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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名。好吧！我，黄叔叔试着办吧！
小可复员之后，在北京画院成为一个继承父业的、有父风的画师，同时照顾着自己越来越老的父母。有一个孩子在身边总是好的。
小妹我们仍然叫她小妹。她比黑蛮大好几岁，黑蛮从几个月开始就得由她陪着玩，用一条浴巾把他兜起来，与另一个常家姐姐娅娅一人抓一个角，摇来摇去甩着玩，唱着好听的儿歌。多少年前，她是个激进派，报名参加“上山下乡”去了远远的甘肃。可染夫妇眼看着她一个女孩子扛着包袱走了。一去十来年。费尽了移山心力把小妹接了回来，已是一个大女孩。我们的心里为她的归来高兴得暗暗发抖。她就是我们当年的小姑娘，留着两根蓬蓬的大辫子、红通通的脸蛋、大声吵吵跳着“猴皮筋”的李珠。她的归来使老人说不出地高兴。
记得我一九五三年由香港回美院工作的时候，版画系那时候叫版画科，中国画系叫彩墨画科。因为这两个系当时都不太起眼，彩墨画科都是些老家伙，版画科只有很少的人员，便合在一起进行政治学习。天气热，外面有一块白杨树的绿阴，学习会便在室外举行。这一个学习组有李可染、李苦禅、王青芳、蒋兆和、叶浅予、黄均、刘力上和陆鸿年，还有李桦、王琦、陈晓南和我。托儿所就在我们隔壁，孩子们也放出来在绿阴下活动，中间隔着一道活动的小栏杆。李珠那时在托儿所，她和所有孩子一样好奇地看着这一群老头子跟她的爸爸坐在一道。我刚从香港回来，穿着上可能让孩子们发现了一点什么新问题，一个孩子指着我说：
“这个小人穿一双小鞋。”
我听这句话几乎哭笑不得。我已经二十八岁，有妻子儿女的人，小什么？但比起他们的爸爸却的确小得多。幸好李珠给我解了围，她说：
“他是黄叔叔，黑蛮的爸！”
小弟官名“李庚”，在李家是最小的男孩。每礼拜只能见他一次，因为他是“全托”。小弟是最佩服崇拜我的孩子之一，跟我很亲。原因是我有一些他梦寐以求的、令他神往的东西：一部鲜红色的八十个低音键的意大利手风琴；一支双筒猎枪；一个立体镜；还有一部万用的电动小车床……一些记不起来的好玩的东西。再加上我大笑大叫，跟他们所有的爸爸都不一样，愿意在没事的时候跟他们玩，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只要我一暗示，他们就会奔跑过来。
他是个沙嗓子，连哭起来都沙。
忽然他长大了。我们相隔整整一部苦难的岁月——“文化大革命”。他“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古。我也去过内蒙古，知道对于幼小的孩子是个怎么样的地方。但是他长大成｜人回来了。感谢上苍，还给我们一个如大沙漠如大苍穹似的心胸开阔无比的青年。
“我回来了，没有什么再苦得死我，难得死我。黄叔叔，什么都不用再说！”
他成为一个强者。祖上遗留的一副魁梧体魄，再加上马背和荒漠对他的锻炼。他越过父亲这一辈人逆来顺受的温良性格。懂事，但不乞求平安。他非常刻苦地画画，后来到日本去了。走之前，来看过我，问我有什么话。
“记住！”我说，“别让人知道你是李可染的儿子！”
“一定！”他说。
前几年我去了东京，他从大阪打来一个电话，问明白是我，他在电话里号啕大哭。他说：“黄叔叔！来看我吧！”
我去了。小小的日本房间，说句见识浅陋的话，我一辈子没见过叠成满满一面墙的“速写簿”，滴水不进的一面墙。用了两三天时间，陪我玩透了大阪城，我们就分手了。
后来听说他去过很多地方，欧洲、美洲，画了许多速写。再不久，从可染先生处转来一本他展览会的场刊，见到好些张他的水墨近作时，我不免抚掌微笑起来：“此李家之千里驹也！”
雄强、泼辣，满纸的快乐的墨色。乱七八糟的题字更增添了画面的力量，我喜欢之极。我更是想念他，像我自己的骨肉那么想念。现在不知他在哪里？你爸爸死了！你知道吗？你能回来吗？要赶快回来啊！小弟！你在哪里？
