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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Ｎ嗜饲槿绾危克担捍蠹掖嬉弧膊忱匆舶桑О眨В焕匆舶桑О眨А模谰勺砩嗡溃惶焓且惶斓暮咳兆印薄＃?3＇第二天，“上海来人又言：春到江南，上海人又群往杭州西湖游玩、烧香。杭州尼庵最多，前进的尼姑（按：此中女学生甚多），恐将来蒙坐食之嫌，有购了织毛巾机以织毛巾的。从此在钟声佛号之外，又添机声唧唧了”。＇24＇ 4月1日，“中央银行发行五千元及一万元的新钞票。上海银元涨到每枚一万六千元”。＇25＇4月3日，“上海米价有涨至金元＇圆＇券十六万者，现钞仍缺乏”。＇26＇4月5日仍然有同样内容。4月8日，“上海金融混乱，物价飞涨，大家都说无办法”。＇27＇ 4月15日，他向新近从上海来的陈小蝶打听情况，“上海是麻木状态”，“新近到过杭州，杭州也是如此”。＇28＇这和竺可桢、夏承焘的日记可以相互印证。 4月16日他接到上海来信，五十万稿费连三枚袁头也买不到了，市价每枚17万。卖文已不堪维生。4月17日，“昨日上海市价，白梗，每担一百二十万元；银元，出了二十万元关。饰金，进，每两八百五十万；出，九百四十万。鸡蛋每个四千元。猪肉每斤七万”。＇29＇4月18日，“颇闻上海有渐趋混乱之势”。＇30＇ 5月1日，他在日记中有南京4月29日消息，南京军管会布告，规定以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所有公私交易、买卖、票据交易的定价和结账本位，金圆券为非法通货，但为了人民方便，5月8日前准予流通，并规定第一天的比价，为人民币一元值金圆券二千五百元。随着金圆券的贬值，随时调整比价。金银绝对禁止运出解放区，人民手里的金银只能卖给人民银行，不准用做贸易的计价标准，或进行买卖。进入或离开解放区都不得携带超过一两的任何金饰和四两以上的任何银饰。＇31＇ 5月7日，上海警备司令部想追回各国立银行所发的职员应变费，他听说中央银行最多，有的发黄金二两，其他也有发银元七八十元的，他的看法是：“今要收回，如何可能？”＇32＇“有客从上海来，他说：上海十分紧张，军士则乱住民家，虹口一带更甚，商人也不能做生意。最后一着，恐怕一抢了事。”＇33＇5月8日，上海警备司令部征用卡车、吉普车千余辆，连外国商业行家也不能幸免。每天处决盗犯十多名，连罪名都不需要公布。大捕买卖银元的“银牛党”，但仍未绝迹，只是转为偷偷摸摸而已。＇34＇ 5月10日，南京消息，“日用品尚不昂贵，白米每担仅售银元三至四枚”。＇35＇ 5月11日，有客自苏州来，“苏州自共军如城后，金圆券已禁止流通……人民币也同样流通，比率尚未公布。……百米每石银元四枚，中国农民银行，已改为人民银行”。＇36＇ 从5月21日起，上海与台湾的民间交通已断绝。他听说红十字会、天主教会，基督教会、青年会、儿童福利会、佛教会等慈善机构发起临时救济会，以久居中山医院的颜惠庆为名誉主席，“颇具巨大的权力”。对这个救济机构，“同情与关怀者，颇不乏其人云”。 6月13日，他从外电报道得知，上海的工厂虽然想努力开工，但原料不够，因为所有的物资金银等都被国民党搬空，“上海只剩有一空壳了”。＇37＇ 7月7日，残余的国民党广州政权试图统一银元。“将新旧银元，不管成色如何，同一价值。这种愚蠢的思想，不知谁想出来？但闻银元券发出后，仍未兑现，究竟银元铸有多少？何日可以兑现？兑现后情况如何？未经披露，无从知道。”在此前7月3日，他对广州国民党当局发行银圆券，以一元换金圆券五亿元，发过一番议论：“一般的评论，问他能否立即兑现？若能立即兑现，或可支持，否则仍蹈金圆券的覆辙，不过将金圆券降级为银圆券耳。有人说：能兑现也不成。兑现以后，可以将白银完全抢光，这种币制可行得吗？” ＇38＇ 7月15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一条合众社上海电：“上海节约运动，实行吃节约菜，节约使用燃料水电。