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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舌下面的心计：3。利害最是动人心
劝说、游说是用言辞说服人的，但言辞本身并不具有那么大的魔力，而真正起作用、打动人心的则是通过言辞所说明的利益归属和利害得失。
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人李斯从荀子学成后来到秦国，他认为秦国的发展势头很盛，很有统一天下的可能性，便毅然来到秦国，游说秦王来了。当时从山东各国来秦的人很多，这其中不少人是有才干者，但鸡鸣狗盗之徒、滥竽充数者甚至各国间谍也夹杂其中，所以秦国官员中有人提醒秦王对此应予以防备，秦王也因此对外国进入秦国者下了逐客令。秦国要彻底驱逐六国来客，以净化秦国官僚队伍，李斯当然也在被逐之列。在这一关键时刻，李斯以过人的胆识和超人的辩才给秦王写了一封声情并茂、有理有据的长信，这就是千古名文《谏逐客书》。在这封信中，李斯从秦穆公求贤讲起，那时他从西戎请来由余，从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并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秦穆公用了这五个人，兼并了20国，称霸了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国家富强，打败楚、魏，扩地千里。秦惠王用张仪之谋，拆散了六国的抗秦联盟，迫使各国服从秦国。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贵戚力量，加强了王权，吞并诸侯，建成帝业。这四代贤王都是任用客卿才成就大业的，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如果这四位贤王也像今天这样下令逐客，秦国会有今天吗？李斯又说，秦国的珠宝、美女、好马都来自东方各国，如果只有秦国的东西才要的话，那么许多好东西也就没有了。为什么这些东西可用而客卿却被逐呢？看来，大王是只看重东西，而不看重人啊！李斯的话，情词恳切，打动了秦王。秦王立即收回了逐客令，并继续招徕和重用外来客卿。秦王的凶狠和残酷是尽人皆知的，李斯之所以能用一封长信改变了秦王已经下达的命令，关键是讲明了逐客有可能对秦国大业带来严重的危害。作为一国之君，他无论如何凶残也不会置眼见的国家损失于不顾，这才是李斯之所以能够用言辞打动秦王的真正原因。
三国时蜀国有个邓芝，此人也是个著名的说客。当孙权中了曹操有意设下的离间之计，为夺回荆州，在麦城杀死关羽之后，吴、蜀之间的关系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刘备念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之情，发誓报东吴杀弟之仇，遂亲率大军东征。由诸葛亮苦心经营多年的孙、刘联盟宣告彻底瓦解。等刘备一死，吴、蜀关系又露出一丝缓和的曙光，于是诸葛亮马上抓住时机派邓芝出使东吴，劝说孙权，重修旧好，以求共同抗曹。经过此前一段时间的重大纠纷，孙权此时已经死心踏地臣服于曹操，大有与西蜀不共戴天之势。此时听说西蜀又派使者到来，心中早没好气，便架起一口烹人的油锅，唤邓芝来见。邓芝见状，说：“人们都说东吴多贤人，没想到竟惧怕我这一介书生。堂堂东吴，欲烹来使，太没度量了。”孙权觉得丢了面子，便撤下油锅，给邓芝让座。邓芝说：“我这次来不光是为了我们蜀国，更是为了东吴的安危。你臣服于曹魏以来，不是让你去入朝伴驾，就是让你送太子当人质，如果不依从，便以讨伐叛臣的名义南征，这样下去您是没有活路的。如果吴、蜀两国恢复联盟，那么进则可以兼并天下，退也可以三足鼎立，你们为什么不想与我们结盟自立，而偏要去做曹操的臣子呢？”孙权听了邓芝这番话，心中自然不是滋味，在权衡了利弊得失以后，遂决定断绝魏、吴关系，重又恢复了吴、蜀联盟。