孩子们是我们的甜美，也是我们的悲伤；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心。
说起“文化大革命”，过去了那么多年，排除了危难，你不能不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戏剧。遗憾的是票价太贵。多少的光阴、生命、血、眼泪。
“文革”时期，我们被关在一起。
不知道是上帝还是魔鬼跟我们开这么大的玩笑，美术学院加上美术家协会托管的牛鬼蛇神总数，“天罡”、“地煞”，加起来恰好是梁山水浒好汉的一百单八。这有案可查，由不得你不信。
日子很不好过，劳累、痛苦、羞辱、恐惧，牵肠挂肚地思念家人和朋友……
中国有了李可染，光彩了许多
美术学院从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到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想象得出来的一些人，再加上一两个贪污犯，都成了牛鬼蛇神。其中贪污犯在里面最嚣张，是个依靠对象，俨然半个革命小将的味道。我们每天的“表现”全由他兴之所至地向“革命群众”汇报。
美术学院版画系长长的胡同两头一堵，装上木闸子，天生的监狱一所。
可染先生、苦禅先生我们可算得是难兄难弟了。五六年朝夕相处时间总是有的。写出所有的人的名单，就我眼前的记性看来是办得到的。但没有必要。
苦禅先生当得起是一个好汉，加上练功的底子，什么侮辱也压不倒他，什么担子他也挑得起。七十岁的老人，一举手，几百斤一铁车的垃圾一下子倒进了垃圾坑。若无其事。
可染先生不行。他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动荡，那么凶恶的迫害。一大家子人等着他料理照顾，他的确像毛泽东同志所说，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他没招谁、惹谁。像苦禅先生和我都爱写点、说点俏皮话。可染先生可从来没有。他虽未达一心一意听党的话的程度，起码三分之二的程度是够格的，但也逃不过这个“劫数”。
鲁迅说过这么一些近似的话：“工人当了工头，比原来的工头还毒！”这可是千真万确。
革命群众就是学生，学生就是管理我们的阎王。有一个形象长得像粒臭花生似的我的学生，连裤子都永远穿不好，挂在两条瘦腿上老像尿湿了似的丁零当啷，却是极为凶恶残暴，动不动就用皮带抽我们。身上挨抽，心里发笑：“这样的贱种，平常日子，一只手也能悬他在树上！”
就是这一类中山狼使未经历过恐惧和欺诈的可染先生丧魂落魄。他已经高血压好多年了。命令他站起来说点什么的时候，连手臂、嘴皮都在颤抖，更别谈要他说得出话。我心里向着他，我心里向他呼叫：“顶住啊，老头！怕不怕都是一样，一定不要倒下！”口里却不敢出声。我家里也有妻儿在等着我啊！
“牛棚”里，每天一人轮流值班到大厨房为大家打饭。牛鬼蛇神不准吃好菜，但米饭馒头倒是一样。馒头每个二两，吃三两的，就是一个半。那半个馒头由值班的负责将一个二两的馒头掰成两半。这件事，李可染一直做不来，发抖的手总是将两半馒头弄得一大一小，而且悬殊到当时觉得可怕现在觉得荒唐的程度。当然受到责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耳听到学生骂先生达到这样的高度：
“你人话也不会说一句；蠢驴掰馒头也比你掰得好！你个废物！”
过了两三天后，借劳动出勤的机会，可染先生问我可不可以给他用断锯条做一把切馒头的刀子，因为他知道我有机会参加一个修补破脸盆、破洋铁壶的工作。那些学院的工人跟我很要好。当然可以。当天下午，可染先生手上就有了一把锯条做成的、带漂亮竹手柄的小刀。多少年后，他还和我笑着提起这件事，我听了反而伤感起来。吴作人先生的钱包里至今还藏着一根当年我给他做的“挖耳勺”，已呈苍黄古老之色，这都是“同窗”的纪念品。