禁止私人汽车，电扇、电梯、冷气，亦予限制。各大银行开会，放弃官僚式形态。市长陈毅，仅吃三级餐。”“三级餐”即“一菜无汤”。＇39＇9月9日，香港报纸多次说上海公用事业、工厂关门，以及通货膨胀事。“上海事正不易为。尤其那种流氓世界，铲除恶势力，即不容易，真教人伤尽脑筋。传闻工厂将迁出上海，工人群起反对。”＇40＇ 9月13日，他得知前一天上海宣布发行五百和一千面值的人民币。9月27日，有人自上海经天津到香港来台，他问是否有疏散上海市民之事，对方告诉他有“有形疏散”与“无形疏散”两种，前者如上海的无业人员遣归各地，从事耕种 ，如苏北人，其他人则是觉得上海没有生意做，势必离开。比如在上海的英美侨商之所以整装回国，“以无生意可做也”。 9月3日，重庆空前大火，烧了8个钟头，葬身火海的约有千人，无家可归者约十万人，他在日记中沉痛地写下了“诚空前浩劫”五个字。＇41＇ 10月13日，“银圆券广州中央银行挤兑，本来每一银圆券，值港币四元者，今日仅值五角。美钞在台湾本值官价五元，前日黑市已涨至七元二角”。＇42＇ 12月6日，他听说上海“物价猛涨，通货膨胀，闻将发一种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以调剂之”。＇43＇ 易代之时，他更关心的不是旗帜的起落，而是百姓生活的保障。对于他暂时栖身的孤岛，凡是关乎民生如物价、币值的变化，他都一一记了下来，使我们在五十五年后可以体会到当年变化的细节、百姓的生活景况。台北当时只有44万人口。4月12日，“昨日，台北米价大涨，零售每百斤四十二万元”。记者问台湾财政厅长严家淦，台币与金圆券是否有倒挂可能，严的回答是：“我们不希望有那现象，但如果发生了，也是不得已的事。”＇44＇话音未落，第二天，“台币倒挂，以九十九元对金圆＇券＇一百元”。＇45＇4月21日，“台币调整为二十五元对一百元”。＇46＇ 4月14日，“邮费加价，平信六百元，航平一千七百元，挂号加一千八百元”。＇47＇ 4月26日，“台币调整为十对一百，此间米价，已涨至八十余万购百斤”。＇48＇ 5月3日，“台币一元，调整比金圆券一百元。市间颇传台湾币制将改革者，当局尚否认之。台北米价，已至每百斤为八十二万元”。＇49＇ 5月13日，易君左到台湾办《新希望》周刊，请客一桌的代价是一百六十万元。＇50＇ 5月19日，“台湾自明日始，基隆、高雄两港，宣布戒严”。＇51＇5月20日，“台湾白米，已售至台币一百三十万元。台币一比三”。＇52＇5月26日，“台币调整，以一元对金圆券二千元”。（按：此种调整，毫无关系，金圆券已不值一文了，凡共军占领的区域，早已改用人民券。未被占领的区域，人家也不用金圆券。大交易则以金条、美钞为计值，小交易则以银元为计值，金圆券不敢留在身边，只要过一夜，便贬值不少了。）5月27日，“台湾物价增长，米价每百斤一百七十万元。肉每斤七万五千元。其余货物，亦狂涨不已”。＇53＇ 6月16日，台湾进行币制改革，旧台币四万元换新台币一元，新台币五元折合美金一元。7月31日，“今日银行挂牌，以新台币六元（即旧台币二十四万元）合美钞一元”。＇54＇10月7日，他去理发，花了七万元。＇55＇ 这些枯燥无味、毫不抒情的数字真实地呈现了一个大时代的苦难，然而达官贵人的生活并未受到什么影响，照样沉醉在奢靡的享乐之中。7月27日，李宗仁曾到过台湾，蒋介石亲到机场迎接。包天笑在日记中感慨：“有许多人都躲在台湾，视台湾为一安乐土了。”＇56＇正如他的一首打油诗所嘲讽的—— 零三零四满街飞，风卷灰沙雨溅衣。 更有教人艳羡处，红妆翠服女司机。 台湾光复之初汽车绝迹，被日本人尽毁。1949年从上海拥来了大量逃难的富豪、官僚，有许多新型汽车，号码则以字数越少越名贵，上海的太太还能自开汽车，“足以使台湾人艳羡不置”。＇57＇
动荡中不忘读书
