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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回事儿，这片白花花的脑壳，让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猛攥了一把，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随着“咣”的一声关门，我被丢在了门里。屋里一点声音也没有，我傻楞在门口不知所措。我用眼睛的余光感觉到，这是一间很大的房子，有小半个篮球场那么大。屋里没有床，密密麻麻的白葫芦头们盘腿坐在各自的铺盖上，直直地盯着我看，好象要用目光把我剥成一只脱毛的鸡。略一安静，一个声音从南墙角传了过来：“杨远？这不是杨远吗？”我没敢应声，拘留的时候我就知道，在这里，你是条龙得盘起来，是只虎你得卧起来。“刚才是谁在乱咋呼？你爹来了吗？”这个阴沉的声音来自窗下，我没敢抬头看。“林哥，是臭虫咋呼的，练他？”这个声音很兴奋。“是得练他，”窗下的人似乎是在捏着嗓子说话，“刘三，呆会儿你当教练。”“好嘞！先练新号儿？”刘三跃跃欲试。“对，先练新号儿！”窗下的声音猛然高了起来，他似乎一下子进入了亢奋状态。应该承认，那阵子我被他们镇住了，好象又回到了刚就业时候的状态。我不知道他们想要怎么“练”我，尽管我听说过这里面的一些道道，但真正开始面对的时候，我麻了爪子了。当时我确实发懵了，懵得都不知道冲说话的那个人打声招呼。闷了几秒钟，窗下的人换了一种温和的口气招呼我：“伙计，过来，到我对面来。”我楞了一下，魂儿仿佛又回到了自己身上。现在想来真可笑，你说他要是不招呼我一声，我是不是得在门口站上一辈子？他妈的，林武这个混蛋！哈哈……后来我知道这小子叫林武，跟我差不多大，玩花“火玩”了个监号老大。这时候，我可以抬起眼皮打量他一下了，这家伙结实得像一头狗熊，脖子几乎跟大脸盘子一样粗，脖子下面的胸脯像安了两个杠铃，随着说话声还一紧一紧的，我猜想他这是故意的，故意让我看到他的强壮。你说他跟我玩这套把戏干什么呢？体格大只能吓唬吓唬那些没见过世面的。我体格小，可我从来不害怕体格大的，我三下就可以把他们放倒。放不倒，我就用刀砍……说远了，咱们继续。“你叫杨远？”林武用脚蹬了蹬我的腿弯。“是我，大哥。”我怕他踹我，连忙蹲在了他的对面。“你很厉害？”这口气明显是想找茬儿，声音很小。“大哥，你想干什么就明说，我刚来，啥都不懂。”“咦？膘子你还挺楞啊，”长着一张马脸的刘三靠过来，一脑袋撞在我的鼻子上，“尝尝我的铁头功！”我的鼻子一热，感觉有东西淌出来了，起先我还没在意，我以为那是鼻涕，因为这几天我一直感冒着。我揉了揉鼻子，冲还想往前凑的刘三笑了笑：“大哥好功夫。”林武的目光有些发呆，脸上的肌肉也松弛下来：“捏着鼻子，把脸仰起来。”我这才发现我的鼻子流血了，我没动弹，任由鼻血吧嗒吧嗒往地上掉。“怎么，哥们儿跟我玩儿残酷？”刘三跳起来，一脚踹在我的肩膀上，我直接躺在了地板上。“起来，别放赖，哥们儿不喜欢赖汉子。”林武推开还要往前冲的刘三，伸手拍了拍我的脸。“大哥，我不是放赖，我的身上没有力气，刚提审完了……”“没提审完，这不是我正在提审你吗？”我费力地坐起来，刚要往起蹲，林武发话了：“别蹲，像我这样坐着，挺直你的腰板。”我很感激，竟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现在想想真他妈难受，那时候我怎么了？刘三老远站着，不知道是在吆喝谁：“看什么看？都给我坐好了！没看见老大在审案子吗？”我的心像有几只苍蝇在出溜着爬，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难受得要死。林武从屁股下的被子里掏出一团棉花丢给我：“把鼻子堵上，哥哥见不得血。”我把棉花卷成一个小球，塞进一个鼻孔，血还在流，林武笑了：“错了，是那一个。”等我换好了鼻孔，林武撇腔拉调地问：“卖什么果木的？”我不明白，我不是做小买卖的，什么卖果木？正发着呆，刚开始喊我的那个人过来了：“老大，他是杨远啊，谁不知道杨远？”林武皱了皱眉头：“爱谁谁，在这里我是老大！刘三，把臭虫拖南墙根去，练！”“膘子，说话呀？卖什么果木的？”臭虫在墙根哎哟着，这边又审上了。