要说出使和游说，我们还不得不提及战国时代鼎鼎大名的纵横家苏秦。苏秦游说秦惠王失败后，就一反往日面目，把原来的主张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来游说东方六国，要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了。于是，由于苏秦游说各国出奇地成功，很快在东方各国打开局面，并佩六国相印。然而，我们一旦略加仔细分析苏秦打动人主的诀窍，仍然离不开这么个基本原则，即以利害打动之。比如说他游说燕国吧。燕国地处北方，是一个偏远的小国，与当时的其他诸侯相比，燕国的力量是最弱的。对燕国来说，西方秦国是其最大的威胁，而它最担心、最可能首先给它致命打击的却是齐、赵等国。了解到这些情况，苏秦就赶往燕国游说燕文侯。见到燕文侯，苏秦开门见山地说：“燕国的最大敌人无疑是秦国，但是多少年来燕国没有战事，是因为赵国在南面挡住了秦国的进攻。秦国要攻燕，必须跨越云中、九原，还要穿过代、上谷，长途跋涉几千里，困难很大。如果赵国攻燕，那情况就不同了，赵国只要国君号令一出，不出十天，赵国的几十万大军就可以长驱直入到达燕国东部，然后渡滹沱，涉易水，不出四五天就能攻进燕国的国都。”苏秦描述的情况恰是燕文侯最怕发生的，因为这关系到燕国的根本利益，于是燕文侯慌张而又诚恳地请苏秦为燕国出出主意。苏秦见自己的话已击中燕文侯要害，就漫不经心地说：“要阻止赵国攻打燕国十分容易，只要燕国先表示友好态度，愿意和赵国结成联盟，赵国的威胁自然也就消除了。”燕文侯马上答应下来，委托苏秦带上燕王送给赵王的礼物，请苏秦赴赵国为之斡旋去了。话说回来，苏秦游说燕文侯是他实现合纵以抗秦计划的第一步，其意并不在为燕国设计安全防卫计划。但他的说辞却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他明白，要想得到燕文侯的支持，必须点破燕国目前所处的危急局势，有了危机，燕文侯才有求助心理，苏秦的计划也因此才可能迈出第一步。而苏秦用以打动燕文侯的也是利害问题。
由此看来，不论是李斯的谏秦王逐客，还是邓芝的出使东吴，还是苏秦的游说燕文侯，其用以作为说辞和打动对方的看家本事都是明明白白地晓以利害，当利害计算打动对方心的时候，劝说和游说就取得了成功。由此我们说，利害最是动人心，实在是千真万确的。
唇舌下面的心计：4。激怒与说服
说服对方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反面激怒有时比正面劝说更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比如三国时西蜀丞相诸葛亮就扮演过这种智力游戏专家的角色，他智激周瑜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
话说当时曹操亲率百万大军直下江汉，威逼东吴。执掌吴国军政大权的周瑜担心自己兵力单薄，如果出兵抵抗会殃及东南六郡百姓，因此产生了与曹操讲和的想法。这时，诸葛亮来到东吴，目的是劝说周瑜与刘备联合，以共同抗击曹操。诸葛亮知道周瑜性急气盛，便没有正面劝说，而是用计激怒周瑜。他故意说周瑜与曹操讲和是上策，并说可以帮周瑜出个主意，既不用纳土献印，也不用贡送银绢，只需送两个人去，曹操肯定会即刻退兵。周瑜忙问送谁去？诸葛亮说：“曹操新建了一座铜雀台，广选天下美女充实其中，他听说江南的乔公有两个女儿名大乔小乔，美貌无比。今天率大军南下，目的就是为了来讨这两个美女的。将军何不找到乔公，用千金买下两个女子，送给曹操呢？”周瑜问：“你怎么知道曹操是来要这两个女子的？”诸葛亮说，曹操的儿子曹植写了一首《铜雀台赋》，主题就是说曹操要当天子，并誓取此二女。接着，将原文背诵一遍，赋中有这样一句，叫“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周瑜听罢大怒，连骂曹操老贼欺人太甚。原来，大乔是孙策之妻，小乔便是周瑜之妻。因此，周瑜当即下定联合刘备抗击曹操的决心。实际上，《铜雀台赋》中的这句话原意是指两座桥，因乔与桥同音，诸葛亮便故意说成是指大乔小乔姐妹，来激怒周瑜。激怒周瑜所产生的结果，却是在诸葛亮意料之中的。回过头想，诸葛亮对周瑜只是用了一个小小的骗术，如果周瑜懂些诗文，或眼界再开阔一点，诸葛亮的目的就没办法达到了。
唇舌下面的心计：5。谏诤中的辩术
历史发展到唐宋之后，列国和战之类的事端减少了，辩士说客也相应地少了。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类人又改头换面，以另一种面目和方式存在，并且仍然对国家、社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便是以帝王为劝说对象的宫中谏臣。谏臣之巧谏，从基本性质上讲，已与以前的说客不甚相同，但仅就其巧言善辩的天性才能而言，又与以前的说客如出一辙。
唐敬宗贪图玩乐，巡游无度，众臣阻止不了。当敬宗为去洛阳游玩而大肆筹备时，宰相裴度知道强谏不行，便对敬宗说：“东都洛阳本来是天子巡游的地方，但因这段时间战乱太多，宫殿、官署大都被毁，须待修茸以后才好去得。我赶紧派人整修，过一年半载再请陛下巡幸吧。”敬宗听说洛阳一片废墟，便再也没兴致去游玩了。
