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1 部分阅读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作品说明 本故事发生于X维空间之地球。公元2011年9月18日，中华共和国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代表团在访美后乘飞机前往俄罗斯，途经百慕大黑三角时遇上时空虫洞，军事科学院战史部29岁的副教授蒋云翔昏迷后醒来，发现自己的记忆已复制到70年前、即1931年9月18日躺在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医院的一名病人脑海中。该病人即中国北伐铁军名将蒋先云，按其在蒋云翔副教授所在的时空已于1927年在河南临颍的作战中牺牲，但在此X维空间却只是脑部受了重伤，丧失全部记忆成为植物人，已在莫斯科的医院躺了四年。蒋云翔副教授明了情况后，决心利用蒋先云的身身份和自己21世纪的知识和智慧，在此空间完成自己时空中蒋先云烈士的未竟事业。 蒋云翔只有思维来到这个异时空，没有特种战士，也没有满满一仓库的现代化武器弹药，他只有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小说内容丰富的需要，调整了个别历史事实），依靠自己的未来资讯优势，以及蒋先云的特殊身份，力求避免过去的失误，在内战和抗日的战场上导演一出出威武雄壮的活剧。 蒋先云是**历史上的传奇人物，黄埔一期生，为“黄埔三杰”之首，位列陈赓、贺衷寒之上，是国共两党领袖人物**、蒋介石最钟爱的学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蒋介石则称将来革命成功后他要解甲归田，而黄埔军校这些龙虎之士只有蒋先云才能指挥。东征、北伐中蒋先云屡立奇功，成为第4军的铁军名将，惜英年早逝。蒋云翔副教授洞悉历史于观火，以蒋先云的特殊身份纵横拓阖于30、40年代的激荡历史中，以工人出身取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高度信任，回国后出任共产国际特派员和**高层领袖，以高超的手段纠正了左倾错误，排除了王明、博古、李德、张国焘、夏曦等极左路线的干扰，挽救了曾中生、蔡申熙、许继慎、段德昌等一大批优秀红军将领的生命，大力协助确立了**的领导地位，保住了中央和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同时蒋云翔深感分身乏术，于是寻找战友，将自己的未来资讯告知当时在欧洲流亡且已宣布脱党的另一北伐名将叶挺。叶挺归国后取得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继承者、第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蔡廷锴、将光鼐等的信任，指挥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重创日寇，再度名扬天下。后十九路军赶走广东军阀陈济棠，大力经营广东根据地，购买大批德国先进武器，战斗力倍增。蒋先云、叶挺以铁军第4军为根基，以国共合作和黄埔精神为纽带，大力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并非通过“西安事变”），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央红军红4军、鄂豫皖红4军、国民革命军第4军等铁军继承者纵横大江南北，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蒋先云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使中国抗战得到苏联、美国的大力援助，最终将侵华日军全部歼灭，并解放东南亚、朝鲜，登陆日本攻克东京，彻底清除了日本军国主义。铁军后人前后击毙日军数百万，不仅收回台湾，还将外蒙古、琉球收归版图，将东南亚和朝鲜半岛并入大中华，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走上空前民主繁荣富强之路。蒋先云、叶挺成为开国元勋，上演了“铁军双雄”传奇。之后蒋先云、叶挺双双功成身退，此时百慕大时空虫洞再次出现…… 历史背景：“黄埔三杰”之首蒋先云 蒋先云，**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湖南省新田县（属永州市）大坪塘人，字湘耘，号巫山，1902年生于普通农民之家，自幼聪明过人，学生时代组织学生群众运动十分出色，**在1921年从上海参加成立党的“一大”之后，回到长沙就赶到衡阳听取蒋先云的汇报，吸收蒋先云等为湘南地区第一批**员，可称为蒋先云的恩师。1922年，年仅20岁的蒋先云受党的派遣，到安源会合**、李立三、**一起，发动了一万七千多路矿工人举行了一次全国闻名的大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随后，蒋先云又转往水口山矿发动罢工成功。由上可见，早在二十出头的青年时代，蒋先云在投身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中，他就显示了卓越的才能和享有威望，成为朝气勃勃的青年革命家。 1924年春，蒋先云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蒋先云考进黄埔时是第一名，毕业时又是第一名，为“黄埔三杰”之首，位列陈赓、贺衷寒之上，是国共两党领袖人物**、蒋介石最钟爱的学生。蒋先云在黄埔军校如恒星吸引行星般迅速聚集起一个集团。**黄埔支部成立，蒋先云被一致推举为支部书记；左翼的“青年军人代表会”，蒋先云又是发起者兼领导者。广州地区的两党革命军人与青年都纷纷参加，响应各项革命活动，会员发展到二千余人。于是，从最初原定称“青年军人代表会”也改名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公推蒋先云为常务委员（主席），国民党人贺衷寒为秘书。出版了会刊《中**人》和《青年军人》，都由蒋先云担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　。日后从黄埔军校走出的**人，很大一部分都是因蒋先云的宣传动员之功。蒋介石则称将来革命成功后他要解甲归田，而黄埔军校这些龙虎之士只有蒋先云才能指挥。 东征、北伐中蒋先云屡立奇功，成为第4军的铁军名将。北伐期间，蒋先云任北伐军总部秘书，后任补充第5团团长。为了攻占军阀孙传芳巢穴南昌，却经历最艰辛的“三进两出”的恶战：“是时蒋介石亲临南昌前线督战，但遇到孙传芳大军突然包围了战地指挥部，蒋介石陷入重围而危于旦夕之中。只因侍从秘书蒋先云从容应敌，情急智生，首先自己孤军拒敌　。然后指示警卫团掩护总司令安全脱险”。蒋先云因此在这次“救蒋”战斗中赢得“突破重围，火线救主”的战斗殊荣，带动了全军士气为之一振。而总司令与秘书在炮火中安危与共，生死相依的同袍之义，也传为北伐军中的美谈。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血腥手段彻底**，二蒋彻底恩断义绝。4月17日，小蒋在武汉发起黄埔学生讨蒋大会，任大会主席，在30万人的大会上小蒋慷慨激昂地声讨大蒋的叛变革命。蒋介石爱敬小蒋之才，仍数次派人力邀小蒋，许以第1师师长之职，然小蒋不为所动。有所不甘的大蒋遂在报纸上刊载与小蒋的合影。 然而，蒋先云与蒋介石的决绝，并未让蒋先云在自己的组织内获得充分信任，时为**负责人之一的张国焘的猜疑和排斥令蒋先云深受打击。蒋先云时为26师77团的团长兼政委，苦闷当中的蒋先云带着一腔证明自己的强烈愿望投入到第二次北伐战场。1927年5月下旬，北伐军在河南临颍与数倍于己的奉军激战，是役，张学良撤军长一，杀旅长一，团长三，动用了坦克、飞机甚至毒气，仍然大败溃逃，但蒋先云这颗黄埔最耀眼的明星还未成为真正的将星，便于5月28日陨落临颍城下，年仅25岁。 此次作战，蒋先云但以求革命殉职以表明心迹。激战中他骑着白马飞冒着炮火带头冲锋，要吸引敌军炮火射向自己。战斗中三次负伤不下火线，“三仆三起”，终于壮烈牺牲，其实是为信誉而牺牲、以求英烈。 总观蒋先云25年短短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正义的一生，英雄的一生，无愧是中华大地的优秀儿女！他对黄埔军校和国共两党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惜英年早逝，未能列入**36位军事家之列，至为憾事。蒋先云是我最敬佩的军人之一，网上许多网友也认为假如其能活到新中国成立，当无愧开国元勋称号。 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异时空实现蒋先云的未竟愿望。 历史背景：铁军 铁军是指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加北伐的部队。第4军组成于1925年秋，其前身是粤军第1师。1师是1920年11月，孙中山到广州再次组织护法军政府后组建的。当时，以陈炯明为总司令的粤军已扩充达4－5万人，但成分复杂、内部不稳。孙中山派粤军参谋长邓铿选素质较优的军官组建第1师，并兼任师长。邓铿是孙中山的坚定拥护者，他励精图治，用进步的军事知识和孙中山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训练士兵，使第1师成为比较有政治觉悟和训练有素的部队。一批由邓铿选配的各级军官如李济深、陈可钰、邓演达、张发奎、陈铭枢、叶挺、蒋光鼐、黄琪翔、蔡廷锴、陈济棠等，大都是有文化、有军事知识和指挥才能的人物。粤军第一师成为支持孙中山的主要武装之一。 这时期，孙中山主张北伐，邓铿拥护。但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反对北伐。1922年3月邓铿被暗杀。陈于同年6月发动武装叛乱，炮击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后改称中山舰），指挥一部分海军在珠江勘乱，并令北伐军回师讨贼，继于1923年1月，策动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讨陈，第1师起义响应，参加讨陈，随后又讨伐沈鸿英。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随后，又在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黄埔军官学校，为组建新军及整编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经过两次东征及南征战役，消灭陈炯明、林虎及邓本殷部，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9月，将所统辖部队整编为三三制的6个军（1－6军）。这次整编的特点是学习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规定军队不拉夫，不筹款，不扰民，军人不准嫖赌抽大烟，进行三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与反军阀制度的教育，军师两级设党代表和政治部，各团、连设政治指导员。各部政治工作人员多由**员和左派担任。如第1军之周恩来（周在此之前就是黄埔军校及东征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主任），第2军之李富春，第3军之朱克靖，第4军之罗汉、张善铭（后），第6军之林伯渠等。1926年夏北伐军出师前，又建立总政治部，以左派杰出革命家邓演达为主任。领导全军政治工作。国民革命军经过一系列的整顿，政治素质大大加强，成为具有革命信仰的军队。 由粤军第1师扩编而成的第4军，李济深任军长，陈可钰任副军长，罗汉（**员）、张善铭（**员）、伍朝枢（国民党左派）、廖乾五（**员）先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0、11、　12、13共4个师。这支部队不仅保留了粤军的精锐，又从黄埔军校补充了一批具有革命理想和献身精神的官佐，更为重要的是，部队中有一大批**员起模范作用，全军上下，士气奋发，斗志昂扬。北伐时，军长李济深率第11师和第13师留守广东，副军长陈可钰第10师、第12师（欠第34团）和叶挺独立团作为前驱。因此，所谓铁军，是指参加北伐的第10师和第12师及独立团。 称为铁军的第10师和第12师共有５个团。第10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光鼐，政治部主任徐名鸿（**员）。辖28团，团长蔡廷锴；29团，团长范汉杰；30团，团长戴戟。第12师，师长张发奎，副师长朱晖日，政治部主任廖乾五。辖35团，团长缪培南；36团，团长黄琪翔（还有34团，团长许志锐，当时留守琼州，北伐军攻下武昌后，该团归还第12师建制）。叶挺独立团归12师指挥。 独立团是中国**直接掌握的一支武装，其前身是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铁甲车队。它是由苏联顾问向孙中山建议建立的。在筹建中由**两广区委军事部选派徐成章、周士第、廖乾五、赵自选、曹汝谦等**员去工作。1925年11月，以铁甲车队全部并从黄埔军校抽调部分人员为骨干，组成为34团，以后改称独立团。该团连以上干部大部分是**员，班排长也有一些是**员，团成立了**支部，支部成员又是团的主要指挥官和部队中若干军官，党的方针政策可以直接贯彻。1926年5月，独立团即作为北伐先遣队，开赴湖南前线。在从肇庆出发途经广州时，周恩来曾亲作动员，要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起先锋和模范作用。独立团在向湖南、湖北进军中，真正起了这种作用。过去有一种说法，似乎铁军就是指独立团，这是不正确的，但独立团的确是铁军的拳头。 （二）　铁军之名 铁军，意谓有战斗力的军队，它冠之于第4军，是因为它在北伐战争中有辉煌战绩。 北伐战争初期，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分三路向两湖、江西、福建进军。第4军在两湖战场作战，这是当时北伐的主攻方向和主要战场。这里有第4、6、7、8军以及第1军一部，而以第4军打得最好。1926年5月，第4军独立团首先进入湖南。途中接唐生智告急电，叶挺未待后续部队到来，即于6月2日进到湖南安仁县城，应援在敌重兵攻击下开始溃退的第8军第29团。经两三天苦战打垮谢文炳独立旅4个团和赣军2个团，解安仁方面唐军之危，并粉碎了敌人占领湘南的企图。初战告捷，开北伐胜利的先声，使第4军主力及其它部队进入湘南后迅速展开，一举突破渌水防线，打败数倍反扑之敌，攻占醴陵，其它各部，齐头并进，敌人全线败退。北伐军攻占长沙。8月，4军又攻打平江，突破敌人汨罗江防线。在湖北境内，第4军攻破号称天险的武汉南面门户汀泗桥、贺胜桥，打败了吴佩孚亲自指挥的敌军主力，奠定了北伐战争胜利的基础。8月31日至10月10日，第4军各部队又参加围攻武昌的战斗，此役俘获守敌湖北督军陈家谟、守城总司令刘玉春以下万余人，完全打败了最大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武昌克复，第4军又以主力进至江西，击败军阀孙传芳主力一部于赣北之马回岭，截断南昌至九江敌主要后方联络线，利于右翼军之攻下南昌。至此，第4军半年时间，奔驰数千里，转战于湘鄂赣三省，经历了7个重要战役，其战绩之辉煌，为诸军之冠。1926年11月下旬，第4军从赣北凯旋武汉，各界联电致贺。1927年1月15日，武汉粤侨联欢社把在汉阳兵工厂特制的一面铁盾赠给第4军。这面铁盾下面铸有“铁军”二字，上款写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全体同志伟鉴”，铁盾背面有一首四言题辞，全文是：“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振迩遐。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催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担负，如铁之肩。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亿万年。”此题辞概括了铁军之名的来历和含义。 铁军，最先是群众叫起来的。1927年初《四军周报》第8期上有一篇题为《听副军长训话后的感想》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说：“国民政府委员蒋作宾同志在朱师长叶副师长就职那天说：‘第四军是铁军，完全是民众说出来的，民众已十分认识第四军是他们的军队’。”至于铁军之名兴起的时间，大约在1926年9、10月间。1926年9月30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的《第四军前方破敌志要》中提到，第4军“自克平江之后，即兼程追敌，奋不顾身，故汀泗桥与贺胜桥，独奏奇功，将吴贼精锐，全数扫灭，铁军之号，遂洋溢于湘鄂间。”从这则报道中可以看出武昌城未攻克之前，第4军就已被湘鄂人民称为铁军了。而铁军之名见诸于报端被广为传颂，则是在9、10月间。据查，1926年9月15日、30日和10月7日、9日的《广州民国日报》，都有报道介绍铁军。看来，铁军之名是四军在湘鄂之间行动中传扬开的。 （三）两次整编与一次高中级军官调整 铁军自北伐以来，有过两次较大的整编和一次高、中级军官的调整。 第一次是1927年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武汉政府将原来的2个师，扩编成2个军。第4军名义保留，仍以李济深为军长，留守广州，副军长陈可钰因病离职赴上海就医，由张发奎升任副军长，廖乾五为政治部主任。指挥前方的第12、25两个师。第12师师长黄琪翔，副师长廖培南，下辖34团，团长许志锐；35团，团长马少屏；36团，团长李汉魂。第25师师长朱晖日，副师长叶挺，下辖73团（独立团改编），团长周士第；74团，团长张弛；75团，团长开始由叶挺兼，后为李江。另由第4军分出一部扩编为第11军，由陈铭枢任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徐名鸿任政治部主任，辖第10、24师及由归顺国民革命军的黔军杨其昌部改编之第26师。第10师师长蒋光鼐，副师长范汉杰，辖28团，团长黄质胜；29团，团长张世德；30团，团长范孟声。第24师师长戴戟，副师长蔡廷锴，政治部主任陈兴霖，辖70团，团长古勋铭；71团，团长毛维寿；72团，团长许继慎。第26师师长杨其昌，副师长吴仲禧，辖76团，团长沈久成；77团；78团。 在整编后两个多月，铁军高级军官发生分化，随即进行组织上调整，这次调整有鲜明的政治背景。北伐军攻下南昌后，曾经为北伐战争作出贡献的蒋介石开始了军事独裁，反对工农运动，并企图将由广州赴武汉的部分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委员抑留南昌，以军队控制党和政府。3月底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蒋介石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军阀勾结愈益紧密，变本加厉地进行反革命分裂活动。 武汉国民政府在国民党左派和**员合作下发起了“党权活动”，反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武汉及两湖党政军群，纷纷卷入了这一汹涌澎湃的洪流中，铁军官兵也是如此，但其中一些偏右的高级军官却离开武汉，跑到南京蒋介石那边去了。第11军军长陈铭枢、第10师师长蒋光鼐、第24师师长戴戟，还有一些团长都离队而去。 在这种情况下，武汉政府就对铁军的高中级军官，进行了一次调整。张发奎升任第4军军长，黄琪翔升任副军长。第11军军长由张发奎兼。第10师师长由蔡廷锴升任，下有28、29、30团；第24师师长以叶挺升任，下辖70团，以左派古勋铭为团长，71团以刘明复为团长，72团仍以许继慎为团长；第26师编制未变，新编77团以蒋先云为团长。这次高中级军官的调整，不少**员和左派掌握了指挥权，对促进铁军的团结统一有很大意义。由于陈、蒋、戴等政治上孤立，擅自离职，所以调整得很顺利。 1927年4月，奉系军阀部队由张学良率领进入河南，沿京汉铁路南下，威胁武汉政府，武汉政府举行讨奉战争，以唐生智为总指挥，进军河南。第4军和第11军组成第1纵队（贺龙率领之独立第15师亦列入第一纵队序列），在张发奎指挥下，协同其它部队，北进讨奉。叶挺留武汉担任卫戍司令，所部第70、71团随军北伐。在河南战场上，除第4军、第11军外，还有唐生智的第8军、第35军、第36军等，打得最好的还是第4军和第11军。当时，这两个军都叫铁军。5月中旬，在上蔡之东、西洪桥与奉军前锋赵恩臻之第11军大战，以3天苦战将其全部击溃。追至逍遥镇，前锋独立第15师又击败奉军为掩护上蔡败退而进行局部反击的部队。张学良率主力增援，进到临颖，构筑工事并收容溃兵再战。第1纵队乘胜于28日攻打临颖，从东、南两面进攻，前赴后继，奋勇冲杀，不一日，将奉军全部击败，克复临颖，但铁军伤亡很大，特别是新编的第26师76团损失一半，团长沈久成负伤。77团损失五分之四，团长蒋先云牺牲。此役击溃了奉军主力，铁军又立下了辉煌战功。第二天，张发奎、徐名鸿、吴仲禧集合26师（含71团）部队讲话，张对所部在上蔡、临颖打得英勇，表示钦佩，还特别指出：“这一仗证明第26师也是铁军！”同时对蒋先云的牺牲致痛惜之意。6月，4、11军凯旋回武汉，市民热烈欢迎，墙上贴有“铁军钢矣！”的赞美标语。 第二次整编是1927年6、7月间，北伐军于6月初打下开封、郑州，张发奎部回师武汉。不久，成立第2方面军，由张发奎任总指挥，郭沫若任副党代表、谢膺白任参谋长，吴仲禧为副官长，辖第4、11、20军（由贺龙独立第15师扩编而成）。第4军军长黄琪翔，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廖乾五，辖第12师，师长缪培南；第21师，师长富双英（这个师原为奉军的1个旅，河南大战时奉军主力溃退，该旅困守上蔡，被第25师包围，后投归国民革命军，武汉整编时，编为21师）。第25师师长李汉魂，73团团长周士第，74团团长黄世途，75团团长李江。第11军军长朱晖日，政治部主任徐名鸿，辖第10师，师长蔡廷锴；第24师，师长叶挺，参谋长徐光英，政治部主任陈兴霖，70团团长古勋铭，71团团长欧震，72团团长史书元（许继慎打夏斗寅时负伤，由史代团长）；第26师师长许志锐，76团团长沈久成，77团团长胡公冕（**员）。第20军军长贺龙，政治部主任周逸群。辖第1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方维夏；第2师，师长秦光远；第3师，师长周逸群（这个师刚组建，只辖1个团，团长为党员傅维钰）。另有一教导团，团长当时为**员侯镜如。 这两次整编，使铁军得到大的扩大。主要是当时革命形势正处在发展时期。两湖地区在北伐军到来之前，就有相当好的群众工作基础，尤其是工人运动。铁军的声名，更能吸引广大工农参军。安源和水口山的革命组织，又有计划地送青年工人去参军，如原北京军区参谋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唐延杰及不久前去世的北京军区副司令韩伟等，都是那时参军的。铁军出发时，官兵多属广东籍，到了两湖，除大量补充减员外，还扩大建制。有些团队，几乎全是两湖籍。他们有相当高的觉悟，一到铁军就和老兵结合起来，很快熔成铁了。如72、76、77团等都是在二期北伐前不久成立的，一上战场，就和老队伍一样，临颖大捷后，立即得到全军的好评，也得到张发奎的赞许。可见在革命熔炉中，光荣的革命事迹和优良的战斗作风感召力之大。后来的红军，也是老兵带新兵，老铁军带出新铁军来。这就是继承与发扬革命光荣传统的结果。 （四）　铁军三分 正当北伐战争达到**的时候，国民革命军阵营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李济深在广东清党；5月中旬，夏斗寅独立第14师叛变，勾结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革命政府；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政变（史称马日事变）；6月上中旬之交，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等在郑州召开会议，反对工农运动。7月15日，一直打着“左派”旗帜的汪精卫等在武汉决定**。一连串的事变，使中国上空阴霾四布，大批**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革命开始转入低潮，但革命火焰还在继续燃烧。7月下旬，在武汉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张国焘，讨论并同意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的建议，决定在南昌举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主要是第2方面军中我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以及朱德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导团一部500－600人。 南昌起义后，第二方面军中各派势力分道扬镳，铁军出现“三家分晋”的局面。一支是由**员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主要有第4军25师2个团（73、75团）和第11军24师3个团以及贺龙部的第20军6个团。南昌起义后，这支部队南下广东，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及土地革命旗帜下，于赣南击溃蒋介石北路军钱大钧部及广西前来堵截起义军的黄绍竑部，顺利地到达东江之潮州汕头一带。但主力部队第24师于汤坑战斗失利，损失很大，仅剩千余人枪，由董朗、颜昌颐率领，进入海陆丰与农民运动结合，继续战斗。第25师由朱德指挥留守三河坝，10月3日也遭强敌攻击，血战两昼夜，伤亡过半，余部由朱率领，转战粤赣湘边。20军溃散。 另一支是蔡廷锴指挥的第10师3个团。本来这支部队中，我党的力量也不小，其中第30团团长以下军官很多是**员，也参加了南昌起义，但起义军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时，该师行至进贤李家渡，师长蔡廷锴解除了部队**产党员的职务，率队转向赣东入闽，倒向南京政府，参加新军阀混战。说到蔡廷锴的行为，不能不联系到陈铭枢和蒋光鼐，陈铭枢是北伐出征时第10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为28团团长。以后，第10师扩编为第11军，陈为军长，蒋、蔡分任下辖之第10、24师之师长和副师长，他们之间是上下级和袍泽关系。“党权运动”中，陈铭枢、蒋光鼐离开铁军，到南京去了。蔡廷锴虽未出走，但于陈、蒋在思想感情上是一脉相承的。陈、蒋、蔡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属于民族资产阶级范畴，在革命中显示出了两面性。他们在广东战争和北伐第一期是积极的，当北伐军打到武汉，革命运动进入**时，他们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发展，先是陈铭枢、蒋光鼐、戴戟倒向蒋介石，后是蔡廷锴在南昌起义后脱离革命。这支部队在以后国内、国际极为复杂的政治角逐中，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第三支是张发奎的部队，当时还保持第4军的番号。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组织政府后，宁汉分裂，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为争夺正统而展开了激烈斗争。“七一五”以后，汪精卫尽管撕下革命的伪装，但没有停止反蒋。当时革命阵营分裂为三大势力：以**员为代表的真正革命势力；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所谓左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右翼）。此时，张发奎尚在这三者之间犹豫观望，他倾向于汪精卫方面，但也表示反对压迫工农革命的唐生唐生智。南昌起义前，张发奎借东征讨蒋之机，移兵九江、南昌，窥测政治军事气候，似有南下广东，割据一隅之意。南昌起义后，张发奎召集第2方面军的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对策，有人主张要追赶叶贺军。叶剑英向张发奎建议：放叶贺到东江，我们则以“援师”为名，趁机返粤。此话正中张发奎下怀，他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放弃追赶叶贺军，率部南下广州。张发奎到广州后，还派人去潮汕同南昌起义军联系，走到惠州，得悉起义军已失败便作罢了。如果我们打胜了。他还有可能与我们联合打李济深，至少分化要迟一点。南昌起义时，我党还想争取张发奎，继续承认他为第2方面军总指挥，他是7个主席团成员之一，还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他们未到职前，分别由贺龙和叶挺代理。暴动第二天，贺龙、叶挺曾分别电告张发奎。当时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更多的同盟者留在革命阵营里，也可以避免这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铁军分裂。但张发奎不是真正的革命派，他等待观望，不过是为拥兵自重寻找机会。因此，当政治形势明朗化后，他即**，并在汪精卫“护党救国”的旗帜下作新的军事投机。 （五）铁军的结局 铁军三分后，各走各的路，最后的结局也迥然不同。 先说张发奎的部队。张部回粤，是要把广东作为重新起家的根据地。但广东这时为李济深、黄绍竑所控制，张与李、黄为争夺广东明争暗斗。1927年11月27日，张发奎、黄琪翔在汪精卫的支持下，乘李济深赴沪出席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之机，发动了广东事变。12月11日，我党在广州举行暴动，第4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参加了起义。这不仅削弱了张发奎的军事实力，而且使他在蒋、汪、李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尽管张发奎镇压了广州起义，但南京政府还是下令解除了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的职务，并委缪培南为第4军军长。李济深返粤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联合新来之陈铭枢部，讨伐张、黄。不久，张黄失败，被迫下野。所部第4军被蒋介石收编为第4师，缪培南为师长，调往徐州参加新军阀的所谓第二次北伐。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利用张发奎打桂军，任第一路追击军司令官兼第四师师长。张借此扩充军队，使第4师名为师的编制，却保持军的规模和实力，这使蒋介石十分忌恨。这时期南方又酝酿新的军阀混战，汪、桂两系勾结反蒋，使蒋更急于解决张发奎部。9月初，蒋令张师移防陇海路沿线，企图将该师在途中缴械。张发奎窥破蒋的意图，于9月17日通电反蒋，将由武汉船运至宜昌之蒋军夏斗寅部3个团缴械，并与桂军弃前嫌合作，第4师复称第4军，由沙市、宜昌经湘西南下广西。这是一次在地形、给养上都不利的长途侧敌急行军。张军克服困难，多次挫败何健的堵截部队，仅一个多月便到达桂林。张发奎就任护党救国第三路军总司令，与桂系联合反蒋。这年12月，张、桂联合进攻广州，桂军沿西江东进，张军由桂林进到北江下游。张为表示自己的决心，不理发，不剃胡须，说要打到广州才理发。作为一个指挥官，气势可谓盛矣。张与二陈（陈铭枢、陈济棠）混战于花县，张军大败，损失惨重，余部向广西退却，退到北流，又与追击军再战，遭到更大的损失，不得不将其3个师合并为1个师，仍称第4师。1930年2月中原大战爆发。张、桂举兵策应冯玉祥、阎锡山讨蒋，张发奎又以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率军与桂系部队同时入湘占领衡阳；6月初进至长沙、岳阳。蒋介石调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李扬敬三师乘虚夺取衡阳，张、桂军回师攻衡，又败，于7月底退回广西。第4师仅剩2个团，张发奎意志消沉，于年底去香港，由吴奇伟任师长。后吴奇伟投靠蒋介石，第4师虽然恢复了第4军番号，但这支部队在军事政治上都失去了独立性，影响不大了。1932年夏，第4军调江西参加“围剿”红军。1935年3月在追击红军时，乌江一仗，大败于红军之手，以后也再没有什么作为。这一支铁军，就这样结束了它的历史。 再说蔡廷锴的部队。蔡部由李家渡走到赣东、福建，很快得到陈铭枢、蒋光鼐的欢迎与接济，部队扩编为两师，仍属于陈铭枢之11军。陈铭枢与广东李济深关系甚密，此时李正与汪精卫、张发奎在进行争夺广东的混战，李电请11军回粤，打张发奎。11军回粤，不久，在潮梅一带与第4军打了一场恶仗。这两支部队北伐时为同壕战友，同称为铁军，此时竟称为沙场上的生死对头。蔡廷锴后来曾回忆说：战斗中所掳获及阵亡官长，多为本军之旧部，当时见之无不痛心流泪。11军战胜4军后，驻守广东南区（高雷钦廉崖）。1929年调东江。同年夏，蒋介石组织闽粤赣三省军队围攻闽西苏区（金汉鼎为总指挥），蒋光鼐派陈维远率2个旅参加，占领苏区南面永定、湖雷、坎市地区。8、9月间，三省进攻军的东面被红军打破，陈维远部亦退回广东。10月，红4军去东江，在松源击溃蒋光鼐部一营。进攻梅县，被蒋军击退。11军继续控制东江。1929年底，按国民党编遣会议要求11军缩编为粤军第3师。适值两广军阀发生战争，第3师参加倒桂混战。战后不久，粤军改为国民党中央军序列番号，原11军改为60师和61师，由蔡廷锴和蒋光鼐分任师长。以后该部由蒋介石调遣，在湖南衡阳一带打败张发奎部，随即北进，直趋中原，参加蒋、冯、阎大战。1930年底调江西“围剿”红军，更名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兼任总指挥，蔡廷锴后来又任十九路军军长。在对中央苏区第一、二次“围剿”中，第十九路军驻兴国，工事筑得好，兵力又集中，红军没有机会打他。第三次“围剿”，十九路军在蒋介石长驱深入的战略方针下，寻我决战，我仍避其锋芒。直到“围剿”后期国民党军开始撤退，我们对十九路军的方针有变化，如蒋蔡撤退就可以打。不久蒋蔡到了高兴圩，我军以为他们是撤退，有些轻敌，就去打他。这支部队打仗有特点，他左翼防御，右翼进攻。双方恶战一日，均无结果。这一仗打成平局，可以说是两败俱伤。十九路军固然损失很大，从战略上说，红军更为不利。我们不应在兵力分散情况下碰这个硬钉子，我们都感觉，这支部队在战斗作风上还保持着铁军风格，能打硬仗。 1931年11月左右，陈铭枢任京沪卫戍总司令，第十九路军调往上海一带驻防。不久，日本帝国主义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2 部分阅读 1931年11月左右，陈铭枢任京沪卫戍总司令，第十九路军调往上海一带驻防。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一·；二八”事变，第十九路军毅然抗击日军进攻，打响了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这支北伐名师，重振雄威，在第五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下，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华民族抗日御侮的信心。由於国民党政府实行卖国投降政策，扼杀了这次抗战运动，第十九路军也因此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又被调到福建打红军。陈铭枢极力推荐蒋光鼐为福建省长，蒋介石则在蒋光鼐任省长后，又任命蔡廷锴为福州绥靖主任。国民党的体制是，绥靖主任既可指挥军队，还可管省长，而蒋过去一直是蔡的上司；蒋介石企图分化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接到命令后，迟迟不肯就职。蒋光鼐就劝他赶快就职，意即有利于十九路军。蒋光鼐识大体，维护了十九路军的团结，也使蒋介石的阴谋不逞。十九路军的高级领导人（主要是陈铭枢与蒋、蔡）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由拥蒋逐渐转变为反蒋，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时期政治态度的转变。1933年11月十九路军领导人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抗日反蒋，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但由于没有发动群众，军队不稳定以及我党当时在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下，对这个同盟军没有积极援助，很有战斗力的第十九路军，没有经过严重的战斗就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了。这支铁军，也结束了它的历史。 **领导的铁军，虽然在南昌起义以后，南下广东遭到失败，却保留了很多干部和一部分部队，其中第25师保留得更多一些。1927年10月16日，从潮汕方面撤退下来的第24师零散部队，与第25师余部在广东饶平汇合，加上第9军的部队，尚有2500余人，在第9军副军长朱德率领下，于10月下旬到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在这里整顿了部队，初步克复了普遍存在的失败情绪和混乱状态。部队继续向西转移，进至赣南大余和崇义县的上堡、文英、古亭一带山区，在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的积极协助下又进行了再次整训，加强了党的领导和组织纪律性，并开始由正规战向游击战争转变。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1200余人到达湘南，在湘南特委和各县委的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部队改称工农革命军第1师（实际兵力为1个团）。1月下旬，起义军在宜章农军的配合下，于粤北乐昌坪石及其西南山区，打垮了国民党许克祥部6个团，缴获了许多枪炮子弹。后挥师北上，在良田大福桥，歼灭了敌35军6个连，打到郴州，展开了湘南起义大势。这一战役，再一次显示了**领导下的铁军威风。1928年4月，这支部队和湘南起义组成的农军退出湘南，向湘赣边界井冈山转移，与**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共同创造罗霄山脉中断红色政权。这支部队又打起了第4军的旗号，其中第28团，是由铁军部队整编的，他们发扬了铁军的光荣传统，在井冈山连打胜仗。4月6日，在遂川五斗江打垮了国民党杨如轩部第81团。不久，又协助秋收起义部队一个营在永新城西北的草市坳消灭了杨部第79团。6月下旬，又以1个团打败朱培德部杨池生2个团，等等。1929年1月红4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部队由小变大，1930年6月扩编为红1军团，8月，编入红一方面军，继承了铁军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陈毅赋诗称道：“铁军真是铁”。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红4军以“英勇冲锋”的锦旗。抗日战争时期，这支部队编为八路军第115师，取得了平型关的胜利，开辟了晋察冀和山东两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编为第四野战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全国解放以后，又在保卫祖国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立下了新的功勋。 从铁军的结局来看，只有**领导的部队才有前途。因为**所进行的**的正义事业，代表社会发展的趋势。卓越的**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有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优秀的斗争艺术，她领导的军队，官兵都有远大的理想，有奋斗到底的决心与气概，所以百战不殆。铁军的另外两支部队，尽管也能打仗，北伐时也曾有过光辉的历史，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抗战中还显示了特殊作用，但由于其领导者，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有不可避免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所以都以失败告终。 （六）铁军与人民军队 1927年8月，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后，中国**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铁军和人民军队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是人民军队创建的起点，这三大起义军事力量的主要部分都来自铁军。南昌起义，主要力量是第2方面军党所领导和影响的部队。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农民和军队力量的结合，军队是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个团是1927年6月下旬在武汉建立的，是我党根据叶挺的建议，帮助张发奎组建的。党派许多党团骨干，担任警卫团的各级干部，使这支部队像独立团一样，成为我党直接掌握的部队。在委派团长时，曾有个小插曲。叶挺想让第25师73团参谋长、**员卢德铭担任团长，但不能由他向张发奎建议，因他在军政界有“色彩”（当时对**员和倾向**的革命人士易于引人注意的代名词），张多半不会同意，他就找25师参谋长张云逸。张云逸是参加辛亥革命的粤军前辈，为人敦厚，有长者风度，在4军中影响很好。叶挺请张云逸去同张发奎谈，果然，张发奎同意了。卢德铭赴任前，中央军委负责派遣工作的聂荣臻亲自向他作了交待，要他“掌握好这支部队，不断扩大党团员数量，提高全体官兵的革命觉悟”。那时，团长有委派连排长之权，由**员任团长，这个团基本上就被我党掌握了。 1927年7月，第2方面军东征讨蒋，警卫团因尚未编齐，暂留武汉。“八·；一”南昌起义后，警卫团利用张发奎的名义，乘船东下，欲赴南昌响应起义。行到湖北阳新，因张发奎态度骑墙，遂改道江西武宁。在武宁，得知南昌起义军已南下，遂去修水待命。9月初，根据湖南省委的决定，该部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 广州起义是广东省委发动工人与军队一起进行的，军队有2个团属铁军系列，即第4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这两个团都是我党掌握的部队。教导团前身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唐生智企图解除这支武装，后经叶剑英向张发奎建议，将其改编为第2方面军教导团，由第2方面军参谋长谢膺白兼任团长。当时这个团里尚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员，全团的教育、行政等，主要由**秘密党组织掌握。南昌起义后，张发奎曾再次将该团武器收缴，并排除了已暴露身份的**员。这时，叶剑英利用张发奎、黄琪翔对他的信任，自荐当教导团团长，经过巧妙的工作，再次发还武器，保护了这支革命武装力量。 第4军警卫团是1927年11月以后在广州新组建的，开始成分较复杂。当时，张发奎和李济深为争夺广东而混战，我党利用这一机会，准备广州起义。为了加强武装力量，党组织交待叶剑英，让他利用第4军参谋长的职务，扩充并掌握4军警卫团。叶向张提出扩编警卫团的建议，并推荐**员梁秉枢任团长，张发奎同意后，叶又安排张诗教、陶剑寒（陶铸）等一批**员到警卫团任职，并将300多名曾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为第3营。广州起义时，教导团全部和警卫团第3营，共约2000人参加战斗，担任了主要方面的作战任务。 三大起义是我军创建的开端，起义的武装力量是我军最初的主要来源，他们多属铁军中建立了我党组织的部分。所以，说起人民军队的渊源，不能不溯到铁军。而且人民军队初创时，连名称也是借用铁军的，井冈山朱德、**部，湘鄂西贺龙部，都称4军。抗战时期，我党将南方游击队改编，也是称4军。新四军军歌唱道：“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人民军队继承了铁军之名，并将其发扬光大，成为举世闻名的钢铁军队。我军最早的一批高级军事将领，也多出自铁军，在铁军中担任过高级职务的有：叶挺、叶剑英、聂荣臻、周士第、张云逸等。在铁军中担任过中下级军官的就更多了，如后来到江西苏区的卢德铭、王尔琢、陈毅、刘畴西、贺昌、周子昆、**、粟裕、赵尔陆、范树德等；到鄂豫皖苏区的许继慎、蔡申熙；到湘鄂西苏区的董朗、孙德清；到左右江地区的徐光英（改名徐开先）；到浙南红13军的胡公冕等；湘鄂赣苏区的高泳生（曾任红16师师长）；湘赣苏区的潭家述，等等。这些同志在红军建设中尤其是建军初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具有不同程度的军事经验和军事技术，有带兵、练兵、用兵的本领，是创建红军的骨干力量。此外，还有一些在白色区域做秘密工作的，如廖乾五，1930年在湖南作党的军委工作而被捕牺牲。24师政治部宣传部长裘古怀，在奉化县做秘密工作，1929年牺牲。 结论 铁军是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这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孙中山又确定了三大政策，特别是强调中国革命要以俄为师，非学俄国不可。这样就促进了民主革命的发展。这时期，国共两党开始合作，苏联政府给予多方面的援助，五卅运动及省港大罢工，东江和广州附近农民运动的大发展，北方革命运动的兴起等等，使广州革命政权得到了新的血液。在这块土地上应运而生的第4军的指战员，有了革命理想，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而战，同仇敌忾，所向披靡，时势造英雄。没有这个时代，“铁军”是不可能产生的。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战争，不会没有政治原因。根据马列主义原理，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与政治密切相关，又是不同范畴。战争本身有其自身的规律。铁军在进行革命战争时，打得好。分化以后，各系统在战争中多数打得好，因为他们在战术、技术和战斗进程以及军事行政管理等方面，都能把握其自身的规律。但是，战争究竟是为政治服务的。北伐时期，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都为完成民主革命而共同战斗。反映在军事上就是铁军能战必胜，攻必克。大革命失败，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国共分家，铁军也随之而三分。无产阶级领导的铁军，坚持民主革命，而资产阶级领导的铁军，参加军阀混战；镇压革命人民并“围剿”人民军队，这样就使战争的性质变化了。前者是正义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也经过若干曲折，终於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后者是非正义的，最终是会失败的。 铁军之所以威名大振，还在于军事政治训练有素。首先是这支部队继承发展了中国历史上优良的军事传统，吸收了外国先进的军事思想，并在孙中山长期的军人精神教育的感召下，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除有自己训练干部的西江讲武堂外，还吸收黄埔军校的经验，向部队讲解当时比较先进的战术。他们要求严格训练，刻苦耐劳。以“铁腿、马眼、神仙肚”自励，日行百里，并不稀奇。他们组织行军，井然有序，我听一老兵说，戴戟团长规定起床到集合为一小时，他把从起床到集合许多事务，合理安排。不能起早，起早了，休息不好，浪费精力，迟了就不能按时出发。这说明他们的时间观念非常强。第二，铁军的纪律好，管理严，要求不嫖、不赌、不吹（抽鸦片），不强占民房，不强买强卖，借群众的东西要还，那时汉口《民国日报》常有记载。铁军行军多为露营，1927年夏在河南打仗时，只要不下雨就在村落旁的小片树林露营，这样有利于管理和安排生活。驻军时按计划进行操课。第三，铁军的政治工作是国民革命军开展得比较好的，他们有一套开展政治工作的组织机构，如政治部、各级党部、军师设党代表，团、连均设政治指导员，还有一套政治工作办法，每到一地，刷标语，搭台演讲，召开群众会议，或与群众组织联系，宣传革命道理。士兵要读《国民革命军士兵读本》，在参加连党部会议中（官兵都参加国民党）有发言权。以团为单位的总理纪念周，是团长、团指导员或上级派人来讲政治问题和作宣传的好时机。连队经济公开、赏罚公开、用人公开。官兵之间虽然薪饷有别，但大都认为自己是革命的，有一定的革命自觉性。有些军官有打人恶习，但舆论不赞成，政治工作人员也抵制，他们还重视战时政治工作，利用刊物，及时宣传杀敌战绩和奋斗精神。将士牺牲，召开追悼会，怀念死者，激励部队，使全军官兵同仇敌忾，共赴疆场。 铁军的政治工作，是整个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一部分，这个传统也为后来的人民军队所继承并加以发扬。抗战初期，**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选集》第2版第2卷第380页）这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承前启后的关系，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 铁军的后勤工作也颇具特色。他们之所以能所向披靡，后勤保障有重大作用。铁军向北洋军阀控制的两湖进军，主要是靠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供应。当时广东发行的纸币，在湖南地区都通用。铁军沿广东出发到武汉，都用广东纸币或部分现金，就地购买军需品和薪饷。在重要进军道上设立兵站，使后续部队得到部分供应。由于铁军纪律好，不拉夫，不扰民，买卖公平，群众拥护，行军作战中吃穿都不困难。武器方面，沿广东出发，铁军装备整齐，一人一支步枪，带两百发子弹。进入两湖，军队扩大，都取之于敌。打到武汉，这里有早负盛誉的汉阳兵工厂，我党在这个工厂的工人运动，本有基础，北伐军一到，革命情绪高涨，立即得到大批弹药供应。 第4军博得“铁军”之名，是同他们的领导人陈可钰、陈铭枢、张发奎、廖乾五、蒋光鼐、叶挺、黄琪翔、蔡廷锴等有直接关系。这些人多数是知识分子，受过较完备的军事教育，久随孙中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忠于民主革命，追求进步。作为革命军人，他们的素养、气质都较优良。张向华之蹈历无前，陈真如之指挥若定，蒋憬然之谋定再战，叶希夷之勇冠三军，黄琪翔、蔡贤初之立马疆场，廖乾五之善于政治工作，加以苏联军事顾问善于筹划，等等，历史传为美谈。铁军之名是在他们指挥之下打出来的，加上广大官兵的奋勇牺牲，使他们的才能得以施展。北伐战争中的突出战绩正是他们指挥艺术的体现。“铁军”的光辉称呼，博得当时社会各界和历史的承认。这是在时势造英雄的前提下，造成了英雄造时势的壮丽局面。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 作风就是战斗力。一个革命政党，要有好的党风，才能团结群众，实现自己的纲领、路线。同样地，一支革命军队，也必须具有好的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是在党的领导下从长期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战斗作风好，打仗过得硬，是这支军队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也是它能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是狠。 我想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狠，硬，快，猛，活。 这个“狠”字，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活动中。不论打小仗或打大仗，游击或运动战，进攻或防御，正面突击或迂回包围，分散袭敌、扰敌或集中主力歼敌，内线转战或外线出击，一言以蔽之，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有一股狠劲：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甘休。 那时，部队作战一不为钱，二不为官，一心一意要消灭敌人。指战员不是怕打仗而是盼打仗，巴不得天天有仗打，天天捉俘虏、缴武器弹药。如果一两个月不和敌人交锋，下面急得象开锅似的，意见一大堆，领导上要做许多思想工作。相反，战斗任务一下达，几乎用不着费唇舌，下面就忙活起来，人人生龙活虎，个个摩拳擦掌，把枪支、子弹、草鞋、干粮袋弄得好好的，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谁都知道，战争不是儿戏，而是敌我双方的生死搏斗。打仗，不仅要吃大苦，耐大劳，而且要流血，要死人。战役战斗的准备和进展过程中，连续行军，连续作战，顶酷暑，冒严寒，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几天几夜睡不上觉，是家常便饭。每个战役战斗的胜利，我们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伤亡。然而，部队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彻底消灭敌人，解放受苦受难的工农大众，什么饥寒呀，苦累呀，危险呀，伤病呀，流血牺牲呀，通通不在话下。“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消灭敌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是广大指战员的响亮战斗口号。只要枪声一响，指挥员把驳壳枪一举，喊声：“同志们，跟我来！”战士们就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扑向敌人，直至将敌人摧垮和消灭。大家把在战场上的英勇牺牲叫做“革命到底”，认为这是一个红军指战员的神圣归宿，因而也是最大的光荣。 部队有了这么股狠劲，从而形成了近战歼敌的优良传统。当时，敌众我寡，敌优我劣，敌强我弱。不仅战略上如此，且战役战斗中也往往如此。每次敌人“会剿”、“围剿”的兵力，均数倍、十数倍于我。敌人有飞机、大炮、自动火器和充足的弹药，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步枪、撇把子、大刀和马尾手榴弹；从敌人手里缴来些迫击炮和轻重机枪，但缺乏弹药，坏了又无法修理。在这种条件下，我军靠什么去战胜敌人呢？主要是靠士气，靠勇敢，靠有股非消灭敌人不可的狠劲，靠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这就是近战。或攻或防，或迂回或突击，不接近敌人不打，500米不打，300米不打，200米不打，单等几十米以内再打。一锤子下去，敌人倒下一大片，惊慌失措，锐气顿挫。这样，才能有效发挥我军的优势，减杀敌人的优势，迅速克敌制胜。红四方面军历次战役战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近战手段的强大威力。我们的火力火器不行，远远落后于敌人，如果又不实行近战歼敌，所谓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争取胜利，便是空谈。而要近战歼敌，杀出部队的威风来，关键在于一个“狠”字当头，力争多多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是保存自己的最基本的手段。“宋襄之仁”和“菩萨心肠”乃自取灭亡之道，为我军所鄙弃。只有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我们才施以“仁政”，宽大处理。狠的战斗作风，建立在红军指战员高度阶级觉悟的基础之上。没有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打仗是硬不起来的。在这里，经常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起着主导作用，它是培养这种战斗作风的基础一环。 第二是硬。部队作战，不但要狠，而且要硬。程咬金的三斧头，狠是狠，但砍完就“撤气马”，没有后劲，过不得硬，是不行的。尤其在战役战斗的严重、惨烈、危急时刻，部队一定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得住，过得硬。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严峻考验，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 我们的胜利，确确实实来之不易。一部红四方面军成长壮大的历史，就是不断同敌人打硬仗、恶仗，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历史。那个时候，我们叫做“硬着头皮打”。 事实证明，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作战，虽然主要采取“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但打的却多是硬仗、恶仗，轻而易举取胜的战例是不大多见的。这是因为：（一）根据地范围有限，又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敌人的“会剿”、“围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时间久；投入的精锐部队，也一次比一次众多。红军回旋余地不大，要想完全避免同强敌、众敌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敌我力量的悬殊，使红军的劣势地位短期之内无法改变，因而即使是敌人的弱军（与其强军相对而言）同我们作战也往往有恃无恐，其嚣张气焰和拼死决斗的程度，相当可观。国民党正规军如此，杂牌军如此，反动民团也如此。同我作战的敌军，几乎没有成建制倒戈的事件发生；我拔掉某些根据地边缘地带的反动民团寨子，也不容易，原因就在这里。（三）虽然各路敌军“围剿”根据地时，互存戒心，各保实力，给我以可乘之隙，但在对付红军这一点上，他们毕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我拣某一点或某一路弱敌去打，有时会遇到他路敌人迅速来援的情况。我军必须连续作战，进而打破援敌的包围和夹击。“围点打援”时，援敌来势凶猛，人数众多，要吞掉他们，更是需要花费力气的事。（四）特别在我军反“围剿”失利被迫转战的情况下，敌人疯狂围迫堵截。有些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险战斗，避也避不开，非打不可。所以说，我们那时打的许多仗，的确是硬着头皮干的。形势所迫，斗争需要，不这样干怎么行呢！如果部队只想拣省劲的仗打，一见到硬敌、众敌就望而生畏，远走高飞，不敢抓住战机，尽一切可能去夺取胜利，那就势必走向消极避战和逃跑主义，要打破“围剿”和壮大红军是不可能的，想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每个战役战斗，无不都是敌我双方的拼力竞赛。谁胜谁负，除了主观指导正确与否、战术运用恰当与否等条件外，部队能不能在节骨眼上过得硬，熬得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敌众我寡或敌我力量大体均衡的条件下进行战役战斗，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关系双方主动地位的一个口子的突破，一个制高点的夺取，一个防御阵地的固守，要经过反复多次的、剧烈而残酷的冲杀和拼搏。这是叫劲的时刻。谁能咬紧牙关，压倒对方，谁就会取得先机之利，推动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另一种情形是，由于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敌我力量悬殊或我方出现某种失误等原因，部队突然面临攸关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例如，黄安战役“围点打援”时，我嶂山阵地被援敌突进，已经危及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安全，使战局面临逆转的极大危险；漫川关战斗”〔1〕中，我军遭敌重兵包围在深山峡谷地带，险遭全军覆灭的命运。结果转危为安，否则，将不堪设想。再一种情形则是敌我双方旗鼓相当，鏖战到精疲力尽的地步，看来几乎已无战胜对方的希望。然而，这也正是需要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坚持下来的就容易取胜，反之则功亏一篑，甚至招致完全失败的结局。我们当时强调部队在鏖战的最后关头，一定要有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毅力，以便把敌人熬垮，趁势歼灭之。假如失去了这种机会，等他们缓过劲来再同我们打，你想消灭他，谈何容易！这些情形说明，过硬的战斗作风，对于我军来说，并非可有可无，而是绝不可少的。 培养部队的过硬作风，关键在干部。我常说，只有不能打仗的官，没有不能打仗的兵。兵是干部带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干部，就会有什么样的兵。假如干部惯于打滑头仗，他能带出部队的过硬作风来，才是见鬼的事呢！ 我刚到鄂豫边区带兵打仗时，敌人的机枪嘟嘟嘟嘟一响，不少新兵赶紧趴在地上，动都不敢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站在那里指挥战斗，子弹嗖嗖从身边穿过，不予理睬。搞上几次，部队就不怕机枪了。杨平口战斗〔2〕，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打大仗——红一师的千把人伏击川军的一个团。能不能把敌人吃掉，是个未知数，大家没有把握，战斗打响后，我和师政委李荣桂〔3〕、参谋长刘英〔4〕，提着驳壳枪带头冲锋，哪里吃紧到哪里去。这一仗，将敌人全歼，对指战员鼓舞甚大。再打类似的歼灭战，部队就有了信心和办法。红一军、红四军时期象许继慎〔5〕、周维炯〔6〕、蔡申熙〔7〕、刘英同志，都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的干部，对形成部队的过硬作风，起了重大作用。 当然，不顾需要与可能、不讲战术的死打硬拼，是主观主义、盲动主义、拼命主义在战争问题上的表现，必须给以坚决反对。 第三是快。 “兵贵神速”。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无不重视时间对于军队和战争的意义。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我军，更是这样。我们在战争实践中练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凭着它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这两套本领的施展，都离不开一个“快”字。 **同志在总结红军的作战经验时，曾对运动战作过通俗的解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条是打，一条是走。走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做打的文章。 敌人的“会剿”、“围剿”来了，四面围攻，分进合击，张牙舞爪，凶得很。我们打不赢他们，首先就得走。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同敌人“捉迷藏”。那时部队行装简单，人人有副铁脚板，地理条件熟悉，又有群众掩护。命令一下，干粮袋一背，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问题。敌人当然不如我们，走走停停，拖泥带水，所以尽管他们处于主动进攻地位，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但因丧失了时间，达不到围歼主力红军的目的，结果其主动和优势，便至少减杀了一半。我军赢得了时间，飘忽自如，拖着敌人转来转去，直到把他们拖到疲竭不堪的程度，进行反攻，聚而歼之。由此可见，红军的走，对打破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改变自己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关系是何等的重大。我们愈是走得主动，走得隐蔽，走得神速，便愈能达到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歼敌制胜的目的。这类情形，明显见之于粉碎罗李、鄂豫、徐夏三次“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反第四次“围剿”失利后，我军被迫长途转战，争取时间的意义尤为突出。前有敌堵，后有敌追，我们边打边走，边走边打，分秒必争，和敌人比速度，抢时间。敌人走大路，我们翻山越岭走小路，慢一点就有被敌人包围、消灭的危险。当时，我们真是拼上命去和敌人竞赛，所以才终于甩掉了敌人，取得在川北立脚建立根据地的时机。可以说，我军西征转战的胜利，一不靠天，二不靠地，靠的是一双行如疾风的飞毛腿、铁脚板。 我军的打，更离不开快的特长。 速战速决，是运动战的基本要求，也是红四方面军对敌作战中坚持的重要原则。从游击战阶段至运动战阶段，从小规模的战斗到大规模的战役，从内线防御到外线进攻，概莫能外。这是因为，持久对我们不利，各种条件不允许我们在战役战斗中和敌人长期对垒，持久消耗。对付敌人，我军一般是在周密计划、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兵力，出敌不意，突然进击，争取几个小时或一两天内干净利落地解决战斗。如杨平口战斗、东西香火岭战斗〔8〕、双桥镇战斗、英山战斗〔9〕等，皆是如此。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如潢光战役，歼敌八个多团，仅用了五天时间，同样是速战速决。只有黄安战役、苏家埠战役费时最久，各四十余天。这两个战役，是在特定条件下“围点打援”，故不同于一般的速决战。对点上的敌人，采取持久围困的办法，而对来援之敌，则抓紧时间，趁其立足未稳，速战速决，予以消灭。苏家埠战役消灭援敌两万余人，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围点打援”，是一种战役的局部持久同战役的全局速决相结合的打法，仍属速决战的范畴。 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要求我军每战必须果决神速，雷厉风行，以快制敌：集结兵力要快，开进战场要快，兵力展开要快，抢占有利地形要快，扫清外围据点要快，制敌退路要快，突破缺口要快，分割穿插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歼逃敌要快。总之，尽一切可能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从而夺取各个环节上的先机之利，达到迅速全歼敌人的目的。事实证明，这是我军以劣敌优、以寡击众的有效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也就是兵力。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争取，有时比几营几团的兵力都顶用；反之，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丧失，用几营几团的兵力也无法补救。商潢战役中，我军获悉大量援敌出动的情报后，当机立断，连夜冒雪急行军，抵豆腐店地区筑好工事，严阵以待。我们兵力虽少，但争取了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因而取得了打援的主动地位（战场选择、兵力部署、构筑阵地、精神准备等），一举将数万敌军打得溃不成军。枣阳新集之战〔10〕，我军丧失了几小时间的时间，乌头观制高点被敌抢占，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亦未能扭转被动的战局，最后不得不突围而走。战争中的得失、胜负，取决于军队行动快慢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夜战是红四方面军歼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之一。为什么要搞夜战？就是为了以快制敌，速战速决。夜间敌人龟缩于驻地，耳目不灵，便于我集中兵力，神速运动，秘密接近敌人；夜间敌人往往疏于戒备，高枕而眠，便于我出敌不意，奇袭突破；夜间敌人视野有限，优势火器火力难以发扬，便于我发挥近战特长，迅速解决战斗；夜间敌人不易弄清红军的兵力，枪声一响，草木皆兵，也便于我收以少胜多之效。红四方面军打的不少快速歼敌的胜仗，都是靠采取夜战手段奏效的。我们进行夜战，一般说来，多是远距离的奔袭、奇袭，上半夜急行军，下半夜发起攻击。行动神速，正是保证夜袭成功的前提条件。 战时的快速作风，靠严格要求，点滴抓起，平素养成。我们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训练、行军宿营、执行命令、完成任务等活动，树立指战员坚强的时间观念和令行禁止的紧张作风，反对稀稀拉拉，慢慢腾腾，马马虎虎，军队不象个军队的样子。习惯成自然。部队平时养成了快的作风，战时就能发挥作用。 第四是猛。 进若锋矢、战若雷霆的勇猛作风，也是红四方面军的作战特点之一。 部队的勇猛作风，首先是一种震慑敌人的强大精神力量。战争不仅是敌我双方物质力量的较量，同时又是精神力量的较量。物质的因素固然重要，固然必不可少。而精神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却更重要，更必不可少，“两军相遇勇者胜”。战争实践告诉我们，这是真理。一支军心涣散、萎靡不振、缺乏战斗勇气的军队，装备再好，人数再多，也不堪一击。我军当时装备差，人数少，然而却迭摧强敌，屡战屡胜，道理就在于红军指战员是大无畏的勇者，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视死如归，首先从精神上压倒了敌人。部队打起仗来，眼睛都红了，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高喊着“杀”声，猛虎般地扑向敌人。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继续上；一次冲锋不成功，两次、三次、四次……敌人往往被这种先声夺人的勇猛气势吓破胆，仓皇无主，不战自乱，以致完全失去抵抗的勇气和能力。有时，我们一个战士、一个班、一个排，能俘获数倍于己的敌人，缴获一大堆武器弹药，原因就在这里。 部队的勇猛作风，又是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3 部分阅读 部队的勇猛作风，又是战役战斗中的一种强大突击力、摧毁力。进攻时猛打猛冲，排山倒海；防御时以十当百，众志成城；迂回分割时猛进猛插，宛如行蛇利刃；追歼逃敌时猛打猛追，摧枯拉朽一般。那时，一口气追下去，就是三五十里，有的跑得吐了血。孙子兵法里所谓“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就是指的这种力量。懂得这种力量的重要性并不难，做起来却不容易。突破口选择不当，碰到根本就啃不动的“硬核桃”上，勇猛只能增大自己的伤亡；兵力分散，形不成拳头，勇猛便无从发挥其有效的突击、摧毁性作用；疲兵屡战，部队的精力、体力消耗过大，勇猛则“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围住敌人便仓促发起攻击，勇猛自然难收速决战、歼灭战之效。所以，要使部队的勇猛作风在战争中真正发挥其有效力量，归根结蒂，有赖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组织，正确运用，正确指挥。部队越是勇猛善战，指挥员越应慎重从事，把它确实用到点子上去，以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消耗。 形成部队的勇猛作风，首先靠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要使部队具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胜利信心，保持高度的士气，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往无前，打击敌人。其次是干部和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那时一仗打下来，基层干部和党员的伤亡比例占的相当大，因为他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新兵初上战场，难免有怯战心理，但有了干部和党员的带动，打上几仗，会很快成长，变成勇猛无敌的战士。再次，部队的及时休整也极为重要。须充分利用战役战斗的间隙时间，休整队伍，恢复体力，养精蓄锐，以利再战。第四次反“围剿”前，我军几个月内连续作战，疲惫已极，但张国焘无视休整部队的必要性，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是很不应该的。又叫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办不到。 第五是活。 活，即灵活机动性。它是指战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在战争中的充分发挥，是人的主观能力适应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表现，因而也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一环。红四方面军的狠、硬、快、猛，是同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军的灵活机动性，主要表现为：充分利用客观形势的有利因素及各路敌军之间的矛盾，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出敌不意，各个击破；兵力使用从实际出发，或集中击敌，或分散扰敌，兵力集中时注意发挥各部队的优势和特长，分散作战时不忘全局任务和要求；根据不同的作战阶段、作战对象、作战条件，去规定任务，部署兵力，灵活运用战术，变换战术，机动歼敌，不拘泥于机械死板的条条和框框；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和士兵在战场上的主观能动作用，灵活机动，协同配合，巧妙制敌；等等。 这些东西的形成，并非偶然。 我们的部队，是打游击起家的。灵活机动作战的特点，早在游击战争阶段，即已产生和具备。当时提出的“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等战术原则，就明显反映了这一点，游击队经常分散作战，因时因地制宜，用各种方法去迷惑、诱击和袭扰敌人，掌握了一套声东击西、飘忽制敌、会打会跑会藏的本领。特务队更是神通广大，经常钻到白色据点里把土豪劣绅收拾掉，带上没收的钱财、武器，平平安安地转回来。部队后来扩展了，仗打得更多更大了，发展到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阶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和否定过去灵活作战的特点，只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使之更加充实、完备，以适应更高的作战要求罢了。部队的领导骨干，也不外乎是那批经过游击战争锻炼的老同志。他们带出来的干部和战士，继承和发展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是顺理成章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古往今来，不论进行何种战争，交战双方都要求各自的军队灵活作战，机动制敌。如果参战的一方死滞呆板，作茧自缚，则势必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下文就是失败。灵活机动的必要性，不但是由交战双方为取得胜利，均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手段去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所致，同时也为千变万化、扑朔迷离的战场形势所使然。我军以弱敌强，打的是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我们进行每个战役战斗，拼火力拼不过敌人，耗时间、耗物资也耗不过敌人。要争取主动和优势地位，达到速决歼敌的目的，除了情报准确、决心果断、计划周密、士气高昂、运动神速、近战夜战、群众支援等条件外，最重要的便是如何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指战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因时因地因故而灵活机动作战的问题。因而，灵活机动性，既是战争规律的一般要求，又是我军劣势地位的特别需要。离开了它，部队便无法发展壮大，担负起胜利进行革命战争的伟大斗争任务。 我们的军队，是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战争中的高度灵活机动性，又是人民军队的本质所规定的。**同志说，“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11〕。这种表现人的主动性的东西，只有在人民军队进行的革命战争中，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集中和发挥。战争的正义性，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广大指战员为人民利益而战的革命热忱，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官兵之间的平等关系，各部队之间的密切配合，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革命纪律，等等因素，为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形成我军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因而，高度的灵活机动性，也是人民军队必然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一切反动的军队都望尘莫及，难以匹比。 红四方面军在这段历史时期形成的战斗作风，大体就是如此。这些东西，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群众斗争实践的产物，是广大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历史证明，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不仅对完成当时的建军和作战任务，起到了有效的作用，而且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进一步发扬光大，对争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注释： 〔1〕漫川关战斗，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西征途中，在鄂豫陕边界的漫川关附近遭敌重兵包围，部队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徐向前指挥部队冒死突围，经激战脱离险境，红12师34团和73师219团立了大功。 〔2〕杨平口战斗，1930年6月29日，徐向前率红1军第1师，在湖北孝感游击队的配合下，将主力埋伏于杨平口东北地区，诱敌来攻，经半日激战，全歼国民党军第2军独立旅第1团1000余人，缴枪800余支。 〔3〕李荣桂，又名李坦，安徽省寿县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政治委员、红4军第10师政治委员，鄂豫皖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主任等职。1932年10月被张国焘诬陷杀害。 〔4〕刘英，又名马宗先，山东省维县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参谋长、师长，红4军第10师副师长、师长，红四方面军第25军第73师师长。负伤后途经武汉去上海，被叛徒告密，遭敌逮捕，1932年英勇就义。 〔5〕许继慎，安徽省六安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曾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第24师第72团团长等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军长、红4军第11师师长、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皖西军分会主席兼第12师师长。1931年10月，遭张国焘诬陷杀害。 〔6〕周维炯，河南省商城人。1929年5月参加领导商南起义，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2师师长，红1军第2师、第3师和红4军第11师师长。1931年10月遭张国焘诬陷杀害。 〔7〕蔡申熙，湖南省醴陵人，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任第4军营长、第20军团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任第24师参谋长。同年12月又参加广州起义。后至上海**中央军委工作。1928年后历任**江西省委书记、吉安东固区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军长、**鄂豫皖特委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红4军第10师师长、红25军军长等职。1932年10月在湖北黄陂河口镇仙人洞战斗中牺牲。 〔8〕东西香火岭战斗，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中粉碎国民党军进攻的关键一仗，共歼其3个团，缴获步枪1700余支，迫击炮数门，电台1部。 〔9〕英山战斗，1930年7月，红1军第2、3师在英山游击队的配合下，全歼原唐生智部韩杰旅1000余人，并攻占英山县城。 〔10〕枣阳新集之战，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越平汉路，进行战略转移，在枣阳新集遭国民党军5个师另1个旅的包围。红军经血战后突围成功，第32团团长林维权、第33团团长吴云山牺牲。 〔11〕见《**选集》第2卷第49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新中国第一号烈士——段德昌 1944年4月，中国**在延安召开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召开党的“七大”和全面清算王明“左”的路线做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会上，**为冤死的段德昌平反昭雪。1952年，**又亲自为段德昌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1988年，中央军委将段德昌列为共和国历史上的33位军事家之一。人们不禁要问，段德昌是什么人？什么原因使他享有这么高的荣誉？ 段德昌，字裕后，号魂，1904年8月19日出生于湖南南县九都山九屋场。他幼年丧母，父亲长期在外工作，祖母把他抚育成人，送他在当地读书，后就读于长沙商业专门学校，19岁时父亲病逝，因家贫而辍学。 1924年，段德昌离开家乡，在华容与留法归国的**员何长工等一起创办新华学校。1925年“五卅‘惨案前后，任南县第一国民小学教员，接触到《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受到**思想的熏陶。当反帝大风暴席卷全国的时候，段德昌与其他进步青年一道，发起组织青沪惨案雪耻会，并担任该会调查股主任。当年6月加入共青团，9月加入中国**，随即被党组织选派到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学习。“中山舰事件”后，被国民党右派开除出军校，转入**、李富春等主办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结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五师政治部秘书和第二师政治部秘书长。在参加攻打武昌的战斗中，段德昌结识了该师一团一营长、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彭德怀，两人遂成为至诚的师友。彭德怀加入中国**，就是由段德昌介绍的。后来，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一书中，对段德昌给予他的关怀、教育和培养，表达了无限的敬意与感激之情。1927年，段德昌担任贺龙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军三师二团党代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受挫后，他根据党的指示，由宜昌转到鄂西、鄂中一带农村，秘密领导农民运动。秋收暴动中，他左眼被烧伤，遂潜回家乡医治。伤愈后，于当年冬前往公安一带秘密组建党的基层组织和工农武装。恢复公安县委后，他担任县委书记、鄂西特委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1928年春节前夕，段德昌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公安县年关暴动，点燃了荆江两岸的革命火炬。1928年5月，他率领游击队渡江东下，初创了洪湖根据地的基础。后来，段德昌与周逸群、贺龙一道，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 1929年春，段德昌率洪湖游击队进入江陵、石首、监利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三县红色政权。8月，鄂西游击总队成立，段任参谋长，后代总队长。在游击战中，段德昌与周逸群一道，首创“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的游击战术，与1930年12月**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原则有同曲异工之妙。可以说，段德昌是**这一军事思想的最早创始人之一。同年底，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红独一师，段任师长。1930年2月，独一师升编为红六军，段任副军长、前委委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随后，在鄂西特委的领导下，他率红六军战斗在荆江两岸，将江陵、石首、监利、河阳、潜江等县苏区连成一片，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洪湖苏区正式诞生。 1930年7月4日，贺龙率红四军东进，在公安南平与红六军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总政委，段德昌任红六军副军长兼十七师师长，后任军长。9月，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派邓中夏到湘鄂西，排斥周逸群的领导，强行调遣红二军团渡江南下，配合一三军团攻打长沙。段德昌大力支持周逸群的正确领导，提出巩固新苏区、停止南征的主张，被中央代表否决。结果，南征失利，不仅丢了新苏区，而且连洪湖老根据地也几乎全部丧失。面对不利局面，段与贺龙极力主张回师洪湖，重振根据地，遭到排斥。同年12月，段被调任湘鄂西联县政府赤色警卫队总队长。对此，贺龙十分气愤。后来他在《回忆二方面军》中写道：“邓名义上要段德昌去后方搞赤卫队，实际上是撤了他的职。” 段德昌回洪湖后，即与周逸群一起，将红二军团失散回洪湖的1000多名战士集合起来，组成新六军，段任军长。1931年1至5月，国民党先后调集五个旅的兵力，向洪湖苏区发动两次大规模的“围剿”，苏区大部分地区被敌占领。段回洪湖后即率领新六军和赤色警卫总队，采取“只打虚，不打实；不胜不打，要打必胜”的战术，灵活机动地与敌周旋，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恢复了洪湖苏区，新六军也发展到2000余人。3月以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央派夏曦主持湘鄂西工作，新六军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段任师长。周逸群牺牲后，段德昌成为洪湖苏区的主要领导人。 1931年夏，国民党政府军向洪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段德昌率红九师二十六团北上开辟天（门）潜（江）苏区，破除洪湖北面之敌，并胜利迎接贺龙红三军东进洪湖，同年11月，段代表洪湖苏区出席瑞金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至1932年上半年，在粉碎第三次“围剿”的过程中，段率领红九师取得了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三大战斗的胜利，共歼敌一万多人，缴枪一万余支。此后，湘鄂西根据地军民就送给了段德昌“常胜将军”的美名。 1932年7月，敌调集10万重兵，向洪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面对强敌，段德昌与贺龙等主张采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方法，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敌，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执行王明“左”的路线，要求红军打阵地战，“不使一寸土地为敌人蹂躏”，并在苏区开展大“肃反”，苏区大批党政军骨干遭杀害，结果第四次反“围剿”失败。10月，洪湖苏区几乎全部丧失。11月，红三军被迫撤离洪湖苏区，从随县北部出发，取道豫西南、陕东南、川东，进行八千里“小长征”。途中，段率九师负责阻击、断后，保证了红三军于1933年1月安全转移到湘鄂边。 段德昌不仅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而且还是一位有名的儒将。他天资聪明，1914年10岁时就以诗文对联出口成章而小有名气。一天，南县劝学所所长严世杰到段德昌就读的五德书屋视察，听到私塾先生对段德昌的介绍后，赞不绝口。于是便出一上联要段德昌作对：“孔夫子、关夫子，两位夫子，圣灵威德同结万世”。段德昌听后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出口对道：“著春秋、看春秋、一部春秋，庙堂香火永续千秋”。严世杰听罢，连夸段德昌是一位奇才。段提任红六军长后，在洪湖的一次战斗中俘虏了当地“白极会”匪首颜定成。颜曾饱读经书，有出口成章之能，而且自负得很，从不拿正眼瞧工农革命将士。这次被俘后很不服气，想用诗文来难一难段德昌，煞煞红军的锐气。当段德昌提审他时，他爱理不理，突然出一拆字上联，高声吟道：“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王子，王玉在上，单独作战。‘段德昌会意，不加思索，昂首对出下联：“袭龙衣，作乍人，魑魅魉四鬼儿，鬼鬼居边，合手都拿！”下联一出，匪首惊得目瞪口呆，对段德昌刮目相看，连连叩头认罪。 段德昌到湘鄂边后，时值湘鄂西的“肃反”达到了**。段德昌一边率军同敌苦战，一边同夏曦“左”的路线作坚决斗争。他曾当着夏曦的面质问：“你谁都不相信，把党团组织都解散了，连党都不相信了。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光了，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洪湖根据地丧失后，段痛心疾首，多次向夏曦提出如何恢复洪湖苏区的设想和建议，并立下了“给我四十条枪，三年内不恢复洪湖苏区，提头来见”的誓言，但都被拒绝。就因为这，段德昌被诬为分裂红军的“改组派”而遭到逮捕。此前，段就预感自己将遭到不测，于是将于谦《石灰吟》“平锤万菌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一诗抄下，贴在住所的石洞中，以抒其怀。段德昌被捕后，贺龙曾同夏曦据理力争，夏曦拍着桌子，直呼贺文常的名字，以贺龙眼中没有湘鄂西中央分局相要挟，才把贺龙的意见顶回去。樊哲祥同志1980年11月在接受五峰苏区调查组采访时回忆说：“段德昌是一个常胜将军，我跟他当过随从参谋。他只比我大两岁，如果不被夏曦杀掉，可能是元帅，许光达是他手下的师长，也是大将嘛。‘杀段德昌，还开了公审大会的，枪毙时，好多战士、代表都在场。我们不敢哭出声，因为夏曦在场。后见贺龙哭出了声，我们才敢哭，一下子都在哭啊！ 1933年5月1日中午时分，段德昌吃完粉蒸肉后，把筷子交给贺龙，高呼“同志们，永别了！祝革命早日成功！中国**万岁！苏维埃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于马东县金果坪，时年29岁。这位为创建新中国而苦苦奋斗的军事奇才，就这样英年早逝了！ 段德昌牺牲后，湘鄂西苏区群众含泪埋葬了他的遗体，并在坟前栽下了代表他年龄的29颗青松。1953年1月，段德昌的遗骸被迁葬于鹤峰下坪，1962年再迁至鹤峰满山红烈士陵园。 陕甘宁边区“第一枪”和它们的设计者刘贵福 1938年4月，在陕甘宁边区举办的延安第一届“五一”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边区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支步枪和由马克沁重机枪改造的第一挺高射机枪。两支枪迅即成为展览会的亮点，吸引了参展的八路军首长和战士。**拿着新枪仔细地看来看去，拉拉枪机，瞄瞄准，高兴地说：“我们自己也能造枪了！要创造条件多生产，支援前线。”受到**赞誉的这2支枪的设计者就是有着传奇色彩的中国轻武器设计专家——刘贵福，当时，**还亲自为刘贵福题词，称他为“生产战线上的英雄”！ 刘贵福1908年7月19日生于山东省宁津县兴无寨村，因家庭贫寒读不起书，只能到当地学堂偷学认字，一学就是4　年。1923年，时年15岁的刘贵福外出谋生，在北京西北边防督办公署修械所当学徒，说是学徒，其实是给人家打杂干零活的，这样干下去什么手艺也学不着，怎么办？偷学。他晚上一有空就跑到工作间的窗口偷看，从中学到不少手艺。以后他又到国民党修械所和阎锡山的山西太原兵工厂机枪分厂当工人，主要从事机械修理和制造，这为他后来设计制造新步枪奠定了基础。在国民党修械所期间，刘贵福很快就成为手艺精湛的工匠，但是，在当时的社会里，穷人本事再大也遭受歧视，一些工头拉帮结伙凌辱其他工人。当时工厂工人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刘贵福为首的有技术的工人，另一派是溜须拍马没工作本事的人，这批人想方设法要踹走一些技工，刘贵福忍无可忍，跑到当时的主管上司孙殿英家，用砖头去拍他家的大门，要见孙殿英，说明是非。孙殿英也怕好技工都走了，枪械的质量没法保障，所以就同意双方各制造同样数量的枪，一起进行射击检验。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射击比赛开始了，枪声如同爆豆，弹光串串闪耀，没过多久，对方的枪管就红了，而刘贵福方面的枪还在打个不停。孙殿英目睹了这一场面，严厉训斥了那些溜须拍马之辈的无能，使这些人的欺凌行为得以收敛，而刘贵福在穷哥们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37年，八路军在平型关痛击日寇的消息使刘贵福看到了希望，他串联了4个人要去解放区，可临走的那一天变成了16　人，这些穷哥们要跟刘贵福共生死。就是这些工人后来为延安武器制造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后，刘贵福历任山西342厂厂长、4厂厂长等职，后任兵器工业部七局主任工程师，负责枪械弹药生产制造的技术指导，为我国兵器工业特别是枪械制造技术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1966年，刘贵福同志因病逝世。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中央对刘贵福的待遇很优厚，每月50斤小米，5块钱，这和当时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待遇是一样的。这怎么能不令刘贵福感动？他把所有的干劲都用在了工作中。 1937年10月22日，**发出自造步枪的指示，军工局提出了先搞设备，后造步枪的生产方针。11部机器很快运到延安，为自制设备创造了条件。为了扩建工厂，兵工厂迁到了茶坊，对外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分为东西2个厂，　东厂为枪械修造部，由刘贵福负责，西厂为机器制造部。 刘贵福和孙云龙等同志开始设计制作模具和样枪，他们以捷克式卡宾枪（马枪）为基础，在不影响枪支基本性能前提下，根据八路军作战特点，大胆简化步枪零件，并且立足手工制作，以便于大量生产。制造的主要难点是枪管加工，没有深孔加工设备，他们在车床上用深孔钻加工，没有拉来复线机，就用冷挤压法拉出膛线。最有创意的是设计了新的折叠式三棱刺刀，直接连在枪上，平时贴于枪杆，肉博时按动键钮一甩，可自动展开，便于刺杀。就这样，1939年4月25日制造出样枪，经过试验，性能良好，当时就列为“五一”　展览会展品，临时叫它无名式马步枪。1939年10月，刘贵福进一步改进无名氏马步枪，试制出了一种新枪，当年正值朱德总司令55周岁，工兵战士为表达对首长的敬仰，将新枪命名为“五五式”步枪，以后正式定名为“新七九”步枪。 试枪时，后勤部长叶季壮说：“对你们的要求不高，一仗能打几十发子弹就行。”可是在验枪时一连打了200多发弹，仍然很好，试枪的人还要打下去，因为枪弹缺少，叶季壮说：不用再打了，挺好，就这样生产吧。这是给新式步枪的充分肯定，中央指示成批生产这种步枪。 按照中央指示，在全体员工的一致配合下，克服了许多实际困难，以每月三四十支的速度生产，到1942年3月，两年半的时间造枪1000多支，其中的130支步枪用在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武装。 1938年11月20日，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工人们义愤填膺，上级批示研制防空武器。当时延安没有炮，也没有做炮的能力，只有把机枪改成高射机枪。刘贵福等人把库存的2　挺马克沁机枪经过加工支架，重新设计全新的三连环型瞄准具和方向、高低转动机，改进发射机构，制成了高射机枪，试射200发弹，这一切只用了6天时间。因性能良好，枪身油漆还没干，就连夜送往延安。第二天清晨，2挺高射机枪沐浴着金色的阳光，挺立在清凉山和宝塔山上，参加到保卫延安的行列中。 1940年5月，八路军总部军士部部长刘鼎根据刘伯承将军提出的“步枪是一种近战武器，200m内射击准确即可，质量越轻越好”的要求，并结合我军长期坚持山地游击战、近战、白刃战的需要，提出了关于新步枪的设想，交给了时任水窖一所副所长的刘贵福。 刘贵福受领任务后，吸收了日本“三八式”、国民党“汉阳造”、延安“无名式马步枪”的优点，尤其对无名式马步枪中折叠式枪刺进一步改进，于1940年7月，试制出新步枪　及枪刺。刘部长兴高采烈地带着新枪到八路军总部汇报时，漂亮的外观、优良的性能得到彭德怀副司令员、左权副参谋长的赞扬，时值8月1日，故正式命名为“八一式马步枪”。该枪质量仅3　。36kg，体积小，比五五式短30mm，口径为7。9mm，射击准确；护手和准星是重新设计的，彭德怀副总司令将该准星誉为“天一第准星”。其新式三棱刺刀，底部为正方形，连接稳固，枪刺以无名式马步枪的设计为基础，改有出血槽，刺杀时易拔出，经过淬火又增加了强度。平时刺刀反贴于枪管上，肉博时按动键钮一甩，可自动展开固定。在近战中，刺刀的快速展开对取得白刃战的胜利至关重要，所以实战效果优于日军的三八式步枪枪刺。这种独特的枪刺结构一直被沿袭到建国后我军制造的53式7。62mm步骑枪、56式7。62mm半自动步枪、63式7。62mm自动步枪及56式　7。62mm冲锋枪等多种制式枪械的刺刀。 八一式马步枪的优良性能得到总部首长的赞赏。军工部立即停止了其他步枪的生产，将该枪的图纸和工艺方法迅速送往根据地各兵工厂统一组织生产。太行山区接近前线，制枪的金属零件全部都采用日伪的铁轨制作，枪托采用山区核桃木，原材料供应充足。这两方面优势使枪的质量和产量都有了充分的保障。 从1940年8月至1945年，八路军各兵工厂共生产了8700多支八一式马步枪。优秀的设计保证了枪的技术性能，淬火工艺又提高了枪的抗腐蚀性、抗磨损性，从而使枪的使用寿命长，维修方便。该枪特别适合近战，夜战，白刃战，堪称“枪中李向阳”，在世界军工历史上也完全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徐向前元帅验枪之后曾给予极高的评价，说：“我要是当兵，能背上这枪，不吃饭也高兴！” 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八一式马步枪是根据地制造量最大、使用最广泛、性能最好的步枪，其实战效果受到前线官兵一致赞扬，名扬各抗日战场。 