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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张一弓《远去的驿站》》
1。小布尔乔亚的暴动
我的记忆是一个奇迹。我能清楚地记得，父亲是怎样把母亲娶回来的。 不管别人怎样表示不可理喻的惊讶，我仍旧记得，那时我挤在胡同口的人群里，好像是骑 在一头石狮子的大脑袋上，望见一辆披红挂绿的“西洋马车”迸裂着爆竹的脆响和五彩的纸 屑驶进了巷口。父亲身穿深色西装，胸前插着一朵火红的玫瑰，与披戴着雪白婚纱的母亲并 肩坐在“西洋马车”上。紧随其后的另一辆“西洋马车”却残破可怜，像一只走样变形、皱 皱巴巴的摇篮。迎亲和送亲的青年男女过分拥挤地坐在这个大摇篮里，上下颠簸、左摇右晃 ，笑声和尖叫如五光十色的浪花四处飞溅，乒乓作响地跌落在凸凹不平的黄土路上。街上的 行人都向马车扭动着脖子驻足观看。春天的阳光温柔明媚地挂在母亲的眼睫毛上，父亲的眼 镜也在两个黑圆圈里闪闪发光。当彩色纸屑像风涌而来的蝴蝶翩跹飞舞的时候，我的记忆里 闪现出一个不祥的念头，觉得那是风中飘零的落叶拍打在母亲的脸上。我从父亲鼻梁上看到 了不合时宜的高傲，紧抿的嘴角深深地凹陷出两个小坑，好像从战场上得胜归来的勇士，从 一个部落酋长的帐篷里俘获了一个尊贵的新娘。马车飞驰而去。我甚至记住了马车夫高高在 上的背影，那是一个绣上了金黄色“双喜”字样的红缎坎肩，鞭梢上炸开了火红的鞭花。母 亲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开封，马车行已经开始了出租“西洋马车”的业务。在古都开封 的知识阶层，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拒绝花轿和响器班的“先锋派”新娘。 我记不起“西洋马车”驶向了哪个院落。彩色纸屑随风飘逝以后，行人各自散去，只剩下我 坐在石狮子的大脑袋上独自发呆。正在叫卖烤白薯的老人、吆喝“糖粘山里红”的小贩、争 吃烤白薯皮的野狗和叮着山里红不放的苍蝇都没有发现我的存在。一个算命瞎子肩挎放着竹 签卦筒的布袋，一手敲小锣、一手执竹竿敲打着路面走来。小锣“”的一响，我就化成了 一缕青烟，随着天上的鸽哨飞去，融入天边的白云。 父亲是从H大学文学院三年级女生宿舍里把母亲娶走的。母亲出身于古为杞国的一个富有的 知识家族，热心于平民教育以结束平民的蒙昧以解脱平民的疾苦以最终实现世界的大同，因 而担任了平民夜校的义务教师。父亲却是来自白河岸边古为楚邑的一个侍弄桑树、捏制桑杈 的农民的儿子，且有过闹学潮反对军阀而被信阳省立第三师范开除过一次的记录，后来 又跑到开封，考上了省立第一师范音乐系，却又痴迷地爱上了“普罗文学”（注： 普罗是英 文 proletrin— 无产者一词的头两个音阶，普罗文学即无产者文学，这是二三十年代 知识阶层的习惯用语。）而告别了音乐，又在省教育厅平民教育委员会谋得了一个小 职员的 差事，其动机却与平民的解放毫无关系，只是因为他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梦需要一点儿现实主 义的薪水来供养，让他可以用便宜一点的烧饼夹油馍圈儿和奢侈一点的羊肉汤泡锅盔为产生 灵感提供足够的热量。 母亲和父亲是在平民夜校里认识的，接着就一起走进了一个“文学沙龙”。这个沙龙由于没 有巴黎贵夫人提供的客厅和咖啡，只好在鲁智深倒拔过垂杨柳的相国寺内茶馆，或是赵匡胤 坐问朝政的龙亭公园，或是包青天铡了陈世美的“包府坑”岸边聚会。参加聚会的有当时的 足球明星、后来的著名诗人苏金伞和三十年以后写了《惠泉吃茶记》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又写了《李自成》而受到毛泽东特别保护的著名小说家姚雪垠。