“大哥，我在机械厂上班……”“没问你在哪儿上班，我是问你犯什么事儿进来的。”我明白了，咳，你早说啊，玩这套威虎山把戏有什么意思呢？我笑笑：“流氓。”林武瞪大了眼睛：“调戏妇女？摸NZ、抠逼？”我有点儿上火，但一时又火不得，只好照实了说：“打架，我砍人了……”“好嘛，照这么说，我这里来了个‘猛德赫’！砍谁了？”“小广。”“啊？！”林武一下子呆了，“你是蝴蝶？”“是，我是蝴蝶。”“刘三！刘三！你他妈的给我滚过来，给大哥磕头！”后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刘三真的跪在我的脚下给我砰砰磕了三个头，把我磕得直发晕，把林武磕得笑成了一只被胳肢着的老鼠。这时候，全号子里的人像散会那样，嗡的一声闹嚷起来，看样子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现在想想，这里面可能有两种情况：一些人替我捏了一把汗，见我过了“关”就放心了；一些人瞪着眼睛想看热闹，没想到是这么个结局，一下子瘪气了。自然地，散了“席”，我跟林武就成了哥们儿。林武告诉我，他以前很崇拜小广，拿他当大哥待。自从我把小广干了以后，他就不那么崇拜他了。有一次，林武他们在街上瞎晃，碰见小广跟几个人站在市场上玩派，因为林武没叫他声“广哥”，小广的一个兄弟上去就踹了林武一脚。林武的朋友知道那是小广，一个个楞在当地没敢吭声。林武平白挨了一脚，心里很不舒坦，脸上就挂不住了，说了句“别这么横，谁也不是没挨过揍”。小广从怀里抽出一把菜刀就朝他的脸上抡，林武跑了，那几个朋友被砍了好几刀。我嗤之以鼻，就那么跑了？操，你也太“逼裂”点儿了吧？你怎么不找他报仇？林武说，找个屁？我这不是进来了吗？抢劫，就抢了三块钱。我问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他说进来一个多月了，快要判了。这时候，刘三一直在给我按摩肩膀，像一个给鬼子服务的汉奸。那个叫臭虫的也“起创”起来了，咋咋呼呼地像一下子成了个人物。就这样，我成了这个号子里的老大。说实话，那时候我小，没少折腾别人……别笑话我，真的。转过一天来，我爹托人给我送来了被褥，牛玉文也给我捎来了几件过冬的衣服。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肚子上挨了我一刀的那位大哥还给我送来了一床毯子。这期间我又被提出去审讯了几次，主要还是那件事情，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还干了别的什么。以前跟着我玩儿的兄弟，陆陆续续进来了不少，除了当初跟我一起去砍小广的以外，有些人还牵扯到别的案子，这我都不知道，我也打听不着。预审科的人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继续交代！别以为你干的那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就凭这么点事儿，我们会把你抓进来，这么严肃地审问你？他们这么一说，我还真的当真了，最后连我上学的时候曾经偷老师的钢笔都说出来了。月底，我在一张纸上签了个字，就是宣布我正式成为罪犯的那张纸——逮捕证。那时候判刑可真快啊，刚签了逮捕证，我就接到了起诉书。接起诉书的时候，检察院的人问我，要不要请个律师？我问律师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帮你说话的。我动心了，问，需要交钱吗？他们说，是的，要交三十五块钱。我说，那我回去考虑考虑。四爪朝天地躺在号子里，我在心里就嘀咕上了，我看见我爹因为操心而苍老的脸，我看见我弟弟因为营养不良而虚肿烂胖的身体，最后我哭了……我没钱请律师。林武说，请个屁！律师跟公检法是一个系统的，他们会帮你说话？别花冤枉钱了，你看看，这里哪个人还请过律师？结果，我没请。林武这小子也挺有意思的，不让我请，他自己倒请了。那天开完了庭，林武回来直骂娘，娘了个逼的，大米干饭养出贼来了，律师加着“狠杠”地在法庭上“造”我，根本不向着我说话。我心里直笑，活该！不几天，林武就去了集中号。他判了两年，上诉期还不到就去了少管所——因为那时候看守所实在是太拥挤了，人比蚂蚁还多。走的时候，林武特意跑到门口吆喝我：“杨远，记着啊，我去了王村少年犯管教所，如果你也去，打声招呼，去不了，就给我写信啊，我在那儿等着你！”我蔽在门后，小声说：“我也快要判了，兴许咱们能分在一块儿呢。”押他走的那个警察看了我一眼，笑眯眯地说：“都来吧，国家建设需要你们。”这话听得我傻楞了半天，有一刻我竟然以为自己是个有为青年。有一次放茅的时候，我见到了李俊海，他判了，被押在集中号等待去劳改队服刑。打了声招呼，我问他：“俊海，几年？”李俊海笑得很傻：“八年，你呢？什么罪？”我说：“还没判，流氓、伤害，俩罪名。”李俊海嘱咐我：“定了就好，千万老实，严打的时候‘不论糊’。”