吉鸿昌与宋埠兵变 吉鸿昌原为西北军冯玉祥部的一员战将，1930年9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同时兼任陆军第30师师长。1931年9月，因其潢川起义未成，被迫交出兵权离开部队，随即以出国游历考察之名，被强行挟持登船出洋。“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吉鸿昌冲破重重阻力，匆匆回国。1932年10月20日前后，吉鸿昌从上海抵达汉口以北的宋埠等地，以寻找和看望他的旧部官兵为名，试图拉出一部分队伍举起红旗，就近奔向鄂东北苏区，投入到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 当吉鸿昌只身来到第30军军部驻地宋埠时，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即刻引起不少故旧袍泽的惊恐不安。时任第30军军长兼31师师长的张印相听说吉鸿昌到了宋埠，假装不知此事，慌忙跑到汉口办事处避嫌去了。第30师师长彭振山，只是匆匆见了一面，也转身躲到汉口去了。 吉鸿昌看出势头不对，便给89旅旅长彭国桢去了个电话。彭国桢急忙由尹家河赶到宋埠，一见面就说：“总指挥，时机不成熟，你来有危险。你还是速离宋埠！”吉鸿昌进退两难，无奈地说：“我来作几天客，本想看望一下部队的伤病人员，谁知一个个都不肯和我见面！”彭国桢说：“你这位客人来得不是时候，谁敢接待你呀？事不宜迟，你赶快跟我走！” 于是，吉鸿昌便与彭国桢一起离开宋埠，到达了四十里以外的尹家河，暂且栖身于89旅旅部。第三天，吉鸿昌叫彭国桢连夜去汉口，找张印相、彭振山解释，并请他们回宋埠见上一面。谁知张、彭两人仍不肯回宋埠，并说他们都不打算再干了，干也干不下去了。 10月24日晚12点，宋埠军部忽然给彭振山发来了电报，说吉总指挥将30师90旅由尹家河拉走了。彭振山这才慌了，急了，要彭国桢旅长和他一起往回赶，去追赶被拉走的部队。 原来，尹家河驻有89旅旅部，该旅部队并不在此驻扎。这里的驻防部队是90旅。因此，吉鸿昌就将90旅拉走了。当部队抵达羊角山时，吉鸿昌又派联络副官燕鸿甲前去联络88旅、89旅，途中却被彭振山带领的手枪营拦路截住，后将燕鸿甲大卸八块，残酷杀害。与此同时，担任黄安（今红安）城防任务的万耀煌部第13师38旅77团，也在10月25日开至桃花、尹家河，“协助彭师部队前往招抚”。彭振山率手枪营紧急追赶，遂将吉鸿昌所住山村团团包围起来，被仓皇拉走的部队又纷纷“倒戈”归队。激战中，吉鸿昌见大势已去，仅带随从数人突出包围，向鄂东北苏区境内奔去…… 有关这次兵变的日期和结局，国民党陆军第13师万耀煌部的《鄂东剿匪战斗详报》中有这样的记载：“10月25日，接彭师长电告：90旅业经招抚归队，吉鸿昌仅带少数人逃去。” 吉鸿昌所策动的宋埠兵变，就天时、地利、人和而言，的确是很不适宜之举。兵变之事，由于他事先没有与苏区党和红军取得必要的联系，**鄂豫皖省委领导成员均不了解此事，当时也没有组织红军配合策应。 “南天王”陈济棠与老广州的黄金时代 陈济棠（1890—1954），广东防城人，粤系军阀代表，曾任广东省主席，控制广东军政大权，时称“南天王”。在其主粤期间（1929—1936），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经济上进行有计划的建设，兴办现代实业，大搞市政建设，这一时期的广州工商业和市政建设成绩卓著，为广州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主粤期间，广州物价相对稳定，市场繁荣，市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因发动“两广事变”反蒋失败，1936年被逼下野，1954年在台湾去世。 陈济棠：在火药桶上编织“神话” 1936年7月18日黄昏，天色灰沉，因发动“两广事变”而失败下野的陈济棠，身携2600万元巨款，满怀郁闷，从黄埔鱼珠炮台登上“海虎”号军舰，黯然离开广州，踏上逃亡香港的路程。 仅仅还在昨天，即这个“黑色星期五”降临之前，他还是这座繁华都市，不，整个广东的主人。而7年前（1929年春），也是乘坐“海虎”号军舰，属虎还未满39岁的他就像一只出山猛虎，雄心勃勃地扑向这座战乱频仍、前途未卜的城市，开始了其统治广东、并直至成为“南天王”的“威水”史。可如今时移世易，弹指之间，这一切已成“南柯旧梦”。与此同时，一个由他命名的“广东黄金时代”，就这样人去灯熄，骤然落幕。 对这个所谓的“陈济棠时代”，不仅许多老广们怀念不已，而且连他一生的“政敌”，也曾予以相当的肯定。（1980年陈济棠之子陈树柏从美国回国参观，邓小平在接见他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这大概是陈济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因为他给自己的评价是：“半生无过亦无功”；“半世救人难自救”。 事实上，陈的前半生可谓功过分明：功在建设，过在**。而这都是“时运”使然。 清朝覆亡后，战争与建设，便一直是中国20世纪交叉上演的两部“大戏”；其中，更不断加插一幕幕革命和改良的活报剧，场景、剧情、节目单、演员阵容愈发显得令人眼花缭乱。显然，陈济棠充当了其中一出地方戏——“粤剧”的一位主角。而与他的那些前辈，如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陈炯明等“老生”、“小生”、“武生”相比，其作为一名后起之秀的演出，不论是“服饰”、“动作”（实践层面），还是“曲目”、“唱腔”（理论层面），都颇有继往开来的发挥。 从20岁厕身行伍，到取代李济深主宰广东，陈济棠对战争和建设这两部“大戏”的内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逐渐有了较深的领悟。经验使他确信，在中国，小到一个人，大到?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4 部分阅读 从20岁厕身行伍，到取代李济深主宰广东，陈济棠对战争和建设这两部“大戏”的内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逐渐有了较深的领悟。经验使他确信，在中国，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政党，一个地方，甚至一个民族，都必须靠战争“起家”，靠建设“坐大”。它们是“发展”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这其实是典型的“民国思路”，并非陈济棠的什么发明。国民党首席理论家胡汉民对此早有一针见血的批判——“以军统党，以党治国”。虽然胡的矛头指向是蒋介石的南京中央，但陈济棠为称雄割据而致力于广东“自治”所进行的种种战争和建设，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他善于把握时机，并利用广东的地缘优势取得一定成功罢了（其他地方实力派如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等也是这样做的，只是“业绩”不及陈突出）。 当然，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在他主持下，广东，尤其是广州，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都有很大发展，广州更一跃而成为南中国的“首善之区”和繁华大都市（人口达112万）。那时，市郊农民常将农产品“拿到香港市场去卖，卖了钱，一头洋面粉，一头洋饼干，挑回家吃”；“茶楼二分之一以下的厅堂生意最热闹，可见平民和劳动界的享受普遍”；而“外人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而陈本人，也理所当然地成了“神话”的始创者和受益者。 有几件事，既是这个“神话”的部分内容，又颇能说明它的某些性质特点，不能不提。1934年，陈济棠要求各地恢复祭孔，并祀关岳，高喊“非恢复固有道德无以救中国”；与此同时，在全省中小学推行读经教育，并亲编《新公民课本》，第一课就是“陈总司令爱我，我爱陈总司令”12个大字。事后，人们才明白，陈这样做，是为了编织一个更大的“神话”——从一方诸侯变成“真龙天子”。 但陈济棠忘记了，他的那些“神话”，是坐在中国这个大火药桶上偷空撰写出来的，根本就经不起一点“火星”。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猝死广州，使得南京中央和以广东为首的西南联盟之间的固有矛盾顿时激化。6月1日，陈济棠联台桂系李宗仁，发动了借抗日以反蒋的“两广事变”。陈很自信，此次的“先发制人”，必可毕全功于一役，实现问鼎中原的夙愿。在此之前，其精通风水术数的五哥陈维周，网罗一批江湖术士，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可笑的是，乩语“机不可失”和“草头倒，无人无人”，被陈理解为时运已到，倒蒋必成。而事实却恰成讽刺：由于陈的空军被蒋收买而率先叛逃，使陈痛失“良机”（飞机数十架），以至局势急转直下，很快便不可收拾。 神话破灭了。紧接着，是“火药桶”的连续爆炸——西安事变，八年抗战，三年国共内争……“南天王”陈济棠，再也没有回到万人瞩目的“舞台”。 东山梅花村：陈公馆 位于东山梅花村的陈公馆，陈济棠许多关于广东建设的“大计”都是在这里制定的。陈氏下野之后，于40年代将其让给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居住，当时的梅花村被称为“广东政治权力的后院”。 广州作家、文史研究者叶曙明在其《广州旧事》一书中说：“30年代初，把东山称为广州政治权力的后院，可谓恰如其分。那时陈济棠住在梅花村，经常在家开会，听取大小官员们的汇报，因此大家便走马灯似地往梅花村跑。许多关于广州建设的方针大计，最后都是在梅花村一锤定音的。” 海珠桥 广州第一座钢铁大桥——海珠桥，记录了陈济棠主粤时广州曾有过的一个时代。海珠桥建成于1933年2月，从此一桥贯通南北市区，促进了广州市的经济发展。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将海球桥炸毁，后被修复。 中山纪念堂&mp；#8226；爱群大厦&mp；#8226；市府大楼 陈氏给广州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建筑代表作，是中山纪念堂、爱群大厦与市府大楼。 代表作　1937年建成的广州第一高楼爱群大厦，陈氏市政建设的压轴之作。 中西合璧的中山纪念堂为陈济棠主粤初期建成，1931年10月竣工。爱群大厦建于1934年初，1937年落成，是当时广州最高的建筑物。现在的市府大楼也是陈济棠主粤时建造的，原称市府合署，当时工程分为三期，第一期工程只完成了大楼的南半部分，1936年陈济棠下野，二、三期工程终未能实施。解放后一直为市政府办公大楼。 中山大学&mp；#8226；中山图书馆 陈济棠在文化建设上也颇有“大手笔”。传说当年孙中山逝世后，陈济棠为了纪念他，特地要规划一块地方建立中山大学，于是在市政府摆了一门大炮，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发一炮，其中一枚炮弹落在五山。当时陈济棠看着广州的地图，用拐杖在五山那一块画了一个圈，说是“要给孙先生留大一点的地方”，这一圈，面积便超过万亩。后来中山大学搬迁之后，旧中大的原址便留给了华农和华工。 省立中山图书馆始建于1912年，位于文明路的新馆（现为孙中山文献馆）则是陈济棠下令重建的。 西村工业区 广东省营第一工业区，陈济棠为广东经济设计的火车头。 30年代初，陈济棠为了振兴民族工商业，将西村规划为省营第一工业区，集中了不少留洋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大力发展化学工业，先后建起大型的士敏土厂，化学工业厂硫酸分厂和广东饮料厂、西村发电厂等，使西村成为广州的重要工业开发区。如今的西村工业区遗迹遗址，已经成为旅游景点，不复有当年的机器轰鸣声矣。本报记者张御临 评说陈济棠 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 ——邓小平接见陈济棠之子陈树柏时说 民国十六七年，兄弟曾到广州，现已隔七八年。现在之广州，与以前之广州又不同，码头增多，市面扩大，建筑物、汽车都日有增加。 ——梁漱溟评价陈济棠建设成就 陈济棠的上台，结束了长期以来广东被外来军阀或政客霸占或统治的历史，开始了“粤人治粤”的新局面，因而易于获得广东人民的认同。 ——（岭南文库．陈济棠）　　作者　　肖自力 自从清末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先后举办了一些具有近代色彩的工商企业，但是很遗憾，本来就得风气之先的广东，恰好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落伍者。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由陈济棠在这方面为广东做了一些补救工作，使广东倏然间成为中国潜心于工农商林文教等各业建设的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陈济棠》作者　　钟卓安 福将&mp；#8226；儒将&mp；#8226；虎将 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22岁的陈济棠由机枪连排长干起，一路顺风顺水，直到45岁“荣升”一级陆军上将，成为主宰南天的一代枭雄。 “在广东人的心目中，陈济棠有‘福将’之称。所谓‘福将’，其特征第一是逢凶化吉，第二是坐享其成，第三是无端发达。”（程思远语）纵观陈的一生，此言诚非虚语。陈济棠一生至少有五次遭遇“奇祸”，但每次都大难不死，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他每次升迁，几乎都是“不劳而获”，靠别人的倒霉或走运坐享其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29年取代李济深主掌广东，当时。他才是个师长。 在陈济棠发迹以前，中国曾有过所谓的两大“儒将”，即南方的陈炯明和北方的吴佩孚。但相比他们，陈显然更具“儒将”资格——不仅长得更“斯文”、“有型”，而且更有学问和修养。最能说明陈的“儒将”风度与作为的，莫过这么几点：一是热衷和注重教育；二是善待知识分子；三是尊孔崇礼。 陈济棠先后创办了勷勤大学、中山图书馆、广州音乐学院、广州国医学院及数十所省立、县立师范学校，并使全省的中小学数量分别上升了20和46个百分点。陈一直认为，教育“是立国张本，是永久的事业”。为推进他在广东的建设大业，陈对各种专业人士，尤其是留学归来的科技人员，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待遇优厚。这些人也对他“知恩图报”，干得很出色。在他们眼里，“陈先生是一位恂恂儒者，丝毫没有武人的习气”，“是一位懂得学术的军人”。 此外，陈还是一员“虎将”。但其“虎威”和将才，多数表现在“剿匪”方面。不论是剿土匪，还是剿“叛匪”（其他地方军阀，如桂系），陈都很有一套，且屡屡奏捷。唯有剿“共匪”，虽终生不遗余力，却“乏善可陈”。而从其“反蒋”的“虎头蛇尾”并一败涂地来看，陈的军事才能，充其量也只配当一个少将军长。尽管那时的粤军，已被他用世界一流装备武装成中国最“先进”的军队。 无烟糖&mp；#8226；士敏土&mp；#8226；海珠桥 陈济棠平生最为人称道的，大概应是他“治粤八年”的种种业绩；而他生平最得意的“作品”，却当属《广东三年施政计划》。 该计划洋洋洒洒40万字，描绘了广东1932～1935年的美好蓝图，可看作“陈济棠神话”的一个提纲。据说陈写完后，竟“大病一场”。根据这个计划，广东将建立规模庞大的省营工业体系，并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全面发展。而随着该计划的实施，制糖业便成了带动整个广东经济起飞的“龙头”。 搞笑的是，此前，各大糖厂的烟囱尚未竖立起来，市面上已有其产品大量出售。原来，陈济棠动用缉私舰艇从香港运回洋糖，换上“五羊牌广东糖厂出品”的包装，抛入市场牟利。仅1934年下半年，陈就走私白糖净赚400万元。而这些走私糖，便被广州人谑称为“无烟糖”。 除白糖以外，“士敏土”（水泥）也是陈济棠积累建设资金的“摇钱树”之一。位于西村工业区内的士敏土厂于1931年6月正式投产，很快就供不应求，获利不菲。对此，像另一盈利产业钨砂专卖一样，陈主要都是将其收入用于“以厂养厂”，补贴其他大部分亏损的省营企业。 1933年2月15日，横跨珠江两岸的第一座大桥——海珠桥建成通车，这无疑又是陈三年计划的一个标志性成就。其余类似的“陈氏手笔”还有：广州市政府合署大楼、海珠新堤、洲头咀内港、西南航空公司、中山大学新校舍、市立气象台及30条新辟马路等。而于1934年开工，1937年落成的爱群大厦，便成了“陈济棠时代”的压轴之作。 读经&mp；#8226；禁服 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是近代至民国时期军阀的共同特性，即使是在经济建设上颇为“前卫”的陈济棠也不例外。他对“国粹”的热爱可谓如痴如醉，至死不渝。 虽然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他对许多新的事物都颇能接受，但一旦涉及意识、观念和文化，便处处表现出其强烈的保守本色。1933年底，陈一手发起“广东复古运动”，大倡尊孔读经，并宣称“我粤以孝治天下”，，除强令大中小学生都必须课读经书外，还开设研究“固有文化”的明德杜、学海书院，分别由其兄陈维周和社会党魁张君劢、张东荪主持，邀清谢幼伟、牟宗三等著名新“儒士”担任导师。陈因此一时“声名鹊起”，大有“再造中国，舍我其谁”的气概。 奇怪的是，陈对“有伤风化”的娼赌却睁一眼闭一眼，从不厉行禁止（因为可以创收）；相反，对“奇装妖服”和跳舞，则大加挞伐，理由当然还是“正人心”。1935年9月，广州当局首次宣布“禁服”，不许妇女“招摇过市”。5月5日，30多个“维持风纪队”开着囚车，沿街查处违禁者。一旦发现，即拘至警署训诫，然后在其衣袖加盖“违反标准服装”的印记。而此前，广州所有的舞厅，早已关门大吉（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恢复）。陈似乎“意犹未尽”，还先后颁令禁止男女同台演出，禁止男女同池游泳，禁止戏剧、电影出现“诲淫诲盗”场景等。 喜术&mp；#8226；投机 与上述“道貌岸然”相映成趣的，是陈济棠的“喜术”——迷信阴阳术数。这点，他倒可以与吴佩孚引为“知己”。 这俩哥们因占卜算卦、命相“风水”而留下的喜剧故事，简直不分伯仲。吴是每战必卜，并自称是戚继光“转世”；陈则每提拔一军官，都要请术士过目，验看是否“脑有反骨”。结果大家的下场，也都如出一辙：吴栽在“稳操胜算”的战事上，陈栽在“足堪信赖”的部下手里。 这也说明，凡喜术者，都是善于“投机”的“机会主义分子”。打开史册，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历来盛产此类“英雄”。 精彩言论 关子教育：教育是立国张本，是永久的事业。今日的教育问题，是我中华民族的生死问题。 关子经济：一方面建设国家经济（即国有经济），一方面同时建设国民经济（即民营经济），以国家经济力量发展国民经济。 关于民生：无论消费建设、生产建设，均应以能够适应人民的需要为前提。若果人民的痛苦不能解除，则一切的主义都是空谈。 关于广东；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破坏之后。自应速谋建设，以回复地方元气。 代表作：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 为了建设“模范之新广东”，陈济棠主政广东时期，对地方建设进行系统规划。他把缺乏“一定不变之计划”视为广东政治“病态”之首，其本人及各有关部门提出和实施了多个关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其中，由陈济棠拟订，于1933年正式实施的“三年计划”有40多万字，是最有影响的总体规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被认为是陈济棠推进广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里程碑。 “三年汁划”包括乡村和城市、政治、经济、教育、交通建设等内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大纲，陈济棠为编制“三年计划”颇费心血，并广泛征求多方意见，甚至包括其以前政敌的意见，完成后竟然“大病一场”，连梁漱溟亦叹为“用尽心力”。 市政奠定现代化城市格局 广州的城市面貌本来很旧，陈济棠大搞市政建设，在市区大修马路，建成惠爱路（命中山五、六路）、上下九路、西湖路、豪贤路、清平路等马路30条；海珠新堤、市政府合署大楼、中山图书馆、中山纪念堂、爱群大厦先后建成；1933年建成海珠大铁桥，贯通南北市区。 商业　　规划中心商业区 把惠爱路、上下九路和西濠口商业区规划为广州的中心商业区，建成中山戏院、新华戏院、新华酒店、新亚酒店等。据描述，当时“广州的大街小巷布满商店”，平均约50人就有一间。 交通　　形成交通网络 陈济棠时代广东公路无论长度还是地理密度，都居全国第一；完成粤汉铁路建设；在广州珠江沿岸建码头数十座；建成天河机场，与广西合作成立西南航空公司，开创了广东民用航空事业。 文化　　发展高等教育 陈济棠虽出身行伍，却很重视文化建设。除改善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等10所高等学校办学条件外，还创办了省立勷勷大学、省立国医学院、省立体育专科学校、广东陆军军医学校及省立农业、水产、美术、音乐等4所专科学校。 民生　　物价低康平稳 当时广东物价低廉平稳，有些年份还颇为宽裕。当时，广东普遍流通港币，港币一元可买花布20码，一个仙可买一份早餐。一般工人月工资20个大银，一月生活费用2个银元。一位曾在广州读书的人十分怀念其读书生活，把它与20世纪90年代台湾的学生生活相比，认为二者“相差无几”。 军阀与地方建设 海外历史学家谢里登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指出，军阀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带来了直接与间接的恐惧与盘剥，不过，这主要针对北洋时期的军阀，不能直接套用在南京时期的地方实力派上。 1927年以后，南京政府开始了一个有别于北洋时期的时代，显示了一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气象。南京时期的地方实力派不同于北洋时期的军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统治手法也与北洋军阀有所不同。 在地方建设上取得一定实绩的军阀如：阎锡山在山西实行“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陈济棠在广东“治粤八年，确有建树”，刘湘在广西搞经济建设，马步芳在青海禁毒等等。所以，老山西人对阎镐山，老广东人对陈济棠，老广西人对李宗棠与白崇禧，都表现出一定的怀念之情。有军阀史研究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集权制极易忽视地方利益，因此但凡国家遇上有乱事，出现地方割据现象，只要地方领导人注重地方利益，就容易受到当地人的推崇。 粤军建设与“两广事变” 1932年宁、粤复合后，陈济棠为了巩固其地位，防止蒋介石报复，他把“整军经武，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加强对广东的控制，作为当务之急。他将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3个师扩编为3个军，各辖2个师，另增编教导师1个、独立师2个、独立旅5个、独立团8个和炮兵团、战车营等，使陆军兵力猛增至15万人。为使广东海、空军将领反对蒋介石，他把历来由陆军节制的海、空军划分出来，独成体系，直属西南政务委员会管辖。任命陈策组织海军司令部，接管各舰艇队、海军学校、修船厂、仓库等，并组建一团陆战队，驻守琼崖；任命张惠长成立空军司令部，接管两个飞行大队、空军学校、一团地勤部队和飞机场等。这样海、空军将领都皆大欢喜。1932年4月下旬，他又以节省军费为名，突然下令撤销陈策的海军司令部和张惠长的空军司令部，以武力接收，并以他的亲信张之英和黄光锐分任海、空军司令，独揽了广东海空军大权。接着他购买了4艘鱼雷快艇装备海军；将空军扩充为4个飞行大队，各种飞机130余架，在全省各要地分建中型飞机场10多个，大大加强了海空军的战力。 他在扩编部队的同时，还扩充了军事学校，把培养军事干部做为发展军事势力的基本问题。他说：“军队之基础，建筑在下级干部。如各个班、排长自身都不振作，那这种军队就不能用，不能替党国效力。”早在他任第4军军长时，就设有军官教导队，到任第八路军总指挥时，他把教导队扩充为军官学校，自兼校长；此后，他又将军官学校改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燕塘军校）。每年招收三、四百名学生，在复试时要经过他兄陈维周亲自逐个看相，认为有福气而无反骨的才加以录取，编入步、骑、炮、工、辎重等兵种，施行定期教育训练，毕业后分派到各部队任下级军官。他将部队行伍出身的尉级军官分期分批调进该校补充班受训6个月，提高其组织指挥和学术水平。在该校还设有军事深造班，将各军机关和部队的校级军官，分批调训。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自成一个军事系统，保持本集团的部队不至被其他军事派系所渗入而起分化。他亲自规定选拔军事干部的五个条件：第一要立志，要有做非常的事业之志。能刻苦耐劳，努力奋斗，眼光远大。第二要锻炼身体，具有金刚不坏之身。规定干部每天早晚都要到野外出操，锻炼身体。第三要明白主义，为“三民主义”而战，“顺逆攸分，为胜败攸分”。第四要有团体生活的意识。在本团体内要亲爱精诚，同患难，共生死。意识统一，行为统一，保持团体的生存。第五要有牺性精神。要能损弃个人的私利私见，把个人的自由牺牲，把个人的知识技能献给团体。第六要得到人民的同情。要具有不要钱、不怕死、爱人民、爱国家、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的军人的人格。陈济棠还亲自担任军事政治学校的“心理改造”课讲授。他提倡道德修养，要注意八大要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公正、守法”。能力方面的训练要注意三大要点：“求知识，习技能、重力行。” 为满足扩军的需要，陈济棠亲自抓全民军训。他在“对各机关军训公务员的训词”中强调说：“举国人民都要能够服兵役，不能单靠少数的军队单独负起卫国的责任。如果单靠少数的常备军队以卫国家，那就是很危险的。”“侨居我国的外国人，无论其为商人或教授等等，一接到国家命令，便即回去，担负军事责任，而他们何以能够随时为国家服军役呢？当然是由于平时受过军事训练的缘故。反观我国，平素没有这种训练，因此当着国家有事时候，只管举国沸腾，怎么热烈，但因没有军事的常识与技能，毕竟不克担负战争责任。”他规定广东各级政府机关、军事机关和中学生普及军事训练，举办全民训练骨干队，训练期满后，分配到全省各高级中学，担任军训领导骨干，实行军事管理。他还与省主席林云陔分别担任正副主任，领导全民军训。 1931年秋，陈济棠着手整理行政基层组织，改革民政机构。他在广东省府各机关长官僚属欢宴会上，提出要“改革陋习，刷新政治，造成模范新广东”。强调“西南情形特殊，地处国防前线，毗连香港澳门，还有众多的华侨，南京方面的决策和所颁布的法令未尽适合实际，应该有所损益。”他批评全国政象：无论何省，未尽根据总理所定政策而行，遂至散漫无序、步骤紊乱，缺乏一个具体计划，负责政治者缺乏革命之一贯精神；中国之荐人，乃替找生活，觅碗饭，故各机关中之公务人员，缺乏为国民义务之责任心；因循陋习，不以创作为目的。他认为挽救危亡，建树新的广东，随军事进展之后，应为政治建设。第一步要勤慎服务，先得人民之同情，第二步须开诚布公，期与人民通力合作。不久，他受意林翼中（民政厅长）将琼崖抚黎局改建为3个县，以提高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将三罗地方的一些不合理的“插花飞地”，分别划归所在地的县管辖，解决了长期以来的行政和社会纠纷，将杂乱的行政基层组织形式和职责不明的机构实行改革，规定在县以下，一律设置区乡村公所（中、小县不设区），明确其职权。 他认为“为政在人”，“政治的优劣，在乎官吏的良否”。规定甄别、考试、训练、奖惩诸项，审核全省机关现行公务人员，分别去留。设立公务人员考绩委员会，对县长，局长等人员，实行考试，以资选拔。将热中利禄的青年知识分子，吸收到广东军事政治深造班受训（最多的一期为500余人）。毕业前，以3个月时间进行实地考察社会动态，然后派任县、市长或县、市政府的秘书、科长等职务。在燕塘设立行政人员训练所，将各县现任区、乡长分期分批调所论训，学习行政知识，提高行政效率。 他主张“军民分治”，“然军事、政治当局则应通力合作”。把广东省划分为5个绥靖区，分兵驻守。每区设立一绥靖公署，以当地驻军高级将领一人任委员。令各县、市设警卫队。他说：“现在的民团，这乡与那乡彼此不能逾界，逾界时候，又发现牵牛捉猪担谷抢家私等等毛病，不守纪律。像这样的民团——不能统一的民团，哪里可以把地方保护得好呢？所以现在就得赶速把它编为警卫队。在同一编制之下，受统一之指挥，达到统一地方人民武装的目的。”到1935年2月，广东全省都有警卫队，共8800多个中队，2700多个独立小队，官兵总数约106。8万人，增强了对广东各地的控制，同时也扑灭了各地打家劫舍，勒收行水的土匪。特别是他藉以为荣的，是肃清了徐闻山的积年匪帮200余人，维护了社会秩序。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陈济棠被任命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11个师又1个旅，构筑碉堡，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11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电粤桂方面，请一致行动。陈济棠怕失掉广东地盘，表示“不忍苟同”。不久，他派兵入闽，配合蒋介石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把十九路军最后编成的黄和春旅缴了械，杀害了政治部主任徐名鸿。 10月上旬，正当陈济棠指挥其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进而占领宁都、于都、瑞金以围歼红军时，中央红军已从瑞金出发，开始了向湘西的战略转移。此时，陈济棠害怕蒋介石乘机进兵广东，一面令余汉谋的第1军由东向西追击红军，一面命李扬敬纵队在赣部队，立即撤回粤境，撤销纵队组织，各部归还建制。并在广州近郊和粤东的惠州、淡水、平山、老隆、兴宁、焦岭、丰顺，潮安、汕头等各要点，赶筑半永久防御工事或野战工事，以准备抗日为名，积极防备蒋介石攻粤。他还以粤北缺乏防御兵力为由，将在同红军作战中已残破的范德星旅，扩充为独立第3师，不久又改编为第2军第6师；以独立2师改编为第1军的第3师，以独立4师改编为第3军的第9师；把驻琼崖的警卫旅调防从化。各军师以团为单位就地集中进行教育训练，并补充了大量新武器，以加强战斗力。 1936年6月，陈济棠联络李宗仁、白崇禧，　以抗日为名，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在此之前，李、白曾多次劝其反蒋，但他怕反蒋不成，反丢了地盘，始终不肯贸然相从。但在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蒋介石高唱“攘外必先安内”，决心结束两广半独立局面。陈济棠也已派其兄陈维周到南京刺探到蒋对西南的新政策，探悉了蒋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即：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驱逐肖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陈济棠认为，“蒋既可授意广东解决广西，又何尝不可反其道而行之？”“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呢？”但当时，他唯一可以借口向中枢作兵谏的，便是举起抗日大旗，要求中央抗日。 5月12日，胡汉民在广州病死，白崇禧由广西来到广州吊丧，陈济棠就两广共同反蒋问题同白崇禧密商。他在与白交换对形势的看法时说：目前蒋介石的军队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既要防备日军的进攻，又要防止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更重要的是还要部署兵力向陕北红军包围进攻，蒋介石无余力可以南犯。因而，只要西南作出抗日姿态，登高一呼，全国必定响应。蒋如不顺从民意，则必然垮台无疑。白崇禧早就对他既想扩大地盘，又怕丢了老本，患得患失，迟迟不肯毅然反蒋的态度不满，这次见他被蒋介石所逼而反蒋，也就乐得推波助澜地说；“我们这时候进行反蒋抗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绝对有利的，广西方面决以全力支持。”白的表态，更坚定了陈的反蒋信心。 陈济棠每逢疑难之事，总是要阴阳术士翁半玄、詹天眼扶乩，似乩吉凶。这次反蒋前，他又请翁、詹乩得了“大运已到，机不可失”的吉言，更受到煽惑。他从小受其兄的影响，笃信阴阳命相，曾听其兄言，以高价买得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的祖坟，以安葬其母骸骨，说这里是出天子的圣地。陈维周经常逢人便说：“伯南生得一对其软如棉的朱砂掌，是大贵之相，前途不可限量。”陈济棠也自信他之所以飞黄腾达，全是命里注定。自他当连长时，与私娼莫秀英结婚以来，一直官运亨通，说这完全是莫“相夫旺子的关系”。所以，他最听莫的话，连修建的要塞炮台，也要取名“秀英炮台”作为吉利兆头。他还在梅花村公馆专建一个厅奉祀吕祖先师，朝夕祷拜以求护荫。1935年，他派其兄以述职为名，专程去南京见蒋介石，看蒋的相格气运；去奉化察看蒋介石祖坟的风水。陈维周回来后，就兴高采烈地对陈济棠说：“蒋的祖坟不如芙蓉嶂的龙势远甚，而且蒋的气运将终，明年肯定要垮台，一蹶不可复振，代之而兴者便是伯南。”回想起他兄的这番话，更认为这次反蒋是定胜无疑了。 16日晚，他找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寰、黄延桢等到梅花村公馆密商。首先，讲了他与白崇禧对抗日反蒋形势的共同看法，然后说：“我认为这是值得考虑去干的，请各位好好研究再作详谈，但要严守秘密，不宜外传。”此后两天，他分别找各高级将领征求意见。当时，有的表示赞成抗日反蒋，有的表示怀疑，有的说：“白崇禧虽然有小诸葛之称，但他为人不老实，要提防他，免得中了他的诡计。”26日，陈济棠又召集余汉谋、缪培南、张达、黄任寰、李汉魂等20余名将领开会，重伸他的主张，并强调说；“抗日反蒋是我们一贯的主张，这是救国要道，舍此莫由。环顾国内只有我们可以担当这个重任，也是义不容辞的。”在场的多数将领听了他的话，都感到惊讶，默不作声，余汉谋却突然站起来，打破了死一般的沉寂。余说：“关于党政方面，总司令很清楚，我现在只就军事方面提些意见，供参考。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居于绝对优势，又有平汉、粤汉、津浦、浙赣铁路和海上，可以迅速运兵南下，和他较量，我们没有必胜的把握，请总司令详加考虑。”陈济棠却说：“我已再三再四地考虑，认为时机的确成熟了。广西的李、白确实诚意合作，我看他们不会假；浙南的何键同意我军到衡阳，接近株洲后，亦一同出兵合攻武汉。我准备第1军或者加上第3军，由赣州向吉安，挺进南昌，很快就可将江西全省拿下来，我们的第2军和广西军队，再加何键的湘军，会攻武汉而占领之，当然不成问题。” 接着他又召集各将领到燕塘军校宣誓，并由邓泽如“监誓”。宣誓前，他派人在军校礼堂上方安置一个皮制假人，上书“蒋介石”三字。宣誓时，陈亲自唱名，各将领逐一起立，宣读“余决心效忠党国，抗日反蒋，拥护陈总司令，以后如违誓言，必遭天谴。”读毕，即趋至假人之前，举起一把木剑，向“蒋介石”身上连刺三剑，以表示仇恨决心。肖佛成就此事曾对人说：“陈伯南的荒唐落伍，愚不安愚，一至于此，如何能成大事！”27日，他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以激起全国反日情绪，争取舆论的同情。 6月1日，他指使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作出决定，委他与李宗仁组织“抗日救**西南联军”，并任他与李为正副总司令，公开揭起抗日反蒋旗帜。2日，“西南两机关”对南京发出冬电，呈请中央领导全国抗日，并通电全国，呼吁党政军民一致督促中枢领导抗日，同时发动两广国民党各级组织各民众团体通电响应。由于抗日口号深得人心，全国震动，不少人表示同情。4日，陈济棠与李宗仁以第1、4集团军总司令名义，率领　　西南将领30名通电响应，要求明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此时，陈济棠已将第1集团军扩编成5个军、15个师，约20万兵力，李宗仁的第4集团军扩编成4个军，约10万人。两广的兵力共计约30万人，飞机190余架，江防舰艇数十艘。他命刘斐和白崇禧到东江、北江等粤桂边境地区，视察地形，拟定作战计划。确定对福建和贵州方面采取守势；对江西、湖南方面取攻势，粤军主力集中大庾、韶关地区，准备进攻江西；桂军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区，准备进攻湖南。9日，其先遣部队进入湖南，分别占领了永州、郴州，欲一举下长沙而趋武汉。 蒋介右一面电陈迅速撤兵，一面急调兵入湘，于10日抢先控制了衡阳。西南联军北上计划受阻。 6月下旬，蒋介石布置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西南派员出席，以作缓兵之计，同时暗向西南调集军队。此时，被蒋派到广州活动的蒋伯诚，对分化和收买陈的部下也收到效果。7月4日，陈部军队余汉谋由广州到大庾，召集第1军将领商议，一面打电报给南京政府，向蒋介石报告请示，一面集中兵力准备向南雄、韶关推进，对陈济棠进行兵谏。6日，第2军副军长兼东区绥靖主任李汉魂挂印离职赴香港，翌日通电反陈。此时，“西南两机关”的肖佛成、陈融、刘庐隐、邓青阳、杨熙绩和广东?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5 部分阅读 、刘庐隐、邓青阳、杨熙绩和广东省主席林云陔、广州市长刘纪文等纷纷出逃，陈济棠借以发号施令的西南两机关随即解体。13日，陈济棠被南京国民党政府免除本兼各职。14日，余汉谋在大庾宣誓就任蒋介石任命的第四路军总司令和广东绥靖主任，并发表通电，敦促陈济棠于24小时内离开广东。同日，第2军军长张达也被蒋收买，声明服从中央，并者手迎接余汉谋来广州上任。18日，空军司令黄光锐、参谋长陈桌林分乘3架飞机于香港机场降落，各种飞机72架先后飞到南昌机场投蒋。 陈济棠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只得于18日电余汉谋以广东抬安相托，并发表告袍泽，告同胞书，声言下野。随即，他前往香港。至此，纷扰了50多天的“两广事变”遂告结束，同时也结束了陈济棠对广东的割据局面。 陈济棠到香港后，蒋介石派黄镇球去安慰他，说将来借重他的地方还多。此后陈即出洋考察。这年冬天，南京政府发起对蒋献机祝寿。陈济棠乘机把从前200万元购买军火机器的定单和光洋1000万元献给南京政府，对国家捐献之多，为下野军人之冠。 钢铁的碰撞——记粤系“铁4军”的沉浮 由于种种宣传，人们对国民政府北伐战争时的精锐——“铁4军”一定不会陌生，因为里面有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而叶挺独立团是“铁4军”的一部分。本文就全面概述一下粤系第4军这支粤军第一精锐、北伐铁军的历史。 第4军前身为粤军第1师，下辖4个团和1个独立营、1个机关枪营、1个工兵营，为旧粤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是粤系军阀陈炯明手中的王牌。 粤系军阀陈炯明，在1922年6月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发动武装叛乱，背叛孙中山。1923年孙中山联络了进入福建的北伐军许崇智部、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组成讨贼军，在粤军的起义响应下，叛军被击败，退守东江。在此次叛乱中，第1师有一半的部队（2个团3000余人）参加叛乱，几乎被讨贼军全歼。1923年2月陈炯明被驱逐后由第1师由李济深任师长。下辖2个旅和1个独立团。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粤军第1师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参谋长邓演存。下辖4个师（第10、11、12、13师）和1个独立团。　其番号分别为：10师，师长陈铭枢；11师，师长陈济棠；12师，师长梁鸿林；13师，师长徐景唐；独立团，团长叶挺。第4军作为一个军的番号终于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第4军在诞生之初并不顺利，在1925年9月蒋介石驱逐许崇智的战争中，第4军所属梁鸿林部第12师叛变，该师在战争中被蒋介石击败，退出广东。战争结束后。第4军新成立的独立旅扩编为12师，新成立的12师的师长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张发奎。 第4军大红大紫的时候，就是在国民政府北伐战争，该军在战争中一举打出了“铁军”的威名。1926年7月9日，第4军副军长陈可钰率10、12师、独立团一共2万人参加北伐军投入北伐战争。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争，是桂粤两军的第一次合作，当时的桂系，已经不是陆荣廷的旧桂系，而是李宗仁的新桂系。在北伐战争中，粤军出了个第4军，被称为铁军、铁4军；而桂军出了个第7军，被称为钢军、钢7军。“铁军”和“钢军”都是北伐第一劲旅，两军实力相当，并列为中国大地上最精锐的部队。1926年10月10日，第4军与第7军联手攻克武汉重镇武昌，“铁4军”、“钢7军”名扬天下。 4军和7军颇有渊源——著名的保定系就是以4军和7军为核心，外加8军唐生智组成，这几个部队里的军官，一般都是“四校同学会”的，也就是陆军大学、保定军校、陆军中学、陆军小学毕业的。4军里，蜚声中外的名将不少，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还有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余汉谋、薛岳、范汉杰、陈诚等。 4军名将辈出，但是信仰混乱。军长李济深，广西梧州人。为了对抗北伐前驻扎广东的蒋介石和他的黄埔党军，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初起时，就有意引为知己，而且这几个人一生关系不错。所以，李济深被称为半个桂系。13师的师长徐景唐，和李军长一样，和桂系不分你我，好得象一个人。但是，另外的3个师长和那个独立团的团长就和李济深不是一条道了。这几个人是地道的广东人，对广西人的军长和广西的实力派纠缠不清、人在粤而心在桂很反对。陈铭枢和蒋介石关系很好，是有名的蒋派人物；陈济棠则是一个总想当“土皇帝”的人；张发奎是将汪精卫视为精神领袖的著名的汪派人物；叶挺是个有名的**人。 成名后的“铁军”进行了扩编，1926年11月27日该军第10师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11军。以第12师一部扩编为25师，师长朱晖日。1927年4月大名鼎鼎的张发奎接任军长，黄琪翔接任副军长兼12师师长。 1927年5月，“铁4军”参加了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在北伐中歼灭奉军第11军主力1万余人。奉军其中投降的部队被改编为第4军第21师，师长富双英（原奉军第11军副军长）。6月15日黄琪翔接任军长。缪培南接任副军长兼12师师长。李汉魂接任25师师长。“铁4军”此时发展到超过5个师，4。2万余人。 1927年蒋粤矛盾公开化，同年7月第4军东征讨伐蒋介石，但被蒋介石的中央军以及湘军（唐生智第8军）联合击败，第4军第21师几乎被全歼，该师余部被唐生智第8军收编，但第4军其余各部均战胜了中央军和湘军，蒋湘联军凭借人数上的优势渐渐占了上风，第4军在到达九江后撤回广东，此役铁4军伤亡9000余人，中央军和湘军则付出了更为严重的伤亡（一共付出了2万人的伤亡代价）。 张发奎、黄琪翔既不满蒋介石，又强烈反对把汪精卫挤走的桂系。他们想为汪精卫打出一块根据地，让汪有实现抱负的基础。他们跟随叶挺的南昌起义军等回粤，攻叶不积极，回到广东却私请汪精卫赴粤，并改组广东政府，与李济深争权。在以解决党内矛盾纠纷的借口下，张发奎、汪精卫等用计把李济深骗出了广东，让李济深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他们则在广东全面夺权，并提出了打倒桂系军阀、打倒特委会（桂系把持）、打倒西山会议派（桂系的政治搭档）等口号，并改造广东军政。 回到广东后，第4军进行了整训，补充新兵员，换装备，战斗力得到了加强，这个时候该军序列为：军长黄琪翔，副军长缪培南，参谋长叶剑英。下辖12师，师长缪培南兼任。25师，师长李汉魂。26师（原属第11军，8月调隶第4军），师长许志锐。教导2师（8月新编），师长为抗战时期著名的薛岳。教导4师（8月新编），师长黄慕松。“铁4军”全军高达5。12万人，是中国大地上编制最大的一个军。另外原留广东的11师和13师独立出第4军，这2个师被改编为新编第4军（注：这与抗战时期的**新4军不一样），军长李济深，这个新编第4军也有2万之众，也就是说在广东出现了两个“4军”，也就是说出现了参加北伐的“铁4军”（黄琪翔）和留守广东的“新4军”（李济深）两个派系。桂系及半个桂系的李济深，将张发奎等视为叛徒，将4军视为叛军，下令围剿。张发奎于1927年11月17日兴兵将黄绍竑的桂军驱逐出广东，李济琛所部新编第2、4师被张收编。 这个时候，“铁4军”内部再次出现了分裂。1927年12月11日，“铁4军”参谋长叶剑英、叶挺率4军教导团及军部警卫团举行广州起义。起义后，张发奎、黄琪翔受国民党内外之责难辞职。军长由缪培南接任，薛岳接任副军长，吴奇伟接任12师师长。教导2师改番号教导1师，邓龙光接任师长。教导4师改番号教导2师，黄镇球接任师长。全军实力没有因为广州起义而损失，反而因为继续扩编而兵力参加，“铁4军”此时兵力已经发展到5。5万余人，人数成为中国大地上军一级单位的“巨无霸”。 但是极盛下来的就是衰落。在中国大地上，除了“铁4军”外，还有另一支与其并列的精锐部队，那就是“铁4军”昔日的战友——广西的“钢7军”。此时，粤军李济深部“新4军”与缪培南部“铁4军”的矛盾也开始激化，但是李济深深知自己的部队绝对不是“铁4军”的对手，要想打败“铁4军”，就必须得到“钢7军”的帮助。 1928年1月，李济深和桂系李宗仁达成合作协议，桂军“钢7军”3个师和李济深部第13师（师长徐景唐，该师为李济深的嫡系，李济深本人为广西人，第13师主要也是以李的家乡广西梧州士兵为主，所以历史学家也有把该师称为桂军，师长徐景唐本身也倾向桂系，第13师全师9000余人，桂军“钢7军”3个师当时每个师人数大致也是这个数）一共3。7万余人围攻缪培南的“铁4军”，其中以“钢7军”3个师为主力。 张发奎、黄琪翔虽已通电下野，但仍遥控指挥，4军名义上指挥是薛岳和朱晖日。初时，“铁4军”风头甚劲，打跑了陈济棠和陈铭枢，以至于夸下海口，高喊要“　活捉陈和尚”（因陈铭枢曾学佛，有陈和尚之称），“生劏陈瘟猪”（陈济棠外号，生劏是广东话：活活杀死）。12月下旬，缪培南率独1师邓龙光、独2师黄镇球，12师吴奇伟，25师李汉魂，26师许志锐5个师，向东江的紫金、五华北上，此时桂系将领黄绍竑率桂军伍廷飙、黄旭初、吕焕炎3个师及粤军徐景唐师赶到，在五华之歧岭、潭下一线，“钢7军”主力2。7万余人与“铁4军”主力4。5万余人（“铁4军”另有1个师用于对付李济深部第13师）进行了5天5夜的激战，双方反复肉搏，昔日北伐的亲密战友此时变成了兵戎相见的敌人，五华一线顿时尸山血海，“铁4军”虽有人数上的优势，但是仍被“钢7军”击败，26师师长许志锐阵亡，五华一役，“铁4军”付出了2万余人的伤亡代价而败退，但是“钢7军”紧紧追击，在龙川贝岭，“铁4军”再次遭到“钢7军”的重创，又损失了近1万人，另李济深部第13师也击溃阻击他们的“铁4军”一部。五华和龙川贝岭两次恶战，“铁4军”遭到了自建军以来最惨痛的损失，该军原先5。5万人，仅剩下2万人，损失了近3。5万人。“铁4军”遭到了“钢7军”毁灭性的打击。此役桂军伤亡8000余人。 此役后，“铁4军”被迫退出广东进入江西驻防。从此“第4军”这个军的番号在粤军中暂时告一段落，此时第4军已经被蒋介石编入了他的中央军中。第4军变成中央军后参加了对奉军的作战，表现中规中矩。战争结束后被缩编为第4师。师长缪培南，副师长朱晖日，下辖谢婴白10旅、黄镇球11旅、吴奇伟12旅。　此时，“第4军”这个番号在中国大地上已经被取消。 1929年9月初，4师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令，要他们将宜昌防务交曹万顺的新1师后，经浦口调往山东的德州。张发奎以为这个命令是要乘机解决第4师，于9月20日在宜昌拥汪反蒋、脱离中央而被撤消番号。第4师脱离中央军南下，在鄂南枝江伏击缴了新编第1师曹万顺部（2个团）的械，而后，立即渡长江，经石门、沅江、江口、瓦屋塘诸役。突破湘军阻击，由湘西撤入广西，联合在广西的桂系力量，组成护党救**，以李宗仁为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三、八路军。张发奎第4师编为第三路军，总司令张发奎，副总司令薛岳。 张发奎与桂系联合，决定先击败广东陈济棠部，占领广东，后再对蒋作战。桂张军集中全部兵力4万余人向广东方向进攻，此时统治广东的是陈济棠，陈部手下虽然只有5个师的番号，但是每个师人数均不下2万人，陈部拥兵正规军10万，后备军不下20万，装备精良。面对桂张军的进犯，陈济棠命令驻守粤西的蒋光鼐61师、蔡廷锴60师共4万人分别阻击桂张军，以余汉谋第59师、香翰屏第62师、李扬敬第63师，外加陈济棠建立的部分后备军，一共12万人马放于第二线，随时增援蒋光鼐、蔡廷锴。 桂张军毕竟是“铁4军”和“钢7军”的组合，人数虽少但战力凶猛，连续击败蒋光鼐、蔡廷锴部，整个粤西几乎全部被桂张军占领，陈济棠急忙派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部6万人增援蒋光鼐、蔡廷锴，粤军终于在赤白坭地区勉强顶住了桂张军的进攻，但粤军各部仍然有被击溃的危险，陈济棠见自己的部队人数虽多，但是战斗力不及桂张军强悍，急向蒋介石求援，蒋急派中央军精锐的朱绍良部1。5万人增援陈济棠，并命令湘军从北牵制桂军。得到中央军和湘军支援的陈济棠部粤军进行了反击，桂张军与陈济棠粤军、朱绍良部蒋军在花县进行了大战，双方都有极为严重的伤亡，其中陈济棠粤军在赤白坭地区重创了张发奎部，张部旅长黄镇球、团长欧震等均已负伤，营连干部伤亡过半，部队损失三分之二，第4师2万人只存下8000人，被迫后撤。张部的溃败，使李宗仁的第八路军翼侧受到威胁，遂全线后撤，拟固守梧州。陈济棠当即督部长驱直追，并以海军抢先古领了梧州，桂张军主力只好后退到平乐、荔浦一带集中整顿。陈济棠见桂张军主力已集中，未敢深入桂境，就在梧州设总指挥部，军队就地休整，以待时机。 1930年初，第4军的番号再次回到粤军当中。当年1月5日，李宗仁在广西平乐整编部队，恢复了4军番号，仍由张发奎担任军长，张发奎部改编为第4军，下辖李汉魂第4师和邓龙光第12师，全军1。5万人。1930年3月，陈济棠坐镇梧州，指挥粤军继续向广西腹地进攻。命蒋光鼐，蔡廷锴两师经藤县进占三和墟，向北流的黄绍竑桂军15军发起攻击。在桂北和桂东，桂张军与蒋粤联军大战十几场不分胜负，其中在北流一线的战斗最为激烈，双方在北流一线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激战，陈济棠粤军集中主力7万余人，在此地与桂张军主力3万余人进行了两天两夜的血战，双方都有严重的伤亡。4军北流之役损失惨重，被迫合并为1个师，仍称第4师，师长张发奎兼任，下辖3个团：34团（团长吴奇伟）、35团（团长薛岳）、36团团长（韩汉英）。蒋桂战争以桂系失利告终，二陈（陈济棠、陈铭枢）还占了不少广西地盘，桂系的几大巨头不得不亡命海外。而徐景唐的队伍全被陈济棠收编了。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在南宁举行会议，决定放弃广西，挥师湖南，北上武汉，与冯玉祥、阎锡山会师中原。下旬，桂军向桂东集中，正在右江围剿红军的黄绍竑部也被调回。张桂军入湘后，所到之处如入无人境。27日，湘军唐生明（唐生智之弟）率部向桂军投诚，被李宗仁编为第8军。湘军刘建绪部节节败退，张桂军不战而入衡阳，蒋介石急令江西鲁涤平率部入湘增援。6月初，李宗仁与白崇禧率第7军向长沙方向前进。为配合桂军行动，第4师奉命抄袭醴陵，在醴陵城南渌水三角地带同湘军何键3倍于己之众遭遇。第4师以34、36团从正面进攻，牵制住了湘军主力；薛岳则率35团从右侧迂回湘军右侧背，直插醴陵城南铁道桥，切断了湘军的唯一退路。何键这下慌了手脚，立即命令部队后撤。第4师乘机前后夹击，打湘军打得溃不成军，何键留下断后的1个旅甚至遭到全歼。与此同时，李宗仁、白崇禧率领的第7军也占领了湘潭，并击败从湖北赶来增援的蒋军。于是，张桂军乘胜追击，先后攻占了长沙、岳阳、平江，前锋直抵汀泗桥，武汉指日可下。 6月初，张桂军攻占长沙等地后，白崇禧考虑到张桂军战线太长，若粤军从韶关北上攻占衡阳，张桂军极易被拦腰截断，遂电令作为后续部队的黄绍竑部迅速赶到衡阳布防。但黄绍竑不愿离开广西，行动迟缓，一直未能到达。而粤军蒋光鼐、蔡廷锴、李敬扬3个师在蒋介石急如星火的催促下，于10日一举袭占衡阳。同时，蒋介石又命滇军卢汉部4个师由百色沿右江直捣南宁，粤军余汉谋部攻占宾阳。于是白崇禧、李宗仁命令部队回师湘南，希图夺回衡阳。18日，张桂军自长沙全线南撤。此时，陈济棠命令得到补充的粤军蒋光鼐、蔡廷锴部4万人，在近6万湘军以及2万中央军的支援下，蒋粤湘联军集中了近12万人马，在衡阳一线与桂张军主力决战。 陈铭枢见张桂军回师攻衡阳，当即命令蒋光鼐将3师兵力集中于衡阳附近、湘江东岸东阳渡一带，赶筑阵地，坚城固守，以待援军。同时，命令后续部队于九峰、乐昌、韶关间，择要扼守，捍卫粤北。24日，张桂军展开对衡阳的围攻战。陈部顽强扼守，战至27日，连续挫败张桂军的多次冲击，使其屯兵于坚壁之下，久攻不克，反而遗尸遍野。28日，何键的第四路军李抱冰师赶到衡阳接防，陈即命蒋、蔡、李3师反守为攻，一举将张桂军驱至七、八、九塘一带。30日，双方集中兵力，激战于七塘地区。陈部3个师又1旅的兵力，采取正面攻击，翼侧迂回的战术，于7月1日将张桂军全线击溃，并击毙其师长梁重熙，重伤杨腾辉，毙伤和俘虏张桂军1。2万余人，事后，李宗仁在回忆这次战役时说：“衡阳久攻不下，而敌人援军云集……不得已，再向广西撤退，情形狼狈不堪。官兵对战事都十分消极，情况的艰窘，实我军作战以来所未曾遇过的。” 这场惨败，导致了桂系分裂——黄绍竑受不了张发奎、白崇禧没完没了的抱怨，投靠蒋介石去了，张发奎的4军也由入桂时的近2万人剩的不及1000人，心灰意懒，最后还是跑到香港去了。薛岳公然宣布“第4军不干了”，动员士兵拖枪离队。而李、白则闭门思过，卧薪尝胆，苦建广西，等待机会。李、白返回广西后，即整理改编部队，当时张发奎部只存下1000多人，李宗仁为了共同作战，将6000多名桂军划给第4军。改编后的部队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李宗仁，总参谋长白崇禧，前敌总指挥张发奎。所部为3个军和1个师：张发奎编为第4军，军长张发奎（兼）　，第4军编为2个师，第10师师长薛岳、第12师师长吴奇伟。改编完毕，李宗仁采取对湘、粤两方蒋军为守势，而以全力将滇军逐出广西。1930年10月张发奎部编为第一纵队，将入桂滇军驱出广西。经年频战，该军损失颇重，12月将全军（含薛岳第10师）缩编为第12师，师长吴奇伟。1931年6月两广反蒋，该部恢复第4军番号，张发奎任军长。归西南政务委员会第4集团军指挥。1931年冬宁粤和议，1932年3月张发奎以北上抗日为由将该军带出广西至湖南醴陵。 1932年8月30日吴奇伟接任军长。该军只辖90师（原12师改编），师长吴奇伟兼任。当时第90师仅有残部2000余人，在湖南招了几千新兵经过补充后，达到2旅4团乙种师的编制。辖2个旅又2个直属营，旅长分别由欧震、韩汉英担任。此时的第4军，真正开始了其“中央军化”的进程（以下略）。 张发奎的铁4军在北伐中有过辉煌的历史，“三字经”名震天下。第二次北伐时，北伐军与奉军战于河南，北伐军每战，无论官兵，齐声高呼“丢那妈”，然后发起前仆后继，有进无退的冲锋，特别是张发奎所部，每战只打三四枪就开始冲锋，投入肉搏，整排整连的一往无前，后队踏尸而过毫无畏惧。此势奉军前所未见，无不气馁。奉军多炮，但每次炮声一响，北伐军马上大喊着“三字经”冲锋，迎炮烟起处而去，夺炮方止。如此几次，奉军虽多炮，但竟不敢再用，步兵则闻“三字经”而溃。 钢军和铁军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都曾经是历史的执笔者，有些还在，有些已成陈迹。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等等很多民国的弄潮儿，无一不是随着军事实力的起伏而涨落的。军队没了，就成了社会的看客！ 毛泽东一生最黯淡的时期——宁都会议 **后来一生都没忘记在1932年10月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右倾向斗争”、“右倾机会主义”、“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上山主义”和“守株待兔”……**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让**在前线当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助理”；二是让**全面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当助理。中央局原先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代替）。“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线”。 从1932年8月下旬至9月下旬，周恩来、**、朱德率红一方面军分兵在赣江、抚河之间转战月余，受到项英、顾作霖把持的苏区中央局的严厉指责。中央局坚持红一方面军应打南城，周、毛、朱、王稼祥则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红军应以“促起敌情变化”为方针，避免“急于求战而遭不利”。　双方电报往来十余次，互不相让。9月29日，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批评彼等的意见“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决定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即是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由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对**的指责十分激烈。会议对毛进行了面对面的批评，尤其指责毛“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上的错误”。虽然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评估攻打赣州以来的几次重大战役，但是问题最后都集中到批评毛对党机关的态度上，毛的比较正确的军事主张被会议否定，与此有密切关系。在1931年赣南会议后，中央局与**关系一直紧张。苏区中央局利用军事战略问题的争论，一举剥夺了毛的军事指挥权。1932年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调**“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在宁都会议上，**受到项英、邓发、顾作霖等与会大多数苏区中央局成员的批评与指责，项英根据临时中央2月以来有关加速反“右倾”的历次决议，尤其依据5月20日和7月21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对苏区中央局批评信的精神，尖锐指责**的“诱敌深入”军事方针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是“专等待敌人进攻”的保守的“等待观念”。 顾作霖陈词激昂，像个主宰世界的救世主。他认为在**身上，多次发生同临时中央的指示相对抗，从打赣州开始，直到打南城，长达7个月时间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总强调在反“围剿”中取得的一孔之见当圣经念。他反对沿赣江两岸地区向北发展，主张向东发展是一种右倾主义、逃跑主义。 **听着批评，甚至是上纲上线的刺耳话，也不动火，只是平静地抽着烟。 项英也认为**的“诱敌深入”，说到底是等待主义，保守主义。至今对赣南会议的批评，连一丝一毫的悔改表现都没有，反而同临时中央的指示越走越远。当前，我们应当警觉起来，右倾是主要危险。他提醒**，这个时候是应该很好地认识这个问题，尤其是要放弃“狭隘经验论”，不然是要危害革命的。 **不能再沉默了，他据理反驳：“在反‘围剿’当中，我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成功经验。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打赣州我反对过，讲过不打的原因。打赣州后，我主张向赣东闽西发展，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开展工作，打下了漳州。这也是被事实证明了的。不打南城，是敌情变了，我们也该相应的改变，如果纸上谈兵，非吃败仗不可！照项英、作霖同志所说，我认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的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的错误。”**的话则是一针见血。 顾作霖听后气色大变：“依据当时情况打赣州绝对需要，本来可以攻克，为何没有攻克，是对攻取中心城市认识不足，对敌坚守中心城市估计不足，加上我们的暴破技术的缺点，才未能克城而撤围。” 项英同他们一唱一和：“打下漳州虽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但延缓了北上任务的实现，得不偿失嘛。” 陈毅怒目而视他们。 朱德气得坐转了身。 王稼祥扶扶鼻梁上的眼镜框，不紧不慢地发了言：“我来说几句。众所周知，我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到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的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讲到此，他停顿了一下。 顾作霖和项英听到他的讲话，一下子都震惊了。开始，他们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王稼祥看了他们一眼，已察觉到他们突变的神色，根本没有理会，继续讲道：“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能有今天，是与**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陈毅突然插上一句：“讲得好！事实就是这样嘛！” 项英、顾作霖同时怒目相视着。 王稼祥又讲：“众所周知，我与**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是同乡。我在这里所言，不带感**彩，完全是出自一个普通党员的内心肺腑之话。” 朱德也站了起来，说：“我同**相处时间长，一起打仗，一起行军，深知他的思想和领导艺术。如果说打胜仗有错，我是总司令，也应该有错。如果说打赣州失败有功，我又成了功臣，啥子功臣？从井冈山发展到今天，不容易啰。前方研究的事情，变更计划，不能算在**头上，那是集体决定的事。” 会议出现了僵局，只好暂时休会。 太阳将要落下去。在小源村东北的一条山路上，周恩向西南急急赶路。由于马跑得很快，他那长须在胸前不住地飘摆。 由于会议开的既激烈又压抑，晚饭后，与会者神情各异，三三两两地出了村，向着各自选择的方向散步去了。 王稼祥在竹林旁的小溪边独行。 项英、顾作霖他俩人谈论着走到溪边，见王稼祥已在，俩人就转向另一个方向。 朱德、陈毅这两位经南昌起义后，转战广东最后到井冈山同**会师的老战友，今天又走到了一起。俩人谁也没说话，各自想着心事向北走出了小村。 远处有两骑人马朝他们这里奔来，俩人停步观察了一阵。 朱德望着说：“像是恩来同志回来了。” 来人正是周恩来和他的警卫员，一直到了朱德和陈毅身边才下马。 “恩来，怎么才赶回来？”朱德上前握住他的手。 周恩来歉意地说：“在路上耽误了些时间。”他松开朱德的手，又握住陈毅的手问：“会议已经开始了吧？” 朱德心情不快地说：“开了一天，本来是研究准备第四次反‘围剿’的事宜。结果，开成了批判润芝的会。” 周恩来一怔：“情况如何？” 陈毅：“糟得很。” 朱德：“分歧还是发生在前线领导与后方领导之间。他们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不仅有表决权，还有否决权。其他与会的同志见此情况，又如何表态，现在休会，单等你来了。” 周恩来思而未答。他知道遇到了麻烦，而且是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麻烦。 朱德告诉他：“你先去吧，我们两个住在一起，润芝住在曾老爹家。” 周恩来坚持道：“一起走嘛。” 朱德执意地说：“还是你先行一步。” 周恩来不在坚持，上马而去。 朱德、陈毅并肩向回走。 晚上，周恩来听取了项英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项英坚决地说：“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所以你应该负起战争领导总责。**同志，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周恩来一直细心地听着，突然问：“稼祥同志是什么态度？” 项英带着不满回答他：“他？态度很不明朗。” “哦。”周恩来又陷入了不平静的思考。 周恩来作为前方四人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和前方负最后决定权的苏区中央局代表，他的看法和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反映了他一贯的作风和风格，即：一方面接受**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党、红军的愿望出发，对**表示充分尊重。 翌日，会议继续进行，到了会议即将结束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迫于上面的压力，不得不讲如下的话：“……赣州撤围以来，前方和后方在认识上出现了一些偏差。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同志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泽东同志积多年的作战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会议上，出现了些争论，有些同志让泽东同志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王稼祥插话：“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泽东莫属！” 周恩来继续说：“我提个建议，供会议讨论。一是泽东同志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二是泽东同志如在前方则可吸收他不少意见，仍‘随军行动’助理，或者泽东同志负责主持作战责任，我也在前方监督负责行动总责任。” 会议出现了小声议论和交头接耳。最后，由于临时中央派来代表的坚持，多数中央局委员同意**暂时请病假，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必要时到前方。就这样，这位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抚育红军成长壮大的奠基人，胜利地打退了敌人对苏区三次“围剿”的**，刚复出不到两个多月，又一次地被剥夺了军权。 **心情比较沉重，到了此时，他还能说什么。他只好闷闷不乐地走出会场，沿着房中间的小道，走进了自己临时住居的黄泥小屋。 夜。周恩来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了**居住的黄泥小屋。**抽着烟立在一边，他听到身后有响声，慢慢转过身，望着站在屋里的周恩来。周恩来立在门里，望着抽烟不止的**。两位历史巨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立着。还是**丢掉烟蒂上前跨了两步，握住周恩来的手。两双手愈握愈紧。 **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向他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是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周恩来用力摇着**的手。 翌日清晨，天刚亮，**同牵马的警卫员吴吉清悄然离开了小源村。出村后，**和吴吉清才上了马，生怕影响了熟睡的村民。他提起马缰，两腿一夹，马听话地甩开四蹄愈走愈快。 不一会，**、吴吉清渐渐在视野中消失了。他是带着遗憾、惆怅和压抑离开小源村，在望不见的天际中消失的。 宁都会议后，**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但周恩来却因其在宁都会议上的折衷态度受到苏区中央局成员项英、顾作霖等的批评。1932年11月12日，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和争论情况，其中涉及到对周恩来的看法：“恩来同志在会议前与前方其它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电”，“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发言中有过份的地方，但他（指周恩来——引者注）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同一日，周恩来致电上海临时中央，为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进行辩解：“我承认在会议上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6 部分阅读 同一日，周恩来致电上海临时中央，为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进行辩解：“我承认在会议上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份批评”，但“会后顾、项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 周恩来是中国**阵营中难得的人才，圆熟（不是圆滑！）功夫真是历练到了家。他早年很喜欢汉朝的张良，其实，如果真的把他和**、朱德比作**的“汉三杰”的话，周恩来以结局来看真倒可以算作张良了（**的结局和韩信是一样的，朱德长期坐冷板凳，和萧何后来的被囚禁也差不多）。**被“二十八个半”搞得灰头土脸的时候，周恩来还叫他“主席”，以致**晚年在王洪文长沙告状事件发生的时候，还曾经说过：“恩来是个好人，不整人！”。 根据现存资料，**在宁都会议上并没有接受苏区中央局对他的指责，11月26日，苏区中央局在给上海中央的电报中也称毛“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　然而根据临时中央11月给苏区中央局的复电却又看出，**在压力下，在会议上曾被迫作出承认“错误”的表态：“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必须帮助泽东同志迅速彻底的改正自己的观点与吸引他参加积极的工作。” **既然已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犯下“错误”并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周恩来也是在肯定毛有错误的前提下，主张对毛采取较为宽和的态度，那么继续维护以周恩来为核心的苏区中央局的团结就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了。1932年11月，临时中央复电苏区中央局，指出“恩来同志在（宁都）会议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为击破敌之‘围剿’，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继赣南会议批评**的土地政策，现在又在宁都会议上集中批评了**的军事作战方针，使**在中央苏区的权势被一步步削夺。宁都会议结束后，苏区中央局书记仍由周恩来担任，当周在前方指挥作战时，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则继续由在后方的任弼时代理。1933年1月27日，博古抵达瑞金后，虽然局部调整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机构，但是宁都会议后形成的权力格局基本没有变动。 博古到了瑞金后，为消除所谓“游击主义”对红军的影响，指示周恩来等依照苏联红军的建制，对中央红军的作战训练、军事教育开始了有系统的改造。过去，中革军委主席一职虽长期由朱德担任，但掌握军队实权的则是副主席周恩来。博古抵达瑞金后，周对军队的领导权开始受到限制，1933年5月8日，博古、项英参加中革军委，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改由后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李德抵达后，周的决策影响力进一步缩小，红军最高决策权又被转移到李德手中。周被削弱军权，也许与周对毛的温和态度有关。在周被削军权的同时，对毛态度冷淡的项英被允许参与军队的决策，毛则完全被排斥于军委之外，甚至连军委委员也不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已被完全排挤出核心决策层，他“日夜忧思，对时局放心不下”，在得到中央同意后来到南线的于都视察。在这里他会见了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时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对龚楚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竟凄然泪下！（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页550）。**自己则回忆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宁都会议解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制造热河“人间地狱”的省主席汤玉麟 如果说宋哲元这个前热河都统是热河的福星，那汤玉麟这个热河省主席就是不折不扣的灾星。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1869年出生，奉天阜新人，早年出身绿林，后被张作霖收编，成为张在东北开基创业的把兄弟。汤玉麟和张作霖的关系不错，两人年轻的时候，汤还多次救过张作霖。不过汤玉麟也曾经和张作霖的敌人冯德麟联手试图干掉张作霖，被张贬职为平民。但是总体来说，汤玉麟跟随张作霖30多年，除了偶尔的“糊涂”以外，还算是比较忠心的，也为张作霖立过很多汗马功劳。1926年春他任奉军第12军军长，率部入热河，接替宋哲元为热河都统。1928年东北易帜后，改任热河省主席。到了1933年，汤玉麟已经在热河当了6年多的土皇帝。他佩戴民国上将军衔，称自己是星宿下凡，所以有“星宿将军”之称。然而，就是这个“星宿将军”，给热河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 汤玉麟掌握热河的军政大权后，随即横征暴敛，无所不为。 他创造“世界记录”，让二儿子汤佐辅身兼任热河财政厅厅长、兴业银行总办、军需处长、军政训练副监、盐务局长、垦务总办、经界委员会委员长、酒烟局长、印花税局长、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共15个职位，一个人就控制热河全部经济和税收！这位汤二公子没有让父亲失望，在他任职期间，老百姓每年要交几十种税，老百姓自己的田也被强制分为四等，不管这些地是否能够种植东西或者收成如何，全部都要交重税。除了田地税收以外，老百姓杀猪宰牛，嫁女娶媳，生老病死，甚至农民养条狗也要缴税。而且所有税收全部预交几年甚至几十年，当时热河部分地区在1932年就提前40年收了1972年的税，再创“世界记录”！ 如果老百姓缴不起税，那么马上就会坐牢，挨打，有时候连命都要送掉。所谓苛政猛于虎，老百姓愤怒称汤玉麟为“汤大虎”！ 在这种情况下，热河省老百姓大多穷困潦倒，根本无法生活。很多农民家庭的小孩长到十一二岁还穿不上裤子，腊月寒冬农民连生火的一把稻草都没有。结果就是整村的老百姓丢下自己的田地逃亡，还有忍无可忍的老百姓组织了多支起义军，他们还一度攻陷朝阳县城。总之，热河省的老百姓对汤玉麟恨不得食肉寝皮，汤在热河是没有一点群众基础的。 汤玉麟还在热河大量种植鸦片，为祸一方。汤玉麟任命大儿子汤佐荣为省禁烟局局长，这个所谓禁烟局长做的是和他的身份完全相反的事情。汤佐荣通过政府命令热河农民大量种植鸦片，之后以罚款为由进行抽税。到了1927年热河鸦片种植面积，有记录在案的就有9000多顷，造成热河烟民10多万人。老百姓家中一旦有人抽鸦片，一家就基本完蛋，如此算就有百万热河老百姓在鸦片下面遭殃！ 除了老百姓以外，热河省的东北军也有不少人抽大烟，成了一手拿步枪、一手拿烟枪的“双枪兵”，战斗力大为削弱。 为了敛财，1930年春，汤玉麟仿效孙殿英，不顾社会舆论，命儿子汤佐荣率兵挖了内蒙古巴林左旗白塔子王坟沟辽圣宗、辽光宗、辽道宗三个皇帝的陵墓，并将全部出土文物占为已有运往沈阳私宅收藏。同年汤玉麟投入巨额资金在天津河北区民主道38号（现为天津市工商管理局）兴建一座砖混结构私宅，其宅占地面积4323平方米，建筑面积3341平方米，三层带地下室，其建筑豪华，陈设华丽，是天津最为显著的豪宅之一。 汤玉麟年老昏庸，除了搜刮民脂民膏以外，就是沉溺于抽大烟、养姨太太。多年的**奢侈生活早就让他失去了对部下的控制能力，也让其部下的战斗力削弱到了底点！早在“九一八”时候，日本人就已经开始策反汤部下众多将领，并且相当成功。 “九一八”时，汤玉麟在沈阳的一部分家属携带细软跑到沈阳小南关的法国天主教堂避难，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为拉拢汤玉麟，就让台湾籍汉奸谢履西（伪满外交大臣谢介石的族弟）和日本宪兵队护送汤玉麟全家大小和细软乘南满火车去大连，再搭船到天津别墅，以此向汤玉麟抛出橄榄枝。 1932年3月9日，日本关东军扶立清逊帝溥仪在吉林长春登基，建立伪“满州国”。溥仪也未忘汤玉麟曾参加“张勋复辟”拥立其功，与日本关东军密议许以汤玉麟为满州国参议府副议长之职对其进行拉拢。3月29日日满单方面宣布汤玉麟为满州国参议府副议长、让外界以为汤做的是“满洲国”的官，汤玉麟也不介意这个是非名份。时任伪“满洲国”参议府议长的奉系老友张景惠派人来拉拢他，汤也未加拒绝。热河开战前不久，日伪在北票召集会议，汤玉麟居然让部下、热河省公安管理处长张舜卿前往参加。在会上，日方提出了3条要求：第1，要汤担任伪热河省长兼军区司令，必须派亲信为代表，常驻长春，加强联络；第2，为了满、热一体的关系，要求汤同意把铁路延长到承德；第3，为了加强联系，要汤同意关东军在承德设立无线电台。 张舜卿把这3条报告给汤玉麟，汤没有明确表态。张舜卿知道此事重大，把情况直接报告了张学良，张学良断然地拒绝了。张学良觉得让汤玉麟守热河是靠不住的，想把他撤掉，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汤是张作霖的拜把兄弟，算是张学良的长辈，再说阎、冯倒蒋时，奉军人关抄了阎锡山的后路，汤玉麟立过功劳；郭松龄反张作霖时，汤玉麟又为大帅卖了很大力气。对这个有功的奉系老将，张学良不敢轻易撤换，只是派人向汤提出3点劝告：第1，现在服从副总司令（张学良）就是服从先大帅，只有抱成一团，东北军才能有个立身之地。第2，叙帅（指张景惠）已经上了贼船，不会有好下场，千万不要跟他走。第3，关于中日问题，热河已经面临危若累卵的严重局面，要做积极防御准备，不可大意。 由于有张作霖被炸死的教训，汤玉麟也没有完全倒向日本。他曾大骂伪满特使道：“张雨亭（张作霖）是我拜把子弟兄，你们害死他，我没有那么混蛋，去作你们的官！”汤玉麟又对张作相派来的特使赵毅道：“吾乃国家疆吏，守土有责，誓死抗战，决不丧国家之地。” 1933年2月，日寇图谋热河，国民政府任命汤玉麟兼任第55军军长，继又宣布他为第5军团总指挥、热河省驻防军上将总司令，统帅20万守军负责建平至赤峰一线防御和作战任务。 2月16日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官邸召集有关将领会议分配防务作去热河的准备，让他的伯父张作相取汤玉麟而代之，出任热河防务主帅，任总司令，降汤玉麟为副总司令。汤玉麟闻知大怒，对张学良重用私人的做法大为不满，更觉得张学良要借此机会除去异己夺他的兵权，因而将帅之间发生矛盾。汤玉麟手下的一部分将领更是加紧和日本特务的谈判，商讨阵前投降的最后筹码；另一部分汤军则是加紧在地方的搜刮，准备将来逃跑时候使用！ 总之，热河抗战总体是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展开的，也注定了开战后的惨败。 序篇 公元2011年9月18日凌晨零时。美国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 深夜的机场候机楼旅客稀少。但此时出现的十多名穿军装的旅客还是引起了大家的注目。挺拔的军姿、笔挺的军服、肩章上闪亮的金星，表明这是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 只有最后一个人例外。他的肩章上没有金星。 机场候机大楼里的扩音器响了：“各位旅客请注意，由华盛顿飞往莫斯科的139次班机就要起飞了，请旅客们……” 中华共和国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部副教授蒋云翔下意识地扶了一下金丝眼镜，望了望墙上的航班显示牌： 泛美航空公司 139次班机 起点：华盛顿 终点：莫斯科 飞行时间：20小时 机型：波音7E7 又是一次折磨人的长途飞行。蒋云翔心里苦笑了一下。 他参加的是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访问美国国防部的代表团，名义上是兼任英语、俄语翻译。其实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一行的将军们个个英语顶呱呱，还精通俄语。无论职务和级别，这次访问似乎都轮不到蒋云翔。他能赶上这个代表团的末班车，是由于军事科学院院长刘洲亚上将的推荐。 蒋云翔是刘洲亚上将的高足。27岁获得军史研究博士学位，其毕业论文《抗日战争期间中**队作战效能相对优化浅论》得到刘洲亚上将的高度评价，尽管有的教授们略有微词。两年后蒋云翔就取得了副教授职称，有的人暗中散布这是刘洲亚上将搞特殊。 刘洲亚上将是当今中国风云人物。这不是由于其前共和国主席的女婿身份，而是在于他那深邃的战略思想。还在空军高层任职期间，其战略宏文《大国策》、《美国论》、《刘洲亚将军谈美伊战争》、《信念与道德》、《中国未来二十年大战略》就震惊网络，在网上掀起了一股“洲亚旋风”。除大战略外，刘洲亚将军对历史研究也有独到之处，《学会审视历史》、《金门战役检讨》、《甲申再祭》也振聋发聩。当然，刘将军的观点在军内和民间网络上的反对者也不少，使刘将军成为争议的焦点人物。 军事科学院博士生蒋云翔堪称刘洲亚将军的崇拜者。刘将军转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后，蒋云翔多次上门求教，得益匪浅。这次中美军方高层交流，刘洲亚院长特意指明蒋云翔参加，是希望他直接获取美军的一手资料包括历史资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蒋云翔没有白来，在利文沃思堡美国陆军指挥学院和华盛顿五角大楼访问期间，有关美军资料足足拷满了手提电脑和一个移动硬盘，这大大出乎蒋云翔意料，不知下一站去莫斯科与俄军交流时怎样有空间装下资料（因资料涉密不能通过互联网传送）。 当然最苦恼的不是这个，而是： 晕机。 蒋云翔虽然号称云翔，却是名不副实。他有畏高症，平时就怕坐飞机。而且在飞机上睡不着，整个航程都提心吊胆，饱受折磨。当然外表上还是假寐，不让人看出来，不然下次出行就没份了。 刚才在候机楼外，刘洲亚将军刚和送行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上将道别。迈尔斯上将强作热情，但明眼人都看出来深夜送机搞得他只能强颜欢笑。坐“红眼”航班是刘将军的习惯，因为这样能最大限度的省钱（相当于两三折，当然还是经济舱）。刘将军还坚持此次访问代表都穿军服而不是西服，因为“军人必须在任何场合都保持军人的荣耀”。 航班准时起飞，非常平稳，几乎感觉不出。机上座位宽大舒适，设备非常齐全。当然，这是全球最新的波音7E7客机。 “波音7E7”设有250个座位，航程达8000海里，航空公司可利用它提供更远的点对点航班服务而无需中途降落。这次从华盛顿到莫斯科就是直飞，飞行时间长达20小时。其它波音飞机就必须在伦敦中途降落加油。能做到这一点的其它飞机就只有欧洲的“空中客车”380了。蒋云翔还是第一次乘坐波音7E7飞机。 蒋云翔四周望了望，整个航班就只有中国代表团的乘客了，将军们一上机就熟练地脱下军服换上便装，叫空中小姐拿来毛毯，放平座椅躺下舒适地入睡了。蒋云翔仿乎做贼心虚，独自到最后一排坐下，强迫自己进入睡眠状态，但怎样也不成功。他叹了一口气，知道折磨又开始了。 蒋云翔望了望舷窗外，远处隐约的闪电让他心感不安。看手表，飞机大约已经起飞了1个小时左右。突然，不但精通中国地理而且熟悉世界地理的蒋云翔一怔：按推算，现在应该到了百慕大群岛区域了。 数十年来，百慕大群岛的海域和空域失事的船舶和飞机众多，以致该区域有“魔鬼黑三角”的不祥称号。过去多数人认为是外星人作祟，自从量子力学的平行宇宙和超弦理论诞生后，学者又倾向认为百慕大区域可能是多维时空重合的接合部，飞机和船舶偶然通过时空交叉点即所谓虫洞时就会失踪，至于是灰飞烟灭还是进入异时空就不得而知。蒋云翔想到这苦笑了一下，如果真的遇到时空虫洞，也许会展开时间旅行吧，但到底是回到过去还是前往未来，哪个更有趣呢？ 飞机在闪电中穿行，但听不到雷声。一有轻微颠簸，蒋云翔就浑身发抖。他再下意识地看了看表，距起飞时间整整70分钟。 突然，一道闪电就在蒋云翔座位的舷窗外划过。飞机剧震之下，蒋云翔只觉眼前一片白光，随即失去知觉…… 第一章：平行宇宙 “达瓦里希！达瓦里希！” 我微微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一位金发碧眼的护士装束的小姐在急切地呼唤。我一时糊涂：飞机上空姐不是这样装束啊？缓了一口气后，多年的外语修养还是没废：这是俄语！“达瓦里希”是俄语中“同志”的意思！ 美国空姐居然讲俄语！嗯，也不奇怪，毕竟是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嘛，不会讲才是怪事。但怎么会对中国人讲俄语呢？还是“同志”？ 这时又一位医生装束的高大男子突然出现，用俄语急促地说：“奇迹！奇迹！昏迷了四年还能醒来！哦，斯大林同志万岁！”说完他转身猛冲了出去。 昏迷了四年！斯大林万岁？开什么玩笑。我试图坐起来解释，但很快自己就大吃一惊：自己身上居然插满各种管子，盖的是白床单，旁边是一大堆医疗仪器。自己是躺在病床上，是在医院里！ 难道万米高空上飞机失事自己还能存活？这也算天方夜谈吧。斯大林万岁！难道自己在大西洋的百慕大失事却到了俄罗斯治疗？“苏东坡”（指1989－1990年苏联、东欧剧变的**）已经20多年了，还有人如此信奉斯大林？ 我也懒得去想了，只看到护士小姐在手忙脚乱地调试、记录仪器，然后又突然想起什么，出去后拿了一碗汤汁给我喂下。是罗宋汤，我平时不大喜欢，现在只好勉强接受，但发现她确实挺会照顾人的，不由说了句：“斯巴系巴（谢谢）。”（为简便起见，以下俄语对话均不另行注明）。 护士一惊，手一颤，半碗罗宋汤居然泼到床边。她连声说对不起，忽然又飞快冲了出去，边跑边喊：“他会说话了！” 不一会，刚才冲出去的那个医生又和一个穿中山装、中国人模样的年轻人回来了。那个中国年轻人见我坐了起来，不由得冲了过来将我扶住，激动地说：“巫山兄，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 巫山兄？我一阵纳闷，在网上我也没用过这名字啊。这样都认错人，我一阵尴尬。那位年轻人也许看出了我的迷惘，急切地说：“巫山兄，不记得我了？我是王炳南啊！” 我认识的人中间没有叫王炳南的啊。但多年的党史研究使我想起了党史上名人、**著名外交家王炳南。我不禁抽了一口冷气：今夕何夕？ 王炳南叹了口气：“也许人醒了，记忆却没有了”。他又试探地问我：“1927年4月我们从武汉北伐河南与奉军作战，我是贺龙独立15师的营长，时巫山兄为11军的团长，我们曾并肩作战过啊！”（按：中华民国不用公元纪年而用民国纪年，中华民国于1912年元旦成立，1927年即民国16年，换算公式是民国纪年数字加上11即为公元纪年。本文为照顾读者需要，故采用公元纪年，无须不停换算，并非违背历史真实）。 我不禁寒毛直竖。这时我深厚的历史知识已显露出来。1927年4月，奉系军阀部队由张学良率领进入河南，沿京汉铁路南下，威胁武汉政府。武汉政府举行讨奉战争，以唐生智为总指挥，进军河南。铁军第4军和第11军组成第一纵队，贺龙率领的独立第15师亦列入第一纵队序列。11军是由北伐的铁军第4军分出一部扩编组成，下辖第10、24、26师。第10师的师长是蔡廷锴，第24师的师长叶挺，第26师的师长杨其昌。3个师共9个团，其中只有1个团的团长号“巫山”，那就是26师77团的蒋先云！ 我怎么成了蒋先云？！我试探着问了一下：“这是哪里？” “你真的会说话了！湖南口音还没变！（没变？我本身就是湖南永州市新田县人）。哦，这里是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医院，是全苏联最好的医院了。要是在其他医院，说不定你就醒不过来了！这位是一直照顾你的科瓦廖夫医生，刚才那个漂亮姑娘是娜塔莎护士，也一直照顾了你4年时间”。 我对科瓦廖夫医生表示了由衷的谢意。但总觉得气氛有些诡异，于是又试探着问：“现在是哪一年？” 王炳南笑着说：“1931年啊，你从1927年昏迷到现在，整整4年！即使最乐观的人也不指望你醒过来了，幸好科瓦廖夫医生一直没有放弃，今天终于修成正果了。” 科瓦廖夫医生也非常激动：“这是医学的奇迹！你的身体和大脑看来完全恢复了，国际上也没有先例。嗯，我要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完又匆匆出去了。 王炳南说：“刚才我在外面，听说你苏醒了就冲了进来，还没有来得及向共产国际报告呢。你可是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大红人，现在他们一定会起用你了。”（当时苏共中央称联共（布）中央，这里按通俗说法，下同）。 我没怎么听进去，只是喃喃地说：“1931年，1931年……今天是几月几号？几时几分？” “9月18日，傍晚6时。怎么啦，哦，现在房间里开了灯，所以你不知道具体时间。” 我猛地一惊：9月18日18时！“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了！日军进攻沈阳了！我连忙问：“今天中国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 “今天没发生什么大事。你睡久了，休息一下就好。我叫护士进来照顾你，我也要向中国代表团报告。” 王炳南说完出去了。我却仿佛沉入了冰窖。 时空穿梭真的发生了。不会错的，1931年9月18日，共产国际，北伐，贺龙的15师，11军的团长，蒋先云，还有非常年轻的王炳南（那时他是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是回到过去了。问题是历史上蒋先云已于1927年5月28日在河南临颍牺牲，怎么王炳南一口咬定我就是蒋先云？难道我们二人真的相似他认错人？也不会，他说我在这躺了4年，而蒋先云正是1927年作战负伤不治的，离现在1931年正好4年。难道…… 我立即想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四处巡望，谢天谢地，右边的床头桌子上就有一面镜子。伸手去拿镜子时我略一犹豫：我会不会成为一个怪物？似乎不会。我终于将镜子移到脸前。 映入眼帘的头像英俊、威武、精悍，与我见过的蒋先云的历史照片有八成相似。至于和我自己，蒋云翔副教授，最多只有三成相似。我再看看我的身体，比原来的我瘦了一圈，但手脚动作还协调。可能是躺了4年饿瘦的，但我自己也不接受这个荒唐的解释。最明显的，我本来是高度近视，不戴眼镜面前白茫茫一片。现在的我没有眼镜，周遭却看到清清楚楚，快符合飞行员标准了。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思维还在，身体却换了。 借尸还魂了。时空错位怎么是这个样子？ 我叹了口气，躺回床上闭目思考。我毕竟是具有21世纪知识的人，分析起来，现在存在几种可能性： 一是看来我真的成了蒋先云，其实是具有了他的身体而已，但思维却是我自己的，还很正常，完整无缺。据说时空旅行都是整个人穿梭的，没听说只有思维旅行而与自己身体分离的。难道借尸还魂真的存在？ 二是时空错位。但到底是在我自己的时空中倒流回了70年前，还是进入了另外一个时空的1931年？按照相对论，时空倒流所需的能量大得不可想象，超光速也未证明存在。当然，宇宙中有太多的秘密，人类的智慧只掌握了极小的一部分，存在大量的未知空间。如果我只是在自己的时空倒流的话，那就问题大了，起码见不到父母、妻子和孩子了，中间永远相隔70年，除非找个时空穿梭机会跳到未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 三是时空分裂了。这是最有可能的。按照量子力学著名的双缝理论，一个量子穿过左边的点时，必然又分出另一个量子穿过右边的B点。但在同一时空中的人，只能看到量子穿过左边的点，而看不到量子穿过右边的B点；而另一时空的人，却只能看到量子穿过右边的B点，而看不到量子穿过左边的点。换句话说，量子进行双缝穿越时，波函数坍缩了，时空分裂了，形成了“左世界”和“右世界”。这就是美国物理学家埃弗莱特提出的“多世界解释”（Mny　Worlds　Interprettion，简称MWI）。埃弗莱特的理论被人们理解成：当电子通过双缝的时候，宇宙神奇地“分裂”成了两个独立的宇宙，在一个里面电子通过左缝，另一个相反。这样一来，宇宙的历史就像一条岔路，每进行一次观测，它就分岔成若干小路，每条路对应于一个可能的结果。而每一条岔路又随着继续观察而进一步分裂，直至无穷。但每一条路都是实在的，只不过它们之间无法相互沟通而已。这一理论也被称为“平行宇宙”理论，无数宇宙同时存在。 从宇宙诞生以来，已经进行过无数次这样的分裂，它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很快趋于无穷。我们现在处于的这个宇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在它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其他的宇宙。有些和我们很接近，而那些从遥远的古代就同我们分道扬镳的宇宙则可能非常不同。也许在某个宇宙中，小行星并未撞击地球，恐龙仍是世界主宰。在某个宇宙中，埃及艳后的鼻子稍短了一点，没有让罗马统治者恺撒和安东尼怦然心动。那些反对历史决定论的“鼻子派历史学家”一定会对后来的发展大感兴趣，看看是不是真的存在“历史蝴蝶效应”。在某个宇宙中，格鲁希没有在滑铁卢迟到，而希特勒没有在敦刻尔克前下达停止进攻的命令。而在更多的宇宙里，因为物理常数的不适合，根本就没有生命和行星的存在。 这个理论实在太惊人了，为了一个小小的电子从左边还是右边通过的问题，我们竟然要兴师动众地牵涉整个宇宙的分裂！爱因斯坦曾经说：“我不能相信，仅仅是因为看了它一眼，一只老鼠就使得宇宙发生剧烈的改变。” 不管怎么说，这个玄妙的平行宇宙理论得到了当代大多数权威物理学家的认同！1999年在剑桥牛顿研究所举行的一次量子计算会议上，与会的权威科学家对所信奉的量子论进行投票，平行宇宙理论居然有30票，而其它量子理论加起来只有10票！在宇宙学家和量子引力专家中，有58％的人认为平行宇宙是正确的理论，而只有18％明确地认为它不正确。这个古怪的理论，居然是目前最科学的！ 如果平行宇宙理论正确的话，那么在我原来的时空中，蒋先云于1927年5月28日在河南临颍阵亡时，就必然分裂出另一个没有阵亡的“蒋先云”！就象现在那个在床上躺了4年又苏醒的植物人那样（就是现在的我）。不过肯定是在另一个时空中。平行宇宙中，不同时空的沟通只能通过时间虫洞来实现。如果真是这样，2011年9月18日我乘飞机穿过百慕大三角时，无意间穿过了时空虫洞，来到了这个时空的1931年，整整相差70年。为什么偏偏是我来到这里，其他人、包括刘洲亚将军呢？有没有来到这里？如果他们也来到了，我又怎样找到他们？ 我苦恼地摇摇头。还有，为什么我只是意识来到这个时空，那我的身体呢？我慢慢回忆起我在军事科学院听过的某物理学院士的一个量子力学讲座（我的量子力学知识就是从那来的），好象他提到过，著名物理学家诺伊曼（就是计算机的发明者）认为在量子双缝穿越中，波函数坍缩了，意识也跟着坍缩了，意识决定物质！这与唯物主义恰恰相反，我当时嗤之以鼻，现在看来很可能是正确的！还有，按照量子力学的“退相干理论”，意识永远存在，也就是说某个人的意识在整个宇宙中是连绵不断存在的，某一时空中某个人死了，似乎意识也没有了，但在其它某个时空中一定还存在，只是两个时空无法交流而已。就整个宇宙而言，意识永远不死！我，蒋某人，也许在自己的时空中**已经完蛋了，但意识却穿越虫洞来到这个时空，并且意识决定物质，不知怎样寻找上了蒋先云的身体也就是物质存在！ 我一阵头疼。到此为止吧，再量子理论下去我自己就先分裂了，象成龙高喊“Who　m　I”了。现在，我必须明了自己的处境，才能作出决定。 嗯，历史知识还没忘，历历在目。首先，这些所谓量子理论千万不能向苏联人兜售。30年代的苏联左得厉害，一个李森科的伪科学就大行其道，多少遗传学的科学家被迫害致死。要是拿出这个比遗传学玄妙万倍的量子力学理论，非身首异处不可，苏联的大肃反可不是玩的。 其次，必须自保。按照王炳南刚才的说法，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蒋先云还是很重视的，准备委以重任。什么原因呢？根据历史记载（就是我那时空中发生过的事，下同），北伐时苏联总顾问鲍罗廷、苏军顾问加伦将军（就是后来的布柳赫尔元帅）对蒋先云是赞不绝口的，虽然两人1938年在大肃反中双双被处决，但现在是1931年，两人还是苏共高层大红人呢。他们肯定美言了几句。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我梳理了一下记忆，得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结论：蒋先云的工人身份。 当时苏联对工人身份是非常看重的，提出苏联就是以工人阶级为基础。苏共中央对中国**一直不满意，就是认为**党员农民成分太多，工人太少。所以少数工人代表哪怕并不出色，也得到苏共的高度重视和重用。如项英，斯大林亲自接见并赠送小手枪，待遇之隆无出其右；其他工人成分的，如向忠发居然担任了党的总书记（也是唯一叛变的总书记）、李立三一度把持**中央大权。 至于蒋先云，不但与**、李立三、**共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还独自领导了水口矿大罢工，这一经历也怕是无出其右了。北伐时他担任过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大叛徒顾顺章也担任过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后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人出身，就是当时中国**员的金字招牌，一些平庸之人，如卢福坦、王竹声等靠此进了政治局常委，不过都叛变了，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象蒋先云这样，无论领袖气质、理论水平、军事素养、宣传鼓动等方面都是绝对优秀的领导过工运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不过北伐时国共合作，**并无绝对的人事权。国共分裂后，象向忠发、卢福坦、王竹声这样的庸人都飞黄腾达，如果蒋先云还活着，早就提拔了。按现在的话说，坐直升机上去了。 因此目前我明智的做法是：保持自己的蒋先云身份。植物人4年，没有巨大的金钱投入是维持不住的，苏共和共产国际下了这么大本钱，也就是看上蒋先云的工人招牌吧。但也要小心，**也领导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但后来鼓吹湖南农民运动，就被共产国际打入另册。看来，我应该象李立三那样，保持“工人本色”，那样不但可保住性命，说不定还可进入**高层。 想到李立三，我猛然醒起：对了，蒋先云还有一特殊身份，就是李立三的妹夫。李立三的妹妹是李祈欣，嫁给蒋先云后，于1927年初在武汉生下一小孩，现在算来将近有5岁了吧？其时蒋先云北伐河南，应该没见过小孩的面。想到这，我十分懊恼：读历史的时候怎么没去了解李祈欣后来怎样了，还说自己是蒋先云研究的权威呢。现在自己一无所有（除了意识之外），到时面对母子两人怎么办？ 先不去想他了。我订下自己的生存策略：一定要迎合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现在的政策，尽量左倾，赢得信任。回国后再看怎样调整应付吧，先对付眼前再说。 眼前首要的，应该找些当前的苏共中央出版物读读，看看内容是否与历史书写的一致。如果一致?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7 部分阅读 眼前首要的，应该找些当前的苏共中央出版物读读，看看内容是否与历史书写的一致。如果一致就好办了，我只要奉承迎合，就能避过无数暗礁，免去杀身之祸。比如李立三路线1930年底已经遭到共产国际的猛烈批判，王明、博古当道，我这个李立三的假妹夫，必须与他划清界限。想到这我得意地笑了笑：谁叫自己是21世纪的人呢，比现在时空的人多了70年知识和历史，还不智珠在握？不过我有些后悔我学的是军事历史了，要是我研修的是武器装备，说不定还能造出原子弹。 很快我又想到更后悔的事：为什么现在是1931年9月18日呢？“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夜晚10时，莫斯科与沈阳相差5个时区，如王炳南所说莫斯科现在是傍晚6时的话，事变已经发生1个小时了。要是我早点来，决不能让日本侵占东三省！ 看开点，也有值得庆幸的。要是1945年来，虽然能看到抗战胜利，却不能亲手杀日寇了。 想到这我猛地一震：莫非天意弄人？我在研读中国现代史和抗战史的时候，经常扼腕击节而叹：要是我当时在场，就如何如何，定能改写历史。现在上天不是正给我一个机会吗？让我托付于一位盖世豪杰的体内，凭借他在国共两党的特殊关系、自己精深的历史修养和70年后的未来资讯，如果能以此跻身历史大舞台，定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的博士论文《抗日战争期间中**队作战效能相对优化浅论》中的观点岂不可付诸实践？