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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现在这样等下去，不就是浪费机会嘛！”
昧克脸色有些难看的听着吴庸的话，可是他却没有丝毫的表示，而是继续喝着茶水，却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事情。
吴庸眼见着昧克心思不定，于是进一步撩拨道：“将军，您可能不知道，军中，军中现在都有些闲话传起来了！”
“哦，什么闲话，说来听听。”昧克直直的盯着吴庸。
吴庸到似不在意，继续说道：“都说这是甯将军想要立功，却不给太子殿下机会，还说，还说甯将军曾经说过，太子无能，这储君的位置，该是齐王来做。”
“混账！”听到这里，昧克当即大怒，只是不知他到底是骂那些搬弄是非的人还是骂甯子宁。
吴庸眼见着这火已经烧了起来，当下就装作无意的劝了昧克几句，然后就很是乖巧的回到了自己的营帐。
吴庸走后，昧克却淡定不下去了，要是无用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那么这一趟他可就真的是来陪太子读书了，而且要是甯子宁真的支持齐王的话，这件事情可就需要从头来看了。
昧克将吴庸那番话，添油加醋的说给李承祯听的时候，李承祯果真动怒。
但是面对着牢牢把持着兵权的甯子宁，李承祯也好、昧克也罢，都有些不知应对。
恰在这个时候，近来颇是活跃的吴庸又十分巧妙地出现在了李承祯面前，并向李承祯建言道：“殿下，要想破此局，其实也不用费什么周章，您不是有东宫六卫嘛，完全可以让您的亲兵出城一战，到那时，自然就可以知道蒙古人是不是强弩之末了，如果六卫出动，蒙古人败北，您说，甯子宁又有什么理由，阻挡太子您来指挥军队呢？”
吴庸的话，让李承祯眼前一亮，这家伙也不多想，当下就拍板决定，听从吴庸的建议，先用自己的东宫六卫和蒙古人一战，借此来摸清蒙古人的底细。
第二日，趁着甯子宁不备，李承祯命令昧克率领东宫六卫近三万人马，出克夷城，前去五虎山下袭营。
面对着‘突然而至’的西夏东宫六卫，蒙古人似乎真的到了末地一样，简直不堪一击，等到昧克大杀一番之后，就向五虎山上逃去。
取得了‘胜利’的昧克，也不在趁胜追击，对着山上的铁木真叫骂了一番之后，就兴高采烈的回到克夷城中。
五虎山上，铁木真和木华黎等人望着绝尘而去的昧克，纷纷大笑，此乃吴庸为他们出的‘示敌以弱’之计，就是要让李承祯先胜一局，只有这样，才能让李承祯夺了稳守城池的甯子宁的兵权。
只要李承祯想要建立功勋，就一定会中计夺权，进而引兵出城决战，到那时，西夏人焉有不败之理！
此时此刻，铁木真当真想要放声大笑几声！
第486章 关于元朝行省制度（二）
（三）行省制度的优势：权力大而不专
主张行省是地方分权和主张行省是中央集权的人，虽然对行省功用的认识相左，但对行省所握权柄颇重，二者的看法又如出一辙。
关于元行省权重的最有代表性的史料依据，莫过于程钜夫《论行省》及明人批注。先来看程钜夫的说法：
……今天下疏远去处，亦列置行省……名称太过，威权太重。凡去行省者，皆
以宰相自负，骄倨纵横，无敢谁何。所以容易生诸奸弊。钱粮羡溢，则百端欺隐，
如同己物。盗贼生发，则各保界分，不相接应。甚而把握兵权，伸缩由己。
明人批注又曰：“元末各省专恣不相救，以底于亡。大明革省立市政司，与相公言合云”。
程钜夫言行省官恃宰相名分，兼握财赋、兵甲诸权，当是元行省权重的形象写照。但也应看到，他所言行省官“骄倨纵横，无敢谁何”，“伸缩由己”的情形，仅适合于某段时期。若以此概言有元一代的行省，未免失于偏颇。从程文“今江南平定已十五余年”句，可以窥知，该文撰于至元二十八年左右。在元二十八年以前，忙古台、阿里海牙分别专权于江浙、湖广二行省，程文所述大抵符实。至元二十八年以后，忙古台移任江西行省，权势大减，阿里海牙受钩考自杀身亡，情况就与前有所不同，行省官也不复是“无敢准何”，“伸缩由己”了。至于明人批注，只反映元未行省被允许便宜行事以后的情况，并非元代通制。不足为训。这一点，后面还将详细阐述。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至元二十八年前后，元廷制订了一整套比较严密的政策，将行省权力规范在大而不专的模式内。这种政策和规则对行省制的性质及功用，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套政策的内容大致有四项：