而且我知道，父亲自从二十 岁那年在刘半农主编的《世界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葬子》以后，母亲就成了父亲 最热心的读者，还是“沙龙”聚会时嗑瓜子儿、吃油炸兰花豆和五香花生仁儿的赞助人。当 父亲啃着高粱面窝头就着芥菜疙瘩在文学殿堂里梦游的时候，母亲会请他去鼓楼街的饭馆吃 一回涮羊肉，在涮了羊肉的肥汤里再下四两杂面条，为他日后发表的十多篇小说提供了差强 人意的营养。父亲却总是梦见饥渴。他写过一篇《瓜农》，一个种瓜老汉要卖瓜还债，舍不 得让帮他拉车卖瓜的小儿子吃一口西瓜。在卖瓜回来的路上，儿子因口渴中暑，猝死在烈日 炎炎的荒野上。母亲为卖瓜少年流下的眼泪湿透了两块手帕之后，他们就决定结婚了。 姥爷是一位激进派绅士，当了省议会议员之后，又成了省城的著名律师。他决不反对儿女恋 爱自由、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但也决不放弃对儿女的婚姻选择作出最后仲裁的权力。 他可以对劳苦大众的疾苦表现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悲悯，甚至在家乡杞地支持过农民暴动。但 他绝对没有想过可以让女儿带回来一个出身寒微、“没有大家风范和高等学养”的女婿。母 亲不无惶恐地向父亲大人呈上了未来女婿的一大摞小说，姥爷只瞥了一眼，就吝啬地收回了 眼神，说：“雕虫小技！”躲在门外恭候岳父大人召见而终于吃了闭门羹的父亲被深深地 激 怒了。他愤而离开了那座铁灰色雷打不动的门楼。接着，我姥爷就在他的书报箱里取出了一 封信： 尊敬的岳父大人： 我的确是一个农夫的儿子。我的生命只属于一块小小的桑园、一道低矮的篱笆墙、一棵老树 和一座漏雨的老屋。但我毕竟拥有过一块小小的黄土地，不管它翻滚着绿色的波涛或是只收 获带刺儿的蒺藜，不管它吹响了遍地金黄的喇叭花或是燃烧着灼人的红罂粟，不管绅士的眼 睛向它轻蔑地斜视或是表现着高贵的悲悯，它都属于我的生命，是我人生的出发地。 然而我又是如此幸运而富有。我还有一个爬满青藤的小草庵呢，藤蔓上挂满了祖先的故事和 远古的传说。几只喝足了露水的蝈蝈儿正在星光下拉弦儿歌唱，那是我幼年的音乐，伴着我 纯洁无瑕的梦境。梦境里没有腐儒的气味和银元与铜板咬架的声音。月光下的露珠儿与牵牛 花彼此友爱地活着。它们无求于律师，清风不会向明月提出诉讼。 老人家，您看到过壮硕的公狼吗？正是它蹲在旷野上对月长嗥，把我从老母亲的怀抱里蓦然 惊醒，唤起我生命中所有的蛮力和野性。我便从那里走向文明，而且遇到了您的女儿，开始 了我们的跋涉，去寻找属于我们的青草地和小星星。 当我们走完了十万里路，身心俱疲，白发如霜，生命的冬天 伴着大雪降临，我会为她裹紧了老羊皮袄，把一个属于杞国的女 儿带到一块属于楚地的小桑园里。那里有一块净土，一年一绿的桑叶理应覆盖两个渴望自由 的灵魂。 老人家，我们没有指望得到您的祝福，只是愉快地对您说一声：我们已经上路，不指望一路 顺风。 一个快活的小布尔乔亚 （注：布尔乔亚是英文 bourgeoisie —— 资产阶级一词的音译，小布尔乔亚即小 资产阶级，亦是二三十年代知识阶层的习惯用语。） 据说，姥爷倒是很欣赏这个“小布尔乔亚”的来信，姥爷说：“看不到猥琐之气，倒是有楚 人狂歌号呼之风哩！”姥爷只是讨厌那只“壮硕的公狼”，挑剔说：“为啥是‘狼号’而不 是‘虎啸’呢？可见他的‘蛮力’和‘野性’也有所不足，且看他如何寻找他的青草地和小 星星？” 接着，姥爷就在当日报纸上看到了我的父亲和他的女儿“敬告诸亲友”的“结婚启事”。