第四章 要玩就玩最猛的
第四章 要玩就玩最猛的秋天刚过，我就被判刑了，流氓罪一年，伤害罪二年，合并执行二年半。我心里那个高兴啊！哈哈，不多，一点儿都不多，这样的形势，这样的罪行，判我这么少，我赚大发了我。审判长告诉我，因为我的年龄不满十八岁，上诉期一到，就应该去少管所服刑了。去了那里一定要好好改造，他说，你家里的人等着你回家呢，争口气，你看看你爸爸为你这事儿憔悴的？不改造好了对不起他啊。听了这话，我的心像塞了一把乱草，毛毛扎扎刺痒得厉害，我几乎是哭着回号子的。我的几个同案直纳闷，杨远这是怎么了？这不像是他的做派嘛。金高……对了，我还忘了告诉你，金高是我的铁哥们儿，最厉害的那一刀是他砍的。金高说，杨远，你傻了？你就这么个德行，以后谁还敢跟着你混？咱哥们儿走到哪里也是条汉子，以后在劳改队你这样，还要不要个人形象了？我说，我形象不好吗？你想起你爹，想起你弟弟也这样……金高不理我了，难道光你有爹？光你有弟弟？那时候我最想的还不是我爹，我最放心不下的是我弟弟。你想想，他傻成那样，我不在家，他会怎么样？我爹整天在学校里忙，上班的时候就把我弟弟关在家里。那时候我弟弟已经不在培智小学上学了，因为他实在是傻得太厉害了。回号子收拾了铺盖，我跟林武他们拥抱了一阵，就去了集中号。那里已经有了十几个人。刚进门，躺在墙角的一个人就跳起来嚷了一嗓子：“蝴蝶！”“哈哈，是那五啊，早判了？”我冲他点了点头。“判了，盗窃罪，五年，”那五兴冲冲地扑过来接了我的被褥，“你呢？”“两年半，”我转头冲坐在被子上的几个光头打了声招呼，“哥儿几个都来了？”那几个人不说话，冷冷地盯着我看。那五砰地踹了一脚墙：“哑巴了都？不知道这是河东蝴蝶吗？”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嘟囔了一句：“知道，不就是李杂碎的伙计？”李杂碎？谁是李杂碎？我茫然，站着没动：“哥们儿，你的话我听不明白。”那五上前拉了那汉子一把：“管子，别这样，蝴蝶跟老李不是一路人。”我顿时有点儿明白了，莫非李杂碎是说的李俊海？那个叫“管子”的汉子哼了一声：“李杂碎可是整天在这里喊山——我是蝴蝶他大哥，我是蝴蝶他大哥。”我乜了他一眼：“哥们儿火气不小啊，他是我大哥又怎么样？”那五见我有点儿上火，轻轻拽了我的胳膊一下：“呵呵，他不了解你，慢慢来。”管子站起来，把一只手掰得咔咔响：“怎么？跟我拿‘怕头’是吧？来吧，哥哥跟你过上两招。”我瞟他一眼，在心里一掂量：这家伙好体格，玩真的我不一定是他的个儿，心里就盘算好了应该怎么应付他。那五一看这个阵势，慌忙拦着慢慢往上起身的另外几位：“都坐下，都坐下，你们听我说……”我装做很害怕的样子，腆着脸靠近管子：“大哥，别动手呀，大家凑到一起都挺不容易的。”话还没说完，管子就蹲在了地下，脸扭曲得像一条急速盘缩的蛇——我下手了，我在他的裤裆里猛地撞了一膝盖。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我的另一个膝盖就跪上了他的脖子，他立刻就变成了一滩鼻涕，毫无反抗之力，连喘气都不顺溜了，因为我的膝盖将他的气管压瘪了。一边压着他，我一边腾出一只手来指着楞在一旁的那几个人：“看什么看？都给我老实！”这批家伙一下子全蔫了，有几个竟然笑了，笑得像太监：“那五，快叫你伙计住手啊，大家没想干什么呀。”那五似乎也有点糊涂了，转过身来冲我直唱歌：“蝴蝶蝴蝶你干啥，蝴蝶蝴蝶你干啥……”我在膝盖上又用了一把力气，感觉他的气焰全下去了，才站起来，拍着手说：“都别跟我玩楞的啊，我的拳头没长眼。”管子躺在地下好长时间没有动静，直到那五上去拍了拍他的脸，他才大声地咳嗽起来：“怎么回事儿？打人了这就？”我挪到马桶的位置站下了，防备他再跟我发毛，万一他发毛，我想直接用马桶盖砸他。