明朝初年，宋濂经常给朱元璋讲授儒家经典，并不失时机地巧谏。一次，主事茹太素上疏奏事。朱元璋嫌写得太长，还没看完就大发脾气。群臣一见皇帝暴怒，便纷纷指责茹太素。惟独宋濂心平气和地说：“茹太素奏事洋洋洒洒万余言，所列的事件很多，且一一开列了改革弊端的具体办法，这说明他对皇帝是忠心耿耿的。如果写得很短，都是些歌功颂德的空话，不一定就好。尤其是陛下刚颁布了广开言路的诏书，就严惩进言的臣下，那后果将会怎样呢？”一席话把朱元璋的怒气打消了。当朱元璋重新看了茹太素的奏章，果然发现上面有不少可取的东西，说：“如果不是宋濂相劝，我差点儿犯惩治谏臣的大错。”
当然，巧舌和心计并非处处时时都用于利君利国，它也有时不免用于阿谀奉承，谄媚谋私。唐朝的姚崇为人“权谲”，起初引荐魏知古为相，而后又将其挤出朝廷，派往洛阳任职。当时姚崇的儿子只知道父亲引荐过魏知古，就想走魏的门路徇私，哪知魏知古竟向玄宗告了状。有一天，玄宗问姚崇：“你有几个儿子？都做什么官？品行如何？”姚崇十分机敏，一下子就猜透了玄宗的意思，便以攻为守，答道：“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东都，为人贪欲又没本事。他们必定会走魏知古的门路。陛下一问，提醒了我，我得提前告诫他们。”玄宗原以为姚崇要为儿子隐瞒，听了姚崇的话很高兴，问姚崇怎么知道？姚崇说：“魏知古落难时我引荐过他，我儿子很可能会因此走魏知古的后门。魏知古如果为了报我的引荐之恩而提拔我的儿子，那就坏事了。”姚崇的话柔中有刚，于不经意中已巧妙地把魏知古给告了。玄宗听了，觉得魏知古不仅不报恩，还告发姚崇，太不近人情，便罢了魏知古的官。
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时，李NB078
的巧言也是阿谀巧极的例子。当时武则天为昭仪，高宗想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问群臣可否。老臣长孙无忌等坚决反对，许敬宗支持，却说“田舍翁多收十石麦，尚欲更故妇，况天子乎？”虽说对了高宗的心思，但又嫌太过露骨。高宗又问李NB078。李NB078是三朝元老，功高望重，他为了既不得罪
众同僚，又能讨好高宗和武则天，便耍起了滑头。他既不明确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只是说：“此是陛下的家务事，何必问外人？”高宗听后，心中有底，便堂而皇之地把武则天立为皇后了。
历代巧言善辩的说士、谏臣，有的一言兴国家，有的一言救众生，也有的一言免去杀身之祸……显而易见，这种特殊本事是一种天生的才能，甚至是自幼就具备的才能。东汉的孔融小时候聪明异常，当时有个叫陈韪的大臣不以为然，说小时候聪明的人长大了未必有真本事。孔融听后笑了笑说：“您小时候一定很聪明吧？”孔融的反问省略了潜台词：“你现在这么愚蠢。”我们可以设想，孔融此时肯定没有学过逻辑学，但他能迅速、准确地做出反应，说出超乎常人想像力的妙语。语言一直是汉民族文化中的权力阶梯，而且又是审美对象，会说话、善说话，把话说得恰到好处，常常成为世人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标准，这到底让我们是喜还是忧呢？
以不变应万变：1。“不倒翁”不倒的秘密
虽然说官场如战场，升沉迁徙都是难以捉摸的，而且伴君如伴虎，作为帝王麾下的人臣一般都有“朝承恩，暮赐死”的忧惧，但是中国古代历朝宫廷里都不乏这样一种人物，他们面对仕途险恶，任凭宫廷争斗，包括内忧外患，甚至改朝换代，都不忧不惧、稳扎稳打，既为各种势力所接纳和任用，而且还可能不断高升。虽说古人中多有“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对此种人却无意义。他们的做法是，任凭皇帝易人，社稷易主，我都能以不变应万变，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就像正常的生意人做生意，时间越长赚钱越多一样，他们则是任官愈久，地位则愈固、愈高。这就是官场宦海中的“不倒翁”。
这类不倒翁官僚中很少有精明强干的济世之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往往当官而不主事，甚至有职有权也不干事。唐代就有过这样一位“三不”宰相，他遇事不开口，办事不开印，回家不开门。这种人绝不是无知无识的愚人，他们读书而不死读书和读死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是他们的特长，他们对传统儒家学说有着透彻的了解，而对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更有深刻的把握。世界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干事多错误才多，不干事的人一般也不会犯什么错误。在官场如果真能看透这一点，把为人处世的智慧掩盖在痴呆木讷的外表下，他就已经明白了人生之三昧。