1931年不算早，但也不算太晚，东北沦陷已不可避免，但假如能尽快成为**领袖人物之一，当可尽量避免极左路线给红军造成的损失，到时率领八路军以更强大的力量走上抗日战场，给日军以更大的杀伤，最终战胜日寇，将“九·；一八”国耻日变为胜利日！ 岂不快哉！岂不快哉！ 当然，一切以这个时空发生的事件与我所在的时空中的历史相吻合为前提。就算开始完全吻合，那随着我的介入，改变了某个事件的进程，以后的事件岂不全都跟着改变？我又用什么作参照物，岂不打回原形？这就是“蝴蝶效应”啊！ 先不想这么多吧，还有很多细节问题，如从哪着手进入这个历史大舞台，要细细考量。斯大林的雷霆手段可不是吃素的，一步走错满盘皆输、人头落地啊！ 渐渐地，我进入了梦乡，冥冥中似乎感受到历史使命的深切召唤…… 第二章：苏联受命 醒来后，窗外已是阳光灿烂。王炳南就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连忙示意我躺着，连声说：“巫山兄，我真是佩服死了！昨晚你还问中国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今早就接到共产国际通知，昨晚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发动突然袭击，已攻占沈阳城。看来你是未卜先知啊。难怪人们说你是‘黄埔三杰’之首，躺在床上还能知天下事，果然厉害啊！” 我心里一惊：绝对不能让我的“特异功能”被别人察觉。于是嘴上敷衍着：“诸葛亮不出隆中而知天下三分，那时还没有报纸和电报呢！”接着我插开话题：“我昨晚想了想，不错，北伐时我是11军26师77团的团长，大家同在第一纵队，是有一面之缘。” 王炳南非常高兴：“看来你是完全康复了。等会科瓦廖夫医生和一批权威医学家要来给你作全身检查，如果没事就可以出院了。” 我又试探着问了几个关键问题，答案都令我失望。首先，除了“我”，莫斯科没有中国来的“不速之客”。其次，我身边没有什么异常的东西，我原指望手提电脑和手机之类的现代化装备都没有来到这个时空。看来，我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了。幸好我的记忆还不错。 检查一切顺利。科瓦廖夫医生等表示我身体的机能和智力水平完全正常。王炳南帮我办理了出院手续，我向医生、护士道谢后，乘车离开了这座我的身体已经躺了4年的医院。 王炳南安排我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住下。这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的庄园，叫作银色别墅，因其白色的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得名。楼房面临公路，楼后是漂亮的花园，穿过花园是座小山，山上长满树木。山后有条溪流，两岸绿树成荫。别墅附近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落的农舍，田野一片金黄，正是深秋的景色。 阳光和熙温暖，但空气中已略有了寒意，冬天即将到来了。我舒适地躺在花园中一张椅子上闭目养神，旁边桌子放满了一大堆书和报纸。 我来到这座别墅已经一星期了。这段时间里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大量报纸和书，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真理报》塔斯社的社论，王炳南也不时过来与我交谈。我不觉放下心来。没变，与历史上1931年的苏联和中国一模一样，自己不觉又多了几分信心。现在，该构思一下细节问题了。 下午，王炳南将我接去了莫斯科特维尔斯卡亚大街（后改名高尔基大街）的共产国际总部。我知道，考验开始了。 在总部一间小办公室内，两位显然是高层领导的高大苏联人与我对面而坐，王炳南陪同。我只知道当时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有个米夫，见过他照片，这两人却不是米夫。我的俄语讲得极好，凑巧历史上蒋先云也精通俄语，曾到苏联作了半年翻译，倒也天衣无缝。我暗暗庆幸：当初为了研究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选修了俄语，否则今天就原形毕露了。 经王炳南介绍，这两人是库西宁和马基亚尔。共产国际下属有一个东方部，部下分3个二级部，即远东部、中东部、近东部。东方部部长是库西宁，副部长有马基亚尔、米夫等，米夫兼远东部部长，实际上管中国**。我记起来了，米夫现在应该在上海，给王明撑腰，是中国革命的“太上皇”。 库西宁和马基亚尔询问了许多问题。我早有所准备，对答如流，滴水不漏（实际上都是些极左口号，自己就快恶心死了）。两人邀请我共进晚餐，看得出来，他们对我是十分满意的。 回到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别墅后，我期待着与苏共中央高层的见面。 9月28日，王炳南接我前往克里姆林宫。我明白，我的人生成败再次一举。 由于脑海里一直在思考如何应对，进入克里姆林宫穿过重重宫殿，我都无心留意周围景色。很快，我们进入了一个小会议室。 会议室很小，一张长桌子和十来把椅子。就座的人却把我下了一跳： 斯大林。 拿着烟斗的斯大林，就活生生地坐在我眼前。他个子很小。据历史记载，他身高仅1。64米，也不魁梧。但眼前这个人，那强烈的领袖气质、绝对的权威、深邃的眼神、显现出的钢铁意志力，使人觉得他十分高大，必须仰视。 我一阵晕眩，时空错乱的感觉又出现了。 “不要紧张，蒋先云同志”。最边上的一个人说话了。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入座，环视了一下。 苏共历史上最高层的领导人，原来只在照片上见过的领导人，很多都坐在对面。 莫洛托夫（外交部长）、伏罗西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这三位是元帅，不过是1935年封的，现在1931年还没有军衔制）、曼努伊斯基（当时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35年才由季米特洛夫接任）。 还有一个人，眼神很阴险，看一眼就令人不寒而栗。介绍才知道，是大肃反中杀人不眨眼的“契卡”负责人亚戈达。当然比起贝利亚来，他是小巫见大巫。那我这个“巫山”呢，是不是“中巫”？想到这，我已完全放松了。 在座职务最低的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他首先发话：“蒋先云同志，斯大林和政治局领导想听听你对国际局势、**运动和中国形势的看法。” 我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当今世界，正处在资本主义总崩溃、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夜！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现在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陷越深，已经证明了伟大领袖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同志的论断，帝国主义是在作腐朽、垂死的挣扎了，很快就要灭亡！国际**运动的革命时机和**即将到来！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对苏联来说，我完全拥护斯大林同志的决定，全力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高国家工业化水平，赶超资本主义大国。托洛茨基搞机会主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妄图放慢工业化步伐，这是对苏联人民的犯罪！必须对他们尽快审判！” 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因为反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跃进指标，而被斯大林定为反党集团，不过1936年大肃反时才审判，我在这里必须抢先表态。 “我深信，完成工业化的苏联，必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将会率领全世界无产阶级，一举粉碎帝国主义，将革命的火炬点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说得好！说得好！”三位元帅情不自禁。毕竟是军人，性子直率。 “好，好。”　莫洛托夫接着说：“日本已经侵占了中国东北，也就是你的祖国，你怎么看，蒋先云同志？” 好你个老谋深算的外交家，要是真的蒋先云在这，肯定被你害死了。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风起云涌，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事变发生后，**、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文告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坚决主张抗日为首要任务。 但是**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而是盲目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作主要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也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而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他们一味强调所谓“进攻路线”，在王明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把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王明的做法，使中国**在国内丧失了很大一部分民主派和进步人士的支持，搞乱了工人和农民的思想，他们把中国**看作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附庸，居然把苏联的利益看得高于中华民族的利益，使中国**陷于孤立。 要是真的蒋先云现在活着，以其军人的血性，肯定要表态打击日本、还我河山吧。如果这样就死定了。 现在是1931年9月28日，苏联对中国局势的看法还未完全形成。我作为21世纪来的人，当然预先知道了苏共中央的决定。 “日本发动事变侵占我国东北，我判断主要不是要侵占全中国，而是点燃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要将中国东北建成反苏战争的基地，伺机对苏联动手，灭亡苏维埃国家，实现他们在日俄战争中没有达到的目的。” 日俄战争，触到了苏联的痛处。苏联灭了沙皇俄国，却继承了它的大国沙文主义。日俄战争俄国失败，苏联也引为耻辱。1945年苏军出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带队拜祭旅顺口日俄战争中阵亡俄军将士的亡灵，宣称：“给日俄战争报仇了。”就直接体现了这一思维逻辑。 看得出来，我的这番言论，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人都很意外。提到这个日俄战争，就搔到了苏联领导人的痒处。这就是我的中国功夫——点穴。一点就灵。 “因此，中国**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负起责任，一切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可以提出类似‘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至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与日本的矛盾，而是反革命与革命的矛盾，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 “说得太好了！蒋先云同志！”　曼努伊斯基一下站了起来：“你有这样高的觉悟，真是想不到啊！” 斯大林平稳地发话了：“你对富农问题怎样看，蒋先云同志？” 又是一个陷阱啊，多少革命家死在里面了。“我认为，就苏联来说，当前工业化和农村的集体农庄制度，必须两条腿走路。富农是集体农庄最大的敌人，从长远看，必须予以消灭。近期看，可以先限制和剥夺，比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当时是共产国际提出的。斯大林1933年才实行消灭富农的政策，我提前一年多就说出了斯大林内心酝酿已久的话。“至于中国国内，我听王炳南同志介绍，中央苏区现在搞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这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是很危险的”。中央苏区的富农政策是**同志搞的，我为了迎合斯大林，现在迫不得已对伟大领袖“开刀”。 “你说得对，蒋先云同志。”斯大林站了起来，抽了一口烟。我看《朱可夫元帅回忆录》提到过，斯大林点燃烟斗并猛抽一口，就是他心情好的标志；如果烟斗中没有火，那就不妙了，就是雷霆震怒的前奏。现在他的烟斗烧得通红，看来是对我非常满意了。 “你对中国红军的军事战略怎么看，蒋先云同志？”发话得是国防人民委员伏罗西洛夫，开口不离本行。 “王炳南同志给我提供了一些资料。我的感觉是，中国工农红军实行的是游击战术，作为权宜之计尚可。但现在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成功。鄂豫皖根据地也取得了胜利。红军已经壮大了，已经具备了与反动派决战的实力，可以进行北伐那样的大兵团作战。虽然李立三的‘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战略过急，但现在的游击战术也过缓。我的意见，是先打下几个中心城市，争取在一省或数省先取得胜利，积累经验后进入决战，争取早日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再与日本算帐，武装保卫苏联。”　我记得历史上的1932年1月，**临时中央贯彻共产国际意见，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作为战略目标。 “你可是李立三的妹夫啊。”一旁阴冷的亚戈达突然冒出一句。 这点关系对契卡来说根本不是秘密，我也不打算隐瞒。“我知道，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我要与他划清阶级界限。” “还必须与他妹妹离婚，脱离关系。”亚戈达补充说。“那是当然。”一般来说，蒋先云抛弃李祈欣对她肯定是重大打击，但我不是蒋先云，只是一个冒牌货，还是摆脱她好。 “如果由你指挥，你要怎样打下中心城市？”问的是布琼尼。 这个问题难不倒我。“之前中国红军打不下中心城市，是因为缺乏重武器，不象苏联红军有大炮。我认为，攻城一是要勇猛，全线猛扑但又集中突破一点（我知道斯大林对集中优势兵力是非常重视的），北伐时武汉就是这样打下的，加伦将军对此很清楚。”加伦即布柳赫尔，北伐时任苏军总顾问，指挥过攻克武汉。我目光转向他，见他点了点头。“还有就是进行坑道战，用大量黄色炸药爆破城墙和工事。红军中有不少矿工，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参加过安源路矿大罢工和水口罢工，那里懂挖坑道和使用炸药的矿工很多，也可以利用起来。”这里我一是突出我领导过罢工的工运身份，而是迎合斯大林对矿工的偏爱。当时斯大林正准备开展向矿工斯达汉诺夫学习的运动，我又搞个“提前量”。“我有信心，在中国大地上演保卫察里津、攻克彼列科普的光荣，锻造出一支象第1、第4骑兵军那样的精锐部队！”这些战例和部队，都是斯大林、伏罗西洛夫、布琼尼和布柳赫尔的骄傲。 “很好，看得出你是认真思考了的。”斯大林发话了，我知道他要做总结发言了。“你没有选错人，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是布柳赫尔的名和父名，苏联人这样称呼时表示对对方的尊重（为避免苏联人姓名之长，以后不再这样表述）。“共产国际的推荐也是正确的。” 布柳赫尔、曼努伊斯基、库西宁露出了笑容。显然，如果我一句答错成为“阶级敌人”，他们也跑不掉。现在他们的宝是押对了。 “蒋先云同志，你的优秀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决定把你派回中国去，挑起中国革命的担子。” “也许，蒋先云同志需要在苏联再学习深造一段时间，斯大林同志。”亚戈达出声试图阻止。果然不愧是契卡的老狐狸，没有被我搞晕，闻到了一丝不对劲。我有些后悔，也许，我的演戏过于完美了，以致有些不真实？但不管怎样说，契卡再厉害，也是不知道平行宇宙理论的，还有借尸还魂。 “不必了。蒋先云同志刚恢复记忆，只看了一星期的书，就有这样的理论高度和水平，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堪称天才。” 我欲擒故纵：“亚戈达同志是对的，我也许应该再学习……”此时我早已归心似箭、早日回到祖国大展身手。但心急吃不得热豆腐。我了解斯大林的秉性，作出的决定是不轻易更改的。 “中国革命需要你。”斯大林一锤定音。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决定由基辅军区司令员朱可夫担任总参谋长。朱可夫推辞，斯大林就说了句：“总参谋部需要你。”看来这是他的口头禅。 “我们决定派你回中国参与主持红军的军事工作。”伏罗西洛夫说。斯大林接着说：“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也很需要你去解决，但没办法，不能把你分成两个人使用。农村问题还是让陈绍禹多操心吧，**那套不行。” 陈绍禹就是王明。我连忙表态，决心坚决完成任务。 斯大林转向曼努伊斯基和库西宁：“你们派人和蒋先云同志沟通一下，按上述意见起草一份给中国革命的指导电报，报政治局后发给米夫。另外，叫他安排蒋先云同志抓军事工作。” 送我出门后，布柳赫尔快步走上来，张开双臂。“加伦将军！”我也上去与之热烈拥抱。尽管我是个冒牌货，但对布柳赫尔这个正直、真心帮助中国革命的军人是非常尊重的，这样做是发自内心的。 我的眼泪很快泉涌而出。布柳赫尔安慰说：“别哭！你躺了4年，我都以为没希望了，现在你能康复，见到老朋友，应该高兴才对！” 我已不自禁痛哭流涕了。加伦将军，你知道吗，再过7年，你就要被肃反掉了，而且死前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我是为自己无力挽救你的悲惨命运而痛哭啊！ 第三章：北伐双雄 人力有时而穷。我虽然有着未来资讯的巨大优势，但要阻止苏联的大肃反是根本不可能的，否则自己还要搭进性命。我也想过挽救布柳赫尔的办法，比如请他再次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离开莫斯科这个是非之地。但现在他是苏军最高领导人之一，又全力狠抓远东苏军的建设，调来中国当顾问也不合其身份。 我硬下心肠，开始着手准备回国事宜。由苏联回国，以前一般是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转入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北宁线入关。但现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军队在嫩江铁路桥激战，中东铁路已经不通车了。所以共产国际安排我先坐火车去德国，由德国**接上，安排乘船前往上海。共产国际原先计划派人全程陪同，我婉言谢绝，坚持我一个脱离革命中心已经4年的默默无名之辈，一个人反而更安全。确实，苏联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每个苏联人都受到西方间谍机构的高度关注，目标太大。最后共产国际同意了，叮嘱我注意安全，告诉了我在德国的接头地点，以及到上海找**中央的地址和接头暗号。实际历史上，周恩来、瞿秋白等高层领导人从苏联回国也不过是两三人随行的。 苏联人的效率还是很高的。就在斯大林9月28日接见我之后的2天，9月30日，我拿着以假乱真的护照（当然是假名），踏上了从莫斯科开往柏林的国际列车（一般人认为当时苏联被西方封锁，其实不然，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记载他30年代通过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莫斯科去到柏林）。 10月2日，列车驶入了柏林腓特烈车站。我自己找个旅馆安顿好后，没有急于与德国**取得联系，因为我有自己的打算。 次日一早，我步出旅馆，沿着腓特烈大街走到兰德维尔运河的大街尽头，左转入吉特什涅尔大街，又钻进了一条比较僻静的街道，来到一间标有中文的小饮食店前。 我这样走，当然不是为了散步，也不是专程前来这里吃中国早餐。 由于时间早，店里没有顾客。一位小老板装束的人背对着我，正在店门口的摊档上煮什么东西。 我没找错地方。站了一会，我才徐徐说了句：“叶师长，您早。” 小老板猛一回头。他先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看到我肯定的眼神，迟疑了一会，才迅速走过来抓住我的手：“巫山，真的是你？” “是我，希夷兄”。 希夷是叶挺的字。这个看上去有点落魄的小老板，就是当年威震中华大地的北伐名将、铁军独立团的团长叶挺。1927年他任第24师的师长，所以我称他为叶师长。 叶挺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营长。加入**后，担任我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第4军独立团的团长。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肇始。叶挺在北伐战争中蜚声中外，1927年在我军建军著名的三大起义中，叶挺先后担任过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和广州起义总指挥，如此资历在党内军内均罕有其匹。**曾当面赞誉他为“**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1955年授衔，几位老帅闲聊，陈毅说：如果叶挺不死，十大元帅中就有两位叶帅。叶剑英一听忙说：如果叶挺活着，新四军就出两位元帅了。 但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退出了中国**，告别了轰轰烈烈的国内革命战争舞台达10年之久。这里面有段曲折的历史。 1928年，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已经在莫斯科开始。叶挺接到党中央通知，要他到苏联莫斯科去休养治病，同时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在大会上，叶挺的广州起义报告受到了米夫、王明集团的严厉批评与无情打击。在王明一伙的影响下，共产国际也没有人理睬叶挺。当时莫斯科东方大学打算邀请叶挺前往作关于广州起义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知道后马上进行干预，不让叶挺去作报告。对于这些不符合事实的无理指责，叶挺感到极其苦闷和彷徨，性格刚毅的他一气之下独自离开莫斯科，自动脱离中国**，漂泊德国，从此度过了十载的流亡生活。期间他生活十分艰苦，只能靠打工过日子，后来才开了个小饮食店，勉强糊口。 关于这次出走，叶挺在抗战时期曾多次表示这是他“一生的遗憾”。1946年他重新加入**时也说过：“那时党内清算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情绪的影响，与国民党、**都脱离了关系。”后来，叶挺曾一再谈起脱党这件事情的教训：“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可耻！”“干革命不容易的。革命路上，随时都会碰上艰难危险，会有挫折和失败，但是，要干就要干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刀放在脖颈子上，也要把革命继续干下去！” 抗战爆发后，叶挺回国就任新四军军长，但由于不是党员，不仅不能参加核心讨论，也不能看文件，实际上被完全架空，有职无权。气愤之余，他几次提出辞职并离军出走，被周恩来劝回。皖南事变后叶挺关被了四年监狱，待到终于获得释放，又重新入党，眼见前途一片光明，就要大展拳脚，却又遇上了飞机失事，含恨九泉。叶挺的一生犹如汉代名将李广，充满坎坷，其悲剧遭际真是令人扼腕不已。 我不能让这位旷代名将就此埋没。从历史书上我知道他现在就住在柏林这个地方，所以找上门来。 “希夷兄，人说吃在广州，以前我尝过你的手艺，确实口福不浅。不请我尝尝。” “唉，是我怠慢了顾客，请坐请坐。” 坐下后我仔细打量了这个真实出现在我眼前的北伐名将。望着他落魄的样子，心里一阵酸楚。叶挺以带兵严厉刚毅闻名，北伐湖北时夏斗寅叛变，北伐军一部抵挡不住溃逃。这时叶挺骑着白马飞奔上前，所有溃兵见到白马立即转向，躺在担架上的受伤军官也立即跳下，率部投入反冲击，可见叶挺治军之严，官兵畏之如虎，堪称巴顿式的铁血猛将。现在的他，一脸疲惫，为糊口而起早贪黑，跟街边的摊档小老板没什么两样，哪有一丝铁军名将的风范？ “巫山，你不是在前线身负重伤、去苏联疗伤吗？几年没有你的音讯，我以为你已经……” “在床上躺了4年，刚刚才好。”我开门见山：“希夷，我这次来，是请你出山的。”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哦，这几年我的遭遇你不知道吧，我已经……” “你的遭遇我全知道。”我打断他，喝完最后一口粥：“你的手艺退步了，走，到你家去，我要尝尝秀文嫂子的佳肴。” 叶挺的妻子李秀文是澳门的大家闺秀，是叶挺的贤内助。叶挺流亡德国，李秀文一直陪在身边。1931年，我算了算，他们的儿子已经1岁了。 大革命时候，叶挺这位名将对蒋先云是非常看重的，蒋先云对叶挺也非常敬重，常到叶家作客。北伐时，两人双双打出声名，号称“北伐双雄”。现在，在遥远的柏林，即将上演一出“双雄会”。 不出所料，叶挺的住处十分简陋。与李秀文嘘寒问暖一番后，李秀文沏下一壶茶，就以照看孩子为名出去了。他知道我们有大事要谈。 “巫山，不瞒你说，这几年我迭遭打击，已经心灰意冷了。出山之事，怕要辜负你一番好意啊！” 也许他不知道我现在的底细，居然要试探老战友一番。“希夷兄，你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我指了指角落桌子上的一堆德文军事书：“你的心冷了，血还是热的。” 我研究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除了修俄文外，对德文也有涉猎，不过不如英文、俄文娴熟。扫了一下，就看到其中一本书，是鲁登道夫1929年出版的《总体战》。 叶挺一怔，突然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我是不甘心啊！前年5月，国母庆龄女士从苏联途经柏林回国时，特意抽空来看我，并对我予以接济；不久后周主任（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般下级都以周主任称呼）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回国途中经柏林时又专程前来，对我进行了严肃而诚挚的批评，讲了好多道理和形势，最后批评我：‘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我何尝不想投入革命的大洪炉中，投入热血沸腾的战斗！但蒋介石不放过我，全国通缉；党这边，我又已经脱党，是挂了号的人。党内斗争的残酷，我是知道的，许多坚定的老党员都被打到了，何况我这个掉队的，回到以前是不可能了。周主任虽然表了态，但他不是一把手，我怕他到时说不上话，反而会给他带来麻烦，所以拖到现在还在这里。” 宋庆龄、周恩来在柏林见叶挺是历史上确有其事。而叶挺回国已是1932年秋天了。我要提前一年把他弄回去。 “希夷兄，今时不同往日，日本已经侵占东三省，每个热血男儿都恨不杀敌死，你这位铁军名将就甘心在这卖早点吗？不然你研究德**事干什么？” “巫山，九一八后，我恨不得早日回国杀敌，这几天专门去图书馆借了军事书。德**队是世界最强大的陆军，我想进一步学习新的军事科学，特别是掌握有关工兵等方面的知识，研究爆破技术，准备日后有机会时再返回祖国显一番身手，但奈何报国无门啊！” “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开这扇门的！有的话这里不方便说，你叫秀文嫂子进来，我叫他帮你收拾一下行李，你和我一块回国。” 由于叶挺的儿子太小，我劝李秀文先留在德国照顾小孩，并给了他一张金本票作生活之用。现在全世界陷入经济危机，德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受危机打击格外沉重，希特勒也趁机上台。现在德国马克贱如纸，买不到什么东西，但瑞士银行的金本票却是硬通货（美国当时也好不到哪去），可以买到稀缺的物品。共产国际这点小钱还是有的，我估计足够他母子二人10年开支了。 告别叶挺一家后，我坐出租车前往菩提树下大街的某处，与德国**接上了头。联络员知道我要来，正为我“失踪”而焦急，见到后自然喜出望外。之后两天，联络员带我参观了柏林市容。我在勃兰登堡大门、国会大厦等著名景点照了像，作为我来到这时空的证据。街面上一片萧条，但我知道，再过一年多，那个小胡子上台后，这里将成为令全世界颤抖的风暴中心，并将死亡旋风刮遍欧洲！ 欧洲的命运我是改变不了啦，这里将沿着历史的逻辑演变下去，直到几千万人死去，直到柏林变成废墟，直到苏联红军将红旗插上国会大厦…… 我突然想起什么，叫联络员去给我搞两件高级防弹背心来。我是现实主义者，今后我将卷入战争的洪流中，枪林弹雨中难保全身而退，要是中途夭折，自己小命是小，耽误了中国革命的宏图大业罪大。我用这个理由安慰自己。我在莫斯科试过，用刀子在手上刺出血来，看来我这个时空穿越者不是金刚不坏之身。除了超前的意识之外，我和这个时空的人没有任何区别，也有生老病死。 当时德国**势力很大，远超纳粹党，是国内第二大政党，在政府、军界都有广泛深入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瑞士银行的巨额金本票确实杀伤力巨大。联络员很快搞来两件高级防弹衣，是用多重尼龙缠绕制成，十分轻便，防弹效果也可以，对付“汉阳造”、“中正式”和日本的“三八大盖”没什么问题。特别是“三八大盖”，因过分追求精度而以杀伤力小“著称”，这种高级防弹衣对付“三八大盖”的子弹是绰绰有余。但这种防弹衣由于成本昂贵，二战中只装备德军高级将领，也确实救了一些将领的性命。本来，德**人以严守纪律闻名于世，盗卖军用物资不可想象。但现在是经济危机的特殊时期，连基本的面包、牛奶都很难保证，难怪有人抵挡不住瑞士金本票的诱惑铤而走险。要是等到希特勒上台，德国经济好转，这种事就不会发生了吧。 我暗叫侥幸。 10月6日，我和叶挺在汉堡港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豪华客轮。我们两人住在一个高级包间，在20多天的航程中无时不刻都在进行交谈，彻夜长谈更是常事，仿佛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巫山，你说可以让我报国有门，有什么好办法？”在船上看日出时，叶挺问我。这时天还很黑，天边只有一抹霞光。 “不瞒你说，现在我是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特别派往中国搞军事斗争的，指挥红军作战。” “恭喜你，你比我幸运。这是你应得的，无论哪方面你都是最优秀的，回国一定能大显身手。所有人都看好你，‘黄埔三杰’之首是名至实归的。但这对我没有用。周主任给我担保，我都谢绝了，就是怕连累他。巫山，你大好前途，不要因我而得罪人。” “我不是要你回到红军去，我是要你回国民革命军。” “白军？巫山，不要开玩笑了！你说这话是要人头落地的！我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就是打白军。**革命就是革国民党的命，红军打的就是白军。我脱党后，蒋介石几次派人来找我，许诺我出任军长，我一直没答应，坚决不回国民党。你不是要我叛变吧？” 看?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8 部分阅读 槭复闻扇死凑椅遥砼滴页鋈尉ぃ乙恢泵淮鹩Γ峋霾换毓竦场Ｄ悴皇且遗驯浒桑俊?br /> 看着叶挺疑惑的眼神，我微笑了一下以缓和气氛：“我是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信任的人，怎么会怂恿你叛变呢？” “那你的意思是……” “我是希望你恢复铁军4军的光荣传统。” “铁军？井冈山的红军称为红4军，就是要继承铁军的传统。你要我去那里？这行不通的。” “我希望你去的，是另一支4军。你也知道的，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这段历史叶挺当然耳熟能详。蔡廷锴指挥的第10师也参加了南昌起义，但起义军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时，该师行至进贤李家渡，师长蔡廷锴解除了部队**产党员的职务，率队转向赣东入闽，倒向南京政府。蔡廷锴的部队很快得到陈铭枢、蒋光鼐的欢迎与接济，部队扩编为2个师，仍属于陈铭枢之11军。1929年底两广军阀发生战争，战后不久粤军改为国民党中央军序列番号，原11军改为60师和61师，由蔡廷锴和蒋光鼐分任师长。以后该部由蒋介石调遣，在湖南衡阳一带打败张发奎部，随即北进直趋中原，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1930年底调江西“围剿”红军，更名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兼任总指挥，蔡廷锴后来又任十九路军军长。因此，十九路军是有北伐铁军种子的，说其有铁军传统并不为过。 “巫山，你是安排我打进十九路军策动起义吗？这不可能吧？” “起义当然不可能，不然蔡廷锴在南昌就跟我们走了。你去的十九路军，仍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但性质要变。现在十九路军在江西与红军刚血战一场，自相残杀令人痛心。我希望你去把打内战的十九路军，变成抗日的十九路军，枪口一致对外。” “只怕十九路军自己也作不了主吧，蒋介石已经逼它参加了三次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它也没有办法。再说，蔡廷锴南昌起义后叛变，我和他已经誓不两立。现在十九路军由蔡廷锴、将光鼐把持，他们那容我插进去？” “此一时彼一时。十九路军打内战是被迫的，现在日本已经侵占东三省，凡我革命军人无不义愤填膺。十九路军也是有血性，在抗日的旗号下是可以转变的。至于你怎么进去，我自有办法。” “什么办法？”叶挺急切地问。 “我问你，十九路军的老军长是谁？” “陈铭枢啊！” “陈铭枢就是你的突破口。他现在南京作寓公，南京、广州两个国民政府都不买他的帐，广东也被陈济棠顶着回不去，唯一的本钱十九路军这次与红军作战也损失惨重，再这样下去他就象张发奎一样，迟早变成光杆司令。你可以送一份没本大礼给他，他一定接纳你。毕竟他也是爱才的。” 叶挺更加一头雾水：“没本大礼？你就不要卖关子了，快说吧！” 我知道，要对叶挺摊牌了。也必须摊牌。因为，我太需要这名伟大的战友了。 “希夷兄，我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你不要惊讶，只知道我说的是绝对事实就行了。还必须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说。这件事太大，我要你发誓。” “什么天大的秘密？发什么誓？你这个‘黄埔三杰’之首，是谁都信得过的。” “可惜，我不是‘黄埔三杰’，希夷兄。” “啊？你开什么玩笑？我与你交往多年，不会认错人的。你不要玩野了。”叶挺一急，广东话就出来了。 “确切地说，我是半个蒋先云。”我望着漫天灿烂的朝霞，悠悠地说。 望着叶挺难以置信的神色，我终于活盘托出。 我从时空虫洞讲起，我这个军事科学院的副教授蒋云翔的思维怎么从70年后的某个时空来到这里，意识怎么与植物人蒋先云的身体相结合，就成了我这个样子。又怎样取得斯大林的信任，派我回国领导军事工作。 “你不必惊讶。量子力学、时空虫洞、平行宇宙，我也理解不了。但在我身上确实发生了，这是铁的事实，不由我不信。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我居然成为我一直崇敬的蒋先云，也许就是上天让我完成蒋先云烈士未靖的事业，也给中华民族另一个机会。但我孤掌难鸣，迫切需要你的帮助。” “我们现在有着巨大的优势。我有着比你多70年的资讯，在你看来，就是知道你们时空历史的演化、未来的轨迹，通俗说就是可以未卜先知。你想想，某场战役，你只能千方百计搞来敌人的点滴情报，只能靠推测来作计划。现在，敌人所有的部署和意图一清二楚，打起仗来岂不是砧板上宰鱼，十拿九稳？某个人的一生都可以看尽，就知道路该怎样走。” 接着我告知了我原来时空的历史演进，以及叶挺他今后的一生，怎样担任新四军军长却被架空、皖南事变后入狱四年、直到飞机失事与妻子李秀文一同遇难。“希夷兄，你觉得你这样的一生值得吗？为什么不与我一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呢？” 一番言论，令叶挺非常震惊，愣在那说不出话来。 “我告知你这些，不但是为你好，也是为党好，中华民族好，决没有私心，也绝对不会害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事实，你一定要相信。所以我要你发誓。” 看得出叶挺非常矛盾。但我有信心。我的共产国际身份是真的，手握红军的指挥权也是真的（我给他看了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证明信），而他，已经失去太多，与其这样下去，不如奋起一搏，改变命运！ “蒋教授，不，我还是叫你巫山，我发誓。”叶挺终于作出了决定：“那你实现革命大业的具体思路是什么？” “希夷，我问你，大革命那样朝气蓬勃，北伐那样势如破竹，主要原因是什么？” “那还用说，从大的说，是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促成国共合作两党合力；从具体说，则是黄埔将校的革命精神和北伐军、包括铁军强大战斗力，才能打倒北洋军阀。” “不错。我的想法是，以红军和十九路军两支铁军为联合基础，以黄埔精神和北伐传统为纽带，争取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两军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一致对外，抗击日本！” “巫山！” “希夷！” 北伐双雄的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此时，一轮红日从海天交界处喷薄而出，万丈光芒洒遍万顷碧波，也染红了漫天云霞。叶挺目睹这壮丽景色，不禁口占一首： 长风破浪彩云归， 北伐铁军双雄会。 心事浩茫连广宇， 于无声处听惊雷！ 多年后，当蒋先云与叶挺北伐双雄威震中外时，这次客轮上的“双雄会”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当然他们不知道核心内容，只知道两人共同进行了谋划）。一次叶挺无意中吟诵该诗居然被人听见，硬要他写出来。叶挺无法，只好将该诗发表，又引起巨大轰动，好评如潮。历史上叶挺诗词以《囚歌》闻名，现在其命运改变，囚歌是没机会写了（当然我在船上将叶挺未来的诗作“提前”告知了他，叶挺认为“将牢底坐穿”倒是符合他的风格）。不过有了这首“双雄会”，倒也算是对叶挺诗歌创作的补偿吧！ 在接下来的20多天，我将有关历史资料尽量告知叶挺，为保密没有用纸，而是要叶挺记住大概。叶挺不愧为人中之龙，记了个**不离十，看来是足够用了。我与叶挺还商定了在上海某处设立一秘密据点传递情报（见纸不见人），到时双方各自派人错开时间每天定时去取就行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远处，吴淞口已经遥遥在望。祖国啊，你的游子已经回来了。他们将用沸腾的热血，去温暖你太久的冰凉！ 第四章：重返铁军 “一切皆如先云所料，宁粤和谈、蒋介石下野、陈铭枢入主行政院都发生了。我因谋划有功，得到陈铭枢无比信任，担当了十九路军参谋长，与蔡廷锴、将光鼐消除了芥蒂，得以全力着手淞沪抗战事宜。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与先云预测的时间一模一样！我仅有的余虑彻底打消了，先云（确切地说是另一时空70年后的蒋云翔教授，但我宁愿这样称呼他）的确神奇，我要充分利用这一巨大的优势，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大展身手，实现一生的抱负。” ——摘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 （注：共和国成立后，同为开国元勋的蒋先云、叶挺双双隐退，随即撰写了秘密报告说明一切前因后果。该两报告只印了不到100份，作为最高机密存档。只有与历史大事件密切相关的共和国政府和军队的最高层人物才可看到，观者无不唏嘘不已。本文有关叶挺参与事件的记述，均原文引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特此说明） 船抵上海后，我与先云依依惜别，先云以防弹衣相赠，谓我北伐时常骑白马冲锋在前，太过冒险，现在我身份不同，肩负重任，要注意保护自己，亲眼见到共和国的建立。对此，我只有无言感激。 之后我从上海乘船抵达南京，于某天上午来到紫金山脚下一处幽静的山庄别墅前，对仆人说：“麻烦你向如公通报一声，就说老部下来访。” 如公就是陈铭枢，铁军的老首长。他字真如，一般人尊称其为如公。 陈铭枢是铁军的传奇人物。（以下资料凡1931年之后者均由先云告知，系他那个时空中发生过的历史。以后凡此均同，不另行注明）北伐时期，他同张发奎都是铁军4军的师长，仗打得好。1928年国民党军事杂志中登有蒋光鼐写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评价张、陈二人：“向华（张发奎）师长之蹈厉无前。真如（陈铭枢）师长之指挥若定。”铁军三分之后，张陈两军曾大战三次，张发奎还是以前那种作战方式，结果都遭到失败。这大概是古兵书上批评的“有正无奇，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阻”吧。反观陈铭枢之指挥若定，更多是靠谋略。1929年冬花县之战，先以防御态势顶住张发奎的“三板斧”，在其攻势被遏止向西退却时，由蒋光鼐率3个师转入战略追击。他不采取跟踪追击，而至广西北流，张以老办法从广东高州猛攻北流，结果大败，退到南宁附近，仅有的两个师缩编为一个师。1930年夏衡阳大战也是这样。当张桂军进至长沙及以北地区回师南下时，蒋光鼐率3个师在衡阳取防御态势，构筑工事，待其攻坚，当张桂军进攻受挫时，才转为攻势，将其歼灭。以上战例说明二人的用兵方略，陈较灵活，有在不同战争环境中的适应性。 在政治上陈铭枢也比张发奎的眼界宽阔，他虽然在1927年3月脱离铁军，投靠蒋介石，并参加了军阀混战和“围剿”红军。但“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他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拥蒋变为反蒋，并同中国**合作，积极主张反蒋抗日。“福建事变”失败后，他这一系统的铁军虽瓦解了，但陈铭枢等继续同**合作，坚持进步。他组织了中华民族大同盟及三民主义同志联谊会等民主组织，宣传抗日主张，动员抗日力量，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事业。1949年他和蒋光鼐、蔡廷锴出席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尔后一直在全国政协和人大任职。 陈铭枢的文化素养也是较高的。据北伐时第4军的苏联顾问戈烈夫在他写的《中国的军队》一书说：在北伐时，陈铭枢的公文箱很少军事书，却带了好些佛学。他认为中**人少读军事而喜读佛学是怪事。1957年反右派运动，对陈进行了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并作了错误处理，以至使这位长期与**合作，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不小影响的老朋友，于1965年抑郁而终。 进入客厅，一老人起身迎接。一眼看去，他原本刚毅的军人线条少了，两鬓已经斑白。与4年前相比，多了一份沧桑，也多了一份恬静。 “希夷，是你？” “是我，老军长。”（陈铭枢担任过从4军分出的11军的军长，我曾任该军24师的师长。11军也称铁军，故我叫他老军长） 坐下后，我拿出见面礼：“老军长，这是一点心意，请收下。” “正宗凤凰单枞？这可精贵了。希夷，这，送礼好象不符合你性格吧。有事就直说吧。” 我知陈铭枢性喜饮茶，尤好凤凰单枞。这是我用先云送的瑞士金本票在上海洋行买的，一般人根本买不到。 “老军长，不瞒你说，我这次确实为出山而来。” “唉，希夷，早知如此，何必当初？1927年第二次北伐后，你跟共党走，搞南昌兵暴和广州兵暴，蒋公暴跳如雷，对你全国通缉。后来听说你脱离**到了德国，生活清苦。蒋公多次相邀，许以军长之职，我也给你写过信，让你回到铁军来，你都没有回音。我和蒋公多次谈及你，都对你这位旷世名将就此埋没而叹息。现在我无官一身轻，说不上话了。希夷，你不要拜错神，还是去找蒋公为好。” 我微微一笑：“老军长，我这次不是为自己出山，而是为请你出山。” “请我出山？现在我已经关门静养，师从欧阳竞无大师研习佛学，对尘世已经看淡了。” “老军长，今一时彼一时。如果连年内战，我也反对你老军长出山。但现在国难当头，不由我辈军人退避三舍。” 陈铭枢是两广军阀中少有的拥护蒋介石的人物。但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抗日，逐渐转变为反蒋。我就是抓住这点来游说。 “不错，现在是日本人打过来了，蒋介石不抵抗，张学良也不抵抗，大好河山落入夷狄之手。我多次请缨，要求率十九路军北上抗日，蒋介石就是不许，把我晾在这里，我对他是彻底失望了，但有什么办法呢？” “老军长，你现在的资本就只有十九路军了。老蒋借刀杀人，将十九路军三次投入江西围剿红军。等到老本打光了，就会把你一脚踢开。” “老蒋的手段我怎么不知道？我只是不忍心国家分裂。一国两府，对团结抗日是不利的。” 所谓一国两府，是指当时国民政府分为南京、广州两个政府。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踌躇满志，目空一切，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想当五院院长之上的总统。不料，胡汉民起而反对。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中山先生的战友与助手，只有汪精卫等人才能与他相提并论，蒋介石的资历比不上他显赫。蒋介石一恼之下，恣意孤行，以宴请议事为名搞“鸿门宴”，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软禁于南京汤山。 胡被扣，在国内引起大哗，激起了又一次反蒋联盟的形成。拥胡的陈济棠在广东便当仁不让地充当了反蒋联盟的盟主。他于4月22日派人去南宁，向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转达释嫌修好，联合反蒋之意。处在上顾无望、艰难竭蹶中的李宗仁得此佳音，直觉峰回路转，求之不得，欣然同意。一夜间粤、桂化干戈为玉帛，由敌对而合作。李宗仁即派人去广州，洽商两广合作具体事项。 4月30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监察会四名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要求释放胡汉民。5月3日，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将领发出拥护四监委电，并宣布欢迎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来粤共筹团结反蒋大计。5月11日，李宗仁在广西率桂籍将领向全国发出“讨蒋通电”，唐生智等通电响应。 锣鼓一响，白崇禧、张发奎、叶琪，李品仙等于5月18日抵穗，就组织反蒋政府和两广军事统一问题与陈济棠等会商。几天后，李宗仁也赴广州，共策大计。又有孙科率领一批人潜离南京到了广州，并由他们邀请在香港的汪精卫来粤参加。5月27日，齐集广州的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正式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会上通过宣言，决定凡是国民党第一、二、三各届委员，只要愿来反蒋，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并决定另组国民政府，公布了组织大纲，次日广州民国政府成立，汪精卫被推为首任主席，广州国民政府发出通电，限蒋于48小时内即行引退。 蒋介石因非法扣留胡汉民，国内外舆论对他不利，加上在江西“剿共”也一再丧师失地，疲于奔命，若再对西南用兵，恐旷日持久，更加被动，故采取“冷处理”办法，期望粤桂方面内部分化瓦解，不攻自破。广州政府则密锣紧鼓，准备北伐。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为了缓和舆论谴责，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致电粤方，要求“罢兵歇争，共赴国难。”广州国民政府表示愿在适当条件下，息争御侮，并提出解决时局问题的3项原则：（1）蒋通电下野；（2）广州国民政府通电取消；（3）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另行组织统一政府。 这就是当时一国两府的背景。 “老军长，现在一国一府的机会就在眼前。” “你是指宁粤和谈？我听说老蒋派吴稚晖、张继等到香港摸底，不知情形如何？” “他们去是没有结果的。老军长，所以还得你出山。” “我？”陈铭枢苦笑一声：“老蒋哪用得上我这个和尚。” “老军长，此差使非你莫属。你的根基在广东，与老蒋关系又非同一般，是两边都瞩目和接受的人物。如我没有猜错，这两天老蒋就会派人来请你。” “咦，对了，希夷，你在国外多年，怎么对国内动向这样清楚？再说我原来只知道你会带兵打仗，什么时候对政治感兴趣了？” 我掩饰过去：“这几年我也没荒废，在德国一个博物馆发现了一份周易的敦煌残卷，研习之下颇有心得，试之预测人和事，居然十有七八中，所以敢前来向老军长献丑。” 当时两广周易预测之风盛行，陈济棠请两个“神仙”占卜，一切以之为根据行事，闹出后来的“机不可失”的千古笑话；陈铭枢潜心佛学，对周易也有所涉猎。所以我用这点来获取他信任。 “哈哈，真的如此神奇？找个时间要和你切磋一下。不过希夷，照你这么说，是老蒋请我出山，而不是你。” 我会心一笑。他还是放不下政治，听说蒋介石要请他就按捺不住：“老军长，老蒋请你出山，恐怕不能成事。我请你出山，却定能成事。我算过的。” 其实历史上，蒋介石请陈铭枢调结宁粤纠纷，中间尽多曲折。但陈铭枢终达到目的，并就任行政院长，达到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我“提前”获知，就是来给陈铭枢开个预期支票，做个无本买卖，以此作为晋身阶梯。 “老蒋都不行，你却行？希夷，你说来听听。” “老军长，此次宁粤和谈，两边都指望你。但你想想，那是那么容易谈拢的？广州要老蒋下台，岂不要老蒋的命？老蒋释放胡汉民可以，权力却死不放手。所以老蒋请你出山，未必能够成事。” 陈铭枢半信半疑：“是吗？那你又有何妙计两边摆平？” 我大卖关子：“天机不可泄漏。老军长，你如果不信，到时老蒋请你出山、和谈僵住时，你再来找我，我自有解困难局的办法。” “好你个希夷，出去几年就滑得象泥鳅，哪还象个军人？好吧，到时我再与你联系。” 不愧是军阀本色，摸爬滚打几十年，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过等我的预言兑现后，你就会来求我了。 不出所料，接下来一切都按照预定轨迹发展。两天后蒋介石派蔡元培和陈铭枢为正式谈判代表，以“国难当头团结合作”为招牌，提议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并释放了胡汉民。蒋介石派陈铭枢、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随胡汉民一起赴上海，候晤汪精卫、孙科等人。 广州非常会议则推出汪精卫、孙科、唐绍仪、邹鲁、覃振、张发奎、唐生智、陈璧君、陈公博、伍朝枢、黄绍竑、李文范、陈友仁等100余人的代表团赴沪，以汪精卫为首席代表。蒋记南京中常会在粤方代表启程后，为达成“和谈”目的，赶紧作出决定：“凡自二届四中全会以来，本党同志因政治问题而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这样，宁、粤正式对话开始前，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诸“叛逆”一夜间复变成“党内忠贞同志”。 宁粤和谈在上海开始后，双方各不相让，争执中心为：蒋介石把住大权不放，粤方要和蒋分权。起初，蒋表面上曾作考虑下野的表示，暗中又授意何应钦等人以“军难方殷，元首不可轻易”发出通电，向粤方施加压力。后见不起作用，蒋乃不再掩饰，以南京中央新闻稿方式宣布：“坚持中枢不宜更动，政制未宜轻改，党统不能有问题。” 蒋的这一宣布在粤方引起强烈反应。在粤之李宗仁、陈济棠等人以非常会议名义连拍两电，致在沪代表，要其对宁方所提条件“万勿退让”。而蒋介石干脆亲自出面，在南京国府纪念周上，以强硬态度声称：“两星期前曾有辞职之意，现在已打消，决不去职。” 宁粤和谈陷入僵局。 陈铭枢派人找到我，当时我正在上海著名的豫园品点心，不禁暗笑：“焦头烂额，想到我了吧。” 在霞飞路一个幽静的花园洋房内，我与陈铭枢再次会面。这次陈铭枢亲自出门迎接，边走边说：“希夷，一切如你所说，现在怎么办？怎么办？” “老军长，办法有三。” 坐下后，陈铭枢亲自递上凤凰单枞：“太好了！希夷，我现在完全信你了，原本以为你有一条办法就可以了，如果有三条，那一定能成事。” 我心里一乐，趁机卖弄一下：“老军长，现在着急的应该是老蒋，不是你。” “哦？” “老蒋死抱住权力不肯下野，但他也有致命死穴，只要你一点就灵。” “老蒋也有致命死穴？希夷，你快说说。” “这个死穴以前是没有的，具体说是两个。一是九一八事变，他民心大失，这个领袖就当得勉强；第二个，就是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但现在半数中央委员都在广州，老蒋硬开这个会，根本没有效力。” “不错，四中全会确实是谈判焦点，老蒋要在南京开，粤方要在广州开，怎么都谈不拢。” “那就两边分别开。” “分别开？那有什么用，谈判还有什么意义？” “分别开，就是大家都同意各自召开四中全会，各分配一半名额，选出的代表互相承认，这个四中全会的问题就解决了。” “嗯，这倒是个办法，只是行得通吗？” “我算过，行得通。但这次和谈不要涉及老蒋下野的问题，就可达成协议。你是中间人，先解决和谈再说。” “好吧，那以后又如何？” “以后有两点。一是粤方要坚持不妥协，不惜摆出开战的架势，给老蒋发出明显的信号。在他们看来，你是老蒋的人。但你还是广东人，所以这次要全力支持两广，表明态度，取得两广信任。” “那岂不得罪老蒋？” “老蒋混不了几天了，你要趁热打铁，领导起国民政府。” 陈铭枢大惊：“希夷，这可是真的？老蒋真会下野？我怎么进得去南京政府？” 老蒋历史上确实下野了，你现在当然难以相信。“要老蒋下野，还得你烧一把火。打个比方，现在宁粤双方在天平两端完全相等，维持平衡，老军长你加到那边，那边就沉下去。” “老军长，天下系于你一身。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希夷，你就别兜圈了！” 急了，研究佛学功力不够啊。“烧一把火，就可逼蒋退让。这把火，就是四届一中全会。” “四中全会还没开，希夷你就预测到四届一中全会？” “不错。老蒋对四中全会分别召开肯定不甘心，又会使出老一套，分化粤方。现在看来，他最可能拉拢汪精卫脱离胡汉民，汪精卫本来就是软骨头，经不起蒋拉拢。但他野心太大，最后老蒋也难满足他胃口。汪精卫达不到目的，一气之下，肯定又另立中央，那就是一国三分了。老蒋开不成四届一中全会之日，就是他下野之时。” “好，但愿一切如你所说。那我怎么办” “三家相争，渔翁得利。三家僵持不下，老军长你就是他们都能接受的选择，当可入主行政院。但行政院危机四伏，老蒋下野，肯定不交出兵权，他遥控指挥，随时可对你下手。你想想看，广东乃国民革命发源地，元老众多，老蒋最为忌惮，他用码头帮的黑招，先后软禁李济深、胡汉民，到时使起性子来说不定动兵囚禁你。所以你要利用有利时机，要求调十九路军前来京沪驻防，一可护卫安全，二可摆脱打红军消耗掉实力，一举两得。其他如汪精卫等也怕老蒋暗算，定会支持十九路军驻扎京沪。” “希夷，前面分析还有根有据，这驻兵京沪就太过了吧。你也说，老蒋死不放兵权，南京乃国民政府所在，上海乃江浙财团所在，是老蒋的钱袋子，怎么肯让我驻兵？那不是拿刀架在他脖子上？” “相信我就是了，老军长。” “好，就信你一回。真如你所说，我不会亏待你，你提出任何条件，我都会为你办到。” 一切都会这样发生的，老军长。 因为，这都是先云告诉我的。 历史，就这样沿着固定的轨迹发展下去。 在陈铭枢穿针引线下，李宗仁、陈济棠坚决要求“请蒋下野”和“改组南京政府”两条，一条也不能变。是时，粤方主要人物古应芬在广州病逝。李、陈便趁机电请胡汉民回粤主持国府。李宗仁派人专程北上与李济深联系，望李也能回粤共商大计。李、陈等还下令增兵赣、粤边界，白崇禧从广州返回广西作军事准备。宋子文给了汪精卫一笔钱，汪精卫权衡利弊之后，就被蒋介石拉了过去。以后，汪精卫称病入医院，不参加和谈会议，并拒不见客。失去汪精卫，粤方也不再坚持要蒋下野。于是双方勉强达成协议：由南京中央和广州非常会议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四届中央由宁、粤双方分别推举产生；南京政府改组后，广州政府即取消。 上海和谈达成协议后，宁粤分别在南京、广州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粤“四大”闭幕时，胡汉民代表大会坚决重申：宁粤合作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先决条件。并以粤“四大”产生的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名义议决：如果1931年12月20日前，蒋介石还不下野，粤“四大”中委不仅不赴京开会，还将自行召开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则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大”上痛斥了那种“希望我们这一次代表大会开不成会，或是希望我们开成了没有多大的成绩”以及“要求中正下野”的论调，表示他要学习诸葛亮和岳飞，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精忠报国”。汪精卫也凑热闹，假借上海法租界召开了又一个“四大”。 三个国民党“四大”的闹剧结束后，主要议程便是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此时蒋介石如再不下野，粤、沪两地中委不愿入京开会。蒋介石在硬顶一时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只得采用“以退为攻”手法，将有关事宜全部安排妥贴，于1931年12月15日通电宣布下野。他在通电中说：“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糜顶踵，同纾国难，以无负总理之教训。”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执行监委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临时会议，作出决议：“（1）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呈清辞职案，决议准蒋同志辞职，推林森同志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林森、陈铭枢即联名发表就职通电。 尽管期间转折反复，但陈铭枢在我的不断指点下，统筹全局，左右逢源，终于得以就任行政院长，达到仕途最高点。 自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粤、沪中委纷纷入京。陈铭枢在我授意下，坚持调十九路军驻扎京沪，得到中委一致支持。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得将嫡系部队调离京沪（仅保留第5军），由十九路军接防，陈铭枢兼任京沪警备司令。 陈铭枢做梦也想不到有如此成就，不禁对我敬为天人，要答应我提出的任何要求。我只要求担任十九路军参谋长。当时的将领都喜当军长、师长，一则兵权在手，二则可截留军饷。参谋长有职无权，但我选择这个职位，正是可通观全局，发挥战略谋划的长处，而师长就做不到这一点。再说，陈铭枢一时性起给我个师长不难，事后多少会后悔，到时难免尴尬。 这时蒋介石已经下野，陈铭枢如日中天，军政部长何应钦还想拖一下，借口我曾为共党等。陈铭枢严词指责，说我脱离**已众人皆知。何应钦扛不住，只得下任命的命令。陈铭枢还觉我要求太低，又赠我大批金银，这对我还有大用，就照单收下。我还要陈铭枢对我的“周易预测学”保密，对外只说我分析精到等，陈铭枢满口答应。就这样，迎来了1932年的元旦。 新的历史篇章就要揭开了。新年除夕这晚，陈铭枢在上海大世界共和厅举行盛大的新年晚宴，除上海师长吴铁城等各界政商名流外，十九路军高级将领全部与会。其中，有总指挥将光鼐、军长蔡廷锴、第60师师长沈光汉、第61师师长毛维寿、第78师师长区寿年，淞沪警备区司令戴戟、副司令黄强（均由十九路军派出）。此外，还邀请担任南京外围警卫的第5军将领与会，有军长张治中、第87师师长王敬久、第88师师长俞济时以及旅长孙元良、宋希濂等。将领中多为黄埔精英、北伐名将，是浴血并肩战斗过的，故气氛十分融洽，一时觥筹交错，把酒言欢。但不各个如此，黄强就似乎比较郁闷。他原是十九路军参谋长，平白被我夺了职务，自然有看法。 离开祖国4年后重返的我自然成为焦点。陈铭枢当然对我赞不绝口，众将领与我大都由北伐袍泽情意，都盛赞北伐名将回归，必将使铁军精神发扬光大，铁军将更上层楼等。 将光鼐感叹道：“希夷一来，铁军如虎添翼，我希望政府能团结一心，让十九路军再度北伐，驱逐倭寇，还我东三省。” 蔡廷锴也说：“十九路军打了几年内战，而且都是铁军自相残杀。先与张发奎的4军三度交战，3月前在高兴圩与共军的红4军又大打一场，红4军也是北伐铁军分出去的，取名4军也是为了延续铁军传统。交战的原为北伐同壕战友，不料竟成为沙场上的生死对头。阵亡官长多为本军之旧部，当时见之无不痛心流泪。” 高兴圩之战的情形，先云已与我讲了。红3军团附红1军团红4军，向十九路军发起猛攻，国共双方的铁军迎头相撞。红4军11师的师长曾士峨把全师的排长以上干部集中起来，步枪都上了刺刀，亲自带领冲锋，终于击溃十九路军，曾师长也壮烈牺牲。蔡廷锴自己对这场血战是这样说的：“敌以最强悍之部队及彭德怀之军官队（这里军官队应指4军用排长以上军官冲锋的队伍）向我猛冲。我军受其强烈压迫，全线略为动摇，六十师沈（光汉）师长及师部不明前线情况，又不沉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竟受溃兵影响，擅自向兴国方向退去十余里。甚至总部人员及我之随从亦有逃跑，颇为紊乱，无线电亦发出紧急电。当时我见情况危殆万分，欲自杀以殉……” 这一仗，十九路军伤亡3200多人，是过去从未遭受过的重大的损失。但是，红4军损失同样惨重，只好撤编了红12军，把34、35师编入红4军，同时把红22军64师（粟裕师）也编入了红4军。红3军团也遭重创，红4师的师长邹平也在此战中牺牲。后把红8军番号撤消，把原8军8师的人员补充到3军团其余3个师里。这一仗，红军两名师长阵亡，确实是前所未有的血战，也可见十九路军战力之强。**将这一战引为生平五大败仗之一。可惜先云来迟了，否则定可制止这一战。 戴戟激动地说：“高兴圩之战后我军回师赣州整补时，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蔡军长在赣州体育场率全军3万官兵宣誓，决心从此‘不再**、一致对外’。现在全军官兵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奔赴东北战场。” 张治中说：“九一八之后，我就收到何香凝女士的一封信，并送来女人穿的衣服一件，‘将我巾帼上，换你征衣去’。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9 部分阅读 张治中说：“九一八之后，我就收到何香凝女士的一封信，并送来女人穿的衣服一件，‘将我巾帼上，换你征衣去’。何女士要我转达黄埔军校同学：‘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当时我确实是感到无比羞耻啊。现在好了，政府一统，我想不久黄埔同学和铁军健儿当可再次并肩北伐，再创大革命的辉煌！” 他又转向我说：“希夷，如公说你对局势分析精辟入微，无有不中，不知你对当前时局有何见解？” 我一副智珠在握的模样：“诸位均提到黄埔同学和铁军健儿再度北伐，驱逐日本。在我看来，再度北伐恐怕遥远。蒋公虽然下野，但兵权、财权都在他手里。何应钦天天催军饷，宋子文又把财政部搬空，陈院长你是焦头烂额吧。蒋公和何应钦都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要打的是红军（因我曾为**员，称红军他们也不觉刺耳）。现在国民政府无兵无钱，北伐东三省谈何容易。” 众人掩饰不住的失望，但也知道我说的是实情。我话锋一转：“但眼前，就在上海，即将有一场与日军的殊死之战！诸位是否真心报国杀敌，很快就会见分晓了。” 我指的当然是1932年1月28日的一·；二八松沪抗战。但现在是1931年12月31日新年除夕，离开战还有近一个月，没有一点征兆，他们当然是一头雾水。 “日本在上海开战？恐怕不会吧。这里是各国租界所在，不比东北，日本再狂妄，也要顾及国际舆论吧。”说话的是黄强，处处与我抬杠。 我轻松一笑，胸有成竹：“日本当然会颠倒黑白，说是中国首先挑衅，耍起赖皮。我判断日本将在上海大战，根据有三。一是日本陆海军争权夺利，陆军一个月就占领东三省，海军分外眼红。现在上海驻有日本海军数千陆战队，所以日本海军肯定有大动作。二是日本企图在东北成立伪政府，现在准备抬出张景惠，不久后肯定把溥仪摆上台，造成侵占东北的既成事实。但现在东北全世界瞩目，国联准备派出李顿调查团，日本为顺利成立伪政府，定将在其他地方搞事，引开国际舆论注意。我判断，最大的搞事地点就在上海。三是上海乃中国金融中心，远东第一大城，日本在此开战夺取我上海大量利益，旨在打击我政治、经济、军事，事后可以此为筹码，以退出这些利益为条件，换取我承认东北伪政权。日本判断上海乃我国重心所在，国脉所系，到时定当忍辱退让。” “啪”地一声脆响，后面有人摔烂了酒杯高喊：“决不退让半步！” 我回头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原来后面站满了军官，看来是我这围的谈话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聚拢了来。摔酒杯的，是十九路军78师的师长区寿年。我知道他是血性军人，抗战中杀起日本人来毫不含糊，暗暗点了点头。 “以希夷所见，那我上海当作何准备呢？日本人要动手的话，可有征兆吗？”说话的是上海市长吴铁城。他听说要在他的城市开战，自然高度紧张。 我必须卖弄一下，树立威望，以利于以后的工作。现在周围都是黄埔和铁军的精英，我必须取得他们绝对的信服： “日本在上海动手，征兆也有三。” 看到周围人几乎屏住了气，我才悠悠地说：“一是占领锦州。报纸大家都看到了，日军已抵达大小凌河，占领锦州只是几日的事。占领锦州，就封住了东北门户，东北事实上与关内隔绝了，日本人就要组成伪政府了。我分析，日本占领锦州后的一个月内，就会在上海开战，根据如前述。二是日本人为制造是我国先挑起事端的借口，当利用汉奸打伤在上海的日侨搞栽赃，再发动浪人示威挑衅，这也是其一贯做法；三是日本以保护侨民生命安全为借口，向上海增派陆战队。日军在上海的陆战队现在只有几千人，而我京沪驻军数万，且全为精锐，日本人是不敢冒险的。为有把握，其陆战队当增至万人以上，才敢开战。如出现以上三个征兆，上海大战就在指日间。综合判断下来，上海这场大战的开战时间，当在1月底，不会超过2月份。我判断，这场大战不可避免，我们必须及早准备。但我的判断未必准确，诸位千万不要宣扬，要保密，更不能让日本人知道，否则给日本人以口实。” 我一席侃侃而谈，镇住了在场所有人。吴铁城汗如雨下。陈铭枢和十九路军、5军的将领均神色凝重，显然感到大战的压力。几位血气方刚的师长、旅长刚要发作表抗日决心，就被上级用眼光压了下去。由于气氛不对，整场新年除夕晚宴就此而散。人们心情沉重，有的人感到压力、惶恐，但更多的人则是兴奋、期待…… 进入1932年，我立即在将光鼐、蔡廷锴的全力支持下，进行战备工作。首先，我认为十九路军驻军太分散，沿京沪铁路驻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昆山、上海等地，我将其力量尽量靠驻上海，主要充实驻上海市区的区寿年的78师，其余尽量靠驻京沪铁路，以随时增兵。同时，在京沪一带发动征兵，以充实高兴圩一战惨重的损失。我建议叫黄强负责，操练新兵。此人与我已存芥蒂，我必须调开他，他练兵有一套，就发挥其所长。 最重要的，则是通过陈铭枢，向何应钦索要军械。开始还比较顺利。毕竟十九路军高兴圩一战重创红军主力，替党国卖了死力。何应钦找不到借口，基本补充了十九路军轻兵器的损失。但在索要高射炮和平射炮时，却遇到麻烦，何应钦百般推脱，就是不给。而这些，又是对付日军的飞机、坦克装甲车必须的。 我当然知道高射机枪和平射炮的重要。按照历史，尽管十九路军拼死奋战，还是吃了日军飞机和坦克的大亏。我也知道，按照历史，十九路军遭何应钦玩弄手段，最终没有得到高射炮和平射炮，被迫以血肉之躯肉搏日军钢铁。但我可以改写历史，因为先云早已想好了办法。 见到陈铭枢后，他为难的说：“希夷，确实没有办法，不管我说了多少好话，何应钦就是不给。” 历史上，陈铭枢因为刚踞行政院长高位，患得患失，不敢过分开罪蒋介石、何应钦，在十九路军的军火供应上不敢坚持，以致十九路军缺乏重武器。你陈铭枢贪恋权位，害了部下，其实不管你怎样蒋介石都可很快把你搞下台，我只有在你还在台上时，充分利用你的资源。 “何应钦不给重火器，我早有预料。但他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我有上中下三策，供院长参详。”陈铭枢好象很在意行政院长这个职位，我就院长称呼他，他果然很受用。 “下策，十九路军负有保卫京沪重地之责，当然有权支配这一线的军械装备。仗打起来，可以发动官兵去军械库强行索要，搞得何应钦不安宁。” “这，似乎有违军纪吧，冲突起来不好看。” “中策，何应钦这个军政部长，位居你这个行政院长之下。他若不肯给，你可用院长身份压他，还可联合其他元老和部长，暗中放出撤换他的风声，给他施加压力。” 看着陈铭枢为难的样子，就知道他的想法。 “上策，则是设立特务委员会。” “特务委员会？” 历史上这个特务委员会是真实存在的，不过在几天后。我做个无本买卖，来换回重武器。 “不错。蒋介石回老家奉化溪口去了，暗中指使各部部长和重要员司纷纷辞职，架空国民政府。现在新政府的内政、外交均陷窘境，院长你一筹莫展吧。” 陈铭枢点头称是。 “蒋介石企图看新政府的笑话，等你们收拾不下去了，自会请他出山。你们偏不请他出山。你联合孙科、李宗仁、冯玉祥、李济深他们，成立中政会特务委员会，负责中央一切政治上之责任。只要撑下去，老蒋看到实权逐渐旁落，就会坐不下去。” 历史上中政会特务委员会的设立，在蒋介石看来是夺权的不祥之兆，不再行坐视，亲自到了杭州加紧拉拢汪精卫。可见他对这个特务委员会是非常重视的。 “那又如何？” “然后院长你开出筹码，只要何应钦拨出重火器，你就可着手拆散特务委员会，不给老蒋制造麻烦，并暗示支持他出山。老蒋权衡利益，肯定会要何应钦拿出军火。” 这个上策陈铭枢倒是乐意采用的，很快就付诸实施了。 陈铭枢惯于左右逢源，这次通过特务委员会确实达到了目的，何应钦乖乖地拿出了重武器。不过，陈铭枢反复无常，开罪了孙科、李宗仁、冯玉祥、李济深他们。我不管那么多，你陈铭枢仕途差不多到头了，毕竟重武器要紧。但心里也一阵心酸：中**人装备武器保卫国家、打击侵略者，居然如此艰难，难怪日本人敢这样欺负我们！ 我在南京汤山军械库看到这批拨给十九路军的重武器时，不禁吃了一惊。蒋介石急于出山，看来逼何应钦拿出了仓底货。30门瑞士进口的厄利空双管高射机关炮，这种高射机关炮，与瑞典生产的博福斯高射炮一样，是二战期间最优秀的轻型高射机关炮，对付当时日本慢速的双翼机是足够了。50门德国制造的37毫米平射炮（就是反坦克炮），这种炮二战中名声恶劣，因为根本对付不了法军B1、苏军T…34型中型坦克，反而给压成废铁。但对付日军的小乌龟坦克，还是绰绰有余。20门德国制81毫米迫击炮，杀伤步兵颇为有效。所有火炮，均配备2－3个弹药基数。我知道打起来仗来就没有弹药补给了，但有多少算多少，叫十九路军组织炮兵尽快熟悉这批重武器，重点安排给驻上海的78师，以及作为总预备队的61师。这都是历史上十九路军没有的，我感到对重创日军又多了几分信心。淞沪这一战我一定要打好，将北伐名将变为抗日名将。 我很清楚，十九路军届时面对的，除日本陆军和陆战队外，还有飞机轰炸和军舰重炮轰击，也就是遭受海陆空立体火力打击。按照历史，淞沪开战后，蒋介石授意何应钦，不准海军参战，不准空军轰炸日本军舰。这些事，我是改变不了的。但我不会坐视日本海空军猖狂（二战时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而是分属陆海军，称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这里只是简便称呼）。 我再次找到陈铭枢。这时他的行政院长的职位，已经被孙科所代替。我为继续博取他信任，略微提前告知了他，并称无法可想，我曾是中山先生和庆龄女士的警卫营长，怎么也不能与中山先生的儿子和庆龄女士斗。他毕竟是代理院长，孙科一到就得走人。陈铭枢也知道无力改变，没有勉强和怪罪于我，但比较落寞。 “老军长，我这次为海军的事而来。” “海空军都抓在何应钦手里。我探过陈绍宽、周至柔的口风，他们都表示打起来除非何应钦下命令，否则爱莫能助。”　陈绍宽、周至柔分别是海、空军总司令。 “中央海空军指望不上。我指的是广东方面。” “广东方面？只怕更难吧？” 现在广东当政的是陈济棠。他是陈铭枢的死对头，将陈铭枢逼出广东的就是他。 “空军在陈济棠手里，当然无法可想。但海军却可有所为。” 我指的是广东海军司令陈策。 陈策也与陈济棠闹翻了，率军舰出走海口，靠海军割据海南岛，是当时中国极少见的“海军军阀”之一（另外的还有割据青岛的沈鸿烈）。他当时拥有“中山”、“飞鹰”、“江大”、“坚如”等舰艇。“中山”、“飞鹰”是驱逐舰，其中“飞鹰”号驱逐舰是中国海军至今为止唯一的一艘四烟囱的战舰，德国制造，当时中国海军驱逐舰中除“建安”、“建威”以外排名第三，也是陈策手中和“中山”舰并列的最大战舰。“江大”、“坚如”为鱼雷艇。历史上，这些军舰多被陈济棠派飞机于1932年中炸沉（当时陈济棠悬赏，炸沉一艘军舰赏一万五千大洋。1941年珍珠港事件让人们看到飞机攻击军舰的巨大作用，而陈济棠10年前就这样做了）。与其让这些军舰死在自己人手里，不如与日本海军血拼一场。我知道陈策是力主抗日的，应该不会反对。失去这4艘军舰，他还有实力割据海南。另外，作为补偿，我许诺送他一场富贵。 我把利用陈策这4艘军舰的想法告诉了陈铭枢，要他通过多年老友的关系，通过电台与陈策联系。陈铭枢将信将疑，但答应一试。 不出所料，陈策很快回电，表示如果抗日将全力支持，4艘军舰可开赴上海一带归十九路军调遣，并以欧阳格带队。欧阳格是当时中国海军头号鱼雷作战专家，他的到来又使我多了几分胜算。我要求欧阳格率4艘军舰于1月23日左右出发，秘密驶抵舟山群岛一带海域，隐蔽待机。 日本人绝对料不到这一点。自称无敌的日本海军，等着尝尝中国海军雷击作战的威力吧！当然，我清楚，打起来这4艘军舰将有去无回。但在抗日的疆场上捐躯，也是死得其所吧！ 备战工作一切都紧张而有绪地进行着。我估计，到1月28日事变爆发时，十九路军将完成七八成的战备，比历史上强多了。淞沪抗战的战绩和辉煌，当远远超过历史。 当然，我并不奢望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五章：战争前夜 “1月23日，在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会议上，蔡廷锴首先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我则当下布置：‘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摘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 1932年1月的历史，按照固定的轨迹向前推进，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我所预言的日军将在上海动手的三大征兆，一一应验： 1月3日，日本关东军攻占东北门户锦州，正密谋策划伪“满洲国”。 1月18日，上海发生了“三友实业社”事件。三友实业社毛巾厂是上海著名的民族企业，所产“三角”牌毛巾因质优价廉畅销各地，在竞争中压倒了相邻三的日资东华纱厂的“铁锚”牌毛巾。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三友社毛巾厂的工人们满怀爱国热忱，成立抗日救国会，组织工人抗日义勇军，天天在上班前操练，高唱自编的战歌，　还在厂门口高墙上张贴了一幅巨型宣传画，画面是一个工人义勇军战士拿枪对着日本的侵略者。标题为“定要收复东北三省”。 1932年1月18日下午4时，正当三友社毛巾厂的义勇军队员在厂区内训练时，天崎启升等5个日本和尚以“化缘”的样子出现，身穿袈裟、手拿扁鼓，边敲边在该厂周围转来转去，不时到厂门口窥探，还往里面投掷石块。 见他们行迹可疑，该厂义勇军营部派人跟踪监视，在马玉山路（今双阳路）赵家宅附近上前拦住盘问，几个和尚神色慌张拔腿欲逃。就在这时突然围上来许多工人打扮的“群众”，一声喊打便拳脚相加，还有人用界石猛砸，除两名和尚逃脱，天崎启升等三人被打得气息奄奄，其中一人送至医院后不治身亡。 这批突如其来的“群众”，就是日本间谍机关布置的汉奸，制造“中国人打死日本人”的事端。策划事件的，当然是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号称“魔鬼军人”的田中隆吉。具体操作的，则是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我当然清楚这些，以我的资讯，发现川岛芳子的踪迹并安排人把她干掉是轻而易举，但我没有这样做。一是这于事无补，日本人在上海动手是铁定的，铲除川岛芳子日本人自会安排其他人搞事，而这，则是我难以预测的。让川岛芳子继续活动，所有事情都好把握。二是以后，我还有借用她的地方。 接下来的事日本人都安排好了：日僧事件发生后，日本在上海的侵略势力立即借机而发，大肆煽动仇华情绪，孤注一掷悍然扩大事态。1月19日下午，几千日本侨民在虹口日侨俱乐部集会，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方道歉，并惩办凶手，赔偿损失。20日凌晨2时左右，又在田中隆吉的指使下，一宪兵大尉集合日本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70余人，携带枪械、刺刀、棍棒和硝磺、煤油等，冲入三友实业社毛巾厂，纵火焚毁厂房6间和棉纱数百包，损坏织布机24台。当公共租界警亭内3名中国巡捕发现火警，急忙用电话向救火会求救时，遭到这伙暴徒袭击，电话机被破坏，两名巡捕被砍伤，一名巡捕被剌死。 当天下午，1000余名日侨又借口日僧事件，在虹口日本俱乐部召开日本居留民大会，要求日本领事馆对上海市政府采取强硬手段，并决定电请本国政府加派军舰及军队来沪“保护侨民”。会后有600多人持械游行示威，用木棒打碎中国店铺的橱窗，撕毁抗日标语，殴打值勤巡捕，狂呼**口号，高叫“杀尽中国人”。 在田中隆吉一手导演杀日僧、烧工厂、伤害巡警等肇事骚扰的同时，日本驻沪领事村井仓松出面向上海市政府发抗议、一口咬定杀害日莲宗和尚的凶手是三友实业的工人，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五项要求：一、上海市政府必须表示道歉；二、赔偿被害者；三、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和活动；四、搜捕抗日团体；五、中**队从上海地区撤退30华里。 上海日本纱厂联合会于1月24日下午通告上海市长吴铁城，如不制止反日运动，将断绝所雇华工6万名及其家属30万名之生计；自1月25日起聚居闸北、虹口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迁往法租界；日本浪人集中于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领取枪支弹药，并对闸北火车站、天通庵车站、八字桥一带进行实地侦察；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宝山路、天通庵路、江湾路等处堆积沙袋、架铁丝网、设置路障。 随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海军少将发出声明，称上海市长对五项要求如不作“满意答复”，决取“严厉对付之行动”。同时日本海军加紧向上海增兵。到1月下旬在上海之军舰已增至24艘，陆战队增加2个大队，达4000人左右，以及坦克、装甲车一批。 此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已换成汪精卫。在他的妥协指示下，上海市长吴铁城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以图最大限度地避免在上海开战。 这时的国民政府变换如下：孙科接替陈铭枢担任行政院长后，入不敷出，蒋介石指使何应钦三天两头向孙科要钱，孙科一筹莫展。外交问题上更令孙科头疼，前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引退后，孙科以陈友仁继任。陈主张**，但立即遭到在奉化的蒋介石的责难，认为是“隔阂国情，徒为孤注一掷”，声明“对日宣战，三天可以亡国”。陈友仁一气之下，愤然辞职。蒋介石又指使何应钦有意向日舰挑衅，引起日舰几乎炮击南京，孙科吓得六神无主，赌气自行前往上海，不干了。这时蒋介石来到了杭州，加紧拉拢汪精卫，并派飞机去沪接孙科来杭。孙科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往杭州。1月18日，蒋介石在杭州西湖风景幽静的烟霞洞举行宴会，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等均在座。蒋介石对汪、孙表示：“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　烟霞洞会议否定了陈友仁对日绝交的外交方针，成立了以亲日派蒋作宾为首的外交委员会；同意了孙科辞职，商定由汪精卫出场组织行政院。1月23日，赶抵南京的蒋、汪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孙科以自动让位姿态宣布辞职。28日，由蒋介石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会上批准孙科辞呈，同时改组南京政府。新内阁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 在孙科内阁垮台的同时，被迫辞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满腔悲愤地说：“余敢正告国人，蒋氏对日的消极政策，必导致日军的得寸进尺。”陈友仁一语言中，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动武，蒋介石和汪精卫赶紧把国民政府的首都由南京移到洛阳。汪精卫为了实现他同蒋介石的协议，在洛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提议由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议一出，众人反对，一说蒋介石独裁，二说蒋介石不抗日，三说蒋介石是阴谋家。汪精卫却一定要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而“主军”，他知道不办到这一点，他自己“主政”就一定主不成。结果，就在会上强迫通过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蒋介石遂发表就职视事通电全国，说：“国难至此，遑计短出；许身革命，义不容辞，进退去留，一惟党国之命是从，始终生死，无敢或苟。”这样，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几十天，就又重新上台，职位从“蒋主席”变成了“蒋委员长”，全**权完全操于股掌之中。一切如他设计的一样：以退为进，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玩弄了孙科，自己掌握了更大的权势。 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系列挑衅行为，激起上海军民的强烈义愤，强烈要求政府当局进行正当自卫，回击外敌进犯。1月23日，我被通知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开会。 与会的是十九路军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军官。蔡廷锴首先在会议上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 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亦在会上作了战地动员，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只有尽我辈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 作为十九路军总指挥的蒋光鼐抱病出席并讲话，他激励说：“我们明知物质上不是日寇的对手，但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3万人，就真不能挽救中国吗？下面，请叶参谋长作具体布置。” 会议期间，传来日本海军又有6艘军舰、数千陆战队抵达上海的情报。由于我的判断完全应验，各级军官均无比敬服，我之威望空前提高，这对我今后指挥作战是很有利的。 我当下布置：“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78师第156旅担任京沪铁路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155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包括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扼要占领阵地。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且与附近要塞之友军，确取联络。铁道炮队及北站之宪兵营归78师第6团团长张君嵩指挥。丹阳第60师黄茂权团，限明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余沈光汉师、毛维寿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移驻真茹。警备司令部仍暂驻龙华。” 与会全体军官一致表示死守上海、矢志不渝！ 会后，蔡廷锴电呈国民党政府，表明十九路军抗战决心：“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 同时，十九路军指挥部发出《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揭露日本人“兽性鬼态”已全然暴露的事实，为避免“惶惶五千余年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之惨境，”“子子孙孙千秋万岁，都要骂我们为欺世盗名、亡国灭种不中用的东西”，发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敢救我”的声明。28日，蒋、蔡、戴又联名发表了《敬告淞沪民众书》，历数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种种侵略罪行和准备进攻上海的情况，表示“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并提出了军民合作、共同抗日的7项措施。就这样，十九路军全军气焰冲天，有了充分决心，准备随时迎击来犯的敌寇。 1月27日清晨，我接到命令，立即到上海法租界金菊村的蔡公馆去。我心知肚明将有何事发生。在蔡公馆顶层平台上，蔡廷锴对我说：“希夷，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以及杜月笙就要前来拜访，我找你商量，看他们想干什么。” “在商言商。他们两人在上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自是希望十九路军退出上海，息事宁人。” “哼，问题是日本人肯息事宁人吗？我必当面痛斥。” “没有必要，他们两人在台前，幕后自然另有其人。” “谁？” “张静江。他们两人说不动你，张就会出面。” 不出所料，王晓籁以及杜月笙一见到蔡廷锴，就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希望贵军长体念政府的苦心，遵命撤退上海驻军，以求息事宁人，保存上海数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同人将无限钦佩。并代表上海民众慰谢”等等。 蔡廷锴将两人赶走后，张静江果然按捺不住，亲自把蔡廷锴找去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　杜月笙和史量才也从旁相劝。蔡廷锴坚决答道：“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　张静江听罢，面红耳赤，无法下台。杜、史二人从中缓和，史量才说张先生和蔡先生双方都是爱国，只是方式不同云云。因此不欢而散。张静江的行动，显然是蒋介石所授意的。 1月27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给蔡廷锴连发3次急电，谓：“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蒋介石又密令宪兵第6团于1　月28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十九路军闸北的防务。 蔡廷锴又把我找去：“军政部、参谋总部一晚3道催命金牌，又派宪兵团接防，我们怎么办？” “军长有何意图？” “我当然准备‘顶硬上’（广东话，硬顶之意），拒不交防。” “这样一来蒋介石、何应钦就有了你违抗军令的口实。虽然现在他们不能拿我们怎样，但以后必将制造更多的麻烦。” “那依你之见当如何处置？” “他有金牌，我有拖刀计。” “拖刀计？又能拖到几时？” “就在今晚。” 蔡廷锴吃了一惊：“何以见得？” “军长，你注意到日本已发出最后通牒吗？今晚就是最后期限。” “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不是已承诺接受日本提出的全部无理要求吗？那仗怎么会今晚就打起来？” “日本政府的通牒接受了，日本军方还会继续提出无理要求，并在我方答复前动手。”我想起，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就是这样做的。 “那我们就要立即准备了！但这接防又如何处置？” “何应钦限制下午6时交代完毕。我们就答复何应钦，判断今晚日寇就将动手，如果交防宪兵不熟悉阵地，将吃大亏。十九路军同意交防，但要到明天清晨。今夜日寇来犯即行抵抗，如今夜无情况，明日上午准时交防。这样可对付过去，不算完全违背军令。” “那好，就这样办。希夷，今晚真的打起来，你将作何谋划？” “闸北前线已经布置好了。如果开战，我希望任命我为前敌总指挥，前往一线直接指挥战斗。” 现在十九路军总指挥将光鼐患病，蔡廷锴需统筹京沪一线之军事全局，故我去闸北前线最合适。蔡廷锴爽快地同意了。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四年了！自广州起义以来四年了，我终于可以重返熟悉的疆场！日本鬼子，你就等着领教抗日铁军的厉害吧！ 28日晚发生的事果如我所料。上海市府的接受日方最后通牒的复文是28日下午1时45分送给日本驻沪领事馆的。日本得寸进尺，当晚8时30分，日方即以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的名义发出所谓“公告”，提出更为无理的要求：“帝国海军为了维护闸北一带的治安，预定配备兵力，希望撤退该地的中**队及拆除敌对设施”，同时“命令上海特别陆战队准备配备警戒”，“命令由在泊舰只编成的第1陆战队（乘员的30％）登陆”。日本送出该公告时又故意拖延送达，直到当日晚11时25分上海市政府才收到日军的通牒，而日军于5分钟后，即深夜11时30分就开始向闸北的中**队发起了进攻：日军陆战队一小队由便衣队带领，强占与日军陆战队司令部紧靠、属中**队防区的闸北天通庵车站，并以此为据点，向十九路军发动袭击。 “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此爆发了！ 第六章：闸北巷战（1） “经一星期激战，十九路军78师各部在闸北宝山路、天通庵路、江湾路、北四川路一带均击退了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进攻。2月5日深夜，前线归于沉寂，青云路一带尤其安静。但我知道，再过1个小时，日军将在这里发动联队级规模的最后总攻，对我防线进行突贯。而我，已经布下死亡陷阱，将要指挥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捷……” ——摘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 1月28日晚，与先云预料的一模一样。这天深夜，我站在前敌指挥部所在的商务印书馆大楼顶上，用望远镜观看着宝山路上一小队日军步步逼进十九路军防线。 冬日寒冷的夜风掠过我消瘦而发烫的面颊，使我时时保持着清醒。当这一刻真的来到时，我竟是这样的激动，激动得内心甚至震颤。十年血火刀枪里滚出来了，但我从未为一次即将到来的战斗像今天这样激动过、骄傲过、自豪过。 因为，这是抗日战争！ “不负民族、国家，不辱列祖列宗，这种战争让我做鬼亦无怨！”我畅快地感叹道。 道路开阔的京沪路肯定是日军进攻的重点。78师第156旅6团在这里构筑了3条街垒防线，配备了轻机枪火力点。156旅的旅长翁照垣是广东潮州人，有着潮州硬汉的精神，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我将尽量提携他，作为我革命大业的心腹。 日军短促而密集的炮火倾斜在我军阵地上。这是日军的92式步兵炮开火了。日本海军陆战队以轻装备为主，不象陆军野战部队有压制重炮，最大口径的就是直瞄射击支援步兵的75毫米步兵炮。让它尽量开火吧。京沪路一带尽为钢筋混凝土大楼，周围制高点的我军炮火观察员正紧张地测量其大致方位。 日军小队逐渐逼进后，突然一声发喊，收拢队形进行密集冲击。根据先云描述，二战中日军惯以密集队形冲击，即使在美军、苏军强大的火力面前也死性不改。这种冲击有着极高的动能、强大的声势，对付战斗意志不坚决、武器装备差的军队，倒也时有奏效；但面对意志坚定、火力凶猛的对手时，就会招致重大伤亡。现在日寇面对的是有着旺盛抗日意志的十九路军，不是东北军不战而弃，它这一套就吃不开了。 “打！”我军轻机枪火力点突然开火，当即扫倒十几名敌人。日军立即寻找建筑物角落掩护，甚至就地趴下射击。这时日军显示了极高的战术素养，即使深夜枪也打得很准，我军尽管有掩体掩护，也不断出现伤亡。 听先云说，日军特别注重精确射击训练，一般老兵都快赶上狙击手水平了，加上“三八大盖”精度很高，确实很有杀伤力。现在我对日军步兵的战斗力有了直觉的认识。 但我军毕竟在街道筑起了坚固的街垒，机枪火力点威力强大，加上周围钢筋混泥土大楼的制高点也布置了射击好手，这小批日军很快就大部被消灭，残余败退下去。 我放下望远镜。这只是日军的试探性攻击，被击退也在意料之中，但日军也显示了单兵惊人的战斗力，海军陆战队以精锐著称，果然不是吹的。但是，我也不是吃素的，正准备了两道早餐等着你呢！ 清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10 部分阅读 我放下望远镜。这只是日军的试探性攻击，被击退也在意料之中，但日军也显示了单兵惊人的战斗力，海军陆战队以精锐著称，果然不是吹的。但是，我也不是吃素的，正准备了两道早餐等着你呢！ 清晨6时许，薄雾中传来刺耳的履带磨擦声，宝山路出现了日军的10辆坦克和装甲车，后面跟着数百步兵。日军大规模进攻终于开始了！ 如果没有准备，这确实是十九路军将士难以对付的大敌。十九路军官兵绝大多数没有见过坦克，一般只有用集束手榴弹对付。但由于弹重而投掷不远，故须贴近攻击，而往往招致日军坦克、装甲车机枪火力和随伴步兵的杀伤，只能以巨大的代价才能击毁一辆日军坦克。那是**与钢铁的悬殊搏斗。 日军坦克、装甲车的火炮和机枪喷出密集的火力，将街垒打穿缺口，随即连续冲垮两道街垒。后面日军步兵气势极盛，嚎叫着往前猛冲。 一线我军似乎抵敌不住，退往最后一道街垒。日军洋洋得意，似乎突破在望。突然，最后一道街垒的我军掀开伪装，露出了德国产的37毫米平射炮（当时一般叫战防炮）。日军坦克在马路上行进，完全暴露在我军炮口之下。一阵5发急速射，日军原本威风凛凛、隆隆推进的10辆钢铁怪物顿时停顿下来，接着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升腾起大堆火焰和烟雾。 历史上日军坦克就是在京沪路重点突破的，即从天通庵车站沿京沪路向上海北站进攻。所以我事先将15门平射炮摆在这里最后一道防线（其余分配在日军预定的进攻路线横浜路和虬江路），引诱日军坦克前来送死。按照先云的说法，二战日军坦克不值一提，吨位小、装甲薄、火力弱，与欧洲战场的重型坦克相比简直就是玩具，他也懒得跟我说日军坦克的具体型号，因为都是小乌龟。二战中欧洲战场往往发生数千辆重型、中型坦克参加的钢铁大决战，而且双方发展出完善的战术，坦克、自行火炮、坦克歼击车、装甲步兵车的协同已到了艺术的境界。不过我在中国作战，就不必了解这些了。象日军这种坦克充当前锋硬攻的作战方式，根本没有战术可言，对付缺乏反坦克武器的军队还有一定冲击力，但面对隐蔽得很好的平射炮，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摧毁日军坦克后，我军士气大振，两旁高楼上的机枪火力点沿着宝山路从坐扫到右，从右扫到左，宛如筛子过滤般，将跟在坦克后得到日军步兵树叶般打倒在地。156旅6团的官兵趁机发起反冲击，收复了全部阵地。此役击毁日军坦克、装甲车10辆，击毙日军步兵300多人，缴获武器弹药一批，我军仅伤亡数十人。 接着，我军集中布置在后方的20门德制81毫米迫击炮又对准日军炮兵阵地的大致方位进行覆盖性射击，日军炮火明显稀疏了下来。 这时，3架日军飞机出现在战场。 这肯定是从日本海军第1遣外舰队的“能登吕”号水上飞机母舰起飞的，是老式的双翼机。按照历史，它们将集中攻击商务印书馆大楼，就是我前敌指挥部所在地。这是闸北一带最高的建筑。历史上它们是成功了，商务印书馆里大批珍贵图书文献被烧毁。 但有我叶挺在，他们休想得逞。一是我早就同时商务印书馆转移图书；二是在这里，我已经布下死亡陷阱。 在商务印书馆顶部平台上，伪装了20门瑞士进口的厄利空双管高射机关炮。 日本双翼机不知死活，慢悠悠地飞过来，而且进行低空飞行，完全不把中**队放在眼里。他们的情报部门，肯定提供说十九路军是只有简陋装备的地方杂牌军吧！ 正当它们准备投弹时，20门高射机关炮突然喷出密集的弹雨，在空中织就一张死亡之网！3架日机完全被火网罩住，被打得粉碎，栽下地面发出巨大爆炸声。所有地面的市民目睹这一壮观场景，无不拍烂手掌！我军民士气大振！ 我暗叫侥幸。如果不是事先预知日机将攻击商务印书馆，我肯定将这批高射炮在闸北平均分配，就形不成集中火力效应。当然，为了提高射击精度，这些高射机关炮的炮兵战前训练几乎打光了1个弹药基数。这就是未来资讯的威力。无数关于日军动向的价值连城的绝密情报，我却得来如此轻易，你日本人在铁军面前，就等着收尸吧！ 1月29日，在重武器支援下，身着灰布军装、身背斗笠的十九路军78师官兵有如神助，在闸北京沪路、宝山路、天通庵路、江湾路、北四川路一带击退了日军的所有冲击。日本海军陆战队坦克大部分被击毁，步兵伤亡1000多人，基本丧失了冲击锐势。由于吴淞炮台还在我手里，日本军舰不敢逼进炮击，“能登吕”号水上飞机母舰莫名其妙损失了一半舰载机，也不敢再派出飞机轰炸。驻沪日军已经无力再战。 29日晚上8时，日本通过英、法、美各国驻沪领事，向我提出停战要求。我们明知其为缓兵之计，但本着人道主义原则，也要需要时间疏散位于交火区中的市民；此外，我军也要加强部署准备迎击日军更猛烈的攻势，所以接受了这个要求，命令前线停止战斗，严密戒备。 由于初战告捷，官兵士气极高，纷纷要求进行反击，一举歼灭上海日军。我心里明白，我军重武器弹药有限，用于防御勉强尚可，用于进攻将很快消耗掉，而这批重武器弹药我另有大用。再说日军就象太平洋战争表现的那样，进行敢死冲击固然伤亡惨重，但龟缩防御却威力很大，即使拥有绝对火力优势的美军也流够了血。只有轻武器的十九路军如果大规模反击的话，非头破血流不可。所以我极力压制了反攻的意见。好在由于我精心部署赢得初战大胜，威望如日中天，官兵们还是勉强接受。 十九路军指挥部立即调整部署，命令原驻镇江以东的60师调到南翔、真茹一带，并将61师调运来沪，原在上海的78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 29日凌晨1时，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残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28日夜11时30分公然在上海闸北侵我防线，业已接火。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人之人格。此志此心，可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淞沪抗战的爆发，一扫“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沉闷空气，全国人民精神为之一振。英勇的十九路军与上海各界人民一起，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打得骄狂不可一世、宣称4个小时即可占领整个上海的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焦头烂额，连连溃败，羞愧难当而想自杀。 由于胜利鼓舞，举国振奋。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不抵抗政策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宁粤合流后改组的国民政府不能不缓和国内各阶层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于是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汪精卫主张：对日本的侵略，“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并行”。日军在上海发动的侵略和十九路军自发的抗战，促使国民政府不得不进行有限的抵抗。