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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变革时代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194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它注定要承载历史变革中的兴衰荣辱，在胡风笔下，饱满的激｜情洋溢在《时间开始了》的组诗中，对于新政权的领袖，他写出了这样的句子：毛泽东/一个新生的赤子/一个初恋的少女/一个呼觅的难主/一个开荒的始祖……对于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盛大场面，他兴奋地描述道：海！/欢呼的海！/歌唱的海！/舞蹈的海！/闪耀的海！/从一切方向流来的海！/向一切方向流去的海！/劳动着，战斗着，创造着/从过去流来的海/劳动着，战斗着，创造着/向未来流去的海！而在杨刚、子冈、浦熙修、李普等人笔下，大时代的宏大气势澎湃而来，胜利的喜悦、欢腾的情绪飞扬着，仿佛一曲慷慨激昂的交响乐，震撼着每一个听众的心灵。
在这些历史的背后，每个人却生存在自己的际遇里，它游离于我们今天熟悉的视线之外，却真实无疑地发生着。《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就是宏大叙事背后的个人写真，它栩栩如生地将张元济、柳亚子、胡适、梁漱溟、胡风、沈从文等人定格，交叉显示出知识分子群体中不同个人的复杂心态，为读者展示出一幅立体的图景。张元济，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五位第一号人物”的政协委员，在83岁高龄时从上海赴京出席政协会议，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往来时耿耿以国力民生为念，以自挽联“及身已见太平来”吐露自己的心态。身在台湾的包天笑先生这一年记下的日记则是台湾物价猛涨、通货膨胀的全过程，在冷冰冰的数字后面，是民众生活的苦难，他用“其实中国人天天过愚人节”这样的话感叹国民党统治的时代。
发生在特殊时期的悲喜剧在这一年交相上演，令人目不暇接。在旧政权灭亡、新政权诞生的更替之际，知识分子的心态更为复杂。大部分知识分子跃跃欲试，希望能在新的政权下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以施展平生所学，柳亚子踌躇满志、情绪亢奋，而“不失书生本色”的宋云彬也为政协代表的名额忐忑不安，“深恐有人先得我鹿”。至于作家沈从文却由于自觉先前开罪过左翼文化旗手郭沫若，在1949年到来时而惴惴不安。此前，他从郭沫若1948年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斥反动文艺》中预感到了某种气息。三四月份，沈从文“用剃刀把自己的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其精神已近崩溃。而后，他被停止北大教职，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指点解说，抄写说明”。在这些生动的细节下，知识分子们在变化面前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理，他们既不甘被边缘化或成为新形势下的旁观者，又夹杂着见证历史、慨叹千秋兴亡的情绪，同时也夹杂着希冀和企盼。
在1949年，选择留下的知识分子无一不是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的热爱，无一不是怀抱着对国计民生的殷切关怀。这种真挚的感情，使得他们个人与国家之家始终保持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他们更期望，中国从此能走向富强，人民从此能过上好日子。有许多人并不奢求政治地位，也并不汲汲于名利，他们只求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朴素的愿望，伴随着他们在现实面前的犹豫、彷徨、欣喜、狂热……构成了《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在盛大场面后展示出的另一种历史轨迹。寻着它，我们将感受到另一种经验，它隐匿在无声的世界，等待着我们的体悟和发觉。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作者：傅国涌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 定价：元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文/傅国涌（本文为原书序）