历经唐、后梁和后唐三朝，侍奉过18个皇帝的张全义属于不读书，却有丰富经验和天生悟性的人。他的祖辈是濮州乡民，他年轻时曾在县衙当仆役，辛苦劳累且不说，还常常遭受官吏的污辱，就是后来当了河南尹，同僚们仍看不起他，有人当众斥骂他为“田舍翁”。就在这种备受歧视的环境中，张全义的机敏心术开始起作用。他看到唐末战局混乱，就弃官投奔了黄巢义军，一度在黄巢义军中当了兵部尚书兼水运使。他又看出义军政权不会长久，为及早脱身另谋出路，便主动投降唐朝的河东节度使诸葛爽。为了消除诸葛爽对自己的戒心，张全义主动请战，率军东奔西突，屡立战功，结果又受重用，升任泽州刺史。从反唐到降唐，两处都受重用，而这一切在张全义身上显得是那样和谐而自然。
这还仅仅是开始。接下来的五代时期军阀混战，狼烟遍地，皇帝上下轮换如走马灯一般，张全义凭着高超的处世技巧，不但保住了性命、官职，也保住了地盘和实力。张全义的地盘在洛阳，朱温篡唐后对张全义并不放心，封他做东平王，想使他离开洛阳。张全义心如明镜，一再上表推让，表示无心争权夺地，并竭尽财力支持朱温，很快便使朱温消除了戒心。当朱温杀戮功臣，张全义受到威胁时，他把全部家产献给朱温，更为“难能”的是他竟让妻子、女儿和儿媳轮流侍奉荒淫无度的朱温，在朱温榻下随时为张全义辩白。有一次朱温生气，要处置张全义，张全义的妻子储氏竟然当面责问朱温：“全义只是一个种田的老翁，30年来在洛阳周围为你开荒种地，征收赋税，支援你打天下。现在他已老朽，活不了几年了，要背叛你何必等到今天？”说得朱温哑口无言。为了表示歉意和对张全义的信任，朱温还与张全义结成了儿女亲家。朱温政权倒台，洛阳一带为李存勖的后唐所控制。原来张全义支持朱温打李存勖，成了李存勖的宿敌，李存勖一直想诛灭张全义全家。对此，张全义早有准备，临危不慌。当他得知李存勖要到洛阳祭天，便立刻把祭品准备齐全，让人带信说自己早就知道洛阳当归李存勖，几年前就把祭品准备好了。意思是说他张全义身在后梁，心里却忠于李存勖。这一下居然博得了李存勖的原谅，仍然让他继续做他的河南尹，并加封为齐王。为增大保险系数，张全义买通了李存勖的刘皇后，用大量钱财博得刘皇后的欢心，并当了刘皇后的义父。这样一来，便由李存勖的宿敌又变成了岳父，官运也就更通畅了，不久就升至太师、尚书令。到了晚年，为了给儿孙找靠山，他窥测到李嗣源的势力发展快，有前途，便极力上疏说李嗣源的好话，说李嗣源如何有胆有识，雄才大略。以
致张全义死后李嗣源当了皇帝，还觉得过意不去，于是又追赐给张全义一个“忠肃”的谥号，才算了结了一桩难完的心事。一个普普通通的张全义，论才论德他全无特长，但他身历数朝、身侍数君、身任数职，不但官运亨通，而且全身而去，这么一个活宝贝的坚韧生存究竟靠的是什么？这实在值得后人深深思索。
张全义有幸身历数朝，而在位长达54年的汉武帝一朝就更换过若干丞相，与绝大多数丞相被杀不同，公孙弘死于丞相位上倒成了个例外，这个例外与张全义大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妙就妙在他能处危而不危、处乱而不乱，看似不温不火、谦恭礼让，但实际上却是对上阿谀、对下踢脚，对竞争对手，不管是现在的还是潜在的，他都稳准狠地予以除治。仅举几个例子：中尉汲黯因为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汉武帝的咏马诗，公孙弘说汲黯是“诽谤皇上作品，应该全族抄斩”。虽然汉武帝没杀汲黯的头，但却为此把汲黯贬到外地去了。董仲舒是当时的名儒，公孙弘因为研究公羊《春秋》不如董仲舒，心里嫉恨，就利用戴高帽子的办法把董仲舒推荐到杀人不眨眼的胶西王手下，从此结束了董仲舒的政治生命。还有主父偃，这个齐相是因为办案办过了头，也被公孙弘推荐到死神那里去了。公孙弘整人是暗里下毒手，表面却从来都是宽宏大量。比如有一次，汲黯在朝廷上当众指责公孙弘身为三公却仍盖打补钉的棉被是虚伪。公孙弘面不改色，缓缓对汉武帝说，因为陛下英明，所以朝中才有汲黯这样的直臣。你看，这马屁拍得多到位。张全义无耻，公孙弘无德，而最终成就政治不倒翁却是完全相同的。
以不变应万变：2。死人算计活人
历史上身居要职的人很多，精明一世的人也不少，而身兼二者，既身居显位，又精于算计，其精明程度甚至连身后的事情也能算计到，这样的人就不是很多了，唐朝的姚崇就是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