同 一张报纸上还发表了这对新人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论古典小说中三个叛逆的女性》，一 个是崔莺莺、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潘金莲。我看见过姥爷收藏的这张报纸，色泽已经发黄 ，折叠的地方磨出了裂口，在前两个叛逆者身边有朱笔留下的圈圈点点，后一个叛逆者的头 上赫然写着：“放屁！” 又据说，“西洋马车”把母亲拉到一间廉价租赁的新房以前，曾按照一位“愤怒派”诗人规 划的路线图，在古城街道上示威般地穿梭游行。赤兔马的后代到“草市街”吃了草料，驾车 从“马道街”飞驰而出，马辔头上的铃铛在“铃铛胡同”里叮当作响，但在“辘轳弯儿胡同 ”拐了三道弯儿以后，车轱辘就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又临时更改路线，到“油坊胡同”给滚 烫的车轴膏油，再从“耳朵眼儿胡同”里钻出来，去“花井街”喝了喜茶，到“财神庙街” 宣读了《讨财神佬儿》的檄文，又到“文庙街”宣布了“普罗文学”的神圣主张，而且没有 忘记去“磨盘街”放慢马蹄遛圈儿，在马蹄踏过的坑坑洼洼里搜寻了缪斯的脚印。 这一切，都由坐在副驾驶席上的“愤怒派”诗人充任指挥。一路上，诗人怀抱竹筐，大把大 把地抛起彩色纸屑，如将号召起义的彩色信号弹射向古都的天空。然后，“西洋马车”来到 我姥爷门前。他示意车夫停车，车夫喊了一声“喔吁！”诗人就用竹竿高高挑起了一挂震耳 欲聋的火鞭，让爆竹的纸屑在姥爷的门楼上迸飞出五彩的雪花，用硫磺和芒硝的气味薰开了 一道门缝。从门缝里伸出来的脑袋却属于一位看门老人。诗人不失时机地从路边一个卖仁丹 的瘦子手中夺过来一把招徕买主的歪脖子铜号，对准门楼吹出了老牛和毛驴儿的叫声。从此 ，这位诗人就有了“大喇叭”的诨号。大喇叭吹出的声音与“西洋马车”里溢出的哄笑和尖 利的口哨闪着刺目的亮光，击中了姥爷门楼上的兽头和瓦松。看门老人捂着耳朵，惊诧地望 见了我的披着婚纱的母亲，急忙跳出门槛，拱手说道：“恭喜二小姐！”母亲却用婚纱遮着 涨红的脸庞，慌忙挥手说：“快去关住大门，别叫气坏了俺爹！”父亲照旧挺着高傲的鼻子 稳坐不动。当“西洋马车”疾驶而去的时候，赤兔马的后代在姥爷宅第门前留下了一大堆热 气腾腾的马粪，招来了一群快活的大苍蝇。坐在副驾驶席上的“大喇叭”仰天大笑，“哈哈 ，我有了一首绝佳的新诗，题目是《小布尔乔亚的暴动》！” 父亲刚回到廉价租住的新房就急忙脱了西装，“大喇叭”还要立刻穿上这身西装，打上同一 条领带，还要戴上那一朵蔫蔫巴巴的玫瑰花另有用场。从旧衣店买来的廉价西装是父亲和“ 沙龙”里另外三个才子轮流使用的礼服。如果一个人拿了人家的东西，警犬起码会咬出四个 人来算账。幸而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谁要穿上这身礼服，如果不是出席比较高雅的聚会 ，就是要去约会一位新潮的姑娘。 发生了“小布尔乔亚的暴动”以后，父亲就毅然辞去了教育厅的差事，考上了北平燕京大学 国学研究所，成了中国文学研究生，师从著名教授郭绍虞先生，从此由“雕虫”变成了前“ 沙龙”成员嗤之以鼻的“书蠹虫”。有人说父亲争强好胜，冲天一怒，成就了日后的“学者 风范”；有人说父亲骨子里深藏着出身寒微的自卑，他与“沙龙”告别，仅仅是为了挤进一 个名门望族的大门；有人说我姥爷深谋远虑、爱婿心切，就用“激将法”让他在乱世中走上 一条少生是非的治学道路；有人说这是一次失败的“暴动”，父亲从此断绝了小职员的财路 ，母亲也失去了家族的支援，不得不离开只差一年就可以修业期满的H大学，去一家“洋 纱厂”的子弟小学当了教员。次年又有了我的大哥。一份菲薄的薪水撑着一只坐了三个“小 布尔乔亚”的破船，左摇右晃，风雨兼程，去寻找十分遥远的青草地和小星星。 