一介文人了此生的包天笑即使在动荡的时局中也没有停止过读书，3月29日，他读了曾亲临延安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大地的女儿》，但未作只字评语。5月6日，他借来郭沫若的散文集《今昔蒲剑》，5月12日读了郭沫若《日本民族发展概观》一文。台湾的图书馆书少得可怜，10月7日，“至图书馆换书，贫乏可怜”。＇58＇ 11月9日晚，他到图书馆换书，交还上次借的胡风评论散文《写在混乱中》。“这个图书馆贫弱可怜，欲选取国外的名家小说亦无有，即有一二，亦被借空。我藏上海有许多好书，置之高阁，都不曾过目，对此不免怅惘。”＇59＇11月26日，他到图书馆借得《佛兰克林自传》、《挣扎》各一册。第二天的日记中说：“实无好书可读也。”＇60＇12月10日，他到图书馆换了洪迈的《容斋五笔》及李长之著的《北欧文学》——都是商务出版的。 73岁的他也放不下用了一辈子的笔杆。3月30日，他曾发表一篇取材于台湾高山族的一个短篇小说《天上人间》。后来11月27日，一批上海报人以上海银行界为背景要在台湾办《经济快报》，都是熟人，向他拉稿，“几有无可避免之势”。11月29日，朱虚白、赵君豪请他吃夜饭。“要我在报上写长篇连载小说，实在我真写不出什么来。今晚的宴会，大有敲钉转脚之意。”＇61＇无奈他只好写了一篇滑稽小说《上海太太到台湾》交差。 他一面与大陆、香港的故旧同好一直保持着联系，并不时地想起一些前尘往事。3月25日，他收到通俗小说家姚鹓雏上海来信，夸他的“行书仍呈簪花之美，诗亦流丽清和，如中年美人纨衫，不事矜持，自然端丽”，＇62＇他把这封信全部抄在日记中，或许他忆起了昔日的文学生涯，那些流年碎影。3月29日，他从报纸上看到北京新政权公布的名单中有蓝公武其人。“此人为我的学生。当时苏州有一吴中公学社，蓝为该学社学生，而我则为国文教员。继而蓝至北京，入研究系，从学于梁任公，但不通音问者数十年了，不知其已入共产党也。蓝原为潮州人，生长于苏，其父在胥门开一土栈，蓝耻之，改籍为江苏吴江人。”＇63＇这大概就是传统的春秋笔法吧，不露痕迹，褒贬尽在其中。4月14日，一代报人胡政之在上海病故，他在16日的日记中说：“《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于前日以肝癌症逝世，年六十一岁。” ＇64＇ 10月24日，他接到昔日在《时报》提携过的滑稽小说家徐卓呆9月19日从上海寄出的明信片，路上有一个半月 ，他将其中“弟等生活，一切如常，无善状可述”等寥寥数语都抄在了日记中，并继续写道：“此明信片，共贴邮票四十元，每枚十元。邮票作蓝色，横书‘华东邮政’四字，左角一星，照下面一火车头、一农民、一商人，下横书‘一九四九’年号。”＇65＇ 5月25日他收到香港朋友来信。“广州局面转紧后，港地近来币制大跌，富豪均抛出港币，扒进美钞，致港币由五元余对美元直跌至八元。但奇怪者，一般物价，并不有巨大波动，港地人心尚安。一般人的看法，认为英国人老谋深算，不会引起战争。……”＇66＇8月30日，他收到香港友人来信：“香港本地人，对战事漠不关心。因为他们对英人信仰过深，只知做生意可能获利与否。自美政府正式声明，支持英国，必要时协同防守香港后，此间的金融立即安定。目前港币行情，非常坚固，但是以后的变化，亦正是难测耳。……”＇67＇ 他最开心的还是收到小孙女的信，所以每次他都要将信抄在日记里。4月9日，他收到孙女以聪香港来信，“小孩子的话，很可喜”。 阿爹：四月四日，接到您的信，今天才复，抱歉！抱歉！……我们大概要到美国去，我也要去，我想顶好不去。要是去了，我是言语不通，外国人常常瞧不起中国人，被他们嘲笑，时时想回家，那末不如不去为妙吗？ 香港有浅水湾，我们去玩过。到香港仔吃海鲜，腥气得来，下次再也不去了。……＇68＇ 11月3日，他接到孙女以聪赴美途中写于船上的来信，颇有趣味。 阿爹：不知不觉分别已经有十余天了，在船上我们都很好。不过头四天，我有些头晕，时常不吃东西，现在每一顿都吃了。