我就这样直直地看他，目光炯炯。我有这个经验，这时候越不说话，他越发虚，最后他可能会彻底放弃尊严。这时候，整个号子里鸦雀无声，连别的号子都没了声息。果然，呆了没半分钟，管子的眼睛就不敢跟我对视了，他像一只受了委屈的家猫，出溜一下钻到了自己的被子上。我在心里笑了，哈哈，这就是人！在哪里都一样，“你不操他娘，他是不会叫你爹的”，脑子里突然就想起了这句话。说到这里，杨远突然哈哈笑了起来：“咳，这叫什么事儿嘛，其实管子这人挺不错的。” 我听得津津有味，正想问为什么大家管李俊海叫“李杂碎”，阎坤在隔壁又喊上了：“远哥，刚才提审，我看见俊海了！”杨远的眉头又凸了起来。阳光已经转到了东面的墙壁上，把几滴蚊子血照得很新鲜，熠熠地放着红光。杨远又沉默了，低着头，用一根指头不住地抠脚镣缝隙里的一点污垢。我没敢催他，我害怕他冷不丁砸我一手铐。我觉得他像一只奔走在荒野上的狼，稍有刺激就会做出什么不可理喻的事情来。尽管他这时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举动，但我的潜意识里有这种感觉，说不上来因为什么。这样闷坐了一阵，晚饭就开始了。我发现他的饭量很小，我几乎可以吃他两个人的。他慢腾腾地把自己的馒头掰在缸子里，然后从被子后面拿出一个玻璃瓶子，拧开盖，伸进勺子去挖了一勺黄｜色的东西，边往缸子里刮那东西，边问我：“来点儿？”我凑过去，上鼻子一闻，一股浓郁的炸肉香扑鼻而来：“猪大油？”杨远斜我一眼，又将瓶子盖上了：“你还是别来了，肚子挂不住，容易拉稀。”我怏怏地退回去吃我自己的饭，小气鬼，你怎么知道我的肚子挂不住？杨远见我不高兴，放下缸子，用双手套住我的脖子笑道：“你小子真没劲，远哥不是那样的人，好了，吃饭。”杨远收回手，用水把馒头泡了，像喝稀饭那样把馒头吃了。这样，他的咸菜自然就归我了。吃完了饭，大号那边就开始放茅了。杨远站起来，将耳朵贴到窥视孔上，面色严峻地听那边的声音。我估计他是在听李俊海的声音，因为在不知道李俊海也进来了之前他不这样，这个动作在他跟我讲故事的时候，曾经重复过几遍。可惜，这一次他还是没能听到他想要听到的声音。他似乎很不甘心，一次又一次地转换动作，不是让眼睛贴上就是让耳朵贴上，直到管理员站在小号走廊上咋呼了一声“放茅啦”，他才恋恋不舍地吩咐我：“搬着马桶，咱们走。”因为我们这个号子靠近前走廊，放茅自然是我们先放。路过阎坤号子的时候，阎坤的眼睛像两盏灯，冲杨远不住地放光。杨远咳嗽了一声，把手铐往上扬扬，吹了一声没有声音的口哨。阎坤接着就在里面叫唤上了：“快来人啊，我要拉裤子了！”管理员上去，一巴掌煽到窥视孔上：“先憋着！”杨远扶着我的肩膀，慢慢挪着脚步，回头笑道：“哈哈，让他拉裤子里拉倒。”管理员不理他，远远地站在那头瞪着他的背影发愣。我蹲在厕所涮马桶的时候，杨远告诉我，呆会儿你涮完了就蹲在这里装做上大便，我想见见阎坤。他的口气不容置否，或许他已经习惯了用这种口气说话，来不得一点商量。说来也怪，我竟然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应该听他的。为什么？说不上来，反正我涮完了马桶，直接就蹲在了便池上，像一只听话的家猫。杨远站在门口抖了抖用布绳拴着的脚镣，似乎很着急：“还没拉完？你倒是快点儿拉呀。”管理员走过来，用钥匙敲了敲门：“快点儿！磨蹭什么？”我装做拉得很难受的样子，哼哼唧唧地说：“拉不出来……哎哟，是不是便秘？”管理员转身催促杨远：“你先回去。”杨远站着没动：“他不扶我，我怎么回去？腿沉得像麻袋……”管理员盯着他的腿看了一阵，似乎很无奈：“要瘫了？好，你在这里等着他。”杨远把身子倚到门框上，捏着鼻子嗡声嗡气地说：“真臭啊……快拉啊兄弟。”管理员似乎受了感染，皱着眉头退远了，他好象是等不及了，要赶紧结束这场放茅。杨远冲我挤了一下眼睛，悄声说：“一会儿阎坤来了，你就出去。”刚说完，走廊那头就传来阎坤的声音：“憋死我了，你怎么才给我开门？”杨远见阎坤来了，大声说：“老阎，臭啊，真的拉裤裆里去了？”“哎哟，全他妈淌裤腿里了……”阎坤像一条泥鳅，一扒拉杨远，嗖地钻了进来。“哈哈哈，吃什么了你？”杨远的声音还是那么大，“我看看，拉出什么稀罕东西来了？”“出去！”阎坤瞪着俩绿豆大小的眼，直视着还蹲在便池上玩造型的我。阎坤长得像一只烤熟了的虾，说话时全身都扎煞着，我一惊，连忙提上裤子闪到了门口。