轰炸机大队，海军更是没有参与任何战斗，实际上国民军的面目只是露出了冰山的一角而已。
2月份，美英提出了再次在华盛顿召开由各国参加的海军军备控制会议的外交照会。在同盟的同意下，北京外交部表示同意参与，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日本若规内阁也表示将会参与。但是，日本政府的一味对外软弱激起了日本国内激进派更大的不满，但是长期经济刺激不力日本经济此次爆发的危机最终迫使了若规内阁的倒台。3月，日本议会在讨论清理震灾票据时，披露了一些银行经营不善的情况。以此为开端，随着挤兑、提存之风波及全国，东京、横滨的中心银行濒临破产。
4月初，在台湾具有发行纸币权力的半官半民的特殊银行──台湾银行，因受到铃木商店破产的影响也濒于倒闭，一场空前深刻的金融危机又席卷了整个日本。面对全国的危机以及反对党政友会的责难，内外政策失当的若规内阁被迫总辞职，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受命组阁，自此，给中国带来无限美好的币原外交结束了。田中义一是日本著名的长州军阀的组成人员，在日本的历次对外战争中都有积极的表现。1925年，自动退役从政，当上了立宪政友会的总裁，这个61岁的老头开始了他反对宪政会内阁的过程。
田中上台组阁后，虽然同意继续参加华盛顿海军军备会议，但是他也同时宣称将会对外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随着日本新政府的对外政策的巨大转变，中日之间的口水仗又开始高涨起来。1926年的战争已经把日本所谓的帝国国防线撕得支离破碎，直军控制了直隶的大部分地区，日本的煤铁来源地之一邯郸落入了直系的控制之中，已经被彻底同日本隔离开来阎锡山的态度也开始明显转变，在他最近的表态中，他还对联邦党人的主张表示了一定的认同。
最大的战略变化是，随着华北皖军精锐部队大部被歼，剩余八万多皖军在同盟和吴佩孚的夹击根本不可能配合日军对国民军的防御，日本人的防线已经被我摧毁了一半，他将直接面对国民军的威胁了。随着主张“中日之间必有一战”的白川义则出任陆军大臣，日本政府的对同盟的政策不仅仅是转向敌对，而是转向战争了。四月份开始，日本政府鉴于朝鲜半岛的压力，开始继续不断向韩国增兵，当然他们的接口自然是所谓的韩国暴乱。海军为了防备万一可能与美国的冲突，也开始减速准备，所有舰艇的建造速度都以战争状态下为标准展开。
日本人的理由也有一定的道理，从27年2月开始，已经整训完毕的两个朝鲜预备役师开始抽调精锐的人员渗透如韩国国内，对半岛实行武装侦察，当然也是企图制造事端。3月份，国民军海军的大规模首次驶入渤海，万分好奇的美国舰队的舰载侦察机不顾同盟战斗机的驱逐，一番努力下终于获得了同盟新式战列舰的资料。与此同时，日本海军也开始了对同盟海军舰队的侦察，4月份，同盟海军不慎“走火”，导致了日军的一架侦察机坠毁。日本人发现，不论它们怎么隐蔽，它们总是在离舰队很远的范围内就会受到同盟海军战斗机的驱逐，就像一道墙一样，同盟的舰队显得那么难以接近。
美国人此时大概没有注意到，倘若我不是顾念两国关系，他的飞机是不可能近距离观察到同盟的舰队的。但是即使这样的为数很少的资料也很快在世界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海军专家们一直认为，所谓的“新型战列舰”世界上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大型航空母舰”。于是，国人又纷纷询问，“航空母舰到底为何物？”众多的报纸于是不厌其烦的开始报道解释所谓的航空母舰，大概在中国的就是好的思维下，那些在国外不受欢迎的本来只在军事课堂上出现的军事理论开始第一次如此广泛的进入日常的谈话领域。
随着日本政坛的变化，东方越来越严重的火药味全世界的媒体都闻到了。我一边宣扬这自己的“和平姿态”，向世界渲染日本对中国的“蛮横干涉”，博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另一方面在外交上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成果。我利用参加华盛顿海军军备会议的机会，利用日本的强硬态度进一步获取英、美的支持，正在准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也发表声明对中国表示支持，因为在去年的北京会谈中，对南方政府的补偿基本上是同盟支付的，再加上两国长久的合作关系，俄国的态度可以预料。