但是早上因为这星期在改时间（要改得与美国一样），每天改早一点钟，所以早上起得很迟，往往会失去早餐的机会。…… 吃饭是十二岁以下的小孩子先吃，吃完，由看护带他们到小孩的游玩房间去玩，然后大人吃。吃完了饭，去领自己的孩子。如没有去领，到一定的时间，看护会送到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去的。 我们在船上，已经看了两只电影。晚上我们有一个儿童会，每一小孩，都有礼物。 船上花样很多，房间里每天有船上所编的新闻纸送来，关于世界新闻，船上每天的节目，都有报告。也有香港新闻，报告中国的事。 现在船已近火奴鲁鲁了，风和日暖，从昨天起，海水平静无浪，蔚蓝的天空，在夕阳西下时，五颜六色的云朵，十分美丽，已经可以预料到火奴鲁鲁的好风光。到了火奴鲁鲁，我们预备到附近地方游玩 ，此信预备到火奴鲁鲁寄出了。＇69＇ 包天笑把信详细地抄在日记里，这是时代转换之际，离开祖国的孙女在茫茫大海上写下的，其中充满了快乐，并无什么去国的哀愁。在小孩子天真烂漫的嘴里，说的都是真话，她又哪里体会得到历史的巨变呢。
“中国人正天天过愚人节”
对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包天笑老人自然有深入的认识。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台湾各报“均纷纷登出愚人新闻：如梅兰芳到台湾；吴稚晖往访张学良；顾正秋晕于浴池等等，浅薄可嗤，一望而知是不可信的新闻”。他感叹：“其实中国人正天天过愚人节呢！”＇70＇这也是对他亲身经历的国民党统治时代所下的判断。 4月16日，他听陈小蝶说：“蓝妮除原有的住宅两座外，尚有玫瑰别墅七幢房屋云。”＇71＇蓝妮就是宋子文金屋藏娇的“彼眷”也。 4月24日，也即南京被解放军占领的日子，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台北的天气：“阳光甚烈，庭前百花齐开。”＇72＇对国民党政权的沦亡，他没有一丝的惋惜，只是详细记下了美联社有关南京易手的报道。“南京人民正忙于看司法院失火，而不知共军已入城也。”＇73＇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昨夜至今晨，飞机之声不绝，有许多高官均来此，有人竟疑及蒋介石亦已来此了。”＇74＇ 4月27日，上海陷入了包围圈中，各报遭遇新闻封锁，所得的消息都是国民党官方消息，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因为前两天刊登苏州、嘉兴失守消息，被罚停刊三天，“西人甚愤恨”。同样消息孔祥熙办的《大陆报》登了就不受罚，“因此他们愈为不平”。＇75＇4月30日，“现在上海各报，只许登由凇沪警备司令部所发出的、交给中央社发播的新闻，其余自己采访的新闻，以及外国通讯社消息，概不许登。台湾各报，则尚有登外国通讯社电的”。＇76＇5月3日上海设立新闻检查所，所有报刊杂志、出版物，不论中外文都在被检查之列，前一天，上海的《东南日报》、《中华时报》、《华美晚报》、《立报》都已停刊。所以，5月25日包天笑在台湾已看不到上海来的报纸，夜间接收上海广播，各电台全是转播北平新华电台，才知上海已易手。5月2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汤恩伯离开上海前，还应用飞机散发一篇《告沪同胞书》，称什么“上海撤守，纯为顾虑全市区之民命及财产，并非是战争失败”。上海人的意思，以为走则走了，还要放这臭屁做什么。＇77＇后来他在9月25日又记下：“沪人至今犹恨之切齿，外国人则谓其贪污而兼无能。”＇78＇蒋介石重用这样的心腹爱将，岂能不败。 败军之际，国民党利用最后的海空优势，对各海港口岸实行封闭，或用水雷，或以军舰等，“英、美两国，均不赞成。”