第一，行省内部实行群官圆署和种族交参制，以成互相牵制、分权制衡之势。正如赵天麟所说：“今立行省于外，维持错综，众建其官，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可谓于审力之形矣”。与元代其它官府类似，行省也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官员通常由左丞相、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所掌行政、财赋、军事、刑名等庶政，采用圆署会议和专官提调相结合的方式处理。圆署会议即行省官员集体参与的会议，圆议结果要以与议者押署的形式成为某种定议。史称：行省所掌重要政务，“事从公议”，
而且常有“大事集议，众论不齐”及某些与议官员“尝有违言”等情况。据说，行省长官具有一定的“画一之权”。但行省官员内部的互相牵制掣肘，又随处可见。行省的军事权，专门由佩金虎符的丞相、平章等官提调。钱谷财赋，也由朝廷指定的一二名官员掌管。其他官员一般不得随意干预。有的甚至“出入不复关闻”长官。另外，行省多名官员中，常常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交参任用。其长官又大抵是怯薛宿卫出身的蒙古人或色目人。就是说，行省机构的总体权力颇大，但由于群官议政和军事、财赋等专官提调，其处理各项庶政又是有所分工，互相配合、互相牵制的。每名行省官都不可能独立行使权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协助或制约。即使是提调军事和掌管财赋者，也需要与其他官员一起同署议政，更不能将军事、财赋二柄集于一身。官员的种族交参和怯薛出身等，又是元廷对行省长驭远控的特殊而有效的办法。
第二，行省辖区内宣慰司、路府州县、汉军万户府等仍然接受朝廷（吏部、枢密院）的任用、迁调、考课等管理。如前所述，即使是湖广、四川、云南、福建等边远行省路以下官吏的铨调升用，也由朝廷三年一次遣使举行。这就保证了行省辖区的地方官吏受辖于国家、效忠于朝廷的职业官僚的基本属性。他们虽然在日常政务方面与行省发生着这样那样的节制与被节制的关系，但因其任用管理之权操于中央，故与行省的上述节制或统辖关系多半是公务性的，而非私人领属性的。此外，成宗朝前后，行省官朝觐述职和不定期迁调，朝廷遣官钩考、巡察等，或经常举行，或成为定制。这些均是行省难以自成体系和坐大称雄的重要原因。
第三，以行省为重要对象的地方监察，构成了监察行省、防范其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江南、陕西行御史台的设置及其与二十二道廉访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是元代地方监察的创举。世祖末成宗初，行台监察御史和与行省同处一城的廉访司，相继取得了对行省官吏的奏劾、按问、刷卷等权力，而且有所成效。换言之，元代行御史台及廉访司既注意了对一般地方官府的普遍监察，又把行省当做地方监察的重点对象。其结果，地方监察不仅发挥了整饬吏治，减轻官吏腐败的作用，而且充当了监督行省的有力工具。终元一代，行省与行御史台及廉访司大多处于某种程度的彼此对立、相互攻击的状态，正是上述机制的一种曲折反映。
第四，行省区划上的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格局。秦汉以来，地力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这种安排无疑是自古以来区域性管理中“山河形便”惯例的体现。然而，客观上又容易被地方长官当做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自元代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不惜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不顾区域经济联系，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如河南行省统辖黄河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但在黄河下游则以沂蒙山南麓为界与中书省直辖区“腹里”相邻，无险可守。又如，五岭地区被纵向切开，以江西、广东合为江西行省，湘、鄂、桂并入湖广行省，分设治所于南昌、武昌。于是，五岭不复为凭险割据的条件，又呈以北制南之势。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被划归陕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这种以北制南，各省北向门户洞开和人为实行形格势禁的政策，在汉地诸行省表现最为突出，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