在国内，我为了防止国内军阀拖我的后腿，我利用直系拖住皖系，又利用南方拖住直系，唯一的目的就是防止直皖的任何一方成为我的威胁。与此同时，在我的要求下，民国党人为骨干的联邦党人开始加紧活动，越来越多的省份对民主联邦建国的统一方案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华盛顿的会谈越来越僵持，虽然我已经公开表示我建造的是航空母舰不是战列舰，但是日本人却坚持认为是新式战列舰，他们还是想登舰考察，但是我显然不会答应。美英双方都向日本施加压力，希望日本能够妥协，但是强硬的日本政府拒绝妥协，田中认为这是美英对日本的蓄意打压，倘若日本妥协的化，那么只会使日本处于更加不力的地位。
八月份是令人快乐的，军方的报告表明我的部队在去年长城战争一年来已经快速的成熟起来，在六月份的时候，海军航母战斗群甚至曾经进入东中国海。在这个月，我秘密的下达了局部动员令，五个预备役师转入现役，国民军陆军的常备规模超过了30万。与此同时，所有的预备役人员接到了“预备动员令”，这个命令表示，他们在未来的三个月到六个月内可能被征召入伍。
与此相关的，自从田中内阁上台以来，民国时报就开始不厌其烦提出日本累累的侵略史，开始煽动对对日本的愁恨。这个时候，什么巨额赔款，什么旅顺大屠杀，统统的都被翻了出来。民国时报长久以来就一直是同盟乃至全国的舆论方向标，随着全国舆论跟着我的指挥起舞，整个中国的愁日情绪越来越严重。在华盛顿的军备会场外，甚至有中国留学生打着的“中国有权利制造战列舰”的标语对日本要求限制中国建造战列舰的“无礼”要求表示抗议。
八月初，民国时报刊登了署名铁血社444号提供的独家内幕消息，批露了日本田中政府在五六月间召开的所谓“东方会议”确定的“大陆政策”。“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句被认为是向日本天皇提交的奏则中的原话，经过民国时报的一番诠释，被理解为日本正在准备对同盟的战争。我私下里认为，田中的本意大概是说，同盟意欲在民主和联邦的基础上完全统一中国的政策已经严重的威胁了日本帝国的生存，因为中国的统一就意味着日本失去了帝国赖以生存大陆，因此倘若要维持日本帝国的生存，甚至是完成日本征服世界的宏愿，与同盟的战争就将不可避免。他或许认为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双方不可能又妥协的余地。
18日，我在视察完了已经动员完毕的两个师朝鲜预备役部队后回到了沈阳。这两个师自1924年先后组建以来就一直坚持以常备军的要求进行训练，同盟预备役人员按照不同级别，每年的训练从一个月到三个月不等，但是这两个师平均的训练时间都在半年以上，日本人似乎知道这支部队的存在，不过具体情况它们也不了了知。据说，吉林东南的朝鲜族聚居区曾经发生过数起被认为是“叛国”的事件，当然叛的是韩国，当事人好像都被秘密处决了。
第一百零九章 中日战争
受到一路考察形势的鼓舞，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发出通知，我将在18晚亲自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商讨军略大事”。在此前的一年，军方围绕是先入关还是先解除可能的后顾之忧问题一直在不停的内部争论。少壮派军官以郭松龄为首，他们主张首先解除后顾之忧，他们认为利用韩国、日本的海陆分割，快速的打击日本的韩国驻军是完全可能的，解除后顾之忧，再入关逼迫各路诸侯接受民主联邦建国的建议方为上策。但是一部分老成的军官认为，和日本开战应该慎重，毕竟对手是一个已经强大了三十多年的强国。不过，由于大批年轻军官进入军队高级指挥层，南下的意见似乎一直站到了上风，这就是军方基本站在我这边同意从直隶撤军的原因。
参谋长联席会议是不经常召开的，往常召开我也是很少参加。今次我亲自要求召开会议，显然军方高层知道我要在军事战略问题上拍板了。会议室是在离总督府不远处的房屋总署地下室里，这帮子人甚至想到了敌人攻到沈阳时他们的战备问题。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庄蕴宽、张作相、郭松龄、丁锦、李鼎新，还有海军巡洋舰队司令蒋拯。
我们这一批人也算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聚在一起了，各人见面难免进行寒暄一番。随即，在我的要求下，副官开始全面介绍同盟和各方的军事力量以及东方的军事形势。根据多年收集的情报，关内各方的正规军总数多年来保持在130万以上，俄国在东方的兵力有十万多人，日本的陆军总兵力一直保持在30多万人，同盟的陆军在两次动员后总兵力已经18个师30余万人。此外，同盟还有国民警卫队11个师又两个独立骑兵团。此外，同盟还有可以用于地面作战9000人的空降兵、16000余人的海军陆战队，还控制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师两个旅2。5万人。