＇79＇对国民党的惨败，包天笑没有一丝的同情。4月29日，“蒋介石发表告同胞书，盼发挥力量，拯救国家，愿以在野之身，拥护政府奋斗”。＇80＇5月3日，“蒋介石或称在杭州，或称仍在溪口，并不一致”。＇81＇显然，蒋的神秘行踪难道还能让人相信他的信誓旦旦吗？然而，当8月5日美国发表白皮书，严厉谴责国民党和蒋介石，认为“中国内部何以产生这种不幸的结果，中国政府的腐化、自私和军事错误，应负其责”。其中透露了5月5日李宗仁给杜鲁门的机密电报，坦承目前的窘境是没有善用美援，实现政治、经济、军事改革所致；还有1944年史迪威解除驻华美军司令职务前对蒋极为难听的批评。包天笑却在8月6日的日记中说：“总之这个白皮书，把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痛骂一番，其情可恶，其意何居？”＇82＇对于美国政府的指手画脚，自居高人一等，他却是看不顺眼。6月14日，当他从外电听到“除非外国对中共给以援助，或借款，否则上海将遭遇严重危机”时，他也在日记中激动地说：“说来说去，总想共产党向外国借款，他们又可以霸占上海了。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趁火打劫之心，灼然可见。”＇83＇ 经历过近代沧桑的知识分子对外国在华势力的反感早已深入骨髓，他身上的民族气节、爱国之心与党派纠纷并无关系。 对共产党包天笑完全是陌生的，4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下：“北平传述：中共对于大学课程方面：（甲）禁止教授罗马法。（乙）将社会科会＇学＇课程，改为‘学习会议’，讨论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自然科学则准许照常上课。（丙）反共书籍，已自各学校、图书馆取去。”＇84＇6月1日，他收听了新的上海人民电台广播，各私家电台也在转播，他听到儿童歌唱团的歌声，歌词为“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歌”等 ，也有绍兴戏、申曲等，“皆有新歌词”。他还听到了上海跑马厅“会场上大呼口号”，有一口号：“要打到广东、台湾！”＇85＇ 7月3日，“上海各学校，已添设新民主主义、马列主义等课程，至外国语的教学情形，则不予变更”。＇86＇ 10月21日，北京昨日宣布新阁官员名单，“闻政务委员之阁员，共为二十名，其中九名不属于共产党。其余如副部长等，则以非共产党人为多”。＇87＇对此，他几乎都没有作出个人的评判。作为一位老报人，老人无时不在关注转型之际报业的变化。6月20日，“上海各西报，仅有《字林西报》一家，《大美晚报》亦不出版”。＇88＇7月13日，共产党上海军管会勒令《罗宾汉》、《飞报》两家小型报停刊，“谓其载黑色新闻，及有利于国民党特务之消息。《解放日报》谓：‘帝国主义之喉舌，合众社、美联社，常发送歪曲之消息，已不为人民所喜爱’云云”。＇89＇9月11日，他谈到各国在华的通讯社，尤其以美国的合众和美联社最为活跃，“他们的范围的宽广，消息的灵通，是其所长，然而亦有许多观察之未周，论断之失当的。当然也有他们的立场，他们的主观意图”。＇90＇10月11日，他认为外国通讯电，“有可信者，有未可信者，因他们究竟未能明了中国的政治动态，往往力求快捷，不假思索，甚至以意为之。加以自西文译成中文，译者未必全能信达，这全靠读者自己去辨别了”。＇91＇ 对台湾的报纸包天笑多次表示不满，5月25日，上海易手之日，台湾的报纸虽有十三家之多，“总是说国军如何的胜利，西报亦不转载，所登消息，大都均靠不住”。＇92＇7月21日，“香港报现在不能来台湾，本地报纸，对于中共区之消息，不甚登载。偶有英、美通讯社传出消息，也都从＇重＇新做过”。＇93＇10月14日，他又批评：“我可不敢相信报上所载的自称胜利的消息。