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李可染、许幸之这几位老先生被指定为永远下乡落户到湖北农村生根的光荣户。校门口有小敲小打的锣鼓。这几位老画家面无人色，肩上居然还背着一个革命气味很浓的包袱，排成一列，肃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石膏巨像前举起右手宣誓，大意是赌咒绝不再回北京，如何如何！于是就让那一丁点很不诚恳的锣鼓声送走了。
离别情绪在那时候等于尘埃。生死尚且如此，离别算个什么东西？自身命运决战迫在眉睫，谁又能判断出更好和更坏的结局呢？
新疆人宰羊放血，放了一只又一只，几十只羊集中在一个羊圈里，眼看着前一只同类被宰完，第二只自己就会乖乖地走到人的跟前躺了下来……
被宰割已经成为天性的时候，反抗和逃亡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是人啊！
李可染这个画家是无愧于我们这个苦难的中国的。中国有了他，也光彩许多。
对于眼前的中国画家，在他们身上使用美好的形容词往往太过奢侈，紊乱了欣赏价值。
李可染画作上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一是他画作的质量，二是他开展新局面的功绩。
长年辛勤地艺术劳动，在中国画上大胆施展浓墨，运用光和层次的可能性得到证明，启导和开发了美的新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两位这样重要的人，另一位就是傅抱石先生。傅先生把抽象和具体二者的关系结合得那么融洽，那么顺手，令我们得窥千年来绘画中所谓“意境”的殿堂。）
可染先生其实是有一种农民性格中的聪明和纯朴，勤劳是他的天性。作品因之显现出厚重的民族魂魄。所以，面对着他的作品时，就无法拒绝迎面袭来的道德感染。八大山人如此，石涛如此，傅山亦何尝不如此？
一九五三年我初到北京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可染先生夫妇是我们第一个相识的邻居。他的第一个南方写生画展，登在《新观察》杂志上，我荣幸地写出第一篇评介他的艺术创意的文章。不料三十几年回到香港后得到他逝世的噩耗。他对我的友谊和我对他的尊敬，令我在不方便回去祭奠的情况下，写一些往事作为纪念。
这是他生前几次希望我做的事。佩珠夫人会记得的。
给这个党员打分
一九五三年我到北京，被安排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第一次上美院去见人。如何见法？见谁？我都不清楚。在接待室等候，进来一个高个子、长脸、眼睛眯成一条缝的、不太笑的角色，同我握了手，坐下，说话了：欢迎你到美术学院来工作，噢！美术学院这个环境很好嘛！嘿嘿（笑了一点）！可以学习和锻炼嘛！明天你来院办手续，找一位名叫段锦云的女同志。我叫丁井文，是负责院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摇了摇头。
“那么，再见！”握手。
一路上，有几个词让我弄不清楚，“学习”，为什么学习？我不是来教书的吗？“锻炼”，有什么好锻炼呢？我身体虽不说肌肉发达，对付一两个人倒还够用，怎么把这事说到一起来了？还有“顾虑”？到美院来工作有什么好怕？
以后，漫长时间理解许多概念和我原来理解不一样。这是种全新的生活。从那一天跟老丁见面起，我真是兴奋到了家；见生人不生，见熟人不熟，见怪不怪，我好奇之极，我全盘接受；都是一家人，自己人了，哈哈哈！