管理员正往这边看，我故意吆喝道：“远哥，你扒人家的裤子干什么？”管理员念咕了一句什么，一下一下地摇晃着钥匙，不往这边看了。厕所里，阎坤跟杨远低声地说着什么，语速快得像炒豆子，我只听见断断续续的几个字，“暂时没说……杀了，独吞，口子很乱……”。阎坤喘气的时候，杨远很激动，你是怎么知道的？他凭什么告诉你？少他妈来这套，我还没死！谁在这里面干了什么糟烂事儿，我一个也不饶他……阎坤说，你在这里都变成聋子了，这些事情街面上谁不知道？快，过两天我去集中号……我听见“啪”的一声脆响，接着阎坤就带了哭腔：“远哥，你千万别误会我，我说的都是实话，你想想，我至于在这个时候……”我忍不住把脑袋偏了过去，我看见杨远掐着阎坤鸡一般的脖子，一字一顿地说：“我死不了，我要看着他先死！”阎坤憋得脸通红，声音像是被砂纸砬过：“我阎坤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杨远把手松开，回头瞟了我一眼：“呵呵，我们哥儿俩在开玩笑呢，走吧。”“哈哈，老阎是个屎人！”一出门，杨远的声音又高了起来。“完了没有？”管理员在那头咋呼上了。“完了，完了。”杨远哗啦哗啦地挪出来，两手直接套上了我的脖子。关号门的时候，管理员推了杨远一把：“我可告诉你，少欺负人家阎坤。”杨远笑了：“我敢欺负他？他是我爷爷。”坐下喘了一口气，杨远吩咐我：“看着人。”我靠到窥视孔，轻轻拉开挡板，管理员已经走了，走廊上空无一人，死一般寂静。杨远把身子背着我，我听见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他好象在打开一张纸。过了一会儿，杨远长叹了一声：“唉，怎么会这样？人呐。”“好了，过来坐着，我的好兄弟。”杨远的神态恢复了正常，哗啦了两下手铐，招呼我。“远哥，刚才我很紧张。”我拉上窥视孔的挡板，按着胸口坐到了他的对面。“你紧张什么？”杨远用火柴把手里的纸条点燃了，簌簌地抖动着蓝色的火苗，“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吗？”是啊，关我什么事儿？我尴尬地笑了笑：“远哥，我看见你打了阎坤。”杨远哧了一下鼻子：“那叫打？你没看见他打我呢，”说着撸起了上衣，“看看，这是什么？”我赫然看见他的肚皮上有一条长长的，像小蛇一样的伤疤。“看见了吧？这才是挨打呢，”杨远凄然一笑，“你老阎哥哥干的，呵呵。”“拿铡刀砍的？”伤疤那么长，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铡刀、大刀片什么的长家伙。“比那个厉害，你知道三八军刺吗？是那个捅的。”“捅能捅这么长的口子吗？”我很惊奇。“捅了一个很小的窟窿，口子长那是动手术的原因，哥哥的肝被他捅破了。”我忍不住想扒拉开他的衣服看个究竟，杨远用手背挡开我，摇头笑了：“哈哈，阎八这个杂碎。”阎坤好象在那边听见了，嘿嘿地笑了起来：“远哥，骂人可不厚道啊。”杨远没有搭理他，点了一根烟冲我笑笑：“兄弟，咱们接着讲咱的故事？”窗外有一轮暗淡的月亮，模糊的几个星星，看不分明。武警拉开了灯，屋里的灯光让后窗的那方天空变得漆黑一团。杨远皱了一下眉头，继续他的回忆……在集中号里呆了几天，段所就把我提到了值班室，那里坐着几个我不认识的人。这些人告诉我，因为我的刑期短，加上看守所需要人手，让我在看守所里服刑——就是平常人说的劳动号。那时候我很麻木，在哪里都行啊，我自己又说了不算。劳动号在看守所前门的一间平房里，我去的时候铁门是敞开的，里面很整洁，像厂里的职工宿舍。放下铺盖，段所把我领到了伙房。伙房里，几个穿号服的人正在用一根水管冲一个大池子里的土豆。我知道，这是让我在伙房里干活了，我很高兴，这可是个好活儿，起码能吃饱了饭。刚想对段所说声谢谢，段所就冲我嚷嚷上了：“傻笑什么？推着水车！送水！”后来我知道，以前送水的那个人到期走了，临时抓了我这个“壮丁”，因为那天我恰好应该去少管所服刑了。送水可不是个好活计，整个看守所前后三个大走廊，每个走廊又分南北两处，每处有二十几间号子。一趟水送下来，人整个就散了架子，连饭都不想吃，躺在院里的长条椅子上直喘气，像一条搁了浅的鱼。好在活儿少——一天三次。晚上回到号子，大家都无精打采的，没有人说话，好象人人都是哑巴。这让我感觉很不舒坦，觉得自己是被关在了一座坟墓里。坟墓应该没有声音吧？