总之，通过以上四项措施和政策，元廷实现了对行省的严格控驭和有效监督，使其诸权力基本保持在大而不专的范围或限度内。保持这样的限度，朝廷对行省就能始终处于以重驭轻、以内驭外的有利地位。行省则始终从属于中央，禀命和效忠于朝廷。正因为如此，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中，行省大体站在中央一边，主要发挥代表中央控制地方，为中央集权服务的作用，就不足为奇了。
上述政策的直接效果也是比较显著的。仕于仁宗至文宗朝的曹元用说：“方伯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而后行”。换言之，时至元朝中后期，行省已不敢擅自裁决大政，必须咨请朝廷都省批文而行事。终元一代，行省官还有两个动向颇值得注意：一是很少叛乱，二是生杀予夺悉听朝廷。元代行省官发动叛乱或自行举兵，约有三次：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陕西行省丞相阿思罕、平章政事塔察儿等发关中兵助周王和世Ф峄饰唬唬?）泰定末，河南行省平章伯颜举兵护送怀王图帖睦尔北上即皇位；天历年间，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及陕西行省官党附上都泰定帝后裔，举兵进攻文宗政权。此三次反叛或举兵，均是以皇位争夺为中心的朝廷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而且多半是在皇位空虚之际，行省官各保其主所致，所以并不属于行省官坐大叛乱的性质。另外，行省大臣“不听沼”或“慢易中使”，皇帝往往会“遣官责之”或“命锁系问故”。顺帝至正五年，河南行省掾范孟等冒充朝廷使者，假传圣旨，公然在行省官署杀害行省平章月鲁不花、左丞劫烈等，被杀行省大臣竟俯首领死，未敢作任何反抗。这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向人们昭示：行省官的生杀予夺大权始终操于朝廷之手，行省对圣旨上命只能无条件服从，不得有任何怀疑或违抗之举。这与蒙古国时期大汗派一介使者赴千里之外处置将帅那颜的旧俗，是一脉相承的。
还需要补充说明元行省官的便宜行事问题。在元代文献典籍中，不乏行省官“便宜行事”的记载。如廉希宪以中书右丞行省江陵，持有“承制授三品以下官”的特诏；仁宗朝，康里脱脱任江浙行省左丞相，自称：“吾陛辞之日，密旨许以便宜行事”。然而，迄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这种情况只是极少数。正如许有壬所云：“世皇宏规远模，立中书省总于中，分省厘于外。行省遵成宪以治所属，决大狱质疑事皆中书报可而后行”。许有壬从顺帝元统二年到至正三年担任中书省参知政事、左丞长达八年，对元朝制度应该说是了如指掌。他所说的“遵成宪以治所属”及“报可而后行”，显然与“便宜行事”相左。而且，基本反映了迄许氏任宰执时朝廷对行省的职权规定。换言之，迄许有壬担任宰执的顺帝朝前期，大多数行省官并不能“便宜行事”，只能“遵成宪以治所属”，“中书报可而后行”。
至正十一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年，韩山童等领导的红巾军起义爆发，元统治者不得不对行省官的权力作出重要的调整。王袆《送申巡检之官序》臼：“至正十一年，海内多故，天子命勋旧大臣行中书省以镇外服，且以为去朝廷远，事有机速，不可律于常制，禀命而行。凡军旅、钱粮、铨选之事，一听其便宜行之。盖今行中书，其位尊任重，视古方岳”。据此，“禀命而行”是至正十一年以前行省官的“常制”；“凡军旅、钱粮、铨选之事，一听其便宜行之”，乃是至正十一年后为镇压红巾军起义的非常之制。当时，拥有便宜行事权的行省长官，可以“承制”自行委任行省参知政事、都转运使等三品以上要职。明初人所云元行省权重之弊，很可能是针对至正十一年行省官普遍拥有的便宜行事权而言的。据《元史？顺帝本纪》，至正十一年以后获得便宜行事之权的行省官有：江西行省左丞相亦邻直班、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晃火儿不花、江浙行省左丞左答纳失里、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八失忽都、四川行省平章玉枢虎儿吐华、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尔、江西行省平章火你赤等。于此，人们很容易联想起世祖至元十七年江淮行省平章阿里别、左丞崔斌因专擅被诛的情形。这与顺帝至正十一年后的行省官“便宜行事”，恰形成鲜明对照。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洞察“禀命而行”的常制与“便宜行事”的非常之制的兴替、嬗变关系。