性格倔犟的父亲一提起郭绍虞教授，就会低下高傲的鼻子，嗓音也在温婉而轻柔地发颤。他 说绍虞先生让他由诗史研究入手，进窥中国文学的堂奥，还让他看到一个胸怀宽广的学者怎 样帮助他的弟子，多次不露形迹地为他化解了衣食之忧，比如，允许他在校外研究并推荐他 担任了岭南大学的讲师，使他有可能让我母亲源源不断地向我姥爷呈送他在燕大学报、岭南 学报和《文学月报》上发表的十多篇学术论文。有一篇《清商曲词研究》，还让他拿到了一 笔奖金，解决了三四个月的吃饭问题。出乎姥爷意外的是，父亲又集“雕虫小技”之大成， 出版了他的小说集，题名《名号的安慰》，收入了他本已忘在脑后的十多篇小说。郭绍虞先 生惠然作序，并由顾颉刚先生题写书名。母亲特意向我姥爷呈上了《名号的安慰》。于是有 人说，这是一个“雕虫”把两位学者推在前头如狐狸跟在老虎后边的示威。小说集的题名分 明是以岳父大人奉送给他的“雕虫”的“名号”感到莫大的“安慰”呀！但是，在书斋里泡 了几年的父亲开始学 会了惶恐，慌忙分辩说，那哪儿能呀？那是绍虞先生看见我每天钻到图书馆里啃烧饼，就用 此法送给我一笔稿费，又让我啃了几个月的烧饼。 父亲在燕大修业期满，却没有回到开封谋职。好像我姥爷不给“雕虫”平反昭雪，他就不跟 岳父大人见面。不管他远在广州的岭南大学担任讲师，或是近在河南的安阳、淮阳高中执教 ，都只在放假期间回来数日，或是接走了母亲在外地度假。他就是回到了开封，到了农历正 月初五，也不去给我姥爷拜寿。但他十分怀念开封的“沙龙”，自从“沙龙”里的“小布尔 乔亚”们有的坐监、有的颓废、有的为了养家口而形容憔悴、有的跑到乡下造反而下落不 明以后，父亲的鼻子老是在开封闻到“腐儒”的气味，他说那是一种介乎于北平臭豆腐和广 州咸带鱼之间的气味。仅仅由于母亲在开封，后来又有了我的哥哥、姐姐，再后来又多了一 个我，父亲才强迫自己在假日回来忍受这种气味的薰烤。 “七？七”事变以后，战火迫近开封，父亲才为了保护他的小巢而回到开封教书。那时候， 他在学术界产生了一点影响的新著《中国文学史新编》已经由开明书局一版、再版而三版。 后来，西南联大国文系又将此书列入必读书目。在一个没有臭豆腐和咸带鱼气息的小茶馆里 ，父亲碰见一位面容清癯的长者。长者瞥了他一眼，说：“你是张聪先生？”父亲躬身说： “老先生有何见教？”长者说：“请问，你的《中国文学史新编》何以为新？”父亲为长者 斟了一杯清茶，说：“拙作旨在摆脱‘名胜一览’、‘名作指南’的模式，不唯对历代文学 作者的个人经历作出精细的探讨，对产生文学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环境，亦作出真切的认识。 以历史的精神、批评的眼光……”他伸出三个指头，“做到三个‘To’罢了。”长者问道： “何谓三个‘To’？”父亲用手指蘸着茶水，写了三个以 “To”为首的英文词组，说：“To interpret——说明、To verify——证明 、To judge— —鉴定。”长者说：“你小子何时学会英文了？”父亲说：“不过是 little bit—— 一点点而已。但是请问老先生，何以称鄙人为‘你小子’？”长者说：“你娶了我的二妮儿 ，怎么不是我小子！”父亲肃然起立，深深鞠了一躬，叫了一声：“爹！”翁婿潸然泪下而 从此相认。姥爷说：“小张聪，你好大的脾气啊！”父亲说：“爹，我不过是按照孙中山先 生的教导，希望‘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我姥爷说：“文不对题了！你是哪个民族？我 是哪个民族？你张口就是三个‘To’，再看看你这身打扮，倒像是个假洋鬼子！”父亲说： “燕京大学和岭南大学都是洋人办的教会大学，我怎能不学三个‘To’！穿衣服也只好入校 随俗了。