可也不尽然，这里也有一丝活人的气息，那就是偶尔会出现一种暧昧的声响，这声响来自马桶边，是一个叫老贾的人在那里放屁，很尖、很细，很讲究发音。初次听到这种天籁之音，我很不习惯，总想告戒他：大哥，你就痛快点儿亮一把嗓子吧，别不好意思。可大家对老贾的屁似乎习以为常，听到声音就各自转过头去，叹一口气。老贾的脸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尴尬的表情，只是在大家齐声叹气的时候，会打一个响亮的嗝，我怀疑他这是在掩饰放屁的声音。不光我们这里沉闷，整个看守所在夜里都没有一丝声响，像死了一样。我知道，夜是一样的夜，可是一堵大墙，让里面和外面的人有了不同的感觉。或许是因为第一次正式加入了劳改犯的行列，那一夜我没有睡着，老是想事儿，一会儿是我爹，一会儿是我弟弟，一会儿是我横行在街头，一会儿是漫天飞溅的鲜血……天快要亮了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我当了警察，押着小广走在宽阔的街上，小广在咧着嗓子唱歌：啊战友，你乔装改扮深入敌后去战斗，啊战友，你舍生忘死……我用枪顶着他的脑袋，阔步向前，脑袋仰得高高的。第二天刚送完了一趟水，段所就来喊我：“杨远，你爹看你来了。”我爹蹲在值班室门口，像一堆破布。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爹好象不认识我了，他就那样用一个僵硬的姿势傻蹲着，仰着脸看我：“儿子，你咋了？”我扑通跪下了，我想说声对不起，结果说出来的是这么一声：“你来干什么？”我爹说：“我来看看你。”我说：“你回去吧，我能照顾我自己。”我爹在笑，笑容里甚至带有一丝腼腆，他小心翼翼地把一个小包裹递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什么都有：牙膏、牙刷、毛巾……还有旱烟、茶叶什么的。我抓起包裹扭头跑回了伙房，我的心难受得像刀割一样。我趴在长条椅子上，一个劲地哭，段所拉着我爹过来了，我爹就这样呆呆地看我，他的笑像哭，他好象找不出来应该说什么话。段所说，老杨，安慰他几句你就可以可以回去了，我爹只说了一句话：“你弟弟挺好的。”便不笑了，把手搓得沙沙响。我把在号子里用棉花和布条给我弟弟做的一个小狗熊从怀里掏出来，递给我爹，转身就去拉我的水车。我爹走了，一步三回头。看着他的背影，我猛然发现，他老了，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沧桑的老人。杨远的嗓音突然颤抖起来，一下一下地掰着手指：“兄弟，我爹真不容易……”我安慰他：“远哥，老人都这样，你不必太难受。”杨远抬起头，喃喃地说：“他不是老人，那一年他才四十多岁。”我掐着指头算了算，附和道：“可不，还算年轻，现在得六十多了吧？”杨远没接我的话，仿佛陷入了沉思：“他死了，全是因为我……我从小就让他操心。”
第五章 我曾经是个好孩子
第五章 我曾经是个好孩子好象是在1971年，我上学了。我爹尽管一只眼睛瞎了，但这并不妨碍他教书，他还是在我们村里的小学教高年级语文，整天乐呵呵的。不知道因为什么，他经常在夜里被人叫出去开会，回来的时候身上满是泥土和灰尘，脸也灰蒙蒙的。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因为我爹是村里唯一的右派，他是去接受大家的批判的。他回家以后，一般是下半夜了。我爹很爱干净，一进门就把衣服仔细地抖搂一遍，再用一把毛刷子一下一下地刷他的衣服，直到衣服上没了一点污垢，才小心翼翼地挂到墙上，然后打上一盆水洗脸，他洗得很慢，一丝不苟。洗完了脸，就把用胶布缠着腿儿的眼镜重新戴上，过来附下身子轻轻地亲吻我弟弟的脸，如果我还没睡，他会给我掖好被子，瞪着那只明亮的眼说：“睡觉，明天还得上学，学习不好我可不依你。”一般他在炕沿上坐上一阵以后，会去墙根摘下那把闪着油光的二胡，拉出一段忧伤的曲子。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考试成绩在班里经常是第一名。这让我爹很高兴，时常奖励我——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满院子溜达。那时候，我弟弟会像一只小鸭子那样，呱呱地跟在我们后面跳高。