1949年的时代大变动固然也在杨刚、子冈、浦熙修她们激扬文字的通讯中，在李普他们笔墨饱满的报道中，在胡风等澎湃的诗行中，但这些当年公开的文字呈现的只是大时代兴奋、激动、热烈、欢呼的一面，我们从中几乎看不到身处大时代的人们，他们个人内心的向往、情感，对陌生的未来的疑惑，以及命运的起伏，看不到他们私下的评判。日记、书信（乃至一些可靠的回忆）这些私人记录袒露的正是个人当下的心迹、他们思想的脉动，喜怒哀乐、悲欢爱憎尽在其中，没有遮掩，没有虚饰。他们的私人记录也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经过无数的白云苍狗，多少世代变迁之后，人们依然可以透过这些私人记录靠近历史，带有生命个体的体温、他们的悲伤和喜悦、快乐与哀愁、憧憬与彷徨……
写一本关于1949年的书，我最初生发这个念头，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刚刚读了蒋经国1949年的日记《危急存亡之秋》，这是失败者私下的记录、心灵的独白，与那些堂皇的文告、自欺欺人的辩白、言不由衷的对外言说不一样，这里有失败者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有他在政权覆灭之际的痛苦，有对故土铭心刻骨的眷恋和无可奈何的告别，有对权力浮沉的反省，有对败亡原因的思索与探究……特别是4月25日蒋氏一家泪别故乡溪口时的情景，在蒋经国的日记里有生动的记录：
“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卢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每次读到这段日记，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电影中曾出现过的一个镜头，蒋氏一家在漂流去孤岛的军舰上，蒋介石的孙子背诵李煜的词：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那一刻，萦回在蒋氏家人脑海里的恐怕只能是这样的词句，至少符合他们内心的真实。我没有见到过1949年的蒋介石日记，从他儿子的日记大致上可以看出他的行踪，更可以看出其心情，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悲凉之雾。
与此相反，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毛泽东没有日记，但有他留下的书信和诗词为证，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天安们城楼上挥手的姿态、与“毛主席万岁”遥相呼应的“同志们万岁”一同汇入了历史的洪流：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陆续读到了胜利者一方留下的一些日记，1982年战士出版社出版的《陈赓日记》中有他1949年3月11日到6月16日的日记，详细地记录了这位儒将从河南漯河挥师南下、横渡长江、一直打到南昌的那段军旅生涯，其中有许多生动的细节，4月25日，“大雨如注，部队仍向南挺进。沿途所见，人尽泥饰，走路如扭秧歌，歌声，叫好声，跌交声，混成一片，情绪至为高涨，雨亦不足以扫其兴。尤其沿途敌人遗弃之辎重、车辆、大炮，到处可见，更使部队高兴。”这样的文字超越了文学的想象的，如非亲身经历绝对写不出来。
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谢觉哉日记》有他1949年的日记，一直到10月1日为止。作为中共“五老”之一，谢觉哉的日记为我们了解这个转折的年代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记录，比如4月27日，游玩了一天颐和园之后，他在日记中说：“那拉后不搞海军搞颐和园，今犹可供游览，如搞海军，并无益于中国，只黄海底添几条沉船而已。”（后来在其他人的日记中看到王芸生等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看法，使我困惑）比如7月7日，谢觉哉给周谷城回信，因为“周来信盼得选为政协代表”，他复信表示“已将其材料转筹备会”。
200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杨尚昆日记》，杨当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位置显要，记录的都是胜利一方的决策内情、高层迎来送往的动态等等，比如1月12日民主人士排列，前后秩序井然，就是一个重要细节。比如1月20日华北局、华北政府招待民主人士，“周建人说话内容还好，表示与我党之间无距离。”杨刚、吴晗、楚图南、胡愈之等发言，“一般政治态度均好，表示愿与我们一致，把革命进行到底，警惕蒋美阴谋，在革命阵营中搞反对派。”可惜他1949年的日记只到3月31日为止，未能完整地看出这一年中发生的大事。
在失败、流亡的阵营中，王世杰1938年之后的日记比较完整，台湾也出版过影印手稿本，遗憾的是1949年这一年他却没有日记。