姚崇起初曾和朝中另一大臣张说争夺相位，经过姚崇的精心策划，硬是把已经坐上相位的张说拉下马来，自己取而代之。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非人力所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姚崇比张说年长许多，此次政治交手张说虽然一着不慎输给了姚崇，但张说只是暂时偃旗息鼓，既然有这么个年龄优势，张说也决不想就此罢休，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就是了。
张说此时的心态，姚崇也是十分清楚的，预料到张说迟早要复仇，所以姚崇临死之前对他身后事做了周密安排。他告诫子孙们说：“张说一向与我嫌隙很深。我死以后，出于礼节他必定前来吊唁。到那时，你们可把我平时使用的珍宝器皿都陈列出来，因为张说平生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类东西。你们要注意观察，如果张说看到我这些东西完全无动于衷，你们就赶快做出逃的准备，那样灭门之灾就要到了。如果他对这些东西表现出喜欢， 有兴趣，就说明他不打算报复，那你们就把这些东西全都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文。”并特别叮嘱：“如果张说答应为我撰写碑文，写出后你们就立即上呈皇上，刻石立碑。抓紧时间、分秒必争十分重要，因为张说为人做事容易反悔，事后如果他发现事情做错了，要求追回碑文时，你们就告诉他碑文已呈皇上恩准，并把刻好的石碑给他看。这样，他就没办法改变他在碑文中对我的评价了。既然从他口中对我盖棺论定，你们也就没什么危险了。”果然不出姚崇所料，姚崇死后，张说收下了他的礼物，也为姚崇写了碑文，文中对姚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事过不几天，张说就后悔了。可这时姚崇的儿孙们已遵嘱而行，他没办法收回自己对姚祟的评价了。张说由于无法改掉的对珍宝器皿的收藏兴趣，还有他那一丝贪欲之心，致使他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犯了一个大错误。然而，由这一事件我们看到的却是姚崇对人明察秋毫般的精明算计。事后，当张说明白了事情的个中原委以后，只有顿足大骂了。实在说来，人死之后对于死者个人来说，生时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一切也都成了静止的。道家开山祖师老子主张：不与人争，而人莫能与之争。那么由此举一反三，姚崇以死为标志已经达到不与人争的顶点，而活着的张说犹有争心。但到头来，不争的姚崇终于制服了争心不已的张说，这是否就是老子隐晦的话中暗含的那番道理呢？虽然史无明文记载，民间传说中有死诸葛亮制死活司马懿的故事，这个说法似乎有些说过了头，而事实上，诸葛亮与姚崇相似，其生前也是看出了他的对手司马懿的为人和思维方式，才制造了那桩一再用木制人像来吓退追兵的有趣事件。以不变应万变是中国古人的智慧，死人算计活人、制服活人，死前安排好身后的事情，把即将化为青烟的智力再做最后一次延伸，是否也可以算作“以不变应万变”的一个典型呢？
以不变应万变：3。说不尽的冯道（1）
翻开中国历史，你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人，无论政治如何风起云涌，他都能稳稳占据要位；天下太平年代他的升迁不快，但却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乱之秋他也能既保全身家性命，又一步步高升。这种人似乎并不是人为训练的结果，而是性格性情使之然也。
五代时期，中原王朝更迭频繁，皇帝像走马灯似地换了一个又一个，多少王公大臣随着皇室的更替常常一夜之间由座上客变为阶下囚，许多人甚至为此很轻易地丢了性命。而冯道其人竟然在这样的年代，能在前后50年的仕宦生涯中历仕后唐、后晋、辽、后汉、后周五朝8姓11个皇帝，而且不管在哪姓哪朝中做官从未离开过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史称此间“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并自称“长乐老”，简直比做皇帝还自在。