1月2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料《对淞沪事变宣言》：“中国当局处此情形，为执行中国主权上应有之权利，不得不采取自己的手段，并对于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　蒋介石已于1月28日返回南京主持军事，也于1月30日发出《为“一·；二八事变”　告全国将士电》：“东北事变，肇始至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发忍，我十九路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诸同中正愿与众将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 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主持召开了军事委员会会议，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最后议决在全国划设4个防卫区：以张学良、蒋介石、何应钦、陈济棠分任第一（黄河以北）、第二（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第三（江南及浙、闽）、第四（两广）防卫区司令长官，并电令川、湘、黔、豫、赣、鄂、陕各省出兵作总预备队。同时将京沪地区的军队作了部署调整：十九路军第61师将镇江的防务交予第87师，部队开上海大场镇附近；第88师主力集结苏州，为十九路军预备队，以1个团加强江阴要塞的防守力量。另外电令驻开封的炮兵第1旅拨野炮8门、重炮4门开驻蚌埠、滁县一带待命。 中央积极的抗战姿态，也给了十九路军领导人以很大的鼓舞。我则很冷静，这些措施短时间将很难见效，当下十九路军主要还得靠自己。接下来面对的，将是残酷10倍以上的战斗！ 日本得知上海日军进攻闸北失败的情况后，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王及有关各大臣举行了内阁会议。2月2日，经裕仁天皇批准，决定向上海增派部队，扩大侵略。当日，日本海军将准备增援及已在上海的部队组成第3舰队，由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任司令官，并调植松炼磨少将为在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指挥官；陆军令第9师团紧急动员，做好去上海作战的准备，并将第12师团的第24旅团配属以骑兵、炮兵、工兵等特种部队，组成混成第24旅团为先遣部队。由于陆军和海军在指挥权上产生矛盾，直至2月6日，混成第24旅团才在佐世保集结乘船，跟随野村吉三郎所乘“出云”舰向上海进发。所以之前在上海的日军还是以陆战队为主。 此时野村尚未到沪，上海日军仍由盐泽幸一指挥。盐泽为挽回面子，决心在陆军主力到来之前利用海军力量作最后一搏。1月31日，日本第1航空战队的“加贺”、“凤翔”号航空母舰、第2驱逐队的4艘驱逐舰抵达上海附近；特别陆战队4个大队、5000多人于2月2日到达上海。加上原驻上海的3个陆战大队、以及动员在上海的浪人和武装日侨，在上海的日军已达1万多人。 2月3、4日全天，上万日军在闸北全线发起冲击！陆战队战斗中不但得到3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100多门步兵炮、迫击炮、平射炮的支援，空中还有数十架日机不断对我军阵地进行俯冲扫射、投弹，闸北一带多处燃起冲天大火！ 商务印书馆遭到重点轰炸，烈火熊熊。但我并不在那里。前敌指挥部已转移到东方图书馆大楼顶部。望着几十架日机肆无忌惮地猖狂攻击，我虽心如刀割，却毫无办法。 根据我的命令，我军炮兵已将高射炮和迫击炮转移到后方，没有投入战斗。不仅是因为弹药不足，更重要是这批武器我另有大用。 这次出动的数十架日机，是高速轻型单翼机，明显不同于以前的双翼水上飞机。我知道，这是从日本海军第1航空战队“加贺”、“凤翔”号上起飞的飞机。“加贺”号航空母舰排水量达3万多吨，系由战列舰改装而成，是当时世界上威力最大的航空母舰之一；“凤翔”则是日本海军最早的一艘航空母舰，且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世界上专门设计建造的第一艘航空母舰”，由此可见日本海军思想的超前。不过它排水量太小，只有7000多吨。2艘航空母舰的舰载机超过100架，轮流起飞对我闸北守军进行攻击。我如拿出全部高射炮，固然可以击落它十架八架，但高射炮肯定会被其全部击毁。再说，历史上十九路军没有这批火炮，照样击退了日军的这次进攻。 至于50门37毫米平射炮，我则安排在各个路口的街垒阵地，与日军装甲车辆正面对撼。一番激战，日军装甲车辆几乎被全部击毁，而我军的平射炮也在日军装甲车辆、火炮、飞机的联合攻击下几乎损失殆尽。 我用望远镜目睹了虬江路的激战。失去了坦克掩护的日军陆战队，以密集的队形发起冲锋。街垒后面的守军机枪火力点几乎全被日军炮火打哑，无法压制日军的冲锋势头。守军官兵连续扔出三轮手榴弹，依然没有能够阻止住日军前进的脚步，前面的日军倒下了，后面的更加疯狂地冲上来，很快就冲到街垒前面。一名日军端着刺刀刚从一个炸开的缺口冲进去，马上被一名守军一刺刀钉在沙袋上。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拔出刺刀，一个跳上街垒的日军就居高临下把刺刀捅进他的胸膛。拥有优势兵力的日军从街垒的缺口、两端和上面冲了进来，和守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此时的日军表现出过硬的战术素养和高超的拼刺技术：他们每三个人一组并排突进，进攻时一人掩护，两人突刺，防御时则两人格挡，一人反击。人数处于绝对劣势的守军只能凭借顽强的意志和敌人拼杀，伤亡不断增加！ 论到拼刺刀，日军确实是一流好手啊！历史上特别是抗战初期的日本老兵，刺刀技术炉火纯青，据说三名日本兵手持刺刀背靠背，十几名中国兵都近不了身。曾经好不容易抓获一名日本人伤兵，让其表演刺刀技术，只见刀光闪电般一闪，居然将人手中平放的一只飞鸟串起而未伤人手！十九路军也以近战肉搏著称，但比起日本老兵还是有所不及。能在白刃战中与日军旗鼓相当的，大概只有西北军的大刀队。中原混战时，冯玉祥的大刀队就杀得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张治中部尸横遍野。不过在我心中，也许，有另一支堪与日军贴身肉搏的精兵…… 论起步枪来，日军的“三八大盖”远胜十九路军普遍装备的“汉阳造”，如拼火力将占很大优势。但日军却有一怪毛病，就是基于武士道精神，肉搏战中往往退掉步枪内子弹。这既是怕误伤自己人，更是对于刺刀白刃战的过于自信！在日军援兵的不断增援下，我军战线不断后退，有崩断的危险！ 日军气势益盛，眼见就要突破，突然…… 两旁楼房中跃出无数黑衣人，迅即冲入日军阵中。只见亮闪闪一片白光，无数日军人头落地！ 原来黑衣人所持的，竟是每人两把利斧！ 这就是“斧头帮”！威震上海滩、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领导的“斧头帮”！ 据先云讲，在他那个时代，一部周星驰的《功夫》，让全国观众都知道了“斧头帮”。而中国历史上，却是的确存在过这个曾经叱咤一时的“斧头帮”，并且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上演过悲壮的一幕。 在风雨飘摇的近代上海，乱世中横空杀出—条好汉王亚樵。此人来自安徽，为在龙身混杂的上海摊安身，开始召集百名在上海的安徽同乡组织起“安徽上海同乡会”，为求自保，众人打造了百把利斧作为防身武器，此后这一百把斧头将上海滩杀得昏天黑地，“斧头帮”从此声名鹊起。这个神秘的人物行踪飘忽、神出鬼没，屡屡出于不凡。封建余孽他杀，党政要人他杀，日本鬼子他杀，贪官污吏他杀，汉奸特务更是他的下酒小菜！日本人称他为“支那魔鬼”。王亚樵在上海发展起上万“斧头帮”兄弟，连上海三大黑道人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也让他三分。 王亚樵号称“民国第一杀手”，更在于他屡次刺杀政要名人，有着森严警卫的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均险些死于他手，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前也遭其绑架！20年代初，王亚樵与戴笠、胡宗南等结为拜把兄弟，实为后者恩师，推荐戴笠去黄埔军校的也是他。王亚樵厉害之处，还在于他组织暗杀滴水不漏，让人抓不到他把柄。几次险些谋杀蒋介石后，戴笠没法，只得找上门去：“你如果杀了委员长，我就一定搞死你！”但也只能口头警告而已。直到1936年，王亚樵才被戴笠的军统特务暗杀于广西梧州，无数政要名人才算松了口气。 王亚樵真正在历史上值得书写一笔的，是他全力投入抗日斗争。他与两广首脑一直有着密切联系，曾受托于李济深、陈铭枢暗杀蒋介石（因蒋凑巧不在而重伤汪精卫）。十九路军驻防上海、“一二八”淞沪事变爆发后，王亚樵积极参与抗日，担任十九路军特工部长；其手下两大金刚郑抱真与华克之曾担任十九路军军需主任等职，还有两名头目担任十九路军的团长，无数“斧头帮”兄弟血洒抗日沙场！**曾经评论：王亚樵“杀敌无罪，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对这些历史，先云自是耳熟能详。我就任十九路军参谋长后，派出中间人刘芦隐与王亚樵、华克之取得联系，将“斧头帮”作为一支秘密力量使用。“斧头帮”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滩风云人物的手下无数大战，近战对付各种武器均有丰富经验；而日军却从未与“斧头帮”交手。这次王亚樵根据我的安排，将2000多名“斧头帮”高手埋伏在闸北各街道楼房中作为预备队，在巷战中果然大显身手，杀得日军措手不及，满地人头乱滚，侥幸逃跑者又死于飞斧之下！ 十九路军战士立即发起反冲击，收复阵地，并捡拾日军遗留的满地“三八大盖”和黄澄澄的子弹。这时日军又开始疯狂炮击，飞机不断俯冲扫射，十九路军官兵和“斧头帮”弟兄被大片扫倒！ 就这样，双方在闸北街道一线展开惨烈的巷战，反复拉锯，伤亡均极为惨重！ 至2月4日晚，一直在闸北交战的78师156旅所部因伤亡过大，撤到后方休整，该师只有155旅还略微完整。我亲自来到155旅在广东路的旅部，见到旅长黄固：“黄旅长，你马上挑选一批会武术的弟兄，配备大刀、短枪和手榴弹，准备对日军夜袭！” 黄固有些错愕：“参谋长，你不是一直反对我们进攻日军阵地吗？怎么现在……” “现在不是对日军全线反攻，只是夜袭挫一下日军锐气。这几天我们一直防守，日军误以为我们只会被动挨打，肯定疏于防范。我们趁黑夜摸过去，日军在睡梦中遭到袭击，摸不清虚实，很容易陷入慌乱，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同时敌人的飞机大炮也失去了作用，所以我想今晚给点厉害日本人瞧瞧。” “太好了，这样必定成功！参谋长，人说你这个铁军名将神机妙算，那真不是‘得个讲字’（意为只会吹嘘）。”黄固一激动，广东话又出来了。 我暗笑一声。这次夜袭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获得成功，我只是“有样学样”（广东话，依葫芦画瓢）。 黄固立即组织了200名突击队员，从江湾方向秘密迂回至闸北日海军陆战队阵地右翼，发起突然袭击，到处杀声一片！在睡梦中遭到袭击的日军慌作一团，很多人还没来得及拿起武器就做了刀下之鬼，几个反应快的虽然冲出了战壕，但是眼睛还没有适应黑暗的环境就糊涂丢了性命。突击队一分为二，沿着战壕向两侧攻击前进，近用大刀和短枪，远了用手榴弹，把日军杀得人仰马翻，向敌人的纵深猛烈突破。慌乱的日军虽然匆忙打出几颗照明弹，但是已经无济于事，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被明晃晃的大刀吓破了胆的日军纷纷溃退，很快就被从战壕中全部驱赶出来，又遭我军手榴弹和手枪近距离攻击，被纷纷击倒。 黄固不失时机，组织1个主力营正面发起攻击，连夺日军两道阵地。直到其他处的日军陆战队乘汽车前来增援，我军夜袭部队才主动撤回，带回大批枪支弹药。这次夜袭取得完全成功，毙伤日军500多人，日本陆战队第1大队几乎完全被打残，退出战斗序列。我军仅伤亡200多人。而且日军此后夜晚再也不敢呼呼大睡了，整夜紧崩神经，而这又影响了其白天的战斗。 到目前为止，我的指挥算是可圈可点，十九路军打出了声威，我的名声也传遍京沪，“北伐铁军再创辉煌”、“名将回归日寇克星”之类的宣传铺天盖地。陈铭枢、将光鼐、蔡廷锴十分满意，广大官兵对我也报以极大信任。 但2月4日晚这天，我表面平静，心里却非常焦急，急切等待某个消息。不是因为155旅的夜袭——这是历史上发生过的，可以预期的；我是等待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创举——这是未曾发生过的，我能否真正创造历史，能否真正配得起我名将称号，一洗我国37年来的耻辱，就在此一举！ 2月4日晚是无月的夜晚，近处也漆黑不见手指，155旅的夜袭成功有赖于此。一场比这更大、将轰动世界的夜袭，能否成功呢？ 这是战争爆发以来我最紧张的时刻。战场，却不是在上海，而是在海上！ 以下内容引自广东海军将领欧阳格的参战亲历记： ——我根据陈策司令的命令，率领“中山”、“飞鹰”、“江大”、“坚如”4艘舰艇于1月25日晚从海口出发，利用1月26日晚的无月夜，秘密紧贴福建海岸穿过了台湾海峡。福建沿岸一带暗礁众多，驻台湾的日本海军不大注意封锁。而我们海军的军官全部是福建人，福建话是中国海军的第一官方语言，领航军官对福建沿岸的海情无比熟悉，闭着眼睛也能把军舰开过去！27日白天，我们在东海外洋行驶（外洋渔船很少，日本海军夜只注意沿岸），当晚抵达舟山群岛外嵊泗列岛中一无名小岛，在海湾中停泊下来，并进行了伪装。岛上的十几户渔民被水兵控制起来，不准其出海。作为补偿，每户均派发了50大洋，足够其数月之资。我们知道，这次作战有去无回，钱财身外物也不值得留恋。由于长途行驶，4艘舰艇都携带了大量燃料，途中大半消耗。 根据陈司令的命令，此次作战一切均听从十九路军参谋长叶挺的安排，据说他保证有对付日本海军的秘密武器。叶挺是北伐名将我知道的，但说他精通海战，我无论如何也不信。但仅过了一天，我就对叶挺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二八”淞沪事变爆发了，驻台湾日本海军打醒精神，严密封锁了台湾海峡，严防广东海军北上抗日，连艘小船也开不过去。我们大叫侥幸，也为叶挺料事如神敬佩不已。 就这样，我们在嵊泗列岛几乎隐藏了一个星期。我们清楚，日本海军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军舰的重炮肯定在猖狂地对上海狂轰滥炸，无数房屋被毁、生灵涂炭，官兵们纷纷请战，我好不容易弹压下去。因为，叶挺告知我，日本海军主力，就停在附近马鞍列岛海面，踞上海130公里。叶挺要我自行选择一个漆黑的夜晚才行动，而这几天都是上弦月，军舰在海面上很容易被发现。 叶挺用兵，真有鬼神莫测之机！首先，他怎么知道日本海军舰艇停在马鞍列岛海面？现在日本海军见了中国船只无论大小通通击沉，飞机也掌握了安全制空权，按道理是侦察不到日本海军方位的。至于内线情报，更不可能，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不可能出叛徒。其次，我舰艇预伏的嵊泗列岛在马鞍列岛的外洋，日本海军对中国海岸肯定严密封锁，而且越是大型军舰越在外海，但做梦也没想到中国海军4艘主力舰艇就躲在它们后面，日军大型军舰把后背完全暴露给我们！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要是我还干得不象样，那就罔称鱼雷战专家！ 2月4日入夜，期待已久的无月夜终于降临，天助我也！4艘舰艇宛如离弦之箭，飞插马鞍列岛海面。接近后，我舰艇放慢航速，尽量减低噪音。“飞鹰”号上观察哨锐利的夜晚在海面仔细搜寻，至5日凌晨4时，发现了日本无数舰艇的黑影。 4时！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也是人的生理最困倦、最熟睡的时候！我舰艇慢速靠近，宛如在漆黑的海面滑行、无声无息。 4时30分，我4艘舰艇基本进入发射阵位。面对眼前无数诱人的目标，真想一口全吞下去！但叶挺早告诉我，必须集中力量，击沉日本2艘大舰即可。37年前的甲午海战，日本海军先逃，退出战场，但却是胜利者。因为北洋水师5艘军舰被击沉，自此不敢出海，拱手让出制海权。日本海军也有5艘军舰遭重创，摇摇欲坠，但终于修复。这就是沉没与击伤的差别。叶挺发来的电报要求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他要我把目标放在“平顶船”上。 “平顶船”，就是航空母舰。因为船顶是平的甲板，即使黑暗中也很好辨认，不会与其它军舰混淆。而且，航空母舰的飞机对我军威胁最大。叶挺指出的具体目标是两个，就是“凤翔”号航空母舰和“能登吕”号水上飞机母舰。它们只有七八千吨，与3万多吨的“加贺”号比起来块头明显小很多，而且装甲很薄。至于“加贺”号，因由战列舰改装，装甲极厚，即使我4舰全力突击也未必能击沉。 叶挺对日本海军舰艇如此熟悉，确实令我无比惊奇。我来不及赞叹，在“坚如”号鱼雷艇上当即发出讯号通知其它3舰开始猛烈突击，设定鱼雷标深，抵近施放鱼雷！ 也许是讯号惊动了敌人，不一会多艘敌舰开始亮灯，但探照灯多往海岸方向照射，从外海抵近的我4舰尚未被发现。终于，全速前进时蒸气机巨大的轰鸣声惊醒了敌人，开始忙不迭地转向，炮手也开始奔跑上炮位。 一切都迟了！ 在不到500米的距离，4舰同时在左舷施放鱼雷，接着又把右侧鱼雷放出，8枚鱼雷直奔“凤翔”和“能登吕”！每艘分配4枚，足够了！这就相当于拿一支手枪距离1米不到的地方向人的胸部射击，傻瓜才打不中！ “飞鹰”号是我们最现代化的军舰，鱼雷较多，它将剩余的2枚鱼雷射向“加贺”号，不死也要它脱层皮！ 在接连10响巨大的爆炸声中，“凤翔”和“能登吕”烈焰熊熊，开始不可避免地下沉。“加贺”号吃了2枚鱼雷后，开始似乎无动于衷，不久就因进水左倾。 成功了！我向叶挺发出了电报（当时认为是最后一封电报），随即高速穿过日军队形，向岸边猛插。这些日本舰舰艇中，有20多艘巡洋舰、驱逐舰，我们跑是跑不掉了，绝无幸理，惟有“飞鹰”、“中山”2艘驱逐舰尽量用舰炮向日军舰艇猛烈开火，四处骚扰，以吸引日军注意，而掩护“江大”、“坚如”2艘块头很小的鱼雷艇冲出去。 “飞鹰”、“中山”号的袭击很有效，它们在日舰队形中穿插，用火炮猛扫日舰上层建筑，打得日本水兵四处逃窜。但时间已久，日本人镇定过来，几百门大炮就开始轰鸣，“飞鹰”、“中山”号被打得千疮百孔，壮烈沉没！“江大”号鱼雷艇也被日军驱逐舰咬住轰沉。 只有我乘坐的“坚如”号，仗着马力大、速度快，疯一般向岸边猛冲！等日舰击沉我3舰后回过神来，才开始追击，已被拉下一大段距离。但日本驱逐舰确以高速著称，距离很快在不断缩短！ 这时，一缕日光在身后破空而出，照亮了远处隐约的一线。那是海岸线！水兵们士气大振，更将蒸气机开到几乎爆炸的极限危险程度，在日本军舰发射的数百发炮弹中顽强穿梭！突然，1枚40毫米的炮弹打穿了艇仓，20多名官兵非死即伤，我因在前面指挥舱而侥幸避过，汽轮机也未受大影响。不久，日舰慢了下来，原来已接近海岸线浅水区，日舰害怕搁浅，只好远处炮击。 我艇由于燃料耗尽，被迫在杭州湾某处抢滩登陆。日舰炮弹不断落下，又有些官兵负伤，“坚如”号也终被击中，燃起大火。最后，只有我和其他6名官兵得以冲过海滩，得到渔民的救助，并通过当地电话向十九路军参谋部通报一切经过…… 4月5日清晨6时，我接到十九路军参谋部通知，已收到欧阳格最后突击的电报，击沉日本航空母舰2艘！我听完再也支持不住，和衣沉沉睡去。 5日一早，我英勇的广东海军一举击沉日本2艘航母的消息传遍整个上海滩，无数新闻媒体加印了号外，由报童在全上海滩散发。无数记者挤爆了广东路的十九路军参谋部，希望得到内幕猛料。参谋部人员按我吩咐，只大致介绍广东海军北上抗日血染淞沪的经过，至于详情下午再行开发布会。5日下午，欧阳格等抵达上海，在我安排下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壮烈突击重创日舰的全过程，但对如何从海口隐蔽行进2000公里至上海而不让日军察觉的情形则绝口不提。一时报纸上出现无数猜测，且到了离奇的地步。之后，欧阳格等7人在宪兵的保护下进入隐秘地点修休养。 此次作战，我广东海军官兵牺牲310名，仅欧阳格等7人幸存。在新闻媒体的集中报道下，“中华海军三百勇士”之名传遍大江南北，给广东海军和十九路军的贺电、唁电和捐款雪片般纷至沓来，每位阵亡官兵均分到巨额抚恤金。4艘壮烈殉国的舰艇，均被命名为“英烈舰”。欧阳格等“七勇士”更是威名显赫，在上海的宋庆龄、何香凝等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纷纷接见，深切慰勉。蒋介石、汪精卫国民政府、何应钦和海军司令陈绍宽等尴尬无比，只好表示祝贺并重赏一番。被勒令不准出海作战的中央海军官兵看到广东同行以劣势装备取得巨大战果，无不深受鼓舞，请战情绪沸腾到极点，几乎酿成兵变！后被宪兵硬行弹压下去。 此次海战，一洗甲午战争以来中国海军的巨大耻辱，在海军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知道，历史上“中山”舰是6年多后、1938年武汉会战中被日机炸沉，“飞鹰”等舰更是在军阀混战中损失，现在，它们能有此归宿，也是最好的结果吧！ 后查明，日本“凤翔”、“能登吕”号2艘航空母舰被击沉，舰载机损失30架，死亡水兵500多人。“加贺”号进水500吨，仗着官兵损管技术娴熟，紧急抢修后只好开回长崎船厂大修。一时上海的海面上，日军没有一艘航空母舰，肆虐一时的日本飞机在上海上空销声匿迹。由于吴淞炮台还在我手中，日舰开不进黄浦江，舰炮也无法支援陆战队闸北作战。日本海军军令部则对广东海军如何在严密封锁下通过台湾海峡大惑不解，盛怒之下枪毙了澎湖、马公海军基地的司令，并将驻台湾海军司令官撤职查办。 现在，在闸北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成为孤军一支了。 第六章：闸北巷战（2） 2月5日下午，蔡廷锴在龙华打电话到了广东路的十九路军前指挥部：“希夷，你的仗打得好啊！我看现在日本陆战队只剩下几千残兵了，现在60师上去了，我看是否把61师也拉上去，集中2个主力师，在日军主力增援前将其陆战队先吃掉，打断他一只手先？” 显然，蔡廷锴因为155旅和海军的夜袭成功而非常高兴，显得十分兴奋。我答道：“军长，我觉得现在要一举吃掉敌人陆战队还很困难，理由有以下几点：敌陆战队前段时间虽然损兵折将，但由于未遭歼灭性打击，只是伤了皮肉，未动筋骨，力量还是有的。这两天的战斗我看了，日军用于冲锋的，很多是浪人和武装侨民，尽管这些人都是退伍兵，但多年未有系统训练，战斗技能生疏，战斗力与现役士兵不可同日而语。敌陆战队显然保留了一支精锐力量，可能有大的动作，不可不防。敌军阵地十分坚固，特别是核心阵地海军俱乐部，高强度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用重炮也难以摧毁，我军只有轻武器，如全力进攻很可能受阻，到时候就进退两难。我判断，中央军主力很可能10天后才会投入战斗，这段时间只有靠我们自己硬撑。61师是我们最后的预备队，不宜轻易动用，否则无法应付敌人强大的援军。军长，请你放心，60师已经进入阵地了，我会给日本人好看的。” “那好吧，希夷，我对你是完全信任的，有什么困难只管提，我一定尽力解决。只要能痛打日本人，我就开心！” 会的，军长！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战争期间，上下级的信任是多么重要啊！蔡廷锴将这么重要的任务完全托付我，也是因为北伐时并肩战斗相互?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11 部分阅读 废嗷チ私夂徒嵯碌纳詈袂橐臧桑∥也换嵴哿颂模裉焱砩希揖突岣毡救税才乓怀∈⒋蟮难婊鹜砘幔鄯缃锸澜纾?br /> 我转向旁边的参谋顾高地：“怎样，媒体都安排好了吗？” “都安排好了，民生、联华公司和各大报社的记者都集中起来了。” “一定要吩咐好他们，打起来才能开始摄影。” “放心吧，参谋长，旁边都有人看着器材呢，打起来才让他们过去使用。” “黄豆和汽油都放好了吗？” “都放好了，十几袋黄豆都用一根绳串着，机关设计很巧妙，一拉就行。” “出口转内销啊。”我自言自语道。 望着顾高地疑惑的眼神，我不禁哑然失笑。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月5日深夜接近零时，我再次来到了商务印书馆顶楼。虽然前段时间日本飞机重点轰炸，燃起大火烧毁了部分建筑，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框架还在，许多楼层完好。 夜色漆黑，比昨晚好不了多少。脑海里，我再次重温了有关资料：由于损失重大，敌酋盐泽幸一孤注一掷，于今晚零时将对我青云路和天通庵路进行重点突贯。出动部队为2个陆战大队，3000人，相当于步兵联队规模。指挥官是鲛岛具重大佐，他原是驻上海的陆战队司令，植松练磨少将接替他后，他降为参谋长，因为前段屡屡受挫，为挽回颜面而亲自带队进行最后总攻。2个大队中1个是第6大队，是主力中的主力，其他大队一般只有3个中队，第6大队却有5个中队，而且最为预备队使用，前段作战伤亡不大，将沿着青云路发动主要突击；另一个是第7大队，补充了其他部队有经验的老兵，将沿着天通庵路实施辅助突击，两路会合后合攻商务印书馆，并兜击闸北十九路军后路，将其全部合围吃掉。总之，日本人是拿出了血本，而且确实有很大威力，历史上十九路军付出惨重代价才制止其攻势。 而我，叶挺，今晚将改写历史！ 与历史不同的是，日本海军还遭我袭击损失惨重，盐泽现在只怕比历史上更焦躁，也会更失去理智。这对我只会更有利。 闸北前线有着不正常的寂静。老兵都明白，这是大血战的前夜。在日军进攻的路线上，我整整布置了5个齐装满员的新锐步兵团，准备硬吃日军这2个大队！ 5日深夜零时，日军的进攻准时开始！与以往进攻不同的是，先头部队是清一色的掷弹兵，手持50毫米掷弹筒进行敢死突击！ 掷弹筒，是日军特有的装备。这是一种类似小型迫击炮的东西，其结构是一节底部封闭的圆筒后接一段钢管用于握持，钢管底部再铰接一底座，类似迫击炮的座钣，发射微型榴弹，无支架及瞄准具。主要用来填补迫击炮与手榴弹之间的支援火力空白，威力不小。掷弹筒与枪榴弹相比不占据步枪枪口，作为一种单兵面杀伤武器普遍装备日军，但一般用作支援步兵。现在日军居然用掷弹兵先行进攻，看来是为了进行密集火力突击，将每名掷弹兵都变成一门移动的小钢炮，企图硬行砸开我军街垒防线！ 为了不让我军判断其主突方向，其他路段日军也发起了小部队冲击，日军炮兵也对次要方向开炮支援，企图引开我军注意力，并掩盖掷弹筒的发炮声音。 突击青云路的日军掷弹兵逼近街垒后，前头的一起猛烈开火，将我军前沿阵地打成一片火海！日军突击威力果然巨大，前沿两道街垒的100多名守军尽管奋勇抵抗，但很快就全部伤亡，日军掷弹兵迅速突破两道街垒！ 此时日军第二波部队赶上，一部用刺刀将我军伤兵全部挑死，另一部则充当尖兵散入两旁楼房肃清我军伏兵，以免象以前一样遭我军或“斧头帮”夹击。日军尖兵在两旁楼房中显然未发现伏兵，愕然之下不及细想，当即打出了信号弹。 我在商务印书馆顶楼上，清楚看到前方信号弹升起。青云路略呈弧度，我从这看不到前方两道街垒，日军掷弹筒也不能直打过来（这是我伏击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但知道守军定然不幸，不禁一阵怆然。 突然，前方青云路弯位处涌出一大片穿黄色呢子大衣的日军陆战队官兵，手持明晃晃的刺刀仿佛如一个巨大的浪头，迅速沿着青云路向商务印书馆猛打而来，浪头之大似乎能毁灭途中一切障碍物，而且似乎任何猛烈火力都无力阻止其前进！ 日军前锋离我军青云路尽头的第三道街垒不足50米了！但没有开火，企图象往常一样凭借刺刀开路。血红的双眼紧盯着街垒的日本兵没有一个注意到，两旁楼房二楼处悬挂了几十个古怪的大麻袋。 第三道街垒的我军也没有开火，似乎准备和日军拼刺刀了。突然…… 埋伏的我军某个官兵接连扯动绳索，两旁楼房悬挂的几十个麻袋相继张开大口，无数黄澄澄、坚硬滚圆的黄豆倾泻而下，由于青云路地势向日军来路稍稍倾斜，这大批黄豆迅速滚到了日军脚下！ 前方的日军突击官兵猝不及防，踩到满地的黄豆上根本站不稳，全部摔了跟头，武器摔出老远。他们爬起来再跌倒，手刨脚蹬却根本站不起来，反而接连摔得鼻青眼肿！ 此时，在商务印书馆大楼紧对着青云路的窗户上突然挺出无数炮口、枪口。只听得一阵低沉而急促的响声，很快响成一片分不出点，无数密集的弹雨向青云路上的日军倾斜而下！ 这是高射机关炮的射击声！这就是我精心保留的瑞士厄利空式20毫米高射机关炮！在前段日军飞机肆虐时，我就收起了这批高射炮，一些不解的士兵还十分不满，其实就是为了今天派上用场！ 二战期间，德军名将“沙漠之狐”隆美尔首创高射炮打坦克的先例，性能远胜当时的反坦克炮。当时德军反坦克炮无法对付的英军“马蒂尔达”式重型坦克和苏军著名T…34式坦克，弹只有出动88毫米高射炮，就能将这些坦克打成废铁。1979年我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双方无空军参战，陆军部队都装备了大量高射机关炮和高射机枪打步兵，也证明威力巨大。而现在，我则在抗日战场上首创高射机关炮打日军步兵的先例，其中青云路方向放了20门，足以将整条路封锁。炮兵奉命打完全部弹药基数！ 20门高射机关炮同时开火，密集成片的死亡弹雨铺天盖地地撒向日军，将日军成片扫倒，遍地黄豆也被打得乱跳。粗大的炮弹（相对于子弹而言）集中日本兵，打中头就将其削去大半个脑袋，打中胸口就是一个大洞，打中手脚就将其打成残废。凡被这恐怖的死亡弹幕笼罩的日军，沾上就必死无疑！青云路街道上立刻象开了锅，躺满了日军尸体，淌满了鲜血。 还不止此！在高射机关炮的猛烈射击下，青云路上突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腾起无数冲天火焰，照亮了闸北上空，宛如举行了一场巨大的焰火表演！ 这就是我继“黄豆战术”后，给日军安排的“天灯战术”！ 原来，我事先在青云路这边似乎不经意地横七竖八地安放了许多汽油桶，由于青云路的弧度弯位，日军开始突击的掷弹筒未能打到。现在，这些装满汽油的汽油桶在高射机关炮的密集扫射下被纷纷打着，不断爆炸和腾起冲天火焰，旁边的日军不是被炸死就是被汽油溅在大衣上，被活活烧死！ 日军这次夜袭，就是企图利用漆黑夜晚进行夜战偷袭，发挥其单兵作战长处，并欺负我军没有照明弹。岂知这批爆炸的汽油桶燃起熊熊火光，将日军剪影照得一清二楚，从而成为高射机关炮的活靶！ “黄豆战术”与“天灯战术”，都不是我的发明。发明权属于15年后的四平之战的陈明仁。 据先云介绍，在他时空中的1947年夏季，陈明仁率领国民党军71军死守东北的四平，与**的王牌主力1、7纵（就是后来的解放军38、54军）等部展开浴血大战，惨烈程度为内战以来所仅有，“黄豆战术”与“天灯战术”，就是陈明仁此战中使用的。“天灯战术”是对付解放军夜袭，“黄豆战术”则是抄自1932“一·；二八”年淞沪抗战中的十九路军招数。按照历史发展，这一“黄豆战术”应在几天后才被某位十九路军官兵发明，而我提前采用，算是抢了“发明权”，也算是“出口转内销”了。四平之战与闸北之战都是巷战，两大战术正好用得上。但不管怎样，两大战术都是中国人的发明创造，不过用于内战令人痛心，现在叫日本人品尝，倒是适得其所！ 为了引诱日军入口袋，我在前两道街垒中放的不是十九路军官兵，而是上海民众组成的抗日义勇军，不过让他们穿上十九路军的灰布军服并身背斗笠，日军哪容细查。这批义勇军有200多人牺牲，不过我要让日军付出十几倍的代价！ 青云路后排的日军见势不妙，转身退回，又遭来一阵弹雨！日军主力突进长长的青云路后，埋伏在附近的宪兵第6团立即向突破口发起冲击，由于盐泽幸一和鲛岛具重孤注一掷，后方几乎未留预备队，突破口也未安排重兵把守，在整团宪兵突击下，日军突破口被迅速封闭，集中在青云路和天通庵路的日军突击队伍被完全合围！ 宪兵第6团原本由何应钦安排来接替闸北十九路军78师防务，以避免与日军冲突。抗战打响后，宪兵团得爱国官兵纷纷请战，历史上也确实自发地参加了闸北抗战，重创日寇，写下了光辉的一笔。这次我将该团安排封闭突破口，是因为该团装备精良，清一色的“中正”式步枪，由于日本的“三八大盖”；捷克式轻机枪更是远胜日军的“歪把子”，是而二战中德军和英军的制式装备。闸北抗战后该宪兵团被何应钦硬行撤下，我必须好好利用起来。宪兵封闭突破口后，立即架起捷克式轻机枪，组成无数交叉火力，将退回的日本陆战队官兵又纷纷扫倒。这样，被挤在青云路中间的日本突击部队前有高射机关炮，后有捷克式轻机枪，宛如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盐泽幸一与植松练磨这才明白过来，这次突击不但未能成功，反而钻进中**队设下的口袋。而手下已基本无预备队，两人气急败坏之下，下令炮兵转移炮火，猛轰宪兵团阵地，企图接应被围部队突围。 日军火炮还未齐射几轮，我军炮火就倾斜而下，狠狠砸在日军炮兵阵地上！ 2月3－5日这3天，日军连续进攻未遇我军炮火还击，就想当然地认为我军火炮要不是被其飞机摧毁就是打光了炮弹，故而得意洋洋，长时间炮击而不转换阵地，被我军测得清清楚楚。今晚这关键一战，日军炮兵阵地在黑暗中开火，更是彻底暴露。我拿出全部德国产81毫米火炮20门安放在高楼顶上，下令打光所有炮弹，对日军炮兵阵地进行摧毁性攻击。 我迫击炮兵立即进行8发急速射，对日军炮兵阵地进行覆盖！几轮炮击后，日军炮兵阵地传来接二连三的巨大爆炸声，整个闸北都地动山摇，仿佛地震一般！ 我不禁愕然。按道理81毫米迫击炮弹没有这样大威力啊，我指望其杀伤日军炮兵人员、炸坏几门小炮就不错了，只要不影响我围歼日军就行。现在居然传来地震般效果，又是何故？ 后来才了解到，日军炮兵为了这次总攻期间能不间断地支援步兵，居然把大量炮弹就堆在火炮旁以便“就地取材”，不料遭我军炮火覆盖，炮弹被击中引起殉爆效应，爆炸威力增加无数倍，将日军炮兵阵地几乎夷平！ 类似的例子历史上不少。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惨烈的凡尔登大战，德军屡攻不下急红了眼，居然将47万发炮兵运到法军重炮射程内，以加大火炮支援速度。不料法军1枚重炮弹无意中射入这批炮弹中，47万发炮弹全部被引爆，德军炮兵就此“断粮”，不得不在凡尔登含恨而退。我想不到这一幕，居然在闸北前线重演！日本人，今晚你真是祸不单行、雪上加霜啊！ 这时，我下令发起总攻击，全歼被围日军。第60师119、120旅共4个团的新锐步兵从青云路、天通庵路两旁向被围日军发起向心突击，宪兵团死死扎住口袋，我军兵力已占绝对优势！被围日军残部退入街道旁楼房作垂死挣扎，与我军展开逐屋争夺，我军伤亡激增。我严厉命令60师师长沈光汉，天亮前必须全歼日军。因为日军野战增援部队明天即将到达，我必须腾出手来，休整部队以利再战。 2月6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云缝，洒在了闸北青云路、天通庵路的街道上。街面上就象屠宰场，无数身穿黄色呢子大衣的日本陆战队官兵尸体重重叠叠，加上满地黄豆，宛如街上铺满了一层厚厚的黄油。 这是自甲午战争以来日军最惨重的失败！甲午战争中，日本陆军仅死亡977人，就是不到1000人。而在1932年2月5日深夜和6日凌晨，3000多具日军尸体就堆满了闸北的街道！即使在日俄战争中，日军也没有1个联队遭到全歼。而今天，中国人、十九路军的官兵做到了！ 十九路军，无愧抗日铁军的称号！ 我瞪着熬得通红的双眼注视着战场，心里充满说不出的畅快！黄豆战术、天灯战术、风箱战术，三大战术一举奏效。这是中**人在无数场生死血战中总结出的“杀手锏”，不过多用于内战，现在全部使用在你日本人身上，又岂是你能料想！你日本人在中国的精妙兵法面前，还是个小学生！ 这一仗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全歼了3000名日军。我象未来的美军学习，宣传战的效果远胜于真刀真枪的战场战绩。这晚的伏击战前，我事先通知上海各大媒体，派出摄影记者进入商务印书馆阵位，待我军一开火就进行摄影。民生、联华两大电影公司对这种“现场直击”的拍摄兴奋不已，派出六七台摄影机从不同角度拍摄，其中一台就安排在高射机关炮旁，将其恐怖的射击效果表现得淋漓尽致。报社记者们也冒着交战的弹雨猛拍，甚至在战斗还未完全结束时就冲进战场跟踪拍摄，有3名战地记者因此而牺牲。 6日白天，上海滩所有的照片冲洗馆都被挤满；报社的印刷机器开足马力，不断加印号外。第二天，则出了图文并茂的报纸，一出炉就被抢购一空，不识字平时根本不看报纸的人也加入争抢，就是为了看精彩的图片。全国各地要求订报的订单雪片式飞来。报纸老板笑得合不拢嘴，无奈事先纸张准备不足，一时洛阳纸贵，不得不四处抢购纸张。 上海租界各大外国通讯社也红了眼，纷纷出巨资购买现场照片，十九路军闸北大捷传遍了全世界！近代以来，日本以其神秘在世界著称，由于日本未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作战，西方人并不清楚日军战斗力，但旅顺口攻坚战的“肉弹战术”让西方人无法理解，普遍把日军看作是难以对付的劲旅。而现在，大日本皇军在中国抗日军民面前颜面尽失，威风扫地。 真正引起轰动的，还是民生、联华公司播放的纪录片。闸北大战后不到3天，两公司就剪辑出拷贝，在上海所有影院全天候上映。上映时万人空巷，将电影院挤爆，当初屡创票房记录的名片《渔光曲》、《火烧红莲寺》、《桃花泣血记》与这部纪录片比起来，观众还赶不上一个零头！两公司还加印拷贝，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映，轰动程度比起上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公司固然赚得盆满钵满，更重要的是全国人民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可耻下场，抗日热情高涨到沸点，无数慰问信、贺电纷至沓来，捐款源源不断。 外国电影公司也购买了拷贝，在欧洲、美国轮番上映，真实而震撼的画面震动了每一个观众，十九路军抗日铁军的威名真正名扬四海。特别是瑞士厄利空公司，因高射炮密集射击产生的恐怖效果招来全世界无数订单，大喜之下宣布赠送十九路军100门高射机关炮、10个弹药基数。其最大的竞争对手、瑞典的博福斯公司后悔不迭，也宣布赠送十九路军50门40毫米高射机关炮、5个弹药基数，企图靠我等为其宣传打开市场。一时十九路军成为各**火商追捧的香饽饽。 我心里很清楚，这批军火运到时，战斗应该已经结束了，派不上用场。日本人封锁了上海、台湾海峡，军火船只能通过广州转铁路运输，但广州的陈济棠是十九路军死对头，截留军火并非不可能。我要求这批军火先运到香港存放，届时战后在转运。 这一仗，通称青云路大捷或闸北大捷，日军死亡3000多人，指挥官鲛岛具重大佐被当场击毙，但日军确实死硬，居然抓不到一个俘虏！一些伤兵企图拉响手榴弹与我军同归于尽，我军被迫射杀日军全部伤兵（当然这些镜头电影、报纸是没有的）。盐泽幸一、植松练磨两少将陆上、海上均遭惨败，情知无幸，双双切腹自杀。我又改写了历史。 我军仅伤亡1000多人。60师实力未损，宪兵第6团被何应钦调走，对我军影响并不大。我军由于控制战场，缴获大量步枪、掷弹筒、手榴弹，极大补充了武器弹药损失。战后无数市民想涌入青云路观看日本人尸体，我派部队予以制止，本着人道主义将日军尸体全部堆到日军防线前，由其佩戴红十字标志的医疗官带人领回。 这一仗，真正打出了我的威名。《铁军名将撒豆成兵，天灯点燃倭鬼现形》之类的标题充斥报纸版面，誉我为**第一名将。我为宣传效果，频频现身镁光灯下，正告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的智慧博大精深，中国人民的意志坚不可摧。日本侵略者如果一意孤行，必将遭到彻底毁灭。 我并非夸口。我的毁灭性武器已经接近完成，就等着拿日本人做试验了。 由于王亚樵手下的精心保护，日本特务几次暗害我的阴谋均以失败告终。这使我能安心于战场。 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展开了对十九路军的热烈支前工作。他们策动各界人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输队等等，有的在前线配合作战，有的担任后方勤务的任务，对作战、供应各方面，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如前线冲锋时，需要大量手榴弹应用，我军请军政部发给被拒绝时，就由总工会动员募集了几万只空烟罐，赶制“土炸弹”运往前方供用。凡前线迫切需要的交通工具、通信器材、工事物资、医药用品等，均通过各社会组织募集和供应。连前线战士每天两顿伙食，也组织郊区人民分区炊制和输送。 孙夫人宋庆龄、廖夫人何香凝等也到闸北我军阵地进行慰劳。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一天功夫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到前线慰问时，天正下大雪，而官兵只穿单、夹衣各一套。她回沪立即发动捐制棉衣运动，五天内制就了全新棉衣裤三万多套，运送给全体官兵穿用。海内外人民有的寄钱，也有的寄衣物食品等慰劳我们。上海工人、学生组成义勇军，直接投入一线战斗。京沪一带民众纷纷报名参加十九路军，各征兵点人满为患。地方民间武装纷纷携带武器赶赴上海前线，全国各地无数热血青年前来上海投军，一时掀起空前的抗日热潮。人民群众对于我军的热烈支援，鼓舞和激励了前线官兵舍身抗敌的决心和勇气。 单有这些还不够啊！我心里清楚，接着，我将面对日军比陆战队强大得多的野战部队，接二连三的恶战血战，不知比闸北要惨烈多少倍！ 第七章：庙行大捷（1） “日军混成第24旅团的旅团长下元熊弥做梦也没想到，前段时间经过无数激战应该“伤亡惨重”的十九路军，居然有能力布下口袋将他的旅团主力完全合围，要硬吃他的八千九州精兵！在四处出击试探后，他似乎发现天王堂方向是我军防御弱点，于是在2月10日下午以主力第24联队在此展开决死突击，企图在我军铁桶般合围中冲开一道求生血路！就在大群密集的日本步兵逼近我军最后防线不足100米时，突然，从我军阵地上升起了几十个斗大的圆盘状古怪的东西，落入日军队形之中产生惊天动地的大爆炸，将突围日本兵大部淹没在漫天尘土和烟雾中。硝烟散去后，只见爆炸范围内的上千名日本兵的尸体躺满了田野，但全身并无任何伤口和血迹，面容安详宛如睡熟的婴儿一般。面对这光天化日下的诡异景象，残余的日本兵再也支持不住，神经崩溃下鬼哭狼嚎地溃退下去……” ——摘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 闸北大捷后，2月6日白天，我都在安排打扫战场，会见媒体，忙得不亦乐乎，直到傍晚才驱车前往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向两位巨头当面汇报。 陈铭枢和蔡廷锴等亲自出门迎接。陈铭枢的代理行政院长被免了，但还担任京沪警备司令一职，是十九路军的顶头上司。十九路军总指挥将光鼐在南京养病，蔡廷锴将十九路军指挥部、19军的军部都搬到龙华来，与淞沪警备司令部合署办公。 陈铭枢此来是亲自主持十九路军高级将领会议，部署下一阶段行动。由于我军接连大捷，他非常高兴：“希夷你真是用兵如神啊！千里调来广东海军重创倭寇母舰，一举解除我空中威胁；又准确判断敌人主要突击方向，事先安排下死亡陷阱。如此处处料敌机先，虽诸葛复生怕也不及也！” 我暗松一口气，他总算没暴露我的“周易预测学”，帮助为我树立威信，于是连忙谦虚道：“我哪能与老军长相比。老军长是公认的铁军第一名将，三败张发奎，连不可一世的‘小诸葛’白崇禧也连挫于老军长之手。我这点玩意，哪能与老军长比呢？” 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说道：“希夷，北伐时你就闻名天下，我们也是并肩战斗过的，当我觉得你现在用兵比北伐时还高了两三个档次不止。你说说，是不是在德国啃了4年洋面包，中西合璧发扬光大？” 我笑道：“我的招数与德国无关，都是吃大米吃出的中华兵法精华，用在日本人身上给他一个教训而已，叫他们知道谁才是老师。” 蔡廷锴笑道：“你就别谦虚了。黄豆战术、天灯战术、风箱战术，把日本人当老鼠活烤，真乃有鬼神莫测之机！你如实招来，还给日本人安排了什么阴招，让大家也开开眼。” “跟着参谋长打仗就是痛快！照这样打下去，再多的日本人也不够我们杀了。”说话的是60师的师长沈光汉，他的师是这次青云路大捷的主力，威名远震，加上缴获的大部分武器弹药都补入了他的部队，主力团都鸟枪换炮，扬眉吐气。 “参谋长，你这样做就偏心了。谁不知道61师战斗力全军第一，你让别人立功，把我们晾在一边，再不用我们官兵们就要兵变了！”61师的师长毛维寿叫起了委屈。61师是全军总预备队，前段时间一直未参加战斗，官兵们甚至在拍桌子摔板凳了。 “参谋长，你让60师吃肉，叫我们啃骨头，我们也不服！”78师的师长区寿年情绪有些激动。78师自开战以来一直在闸北街道与日军苦战，损耗大而缴获少，虽然我给他们调配了部分缴获的日式武器，但还未完全恢复元气，故区寿年有意见。 看着各部高涨的抗日情绪，我十分激动：军心可用！这与东北是多么不同啊！日本关东军2万多人只用一个月就占领全东北，而现在日军陆海空联合作战，却在上海小小的闸北街道上寸步难行，而且碰得头破血流！铁军健儿和中华儿女一定会让日本人在上海血流成河！ 我转向陈铭枢：“老军长，南京那边怎样了？” “天大的好事。老蒋也是力主抗日的，他已决定将张治中的第5军全军调来淞沪前线，归十九路军指挥。不过该军需要集中人员和准备作战物资，来到前线要在2月10日以后。” 听到这消息，在座的都为之一振。第5军是国民政府警卫部队，是德国顾问训练、全德国武器装备的精锐部队，为**精华，该部的到来，将使我上海守军力量倍增。 蔡廷锴道：“难得啊，居然将御林军交给我们地方杂牌指挥，老蒋看来是真心一致对外了。” 我微微一笑：“江浙一带**有60个师呢！老蒋不愧是上海证券经纪人出身，利好就跟进，利空就抽手。不管怎样，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打胜仗，援军就会源源不断到来的。对了，老军长，军政部的军械和军饷什么时候拨过来？” 前一阶段激战，我军耐以重创日军的重武器几乎消耗殆尽。37毫米平射炮在与日军装甲车辆的战斗中全部损失；81毫米迫击炮打光了所有炮弹，已经哑火；瑞士厄利空式高射机关炮更惨，不但没有弹药，而且由于保持长时间高速射击，炮管打得通红，战后大多已经变形报废，而且没有炮管可换。 “何应钦已经答应轻型武器弹药尽快拨过来，但重武器就没有库存了。至于军饷，他说政府财政还是巨额赤字，拟将各界捐款充作欠发的军饷拨给我们，多余的充公。” 听到这在座的将领们都大骂起来。军政部已经停发十九路军8个月军饷，累计600万元之巨。在这个军阀混战、有奶就是娘的时代，有多少部队就因没有军饷而哗变、溃散，蒋介石嫡系就企图用这招搞垮十九路军这支战斗力很强的铁军部队。何应钦说的政府赤字、军费不足也是实情，但即使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嫡系部队还是保证了军饷及时足额发放，地方杂牌就自己“执生”了（广东话，自己想办法之意）。但十九路军不愧铁军传统，官兵团结一致，依然一直保持了完整建制。 陈铭枢急忙劝导：“有比无好。我意见先接受下来，起码战死的弟兄家属需要抚恤金。” 提到牺牲的战友，各位将领都沉默下来。自开战以来，十九路军已有1000多名官兵阵亡，对家属的抚恤确实是个大问题。 我建议到：“现在十九路军天下知名，海内外捐款必将大大超过军政部欠发的军饷，我们不能便宜了何应钦，我看是不是请庆龄、香凝女士出面，由她们统一管理海内外给十九路军的捐款。两位国母如果肯出面，别说何应钦，就是老蒋也顶不住吧！” 陈铭枢大喜：“这个办法好！我尽快去联系，两位国母一定会答应的。希夷，我早说过，你不但打仗厉害，搞起政治来也很有手段啊！” 蔡廷锴这时对我说：“今天夜晚开会，是为了对付日本人下一步动作。希夷，你有什么打算？” 我摊开地图，将作战构思予以详细说明。 明天，就是2月7日下午，日本陆军混成第24旅团就将在吴淞口码头登陆，企图攻占吴淞炮台，并对十九路军后方进行大迂回包围。我决心集中主力，在日军更大的增援部队到来前，将其全部吃掉！ 众人对我对日军情况了如指掌已见怪不怪。蔡廷锴问道：“这个混成第24　旅团，是什么部队？” “这个旅团隶属于日本陆军第12师团，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 我进一步解释道：日本陆军实行地域征兵制，同一支部队就来自同一个地方。第12师团在日本九州岛的久留米编成，又称久留米师团。日军部队不同地域有不同特点，总的来说，以西南的九州兵和东北兵最强，中间的关西、关东部队战斗力就较弱。第12师团位于九州岛北部的久留米，正是九州兵的代表之一。当然，与南九州熊本的第6师团相比还稍逊，不过第6师团是日本陆军第一强大师团，第12师团战斗力在日军中也是位居前列了。该师团下辖第12、24旅团，24旅团战斗力更强些，是主力中的主力。日军一个旅团战时编制约8000人，作战时往往配属炮兵、装甲兵、工兵等技术兵种，称为混成旅团，人员当在1万人以上。论战斗力和火力，只怕以十九路军目前的实力，全军也很难扛得住。 戴戟问道：“照此说来，这支日军比陆战队还厉害得多。我军现在伤亡不小，武器弹药也消耗大半，重武器已全部用不上，缴获的武器只够装备几个主力团，多数部队还使用汉阳造老套筒，防御可能还胜任，但要全歼这支日军，只怕力量不足吧？” 我胸有成竹：“也许直到今晚还不足，但到明天就有余。戴司令你就放心，我叶挺敢打这个保票，就有七八成把握。” 众人尽管对我屡出奇招无比信服，但说过一个晚上十九路军就从不足到有余确实难以置信。陈铭枢说：“明天好象不会有什么大变化吧？5军要几天后才能赶到，还要熟悉阵地和地形；军械部的补充物资我看也要几天才会陆续运来，希夷你意思是不是等几天后联合5军一起吃掉日军24旅团？” “那就来不及了。老军长，我的意思是，在5军到来前，靠我们十九路军和现有在上海的部队，就足以吃掉日军24旅团。” 众人大吃一惊，以十九路军现有力量就能歼灭上万日军精兵？蔡廷锴道：“希夷，你说日军从吴淞登陆后抄我后路，那就是在城郊野外作战了，不比闸北街道，只怕黄豆战术和天灯战术都用不上吧。难道野战你也有什么‘杀手锏’？” “军长，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之所以有信心，是有五招制敌。” 众人连声催促：“快说！快说！” 我娓娓道来：“第一招，是敌无飞机掩护而我有空军支援，与之前相比，可谓敌我易势。日本海军只有3艘航空母舰（不计水上飞机母舰），‘凤翔’已被击沉，‘加贺’需要大修，唯一完好的一艘‘赤城’担负战略值班任务，防范美国、苏联，不会开到上海来。刚才老军长说，参谋总部已决定第2、6飞行队归我军指挥，空中优势已在于我。” 陈铭枢叹道：“这一点我不是没想到。但听飞行指挥官丁纪徐说，他们飞机油量少，从南京机场飞来上海后只能短时间作战，只怕派不上大用场。” “这好办。上海不是有虹桥、龙华两个民用机场吗？飞行队前来作战后，可到这两个机场歇脚，航空汽油是现成的。老军长你以京沪警备司令部名义征用这两个机场，到时还可将飞机零件、弹药、油料用运输机或铁路、公路运到这两个机场来，地勤部队也一起过来，空军随之转场，作战半径就会大大缩小，滞空时间就会大大延长，可长时间进行空中突击。” 陈铭枢一拍桌子：“老糊涂，这么简单我怎么没想到呢？这事也得马上操办。那其他招数呢？” “第二招，敌暂无海军支援而陆军孤军深入，使我有机可乘。吴淞口炮台还在我手里，估计还能支撑几天，炮台已经向黄浦江放了几百枚水雷，日舰既要压制炮台，又要扫雷，就开不进黄浦江，近距离支援陆军作战。日军24旅团既然要对我进行大迂回，等其脱离舰炮支援范围后，我就可对其进行围歼。其实之前日军有挽回败局的机会，那就是陆战队攻击时陆军立即登陆支援的话，我军两头难以兼顾，就很难集中力量围歼其陆战队。其实日本天皇2月2日已下令陆军出兵，但陆海军就指挥问题一直谈不拢，陆军想一并指挥陆战队，而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是负责上海全局之战，坚持要海军指挥陆军，扯来扯去24旅团拖到6日才起航，7日下午才能登陆，这样我们才能腾出手来，才有了青云路大捷。我看日本陆军对于海军陆战队的惨重损失不但不惋惜，说不定还幸灾乐祸，坐着看海军的笑话。然后就自以为是，以为陆军一到就能给我们颜色看看，给海军做个榜样”。 区寿年不解地问：“不是说日本人很团结吗？怎么陆海军矛盾这么大？” “日本一直实行陆海军并列，并无高下之分。天皇名义上是统帅，实际上不理具体事务，两军种互不相服，争斗得很厉害。海军将领公开称陆军是‘马粪’，还说宁愿将女儿嫁给乞丐也不嫁给陆军人员。”我说的是以后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副武海军大将。 “还有，日本陆军过于骄横，以为陆战队失败是偶然，陆军必然不会犯错误，所以采取添油战术，兵力逐次投入，犯兵家之大忌。24旅团7日登陆，而陆军主力第9师团估计13日才登陆，中间差一个星期，这就为我们各个击破、先吃掉24旅团创造了条件。如果日军第9师团与24旅团一起登陆，我们就无机可乘了。如果24旅团孤军深入，也脱离海军支援，就等于自寻死路。所以我说不能等5军来再动手，那时吴淞炮台肯定已经保不住了，日本海军扫雷后开进黄浦江，24旅?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12 部分阅读 于自寻死路。所以我说不能等5军来再动手，那时吴淞炮台肯定已经保不住了，日本海军扫雷后开进黄浦江，24旅团有了军舰几百门大炮支援，我们就无法吃掉它。这就是制敌第二招。” “接下来嘛，第三招是明天我们将就地得到大批军械，十九路军可全部换装，足以媲美老蒋的嫡系部队，弹药不但足以补充消耗，也足以支持我们作战一个月以上。汉阳造老套筒，就交给义勇军吧。第四招嘛，就在上海，就在我们旁边，还有一支精锐部队没有动用。这支部队不但装备实力远超我们，即使是5军属下的国民政府警卫师，也是有所不及。这就是我对付日军24旅团的奇兵。” “至于最后一招，已差不多准备好了，到时与24旅团打起来就用得上了。这东西比黄豆战术、天灯战术厉害百倍以上，这才是我敢担保全歼日军24旅团的杀手锏。” 听我一口气说完，众人皆惊讶不已，忙追问详情。听我一一说明后，众人大加赞叹，对我怪招频出更感匪夷所思，甚至把我看成唐代名将李卫公李靖，似乎能撒豆成兵。 蔡廷锴感叹说：“果然是杀敌绝招！这么些东西亏你能想得到！原来我还没有把握，现在有十足十。那希夷你对围歼24旅团有什么部署呢？” “我的意见是，以78师副师长谭启秀为吴淞要塞司令，率领156旅4团务必坚守吴淞炮台5天以上。上海工人已经用500多块大钢板加固工事，可有效防日军舰炮轰击，我再给4团补充人员、调配一批新武器。78师156旅5、6团整补后进入闸北街道，接替155旅防务，155旅将缴获的日本武器全部移交156旅，另行接收装备。区师长，156旅前段损失较大，补充新兵较多，但对面日本陆战队已被打残，你们在义勇军和‘斧头帮’兄弟支援下，守住阵地不成问题。” “60、61师和155旅明天接收新装备后，立即赶赴庙行一带构筑工事，拉起铁丝网，给日军安排好口袋。宪兵第6团按军政部指令，担负本军龙华一带后方警戒，但须调派车辆运输作战物资。” 第七章：庙行大捷（2） 听完部署后，各位师长摩拳擦掌，只等更换装备，早日与日军24旅团较量，看看在铁军面前这支日军王牌到底有多少斤两。 2月7日白天，我的第三招、第四招均如期实现。其实并不是我变戏法，历史上这些事都是发生过的，我不过提前“预言”罢了。 上午，在我的指点下，78师在南市海军部属下的某兵工厂内发现有大量武器、弹药及通讯器材。淞沪抗战爆发后，何应钦严令中央海军不准出海作战，海军部也拒绝给十九路军任何援助。后来战事紧张，看守兵工厂的海军人员弃职逃跑，十九路军发现并接收这批武器弹药。这批军火数量十分庞大，足足10多天才搬完，历史上十九路军靠此才在淞沪战场坚持了一个多月。战后十九路军奉调福建，这批军火也全部随运至福建，还有相当剩余。 对此我自是一清二楚。2月6日凌晨青云路大捷，整个闸北打得翻了天，特别是日军炮兵阵地遭我轰击发生大爆炸，宛如地震一般，海军部的怕死鬼不跑才是怪事。我当即派人前往查看，果然空无一人。大致清点数目，连我也吃了一惊。整整1万支“中正”式步枪、300多挺捷克式轻机枪，无数手榴弹、子弹，100吨黄色炸药，真不知道海军储存这么多步兵武器干什么，难道要仿效日本人组织陆战队？我不去管他，下令动用所有后方勤杂人员悉数投入搬运，宪兵第6团也派出了大量汽车，帮了大忙。当初宪兵团前来闸北接防时，就是全部乘坐汽车前来的，现在正好派上用场。除此之外，我还商请大批义勇军、工人、大学生以及苏北大刀队等各地自发前来的抗日武装，动用了上海市的公共汽车来突击搬运，很快60、61师和78师155旅均领到了大批武器弹药，装备焕然一新，与蒋介石嫡系师也相差无几。更换的汉阳造老套筒就交给义勇军和地方抗日武装，也大大提升了他们的战斗力。 下午，更大的喜事传来：财政部长宋子文命令，驻淞沪的税警总团改编为独立旅，归十九路军指挥。 这就是我期待的奇兵！ 宋子文成立税警总团，名义上干的是盐务缉私，实际上是一支私人掌握的装备精良的野战部队，仅就武器而言，称其为当时**第一也不为过。宋子文与蒋介石不同，对抗日更加积极。东北军退入关后，宋子文曾建议将税警总团开赴东北前线打日本关东军，被张学良拒绝。历史上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宋子文对十九路军十分敬佩，主动将税警总团交十九路军指挥，后来还同意十九路军的广东老军人莫雄担任税警总团的总团长，心胸是十分开阔的。我之所以在龙华的会议上夸口说将得到一支精兵，就是基于此。 税警总团成立于1930年10月，课目以野战训练为主，总体来说，就是“美国训练，德国武器”。在宋部长的亲美偏好和热情倡导下，税警总团积极效仿美国财税武装组织体系，仍按陆军编制装备、训练、执勤。由于身为财神爷的门生，加之洋人买办为了能够在华获得较为稳定的投资环境，八国银行集团也利用盐税的余额经费对税警有所拨款，因而总团一开始就天资独厚，得到了最优良的装备，器械素质甚至超过了当时中央最精锐的陆军主力师。税警总团以美国陆军的训练为蓝本，德国顾问主要负责装备器械的使用、保养等方面的指导。士兵文化素质也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文盲一个没有，多数进过国小国中，大学生也有。至于总团长王赓，更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点军校的高材生。 王赓堪称当时上海乃至中国的新闻人物。他是江苏无锡人，典型的江南才子，1911年清华毕业后保送美国，先后曾在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就读，19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后转入西点军校，与未来的美国二战盟军总司令、总统艾森豪威尔同届。王赓在西点期间一贯成绩优秀，并热心帮助其他人，颇得同学赞誉，1918年以全级第12毕业，在当时中国是罕见的高学历了。 王赓名闻天下，当然不是靠这些。他是夫以妻闻，妻子就是名扬天下、后来改嫁著名诗人徐志摩的陆小曼。陆小曼是名门闺秀（父亲是外交官），受过良好教育。王赓1920年娶陆小曼为妻，1925年夫妇正式离婚。1926年陆小曼再嫁徐志摩，当时报纸曾有醒目的大标题：“王赓让妻，气度非凡，志摩娶媳，文德安在？”在两人的婚礼上，梁启超也暗讽徐志摩有“撬墙脚”之嫌。 由于共同的美国教育背景和对现代管理的认识，王赓和宋子文私交颇为投契，宋担任财政部长后便很快启用王赓，1928年后王赓先任财政部淮北盐务缉私局局长，税警总团成立后即任总团长。王赓此人不愧是西点出身，开口闭口不离飞机大炮，学的是美军“饱和火力攻击战术”。生活方式也完全西化，经常出入上海的高级歌舞厅，算是时尚名人。我在北伐时惯于猛打猛冲，在先云的启示下，明白了铁军勇猛顽强的作风与现代化火力相结合，将数倍提高战斗力的道理。青云路大捷只是牛刀小试，这次我准备在庙行一带围歼日军24旅团，将是我第一次指挥诸军兵种合成作战，没有什么经验，还得靠王赓这个“假洋鬼子”不可。 税警总团设有自己的总医院、修械所、迫击炮营、炮兵营、通信营、辎重营等等单位，并含有号称八大处（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械处、军法处、军医处、顾问处、政训处，后两处是一般陆军师没有的）的管理单元，整个设置比一般的步兵师还齐全得多，难免使得宋子文长期被人怀疑有建立自己御林军的野心，甚至有人认为宋部长积极筹划兵变。这种看法也并非毫无道理。首先，税警总团作为装备一流的武装组织，却不受国家的最高军事权力机构节制；再则盐务军警是否有必要以比国防主力师还健全的架构建设，确实令人颇有质疑。但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使政界要人都对军事具有特别的兴趣以及过人的敏感，同样渴望能有显赫的军功流芳百世。宋子文将税警总团拨给十九路军，也是有这样的意图吧。 不管怎样，税警总团的到来，使十九路军如虎添翼，为抗日大业平添一支劲旅。总团司令部设于上海徐家汇，下属3个团，第1团（团长赵君迈）驻徐家汇，第2团（团长古鼎华）驻南翔，第3团（团长张远南）驻闸北。每团约2000人，总团的总兵力在6000人以上，仅此就足以与日军24旅团单挑。由于总团配有德国装备，当时还有8名德国顾问。 税警总团装备情况是：每团直属1个迫击炮连（6门德国81毫米迫击炮）、1个平射炮连（6门德国37毫米平射炮）、1个小炮连（6门瑞士索罗通式20毫米高射机关炮）、1个通信连、1个特务连。团辖3个步兵营，每步兵营直属1个机炮连（有6挺“马克沁”式重机枪，2门德国81毫米迫击炮），每营辖3个步兵连，每连有9挺捷克式轻机枪，90支德国毛瑟式步枪。 不仅如此，税警总团直属1个炮兵营，装备12门德国造“克虏伯”式75毫米山炮；直属1个重型迫击炮营，有12门德国105毫米迫击炮。特别值得一提的每团的特务连，大量装备德国冲锋枪，这又是对付日军的利器。 冲锋枪（当时中国叫手提机关枪）是一种经济实用的单人近战武器，由于火力猛烈、使用灵活，很适合于冲锋或反冲锋，以及丛林、战壕、城市巷战等短兵相接的战斗。二战中日本陆军一个盲点，就是轻视冲锋枪，信奉“武士道”精神，片面强调精确射击和白刃格斗，追求“一枪一个”，认为冲锋枪大量浪费子弹，所以二战中极少装备冲锋枪，只用于特种部队和空降兵，野战部队几乎没有。二战的实践表明，无论太平洋战场还是中国东北战场，日本兵都在装备大量冲锋枪的美军和苏军面前吃了大亏。德军和美军对使用冲锋枪最为热心，苏联红军开始与日军一样，对冲锋枪存在错误认识，直到卫国战争爆发，红军士兵在德军冲锋枪、突击步枪猛烈打击下伤亡惨重，才算醒悟过来，大量装备“**沙”式冲锋枪（就是弹夹是圆盘的那种），才算挽回了近战火力劣势。战后，苏军更是长期装备了闻名于世的K－47式冲锋枪。 税警总团装备的冲锋枪，是仿造德国的“柏克门”式冲锋枪，20年代初中国就大量生产，其中巩县的兵工厂制造的“柏克门”性能最好，口径7。63毫米，表尺射程1000米，射速每分钟600发，国产的用30发弹夹，德国造的用50发弹夹。抗战中的**冲锋枪手往往在与日军近战中，突然开火横扫准备拼刺刀的日本兵，给其造成大量伤亡。现在，我就准备在淞沪战场上，首创冲锋枪横扫日本兵的先例。 我与王赓商量，由税警总团派出一批使用现代化武器经验丰富的官兵作为教官，到十九路军各团教授“中正”式步枪和捷克式轻机枪的使用。还有一个巧合是，税警总团的第2、3团大部分是广东子弟，不少人还是原第4军的铁军旧部，因而和十九路军的广东兵甚为默契融洽。总团的官兵早就看到十九路军的广东老乡用劣势装备屡次重创日军，不由得豪气冲天，心想以自己**第一的装备，当可创下更辉煌的抗日战绩，对早日进入阵地已是迫不及待。我深知现代化通信联络的重要性，凑巧在南市的海军仓库还发现一批电台，于是又商请王赓派出一批通信兵安排到十九路军各师、旅、团，随时加强联系，因为打起来电话线往往被打断，历史上十九路军的通信兵在战斗期间维修电话线路时损失非常惨重，有的电话线竟有30多个接头，可见战况之烈。现在有了无线电台就好办了，而且正合王赓的胃口。 7日下午，我与王赓来到了庙行镇一带查看地形，王赓用望远镜巡看一番，说：“叶参谋长，我看将炮兵阵地设在赵家宅比较合适，这里地势较高，视野开阔，前两年我专门从德国进口了一批‘蔡司’测距仪、炮队镜、瞄准镜等先进军用光学仪器，只要日军炮兵一开炮，不难测出其方位。我意见将山炮和迫击炮全部集中于此组成炮兵群，压制日军炮兵，随时对各部进行支援。” 王赓西点出身，对炮战特别重视。他早年回国时曾在军阀孙传芳手下当炮兵旅长，对炮战是很有一套的，而日军炮兵确实是对我最大的危险和威胁。 “王旅长，除了炮队测距，是否有更好的观测办法，比如飞机校射测距？” 税警总团划归十九路军直辖后，因该部很大一部分军费来源于八国财团，为避免八国财团对该部卷入战斗的非议，遂改称独立旅，王赓任旅长。其实这个旅的火力比整个十九路军都强。 “想不到啊，叶参谋长，前段时间你屡挫日军，我还不觉得怎么样，认为换了我也行。但你居然连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校射方法都懂得，确实有过人之处啊，在下佩服。这一点我不是没想过，只是别说空军，就是陆军也给我们白眼，大家各成系统，老死不相往来。再说，我知道我国飞行员训练的是空中格斗和对地攻击，对测距校射这么精深的课目还没有搞过，要进行空地协同，只怕是一厢情愿啊！” 王赓说的是实情。税警总团标新立异，以众多的留学生来管理训练，试图在传统排外的国情之下鹤立鸡群，无论其效果如何，首先就令人非常看不顺眼。加之总团的军官们无视环境如何，相互之间开口就是洋文，更加使得旁人无形中感到自卑，进而将这些“海归”军官视为异类。孙立人将军在回忆中明显指出了这一点。 孙立人与王赓经历非常相似，文武全才，毕业于清华大学，曾赴美就读于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后转入弗吉尼亚军校学习，结识许多美军高级将领，如史迪威等人，为其以后的升迁打下了基础。1927年毕业后，赴英、法、德等国考察军事。1928年孙立人回国，因不是黄埔、陆大出身，也不是国民党员，更不是蒋的同乡亲戚，所以得不到重用。于是投到宋子文的门下，任税警总团第4团的团长。全面抗战爆发后税警总团改编为新编第38师，参加远征军印度、缅甸抗战。孙立人先后指挥该师和以该师为主力的新编第1军，先后取得仁安羌、胡康河谷等大捷，击毙日军数万，号称击毙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日军惧称其为“丛林之狐”，新1军也成为**“五大主力”之一。但因上述原因，孙立人并非蒋介石的嫡系，所以得不到重用，抗战后在与**争夺东北的大战中，孙立人尽管取得四平等战役的胜利，仍被蒋介石剥夺兵权，贬到台湾训练新兵。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又疑神疑鬼，认为孙立人与美国人走得过近，害怕美国人用孙立人取其而代之，于是搞了个莫须有的“郭廷亮匪谍案”，硬是将孙立人彻底打倒。税警总团出身的军官在国民党军嫡系中受到歧视和白眼，确实是存在的事实。 想到这，我不禁一丝遗憾：可惜孙立人现在还没来到税警总团（9个月后才到），否则以其卓越的指挥才能和独特的练兵方法（“孙氏操典”），对付日军又多张王牌。不过凡事不可过分追求完美，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不错了，再多奢求只怕过犹不及。 “王旅长，中国飞行员没有受过空地协同训练，美国人有啊！” 王赓吃了一惊：“现在去哪找美国人？”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我说的是美国飞行员肖特。 肖特是中国空军的教官，“波音”218号战斗机的试飞员。历史上在上海虹桥机场期间，肖特就对日军狂轰滥炸中国平民的野蛮行径义愤填膺，主动驾机参战，击落日军攻击机1架，击毙其机长长谷进大尉。但肖特孤机陷入敌机包围，不幸被击落，飞机坠毁于苏州东南高庄别墅湖中。肖特是为中国抗战、捍卫正义与和平献出了生命的第一位国际友人。上海人民为纪念这位为我国反侵略战争献身的英雄，征得他母亲同意后将他安葬在虹桥公墓，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现在与历史不同，日军航母已退出战场，与日本暂无空战可打。我要王赓去找肖特，商量地空联络问题。这样更能发挥他的长处。 王赓大喜：“原来这里就有美国飞行员！这就太好了，美军对空地协同最重视，飞行员无不精于此道，我这就找他去！” 此时，突然从吴淞方向传来隆隆炮声。我知道，日军混成24旅团已开始在吴淞登陆了，海军的军舰则对炮台进行压制。一场空前的大战，已经揭开了序幕！ 作为上海的大门，吴淞是日军增援部队登陆上海的必经之地。吴淞要塞位于长江和黄浦江会合处，三面环水，外来船只必须从这里进入黄浦江才能开到上海，所以在沪日军必须先攻击或占领吴淞要塞地区。开战以来，日本海军不断对要塞进行轰击。战前的吴淞要塞司令邓振铨平日总在上海花天酒地过生活，淞沪警备司令部一再督促加强战备，他毫不在意，1月28日开战才当晚跑来警备司令部，说炮台还缺少配件需要补充，并说自己已请求辞职。戴戟司令严正告以在职一日必须尽到军人天职，缺少配件可通知兵工厂协助解决。无奈军政部长何应钦是邓振铨的贵州同乡，又是他在第1军北伐时期的老上司，当吴淞要塞正在激战之中，竟批准了他的辞职，而派78师副师长谭启秀继任要塞司令。当日军进攻吴淞要塞时，将士都不象邓振铨那样怯懦，确曾奋力还击，要塞司令部参谋长滕久寿还在2月4日战死，无奈炮台过于陈旧，威力不大，没有取得重大战果。 2月7日下午2时，日军混成24旅团的第一批先头部队在舰炮火力掩护下强行登陆，在张华浜铁路码头上陆完毕，旋即在徐家宅附近集结，准备进占吴淞炮台。8日早晨，日军旅团长下元熊弥率混成24旅团主力9000多人，坦克4辆、装甲车10辆、山炮、野战炮20门在杨树浦登陆。下元熊弥尚在航行中就接到野村吉三郎电令，令其所部在吴淞登陆后即攻吴淞炮台。下元熊弥对吴淞炮台作了侦察后认为：当前作战重点应为上海市区附近之北郊庙行、江湾一带，对于吴淞炮台的进攻，因攻坚器材不足，以延期为宜。经东京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同意，第3舰队司令部不得不改变了立即进攻吴淞炮台的计划。 8日拂晓，日军第24旅团以主力进攻吴淞镇，以一部兵力偷渡纪家桥，企图迂回至吴淞守军后路。日本海军集结战舰20多艘，对准我吴淞炮台轮番轰击。炮台全部被毁，但我步兵仍坚守阵地，浴血阻击，使敌无法攻占炮台。在蕴藻浜南端淞沪铁路桥梁旁的敌军，也被我78师守军击溃。驻守蕴藻浜北端纪家桥的义勇军，也奋勇击退了日军24旅团1个大队的进攻。敌原来企图从几面包抄我吴淞守军的计划，完全被我粉碎。就这样，吴淞要塞的守军始终固守要塞，击退日军一次又一次陆海空配合的进攻，一直胜利坚持到整个淞沪战役的结束。 利用8日这天日军24旅团在吴淞一带激战，我军主力在庙行附近进入阵地。 9日白天，日军混成第24旅团的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改变部署，以1个大队兵力和若干辎重部队编成吴淞支队，监视吴淞、蕴藻浜一线我军阵地，主力则转到金穆宅，全力向庙行镇进行总攻！ 我和王赓黎明前就来到赵家宅高地，用高倍望远镜观看整个战线。天色微明，大地剧烈震动起来，日军以火炮全线轰击，75毫米山炮、野战炮、81、60毫米迫击炮一起开火，　成百上千的炮弹在黎明的微光中划出一道道弧形轨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倾斜到我军阵地上。爆炸声就象暴风雨来临前的惊雷一样，突然从空中打到地面，我军前线一片烟雾和滚滚烟尘。接着，密如蝗虫的步兵协同坦克、装甲车，杀气腾腾地蜂拥而来。 正面防守庙行的是十九路军61师，也是头等主力师。该师之前未有参战，又优先更换装备，齐装满员。为了对抗日军装甲车辆，我将税警总团的部分平射炮配置在该师防线，以增强防御力量。 24旅团不愧是日本野战陆军的王牌，炮火之凶猛远超陆战队，几十分钟就发炮5000多发。61师的前沿工事全被摧毁，枕木漫天飞舞，平地被炸松了几尺土。不少官兵被炮弹震昏，耳鼻出血。敌以密集的冲锋队形，在手持军刀的指挥官驱使下犹如一群疯狗，顶着我军弹雨哇哇叫着往上冲。61师根据我的要求，兵力配备前轻后重，隐伏战壕以逸待劳，候敌军接近时即以机枪扫射、手榴弹还击。 但日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强，尽管装甲车辆大部被毁，但数千步兵的冲击确实天地为之变色！在一片惊天动地的“Bnzi”（万岁）的呼喊声中，日军以密集的正面、很高的冲击速度，几乎在眨眼之间就冲到了我军一线阵地面前！但61师也多由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作战凶狠顽强，罕遇对手，与红军主力也有一拼。现在投入抗日战场，官兵们憋足一口气，要试试日军王牌的斤两！这是双方主力对主力的碰撞！日军一次次进攻接踵而来，似乎打也打不光，堵也堵不住！拼命冲上来的日本兵和我军战士绞在一起，拼刺刀、抓头发、揪耳朵、摔跤滚打，拼老命地杀！我前沿掩体、交通壕、堑壕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呈现拉锯状态……不少我军官兵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许多人带着多处刀伤与敌人拼杀，有的腰折骨断，仍在投弹、装子弹、呼口号、坚守阵地；有些阵地由伤员防守，许多人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还在高呼：坚决消灭日本鬼子，为弟兄们报仇啊！ 战斗延续到中午，日军装甲车辆全部被毁，进攻的浪潮退了下去。但很快，日军又拼凑了一支大部队，日军炮兵再次对我前沿阵地进行覆盖，军官们好像是有金刚不坏之身，举着军刀远远地跑在队伍前头带头冲击，掷弹兵象陆战队一样，在前面进行敢死冲击，步兵手刺明晃晃的刺刀，宛如海潮一样涌来！敌我双方又肉搏搅混成一团，后上来的敌人无情地用枪一并扫射。敌人有时占领前沿阵地，立足未稳，又被我后续部队揍了回去。退下去的敌人纷纷躲向两旁，抛开正面，等着炮兵再次轰炸，发动第二次进攻…… 我在赵家宅高地上心急如焚。尽管我清楚61师一定能顶住敌人，但看情形势必付出很大伤亡。我身后，几十门山炮、迫击炮沉默着，旁边堆了无数炮弹。王赓与声光观测军官用光学仪器对日军炮兵阵地进行紧张定位，远处，我军1架飞机在上空不断盘旋，那是美国飞行员肖特驾驶的飞机，看样子王赓通过电台在不断与他联络，并通过仪器不断进行校正。这些都是专业知识，我插不上手，唯有等待时机。 下元熊弥终于忍不住了，将全旅团主力集中在金穆宅一带，企图在狭窄的正面硬行突破我军庙行阵地。就在日军总攻企图发起时，王赓终于向我示意，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当即下达了总攻击的命令！ 背后我军几十门山炮、迫击炮一起怒吼，向日军炮兵阵地倾泻复仇的炮弹。空中，出现了我空军第2、6飞行队的9架飞机，对日军炮兵阵地进行不断轰炸、扫射。 我军密集的炮弹狠狠砸在日军阵地上，将火炮零件炸得四处乱飞，灼热的炮弹破片纷飞，击倒了阵地上任何直立的日本兵。突如起来的打击使日军队形大乱。此时，我军四支主力部队，61师从西面的庙行阵地、60师从南面的孟家宅阵地、78师155旅从东面的天王堂阵地、税警总团从北面的北孙宅阵地，宛如四把尖刀，齐向猬集中心的金穆宅日军24旅团所部切割下去！ 24旅团出其不意遭此重大打击，队形一时混乱。但该部毕竟素质极高，军官们立即整顿队伍，外围部队逐次抵抗，主力冒着我军炮火迅速向金穆宅村庄收缩，依托壕沟、院落进行抵抗。我见如此规模的总攻尚未能冲垮日军队形，且开阔地形上我军还遭日军大量杀伤，对日军遇乱不惊的顽强素质也深感震惊：北伐时如有这种规模的进攻，敌人别说1个旅，就是几个军都打垮了。我当即命令停止攻击，各部占领阵地对日军展开围困。 合围圈内的日军大约有8000人。我军参战部队近3万人，火力也占绝对优势。但我深知，如此硬攻日军阵地势必伤亡很大，等日军突围时我军依托阵地在野外反而能对日军以更大的杀伤。 下元熊弥当然不能咽下整个旅团遭合围这口气，他以第48联队为主力，组织大量兵力向北孙宅方向突围，并命令吴淞支队前来会合。岂知我早在这放了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税警总团以第3团面向外围阻击日军吴淞支队，第2、3团全力防御日军突围。大批日军进入射程范围时，税警总团的士兵按照美国式训练，冲锋枪、轻机枪、小型迫击炮、平射炮、高射机关炮一起开火，将大片日本兵扫倒在地。赵家宅的我军炮兵阵地根据前线通讯兵报的方位，将无数炮弹倾泻在突围日军的队形上。宋子文这个财政部长果然有钱，武器弹药充足的很，根本不必吝惜。这种美国式的饱和攻击打法，正合王赓的胃口。 这次突围，日军第48联队基本被打残。被围在金穆宅的日军也不断遭我炮兵轰击、飞机轰炸、扫射，伤亡激增。 下元熊弥这才知道厉害了，中**队看来真有吃掉他八千九州精兵的实力。第24旅团、包括第12师团，在日俄战争中也没有陷过如此险境。他这才后悔如此孤军深入，脱离了海军支援，第9师团几天内也指望不上。他经过一番侦察，决定在天王堂方向孤注一掷，作最后的突围努力。 这个方向的我军是78师155旅，无论兵力、火力均在参战部队中最弱。下元熊弥以相对还较完整的第24联队为突围主力，补充了一些加强部队，企图杀开一条血路，掩护主力突至西唐桥，再沿淞沪铁路与吴淞支队会合。 2月10日下午，日军第24联队主力2000多人，向天王堂发起了决死攻击。 我就是要他们在这里上天堂！ 我邀请了陈铭枢、蔡廷锴、戴戟、区寿年等在后方阵地某高地现场观看新式武器的威力。 大片身穿黄色大衣的日本兵在一片震耳欲聋的“Bnzi”声中，宛如黄色的洪水，迅速铺满了眼前的田野。前沿我军保持静默，静候命令。 就在日军前锋距我军阵地不足100米时，突然从我军阵地后方升起几十个大圆盘状物体，轻飘飘地分散落在进攻日军队形中，接着响起了连片巨大的爆炸声，腾起的烟尘将进攻日军大部分淹没。硝烟散去，只见上千名日军尸体躺在原野上，身上没有伤口，没有流血，就如熟睡一般。 此时，我军前沿轻重火力一起开火，赵家宅的炮兵阵地按照预先测定的诸元也朝天王堂方向猛烈射击。日军第24联队几乎全军覆没，联队长腚善夫大佐当场被击毙。 陈铭枢一行也被我军新式武器的巨大威力惊呆了。在我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新式武器阵地，不仅大吃一惊：“世界上竟有这么大口径的火炮！” 我军新式火炮口径达500－600毫米！ “希夷，你这新式武器叫什么名字？”陈铭枢问道。 “叫天雷炮，意即对日本鬼子天打雷劈之意。又叫没良心炮。” 只有我知道，它的真正名字，应该叫“飞雷”。 根据先云说，他之所以敢来我这个时空改写历史，除了未来的资讯外，还有几项“成名绝技”。他并非理工出身，只能记得几项简单武器的大致原理，“飞雷”就是其中之一。我在德国专门学过爆破和工兵技术，听了原理后就觉得应该可行。待到了上海就任十九路军参谋长后，我利用“职务之便”，集中了十九路军几名老炮兵和上海兵工厂的几名老炮兵工人，给予优厚待遇，在上海偏僻郊外秘密试制“飞雷”。 所谓“飞雷”，就是一种简单的炸药抛射筒，用汽油桶作为“炮管”，箍上钢圈，里面放上黄色炸药包，利用民间花炮的原理，一点火炸药包便飞上了天空，落到地上才爆炸。开始一次只能发射几公斤，后来达几十公斤。利用装药量不同，射程在100－250米之间。这本来是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所部发明，1948年底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双堆集围歼黄维第12兵团的战斗中大显身手，名扬天下。 “飞雷”制造简便，但威力极大，精度也高，误差一般在5米左右。几十公斤炸药包砸下去，犹如天崩地裂，爆炸中心周边几十米内所有人马当者立毙，坦克、火炮满地找零件，地堡、工事全部飞上天。更厉害的是，中炮人员外表完好，无伤口不流血，宛如睡熟一般，实际上内脏已经被完全震碎。中原野战军用之消灭黄维12兵团时，兵团副司令胡琏观察“飞雷”炮击效果后魂飞魄散，向黄维报告：“共军的新武器只要落下来，工事和地堡全都飞上了天，地上都会震开一道道几寸宽的口子，共军攻占杨围子时，一连发射了80多发。14军一下子就死了几百人，不少是死在工事里，身上没有伤，尸体没血，和好人一样！” 由于“飞雷”威力巨大，国民党军又不知其来源，遂称为“原子炮”、“特大威力炮”，还以为是“共军从苏联进口的新式武器”。又因其杀人不见血，十分“阴毒”，又称为“没良心炮”。 我试验“飞雷”成功后，就将这原本应该16年后出现的特大威力武器，拿日本人来作试验，这是日本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所谓怀揣利器、多起杀机，我的抗日大业，又多了几分胜算。 不过“飞雷”虽然威力巨大，也有很大缺陷。最不足的，就是射程太近，只有几百米，需要抵近敌人射击。而这又必须进行近迫作业，挖壕沟做工事。对付国民党军还可以，要是对付美国人就不行了，美国人几百门重炮在十几公里外进行饱和轰击，加上空军大机群轰炸，这些壕沟工事和“飞雷”阵地统统炸塌，无法抵近射击，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中“飞雷”应用不多的原因。它只是一种简便的权宜之计，还是不能与正规的压制火炮相比。但对我来说，对十九路军来说，就非常需要了，对付日本人也正好用得上。 我为了改进“天雷炮”射程短的缺点，多次前往试验场与专家商讨，得出的结论是改进余地不大，但如果不过分追求精度，则可最多发射1000米，这样误差就有几十米。这足够用了，假如用几十个“天雷炮”对日军固定阵地集中射击，足以做到全部覆盖，产生的巨大威力完全能弥补任何精度上的不足。这次第一次试验成功的“天雷炮”有50门，我故意在天王堂方向示弱，就是引诱日军上钩，果然一举奏效。 “还是没良心炮这个名字取得好！对日本人，我们就是没有良心！” “希夷啊，你真是个孙悟空，说变就变出来。这么粗的东西，不是叫日本人自卑嘛！”戴戟调笑道，引来大家哄堂大笑。 我说道：“这件事必须绝对保密。这种武器威力很大，但制作又很容易，被日本人学去了，反用在我们身上，那就不好了。即使对中央军，也不得不防，未来的路还很难说，还得靠十九路军自己走下去。我已调了78师1个营专门看护这批天雷，官兵都是罗定人，蔡军长的老乡，绝对可靠。天雷在作战前后伪装成汽油桶，汽车专门运输，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幸好上次从海军仓库发现了100吨黄色炸药，否则我们炮弹就不够用了。” 陈铭枢问道：“希夷，听说今晚就安排总攻？” “是的，夜长梦多，日军主力第9师团即将在上海登陆了，必须迅速解决24旅团，打扫战场，整补队伍，以利再战。” 2月10日晚9时55分，我来到赵家宅高地的前敌指挥部，拿起了王赓递过来的话筒： “我命令，从今晚10时起，开始全线对敌总攻击，不得以任何理由再事推迟。 一、61师从庙行阵地、60师从孟家宅阵地、78师155旅从天王堂阵地、税警总团从北孙宅阵地，对金穆宅日军核心阵地进行向心突击。 二、总攻战斗发起后，应进行连续攻击，直到达成上述任务为止。 三、各部不惜最大牺牲，保证完成任务，并须及时自动协助友部争?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13 部分阅读 二、总攻战斗发起后，应进行连续攻击，直到达成上述任务为止。 三、各部不惜最大牺牲，保证完成任务，并须及时自动协助友部争取胜利。 四、对于临阵动摇贻误战机的分子，各师、旅、团长有执行严格纪律之权，不得姑息！” 晚10时，总攻击准时开始！几十门山炮、迫击炮、几十门“天雷炮”发射的无数炮弹，将金穆宅打得宛如通红的地狱一般！10多架飞机也前来助战，由于是夜晚，日军只听声响，看不见飞机，无法组织对空射击，遭到我军飞机的反复突击，打光炸弹、子弹后飞机就近飞到虹桥、龙华机场补充，又飞往前线攻击。由于金穆宅被我军团团包围，再炮火攻击下就象个巨大的火圈，所以飞机攻击十分准确。 我军3万大军全线出击，呐喊声响彻夜空，如巨大的浪潮般四围猛扑向金穆宅。日军负隅顽抗，虽然压制火炮全部损失，但小炮、迫击炮、机枪全部调动起来，炮弹、子弹雨点一般砸在我军突击部队上，空炸的炮弹和照明弹放出一团团银白雪亮的火光，将战场照得如同白昼。 我军炮兵根据敌军火力密集处，迅速转移火力，进行急速射予以压制。特别是“天雷炮”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在10分钟抛射出差不多5吨黄色炸药。仿佛雷鸣夹着电闪，震得大地颤抖，烧得天边一派血红。转瞬间，金穆宅敌前沿阵地的工事、地堡、障碍物……几乎全部震塌摧毁，工事内的敌人全部五内俱碎，无一幸免。我军突击官兵以集束手榴弹和机枪、冲锋枪横扫过去。不断向纵深迅速发展，炮火也在不断延伸，日军则不断向核心阵地中心退缩。 由于日军阵地缩小，为不误伤自己人，我军炮火逐渐减弱。日军又复活过来，下元熊弥组织余下有战斗力的精兵全力反扑，在几乎成为一片废墟的金穆宅村庄内，和我军展开了逐街逐屋的争夺战，机枪、冲锋枪、手榴弹、掷弹筒、刺刀以及60迫击炮等近战武器全用上了。双方的弹雨交织成死亡的火网，仿佛苍蝇也躲不过去，人的断肢残体连同泥沙石块—起飞上了天，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味和令人作呕的血腥味、焦糊味，整个金穆宅就像狂风恶浪上的一叶小舟，在激战中颤抖、呻吟。 日军经验丰富的老兵充分利用地形地物和我军进行搏杀，竟连续发动了10次反冲锋！打到最后，24旅团精锐伤亡殆尽，我攻击部队也伤亡惨重。 我下令攻击部队暂时后退几百米，随即下令“天雷炮”把全部炮弹打出去！ 11日的黎明来到了。隐约中只见整个金穆宅除了几堵断墙，几乎被夷为平地。 太阳啊！你升起来了！你划亮了中国沉沉的夜空，照亮了沉睡的大地。你知道吗，优秀的中华儿女，用他壮丽的诗篇，用他不屈不挠的骨气，用他的高风亮节，用他的鲜血，在淞沪血洗了日本侵略者，光耀了整个中华民族！ 第八章：江湾浴血 “日军第9师团的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自信他不会犯下下元熊弥那样愚蠢的错误。他自认为手中有四大王牌：一是3万精兵；二是上百门重炮；三是背后黄浦江上有几十艘重型军舰、几百门舰炮的支援；四是紧急抢修的引翔港陆上机场接近完成，从冲绳转场的12架飞机已经进驻，当可夺回空中优势。而且这个机场用大量高射炮掩护，又绝对在我军火炮攻击范围之外。然而战斗进程表明，他又一次失算了……” ——摘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 庙行大捷意义重大，迎头痛歼了日军精锐部队，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长了我军威风，鼓励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抗战意志。这次大胜的影响，又远远超过了闸北青云路大捷。照惯例记者们在我的安排下，又直击了战役全过程。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我还安排了驻上海的西方记者观战。这次新闻宣传的效果，自是更上层楼： 一向反中亲日的《大陆报》也称：“中**队处在极困难环境下，有极良之成绩。业已表示中**队能保卫境土，抵御可怖之新式军器。” 英国伦敦电：“战争之荣誉，属诸中**队，其威力业已成立，较诸一般世人所预料者，更为伟大，定可恢复中国乃能以自卫的国家之威信。” 德国《波森日报》称：“全国对于庙行激战之反响，直接结果，已使中国站在新纪元之门阈。” 爱国人士章太炎极为兴奋地赞扬这个胜利，说：“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发电勉抗日将士：“顷接战报，知我军于昨晚奋勇鏖战，四路皆捷，歼敌殆尽等情，查我军以必死之决心，于暴日犀利武器之下，节节抗战，所向无前，维持国家主权，彰明国际正义，捷电频传，庆慰弥深，尚望继续努力，以竟全功。” 蒋介石对此战也给予高度评价，致电奖慰：“自经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 更奇怪的是，法西斯主义的鼻祖、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居然也高度赞扬中国的抗日大捷。他在柏林发表文章，说： “近代之中华民族，系从比希腊罗马更古之文化所产生。中华民族所缺者，即一种对外战斗之意识。因此，未能在近代有特殊之发展，而常为人所侵略。然而自近日之中日战事观之，以一不事‘武装’对外之民族，一临战场，竟能表现军人之气节与作战之神勇，不得不使全世界震惊失色。中**人实未可侮也。” 这时十九路军将光鼐病情好转，已搬来上海法租界公馆居住。我将应付媒体和社会各界之事推给将光鼐、蔡廷锴，自己一头扎进备战中。 此次庙行大捷，我军一举全歼并击毙日军8000多人，日军混成第24旅团的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第24联队的联队长碇善夫大佐、第48联队的联队长岩佐俊大佐等主官全部被击毙，下元熊弥更是被“天雷炮”活生生震死，算是留了个全尸。但由于我军炮火甚猛，日军武器大部被摧毁，因而缴获反而不多。幸而我军在海军仓库搬运的物资极多，故也不在乎。更有趣的是这仗居然抓获了10多名日军俘虏，多数是重伤员，不过也有几个投降的，经查问原来是日本**员，一向是反战的，这次趁机投降。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在对日作战中就一直未抓到未受伤的俘虏，南京政府特别是军政部将这批俘虏看作是“珍稀动物”，索要了去，自是又邀请媒体现场采访，日共俘虏自然发表了一番反战、反法西斯的言论，在全国和国际上引起了巨大轰动，日本天皇无比震怒，以宁死不屈自诩的日本陆军更是尴尬不已，在军内开展了一场清除日共的肃军运动。丢尽了大日本皇军颜面的第12师团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我自然知道离日军第9师团主力登陆只有不到3天了，这是比24旅团强大十倍以上的强劲对手。因此我集中精力狠抓十九路军的整补工作。 此次大战我军伤亡也不小，足有5000多人。主力61师由于正面硬顶日军攻势，伤亡特别大，足有2000多人。我将该师撤到战线后方优先整补，恢复元气。60师、78师155旅情况稍好。在后方训练新兵的黄强这个法国留学生本事还是有的，自十九路军进驻京沪以来就抓紧了新兵训练，陆续给十九路军前方部队补充了5000多名新兵，基本弥补了战斗损失，使十九路军一直保持了满编。 至于税警总团，由于急于立功显示“**第一”的战斗力，冲锋过猛，虽然仗着优势装备扫毙日军无数，但自身也遭重大损失，伤亡1000多人。该部由于坚持士兵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故一般兵员并不适合，遂将第1团的部分骨干充实到第2、3团（这2个团多为广东人，与十九路军相处较融洽），1团其余则撤回后方，由老板宋子文负责出钱招兵买马。 武器装备方面，由于我军两次大捷，何应钦也没有再刁难，轻武器和弹药、物资源源不断运到。宋庆龄、何香凝亲自出面，何应钦噤若寒蝉，被迫将十九路军收到的捐款交出。两位国母将各界给十九路军的捐款专门设立了一个基金会，相当部分拨给十九路军军需部开支。负责军需部的是蔡廷锴的心腹黄和春（他是广东梅县人，是蔡廷锴在护**讲武堂时代的老同学，相随多年，为蔡廷锴办后勤的得力助手），他将捐款除补发官兵军饷、抚恤阵亡将士、为伤员购买药品外，其余则通过上海的洋行，购买各军火商储存在上海的所有武器弹药，计每连得3挺捷克式轻机枪，每团的机枪连得6支冲锋枪，每团的迫击炮连得6门60毫米迫击炮。这些武器弹药均以昂贵的价格购来，但也大大增强了十九路军的战斗力。 远在山西的阎锡山尽管中原大战时在山东被十九路军击败，丢了济南，但在抗日大旗下不计前嫌，派人用火车运来6门150毫米重型迫击炮，600发炮弹，这是十九路军得到的威力最大的武器了。此外，阎老西还赠送了山西兵工厂仿造美国的100支“汤姆生”M1921式冲锋枪，该枪口径11。43毫米，表尺射程600米，射程700发/分，最厉害的是竟用装100发子弹的弹鼓，弹容量甚至超过轻机枪，真可谓“泼弹如雨”，在全世界也排第一，此乃以自制武器为自豪的阎锡山的得意之作。我将这批冲锋枪大部分配发给十九路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61师122旅第6团。该团自组建以来从未打败过，是蔡廷锴最钟爱的“常胜团”。 还有一件似乎是“小事”的大事：洗澡。据先云讲，历史上十九路军官兵在前线战壕连续战斗一个多月，根本没有时间换洗衣服，全身都长满了虱子。我自然不想因为这个影响部队战斗力，遂早就联络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分批安排官兵到上海的澡堂彻底自我清洗一番（当然是为抗日英雄全免费的），再干干净净、精神抖擞地重返前线。 就在2月11日庙行大捷这一天，第5军的主力部队、第88师全部和87师第261旅等部先后赶到了淞沪前线。 当晚，将光鼐、蔡廷锴和我以及十九路军各师、旅长与5军的各位师、旅长在江湾跑马场主楼顶层会议室见了面。 为便于协调十九路军和第5军的行动，十九路军总指挥部转移到了真如；至于我的前敌指挥部就设在江湾跑马场。这里是上海郊外最高的建筑，顶上有闻名上海的大自鸣钟，甚至可眺望到黄浦江。 88师的师长俞济时是在座的5军中最高职务的将领，他首先说：“十九路军在淞沪迭创日寇，抗日铁军之名威震天下，我们是敬佩和羡慕不已啊！请蒋总指挥、蔡军长、叶参谋长尽快给我们5军分配任务，我们决不含糊，一定坚决执行。” 按照作战序列，第5军由十九路军指挥。 我知道面前这位是抗日热情高涨的爱国将领。淞沪事变一爆发，驻守在杭州的俞济时是最早主动提出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的。他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是浙江奉化人，又是蒋介石亲信俞飞鹏的侄儿。在黄埔一期学员中，他是第一个提升为师长的。他认为十九路军英勇抗战，打败日军，为国雪耻，全国振奋。但日寇被打败了，仍不断增兵，而十九路军仍然孤军作战。于是他在闸北开战的第4天，就向蒋介石请缨，参加淞沪抗战，支援十九路军。俞济时自杭州呈函电大意是：“沪案严重。十九路军应战颇获胜利，惟恐不能持久。可否将本师调沪增援。乞示。”蒋介石复电说：“中本日随政府同人已到豫，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中正。” 我暗暗称赞。我自然还知道，以后他还将组建74军（就是整编74师），成为**“五大主力”之首，是抗日战场上的另一支铁军。这些我自然现在不能告诉他。 “我们哪能和御林军相比。5军一到，抗日战绩必将远超十九路军，日本鬼子就‘死梗了’（广东话，意即知道厉害之意）。”蔡廷锴谦虚地说。 这话说的是实情。第5军是由国民政府警卫部队改编，是名副其实的御林军，全德国武器装备，为当时国民革命军最精锐的部队。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组建了军校卫兵队负责蒋介石校长的安全警卫与侍从。后来卫兵队扩编为特务营，北伐战争时期又在特务营的基础上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作为蒋介石总司令的侍卫部队。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警卫团再次升格，扩编为首都警备师（所辖部队多达6个团）。1930年12月，警备师与军校教导第1师（师长冯轶裴，该师被公认为中央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合并为警卫师，下辖2个旅6个团，师直属2个特务团、1个炮兵团和其他一些特种部队，总兵力几乎相当于其他部队的2个师！师长冯轶裴，副师长俞济时。1931年3月整军中，这支编制庞大的警卫师被一分为二，拆分成2个2旅4团制的整编师，番号分别为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2师。1931年12月，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宣布下野，他的警卫部队自然也就失去了警卫师的荣耀头衔，警卫第1师和第2师分别改称第87师和第88师。该2个师各团装备与税警总团各团大致相似，师直属部队有1个瑞典博福斯75毫米山炮营等。 “5军将士望眼欲穿，终于等到了沙场痛宰日寇的机会，真不容易啊！”87师261旅的旅长宋希濂感叹道：“淞沪打起来后，我到三牌楼军政部见何应钦，陈述官兵请求开往上海参战的强烈愿望。何应钦听了后，不仅没有丝毫兴奋的表情，反而板着面孔对我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按即对外妥协、对内剿共的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　我乃返回旅部，当晚连夜召集全旅连长以上军官开会。大家情绪异常愤激，发言者甚多，有的声泪俱下地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旦，今敌人打进大门来了，友军已奋起抵抗，我们反而袖手旁观，难道要叫我们当亡国奴吗？’最后决议由我率营长以上军官向何应钦再度请愿。当晚11时，我率军官30余人，乘一辆大卡车闯进南京鼓楼斗鸡闸1号的何应钦住宅，再次请求开往上海参战。他也许没有想到半夜里突来这样多的人，感到十分尴尬。但他还是态度顽固，说什么‘日本现在是世界上头等强国，工业发达，拥有现代化的陆海空军。我国没有自己的工业，机枪大炮都不能造，一切要从外国买来；国家没有真正的统一，各地方军阀口头上拥护中央，实际上各自为政，又有**到处捣乱，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形势，怎能同日本人打呢？……’何应钦说了一大套亡国谬论，大家听得不耐烦了，我说：‘我是部长的学生（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的），听过您多次的讲话，您总是勉励大家当军人的要保卫国家，爱国爱民，才算是克尽了军人的天职。但是‘九一八事变’丧失了整个东北，我们采取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都骂国民政府丧权辱国，骂我们军人无耻，现在日本人打到大门口来了，我们还不起来抵抗，这同部长平日对我们教导的话，是多么不相称呢？难道作为我们的老师（何应钦任过黄埔军校的总教官、教育长等职），作为我们的长官，竟要我们甘心当亡国奴吗？我们是决不愿意当亡国奴的！’这些话说得何应钦哑口无言。僵持到深夜1点多钟，何应钦看到大家情绪激昂，知道单纯用高压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于是他站起来，以和婉的态度和语调对我们说：‘现在南京空虚，明天一大早你们就开到幕府山、狮子山、下关一带，对江面严密警戒。我即调第259旅从徐州开回来，等第259旅到达后，视情况的发展，如有必要，再派你们这个旅开往上海参战。’大家认为多少有了指望，不便再闹下去，遂即退出返部。次晨，我们就曾致电十九路军的蒋、蔡两将军及全体官兵致以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并表示全旅官兵抗战的决心，誓以全力支援。此外，我们将由我领衔和全旅军官300多人签名的一封请愿书，派人送交给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现在我们终于来到前线了，有什么任务，我宋希濂和261旅全旅官兵万死不辞！” 我十分感动：“荫国（宋希濂字荫国），放心吧，十九路军和御林军并肩战斗，是我们的光荣，御林军一定也能证明自己也是抗日铁军的。” “就请把这次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5军吧，包管叫日军第9师团片甲不留！”88师副师长李延年豪情万丈。也许眼看劣势装备的十九路军歼灭了日军24旅团，他以为天下第一的御林军一到，吃掉日军1个师团不成问题，大有包打天下之势。 我略感不快。这个李延年也是黄埔一期的，开始还是**员。但蒋介石“清党”时，他是黄埔一期的**员中第一个发表声明退出**加入国民党的，向老蒋表忠心。虽然我也曾自动脱党，但并未发表声明，也未加入国民党。而且他口气过大，仗还未打，就有骄兵之态，轻敌了。 “吉甫兄（李延年字吉甫），这次主攻肯定非5军莫属，但作战计划还需仔细计议。”我不咸不淡地答道。 这时将光鼐发话了：“希夷，这个日军第9师团是什么部队？我们吃掉它有几成把握？” “与24旅团所属的第12师团相比，第9师团的战斗力只在其上，不在其下。至于说全歼这个师团嘛，”我顿了顿，见周围的人都在急切企盼着，于是苦笑道：“只怕三成把握也没有。” 在座众人均大吃一惊。十九路军各将领见我之前在部署围歼24旅团时信心爆棚，如今在有御林军助战的情况下居然如此保守，不禁一脸惊愕。5军的师、旅长更是不满。李延年冷冷说道：“叶参谋长，这你就不够意思了吧？你十九路军人少枪少，还两次大捷，吃掉了敌陆战队和24旅团。我们5军一来，你就说三成把握没有。你放心，仗打下来，5军不会和十九路军抢功的。” 我不禁心中有气：“李师长，在我叶挺心中，只有抗日军队，不分5军还是十九路军！我已说过，这次作战5军是主力，只是客观条件与以前不同，再要吃掉敌人，难度太大，我也希望李师长有什么高招，能对我指教一番。” 蔡廷锴连忙说：“希夷，你不要激动，把你的理由说说看。” 我逐渐冷静下来。连续几次大捷，我北伐时的雄心又起来了，口气也生硬了些。毕竟与5军还要长期并肩，不能因为我影响了两军关系。于是说： “这个第9师团，比24旅团厉害得多。与日军五大主力师团相比，也相差无几。” 见众人疑惑的眼神，我知道当时的人们对日军内部情况了解得很少。但先云就不同，他有罕见的记忆，记得住近现代史上红军、解放军、国民党军乃至日军所有旅以上部队番号、部队主官姓名、兵力装备、战斗力强弱等信息。他还说其实他还对二战时苏军、德军、美军、英军等陆海军三军情况了如指掌，不过他估计我以后可能只需要美军的部分资料，就将这部分内容告诉了我，其余的就没必要了。我现在不过是现炒现卖而已。 “日本陆军原有21个师团，前几年裁军裁掉了4个，现在只有17个。第9师团被称为北陆三县师团或金泽师团，是因为它是由来自石川、富山、福井这日本北陆三县的士兵而组成的。师团编成地在金泽，又称金泽师团。日本人以团结、不怕死著称，而北陆地区日本人的团结和不怕死则是最突出的。该师团的名声，是日俄战争时攻坚旅顺口打下的。参加攻坚的有第1、9、11共3个师团，完全是以密集队形进行敢死冲锋，前后伤亡6万人，各师团均几乎拼光，是以尸山血海取得攻坚战的胜利，这就是后来日本陆军引以自豪的‘肉弹战术’的来源。日本陆军五大主力师团是近卫师团和第1、2、5、6师团，但日本陆军中很多人认为从第9师团在旅顺口攻坚战中的表现来看，完全不逊于五大主力师团，只是武器装备稍差而已。该师团编制2。85万人，现在动员出动的话加强有特种部队，全师团当在3万人以上，是24旅团的3倍。我们十九路军与5军加起来有6万人，只是相对优势，不是绝对。” “叶参谋长果然厉害，这么细致的情报居然也被你搞到。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十九路军与日军在淞沪拼了这么久，不知双方在武器装备上有何差距？”发问的是88师262旅的旅长杨步飞。 我转向王赓，他这个西点毕业生对武器最感兴趣。王赓因税警总团这次打了胜仗，我为了宋子文以后的支持又安排媒体重点吹嘘了税警一番，宋子文大喜，王赓也面上有光，得意洋洋： “我军轻兵器装备水平，远在日军之上！”王赓接着详细解释、如数家珍：“以最常见的步枪而论，日军是三八式步枪，口径6。5毫米，初速760米/秒，表尺射程2400米，枪长1280毫米，枪重3。9公斤。是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定型生产，特点是枪机盖上有一防尘盖，随枪机前后进退，防止沙尘进入，所以又称‘三八大盖’。该步枪的瞄准基线长，所以射击精度较好，不容易发生卡壳，加之日军射击准确，给我们造成不少伤亡。但该枪口径小，杀伤威力小，中枪时前面一个黄豆大的弹孔，后面也是黄豆大的孔，只要不命中要害，较易医治，我们有的官兵中枪后一般包扎包扎，又能重新上阵，所以戏称其为‘朋友枪’，还不如我们地方兵工厂，如汉阳造“元年”式步枪（广东兵工厂制）。。该枪唯一的优点是枪长刺刀长，便于拼刺。我们不和他们搞古代那一套，直接用冲锋枪横扫就是了，一扫大片。” 众人不禁失笑。 王赓接着说：“我们的就不同了。使用的步枪有部分是由德国、捷克等国进口的7。9毫米“毛瑟”98式步枪，更多的是仿造的各型7。9毫米“中正”式步枪。该枪初速810米/秒，表尺射程2000米。全枪长1110毫米，重4公斤，其弹道性能和射击精度优于三八式。子弹击中敌人，敌非死即重伤，且难以医治。为了更加增大杀伤效果，我们的士兵将毛瑟子弹头使劲在头发上来回摩擦，沾上多日不洗头造成的头油，就可以形成爆炸效果。射进日本兵身体后，前面一个黄豆大的孔，后面就是拳头大的血洞，这就是子弹在体内翻滚的作用。” 众人哄堂大笑。 “至于轻机枪方面，日本用11年式及91式轻机枪：两枪口径都为6。5毫米，外形、结构相似。该枪外形怪异，枪托偏右，俗称‘歪把子’。采用漏斗式供弹，弹容量仅为30发。该枪口径小，威力不大，故障较多。其表尺射程均为1500米，理论射速500发/分。我们用缴获的试过，装弹方法繁琐，实战中很难达到150发/分。我们的捷克式7。9毫米ZB…26式轻机枪就优秀得多，是德军的制式装备，公认在世界枪械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枪初速830米/秒，表尺射程1500米，射速550发/分。全枪重量轻，枪管可快速更换，射击精度也相当好。” 5军的将领不禁点头。他们自然知道捷克机枪的厉害，但想不到比日军的先进这么多。 “重机枪方面，日本用92式重机枪，是仿造法国的“哈其开斯”，被称为‘法国女郎之吻’，只是将原8毫米将口径改为7。7毫米，初速732米/秒，表尺射程2700米，射速500发/分。由于采用30发弹板供弹，其实际射速只有200发/分。特别是这种气冷式机枪重得不得了，竟然高达54。4公斤，比水冷式的德国MG08还重。92式重机枪属于世界上最差的重机枪之一。” 我心中不禁暗笑。你王赓风流成性，一不打仗就往上海高级歌舞厅钻，说不定真和什么法国女郎搞过。不过你是宋子文的人，我也不必多管，再说你的专业知识确实也是精深的，算得上我一个优秀助手。 王赓一口气说下去“我们的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宁造‘马克沁’式重机枪了。这是在德国MG08型基础上改进生产的，威力大、火力强、可靠性较高。该枪初速870米/秒，表尺射程3500米，射速600发/分。”。 “手枪方面，日本用1925年（大正十四年）定型的‘南部’式手枪，称为十四年式。枪长228毫米，枪重0。65公斤。由于这种手枪的皮质枪套较大，外形圆滑，形如一个王八盖，所以被我们称为‘王八盒子’。这种枪是世界上最差的手枪之一，有效射程只有几十米，而且故障率奇高。我们用的，就是大家所佩的7。63毫米“毛瑟自来得”1898式半自动手枪，俗称‘盒子炮’、‘驳壳枪’、‘快慢机’等。从战术角度看，毛瑟手枪150米的有效射程、每分钟40…120发的战斗射速、10…20发的装弹量正好填补了老式步枪和机枪之间的空缺。我们军官平时将该枪放在木壳里，打起来将握把套在木壳上，作为枪托，当微型冲锋枪使用。该枪后座力大，开火时上下跳动厉害，不过我们战斗中又有发明创造，就是将枪平端开火，就形成扇面扫射，将日军打倒一片。德国顾问们也对我们这一创举感到新奇，说回去要在德军中推广，还说还是中国人聪明。” 对这些实战中得出的使用武器经验，5军将领们都非常认真地聆听。 “至于手榴弹，日本使用93式和97式手榴弹，采用圆柱形铸铁弹体，延时5…6秒，全弹质量373克，装39。5克炸药，我们称为‘甜瓜’。缺点明显，产生的弹片不均匀，破片太大，柱状弹体握持、投掷不便。我们用的是长柄手榴弹，是德国M24手榴弹及其仿制型。弹壳将原型的整体式铸铁弹壳改为薄钢板冲压成型，弹体内填充炸药，弹体安装在一个中空的木制手柄上，依靠杠杆原理，可以比‘甜瓜’手榴弹投掷得更远、更准。” 王赓接着叹了口气：“轻武器我们还占优势，重武器就不行了。我们的火炮、坦克、飞机全靠进口，数量很少，供应有限。军舰差的更远，许多还是清朝的遗物。日本因为日俄战争的关系，特别重视重炮，坦克、飞机也实行国产化，数量多，可大量生产。尤其是日本海军，几千吨以上的重型军舰几百艘，几万吨的也有一大堆，航空母舰我们更是想都别想。以日本海军的实力，连老牌的海上强国美国、英国也要退避三分。上次叶参谋长使用广东海军偷袭成功，实属侥幸，下次就不行了。” 我沉重地说：“我这次之所以没有把握，也在于此。今天上午接到消息，吴淞炮台虽然还在我们手里，但大炮全部被日本军舰摧毁，黄浦江口布设的水雷也被日军扫除干净。据炮台观察，几十艘日本的巡洋舰、驱逐舰，以及上百艘炮舰、炮艇已经驶进了黄浦江。这就意味着，日军第9师团在这次进攻中，将得到军舰几百门100毫米以上重炮的全线支援。而我们打得最远的山炮，口径只有75毫米，与日舰对射的话，几乎是以卵击石。何况第9师团本身还有上百门重炮。前两次我们能全歼敌人陆战队和24旅团，就是因为日舰开不进黄浦江，舰炮打不到我们阵地。我们敲掉敌人炮群后，无论人员还是轻兵器数量、质量，都占绝对优势，以我之长击敌之短，故能屡屡获胜。现在日本海军开进黄浦江，陆海军协同作战，不但兵力数倍于前，且其舰炮可覆盖我军防线全纵深，我们的野战工事，是经不起敌人重炮轰击的。而且我军预备队、炮群，都在敌舰炮射击范围内，机动也非常困难。” 蔡廷锴说：“我们不是有飞机吗？用飞机突击敌人军舰、炮群如何？” 王赓接口说：“军长这个设想很好。只是我军飞机很轻，只能携带几十公斤的小炸弹，在日本军舰的重装甲面前只能炸个小洞而已。威力最大的鱼雷机根本没有。况且日本军舰每一艘都有几十门小型高射机关炮，几十艘军舰加起来，我们的慢速飞机很难逃脱。” “还不止此，敌9师团还将在引翔港抢修临时机场，并用高射炮严密防护。等敌机进驻后，我们赖以掩护的空中优势也大打折扣。所以这一仗，叶参谋长说只有三成把握，就基于此。” 众人听说后，都知道我和王赓说得有道理，不禁沉默下来。 我想起先云所说，他的军事科学院同事中，有人认为当初十九路军或5军只要指挥得当，完全可以先吃掉24旅团和第9师团，各个击破。先云不同意，因为当时日本航空母舰还在，有近百架飞机支援，十九路军炮兵阵地将无以遁形，势必被日机摧毁不可。同时，十九路军步兵冲锋时也将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后来还有军舰的重炮轰击，要吃掉日军谈何容易！所以他和我苦思冥想，才想出用广东海军预伏突击这一招，消除了对我最大的空中威胁。但现在面对几十艘军舰，我很难再拿出什么力量了。 李延年忍不住说：“按叶参谋长刚才说，我们岂不只有被动挨打？如果5军主攻的话，那只有和日军9师团血拼到底了。” “李师长勇气可嘉。”我说。“事情不是没有转机。我只能说，现在只有三成把握。如果陈司令（指京沪警备司令陈铭枢）交涉成功的话，我可以说，胜负还有五五之数。” 众人又为之一振。俞济时道：“要交涉什么？是什么秘密武器吗？” 宋希濂则说：“是不是动用海军和空军全部？” “动用海军、空军都不可能。空军是委员长的血本，不会在淞沪拼光的。至于海军，直到现在还与日本人打得火热。就在前天，海军部次长李世甲还与日军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一起视察吴淞前线战壕、指指点点呢！”我说。这个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我初听先云说也不相信，前天派人观察后居然又兑现了。 众人了解详情后，个个破口大骂中央海军卖国。 “所以中央海军是指望不上了，广东海军也基本没什么力量了。这件事，还需要俞师长亲自出马。”我转向俞济时。 按照历史，俞济时后来担任过15年的蒋介石侍从长，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将领之一，几乎言听计从。由于蒋介石对他太过信任，以致引起蒋经国疯狂嫉妒，50年代在台湾利用蒋介石最忌讳的“孙立人案”，终于把俞济时搞下台。原来就在对孙立人动手的前一天，俞济时擦拭手枪，不料走火伤了大腿，而主持不了第二天蒋介石参加的阅兵式（之前是每次必参加的）。蒋介石第二天看不到俞济时，十分困惑，蒋经国就说俞济时擦枪走火，还添油加醋一番。蒋介石也不得不怀疑，一个多年的老军人偏偏这时候擦枪走火，哪有这么巧的，会不会与孙立人勾结要搞事。疑神疑鬼之下，俞济时就此失宠。蒋经国利用这一事件，一箭双雕，一下搬掉两个大敌，事后却若无其事，可谓老谋深算。 不过现在，俞济时还是老蒋的大红人，还是说得上话的。 俞济时哪知道这当会我看尽了他的前世今生，爽快地说：“没问题，只要为了抗日大业，俞某万死不辞，何况传几句话？” 宋希濂说：“今天我们5军到来，我看是不是发布个抗日宣言，通电全国以表决心，免得别人说中央军不抗日？” 众人纷纷说好。通电由俞济时领衔，列名者为88师副师长李延年，旅长杨步飞、钱伦体，87师旅长宋希濂。电文如下：“济时等忝列戎行，救国具有决心……值此国家存亡关头，爰本中央团结御侮之旨，请命杀敌！现已全部开抵上海，听命于蒋总指挥。誓与我十九路军亲爱将士，喋血沙场，共同生死……宁为战死之鬼，羞作亡国之民……！” 2月13日晚，正值春夜，上海天气寒冷，春寒料峭。可是在黄浦江汇山码头，却一片杀气腾腾！数万名日军从运输舰鱼贯而下，沿着军工路向前线推进，军队的脚步声，炮车辚辚声，马匹嘶叫声，不绝于耳。这给春天的寒夜，增添了肃杀恐怖的气氛。汇山码头属于公共租界范围，原本应保持中立，但日军公然在此登陆，公共租界管理当局慑于日本威势，不敢说半个不字。 就在这天下午，第5军军长张治中、87师师长王敬久、87师259旅旅长孙元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总队长唐光霁等率部赶到淞沪前线，至此第5军主力已全部到齐。当晚，十九路军和5军的高级将领再次在江湾跑马场齐聚，研究具体作战部署。 张治中开门见山说：“痛快！?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14 部分阅读 再次在江湾跑马场齐聚，研究具体作战部署。 张治中开门见山说：“痛快！前段只看到十九路军痛宰日寇，我们却在隔岸观火，心急如焚！现在蒋委员长终于开通了，形势一片大好。我已将‘九一八事变’后香凝女士送的女装和诗都退了回去，即使血染淞沪也在所不惜！作战部署的事，由十九路军一并安排就是。” “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十分痛恨。她为此事特写了一首诗，并附女褂一件，送给时为中央军官学校的教育长张治中，要他转给蒋介石和黄埔军校的将领，其诗曰：“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王敬久则高喊：“这次主攻，一定要87师先上！谁也别想争，否则别怪老子不客气！” 对这个直性子，我心里又好笑又有些恼恨。人们评论说：“王敬久带兵作战无能，玩弄美女有术。”当时他追求夏文秀、萧明两个名门美女，因人家门高势大，终未得手，气得他几乎要动用勃朗宁手枪杀人。他的好友戴笠为他报仇雪恨，将两女逮捕，送贵州息烽监狱囚禁多年。两位美女进监时是两朵鲜花，出狱后成一双枯叶。后来王敬久与自己师里面新闻处的女军官结婚，算是内部通婚解决了问题。不过他人品不怎样，指挥才能也远比不上俞济时，但论到作战勇猛、猛冲猛打，倒是一个好手，颇有“猛张飞”气概。 孙元良、唐光霁表示愿服从十九路军指挥，完成任何任务。 我看了看孙元良，不禁涌起一阵古怪感觉。听先云说，孙元良是他那个时空中台湾著名影星秦汉的父亲（秦汉原名孙祥钟）。我暗想可不能让他在上海挂了，否则以后就少了一个影视名人了。 至于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到来，则令我一阵振奋。 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全称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顾名思义就是隶属于中央军官学校的教导部队，在**中属于示范部队性质。中央军官学校前身就是名闻遐迩的黄埔军校，教导总队最早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曾在大革命时期东征和北伐中赫赫有名的黄埔学生军。黄埔军校是蒋介石走上事业顶峰的开始，所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历来是青睐有加，最先进的装备、最先进的战术训练、最先进的部队编制往往都是先由中央军校来进行实验，而中央军校也一直秉承建校以来的传统，维持着一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团级步兵教导部队与若干连营级特种兵教导部队。 1930年5月，中央军校正式组建了一支编制为2个旅6个团的教导第2师，这是早期中央军校教导部队的鼎盛时期。这个教导第2师几乎将中央军校的所有新锐武器都收入帐下，其所属特种兵包括2个教导炮兵团，再加上骑兵连、工兵连、辎重连、学兵营与坦克队，可以称得上是虎贲满堂，在整个中央军之中，教导第2师的战斗力仅次于冯轶裴的教导第1师，日后在抗战战场上威名远扬的第4师就是在教导第2师的基础上组建的。 1931年1月在德**事顾问的计划下，中央军校正式开始编组教导总队，最初编制为2个步兵营以及炮兵连、工兵连、骑兵连、迫击炮连、特务连和通信连。官兵主要从原教导第2师炮兵团、特务营、工兵连、骑兵连和军校警卫部队中抽调的精兵强将。这个团级教导部队主要进行德式步兵团的编制试验以及德式新武器的应用研究，是为了全面开展德式师建设而先行一步的试验性部队。总队长唐光霁，出身于西北军，毕业于著名的保定军校，之所以选择唐光霁，完全是因为他科班毕业，尤擅部队训练，而且北伐之后一直在中央军校任职。副总队长朱宗海，曾任教导第2师参谋处处长，原是中央军校的炮兵教官，他负责主持总队的参谋业务。所属2个步兵营主要用于编制试验，炮兵连装备75毫米博福斯山炮，主要摸索德式装备的具体应用，工兵连配备了德式新型工兵器械，骑兵连则鸟枪换炮，改装摩托车。 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就以这个规模，来到了淞沪前线。其实力，大致相当于1个加强团。我略感遗憾，要是再过几年，这个教导总队将扩编为3万多人的甲种师，成为国民革命军装备最齐全，训练最正规的精锐之师。可惜……但不管怎样，如果仅以5军的实力，就足以对抗日军第9师团了，当然，要排除日本海军的因素。 张治中又说：“我来之前，委员长亲自告诉我，他已下令调驻郑州的胡宗南的第1师回南京准备参战，调第10、83师从江西入浙增援，第9师从江西移驻杭州，将驻浙赣边界的第36旅调至沪杭铁路沿线。以上所部，很快将投入淞沪。我们目前怎样部署，还请叶参谋长示下。” 我心里暗叹：文白（张治中字文白），你与老蒋厮混多年，还不明白他的手段？他证券经纪人出身，不见兔子不撒鹰，我们在上海打好了，援军自然会到；要是遇挫，那就别指望。不过我不拂他兴致，就直接指着地图说： “我军以保卫国土和自卫为目的，拟占领南市—龙华—北新泾—真茹—闸北—江湾—庙行—吴淞—宝山—月浦镇之线，将主力集中于铁道以北地区，迎击由闸北、江湾、吴淞方面来犯之敌，待机出击，压迫敌至黄浦江边而歼灭之。” 具体是：在十九路军总指挥将光鼐统一指挥下，组成左翼军、右翼军。右翼军由蔡廷锴指挥十九路军主力，以60师重点防守江湾一线，78师155旅防守庙行，87师独立第20旅（旅长伍诚仁，宪兵系统）防守两镇之间的竹园墩。在江湾一线后方，集中5军87、88师，中央陆军教导总队、税警总团共四支全德国装备部队，以及十九路军总预备队61师，由左翼军的张治中指挥，待日军第9师团突破我军防线后，予以合围歼灭。两翼的闸北、吴淞继续取守势。 众人听完部署后，道：“这不是与上次围歼24旅团的招数一样吗？敌人会不会上当？” “以不变应万变。如果敌人不上当，不想以前一样突破一点、全军涌进的话，则我军预备队转入攻势，蒋敌人压迫至黄浦江边歼灭。” “那敌人的海军呢？陆上机场呢？”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俞师长已经交涉成功了，我军两样秘密武器即将赶到。只要我军顶住日军三天攻势，则歼灭第9师团还有五成把握。” “我军防线当作如何部署？” “我军已经改良阵地工事，主要对付敌人军舰和大炮轰击，减少伤亡。主要是利用地形，筑散兵窟、掩蔽部、交通壕，三者不连成一线，采用鳞形的数线配备，并以交通壕联络。战壕上加掩盖，使敌军舰大炮不易认出。兵力配置还是老办法，前轻后重。为加强我军防御力量，我已下令将1万多名义勇军补入防线死守，以腾出野战部队。” 张治中思考一番，说：“如此甚好。希夷，你一向是料事如神，还有什么黄豆、天灯等古怪战术。这次，又为日寇准备了什么好菜啊？” 我暗想，你还不知道天雷战术呢。不过，我也是黔驴技穷了，从德国回来的船上时间太短，与先云来不及商量很多事情，现在只有靠自己了。“只剩一招了。但愿能一招鲜，叫日本人尝尝挨揍的滋味。” 2月15日清晨，又是一个黎明！天边的星辰落尽，晨霭慢慢退去……5时，跑马厅自鸣钟准时响了5下，每一响都重重地打在战线双方数万官兵的心上，仿佛给双方都发出了作战信号！ 突然，远处黄浦江上的夜空一片雪亮，好像一把大火将满天的云霭雾霾点燃，升腾起冲天的烈焰！随着隆隆的巨响，大地也仿佛安上了弹簧，剧烈地、令人心悸地颤动起来！ 日军开炮了！炮火很快连成一片，烧红了半个天空！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大地震动，烽烟翻滚。这，就是日军第9师团的师团长植田谦吉赖以成名的“重层射击之大填埋”火炮攻击术，集中军舰几百门舰炮以及陆上100多门重炮，装配爆破弹、燃烧弹，向我军防线施行徐进弹幕射击，只见由无数炮弹爆炸组成的一道道火墙，向我军江湾阵地一步步平推过来，沿途沙石纷飞，如山崩海倒，凶猛异常！ 突然间，所有的轰鸣震颤地火天光倏地消失，似乎整个世界毁灭了一样，出现了让人窒息的黑暗和死寂。然而，这种黑暗和静寂只是暂短的一瞬，继之而来的是东面和东南方向的海啸一般的“Bnzi”声、无数履带磨擦地面难听刺耳的吱吱声。 日军第9师团，以前原宏行少将指挥的第6旅团为主力，在50多辆坦克、装甲车的引导下，分三路向我猛烈突击！ 日军炮火虽猛，摧毁我前沿大部分工事，我军却伤亡很小。因为我军多已撤往后方，当敌人炮火停止轰击后，即迅速敏捷返回原阵地。 这是我学习二战德军防御专家海因里希的独特招数。海因里希声称在1：18的绝对劣势下顶住了苏军进攻。1945年4月柏林之战，朱可夫豪情万丈，一晚就向德军阵地倾泻了10万吨钢铁，以为德军全部遭活埋。哪知屡次进攻却伤亡惨重，最重要的泽洛高地迟迟拿不下来，海因里希用的就是这招。斯大林十分不耐烦，下令原进攻德累斯顿的科涅夫转向柏林。朱可夫未能独享攻克德国首都的荣誉，终身遗憾。现在，我用这招对付日军的死板战术，正好用得上。 日军进攻的浪头，狠狠地打在我军防线上。然而在我军血肉筑成的堤坝上，不断地撞得粉碎、四处飞溅！黄色的巨浪在这里就被迫停息了狂嗥怒吼，茫茫江面沉重地起伏，急匆匆；后浪赶着前浪，仿若暴风雨前的马匹，茫然成群又倏地散乱一片。夕阳西沉，满天烧起火红的晚霞，江湾前线广阔的枯黄田野仿佛也被感染，渐而变得深红，接着又幻化成深紫，不待细观，又转为古铜…… 我无数抗日勇士，又血染山河！ 三天！整整三天！我十九路军英勇将士在江湾前线，以自己的血肉，筑成了坚不可摧的长城！以攻坚著称的日军第9师团，接连七次猛攻，都被我军一一粉碎。但日军以大兵团密集滚进，占领我军前沿阵地后不是象24旅团那样主力全部涌入，而是就地巩固，与后方密切联系，稳扎稳打，我诱歼其计划已经落空。我立即巨鼎执行第二套方案。 2月18日清晨，日军如往常般又发起大规模进攻。轮到我军出手了。 我将5军和税警总团所有的50门克虏伯、博福斯山炮集中起来，每10门组成1个炮群，分散配置，在电台指挥下却可向同一目标齐射。经过连日观察，终于确定，第9师团重炮阵地，就设在沈家行某处。日军还是没吸取教训，105、150毫米榴弹炮、100毫米加农炮、75毫米山野炮密集对在一起。依靠飞机确定精确方位后，我军炮群连续进行无数个8发急速射，将日军炮兵阵地打成一片火海！ 日军第9师团指挥部设在公大纱厂办公楼。我军早已测好方位，6门150毫米重型迫击炮一口气打出100发炮弹，将大楼打得烟尘滚滚，火光冲天，许多参谋人员被击毙，植田谦吉被部下狼狈架了出去。第9师团指挥系统就此紊乱。 此时，日军在引翔港的机场已经完成，12架从冲绳来的飞机正在加油、装弹。这些自然躲不过肖特的高倍望远镜。突然，一阵尖利的呼啸划破天空，飞机场的日本兵只听得怪叫越来越响，接着一声声撕裂空气的尖啸，如同殛顶的劈雷，几个巨大的黑点落地爆炸开来。大地颤抖了，机场跑道水泥碎石飞上天，出现几个巨大的深坑，已不可能使用了。还有1个黑点在机群中爆炸，汽油被点燃了，喷起冲天火光，飞机在连环爆炸声中变成一堆堆废铁。 随即这批黑点又往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落去。在飞机引导下，离日舰越来越近，终于，“弥生”号驱逐舰被击中了，燃起满船大火，迅速向黄浦江沉了下去。其余日舰纷纷躲避，从不知灾难从何而来，只好胡乱炮轰一气。 此时，养精蓄锐的我军87、88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税警总团、61师等部数万健儿，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几万顶德国钢盔在阳光下明晃晃闪烁不定，有如无数钢铁洪流，排山倒海般对进攻的日军发起反冲击！先头部队全部手持冲锋枪、轻机枪，子弹如暴风骤雨般将迎面密集的日本兵如割麦般扫倒。特别是61师122旅第6团，团长郑为楫一马当先，手持山西兵工厂出的100发弹鼓的“汤姆生”冲锋枪持续猛烈开火，宛如火龙喷出大片死亡的火焰，沾者立毙！进攻的日军队形大乱，黄色的浪潮纷纷倒卷回去，我军则追着败退的日本兵屁股猛打，踏着无数不断倒下日本兵的尸体向着黄浦江猛扑过去！ 我站在跑马场自鸣钟顶端，不禁长舒一口气。 这次我的秘密武器就是：铁道列车炮！ 1930年中原大战时，蒋介石嫡系部队曾突然遭到阎锡山晋军的铁道列车攻击。这铁道列车火力凶猛，又不怕普通枪炮弹，让蒋军大吃苦头。蒋介石痛定思痛，后来就在南京组建铁道炮队，从德国进口铁道炮列车，每车有1门280毫米超重型火炮，以及其口径火炮，隶属交通部管辖。陈铭枢被免去代理行政院长后，除保留京沪警备司令我外，还兼任交通部长一职，正好管住这批铁道炮。无奈何应钦拱卫京师重地为名，迟迟不拨，直到俞济时出面请出蒋介石，才将这批铁道炮到来淞沪前线，总共有3列火车。 我将这批铁道炮停放在闸北的北站编组处，事先由王赓派出参谋军官登上列车指挥部，协助定位目标。在美国飞行员肖特协助下，一举摧毁日军苦心准备的引翔港机场，又转向黄浦江，击沉日舰1艘。由于肖特在日本高射炮射程外飞行观察，日军无可奈何。 至18日晚，我军将日军第9师团余部压缩到黄浦江边的沪江大学、公大纱厂以及引翔港等三处，炮兵阵地也不断前移，将日军赶下黄浦江似乎指日可待。 但情况很快又起变化。黄浦江上几十艘日本重型军舰在我铁道列车超级重炮攻击下一时陷入慌乱，但不久就定下神来。只见其排成疏散队形在江面进行中速机动，使我难以瞄准；炮塔分别转向左边或右边，如左舷面对我方朝左炮塔就一起开炮齐射，右舷面对我方则朝右炮塔齐射，对我炮兵进行猛烈压制。日舰在机动中还能保持齐射，其高超的素质确实令人咋色！不愧为世界三大海军强国之一。更厉害的，日舰明确分工，炮舰和炮艇直接支援第9师团，打击我阵地前沿，压制我军步兵冲锋；重型军舰则对怀疑是我炮兵阵地的方位进行齐射密集覆盖，确保摧毁。 见此情形我也打红了眼！如果不能迅速吃掉第9师团，过不了几天日军就有2个新的师团登陆，抄我后路！我吩咐王赓，叫铁道炮的引导军官指挥集中轰击日本旗舰“出云”号重型巡洋舰，3门280毫米超级重炮一起射击。 果然3门重炮几个齐射，终于有1发炮弹击中“出云”号中部，炸出一个冲天的巨大火球，“出云”号摇摇晃晃，向黄浦江外逃去。事后才得知，这一炮打得并不准，稍向下击中水线，则“出云”非沉不可；稍微偏前，则可集中舰桥，在此处指挥作战的第3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以及整个司令部肯定全部报销。不过这一炮也吓得野村魂飞魄散，电台天线也被震坏，无法指挥。日军阵形逐渐散乱，齐射火力也稀疏下来。此时，我飞行队的10多架飞机不断出击，向日舰扔下50公斤小炸弹，虽然破坏力不大，但起到骚扰作用，还炸沉2艘小炮艇。我也有1架飞机被击落，第6飞行队副队长黄毓沛牺牲。 这时，我向前推进的75毫米山炮换上对付坚固工事的钢弹，每10门集中轰击1艘日舰。虽然很难炸沉重型军舰，但江上日舰一艘艘不断起火，狼狈不堪，再也无法组织对岸射击。突然，我1发炮弹可能集中了日本驱逐舰“水无月”舰尾的深水炸弹库，引发冲天大爆炸，“水无月”断成两截。 我集中、105、150毫米重型迫击炮、天雷炮集中对引翔港处的日军第6旅团阵地进行轰击，87、88师全力突击，以绝对优势猛攻。日军第6旅团前段充当进攻主力，已伤亡很大，在我军突击下终于崩溃，包括旅团长前原宏行少将、第7联队的联队长林大八大佐（曾任张学良的军事顾问）在内的4000多人被击毙，只有不到2000人在尚比较完整的第35联队接应下逃到了公大纱厂阵地。 一晚炮战，我军75毫米山炮的两处阵地被日舰的舰炮摧毁，损失火炮10多门；日舰则因聚集在狭窄的黄浦江，目标又很明显，几乎每艘带伤，有3艘炮舰、7艘炮艇被击沉，驱逐舰“三日月”号也被铁道列车重炮击沉。 就在双方彻夜炮战中，我军又将迫击炮、天雷炮阵地转移到公大纱厂的日军核心阵地，准备打掉第9师团主力！ 19日黎明时分，我军火炮突然发出了山崩地裂的怒吼，炮弹暴雨似地直向敌人阵地倾泻而下！日军阵地全纵深到处是炮弹爆炸的火光在迸射、在闪跳。时而像春雷从云天间滚动，时而像地震海啸天地倒翻。大地在颤抖，江水在嚎叫，**辣的气浪里，房屋、树木、江滩、水流变得腥红一片，在跳动、摇晃……一时间天和地似乎全被烧红，使得东南天际火红的朝阳也黯然失色！ 我军数万突击部队就像被撞针击了火的炮弹，一个跟一个地跳出战壕，直向突破口射去！天雷炮再次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一炮下去日军阵地工事全被打塌，根本没有活人。我军顺利占领后，天雷炮阵地再次前移，再次轰击，仿佛对日军层层剥皮，很快就要掏出心脏！ 日军也疯狂反击，特别是军舰不顾一切集中火力，对我突击部队进行拦阻射击。只见日军的舰身剧烈抖动，巨炮喷出长长的眩目光焰，吐出钢铁弹丸。弹九在空中划着弧形弹道，在弧形弹道的终点，接连腾起火光，火焰连成一片，在火焰中闪烁着炮弹爆炸的强光。闪光和火焰，仿佛中国春节的烟花，仿佛盂兰盆节神奈川上的火船！在这片死亡的铁火覆盖下，冲锋的我军被大片大片炸倒！ 我军的飞机再次出击，冒着日舰密集的高射炮火进行轰炸、扫射，迫使日舰停止炮击，转向躲避；我铁道重炮的炮弹落在黄浦江上，也激起巨大的水柱，一些日军小炮艇甚至被掀翻！我75毫米山炮再次改变策略，集中所有火炮全力只轰击敌1艘驱逐舰的尾部，以打爆没有什么装甲防护的深水炸弹弹药库。只见日驱逐舰“冲风”号不断腾起烟雾和火球，突然再次发生大爆炸，船尾沉下，船头昂起，迅速滑入水中。 陆上，我军天雷炮全部使用30公斤的大号装药，对准公大纱厂的主楼猛砸而下，在地动山摇的剧烈爆炸声中，该大楼完全被漫天的烟尘盖住。我军乘机发起总突击，眼见又可拿下日军一核心据点。 突然，日军从大楼后面用迫击炮发射出几十枚炮弹，落入我军队形中，爆炸后产生大片黄色的烟雾，被烟雾笼罩的我军官兵纷纷倒地。 我突然醒悟过来：毒气！这是毒气弹！我立即下令停止进攻，用炮兵对敌毒气炮阵地进行覆盖。 然而，从日军沪江大学的阵地也射来大批毒气炮弹，甚至从日本军舰上也射来毒气炮弹！ 我一锤砸在桌子上，震得茶杯直跳。为什么啊！我为什么没想到啊！日本鬼子在中国大量使用毒气，毒死几十万中**民，没想到这么早他们就在上海使用了！他们居然使出了最后的毒招！ 我请示将光鼐、蔡廷锴、张治中后，下令全线后撤到深远后方阵地，暂时脱离敌毒气弹攻击范围。 江湾大血战，就在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功败垂成。 第九章：胜负一线 “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空前残酷的血战！我军以不足5万的疲惫之师，与日军上海派遣军2个新锐师团、7万大军在淞沪几十公里的战线上全线激战。十九路军从总指挥蒋光鼐、19军军长蔡廷锴、5军军长张治中直至各师、旅、团长均立下军令状，不惜全军血染淞沪，拼至最后一刻，也要硬杀日军第14师团，扭转战局！敌不仁我不义，在日军使用毒气弹后，我终于下决心拿出‘最后武器’，一定要让日本人在淞沪血流成河！然而就在2月28日黎明我军对14师团残部展开总攻的时刻，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摘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 江湾大血战，双方损失都非常惨重，各伤亡2万多人。日军第9师团第6旅团大部被歼，师团损兵折将达2/3，几乎赶得上当年旅顺口攻坚战。余部已丧失突击力，仅能自保。我军也遭空前损耗，主要是在日本的军舰轰击和毒气弹攻击下伤亡巨大。不过我军伤亡中包括防御时义勇军5000多人的伤亡，其余分摊到各师，各伤亡3000多人，损失率约1/3，也大伤元气。60师、78师155旅、87师独立第20旅顶住了日军第9师团和黄浦江上军舰连续3天的猛攻和炮击，损失过半。87、88师未参加防御作战，虽然总攻第9师团时遭舰炮和毒气杀伤，但及时退下，还保持了一定战斗力。税警总团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只是对沪江大学的日军进行监视，故伤亡较小，建制还比较完整。 高级军官伤亡也非常大，5军方面，88师264旅的旅长钱伦体、该旅527团的团长施觉民、87师259旅517团的团长张世希均在总攻第9师团时阵亡；十九路军方面损失更大，61师在攻击时师部靠前指挥，却被日本海军舰炮的齐射命中，师长毛维寿、参谋长赵锦雯均当场被炸死，此外60师的副师长兼参谋长李盛宗在指挥防御时阵亡；十九路军各师还有5名团长殉国。加上受伤的，十九路军和5军的团长以上高级军官几乎伤亡近半，损失之重确实是空前的！ 对日军使用毒气弹我确实没想到，因为历史上“一二八事变”时日军并没有用毒气弹，我就没有往这方面想。不过历史上日军在淞沪总计伤亡不过1万多人，而现在日军主力还未投入，伤亡已接近4万人，看来日本人狗急跳墙、不顾一切了。我暗暗警惕，现在历史进程已经改变了，我再也不能想当然了，必须随机应变，否则将吃大亏。 由于此次作战预计到日本军舰的舰炮远程轰击，危险性太大，故战前没有通知记者随军采访。战后我军立即揭露日军违反国际公法使用毒气弹的罪行，并邀请记者和各国驻沪使馆武官观察中毒而死的我军官兵尸体。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了解德军毒气弹的法国武官当即证实日军使用的是芥子气。经媒体揭露，在国内、国际都引起巨大反响，纷纷谴责日本暴行。日本则一如既往地百般抵赖，声称是中国人自己搞的“苦肉计”，摆出一副抵死不认、你奈我其何的架势。我自知现在临时准备防毒面具已来不及，宣布将向即将召开的国联大会提出有关控诉，并在今后作战时邀请自愿观战的记者和军事观察员（在战争中邀请军事观察员是当时一种普遍现象，日俄战争时日本就邀请了德**官为观察员）。邀请函一出，得到积极响应，不但各大媒体记者踊跃报名，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驻沪武官也应邀担任军事观察员。此消息宣布后，因国联大会即将召开，日本政府和军部果然有所顾忌。之后日军在此次淞沪作战中再未使用毒气弹，总算是解除了对我的一大威胁。 既然聚歼日军第9师团不成，为避开日本军舰的炮击，我军的防线由原来的宝山－吴淞－纪家桥－庙行－江湾－八字桥－闸北一线，后撤至浏河－罗店－刘行－大场－真如－闸北一线。闸北一带由于有公共租界阻隔，日本军舰还不敢进行炮击。 接下来最重要的是整补部队。此战我军伤兵逾万，后方医院人满为患，幸而宋庆龄、何香凝女士之前用捐款筹建了几十个临时医院，购买了大量药品；上海各大医院也全力以赴，加上之前作战的一批伤兵陆续出院，总算能勉强应付。 因部队缺员太大，十九路军负责后方训练的黄强被迫将只经过几天训练的新兵都派上战场，加上伤愈归队的伤兵，也只能填补部分损失。5军的情况稍好，军政部将京沪一带新兵训练营的5000多名新兵全部补入5军，各军校即将毕业的士官生也派到前线实习。损失的军官则火线提拔填补。88师264旅的旅长由87师521团的团长刘安祺升任。十九路军的61师受创最大，师长毛维寿、参谋长赵锦雯均阵亡，蔡廷锴征求我的意见：“希夷，你觉得这两个空缺由谁接任合适？61师的旅长张炎怎样？” 我说：“军长，真的要征求我的意见吗？” “那是当然，你是前敌总指挥嘛。” 张炎当然是很不错的，指挥果断、有头脑，算得上一员战将。而且他倾向中国**，历史上“福建事变”后曾回到粤西家乡，与**员合作发动反蒋武装起义，与我这个编外党员是同路人。不过，他还有一个致命缺陷。所以我心中另有合适人选。 “军长，张炎可提升为61师的副师长。至于师长和参谋长，我觉得还有更好的人选。” 蔡廷锴十分惊奇，因张炎在十九路军的旅长中才干是最突出的，能与之相比的勉强只有78师156旅的翁照垣。他原以为我会爽快地同意，不禁投来疑惑的眼光，好象在问：“不会吧？” 我微笑道：“军长，我心中有两个人选。他们的才能，只怕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 蔡廷锴大惊：“希夷，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十九路军中还有这样的人才？” 我说出两个人的姓名：“他们并不在军中，却都在上海。军长你也注意到了，前段时间义勇军打得非常出色，甚至不比我们正规军差，军长你也感到惊奇。那些义勇军就是由他们两人训练和指挥的。” 蔡廷锴听了大喜过望：“原来‘虎鹤双形’就在上海！希夷，你怎么不早说呢？” 所谓“虎鹤双形”，指的是两员北伐和铁军名将——黄琪翔和周士第。黄琪翔字御行，打仗灵活多变，如仙鹤灵动；周士第字力行，作战勇猛顽强，是北伐军中著名的“虎将”。广东最出名的武师是黄飞鸿，以佛山“无影脚”和“虎鹤双形拳”名震天下。因黄琪翔和周士第的字中都有一个“行”字，打仗又各有特点，所以铁军中以“虎鹤双形”赞誉之。 周士第与我的关系就不用说了。铁军4军独立团的前身是大元帅府大本营铁甲车队，它是由苏联顾问向孙中山建议建立的。在筹建中由**两广区委军事部选派周士第、廖乾五等**员去工作，是中国**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周士第是黄埔一期的，就当过铁甲车队的队长。1925年11月，以铁甲车队全部并从黄埔军校抽调部分人员为骨干，组成为34团，以后改称4军独立团。1926年5月，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开赴湖南前线，作战中周士第打出了“猛将”的声名。1927年1月4军改编时，我任25师副师长，独立团改为该师73团，团长就是周士第。南昌起义时我任前敌总指挥，周士第任第25师师长，蔡廷锴当时任第10师的师长，两人是平级的。南昌起义南下部队失败后，周士第与部队失散，也不知道余部上了井冈山，于是去上海找党中央，“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正在上海。蔡廷锴对他还是信任的，1933年“福建事变”时还委任他为团长，所以我知道蔡廷锴一定会接纳他。 按照历史，周士第在“福建事变”后去了苏区，追随贺龙当过红二方面军的参谋长，抗战时当过八路军120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是徐向前手下的18兵团司令（政委就是胡耀邦），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其实按照他北伐时团长、南昌起义时师长的地位，是有资格被授予大将军衔的。 至于黄琪翔也与我有很深的渊源。在第一次北伐时是与我齐名的团长（第二次北伐时蒋先云才打出名声），当时我所在的独立团属于4军12师，黄琪翔就是12师下辖的36团的团长。在最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大家见汀泗桥敌防守兵力雄厚，地形险要，工事坚固，易守难攻，都感难打。黄琪翔建议以所部36团迂回桥北，夺取敌最高峰阵地，次晨桥南部队发起正面攻击，两边配合作战，当可一举成功。黄陈述意见后，大家都表示赞成，苏联顾问尼基金称此为奇谋胜算，后果然大胜。汀泗桥之役后，黄琪翔因功升为少将团长，当时北伐军中获少将衔的团长只有我和黄琪翔两人。他的升迁比我还快，1927年6、7月间铁军第二次整编，黄琪翔已担任4军的军长，我还只是11军24师的师长。张发奎的声名，其实基本上是靠黄琪翔打出来的。铁军分裂后，他跟张发奎走，率4军回师广州，1927年11月残酷镇压了有我参加的广州起义，屠杀起义群众3万多人，与我势成水火。由于杀人太多，舆论大哗，黄琪翔在内外舆论指责下离职前往香港，后前往德国柏林大学补习德文。在柏林期间，在邓演达、宋庆龄等撮合下，他赞同邓演达与中国**合作的立场。我和他总算捐弃前嫌。1929年5月，黄琪翔应宋庆龄之请，护送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移灵南京典礼，后寄居上海。1930年5月，邓演达也回到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黄琪翔担任该党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次年11月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黄乃负起与各方联系之责，继续农工民主党的工作。“一二八淞沪抗战”时，黄琪翔积极组织义勇军。蔡廷锴也很钦佩他，1933年“福建事变”时，还邀请他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黄在会上宣读了宣言，宣告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因为这些渊源，我在担任十九路军参谋长后，立即与在上海的周士第、黄琪翔取得联系，由他们组织义勇军，并许诺蔡廷锴一定欢迎他们回到铁军的。当然，洞悉未来历史的我，是不会让“福建事变”发生的，因为我和先云已经商量出了更好的解决办法。 在我的建议下，蔡廷锴果然任命黄琪翔为61师的师长，周士第为61师参谋长。在抗日的大旗下，铁军各路虎将终于又团结在一起了。 1月20日晚，京沪警备司令陈铭枢、参谋长邓世增等来到了真如的十九路军总指挥部。 他们一坐下张治中就急切地问：“如公，援军怎样了？什么时候开来？” 陈铭枢苦笑道：“文白，援军，就不要指望了吧。” 各位将领俱大惊（当然只有我例外）：“不是说几个师已经接近前线了吗？” 京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邓世增解释说：“本来有6个师的兵力已陆续开来，但由于我军未能吃掉第9师团，且全线后撤，老蒋又改变了主意。起先如公打电报给老蒋，‘请即饬上官云相所部，前来担任作工为祈。前方两军协同作战，情同手足，无殊一军，必能发挥最大之光荣，请释鉴虑。但为持久抵抗之计，务请俯照前言，迅调江西陈（诚）卫（立煌）谭（道源）各部，兼程前来无误，无论现在前线如何牺牲，亦可达到目的也。’老蒋却答复说：‘所请饬调上官及陈、卫、谭各部，查上官部因渡江困难，今日止，尚只渡过一营，陈、卫各部，分防赣西，更非短时日所能集结。军事最着确实，上述办法，以难预期之事，求其适应机急必至贻误戎机。’何应钦更是下令：‘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蒋光鼐问：“所谓渡江困难，到底为何？” 陈铭枢叹口气：“还不是老蒋的借口。他说什么日本人已经发出警告，如江北我军上官云相、胡宗南等部敢渡长江加入淞沪战场，就要派军舰截击，封锁南京、采石矶江面。其实日本人在淞沪被打得焦头烂额，哪有余力再开辟新的战场。如日本人扩大战事，我军海空军全力参战，在长江内与日军还是有一战之力的，所以这纯属老蒋托词。说到底，老蒋还是首鼠两端，还是‘剿共’重于抗日。他授意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来电报说什么‘夫倭寇如割肉之痛，‘赤匪’乃烂心之痛，此时两方兼顾，则两方俱不能顾也。……日本之兵可随时添增，我之增援（因剿共）自穷，故不如不予增援。江西之匪可随时爆发，我之防备不可疏，故（驻江西各部队）不宜稍予抽调。’” 邓世增补充说：“本来在江西的蒋鼎文的第9师等部已经开拔，却被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15 部分阅读 剩ㄗそ鞲鞑慷樱┎灰松杂璩榈鳌！?br /> 邓世增补充说：“本来在江西的蒋鼎文的第9师等部已经开拔，却被熊式辉压住。在广西的张发奎念在铁军同袍的情义，虽然与我们三次血战，这次也主动派出第4军经湖南由武汉东下。但何应钦告诉张发奎不该来上海，而调该部去了江西萍乡，协同熊式辉‘剿赤’。其实老蒋心里，就是尽快与日本人讲和，好腾出手来‘剿共’。他让我们在前线顶一下，不过是增加谈判的筹码，还说我们打大了，没有见好就收，搞得现在很被动。他当面对我说：最好趁着这几次战役胜利的时机，赶快收手，与日方谋求停战，比较援兵不继，改作城下之盟，那时条件更苛……” 众人均大失所望。特别是5军各将领，原以为蒋介石派出了御林军，应该真心抗日了，现在御林军伤亡惨重，援兵却是不继，不禁灰心。张治中对我说：“希夷，又被你说对了。蒋介石就是搞证券经纪人那一套，现在我们受挫，他就抽回投资。但不是我们不卖命，敌人放毒气，我们有什么办法？” 俞济时是蒋介石的亲戚和心腹，多少知道内幕，说：“委员长是寄希望3月3日召开的国联大会，逼迫日本人和谈，要我们守住现有防线。只是我们各部均已残破，要守住只怕很难啊！我劝过他，京沪、江浙、皖南赣北一带**有60个师以上，哪怕抽十分之一上来，就足够了。但现在看来，唉，委员长主意已定，我怎么说也没用了。” 陈铭枢转向我：“希夷，你怎么看？” 我悠悠道：“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 我吟唱了一句宋代著名诗词大家辛弃疾的词句。众人听后，均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辛弃疾这位生在国破战乱时期的爱国诗人，一生忧国忧民，为后世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词章。他在这两句词中感慨：金人掀起的战尘未落，边寨之马肥壮，正好兴兵抗金，收拾破碎的山河，然南宋朝廷苟安软弱，退缩长江以南，致使半壁江山沦人金人之手，大宋空有肥壮的战马，而英雄却无用武之地…… 我接着说：“现在别说60个师，就是6个团，也指望不上，只能靠我们现有的力量了。老蒋要讲和，但离国联开会还有差不多半个月，日本人不会甘心的，肯定大举增兵，以夺占上海，取得谈判有利地位，再逼我承认东北伪政权。现在我军退无可退，但要面对新锐的优势敌军，只怕力有不逮啊！” 蔡廷锴说：“希夷，日本人那边有什么情报，你说来看看。” 我说：“由于第9师团也被打败，日本军部十分恼怒，新组成上海派遣军，启用原关东军司令官、陆军大臣、现任军事参议官的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出动第11、14师团，以及大批装甲兵、炮兵、工兵等直属部队，总兵力在7万人以上，将于近日在上海某处登陆，企图歼灭我军，挽回败局。” 听到日军兵力如此强大，众人又心里一震。蒋光鼐则振作说：“好嘛，这说明我们还是打得好。这个白川义则，是继盐泽幸一、野村吉三郎、植田谦吉后第四位司令官了。临阵频频换将，乃兵家大忌也。我看日本人也是技穷了。” 蔡廷锴道：“哪我们如何应对呢？” 我谨慎地说：“日军总兵力是不会错的，但我不知道它们两个师团究竟是分别登陆，还是一起登陆。在情报搞准之前，我很难作具体参谋。” 我当然知道，按照历史，日军第11师团应于3月1日登陆，第14师团在一星期后登陆。但现在情况有重大变化，起码日本人使用毒气弹就是我没料到的，而且由于淞沪日军损失过大，上海派遣军肯定会提前登陆。看来如先云所说，历史“蝴蝶效应”已经出现了，我的“老黄历”已经未必管用，现在就看我的真本事了。但我是北伐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打出来的，又得到先云的未来资讯，还是有信心的。 “一个先来如何？两个一起来又如何？”　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总队长唐光霁问。 “如果敌人先来一个师团，则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各个击破，不惜一切全力把它吃掉，以震慑敌人，等到3月3日国联开会就好办了。如果敌人两个师团一起来，嘿嘿，一个第9师团就打得我们伤筋动骨，再加上第11、14师团，我们很难扛得住。但无论如何，3月3日是一道坎，国民政府和日本人都要在这之前有个谈判结果，至于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就要看我们打得如何了。” 王敬久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一个来杀一个，两个来杀一双！”他的87师这次进攻第9师团损失很大，憋了一肚子气，恨不得与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不敢怎样，勇气还是有的。 张治中问：“那准确情报什么时候可以搞到？”他知道十九路军的特工部长是上海滩一霸王亚樵，而上海日本人众多，应该有搞到情报的途径。 “就在一两天内。到时我就会提出相应的作战计划。” 散会后，我告诉旁边的参谋顾高地：“你准备一份地图，如此如此……” 直到第二天下午，税警总团的总团长王赓才来到指挥部：“听说陈司令和邓参谋长到了，有什么新部署？” 我心里叹了一口气。这个王赓专业知识是有的，就是风流成性，与陆小曼离婚后整天花天酒地，即使税警总团已经参战，他夜晚还是天天往歌舞厅钻，最近更是与“百乐门”的某头牌舞女打得火热。因为税警属于财政部编制，并非军队序列，军法也管不了他。我屡劝无效，不过心想这也是注定的，说不得，只好利用他一下了。 “昨晚我们商定，如此如此部署。这是作战地图，你拿去照图部署即可。” 王赓果然领了地图出去。我派人暗中尾随。只见王赓穿着一套笔挺的黑西装，打着时髦的领带，离开指挥部后，乘三轮摩托车径直去了美国驻沪总领事馆。而美国驻沪总领事馆在苏州河以北日军警戒区内。王赓出来后突然有预伏的日本密探冲过来，由于王有深度近视，为风度未戴眼镜，以至日本人冲到面前才大吃一惊，见势不妙，要退入美国总领事馆则已为日本人堵住大门，又避入对门之英商开的“礼查”饭店同美国总领事通电话，但刚把听筒取上，日本人已团团围住，将其劫持而去，其随身携带的我军地图也落入日本人手里。 我听完汇报后，长舒一口气：“王赓献地图”这段历史，终于发生了。 历史上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王赓献地图”是非常重大的事件。由于王赓携带的作战地图落入日军手里，给十九路军的战斗带来很大损害。当时上海各界对此无不愤怒，认为王赓是被日本人收买，有意出卖祖国，当时戏剧、文化界曾编排“王赓献地图”一剧公演，以揭露和谴责那些勾结敌人、出卖祖国的民族败类。 其实我很清楚，王赓丢失地图纯粹是无心之失。他出入美国大使馆和歌舞厅久了，税警总团的总团长身份又已公开，早被日本人盯上。我劝他几次不听后，就知道他迟早有这一天。于是事先准备一份假地图给了王赓，日本人捉了一条大鱼，当然不会以为这位旅长大人手中的地图是假的。我就是要利用这点，引诱日本人上钩。至于王赓本人安全，我是不担心的。他与美国人打得火热，历史上就是在美国人担保下获释的。后来他在铁道部任职，八年抗战期间任兵工署昆明办事处处长，在为战略物资从滇缅公路的内运埋头苦干，1942年3月为国民政府赴美的军事代表团成员，在途中旧病复发，于开罗死去，终年47岁，被北非盟军以厚礼葬于开罗市郊英军公墓。我自然不会让这个活宝今后照此发展下去，他的命运，我是要着手改变的，不过是以后。 王赓被绑架后，我立即通知王亚樵的手下金刚华克之采取行动。次日凌晨，华克之手下在租界某僻静处将日本女谍川岛芳子绑走。王亚樵曾经绑架过宋美龄，干起来自然没有走漏一点风声。 历史上川岛芳子利用其中国人“金璧辉”的身份，窃取了大量情报，给中国抗战事业带来很大损害。但这一切对我来说根本不是秘密。她当时是日本上海派遣军的情报组长，与日本在上海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也混在一起，自然有关于日军的绝密情报。 至于绑架川岛芳子，我认为是不会引起日本人警觉的。川岛芳子由于兼有中国人身份，隐藏得很深，日本人深信其不会暴露，要不淞沪开战后她搜集情报十分活跃，要是暴露早就被我军揪住了。日本人最有可能的想的，反而是争风吃醋，因为川岛芳子喜欢跳舞，不久前刚在上海的华尔兹大赛中得了一等奖，红透半边天，追求者众多，每天争风吃醋引起打架斗殴就有好几起，纠缠不放者更是一箩筐，川岛芳子失踪后，日本人自会往桃色花边上去想，以为是被哪个富家子弟强行拉去公馆别墅了。 果然，据王亚樵手下密报，几天来日本派出特务都在上海豪宅附近转悠，又紧盯住一些时尚名人。我放心了，日本人看来不会因川岛芳子的失踪而怀疑上我们，从而改变部署。套完情报后，我要王亚樵将这名罪大恶极的超级女谍秘密处死，比历史提前了16年。 2月22日晚，十九路军旅长以上高级将领在真如再次开会。 蒋光鼐问我：“希夷，是不是有日本人情报了？” “是的，总指挥，不幸的是，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 众人面色凝重，似已预计到最坏的结果。 我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说：“据最新情报，日军上海派遣军全部7万人，将于本月25日晚在我军后方的长江七丫口处登陆，然后直插向南，拟切断京沪铁路断我后路，与正面的第9师团残部会合，将我军主力合围在长江与苏州河之间包围歼灭。” 众人无不吃惊。我自然早已预料。历史上日军在七丫口登陆，确实出乎十九路军意料，不过日军只有一个第11师团登陆，力量不足，十九路军和5军大部尚能冲出合围。而现在，与历史相同的是，日军确实在七丫口登陆；不过不同的是，提前了5天，而且是2个师团一起登陆，我将面临比历史恶劣得多的形势。这又是“蝴蝶效应”吧。我心里一阵苦笑。 “那日军具体进攻方向是哪里呢？”张治中问。 “根据情报，日军上海派遣军登陆后，兵分两路，以第11师团先取浏河，再通过娄塘、嘉定，占领南翔，在此切断京沪铁路，对我军形成内包围圈。这是主攻方向，上海派遣军直属部队也在此方向行动；第14师团则直接南下通过直塘、陆家桥，夺取昆山，在此切断京沪铁路，对我形成外包围圈。第9师团在正面发起小规模进攻，以吸引我军注意。日军两道包围圈完成后，即向包围圈内我军挤压，企图在苏州河以北、京沪铁路沿线将我军分割歼灭。” 我不得不承认，正常情况下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毒辣的计划。不过，这是按照我给王赓的假地图制订的，是被我“请君入瓮”，也是我扳回大局的最后一个机会。按照我给王赓的假地图，我军以5军等精锐部队集中在大场、刘行前线，十九路军各部则在京沪铁路上的南翔、安亭一线集结作为预备队。日军据此就以战斗力最强的第11师团河派遣军直属部队直插南翔，与正面的第9师团残部夹击5军；14师团占领昆山后，与1师团配合将十九路军合围并歼灭在安亭一带，以两个包围圈聚歼我两支主力部队。不过我自然不会将假地图一事告诉大家，并要唯一经手的参谋顾高地绝对保密。否则，将一名旅长往日本人手里推，见死不救，还搞欺骗，宋子文头一个就不放过我；而且人多嘴杂，泄漏出去不堪设想。为了绝对不引起怀疑，我调开了顾高地，真正的作战计划由另一参谋马行健具体操作。 蔡廷锴说：“希夷，把你的想法说说。” 我指着地图：“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趁日军两个师团登陆后分头推进、中间隔有20－30公里的有利形势，集中主力吃掉孤立且战斗力较差的第14师团，一举扭转战局！大致兵力分配是，以2万多正规军加上1万多义勇军，死死顶住日军11师团和第9师团残部；集中3万最精锐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硬杀日军14师团。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打掉14师团，就打断日军一只铁钳，日军也会对我们的实力发生误判，我们就可把战事拖下去。” 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担心地问：“这样太冒险了吧？如你所说，日军上海派遣军7万，加上第9师团残部，就有8万多人；而我军正规军不满5万，其中还有许多新兵，加上1万多义勇军，也是很大的劣势，这样能否吃掉日军1个师团？有把握吗？” “老实说，胜负在五五之数。我军固然有很大劣势，但情况却比之前好。一是我军已经脱离对我威胁最大的日本军舰火炮射程，可专心对付其陆军；二是我军有大批外**事观察员和记者观战，日本人很可能再不敢使用毒气；三是敌人无空军，我军可通过飞机测距准确判断敌军炮兵阵地和兵力集结位置，对其进行火力覆盖，取得炮火优势；四是我军轻武器对敌占优势，特别是轻机枪和冲锋枪的自动火力，对付日军密集的队形最为有效，当可予其严重杀伤。五是我们上次请陈司令商调的交通部坦克部队已准备完毕，届时可作为奇兵。3列铁道重炮也可作为支援。我认为，这是唯一的胜利可能了。如果不这样，只好全军撤出上海，拱手让给日本人。当然这一仗也是空前残酷的一战，很可能把十九路军和5军全部拼光。究竟打不打，还请蒋总指挥、蔡军长、张军长定夺。” 5军还罢了，但十九路军远离故乡广东，也是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唯一也是最后的资本，拼光了是什么后果，他们是清楚的。我只有等待他们最后的决定。 蒋光鼐腾地站了起来：“我蒋憬然（蒋光鼐字憬然）在淞沪开战前就说过，我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尽天职。尺地寸草的国土，绝不能放弃！为救国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也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人之人格！” 蔡廷锴则激动地说：“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我蔡贤初（蔡廷锴字贤初）愿与十九路军众将士尽我天职，淬砺奋发，敌忾同仇，以救危亡！我十九路将士必将以纯洁之心，纯洁之血，不负于党国，不负于国民！我三万广东子弟不惜全部牺牲，也要在淞沪与日寇血拼到底！只要殉国于抗日疆场，埋骨于中华大地，就死而无憾！” 张治中也表态：“我张文白个人，誓与我军将士共患难同生死！深望我全体将士，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不负御林军的威名！假如日军犹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土，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敌人拼命到底！” 俞济时代表5军的师、旅长发言：“现在是我们建功立业的时候了！我们能够消灭倭寇，这不仅是我们战士的勋绩，亦即我国家民族无尚的光荣！党国存亡，在此一举！十九路军的将士已经成为群情共仰，誉孚中外的时代英雄，我们呢？现在已经奉命杀敌了，我们应该同十九路军一样杀灭倭寇！我们只有奋斗牺牲才能完成我们应尽的职责，建树我们伟大的功绩，发扬我们黄埔的精神，扩大我们历史的光荣！” 蒋光鼐厉声说：“好！我们要发扬闸北、庙行、江湾大血战的精神，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与日本鬼子拼到底！哪个师、旅、团打得不好，就撤销番号，官兵解散编到打得好的师、旅、团里去。谁要是贪生怕死，不论军官士兵，一律枪毙！” 戴戟说：“淞沪打了这一仗，就能最后解决问题。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们十九路军只有尽我辈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决不能辜负历史的使命！” 61师的师长黄琪翔第一个站起来：“我保证发扬铁军传统，不把61师撤销番号，至于我个人，早已做好在抗日战场牺牲的准备！” 78师的师长区寿年说：“请求把突击的任务交给我们师！我要多用脑子指挥，不怕牺牲，但争取牺牲得有价值！” 60师的师长沈光汉在极力寻找着新的词汇：“我保证不怕一切伤亡，把仗打好！我个人革命十几年了，一定要在这次大会战中……争取荣誉！” 87师的师长王敬久杀气腾腾：“我们决心不惜一切牺牲，承担最艰巨的任务！即使打到只剩下一个班，我王又平（王敬久字又平）甘心去当班长，也一定坚持到最后，叫日本人知道御林军的厉害！” 蔡廷锴激动地说：“十九路军将士与5军誓同生死！希夷，你就按计划部署吧。这一场淞沪最后的血战，必将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光荣！” 我按捺住内心的感动：“这次计划的重点，就在于避强击弱，先吃掉日军14师团。这次登陆的日军两个师团中，11师团与第9师团一样，都参加过旅顺攻坚战，战斗力是很强的。14师团相对而言是较新成立的部队，没有打恶战的传统，而且来自关东地方的宇都宫，战力是次一等的。所以，我的计划是，给日军14师团安排下一个‘挂’阵……” 孙子兵法中，将作战地形分为“通”、“挂”、“支”、“隘”、“险”、“远”六种。何为“挂”阵？孙子曰：“可以往，难以返，曰挂。”即可以前出，难以返回的地域称为“挂阵”。“挂阵”也不是完全不可前出，孙子又曰：“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返，不利。”而日军14师团显然被王赓的假地图迷惑，正钻入我即将布好的“挂阵”。我接着解释：“日军肯定毫无防备，判断我军主力聚集在前线，以为直插昆山断我京沪铁路是一妙着，其实正入我彀中！只要我军在昆山正面顶住，日军14师团将被迫聚集在陆家桥地域，而我军主力从周边的昆山、太仓、石牌、直塘四面合围，管叫它插翅难逃，性命就挂在陆家桥！它如向东突围企图与11师团会合，则有浏河这一天然障碍。最有可能是向北、向直塘突围，杀回长江边得到舰炮掩护，所以……” 我叫参谋分发了作战地图后，作了总体说明：“以78师155旅、87师独立第20旅分别扼守大场、刘行一线，黄旅长、伍旅长，江湾一战你们损失很大，但对面的日军第9师团也已经残破，我给你们加强5000名义勇军，务必顶住第9师团的正面进攻。税警总团死守嘉定，寸步不让，莫旅长，如有后退半步，唯你是问！（王赓被日本人绑架后，经宋子文同意，由广东老军人莫雄接任总团长）。61师也是一样，必须死守娄塘。御行、力行，你们任务最重，既要顶住日军最精锐的11师团的正面攻势，又要防止其接应14师团突围，可谓此战关键。我给你们加强5000名义勇军，希望你们‘虎鹤双形’不负铁军名将威名，再创北伐辉煌！60师配置在嘉定、刘行间，沈师长，你部既要防止第9、11师团会合夹击前线我军，也作为全军总预备队，随时支援最危险的地方。宪兵第6团从龙华顶上闸北，替换下78师156旅的第5、6团。156旅第4团也从吴淞要塞撤下，防务交给义勇军即可。翁旅长，你旅各团归建后，立即赶赴昆山，构筑从南面歼灭第14师团的包围圈。你部新兵较多，但目前已经是十九路军最完整的部队了，我给你们调拨一批自动武器和迫击炮加强火力。87师配置在石牌，88师在太仓，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在支塘预伏，待日军14师团主力进入陆家桥地域并攻击昆山时，156旅正面顶住，87、88师东西夹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从支塘直插直塘，断日军后路，防止14师团突围冲向长江边进入其军舰火炮掩护范围。唐总队长，你部兵力较少，我将交通部的坦克队交由你指挥，你们平时在南京已多次协同演习，到时定能发扬火力，堵住14师团突围。十九路军前敌指挥部设在蓬阁镇，炮兵阵地也设在这里。这次日军的作战地域地势较低，是很难观察到我军炮兵阵地的。而我军有飞机观察测距，摧毁日军炮兵阵地是有把握的。朱副总队长，这次炮战的总指挥就请你担任。” 朱宗海连忙应声。他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副总队长，也是炮兵总教官，为人严谨，炮兵业务水平只在王赓之上。 我接着说：“3列铁道列车炮，分别布置在南翔、安亭、昆山，按联络官命令随时支援前线。空军第2、6飞行队，听候命令，保持随时出击状态。” 众师、旅长轰然听令，个个斗志昂扬，只待厮杀。散会后，我请蔡廷锴留下。 蔡廷锴说道：“希夷，这样的部署滴水不漏，确实不能再好了。只是，单凭这些够吗？” 我说：“我军以3万人聚歼日军1个3万人的师团，兵力1：1，比上次打第9师团还将困难得多，谈何容易。而且我军薄弱的兵力分散在几十公里的阵线，基本没有预备队，任何一处被敌人突破，后果都不堪设想！” 蔡廷锴沉痛地说：“既然这样，也只好硬打下去了。希夷。你不必顾忌，十九路军早就宣布停止**，全力抗日。我和憬然已做好全军拼光的准备，血洒抗日疆场也无怨无悔！” 我十分感动：“军长！情况也许并不是这么糟。只要军长你一点头，我就有对付日本鬼子的‘杀手锏’。我之所以敢以3万硬杀敌3万，就是指望这最后一招。” 蔡廷锴惊喜道：“希夷，你有杀手锏为什么不早说！我哪有不同意的。” 我告知了蔡廷锴，然后说：“这是最后一招了，其它的我也变不出戏法来。是否采用，全凭军长定夺。” 蔡廷锴略一犹豫，就决然说：“好，就这么办！日本人不仁，就不怪我不义！不过这事一定要做好保密，这次还有记者和军事观察员，漏出风声也是不好的。” “放心吧，军长，上次5军来参观时，我给他们看了阎老西送的150毫米重型迫击炮，他们都赞不绝口，没有怀疑。这次我们用的都是军长你的乡下人，罗定龙岩罗镜人，绝对可靠。” 送走蔡廷锴时，天空阴云翻滚，一片片挟雷裹电的黑云在夜空不断翻涌滚动，雷鸣电闪迅疾地遍布淞沪各个角落。黑云压城城欲摧，于无声处听惊雷！你日本人既然敢违反国际公法，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叫你知道我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厉害！ 2月25日晚，日军上海派遣军如期在长江的七丫口登陆。11师团顺利攻占浏河后南下，在娄塘遇到我61师的顽强抵抗，遂以第10旅团在此摆开队形继续冲击，包括22旅团在内的师团主力南下嘉定，又遇我税警总团抗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第11师团的师团长厚东笃太郎中将于是将联合司令部设在罗店，并在在此摆开200多门重炮，对我娄塘、嘉定阵地猛烈轰击。第9师团残部联合24旅团的唯一幸存者吴淞支队，拼凑了1个旅团的兵力，在大场、刘行的正面发起牵制性攻击。 第14师团果然直插昆山，很快进到陆家桥，但进攻昆山受阻。等该师团全部聚集在陆家桥地域后，立即被我军按计划合围。 决战的时刻来临了！我军几十公里的前线到处都在激战！我站在蓬阁镇的前敌指挥部，远远望见我军前沿阵地上闪现出一簇簇、一朵朵白色的爆烟和桔红色的火光。声音稍迟才到，是连成一片密不透风的巨响，夹带着炮弹划空的尖啸。只见我军前沿炸起一片亮点、烟簇，紧接着，亮点变成火海，烟簇形成了烟雾，又过几秒，传来轰隆隆打闷雷一样的声音。 我知道前沿我军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对娄塘特别关心，前往61师指挥部与黄琪翔、周士第会面。发现14师团被合围后，日军11师团将主力集中于此猛攻，在罗店200多门重炮以及军舰舰炮（日本海军驱逐舰的舰炮打不到娄塘，但轻型巡洋舰的155毫米舰炮却能勉强打到）的支援下，以密集队形进行宽正面多路突袭。“虎鹤双形”不愧名将，果然有一套。他们把工事做到娄塘镇外的田野里，挖交通沟连接各个地堡，每个地堡外以梅花形单人散兵坑放射延伸，使各火力点相互交叉，以便互相支援。战斗十分激烈，双方反复争夺，拼死较量，有时一道交通壕就进退易手达七八次之多，在日军重炮和舰炮空前猛烈的弹幕轰击下，61师官兵和义勇队死伤无数。我军也不示弱，在飞机引导下（在美国飞行员肖特训练下，我空军又有几名飞行员掌握了这项技术），我军用150毫米重型迫击炮猛轰罗店的日军炮兵阵地，摧毁一批重炮，迫使日军不断转移炮兵阵地，狼狈不堪。待日军大部队以密集队形冲锋时，我军配置在61师阵地后方的30门“天雷炮”（这是临时赶制的中小型“天雷炮”，全部调来这里）齐射抛射出10－20公斤的炸药包，将日本兵大片击倒在地，观战的记者和军事观察员纷纷叫好（当然他们以为是150毫米迫击炮发射的）。冲到近前的残余日本兵，又被我军用100发弹鼓的“汤姆生”冲锋枪全部扫毙。一天大战下来，日军11师团伤亡数千人，却无法前进一步，战况之惨烈远超当年旅顺口。不过娄塘、嘉定两镇以及左右数里的村落均被日军重炮夷为平地，片瓦无存，浓黑的烟云裹着尸体焦糊的气味弥漫在浏河、月浦河上空，久久不散。 26日打了一天，我军在全线都顶住了日军的攻势。铁道炮发挥了很大的威力，在前沿通讯兵的电话联络下，等日军以密集队形冲锋时，往往一炮下去就能覆盖一个篮球场的面积，杀死杀伤几十名日本兵。日本兵虽然蛮勇，但听到铁道炮280毫米巨型炮弹发出的凄厉尖啸时，仍然魂不附体，往往就此败退下去。在飞机的引导下，日军炮兵阵地不断遭我炮火袭击，转移阵地又导致支援火力减弱，步兵失去火力支援又冲不破我军由大量机枪、冲锋枪组成的火网防线。不过由于日军重炮的优势，以及优势兵力的敢死冲击，我军的伤亡也非常大，作为预备队的60师被迫在第二天就顶上去。我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歼灭被围的日军第14师团！ 日军第14师团的师团长松木直亮中将发现被我军铁桶般合围后才如梦初醒，当即组织兵力四处出击，都撞得头破血流。东西两边是全德国武器装备的御林军，正面进攻昆山又被布置在78师156旅后面的50个巨型“天雷炮”发射的30公斤炸药包砸了回去，还未冲到第一道防线就伤亡2000多人；等被迫集中力量杀向后方的直塘企图冲到长江边时，又遇到了我军首次投入战斗的坦克部队。 国民政府第一支坦克部队是1929年3月成立的“陆军教导第1师战车队”（当时把坦克、装甲车辆称为战车），系从宋子文的税警总团手中接收了18辆英国制造的“维克斯”轻型坦克而组建（所以严格来说税警总团才是第一支拥有坦克的部队）。这种“维克斯”号称轻型坦克，其实重量仅1。5吨，只装备重机枪，无火炮，实际上是一种装甲机枪车。不过即使这样也够日军受的了，18辆车的18挺重机枪足以封锁宽广的正面，且可随处机动，追着日本兵打。日军枪弹无法对其造成损害，炮弹除非直接命中也无法摧毁。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轻机枪手配合坦克组成密集的射击正面，步枪狙击兵则击毙漏网之鱼（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狙击手在全军大比武中曾多次获得冠军）。14师团一番冲锋，却碰到这个硬核桃，没吃到好肉却崩了牙。 粉碎日军突围的企图后，我军展开兵力发起冲击，压缩对日军14师团的包围圈。不料部队刚在开阔地展开，就遭到日军猛烈的炮火打击，损失惨重下又被打了回来。 我大吃一惊：按照美国飞行员肖特的指引，我军应该摧毁14师团的炮兵阵地了啊？日军最多剩下一些小型步兵炮、迫击炮了，但从日军杀伤我冲击步兵的情形看，分明是105毫米重型榴弹炮！ 但我也不会怀疑美国飞行员肖特的专业水平。毕竟他已引导我们摧毁敌军无数炮兵阵地了，立下汗马功劳。我望了望旁边的炮兵指挥官朱宗海，他也莫名其妙：“叶参谋长，情况确实不对啊，我和肖特再联系看看。” 一番通话后朱宗海告诉我：“肖特说，刚才日军炮击时，又出现了多处重炮阵地，看样子少说有几百门重炮！” 我大吃一惊：“日军1个师团，充其量只有12门105毫米榴弹炮、36门75毫米野战炮，上海派遣军的直属重炮队又在罗店，14师团哪来这么多重炮？” 朱宗海也莫名所以，他见我急得不得了，就说：“这样吧，参谋长，我亲自去坐肖特的飞机，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疑惑地说：“能行吗？” 朱宗海说：“没问题，我在德国受过这方面训练。” 我当即安排汽车送朱宗海去陆家滨车站，乘坐专门的火车到真如车站，再换乘汽车前往龙华机场。肖特已经驾机在机场等候，朱宗海替换下其观测员后，肖特再次驾机起飞。 此事确实事关重大。不摧毁日军重炮群，我军山炮、“天雷炮”就受到很大威胁，炮兵阵地很难前移，冲锋的步兵也会受到猛烈压制。我焦急地看着肖特的飞机在日军包围圈外盘旋，同时命令坦克队发起攻击，果然又被日军炮火打了回去，还损失了2辆坦克。 不过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朱宗海在空中与我兴奋地通话：“叶参谋长，我知道是怎么会事了！” 原来日军14师团十分狡猾，吸取了淞沪战场上前几次炮兵屡屡被我压制的教训，这次准备了大量炮兵假阵地，用钢管伪装火炮，旁边放置炸药包，一开始就拉响炸药包，一时烟尘滚滚，造成炮兵开炮的假相，引我炮兵压制，真正的炮兵却保持沉默。待我军大规模进攻时，真炮才开火射击，多处假阵地也同时拉响炸药包，而且爆炸的烟尘比真炮阵地还大，以吸引我军炮兵，掩护真炮。在朱宗海亲自引导下，我军山炮群总算对日军真正的炮兵阵地进行了覆盖，打哑了日军重炮。 见到朱宗海回来后，我高兴地说：“朱副总队长，这次你立了大功！” 朱宗海说：“小意思！我在柏林炮兵学校学习时，教官是一个参加过世界大战全过程的老炮兵，与盟军炮兵交战无数，经验丰富老到。他教给我们六大炮战技巧，这个假阵地只是最简单的，看来日本人还没学到家，哪瞒得了我。” 我不禁大感兴趣：“哪怎么识别真假炮兵阵地呢？” 朱宗海道：“火炮开火与炸药包爆炸还是有区别的。炮弹出膛的一瞬间，在炮口会形成一道炽亮的火光和一团青蓝的烟雾。而炸药爆炸时，烟色则呈黑青色带黄。我如果连这些都辨别不出来，也别想在柏林炮校毕业了。” 我不禁感慨，炮战真是一门精深的学问啊！我现在学习是来不及了，要做的是以后怎么好好利用朱宗海、王赓这样专业的人士。我下令朱宗海组织山炮群和铁道列车炮对日军包围圈猛烈轰击，并再次组织步兵进行冲锋，又将日军包围圈向内压缩了1公里左右。不过日军14师团拼死抵抗，我军进展又停滞下来。 27日晚，我来到昆山的78师指挥部，招集156旅的团以上主官开会。 我开门见山地说：“此次淞沪会战成败，关键就在能否吃掉14师团！如不能粉碎敌人，我们就要被迫放弃上海，被赶出淞沪，就前功尽弃，丢了十九路军的威名！但要一口吃掉敌人，是很困难的。我已下了命令，东南西北四面突击，各包打当面日军1个步兵联队，你们旅就要消灭当面的日军27旅团第2联队，这是14师团的头等主力，必须拿它开刀，干净彻底地把它吃掉，才能打掉日军锐气！敌人是主力联队，你们也是十九路军的王牌旅，闸北巷战天下闻名，这仗能否打出铁军本色，就看你们了！” 78师的师长区寿年站起来坚毅地说：“敌人已经完全孤立，现在只等瓮中捉鳖！我区寿年今晚就立下军令状，不消灭第2联队，我没脸回来见你参谋长！我们78师一定会坚决打，全旅、全师打光了，我们也对得起父老乡亲，对得起党国，对得起中华民族！” 156旅的旅长翁照垣也表态：“我们要用‘搏老命’（广东话，拼命之意）的精神和敌人拼！我就不信日本人有三头六臂，我们的子弹、手榴弹、刺刀也不是吃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16 部分阅读 156旅的旅长翁照垣也表态：“我们要用‘搏老命’（广东话，拼命之意）的精神和敌人拼！我就不信日本人有三头六臂，我们的子弹、手榴弹、刺刀也不是吃素的，还有天雷炮！消灭第2联队我也立下军令状，一定完成任务！” 156旅的各团长也纷纷表态。我感受到强烈的战意，但也深知任务的艰巨。这个14师团的第2联队，历史上可是大名鼎鼎。1944年该联队驻守太平洋上帛琉群岛中的佩勒琉岛，加上其他部队，约有1万人。进攻的美军是陆军81师和威名远震的海军陆战队第1师，共5万多人，仅陆战1师就有2。8万多人，兵力占了绝对优势，还有大量军舰、飞机的支援。本来以为会很容易，哪知打起来才知道厉害。日军第2联队依托坚固的工事，给美军以巨大的杀伤。最后美军虽然全歼了该联队，但自身伤亡竟达1万多人，陆战1师被完全打残，之后在太平洋战场再无大的作为，在陆战队中的“老大”地位也有被号称“海魔”的陆战2师超过之势。此战陆战1师伤亡之重，在该师历史上仅次于朝鲜战争中的长津湖，其中日军第2联队的炮兵用一种150毫米的迫击炮，一炮就炸死炸伤陆战队92人，创二战中单发炮弹杀伤人员的最高记录！当时第2联队的联队长中川州男大佐也名震天下。这个第2联队能在绝对火力劣势下打残美军最精锐的陆战1师，当然是难啃的骨头，我能否提前12年将这个联队歼灭，也是对铁军的严峻考验！不过与历史不同的是，日军仓促被合围，来不及构筑坚固的工事；而且，我们有“天雷炮”，还有更厉害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8日凌晨0时，156旅的进攻全线开始！“天雷炮”将前沿阵地的日军活活震死，我军官兵在一片喊杀声中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冲击，占领日军前沿阵地。日军立即组织兵力向我发起猛烈反扑，企图乘我立足未稳迫我撤出。此时，我突入的官兵按照预先布置尽量隐蔽，我下令使用号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震天雷”。 所谓“震天雷”，表面与“天雷炮”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30公斤的黄色炸药包。但里面就大不相同，具体说就是填充了几千个小圆石，多数是上海常见的小鹅卵石！原来的“天雷炮”爆炸后，能将爆炸中心周边几十米的人员全部震死；但“震天雷”威力就大得多，除保留“天雷炮”原有的威力外，可用引信长短设定在目标上空几米至十几米处爆炸，炸开来只见小圆石漫天飞舞，宛如万千暗器四射而出，爆炸中心周边几百米范围内人员很难躲得过去，非死即重伤！我在试验“天雷炮”时就留了一手，暗中试验装填小圆石的“震天雷”，并在靶场放了100多头猪。一炮轰下去，除中心的猪无一例外毙命外，大部分外围的猪也都被石头打死，只有几头未死的也重伤，躺在地上哼哼动弹不得。所以，我用“天雷炮”轰击地堡工事，“震天雷”则用于杀伤表面的人员。原本装填钢珠威力更大，但这种装填钢珠的作法是国际公法和战争法明文禁止的，如使用只怕会引来日本人大规模毒气弹报复。出于人道考虑，前段我一直未用“震天雷”。不过日本人使用毒气后，我也就不客气了，下令将后方储存的“震天雷”运到前线来，并加紧赶制填充小圆石的炸药包。这样爆炸开来，杀伤效果与钢珠相仿，但“中弹者”却很象被地面炸起的沙石所伤（这是战场常见的事），是非常隐蔽的。所以这次我以劣势兵力敢硬吃日军1个师团，也是因为决定使用“震天雷”这一绝密武器的缘故。 这次歼灭日军第2联队还是“震天雷”首次用于实战。等日军以密集队形反攻企图夺回前沿阵地时，按照前方通讯兵的电台联络，我军即把几十个“震天雷”密集发射出去。只听得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正在冲锋的大批日军几乎被全部击毙在开阔地上！与以前被“天雷炮”命中无伤口不流血不同，这次日军尸体头部、胸部、背部、大腿等部位满是血洞，血流成河！只有几个重伤员在地上翻滚挣扎，大声嚎叫，痛苦不堪！ 我不禁嘿嘿几声冷笑。所谓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我不为中毒气而死的弟兄报仇就妄叫叶挺！第2联队，你这个所谓的王牌联队，就等着被铁军捆扎起来宰杀吧！ 如此这番，我军再次使用“剥皮掏心”战术，用“天雷炮”轰垮敌军阵地后，步兵立即冲锋占领；待日军反击时，密集队形就用“震天雷”，小部队就用捷克轻机枪、冲锋枪扫射，近前就用手榴弹猛砸，就这样一步一步逼近日军核心阵地！至28日黎明，日军第2联队几乎全军覆灭，在此督战的第27旅团的旅团长平松英雄少将、第2联队的联队长田中静一大佐均被“震天雷”的圆石击毙。这个田中静一，历史上曾担任本土的总军司令官，军衔至元帅，日本战败后切腹自杀。我提前13年让他进了“靖国神社”。 28日凌晨一战，87、88师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在炮兵群、坦克、铁道列车炮的支援下也取得进展，将包围圈又向内压缩了几公里，日军14师团的命运已经注定！ 日军9、11师团似乎预感到14师团的危急，更加拼命地猛攻！前方担任防御的我军各部与日军优势部队不断苦战，大部伤亡，预备队60师全部用上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各部纷纷告急，均称难以撑过今晚！ 28日下午，我军对被围的14师团发起最后总攻！ 我军炮火覆盖了日军包围圈全纵深，机枪声如同鼎沸的开水，曳光弹流星似地往来穿梭不停——一阵火光闪烁，接着轰然一声如同掀天覆地一般夺慑人心，那是“震天雷”一包接着一包炸响，无数“飞蝗石”暴射而出，一炮就能杀伤日军百余人，干掉敌人1个中队！铁道列车的280毫米超级重炮时不时炸响，仿佛震天撼地、撕心裂肺！包围圈内爆炸火光很快连成一片，无数日本兵在血与火的地狱煎熬…… 我站在蓬阁镇的前敌指挥部，感到这伟大历史时刻的火焰，正熊熊燃烧，而我将熔化在这火里一齐昂扬，鼓舞……我眼望着这样激烈的战争，不能一瞬眼，不能一喘息！我默默站在天空下，默想着那些在火中，枪弹声里，为了胜利、光明，奋勇直前、浴血而战的抗日英雄的身影…… 突然…… 远方传来一阵如闷雷滚动的巨响，紧接着，几十个黑点出现在空中，带着毁天灭地般的死亡呼啸，狠狠砸在我军突击队形中！就象发生了八级地震，在天地变色的剧烈爆炸声中，我军无数官兵被炸翻在地，残肢四处飞舞，洒出漫天血雨！ 我一阵惊愕，张大嘴说不出话来。此时朱宗海第一个醒悟过来，惊叫到：“这是日本战列舰的超级舰炮！” 我还未来得及回答，天空中又传来低沉的轰鸣，只见几十架飞机组成的大机群高速飞临我军上空，猛烈轰炸扫射。我军官兵四散躲避，队形大乱，又遭包围圈内日军正面射击，如割麦般被纷纷打倒。 航空母舰！这只能是从航空母舰起飞的舰载机！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后来才知道，由于国联大会即将召开，而日军在淞沪前线连遇危机，日本天皇终于坐不住了，不惜调出战略值班部队，海军出动3万吨级的“赤城”号航空母舰与突击抢修好的“加贺”号航空母舰（这2艘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分别有80多架），连同“长门”、“陆奥”号巨型战列舰，4艘“金刚”级战列舰，在10艘重型巡洋舰的护卫下，海军主力倾巢而出，直扑上海！其中，“长门”、“陆奥”号战列舰均为4万吨级，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2艘战列舰，主炮口径410毫米，保持了20年的世界第一位置！二战中的德国最著名的战列舰“俾斯麦”号，主炮口径也不过381毫米，与之差了近30毫米。这一记录后来才被日本人自己打破，7万吨级的“大和”、“武藏”号超级战列舰主炮口径达460毫米，至今无出其右！至于“金刚”级战列舰，原来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战列巡洋舰，3万吨级，主炮口径356毫米，30年代初刚改装为战列舰。这些超级巨型军舰，才是日本帝国的真正实力！“长门”、“陆奥”号，加上4艘“金刚”级战列舰，主炮一次齐射，足可覆盖10个足球场面积，爆炸范围内人马立毙，地面一片焦黑，寸草不生！地面的日军不断引导，从航空母舰起飞的几十架舰载机不断突击我军阵地，许多火炮被击毁。3列铁道列车炮，也全部被炸毁在铁轨上！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这些历史上并未投入作战的巨型战列舰居然全部来了，我又被“蝴蝶效应”算计了，还算什么铁军名将、抗日英雄啊。我默默坐下，脑子一片空白。 旁边朱宗海急切地把我摇醒：“叶参谋长，快想办法啊！” 我能有什么办法？但我总算清醒过来，说道：“朱副总队长，你立即组织高射机关炮对空射击，掩护全军撤退。” 再不撤就全完了。幸而我为对付日军突围，将瑞士索罗通20毫米高射机关炮集中起来，配置了汽车，准备随时支援前线。现在朱宗海立即将这批高射炮调到蓬阁镇野外的高处，组织对空射击，迫使日机四散高飞，暂时解除了空中威胁。 在征得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同意后，我军各部收拢队形，全线后撤。日本战列舰显然得到地面引导，不断对我军队形齐射，给我军造成惨重伤亡。日机在损失数架后，也摧毁了我高射机关炮阵地。此时我空军第2、6飞行队的10多架战斗机勇敢迎击，一番空战，我空军劣势难支，飞行队长丁纪徐等多人阵亡，美国飞行员肖特也奋起参战，在击落日机1架后也壮烈牺牲，终于象历史上一样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献出了生命。 由于空军的拼死掩护争得了时间，地面我军且战且退，全线向京沪铁路一线收缩，在逐次撤往昆山，脱离日军包围。此时天色已晚，日本海军航空兵飞回休整，日本陆军因惧怕我军“特大威力炮”（就是“天雷炮”）的轰击和自动武器的扫射，也不敢过分进逼，只是以重炮进行骚扰。 在彻夜的炮声中，我军主力携带大批装备和伤员，慢慢通过昆山这一要地，向南京方向渐次撤退。昆山当面日军14师团已经被“震天雷”打怕，根本不敢截击。 天色微明时，我突然接到前方急报；一支庞大的日军宛如“失心疯”一般，狠命追杀过来，独立第20旅首先被冲垮，旅长伍诚仁阵亡！（历史上这个伍诚仁是在追击长征红军时，在著名的包座战斗中被红军击毙，时为49师的师长。现在死在抗日战场，总算好的多）。不久，宪兵第6团、税警总团也抵挡不住，四散溃逃。我军伤兵被这支日军全部残杀，惨不忍睹！ 我又吃一惊。按理说，曾在淞沪作战的日军部队，无论陆战队、还是第9、11、14师团都遭我军重创，吃了“天雷炮”和自动武器的苦头，作战已经明显消沉，只跟在我军后面尾随，但求取胜即可。这是支什么部队，居然如此顽命？ 我来不及细想，即令担任掩护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以及坦克队在昆山附近摆开阵势，准备阻击，同时准备“震天雷”。大批汽车则拖着火炮、伤兵，拥挤着向西撤退。如果被这支日军缠上，天亮后日本飞机就来轰炸，后果不堪设想。 不久，无数幢幢黑影出现在东方微明的天际，仿佛不要命般向我军猛冲过来！看架势我就知不妙，这支日军气势极盛，宛如巨大的洪流汹涌而来，似乎任何猛烈的火力都无法阻止，就象在洪水中投入几块小石头。 “震天雷”发射了，30公斤装满小圆石填充物的巨型炸药包在日军先头部队头顶上接连爆炸，将大群日本兵炸翻在地，在日军队形中打开一个个巨大的缺口。但这支日军完全不予理会，后方无数士兵又将巨大的缺口一一填满，继续对我军进行高速冲击！ 确实是不要命了！怪不得税警总团也抵挡不住。此时坦克的重机枪响了，形成许多道交叉火网，日本兵触之即死，但后面仍不断涌来，根本没有丝毫畏惧，面对这一不似人间、宛如地狱的景象，我军将士不禁人人发毛！终于，坦克的重机枪承受不了连续射击，被迫减弱火力。我军“震天雷”又几次齐射，明明将无数日本兵杀毙，但根本没有威慑力，庞大的日军部队还是舍命杀过来，我军一些胆小的士兵已经发一声喊　向后溃逃！ 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后备军官们不愧为**表率，仍手持轻机枪、冲锋枪进行扇面射击，将前面的日军纷纷扫倒，但没有用！不断有日本兵冲入我军防线，很快双方就展开肉搏战！ 教导总队的官兵也激发了凶性，用刺刀猛拼，军官则拿出“驳壳枪”作微型冲锋枪用，平端进行扫射，但很快也被迫抽出军刀投入拼杀。混战进行得空前激烈，双方抵近对射，刀劈枪刺，甚至用拳头牙齿进行拼搏！一番血战，教导总队的官兵几乎全部阵亡。不过坦克也缓过气来，重机枪再次喷吐出死亡的火舌，并冲入日军队形进行蛇行碾压，履带上沾满了日本兵的肉块和血迹！日本兵也毫不示弱，用集束手榴弹几乎将我军坦克全部摧毁！ “震天雷”再次不断怒吼，巨型炸药包不断飞临日军头上，炸得分不出点来！我军集中起来的敢死队也手持机关枪、冲锋枪进行反冲击，向日军队形逆击杀去…… 天大亮时，一切都结束了。望着旷野上密密麻麻的尸体，我军幸存将士不禁心有余悸：想不到战斗已经进入尾声，居然还发生了这样无比惨烈的血战！ 此时日本飞机又飞临上空，我军部队在日机不断轰炸、扫射下，渐次向西退去。 事后才知道，这支不要命的日军部队，就是第12师团的第12旅团。该师团第24旅团在庙行被全歼，为日本陆军前所未有的耻辱，天皇、军部严厉斥责，师团余部强烈要求到上海与十九路军拼命，军部以败军不言勇拒绝。最后师团长木原清中将切下左手，血书请命，要求戴罪立功，军部才同意木原清中将率该师团余下的第12旅团全部8000多人开来淞沪，以雪前耻。木原清杀气腾腾，宣布此去中国有去无生，务必见中国人就杀，直杀到第12旅团最后一人倒下为止！该师团登陆月浦后，一路冲杀过来，屠杀上海居民上万，又接连打垮我军多支队伍。为连续作战，第12旅团全部服用“夜明剂”，作战无比疯狂，完全成为丧失理智的疯狗！我事后问先云，才知道所谓“夜明剂”就是冰毒，二战中日军士兵大量服用，说是为夜晚看得更清楚，且高度兴奋，可连续三天三夜作战也不疲惫。抗战期间我军多次遭日军长途奔袭，都搞不清楚日本人哪来充沛的精力，原来是“冰毒”作祟。不过战后日本老兵也深受其害，染上毒瘾不能自拔，在痛苦中不断死去。此后冰毒在先云所在的时空不断泛滥，毒害甚至超过海洛因，成为第一大毒品。日本人在二战前发明的这个“夜明剂”，真可谓遗祸全球，害人害己！ 不过现在我来不及感叹，只是面对如此疯狂的对手、如此强大的海陆空火力，才一扫之前小胜后的骄傲之气，深感自己能力有限、前途艰难！ “一·；二八淞沪抗战”虽然以我军退却而告结束，但其抗日的丰功伟绩足以彪炳千秋、光照日月！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卓有成效的抗击日本侵略者、打击日本侵华的伟大尝试！在一个月时间里，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处于明显劣势的中国抗战部队，顶住了日军的多次疯狂进攻，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日军以伤亡7万多人、多支部队被全歼、打残的惨痛代价，仍然没有达到在上海消灭中国抗战部队的作战目标，这是日本近代侵华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结局。 一·；二八淞沪抗战，还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而且这种凝聚力愈是在困难时刻，其内聚力也愈强！在这场师出有名、正气凛然的民族自卫战争中，中国抵抗部队上下团结一致，士气旺盛，始终昂扬不衰。十九路军和5军从总指挥到普通士兵，在强烈的爱国精神感召下，发出了捍卫祖国，反对侵略的正义之声！ 但两支部队在民族战争中都作出了巨大牺牲。由于兵力、火力均居于绝对劣势，两军加上义勇军，前后伤亡达6万多人，战后仅各余1万人左右，损失无比惨重！ 3月2日，十九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了退守待援的电文：“……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寇猝增三师，而我以后援不继。自1月28日起，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力于正面战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蒋光鼐又电令第十九路军撤退至周巷、青阳港西岸之线，第5军撤退到石牌、白茅新市之线布防。至此，日军占领了浏河镇、昆山、嘉定、南翔镇、真如镇，并在该线集结。 日军也无力再战，且需调兵增援东北，镇压几十万抗日义勇军。国内财政也十分紧张，难以支持上海战事。但由于日本利用上海事变以转移国际社会注意力、掩护其东北傀儡政权出台的阴谋已经实现，其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已于3月1日宣告成立，溥仪于9日出任执政。因而日方急于把上海战事与东北战事分开解决。3月3日下午，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第3舰队司令长官野村吉三郎发出停战命令，宣称：“因十九路军退却，保护上海帝国居民目的已达到，决定在现占地区停止战斗。” 3月4日，国联大会决议，要求中、日实行停战。 此时蒋介石又对日军动向出现误判，它认为日军的军事目的“不外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因此决定“我军应利用敌之弱点，打破敌人进窥南京之企图”。3月11日，又传出日军“欲占领吴越平原一年，导致中国经济破产”的说法，国民政府便匆忙从**前线调集大批军队到淞沪，后援军队陆续到达沪宁杭地区：第47师配合第5军在常熟附近，常州、无锡一带为第1师，龙潭附近为第4师，浙江之嘉兴、沪杭沿线一带为第2、8军。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如果这几个军的兵力早些到达，淞沪一战决不是现在的结局。 3月11日，国联再次通过和平解决远东争端决议案，规定日本必须履行国联的历次决议，从中国全部撤军。这对日本分开解决上海、东北两战争的计划带来了威胁。3月13日，日向中方建议，日方对沪停战，中日彼此退让，不受英美干涉。日本的真实意图是：一方面以日军撤离上海为条件，换取国民政府对东北既成事实的承认；一方面试探南京国民政府对英美决议的真实态度。 国民政府虽然拒绝了这一建议，但由于并未真正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只是为了缓解国内压力和争取较好的妥协停战条件，才一面交涉，一面进行抵抗的，所以不希望战局扩大。3月13日，蒋介石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东北成立伪国，完全日方一手包办，政府痛恨溥仪等甘当傀儡，但如讨伐，则难免扩大战争。考虑结果，暂不颁发讨伐令。”可见国民政府也是主张东北、上海分开解决的。甚至于3月13日一反依赖国联要求日本从中国全部撤军的决议，主张“先将沪事求一结束”。这一点与日方方针正相吻合。这是上海问题能够迅速解决的根本原因。 中日双方从3月24日开始正式会谈，双方各以自己在沪军事实力为后盾，长时间讨价还价。由于日本借重军事实力迫使国民政府承认东北既成事实的主要目的已基本达到，于是于4月30日急调经补充的第11师团开赴东北，其余在上海的部队调回国内。 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协定全文如下： 第一条：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中**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此项地位，在本协定附件第一号内列明之。 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即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毗连地方。此项地方，在本协定附件第二号内列明之。 第四条：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委员会。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该委员会之组织，及其办事程序，在本协定附件第三号内订明之。 第五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本协定用中、日、英三国文字缮成，如意义上发生疑义时，应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订于上海。 从协定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协定。以第一条为例：表面上似乎对中日双方都不偏不倚，但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实行的停战，而当停战发生疑问时，却要外国人来查明，中国竟无权参与处理。第二条，问题更明显：中**队只能驻于昆山、苏州一带，而日本军队却可以留在上海市区。尤其应当指出的是：附件中没有公布的部分竟规定中国政府要取缔抗日，第十九路军要调离上海，浦东及苏州河以南地区“才能驻扎中**队”。这种苛刻蛮横的要求，国民政府居然也答应了。只是害怕全国人民的反对，要求日方对这一条款“绝对保密”。由此可见，国民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虽然同过去的完全不抵抗政策有所改进，但实质上则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的消极抵抗、积极求和。 此后中**队亦陆续撤离上海地区：十九路军移驻南京、镇江、常州一带整补（后调至福建“剿共”），税警总团回松江原防，第5军第87师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开驻南京，第88师开驻汉口。 淞沪一战，打出了我抗日名将的威名，十九路军、5军乃至全国上下无不佩服，这对我以后开展工作是十分重要的。连日本人也另眼相看。日本大坂《朝日新闻》称赞我为中国新英雄，文章说：“此次上海事变，中国之新英雄叶挺，恰与北方英雄马占山，遥遥相对，实为不可多得之将才。叶本为陈铭枢部下，北伐先锋、铁军名将，现前敌指挥十九路军，在上海附近与我军（日军）交战。叶之军队，在南方为最可怕之常胜军，其必胜日本军之心甚强。目下中国人几乎崇拜若军神，因皆乐闻其每日战胜日本军之事。总之中**中，有此名将和奇特勇敢之军队，能与我军（日军）顽强对抗，而不畏我军（日军）之猛烈轰击者，实所罕闻。” 我自己知自己事。这次虽然多次料敌机先，但也几次险些遭“蝴蝶效应”算计，今后历史将不断改变，我当自省。 4月5日清明节，在苏州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一·；二八”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大会主席团成员有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戴戟。会场总指挥是我。大会由蔡廷锴主持。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居正和李济深、孔祥熙、何香凝、王晓籁等也参加追悼大会。并由居正院长主祭。参加追悼大会的，除第十九路军、第5军的将士外，还有各机关、民众团体共5万余人。偌大的体育场摆满花圈、鲜花，体育场四周架起竹竿，拉起绳子，在绳子上挂着来自海外和全国各地人民团体、各界群众送来的挽联、祭文。这些挽联和祭文，都以沉痛的心情，哀悼这次淞沪抗日光荣牺牲的英雄烈士们。 会场当中处，挂着蒋光鼐总指挥亲自书写的一副挽联，沉痛哀悼牺牲的战友： “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碑，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 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卒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 这些用白布或白纸书写的大幅祭文和挽联，在字里行间，充满着悲壮激情，热情讴歌第十九路军和第5军抗日英雄的千古业迹，以及他们为中华民族求生存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英雄气慨、壮烈情怀。这些祭文，爱国至诚，掷地如金石有声，感人肺腑： “英雄之死，重于泰山，造福后代！” “英雄之牺牲，奠吾民族幸福之基础。” 在会场当中，北平朝阳学院袁明琪等8位东北同学，写了一幅长挽联。他们代表各大学同学，为十九路军英雄烈士的牺牲，表示深切的哀悼。挽联曰： “慨夫天祸中国，变起非常，倭寇犯边，穷凶极丑。既逞势于辽东，复凭陵于上海，凡属国人，莫不痛心疾首，引为奇耻大辱。今幸英雄们毅然誓师，歼彼顽敌，沪战未终，河山壮色。使我中华民族之地位一跃而蜚声欧美矣。我英雄们精诚喋血，义尚照然，此我四万万同胞额手遥祝，馨香崇拜者也。” 我看着这一个个的花圈，一幅幅的挽联和祭文，在眼前仿佛出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他们昨天还和自己在战壕里谈笑风生，可今天他们已离自己走了。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以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同敌人拼搏，以自己的生命，保卫祖国的领土，造福于万代子孙！他们高风亮节，举世无双！当想到这些英雄们的光荣牺牲，我心情十分悲痛，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蔡廷锴抬眼环视会场，觉得到会的人来得差不多了，便宣布追悼大会开始了。 蔡廷锴将军作了简短的讲话后，就由居正院长致词。何香凝女士在大会上作悲愤激昂的讲话。她讲到我军英勇抗日，拯救国难，为了中华民族生存，进行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当讲到激动悲痛的地方，她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大家听了何香凝女士的讲话，全场受感动了。有的低头抽泣，有的放声大哭，也有的悄悄地流泪。 蔡廷锴将军是位铮铮的铁汉，在战场指挥千军万马，很少有掉眼泪的。但听了何香凝女士的讲话后，也禁不住地流下了热泪。 何香凝最后说：“全国同胞们，我们要奋起抗战，只有抗日才能救国！如果我们不愿当亡国奴，就必须全国奋起，像光荣牺牲的先烈们一样，拿起枪杆，向着敌人冲去……” 何香凝的讲话，在大会上掀起一阵阵的热潮，各界代表纷纷上台讲话。会场上自始至终，充满了悲愤、壮烈的气氛。由于英雄烈士的光荣牺牲，更加激励全国人民的斗志，以及长期抗日的决心。追悼大会，从上午9时开始，直到下午3时才结束。 在追悼大会结束后，宋庆龄女士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对淞沪抗战，发表了谈话，一方面是高度称赞十九路军将士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激励中国人民奋斗牺牲的精神；另一方面是对蒋介石之流采取不抵抗主义，造成眼前如此局面，表示愤慨，指他们不顾民意，每以强弱论成败，为自己不抵抗的罪过开脱。 5月初，十九路军整补后，全军开拔福建，开始了新的征程。 第十章　岁寒冬青（1） “我及时赶到了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所在地，截住了张国焘发给中央的肃反扩大化的电报，并展示了张国焘‘右倾’叛变的证据。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大为震怒，派我去鄂豫皖根据地对张国焘一伙进行整肃……我与刘伯承、左权、朱瑞、胡底等同志火速赶往鄂豫皖，及时制止了红军历史上最惨烈的白雀园大屠杀，挽救了**军事家许继慎等2500名红军干部的生命，并巧妙地对张国焘进行了处理。现在，鄂豫皖一切都走上正轨，云集了**十大军事家，我有信心，到时红军第四方面军定将有10万以上的红色健儿奔赴抗日战场，必将予日寇以空前沉重的打击。” ——摘自蒋先云：《跨越时空的历史》 （注：共和国成立后，蒋先云【即另一时空的蒋云翔副教授】隐退并撰写了回忆录《跨越时空的历史》说明一切前因后果。本文有关蒋先云参与事件的记述，均原文引自蒋先云：《跨越时空的历史》。特此说明） 1931年11月1日船抵吴淞口后，我与叶挺随即分别，他去南京找陈铭枢，我则按照共产国际提供的接头地址和暗号，直接前往愚园路一处幽静的花园洋房，接上了头。 这里就是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所在地。次日，隐蔽在上海各处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委员们聚集在此开会，与我见面。 随着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1931年6月中央政治局兼常委会主席（即总书记）向忠发相继叛变，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遭到很大破坏，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剩周恩来、卢福坦、王明和**。后决定周恩来等赴江西的中央苏区工作，王明则离开危险的上海，去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与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一起回苏联。是年9月中旬，由王明提议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指定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赵容（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博古、张闻天为常委，博古（原团中央书记）负总责。 这是一个典型的“王明内阁”，一半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李竹声）都是以王明为核心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成员，无非是为了彻底贯彻王明的左倾路线。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指1925年—1929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聚集的与他观点相同的一批人。1929年秋，该校开学不久，党总支委员会召开全体党团员大会，拟改选总支委员。参加这次大会的同志约有四五百人。王明发现没有再继续当选总支领导的希望，于是玩弄阴谋诡计，在大会的第九天，利用发现一个托派分子床上搜出一张参加托派的名单，谎报军情，说校内有很多托派分子。米夫于是主持了清党委员会，对非王明一派的进行迫害，开除党籍的有一百多人，受其他处分的有二三百人，被定为托派分子和反党分子的有些人被送进监狱；有些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王明他们在互相庆贺“胜利”时，曾高傲地说：“这场斗争开始，全校大多数人都反对我们，但结果屈指计算，只有我们29个人就取得了胜利。”当时他们中间有人说：“徐以新是团员，不是党员，不能算一个，只能算半个”。因此，他们常常自傲地说：“我们28个半是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这29人中有陈绍禹（王明）、博古（秦邦宪）、张琴秋（沈泽民的妻子）、王云程、陈昌浩、12孟庆树（王明的妻子）、李竹声、徐以新（团员）、夏曦、24谭国辅（夏曦的妻子）、洛甫（张闻天）、沈泽民等。 其实这个临时中央政治局，还将另一个“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王云程（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弄进去，以取得4：3的绝对多数。随着9月下旬斯大林等对我的接见和肯定，临时中央政治局后来不得不再次改选，拿掉了王云程，补上了我，且补我为排博古、张闻天之后的常委，同时任命我为中央军委参谋长。 当时的中央军委的委员中，军委书记周恩来、代理书记李富春、委员聂荣臻（军委参谋长）去了中央苏区，陈赓（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去了鄂豫皖根据地，艾逸之（军委组织科科长）去了湘鄂西根据地，在上海的军委委员只剩下王云程一个。与我一起新补的中央军委委员有李超时（原江苏省委军委书记）、武胡景（原北满特委书记）、洪易（原共青团中央军委负责人）、柯庆施（原**中央秘书长）。武胡景任军委党组书记。至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按照历史（即我所在的时空发生的历史，下同）要到明年秋天才来到上海。 11月2日下午，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委员们与我见面。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首先致欢迎词：“虽然米夫和绍禹（王明）同志回了苏联，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给我们派来了蒋先云同志。?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17 部分阅读 志回了苏联，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给我们派来了蒋先云同志。先云同志是斯大林同志亲自接见和高度赞扬的，我深信他的到来一定会有力领导起中国革命和军事斗争，掀起新的革命**！下面，请先云同志传达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 实际上这一最新指示在我回国途中已经以电报形式发给了**中央，不过只有要点。现在我传达了具体内容，就是“武装保卫苏联”、坚决打击“第三党”、集中兵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先争取胜利，并批判土地政策上的平均主义、“富农路线”等。 博古听得不住点头，这一切都符合米夫、王明的主张，博古自然有“深得吾心”的感慨。这时，我仔细观察了这个“历史名人”，只见他不过22岁左右，是政治局最年轻的成员。个子较高，身材瘦长。在听我讲话时他总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神经质的哈哈大笑，连声叫好；他的牙齿前突，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眼球好像向外突出。他理着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颇为精神。 这是一个深受左倾毒害的人，尽管他是坚定的革命者。我暗中评价。就是这么一个年轻人，伙同德国顾问李德，给中国革命、工农红军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害，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直到遵义会议才重新确立了**的领导地位。当然，现在，我来到了这个时空，自然会改写历史。 其余在座的人都是我在历史书上早已熟悉、照片也见过无数次的人。现在真人就在我面前，与照片差别不大。我还知道，其中核心人物、“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中的2个，即李竹声、王云程，不久后被捕即叛变了。不久后叛变的还有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我自然不会点破，只是心中暗暗冷笑。 听完我讲话后，唯一的老军委委员王云程十分激动：“早就该这样了！现在各苏区的红军搞什么游击战，零敲碎打，这里打一枪，那里放一炮，哪成得了气候！照这样中国革命何时才能成功？现在先云同志带来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宝典，红军就可集中起来打大仗，必然可震撼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促使蒋介石集团的总崩溃！” 我微笑着说，蒋介石一个月后就将下野，但很快又可东山再起。但不管怎样，随着红军打下中心城市，必将大大促进革命**的到来。 众人自然大吃一惊：蒋介石统治如日中天，哪会下野？而且又很快东山再起？确实匪夷所思。我自然不详细说明，反正历史就是这样发生的，何况有叶挺推波助澜（后来在座的都对我的精确预言无比佩服）。 柯庆施接上嘴说：“既然是先云同志说的，那肯定是正确的。恩来同志临走时对我说，先云同志是‘黄埔三杰’之首，东征、北伐名震天下，领导、指挥能力是非常出众的，又得到斯大林同志亲自接见，要我们一切都按照先云同志的指示去做，彻底贯彻执行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新精神。” 我望着这个柯庆施，不禁暗叹：果然无比圆滑啊！凭心而论，柯庆施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贡献的，建国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大区书记，是与高岗等齐名的大诸侯，也是“四人帮”之一张春桥的偶像（张春桥自称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担任柯庆施六大职务中的一个。结果他“青出于蓝胜于蓝”，不但担任了柯庆施的六大职务，还多了一个：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不过他惯于跟风，对“大跃进”等极左路线的推行起了很大作用，幸而死得早。现在听他的口吻，确实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物。 王云程也说：“对，对。陈赓同志临走时也说，他虽位列‘黄埔三杰’，但还是赶不上先云同志的，要我们积极配合先云同志工作。” 