每次登载胜利以后，不一日即发现大不胜利的消息也。”＇94＇11月25日，“此间《新生报》副刊，钱歌川、陈定山，易君左诸位均写稿。乃前日忽有剿共反苏一电，其中有钱歌川名，但未经钱之许可，并模仿他的签名式。钱意不怿，在《新生报》副刊上，登了一篇《签名盖章》，措辞也还蕴籍＇藉＇。明日，有人在副刊上登了一篇文字，大骂钱歌川，意思说：‘你住在台湾，对于剿共反苏，尚可游移乎？否则滚出台湾去。’又有人为之不平，说：‘这是强Jian一个女人，假如喊痛就是一个耳刮子。’”＇95＇他本人的态度已尽在不言之中。 到12月6日，“战事东南已趋静寂”，国民党残存的四川陷入了四面楚歌中，李宗仁已远走美国，甚至有一个叫皮尔逊的美国评论家在美通讯社广播：“李宗仁来美目的，并非治病，是要将台湾租与美国九十九年，美国的国务院对于这件事，不感兴趋＇趣＇，但国防部则对此非常关注。”国民党政府驻美使馆赶紧辟谣。＇96＇ 包天笑的1949年日记到12月18日结束（因为他忽然病倒，卧床数日，未能握笔，日记因此中断），这一天，虽然成都还在国民党掌握中，香港与成都电报尚通，但刘伯承兵临成都城下只有20里，彭德怀的大军相去也只有65里。孤岛台湾将是蒋最后的救生艇，而包天笑不久即告别孤岛，移居香港，“我从煮豆总思家”，在垂暮的时光里，他仍写他的《钏影楼回忆录》，北望江南，他熟悉的故乡，以及展开他文学和报业生涯的上海。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 ＇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894、971—972、973、888、950、948、956、819—820、827、829、844、829、830—831、831、834、840、932、820、824、833、857、858、825、826—827、828、831、835、841、843、844、858、864、865、866、868、868—869、894、902—903、910、923、929、950、981、838、839、846、840、851、860、871、878、881、883、917、945 、915、924、945、966、977、977—978、821、825、842、956—957、882、927、836、961、828、842、849、850、851、853、856、885、940、901、835、860、921、895、833、887、903、955、898、909、935、949、881、912、951、974—975、981页。
金融巨子：陈光甫
陈光甫（1881—1976）是银行家，早年留学美国，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始终以“服务社会，顾客至上”为宗旨，致力于银行近代化，短短20年间，就从仅有七八万元微薄资本的“小小银行”成长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拥有几十个分支机构，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的多个“第一”，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受命赴美，与胡适等鼎力促成美国政府的“桐油贷款”，对抗战贡献至大。1949年后他离开大陆，住在香港。
两党争夺的对象