冯道为官处世的最大特点是看风使舵，投君所好。冯道少年时读过些书，因不太精通，所以没参加科考。最初从戎，在后唐李存勖手下南征北战，卖了不少力气。不料李存勖称帝后不重用功臣和文人，却以前朝的名门士族为官，使冯道大失所望，他只好等待时机。李嗣源继位后，改变了李存勖单纯以武功治国的方针，开始崇尚文治。李嗣源是一介武夫，四方奏章要让人代读代批，负责读奏的中书令安重诲文化也有限，常常读不通奏章的文句。时来运转，冯道在李嗣源下令“选文学之士与之共事”时被选中，授予端明殿学士，并很快当上了宰相。
冯道所以取得李嗣源的信任，主要在于他善于揣摩李嗣源的心理。他发现李嗣源不像李存勖那样重视门第家世，便利用宰相之权引用了一些出身下层的才智之士，“凡孤寒之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镇之”，做得完全合乎李嗣源的心思。李嗣源继位时已经60岁，常常深夜焚香祈祷，说自己当皇帝是勉为其难，请上天降明主，拯救黎民百姓。冯道由此看出李嗣源有致太平的愿望，不是一意孤行的昏君，便一改自己秉性，反其道而行之，不当面阿谀奉承，而是常常犯颜直谏。有一年天下丰收，李嗣源很高兴，问众臣年景如何，别人都说好听的，冯道却说，当年我骑马远行，走山路时格外小心，一路平安；到了平原上，放马由缰，却跌了跟头。意思是劝谕李嗣源居安思危。又一次谈及丰收后百姓生活好转时，冯道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并诵唐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帝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罗绮筵，偏照逃亡屋。”说得正中李嗣源下怀，于是李嗣源随即命人抄录此诗于屏风，“每自诵之”。本来处事圆滑的冯道，一反常态，他的犯颜直谏，正是瞅准了李嗣源的脾气，因为皇上喜欢这样。结果，李嗣源做了8年皇帝，冯道就当了7年宰相。
长保富贵实属不易。正当冯道官运亨通之时，李嗣源突然病死，其子李从厚继位。李从厚宽柔少断，仅做了4个月皇帝就发生了兵变。这天，冯道早朝时见不到皇帝，才知道兵变中皇帝跑了。宫中无主，大臣们纷纷打听李从厚的下落，当得知李从厚跑到石敬瑭处时，便准备将其接回宫中。冯道却不管李从厚的死活，急于打听谁是兵变的主谋。当得知是当时最有军权的李嗣源义子李从珂时，便集合百官，商议起草迎立李从珂为帝的“劝进文书”。他不顾一些大臣的反对，派人给李从珂送去当皇帝的衣冠器帐，然后亲率百官“班迎”。不久，石敬瑭赶走李从珂，灭了后唐，称帝建后晋时，冯道照旧朝拜称臣，结果仍然当他的宰相。真是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冯道长保富贵的另一个办法，是善于观察天下大势，透彻了解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以决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动。石敬瑭打败李从珂，建后晋称帝，是借助了契丹人的力量，是以称“儿皇帝”、割让幽云16州为交换条件的。在这样的形势下，冯道即明白石敬瑭的作为足为时人所耻，不能与之公开站在一起；但他明白限于君臣关系，为了保住荣华富贵又不得不顺从石敬瑭；他更明白，自己要想富贵长久，还必须讨得契丹人的欣赏。这对他人来讲无疑是一种极其艰难的处境，但对于老于此道的冯道来说，却毫不犯难。他常代石敬瑭以“儿皇帝”的名义起草给“父皇帝”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的奏章，每做此事，故意表现得痛心疾首甚至为之下泪，以此来博得别人的谅解。连石敬瑭也真的以为冯道以此为耻，所以当派使臣去契丹时，还担心冯道不愿干这个受气的苦差使。没想到冯道心中早就有找机会接近契丹主子的想法，因此应承很是爽快，并对石敬瑭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这里的潜台词是，儿皇帝靠主子扶植，儿皇帝的臣子，更要靠主子；要想保住荣华富贵，单靠傀儡主子是不行的；要数挨骂，第一个是你皇帝陛下，后面才是我冯道。
据《新五代史》记载，一到契丹，耶律德光便斥责冯道，作为宰相“事晋无道”，冯道装作吓得说不出话来。其实他久历险境，心里很是镇静，他知道对这种斥骂不能作任何辩解，无言是最好的回答。当耶律德光问他为什么来朝时，他说我们无兵无城怎敢不来？耶律德光又问你这个老头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冯道答道“是个无咎无才又痴又呆的糊涂老头”。这种自轻自贱的回答一下博得耶律德光开怀大笑，竟然缓和了紧张气氛。其实，这里面隐藏着冯道的狡猾。如果照一般人那样赶紧说自己是对契丹主子赤胆忠心的臣子，传扬回去谁还看得起他？如果不这样表白又怕得罪耶律德光。而作践自己取乐，谁也不得罪，不是最“美妙”的外交辞令吗？