至于空军，东方能够起作用的空军部队只有同盟和日本的空军，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部队，空战力量分别配属于陆军和海军，到现在为止估计拥有各式飞机超过850架。日本的飞机大部分“技术落后，且是进口国外产品，因此后勤保障程度不高、成本高昂，一旦损失无法迅速补充，因此不能进行持久战。”而同盟的空中力量则主要配属于独立的空军部队，经过多年的努力，空军已经完成了军备计划，拥有各式飞机作战飞机近1100架，此外空军还拥有各式的运输机350余架。海军的空中力量主要为航母舰载机，其总数也达到了近370架。
情况很快清楚了，我并善于记住这么多的数字，但是如果有人整理出来，我还是能够记住一会的。我的观点可以说毕少壮派们的还要激进，我在考虑了和日本军队的全面力量对比后，我想参谋长联席会议推出了在有利的地点和时间同日军展开主力决战的战略。我试图从国际战略的角度说服这些军人们，我想他们解释，如果日本不被彻底击败，那么当中国重新统一后，它必将会成为列强压制中国的力量。日本战略地位重要，是整个东方的海上屏障，又是进攻东方大陆的跳板，因此中国的战略应该着眼于控制岛链。
我通过向他们分析了中日的火力对比，试图说服他们中国可以在主力决战中取得胜利。对于“力量悬殊”的海军问题，我让李鼎新和蒋拯不情愿的作了可以进行主力会战的表态。不过在这些通常以总吨位来计算海军力量的人看来，虽然不能说没有一点自觉，但是要让他们信誓坦坦还是颇有些为难他们了。日本海军的主力舰队此时已经拥有了10艘战列舰、6艘重巡洋舰、17艘轻巡洋舰、30艘驱逐舰、2艘航空母舰、10艘潜艇，总吨位超过54万吨。而同盟拥有三艘航空母舰、八艘巡洋舰、十五艘驱逐舰、十二艘护卫舰、二十二艘潜艇，总吨位只有不足24万吨。
日本人在火炮上占据绝对的优势，但是同盟在舰载机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日本所有的舰载机数量也只有同盟一个联队的80％。此外，同盟潜艇作战能力优势也十分明显，日本的潜艇本来是用来对付美军，日本人十分重视潜艇的侦察能力，相应的潜艇的对舰攻击能力就显得逊色不少，甚至还不如德国在一战中最优秀的潜艇。日本人的技术瓶颈不是短期内能够突破的，日本现在的潜艇技术就是源自德国，不过双方的合作最后被我千方百计的破坏掉了。日本之所以急着造出十艘潜艇就是受了同盟潜艇力量壮大的刺激，同盟的潜艇被认为唯一可以对日本海军构成威胁的海军部队。
当晚的会议一直到19日凌晨才结束，我苦口婆心的劝说各方，虽然最后几乎所有的人对海军是否有能力与日本联合舰队决战表示怀疑，但是通过将日军主力吸引到北韩，然后进行战略决战的计划获得各方的肯定，这是最有利同盟的地点，却也是最不利于日本的地点。日本的工业资源除了来自中国外，另一个可靠的来源就是北部韩国，特别是清川江两岸到鸭绿江之间的山地丘陵，这里有着朝鲜最大的铁矿。只要国民军突然进攻北韩，日军肯定能够被吸引到国民军预设的战场。
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收到电报，在图们江沿岸，日军追击跨界攻击日军的韩国武装人员进入同盟境内，同同盟国民警卫队第16师，发生武装冲突，到目前为止，战斗仍在进行。对方是日军第10师团。这就是后来被大肆渲染的日军挑起战争的八一九事件，既然决定了，那就不会在犹豫，我当即决定延长此次会议，一阵讨论后，决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张作相签署命令，要求已经前沿部署的驻扎在瓦房店一带第27机械化师、驻扎在庄河县的第6师于19日清晨向日本控制的旅大租借地发动进攻。
19日清晨，慌乱中的日本关东军首先遭受了总兵力有28000人的第27机械步兵师的突然袭击，关东军此时由日军第12师团轮值。该师团已经长期驻扎在旅大地区，本来应该换防回国，但是由于中日关系的紧张，该师驻扎期限延长了。关东军没有同机械化部队作战的经验，大部分人从没有见过大规模的使用装甲车辆的情形，因此在第27机械化师的冲击下，他们根本没能组织起大规模的有效抵抗。19日黄昏，徒步机动的第6师也投入战斗，但是他们的任务已经基本上限制于打扫战场了。
19日的战斗只能说是小儿科，到了20日傍晚；日军第12师团被基本基本歼灭，驻扎在旅顺、大连的日本的一支舰队无法忍受27师猛烈的远程炮火，被迫于20日撤离租借地。19日当天，胡适主持由我亲自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公布了日军已经向同盟不宣而战的消息。本来只是很平常的一起边境冲突被我精心描绘成了日本人向同盟发动的突然的全面袭击。我首先再次重申了所谓的田中奏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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