我几十年之后才发现，从香港回来的这个行动，给人的印象并不简单，只是没有人提醒我，也可能的确心无城府，一心只想刻木刻、教书，觉得这日子旷古未有，开怀万分。三四十年时光直到大家发现香港也不光是出产游手好闲、出产特务的地方……虽然生活的坑坑洼洼不少，真诚对待我的心地、我的工作的好人毕竟是多数。尊敬的老丁就是一个。
我和他的交往不多，朋友告诉我，他总在暗中照顾我的政治生命。也许他认真看过我的档案；也许由于艺术同行的真诚的某种共同性更能体恤千里归来者政治上幼稚的报国之心……
说良心话，除了人所共知的“文革”灾难之外，几十年来较之许许多多道德高尚、创作优秀的不幸的同行，我算是走运之极的人了。
老丁跟我一道工作的时间不长，他很快被调到筹备美院附中的工作中去，再不久就正式成为那个耗费他一生精力、一代又一代的娃娃头目。这些娃娃，今天做爷爷的做爷爷；做奶奶的做奶奶。百子千孙，老丁也恍眼九十岁了。为此，他真是如古人所云，费尽了移山心力。
照一般官场行话，他是很有“前程”的，换了别人，做梦也够不着这个境界。他原是搞美术的，于是就死着心要搞美术。不知是马克思在天之灵看上他，还是秦叔宝、尉迟恭相中了他？当时负责中央警卫团工作的汪东兴同志，一定要老丁担任“内卫连指导员”工作。讲明白点就是去担任保卫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工作。
汪东兴慧眼识英雄，老丁也没辜负老汪的厚爱；原本干革命是不讲价钱的；但汪、丁却暗中有个交易，丁说：去当指导员可以，你要答应我，进北京后，还得让我继续搞美术工作！汪东兴英雄识英雄：好！我答应你！
老丁呀，老丁！御前侍卫之长是前世几时修来？古时候要买这个美差你晓得要花多少银子？顺这架梯子往上爬，进了城，若干年后，做什么官不成？瞧那些可爱的老乡：“挑担茶叶上北京”要走千里万里，见不见得着毛主席还是个问号。国庆节上百万人只能远远瞧着站在城门楼上的毛主席，一年就这么一回，还那么眼泪汪汪的。你瞧你多死心眼，搞什么美术？置天天在毛主席身边的幸福于不顾，假如我是那位汪大哥，我根本就可以耍赖皮说从来没说过进城后让你画画的事！再说！再说！就问你的党性到哪里去了？眼看任务这么紧张，阶级斗争如此尖锐，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你居然还有这种存心？是可忍，孰不可忍……偏偏汪大哥又如此之说一不二的守信用，这一下，你瞧你，陷在美术界拔不出脚了吧？
老丁倒是从来不吃后悔药的，且越活越高兴。既然投了美术之胎，不免搅乱了原有的级别、制度和章法，在几间既破且旧的老房子一住几十年，他的部下，背过的娃娃都当司令员了，老丁好像躺在快乐的南柯一梦中，那么满意。外人听说到老丁的故事，又见到老丁这个人，真会异想天开地说，他是什么、什么、活化石……他原来的老关系、老上级、老部下，弄一套体面的现代化住房，也只是一句话的事，他想都没想过。在他的世界里，“淡然”已成习惯。没有李玉和的大义凛然地唱着真理；也不像“酸葡萄”故事中的狐狸半肚子醋劲和一嘴风凉话。认识他的人，常有幸在大街上见到他骑着一辆老旧自行车擦身而过。因此，不止一次地摔断手脚，上医院吊腿、上石膏，一个月两个月，出院再骑着那辆心爱的老朋友回家。
帮助朋友、爱护朋友，以朋友的成就为乐，以朋友的倒霉受难为忧。朋友挨批，接受审查，被揭发，他跟着朋友一齐“登”上《人民日报》。朋友日子好过了，把他淡忘了，他会说：“人家这么辛苦，这么忙，不该去打扰他……”
“文革”期间，他的一群从小看大的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控诉他，用了一个耸人听闻的题目，我为他寒心，他却说：“唉！那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啊！由不得他们啊！”