爹，听说您老人家已经喝惯了牛奶，那是荷兰奶牛产的洋牛奶哩！” 刚刚相认的翁婿俩眼看又要吵起来，忽地响起了警报。父亲急忙搀着我姥爷上了黄包车，姥 爷说了一声：“且慢！”又指着我父亲的鼻子说：“你那本《先民浩气诗选注》还是差强人 意的，把屈原的《国殇》、陆游的《示儿》、秋瑾女士的《感愤》都收入了，虽说杂了些， 但是，”姥爷指着天上的“警报”，“天上说不定会掉下来三个‘To’，说明、证明、吁嗟 乎鉴定，这本诗集选的是时候！”父亲说：“爹，我跟二妮去看您。”姥爷说：“暂缓吧， 躲炸弹第一！”
2。八哥儿的预言
我的记忆也有一个极大的缺憾，就是我对自己出生的时间和地点竟然毫无印象。当我经历了 童年的飘泊，又在十一岁那年回到开封的时候，母亲领我到一条名叫“三圣庙后”的老街， 指着一个破败的门楼和一座老屋的后墙，说：“斑儿，你就出生在这里。” 在坑坑洼洼的老屋后墙上，我看见了铁青色的房坡。残缺的瓦片如钝刀刮过的鱼鳞，瓦棱里 长满了苍老的瓦松，使人想起远古时代的黑松林。靠近屋檐，我看见一个小小的窗口。这个 世界给我的第一缕阳光就是通过这个窗口吝啬地照在我的脸上。母亲却在这个窗口下为我的 分娩受尽痛苦。母亲说，我不那么情愿来到世上，整整折腾了一夜，当窗口露出了血红的曙 光，不得不动用剪刀，老屋里才传出了我的第一声啼哭。“你生下来就有八斤三两重！”母 亲曾多次夸耀我带到人间的一个记录，接着是一声叹息，“如果听了产科大夫的话，那就不 会有你了！”当我长大成人，遇到活得十分脆弱的时候，就会想起我的生命本来就是一个未 被认可的偶然性，但我紧接着就会想起母亲为我承受的痛苦，就会感到母亲是将一个八斤三 两重的生命托付在我的手中，努力活着就成了我的使命。 我想看看那座慷慨地接纳了我的老屋，推开了一扇油漆斑驳的大门，却有一只肥硕的黑狗霍 地蹿出来大声吠叫。那一天下着小雨，我和母亲应对着黑狗的进攻且战且退，雨伞在老墙上 撞出了“砰砰”的巨响，身上溅满了路沟里的污泥，心中充斥着我并不属于这个古城的悲伤 。我知道，父母曾向十多家房东缴纳房租，我们只是在这座古都的胡同里钻来钻去的房客。 到了姥爷承认了父亲的合法性以后，我的头顶才出现了一片绿阴。绿阴覆盖着小巷深处的一 座小院。小巷的名字叫西小阁。树叶在小院里摇曳，把摇碎了的阳光洒在我最初的记忆上。 我所以说它是“最初的记忆”，是因为不管我对“西洋马车”的记忆多么清晰如画、多么栩 栩如生，母亲却坚持说我是把他人的传说幻化成了自己的记忆。母亲认可了绿阴，说那是一 棵老槐树的绿阴。于是，我又看到了满树洁白的槐花，闻到了人世间给我的第一缕沁人心脾 的清香。还有我的老干娘，她是我的保姆。捻线陀螺在她手下滴溜溜地打转。邻家的小脚女 人们却跑来参观她的更为精致的小脚。她就脱了三角形小鞋，把包得像粽子一样的小脚翘起 来，左右扭动着展览给人看。邻家的女人都惊讶地瞪圆了眼睛，嘴巴一张一合，但我想不起 她们发出的声音，“西小阁”给我的最初的记忆是一部动作夸张的无声电影。 我捕捉到的第一个声音是一只八哥儿的叫声。八哥儿有一身漆黑油亮的羽毛，卧在邻家屋檐 下的一个笼子里懒洋洋地打盹儿。有人从鸟笼下经过时，八哥儿才会扭动着脑袋振作起来， 用沙哑的声音打着招呼：“喂，吃了没有？”不等人家回话，它就发出沙哑的笑声自顾自地 回答：“哈哈，吃啦，吃啦！”每当父母亲去学校上课，刚刚走出小院，八哥儿就会高昂起 脑袋发号施令：“老蔡，刘响，出车，出车！” 老蔡或刘响就会从一个昏黑的门洞里跑出来。他俩都是黄包车夫。开封人把黄包车叫“洋车 ”。他俩的“洋车”并肩停靠在一棵小树的绿阴下，车斗、车把和铜制的车灯都擦得锃亮， 像一对体面的双胞胎。老蔡和刘响却大不一样。老蔡又黑又瘦，时常穿一条紫花短裤，光着 脊梁拉车，气喘吁吁地跑着，用耷拉在肩上的一条乌黑的毛巾擦汗。