以不变应万变：3。说不尽的冯道（2）
冯道在契丹期间，常与耶律德光在一起。有一次，耶律德光问：“天下百姓这样苦，如何救得？”冯道已不敢再用当年讨好李嗣源的“直谏”方式，而只好献媚了：“此时此地如来佛出世也救不得，只有皇帝您才能救得。”当有降臣告发冯道有过反契丹的活动时，耶律德光已经不相信了，说冯道“不是爱多事之人，勿妄引”。可见，此时耶律德光已经很信任冯道了，并给了他一个契丹太傅的官衔。耶律德光起初想扣留后晋使者，见冯道既忠厚又顺从，便放他按时回去。冯道为表忠心，曾“三上表乞留”，并故意多住了一个月。走时又故意慢行，两个月才走出契丹国境。在当时博得契丹人的信任，便是最大的政治资本。果然，回到后晋，石敬瑭马上给冯道加了军职，军政诸务，“事无巨细，悉以归之”，并进爵鲁国公。
后晋国祚不长，不久刘知远建后汉称帝，冯道即去朝拜，又被封为太师。郭威建后周称帝，冯道率后汉原宫中百官迎谒郭威入汴，郭威仍以冯道为太师、中书令，并让他当上了后周的开国宰相，直到去世。据说，冯道在五十多年间历仕5朝11帝，所任官职爵位不计其数，他怕后人记不齐全，曾在晚年自编了一篇《长乐老自叙》，把所有的官职、爵位、封号一一列记，引以为荣。的确，从为官处世角度看，冯道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成功者。
但是，在正直传统的士大夫眼里，冯道的作为不仅不值得效仿，而且是不屑与之为伍的。宋人欧阳修斥之为“可谓无廉耻者矣！”由于唐末五代时期这种见风使舵的官僚远不止张全义、冯道两个，似乎已从整体冲垮了“忠臣不事二君”的观念，司马光因此在《资治通鉴》载了一个姓李的寡妇被店小二推搡了一下，为保贞节而自断其臂的故事，然后发感慨说：“士不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借此对这种失节行为进行了巧妙的批评和抨击。
毫无疑问，冯道非但在五代时期是一个特例，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也是一个极为有趣的典型。因此，冯道的作为不具备可重复性。但是冯道的为人为官方式却从某种意义上体现出中国古代臣相中为官为人的共同性。也就是说，要想长保荣华富贵，要想不在官场上跌足栽跟头，容忍、装傻充愣、不急不躁，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另有一例很可说明问题。
唐代中期的郭子仪在那个时代不能不算作一个功勋盖世的人物，他在安史之乱中对保卫唐王朝作出的巨大贡献，使唐玄宗以下4任皇帝都对他另眼相看。但就是这么个人物，他一生也多次面对必须忍耐和装傻的时刻。一次是宦官鱼朝恩给他制造的，另一次则是元载给他制造的。
鱼朝恩身为宦官，是朝廷皇上的幸臣。幸臣和功臣本是一对冤家，幸臣专作暗事，功臣只作明人。郭子仪在朝中的地位和威望无人可比，仅此就让鱼朝恩感到非常痛恨了。于是，鱼朝恩为了发泄对郭子仪的不满，就派手下人掘了郭子仪家的祖坟。事情不用说是鱼朝恩干的，但郭子仪却不便发作。第一，他没抓住鱼朝恩的把柄；第二，弄不好会使皇上对自己产生反感。为此，郭子仪明知就里却只说了句“我家祖坟被掘，都怪我不忠不孝，这是上天的报应，并非别人有意而为”就搪塞过去了。
另一次是郭子仪驻扎在郑州时，曾向朝廷推举一名县官。对于郭子仪这样的人物推荐这么个芝麻官，实在是件再小不过的事了，但当时任宰相的元载却坚决不同意。朝廷没有答复，郭子仪的部下对此感到非常气愤。郭子仪却反过来劝说部下：“安史叛乱以来，各地统兵的武臣对朝廷请求颇多，朝廷屈于他们的实力，恩准的太多。现在我向朝廷请求的事情，皇上没有答复，是没把我当作过去的武臣来看待，而是表示对我特别的信任，对此你们应祝贺我才是呢！”小小请求事实上是受到元载的阻拦，郭子仪却作这般理解，不是就可以从中看出古代宫廷中的某些为人为官之道吗？因此，郭子仪在那个国君昏庸、奸佞当道的时代，能够安度一次次政治艰险，最终以85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不是也很耐人寻味吗？
历朝历代左右逢源的不倒翁是古代官僚中聪明透顶的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表明，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保住官位，稳步高升。为达此目的，他们始终坚持一个根本性的处世原则，就是以柔胜柔，以柔胜刚。遇事少说话，不发表自己的主张，尽量逢迎别