他画得一手好水墨，尤其是麻雀特别精彩，他并不急于让人知道，换了别人，老早自吹是“麻雀丁”了。
以前，他处理“党务”时，是位出名严正、认事不认人的人，那点洞察能力与通达的胸怀常为共事的人所赞赏。
对真正的朋友和青年们，他却是那么坦荡和诚实。像一颗长满阔叶的春天的大树。
我好多年前曾经说过默祷他长寿，如果年岁可以捐献的话，老丁！拿我的年岁去吧！他活得比我有价值，我高山仰止！
一个人的道德是天分，由千种万种因素形成。固然，好书、好老师、好朋友……是良好的诱发剂，但不是根本；恶人康生也有学问，也有雅趣，会书法，懂戏曲，你只想想他眼镜背后面透露出的凶光，还有胆挂牵你甜蜜的家庭、可爱的儿女、亲密的朋友、温馨的书斋吗？所以说康生这玩意儿是太平年月的死敌。他是灾难的代表。他不应该也不配是个共产党员！他心坏！
我为老丁这个共产党员自豪！不吹牛，我认识他，真的认识他！
2002年12月2日于北京万荷堂
到苗子郁风家讨债
苗子郁风兄嫂要在香港开书画展，我自告奋勇说要写一篇文章。这可不是件开玩笑的事。日子近了，除掉郁风画的那幅德国风景之外，所谓“画展”中的几乎所有作品我都没有看过；没有看过而要介绍画展，有如看过画展之外行硬要逞能评画一样无好下场，这事我是从来不干的。我自己不上别人的当，也不拿当给别人上。
好朋友之字画，用不着当着好朋友称赞，就好像天天早上吃早饭时面对着自己漂亮（假定）老婆说：
“他妈的，你真漂亮，简直像天仙！”非挨一顿臭骂不可！
无聊！愚蠢！
对老婆，要打心里谢谢，如初恋般的永远的爱慕。从年轻时看她的背影到老，她是你俩整体的一半。漂亮的眉梢边的皱纹和霜染的鬓角，是你生命中明澈的镜子。苦难到来，不管相距远近，你俩的心跳是既同步又共振……想到这里，人生多值得欢歌啊！
夫妻间的关系像幽兰，芳香、隽永；朋友呢，更明亮、更灿烂。夫妻生活，或是像甜蜜而热闹的蜂房，像宁静的林中溪涧；朋友呢，是大地，是世界的全部……
友情是爱情的扩大。
时光倏忽，几乎喝一声“疾！”就过去大半辈子。十分可惜啊！好朋友在一起，总嫌光阴不够。一个人应该努力创造是一回事，当觉悟到应该马上努力创造又是一回事。尤其不愤的是大伙儿的时光让几个混蛋浪费掉了！——忽然一起老了！痛苦得真令人呼天抢地。
苗子和郁风兄嫂这么一对文雅、旷达的夫妇，能想像他们是从血海和无尽的灾难中活过来的人吗？对于悲苦、负义、屈辱……他们只是付之一笑。那么洒脱，那么视之等闲——进入死亡深渊而复从死亡深渊爬出，有如作一次风景绮丽的轻快旅游而神采淡远，真不可思议。
和苗子郁风的交往已经四十多年了。
我只想说说这些渺小的事情。几十年巨大的历史颠簸筛选中，小如蝼蚁的“臭老九”们的“相濡以沫”的感情活动。
大约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吧，那时我不过是个本分、老实的二十出头的孩子。上海的生活似大浪淘沙，我不过是广垠的不时被浪涛翻来覆去卷动着的那一大片细沙中的一粒。忽然收到一封飘逸俊秀的苗子郁风的毛笔信。信，充满真诚，第一次的友谊有如最初的蜜，浓郁而倾心（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大意是听朋友传说我在上海的生活，使他俩感动；看到我的木刻，令他们欣赏（这点意思，至今我还怀疑自尊心是否受到骚扰！我没有这么好吧）。他俩愿意买我几张自选的木刻作品，定个价钱给他们，他们从南京把画款寄来。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聪明，做得比别人的好，我只是勤快而已。比如，那时候我知道跟我同年的赵聪（赵延年）的木刻功夫比我好得多。老一辈的画家就更不用说了。只是觉得刻得认真而快乐。生活与工作太累太苦，如果有一点报酬或经常收入，日子就会稍微松动些。