有时候我爹还会唱上两句戏词，穿林海，跨雪原……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爹调走了，去了公社里的教育组。去了教育组就不教学了，好象是负责培训全公社的语文教师。我爹很高兴，每天清早起床，给我们做上饭，再挨个儿地摸一把我俩的脑袋，吹着口哨就走了。因为公社离我们村有七八里的路程，没几天教育组就给他配了一辆自行车。那是一辆崭新的、泛着瓦亮漆光的大金鹿车子。我爹不知道从那里弄来一卷塑料带，忙碌了大半天，将车子缠得花花绿绿，像一只硕大的蚂蚱。然后就将我俩一个在大梁上，一个在后座上安顿好了，嗖地一声上了大路。一家三口很兴奋，满大街地咋呼，我爹唱：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我唱，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啊，身背小竹篮——我弟弟也唱，啊呀、啊呀、啊啊呀……那时候，我们幸福极了。我爹晚上也不用去开会了，他好象不是右派了，人们又开始喊他杨老师了，杨老师吃了吗？杨老师真快活。我爹在我家院子里开辟了一个菜园，靠东面种了一些向日葵，靠西面种了各色蔬菜。春天和夏天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飞舞着的蝴蝶，还有蜜蜂什么的，嗡嗡嘤嘤地在那里追逐、嬉闹，我跟我弟弟还能在墙根的花草间捉到不少蚂蚱。我爹给我弟弟捉了一只麻雀，这只麻雀让我们喂养得像一个矜持又高贵的财主，除了那种叫“双母夹”的蚂蚱，一概不吃，最后就那么把自己给娇惯死了。我弟弟哭得一塌糊涂，把院子里的土蹬得像扬场，我爹也不管，坐在自己做的竹子躺椅上，眯着单眼笑。那一年秋天，我终于加入了少先队——那时候叫红小兵。我爹下班回家一看，我的脖子上挂着红彤彤的红领巾，竟然忘了支好他心爱的车子，蹲在地上就哭了，他说，儿子，咱们也是“红五类”了，你是革命的接班人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哭，心里很别扭，你说你还是个男人吗？该哭的时候你不哭，不该哭的时候你咧咧什么嘛。那天，我第一次看见我爹喝酒了，他很能喝，喝了一瓶白酒，又给我三毛钱让我去合作社买了一瓶啤酒，他说他要过年。最后，他又拉上了二胡，曲调悠扬。年底的一天，我爹领回来一个很漂亮的女人。那个女人一进门就摸我的脸，用一口软软的普通话对我说：“好孩子，叫阿姨。”我不知道阿姨是什么意思，我们那里一般管上一辈的女人叫姑姑、婶子什么的，我没叫。我爹戳了我一指头：“快叫，这是你周阿姨。”我扭身跑了出去，我不太喜欢他，我预感到这个女人跟我爹之间有点儿什么事情。从此，那个女人就经常到我们家里来，来的时候会给我们带很多好吃的东西。过年那天，这个女人就住在了我们家，像一家人那样。我爹告诉我说，从今往后周阿姨就是你们的妈了，我跟他结婚了。我弟弟大呼小叫地喊她妈，我就出去了，冒着凛冽的寒风，我去了我亲妈的坟头。我在我妈的坟头上说话的时候，四周响起了爆竹声，我像是被这个爆竹做成的旋涡给淹没了。因为我不喊周阿姨叫妈，我爹很恼火，经常拧着我的耳朵说我不懂事。那时候，我很拗，不管我爹怎么逼我，我硬是不满足他的要求。周阿姨倒是不管那一套，依旧对我和弟弟很好，好吃的都留给我们，甚至晚上非要搂着我俩睡觉不可。时间长了，我爹就把事情告诉我了，他说周阿姨是公社修配厂里的工人，娘家是城里人。因为她家的成分不好，一直没有结婚，后来组织上觉得她跟我爹挺般配，就给牵了个线。一开始我爹不同意，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可是周阿姨看上我爹了，她说我爹拉扯着两个孩子不容易，心眼儿又好，死活要嫁给我爹。我爹说，你不会是可怜我吧？周阿姨就开始抹眼泪了，我爹明白了她的意思，人家觉得我爹好是一方面，主要是她在这里没有什么依靠，将就我爹这个条件，两个人正合适。我爹说这些话的时候，那只眼睛一直恍惚着，似乎有很多话要从那里对我说出来。我突然觉得周阿姨其实是个很可怜的人，唉，那时候成分不好可以压死人。尽管我在心里容纳了周阿姨，可是行为上还是别别扭扭的。等我开始喊她妈的时候，她突然就疯了。我记得那年我小学快毕业了。当时学校里实行“二部制”，就是上午参加劳动，下午去学校上课。