当然，我也注意到了局外人、外国在华人士的日记，台湾《传记文学》第24卷第6期曾刊载司徒雷登1949年的“百日日记”，从4月23日南京易手到8月2日他飞离南京止，这100天间司徒雷登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通过他在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等特殊关系与胜券在握的中共有过接触、沟通，他的日记与新近解密的外交档案相互参证，可以揭开当年的许多外交秘闻。美国汉学家德克·博迪1948年到1949年间正在北京访学，他以第三者的眼睛见证了大时代的风云，2001年东方出版中心的“走向中国丛书”收入了他的《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有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记录。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想写一本1949年的书，透过不同的人所记的日记复原时代的记忆，书名就叫做《1949：日记中的中国》。大约几年前的春天，我和一个朋友在西湖边的苏堤上散步，我第一次向说出了这个想法，朋友认为很好，值得去做。之后，我便继续留意收集有关的日记，前后大约找到了二三十种。到了2002年冬天，我深感如果要写一本全面反映1949年变化的书，凭现有的准备和占有的材料是不够的。
“究竟有多少人对新政权依旧抱有敌对态度？这一点当然无从得知。我所能说的就是最近我所听到的对政府的公开批评似乎比以前更多。最近，我应邀出席了一次豪华的宴席，在座的还有七八位老学者。丰盛的菜肴一道接一道地送上来，席间的交谈却是一阵接一阵的牢骚和批评。某些‘民主人士’的言论被登在报纸的显著位置，可是在宴会上却能听到对他们的讽刺，‘机会主义者’这个字眼也不止一次在席间被提及。新的左派学者更是遭到了尖锐的批评：某某人的风格不够高雅；某某人的学识太浅薄，等等。”
当我在德克·博迪1949年8月14日的日记中读到这段话，我的眼前一亮，何不就写一本《1949年：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毕竟留下日记最多的还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命运、思索也更有代表性，他们在巨变中的心态意绪，他们在新政权和旧政权之间的选择，他们对自身和对时代的认识……都是饶有趣味的题目。
最后我选定了不同年龄、不同倾向并作出了不同选择的15个知识分子，这些独特的、不可复制的生命个体，无论他们作出了怎样的选择，无论他们的学问、才情、人生经历乃至政治信仰等有多大的不同，他们的私人文字都真实地记录了历史，把握了五十五年前那个大变动时代的脉搏，以及他们各自作出的人生选择。要了解一个时代的历史，仅有官方的正史是远远不够的。宏大的国家化记忆固然不可回避，但历史同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带有个体温情的私人记录。这不是什么“野史”，这也是正史的一部分，有了这些带有个体生命体温、他们的泪与笑、他们的犹豫和决然的私人记录，我们的历史才可能是完整的。对我，这只是一个尝试，如果能对读者朋友有所启发，那我就很满足了。我将永远感谢读者、出版者和所有关心、帮助过我的人们。没有你们，或许世上就不会有这样一本书。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作者：傅国涌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 定价：元
影响近代史的出版家：张元济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出版家。1892年中进士，先后为翰林院庶吉士、刑部主事、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因参与戊戌变法，被“革职永不叙用”。1898年底，举家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1902年，应夏瑞芳邀请，抱着“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宗旨，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正是在他手里商务成了中国近代最大的出版机构。他组织编写的新式教科书风行全国，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推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等大批外国学术、文学名著，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他主持影印《四部丛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及创建东方图书馆，对保存民族文化都有很大的贡献。著有《校史随笔》、《中华民族的人格》等。为出席1949年新政协的四代人当中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  