王云程虽然被我挤掉了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但我有斯大林的金字招牌，他看来还是惯风使舵的，急表忠心。这是个摇摆人物，他后来的叛变，也是基于这种心理吧。 赵容（康生）说：“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刚刚发来电报，说政治保卫局发现一个军事政变集团，以许继慎为首，还说鄂豫皖红4军的领导人曾中生等有严重的反党错误。他们准备就此开展肃反，彻底清理革命队伍中的叛徒，要求中央回复。” 我知道，千钧一发的机会来了。 按照历史，临时中央听信张国焘一面之词，无条件支持张国焘，于次日，即11月3日回电指示“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4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4军领导干部违中央（分）局的命令……是严重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错误”，“是立三路线的重复”，“严重的反党错误”，“中生同志等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至于许继慎，中央更说，“中央（分）局对许应做严厉的考查”。有了“尚方宝剑”，张国焘就此大开杀戒，在白雀园屠杀了以许继慎为首的2500多名红军干部，占当时红四方面军总人数的近十分之一！曾中生等人也遭撤职，张国焘、陈昌浩等完全窃取了鄂豫皖的领导权，给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当即接过话头：“此事尚待核查。许继慎与我一样，是黄埔一期的，当年周恩来同志高度赞扬过的，北伐时表现也很好。这几年情况我不知道，我看有核实情况的必要。” 周恩来是**中央最高负责人之一，直接领导中央特科，康生与陈赓一样，是特科的科长，长期在周恩来手下工作，对周恩来同志还是十分敬重的。我搬出了周恩来同志，包括博古、康生等人都不断点头。 我又说：“我在莫斯科时，契卡的亚戈达同志曾秘密跟我说，我党某负责同志历史上有问题，要我回国查清楚。我想在查清此事之前，现对张国焘同志的建议放一放。” 虽然我没有明说，但从我的语气听来，在座的都知道指的是张国焘，不由紧张起来，一些准备表态支持张国焘的人也连忙收声。我心中暗笑，所谓亚戈达的指示，根本子虚乌有，完全是我杜撰的。因为契卡非常神秘，权势盖天，连共产国际也慑其威势。再说斯大林与亚戈达确实接见过我，我杜撰一番契卡指示，谅他们也不敢过问。 中央军委党组书记武胡景则犹豫说：“只是张国焘同志催得紧，说情况很危急……” 我说：“那好办，反正人员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掀不起风浪。可电告张国焘，此事可先作冷处理，将许继慎等抓起来的人编入惩戒营，不得擅自杀掉，好好利用一下。” 众人连说这样办好。 所谓惩戒营，是苏联红军一大发明。二战期间苏联红军曾将犯有错误、当过敌军战俘的人员编成惩戒营，又叫强击营，用作冲锋陷阵，或使用到最危险的地方，充分利用这一“人力资源”，当然是有督战队严密监视的。其最早的发明，则是苏联内战时期著名的察里津保卫战，当时德军的军官指挥白军官兵排成方阵，对苏联红军阵地进行敢死冲击，前面被打死后面即补上，有着强大的震撼力。指挥察里津保卫战的斯大林临机一动，于是将红军“叛徒”和俘虏的白军官兵编成“惩戒营”，由督战队机枪监视，也用作敢死冲击，反正死的都是“阶级敌人”，没什么可惜。所以这个惩戒营，倒是斯大林一脉相承的做法。博古等人长期在苏联，也学过军事，自然知道斯大林这一招数，见我活学活用，都连忙说是好主意，并随即向张国焘发报。我通过这一招数，暂时稳住了张国焘，赢得了时间。 我接着对康生说：“赵容同志，为了执行亚戈达同志的指示，我想你安排北风同志跟我工作。” 北风就是胡底，又名胡北风，是**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 1931年4月**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变节，这一高度机密被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机要秘书钱壮飞截获。钱壮飞当时得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负责人徐恩曾高度信任，但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央特科情报员。钱壮飞全权负责组建中央调查科庞大的特务队伍，他借机安置大量**人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其中包括胡底和李克农。李克农、胡底分别安插在上海、天津，而钱壮飞留守南京总部，三人遥相呼应，直接受周恩来领导，成为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铁三角，这就是被周恩来称道的“龙潭三杰”。 钱壮飞立即通知整个**上海地下组织全部转移。当大批国民党军警和特务冲进了上海**几十处秘密机关时，结果却大失所望。这个惊险瞬间最终成为历史，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时幸免于难的**要人的名字：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周恩来后来曾多次回忆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早就不存在了。 同时身在天津的胡底也收到了李克农发来的电报，电文是：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三人约定的暗号，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病笃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底明白，接信迅速离开天津，后转来上海。历史上胡底于长征途中被张国焘杀害，钱壮飞也牺牲于长征途中的贵州，只有李克农幸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现在由于我的到来，当然不会让“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死于张国焘之手。 康生看来对我这个离开中国四年的军人居然知晓**中央特科的绝密人物感到惊奇，不过他立刻释然，也许是更加钦佩契卡的神通广大吧。 会后，我与胡底在某秘密地点会面，传达了“契卡的指示”，最后对他说：“你可安排袁殊同志立即操办”。 我自然看到胡底的大惊失色，他肯定诧异于我居然知道他单线联系的袁殊这一绝密人物。 袁殊，我军历史上的一位超级“五重间谍”，卓越的孤胆英雄。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特科。1931年袁殊加入中国**，之后立即转入了特科的工作。通过表兄、黄埔一期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从此打入了中统内部。袁殊在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之间游刃有余，加上**特科的真实身份，是世界间谍史上独一无二的“五重间谍”，而且都得到五重关系的非常信任，确实令人难以想象！不过建国后他也很惨，精神失常，估计是因为身份太多、时时小心翼翼终于导致思维混乱。当时他是胡底单线掌握的，连康生都不知道，这样胡底自然对我无比信服，相信我确实有通天之能，哪知道他那个年代的绝密在我的时空中早已路人皆知。不过我也非常需要胡底这个情报人员。 我要胡底通过袁殊，与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北平分部的中央特科潜伏人员取得联系，去北平陆军监狱取一份档案。5天后，这份档案由北平分部的特科潜伏人员携带，经津浦、京沪铁路到达上海，袁殊随即将这份看来不起眼的档案交给了胡底。 只有我知道，这份档案将决定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 11月7日晚，根据我的紧急通知，临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负责人再次聚会。看完档案后，个个大骂张国焘叛变求荣！ 这里不得不介绍张国焘其人的经历。 张国焘，1897年11月26日生于江西萍乡上栗镇一个破落地主和小官僚家庭。1916年10月，19岁的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结识了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教授李大钊，受二人影响，思想日益激进。1919年，张国焘22岁，北京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张国焘以极大热情投身其中，任北大学生会干事、学联讲演部部长，参与“火烧赵家楼”。1920年3月，张国焘和一群学生领袖，在上海拜会孙中山，同年参加李大钊创立的北京**小组。这一年，他频繁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做陈独秀、李大别之间的联络人，筹划成立中国**。11月，北京**支部成立，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事务。1921年7月，张以北京**小组代表和大会筹备人之一的双重身份，参加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主持会议，被推举为中国**宣言和党纲的起草人之一。党的中央局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并任上海部主任，时年24岁。次年1月，他作为**代表团的负责人之一，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受到列宁接见，是当时**领导人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1923年，张国焘受命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在大屠杀开始前的5分钟擅离武汉江岸总工会办公室，躲人法租界。同年6月的**“三大”上，陈独秀提出国共合作，建立两党统一战线，张国焘开始显示出他在理论上的“左倾”色彩，即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不是革命的。他的“激进”观点与大多数代表相异，因而在中央委员选举时名落孙山。 张国焘这时第一次显现出了他生命中的机会主义特色。6月间他刚因反对国共合作被淘汰出**领导核心，次年3月便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一大”，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成了**员中直接参与国共合作的中坚分子之一。张国焘的“改正错误”使他重新受到陈独秀的信任，2月他便被重新任命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负实际领导工作。1925年1月**“四大”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中央工农部主任。 1925年5月，张国焘在上海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再次成为党内国内的风云人物。在当年11月国民党右派召开的“西山会议”上，他成了这批人要求国民党高层从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开除的9员著名**人之一。12月，张国焘这个前陈独秀的反对派，作为陈的助手，在上海与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等人秘密谈判，商讨与国民党右派“妥协”，维持国共统一战线。谈判结束，张又受陈委派，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任大会**党团书记，压制党内同志和国民党左派向国民党右派妥协。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张国焘代表陈独秀与蒋介石会谈，继续执行退让政策。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举行，他不顾党内强烈反对，在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上签字，原在国民党中任部长的**员被迫全部辞职，蒋介石顺顺当当地爬上了国民党的权力顶峰。9月，北伐军克复武昌，张国焘调任**湖北区委书记。面对两湖地区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他又站在陈独秀的立场上极力反对，声称这样下去“要出乱子”。这时，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他都成了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的代言人。张国焘的人生再次发生重大转折是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后。党内对陈独秀投降路线的反对使陈黯然退出领导中心，张国焘也被视为“老右倾”，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张国焘参加了南昌起义，随义军一路南下潮洲，失败后经香港潜回上海。11月，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因其“反对（南昌）暴动”，“使全体同志受很大影响，（南昌起义时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也随之动摇”为理由，将张国焘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执委会除名。张国焘再次从革命的“浪尖”跌到“谷底”。 张国焘在上海一直闲居了8个月。这是他投身革命数年来心境极为黯淡的时期。他曾试图与隐居上海的陈独秀另组“工农党”，与**分道扬镳，没有成功，只得作罢。此后他便在党内充当反对派，瞿秋白等人认为他是“老右倾”，他则将瞿秋白等人称为“盲动主义”。1928年5月，**“六大”即将在莫斯科召开，临时中央“八七会议”后领导的三大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共产国际对于以瞿秋白为首的领导班子亦不满意，张国焘便以党内反对派的身份受到邀请，赴莫斯科参加“六大”。张意识到这是自己“革命生涯”的一个转机，主动在会上做“检讨”，表示服从共产国际和中央，在共产国际操纵下，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却没有真正受到信任。他被留在莫斯科**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一边去列宁学院“学习”。其后一年半里，他在莫斯科经历了俄共的“清党”斗争，并与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部部长米夫及当时还是列宁学院学生的王明等“28个半布尔什维克”交恶。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张国焘一直在观察时机，想离开苏联回国。1930年6月，“立三路线”受到共产国际批评。7月，张国焘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反对“立三路线”，要求回国“工作”。8月，共产国际没有让他回国，却将瞿秋白和周恩来派了回去。9月24日，**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此时已回国任职于**中央宣传部的王明等人反对三中全会决议，在中央机关引起轩然大波。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立三路线”问题，张国焘在会上正式宣读了自己“承认错误”的声明，按照共产国际的调子批评李立三“是半托洛斯基的冒险主义”，“执行了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反国际的路线”，同时指责瞿秋白主持的三中全会“有了两面派的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再三表示自己“服从国际路线”。共产国际诸要人这时终于感到放心，同意张国焘回国。12月末，张国焘携妻子杨子烈离开莫斯科，1931年1月回到上海。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的**六届四中全会已开过，三中全会组成的中央政治局被改组，瞿秋白、李立三从政治局除名，周恩来受批评，王明成为政治局委员，“王明路线”对中国**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时期开始。张国焘原与米夫、王明不睦，此次回来，见王明一派成了共产国际的“宠儿”，在政治局内占了多数，不得不向王明靠拢。他在党刊《实话》上发表文章，表示坚决拥护“四中全会路线”，吹捧“陈绍禹同志等是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令王明及其追随者十分高兴，莫斯科的旧怨一扫而去。这样，张国焘就以又一次机会主义表演，为回国后进入**领导核心铺平了道路。2月，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张国焘成为**临时中央的三位常委之一。 四中全会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决定向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代表机关和领导干部，“改变领导路线”。3月10日，政治局决定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央分局，代表中央统一领导长江以北苏区和白区党的全部工作，由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出任书记。就在沈泽民、张琴秋夫妇扮成富商进入鄂豫皖根据地之际，张国焘突然自告奋勇要去鄂豫皖工作，并得到政治局中占多数的王明等人的支持，中央政治局又做出决定，派张国焘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把沈泽民给挤了。 由于张国焘多年被冠以“老右倾”称号，又曾与米夫、王明对立，故诚惶诚恐，到鄂豫皖后，以极左面目出现，搞大肃反，意图以极左掩盖其“右倾”。许继慎知道张国焘背景，时常以“老右倾”称之，正触到张国焘痛处，故必欲杀之而后快。不过历史证明，张国焘确实是“老右倾”，抗战爆发后1938年，他出奔武汉投靠蒋介石，成为**历史上的大叛徒。张国焘出走之后，**做了一件仁义之举：他将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　（1921年建党时期的老资格党员）礼送出陕甘宁边区，让他们夫妻父子团聚。 我要搬倒张国焘这个大叛徒、大刽子手，单靠这些是根本不够的。关键的是，我知道张国焘历史上一次叛变经历。 1924年5月20日，张国焘从上海回到北京，被直系军阀治下的军警逮捕，北京警备司令王怀庆判他死刑，关在北平陆军监狱。张国焘于生死关头供出了**组织情况和北京地区工人运动情况，被改判无限期监禁。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军阀，张国焘被营救出狱，隐瞒变节行为，炫耀自己“坚贞不屈”。由于期间政权变换，这一事实并无多少人知晓，张国焘自以为隐瞒得过，哪知道我这个异时空来客对此一清二楚，并以张国焘这一重大历史污点对他开刀。 博古看过档案后不禁气得浑身发抖：“我早说过张国焘就是‘老右倾’，这次叛变就是铁证！我要向共产国际和绍禹同志发报！” 其他张闻天、李竹声、王云程等人纷纷附和。他们都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早就对张国焘这个“老右倾”心存芥蒂，现在趁机发难。我心中暗暗得意，米夫和王明本来就对张国焘有看法，派张国焘去鄂豫皖不过是以观后效，现在证据确凿，他们也是要急于撇清与张国焘这个“老右倾”的关系的。 很快共产国际回电，要求把张国焘彻底打倒。 收到回电后，博古问我：“先云同志，你看这事怎样处理？是不是给昌浩、泽民、琴秋同志发个电报？” 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都是随张国焘去鄂豫皖的，而且都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陈昌浩时任红四方面军政委，沈泽民任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张琴秋是沈泽民妻子。 我早已想好：“这样不妥。张国焘是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大权在握，电台肯定被他控制。我们发报过去，张国焘知悉后，说不定狗急跳墙。他手下有3万人马，要是拉去投靠国民党，会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害，也会害了昌浩、泽民、琴秋同志。” 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与博古、张闻天、李竹声、王云程一样，都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自然格外关心。见我为他们“自己人”着想，都十分感动，询问我解决办法。 我说：“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我亲自去鄂豫皖，向红四方面军干部通告情况，揭露张国焘罪行，剪除其羽翼，再对其公审判决。现在可以给张国焘发个报，就说中央派出我这个特派员去调查情况，一切听从我的决定，先稳住他再说。” 博古说：“这个办法固然好，不过不必劳烦你先云同志大驾，派个其他人去即可。” “张国焘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心狠手辣，一个应对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再说契卡的亚戈达同志说了，这个大叛徒要由我亲自处理。” 我搬出了契卡，众人均不作声了，反而人人自危：谁知道契卡掌握了多少秘密，自己会不会…… 我又抛出一个甜头：“我已决定去鄂豫皖，临时中央这边不好再挂职务，政治局、军委这边的空缺，就请博古同志安排。” 博古毕竟年轻，大喜之下手足无措：“这不好吧，斯大林同志要你领导起中国革命的军事工作，要去也应该去中央苏区……” 我列举了充足的理由：“我的长处是打仗，在后方谋划恐怕前方难以完全落实，反而耽误了工作。斯大林同志信任我，是信任工人出身的干部。现在鄂豫皖没有工人出身的领导，中央苏区却有项英同志和‘三人团’，现在又去了周主任（指周恩来）、富春同志，力量是有余了，相对而言鄂豫皖却是不足。希望博古同志将我的想法向共产国际反映清楚。” 所谓“三人团”，是指在上海的中央于1931年3月派去江西中央苏区的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三人与项英实际控制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权。 博古将我的意见发报后，不久共产国际回电，称已请示过斯大林同志，同意我作为特派员去鄂豫皖根据地，免去我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参谋长的职务，但保留政治局委员职务。并传达斯大林同志特别指示，要我去鄂豫皖后，切实打开局面，与中央苏区的项英同志各担负起重任。 我心中大喜。我早知道，斯大林对项英更为信任，赠与其手枪（却没有赠与我），我不与项英相争，另外打开局面，将显示出我的能力，才能赢得斯大林真正的信任。现在中央苏区危机尚早，鄂豫皖却迫在眉睫。我顺水推舟，建议李竹声担任政治局常委，洪易接任军委参谋长。李竹声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洪易则是团中央的，都是王明、博古心腹。建议自然照准。我要求带上4个人去鄂豫皖，博古也满口答应。 与我同去鄂豫皖的4个人，是当时在上海的刘伯承、左权、朱瑞和胡底。前3人都是从苏联归国不久。 1927年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苏联学习，其中有刘伯承、叶剑英、朱瑞等30余人。他们于1927年11月从上海乘一艘苏联货船经海参崴，后乘火车到莫斯科，叶剑英等到中山大学学习，朱瑞等入炮兵学校，刘伯承等10人则入苏联红军高级步兵学校，在这期中国学员中刘的年龄最大，已经36岁了，但他学习非常刻苦，除了实弹射击，各科成绩在同批里都是最优秀的，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就较熟练掌握了俄语，能直接听教官讲课，能直接阅读俄文资料。1928年下半年，刘伯承以各科优异的成绩完成了高级步兵学校的全部学业，作为步校唯一中国选送生转入苏联最高等级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当时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只有6人，其中包括左权。左权作为黄埔一期优秀生，1925年12月被保送到苏联中山大学习，1927年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刘伯承到伏龙芝时，左权已经在这里学习一年多了，左权为人忠厚、诚恳、热情，刘伯承十分喜欢和这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年轻人探讨问题，交流经验。1930年左权与刘伯承等一道回国。我到上海时，刘伯承任中央军委翻译科科长，朱瑞任兵运破坏科科长（负责策动敌军起义），左权则因“托派”嫌疑被免职，在上海赋闲。 左权（1905——1942），　原名左纪权，号叔仁，湖南醴陵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被选送到苏联，先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与邓小平、杨尚昆、蒋经国同学，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刘伯承同学。左权党、军资格都很老，但曾被诬陷在中山大学时有“托派”嫌疑，被王明打入了另册。1930年回国，一直不顺利。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等职，1942年5月25日在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壮烈牺牲，年仅37岁。左权是中国**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将领，也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中学历最高的一位。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由于王明一伙的迫害，直到他牺牲时档案中还带着“托派”的嫌疑。我要左权去鄂豫皖，就是让他摆脱束缚，大展拳脚。我对博古慌称，带左权这个“托派”分子去鄂豫皖搞惩戒营，博古也急于摆脱左权这个烫手山芋，自然没有阻拦。 至于刘伯承，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军事家（均指我所在的时空，下同），现在却只当翻译，确实人非所用。按照历史，他后来去了中央苏区，并担任了红军的总参谋长，按理我不应阻止。但洞悉历史的我是有深层次考虑的。首先，中央苏区红军总参谋长有叶剑英，足够了；其次，历史上刘伯承曾担任八路军129师的师长、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而这些部队的前身，就是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我只是要刘伯承“提前”去指挥这支老部队；最重要的，则是避免刘伯承与中央红军领导不必要的误会。 历史上刘伯承同志到苏区以后，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随着红军的发展，红军不能停留在由一个诸葛亮摇羽毛扇子指挥军队的阶段，我们需要建立参谋系统，以适应军队将来的发展和指挥。”但是，这篇文章造成了**同志的一些误会，**同志曾以为刘伯承同志提到的“一个诸葛亮摇羽毛扇子”的指挥方法是指责他的指挥艺术。因此，**同志在1957年的军委扩大会上提出了“诸葛亮摇羽毛扇子”这件事，并说这是中国教条主义的开始。还有就是彭德怀、**。1934年2月红军开始第四次反“围剿”，刘伯承这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红一方面军政委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由于当时王明路线的推行，“三人团”又都留学苏联，洋派的教条主义者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刘伯承自然被彭德怀、**看作是“洋派”的代表，一些实际上是由“洋派”决定、而刘伯承反对的不切实际的主张，都被彭德怀、**算到刘伯承账上。1934年2月苏区中央决定红军进攻南丰，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进攻失败后，彭德怀更是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哪么子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由刘起草，以周恩来的名义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了不同意见，大致内容是此次作战有五不利：1、暴露企图；2、易受夹击；3、损失大；4、无法筹款；5、浪费时间（在军委档案里，仍存有此电文）。但苏区中央局没有听取意见，坚持要求前线执行占领南丰的计划。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林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所以我改变历史，不让刘伯承去江西，就是避免一些领袖人物之间不必要的误会。相反，去了鄂豫皖，刘伯承自会得心应手。 至于朱瑞，就不用说了，他是我军为数极少的炮兵专家之一。胡底则是情报专家，从某种程度来说，他对我至为重要。 进行职务交接后，刘伯承、左权、朱瑞、胡底与我一行五人，踏上了前往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的路程。 霜降已过，立冬了。大别山的傍晚茫茫一片冷清的色调。树梢上，房顶上，草叶上，凡裸露在大自然中的景物都挂上一层厚厚的霜，仿佛罩了一件白色的大斗篷。夕阳燃至最后一把火，悄然坠地，溅落满天霞光。天说黑就黑，一弯孤零零的残月更显出夜的突兀与深寂。夜色中，马蹄踏踏，搅碎了冬日的清冽。 刘伯承、左权、朱瑞、胡底与我一行五人，在皖西重镇金家寨分手。刘伯承、左权前往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制止大屠杀，以组建惩戒营的名义，解救被冤枉的红军将士；朱瑞前往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的首府新集，组建炮兵；我和胡底则前往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去见张国焘，并参加正在进行的黄安战役。 黄安，是大别山主脉西侧一座有四百年历史的古城。境内山峦起伏，河流纵横。这种地势险要、进退裕如、攻守皆宜的地理条件，决定黄安在军事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历来是农民起义必据之地。元末农民起义军，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部将，清朝的太平天国，都在这里屯过兵打过仗。这座古老的城池人烟稠密，商贾云集，距我根据地中心极近，一直是敌人不惜代价坚守的主要据点。 黄安县，在红四方面军将领与士兵心目中，占着特别的位置。黄麻起义，最先攻打的是黄安；红四方面军成立，是在黄安的七里坪。黄安，是大别山革命人的出发地，又是国民党军和红军反复争夺的一个中心。红军攻下黄安，改名为“红安”；白军占领它，又改为“黄安”；红军再次攻占，它又成为红安。红安县，共和国最著名的“将军县”，从这里走出了人民解放军233名将军，还有2位国家主席（**、董必武）…… 历史名镇七里坪，位于黄安县正北20公里，鄂东北特区最早的“首府”。大别山由东向西流的奇异之河——倒水河清澈见底，在此缓缓流过，宽阔的河床铺满雪白的碎沙石。一条长长的街道，历经风雨沧桑，其街道先后被命名的有“列宁街”、“长胜街”、“杨殷街”。一栋五间大瓦屋坐落其间，原为黄安县苏维埃政府机关，现在让给了红四方面军作总指挥部。 走进指挥部，却不见几个人。迎上来的只有彭杨军政干校的校长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18 部分阅读 机关，现在让给了红四方面军作总指挥部。 走进指挥部，却不见几个人。迎上来的只有彭杨军政干校的校长蔡申熙。 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这样写道：“蔡申熙同志是红15军的主要创始人，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 专横跋扈、眼空一切的张国焘对两个人的军事才能不敢漠视，这就是蔡申熙和徐向前。他曾经认真地比较过两人的优劣长短： “徐向前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几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没有进黄埔第一期以前，就和我一起干过工会工作了。我知道他的头脑冷静、精细，此次我们在这里重逢，他的手臂已在作战中残废了，但仍任军事学校校长，工作十分积极。他厌恶军阀土匪习气，主张红军正规化。在军事指挥方面也许不如徐向前，而在军事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 蔡申熙（1905——1932），　原名蔡升熙，字旭初，湖南省醴陵县人。1924年春入广州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在黄埔军校期间，先后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军阀陈炯明叛乱、军阀杨希闵叛乱的战斗，表现出突出的军事才能，晋升为营长、团长。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第24师参谋长。后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转战各地，先后担任**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吉安东固地区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他是红15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担任军长，带领所部北上鄂豫皖边区与红1军合并组建红4军，相继担任第10师师长、鄂豫皖军委副主席、彭杨军政学校校长等职。1932年10月，在湖北红安县河口镇战斗中身负重伤，仍然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最后牺牲在战场上，年仅26岁。他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中年纪最轻的一位。现在由于我的介入，历史发生“蝴蝶效应”，他未必会在战场上牺牲。 “旭初，有四年不见了吧！”我主动上前握住他的左手。蒋先云与蔡申熙都是黄埔一期的，早就是老朋友。蔡申熙之前在战斗中右臂、左脚负伤，后致残，所以调来后方的彭杨军政学校担任校长（1929年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因叛徒告密被捕，后牺牲。彭杨军政学校就是因纪念他们两人而命名）。 “巫山，可把你盼来了，一路没遇到麻烦吧？你这个黄埔第一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又将迎来大发展了。” 我问道：“国焘、昌浩同志呢？” “张主席去了黄安前线，陈政委坐飞机去了。” 张国焘任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所以人们称他张主席。按照历史他此刻应该在七里坪，也许是中央没有批准他的大肃反建议，又派我来调查，可能他已感到不安，平时不上前线的他主动前去一线，就是想指挥打个胜仗给中央看吧。反正黄安已是瓮中之鳖，指日可下，乐得捡个现成便宜。 至于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坐飞机，我猛地醒起，红四方面军确实有一支“空军”。 这支“空军”只有一架飞机。这架飞机原为国民党的德国“容克”式双翼高级教练机。1930年2月16日，此机奉命从汉口飞往开封执行通讯任务，在返航途中因大雾迷失方向汽油耗尽，迫降在宣化后西南约20里的陈家河附近，被我赤卫队俘获，后运至鄂豫皖首府新集。经耐心帮助教育，原驾驶员龙文光表示愿意为红军服务。这时正好有一位从莫斯科学习飞机领航回国的同志被派到鄂豫皖工作，在他和龙文光的共同努力下，飞机经过修理很快恢复了飞行能力。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架飞机就这样诞生了。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为表达对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敬意，把它命名为“列宁号”。 陈昌浩曾坐这架飞机穿越白区，去过皖西根据地。他年轻胆大，干起来真行，也有点子。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手枪，拿着手榴弹，逼他听指挥。此时，陈昌浩从黄安前线回到新集，让龙文光在“列宁号”机翼下安装了2个弹架，拴上2枚迫击炮弹，改装成一架“轰炸机”，正准备轰炸黄安呢。 我听到张国焘去前线的消息后，就说：“那我也去黄安前线吧，毕竟4年没打仗了，也需要进入状态”。 12月8日，我来到黄安前线。此时距黄安战役开始已经差不多一个月了。 1931年秋季来临，国民党军开始了对红四方面军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调动15个师以上的兵力，准备向鄂豫皖苏区进攻。新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他和方面军的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先发制人”的进攻策略，首先于11月10日发动了黄安战役。“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的打仗，女的送饭。”这是1927年著名的黄麻起义时期流传的歌。多年来，国民党军一直把黄安作为一个重要据点。河南部队、赵冠英的第69师2个旅4个团防守城市，另有4个师在麻城、宋埠、黄陂、孝感驻守。徐向前指挥红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先扫清黄安外围，切断守敌与宋埠、黄陂的交通线，然后包围黄安，吸引援敌。 12月8日晚，我和胡底在蔡申熙陪同下，来到了红四方面军黄安战役指挥部所在地——黄安与峰山之间的郭受九。 张国焘再也避不过了，只好硬着头皮相见。 我只见这个“历史名人”身材中等，四方脸，颧骨略突，戴一副眼镜，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显得十分精神。 “张主席，多年不见了。” 张国焘一阵尴尬：“先云同志，以前我是错了，我服从中央的一切决定。” 所谓张国焘认错，就是他“逼死”蒋先云一事。 张国焘本来与蒋先云有很深的友谊。他曾说“蒋介石与**的联系，往往都是经由蒋先云办理的”，又说：“他那时曾多次奔走南昌与武汉之间，企图挽救双方的破裂，”“成为国共两党之间，一道直接协商的桥梁。”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血腥手段彻底**，二蒋彻底恩断义绝。4月17日，蒋先云在武汉发起黄埔学生讨蒋介石大会，任大会主席，在30万人的大会上小蒋慷慨激昂地声讨大蒋的叛变革命。蒋介石爱敬小蒋之才，仍数次派人力邀小蒋，许以第1师师长之职，然小蒋不为所动。有所不甘的大蒋遂在报纸上刊载与小蒋的合影。由于这张照片，引起张国焘猜忌，居然放言说“蒋先云不是反革命，我就不信张”。这令蒋先云深受打击，所以才有在临颍前线求死之举（在我的时空中牺牲了，在现在的时空则成为植物人，思维被我这个冒牌货代替）。 我则假惺惺地说：“张主席，说哪话，我们以前还是有愉快相处的时候的。中央派我来，只是查清楚一些事实而已。现在战事要紧。” 我与胡底商量过，既然张国焘来到前线，就用另一种方法解决他。 徐向前走上来诙谐地说：“会长，现在我又受你领导了。” 我只见徐向前高瘦单薄，生着一张长形脸，两只眼睛不大，目光沉静有力。 徐向前也是黄埔一期的，对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常务委员（简称会长）蒋先云非常敬佩。他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对蒋先云有一段记述：“我们经常看见他晚上还在灯下读书、看小册子。他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头脑敏捷，堪称青年军人的榜样；连蒋介石也很赏识他的才干，曾要他当过秘书、警卫营长。他和我经常交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在一篇东征归来的文章中，写下这样的话：‘革命军自有革命军的本色’‘革命军人的头衔不是赠品’，‘我们希望革命政府旗帜下的军人不要作假革命军’。”“在黄埔军校，我们紧紧团结在以蒋先云为首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帜下，不断地与国民党的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分子作斗争。” 徐向前，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军事家、国防部长，1901年出生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的一个农民家里。幼时读过私塾，后因家贫辍学，去书店做学徒。18岁时靠哥哥接济3块大洋，考入阎锡山的山西国民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做过一年教员，旋被无端解聘。1924年，23岁的他与十几个寻找生活之路的山西青年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成为该校第一期生。人学不久，这个勤勉却不善言谈的学生像所有新生一样，就受到了校长蒋介石的单独接见。1924年，蒋介石还处在罗网人才积累实力待机而动的阶段。这种与新生的单独会见，正是他为了考察与网罗亲信而刻意安排的。 徐向前被传到了校长室。走进去时他有点紧张，站在那里，被蒋介石相面一样打量一番，他就更紧张了。 蒋先生觉得他相貌平平，神情张惶，先就有了三分不快。 “叫什么名字呀？”他用他那不大好懂的浙江官话问道。 “徐向前。”学生回答。他说的是山西五台官话，也不大好懂。蒋介石皱了皱眉头。出乎侍卫官们的意外，他竟听懂了徐向前的话。蒋介石听懂徐向前的话是因为他与阎锡山打过交道，阎锡山就是山西五台人。 蒋校长头疼起来。山西出了个阎锡山，割据一方，他听见山西话就头疼。这个学生居然也说山西话。 “嗯，……你是山西人了？” “报告校长，学生是山西五台人。” 原来还是阎锡山的乡亲。蒋介石一向对浙江人感兴趣，对这场谈话完全失去了兴头。“好啦，你回去吧！要认真读书，不可荒废学业。” “是！”徐向前敬了一个礼，听到大赦令一般脚跟一碰，退了出去。“校长，此人如何？”侍卫官问。“资质平平，不会有出息。”蒋介石说。 历史给了蒋介石一个机会，而他却与这位将来会成为自己最可怕对手之一的学生失之交臂。 1925年初，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毕业，留任学员队排长，参与黄埔学生军对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东征结束后因得不到蒋介石信任，他回到北方，进入岳维峻国民第2军第6混成旅任参谋、团副。次年夏，冯玉祥在与奉直两系军阀的战争中败北，岳维峻部被打散，他回到家中，第二次去武汉投奔革命，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少校队长。1927年3月，徐向前加入中国**，从此将自己的一生与工农解放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他只身前往上海，寻找党中央，旋即被派去参加广州起义。12月，广州起义爆发，三天后失败，起义军残部退人彭湃创建的海陆丰根据地，开展东江游击战，徐向前任红4师10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一直坚持到次年12月。东江游击战时间虽短，对于军事家和游击战争专家的他来说，却是一次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训练。1929年1月，中央决定结束东江游击战争，调徐向前经香港到上海，重新分配工作。4月，徐向前到达上海，两个月后便与黄埔一期同学桂步蟾（旋即牺牲）一起，被**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紧急派往鄂东北特区，从此开始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军事生涯。张国焘来到鄂豫皖后，虽然任命徐向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但徐向前不是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更不是常委，实权在政委陈昌浩手里。**同志曾准确指出，张国焘对徐向前是“用而不信”，不是张国焘一伙的，这是徐向前能以野战军副职而成为元帅（唯一的一个）的重要原因。 这时一员红军将领冲上来打了我一拳：“巫山兄，想死我了。” 我严肃道：“我和你都是叛徒。”见他一脸愕然，我不禁笑道：“我们都救过蒋介石的命。” 陈赓，未来的共和国大将、哈军工校长，1903年生于湖南湘乡，19岁入党，21岁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陈赓的第一次校长接见却与徐向前不同。他的睿智机敏和旺盛的革命热情，就给蒋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25年10月，东征攻打惠州，陈赓在负伤的情况下仍拼死冲杀，最后攻进了叛军杨坤的司令部。不久，蒋介石又召见了他。陈赓虽左脚缠着纱布，仍英气勃勃。“陈赓，你很勇敢，是校长的好学生，回去带你的连队到我这里来报到吧！”他和所属连队担任了东征军总指挥部的警卫任务。攻克惠州后，东征军分三路继续东进。27日，师长谭曙卿率领第3师不明敌情，贸然深入，被林虎部主力打得溃不成军。蒋介石先命陈赓督任，后又任陈赓为3师代理师长，但官兵四散溃逃，任陈赓鸣枪、喊叫、均无济于事。“校长，你都看见了，他们不听我指挥，先随指挥部撤退吧！”“不撤！我不撤！”蒋介石摇着头，十分伤感地说：“我唯有杀身以成仁，否则无颜见江东父老。”眼看林虎追兵越来越近，陈赓心急如焚，他一躬身，背起蒋介石，带着一些卫兵，爬泥坡，穿草丛，又找着一只小船亲自划向对岸才脱离险境。第二天中午，陈赓单独往返160公里，从东征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党代表的第1师搬来救兵，终于接回蒋介石。“陈赓是个人才，救过我的命，我非常器重他，可他政治上糊涂，跟着**跑了。”后来，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对人这样说，言语间不胜唏嘘。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陈赓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受周恩来直接领导，曾机智勇敢地处理了原**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叛变事件。1931年10月，身为中央军委委员的他刚刚奉命来到鄂豫皖苏区，便率红12师参加了黄安之战。 这一年，陈赓28岁。 接着，我与红四方面军其余将领一一见面。 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11月7日由红4军和1931年10月在皖西麻埠编成的红25军以及彭扬军政干校组成，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4军无军部，为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下辖红10、11、12共3个师9个团。10师师长倪志亮，政委甘元景；11师师长王树声，政委甘济时；12师师长陈赓，政委刘杞；红25军军长旷继勋，政委王平章。辖红73师，师长刘英，政委吴焕先，现有红217、218、219团。红74、75师尚待组建中。红25军远在皖西，山隔一方，没有赶上今天的盛会。经过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苏区“猛烈发展红军”，新成立的红四方面军已有兵员3万余人。 我说：“既然是战争时期，我们还是以职务相称吧。徐总指挥，请你介绍一下当面敌情。” 徐向前摊开地图：“10　天前，黄安守敌集中全部兵力突围，被陈赓打了回去。敌师长赵冠英只好派人偷偷出城，向离黄安最近的宋埠敌第30师求援。12月7日，就是昨天，宋埠敌30师的师长彭振山在上司多次催促下，派出2个旅终于离开驻地，进至我红11师33团守卫的大小峰山一线。33的团长吴云山、政委**率部抵挡了一阵，放弃了阵地和阵地后面的桃花镇，全团后撤至五云山、周家坳二线阵地。敌占桃花镇，今天继续北进，向我军阵地攻击。红33团顽强坚守了一天，给敌以重大杀伤，刚刚趁夜暗再次后撤至嶂山第三道阵地。这里是我军的最后一道阻击阵地了。” 我说：“徐总指挥，你这是诱敌深入，然后伏兵从两翼包抄歼灭敌人援兵吧。” 徐向前笑着说：“果然不愧黄埔三杰之首，丢荒了几年目光还是这样敏锐。我这个围点打援的部署瞒不过特派员你，对付敌人还是有把握的。” 我再仔细看了地图：“徐总指挥，明天你以红11师全部对付敌人2个旅，只怕兵力不足啊。我的意见，将总预备队红10师30团加上去，战果会更大些，起码克吃掉敌人1个旅。” 按照历史，明天一战，由于兵力不足，红11师仅歼灭敌1个团大部，让敌主力逃了回去。不过作为指挥员，不到关键时候不应使用预备队，徐向前保留一支预备队应付突发情况和黄安守敌突围，是非常正确的。只是我这个历史的“后知后觉”者现在成了“先知先觉”，知道敌黄安守军不会突围，就可放心使用总预备队了。 “好的，特派员，我坚决执行。” 我心中叹了口气。由于张国焘、陈昌浩一伙整肃曾中生，又搞白雀园大肃反，使得人心惶惶，在这种大气候下，徐向前对上级的命令只能坚决执行，而不能提出相关建议。等我处理完张国焘后，再改变这种状况吧。 9日上午，敌30师见红军“节节败退”，于是集中力量向我阵地发动猛攻，一直进至嶂山脚下的十里铺。红11师红32团进行正面阻击。 我和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指挥员等在郭受九通过望远镜观战。目睹这场惨烈的战斗，我才真正明白红军的装备是何等低劣，而战斗意志又是何等顽强。 敌军在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以整团规模开始向上冲击。敌军官兵除了枪声，便是呐喊：“冲呀！杀‘赤匪’呀！……”他们的呐喊声造成了一种声势，既是对红军的威慑，更是为自己壮胆。十里铺嶂山上红军的武器性能低劣，用了十几年的老套筒，膛线都磨平了，只能打百米甚至几十米内的目标。这就使敌军的前锋开始没有受到阻击。当敌人冲到山顶我军阵地前时，连累带吓，人人气喘吁吁。这时，红32团的团长廖荣坤一声发令，红军的火力突然猛烈射击，前排的敌人接二连三地倒下去。可是，敌30师是支西北军，战斗力很强，后面的敌人在督战队机枪和大刀的逼迫下，还是一个劲儿地向上猛冲！ 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后，也许红军的弹药不多了，火力明显减弱下来。这时，一大股敌人趁机扑到我军阵地前，为了节省弹药，红军把敌人放到离阵地前沿只有几米远时，团长廖荣坤、政委张广才抽出身上的大刀，带领战士从工事中飞身跃出，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大刀、刺刀在敌人身上、头上猛砍、猛刺，战士们边砍边大声喊“杀——嘿！”“杀——嘿！”一时间阵地前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敌军30师有西北军大刀队的传统，也抽出大刀猛砍。只见有的红军战士衣服被鲜血染红了，有的大刀砍钝了，有的刺刀拼弯了……在一片激烈的喊杀声中，红军越战越勇。前面的敌人退下去了，但后面的敌人又压了过来…… 就这样，杀回去，压过来，又杀回去，反反复复，红军连续打退了敌人五六次进攻，一直连续战斗两个多小时，敌人也没有突破我们的阵地，看看实在冲不过来了，才停止了进攻，龟缩到了进攻前阵地。趁着战斗间隙，红军抓紧时间安置了阵亡战士的遗体，包扎了伤病员的伤口，又检查了一下枪支弹药。据报，这时红32团每个人除了还有几发子弹外，手榴弹全部打光，有的人连子弹也都打光了，只剩下手中的大刀。 约中午时分，敌人的又一轮进攻开始了。面对蜂拥而来的敌人，红军战士的子弹全部打光了。就用刺刀拼，大刀砍，用夺得敌人的武器补充自己，继续坚持战斗。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在阵地前和山坡上，横七竖八躺满了敌人的尸体。由于敌人的疯狂进攻下，红32团的伤亡也很大，有的连只剩下30多人。 下午时分，敌军再次蜂拥而上，边冲边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冲上去！捉活的……”红军战士趴在工事里一动也不动，等到敌人靠近阵地时，又猛地跃出工事，挥舞着大刀左砍右杀。经过几次肉搏，红32团上下都感到疲惫不支了。可是敌人还在蜂拥而上。红军战士从死尸堆里爬起，与敌展开最后拼杀。只见一名小战士率先跃进敌群，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攻上阵地来的敌人终于支持不住，逃下山去。 这时，徐向前对电话员说：“给我接王树声！” 送话器里传出红11师师长王树声沙哑的声音：“总指挥，敌人退却了，我想出击！” “好！注意，要合理使用兵力，防敌炮击！” “明白！”王树声说。 徐向前的电话转接到红10师红30团的团长王宏坤指挥所。 “王宏坤，立即出击断敌后路！准备肉搏战，要一批批把他们消灭在嶂山下！”他的声音压过战场上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传到王宏坤耳朵里。 “懂了！”王宏坤回答。 红11师长、未来的共和国大将王树声下令吹响冲锋号。赵次吾、李景文的红31团，吴云山、**的红33团，立即从东西两翼吼声震天地杀过来。养精蓄锐的红30团团长王宏坤则率部从后方出击，将敌30师的部队截为两段！红军战士为节约子弹，均没有开火，只是与西北军拼大刀！ 在红四方面军的战斗训练中，拼大刀和拼刺刀是基本功课。西北军本来也是拼大刀的好手，但由于被截成两段，军心动摇，阵势大乱。至傍晚，敌军终于全线崩溃。兵败如山倒！ 红军官兵齐声发出一声喊，这是冲锋的呼喊，是胜利的呼喊！我、张国焘、徐向前站在山梁上，充满了激动和喜悦！放眼望去，只见上万红军声震山谷，一齐杀过倒水河，杀向败退的敌军。一时刀光剑影，热血飞溅。河水边和浅水中倒下的尸体，使上游之水陡然高升！不久天已黑透，红军越战越勇，敌军官兵只顾逃命。经一天激战，敌军前方的1个多旅兵力被断了后路，全军覆没；后方的1个团急退，连夜逃回宋埠，深沟高垒，闭门不战。 这一仗，红军全歼敌1个半旅，毙伤俘6000多人，缴获新式“汉阳造”步枪4000多支，迫击炮3门。由于我准确判断，果断使用总预备队，从而将一场击溃战打成歼灭战，红四方面军上下无不深感佩服。特别是红30团的团长王宏坤（未来的共和国上将、海军副司令员），已经一个月没有打仗，这次终于用上，且缴获无数，更是欢天喜地，要求我下次一定要再派他上阵。 第十章：岁寒冬青（2） 嶂山大捷后，红四方面军一些主力团换了装备，战斗力大大增强。我、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师及独立团以上指挥员齐集前敌指挥部郭受九，研究下一步作战计划。 会上一开始陈赓就埋怨：“我说老同学，你明知黄安守敌不会突围，却把我一个师闲置在那里，看着兄弟部队打得热闹，我们干着急，明显就是不给面子嘛！”由于之前我强调同志间均以职务相称，众人均叫我特派员。其实我对这个称号非常反感，因为小时候看反映洪湖根据地的电影《曙光》，对里面那个主持大肃反、杀害无数红军干部的特派员夏曦恨之入骨，连带憎恨特派员这个称呼。不过我已打定主意不在鄂豫皖兼任任何一个职务，保持超脱，也只有特派员这个身份了，只好勉强接受。不过陈赓这个人一向诙谐幽默，不拘小节，他坚持叫我老同学，也很亲切。 我说：“如果敌人只有30师这一路援军的话，我当然会把你陈赓拉上去，那样全歼敌30师也没有问题。不过那样的话，接下来的仗就不必打了。” 张国焘莫名所以：“特派员，此话怎讲？” 我解释说：“这次黄安之战，我们只有2个多师的兵力。黄安守敌1个师，附近驻有敌军3个师，我军兵力只有敌军一半，武器也远远不如，总体是处于很大劣势。徐总指挥的围点打援部署是很正确的，但敌30师前来支援，我们就将全部本钱押上的话，就会有问题。首先，敌30师全部被围，就会困兽犹斗，拼死突围，将大大增加我们的伤亡。而实际上我们只围住他一个半旅的兵力，在外围的敌一个团就存在侥幸逃脱的心理，无心恋战，连夜逃回宋埠，这样我们才能集中力量吃掉被围敌人；其次，就象上面说的，把陈赓12师也拉上来打敌30师，少不了损耗，我全军也疲惫不堪，就难以对付敌军马上前来解围的2个师。” 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指挥员都颇为吃惊：“敌人还有2个师的援军？” 这2个师的援军历史上确实是红四方面军没有料到的，结果敌援军一度几乎突破红军防御阵地与黄安守军会合，紧急情况下徐向前亲自指挥，调集全部力量奋起反击，才将敌援军击溃。由于准备不足，这次又打成击溃战，徐向前还受了伤（这是徐向前战斗生涯中唯一的一次）。不过敌援军这一绝密情报，在我记忆里却是一清二楚，故早有准备。 “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在黄安围住了豫军69师，但周边却有西北军3个师。大家知道，这3个师就是宋埠的30师、麻城的31师和黄陂的33师，都是敌二十二路军总指挥李鸣钟属下。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原来是吉鸿昌，西北军名将，所部3个师为西北军精华，中原大战时大刀队杀得蒋介石嫡系顾祝同、陈诚、张治中部尸横遍野。二十二路军也是鄂豫皖苏区周边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特别是在白刃战方面与红军有得一拼。“九一八事变”后，吉鸿昌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号召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还化装前来鄂豫皖苏区考察，与徐总指挥见了面（徐向前等人点了点头），赞同我党主张，是位进步将领。不过他回去后，就被剥夺兵权，强行送其出国考察，所以李鸣钟这个中原大战时投靠蒋介石的西北军的军阀就窃夺了二十二路军总指挥，还当了鄂豫皖边区绥靖督办，进攻红军特别卖力。这次他的30师大部被我们歼灭，肯定心有不甘。在黄安被围的69师又是他鄂豫皖边区绥靖公署的下属部队，如果被我们消灭了，他也无法交代。特别是他的顶头上司、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又以军法严厉著称，李鸣钟急于报仇，又要表现给主子看，所以我判断，这次他会把31、33师也投进来，企图挽回败局。” 这些确实出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意外。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阀最在意保存实力，象李鸣钟这样把全部老本拿出来的极为罕见。不过这些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我侃侃而谈，好象早有预见，其实是事后诸葛亮而已。 “那特派员的意思是……”蔡申熙问道。 “还是徐总指挥的兵法，围点打援。敌33师的师长葛云龙是李鸣钟心腹，为人蛮勇少谋，这次他肯定全师出动，就是有3个旅的兵力了；至于31师的师长张印相，以老奸巨猾、善于保存实力著称，我估计他最多只派出1个旅的兵力应付一下。所以，我意图全歼力量较为薄弱的31师这个旅。至于33师有3个旅，以我们目前的实力是啃不动的，只有全力阻击就是了。还有就是敌2个师来援，被围的69师赵冠英肯定当作最后一根稻草，一定会拼死突围。这点我们不能不防。” 当时国民党军普遍的编制是：1个师下辖2个旅，每旅下辖2个团。这样1个师就有4个团，称为四四制，与日军的师团结构（每师团下辖2个旅团，每旅团下辖2个步兵联队）一模一样，又称“方块制”，与以后每个师下辖3个团的“三三制”大不相同。但有的师例外，有些主力师下辖3个旅、6个团，实力超强，33师就是一例。所以我的建议，就是避强击弱。 徐向前果断说：“我相信特派员的判断是准确的，但怎么布置，还请特派员指示。” 军情如火，我也不客气了：“我的意见是，以红11师的31、33团在嶂山阵地硬顶住敌主力33师的进攻，王师长（红11师的师长王树声应到），你这两个团伤亡较小，又换了装备，居高临下，一定要确保守住嶂山阵地！32团上次伤亡太大，撤下休整。红12师则全力聚歼敌31师1个旅，陈师长（陈赓应到），你以1个团正面顶住敌人，1个团插入敌31、33师之间，硬生生把敌2个师分开，再以1个团从后兜击，吃掉敌人这个旅！红10师30团接替红12师的阵地，在黄安独立团配合下，阻止敌69师突围。” 刚宣布完，红10师30团的团长王宏坤就抗议：“我有意见！我们团齐装满员，又换了装备，战士们都斗志高昂，如果用我们打援，保证把敌33师也全部吃掉！特派员，你把我们这个头等主力团拿去阻止敌人突围，那是杀鸡用牛刀，你偏心陈赓，我们倪师长一定不答应！” 红10师的师长倪志亮此时正率领该师28、29团在外围方向牵制其他国民党军，没有参加这次黄安战役。 我知道这名鄂豫皖著名的猛将惯于冲杀，要他防御确实很难，就说：“王团长，你的任务不轻。这是赵冠英最后的机会了，他一定会集中残余的力量拼死突围，如果挡不住，我们整个战役就前功尽弃！你把赵冠英打回去，就是战役头功。至于倪师长，他是黄埔四期的，我是一期的，他见了我也不敢说什么。”倪志亮与**等一样，都是黄埔四期生。历史上赵冠英集中力量拼死突围，是陈赓指挥的整个红12师才把他挡了回去，所以我用王宏坤这个主力团防止敌军突围，才有把握。 红11师的师长王树声身材高大威武，但颇有谋略，毕竟是共和国大将风度：“王团长，你也别争了，上次特派员让你和我吃了肥肉，这次让陈赓吃肉，我们啃点骨头，也很公平。” 王宏坤这才不作声了。 陈赓趁机说：“对了，这才是老同学嘛！我立下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 徐向前笑着说：“那是当然，黄埔三杰，两杰都在这了，特派员关照一下也是应该的。至于那个什么贺衷寒，搞特务去了，我早知道他没什么出息。” 贺衷寒当时是国民党最大的特务组织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 蔡申熙也笑了：“黄埔三杰的两杰在此，别说什么李鸣钟，就是老蒋自己来，也只有惨败的份！” 张国焘也很开心：“在座的就有4位是黄埔一期啊（指蒋先云、徐向前、陈赓、蔡申熙）！都是我党优秀军事家，这仗一定打赢！就请大家按照特派员的部署执行吧。” 还有一个黄埔一期的，就是许继慎，被张国焘你关在白雀园，差点就杀了。我暗想。不过你张国焘很快就有报应了。 我说：“即将到来的这场大战，还是以能否守住嶂山主峰阵地为焦点。我想把前敌指挥部推进到嶂山主峰，在一线掌握部队，大家意见如何？” 徐向前等都说好。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以勇猛作战著称，指挥员上至总指挥徐向前、下至各级团、营长，都习惯于靠前指挥。只有张国焘十分犹豫：“这样太危险了！特派员，为了你的安全着想，我看还是……” 我打断他：“我已经四年没打仗了，去前线也是为了尽早进入战争状态。张主席，你率部分人员仍在这里、郭受九留守，兼顾全盘作战，包括注意防止黄安之敌突围。怎样？” 什么四年没打仗，我这个学院书生连一天仗也没有打过。不过亲临一线指挥，倒是蒋先云的习惯。至于张国焘，杀自己人毫不手软，但论到战场对敌，那是胆小如鼠。我就是看准了他这一点。 张国焘大喜：“那好。特派员出马，一定马到功成。” 我接着对张国焘说：“这次行动事关全局，我要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发报。” 张国焘说：“没问题，电台就在隔壁。” 我当即草拟了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两份电文，张国焘、徐向前等看了都表示没意见。 我暗暗松了一口气。幸亏我以蒋先云为偶像，平时就模拟蒋先云的书法，勉强有三分相似。张国焘、徐向前、陈赓、蔡申熙等都是见过蒋先云书法的，不过他们也知道蒋先云在苏联昏迷了4年，醒来后“功力大减”也是正常。 一切都安排好了，部署也调整完毕。我心情无比激动，期待着这场大仗尽早到来。只有我知道，这一仗，将决定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前途和命运！ 侦察情报不断传来：12月11日，敌军葛云龙33师3个旅和张印相31师的1个旅，已分别进至黄安东南的歧亭和宋埠，两路齐发，向黄安奔来。照其行军速度，将于12日上午进至我军前沿防御阵地，与我军接触。侦察情报证明我的“判断”完全准确，全军上下对胜利是充满了信心。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19 部分阅读 廖揖把胤烙蟮兀胛揖哟ァＵ觳烨楸ㄖっ魑业摹芭卸稀蓖耆既罚舷露允だ浅渎诵判摹?br /> 不出所料，12日上午，右路敌31师1个旅开始猛攻大小峰山，左路敌33师猛攻独山、研子湾一线高地，两路敌人来势汹汹，担任一线阻击的红11师31、33团顽强坚守予敌杀伤后，主动撤出，敌随即占领桃花镇和五云山。午后，在几十门火炮的掩护下；敌33师开始猛攻我嶂山主阵地。 负责坚守嶂山主阵地的是红31团。敌一字排开10多门75毫米山炮、20多门82毫米迫击炮，拼命轰击。红31团阵地，弹片横飞，硝烟滚滚，战斗真正进入了极残酷的阶段。 “命令各营死守，谁丢了阵地，我就要谁的好看！”没有别的通信工具，英雄团长赵赐吾一边大口喘气，一边让交通员跑步通知各营营长。他心里明白，敌一旦突破了我嶂山阻击阵地，与黄安之敌会合，这个仗就不好打了。 “冲啊，捉活的呀！打过嶂山，到黄安城里逛窑子！”在炮火掩护下，敌军官大呼小叫，手持大刀，督促士兵们整连整营地冲上来。 赵赐吾喝令机枪手：“打！” 我军阵地上几挺机枪吼叫起来。敌人如同风中之叶，纷纷倒地。这是我军上次胜利缴获的金陵兵工厂改造的德国1908年式“马克沁”重机枪，射击的精确度比德国造的还要高，且附有纵深射击、高射设备，威力很大。敌军原以为红军只有土枪土炮，哪知道有如此威力的武器，顿时队形大乱，残部潮水般退了下去。敌33师的师长葛云龙大骂了一通，蛮勇本色显露，亲自组织了一支“敢死队”，让一名旅长带着去冲锋！ “冲上去了，官升一级，冲不上去，你们就别回来了！”他气呼呼地说。 “敢死队”冲上来了！接着，葛云龙又组织了三支“敢死队”，一队用枪口在背后逼着另一队，向我军阵地不断猛扑而来！ 红31团官兵已经打红了眼。重机枪的枪管打得通红，不得不暂时停止射击等待冷却。赤卫队长出身、舍家革命的团长赵赐吾和政委李景文率各营的“冲锋队”一次次跃出阵地，高举大刀，向敌人反击。敌军敢死队也是西北军大刀队的好手，嚎叫着抽出身后的大刀毫不畏惧地杀上来。我军阵地前，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惊天动地的白刃拼杀。敌人一批批倒下去，我军伤亡也越来越多，许多人大刀卷刃，子弹打光不得不与敌人抱在一起厮打。 下午4时左右，红31团前沿山头阵地有一处终于被敌突破。 山头上，一队杀得性起、脱了衣服光着膀子的敌人越过我军阵地，向红11师指挥所冲来。王树声心如火焚，急令师部手枪队、交通队投入战斗，堵住被敌突破的“口子”。敌人越来越多，我军阵地面临被全面突破的危险！ 徐向前和我等人一直在嶂山的主阵地上。炮弹在我们周边纷纷落下，爆炸声响成一片，一棵棵马尾松被连根拔掉。我身穿德国的防弹衣，由于是冬天，外面套了棉衣，倒也不觉臃肿。我只是担心徐向前，不断提醒他注意隐蔽，他当然不予理会。我十分着急，因为我知道，历史上他在这里曾有唯一的一次负伤。 历史上这次作战，一发子弹击中了徐向前右臂。徐向前一生身经百战，这次战斗是唯一的一次被子弹擦伤点皮肉。他自己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不无轻松地说：“战争年代，我们都把死伤置之度外，毫不在乎。有次吃饭，一发迫击炮弹落在我们的房顶上开了花，大家照样吃饭，谁也没给炸着。又有一次，我站着指挥战斗，一发炮弹打来，在前面距我三、四米的地方开花，但没炸着我，巧不巧？我的指挥位置要是再靠前一点准保不死即伤。大概是打仁和集吧，一颗子弹打在我背上。我把衣服扒开一看，弹头在衣服上，我穿的是棉衣，没打进背里去。还有一次，警卫员在我后面走，飞来颗子弹，把他给打死了。走在前面的人没吃上子弹，走在后面的倒吃得上。战争就是这样，说说笑笑，嘻嘻哈哈，一个弹头飞来，就能把你打死。战场上，子弹、炮弹经常落在身边，怕死还行？后来，红四方面军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指挥员指挥靠前。” 徐向前自然对我的规劝毫不理睬，在炮火中镇定地指挥着。他面对红11师的师长王树声，朝山下一指，厉声喊道：“快！快把敌人压下去！” “是！”王树声叫了一声，回到师指挥所，立即传令红33团，加入嶂山正面战场，向敌发起反击。红33团是著名的“英雄钢团”，团长吴云山，山东博山人，全军数得着的一员猛将，他和团政委**率部向冲来的敌人压过去。这一支生力军加入战斗，宛如猛虎下山，只一个冲锋就把向红11师指挥所冲来的这支敌军全部歼灭。 战线只是暂时稳定住了。敌军敢死队在督战军官的威逼下，仍然一拨拨往上冲！敌人一批批涌来，与红军拼杀一阵，退下去，用大炮轰击一阵，再换上一个团的敢死队冲杀一阵，再退下去，再用大炮轰击，然后再换第三个团。敌33师的师长葛云龙企图仗着整整3个旅6个团的优势兵力，用庞大的敢死队投入冲锋，通过这种车轮战法把红军拖垮。不过嶂山地势险要，之前红军又加固了阵地，还投入了齐装满员、换了装备的2个主力团，一时还抵挡得住。 从峰山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让固守孤城的赵冠英手舞足蹈。“援军来了！命令部队突围！”下午4时，他狂叫着，骑上一匹大白马，打开南门，率2个旅伤亡过半的残兵，向峰山方向杀来，企图内外夹击我军！此时，仿佛事先约定的一样，黄安之敌69师的10多门迫击炮，与外围的敌31、33师的几十门火炮一起向黄安与峰山之间的郭受九开炮！ 敌军不向我军嶂山主阵地开炮，却向后方指挥部、张国焘所在的郭受九开炮！而且敌军射击极为准确，还毫不吝惜炮弹，进行8发急速射的全速轰击！这样炮击法，只怕郭受九山峰上连老鼠也活不下来！ 徐向前听到郭受九传来的隆隆炮声，不禁大惊：“快去看看，张主席怎样了！” 不久通讯兵飞速骑马跑回报告：在郭受九的张国焘以及警卫排，已经全部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牺牲！ 仿佛已经确信郭受九被炮火完全覆盖，敌军炮火不久后又全部转向我嶂山主阵地，一时我前敌指挥部附近又硝烟弥漫，烟尘滚滚。不过庆幸的是，徐向前等仍然没有负伤。 猛轰过后，敌33师和31师1个旅几乎全部投入，潮水一般扑上来，企图与黄安守军会合。我红31、33团的干部战士拼死守住阵地，并高喊： “坚决消灭敌人！” “保证人在阵地在！” “杀敌报仇的时候到了！” “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敌军在督战队威逼下，尽管伤亡惨重，仍然步步逼近我主峰阵地！徐向前怒冲冲地喊：“快组织反击，把敌人给我消灭！”“总部手枪营，跟我来！”王树声大叫一声，冒着弹雨带头冲上阵地。手枪营2连的连长秦基伟（未来的共和国上将、国防部长，抗美援朝中以坚守上甘岭名震天下的英雄军长，所部15军已改编为我军唯一的空降军）跟着带全连杀上去。总部手枪营的另外2个连也上去了。手枪营是红四方面军的最后预备队，清一色的驳壳枪，20发弹夹。只见手枪营干部战士将驳壳枪当作微型冲锋枪使用，平端着向下猛烈扫射，将冲上来的敌人割草般一片片扫倒，将敌人的凶焰压了下去。 从早上战斗打响后，徐向前就在等待着，等待着敌势衰竭。这个时刻到了！ 徐向前拿起电话听筒，让电话员给他接通红12师的指挥所。 “陈赓，我是徐向前，现在我命令，你师立即开始反击！” 短短几分钟时间，出击的命令便迅速传达到红12师每一个指战员。不仅徐向前在等待大反击的时刻到来，全军每一个指战员也都在等待着这一时刻。他们相信总指挥的指挥艺术，知道反击的命令下达之时，便是我军大胜的开始！ “是！”陈赓大声应到，立即传令红34团从嶂山正面战场向敌31师发起猛烈反击，红35、36团也全部出动！ “同志们，杀白狗子啊！”　红34团团长许世友举起大刀跃出战壕，率领大刀队，犹如猛虎下山，向敌人扑去。红军的大刀队冲进了敌群，一时间两军混战一场，捉对儿厮杀，只见寒光闪闪，吼声震天，鲜血飞溅。少林将军许世友发起虎威，一把大刀上下飞舞，一颗颗敌军的人头在地下乱滚！ （许世友时年26岁，大别山腹地新县田铺乡许家洼人。他8岁随少林拳师林子金出家，学得一身武艺，1927年参加吴光浩的起义军，从士兵干起，当过班长、排长、特务连长，营长，黄安之战打响前任红34团团长。 许世友，未来的共和国上将，秉性耿直，粗中有细，以他的军功、武功、酒量等神秘的传奇故事而闻名于世。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很喜欢他。他的原名叫许仕友，**讲：“仕途多风险，不要和仕交朋友，要和世界人民交朋友。”从此，许世友便有了这个意义不俗的名字。建国后，**多次和许世友谈话，“你这个人哟，厚重少文，就爱打仗。”还亲自找出《红楼梦》、《天体论》、《汉书·；周勃传》等书籍让许世友学习，并要求他把《红楼梦》至少读五遍。他不忘主席教导，读书无眠，直到去世前他仍在读《红楼梦》。许世友一生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红四方面军在长征前夕召开了一次师级以上干部会议，总政委陈昌浩在会议上声明“要严格实行禁酒令！”许世友大为不满，牢骚满腹。陈昌浩见状又讲：“当然，许世友可以除外。”众将领听此哗然，陈昌浩又严厉地讲：“你们中有谁比许师长酒量大的，也可以喝。”建国后，担任军队要职的许世友对喝酒依然如故，而且还有酒规：桌子中间、放一只大碗，叫做滴酒罚一碗。无论在哪里喝酒，他都带一名卫兵，叫做监酒员。哪怕是将军对酌，只要谁输了，他也要叫卫兵动手灌酒。因此，许世友喝酒的热闹事时有发生。周总理对许世友的“热闹事”早有所闻，他很想解决此事和规劝许司令。 一次，许世友到北京开会，周总理向其发出了邀请：“许司令，晚上没事我请你喝酒。”许世友见总理请他喝酒，高兴得直控手，连说：“我没事，下次我给您打只豹子！”晚上，许世友如约赴宴，见只有总理一人，忙说：“总理请我喝酒要叫个陪酒的。”许世友话中有音。周总理见状说：“今天是小范围的，只有你我。”并吩咐服务员上茅台酒，总理问道：“听说南京有四大喝，哪几个呀？”“王平、江渭清、聂凤智，还有我。” “许司令不是排第一名吗，怎么是最后？” 许世友嘿嘿笑道：“那是我谦虚，总理还是找个陪酒的，您喝不赢我。” “不见得吧。你若喝不过我就是吹牛。” “好，总理喝过我，我给您磕三个头。”许世友鼓上了劲。 总理从服务员手中端过酒瓶，正要给许世友倒酒。许世友见状一把抓过来，“这瓶归我，再端上一瓶。”许世友站起来，连喝几杯，停一会儿又是几杯。总理不紧不慢地陪着。须臾，许世友显示性地将瓶口朝下让总理看，总理也晃了晃手中的瓶子。服务员又端上两瓶，许世友依然如故。当第三瓶喝完时，许世友坐不住了，从座位滑到了地上。总理随即端杯站起来说：“许司令起来，英雄喝酒，狗熊喝水，当兵的掉头不过碗大个疤！我请你喝酒你连面子也不给？太不仗义了吧。” 许世友见总理用自己的酒后狂言来教训他，爬起来就给总理磕头。总理忙拉起许世友，轻声说：“每个人的酒量有大有小，不能强人所难。人过五十岁，身体就不行了，你以后喝酒不准超过六杯。”从此以后，许世友喝酒再没超过六杯。不过他的杯子不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大家伙在一块，图个热闹尽个兴。”总理知道后，笑着说：“许司令可是粗中有细哟，酒醉心不迷。” 许世友病重期间，常出现肝昏迷，医生想尽办法均无效，然以棉花球蘸茅台酒，轻搽其唇，竟苏醒。将军尝谓：“冷酒伤肺，热酒伤肝，没酒伤心。戒饭可以，戒酒不行。” 许世友以不畏权贵著称。“四人帮”当道之际，许世友将军尝谓张春桥：“戴眼镜，拎皮包，会总结，能提高。论思想，一团糟，打起仗来往后跑。”**逝世后，中央政治局某次会议，许世友谓**：“你张狂什么，主席在世，我让你三分。现在你再胡言乱语，我敢揍你！”言罢奋臂挥拳，**愕然变色。 1982　年冬，中顾委华东组于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许世友将军愤然曰：“江渭清、张春桥，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要杀掉。为什么不杀掉？就是**老婆，也要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为什么不同罪！”聂凤智将军纠正曰：“不是江渭清，是**。”许世友曰：“对，就是江渭清。”众大笑。其时，江渭清正坐许世友对面。 许世友常讲：“当兵三年无孝子，我当了一辈子兵，生为国家尽忠，死为母亲尽孝。”许世友1985　年去世后，经中央特许遂其愿，土葬于大别山其母坟旁，母子相依。） 这时只见许世友一马当先，率领红34团，犹如一把巨大的锋利钢刀，硬生生从敌军31、33师接合部杀出条血路，将两路敌军强行截断！红36团在英雄团长徐海东率领下，从嶂山以东王家湾，向敌31师左翼实施包抄攻击，截断敌军后路。红35团的团长高绍先则率部从正面压上，先锋班手持上次缴获的清一色捷克轻机枪（为统一调配），居高临下猛扫，如汤沃雪，杀得敌军退潮般溃退下去。 （徐海东，未来的共和国大将、军事家，湖北黄陂人，祖上六代烧窑为生。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他是“红色的窑工”。**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是“最好的**员”和“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善山地作战，能徒步走数百里，凌绝顶，冒丛箐，攀援上下，捷如青猿，健如黄犊。识山经，辨水脉，以岩石为阵，以草木为兵，故能以少胜多，以弱凌强，人称“山大王”。 徐海东参加革命后，徐家亲属66人被国民党杀害，其中27位近亲，39位远亲。徐海东家乡湖北黄陂徐家桥有徐家合葬墓，墓四周遍植松柏，有石凳若干，陵墓为亭式结构，亭额有徐向前元帅题字：“光荣流血”。一青石墓碑兀立其间，上书徐海东家被国民党军杀害亲属之姓名。该墓仅11棺，牺牲之人均为1928　年被国民党还乡团杀害。当是时，徐海东指天发誓：“大仇不报，誓不还家！” 徐海东喜骑白马驰骋沙场，扬鞭奋蹄，疾如迅雷闪电。若见畏缩不前者，贪生怕死者，违反军纪者，必挥鞭挞之，故红军将士见白马至，无不踊跃向前，英勇杀敌。徐海东历经百余仗，9次负伤，身上战创17处，时人称“中国之夏伯阳”。 长征到陕北后，徐海东终于迎来了革命曙光。当他听说**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经过甘肃天水即将到达陕北的特大喜讯，激动无比，亲自挑选18名大个子战士组织担架队和警卫迎接**。**向徐海东借2500　块钱，以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问供给部长：“家底有多少？”答：“7000　块。”徐海东将军毫不犹豫命令：“留2000　块，拿出5000　块，送中央。”故**常言，“徐海东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 **不忘徐海东的深情。当他得知徐海东累倒在抗日战场上的时候，亲自发去一封非同寻常的电报：“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躺在担架上热泪盈眶。 “文革”中，**红极一时。徐海东病中卧床，见一传单言**“出身贫农”。徐海东以掌拍床沿曰：“放屁！”“胡说！”妻子周东屏急劝之：“**现在是副主席，可不能乱说。”将军继以掌拍床沿，曰：“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成分。”又拍床沿曰：“红军时期，我打过**家的土豪，四五间新瓦房，十几台织布机，怎么会是贫农？” 1969年“九大”前夕，某日深夜，周恩来总理于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朗声宣布：**提议，徐海东应出席“九大”，参加大会主席团。“九大”开幕，徐海东坐轮椅，椅上携氧气筒，缓缓进会场。**见之挥手致意，众代表起立，掌声雷动。） 许世友的红34团承受住了最大的压力。在强行分割敌军2个师的一片狭长的空间里，几乎完全被枪炮的烟幕所笼罩，连空气也显得热乎乎的！混战之中，出现了一种奇观：西面敌军33师的炮弹从红34团头上飞过，纷纷落在东面敌31师的队形中；敌31师这个旅不甘示弱，集中火力还击，真是热闹非凡！而在敌两师夹缝中，红34团则像一颗打不垮、砸不烂的钢钉，牢牢钉在敌军接合部中，始终顽强地坚持战斗！ 此时，嶂山主阵地上的红11师31、33团也集中全部兵力，向当面之敌33师猛烈冲击。此时，我军上次缴获的3门迫击炮也发出怒吼，炮弹不时落在敌33师敢死队的密集队形中，炸开一道道缺口。此时，天空中出现一架飞机，敌军以为自己空军前来支援，纷纷欢呼起来。哪知飞机翅膀一侧，落下2颗炸弹，直接命中敌33师指挥部附近，顿时传来了隆隆的爆炸声。烟雾消散以后，还可见到有些敌人莫名其妙地站在那里，直愣愣地望着飞机出神……直到这架飞机上的机枪对着敌33师的密集队形猛烈扫射，敌人才醒悟过来。 不用说，这就是陈昌浩压阵、投降飞行员龙文光驾驶的“列宁号”飞机，是属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的“空军”！操纵机枪进行扫射的正是陈昌浩本人。 敌苦战一天，攻击力已属强弩之末，哪里受得住这样的大反击和突如其来的红色空军的袭击！在大批伤亡后敌军敢死队也胆寒心裂，全线崩溃。兵败如山倒，敌军1个旅的溃败带动了另1个旅，接着带动第三个旅。敌33师3个旅上万名官兵没有听到任何人的命令，齐声发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山崩水流一般向后退去！ 南到古风岭，北到酒醉山，整个倒水河东岸都响彻红军战士震天动地的喊杀声！只见上万红军声震山谷，一齐杀过倒水河，杀向败退的敌军，从四面八方突入敌群…… 战斗结局已定！敌31师的1个旅被合围后，魂飞魄散，死伤狼藉，抵抗了一阵，自知无路可逃，成片成片地跪下，将一支支德国造的“大鼻子”枪（毛瑟枪）举过头顶，齐声喊道：“红军老爷饶命！红军老爷饶命啊！” 敌33师的师长葛云龙大骂一通，也知道大势已去，带33师且战且退，一直退过五云山、桃花镇。一直率部队冲锋的红11师师长王树声不解恨，把红31团3营营长陈再道叫到面前： “这股敌人太可恶，带你的部队追过去，再杀他一阵子！” 红军名将陈再道，未来的共和国上将，时年22岁，年龄虽不大，却已是鄂豫皖红军中赫赫有名的“拼命三郎”。听到此言，二话没说，拔出大刀，高喊： “3营跟我来！” 3营官兵每人手中一柄大刀，向逃敌猛追过去，一直追杀到宋埠北门外，毙敌数百，才得胜而返。 （陈再道，湖北麻城县乘马岗程家冲人。原名程再道，1926　年报名参加**领导的农民义勇军时，填表人将“程”写为“陈”，其姓误用至今。17岁的孤儿陈再道衣衫褴楼，由红7军的军长吴光浩领上革命道路。一次，吴光浩将满满一袋子的500块大洋交给他背在身上。敌人1个团追踪而至，陈再道背着钱袋子就跑，负重而行，力渐不支。敌将近，陈再道忽佯装摔倒，丢钱袋于一水潭中，遂跃起急奔，脱险。当日夜，潜回摔倒处，入潭摸钱袋返，500　大洋，一块不少…… 陈再道作战有瘾，闻枪声即心发痒，尤喜枪对枪、刀对刀、面对面拼杀。担任师长、军长后常亲赴前沿冲锋。故每战前，徐向前下作战命令时，必补充一句：“不许陈再道打冲锋！”） 峰山以北，赵冠英的突围部队也遇到齐装满员、斗志高昂的红10师30团。王宏坤憋了一口气，机枪猛扫后，亲自率该团和黄安独立团两路出击，毙伤敌军上千，赵冠英带后队仓皇而逃回黄安。 是日，嶂山南北的这一场厮杀，天地变色，山河改容！前来解围的敌军31师91旅反而被全歼，敌主力33师伤亡近半，残兵溃退回宋埠。由于陈再道追得很紧，敌军炮兵也保命要紧，弃炮逃跑，12门75毫米山炮、24门82毫米迫击炮被我军全部缴获。黄安守敌69师已完全丧失斗志和希望，只能坐以待毙。 这一仗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折了张国焘。我当即向上海临时中央发报，称张国焘在前线英勇作战牺牲，其叛变一事功过相抵，为稳定人心和考虑到党的形象起见，不必公开其反革命罪行，宣布其为革命烈士即可。 我这样做，当然是给足王明一伙的面子。将张国焘选为政治局常委的是他们，派到鄂豫皖来的也是他们，少说也有个失察之罪。现在将此事平和处理，王明和临时中央故不必受到追究，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负责人米夫也曾提携过张国焘，这样冷处理也让他有了下台的阶梯。故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均迅即回电，同意我的安排。 我之所以决定为张国焘保留“名节”，是从维护红四方面军的团结考虑，这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无可否认，张国焘为人阴险狠辣，通过大肃反迫害、杀害了一大批鄂豫皖根据地党和红军的优秀干部，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害；但他同时也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军官和干部，在鄂豫皖和红四方面军还是有相当人脉基础的。特别在当时极左路线下，象高敬亭（抗战初期被错杀）等许多领导干部受张国焘影响很深，视其为革命领袖。而我要清算张国焘的肃反错误，将在白雀园被关押即将处死的2500多名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解救出来，如果彻底将张国焘打倒，无疑将造成两派人马的冲突，搞不好甚至会造成红四方面军的裂痕。历史上党中央纠正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分裂党的严重错误，是严格把握了方针政策，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功劳和贡献区别开来，明确指出，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负最主要的责任，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还有就是**同志巨大的人格魅力，才把那些被张国焘误导的红四方面军部分高级将领争取了过来，维护了红军的团结。而以我现在的资历和本钱，要是强行清算张国焘的话，毕竟此时张国焘的劣迹还未得到充分暴露，很可能会把握不住，造成不可逆料的严重后果。所以我对此采取冷处理，利用张国焘出人意料上前线的这个机会，巧妙地将其“处理”掉，使其以“革命烈士”的身份死去，就能最大限度的避免矛盾。至于白雀园的受害者，毕竟保住了性命，中国文化传统讲的是“死者已矣”，他们只会把死去的张国焘看作是一名极左路线的执行者，也不会过分追究的。但要是张国焘象以往一样不去前线，我就没有办法了，只好进行硬处理。可以说，张国焘的临时决定，无意中保住了他的名节。 张国焘在前线被敌军炮火炸死，当然是我安排的。 在七里坪红四方面军总部听说张国焘到了黄安战役前线后，我就立即想到了“借刀杀人”的办法，并征得了胡底的同意。在郭受九的前线指挥部，我说要将战役部署向上海的临时中央和中央军委发报，其实按照惯例只需向临时中央发报即可，但张国焘不知就里，以为是新的规定，就没有过问。我发给临时中央的电报是真的电报，但发给所谓中央军委的电报，实际上是一份暗语电报。 这份电报的接受电台频率是胡底提供的，当然不是中央军委的，而是国民党最大特务机关中统的上海分部！ 由于红四方面军电台的报务员是张国焘心腹，所以这份电报，表面上与给临时中央的大同小异，只是侧重于军事方面。但实际上，这份电报是用“徽宗语”写成的。 “徽宗语”为北宋徽宗皇帝赵佶所创。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赵佶被金军俘至东北五国城，君臣思念故国，不敢直接用汉语对话，于是以汉语为基础改创此语，作为谈心工具。它将汉字的读音以平上去入四声为导索分为二段至四段成为半音阶，连贯构成，最终仍还原为汉字本义。 当年，南宋派使臣去金国觐见徽宗之时，由于关押人员在场，徽宗不得不以此种语言加手势，表达他在北国度日如年、希望能尽早救他回国的愿望。相传，南宋使臣在跪见他之时，徽宗眼含泪水，说了一句“寨艮：代顾热制热主涅连，流李卖根夜尥借六寨艮”。使臣不懂其意，徽宗“用手指自己，再指天摇头，然后指使臣，指南方”。使臣会其意，将徽宗说的20个字音反复研究，译成：“朕度日如年，你们要救朕。” 徽宗语因无文字传承，仅能口传心记。元统治者将大批蒙古族人移居中原，每个汉族家庭必须供养一人，以强化元帝国的统治。中原汉人不堪外族人的压迫，集聚共商诛灭鞑虏，约定农历八月十五杀家鞑。八月十五中秋夜，当人们正在团聚时，街上忽然响起锣声，有人连续高喊“筛嘎节芽代嘎”！众人明白是徽宗语“杀家鞑”三字，随即一起动手，将各家鞑人诛灭。 “徽宗语”影响不止于汉人，少数民族贵族也曾经利用。清朝皇族的皇姓“爱新觉罗”，据考证就与“徽宗语”有关。“爱新”（阿什），女真语意为“金”；觉罗”，是徽宗语“赵”字的反切还原。努尔哈赤取“爱新觉罗”为氏的用意是：既要继承女真人创立的大金朝的光辉事业，更要如“赵官家”　的君临中华。其整个姓氏都表现他的雄心壮志。 孙中山在发动辛亥革命时，根据徽宗语有保密性质的特点，在革命党人秘密联络中也曾变通使用，后人称此语言为“中山语”。以后国民党军政、特务机关的秘密联络包括电台，就一直使用“中山语”。此语的特点原只适用于对话，不适用于书写。但国民党特务机关密码人员经研究，借“徽宗语”其分音特点拟成符号，表面看来是完整的汉字，实则是借此字形而组成自己的语言体系。满纸普通文字，却隐藏着谁也无法识破的秘密。这是一种自成一家的保密文字，被同行称为有字天书。由于“徽宗语”的高度保密性，国民党军政、特务机关均用作绝密联络。胡底和其中统内线袁殊，就是熟练使用的高手。至于红四方面军的电报员，却是按照苏联的方法训练的，根本不知道什么“徽宗语”。 我知道届时敌军解围的31、33师，加上黄安城内的69师，加起来有几十门火炮。我事先与胡底商量好，背下其提供的有关文字；后来当着张国焘等人的面，似乎一挥而就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实际上却提供了张国焘所在的郭受九具体方位，称此处为红四方面军总部，要求两路敌军内外夹击时一同集中火力轰击，可收奇效。袁殊接此电报后（按照**特科原则，只无条件执行上级任何指示，不得质疑），立即报告中统总部，称其在**内部高层有一绝密情报来源，提供了这一关键性情报。这样，这一“绝密情报”就通过国民政府军政部、武汉行营、鄂豫皖边区绥靖公署，传到了黄安城内69师的师长赵冠英处。69师长期盘踞黄安，对周围的制高点方位无不测得清清楚楚，随即用电台通知了解围的33师的师长葛云龙，约定双方联合出击前，先集中炮火猛轰郭受九，打掉红四方面军总部，意图造成红军指挥失灵，扭转战局。 事后证明张国焘果然被炮火击毙，袁殊的情报无比准确。中统大喜，立即向上邀功，袁殊也得到提拔，更受信任。至于以后中统逼袁殊再拿出“绝密情报”，袁殊只需称其在**高层的内线对外联络困难、时断时续即可搪塞过去（我当然会利用此提供一些对我有利的“情报”）。对于张国焘莫名其妙被炸死，红四方面军内部少不得会有人怀疑，但我已取得控制权，到时要胡底负责“锄奸”工作，反正张国焘已经制造冤假错案无数，胡底揪出一两个替死鬼也不是难事，也不会有人敢于过问（历史上张国焘白雀园肃反时，甚至杀害了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而在程训宣被关押的几个月时间，徐向前却从没有过问。直到几年后长征到达延安，徐向前才问原鄂豫皖苏区保卫局负责人周纯全：“到底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没有什么罪。”周纯全说，“当时抓她，就是张国焘为了搞你的材料。”　一语道破历史的真相。徐向前苦笑一下，多年来积压在心中的疑虑、怨气，总算找到了可信的答案。由此可见当年肃反政治气氛之高压、以及保密制度之严）。 第十章：岁寒冬青（3） 嶂山大战已经结束，黄安城已是指日可下。我随即向徐向前等辞行，立即赶往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 白雀园，这个小镇历史上这里没出过名人、奇案，中国分省地图上都难找到它的位置，可是从张国焘在这里发动“肃反”，白雀园出名了。在红军“肃反”史上，“白雀园肃反”成了最触目惊心、最血腥的一页！我在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研究红军史时，以这一页最不堪回首！ 早在1931年8月初，张国焘严密控制下的鄂豫皖政治保卫局曾在麻埠后方中心医院，把投诚起义人员中一些对生活、医疗方面有意见而发牢骚的人打成“反革命”，是所谓的“B团”组织（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其目的是打击**和国民党左派）。 张国焘一口咬定鄂豫皖革命队伍中有反革命组织，遂滥肆捕人，严刑逼供。恰在此时，国民党又制造了一个离间计。张国焘则利用其作为进行红四方面军大“肃反”的根据。 8月初，一个自称钟蜀武的人，带了国民党最大特务组织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曾扩情的一封亲笔信，来找鄂豫皖红4军红12师师长许继慎。复兴社是蒋介石组织的军统特务组织，蒋介石自任社长，其核心人物主要出身于黄埔军校，如戴笠、贺衷寒、康泽、酆悌、桂永清、曾扩情以及周佛海等人，被称为复兴社“十三太保”。 曾扩情和许继慎都是黄埔一期的，信中曾利用同学关系劝说许投降：“欢迎许继慎带领部队投奔”，“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许继慎当即将钟蜀武逮捕，连人带信交给以徐向前为军长、曾中生为政委的军部。徐向前和曾中生对那个姓钟的进行了审讯，随后又连人带信送到中央分局处理。徐向前和曾中生向**鄂豫皖分局和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并明确表示：许继慎同志“在组织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事情在许继慎、曾中生、徐向前那里已经了结，但在张国焘这里，却刚刚开始。进入鄂豫皖苏区以来，张国焘一直睁大眼睛寻找混进苏区的“B团”、“改组派”、“第三党”，现在终于找到了！敌人的阴谋，成了张国焘在红军中进行大肃反的口实！张国焘兴奋异常，他对鄂豫皖政治保卫局头头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很出色，穷追猛打，一定要把与此案有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受到表扬的“肃反”机器利令智昏。9月上旬，政治保卫局在谭畈河医院逮捕了红28团的团长潘皈佛的妻子，说她所在的后方医院也发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B团”，严刑拷打后，这个不幸的女人“说出”了一个更为令人震惊的“大阴谋”：在鄂豫皖红4军内部，以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为首，包括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在内的一批师团级干部，准备于9月15日举行“兵变”，将部队拉到长江边上，“投靠蒋介石”。这个不幸的女人被逼成疯，掉河身亡。 张国焘没有对这一口供感到吃惊，反而与他暗藏的祸心完全吻合。他马上令人在新集就地逮捕?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20 部分阅读 艉由硗觥?br /> 张国焘没有对这一口供感到吃惊，反而与他暗藏的祸心完全吻合。他马上令人在新集就地逮捕了李荣桂，用尽酷刑，逼迫他“认罪”。随后，当陈昌浩前往麻埠取代曾中生任红4军政委时，他又命令陈昌浩逮捕与此“案”有关的其他人。 9月16日，陈昌浩接到命令于当日下令将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红28团团长潘皈佛、副团长丁超等20余人逮捕。红4军西移斑竹园，他又下令逮捕了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部队途径余子店，他下令逮捕了著名红军战将、红12师师长兼皖西军委分会主席许继慎、红11师师长、商南暴动的领导者周维炯、红12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10月初，张国焘赤膊上阵，亲自主持大“肃反”，下令逮捕了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沦、政治部主任关叔衣。此后，大逮捕的范围向大批营、连。排干部发展。 许继慎和周维炯在遭受酷刑后，被绑缚于担架上，用白布盖着，押往新集中央分局所在地。 9月中下旬，张国焘命令红四军主力全部集中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张国焘也由新集赶到这里，亲自主持红4军的大“肃反”。这时，以张国焘为首组成了临时革命法庭，对许继慎等严刑逼供。灌辣椒面、浇凉水。许继慎被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威武不屈。 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后，曾想将许继慎拉过来反曾中生，但他对张国焘的历史了解太多，又看不惯他和沈泽民那种“钦差大臣”的作派，口无遮拦，经常对人讲他是“老右倾”，张国焘最忌讳别人揭他的老底，杀许继慎之心早已有之。但许继慎非同别人，他在鄂豫皖苏区军民中声名赫赫，在中央也是挂了号的人物，随便杀了难以服众。张国焘决定开一个公审大会，不管中央是否同意处决许继慎，先在政治上搞臭他，再将他整死。 10月底的一天，“公审大会”在白雀园外的河滩上举行。张国焘坐在主席台上，令人用担架将折磨得不能行走的许继慎抬上会场。 “许继慎，你勾结国民党特务，阴谋举行兵变，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快把你的罪行老老实实交待出来！”一开口张国焘便声色俱厉。 许继慎本只剩下一口气。但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这条铁骨铮铮的汉子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双目圆睁，厉声怒斥张国焘：“张国焘，你到鄂豫皖来都干了些什么？我许继慎一生大小数百战，创建了红1军，扩大了根据地，对党、对革命、对红军耿耿忠心，天地共知！你这样祸害革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张国焘气得脸色煞白，凶相毕露，令人将许继慎绑在马后，在乱石滚滚的河滩上来回乱拖，口里一声声大叫： “拖死他！拖死他！” 许继慎很快昏死过去。 “公审”失败了。张国焘决定不再用这种办法对付周维炯。 对周维炯的审讯是秘密进行的。遍体鳞伤的周维炯被五花大绑带到张国焘面前，怒目逼视张国焘。 “周维炯，事到如今，你招还是不招？” 周维炯冷冷一笑。他早已看透了张国焘内心的歹毒，知道自己绝无生路，反倒坦然了。 “张国焘，你要杀就杀，何必要什么口供？老子不是反革命，你才是反革命。二十年后，老于又是一条好汉，还要革命！” 张国焘恼羞成怒。 “给我打！给我打！”他喊。 那种鲜血淋淋的场景，无不使人触目惊心！ 为了证实许继慎、周维炯的“兵变”阴谋，张国焘还指使人对曾扩情派来的特务施以毒刑。特务受刑不过，叫说什么就说什么。张国焘又从敌人那里取得了一份许继慎、周维炯等人将在9月15日发动“兵变”的“口供”…… 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及各级保卫局在张国焘的大“肃反”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政治保卫局的“法庭”里，被逮捕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不承认自己是“B团”、“改组派”、“第三党”，轻则受拷打、跪板凳，重则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最后被折磨而死；或者受刑不过，承认自己是“B团”、“改组派”、“第三党”，当即被拉到荒野河滩里处死。在这样一种气氛下，许多人为了活命，便胡乱牵扯，结果抓的人越多，牵连的人就越多，抓的人就越多。越抓越杀，越杀越抓，杀了又抓，抓了又杀，白雀园内外，血流成河，尸骨如山！ 数以千计的冤假错案，是张国焘借以翦除异己、实现个人野心、为建立和强化其在党和红军中的军阀主义统治而进行的一次阴险的罪恶活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史册上，留下了如此严酷而惨痛的一页！红4军著名将领许继慎被张国焘下令秘密勒死于新集政治保卫局牢房之内，时年30岁。随后周维炯也被以同样方式处死，年仅26岁。不久，许继慎之妻王望春也被秘密杀害于英山上河滩。周维炯母亲是区妇女会执委，妹妹是少先队宣传员也都被株连杀害。斑竹园起义领导人毛月波被活埋，其女儿尚在怀孕也被活活砸死。 在那个血腥狂暴的月份里，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以及一大批干部、战士，被分别冠以“B团”、“改组派”、“第三党”以及“预谋兵变”的罪名，惨遭屠戮。大屠杀过后，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王树声、倪志亮两个人，有的团、营、连的干部，仅在大屠杀进程中就换了三、四遍。就连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和王树声的妹妹也被杀害了。 张国焘用“怀疑一切”的目光注视着他治下的鄂豫皖苏区，决心对下述三类人一律进行审查，而不管其是否真有“反革命嫌疑”：一是从国民党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都要审查。