上课的时候，老师来扎上一头，照着课本念一通，然后就让大家自习。有时候会突然接到命令，开某某老师的批判会，那么，下午也就不用上学了，大家围着那个接受批判的老师指指戳戳上一阵，最后高呼“打倒臭老九”或者“教育革命万岁”什么的，就作了鸟兽散。那天我正在“教育”低头站在黑板前的算术老师，一个同学跑来告诉我：“杨远，快，你后娘在街上出洋相呢。”我很纳闷，连忙跟着他跑了出去。在村西头的一个水塘边，我看见了我妈。她站在一个草堆上，面色严峻地向围观的人群砍柴般的挥手：“革命同志们，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反攻倒算，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绣花纳鞋底子，革命是什么呢？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妈！”我站在远处大声地呼喊，“妈你怎么了？”周阿姨似乎不认识我了，她直直地看了我一眼，继续演讲。她夸张的手势不时引来阵阵喝彩，她像个女英雄那样往下压压手，接着抒情。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就这样傻忽忽地站在那里，我的脸烫得厉害，似乎有人在我的脸上泼了一瓢开水。我在心里大声地喊，妈，你别这样，妈你别这样……可我真的不知道此时我还应该干点儿什么。我妈嚷得声嘶力竭，众人的喝彩声也响彻云霄。这时候，我竟然看到我弟弟在人群里一蹦三尺高，他兴奋成了一只听到枪响的兔子，他就这样喊——嘿！嘿嘿！嘿！我妈看见他了，她从草堆上走下来，蹲下身子抱了抱我弟弟，然后慢慢往西走去。后面一下子乱了，一些孩子拣起沟边的坷拉砸她的后背，她不回头，依旧不紧不慢地往西走。我感觉，那边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在牵引着她，让她走得如此从容，如此气定神闲……人群散尽的时候，我发觉我坐在地上，弟弟蹲在我的对面，用一根草棍戳我的鼻孔，戳得专心致志。天擦黑的时候，一个邻居大婶过来拉我起来，她说：“大远，我把你妈送回家了，快回去看着她。”我牵着弟弟的手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天突然就黑成了锅底。院子里，我妈坐在我爹的躺椅上，一动不动。我怀疑她死了，我和弟弟蹑手蹑脚地靠过去，想看个究竟，她的眼珠转了一下，我放心了。我说：“妈，你怎么了？”她紧闭着双眼，没有说话，就这样躺在椅子上，躺在飘着雪花的寒风里。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就是周阿姨，死了。在这之前，她跑出家去，几个月没回来。我爹出去找了她很多次也没找到。我爹说，兴许她是找她的爸爸去了，听说她爸爸在新疆的某个农场里“支边”。从此我爹变得很沉闷，有时候他会拉上一宿的二胡，从天黑到天亮。有一次，他的琴弦断了，他就坐到门槛上，看着黑洞洞的院子，喃喃地念叨，知音来了，知音来了。突然有一天，我爹回家对我说：“儿子，你妈走了，到天上享福去了……我把她火化了。”当时我竟然没有特别难受的感觉，我觉得她还是死了好，活着遭罪，她疯成那样儿。我爹说：“骨灰呢，我给她送娘家去了，她娘家人要。”过了几天，我爹用自行车带着我和弟弟，去了一趟靠近城里的广东公墓。我又见到了我妈，她的坟头很漂亮，旁边长满了洁白的小花，那些花儿都开着，阳光一照仿佛都透着明。我爹说，你妈的老家在广东，老辈人是广东的大财主，可有钱了，你姥爷还有一条像房子那么大的船，有钱人都在船上跳舞、唱歌、耍钱、谈生意什么的。风刮着我爹苍白的脸，他的脸上没有表情。我的心像有根针在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沿着公墓里的石头路跑起来，我边跑边喊：“妈——妈——你快回家……”从公墓回家的时候，我感冒了，好几天没去上学。一直躺在冰凉的炕上，我弟弟用蒜臼子把生姜捣碎了，给我做姜汤喝，我喝了姜汤就围着被子，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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