综观上述情节，行省之权大而不专，确实反映了元代行省官在权力结构上的基本属性。
权大而不专，还防止了元行省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使命的减弱和向地方割据势力的转化。这对元行省的政治作用也是极有意义的。汉唐以来，中央政府派出控驭各地或监察都县的刺史、都督、节度使等，均因朝廷政策失误，逐渐走向反面，最终转化为地方分权割据势力。元行省却没有重蹈两汉刺史、魏晋都督、唐节度使的覆辙。这无疑应主要归功于行省本身权大而不专的机制。
（四）元行省制的历史作用
洪绂说，元行省是“中古殖民地制度之遗物”，“省区即军区”，“皆为军事控制区域，各拥相当军需资源；藉以供养驻军，镇压地方，其目的乃以武力维持专制统治与剥削”。钱穆说，元行省是“一个极不合理的制度”，“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驻在这个地方来管事。如是则地方绝无权，权只在中央”；“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显而易见，前人对元行省制多有微词和针砭。
需要指出，洪绂把元行省制视为“中古殖民地制度之遗物”的看法是荒谬的。元行省只是蒙古贵族进入中原后所建立的地方军政制度，属于多民族统一国家内部的产物，与入侵外国的殖民活动无涉。况且，元代蒙古本土也设置了岭北行省。倘若按照洪绂的说法，蒙古本土岂不也成了成吉思汗子孙的“殖民地”了吗？！
毋庸讳言，元朝统治者设置行省的初衷和直接目的，确实是“以武力维持专制统治与剥削”。确实是“为了军事控制”。但是谁曾料到，元统治者出于军事控制目的而创设的行省，却引出绵延至明清及近代的中央集权新模式。所以，我们对元行省制历史作用的评价，就不应拘泥或局限于“军事控制”、“军事镇压”的初衷，而应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去探索分析其历史根源和复杂背景。
我们认为，评价元行省制的历史作用，必须着眼于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螺旋式发展过程。从形式上看，行省制及其带来的中央集权模式来自蒙元统治者对帝国疆域军事控制的偶然行为，实际上其背后又隐藏着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发展历程的必然抉择。
迄两宋，古代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主要采用地方分权和郡县制中央集权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以一个否定另一个”，螺旋式发展。如果说夏商西周所建立的王（天子）为天下共主与诸侯藩屏四方，是一个松散的封建大一统，那么，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及兼并就是对夏商西周体制的否定。秦统一后，实行极端中央集权，以郡县统制各地，嬴姓皇族无尺寸之封，“一尊京师而威服天下”，又是对春秋战国诸侯纷争的否定。此前后联系的三形态，恰形成第一个“正一反一合”阶段。
两汉郡国并行，对秦极端中央集权既有继承，又有变通。但魏晋南北朝以豪族大土地占有为基础的方镇都督分权或区域性割据，又是对秦汉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否定。隋和唐前期，重建中央集权的州县、府兵、科举等体制，又是对魏晋南北朝地方分权割据的否定。自秦汉始前后联系的三形态及递次否定，又构成第二个“正一反一合”阶段。
唐后期藩镇割据或半割据，是郡县制地方权力结构的某些部分不甚完善造成的。安史之乱后，藩镇节度使军事、财政、行政、监察诸权在握，可以自募军士，可以占有“送使”等赋税，也可以节制“支郡”，自辟官吏。河朔等镇还能自行拥立主帅。藩镇割据或半割据所造成的内轻外重，显然是对隋及唐前期中央集权体制的否定。两宋一反唐后期藩镇割据之道而行之，立足于收权，而且颇为彻底。既“收其精兵”、‘制其钱谷”、削其支郡、“稍夺其权”，又以路转运、提刑、常平、安抚四监司为工具收夺州县诸权和监察地方官吏。元及明清统治者承袭两宋制度，继续实行收夺州县官府事权和尽可能集中各项权力于中央的政策，只是在中央集权过程中运用了行省的特殊工具，创立了以行省为枢纽的中央集权，故应是两宋否定唐后期藩镇割据的继续与发展。于是，自隋朝始前后联系的三形态及递次否定，又形成了第三个“正一反一合”的阶段。