与这样一个“审查”标准而实际上是“肃反”标准出笼相适应，大“肃反”的范围也从军队扩展到地方。原苏区领导人大批落入罗网。以后数月间，相继被捕杀的苏区著名领导人有：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原红15军政委陈奇；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中央独立1师师长徐百川；潜山清水寨起义的领导人、中央独立2师师长王效亭；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政委罗炳刚；红29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政委任难。据《皖西革命史》记载，至此，“在被杀害的红军干部中，军级17人，师级35人，团级44人。”据后来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将近3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 大“肃反”的浪潮无情地向苏区基层党组织、政府和地方武装蔓延，造成的损失无法统计。**六安中心县委除2名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霍丘县委全体干部被害；赤南（即商南）县苏维埃政府48名干部被杀45名；英山苏维埃11名干部被杀10名；六安独立团一次逮捕“反革命”200余人；红山警卫团8连从连长到战士100多人全部杀光。至于被牵连进去的区、乡干部群众，则不计其数！ 张国焘以狂热的激情指挥着这次遍及鄂豫皖苏区城乡的大屠杀。他知道自己最怕什么。最怕的事情是有人突然开口问一句“这是为什么？”张国焘和他操纵下的政治保卫局不允许存在这样的发问，更不允许“以犹疑不决的态度来对付改组派”，谁这样做，就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换一句话说，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就应该抓来杀掉，谁要是问一句“有没有证据”，他本身就是“右倾”或“改组派”，也应该被处决。后来，苏区保卫局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恐惧已到了荒诞的程度；战士的枪口沾上点土，米袋子破了，说几句牢骚话，也成了“第三党”、“改组派”，枪毙。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肃反”已经完全变成不问青红皂白的滥杀。就连保卫局本身也难免于难。曾担任黄安县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的来显安，起初肃反十分卖力，他亲手杀了不少所谓“改组派”、“第三党”和“B团”分子，但他也被张国焘怀疑，三次遭到逮捕。　他在第三次被捕受审时说：　“我开始认为肃反是真的，我杀了许多人，后认为有假，放了许多人。今天才认识到完全是假的，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来显安亦被处死。 无数忠诚的**员，无数刚刚投身革命的青年，无数根本不知道“改组派”、“第三党”为何物的无辜群众，有的还是不满十三四岁的孩子，都在这一极度迷狂的杀人风潮中，命丧黄泉。 张国焘几乎杀掉了鄂豫皖根据地初创的所有领导人，苏区出现了“干部异常缺乏”的情况。以致于大“肃反”的主持人之一沈泽民不得不于1932年2月的《鄂豫皖苏区省委报告》中，“迫切要求中央给鄂豫皖苏区派6个师长、20个左右的团长和大批政治委员和参谋人才。” 他们理直气壮地写报告而毫无愧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绝不承认他杀错了人。他在鄂豫皖苏区的大“肃反”的“成果”、“经验”被临时中央向其它苏区推广。仅在湘鄂西苏区一地，主持“肃反”的夏曦就逮捕和杀害了1600余人。 苍天有眼，大别山有情。值得欣慰的是，所有在白雀园大肃反中错杀的革命烈士都得到了昭雪。后人在白雀园的一座山腰上立纪念碑一座，徐向前元帅亲笔题词：“白雀园殉难烈士永垂不朽！” 然而，如此惨烈的白雀园大肃反，不过是张国焘、沈泽民在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根据地肃反的开始！1932年10月，由于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主力4个师西撤离开鄂豫皖根据地，1932年底进入四川北部，创立川陕根据地。然而到了1933年夏，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再次进行“肃反”，连杀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人，包括红10师参谋主任吴展、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原红四军第1任军长、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邝继勋、原鄂豫皖军委政治部主任余笃三、红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川陕独立师师长任玮璋、参谋长张逸民等。 余笃三，1930年12月受**中央委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政委。翌年2月被选为**鄂豫皖特委委员。同年5月，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军进行整编，他被调任红11师政委，后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处主任。 旷继勋，早年入川军，曾任川军江防军第7混成旅团长、代旅长。1929年6月率第7混成旅于四川蓬溪县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总指挥。历任红4军军长、**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25军军长等职，红四方面军入川后，曾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 舒玉章，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入黄埔军校，参加了北伐战争。后由**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参谋处主任。 还不只此！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张国焘再次举起屠刀。曾中生，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将领，对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军早期军事家中，曾中生以其精辟的军事理论独步群雄。他身经百战，具有丰富的实战和指挥经验；他分析能力强，善于提炼战争的规律和作战原则；他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成为兼擅实战指挥和军事理论的红军“儒将”。他的军事论著成为红军指挥员手中战胜敌人的法宝。尤其是，他在长期战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整套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丰富了**军事思想。 悲剧出在党内出了个张国焘，而他偏偏又来到鄂豫皖。徐向前后来感叹：有了曾中生，何必又派来张国焘。曾中生由于反对张国焘的军事冒险主义，被张国焘整肃，长征期间是被捆绑着押送的。与中央红军在卓克基会师后，曾中生在被关押的屋子里忍受着精神折磨和伤痛，彻夜亮灯书写，以每小时3000字的速度，写下了很多军事著作（后被带到延安交给了**）。张国焘做贼心虚，以为曾中生在给中央写他的“黑材料”，于是派出行刑队于深夜将曾中生拖到卓克基的密林中活活用绳索勒死。1935年10月，张国焘又杀害了**特科“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 张国焘带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后，在鄂豫皖主持大局的沈泽民在执行“左”倾路线上比之张国焘有过之而无不及，继续进行大“肃反”，原红27军军长刘士奇，红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红75师师长姚家芳，独立6师师长叶启文，第8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一大批中下级红军指战员相继被杀，红202团政委、参谋长等49名**员、团干部全部被杀。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红28军的军长高敬亭，深受张国焘思想的毒害，于1934年底到1937年中，又在军队和地方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肃反”，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缺点错误同政治混为一谈，把正常的党内批评、部队伤亡过多、甚至于丢一个枪零件、写错一句标语口号都要无限上纲，以反革命罪论处。**曾说，高敬亭心眼太小，手下容不得人。哪位领导的威望超过了他，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便被排挤甚至杀害。师政委方永乐、手枪团长余雄、皖西特委书记徐成基、鄂东北地委书记陈守信、豫东南特委书记张家胜等一批党和军队的优秀人才，都受到迫害，其中多人被害死。 晚年的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这段朴实的文字，是控诉，是血和泪的记录，也饱含着对无数无辜死难者深深的怀念，永久的纪念！ 现在，我，来到了这个时空，终于有机会改写这一段血腥的历史！所有的不堪回首，都将不会发生了。无数党和红军的优秀干部，将不会死于自己人“肃反”的屠刀下，而是奔赴杀敌的沙场，为中国革命、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贡献出自己卓越的才智、沸腾的热血，即使牺牲，也是死得其所了！ 由于1931年11月2日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根据我的意见给张国焘回电，不同意处决在白雀园被关押的2500多名红军指战员，指示在调查清楚之前，先将其编成惩戒营。故此，在白雀园被关押的人员除少数重伤致死者外，绝大多数都幸存了下来。真是千钧一发啊！要是我从德国回来的船上途中有一点耽搁，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这么多优秀的红军指挥员和地方党的干部重新投入革命洪流，将是多么巨大的一股力量啊！ 我来到了这个时空的白雀园。在我原来的时空中，我也曾来到这里，参观过白雀园殉难烈士纪念碑，抚摸过每一块仿佛浸透着死难烈士鲜血的基石。今天，这个中国革命和红军历史上的伤心地，即将成为无数幸免于难的红军将士的新生地！ 刘伯承和左权早就来到这里，拿出临时中央的命令，赶走了政治保卫局的人，并将后方医院的大批医生、护士和药品、食食品调来这里，全力组织对遭到折磨的伤者进行救治，所以除少数重伤员仍躺在床上等待恢复外，绝大多数人已经康复，不过身体还很虚弱，需要进一步调理，尚不能马上投入工作。 我到来后，当即召开大会，宣布对所有被关押人员进行平反，全部恢复党籍，撤销全部处分，惩戒营解散，听候统一分配，原则上只升不降。并要大家安心静养恢复，才好尽快上阵杀敌。同时，宣布了张国焘阵亡“牺牲”的消息。众人因“仇人”已死，尽皆释怀；同时得到彻底平反昭雪，能重新投入火热的战斗生活，人人欣喜若狂，欢声雷动，连声高呼“中央英明”、“中国**万岁”、“红军万岁”！ 我和刘伯承、左权商量，确定了安置“白雀园干部”（即遭肃反的干部）、重新构建红四方面军架子的原则，尽量照顾到不同的人脉关系和个人特点，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红四方面军的团结。随后我与刘伯承、左权一同前往看望了“白雀园干部”的代表人物许继慎、周维炯。 只见许继慎躺在床上，安详地睡着了。他方脸盘，浓眉大眼，看得出来，由于连日遭到毒打，浑身上下都是伤痕，裹满了纱布，当年黄埔军校生龙活虎的一条大汉，现在只剩下瘦骨嶙峋。我不禁一阵心酸：这就是那个北伐名将，叶挺独立团的营长、曾在汀泗桥战斗中与敌苦战18小时，终于扭转了败局，给叶挺团带来“铁军”称号的许继慎吗？这就是那个在贺胜桥战斗中勇猛破敌身负重伤不下火线的许继慎吗？ 许继慎是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是一位有勇有谋杰出的红军将领。周恩来赞许他“政治上很强、很能打仗，把叶挺独立团的战斗作风带到了红四方面军”。他也是共和国确定的36位军事家之一。 许继慎，1901年生于安徽六安，早年投身爱国学生运动，1921年4月参加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1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加入**。他加入了蒋先云发起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是著名的左派学生，能讲能打，令贺衷寒为首的“孙文学会”的右派学生非常头疼。毕业后他任军校新编教导第1团连党代表，相继参加平定广东商因叛乱、东征陈炯明的战斗。1925年10月黄埔学生第二次东征，他已因屡立战功升任团的党代表。次年7月北伐开始，他受党的委托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后接任2营营长，参加了强渡汨罗江、攻克平江、岳阳、通城、夺取汀泅桥、贺胜桥等一系列重大战役。1927年春，叶挺出任国民革命军11军副军长兼24师师长，许继慎任72团团长，参加了讨伐夏斗寅叛军的纸坊之战，大获全胜。南昌起义时，许继慎因伤没有追赶上队伍，秘密潜入上海寻找党中央，后被周恩来派到鄂豫皖。 许继慎潜心学习革命游击战争理论，使自身的军事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30年，受命任红1军军长的许继慎来到鄂豫皖苏区后，将3支各自为战的小股红军锻造为一支铁师劲旅，为红四方面军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他和时任副军长的徐向前默契配合，在一年的时间内，指挥2000余人消灭1。5万余人的国民党正规军，创造“小蛇吞大象”的奇迹。红军战士们都说：“军中来了‘许神仙’，什么敌人都不怕了！”蒋介石早就看上了许继慎，认为他才能不在陈赓之下，说只要他过来省主席还是军长随他挑。就是这么一位伟大的军事家，由于得罪张国焘，历史上被害于白雀园。 现在一切苦难都过去了，他即将在广阔的战争舞台再次大显身手了。我默默地想。为了不惊动他，我悄声退了出去，又去看望了周维炯。 周维炯的身体情况与许继慎差不多。他时年26岁，原本身高面白，英俊勇武，现在也是奄奄一息、不成人形了。 周维炯，1908年生于安徽金寨县白沙河楼房村，早年就读于商城笔架山农业学校时参与革命活动，1924年秋加入中国**，1926年11月，他赴武昌在黄埔武汉分校（后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并在**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课。他枪法准，才能过人。学习结束，党派他回乡组织武装暴动。他领导过1929年5月著名的商南起义，是工农红军第32师的师长。他领导开创了以南溪为中心的豫东南红色根据地，是河南农民心目中的革命领袖。徐向前刚到大别山区，就听说豫东南有位周师长。周维炯的表兄漆德玮，1908年生，1926年入党，和他一块闹革命，是商南起义领导者之一，也是一员猛将。后来是红军师长，但过早牺牲。不过欣慰的是，现在著名的周师长总算保下来了。 时空的机缘让我来到了白雀园，我终于改写了这段残酷的历史。 但我的“改造”任务还未完成。我在白雀园呆了2天，陪同刘伯承、左权对遭冤屈的干部进行安抚后，又匆匆告别，前往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新集。 新集。大别山金三角腹地的一座山城。地处湖北、河南两省交界，南下麻城、黄安直通武汉，东经商城进抵六安、合肥，北出淮河之滨，西近平汉铁路，三面环山，小潢河穿城而过，是个风景美丽的历史名镇。城内方圆数里，城墙高两丈，宽七尺，全部用厚重的青石条垒就，就是迫击炮弹打上去，也只能留下一个白印。自从成了鄂豫皖边区的首府后，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在这里举行过许多会议和政治活动。这里办起了规模空前的兵工厂、造币厂、被服厂、医院、小学和干部学校；设立了“列宁号”飞机场。 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因为亲自监督飞行员龙文光驾机作战，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空军司令”。这里还有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和其妻子张琴秋。三人都是王明核心“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成员。 我这次来就是找他们三人谈话的。 在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我终于见到了这三位“历史名人”。 陈昌浩比张国焘还喜欢讲排场。从机场进城时，他一马当先，身上披着一件缴获来的川军指挥官外黑内红的斗篷，加之他身材高大，气宇轩昂，就象一只矫健的雄鹰。后面跟着的一大帮警卫员，全骑着马，背着20响的驳壳枪，马蹄在水泥大街上迸出一阵鼓点般的响声。我还未与他见面，就感到先声夺人。 陈昌浩，1906年出生于湖北汉阳，1926年加入中国**青年团，次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王明相交甚笃。1930年陈昌浩转为**党员，同年冬天回国，任团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现在，王明将他派到鄂豫皖，主持当地和整个北中国的团结工作。陈不是理论家，却是一位年仅24岁、有很强的组织能力、高涨的革命热情的青年革命家。陈昌浩进入鄂豫皖苏区后，并不知道自己信任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相反，由于他对革命的忠诚，他在这块苏区内推行“中央路线”的责任，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了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得力的和主要的助手。 陈昌浩对推行张国焘的错误、以及西路军的失败均负有责任，但也是有历史功绩的。1935年8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分别组成包括**等中央领导人所在的右路军和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张国焘仗着兵强马壮，意图夺取中央领导权，就北上南下之争于9月9日给陈昌浩发来密电。电报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南下，彻底展开党内斗争”；另一个则是“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尚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到来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还有资料说这两封是一前一后。 密电被叶剑英截获后，**等立即率领右路军北上，脱离了险境。以后**多次说起这件事，说叶剑英是“吕端大事不糊涂”。红四方面军知悉后，有人主张追上去，徐向前不同意，说了那句名言：“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当时陈昌浩也同意徐向前的意见。彭德怀曾经回忆此事：“我问**：‘如果他们追上来怎么办？’**说那就只好跟他们南进了，不过他们以后会觉悟的。”一旦南进，按照张国焘的劣迹，他是不可能“觉悟”的，**等人的命运就完全掌握在张国焘的手中了，后果无法料想，中国革命的轨迹很可能完全改变方向！徐向前在关键时刻阻止住了形势向危险发展，立下了大功，但陈昌浩也是应该书上一笔的，假如陈行使否决权（根据当时组织原则，政委有最后决定之权），徐是不可能拦住的。 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去了苏联十多年，1952年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回到北京，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后调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格兰娜被迫与陈昌浩离婚。1967年7月30晚，61岁的陈昌浩绝望中吞了大把安眠药自杀。 沈泽民和妻子张琴秋的经历也颇为传奇。沈泽民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的胞弟，浙江桐乡人，1902年生。1919年去日本半工半读，1921年回到上海，由沈雁冰介绍加入上海**小组，研究和翻译外国文学；还到中国**创办的“上海平民女学”和“上海大学”讲课。1923年春，张琴秋转入上海爱国女校文科插班学习，与沈泽民相识。 1924年1月，**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在这次改组会上，沈泽民与沈雁冰，施存统、向警予等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随着国共合作新阶段的到来，改组后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式建立，沈泽民与**、恽代英、邓中夏、施存统、向警予等**员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同年春天，他介绍张琴秋考入上海大学。不久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党员。她在沈泽民的热情帮助和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他们于1924年冬在上海结婚。次年10月，张琴秋受党的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初，沈泽民随同**去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职工代表大会，担任代表团的英文翻译。会后他被留下，也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理论班学习，他也不忘情于文学，曾用“罗美”的假名给在日本的哥哥沈雁冰写信，对其小说《幻灭》提出修改意见。在中山大学有三对夫妻，沈泽民和张琴秋就是其中一对。不久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又上了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他不仅当学生，还担任翻译和助教。每次学习必至深夜，加上当时莫斯科生活供应很差，不幸得了肺病。 1930年秋，共产国际为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陆续派一些在莫斯科学习的**党员回国。沈泽民属于最先回国的一批，张琴秋因刚生下女儿玛姬，回国时间稍晚。秋后，她把女儿送到莫斯科国际孤儿院安置妥当，才与另一女同志乘火车至赤塔，再由苏方人员护送，悄悄进入满洲里车站，然后绕道回到上海。1931年4月，两夫妇被中央双双派到鄂豫皖。 临走前，沈泽民和张琴秋去向母亲和哥哥告别辞行。据沈雁冰后来回忆：“我知道苏区战斗频繁，环境是艰苦的，但他们俩都情绪高昂，对前景十分乐观，尤其对于能到自己的地区去工作，流露了由衷的欣喜。” 我见到身材矮小的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只见他鬓发漆黑稠密，面色白皙清秀，嘴唇上留着两撇短短的八字胡须，噙着个蝌蚪形状的小烟斗。讲起话来总是那么慢条斯理，从容不迫，把个小烟斗在眼前晃来晃去的，完全是一副文人学士模样。但我知道，他执行起“左”倾路线来，是翻脸不认人的，搞“肃反”比谁都积极。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川陕，沈泽民留在鄂豫皖当地，直至1933年　11月死于疟疾。 张琴秋原名张梧，1904年生于浙江桐乡县。曾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南京美专、上海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1924年加入**青年团，同年转为**党员。她在上海从事过工人运动。1931年同丈夫沈泽民奉党中央派遣，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任河口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红军73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2年10月，张琴秋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红军三大主力长征会师后，成立了**中央西北局，成员包括**、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张琴秋、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20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张琴秋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徐向前说她是一位“文武都行，不怕天，不怕地的女杰”。她的命运也是悲惨的。西路军失败后，她被马家军俘虏，1937年8月被押解到南京“首都反省院”，又被周恩来救出去了延安。1949年建国后，张琴秋出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革”中的1968年4月，张琴秋在隔离审查期间跳楼自杀。 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三人，与阴险狡诈、铲除异己且最终叛变的张国焘不同，是有本质区别的。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理论家，像许多很少从事实际工作的知识分子一样，看待中国革命的方法更多是书本式的和教条式的，当革命的路线、政策、方针正确时，他们对革命的忠诚，他那火热的激情，会使他们自己成为革命的财富和巨大的动力；而当革命的路线、政策、方针发生错误时，他们的忠诚和激情却会对革命带来严重损害！ 所以对他们三人，我决定采取与对张国焘不同的方式。 在新集苏维埃政府大院与三人见面后，我先给他们看了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对张国焘隐瞒历史上叛变的决议，以及张国焘在叛变期间书写的自白材料的档案副本。三人越看档案脸色越难看，尽管是大冬天，三人汗水还是涔涔而落。只见张国焘在自白中写道： “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运动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究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好。在中国如何实现**，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或民主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设想，认为有显着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30年’也未可知。我的怀疑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更深的了解。对‘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我也了解马林对我使用的种种手段，在**内发生，是毫不奇怪的。” “怎么样，你们三人与张国焘长期合作共事，对他的反革命言行，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吧？”我严厉质问。 陈昌浩辩解道：“是，是，可是对张国焘历史上的事，我们确实一无所知。张国焘到鄂豫皖后，满嘴都是革命口号，我们也没能觉察……” 我打断他：“可是对1931年6月5日张国焘与你们三人关于苏维埃政府的谈话，你们也没有发觉有严重的反革命倾向吗？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 放弃苏维埃运动，这又是张国焘和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等人的死肋。张国焘此人，早在1928、1929年之交就认为“中国革命的新高涨已经推迟了”，可见他放弃“苏维埃”运动有相当的思想基础，人称“老右倾”是没有错的。“苏维埃运动”是斯大林推向中国的，张国焘一向对此有看法，1931年4月到鄂豫皖后，就作了实质性的改变，在当时看来绝对是反苏维埃运动的反革命举措；入川后张国焘更是放弃“苏维埃”而打出“四川人民政府”的旗号，制定了与苏维埃运动不同的“入川纲领”，后来在中央的压力下又建立“苏维埃政府”，但其实际政策已明显收敛。1931年6月5日张国焘与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三人有一番关于苏维埃运动的谈话：“苏维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事实证明，目前的土地革命并不足以壮大红军，不过使红军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鼓舞为数甚少的农民起来分配土地而已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21 部分阅读 目前的土地革命并不足以壮大红军，不过使红军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鼓舞为数甚少的农民起来分配土地而已。苏维埃运动的致命弱点，是不能与全国反帝和反日联系起来，而被孤立在偏僻的乡村之中，失去了与各大城市广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系。”这番话，在当时绝对够得上杀头之罪，不过张国焘手段毒辣，陈昌浩等三人噤若寒蝉，当然不敢表示反对，但也有知情不报的过错。 陈昌浩等三人对我背出1931年6月5日张国焘的这番“反革命言论”大为震惊。这是只有四人在场的秘密谈话，且不留文字，我竟然能知晓，当然是张国焘自己招供了，哪知道这段话在张国焘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有详细记载。 沈泽民辩解道：“张国焘确实说过这番反革命言论，只是他大权在握，电台也在他手里，我们无法向中央反映。” 我点点头。沈泽民一向与张国焘不睦，但沈泽民是王明的心腹，张国焘不敢拿他怎样。历史上临时中央给鄂豫皖苏区的指示信中曾指出“国焘同志与泽民同志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也许他们的裂缝从到鄂豫皖来的那一天就有了。 我又扔出一堆宣传纸张：“张国焘的反革命言论口说无凭，那这些呢？这些苏维埃政府下发的宣传品，有许多内容与中央关于苏维埃运动的指示不符，甚至是完全错误的。错误的地方我已打了红杠，你们自己看！这些白纸黑字，要是到了临时中央，昌浩、泽民同志，你们身为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省委重要负责人，亲自签名下发这些反革命宣传品，恐怕不好交代吧？” 这些宣传品，是我去白雀园的时候，要胡底前来新集收集的。由于有沈泽民等人的亲笔签发，即使是出于张国焘胁迫，他们的“反苏维埃罪行”只怕也能彻底坐实了。 还是张琴秋聪明，她试探着问：“那么，依特派员的意思，要怎样处理好呢？” 张琴秋是他们中间人品最好的一个，我也和颜悦色道：“张国焘已经在黄安前线阵亡了，我已报请临时中央同意，不追究他的叛变罪行了，给他个革命烈士称号，以维护党的形象。” 三人听了大喜，连忙说：“这样好！这样好！” 我接着说：“张国焘的叛变是历史的，但反苏维埃运动是现行的。我的想法是……” 说着，我突然把这些宣传品通通扔进了火盆。现在正是隆冬，火盆烧得很旺，一大堆纸张扔下去，更是熊熊燃烧。 我看着他们诧异的表情，接着说：“这些宣传品白纸黑字，关系到斯大林同志亲自部署的伟大苏维埃运动的大是大非问题，除非我不知道，不然是不会置之不理的。路有两条。一是我将这些宣传品送到上海和莫斯科去……” 三人急切地打断我：“那么另一条路呢？” 我微微一笑，说：“第二条，就是你们三人辞去在鄂豫皖的职务，回上海去，就说你们没能识穿张国焘的嘴脸，向中央检讨。我则给中央发报，说张国焘一手遮天，你们难以抗争，并没有过错，希望中央给你们另行分配适当的工作。至于这些宣传品嘛，我蒋先云以人格保证，决不会泄露出去，还要派人将已经散发的尽量收回、销毁。这事就算完了，两不亏欠。” 三人当然知道我是要他们走，独揽鄂豫皖的大权。虽然舍不得，但比起反对斯大林同志伟大苏维埃运动的“罪行”来……毕竟回到上海后有“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照顾，还能东山再起。三人当即表示同意：“我们当然相信特派员的保证，这就向中央发报，提出辞去在鄂豫皖的职务，回中央检讨。” 他们自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我故作大方：“以后还请三位在中央为蒋某人多说好话，并对鄂豫皖的工作进行指导。” 三人都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当即谦逊了一番。 不久临时中央回电，同意三人回上海等候分配工作，同时要我尽快就鄂豫皖的党政军安排拿出意见，使新班子尽快运作起来，随时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即将颁发的伟大指令。 我当然知道这个伟大指令是什么。事不宜迟，我和刘伯承、左权、胡底商量后，立即赶往七里坪，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沟通，很快就达成一致。 风雪大别山，漫山皆白，大自然的一切都在冰封雪盖之中。然而，那些扎根并且拥抱着大山的冬青松柏却听到了冻土底层哗啦啦的流水声，闻到了春的气息，感受到了春的涌动！ 张国焘死了，鄂豫皖的“三人团”回上海了，极左路线已经被排除，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已经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徐向前元帅曾经深情地回忆说：“红安县，红啊，红安北部的七里坪镇比县城还红！” 历史名镇七里坪，很多年前只有三家小饭店，来往于六安、合肥、光山、信阳的客商在此投宿，故名“三家店”。上溯七里棚，沿河而下有七里路的平原，故又改称七里坪了。以后经商的人多了，南北铺了一条街，两边摆满小铺店。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命名“列宁街”；红军打胜仗了改名“长胜街”。 清朝末年，王朝**，各地掀起反清浪潮，太平军进驻七里坪；清军谭军门奉命“追剿”，太平军撤出七里坪。谭军门看到这儿依山傍水是个好地方，驻下来不走了。谭军门为了防范太平军，下令在七里坪四周筑高墙，城墙高二丈，宽四尺，周长三华里，上面架土炮，放白龙枪，城坚利炮，太平军不敢再来，他们也不来了。 现在红军来了，再也不会走了！ 鄂豫皖多年来的革命斗争形势，就像从天台山南面、七里坪西门外边奔流而过的倒水河，长年不断地流着流着，时涨时落，时起时伏，时高时低。有时是那么汹涌澎湃，爆发出雷鸣般的吼声；有时又是那么清清悠悠，好像琴弦一般叮咚作响。严冬时节，不免也发出一阵阵低沉的呜咽之声。然而，这倒水河的流水，从来也没有干涸过，总是不断地流呀流呀，奔腾向前！ 就在七里坪以南20公里，黄安战役刚刚结束了2个星期。历史上这一仗，红四方面军共歼灭敌军1。5万人多人，其中俘虏1万多人，缴获步枪7000多支，迫击炮12门。现在由于我的后知后觉，黄安这一仗胜利规模更大，歼灭敌军2万多人，其中俘虏1。5万多人，全歼敌69师，以及30、31师各1个旅，缴获步枪1。2万支，75毫米山炮12门，82毫米迫击炮36门，以及黄安城内储存的大量物资，包括10吨黄色炸药。敌69师的师长赵冠英在覆灭前作垂死挣扎，下令主力向南门突围，自己却从西门逃跑。我早知他的伎俩，离开前线前已告知陈赓，要他防止赵冠英从西门突围，最好不留活口。陈赓的红12师已经围困黄安3个月，攻城时部队伤亡不小，全师上下无不对“赵瞎子”（赵冠英有一只眼睛过去在战斗中被打瞎）恨之入骨。无须下令，发现“赵瞎子”后一顿乱枪，打得如筛子一般。赵冠英是接到命令组织向郭受九开炮的指挥官，炸死了张国焘，为避免事后追查麻烦，我当然要“杀人灭口。”攻占黄安后，鄂豫皖苏区立即将其命名为红安，由于缴获了大量物资，根据地群众和红四方面军过了一个丰盛的新年。 1932年元旦的新年除夕，七里坪见证了红四方面军浴火重生的灿烂辉煌！满街迎风招展的红旗、红色的灯笼、挤得水泄不通的身穿大红新衣的群众、无数头顶红色五角星来来往往的红军指战员，加上一串串炸得震耳欲聋的红色鞭炮，使得七里坪成为红色的海洋！ 在红四方面军总部，更是欢声笑语，热闹非凡。红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齐集于此，共贺新年！由于巧妙地处理了张国焘，排除了极左路线的干扰，红四方面军达成了空前的团结，一支战无不胜的钢铁大军，已经牢牢扎根于大别山上！ 这是多么伟大的盛会啊！我望着眼前无数名帅猛将，不由激动得热泪盈眶。这里，有一位未来的共和国主席（**）、10位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家（刘伯承、徐向前、**、徐海东、陈赓、王树声、许继慎、蔡申熙、曾中生、左权）、2位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徐向前）、3位共和国大将（徐海东、陈赓、王树声），还有许世友、王宏坤、陈再道、倪志亮、杜义德、王近山、韩先楚、秦基伟、谢富治、李德生、肖永银、刘震、洪学智、李天焕、王建安、詹才芳、郑维山、王新亭、周希汉等几十位共和国的上将、中将，以及历史上牺牲的卓越红军将领旷继勋、吴焕先、余笃三、孙玉清、熊厚发、陈海松、余天云、周维炯、刘士奇、陈奇、刘英、甘济时、廖荣坤、徐百川、姚家芳、高敬亭……难怪历史上尽管红四方面军遭到了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西渡嘉陵江、三过雪山草地、西路军等多次重大挫折，仍能保持住强大的战力，**也称赞：“四方面军人才济济”。而现在，我有信心，红四方面军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他将象牢牢扎根于大别山的冬青松柏，傲雪挺立，青苍高洁！到全面抗战爆发时，这里将不只走出一个129师，而是5个、10个…… 我压抑着内心无比的激动，宣布了临时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复电，公布了各项任命： “任命刘伯承同志为**中央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是名正言顺的，从129师开始，刘伯承指挥着这支光荣的部队，走过太行山、鲁西南、大别山，直至逐鹿中原、决战淮海！名称虽历经晋冀鲁豫、中原、第二野战军的变化，但铁军的钢铁雄风却从来没变！他只是提前了5年指挥这支英雄部队、提前15年来到大别山。临时中央曾有意让我接任张国焘的这些职务，我巧妙予以拒绝，坚持只保留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鄂豫皖苏区特派员的身份。我自己明白，我不是叶挺，更不是历史上的蒋先云，只是一个学院派书生，机缘凑巧来到这个时空，就只做自己应该做且力所能及的事情，要是野心勃勃，瞎指挥硬插一杠子，肯定又是一个新的教条主义者，非坏事不可。 我，另一个时空的中华共和国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蒋云翔副教授，平素喜欢围棋，奈何水平低劣，勉强混个业余二段。平时看超一流九段高手对决、听解说者深入浅出，也似懂非懂，似乎还能略微领略其中奥妙。但轮到自己放手对弈，则昏头转向，败多赢少。要是与超一流高手对战，不，即使与专业初段对战，那肯定是兵败如山，惨不忍睹。所以我来到这个时空后，就经常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身份和作用，不要乱来一气。我唯一的优势，就是知道未来的资讯。恰如两个超一流九段高手对弈，局势纷纭复杂，僵持不下；此时某高手福至心灵，下出妙手，人皆赞叹；某高手心神一乱，昏招叠出，人皆扼腕。我这个业余二段，由于预先知道了未来的棋路，就在两大高手对弈苦苦思索时，当着九段高手和围观众人的面，洋洋得意指出某着为妙手，妙在何处；某着为败招，如何自取其辱。看似舌灿莲花、妙语连珠，观者、弈者无不点头，以为某不世出超级高手；实则后知后觉，依瓢画葫芦，要是自己下场对弈，非头破血流不可，立刻穿帮。 所以我决定不在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占着任何位置，我的作为，就是替红四方面军的杰出军事家和指挥员扫除障碍，将张国焘和“三人团”赶下对弈台，由真正的超一流九段上台对弈，就是完成了我的使命。幸好没出什么大的差错，这一步我是做到了。我接着念： “任命徐向前同志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曾中生同志为红四方面军政委，旷继勋同志为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蔡申熙同志为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兼彭杨军政学校校长，左权同志为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刘士奇同志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舒玉章同志为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主任，朱瑞同志为红四方面军炮兵司令员，胡底同志为红四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斋同志为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长。” 曾中生、旷继勋曾经领导开创了鄂豫皖根据地的辉煌时代，之前他们被张国焘撤职贬到后方，现在重新走上前台。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湖南资兴人，1900年生，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四期生。参加过北伐，在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任组织科科长。北伐军进武汉后担任过《汉口民国日报》主笔。1927年9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过**“六大”。1928年冬回国，先后任**中央军事部参谋科科长、**南京市委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武装工农部部长，是一位军政兼优的青年革命家。 1930年9月以**中央特派员身分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在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的危急时刻，他果断地组成**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反“围剿”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931年2月，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指挥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取得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同年4月，他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第4军政治委员，与军长徐向前率部南下作战，连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等县城，相继取得漕河镇、洗马畈等战斗的胜利。徐向前说：“曾中生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到来，掌握全局，开展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　1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参加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在此期间，他虽处境艰难，仍致力于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注重军事理论研究，系统地总结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作战经验，这些著作后来被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带到延安，为**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军事遗产，杨尚昆同志指出曾中生的军事著作直到几十年也还发着光。1935年8月被张国焘杀害于卓克基。由于封锁消息，党中央还不知道曾中生被害。1936年2月8日，**、周恩来在陕北不放心，特意请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即张浩，**的长兄）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电示张国焘，要他对曾中生“须保全其生命安全，并给以优待。”可是，此时距曾中生被害已经半年多了！ 双枪名将、武林高手、杰出将领邝继勋的经历更富传奇色彩。他号集成，1895年9月16日出生于贵州思南县城。邝继勋从小刻苦读书、练字，使拳弄棒，明显强于一般人。邝继勋19岁时投身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部当兵。1922年正月初七，赖心辉率部攻进什邡县城。盘踞该城的川西巨匪张申庭躲进北门真武宫巷子一厕所内，持双枪作困兽斗。因巷道狭窄，追击士兵死伤多名，于是追击部队在巷道口架起机枪，对准厕所猛烈射击，厕所内传出张的疯狂叫嚷：“老子早赚了！还有哪个不要命的，靠拢来呀！……”声音未停，突然有一手持马刀的士兵沿屋檐猿伏猱行，接近目标后飞身而下，一刀将他劈倒。张申庭被杀的消息一经传开，什邡县城万人空巷前来围观。张的头颅被悬挂在北门城楼上示众三天。劈死张申庭的就是旷继勋，赖心辉授给邝继勋奖金1000块大洋，为其披红挂彩，还下令：“邝继勋直接擢升排长！” 第二年邝继勋任连长，随师部驻内江。在这里他又歼灭了两股土匪。内江城里人一天之内就给军队送来几十面锦旗。赖心辉大喜过望，当即邀请地方官员和各界名流，举行盛大的庆功宴，当众重奖邝继勋大洋2000块，并宣布：“邝继勋擢升营长！” 1926年，邝继勋任江防军第7混成旅主力团第2团团长。当年10月，刘伯承发动驻顺庆（西充）、泸州部队起义，策应北伐战争，邝继勋闻讯立即表态支持。同年11月，受蒋先云影响，邝又在全旅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这年岁末，旷继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1928年秋，四川各军阀之间爆发“下川东之战”。在与刘湘的这场混战中，“四川同盟军”一方的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各路军阀全都战败。只有江防军中邝继勋当旅长的第7混成旅在前往广安支援罗泽洲时，一举从刘的悍将范哈儿（绍增）手里夺回罗的防地代市场。连吃败仗的罗泽洲，高兴得紧紧握住邝继勋的手，连呼“救命王！” 1929年初，江防军司令黄隐决心夺回对第7混成旅的控制权，亲自赶到简阳，督令该旅开回成都“整编”，邝拒令不从。与此同时，附近的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等各路军阀部队，迅速逼近，企图乘机“吃掉”该旅。邝和部队党组织当机立断，向四川省委请求批准起义。1929年6月29日，旷继勋在蓬溪县牛角沟（今属大石乡）召开全旅官兵大会，率4000多名官兵起义，被省委任命为“四川红军第一路”总指挥。 1929年夏，叛徒、特务和青帮相互勾结，对在上海的我党中央形成严重的威胁。为了党中央的安全和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中央军委成立了“特工科”（又称“红队”，“打狗队”），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邝继勋奉调来上海。他胆大心细，勇敢机智，使双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外表又象是上流社会的人，便于隐蔽，所以一到上海就被当作理想的人选。 同年11月11日，原军委秘书，此时已是叛徒的白鑫，得意洋洋地怀揣蒋介石的奖金，准备远飞意大利逍遥。当他和五六个护送的特务行至霞飞路弄堂口时，突然从一咖啡店内冲出三个持短枪的精壮汉子。为首一个手持双枪，左手一抬，一个点发白鑫应声倒下；右手一抬，一个连射，两三个特务或死或伤……当天晚上，上海青帮“老头子”（总头目）黄金荣收到门徒报告，那个耍双枪的就是赫赫有名的邝继勋！他不禁心中发怵：**要演大戏了，自己很可能就是姓邝的下一个靶子！从这天起黄就呆在公馆里“避风”。 一天晚上，黄金荣在日新池浴室披着浴衣浑身轻松的走出池子，一拍掌立刻进来两个花枝招展的日本艺伎，突然听到“叭！”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两声枪响，室内一片漆黑，一阵惊乱之后，有人打着手电一看，黄右手按着左肩，血从指缝中渗涌出来，两边壁灯破碎，两个日本艺伎吓瘫在地上，嘤嘤哭泣。 两天后黄金荣在病床上召见杜月笙、张啸林等4个门徒，对他们说：“我看清了的，这个耍双枪的一定是邝继勋，但他第一枪就打中了我，第二枪、第三枪打壁灯，这说明人家是给我们点脸色。我们青帮有句老话：‘光棍不打九九’（要留回旋余地）。月笙，以我的名义给周恩来写封信。” 第二天**中央特工科收到黄金荣转来的信。上面说：“……今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1929年冬到1931年底，邝继勋被党中央派到湘鄂西、鄂豫皖地区工作，历任红4军、红6军、红25军的军长以及鄂豫皖军委副主席，其间，他率领红6军和贺龙领导的红4军在湖北公安会师，于1930年7月4日组成了红2军团。红2军团以一连串辉煌的胜利，把洪湖、湘鄂边、秭归、巴东、兴山、鄂北、鄂西北等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1月中旬，鄂豫皖红15军和红1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后，邝继勋任军长，他和徐向前、曾中生等率领该军打大仗、打恶仗，使豫皖苏地区南面恢复到黄安、麻城；北面发展到光山、罗山城郊；东面恢复到英山、霍山。根据地人口达到200余万，红军也壮大到了1。5万余人。1931年10月红25军在麻埠成立，邝继勋任军长，11月7日他率该军在黄安七里坪与红4军会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他任25军军长。在他们的指挥下红军先后取得商南、苏家埠、霍山等重大战役的胜利，并于1932年12月下旬进入川北，建立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苏区。 由于邝继勋与曾中生、刘士奇等几位同志联合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遭到张国焘的嫉恨。1932年12月29日，张国焘主持建立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任命邝继勋为主席。邝离开了军队，失去了军事指挥权。 1933年3月的一天，张国焘把邝继勋请到自己的住处。说你在川军里朋友多，你能不能写信动员他们站到我们方面来，至少也不要与我们为敌。这个工作对于巩固根据地意义很大。邝继勋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确实可以有所作为，便爽快地答应了。他挥毫洋洋洒洒给曾在同一部队共事的川军旅长谢德勘写了封信，谈友情、论形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分析利害，劝他站到红军方面来。 但这封信竟然很快出现在张国焘桌上！1933年4月中旬，邝继勋突然遭到保密局的逮捕，他被告知犯了“通敌”罪，“铁证”就是那封信！1933年6月17日上午10时，牢门推开处，进来的高大个子就是方面军保卫局的执刑队队长。 “邝继勋，张主席叫你去一趟！”执刑队长冷冷地说。 邝继勋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拔出毛笔，挥笔写道：“曾中生、张琴秋同志：我先走一步，请你们多加保重，活到胜利时向党报告，邝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 执刑队长不耐烦地向外一招手，立即闯进三个红军战士向邝扑去……群峰垂首，山泉呜咽！一代将星殒落，时年仅38岁！1937年春，延安批判张国焘左倾路线，**说：“邝继勋同志是好同志，被张国焘错误迫害，应当烈士待遇。” 之所以任命蔡申熙为参谋长，是因为他有杰出的指挥才能，但右臂残疾，行动不便，所以安排他与有眼疾的刘伯承搭档，负责后方全盘指挥。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蔡申熙来到上海，与刘伯承共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几十年后，刘伯承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与蔡升（申）熙同志同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党的军事委员会之下工作。他给我的印象是：忠诚勇敢，工作认真。” 刘伯承佩服蔡申熙遇险不惊、从容自若的大将风度。一次，蔡申熙奉命将3支短枪藏在小皮箱内，准备运送到秘密联络点。他坐的人力车在一道关口被岗哨拦下，硬是要检查行李。“别磨磨蹭蹭的，开箱接受检查。”哨兵一个劲地催促蔡申熙下车。蔡申熙恼了，下车后挥手就是一个耳光，呵斥道：“哪个教你这样对待上级军官！我是卫戍司令部参谋，有急事要办，延误了公事，你有几个脑袋？”哨兵被打得七荤八素，懵了，连忙立正，看着蔡申熙扬长而去。 还有一次，蔡申熙与刘伯承在一家大饭店雅座主持召开党的秘密会议，突然一群国民党稽查人员涌入，要把他们带走。蔡申熙急中生智，操着官腔说：“我看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我是党军驻沪参谋长，在这里商量要事。你们不信，可以问×；×；×；。他是我同学。”他点到了一位国民党驻军高官的姓名，也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 稽查人员将信将疑，不敢造次。他们没有胆量直接与这位高官通话，便打电话给他的副官处。副官处的人没听清究竟，就大发脾气：“连司令的同学都敢抓，你们不想活了？” 稽查人员放下电话，满脸赔笑：“对不起，误会，误会。”然后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刘伯承问蔡申熙：“穿帮了怎么办？” 蔡申熙说：“怎么穿帮？我确实与他有同学之谊。” 所以刘伯承和蔡申熙搭档，那是既有历史渊源，又珠联璧合。 1928年11月，南昌党的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每日都有大批**员和革命群众被枪杀。蔡申熙来到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区，担任**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和重建起军委组织系统和秘密机关。1929年夏，担任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的罗炳辉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和对工农群众的屠杀政策。蔡申熙以江西省委军事巡视员的身份，多次赴吉安，与罗炳辉谈话，介绍他入党，最终促成吉安起义，罗炳辉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的著名战将（也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 蔡申熙军事素养极高，被称为“军中智囊”。蔡申熙的战略意识连眼高于顶的张国焘也心仪不已，倚为“智囊”。他用残疾的双手，一笔一划地描摹了红四方面军所有重大战略计划，将鄂豫皖根据地推向鼎盛。 由于残疾，组织上安排他担任彭（湃）杨（殷）军政学校校长。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其紧迫的任务，其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一次战役。由于工农红军基本上是从游击战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绝大多数指战员都是泥脚杆子出身的农民，他们仅有的一星半点军事知识是从战争中感受的，在红军由游击战进入运动战的时候，急需对军队的干部进行系统、正规的军事、政治教育。另外，红军部队强调以身作则，干部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指挥作战经常亲临一线，紧急时即使是师长、军长，也得赤膊上阵，这样干部的伤亡率特别高，也需要成批培养后备干部。因为这个缘故，红军中形成了选派最有经验的军事家担任军校领导人的传统，**、朱德、刘伯承、叶剑英、**都曾担任过各种军校的校长。 蔡申熙深知“治军先治校”的道理，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办校上。他仔细审订各种教学计划，根据战场需要和学员情况适时地调整课程，同时注意将红军在战争中创造的丰富经验提炼为操作性较强的战术模式。他还别出心裁地从俘虏中挑选一批军官担任教员，让他们教授国民党军队行军打仗的军事律条和基本做法。他这种理论与实践并重、教育与训练并重、注重实战的教学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许多学员进校前连口令都不会喊，毕业后能够独当一面地指挥部队单独作战。之前他在军校主持了4期训练，培养了1000余名学员，他们后来大多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团营级干部。 所以要蔡申熙担任参谋长，主持军校，都是再合适不过了。再说历史上他不久后转任红4军的军长，很快就在战斗中牺牲，所以我特别怕他到野战部队去。 至于左权，正当年轻有为，任命他为副参谋长，就是能跟随方面军总部直接到前线作战。历史上他在八路军中也是担任这个角色。 刘士奇也是鄂豫皖根据地和红4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被张国焘迫害前，就担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 胡底接替周纯全，担任了政治保卫局局长，这样就掌握了核心机密和电台。根据我的要求，临时中央已将宋侃夫调来鄂豫皖。宋侃夫是电台通讯和密码专家，历史上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密码，在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严峻时刻，正是靠他提供的情报，红四方面军才从几十万敌军包围圈中成功突围。我提前调他来，一是换下张国焘的人，二是靠他破译密码，免得遭受“历史蝴蝶效应”的暗算。政治保卫局原来主要的任务是反右、肃反，现在陈赓、旷继勋、胡底三大中央特科的高手齐聚鄂豫皖，肃清特务是没什么问题的，我要胡底将主要精力放在“防左”方面，妥当处置张国焘的余孽。 我跟着宣布：“任命许继慎同志为红1军军长，倪志亮同志为红1军政委；任命姚家芳同志为红31师师长，徐朋人同志为师政委；任命周维炯同志为红32师师长，熊受暄同志为师政委；任命徐百川同志为红33师师长，姜镜堂同志为师政委。” 红四方面军原来只下辖红4军和红25军。红4军3个师全部配齐，红25军只有73师这一个师。由于大批“白雀园干部”解放，但原职位已满，为不致于冲突，我特地向中央另外要了4个军的番号，以安置干部。 当时中央正在号召猛烈扩大红军，甚至提出要迅速扩充至50万人以上。当时全国红军不过10多万人，为扩大影响，大造声势，迷惑敌人，故各地发布了一大堆军、师的番号，实际上军的编制不到国民党军1个师，师至多相当于国民党军的1个团。由于番号纷杂，重复甚多，从1930年秋开始，中央军委陆续颁发统一的军番号。但一些著名部队也有重复的。因为红军的肇始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军第4军独立团，有着“铁军”的威名，威震全国，为扩大在民众中的影响，同时表明红军继承了北伐“铁军”的优良传统，所以各大根据地一开始就都有红4军。中央红军上井冈山的红4军就不必说了（这是正宗的正宗），湘鄂西、鄂豫皖都有红4军。后来湘鄂西的红4军换了番号，但鄂豫皖的红4军一直保留。有红4军番号者，均为头等主力。还有就是红3军番号重复，中央红军的红3军就是著名的“飞将军”黄公略的部队，湘鄂西的红3军领导人就是贺龙，都大名鼎鼎。 我这次要来的军的番号，是红1、9、27、28军，都是鄂豫皖历史上曾经存在且有影响的部队。 令人奇怪的是，红1军番号为各军之首，但历史上红1军番号长期空缺。只有许继慎到达鄂豫皖后，1930年4月将原红11军的31、32、33师组成红1军，不过很快就与蔡申熙的红15军合并成鄂豫皖红4军，至此鄂豫皖红1、15军番号缺失。由于1931年12月13日西北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刚在江西的宁都起义，震动全国，被改编为红13、14、15军，15军的番号已经用了，所以我在鄂豫皖只有恢复空缺已久的红1军。许继慎是该军的老军长，军政委倪志亮原为红4军红10师的师长，资格也老，与许继慎搭档也合适。 按道理恢复红1军番号的话，其下辖的3个师番号应为红1、2、3师。但中央红军的红1、2、3师大名鼎鼎，为避免重复，所以使用原鄂豫皖红11军的31、32、33师的番号，也有历史继承性（红11军番号当时已经存在，不过是广东东江纵队的，影响不大）。这3个师的师长姚家芳、周维炯、徐百川都曾在黄埔军校或武汉分校学习过。所以红1军的主要军、师领导，是清一色的“黄埔系”（许继慎是一期的，倪志亮、姚家芳是四期的，周维炯、徐百川是分校的）。 姚家芳，这个高唱过“以血洒花”的黄埔学生，历史上曾任红25军75师的师长，被沈泽民冠以“第三党阴谋活动”的罪名“监督利用”，后终于没有逃脱沈泽民的屠刀。红25军军长吴焕先几次相救，都没能保得住这个“黄埔”牌，只能洒下热泪。 徐百川，安徽合肥人，1901年生，曾就读于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入党，是皖西**党员中不可多得的将才。 周维炯过去就是红32师的师长，徐百川过去也是红33师的师长，徐朋人、熊受暄、姜镜堂都曾在原红1军担任政工人员（政委或政治部主任），所以这次重建红1军，也是照顾到历史渊源。 红1军的部队来源，是解散了由皖西游击队、红34师改编的中央独立第1、2师和原红1军独立旅组成的，故人员勉强充实，约有1万人，每师3000人左右。 我接着宣布：“任命王树声同志为红4军军长，曹学楷同志为红4军政委；任命王宏坤同志为红10师师长，甘济时同志为师政委；任命吴云山同志为红11师师长，**同志为师政委；任命赵赐吾同志为红12师师长，刘杞同志为师政委。” 王树声有大将之才，担任头等主力红4军的军长名至实归。曹学楷在鄂豫皖是与王树声齐名的猛将。王树声曾任“红色补充军”总指挥，政委就是曹学楷。这次两人再次搭档。 3名师长都是黄安战役中两次嶂山大战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团长。政委中调开了一个甘元景，因为地方缺乏干部，他原来就是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 红4军毫无疑问得到优先补充，实力达到2万人，兵强马壮。 我接着宣布：“任命刘英同志为红9军军长，陈奇同志为红9军政委；任命许世友同志为红25师师长，詹才芳同志为师政委。” 红9军历史上是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后才成立的，现在提前了一年。该军红26、27师暂时空缺。这个军只有3000多人。 刘英之前任红25军73师师长，是鄂豫皖的老师长，作战勇猛，历史上负伤后前往武汉疗伤时被出卖杀害。军政委陈奇是湖南桂东人，1904年生，1924年入党，?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22 部分阅读 刘英之前任红25军73师师长，是鄂豫皖的老师长，作战勇猛，历史上负伤后前往武汉疗伤时被出卖杀害。军政委陈奇是湖南桂东人，1904年生，1924年入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秋收起义后跟随**上了井冈山，曾领导开辟了鄂东根据地，是有着坚定革命意志和丰富游击战争经验的青年红军将领，原来就是红4军的师政委，升任军政委很合适。詹才芳历史上与许世友长期搭档。 我接着宣布：“任命陈赓同志为红25军军长，吴焕先同志为红25军政委；任命戴克敏同志为红73师师长，程启波同志为师政委；任命徐海东同志为红74师师长，戴继伦同志为师政委；任命廖荣坤同志为红75师师长，王效亭同志为师政委。” 解放战争中，陈赓曾任晋冀鲁豫、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即13军）司令员，该部前身就是红25军一部。 吴焕先，1907年7月22日生，1935年8月21日在长征途中红25军政委任上牺牲。他1926年由姑表兄弟戴继伦、戴克敏介绍入党，从此他把自己交给了大别山，献给了中国革命。他的妻子曹干先是曹学楷的妹妹，小名六姑，和戴继伦也是姑表兄妹。箭场河四角曹门的后代无人不知“破家革命”的“七相公”。他家本有闲地百亩，还兼营商业开了一家杂货铺，是个十分富有的小地主。吴焕先领导穷人闹革命，土匪民团一次杀死他家6口人。他是鄂豫皖和红25军卓越的领导人，深受全军爱戴。 戴克敏，1906年生于黄安县紫云区上戴家，其父戴雪舫早年与董必武交往，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乡村知识分子。1919年五四运动后投身革命，以后加入中国**直到最后牺牲。戴克敏在父亲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1924年入党，1927年3月入**举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是黄麻起义的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和吴光浩、曹学楷一起创建了红7军和木兰山根据地，是红31师最早的党代表。徐向前来了以后，他们密切配合。开始徐向前与当地同志说话互相不懂，戴克敏主动当“翻译”并帮助徐向前克服语言障碍，很快得到同志们的了解和信任。他和徐向前、曹学楷共同担任全师军事指挥工作。徐向前说，他们“合作得很好，真诚、坦率、遇事相互商量，没有隔阂。”历史上戴克敏被张国焘杀害，时年26岁。 戴克敏是鄂豫皖著名的游击战专家，提出了游击队员的“八会”：跑、打、集、散、进、退、知、疑。这些极大丰富了徐向前的七大军事原则和曾中生的“飘忽”战略。 戴克敏还是徐向前的媒人，介绍了七里区程伍德村妇女干部程训宣嫁给了徐向前。程训宣一家五兄妹，大哥程启光是鄂豫皖著名的侦察大队长，程启波原为红73师政治部主任，是程启光的弟弟，程训宣的哥哥，历史上被张国焘秘密杀害。 廖荣坤，1926年入党，麻城以北乘马岗人，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一把大刀曾伏虎的故事流传很广。王树声有个舅公叫了枕鱼，号称“麻城一只虎”，有田120石。他依仗是王树声祖母的亲兄弟，指使捣毁了罗家河村农协办公所，继续逼租逼债。王树声闻讯，一声怒喝：“就拿了枕鱼开刀！”夜半时分，2000多农民点起灯笼火把，扛起刀矛、鸟铳、锄头、扁担，涌向罗家河。在丁家大屋后门，廖荣坤身背大刀，肩扛长梯，带领十几个身背大刀的青年农友翻墙而入，把丁枕鱼从里屋拖出来。愤怒的农民你一拳他一脚，将其打个半死。第二天游街示众，送进县农协关押。从此王树声、廖荣坤走上木兰山，他俩都成为红军的猛将。但廖荣坤也被沈泽民等列为肃反对象，沈泽民对其评价只不过“是个中农分子，政治知识较薄弱”，军事上虽然“较有把握，也是全从经验中得来，没有理论研究”。后将其处死。 王效亭是潜山清水寨起义的领导人、原中央独立2师的师长，白雀园的受难者之一。 红25军原只有红73师建制，这次改编也补入大批俘虏，补足3个师，全军接近1万人。 我接着宣布：“任命王平章同志为红27军军长，周纯全同志为红27军政委；任命何畏同志为红79师师长，李特同志为师政委。” 红27军在鄂豫皖历史上曾短暂存在过，是1932年10月在鄂东英山成立的，很快就被撤销番号。现在该军就是“惩戒营”，士兵都是来自黄安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排级以上军官，以及顽固派骨干，和甄别出来的CC社、复兴社特务，约有2000多人。该师的1000多名红军战士都是来自原政治保卫局，左得厉害，用机枪和大刀督战倒是发挥其所长。该军80、81师空缺。 师政委李特长征途中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张国焘给陈昌浩发去密电、图谋消灭中央领导人的阴谋失败、**等率右路军北上后，李特骑马追赶，赶上后怂恿部下辱骂**，是张国焘的铁杆。 师长何畏历史上曾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军长，平时爱着短裤，性格乖戾，动辄打骂部属。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被任命为红军大学政委（校长是刘伯承）。在懋功，他根据张国焘的旨意，逼死了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长、 红30军的军长余天云（军政委就是**）。 余天云年仅20岁就当军长，脾气暴躁，目中无人，说了几句张国焘不愿听的话，张国焘就把他送入红军大学高干班学习。余天云与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发生了矛盾，他看不起何畏，认为何畏打仗不如他，他是主力部队的军长，反而受何畏的管束，越发从内心大为不满。一轮到何畏作报告或上课，余天云就带头邀请一些学员在附近遛马赛跑，故意与何畏捣乱。可这个白天不愿做学生的余天云，到了晚上却又口口声声喊何畏“老师”。原来这时，红军大学只有何畏带着妻子行军打仗，余天云为了捉弄何畏，每天半夜里一见何畏的房间熄灯，就去敲房门，说有问题不明白，请“老师”给予解答疑问，搞得何畏烦躁不已。何畏给张国焘打了小报告，张国焘宣布给余天云以纪律处分。个性很强的余天云更是不满，与张国焘的对抗情绪越来越大，但最令张国焘不满的是据何畏报告，余天云对南下开始有微词，张国焘即找个借口下令逮捕了余天云，由保卫局看押，禁闭在红军大学。余天云吞黄金自杀，经抢救未死。 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凡是由保卫局看押并沾上了“反对南下”的政治大问题，在众人的眼中必是“阶级敌人”无疑，其地位甚至不如俘虏。因此，在南下途中过懋功铁索桥时，根据张国焘旨意把余天云当作“犯人”看待的何畏，非让余天云去背大米袋。当时同行的有许多人是余军长的部下，对张国焘这种虐待行为敢怒而不敢言。余天云的自尊心向来很强，面子观念极重。他背着米袋颤颤悠悠走上了铁索桥，突然间，余天云在众目睽睽之下，扔掉米袋由铁索桥向河水中投去。 余军长自杀了！在场的人无不一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这件事一时在红四方面军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但何畏和张国焘一样，也叛变投敌。抗战初期，他到西安治病时，投靠了国民党，也未得志，解放前夕投江自尽，倒是与余天云一样下场。 我接着宣布：“任命高敬亭同志为红28军军长，余笃三同志为红28军政委；任命刘得利同志为红82师师长，詹大列同志为师政委。” 该军只有一个红82师，3000多人。红83、84师空缺。 高敬亭1907年8月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董家店。因家境贫寒，像“三国演义”里的张飞，跟着父亲走南闯北给地主家杀猪。在革命队伍里有人给他起个“屠夫”的绰号。革命使他焕发出新生，也付出过血的代价。父亲及妻子被地主杀死。在鄂豫皖苏区里，他先后担任过县委书记、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鄂豫皖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红75师政委等重要职务。 高敬亭尽管年纪不大，却已经是位资深的**领导人。**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但对他又不无犹豫。残酷的对敌斗争和严峻的党内斗争，使这位农民出身的高级领导人的性格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烙印：办事利落，善于快刀斩乱麻；疾恶如仇，对部下严格得不近人情；但他又热爱战士，很能听取战士们的意见。战士们既怕他，却又爱戴他。高敬亭在许多方面太感情用事，有时不听上级招呼。1931年4月张国焘初次来到鄂豫皖时，就是高敬亭迎接领路的，故受张国焘毒害很深。他在军队和地方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肃反，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缺点错误同政治混为一谈，把正常的党内批评、部队伤亡过多、甚至于丢一个枪零件、写错一句标语口号都要无限上纲，以反革命罪论处。但他威信高、能力强，在红四方面军主力、红25军相继长征后，仍能率领红28军坚持大别山红旗多年不倒，高敬亭也是大别山一面旗帜。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人数是4个支队中最多的。后被错杀。 余笃三又名余笃山，1887年生于湖北武汉，产业工人出身，大革命时期加入**，成为工人领袖。大革命失败后作为中国“真正的产业工人”代表去莫斯科学习，让他出任政治委员是共产国际在**党内推行新干部政策的表现。即以工人阶级成分来领导，改造党、苏区和红军。他虽然不大懂得军事斗争，却是一位坚定的**员，随后的一系列行动都具有纯洁高尚的工人阶级本质。可惜这位工人领袖历史上最终被张国焘杀害于大巴山，时年46岁。这次派他与猛将高敬亭“搭档”，就是取长补短。 这样，红四方面军下辖红1、4、9、25、27、28军共6个军，5万多人。此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平汉路，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囊括26个县，总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250多万，仅次于中央苏区。 我接着宣布：“任命郭述申同志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郑位三、舒传贤、甘元景同志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郭述申身材高大，被称为“郭大个子”。他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的知识分子，家就在孝感县城北关，与鄂东北根据地相距不远。郭述申原以为中国农业落后，一心想报考农科学校，谋求农业救国之道，谁知也不那么如愿，随后才考入武昌师范。1927年6月，他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刻，由阵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张国焘等来之前，他曾担任鄂豫皖特委第一任书记两年多，经验非常丰富。 郑位三被**称为“小列宁”、**夸之为“鄂豫皖地区干部学习马列最好的一人”、时年仅28岁。他中等个头，体形比较魁伟。一张国字形状的四方脸，颧骨突出，棱角分明，两只深邃的眼睛光彩有神。大嘴唇上，同样也蓄着两撇浓密的八字胡，剪修得十分整齐，稍微往上翘着。也许是面目过分威严的缘故，红军指战员与其相会时，大都喊他“位老”。同辈人中也有叫他“小诸葛”的，是因他能谋善断，具有临危不惧的智慧。17岁的秘书刘华清跟随他南征北战，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副主席。 宣布完任命后，在座各人欢声雷动，互相举杯庆祝，许世友等著名“酒缸”不用说都酩酊大醉。散会后各人返回部队，着手整编，以迎接1932年更加残酷的战斗。 至于此次未能安置的“白雀园干部”，以及经甄别后表现较好的国民党军俘虏军官，全部进入彭杨军政学校学习深造，等部队扩大后，再走马上任。 对红军士兵的来源，我和刘伯承、徐向前、曾中生等商量后，明确提出了“红军人员的补充，主要来自前线”的原则，说白了就是整补俘虏兵。这本是解放战争中**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我只是“活学活用”。这是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的一**宝。上午俘虏的敌兵，下午就能为我打仗。1948年淮海大战，华东野战军起初参战时有36万人，期间伤亡极重，仅歼灭黄百韬兵团就伤亡5万人，许多主力连队仅余10多人，被迫把司令部的警卫、文书、后勤人员都填到一线连队去，济南战役时的俘虏兵都成了老兵，当了排长、班长。抓获的俘虏，原则上一个不放，立即用于战斗。结果淮海战役结束时，华东野战军兵力反而增加到46万人，就是整补俘虏兵的结果。我又将解放军整补俘虏兵的“法宝”——“三整三查”告知了刘伯承等，大家纷纷说好，还说还是“黄埔第一杰”想得出来，我自然惭愧不已。 黄安战役的1。5万俘虏兵，因残疾、虚弱等原因，释放了1000多人。有近1。2万人补充进了红四方面军，另有2000多名顽固军官、特务进了“惩戒营”——红27军。 这是对红军来源的一大创新。 按照当时的左倾路线，红军战士非工农出身不可，特别是动员大批农民参军，结果大部分青壮年劳力都成了红军，各县青壮所剩无几。以江西中央苏区为例，1933年，长岗乡407名青年中有320名参加了红军，只剩下了妇女和老人，瑞金县自**第一次到那儿至1934年10月，有近5万人参加了红军，1933年到1934年的一年里，有2万多人参军，仅1934年5月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有2000多人参军。这些参军人员中，大多数参加了长征，该县为革命牺牲的人达1。76万多人，还不包括被国民党报复残杀的5万多人…… 为了动员青年参军（当时叫作“扩红”），苏区政府想尽了种种办法：军属在商店购物可以享受5％的折扣，有时还免征税收。红军家属的土地有人代耕。如果战士在前线牺牲了，烈属可以得到抚恤金和免费劳力。向军属发了军属证和辉匾，烈士家属门前挂着用大红纸写的光荣榜，还有一些慰问品，包括最稀罕的盐以及火柴和大米……鄂豫皖苏区的“扩红”情况也差不多。 但长久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学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道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红军兵力的来源如果转以俘虏兵为主，只要不断打歼灭战、打胜仗，兵源不但可弥补伤亡还有余，红军就能不断壮大。这样不需要从农民中征兵，还可将军队中的老弱病残退伍返回地方，增加地方劳力，缓解劳动力的不足。 对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固然可以补入红军，但军官就比较麻烦。诚然，红军中许多高级将领，都来自国民党军，刘伯承、旷继勋来自四川军阀的军队，徐向前来自西北军国民2军，至于来自国民革命军北伐军的就更多了。但由于当时国共严重对立，我党的一些政策又过左，伤害了一大片，故改造俘虏军官甚难。我们决定对俘虏的军官特别是高级将领，都采取“岳维峻模式”，收取赎金后释放。 岳维峻是国民党军第34师的师长。他是西北军资深的将领，做过河南省督办，1925年曾任国民2军军长，说起来还是徐向前的老上司，徐向前曾在国民2军属下第6混成旅当过参谋。1931年3月8日，岳维峻率领34师孤军冒进到双桥镇，被徐向前指挥的鄂豫皖红4军包围全歼。红军毙敌1000多人，俘敌5000多人，缴枪6000余支，山炮4门、迫击炮10多门。这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取得全歼敌一个师（1个师部、2个旅、4个团、1个山炮连、2个迫击炮连）的重大胜利。岳维峻也被俘虏。此役战斗非常激烈，蔡申熙的右臂就是此战打残的。 对岳维峻的处置，徐向前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记载： “我和曾中生、旷继勋商量，决定留他将来做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后来，岳维峻的家属托人与我党中央联系，愿拿出几万块钱赎他。我们也同意，提出要20万套军装。张国焘来鄂豫皖后，人家给我们送来10万套军装和不少银元，可张国焘变了卦，钱也要，命也要，借口岳组织反革命团体，把他给枪毙了。杀俘虏，是张国焘来鄂豫皖后才有的，破坏了红军的传统。” 历史上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曾指示可以释放岳维峻。不过这时岳维峻还未被杀。因为张国焘忙于白雀园“肃反”，暂时把岳维峻放下了。我当即提出释放岳维峻，以显示我军诚信。众人十分赞同，决定将岳维峻及与他在一起的旧部120多人一起释放。岳维峻及其家属十分感激，后来又送来大批财物，并宣扬红军诚信。至于编进“惩戒营”的2000多名军官，有相当部分家属获悉“岳维峻模式”后，纷纷送来财物。我们也按师、旅、团、营、连、排级分级别收取，赎金一够就放人，从而大大增加了根据地的财力。反正他们不交钱就用督战队押上战场拼命，让他们自己看着办吧。 1932年元旦当天晚上，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齐聚七里坪，围炉夜话全年打算。 刘伯承首先说：“新年新气象，现在无论是鄂豫皖的党政军，都达成空前的团结一致，力量不知比以前大多少倍！毫无疑问，今年将是更加艰苦卓绝斗争的一年。然而此时，无论是谁，也会不再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大别山的战略阵地在鄂东北、皖西、豫南红军和地方群众的坚持下是巩固的，**不会象过去那样丢下根据地，**人在这里扎稳的脚跟再也不会动摇了！因为，幼稚和苦难的时代已经和正在过去了！” 鄂豫皖与中央红军有显著不同的特点。鄂豫皖这边，刘伯承、左权、朱瑞等都留学苏联的著名军校，徐向前、许继慎、蔡申熙、陈赓、左权，加上我这个蒋先云的冒牌货，仅黄埔一期的就有6个，四期的还有曾中生、倪志亮、姚家芳，留苏、黄埔系济济一堂。 我对徐向前说：“总指挥，听说你有七条军事原则，说来听听吧。” 徐向前说：“我小结了游击战争战术原则七条：（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势；（6）对远距离敌人，先动员群众打扰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这些都很粗浅，还是听听曾中生的‘飘忽’战略吧。” 曾中生笑着说：“我把红军的战法叫做‘飘忽战略’。所以谓之‘飘忽’，就是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来无踪去无影，神出鬼没地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种作战方法，其实也是从打游击时兴起的，整天和敌人转着圈子进行周旋，有进有退，有攻有防，也十分灵活……” 陈赓不愧为风流才子：“是呀！‘飘忽’这个词儿，就是形容快速、迅疾的意思，作战行动，来去不定。我记得曹植的《洛神赋》中就有‘飘忽若神’的名句……” 我说：“我们可以总结出十大军事原则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众人都称赞十大军事原则总结得好。其实这是解放战争中**同志集20多年战争经验总结出来的，当然是精华所在。 蔡申熙汇报了彭杨军政学校的教育培训情况。 刘伯承说：“部队的正规化建设非常必要。我们面临的作战任务是空前的，我们的力量也比以前强大得多，有6个军、5万人。以后多为大兵团协同作战，这和部队长期以来养成的游击主义，自由散漫，各自为政格格不入，而且兵源的补充使得这个问题日见突出。就以红4军为例，兵源的补充，从地区看，有鄂豫、皖西。俘虏也是各地、各兵种来的，而且有许多老弱及警察、机关杂员、差役等非战斗人员。从时间上说，则是参差不齐，都是陆陆续续，零零星星补充来的。 “其次是后勤的正规化建设。大兵团作战的今天，必须建立起军械、军需、补给、运输、勤务等一整套的机构及制度，才能适应部队大纵深行动的需要。否则几万大军云集在狭小的区域内，道路不畅通，部队拥挤，供给跟不上，物资馈乏，一切需要同时须由当地人民供应，给人民造成的负担是沉重的。……” 鄂豫皖省委书记郭述申说：“是啊，现在苏区苦啊，国民党在准备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对我们苏区的经济封锁，企图使鄂豫皖苏区军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造成经济枯竭，无法生存下去。去年底起这种经济封锁更加紧了，敌人在苏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每人每天只买盐三四钱，每月不得超过一斤。严密的经济封锁给苏区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大。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出来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而苏区的食盐、洋布、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现在流行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由于工业品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红军的给养。加上实行的一些左的经济政策，更是雪上加霜。现在根据地经济严重恶化：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 我说：“曾中生同志，拟初到鄂豫皖时，不是纠正了一系列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利益的政策，拿出了恢复与建设苏区的政策吗？” 曾中生苦笑道：“当时是有效果，不过夜成了张国焘打倒我的罪状之一。” 我说：“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我看可以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总之，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苏区经济的枢纽。” 众人听了吃了一惊：“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有没有右倾的嫌疑？” 我说：“现在我们的苏区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看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应加以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我们要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烟和木材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 “我们的土地政策，要缩小打击面，要强调两个区分：一个是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另一个是也要区分富农和地主。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 我最后说：“这些年政策是左了，对苏区百姓陷于饥馑是有责任的。老百姓不但看我们打什么旗帜，也在看着自己的肚子。我们应该更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这一番言论，石破天惊，完全够得上现行反革命罪行了，与我在苏联当着斯大林的面信誓旦旦也完全相反。不过我也只能这样做了，不这样苏区经济就得不到发展，至于后果，毕竟电台控制在我手里，可以“形左实右”，临时中央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是不会派人来鄂豫皖核查的。 为了打消众人的顾虑，我当即表态：“所有的文件，由我一个人落名签署。要是中央追究起来，你们就说迫于我的压力，也没有电台，就可搪塞过去。” 这可比陈昌浩、沈泽民那些宣传品“右倾”十倍不止了，我暗暗苦笑。 众人都同意了。鄂豫皖苏维埃副主席郑位三说：“特派员说得很好，现在下面的政策确实过左，照这样下去不能纠正的话，我们都成了‘王八蛋’了。” 众人十分惊奇：“什么‘王八蛋’？” 郑位三解释说：“这是我路过豫南时学的‘新名词’，容我慢慢道来。肃反的流毒也影响到地方，有的地方土改过左，不仅乱杀地主、富农，连中农有的也不放过，整党更是搞成了‘唯成份论’，把几个县政府都解散了，县长书记也被押起来批斗，以致领导瘫痪，弄得整个县吃不上饭。” “光山一个机关干部自以为肃反后可以掌权了，便说：现在要土改，于是通知政府上下300人开大会，搞贫农当权。成立主席团时，选出了一个伙夫、一个马夫、一个奶妈。那些部长、厅长、科长都傻了眼。会场里贴着‘贫农席’、‘雇农席’、‘王八蛋席’，人会场时各归其位。有些人既非贫农，又非雇农。无处落座。主席团就判：要整党，要革命，就是要革你们的命！勒令他们去坐‘王八蛋席’。结果当奶妈的不带孩子了，反过来说：给我弄饭吃，不是为人民服务吗？我是人民！伙夫也不做饭了，说该厅长伺候他了。马夫也不喂马了，欢天喜地称这是彻底翻身……” 众人大笑不已，只有曾中生严肃说：“我们以前失败的教训在哪里？国民党、蒋介石、帝国主义搞不赢我们，而我们内部的机会主义却会把自己搞垮。尤其是‘左’，打倒一切，结果自己造成一个钳子，把工农红军和苏区死死地困到一个山上。实际上，蒋介石的‘围剿’并不厉害，因为我们实行了错误政策，蒋介石就很厉害了。因为你**自己给自己造‘囚笼’嘛。你们苏维埃政府的同志，也要象红军一样，大力纠左。” 刘伯承说：“我们这个党啊，只要革命一顺利，事情一好办，就自高自大，容易犯‘左’。**大不得，一大就要搞小。可**有一种本领，一搞小就加紧团结，兢兢业业，就又能大。搞大又搞小，问题是在胜利的环境下，容易骄傲，排斥一切。这就是当前需要我们警惕的，为什么要反‘左’的道理。小列宁同志，你讲是不是这个道理？” 郑位三连声称是。 1932年元旦夜晚的这次谈话，确定了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原则，以及经济、土地政策，真正做到了主要“纠左”，从而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2年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十一章：雪原大捷 “由于避免了肃反悲剧，红四方面军空前团结而强大，1932年1月，红四方面军从红安北上，雪夜奇袭豫东南，孤立了商城。接着在潢川至商城公路中的要点豆腐店、傅流店设伏，一举将从潢川出击救援商城的国民党军3个师又1个旅全歼。此役歼敌5万人，缴获无数。根据叶挺传来的资料，朱瑞试制‘天雷炮’成功，并在此役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而被命名为‘红军炮’。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到7个军、11万多人，实力甚至超过了江西的中央红军。豫东南6个县、200多万人也全部并入了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开始进入极盛时期”。 ——摘自蒋先云：《穿越时空的历史》 寒冬腊月，接连几场大雪，把蜿蜒起伏的大别山变成了茫茫雪海。 1932年1月10日清晨。红安七里坪红四方面军总部。 窗外，雪花像翩翩起舞的蝴蝶，纷纷扬扬，簌簌有声，漫山皆白，四野银装。屋内，火盆烈火熊熊，热气腾腾。 红四方面军首长们正在开军事会议。一张长方桌摆在中央，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红四方面军首长和各军的军长、政委分坐两旁。 刘伯承首先发言：“请特派员同志传达临时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指示。” 我当即宣读了临时中央的“正月来电”。 由于受“极左”路线影响，兼之蒋介石下野，临时中央再次认定“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成熟”。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通过了一个题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其中对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具体任务规定为：“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在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中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 听完“正月来电”后，在座的首长均面面相觑：占领中心城市，以取得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谈何容易！这势必让劣势的红军与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大规模决战，与游击战争的方针是完全不符的。单就湖北而言，要占领武汉乃至攻占全省，不啻天方夜谈。一年多前，李立三就提出了类似的“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盲动计划，后被打成机会主义予以否定，现在临时中央的这个“正月来电”，与李立三的又有什么区别？在座众人听完电报后，不禁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会场略微骚动起来。 由于张国焘已死，肃反也得到纠正，我和刘伯承等又大力提倡军事民主作风，故而改变了红四方面军之前的高压氛围，众人也敢于大胆发表议论和看法。当然，一旦形成决议，则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昨天晚上接到电报后，我暗暗想，这个历史上著名的“正月来电”终于按时来了，它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早就写进了历史。按照该电规定，中央红军被迫强攻赣州，损失惨重，幸得**同志及时扭转了局面。不过我来到这个时空，一切都应当得到根本改变。 昨晚我与刘伯承、徐向前、曾中生紧急作了商议，达成了一致意见。 我宣读完电报后，刘伯承说：“请徐总指挥谈一谈具体的贯彻意见。” 徐向前当即站起来，走到墙上的大地图前，手持指挥棒说：“中央向我们提出的是战略指示，我们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23 部分阅读 徐向前当即站起来，走到墙上的大地图前，手持指挥棒说：“中央向我们提出的是战略指示，我们决定按照实际情况，分步实施。” 在座众人听到这句话后，宛如吃了定心丸，气氛稳定了下来。 徐向前指着地图说：“军事委员会和方面军总部的意见是，首先向北打开局面，再视具体情况而定下步发展。” 徐向前侃侃而谈：“目前国民党军队集结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共15个师。其中豫东南地区4个师，鄂东北地区7个师，皖西北地区4个师。另有2个师准备分别由河南、南京调至武汉，第二十路军也准备集结信阳，随时参加对鄂豫革命根据地的围攻。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浪潮空前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日趋加剧，蒋介石被迫于去年12月间下野，因此，趁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迟迟未展开之机，方面军根据**鄂豫皖军委会的决定，主动向敌发起进攻，已在黄安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将南线敌军的豫军1个师全歼，并打残了西北军二十二路军的3个师，南线的威胁在相当一段时期应缓和下来。但北线，就是豫东南的敌军4个师，分割了我们的根据地，而且离根据地首府新集非常近，威胁极大。为了打击北线敌人，打破敌人分割根据地的企图，方面军决定，在豫东南发动商（城）潢（川）战役，赤化豫东南地区，将皖西北、鄂豫边根据地连成完整的一大片。这也是完全符合中央意图的。下面由蔡参谋长作具体部署。” 蔡申熙走上前，左手接过徐向前递过的指挥棒： “在豫东南地区，敌人的兵力部署是：曾万钟的第12师位于潢川、北亚港地区，汤恩伯的第2师及唐云山的独立第33旅位于商城—潢川之间的傅流店、豆腐店、江家集一线，陈耀汉的第58师位于商城、河凤桥地区，戴民权的第45师位于固始地区。上述各敌人互为犄角，企图构成一条隔离带，对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东西分割，分别围攻。” 曾中生补充到：“敌人的意图是：以商城、潢川、固始三县为后方阵地，以商城陈耀汉的第58师为前哨，蒋介石嫡系汤恩伯第2师为第二梯队，与顾敬之民团固守的商南‘清区’相连接，企图兵出东南，打通与麻城之敌二十二路军的联系，将鄂豫边苏区与皖西苏区分割开来，各个击破。” 蔡申熙接着说：“我们的战役意图，是分三步实施：第一步，重兵直捣潢川、商城之间的敌防御重地北亚港、傅流店、江家集，腰斩汤恩伯的第2师，控制商潢公路，将潢川曾万钟12师、商城陈耀汉58师的联系拦腰截断，孤立商城；第二步，孤立商城后，围点打援，歼灭援救商城的敌军；第三步，夺取商城、潢川、固始，占领整个豫东南，彻底粉碎北线敌人的‘围剿’部署。” “具体部署是：方面军总部指挥红1、4、9、27军从红安向北开进，红25军74师由皖西西进，从南、东两侧夹击豫东南敌军。特派员、徐总指挥、曾政委、旷副总指挥、左副参谋长随方面军主力从红安北进，红25军军长陈赓指挥红74师西进参战。皖西方面，由红25军政委吴焕先统一指挥红25军73、75师以及红28军，须密切注意皖西六安、霍山敌军动向，如敌军有所动作，务必全力将敌军阻止在淠河一线，保证方面军主力在豫东南的作战。南线则由红安独立第1师监视敌二十二路军。”蔡申熙一气说完。由于黄安战役的巨大胜利，缴获了大量武器，红四方面军将部分旧武器调剂给了红安独立第1师（由原黄安独立团扩充而成）。 陈赓、吴焕先以及红28军领导人均在皖西整补部队，没有参加此次会议。但将黄安战役中缴获的1部15瓦电台配给了红25军，故联络极其方便，不象以往一样要派通讯员翻山越岭去传信了。历史上参加此次商潢战役的红25军部队是红73师，也是该军头等主力师，但我坚持调新成立的红74师参战，一是因为我知道就在商潢战役打响后不久，皖西敌军主力立即进攻淠河，由于皖西红军实力较弱，以致红四方面军主力尚未完全结束商潢战役（未攻下固始），就被迫东移皖西，影响了整个战局。所以现在由吴焕先指挥红73师这个主力师，暂时挡住皖西敌军就多些把握；二是陈赓与红74师的师长徐海东原就是上下级（陈赓原任红12师师长，徐海东为该师红36团团长），配合十分默契。历史上徐海东曾参加了商潢战役，并打出了“徐老虎”的威名。他很尊敬陈赓，曾激动地说：“陈赓是我的第一个好师长！”陈赓也经常向别人自豪地说：“我一生中，感到最荣幸的事，就是当过徐老虎的师长！”一提起徐海东，他总联系到“徐老虎”这个绰号，赞叹又风趣地说：“蒋介石很怕这个‘徐老虎’，一遇上就跑不掉了。同志们喜欢这个‘徐老虎’，他是革命的‘老虎’！”徐向前则称陈赓和徐海东为“两只猛虎”。让两位共和国猛虎大将联袂参战，必将十分精彩。 旷继勋笑着说：“黄安大胜后，部队人员、武器极大充实，且休整了3个多星期了，指战员士气空前高涨，天天都在摩拳擦掌，急切问何时打仗。商潢战役一打响，方面军上下都是出笼的猛虎，汤恩伯这些蠢材哪里挡得住。” 这都是实情。徐向前元帅曾回忆总结说：“那时，部队作战一不为钱，二不为官，一心一意要消灭敌人。指战员不是怕打仗而是盼打仗，巴不得天天有仗打，天天捉俘虏、缴武器弹药。如果一两个月不和敌人交锋，下面急得象开锅似的，意见一大堆，领导上要做许多思想工作。相反，战斗任务一下达，几乎用不着费唇舌，下面就忙活起来，人人生龙活虎，个个摩拳擦掌，把枪支、子弹、草鞋、干粮袋弄得好好的，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徐向前补充说：“商潢战役打响前，我们决定先打掉商南‘清区’的‘顾三毛子’。刘军长、陈政委，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红9军军长刘英、政委陈奇大喜过望：“那太好了！