当前困难正多，此时且慢庆祝
对83岁的张元济来说，1949年又到了一次兴亡易代之际，他在上海见证了这一幕。5月26日，他写信给张国淦：“别仅三日，时局骤变。”（后来9月6日，他给张国淦的信中也有“时局万变，心绪靡宁，久未走谒，弥殷想念”的话。）＇1＇ 其心情并不是单纯的青年人那样简单地欢欣鼓舞，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感，浮动在他眼前的是近百年的风雨沧桑。6月17日，他在写给故交黄访的信中只是淡淡地说：“沪上新旧易帜，尚称安定。”＇2＇ 5月25日，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就致电陈毅，聘包括张元济在内的14人为上海市政府顾问。6月初，陈毅曾登门拜访张元济。6月9日，中央研究院举行21周年成立纪念大会，最后83岁的老院士张元济讲：“谓解放军占必胜、攻必克，统一中国虽无问题，但当前患难正多，六百万兵士如何处置？此时且慢庆祝云云。”＇3＇ 作为戊戌变法的亲历者，他几乎目睹了晚清以来所有的改革与失败、革命与反动、铁与火、热血与阴谋、屈辱与光荣、欢欣与痛苦。19世纪末叶以来乱世中国的动荡起伏、知识分子的荣辱浮沉，可以说都曾在他的眼底“千帆过尽”，何况他长期沉溺于中国浩繁的史书中，历史上的烟云不断地在他的脑海中翻滚。兴也，亡也，这一切都清晰地记录在他毕生心血所系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作为开创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一代出版巨人，他在商务印书馆的数十年也曾与整个民族同命运，共患难，他对现实的认识又岂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 1898年即戊戌变法那年，32岁的张元济曾受光绪帝召见，进言设馆储才，上《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他万念成灰，他本人也被“革职永不叙用”，从此张元济绝意仕途，毅然告别了朝廷。自投身商务印书馆以来，无论历史的风云如何变幻，他只是一心一意地经营着他的出版文化事业（其间1905年官复原职，但仅仅三个月他就辞职了），把商务看成他终生的事业。他是第一代由传统文人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标志型人物。 到1949年，他大概是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亲历者了，难怪毛泽东9月19日约他同游天坛时自然而然就谈到了戊戌政变的情节，并问及当年光绪召见他的仪式，乃至昔日为官的情况、为官时受禄几何等。＇4＇ 难怪在政协会议期间，《新建设》杂志要不断地采访他，请他口述当时的史事，到最后他都谈不出什么来了。 9月18日，张志让带信给他，请他追述戊戌政变时的往事，“先定讲述之轮廓、计划，按次讲求”。＇5＇ 9月23日，张志让带了三个北大学生来做记录，并借了梁启超等有关戊戌变法的书籍供他参考，他对己所讲不满，“殊觉凌乱”。＇6＇ 9月26日，有人送来记录的问答稿，请他审阅。第二天他即将修改稿交还。10月2日，北大三学生继续请他做戊戌政变的讲述记录。10月3日，他给他们写信，表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追忆的，“昨天所谈尤为琐碎，不足录，不如中止”，请他们转达张志让。＇7＇
五条“难于应召”的理由
1949年的变化是张元济所始料不及的，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兴奋与惶惑，欣喜与隔膜，老人的心态可以说极为复杂。8月24日，当他从老友陈叔通信中得知自己被列为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代表，他马上回信谢绝了。1913年9月，他以“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为由断然拒绝了熊希龄出任教育总长的邀请。＇8＇这次他所列举“实有难于应召之处”的理由竟有五条之多。 一、“近来脑力渐觉衰退，每思一事，甚易坐忘，遇有需费钻研之事，思虑亦复不能深入……似此衰孱，有何裨补？” 二、“中共诸子多非素识，在会中者，屈计故交大约不及十人。气类太孤，殊觉岑寂。” 三、“素性戆直，不喜人云亦云，况值此国家多难，又重以弓旌之招，若缄默不言，实蹈知者失人之咎。若任情吐露，又招交浅言深之讥。” 