人，但心中主意其坚如铁、历久不变，永不吃亏就是目的。他们做事目的性极强，每走一步都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有升无降、有进无退，永远立于不倒之地就是他们的原则。
出处行藏的揣摩：1。急流勇退
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提出士人理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此后，这两句话就成了古人评判士大夫立身行事的基本标准。“达”，不用说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向上精神，官场上的正义和非正义、仗义执言和明争暗斗无一不在其中，它不属于本节讨论的问题。而仅就“穷则独善其身”来说，它虽然没有武以阵亡、文以死谏的悲壮气概，离“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生境界也差得远，但比起那些随波逐流、与世俯仰的小人和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的奸佞，这些隐者以自己的不合作、不参与来保证世界的部分清洁，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在“臣相篇”中来讨论这部分人的理由。
不用说，我们这里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者，并不是仅指那些自始至终持不合作立场的隐君子，更不包括那些超凡脱俗的佛门弟子和基督信徒，而主要讲的是历史上那群先进后退之人，即曾经为国家、社稷建立过功业，甚至曾经位居要职、声名显赫，或正值人生事业高峰却急流勇退者。当然，这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怀才不遇而暂告退位，遇有机会便东山再起者。他们有卓识和才华，既是儒者，又不是儒者，既是道家，又不是道家。他们从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明了了为人的方式、尺度和标准。因此，他们无论是在一路顺风的人生坦途上，还是在世事的激流漩涡中，他们都能保持异常清醒的头脑。可以说，他们是政治上特别成熟、处事极其精明而又恪守人生情操者。
人活在世上，进和退都是常有的事。一般说来，进是为争取更大自由和更多的幸福；退也不是为退而退，而是战略退却，目的无非是为保住荣华富贵，乃至保住身家性命。对于侍奉在帝王身边的人来说，个人功劳越大，其危险性也就越大，古来向有“功高震主”的说法。春秋时的范蠡是最早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他是越国大夫，是越王勾践最得力的助手，他曾帮助勾践在越国几乎被吴国灭亡的情况下发奋图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把越国从濒临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打败了吴王夫差，灭掉了吴国。应该说，范蠡在决定越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他在大功告成之后却辞官不做，悠然混迹商贾，经商发财去了。范蠡显然是一个成功的隐退者。
如果说范蠡的成功隐退为身在官场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正面典范的话，那么韩信则恰成为与范蠡形成鲜明对比的悲剧性代表。韩信协助刘邦打天下，真可谓功高盖世，正因为如此，韩信成为刘汉王朝中少数几个异姓诸侯王之一。按照范蠡的思路，人生地位如此，干脆万事不管，享享清福得了。可韩信在被封为王后仍握有兵权，朝中军政大事也总要参与意见，甚至还以大汉功臣、老臣自居，时不时闹些情绪，结果最终被吕后以谋反罪名抓起来杀了。直到被押赴刑场时，韩信才勉强明白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官场道理，但他实在明白得太晚了。
说到韩信，就不能不使人想起汉初另外两位与韩信平起平坐的人物，那就是萧何和张良。萧、张二人是刘邦从起兵到当皇帝整个奋斗过程中的谋士功臣，刘邦建汉后又先后担任汉朝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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