刘响年轻，快活而健壮 ，剃光的脑袋如同一个发育良好的大葫芦闪动着耀眼的青光。他喜爱赤膊穿一件白坎肩，敞 着怀，黑色的长裤扎起过于宽大的裤腿，拉起车一溜小跑，裤腿像灯笼一样鼓胀起来。他不 时捏一捏车把上的橡皮气球，一个亮闪闪的铜喇叭就会“呜哇呜哇”地叫唤起来。 刘响与别的车夫的最大不同是喜欢唱歌，会用开封小胡同里流行的《旱船调》唱一支内容特 别的歌。我跟母亲坐在车上，听他边跑边唱：“bcdefg呀，hijklmnop，qrstuv呀，咚不隆 咚呛，w、x，还有yz呀！”母亲一边听、一边笑。他一边跑，一边扭过头来问：“孟老师， 我唱的咋样？”母亲说：“唱的好，你不该中断了学业，真是太可惜了！”刘响说：“要是 俺爹能多活几年，能供我多上几年学，说不定我就唱着这歌儿，带上俺娘和八哥儿，去伦敦 拉洋车了。伦敦不吃窝头，吃面包。” 我不知道刘响唱的是他自编的“英文字母”歌，却知道他确实没有吃上面包，他吃的是黑窝 窝，还要喝胡辣汤。每天一早，他把装着窝窝的干粮兜挂在车把上，拉车向胡同口走去时， 八哥儿就会拍打着翅膀叫起来：“胡辣汤，胡辣汤！”卖胡辣汤的矮胖子就在胡同口应声说 ：“别叫了，我给你哥盛上了！” 刘响很注意八哥儿的营养，常常把煮熟的蛋黄捣碎，拌在鸟食罐里喂八哥儿。晚上，他还要 攥着手电，钻到后院荒草棵里捉蚂蚱，他说八哥儿吃了这“活肉”才活得欢势。老蔡责怪说 ：“你把八哥儿娇惯成啥了，它是你媳妇？”刘响说：“跟媳妇差不了多少，天天拉车回来 ，只有它还能陪着我说说话儿。” 一个下雨天，刘响没有出车。我见他手托鸟笼，教八哥儿说“古德毛宁”，一遍遍不厌其烦 地纠正八哥儿的发音，整整折腾了半天。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古德毛宁”原来是“Good m orning”。当八哥儿终能以英国绅士派头向大家颔首问候早安的时候，刘响又拍着我的脑瓜 说：“要是我一时去不了伦敦，等你爸送你出国留洋时，你就把这只八哥儿带上，也叫它戴 戴博士帽。” 八哥儿却辜负了刘响的教诲。一天他拉车回来，八哥儿照旧地欢腾雀跃之后，又伸长脖子叫 道：“刘响，八格牙鲁！”刘响一呆一愣地望着八哥儿，“你小子说啥？”八哥儿又拍着翅 膀炫耀它的第二外语：“八格牙鲁，八格牙鲁，哈哈！”刘响咬牙切齿地骂道：“小日本儿 还没打过来，你小子就他妈的准备当汉奸了？看我宰了你！”老蔡说：“你对它发啥邪火？ 它又不是东洋鸟，没人教唆它，它咋会用东洋话骂人？”刘响掂起一个破铜盆，一边敲，一 边喊叫：“街坊邻里们听着，谁想叫‘八格牙鲁’，就找小日本儿‘八格牙鲁’去，别在咱 自家门口‘八格牙鲁’。我喂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鸟，别弄脏了鸟口！”老蔡说：“这地地 道道的中国鸟，你咋教它说啥‘古德毛宁’？”刘响分辩说：“那是叫它学西洋人向咱中国 人请安，你懂不懂？” 我不知道刘响怎样惩治了八哥儿。那天晚上，我听见他恶声恶气地在门道里大骂八哥儿是“ 小贱人”、“汉奸坯子”。八哥儿扑棱着翅膀尖叫着向他求饶。次日一早，刘响对八哥儿说 ：“漱漱你的臭嘴！”八哥儿服服帖帖地把尖嘴壳探到小水罐里，一次次地饮水，却拒不漱 口，又一次次地一仰脖子，把水咽了。刘响又斥责八哥儿：“你要不把脏话给我屙出来，你 就不是中国的好鸟！” 一整天，八哥儿都缩在笼子里，为它的国籍问题发呆。 我想起了“宝塔糖”。我是吃了“宝塔糖”，才把肚子里的蛔虫打下来的，就对八哥儿说： “你要吃‘宝塔糖’。”八哥儿伸了伸脖子，说：“吃啦吃啦，哈哈！” 我记得，就是从八哥儿嘴里吐出了东洋话之后，世上才出了乱子。 干娘却说，是那只小母鸡领头闹事。 干娘家在北郊乡下。她说把剩饭倒掉可惜了，就捧着一个纸盒，从乡下带回来两只小鸡。那 是两个毛茸茸的小圆球，“啾儿啾儿”地叫着，在院子里滚来滚去。