收到信，打心眼里向这两位久仰而未见过面的赏识者深表感谢，也为将要收到的这笔不小的进款而构思了许多美丽的后事。
钱好久不见寄来，“大旱之望云霓兮！”于是火了。
火，也不能火得太厉害。信真诚得无可怀疑。翻看了几十遍，懂得连写信去催取也有失体统。
同住的西兄有意见了：
“这怎么可能呢？这两人声誉很好，人家是财政部当官的，连印钞票都由他管，在乎你这点钱，只怕是忙得忘了……”
“他忘了，可坑了我……”
“你得等。这是风度。”西兄说。
“风度！哈！”我气得往破床上一躺。
一个好主意，我上南京“收账”去。
到南京住在王琦兄家，他热心地一大清早带我去找苗子和郁风。
进了门，一条过道，右边拐过来下两级台阶的是客厅，挂了张大千、庞薰、叶浅予的画吧！大沙发上坐的一男一女，男的是金山，女的是张瑞芳。
四个人坐着傻等，也没有什么话说。客厅安静之极，仿佛听得见坐在对面的金山吃坏了什么东西，肚子在咕咕地叫。
郁风从过道左边楼上下来了，穿着蓝缎子的长睡衣。这大美人很神气。我说明来意，郁风说：
“……啊！我以为早寄给你了，对不住对不住！”
聊了一些大家都不认真的废话。时时冷场。又一齐喝那杯透心凉的茶……
钱拿到手，一大沓。该走了。郁风忽然发现了我：
“呀！你是黄永玉，唉呀！我想起来了，对！我们写了信给你，木刻收到了，精彩！唉呀！是的，我们应该给你画款！……英国文化委员会司高特，你和他夫妇很熟，还有贺德立，对！对！……”倒好像刚才付的钱是给煤铺老板的。换个地方我真想狂笑一场。
于是又重新开始，高潮掀起，汽车声响，苗子回家了。
苗子那么矮。对，袁世凯、拿破仑都矮，但他比后两位情感上投入得多。因为是匆忙的初见，加上他们跟金山夫妇有些什么要谈，大家就分手了。
一九四九年在香港，郁风、苗子都见了面，那时候个人的情感几乎让全国解放的大快乐淹没了。此后是见过几次面的：比如跟新波、黄茅、冰兄等人一起聚会。总是郁风、苗子请客，这是根据传统印象的“硬敲”，可能大伙儿都天真地以为他俩席卷来一个国民党的银行。我那时急需一百元港币，买一块磨木刻刀的好油石，每次见到他匆匆忙忙，总难以开口，最后，眼巴巴地望着油石跑了。他们夫妇俩去了北京。
我一九五三年才离开香港。
事物发展从一般到特殊，情感交往也是如此。回到北京，经过了这三十多年，我才真正地认识了苗子郁风夫妇。有他们两位朋友，我这一辈子的情感光彩之极。
我们在互相信任中互相欣赏，没有市俗的价值观。有一本书，听到个好曲子，一个有趣的笑话，一个坏人的消息，一个好运气，一些好吃的东西，一些不平事，自己画了幅得意的画，自以为称心的诗，甚至是别人做的一幅好对联……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苗子郁风，连忙地告诉他们；或是上他们那儿去；或是请他们到这儿来。
世人有没有意识到，弱者也有夸耀之处？那就是“相濡以沫”。朋友的思念，会心的三两句话，足以微笑地面对艰难困苦和死亡。
表叔沈从文那么温和的老人，“文化大革命”动荡高潮时在街上难得与我擦身而过，不到五秒钟跟我说了一句话：
“事情真的来了！要从容对付啊！唉！”
坐牢都要结伴
一九五三年春天，我、梅溪带着七个月的黑蛮到了北京。郁风那时候忙什么呢？是不是跟华君武诸公在筹备成立美协？苗子在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当个什么什么……大概是这样。
那时北京的老街道还没有大动，连天安门广场都还未扩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在施工。东单牌楼面对长安街有一条名叫西观音寺的胡同。胡同口北边正是许麟庐开的和平画店。老许和他的画店很吸引人。老许当时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好客成性，加上他品画的见解坦率而老到，展出的作品大都经过精选，售价也体察人意，他的画店是个文化人喜欢的地方。往东再走百十来米，一个老旧的大门，门外以一根半斜着的电线大木柱为记，这就是鼎鼎大名含冤二十余载的“二流堂”的堂址、“总部”、“老巢”。苗子和郁风就住在这里。同住的还有盛家伦、吴祖光、新凤霞、戴浩诸位。