1947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之际，蒋介石希望四个有社会声望的无党无派人士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其中之一就是上海金融巨子陈光甫。1947年3月20日，胡适给王世杰的信中说，当时正在酝酿国府委员的无党派人选共四人：陈光甫、胡适之、莫柳忱（莫德惠）、胡政之。＇1＇可以想见陈光甫当时的社会声望。 1949年初，李宗仁希望重开和平谈判大门，派一个有公众影响的重量级代表团，到北平敲门，其中一个重要人选就是陈光甫，但他拒绝了。在时代转换之间，他成为国共两党争取的对象。他有过犹豫和矛盾，作为一代金融巨子，他思考得最多的还是经济的发展，民生的富裕，社会的安定，他对国民党有过很多的失望和不满，他对共产党了解极为有限，有忧虑，有恐惧，但也有过好感。如同他在1948年12月22日所记“昨夜三时即醒，思想复杂，颇思至美一行，即可解决上海之一切烦恼”。＇2＇ 1949年3月20日，陈光甫离开上海，到香港。3月29日他飞到曼谷，参加“亚洲与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4月6日会议结束后回到香港，当天他在日记中说起泰国虽然政变频繁，近年来又有通货膨胀，可还是出超国家，国际收支有富余，对外汇兑率平稳，外汇并不管理，市面无恐慌现象，而且有欣欣向荣的局势。感慨“吾人之前三十年，上海亦是如此，今来此见之有无限伤感”。＇3＇因为关心本民族的命运，这位富甲天下的一代银行家常常思考更深刻的历史问题、革命问题，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4月7日，他在日记中说： 中国之命运落在革命家手中，中国革命家大概分数种，如下： （一）醉心革命者，一切无可理喻。 （二）报仇。如孙中山排满……又如毛泽东三万里长征，立志推翻蒋政权。 （三）热心名利之徒，追随时代，在左比在右容易得人欢迎。 至于悲天悯人的人士，本非革命家，故谈不到后果。…… 吾国已到新阶段，入共产思想的政府，Will Chin be sved from compulsions of nrchy？＇中国会从无政府彻底压迫中得到拯救吗？＇须有二三年后再起革命风潮。＇4＇ 4月15日早晨，天朗气清，他散步到山顶。“全港在目，来往小船乘风破浪甚为美观。”他是江苏镇江人，想起童年时常常随外婆到金山游玩，长江上的情形也是如此。“今来港有逃难意味，相形之下颇多感慨。”他还想起了传说中一位金山高僧与乾隆帝的闲话，皇帝问：“江上来往之船如此频繁，所为何事？”高僧回答：“均为名利二字。”陈光甫说：“今日细味此语，颇觉有马克斯＇马克思＇唯物论说法。”＇5＇
筹划进退，煞费苦心
在共产党眼里，陈光甫是江浙财阀与浙江财团的领袖，对这样的名称他很不满意。1948年12月国民党大厦将倾的前夜，他曾来到香港。他在12月4日的日记中说： “《大公报》载余抵港，而冠以江浙财阀与浙江财团领袖字样。查此项名称之由来，乃日本人所创造。当国民军北伐之时，中交两行垫付军费，颇具势力，而银行主持人如张公权、钱新之、周作民、吴鼎昌、李馥荪等，日本工商金融界联络吾国银行家，有时亦邀余在内。自中交两行增加官股后，其大权已握于政府之手。即所谓南三行、北四行者，其内部亦各自独立，不受任何人之支配。虽有每周之聚餐，亦仅谈谈人事之待遇与应付政府之法令而已，并不若美国之摩根集团等等，可以指挥投资途径，性质完全不同。共产党以此项名称有刺激性，不问其内容如何，竟沿用日本人之称谓，而一般记者亦不之察，常用江浙财团、四川财团、广东财团等名词以刺激人心也。”＇6＇ 他12月28日的日记再次提及此事，可见对这一名称耿耿于怀，“香港民主同盟派以反蒋为其目标，实在不明苏联内情。吾在港时曾见《大公报》载有币制座谈会，参加者有章乃器、千家驹等，议论极其幼稚。此辈写文章总行采用马克思辩证法，即一切人的动机，皆是经济的，故有江浙财阀、广东财阀种种歪曲的说法。”＇7＇ 12月5日，陈光甫自称到香港四天，既不见报馆的友人，也未和市面上人见面，更不找政界中人，但却无时不在关注着时局的变化、筹划个人的进退出路。“其于中共细情，无由得悉，然报纸上披露战况及各种政治小团体之议论，可得二三事。 （1）报纸上对于有钱人纷纷之逃难，尤其如我这一类人，言论不表同情，且取攻击之态度。