剩饭把小鸡养大，干娘 认出一只是公鸡，又说城里有闹钟，用不着公鸡打鸣儿，就把小公鸡杀了，做了“辣子鸡” 。我记得干娘用切菜刀割断了小公鸡的喉管，艳红的血就冒着热气汩汩地流出来。小公鸡蹬 着腿，扑棱着带血的翅膀。那是我第一次目睹一个小生灵的死亡。吃午饭时，不管干娘怎样 哄我，我只是哭着摇头，紧闭着嘴。干娘满面忧愁地对我母亲说：“这孩子心软，长大了一 准受人欺负！” 小母鸡也在为它失去了惟一的伙伴而悲伤。傍晚，是它进窝的时候，它却在鸡窝旁徘徊不前 。干娘抓住它，把它塞进鸡窝。小母鸡睹物思亲，又扑棱着翅膀从鸡窝里钻出来。干娘满院 子撵它，它就“嘎嘎”地尖叫着，跟干娘兜圈子。干娘扑上去，扑空了；再扑上去，又扑空 了，满院子飞扬着洁白的羽毛如晶莹透亮的雪花。干娘终于把小母鸡挤到了墙角，小母鸡又 挣脱出来，拍打着翅膀飞上了树枝，颤悠悠地站在高高的树枝上尖声啼叫。我听懂了小母鸡 的叫声，叫声凄切而响亮：“哥哥呀，哥哥！” 我对父亲的记忆总是在这里再次浮现出来。他站在堂屋台阶上，仰望着树上的母鸡，眼镜也 随着母鸡的啼叫一闪一亮。“不要抓它了！”父亲说，“鸡的祖先本来就是住在树上的，经 过人类驯化才变成了家禽。叫它在树上呆着吧，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啥？不怕黄鼠狼把它拉吃了！”干娘说。 “对于鸡，”父亲说，“人吃了它，与黄鼠狼吃了它，都是一样的。” 夜里，我听见小母鸡在树上哭啼。 隔壁的八哥儿也遥相呼应，半夜三更就叫起了“古德毛宁”。 干娘多次起床，跑到院子里望天，“老天爷，这是咋了？” 胡同里的野狗也在“汪汪”地吠叫。 天亮，父母亲都去学校上课。一群老鼠公然跳上了书桌，骨碌着黑豆似的眼珠左顾右盼，接 着就翘起胡须、竖起前爪，在书桌上蹲下来开会，用我听不懂的鼠语“吱吱”地密谋。门外 传来八哥儿的叫声，老鼠们就像被鞭子猛抽了一下，嗖嗖地跃起，在屋子里东蹿西跳。老谋 深算的大老鼠首先蹬翻了一个蓝墨水瓶，接着又撞翻了一个红墨水瓶，蓝色和红色的江河就 在书桌上泛滥。小老鼠们用脚爪和尾巴尖蘸了墨水，开始在白色的床单和米黄色的窗帘上努 力作画，画出了美丽的竹叶形和蝌蚪状花纹。我必须承认，它们比我用蜡笔在“棒纸”上画 的好看而且高深，可能是早期抽象派的作品。事态发展到了必须由小花猫出来收拾残局的时 候，小花猫却惊恐万状地跳上屋檐，接着又跃上房坡，躲在屋脊下“喵喵”地惊叫。 干娘跑过来，用笤帚疙瘩平息了老鼠的叛乱，用围裙制止了书桌上的水灾，又从桌子底下把 我掏出来，再次仰脸问天：“老天爷，你是咋着啦？” 下午，推水车的老人送水来了。听大人说，他推来的是“甜水井街”一口古井里的好水。他 提着两桶好水越过门槛、穿过院子，把水倒进水缸，在厨房门外的铁丝钩上取下一个竹制的 “水牌”，向门外走了两步，又心事重重地停下脚步，眼珠骨碌碌地盯着干娘。 “他大爷，你这是咋啦？”干娘问他。 老人晃了晃“水牌”，摇了摇头。 “你是叫俺续‘水牌’？铁丝钩上还有哩！” “水井里，翻了一夜水花，咕嘟嘟地冒泡儿……” “是人掉井里啦？” “地底下，青龙翻身……” “青龙？” “世道要大乱！” 干娘呆呆地抱着我，望着老人推车远去的背影。 “出邪啦！”老蔡拉着洋车从巷口走过来，“杨家湖像开水滚锅，鱼儿也蹿出水面，嗖嗖地 直打水漂儿！” 干娘又抱紧了我，惶惶地望着老蔡。 “龙亭大殿上，有一条水桶粗的青花大蟒缠在大梁上。”老蔡把洋车停在树下，“斗大的脑 袋伸出来，嘶嘶地吐信子。”老蔡又望着鸟笼一愣，“瞧这八哥儿！一大早添的鸟食罐儿， 现在还满着。它不吃不喝，不‘八格牙鲁’，也不‘古德毛宁’了！”八哥儿却扑闪一下翅 膀，把自己倒挂在笼子里左顾右盼。老蔡又是一惊，“你是咋啦？头朝下吊着，都活得不耐 烦了？” 傍晚，父亲脸色阴沉着在小院里踱步。母亲回来时，他问：“听说了吗？” 母亲点了点头，脸色同样阴沉着说：“徐州丢了！” “徐州”一定是一个十分要紧的东西。它丢了，八哥儿和母鸡、老鼠和花猫都在焦灼不安。 黑夜嚓啦一下罩住了小院。 狗们又在街巷里“汪汪”地叫着。 剧烈的震荡差点儿把我从床上掀下来。大地和小屋都在摇晃。 干娘急急用棉被裹住我，把我塞到床板底下。我听见了杂乱的脚步声。 父亲在院子里喊叫：“快出来，地震啦！”  