这是一座红砖砌成的、不成格局但适于居住的大宅院。冲着大门、坐北朝南的屋子属盛家伦；东侧面一排房子属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吴家房子靠北尽头上台阶左拐，楼上住着戴浩；楼梯右侧往北里走住的就是苗子、郁风。
房子原来是讲究的。那些楼梯扶手用粗大的菲律宾木料做成，上过很好的漆。地板也讲究过。只是，都完蛋了，满是灰尘。
屋里各家却都收拾得清洁爽朗。我觉得苗子和郁风可能狡猾狡猾的，他们挑了全院最好的房子。宽大的客厅起码有六米高，墙根有壁炉，东边有独立的庭院，一棵二人合抱的大树和别的花木。郁风原是位设计大手笔，加上拣便宜买来的名贵明清家具陈设，又请人用褐色厚布做了一长排带拐角的大沙发，不免使得进屋的客人肃然起敬，仿佛不小心闯进了哪位有文化教养的帝王寝宫。
那时苗子的老妈妈还健在，慈祥，笑眯眯的，见谁都当做自己的孩子，却是满口的广东土话。她做的红烧蹄、蚝豉发菜焖猪肉令我至今难忘。
我那时已经二十九岁，快进三十的人了。常上黄家来的目的是看画，看拓片，借书。当然也谈天说地。我的谈话引起大伙儿狂欢，苗子的谈话却使我静穆。
我一生遇见的好人那么多，却总是难忘三个人。一个是福建仙游县的陈啸高先生，一位是香港的叶灵凤先生，一位就是苗子老兄。这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都让人咒骂为不借书给人的“孤寒种”。相反，我却在这三人的书斋、书库里为所欲为，看尽他们的藏书、藏画，得益太多。他们对我慷慨而我对他们放肆，“邑有穷读愧买书”啊！我这辈子不可能有他们这种肚量和境界了。我很小气，想起抄家的好书好画册没有退还，老是大方不起来。这些狠心人哪知我们得一本好书不易。
有一个闹不清的也不想就正于苗子的问题。他是当了“右派”之后才搬的芳嘉园呢，还是“右派”之前搬的芳嘉园？总之是搬了。那是大名士王世襄老兄的家。苗子住东屋，光宇先生住西屋，世襄住北屋。如何的搬去？如何的接头谈判？因为三个人的脾气、思维方式都不同，记得起细节的话，写下来定是篇有趣文章。
芳嘉园也是原先讲究而后来倦慵了的院子，那一架难忘的紫藤花至今安在？
长安街拓宽之后，西观音寺没有了，和平画店没有了。恰好，盛家伦住过而动感情的那座房子及苗子的房子还在，红的砖，很容易认出来。
我前后的两个住处离芳嘉园都很近。原来住大雅宝胡同，后来住罐儿胡同，都是几步路的光景，所以大家常去常来。
芳嘉园时代是很远的，它度过了反“右”运动，苗子东北劳改几年，“文化大革命”十年，苗子郁风坐牢几年，然后两夫妇出狱。住团结湖北里是近年的事了。
苗子劳改去了，郁风捏着苗子从东北寄来的第一张明信片乐呵呵地朗诵：
“‘……穿过森林，翻过了岭，啊！好一片北国风光！’你看，你看，他还有这个雅兴！还‘北国风光……’”接着就像往常一样地大笑起来，并且把明信片交给我，要我也照样朗诵一次，接着也是笑个不止。
我家乡有句谚语：“叫化子困‘凌沟板’（冰块）唱雪花飘飘——苦中作乐。”这两口子实际上已经身临绝境。一个充满诗意在东北劳动；一个苦守寒窑得来信却大为欣赏而大乐。真是少有。
每次上芳嘉园看郁风和孩子，我都不敢提一声“东北很苦”。其实也用不着说，郁风知道。她生来就是个“开朗种子”，我了解，要哭，她会一个人躲起来大哭一场。现在她是家中的主帅，一哭一乱，阵脚就稳不住。而大哭一场的地方当时确实不好找，哪儿都是人来人往。
我那时也曾哭过一次，忍不住的热泪滂沱，头埋在被子里。那是读到巴尔蒙特的诗句：
为了太阳，
我才来到这世界！