诚然，就中国的历史环境、具体条件而言，中央集权比地方分权的合理性与进步性明显多一些。隋唐以降，中央集权逐渐取代地方分权割据，也表明了这种优胜劣汰的历史选择。但极端的中央集权很大程度上又是以中央对地方政府“无所分画”和“无所寄任”为基础，是与皇帝专制制度相适应的历史产物，主要是为家天下的王朝大一统服务的。从这种特定性质、目标及消极后果来看，两宋式的极端中央集权并不是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最佳模式。最理想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应该是，既能保证中央政府有足够的力量统治好全国，又能保障地方有适度的权力建设好地方。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中央集权为主体，适当添入地方分权的若干内容，应是比较合理和有益的。
关于这个问题，明末顾炎武、王夫之及南宋叶适曾作过有益的探索和论述。顾炎武认为：“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顾炎武以进化论的观点看待封建制地方分权与郡县制中央集权的递次兴替变更，还揭示封建制地方分权的缺陷和过失是“其专在下”，多数权益为地方封君占据；郡县制中央集权的缺陷和过失又是“其专在上”，多数权益为朝廷所垄断。这是独具慧眼的。他还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是达到天下大治的良策。即在郡县制中央集权的现有体制内，部分地吸收封建制地方分权的因素。这就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主辅结合的意思。王夫之也说：“封建之天下分而简，简可治之以密；郡县之天下合而繁，繁必御之以简。”显然也是强调郡县制中央集权应在统治方法上与封建制地方分权取长补短，“简”“密”相辅。南宋叶适亦主张，在郡县制体系内应参酌古制，实行“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县行其一县，赏罚自用，予夺自专”的“伯政”。此处的“伯政”，乃殷商之类的方伯之政。叶适的意图也是要重新赋予郡县官吏一些类似于诸侯方伯的治事权。顾炎武、王夫之、叶适三位有影响的政论家，对上述问题的见解大同小异，不谋而合，表明两宋式极端中央集权的弊病已相当突出，亟待改进和变通，创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主辅结合的新模式。元行省制就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这类新模式。揭傒斯说：“镇以磐石宗，重以分省寄”，《元史？明宗纪》也称行省为“方面之寄”。合而论之，即在传统的郡县制基础上另加行省之类的高层督政组织于中央与路府州县之间，把行省当做分寄与集权的枢纽，既有所分寄，又立足于集权。从法理上说，中央政府以命令授权形式将部分权力交与行省行使，一切治权皆属中央政府，行省只是中央的代理而已。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也是两宋否定唐后期藩镇分权的继续，相当于自隋朝始第三个“正一反一合”阶段的“合”。元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螺旋式发展三阶段中，地方高层督政区的相应演进是至关重要的。元行省又是这类高层督政区较成熟、较完善的形态之一。这类高层督政区往往具有监察、军事、财赋三大权力，以达到督责郡县，使之完全听命于中央的目标。然而，西汉州刺史和唐前期十道巡察使或按察使，因其临时和单纯的监察职司而成效有限。东汉魏晋的州牧都督和唐后期的方镇节度使则因监察、军事、财赋三大权集于一身而转化为地方割据势力。两宋转运、常平、提刑、安抚四监司并存的体制，又导致极端的中央集权和地方无权。元帝国建立前后，随着黄河、长江流域的开发及其向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辐射，可供中央政府直接而深入治理的区域越来越扩大。尤其是成吉思汗的后继者将阿尔泰山以东、喜马拉雅山以北的牧业区、农业区首次正式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版图之后，设置适当的高层督政区，以利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就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和要求。