四、“都门亲故虽已凋零，然尚不少，廿年阔别，既旧游重到，不能不稍稍周旋，平空添出无数应酬，亦大苦事。” 五、他儿子所在的单位近来正在“倡议裁汰”，如果要他请假陪同自己北上，“必被顺水推舟，从此失业，以后何以为生？”如果独自北行，“征途旅舍，事事躬亲，亦复精力不逮”。 因此他“再四踌躇”，只有请陈叔通“善为我辞”。＇9＇ 就在写信的当晚，上海市政府交际处处长梅达君来访，转达了中共中央来电邀请北上之意，恰逢张元济早早睡下了，由他儿子接待。第二天（8月25日）他写信给梅，说自己“并未接得当轴电示，亦无等函牍，自审菲材，愧乏贡献，且年力衰迈，方染微恙，孑身远行，征途旅舍，诸事躬亲，亦苦精力不逮”，只得辞谢。并请转达对周恩来的歉意。＇10＇ 两天后梅达君再次带着上海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慰问信登门造访，请他北上参加政协会议，并希望他于9月10日前到达北平。8月30日，还在犹豫的张元济写信给梅达君，再次重申： “自惭樗栎，愧乏訏谟，且孑身远行，惮有种种障碍，再四思维，甚难遽行决定。”＇11＇ 同时他给陈毅、潘汉年回信表示： “元济樗栎庸材，涓埃莫效，仰蒙宠召，无任悚惭。迩届衰年，时时触发旧疾，惮于远行。……际此残暑，孑身远行，殊感不便。故一时行止尚难决定。”＇12＇ 张元济的口气虽有所松动，但还在观望犹豫之中。
陈云登门造访才定计应召
就在此时，出身商务职工、此时位居中央核心层的陈云登门造访，告诉他不久前到东北视察期间，见到沈阳、长春的商务分馆情况都好，请先生放心，并向他介绍了中共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13＇ 张元济这才在9月3日决定北上赴会，他这天的日记中说：“定计应政府之召，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14＇ 9月4日，“梅达君来，谆谆劝行”，他因为要检查身体，“须明后日方能决定行止”。＇15＇两天后，他终于在儿子的陪同下，登上了北行的列车。这一天在写给张国淦的信中他说：“中共招往北平，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经两月之磋磨，难于坚却，已挈小儿同往。”＇16＇ 自戊戌变法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他不但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与政治一贯保持了距离。除了1947年、1948年为青年学生仗义执言，他曾与唐文治等老人致信上海当局，他确实不问政治久矣。1949年1月30日，甘介侯持李宗仁亲笔信来访，希望他作为和平代表去北平敲门，第二天，他给李宗仁写信拒绝了这一邀请。 “古人有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重以＇垂＇委，敢不勉竭微忱。年逾八龄，精力衰惫，不克膺此巨任。且连日在报端屡读文告，自揣庸愚，实无涓埃可再为高深之补。辱承谆命，只得拜辞。”＇17＇ 和他一样拒绝的还有67岁的银行家陈光甫。 这次应召北上，对张元济来说确实很特殊，因为他心中确实怀抱了近百年的希望与梦想。9月11日，宋云彬在北平见到张元济，在日记中称，他虽然83岁高龄，“而精神矍铄，腰脚甚健，殊可佩也”。＇18＇ 11月26日，张元济在商务作关于出席政协会议的报告时恳切地说：“现在有许多人对共产党不满意。是的，共产党并非没有错处，但是现在除了共产党还有谁呢？还有谁能负起这一艰巨的责任呢？我们总希望国事一天一天转好，多说些话是无益的，我们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埋头苦干，奋发图强。也有人说，共产党来了，我们的生活苦了。要知道这苦是几百年——尤其是近百年所积累下来的苦，并不是共产党带来的苦。……解放并非换朝代，这是几千年来的大变。……我们全国人民还得忍苦忍劳，咬紧牙关，度过这一非常时期，建设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19＇这是一个目睹了戊戌变法以来所有历史变迁的老人当时的想法，是他真诚的肺腑之言，“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毕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啊。也正是怀抱有这样的梦想，张元济才最终接受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
老“商务”遇到新问题