哭得像小孩子。哭完就算，好人一个！
多少年后苗子回来了。我大雅宝的屋子黑，他走进来我真以为闯进一个讨饭的。认准是他，喜从天降，抱了抱他，我就近坐在凳子上，好一阵说不出话……
天啦！谢谢您了！“绝塞生还吴季子”！（不久，我准备木刻水浒人物的计划。苗子给我出了很多主意。把他的一盒读书卡片借给我，抄在我的卡片上。原本从一九六年开始刻二百幅木刻，两年完成的计划，可惜一幅也没有做出来。连两千多张卡片也丢了。那时四十岁，力气正足，刻二百幅三十二开大小的木刻算不得一回事。要是那时候让我刻出来多好。）
那年月，老是不安定，老是离别，老是身不由己的分心。
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于是到了“文化大革命”。
有时我装病说上医院挂号，有时干脆开了半月假条待在家里，有时我想念苗子郁风，就上芳嘉园。他们是剩下不多的，用不着事先设防，不出卖人，讲点真心话的朋友。
见面不会雀跃，但总是打心里欢喜。有时话多，有时和往常一样谈个不休；有时呢，他听到一个与我有关的坏消息，我坐不住了，心跳不止，得赶快回家。回家又能怎样呢？还是回去好。一路上像淋了一身水那样地不自在。遇到这种情况总要好几天才缓得过来。
记得一次是给他弄到把大紫砂茶壶，并且还得意地用葡萄藤弯了根大提梁。一次是兴冲冲地买了一条几斤重的活鱼……
进了院子，一位好心的老太太向我摇摇手，轻声告诉我：
“他们两人被抓走了！”
“孩子呢？”
“在张妈妈那里！”张妈妈就是光宇夫人。
“奇怪！”我想，“两人好成那个样子，连坐牢都要结伴。”
又是个七年。
你俩招谁惹谁了？
我听说苗子回来了，去找他，他高卧在床。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噫唏！
自从那天到现在，从没听苗子说过那七年是如何过来的。
郁风呢？倒是很有两下。初到的犯人按规矩是要吃一点老犯人的下马威的。郁风不明事理，她不买账，居然选了个“制高点”给了那家伙几下狠的。郁风，真有你的，你哪儿练的？没想到还有这两手！
从此天下太平。
这都是事后知道的。
“文化大革命”那时我也不自在。每天从火车站边罐儿胡同步行到学校大约三里地。我贪婪地享受大清早这一段自由的散步。已经是秋天了，天这么蓝，长安街人行道上高大的白杨树下满是落叶，金黄、焦脆，一步步发着寥落的响声。经过“二流堂”旧址时总要放慢脚步，轻轻地打心里问一声：
“季子平安否？”比起他们，我可是平安多了。
来到学院门口，从提包里取出马粪纸做的“牛鬼蛇神”牌子挂在脖子上，低着头，走进“牛棚”。……
好久好久，两口子被放出来了。很快地又和常人一般。
两个七年加起来就是十四年。你们惹了谁啦？只不过是在重庆时热情接待过、照顾过一个女人。陪她聊、陪她玩、陪她医牙……
哎呀！我们躲她都来不及，你们还有胆子惹她？你看，她几十年后想起你们来了。她当时跟你们聊的什么话不可能完全记得住，只是认准了你们记得住，于是她说了这么一句：
“苗子郁风这两个人很坏！”
因为做过一次殷勤的主人，你们就失掉了宝贵的十四年。
生活重新开始，苗子郁风兄嫂啊！我相信好心人是改不了好心的毛病的。嘿！不改也罢！人就是人嘛！
这女人当然不单是折磨了你们两个人，浪费了你们的青春。她伟大得多，她骚扰和浪费了整整半个世界。中国，东南亚……
人总爱健忘。人不应该健忘。魔鬼们总是时常钻我们健忘的空子。
仔细想想这几十年，我们最年轻力壮的时代。宋朝王观有半阕《红芍药》词写得好：
人生百岁，七十稀少。更除十年孩童小。又十年昏老。都来五十载，一半被睡魔分了。那二十五载之中，宁无些个烦恼。
…………
（下半阕观
( 黄永玉讲述他们的故事:比我老的老头 http://www.xshubao22.com/9/9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