元行省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元行省本身既是大军区，又是财赋征集区。另外，辽阳、陕西、甘肃、四川、云南五行省又与五道肃政廉访司的监察区完全重合，其它五省内廉访司监察区又分别与行省直辖区、宣慰司辖区相对应。就是说，行省区划多半构成了相应的监察区。与前述军区、财赋区略有区别的是，军区和财赋区的两大权力统一由行省实施，而监察区的监察权则由廉访司及行御史台独立行使。总之，元行省及其内部特有机制的问世，使军事、财赋、监察三位一体的行省高层督政区成为比较稳定、成熟的建置，而且长期发挥了主要为中央集权服务的作用。明清的三司督抚就是在元行省高层督政区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化而成的。
然而，元行省制中央集权也发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如行省将路府州县各项权力削夺大半，使其处理庶务的正常功能显著降低；行省区划面积过大，对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弊多利少等。这些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487章 对比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铁木真连声叫好，李承祯主动邀战，这让他实在是太激动了。
木华黎缕着胡须，在一旁笑着附和道：“怕是我们示敌以弱之计让李承祯这小子有些忘乎所以了，以为凭借二十万兵马就可以和我军野战，这实在是太可笑了。没有了城池的保护，天下还有什么人可以敌的过可汗您的军队！”
木华黎言毕，军中诸将纷纷都说这是西夏人自取灭亡，李承祯不自量力，并且表示将会在战场上让李承祯和克夷城内的军队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蒙古骑兵。
群情激愤，战志昂扬，望着麾下诸将不断高涨的战意，铁木真兴奋的外表之下，却是十分的镇定。
他就和狼一样，冷静的判断着目前的局势，尽管猎物已经上钩，可是在没有将猎物吃到嘴里之前，甚至没有彻底的将猎物消化在肚子中，他是丝毫不会放松警惕的。
当然，这种谨慎并非来源于西夏本身，西夏军队的战斗力，铁木真丝毫没有放到眼中，更何况一旦失去城池保护的西夏军队？
让铁木真真正为之担忧的是——‘宋朝’，说的在通透一点，是主宰新宋的——顾同。
纵横草原数十年，大大小小的英雄人物，铁木真不敢说全部了解，但是和他有过交集的那些人，他敢拍着胸脯说多多少少的可以看通透一些。这些人，有的成为了他手中那杆代表着长生天和黄金家族高贵的苏鲁定长矛之下的鬼魂，有的远走一方，不敢踏入草原半步，有的则成为了他麾下征伐四方的猛将。可是，所有人之中，顾同就像是一个谜一样，永远的阻梗在他的心中。
从顾同出征漠北到担任西京留守，整个漠南地区，就开始脱离草原诸部。现今顾同击败女真人，统一中原，漠南地区的汪古部、兀立特部等等部落，更是迅速向其靠拢。
对于汪古部和兀立特部的首领有这样的决断，铁木真不好说什么，大树底下好乘凉，更何况这还是一条参天大树呢？
但是，顾同的迅速崛起，却是在不断的挤压蒙古汗国的生存范围，从漠南到漠东地区，草原上几块最肥美的草场，皆在顾同和女真人的战争中发生变化。漠南地区投向顾同，漠东地区则在逃出中原的女真人的攻击之下不断的被蚕食。
整个草原，也就那么大，整个蒙古汗国，也就这么一个范围，现在南面、东面被两个强邻‘掠夺’，汗国的利益，焉能不受影响？
这也是铁木真之所以决定在宋金战争甫一结束，就立即发动对西夏的战争的原因，甚至，不惜在冬天里面行军，他就是要趁着顾同的军队处于的战略疲惫期，然后迅速吃下西夏这块肉。
不过这一切，有那么顺利吗？
铁木真心头微微一叹，然后就暗自一笑，什么时候他成吉思汗还怕前怕后的想过这么多？
收起思绪，铁木真挥手示意诸将安静，然后就开始部署作战的命令。
“三日之后，乃是我军和西夏军队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胜，则高歌猛进，直抵西夏皇都，哪里的金银财宝还有水灵灵的大姑娘都将属于我们！败‘‘‘我想我们蒙古人的字典里面，就没有这个字吧！”
铁木真的一句话，就立刻激起了诸将的求战之心，尤其是那句水灵灵的大姑娘，更是让这群有个把月时间没有碰过女人的家伙们沸腾了。
“大汗，你说吧，怎么做，我们都听您的！”
“大汗，下令吧！”
博尔忽、木华黎、博尔术、赤老温四杰为首，忽必来，速不台、者勒蔑三勇随后，铁木真的两个兄弟合撒儿、别勒古以及他的三个儿子察合台、窝阔台、托雷还有养子失吉·忽突忽也都一道请命。