此时，商务印书馆正面临着建馆半个世纪多以来最大的考验，职工会与商务之间即劳资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虽然劳资纠纷在商务历史上一直没有断过，商务的工人运动时起时伏，陈云早期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商务的工运开始的，作为资方代表，张元济对工运、对劳资纠纷，一向的态度就是“和平改革，勿伤元气”。但在1949年的社会大变局中，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以张元济在商务的德高望重，想要游刃有余地从容处理发生的劳资纠纷也非易事。何况商务经济效益的滑落，使矛盾更加尖锐了。3月11日上海尚未解放，商务的主动权还未丧失时，他给商务丁英桂的信中说，他收到本公司工会的请柬，请转达工会中人，“际此时艰，万事必以俭啬为主。若会中诸君不能俯采，弟谨先辞谢”。＇20＇ 6月24日到28日间，为邀请工会筹备委员到家中茶叙，他给丁英桂至少写了4封信，此前工会来信提出了业务改进。6月28日，看过他与工会代表谈话记录后，他说：“似尚有未尽录入者，请补入（如委托造货种种之措施失当等）。”＇21＇ 8月2日，他给丁英桂写信：“又前日十三日与工会讨论薪水，彼此言论想经记出。”＇22＇ 9月5日，他临行前，“出赴商务印书馆，约职工会常务委员叙谈。略言余将北行，际此艰难，甚盼努力合作。当此合作伊始，彼此都不能相互满意，但望持之以恒，总能达到目的。若辈斤斤于总务改组，新订章程及人选均不满意。余言人选我亦大不满意，但当局诸君斟酌再四，确有为难。此次用人较多，即予备数月之后去留地步”。＇23＇ 在去商务时，他还“见职工会悬有红字通告，对公司改组总务处办法有所不满，招令会员陈述意见。字迹甚大，张挂在三楼楼梯入口不远之处”。9月6日，他写信给丁英桂，“请即照录一份”，并吩咐以后遇有此类通告，“均请录存，以备查考”。＇24＇ 此前6、7月份，张元济一直在为商务的业务改进事情绞尽脑汁，一再提及的减薪事宜，工会方面一直未接受。＇25＇在政协开会期间他不仅要为商务在业务上的困境殚精竭虑，而且要为困扰着商务劳资纠纷而忧心忡忡。9月13日，他在六国饭店收到商务总经理陈夙之10日来信。“知职工会指责改组案，异常蛮横。夙之提出原则二项，尚正当。然同人无能相助者。”看了此信，他一夜睡不安宁。第二天一大早就到北京饭店把信面交同时与会的陈叔通看，“甚为不平。言允职工会要求开紧急会议尤不合”。他拟了一份回复陈夙之的电报，陈叔通修改了几处，却不愿列名。9月14日，他收到陈夙之11日来信。“职工会要求各节均已接受。只可成事不说矣。”9月15日，他给陈回信，并注明给职工会的几个人传阅。同时他给商务另一董事陈拔可写信，“请坚持拒开董事会”。当天，陈叔通来，也说“改组案将来仍须提董事”，他们的意见相同。＇26＇ 9月19日，陈叔通向他转述，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在政协筹备会上讲演说“工会要求不宜滥允”，“工会有团结，商业同业无组织，不团结。遇工会过分要求，只图苟安。目前随意应允，且与签约，事后翻悔。此与工会为难者一。又资方怕事，工会要求不敢与之争辩，一切顺归工会，工会即欲扶助，资亦无从措词。此与工会为难者二”。李立三希望“资方与劳方尽管斗争，斗争不已，工会出为仲裁，反可持平。并盼资方不可怕事。怕事反要生事等”。还带来一份北平药业劳资集体合同，用作参考。他将李立三讲话的大意以及药业劳资合同，都信寄给远在上海的陈夙之。＇27＇ 10月8日李立三与朱学范来访，张元济向他们说商务的职工会筹备会常务不肯加入改组职务，“似欠合作”。李立三问他原因，张元济说：“诸人以恐被疑为资方买收，故而胆怯。”李立三表态：“职工不应违抗公司用人之权。”＇28＇ 从张元济12月12日给丁英桂的信可知，其间他与工会之间的谈话、折冲也没有停止过。＇29＇ 1949年底，张元济在商务工会成立大会致辞时，因患脑血栓症突然倒地，留下了左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去了海峡对岸的王云五在《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文中将他病倒归因于商务劳资纠纷中工会对他的“侮辱”。这一说法后来曾遭到许多研究者，包括张元济后人的质疑与反驳。当然，即使张的直接病因不是商务的劳资纠纷，但对于一位83岁的老人来说，过度的奔波、操劳恐怕也是他病倒的重要原因吧。
昔日同人，今朝显要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曾在商务服务的陈云、胡愈之、沈雁冰、郑振铎、陈叔通等身居高位，胡愈之直接出掌了全国出版大权。当年出入商务的练习生、职工、编辑，此时居于或将居于国家领导地位，张元济留下的《1949年赴会日记》（9月3日—10月20日）的字里行间无意中记录下了他们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变化。 商务一直缺乏一位能够董理全局的编审部主任，张元济极希望沈雁冰（茅盾）能南下重返商务。来京前的7月19日，他就提议将商务原先的编审部改为出版委员会，拟请沈雁冰担任会长，董事会已通过了这项决议。9月9日，张元济抵京的第二天早上，沈雁冰就到六国饭店看他。“雁冰语余，甚愿南下，重回本馆，但此间有关涉文艺职，甚难脱身。余再三致意，渠终辞。余答以亦不敢过强。”