宋汉章、卞伯＇白＇眉等来此，皆销声匿迹，一若清末遗老逃难至上海、青岛等。如此一来，好像报纸上言论之不错。香港报纸左倾的多，一切的一切，不满现状，无影无形要为一个为民众谋福利之社会政策。 （2）中共及各团体今在西文Morning Post＇《南华早报》＇登载宣言，谓共党取得政权之后，允许私人经营事业云云。此证诸济南情状，倒还不错。如果如此，则尚可维持一短期。然事业方针必须配合新的社会环境。 （3）昨云在香港住下计划，我看此情形，似可不必。一来搬家费事，二共党政策不援助做生意的人，不反对中外私人事业，不仿照俄国铁幕政策。我住上海，与香港有何不同？ （4）退休思想久在念中，此时退至香港，亦不妥之至。上海家不搬，且看一星期，再至台湾旅行一次。” 第二天，他即确定自己的计划：“（一）家不搬仍住上海。（二）往台湾一行看看时局。（三）时局不好仍回香港。（四）时局好回上海。（五）香港房子要准备。”＇8＇ 在和香港的同行一席谈之后，他说：“我觉得反共唯有蒋先生，报载约上海钱新之、杜月笙讨论时局。毛泽东来，恐怕不见得安定。有人说毛欠俄债太深，如东三省一百五十万人所用军火，通归中共使用，则外交政策必徇俄人之政策。又觉共内部必有分裂之情势。故香港仍为本行重要之中心。”
对共产党心存疑虑
易代之际，作为金融巨头，陈光甫对共产党缺乏了解以至于存有偏见和误解自不待言，他几乎一直对共产党没有停止过忧虑。12月7日，看见香港道路的整齐、街市的繁荣，他感叹：“四十年以来，内战不歇，人人为私，致造成今日之局面。今后下去，政治经济另走一条路，此路乃为人民所过不惯者也。然事逼处此，有何另外法子也。寄语现在旅居国外友人，此时不必作归计。太平局面，只有英美二国有，自由亦只其有，人生在世，不必另有所求矣。”＇9＇ 12月12日，他想起宁汉分裂之时，“汉口共党政府主动，组织各业工会，清算斗争，颇有令人难以终日之苦。共党号称为人民解放军，先从工人主政入手，即从银行方面，首先驱逐经理，由工役组织委员会，开始清算。其时，我是在上海好，还是不在上海好？此一套工夫，我颇难欣赏，故还是不看见的好。其所以不要看原因，乃是太觉幼稚”。＇10＇ 他甚至设想了12条具体“做法”，认为共产党按如此做法，五年内即有成效，把生产搞好。 12月16日，北平已易手，局势发生变化，他从澳大利亚回来的冀朝鼎那里听说： “共党对英国人颇好，取得政权后，必许其做生意，因英国人肯合作，对美国呆板一点。” “细察现在局势，共军必取得政权，最后归宿必用马克思主义。我年纪已老，应当退休，不问行事，返上海为一最短时期，不可站下去，站下去有种种不对。对方来谈，是否不与他谈，且来者皆系投机分子，廿年以来，看见很多。” “比较无共党势力地方为香港，可以当作昔日之租界。迁居此地，一如前清官员往青岛一样，久而久之，他们忘记我们了。且此地尚有朋友，可以与美国通信，看看报，读读书，有相当自由，此为最宝贵之精神食粮也。”＇11＇ 两天后（12月18日），他继续写道：“若云中国共产党并非受俄国人主持，或云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者，乃是自欺欺人之语。无论他们及其党徒或一般小政客及投机分子如何说法（有人相信为真，且有外国人相信），我们不能相信。”＇12＇ 12月27日，在回上海的船上，他有这样的思考：“香港报纸常载共党议论，云现下与苏联斗争政策不同，采用民主经济政策，许私人企业，并与外人通商。此乃共党深知推行社会主义，非有一相当时期不可。……吾人可因此推论到聪明而切实计划之共党或社会主义者，当非轻狂之徒，处心积虑为人民谋幸福，决不肯轻举妄动。”＇13＇
(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http://www.xshubao22.com/6/6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