3。夹在书中的女人
万能的八哥儿总是像巫婆一样道破人类的灾难，它又扯着沙哑的嗓音叫出了一个新词儿： “警报，他妈的警报！” 那是一种拖长了的号哭声，从鼓楼上升起，在古城上空盘旋。行人在街巷里惊慌地逃跑，把 我的记忆践踏成零乱的碎片。窗户蒙上了不透光的黑窗帘。窗玻璃贴上了十字交叉的防震纸 条。停电了。煤油灯的玻璃罩上再套上一个伞形纸罩。干娘已经从惊慌中镇定下来，松了一 口气说：“妥了，事儿就是这了。” 警报在天上号哭，小母鸡却涨红了鸡冠，无畏地在地下啼叫。 干娘手中托着一个白生生的鸡蛋，向钻在桌子底下的父母亲夸耀：“鸡下蛋了！”父母亲望 着鸡蛋，怅怅地笑着，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开始打点行李。 地下堆满了书。一本硬壳书里，有一张照片掉下来。我捡起了那张照片。我记得，那应该是 一张六大小的照片。照片上侧身站着一个穿黑裙的苗条女子，整齐的刘海，短短的剪发， 半掩着清瘦的面颊，一双杏形的眼睛向我流露着哀婉的表情。 我跑过去问母亲：“她是谁 ？” 母亲看了照片，向父亲瞥了一眼，说：“问你爸爸去！” 我又向父亲跑过去问：“她是谁？” 父亲看了照片，又看了看母亲，问我：“从哪里翻出来的？” 我说：“书。” 父亲的嘴角抽动了一下，说：“把她放回去！” 我把照片夹到书里，坚持不懈地问：“她是谁？” 空气凝固了，父母亲无言地望着窗外。 干娘跑过来，抱走了我。 我因为得不到回答而深感屈辱地大叫：“她是谁？” 父亲和母亲依旧保持着铁一样的沉默。 我从此对人间有了疑问，心里蒙上了抹不掉的阴影，阴影里躲藏着一个美丽而忧郁的女子。 我又多次偷看过那张照片，记住了照片上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她唇角左边的一颗黑痣。干娘 发现我又在看她，慌忙跑过来说：“你咋又把她放出来了？又想叫你妈不高兴不是！”每当 我把她夹回书里，总会感觉到她的寂寞和孤苦。很久很久以后，我听见母亲对小姨说，她是 省城K女师音乐科的才女。父亲在南阳同乡会上听她弹奏琵琶和古筝，竟听得如醉如痴，潸 然落泪。她也拿出自己保存的父亲的小说集，请父亲签名。后来，就有人发现他俩出入公园 或饭馆。父亲又有了她的照片，就把她藏在书中。她没有力 气从书中走出来，那是一本很厚的书。 那天没有拉警报。父亲坐上老蔡的车出去了。 母亲也牵着我的手出了小院。 屋檐下不见了八哥儿，它正在幽黑的门洞里复习人类的语言：“刘响，刘响，胡辣汤，吃 了没有？哈哈，吃啦吃啦！古德毛宁，警报，他妈的警报，哈哈！”我没有听到“八格牙鲁 ”，就为它打下了这条“蛔虫”感到高兴。 刘响从门洞里跑出来，“孟老师，上哪儿？” 母亲说：“跟上老蔡的车。” 刘响拉着车，奔跑在潘家湖、杨家湖中间的大道上。我看到了正前方的龙亭，那是我第一次 看到龙亭。它坐落在空旷的湖岸上，由北向南虎视眈眈地俯视着整座古城。老蔡的车已经停 靠在龙亭前边。父亲从车上跳下来，向龙亭后边走去。刘响把车停放在老蔡身边时，父亲已 经消失在龙亭的阴影里。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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