＇30＇沈雁冰因此推荐了郑振铎，实际上郑也很快另有高就，再不可能回到曾工作过的商务去了。 10月18日即张元济离京南下前一天，他还与陈叔通专门拜访了沈雁冰。“午后二时，偕叔通访沈雁冰。余复申前请。沈坚辞。嗣请代拟一进行计划，先用浅文小册，以自然科学、技术、文艺为主。沈谓当与振铎共同商酌。余言叔通未行，并乞会商。”＇31＇ 张元济回到上海后，沈雁冰还几次致信，坚辞商务出版委员会会长一席。毕竟今非昔比，昔日的商务练习生、《小说月报》主编，如今即将出任新政权的文化部部长，要他回到一个有着复杂历史的民间出版机构任职，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不过从11月14日、19日他给张元济的两封信中看来，他们已商定由茅盾约请国内专家为商务编一套《新民主丛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丛书的名称是茅盾确定的。 商务出身的人中身份最特殊、地位最高的无疑是陈云，他成为了新时代财政经济的主要领导人之一。9月25日，张元济到朝阳门大街117号财政管理处去访陈云不遇，留下一封信就出来了。这里旧称九爷府，后被收为励志社。10月2日，陈云来访，和他谈了约一小时才去。他们谈了些什么，张元济的日记中没说，除了叙旧、鼓励、客套，恐怕也不会有更多的话题。 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出版界执牛耳的龙头企业，此时已陷入经营、发展的困境之中，这是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也没有遭遇过的。“沪、港、平三处商务印刷厂抗战前年用纸量75万令，而1948年降至万令；人均用纸量1936年为341令，1948年为130令。1949年头五个月基本上没有出版书籍，现金已入不敷出。上海解放后，局面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有所扭转。1949年用纸量为万令，人均27令，比1948年又有大幅度下降，职工工资减少。最严重的恐怕是新书出版的萎缩。1949年9月出了《小学教师学习丛书》等四套小学丛书，缺乏新意，不足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作者和读者的兴趣亦由此转向其他出版社。”＇32＇ 北上前张元济就曾向上海市长陈毅呈文，诉说商务连职工薪水都发不出来的困难，恳请新政府“垂念此五十余年稍有补助文化教育之机关，予以指导，俾免颠覆”。＇33＇到北平之后，张元济更是无时不在为此操心，不断地与老商务同人商讨、寻找出路。9月9日，陈叔通对他说，夏康农可以到商务做编审，原因是夏“与当局亦通声气”。＇34＇10月4日，陈叔通又推荐宦乡进商务驻京收集稿件，称他们相识很久，非常了解其人，能文能办事，即将出任外交部欧非司长之职，“极为当道所重”。当天宦乡来和张元济见面，谈及商务，“将来可注重于文化的工业，如地图、地球仪、玩具等等。又言人情喜新厌故，有商务与新书店同译一书而人多就新书店购读，此必须费一番转移工夫，方可恢复旧日地位”。张元济认为“言极有理”。宦乡又说过去出版的书必须大加整理，不合用的全部废除。＇35＇他们一谈就是两个小时，并言犹未尽，约定下次再谈。 10月6日，商务申请出版《共同纲领》，尚未得到回复。这一天张元济宴请了参加政协会议的华侨代表，他在致辞时说，商务向来重视华侨子弟的教育，曾专门为华侨学生编过用书，苦于闭门造车，希望得到他们的指导。实际上他是不放过任何机会，耿耿于把商务的事业放在心头。10月8日，他请茅盾、郑振铎、陈叔通和宦乡等吃饭。“谈及联合出版社明春恐派纸更各＇ ＇援例，公司无以为继。同人均主直陈为难情形，当可变通。”＇36＇ 10月9日，郑振铎、胡愈之一起来见张元济，谈起以后的出版趋向，胡认为将注重分工合作，出版、印刷、发行固须分工，即出版也要分别部门各专一类。将来可能会召集出版会议。张元济说：“联合出版社，闻春季须大加扩充，若如今年秋季例，由各家比例出纸，再加以华东、华南、华西、华中，匪特商务一家为难，恐各家亦无此能力。”胡对他说，这本是试办性质，如有困难，自当变通。并告诉他11日午时中宣部领导陆定一和徐特立要来看他。＇37＇ 第二天宦乡来访，他向张元济建议，政府的思路是分工合作，不妨请其将新华书店不能尽做的业务分一些给商务，如《毛泽东选集》等，“以图挽回馆誉”。以后对自然科学、技术书也可以出，教育、工业之类也要重视。＇38＇ 10月11日，胡愈之陪同陆定一、徐特立来和张元济谈出版事。“大意在分工合作。新华与各商营出版应互相扶助，国营并非专利，即马列之书亦可出版，但须送中宣部先看一过。至于印刷发行，亦须分工合作，定一计划。将来出版总署即召开出版会议，将计划提出总会，互相讨论。”这是陆定一的话，徐特立则认为政府可以不必编教科书，只须拟定纲
(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http://www.xshubao22.com/6/6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