铁木真坐回帅位，然后沉声说道：“五虎山地域狭小，我军难以展开手脚，是以，三日之后，我们一定要将西夏军队吸引到五虎山以南靠近黄河边的开阔地带。合撒儿、别勒古，给你们一万兵马，你二人能不能担任诱敌深入的重任？”
合撒儿、别勒古两人单膝跪地，欣然领命。
“察合台、窝阔台、托雷，我的三个儿子，还有博尔忽、木华黎、博尔术、赤老温四杰，你们几人，各带兵五千，随我在黄河水边等待西夏军队深入，一旦合撒儿、别勒古诱敌成功，尔等必须要予以西夏军队迎头痛击。”
被铁木真点到的几个人也都纷纷领命。
见到四杰、三子以及铁木真的两个兄弟都有了任务，三勇忽必来立刻就着急了起来，“大汗，那我们几个人做什么？”
铁木真嘴角轻扬，言道：“忽必来、速不台、者勒蔑你们三人，各领兵五千，隐藏在五虎山南山山麓，待到我军和西夏军队打起来之后，你三人迅速领军，从后方包抄敌军，以此实现对西夏军队的分割包围！”
“大汗放心，我三人一定完成任务。”忽必来三人应道。
此时此刻，营帐之中，只剩下铁木真的样子失吉·忽突忽还没有接到军令，不过此人却是沉稳至极，丝毫不见慌张。
“失吉·忽突忽，你的任务却是相当的承重，说实话，我都有些不放心，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是否能够完成！”请将不如激将，铁木真看着失吉·忽突忽很是意味深长的说道。
“大汗尽管吩咐就是，失吉·忽突忽虽然不是最好的猎鹰，可是依旧想为大汗抓捕到最可口的猎物，只要大汗一声令下，失吉·忽突忽哪怕就是肝脑涂地，也会尽力完成您的安排！”失吉·忽突忽也拿出了自己的态度。
铁木真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废话也不多讲，直接说道：“三日之后，西夏军队主力尽出，克夷城内守备必定空旷，我给你一万精兵，你务必要在三日之后我军和西夏军队战斗起来之后，寻机夺取克夷城。一旦克夷城被攻下，城外的西夏军队必定失去信心，那时，我军必然会迅速击败李承祯的二十万兵马！”
失吉·忽突忽没有多说什么，点了点头，表示记在了心中。
大的战斗任务分配完毕，铁木真又和诸将就战争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变故演算了一番，等到将战场上的各个环节差不多都连贯起来之后，众人这才散去。
不过相对于蒙古军营这边严密的作战部署，克夷城内却完全可以用的上另外的一副情景来形容。散漫、松懈，这些似乎都不应该在战争前三两天之中出现的精神状态，确实有那么实实在在的出现在克夷城中。
倒不是将士们纪律散漫，只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军队，还都没有领到作战任务。没有明确的战斗任务，那么将士们像是无头苍蝇一样的嗡嗡嗡的乱飞，倒是也怪不得他们了。
眼见着战争的日期要进入到最后得到及时了，顺着城头上也都能看得见蒙古人调兵遣将的动作了，军中实在有将领看不下去了，这才‘冒死’找到还在和吴庸在一起喝酒寻乐的李承祯，向其进言。
喝酒的兴致让人这样打扰了，李承祯自然不快，可是看着脚下一二十个将领，一副豁出去了的心态，李承祯也就只好收起散漫的模样，装出一副虚心受教的样子，然后听完了这些忠心耿耿的将领们的铮铮之言，到最后，却只丢下一句：“具体事宜，自有怀远大将军昧克部署，尔等可去与他一道商议。”
然后就起身送客，关门继续喝酒吃肉。
昧克志大才疏，那里有什么真才实干，在他看来，三日后的作战，二十万的军队一股脑压过去就是了，何许商议太多？
但是耐不住军中将士们的苦谏，这才在众人的帮助之下，制定出了一个算得上是‘详尽’的作战方案。
李承祯和昧克的动作，自然也通过军中一些将士们的手传到了省嵬城之中的甯子宁手中，尽管离开了克夷城，但是对于克夷城的一举一动，甯子宁却从来没有忽略过。
听到李承祯和昧克，没有认真备战，李承祯本人更是终日沉迷于酒肉之中，甯子宁不由为克夷城的未来感到忧心。
忧心忡忡之下，甯子宁连夜向中兴府发去军报，言说克夷城内情况，可惜，老将军的一番好心，却是没有一个好的结果。收到甯子宁军报的李遵顼，和上次一样，不动声色的将军报隐匿了下来，换到李安全眼前的却是一道克夷城内一片安好的奏报。
种种姻缘会错之下，克夷城的未来似乎已经注定，尽管这一战还没有打起来，但是通过这番旗帜鲜明的对比，结果，也似乎显而易见了。
战争的进度，不会为了那一个人停止，战争的结果，也只能以某一方的倒地作为终结。当第三日的阳光，开始洒照在克夷城、五虎山以及黄河岸边的时候，这场注定要在西夏、蒙古两个帝国的历史上留下一笔的战役，终究还是到来了。
第488章 诱敌
“吩咐将士们，尽快吃完早饭，饭后，人人备一壶马奶，就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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