许大和尚一天到晚咬牙切齿要报高家寨大仇，要活劈‘顾三毛子’和‘顾狗子’，现在总算得偿心愿了。” 其他几位军长、政委则心存顾虑，担忧重蹈覆辙，反而影响了商潢战役的开展。 刘伯承、徐向前、曾中生等则解释说：“特派员已打下保票，保证一天时间就拿下高家寨，不但不会影响战役，还顺带拔除我根据地的心腹大患。” 众军长、政委担忧打“顾三毛子”，其实岂只是他们，就是徐向前、曾中生等昨晚听说我的这个意图后，也激烈地坚决反对，只是在我打保票后，才将信将疑，不过今天在众人面前，为不影响信心，他们并未流露出心中的疑虑。 徐向前、曾中生等的疑虑当然是有道理的。这个商南“清区”的“顾三毛子”，是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心头大患，尽管红四方面军名将如云，却拿这个“顾三毛子”无可奈何，比对付国民党军的名将和王牌师还头疼得多。 “顾三毛子”就是顾敬之。 1931年4月张国焘初到鄂豫皖根据地后，就打这个顾敬之与曾中生发生尖锐的冲突，也埋下了张国焘之后杀曾中生的祸根。 张国焘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后，就召开了第一次新集会议。会上曾中生提出：蒋介石正集中兵力“围剿”江西中央苏区，对鄂豫皖苏区暂取守势，鄂豫皖红4军应利用这个机会，南下蕲春、黄梅、广济，恢复红15军开辟的鄂东根据地，既解决自身的吃饭问题，又能打击和钳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反“围剿”。张国焘反对这样做，作为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他想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商南“清区”，顾敬之的民团虽屡受红军打击，仍顽固地坚守着一些山寨，裹挟群众逃离家园，反过来对红军实行坚壁清野，如同一根硬刺，扎在苏区的“肚脐眼”上。张国焘不懂军事，但懂得要把苏区内部的敌人搞干净。 如果苏区没有发生严重的粮荒，如果顾敬之是一般容易消灭的民团，张国焘做这样的选择也说不上是什么错误。但曾中生比他更了解情况，知道“顾三毛子”很难对付。 商城以南的沙窝镇，有一个大土豪顾敬之，老百姓称他为“顾三毛子”，有人枪数千，投向了国民党，成了红军的眼中钉肉中刺，给红军造成很大的麻烦。 张国焘下决心决心将“顾三毛子”这个民团连根除掉，曾中生被迫派了红4军中的两大主力：徐向前的第10师与许继慎指挥的第11师去商南征讨，可谓用两把牛刀杀一只鸡。谁知却连吃败仗，直到后来红四方面军主力失利后撤出鄂豫皖地区，也没能把“顾三毛子”打掉！ 这个顾敬之何许人也，如此厉害？原来，这“顾三毛子”之所以能打败红军，全靠着他的一个亲侄子顾鲁丞（人称“顾狗子”）。 顾鲁丞原是**党员，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在苏联“大清洗”中被牵连进了“托派小集团”，差点儿掉了脑袋。 受此惊骇，顾鲁丞回国不久，便脱党回到了家乡，被他大伯顾敬之倚为臂膀。叔侄俩采用**的一套作法，在商南管辖区里实行了减租减息、助贫会等一系列措施，居然将顾的管辖区建成了远近闻名的“清区”。 “清区”相对其它地方而言，社会秩序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庄稼也比其它地方的好得多。所以红军打来时，老百姓大都站到了顾敬之一边，跟着顾敬之上了高家寨。 高家寨是顾家及沙窝镇的几户望族祖上合资建成的一处躲避兵灾匪患的堡垒，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小镇。红军大举进攻高家寨，顾敬之和顾鲁丞狡猾透顶，见红军主力挟威而来，并不正面接火，而是主动放弃了沙窝镇，把当地老百姓全部集中到高家寨里，粮食也一颗不剩地搬到了寨子里，并派出信使和各地“保民团”、国民党地方部队联系，邀约他们从各个方向攻击红军。红军开到沙窝镇，遇到的是严格的坚壁清野。进攻高家寨的战斗打了7天7夜，由于缺乏重武器，久攻不下，粮食又极度匮乏，再加之上山的农民全都追随顾敬之，坚决与红军作战，红军仰攻到山顶城墙壁脚下时，弹雨挟着滚木擂石，以及烧沸的大小便一齐打下，最终寨子没能打下来，红军反倒伤亡了上千人！ 对于兵败高家寨，张国焘、许世友等在各自的回忆录里，都有详尽的记述。 红30团是红四方面军主力团、著名的“老30团”，当时的2营营长就是许世友。许世友在打新集时担任敢死队队长，因夜袭县衙，刀劈敌守军团长孟云卿，生擒敌县长刘芳，威逼刘芳下令守城敌军向红军围城部队缴械投降而威名远扬。然而就是这员超级猛将、少林高手，这次战斗也身负重伤，差点丧命，还几乎废了武功。 攻打高家寨，许世友仍担任敢死队队长，但仰攻到城墙脚下时被滚木砸中脑袋，当场昏死过去。幸亏当时的敢死队员、如今健在的罗应怀将军等弟兄拼死将他救回，躺了一个多月，命虽保住了，但一身武功却从此大打了折扣。此后许世友曾与张国焘的“御前带刀侍卫”何福圣比武，败下阵来。其实按照许世友扎实的少林功夫，其“少林铁腿”应在何福圣的“铁砂掌”之上，此次败阵就与攻打高家寨受重伤、武功大失有关。 顾敬之和顾鲁丞不但善于防守，还学了红军的战术，频频出击，袭扰红军。曾中生手中无粮，眼看着要与“顾三毛子”转入持久战。军内主要将领坚决要求回撤。曾中生再次派人向张国焘要求，改变红4军的作战方向，“立即南下，解决吃饭问题”。张国焘对这种要求看作对其领导权威的公然挑战，勃然大怒：“这个曾中生，刚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又来了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张、曾之间原来还被掩饰着的矛盾，渐渐表面化。以此为肇始，张国焘为清除异己、树立权威，在鄂豫皖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 所以我主张打掉顾敬之，就触及到曾中生等人的伤疤。但我当然有绝对的把握，要拔掉顾敬之这个“刺头”，一来解除心腹大患；二来为红军报仇，震慑敌军特别是反动民团。 1月1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4个军、近4万人冒着大雪，由红安大举北上。其中，许继慎的红1军由新集西北的斑竹园出发，直奔国民党军汤恩伯第2师的师部所在地北亚港；头等主力王树声的红4军则由白雀园向东北直扑商潢公路中段的傅流店和江家集，以“腰斩”　汤恩伯第2师。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27军与炮兵群、少共国际团等方面军直属部队跟随红4军前进；我与方面军炮兵司令员朱瑞、红9军军长刘英、政委陈奇，则率红25师（师长许世友、政委詹才芳）由新集北面的浒湾向东直扑商城南面的沙窝镇高家寨，准备打掉顾敬之的民团。 到了高家寨下面，我才知道地形是如何的险峻。从远处望去，起伏的丘陵中异峰突起，宛如海浪；高家寨恰似搁在浪峰尖上的一条船。古老的城墙均是大条石，据称82毫米迫击炮弹打上去也只能留一个白点。而四周皆是陡峭的绝壁，只有一条小路可上。而由于地形太险，笨重的82毫米迫击炮根本抬不过来，就是抬过来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小路蜿蜒崎岖，红9军的特等射手将顾敬之民团的冷枪手逐一打掉。顾敬之看来也没指望阻止红军上这条小路，将全部兵力都收缩在高家寨里面，准备又象以前一样倚仗厚重的城墙，居高临下打垮红军的进攻。 红9军象往常一样逼近了城墙附近。但我不会傻得派出敢死队蛮攻。 在敌军射不到的死角后面，我军沿着陡峭的山路从上到下排开了20个大“汽油桶”。许世友率领敢死队准备待命。 行军途中各人都好奇地问道打高家寨带汽油桶干什么。我则笑答保密，届时就知道了。 炮兵专家朱瑞用炮队镜（黄安战役所缴）测距后，下令“汽油桶”开炮。 伴随着沉闷的响声，20个黑点飞上了天空，砸上了高家寨高大厚实的城墙。只听得一片震天动地的巨响，宛如沉闷的冬雷，地动山摇。山顶的高家寨被漫天炸起的雪雾笼罩。雪雾散后，只见似乎坚不可摧的城墙已经坍塌了一截，碎石瓦砾堆满了城墙下面的山路。 成功了！“天雷炮”成功了！ 这些“汽油桶”，就是淮海战役中使用的“飞雷”，由于结构简单，是我少数记得原理的大威力武器之一。我将之告知叶挺后，叶挺利用他任十九路军参谋长的便利条件，组织老炮兵和从上海炮厂高薪雇请的老工人进行试制，很快就取得成功，后来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大显身手，让日本人吃够了苦头。叶挺在试制成功后，将有关资料放到了我和他预先约定的地点，我则通知胡底派袁殊定期去取。袁殊利用掌管电台的条件，秘密将资料发到了胡底负责的红四方面军政治保卫局的电台。这些资料随后转给了朱瑞。之前我则将“天雷炮”的原理告知了朱瑞，但没有透露其起源，只说是苏联红军新发明的简便武器。朱瑞是在苏联学习炮兵的，当然知道苏联红军的炮兵天下第一，对如此大威力的武器出自苏军自然深信不疑。由于叶挺的资料，兼之朱瑞本人就是炮兵专家，朱瑞秘密试制“天雷炮”也迅速取得成功，这次第一次用于实战，一举奏效。 “天雷炮”就是我对付“顾三毛子”的秘密武器。别说什么民团，历史上就是全美国武器装备的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第18军，都在淮海双堆集被“天雷炮”炸得七零八落。叶挺在上海也让现代化武装的日军知道了厉害。现在提前16年使用，正好拿顾敬之的小小民团开刀。 “天雷炮”就是我来到这个时空改写历史的“杀手锏”。我估计它对此后战争的影响，恐怕不下于马镫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 当古代欧洲仍然在沿用亚历山大步兵方阵的时候，大汉与匈奴在北方草原上拼死搏杀，双方均使用精锐骑兵作为主要核心力量。大将军卫青，骁骑将军霍去病动辄率数万精骑出塞，直捣匈奴龙庭，而匈奴更是拥控弦者数十万，双方远则箭射，近则刀剑砍杀，骑兵的迅猛威力令其他兵种难以匹敌。　而欧洲的骑兵在作战中起不到决定的作用，骑兵只是被用来侦察，骚扰和追击。欧洲骑兵战斗力弱的原因是：他们没有马镫。 没有马镫的时代，人们需要骑跨于裸马的背上，靠手抓住缰绳或马鬃，并用腿夹紧马腹使自己在马匹飞驰的时候不致摔落。但这种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长时间骑马容易疲劳，同时在奔跑的马背上也难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要有效控制马匹需要一只手抓住缰绳），而在近战中，骑手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剑和长矛，劈砍或刺杀落空、双方兵刃的撞击等都随时会令骑手从马上滑下。因此这一时期欧洲无马镫骑兵除速度占优外，其战斗力是远不如脚踏实地的步兵的。 “由于有了马鞍和马镫，匈奴骑手们能在骑马的过程中朝每个方向射箭。”正是由于马镫这个小小的、似乎根本不起眼的简单器具，却使骑兵仅靠双脚就能有效控制马匹，并解放了双手，从而能顺利使用弓箭和刀枪，极大地增强了骑兵的突击力。在马镫发明后近两千年的中国古代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汉族的作战大多保持巨大的优势，人数居于绝对劣势的少数民族，无数次入主中原（特别是北宋以后），就是因为马镫这个小玩意的巨大作用。 被东汉王朝驱赶走的匈奴人，辗转流落中亚，仗着马镫的优势，横扫中西亚和整个欧洲，在公元四世纪阿提拉大王时代，匈奴骑兵更是打到法国大西洋沿岸（比成吉思汗还远得多），几乎覆灭整个欧洲。阿提拉被欧洲人敬畏地称为“上帝之鞭”，这就是“黄祸论”的肇始（并非源自成吉思汗）。马镫随之传入欧洲，在欧洲还被称为“中国鞋”。至于成吉思汗的无敌蒙古骑兵横扫欧亚大陆，就更不必说了。 我这个利用汽油桶改造的“天雷炮”，看似简单无比，实则威力巨大，什么现代化的日军精锐师团，全美械装备的**“五大主力”，统统砸个稀巴烂。近代中国没有现代化军事工业，连75毫米山炮也不能制造（只能制造轻型迫击炮），至于红军更不必说了，制造手榴弹都成问题。这些我无力改变，不可能变戏法创造出巨大的现代化兵工厂。但这个汽油桶和黄色炸药组合的简便武器，却非常适合中**队和红军，可称为“中国炮”或“红军炮”（此后红军决定统一使用“红军炮”这个名称，就象苏联红军亲切地称火箭炮为“喀秋莎”一样）。有了这个“汽油桶”，红军就可进行大规模野战作战、攻城作战，就不必象历史上那样往往被迫避开敌军主力、迟迟无法攻城作战了，可以说完全改变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形势。所以这个不起眼的“汽油桶”，就象历史上的马镫一样，将极大地改写历史，是我手中的一大“法宝”。 朱瑞这次在高家寨使用的是30公斤的大号装药，就是钢筋混凝土一样能炸垮。黄安战役时缴获的10吨黄色炸药，提供了充足的“炮弹”。由于高家寨地势险要，笨重的迫击炮根本抬不上去，但轻便的“汽油桶”却可轻易搬上去，这是“顾三毛子”和“顾狗子”做梦也想不到的。 接着朱瑞指挥10门“天雷炮”集中轰击城墙，一段段炸过去。顾敬之在城墙上安排了一些机枪和大量手榴弹，由老手操纵，曾经给红军造成巨大伤亡，现在在“天雷炮”的集中轰击下，还没来得及开火，守军就被活埋在倒塌的城墙下；另10门“天雷炮”，则使用填满几千颗小圆石的炸药包，变成“震天雷”，截短引信，经几次轰击后，可控制在高家寨上空5－10米爆炸，不但爆炸中心的房屋倒塌，人员活活震死；且爆炸后无数“飞蝗石”四射，爆炸中心百米内之人都被打得满身血洞。山顶厚厚的积雪被纷纷炸起，雪雾将整个高家寨完全笼罩，仿佛一个白色的地狱！ 我当即下令出击。许世友早就等得不耐烦，此时一跃而起，率领敢死队向山顶城墙扑去。虽然遍地碎石瓦砾，但毕竟比爬城墙容易得多。民团在漫天雪雾中只顾四散躲避，也看不清山下情况，故许世友的敢死队顺利突入寨内。接着整个红9军25师都杀了进去。 战斗成了一边倒的屠杀。以前是顾敬之的民团屠杀进攻的红军战士，现在则被“天雷炮”和“震天雷”这一前所未闻的大威力武器大批屠杀。剩下侥幸未死的也被震得七荤八素，还未清醒过来，就被许世友的大刀队砍得满地人头乱滚。许世友把一肚子怨气都出在鬼头大刀上，一路砍杀过去，身后留下无数无头尸体，到处寻找“顾三毛子”和“顾狗子”。 高家寨被顺利攻下来了。这个给红军造成巨大伤亡和麻烦的顽固据点，由于“汽油桶”的巨大威力，变得不堪一击，此次红军伤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查看后证实，“顾狗子”顾鲁丞在城墙上指挥作战时，被“天雷炮”活活震死，虽然尸体完好，但五内俱碎。这个曾在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解最新武器装备的留学生，做梦也没想到国产“土炮”有如此威力吧。至于顾敬之，自知红军不会放过他，开枪自尽。红军将两人头颅砍下，祭奠之前阵亡红军战士亡灵，并将两人无头尸身踢下万丈深谷。 此次高家寨之战，拔除了鄂豫皖根据地腹地的最大一颗钉子，解除了红军后顾之忧。此役击毙民团1000多人，俘虏也有1000多人，基本为一般农民，连同大量武器弹药全数补进了红25师。至于幸存的群众，则宣布根据地新的政策，既往不咎，告知根据地已经纠正了之前左的错误，每户仍可照样分田，稳定了商南群众的情绪。 高家寨为顾敬之以及其他商南大土豪多年经营的据点，储存有大量粮食和物资。这次除将部分粮食物资散发给当地群众外，其余则组织民夫运到首府新集去。由于高家寨地势太险要，红9军将该地平毁，并埋下大量炸药在上山小路险要处爆破，无数山石将小路彻底堵住。 高家寨打破后，商南各民团据点受到极大震撼，人人自危，部分向红军投诚，部分则纷纷逃进商城，妄图得到国民党正规军58师可靠庇护。 鄂豫皖省委和苏维埃政府派来一批干部和游击队，将顾敬之横行多年的商南“清区”变成了红色根据地。我则和红9军从沙窝镇向西北进发，准备在傅流店与方面军主力会合。 此时，皖西的陈赓、徐海东两员大将率红74师西进，直插商城与固始之间的河凤桥，从商潢、商固公路南段隔断商城与潢川、固始间的联系，阻止商城之敌向北突围，固始之敌顺公路南援。驻固始的国民党军45师师长戴民权是有名的滑头，以保存实力著称，只派出少量兵力南下应付了事。驻商城的国民党军58师师长陈耀汉又惊又怒，多次集中力量向北突围，都被红74师打了回去。如果敌军45、58师全力出击，南北夹击，红74师这支新部队无论如何是挡不住的。我们正是看准了戴民权明哲保身这一点，才敢于用1个师就牵制两城之敌。 主攻方向上，红四方面军从斑竹园、白雀园两路北上。红1军军长许继慎重伤初愈，急于求战，率部从斑竹园冒雪北上，直奔北亚港。出发前徐向前专门告知他：“北线之敌中，汤恩伯第2师是蒋介石的教导师，商、演、固三县敌人重心所在。北亚港是第2师司令部驻地，汤恩伯其人志大才疏，这样大的雪，他必然麻痹。你们要置其他敌人于不顾，全师突袭北亚港，将汤恩伯的指挥中心打掉！” 1月12日傍晚，红1军抵达北亚港外围。北亚港驻有汤恩伯第2师的师部和1个团。北门外的十里头驻守着曾万钟12师的1个团。 “红31师从北面突袭十里头，然后由北向南攻击北亚港；红32师从南门进攻，吸引敌火力。红33师埋伏在北门外公路两侧，准备伏击从北门出逃的敌人！”雪地里，许继慎发出命令。 3位师长姚家芳、周维炯、徐百川分率各师迅速向攻击出发阵地运动。暮色和纷飞的大雪掩饰了红军的行动，国民党军一点也没有发觉已被包围。随着一发红色信号弹升上夜空，战斗开始了！“哒哒哒！哒哒哒！”从北亚港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响起激烈的枪声。红军攻城的呐喊压过了风雪的呼啸。 在红军突然袭击下，驻守十里头的敌12师1个团乱成一团，大部被歼，少数溃逃到潢川。十里头扼住北亚港的北门，是北亚港通往潢川的要道。不久北亚港之敌冲出向十里头反扑，很快就被击溃。但这支敌军战斗力太差，根本不象第2师这支国民政府教导师的战斗力。等到红32师从南门意外地突进北亚港，才发觉汤恩伯的第2师师部和1个团早就跑了。 徐向前意图一棒敲掉豫东南敌军主力第2师的师部，以摧毁敌军首脑指挥机关、给敌军造成混乱的计划落了空。 我早知道这样的结果，但暗地里坐视此事的发生。 原因是我意图取得比历史上的商潢战役巨大得多的战果。 红1军突袭北亚港，并在北门十里头埋伏。历史上此时汤恩伯正与从潢川赶来的敌12师师长曾万钟、从信阳赶来做客的敌二十路军总指挥兼76师师长张钫饮酒听歌赏雪。一场《东周列国》唱到黄昏，三位师长对酒当歌，赏雪看景，并有小曲声声，美女翩翩，乐哉悠哉。 张钫是一位老资格的军人，参加过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后随冯玉祥北伐，蒋、冯交恶后投蒋，他的二十路军被整编为75、76两个师，他兼任76师师长，被老蒋调上了“剿匪”战场。目下老蒋下野，日寇紧逼，红军又在南线黄安大胜，他的心里七上八下。红军进攻北亚港的战斗打响后，张钫惊惶失措，企图从北门突围，沿公路北上逃往潢川。哪知汤恩伯老奸巨猾，判断红军必在北门设伏，于是声北击东，派出民团向北突围，吸引红军注意；汤恩伯则率第2师师部、1个直属团以及张钫、曾万钟从东门逃走，沿野地迂回逃往潢川。这确实出乎红军意料。同时汤恩伯命令第2师驻商潢公路傅流店、江家集的主力部队迅即撤往潢川，从而避免了被红军第4军分割。 这些历史上发生的事实我自然清楚，但有意放汤恩伯等一条生路。如果要截击的话，我自会提醒徐向前和许继慎，派出主力在北亚港东门设伏，那样汤恩伯、张钫、曾万钟一个也跑不掉，群龙无首的敌军第2师在商潢公路傅流店、江家集的主力部队也会被红4军冲垮。这自然属于重大战果，但汤恩伯的第2师是豫东南敌军的头等主力，如果其一开始就被迅速歼灭，加上失去张钫、曾万钟两位师长，豫东南的敌军几个师肯定会迅速放弃占领的几个县城，迅速向信阳收缩，红军即使追上去，最多只能打个击溃战。而把汤恩伯、张钫、曾万钟放回潢川，红军只要围住商城，蒋介石按照肯定严令豫东南敌军几个师前来解围，红军就可围点打援，将豫东南敌军4个师全部歼灭！按照历史，围困商城后，蒋介石严令汤恩伯、张钫、曾万钟等率3个师、19个团沿商潢公路前进解围，被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包围击溃，但正如徐向前在回忆录中遗憾指出的：“我军兵力不够，火力不强，敌人太多跑得又快，打的是个击溃战。”这一仗只歼敌6000多人，在商城被包围的敌58师也突围跑掉了。我放走汤恩伯等，就是等着重演历史，但不同的是，此次参战的红军是9个师，而不是历史上的4个师；而且还有“震天雷”等绝密大威力武器，吃掉敌军援军3个师，打掉商城的敌58师，都不成问题，歼敌数量很可能在4－5万之间，将大大超过历史！ 至于汤恩伯，是国民党军中著名的“溃逃将军”。1937年抗战爆发之初，汤恩伯狂奔千里，一口气从河北逃到河南，当时国民党的国大代表曾上书蒋介石弹劾，称自古丧师失地，未有如此之速者，要求严惩汤恩伯，弹蒋介石置之不理。1938年台儿庄大战，李宗仁指挥西北军、川军等低劣武器装备的杂牌军与日军王牌第10师团展开大血战，打得尸山血海，伤亡数万。此时全德国武器装备的第20军团的军团长汤恩伯，却坐拥第52、85军两支精锐部队，在日军后方抱犊崮山区消极避战，并压制手下名将关麟征、郑洞国等强烈的请战要求，致使日军第10师团大部得以逃脱包围圈，侥幸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厄运。1944年，日军进攻河南时，身为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汤恩伯率部望风而逃，成为豫湘桂大溃退的祸首。在汤恩伯的军事生涯中，有很多次溃逃的经历，可称得上是“溃逃专家”。也许，他的溃逃“爱好”是在大别山与红军作战时养成的？ 不过这个“溃逃专家”，由于忠心耿耿，却得到蒋介石格外信任，多次官复原职，且不断提拔。历史上此次商潢战役失败后，汤恩伯被蒋介石免去第2师师长的职务，不过很快又转任第89师师长，东山再起。国民党军有这样的蠢材指挥，当然是红军之福。汤恩伯的官越大，红军的胜利就会越大，对这样有用的“人才”，我当然要放一条生路。 此次北亚港之战，虽然打掉第2师师部的意图落空，但还是有收获的。红1军歼灭敌12师1个团大部，并全歼了当地民团，人员、武器都得到一定补充。特别是汤恩伯第2师师部轻装仓惶逃跑，该师新装备的12门瑞士索罗通20毫米高射机关炮被丢在北亚港，原本是汤恩伯用来对付红军的秘密武器，现在则成为红军的战利品。我将这批宝贵武器交给朱瑞的炮兵司令部统一指挥。因为红军没有高射兵器，历次作战均在国民党军空军攻击下伤亡很大，有了这批武器，就可对付敌军空中威胁了。可惜的是敌第2师的炮兵都在潢川，不过我有信心在此后的作战中将其缴获。 此时，红1军按计划占领了商潢公路北段重镇北亚港，红4军也占领了商潢公路中段的傅流店、江家集、豆腐店（又称杜付店）等地；红74师突袭商城、固始之间的河凤桥。到此，红军完全控制了长达60公里的商潢公路，并切断了商固公路，将商线之敌“孤悬”起来，完成了战役第一阶段的目标。 我和朱瑞以及红9军赶到了傅流店，与红四方面军总部会合。徐向前、曾中生等见我果然只用一天就打下高家寨，都很惊奇。许世友得报大仇，十分畅快，不过也为没有活劈“顾三毛子”和“顾狗子”感到遗憾。朱瑞则详细介绍了“天雷炮”的威力，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都为如此简便而又威力极大的武器（特别是极其轻便，非常适合红军的“飘忽”作战）感到十分振奋，决定将其命名为“红军炮”。 “战斗一切顺利，完全按照原计划进行。”旷继勋边说，边用木棒拨弄着火炭堆。 左权说：“现在敌人完全集结在商城和潢川这两点上。潢川有3个师和1个独立旅，商城有1个师。” 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主任舒玉章问我：“特派员，我们围点打援能成功吗？潢川之敌真会全力前来救援商城？” 我笑道：“一定会来的，3个师加1个旅，有20个团，只要把它们全部吃掉，整个豫东南就是我们的。你和汤恩伯这位校友，这次可较量一番，看哪个才是真材实料。” 舒玉章与汤恩伯都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算是校友。 众人都笑了起来。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则有点担心：“20个团，我们有把握吃掉吗？”之前在野战中，红四方面军只在1931年双桥战役中全歼岳维竣的第34师4个团，现在要吃掉5倍于此的庞大敌军，也难怪他担心。 当时国民党军的野战师，有甲、乙、丙三种编制。甲种师下辖3个旅，每旅3个团，1个师就有9个团，这类师都是蒋介石的头等王牌主力师，汤恩伯的第2师就是甲种师；乙种师下辖3个旅，每旅2个团，1个师有6个团，曾万钟的第12师就是乙种师；丙种师下辖2个旅，每旅2个团，1个师有4个团，张钫的76师就是丙种师。此前曾万钟的第12师在北亚港被歼约1个团，但加上唐云山独立第33旅的2个团，所以敌援军当有20个团。 徐向前果断地说：“没有问题。我们集中9个师，总?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24 部分阅读 庇?0个团。 徐向前果断地说：“没有问题。我们集中9个师，总兵力在4万人以上，与敌军大致相当。朱瑞同志的炮兵也全部上来了，还有威力无比巨大的‘红军炮’，全歼敌援军是有把握的。” 1月20日，我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以及各军的军长、政委，来到商潢公路上的要点豆腐店（又称杜付店），野外现场勘查设伏地形。历史上商潢战役也称为豆腐店或杜付店战役，就是因为此。 左权介绍说：“这里西北边是潢川，西边是一道绵延的丘陵山地，形成一道弓形。弓形当中，豆腐店这个小镇是潢川去往商城的要冲主道。我们初步决定就以这为阵地，给汤恩伯以当面痛击！” “阵地选得好！”徐总肯定地说，“汤恩伯这碗烫汤，不好喝呀！” “老虎嘴皮厚，不怕烫！”陈赓说，“他喝下汤，还要吃人呢！” 徐海东嘿嘿一笑说：“有两位首长指挥，这碗汤，说什么我也得吞下去！” 陈赓和徐海东指挥红74师，原在河凤桥牵制商城、固始两处之敌。由于此战关系重大，故将该师调来，这样参战红军就有9个师，全歼敌援军才有把握。为营造声势，震慑敌军，之前红四方面军全军4万人曾全部开到商城外武装示威游行，只见人山人海，红旗漫山遍野，声势浩大之极。之后红军几乎全部撤离，只留小股部队在商城周围高地遍插红旗，虚张声势。商城之敌58师师长陈耀汉果然吓破胆，一味通过电台高喊救命。至于固始的45师师长戴民权，更是保存实力专家，仗着城墙高大坚固，更是龟缩不出。这样我们就可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党军庞大的援军。 曾中生问：“我们具体部署打算怎样？” 左权指着周边地形说：“我们在豆腐店一带构筑主要阻止阵地，正面对抗敌人援军。在镇内依托房屋，街上堆上沙包，作为前沿阻击阵地；在豆腐店后面的高地上设立主要阻击阵地，只是天气寒冷，土冻得很硬，一铲只能挖一个小疙瘩，像土拨鼠打洞一般。估计要2天时间才能构筑好阵地” 徐向前说：“土冻得很硬也有好处，可大大减轻敌军炮击威力。这里准备放什么部队？” 左权答道：“是红27军。79师将1个团放在豆腐店镇内作为第一线兵力，主力2个团则集中在镇后高地上。红25军红74师、少共国际团也放在这里，作为方面军预备队，如正面顶不住就顶上去，歼灭敌军时也用作正面突击。方面军炮兵群全部集中在高地后面，作全盘支援。” 历史上的此次豆腐店之战，红四方面军是用陈赓、徐海东的部队正面硬顶住敌军，伤亡很大，徐海东亲自挥舞宽刃大刀带头拼杀，战况极其惨烈，跟随他的号手牺牲，警卫员也负了重伤。王树声也在用大刀拼杀时身负重伤，昏迷在死人堆里，好不容易才被找出来，差点就没抢救过来。现在有了“惩戒营”，就可用红27军正面硬顶，陈赓、徐海东两员大将则作预备队，关键时刻再猛虎出笼。 黄安战役后，朱瑞将缴获的火炮连同上次双桥战役缴获的火炮集中起来，将不能使用报废的火炮拆下零件，用作修复损坏的火炮，这样就建立起方面军炮兵群，有12门德国75毫米山炮，30门82毫米迫击炮。至于几十门60毫米迫击炮（按照日军标准，这些俗称六零炮的轻型迫击炮只能算作掷弹筒）就分散拨给各军作火力支援。德国75毫米山炮重达2吨（放列全重达2200公斤），如果拆开来用骡驮载，需要用到6匹骡子，国民党军配备的都是特地从华北买来的昂贵的大骡，如果用胶轮车挽曳，则只需一匹骡子。幸好上次黄安战役时打垮了西北军，缴获了大量无人看管、满山乱跑的华北大骡。这次豫东南作战，地形也较平坦，故能将这批山炮顺利拉到预定战场。 至于82毫米迫击炮，则是当时中国四大兵工厂之一的河南省巩县兵工厂（另三大厂在沈阳、上海和汉阳，由于沈阳“九一八”事变时落入日军之手，故中国仅剩三大兵工厂）的杰作。该炮系仿造法国的布郎得（Brndt）81毫米迫击炮而制成，口径变成82毫米，不仅精度颇佳，且成本仅为法国的七分之一。 说起巩县兵工厂，堪称近代中**事工业的奇迹。该厂系中华民国大总统、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亲自筹划，在德国人帮助下，1915年8月巩县兵工厂开始了第一期工程，3年后完工。该厂占地2700亩，投资1127万银元，职工超过1。2万人，仅在厂西所建的宿舍就有24幢，其规模可见一斑。至此，默默无闻的巩县借巨型兵工厂一时声名远扬。 可悲的是，袁世凯还没坐稳皇帝的御驾，就一命呜呼，他寄予厚望的巩县兵工厂，根本没有为他的独裁统治发挥作用。 直到1919年，巩县兵工厂的武器才得以问世，类型五花八门，其中不乏在当时颇具杀伤力的武器。先进的俄式手榴弹系该厂在我国首先仿制，野炮炮弹也是该厂首先将铸铁外壳制成钢质开花弹。兵工厂制造的“博福斯钢炮弹”，在南京举行的全国武器比赛中名列第一。所制“79式步枪”，在1931年国际射击比赛中，比德国原装“毛瑟”步枪还多打500发子弹，使用性能居世界之冠！（后根据蒋介石“加长刺刀，缩短枪托”的提议，将79式步枪改进后于1935年制成新式步枪，称为“中正”式，为**步枪标准装备，性能在日军“三八大盖”之上。且该步枪子弹通用于轻、重机枪，十分适合战时装备部队。为简便起见，一般也把79式步枪称作“中正”式）。 袁世凯死后，各个军阀对巩县兵工厂无不垂涎三尺。巩县兵工厂命运也随着时局的起伏摇摆，先后几易其主，冯玉祥的西北军一度对兵工厂有所控制。1930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中央嫡系占领巩县，从此兵工厂就归属南京国民政府，成了“军政部兵工署孝义兵工厂”。 由于西北军一度控制巩县兵工厂，故大量装备了82毫米迫击炮、79式步枪。红四方面军在黄安战役打垮了西北军二十二路军主力，几乎缴获其全部火炮，加上大批79式步枪，大大增强了红军的火力。更不用说有了威力巨大的“红军炮”，单就炮兵火力而言，红四方面军炮兵群已超过了汤恩伯的援军，这也是在豆腐店全歼敌人4万援军的信心所在。 左权接着介绍说：“我们在豆腐店正面顶住敌人，给予其大量杀伤，将迫使敌军将其预备队从傅流店后方调上来，加入正面进攻。此时，我军就以集结在王营的红9军以及红1军红31师向北直插傅流店的白露河渡口，将敌人援军全部堵在白露河以东，卡住敌人西逃的来路；以集结在蔡家岗的红1军红32、33师从南面进攻，豆腐店正面红25军74师与少共国际团从东面压上，三面对敌形成强大攻势，只虚留北面，就是兵法上的‘围三阙一’，以避免敌军困兽犹斗，增大我军伤亡。三面被围后，敌人只有向北面突围，到经坊寺的白露河桥梁渡河逃窜。这一段十几里路，大多是洼地，此时集结在黄楼的我军主力红4军3个师就可展开猛烈突击，冲垮突围敌军的队形。此时只要工兵炸毁经坊寺的白露河桥梁，我军四面合围，敌人4万援军必将死无葬身之地。为加强火力，‘红军炮’分别配属给红9军、红4军。” 徐向前、曾中生等点头说：“这样部署堪称滴水不漏了，白露河东面的这十几里洼地，就是敌人援军的覆灭之地。” 我问左权：“如果你是汤恩伯，会将指挥部以及炮兵阵地设在哪里？” 左权从容地回答：“只能设在六寨。这里是面对豆腐店的唯一制高点。” 我暗自赞叹。历史上汤恩伯等人的指挥部和炮兵阵地确实就设在六寨！左权不愧为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啊！ 我们一行随之来到六寨附近的高地，舒玉章敏锐判断出了敌人指挥部和炮兵阵地可能设置的具体方位。他和汤恩伯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战术思维”是一致的。 徐向前对朱瑞说：“你组织山炮（只有德国75毫米山炮才能从豆腐店后面的高地打到这里）对这里进行试射，精确定好射击诸元。战斗打响后，到炮兵群开炮时，我要你第一批炮弹就砸在敌人指挥官和炮兵的头上！” 曾中生说：“对！试射时不要吝惜炮弹，关键是要定好方位刻度。现在我们有‘红军炮’了，你那些山炮、迫击炮到时把炮弹通通打出去，打了胜仗敌人那里炮弹有的是！” 旷继勋补充说：“到时把炸起的浮土填回弹坑，现在天气冷，地面很快就冻硬了，大雪一下什么都覆盖了，敌人根本看不出来我们试射过。” 根据红四方面军总部一致通过的作战计划，各军迅速就位，等待空前大规模歼灭战的到来。 且说驻守商城的敌58师师长陈耀汉见商城孤立，十分惊慌，连连向开封绥靖主任刘峙、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告急，捎带着也告了汤恩伯一状，说他身为大将，不战而逃。刘峙本来就讨厌汤恩伯，随即上报南京。1月21日，一度下野的蒋介石卷土重来，回到南京主持“大局”。听到消息，大怒，电饬汤恩伯即时率军南下，援救商城，“将功抵罪”，又令曾万钟率第12师、张钫率其兼师长的76师、唐云山率独立第33旅，“立即南下”，加入解围商城之战。 1月22日一大早，汤恩伯第2师、曾万钟12师出潢川城，沿着商潢公路，向东南出动。他们的背后，是刚刚进至潢川地区的张钫76师、唐云山独立第33旅，总计达20个团，近4万人。 时值大雪弥漫，道路泥泞，国民党军装备笨重不易展开，迟至次日上午，汤恩伯第2师、曾万钟12师才从傅流店渡口开过白露河，前锋进抵豆腐店外围，被豆腐店镇内的红27军红79师的1个团打了回去。 前锋受挫后，上午10时，汤恩伯和与他并行的曾万钟下马，将两师指挥所设在傅流店东北不远的刘寨，2个师的强大炮兵也摆在这里。 “命令炮兵布阵，向‘赤匪’阵地轰击！”汤恩伯命令道。 12门德国克虏伯75毫米山炮迅速向豆腐店狂轰滥炸。静静的雪地被猛烈的炮声惊醒，炮弹呼啸着飞向豆腐店，房屋起火，墙垣倒塌，全镇立刻成了一片废墟。 汤恩伯为自己精良的装备感到自豪，他认为藏在镇子里的红军“游击队”被消灭了。汤恩伯急于抢功，命令第2师用2个团兵力打先锋。只见敌军黑压压的一片，端着刺刀，向豆腐店红军阵地涌来，嘴里哇哇地呼叫着。 突然，没有声音的小镇怒吼了。伏在沙包土墙工事后的红军一起开火，子弹飞向敌群，敌人的一排排地倒下，气势被压下去了。 红79师是一支“惩戒营”，士兵都是被俘的敌军顽固军官和骨干，使用“汉阳造”或“老套筒”，以及手榴弹；军官则由红军的“红色士兵”担任。一般每1个排内有“红色士兵”8名，持79式步枪（排长则有驳壳枪），身背大刀，既加强一线火力，又兼督战队。该师有1个全由原政治保卫局士兵组成的“红色营”，有10挺捷克式轻机枪，既是全师的督战队，又是全师的预备队。 敌军第一次冲锋被打下去了。 汤恩伯又气又急，毕竟蒋介石刚刚复出上台，三把火可不是玩的。在他的严令下，敌军第2师轮番炮轰，轮番冲锋，豆腐店小镇被炮火翻了个，房屋炸得七零八落，但红军豆腐店阵地始终坚守不弃。 曾万钟也坐不住了，下令将12师也拉上去。曾万钟也参加过北伐，是第3军朱培德手下的团长，打仗有着北伐军的猛劲。历史上在抗日战争中，曾万钟先后担任第3军军长、第5集团军总司令，与日军中条山大血战是拼到底的，称得上抗日英雄。至于现在他能否躲过红军的炮火，就看他的运气了。 敌军第2、12师集中6个团，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发起超级大规模冲锋。防守的红军79师这个团此时已伤亡过半，幸存的战士被炮弹溅起的浮土埋住了，待爬出土时，敌人已到跟前。团长张绍东、政委兰国清手持驳壳枪和大刀，亲率“红色营”投入反击，机枪手端着捷克式轻机枪在前开路，将涌来的敌军大片扫倒；大刀队冲入敌军队形，一时间两军混战起来，捉对儿厮杀，只见寒光闪闪，吼声震天，鲜血飞溅，雪地殷红！在督战队严厉督促下，“惩戒营”的被俘军官也只好硬着头皮冲上去与昔日同一阵营的“弟兄”拼刺刀。一番血战后，终于击退敌军这次大规模进攻，但红军团长张绍东、政委兰国清均阵亡（历史上张绍东曾任红25军75师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的团长，与参谋长兰国清受国民党策反，跑到**那边去了。他们两人统领“惩戒营”，当然是我安排的。现在双双战死，也算对得起革命了）。该团有生力量已剩余不到200人，根据上级命令，打退敌军后放弃豆腐店阵地，携带伤员退回镇后的高地。 攻下小小的豆腐店阵地，由教导师改编、号称**精锐的第2师就伤亡2000多人，汤恩伯用望远镜观察着镇后面红军严阵以待的高地，感到有点吃不住劲了：前面还有40公里路呢！他下令在后方傅流店的唐云山独立第33旅也开上来。 第12师虽然初次进攻受挫，但毕竟逼红军撤出了豆腐店阵地，曾万钟这个北伐军团长猛劲又上来了，为报北亚港被歼1个团之仇，他次日联合还不知道厉害的独立第33旅，总计7个团兵力，向红军阵地发起轮番冲击，要给“教导师”作个样板。但红27军主力在此，预先构筑了坚固的阵地，冻土又大大减弱了敌军炮火的杀伤，架在山顶上的“马克沁”重机枪和捷克轻机枪居高临下猛烈扫射，从而将敌军进攻一次次粉碎。为了不暴露火力，红四方面军炮兵群没有开炮。 汤恩伯看够了曾万钟和唐云山的笑话以及狼狈样，下令第2师亲自上阵，毕竟是“**精华”，毕竟9个团的实力几乎占此次援军总数的一半，要拿出点主力样来。 此时已近中午，但天色晦暗，还下起大雪来。新雪很快掩埋了尸体和血迹，战场变成了茫茫雪海，一片白色的静谧，暂时掩盖了战争的残酷。 我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站在高地上，观察着一下子变得出奇安静的战场。旷继勋有些焦躁，他是左右开弓的神枪手，喜欢激烈的战斗场面，对如此不正常的诡秘感到不惯。 曾中生冷静地说：“敌人还有十几个团的完整战力，汤恩伯的第2师主力未损，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当然清楚汤恩伯的鬼把戏。他下令第2师的进攻官兵都把羊皮棉袄反过来穿，将里面白色的羊毛露在外面，和雪地融成了一色，趴在地上静悄悄地向前运动，直到红军阵地前才突然跃起冲击，历史上确实曾出乎红军意料，一度几乎突破红军防线，全靠许世友、徐海东等几员大将亲自挥刀上阵才将其打退。 我提醒其他人：“大家注意观察一下雪地，看有什么异样。” 众人仔细观察后，终于发现敌军的狡猾战术。左权说道：“汤恩伯这个第2师，果然有点教导师的样子，还是有那么几下子的。不过还是瞒不过特派员啊。” 敌军第2师实力强大，武器装备好，战术素养高，本来是非常难对付的对手，只是摊上了汤恩伯这个庸才师长，这就是“将熊熊一窝”的道理。要是师长是卫立煌或者黄杰的话，我们就不容易这么好对付了。 发现汤恩伯的阴招后，红27军立即动用10多门六零炮（即60毫米迫击炮）对准雪地上缓慢运动的敌军不停轰击，敌人再不站起来只有挨打的份，眼见伎俩被识破，纷纷爬起来退了回去。 汤恩伯恼羞成怒，气得脸红脖子粗大骂起来： “娘希匹的，传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后退！军官见士兵后退，杀！士兵见军官后退，杀！炮兵，再给我轰！” 几百发75毫米的炮弹不断砸在红27军防守的高地上，冻硬的地面也被炸起两尺多深的浮土，将不少战士掩埋，六零炮也被打坏几门。在强大炮火支援下，第2师拿出血本，动用5个团进行超级规模大冲锋！ 红军顽强坚守阵地，激战中，只见雪地里是红一块白一块，和翻出来的黑泥浆又搅到一块。雪白血红泥黑，搅翻了一个洁白的世界，终于显露出了战场的地狱狰狞面目。许世友在回忆录《我在红军的十年》中回忆此次作战的汤恩伯第2师部队，说：“汤恩伯的部队，拼起刺刀来，有进有退的，蛮有章法。”果然，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密密麻麻的敌军终于冲到高地脚下，和我军拼起刺刀来。“惩戒营”的被俘军官多是上次黄安战役时被俘的西北军，都是大刀队的好手，在红军督战队逼迫下，后退必死（几十挺轻重机枪压阵），前进还有生路，于是也抽出背后的大刀，跃出战壕拼杀起来。 敌军在汤恩伯严令下，仗着人数上的巨大优势，如潮水般向高地山顶涌上来。敌军炮兵不顾炸伤自己人的危险，持续猛烈地向高地开炮，对红军进行压制。红军架在山顶的几十挺机枪轮番扫射（以不使枪管温度过高），六零炮的炮弹不断在敌军密集的队形中炸开，仍然无济于事，就象在洪水中扔下几块石头。随着敌军逐步逼近山顶，红79师的指挥员也亲自带领督战队上阵，总算暂时将敌军压回山脚，但此时敌军炮火更加猛烈，几乎将整个高地正面斜坡犁了一遍，红79师政委李特、师参谋长黄超都当场被炸死！ 黄超与李特一样，都是张国焘的铁杆，曾任张国焘的秘书、军委秘书长。长征途中与中央红军会合后，积极支持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甚至拔枪威胁朱德，气焰是很嚣张的。西路军失败后，黄超、李特逃到新疆，后被王明指使人活埋（历史上定性为错杀）。现在两人战死沙场，总算胜于历史上的悲惨命运。 这也是我成立“惩戒营”的目的所在，让这些深受张国焘思想毒害的“极左派”拼杀于战场，承担最危险的任务，在残酷的战争中自然淘汰掉，一方面可保存红军精华（象徐海东、许世友这些名将就不必用来正面硬顶敌人了），另一方面这些人也保存了名节，还有就是对大批解放的“白雀园干部”有个交代。象黄超就是白雀园大肃反的执行者，严刑拷打不说，历史上指挥处决许继慎、周维炯的就是他，我是要通过“惩戒营”借刀杀人的。但这些人与叛徒不同，是真心的革命者，故而对上级的安排没有怨言，坚决执行，很好地行使了“惩戒营”督战队的职能，这也是红27军有着很强战斗力的保证。 一番猛烈炮火后，汤恩伯、曾万钟、唐云山各出1个团增援，连同被压回山脚的5个团，共计8个团再次向山顶发起冲击。红79师几乎伤亡殆尽，六零炮几乎全部被敌炮火摧毁，机枪即使在寒冷的大雪天，也因为长时间高速射击，枪管打得通红，被迫减弱火力。眼见大批敌军就要冲上山头，情况万分危急，陈赓、徐海东连番请战，都被挡了回去。只听得徐向前厉声高喊：“少共国际团，上！” 红四方面军原有1个手枪营，下辖3个连，官兵都是精选的，人手一支驳壳枪，身背一支“汉阳造”和一把大刀，每连还有1个捷克式轻机枪班，实际上是方面军的总预备队，上次黄安战役时，嶂山主阵地即将被西北军突破的危险时刻，就是手枪营冲上去堵住了口子，2连连长秦基伟也打出了名声。由于中央根据地的红一方面军有个少共国际师，红四方面军也模仿成立了一个少共国际团，主要是手枪营升格而成，补充了教导团的部分兵力，陆续吸收了一些十六七岁的少年积极分子（这在当时很正常，秦基伟18岁就当了连长）。少共国际团下面没有营，直辖5个连，实际上是一个加强营，只是“汉阳造”换成了79式。团长就是秦基伟。 接到命令后，秦基伟甩掉棉衣，上身只剩一件白衬衣，手持一支掷弹筒，一挥手：“同志们，冲啊！”带头冲了上去。 在历史上，秦基伟曾有抱着迫击炮筒打冲锋的壮举，名震全军，现在使用黄安战役缴获的日本造掷弹筒，更是得心应手。后面跟上几十个掷弹兵，几十个掷弹筒一起向山腰上冲上来的敌军密集队形开火，将冲在前面的无数敌军炸翻在地，使敌军队形大乱。接着少共国际团各连的捷克式机枪班冲上，一轮猛扫将敌军的势头压了下去。 随后各连战士手持上了刺刀的79式步枪，似几百只猛虎直插羊群。立足未稳的敌人，被漫山遍野杀过来的红军冲晕了头。穿白衬衣的秦基伟像离弦的箭，一马当先。由于掷弹筒的榴弹打完，秦基伟换上了刺刀，后面跟着掌旗手，哪里敌军多就冲向哪里。那是一面旗帜，少共国际团战士们知道血战到底的关键时刻到了，个个奋不顾身，把生死置之度外，一时短兵相交，杀声遍野。 意志是胜利的基础、精神是胜利的关键。装备精良的敌人，在具有坚定意志和牺牲精神的红军面前，终于抵挡不住，溃退了下去。 8个团的冲锋都被打了回来，敌军锐气顿挫，已是衰而竭了。汤恩伯无可奈何，下令傅流店后方的张钫率76师开往一线，企图用西北军名震天下的大刀队与红军进行近战。 这就是整个战局转折的关键！张钫的76师渡过白露河进到刘寨前线，大刀队刚刚冲到高地脚下，后院就已起火！集结敌人后方王营的红9军以及红1军红31师突然全线出击，向北直插傅流店，迅速攻占了白露河渡口，将敌人援军全部堵在白露河以东，敌人企图沿商潢公路回撤的道路已断！ 汤恩伯等这才如梦初醒，红军断其后路，看来是要全歼的他的4万人马！还未来得及调整部署，红军的12门75毫米山炮怒吼了！沉寂了整整一天的炮兵早就憋了一肚子气，接到命令后，利用早已调整好的射击诸元，对准六寨的敌军指挥部方位就是一轮8发急速射！由于早已试射测定，近百发炮弹准确砸在六寨的高地上，在此指挥的敌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76师的师长张钫、独立第33旅的旅长唐云山，以及大批参谋幕僚人员当场被击毙！汤恩伯与曾万钟这两个嫡系将领当时正躲到一旁，似乎是在谋划怎么好好利用张钫、唐云山的杂牌部队，因而在红军炮击时侥幸躲过一劫，但已吓破胆。正在惊惶失措之际，红军炮兵转移目标，将炮火全部倾泻在敌军炮兵阵地上，将敌军火炮炸得七零八落，全部哑火。受惊的骡马四处狂奔，敌军炮兵害怕炮弹堆被击中引起殉爆效应，纷纷丢弃火炮逃命。 此时，红军高地后面的36门82毫米迫击炮在山顶引导员指引下，对准山脚的西北军大刀队猛烈开火轰击，将敌军炸得东倒西歪，炸起的漫天雪雾将冲锋的敌军几乎全部笼罩。嘹亮的冲锋号响后，养精蓄锐的红25军74师在老虎师长徐海东的带领下，潮水般扑下高地，迅即冲入西北军队形中大杀起来。秦基伟则率少共国际团斜刺里插入，直奔向六寨的敌军指挥中枢。集结在蔡家岗的红1军红32、33师也从南面发起进攻，两相夹击将西北军76师的大刀队打得四散而逃。 由于红军炮兵不断对六寨进行炮击，汤恩伯、曾万钟见势不妙，又失去赖以为支柱的炮兵，眼见红军少共国际团一日逼近，知道大势已去，只好骑上白马带领直属部队沿商潢公路向西溃逃。数万敌军早已失去锐气，此时看见师指挥所被袭，两位师、旅长被击毙，两位师长骑马而去，军心顷刻大乱，各自夺路逃跑。一时间，长长一条商潢公路，连同两侧山道上，到处是没命向后溃逃的敌军。 数万溃兵在红军尾追和炮火不断轰击下，如山崩海倒般压向傅流店的白露河渡口，声势极为骇人。 “同志们，狠狠地给我打，不要叫敌人跑了！”红9军25师的师长许世友洪亮的声音在旷野里炸响，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斗志。 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突围的敌群，像决了堤的洪水，拼命向红军的阵地涌来。红军就用手榴弹、机枪乃至刺刀和大刀，拼命地堵“口子”。两军绞杀在了一起。红军的喊杀声，敌人的嚎叫声，格斗时刀枪的撞击声，以及枪炮声，在雪地传得很远…… 由于红军顽强防守，加之白露河这一天然障碍（原本结实的冰面已被红军用六零炮炸出一个个大洞，河面上许多敌军官兵掉进冰河中淹死），数万敌军溃兵不断向白露河边聚集，一时人头涌涌，摩肩接踵，无数人马挤在一起，遭到红军火力的大量杀伤。就在此时，早已布置在此、用以加强红9军的10门“红军炮”突然开炮，30公斤的巨型炸药包在密密麻麻的敌军人马上炸响，爆炸中心迅即炸开一个个巨大的缺口，无数“飞蝗石”四射而出，拥挤在一起的敌军官兵根本无从躲避，无数人身上被打出血洞，惨叫着倒地。这一前所未闻的巨大威力武器，彻底摧垮了敌军的斗志。此时许世友、姚家芳率红25、31师全线出击，在红军三面夹击下，敌军拥挤着、推揉着向唯一没有出现红军的北面溃逃。 刚逃到白露河边的洼地，预先埋伏在黄楼附近的10门“红军炮”又对敌军队形进行猛轰，集结于此的红四方面军头等主力、红4军的3个师2万余人，在军长王树声的率领下展开排山倒海般的猛烈突击，宛如三把巨大的钢刀切入敌军混乱不堪的队伍中。敌军由惊惶到恐惧，顿时失去了任何抵抗能力，官兵四散逃窜，各自奔命。许多士兵吓得扔掉枪，往高粱地里一站，等着当俘虏。马车全部失去了控制，东倒西歪、横三竖四，无数骡马嘶鸣着遍地乱窜，不少人竟被撞倒活活踏死。白露河边这十几里的大洼地，成为敌人4万援军的最后葬身之地。 激战了一天的战场，像是在下了一场白雪过后，又下了一场黑雪，场景惨不忍睹。白雪覆盖下的黑泥浆被炮火炸翻过来，抹黑了一具又一具碎尸；鲜血洒在雪地上，早已被冻成了黑色；那些被炮火撕碎熏黑的头颅、胳膊、大腿、躯体……东一块西一块的，在雪地里特别醒目……在尚未散尽的硝烟中，还不停地传来伤兵撕心裂肺的哀鸣。 一切都结束了。敌人4万援军，除了汤恩伯、曾万钟骑马跑得快，以及溃兵先头的部队约2000多人侥幸逃出合围外，其余全部被歼，敌军伤亡总计达1万人，其中被击毙5000人（多为“红军炮”战果，30公斤重型炸药包落在敌人密集人群中，几乎每次爆炸都造成毁灭性后果，包括那几千颗非常可怕、劲射而出杀伤力堪比钢珠的小圆石……），另被生俘2。8万人。 此时已近黄昏，我当即建议：乘敌军主力被歼、豫东南留下巨大真空之际，红4军3个师分别向潢川、罗山、息县进发，趁机夺取这3个县城；红9军25师、红25军74师、少共国际团立即向东南的商城进发，截住敌军58师；红1军全部以及红27军残部，加上方面军直属部队则负责打扫战场，整补2。8万俘虏，并对双方伤员进行救治。尸体则由动员的当地群众掩埋。 此役红军伤亡4000多人，主要是红27军正面顶住，损失最为惨重。红4军只是扫尾，养精蓄锐，正好用于追击。红9军25师、红25军74师、少共国际团伤亡不大，也是直到后期才投入战斗，可就近转身南下对付商城之敌，由红25军军长陈赓统一指挥。轻便的“红军炮”由马车装载随军运动，足以对付敌军58师了。至于固始的敌军45师，只有让它逃走了。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一致同意我的意见，陈赓说：“是！我们保证及时赶到河凤桥，截断敌军北逃去路！” “不是北边的河凤桥，而是南边的长竹园！”我说道。 众人大吃一惊。商城敌58师由北边突围可迅速靠近固始的45师，两个师可互相照应，而且地势相对平坦，利于大部队行动。南边去长竹园，那就是逃去湖北的麻城了，中间要翻越大别山，敌58师的师长陈耀汉难道要舍易取难？ 我来不及解释了：“从河凤桥突围，你想得到，陈耀汉也想得到！他有商南民团的残部引路，肯定经长竹园南逃去麻城，你们必须迅速赶到长竹园，截住敌军去路并将其全歼！” 这是十分冒险的决定。因为在商城、固始之间，红军除了遍插的红旗外，几乎没有什么部队了。要是敌58师北逃固始，红军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 徐向前、曾中生等见我态度十分坚决，于是对陈赓说：“你们要坚决执行特派员的命令！” 只有我知道，历史上商城敌58师的师长陈耀汉，确实取道南面的长竹园逃去湖北麻城，完全出乎红四方面军的意料。我这个判断，不过是后知后觉。 两天后，整个商潢战役以红四方面军的巨大胜利而告结束。 此役，红军在豆腐店一带全歼敌军汤恩伯等率领的4万援军，从商城南逃的敌58师在长竹园被红军及时截住全歼，师长陈耀汉被“红军炮”击毙。固始之敌45师在师长戴民权率领下仓惶逃往西北方的新蔡，后经正阳躲进信阳，是豫东南敌军中唯一逃脱的师。 加上歼灭58师和部分民团的战果，整个商潢战役红四方面军共全歼敌军第2、12、58、76师和独立第33旅，约5万人，其中毙伤1。3万人，俘虏中除去伤残伤员、老弱病残、家中独子被释放外，其余约3。5万人全部补入红四方面军，加上动员豫东南的3万农民参加红军，不但弥补了红军的伤亡，还使红四方面军由5万人急剧膨胀到11万人！ 由于此役使豫东南敌军为之一空，红4军顺利攻克了潢川、罗山和息县，敌人放弃的商城、固始也自动收复。加上此前红军控制的光山，整个豫东南6个县（当时还没有新县，只有新集）全部并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人口增加近200万。 历史上此次商潢战役，红四方面军仅歼敌6000多人，只收复了商城，而且没能攻下固始，就被迫东移皖西，进行苏家埠战役。所以现在取得的战果，数倍于历史，一次歼敌5万不但创全国红军战绩之最，也使红四方面军空前壮大，无论人员、武器均超过了中央红军。 我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建议采取一系列巩固豫东南根据地的措施，均得到同意。 由于1931年夏季豫东南发生大水灾（实际上整个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都发大水，共淹死40多万人，仅武汉市就受淹达3个月，全市淹死2万多人），没有收成，整个豫东南的群众悲苦万状，遍地饥荒，群众靠吃树皮、树叶、观音土等维持生存，其凄惨情景令人目不忍睹。国民党军将豫东南作为对鄂豫皖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最重要基地，准备了大半年，搜刮集中了大量物资和粮食，这次被红军全部缴获，当即开仓放粮，救无数灾民于水火。战斗中红军又夺取了三河尖淮河要点，没收了盐卡的大量食盐，分发给群众，也解了鄂豫皖根据地极端缺盐的燃眉之急。由于年关将近，可以说此次商潢战役的大捷，使豫东南乃至鄂豫皖根据地过了一个“肥年”。 历史上商潢战役后，据徐向前、倪志亮回忆说：“因1931年大水后，（豫东南）遍地歉收，群众生活很艰苦，在我军号召下成千成万的群众纷纷起来袭击地主，围寨，进行抢食斗争。此时我军本可大大吸收当地灾民参加红军，发动游击战争，但在政策上不相信平原地区可以发动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对白区群众采取不信任态度，不敢吸收他们加入红军，只是将缴获的少数枪支在当地武装了一部分游击队。结果红军南返后，游击队遂亦随后跟着跑到红军里来，而群众运动亦随被镇压与消沉下去了。” 这是红军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受极左路线影响，一是不相信白区群众，不吸收他们参加红军；还有就是游击队过于弱小，难以生存，以致新开辟苏区往往迅速丢失。历史上由于张国焘的极左路线，往往将集中的地方游击队编入主力红军，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游击战争，使某些苏区的边区不但不能向外发展，反而日益缩小。当时郑位三同志曾提出反对，但未被采纳。徐向前、倪志亮还回忆说：“红军所到之处仅等于一趟武装示威游行，而不能生根。红军到后，发动群众轰轰烈烈起来斗争；待红军走后，遂即烟消云散。甚至如黄安南部苏区农民反水后，纷纷成立‘红枪会’反对苏维埃政权。这固然是由于当时反富农过‘左’政策所致。同时，那些地区没有游击队的活动也?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25 部分阅读 ⅰ烨够帷炊运瘴ＵāＵ夤倘皇怯捎诘笔狈锤慌┕蟆咚隆Ｍ保切┑厍挥杏位鞫拥幕疃彩窃蛑弧！?br /> 有鉴于此，占领整个豫东南后，我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取得一致意见，迅即电告鄂豫皖省委、苏维埃政府，建议由郭述申、郑位三、甘元景、郑行瑞等负责同志亲自带队，率领大批地方干部到豫东南接收政权，开仓放粮，分田分地，以稳定民心，将“白区”迅速变为“红区”。对地主、富农也采取温和政策，除对个别激烈对抗者坚决镇压外，其余也给其留下维持足够生计的田地和财产，以缓和矛盾。 红军开仓放粮、分盐救无数灾民于倒悬，加上土地政策得到豫东南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一时间原本一片饥馑、哀鸿遍野的豫东南变得热火朝天、朝气蓬勃，无数青壮年报名参加红军，要保卫胜利果实。为保存农村足够的劳动力，红四方面军仅挑选了3万农民参加红军。除战斗缴获外，由于国民党军和地方民团在豫东南各县储存了大量武器弹药，现在全部落入红军之手，不但可满足部队扩充需要，还调剂了部分旧武器给在当地组建的豫东南独立第1、2、3师（均为不脱产游击队）。 由于商潢战役的巨大胜利，不但上海的临时中央和中央军委，还有江西的中央苏区局、中华苏维埃政府，在莫斯科的王明，以及共产国际乃至斯大林本人，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等苏联红军领导人，都纷纷发来贺电，并要求红四方面军再接再厉，坚决贯彻中央“正月来电”精神，夺取更大的胜利。 商潢战役后仅几天，即1931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即“一二八淞沪事变”。蔡廷锴、将光鼐指挥的十九路军奋起迎战，特别是叶挺在那，我相信他定会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也作了一些高姿态，暂时停止了内战，如将河南的胡宗南第1师、江西的蒋鼎文第9师等主力调离了“围剿”前线，下令开往上海（实际上未到）。但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再次犯下左倾错误，要求红军乘机夺取中心城市，其中要求中央红军夺取赣州，红四方面军夺取信阳。正如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从政治形势来看，当时处在“一·；二八淞沪事变”，上海军民英勇抗战的形势下，本应高举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旗帜，揭露蒋介石的卖国阴谋，而“打赣州不仅没有利用‘一·；二变’事变，高举抗日旗帜，在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国民党，反而给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找了借口”。在鄂豫皖方面，此时整个豫南敌军力量十分虚弱，信阳唾手可得。但鉴于抗战形势，我建议以大战后整补为名，停止攻势作战。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总部一致予以同意。临时中央和中央军委考虑到毕竟有几万俘虏要消化，勉强同意了我的意见，但要求进攻时间不能晚于3月初。 历史上这次淞沪会战，十九路军支持到了3月初，虽然有叶挺在，但日军肯定也有应对之策。我不抱幻想，以3月初为限的话，红四方面军至少有整整一个月的休整时间，就可利用这难得的战斗间隙休整部队，并整补新兵和俘虏。 中央军委并没有同意红四方面军恢复红15军番号的要求（徐向前等一直认为红15军有自己的历史，不应撤销番号），因为全国红军已统一编制军的序列，红15军的番号已给了宁都起义的西北军，故不宜重复，这与红4军的情况是不同的（因须保持北伐军4军“铁军”的传统）。但鉴于红四方面军急剧壮大，中央军委同意新给红四方面军一个红24军的番号，并恢复警卫师。有关人事安排均同意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的意见。 此时刘伯承、蔡申熙等均已赶到了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潢川。接到中央军委复电后，红四方面军立即着手调整部队。因需加强地方军事指挥力量，徐朋人、曹学楷、甘济时、刘杞等均调到豫东南开展游击战争工作。调整后红四方面军阵容如下： 红1军得到优先整补，从1万人增加到3万人，柯柏元调任红31师政委； 红4军从2万人增加到3万人，傅钟调任军政委，陈海松调任红10师政委，张广才调任红12师政委； 红9军从3000人增加到1万人，补齐原先缺编的红26、27师番号。红26师师长余天云，政委韩继祖。红27师师长韩东山，政委徐立清； 新成立红24军。红24军原来是1931年夏在山西平定县成立的，后转到河北省阜平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华北地区唯一的红色政权。在敌军重兵镇压和暗算下（国民党军派出1个旅诈称起义，将红24军前去接洽的领导人几乎一网打尽并杀害），红24军残部被迫辗转到塞外，很快失败，故此番号空出，由中央军委调给了红四方面军。这个军基本上有“肃反”中遭迫害的“白雀园干部”组成，军长肖方（他是鄂豫皖红4军的老师长），政委庞永俊。下辖：红70师师长程绍山，政委关叔农；红71师师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72师师长魏孟贤，政委吴荆赤。全军共1万人。 红27军从3000人增加到1万人，并补齐了原先缺编的红80、81师。由于红79师政委李特在豆腐店战役中阵亡，由戴季英接任；红80师师长刘世模，政委徐长勋；红81师师长汪乃贵，政委甘良发。在豆腐店阻击战中，红27军在正面作战，几乎伤亡殆尽，幸存的敌军被俘军官和顽固骨干终于领教了战斗的残酷和红军督战队的厉害，已完全吓破胆，除不断给家中去信催促尽快筹款赎出自己外，还对新编进来的商潢战役中被俘的军官和骨干现身说法。由于此次战役国民党军一次就被歼5万人，象号称“**精华”的第2师这样强大的9个团甲种师都被全歼，**参战的几个师的师长非死即逃，故此次敌军的被俘军官和骨干也不象以前一样顽固和嚣张，而是情绪消极低沉，也较以前容易改造，经政治保卫局甄别后有相当部分军官被派到彭杨军政学校学习，之后再派往部队担任军官（因此次红四方面军急剧扩编，军官严重不足）。总的来说红27军中，敌军被俘军官和骨干约5000人，豫东南参军的农民约5000人，大致为1：1，已不完全是“惩戒营”性质。 红四方面军直属部队中，少共国际团扩编为警卫师，有5000人，师长秦基伟，政委陈友寿。红四方面军的警卫师原本存在过，系1931年3月由鄂豫皖军委警卫团与豫东南的光山、罗山、潢川三县的独立团组成，后改为红4军红12师。此次恢复警卫师番号，补充了几千名豫东南的参军农民，也符合该师传统。 方面军炮兵群得到进一步加强。由于此次豆腐店战役中敌人援军的炮兵集中在刘寨，遭到红军炮兵的准确压制，许多火炮被打坏，大批炮弹被引爆，故而缴获不多，经拆卸零件组装了一批可用的火炮，加上原有的，红四方面军炮兵群已有德国75毫米山炮20门。82毫米迫击炮总计达80门，分别编入各军中，以加强火力。方面军炮兵群真正的威力在于“红军炮”，正在大量赶制中。虽然战场上缴获炮弹不多，但国民党军在豫东南各县城却储存了大量炮弹，均被红军缴获。特别是在各县缴获的黄色炸药总计有100吨，这就使“红军炮”有了充足的“炮弹”。被俘的国民党军炮兵全部干“老本行”，并将高小以上文化水平的俘虏由彭杨军政学校和朱瑞训练成合格的炮兵，大致够用。 这样集中在豫东南的红四方面军直属部队以及红1、4、9、24、27军，总计达10万人。红74师补充到5000人，已成为红25军头等主力。因皖西方向红军力量不足，该师在军长陈赓、师长徐海东率领下，携带12门82毫米迫击炮迅速赶往皖西，以使红四方面军主力能专心于豫东南和鄂豫边的作战。 由于俘虏和新兵太多，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彭杨军政学校的原来的速成班学员提前毕业，连同大批解放的“白雀园干部”全部散入部队中担任军官。蔡申熙率军政学校的教官也到豫东南现场教学，整个豫东南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练兵**。 第十二章：铁打赣州（1） （注：由于原作者“一刀客”公务过于繁忙【按照传媒的说法，他从事的是仅次于矿工的中国第二危险职业】，只好委托本人根据其写作大纲和部分存稿“狗尾续貂”，不足之处请大家见谅。本文创作意图是中国工农红军避免了“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在**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统帅下，以30个以上野战师的强大实力投入抗日战场，从而探讨网上许多网友热烈讨论的以解放战争时解放军的强大兵力和装备参加抗日战争与日军决战情形的设想，故而开始需要一定篇幅描写红军的发展壮大史。继本章“赣州战役”后，还有几章分别描述红四方面军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和挺进川陕的情形，以及叶挺率领十九路军夺回广东作为抗日基地，随后就会大篇幅描写规模和惨烈程度都远超“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热河、长城抗战，敬请垂注。根据读者的意见，本文的叙述自本章起改为第三人称，蒋先云即思维来自异时空的蒋云翔副教授，特此说明）。 一场瑞雪纷纷扬扬飘下来，欢庆胜利的锣鼓即将迎来春节。红军商潢大捷后，在豫东南一带休整，苏区军民一片欢腾，载歌载舞：“快来兄弟姐妹们，一起来集中，排好队呼口号，欢迎我红军；攻下信阳城，活捉马鸿逵，快送糍粑，快送草鞋，送给我红军！” 1932年1月底，正当蒋先云在豫东南协助整补商潢大捷后红四方面军部队的时候，突然接到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急电，要求就中央红军是否攻打赣州提出意见。 这一点倒并不令蒋先云感到意外。赣州战役即将开始，历史上此次战役以红军惨败而告终，被彭德怀称为平生四大败仗之一（另三仗是百团大战、西府战役和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但赣州战役并非毫无取胜希望，是能胜而未胜，只要排除了顾作霖等“左倾”领导人“瞎指挥”的错误，还是有把握打下赣州的。所以蒋先云迅速回电，就攻打赣州的部署提出了具体意见。 令人意外的是，1月30日，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来电，要求蒋先云立即赶往赣州前线，协助指挥作战，并要蒋先云乘“列宁”号飞机前往中央苏区，在宁都机场降落。 这封电报完全出乎蒋先云的意料。但他很快冷静下来，进行了仔细分析：派他到中央根据地，目的肯定是进一步压制反对打赣州的意见，并协助不懂军事但却要在前线“督战”的顾作霖等指挥此次作战。蒋先云知道，临时中央决定攻打赣州是铁定的，也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反对是徒劳的。而且他也清楚此次战役的关键所在，还是有信心攻下**号称的“铁打赣州”的，最重要的是避免历史上中央红军打赣州时的巨大损失。但乘坐红军唯一的飞机前往中央苏区，这匪夷所思的想法也亏临时中央想得出来，不过这也是蒋先云前往中央苏区的唯一途径了，由此也可见临时中央对赣州志在必得的迫切心情。 蒋先云在潢川告别了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的同志们，迅速赶往新集的简易机场。飞行员龙文光事先接到通知，早做好了准备，地勤人员（由一位从莫斯科学习飞机领航回国的同志指导，历史上就是他协助龙文光修好了这架飞机）也已做好了有关机械检查。这架德制“容克”教练机可以从安徽合肥飞到四川成都，所以从新集飞到宁都不成问题，但由于时值隆冬，空中飞行更是寒冷，当初陈昌浩第一次乘坐“列宁”号时就差点冻坏双脚，所以蒋先云为这次飞行穿上了厚厚的棉衣裤和塞满乌拉草的皮靴，并带上一把手枪“监督”。 此时国民党中央空军还很弱小，谈不上什么制空权（“列宁”号曾多次飞临武汉轰炸和撒传单宣传），所以蒋先云决定31日下午起飞，傍晚就可在宁都机场降落。 天空出现少见的晴日，“列宁”号穿过薄薄的云层，迤逦南飞。不知怎的，蒋先云这时已完全没有晕机的感觉（也许是换了身体的缘故？），反而欣赏起机翼下壮丽的风景来。雄伟的大别山白雪皑皑，奇峰叠起，长江奔腾而下，淮河贯穿其间。这两条如诗如画如彩练的江河，在大别山南北尽情地飘荡，任意地挥舞！ 飞过长江，前面就是江西高耸的九岭山。风突然刮来，飞机一阵颠簸。风又突然停止，随着山风那云雾时而飘荡，时而漫卷，时而浓重，时而清淡，一缕缕，一丝丝，在峰峦间缠绕不休。 大地上雪化了，露出了江西特有的红土。这是一块富饶的土地，古老的土地，英雄的土地！这块五千年前就有先民们劳作、生息、繁衍、征战的土地，何以如此多的红土地、红土山？是太多的汗水沉淀？还是涓涓血水的浸染？蒋先云心中无比激动：这是经受过大革命、土地革命血与火洗礼的土地，浸透了革命烈士的鲜血，绝不允许“左倾”教条主义继续危害！这里，应该是固若金汤的中国革命大本营，也应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本营、中华民族抗日大业的中流砥柱！ 正在沉思间，突然，前方峰巅上有块块云团，向山窝里坠落，同丛林里的云带汇聚，结合，更加抖起英姿，并排荡漾，纵横驰骋。它忽儿成团，忽儿成缕，忽儿成丝。太阳下山了，云雾还不肯散去，只是变幻着颜色，刚刚还是紫红，转眼间就变成一片金辉了。 随着夜幕降临，一座巍峨的山岭显露出来。龙文光说，这就是宁都的地标翠微峰了。山脚下某处燃起了一排火光，龙文光以此为引导，顺利地在宁都机场降落。 宁都的机场也是临时简易机场，原是为方便西北军二十六路军“剿共”的补给和联络之用。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后，机场设施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蒋先云刚下飞机，一位留着板寸头、看上去非常精干的年轻人大步迎了上来：“蒋先云同志，一路辛苦了！” 蒋先云多次在历史照片上看过的这位年轻人，真实地出现面前。 顾作霖，中央苏区实际领导者“三人团”之一，“左倾”路线的少壮派。 顾作霖是上海人，1908年生，17岁加入青年团，18岁转入中国**，历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省委常委等职。到达苏区后，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等职。今年24岁的他正是血气方刚之年，干什么事都是风风火火。 蒋先云道：“没什么，劳烦顾书记久等了。我初到不了解情况，一切听中央安排。” “前方军委设在江口，项英同志在那等你。” 蒋先云和顾作霖等人乘坐一辆小汽车（原属起义的二十六路军指挥部所有）前往江口，“列宁”号则由苏区中央保卫局的一名同志“监督”，加油后拟于次日飞返新集，接另一位重要人物前来中央苏区。 途中蒋先云与顾作霖简单交谈后，即仔细研究打赣州的作战计划。 实际上蒋先云对此计划早就清楚，他利用这段行车时间，简单回忆了现在中央苏区和打赣州的争议情形。 项英是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他到苏区贯彻全会精神的。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朱德、曾山为委员。项英当时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 4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三人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在宁都召开了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从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推行。 王明虽然在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但他一直遥控着临时**中央的领导。那时临时中央的行动都是向王明汇报，所以临时中央的实际领导人仍然是王明。王明在莫斯科也曾经自鸣得意地说过：“列宁大部分时间居在外国，主要关键都是列宁决定的”。言下之意，我王明在国外，临时中央的主要关键问题也都是我王明决定的。可见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以王明的名字来命名是事出有因的。 由于**指挥第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鉴于中央指定的周恩来为**苏区中央局书记还未到任，项英又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会议决定改由**同志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这表明**在军事上已受到了中央代表团的信任和理解，尤其从中央局代理书记这个职务来看，如果项英不行，应该由中央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来代，但他们并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来代。这表明他们对**是信任的。 可是后来的赣南会议又起波折。11月初，**苏区中央局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同志开始受到排挤，把**同志的主张，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了的正确主张，诬蔑为“狭隘经验论”，“极端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富农路线”。**同志受到了批判。 这次会议并没有撤掉**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丢了兵权”：会议确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属于苏维埃政府系统，以与党的系统“中央军委”相区别），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仅仅是个委员（朱德、彭德怀、王稼祥、**、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15人为委员。这一届中革军委，后来出了6名共和国元帅）。中革军委成立之后，就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也就是说，**的总政委被取消了。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当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当时是极端恶劣的战争环境，我们党的任务主要是打仗，像**这样一位战争经验相当丰富的人，不让他指挥部队打仗，却让他在后方做政府工作，实际上是把他闲置起来。 1931年12月底，原在上海而没有到任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秘密交通护送下到达瑞金。1932年1月上旬，**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举行，着重讨论**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周恩来在到瑞金时曾征求**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周恩来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书记，但他的处境也很不好。**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就在发言中挖苦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所以周恩来同志也无力扭转当时的“左倾”错误。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决议认定：“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10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5个师，在三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这样，会议就转到讨论如何打赣州的问题。**仍不同意打赣州。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又一次成为少数。 **再建议可否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前线主要指挥员彭德怀回到瑞金，表示执行临时中央指示打赣州。会议按照多数人意见，决定打赣州。这样，**就成为不执行临时中央“进攻路线”及攻打赣州的人了，中央局代理书记不能再继续了，于是有个叶坪会议。 1932年1月中旬，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谈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但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却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的来势很猛，**沉默，一言不发，处境越来越困难。会后不久，他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他的请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1月下旬，**带着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 临时中央决定打赣州的如意算盘是：一旦他们不能在上海立足，就转入苏区，弄个大城市当“红色首都”，也显气派。 打赣州是苏区中央局执行中央“进攻路线”的第一个军事行动。彭德怀也是赞成的，他当时认为：“赣州守军马（崑）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　彭德怀对夺取赣州的任务“也是乐意执行的。”他后来回忆说：“赣州城是赣南的商业中心（三、四万人口），也是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对发展和巩固赣南十二县有利；又能使湘赣苏区联成一片，巩固后方，使中央苏区形势更好，党中央和中央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就比较安全；红军向北发展，不仅无后顾之忧，而且有了一个新的态势，更有利于机动作战。” 但彭德怀这个判断是建立在错误的情报基础上的：赣州守敌不是8000人，而是18000人！历史证明了**同志的判断正确：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3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3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 但打赣州是临时中央乃至共产国际的决定，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蒋先云作为异时空来客，自然洞悉打赣州的成败所在，他无法坐视数千红军的牺牲，只有把握住那微弱的胜机，化败仗为胜仗，才能避免中央红军的重大损失，并为**同志的“复出”创造机会。 在错误的战略下，并不是不能取得战役战术上的胜利——1930年7月彭德怀打长沙就是个例子，那时在“立三路线”的整个错误战略之下，彭德怀抓住时机，指挥得当，攻克了湖南省城（这是红军唯一攻克过的省城）。反过来说，打赣州是战略上的错误，但在战役战术的层面，如果部署得当，还是可以取得胜利的。 贡水北岸重镇江口。这晚，项英率领“中革军委”的“前方军委”成员站在路边等候斯大林同志亲自接见过的、共产国际指示负责中国革命军事工作的蒋先云的到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负责直接攻打赣州，但外围参战的还有其他红军部队，这时红一方面军已经撤销，由红三军团指挥部指挥多支红军部队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由“中革军委”部分委员组成“前方军委”，赴前线统率全盘作战。 夜已经深了，还不见蒋先云的身影，大家不免有些焦急。又过了一会，路前方突然出现了一辆小汽车。渐渐近了，项英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小汽车停下后，蒋先云在顾作霖陪同下，与迎上来的项英等人一一握手。 只见项英中等身材，身体结实，有着一双严峻的眼神。从他的神态上，风度上，面部表情上，都给人一种以不屈不挠的感觉。 项英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和贡献。他原名德隆，1898年出生在湖北武昌一个平民家庭。1920年，在武汉组织了纺织工人首次罢工。1921年，中国**在上海成立的那年，他组织起全国第一个工人俱乐部，发动和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2年加入中国**后，多次被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担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委主席，曾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代表，赴莫斯科访问，斯大林接见了他，还把自己使用多年的手枪送给他，赞誉他是真正的工人运动领袖。 由于军情紧急，没有多少寒暄（聂荣臻、**等都很熟悉蒋先云，但现在这个“冒牌货”比较心虚），攻打赣州的作战会议立即就在路边一座民房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项英、顾作霖、彭德怀、聂荣臻、**、陈毅、滕代远、周以栗等，蒋先云作为特派员列席。这时朱德等同志已被排挤在外，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等同志由于工作繁重，留在红都瑞金。 蒋先云特意观察了**，心中一阵感慨。 **看上去不像红三军团长彭德怀那样直率和精力充沛，但他的双眼总是炯炯有神。**比彭年轻8岁，长得十分瘦削，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肤色浅黑，显得很清秀，像个文雅精干的小学教师，而不像是威震敌胆、叱咤风云的年轻将领。一军团，红军主力中的主力，开路先锋，历来最艰难的任务常常落在这个军团的肩头，一军团和三军团互为左右手，交替打击着敌人，在战场上，他不像彭德怀那样威猛决绝、森冷严苛，而是以他的机智敏捷果断和历来的赫赫战果，使他和他的一军团获得了战无不胜的声誉。他在1931年担任军团长时只有24岁！ 在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里，有这样一段描写：“**称**是‘无与伦比的元帅’、‘无敌元帅’，斯大林赞扬他是：‘中国最杰出的统帅，智力与勇气在所有人之上，他是个赤色铁腕。’蒋介石咒骂他是‘战争的魔鬼’，同时也承认他是掌有军事机密的关键人物。” 红军统帅虽然性格各异，但他们配合得很好。**善于声东击西和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他的胆量和善用疑兵超过了任何人。不过，据说他只在有十分把握时才出战，一击即中，被称作“红军之鹰”。而彭德怀总是从正面进攻敌人，他打仗极为勇猛，对手一次又一次被消灭，而被称作“红军之狮”。**暗自憋劲与彭德怀一试高低，一心要超过这位敦厚朴实的军团长。即将到来的赣州战役，将是一场灵鹰与雄狮之间的、同志式的较量与竞争。 这时只听项英道：“先云同志是斯大林同志亲自接见、共产国际派来的负责中国革命军事工作的代表，也是我党优秀的军事家，在鄂豫皖战功赫赫。根据绍禹（王明）同志的建议，他冒着危险乘飞机从鄂豫皖前来中央苏区，一定会对攻打赣州提出宝贵意见。” 原来让我乘飞机的是王明。蒋先云想，也许是鄂豫皖的黄安、商潢两场战役的胜利，让王明觉得在家乡父老面前脸上有光吧（王明的家乡皖西金寨位于大别山腹地），所以对自己比格外重视。 蒋先云谦虚道：“我来只是协助前方军委的工作，有点不成熟的考虑，还是先听听同志们的意见。” 顾作霖道：“请滕政委介绍我军攻打赣州的基本部署。” 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站在墙上挂着的地图前：“我军的决心是：由红三军团并指挥红7军、红4军为主作战军，分别担任攻城和阻援，由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以江西军区和闽西军区的6个独立师为支作战军，江西军区总指挥陈毅担任指挥。由红3军、红12军、红16军和红五军团组成机动部队。” 参谋向在座人员分发了赣州的作战地图和侦察照片。 地图上清晰地标明了赣州独特的地理位置。赣州自古就有“铁打”的一说，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它三面环水，是三江汇合之地，对照地图大概而言，相当于一个倒着的“丫”字，“丫”的两岔分别为章江和贡水，那一竖则为章江和贡水汇集为成的赣江。赣州城就建在这“丫”岔的中间，城墙一边是依贡水而建（北面），而另外两边（西面和南面）环着章江，但赣州城墙和章江之间还有一定距离（可修筑攻城阵地），只有东面和陆地相连，类似半岛。 滕代远接着说：“具体部署，攻城部队由红7军、红三军团红1师、红2师组成。红7军主攻东门，红1师主攻西门，红2师主攻南门，红3师为总预备队，在章江对岸控制北门；地方工作部队由红3军、红4军各师组成，布置在赣县、南康、信丰、大余新城、上犹杨眉寺等地，负责警戒广东方面敌人，同时兼作地方工作；监视部队由红12师担任，位于唐江以北地区。支作战军由江西军区各独立师和地方武装组成，其中独立第1、5师位于泰和、万安、遂川一带，负责堵截吉安方面敌军；独立第4师以广昌为中心，巩固广昌，并向乐安方面游击，确保中央苏区北部的安全。” 最后滕代远补充说：“作战计划是顾书记等领导同志亲自审定的。” 历史上这个缺乏基本作战常识的攻打赣州计划自然是毫无军事素养的教条主义者顾作霖的“杰作”，并不顾彭德怀等同志的强烈反对而强制执行，顾作霖还亲自到前方督战，结果导致红军的惨重损失。 这个作战计划的致命弱点，就是攻城兵力太少，外围闲置部队过多且部署不当，结果既攻不下赣州，又阻击不了敌人援军。 这里要先介绍一下中央红军的编制。 由于西北军二十六路军1。7万人宁都起义，使中央红军增加到6万多人。其中： 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政委聂荣臻。下辖红3、4、12军。红4军不用说了，就是**、朱德领导的井冈山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宗源流，最早前身就是北伐军4军独立团，红4军的番号也是为了继承北伐“铁军”的传统。1931年10月，由于第三次反“围剿”中红4军与十九路军（也有北伐“铁军”传统）血战高兴圩，伤亡极大，故红4军进行了整编，军长**，政委罗荣桓，下辖：红10师（师长周昆，政委李遗民）、红11师（师长王良，政委张赤男）、红12师（师长陈光，政委李赐凡，该师系由红12军红34师改编而成）、红13师（师长寻淮洲，政委张际春）。红4军全军约1万人。红3军系由赣西南地方部队升级而成，老军长为黄公略（**诗词：“飞将军自重霄入”、“偏师借重黄公略”，所以黄公略被称为“飞将军”，红3军也被称作“偏师”），黄公略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由周子昆继任军长，政委葛耀山，红7师师长陈伯钧，政治委员李涛；红8师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王如痴；红9师师长徐彦刚，政治委员朱良才。全军共5300余人。红12军将精锐红34师（粟裕师）编入红4军（改编为红12师）、红35师由红一军团直辖之后，只率领红36师开赴闽西和新12军合编，所以赣州战役时，红12军并没有在江西。此时红一军团全军共1。7万人，是中央红军头等主力。 红三军团原辖红5、8、16军，但红16军留在湘鄂赣，实际从未归建。红5军是彭德怀平江起义的老底子，红8军则是李灿、何长工在一打长沙前游击鄂东南时发展起来的，其中包括程子华等发动大冶兵暴的起义官兵。第三次反“围剿”后，红5、8军撤销番号，所以打赣州时红三军团共3个师，即红1、2、3师。红1师师长侯中英，政委黄克诚；红2师师长郭炳生，政委彭雪枫；红3师师长彭鳌，政委徐策。红三军团全军约1。4万人。红7军就是众所周知的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领导的广西左右江起义的部队，经远征于1931年7月到达江西兴国与中央红军会师。1932年初由于李明瑞等被打成“B团”首脑而遭肃反，红7军军长为龚楚（即后来著名的“红军第一叛将”），政委为张纯清，辖3个团，全军2000多人，攻打赣州时由红三军团指挥。 红五军团就是西北军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改编的。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小平等一批**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影响。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西北军的主力之一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26 部分阅读 平等一批**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影响。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西北军的主力之一孙连仲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在第二次“围剿”时被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进攻。在作战过程中，许多官兵受到红军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国东北，又引起他们强烈的民族义愤；蒋介石对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处歧视和压制，更激起他们的愤慨。1931年12月14日，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员）、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74旅1团团长黄中岳等和**秘密特支领导下发动宁都起义，起义部队达1。7万人，带来武器2万多件。这样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投入红军，引起了全国巨大的震动。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红13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红14军军长，黄中岳为红15军军长。宁都起义后不久，季振同曾对军团政委萧劲光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第二是相信刘伯坚。”**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分，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找即将就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他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他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红13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13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14军，鼓励15军。经他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干部刘伯坚、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红五军团工作，并任命刘伯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同志十分重视发展红五军团中原有的进步军官加入中国**。他批准董振堂入党。当董振堂得知被批准入党时，将3000多元私人积蓄全部交给党。军政委何长工把这件事报告给**。**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军官季振同、苏静、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3人入党。卢寿椿随后担任了红五军团红15军红43师师长，苏静担任红15军红44师师长。从红五军团后来参加历次战役时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充分证明对这支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 从顾作霖亲自插手的赣州战役作战计划来看，直接攻城的部队，仅红三军团红1、2师和红7军，看起来编制很大，实际上当时中央红军编制都是小团，所谓小团，就是团直接辖连（连数各异），中间并无营级建制，号称1个师，但实际战力只不过相当1个大团而已，而号称为军的红7军，也只有3个小团，实际上也只是1个大团。这样，轰轰烈烈的赣州战役，真正攻城的只有3个大团，而且，顾作霖还将这3个团分三个方向出击……红3师置于章江对岸，名曰总预备队，实际上是隔岸观火，打起来派不上用场。更离奇的是，顾作霖居然将中央红军战斗力最强的红4军、红3军等部派到赣南从事地方工作，实际上将红一军团的2个主力军置于无用武之地。至于对红五军团，则不予信任，不让这支中央红军装备最好的部队（包括强大的炮兵）参战（在赣州战役后期，在**同志的强烈建议下，红五军团才投入战斗并发挥了关键作用）。 滕代远介绍完作战计划后，项英问道：“大家有什么意见？” 由于当时“左倾”路线肃反的高压，在座的红军将领都没有表态。只有顾作霖面呈得意之色，看来在欣赏自己的“杰作”。 项英转向蒋先云道：“特派员有什么建议？” 蒋先云知道关键时刻来临了。他必须利用自己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信任的有利背景，克服“左倾”路线带来的危害。 蒋先云直接说：“攻打赣州我并不反对，但这个作战计划还有待商榷。” 顾作霖宛如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愣在座位上。 在项英目光的示意下，蒋先云侃侃而谈：“请问，赣州城内的敌军有多少？” 滕代远答道：“赣州城的敌军是12师34旅，旅长马崑，下辖67、68团和1个独立连。全旅兵力3000余人。另外，赣南各县逃亡在赣州城的地主武装约有5000左右，城内敌军共约8000人。我们攻城部队红三军团和红7军共1。6万人，是敌军2倍左右。” 蒋先云道：“据北风同志（胡底）获得的内线情报，赣州城内的敌军总数近2万人，这样我军攻城部队就处于劣势。” 在座众人大吃一惊。不过胡底是**中央特科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众人也不会怀疑情报的准确性。 所谓胡底的“情报”自然是蒋先云杜撰的。赣州城内敌军约1。8万人，蒋先云略微夸大，以引起众人的重视。 据彭德怀后来回忆：当时对“敌兵力估计过低，实际守城敌军比估计大一倍以上。”1965年彭德怀看了政协出版社的文史资料上登载的一篇文章，那是当时守赣州的旅长马崑写的守赣州经过的回忆录，才知道“当时马旅是8000人，地方团队经过改编整训1万人，共1。8万人。我三军团兵力才1。4万人。敌以优势兵力，据紧防御，当然不易攻克。”“敌情没有确实弄清，就贸然攻坚，这也是一次严重的错误。” 攻打赣州对敌情的估计不足，与后来1947年东北野战军血战四平的情况非常相似。当时估计四平守敌只有陈明仁指挥的71军只有1。8万人，最多不到2万人，东北野战军以3倍以上优势兵力进行围攻，必是胜券在握。而实际上，四平守军是71军2个师加13军54师共3个正规师，再加上5个保安团以及公主岭保安大队的地方武装。另外，战斗开始前陈明仁将城内政府官员、警察、铁路警、兵站、医院、车站的公职人员加上逃进城内的外地保安队、还乡团全部编入部队，使作战人数达到了3。5万人之多，超出了解放军估计的近一倍。赣州的情形也是如此，马崑的34旅是8000人而不是3000人，此外赣南17个县逃亡在赣州城的地主武装，加上警察队、商民自卫队等武装，共约1万人。马崑对各县逃来的地主武装进行编制整顿，组建了“民团指挥部”，由曾当过国民党军团长的龙南地主萧升犀任指挥官，下设17个大队（每县编1个大队3个中队）。这些地主武装多是亡命之徒，对红军仇恨刻骨，困兽犹斗，是一支最顽固、最反动的守城力量。这是红军估计不足的。 项英听了大为紧张：“如果守敌有2万人，那么我们的部署就必须调整了，请特派员谈谈具体意见。” 蒋先云也不客气，犀利的目光直射顾作霖：“除了对敌情估计不足，原计划也不符合苏联红军最新的条例精神。我从苏联回国前，曾与加伦将军讨论了即将颁布的苏联红军1932年野战条令。这个条令讲求集中，不但是火力集中，更是兵力集中，攻破城池的战斗，往往取决于一个几十米甚至十几米几米的突破口，打开了，巩固住，后续部队能突进城内，展开巷战，也就胜利了——但往往是突破口的战斗最为激烈，也是决定性的。原计划将实际上只有3个团的兵力分3个方向突击，在哪个方向也形不成拳头。配置上的平均兵力，是攻坚攻城作战的大忌。苏联红军特别讲求‘牛刀子’战术，不管牛多大，一刀子下去就往死里扎。原来的部署结果只能是，即使在一个方向打开或炸开突破口，也由于兵力有限，没有强有力的后续部队，也巩固不了突破口，这种情况俗话讲‘有前劲没后劲’，违反了基本的作战常识。” 蒋先云用苏联这顶“大帽子”压下来，顾作霖不禁脸色苍白，隆冬时节额头上居然冒出细细的汗珠。 蒋先云接着说：“还有，原计划的指导思想不明，到底是攻城还是打援？如果是以攻城为目的话，那么就要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城下，争取早日下城，而以次要兵力来阻援——但实际配置却不是如此，红一军团的红3、4军虽说名义上划入主作战军，却远远配置在赣粤边境；其次就是援兵来向的问题，敌军增援赣州的兵力，南边粤军有10多个团，配置在大余至韶关一线，北边有敌军中央军嫡系陈诚的5个师，配置在万安、吉安一线。原计划断定，粤军出援而陈诚不会出援，所以安排红一军团在此阻击。但我认为恰恰相反，敌人援军将来自北边而不是南边！” 这个判断石破天惊，不禁项英、顾作霖目瞪口呆，就是在座的其他红军将领也露出怀疑之色。顾作霖小心翼翼地说：“原来的考虑是，蒋介石默认赣南是粤军的势力范围，所以粤军必会积极来援，而蒋的嫡系陈诚部就可保存实力。” 蒋先云这样的判断自然有历史的根据。赣州在江西是除南昌外数一数二的大城市，顾作霖的部署，只能说是一厢情愿，蒋介石对赣州的危急断无坐视之理。顾作霖夸大了蒋军和粤军的矛盾，忽略了当阶级矛盾高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他们就会联合对外的道理。实际上在赣州战役之前，宁粤的关系并不密切，粤军对“围剿”也不是很热心，但赣州之役，蒋介石中央军的迅速出援，在客观上改进了蒋介石和粤军的关系，缓和了他们的矛盾，导致后来中央红军的麻烦不断。 历史上赣州战役打响之后，在赣州之南粤军除小部队外并无援军，红3、4军在粤赣边境几乎无事可作（除了发动群众），是干着急打不着；而在赣州之北，由于顾作霖判断失误，以为蒋介石不会出援，只配属了个把独立师，结果蒋介石嫡系18军一出援，红军阻援自然是力不从心，不但打不过，连拖也拖不住——北面来的援军很快就兵临城下，使红军攻城部队遭到内外夹击！ 蒋先云解释道：“赣南产钨，是粤军出口创汇的重要物资，只要我们不去攻打大余，粤军就不会主动与我们开战，也不会增援赣州。但蒋介石不同，他刚下野后复出，急于树立威信，而且绝不会坐视江西第二大城赣州落入红军之手，使湘赣苏区连成一大片，让我们形成气候。所以我们攻打赣州，敌人援军必然来自北边的吉安，就是陈诚的老本18军。” 项英说：“那特派员认为攻打赣州应如何部署好呢？” 蒋先云道：“攻打赣州如何部署，完全要看前方军委的意图如何。是攻城、打援还是攻城打援并重？我有三个方案，供前方军委参考。方案一，如果只是攻下赣州，有把握一个星期之内将其拿下，但由于赣州迅速失守，敌人援军就会缩回，使我们打不着；方案二，以围城打援为主，将增援的敌军18军全歼，但18军是敌军在江西对付我们中央苏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即使我们能将其全歼，红军也会元气大伤，休整数月才能恢复，攻打赣州的日期就必须推迟；方案三，攻城打援并重，既攻下赣州，又歼灭敌人援军一部。究竟采用哪一种方案，请前方军委定夺。” 项英道：“如果这样，自然是第三方案最佳。对第三方案，先云同志的部署是……” 蒋先云果断地说：“第三方案，就是尽可能集中红军主力于赣州城下，攻城打援并重。总的意图是：集中红一、三、五3个军团、约5万兵力与敌决战。赣州守敌约2万，敌援军18军约3万，合计也是5万，双方大致相当。我们全歼敌人不可能，但打下赣州并歼灭18军一部还是有把握的，估计此役可以歼敌3万人多。” 一次就可以歼敌3万多，是中央红军前所未有的，项英等十分兴奋，连情绪比较低沉的顾作霖也按捺不住，喜形于色：“请特派员具体说说战役决心”。 军情紧急，蒋先云也不客气：“具体部署是这样：红一军团包打赣州东门，红3军主攻，打开突破口后由红4军接替向纵深突破；红三军团包打南门，红3师负责突破，后由红1、2师纵深突入发展战果；红7军包打西门；红五军团控制于东门、南门间为预备队。总部炮兵和红五军团炮兵集中使用，部署于白云山、天竺山上，压制敌人火力。” 顾作霖顾虑说：“红五军团还在改造中，直接拉上战场只怕不合适吧？” 中央苏区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对红五军团这支起义部队并不放心，不但不派去打赣州，此后还搞肃反，错杀了军团的领导者季振同、黄中岳等同志。据萧劲光回忆，教条主义者甚至还有“武力解决”这支起义部队的企图，幸亏**等同志及时制止。 蒋先云说：“无妨，二十六路军多年征战，战斗经验十分丰富；至于改造问题，萧劲光、刘伯坚、何长工等同志工作是十分出色的，红五军团的忠诚是可以信任的，如果出了问题，我蒋先云愿承担全部责任。” 既然这样项英、顾作霖也不好说什么了。这时滕代远问道：“我军3个军团都集中于赣州城下，那怎样打援呢？” 蒋先云胸有成竹地说：“将敌人援军一部放进赣州城一同歼灭。” 在座的人都吃了一惊：要一举吃掉坚城内的几万敌军，有把握吗？ 蒋先云道：“赣州孤城一座，三面环水，敌人18军援军一到，肯定会派出一部通过浮桥和船只进入城内加强城防力量，与城外敌军内外夹击我攻城部队。我们将计就计，待敌援军进入赣州城后，即打掉其浮桥和船只，来个瓮中捉鳖。” 滕代远对此有点怀疑：“敌人数万人马聚集在坚城之内，大炮也占优势，我军火力居于劣势……” 蒋先云打断他说：“很快我军炮兵火力就占优势了。” 历史上中央红军攻打赣州，基本没动用火炮，结果迟迟未能压制敌人火力。其实，当时中央红军炮兵原本弱小，但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却极大改变了这一状况，带来了不少炮兵，虽少山炮，但迫击炮和平射炮不少，且炮弹很多（还没用呢），如果说对使用红五军团的步兵攻城不放心的话，但调红五军团炮兵参战的话，完全是可以的，虽说轰不塌城墙，还是可以压制敌人城内的火力兵力的，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攻打赣州时一直没有动用红五军团的炮兵…… 项英有点疑惑：“我们炮兵会对敌人占优势？” 蒋先云说：“确实如此，在鄂豫皖我们就是靠炮兵优势打垮了敌人。明天‘列宁’号飞机就会飞回鄂豫皖，到时会载来朱瑞同志。朱瑞同志你们是了解的，在苏联红军炮校深造过，擅长炮战。斯大林同志说过：‘炮兵是战争之神’，苏联红军炮兵世界第一，这次朱瑞同志会带来苏军炮兵最新的研究成果，指导总部炮兵建造，打赣州前就可以投入使用，到时就会狠狠教训敌人。” 顾作霖兴奋道：“那太好了！过去都是敌人的大炮炸我们，现在该轮到他们挨炸了！” 这时蒋先云问了一个关键问题：“红7军的李明瑞等人怎样处理？” 此前不久，左倾教条主义者将红7军领导人打成“B团”首脑，杀害了红7军政委许卓、政治部主任许进等同志，李明瑞也被关押，即将处决。蒋先云就是要抓住这千钧一发之际，挽救这位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的生命。 顾作霖吞吞吐吐说：“保卫局查证过了，李明瑞确实是B团的，过几日就将其正法。” 蒋先云说：“这次我在苏联学习了斯大林同志的办法，就是将反革命分子编成惩戒营，用他们的鲜血在战场上洗刷自己的罪行，也是人尽其用。现在关押的B团分子有多少人？” “约1000人左右。” “我的意见，将李明瑞等人编入惩戒营，对外称强击营，适当加强保卫局的干部，用作突击。这次红7军主攻西门，可以将7军的突击团与强击营一起使用，作战中也便于监视。” 项英当然熟悉斯大林在察里津用过的惩戒营办法，连声说好：“这样也好。这次打赣州就按特派员说的办，不过调整作战部署得报中央批准。我看这一仗就由特派员统一指挥好了。特派员在鄂豫皖连打胜仗，中央和莫斯科都是非常满意的。” 蒋先云说：“这样不妥吧，鄂豫皖那边主要是刘伯承、徐向前、曾中生等同志的功劳。我这次来是为前方军委提建议，还是由前方军委统一指挥，我看还是顾作霖同志靠前统一指挥，我从旁协助为好。” 现在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占统治地位，要搬掉是不可能的。“三人团”在前线必定会派代表督战，这样是顾作霖最好，他年轻气盛，但是对军事完全外行，作战中必然要倚重蒋先云这位“行家”。战役大胜后，由于顾作霖是名义上的统帅，又可坐享其成，何乐而不为，故而顾作霖大喜，表面上又谦虚一番。 第十二章：铁打赣州（2） 2月初，5万红军攻赣参战部队依照中革军委训令，浩浩荡荡向战区开进，2月7日前全部抵达赣州城郊。 这日清晨，蒋先云与顾作霖等前方军委成员来到赣州城东郊外的制高点天竺山，眺望这座即将成为红色首都的历史名城。 赣州三面环水，河宽流急，章水和贡水夹城相汇为赣江，向北奔腾而去。100多公里的河岸多系悬崖峭壁，河水流经18处险滩，其中以惶恐滩为最。滕代远不禁吟道南宋重臣名将、民族英雄文天祥途经这里和零丁洋（又作伶仃洋）留下的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郁孤台是三层的唐代楼台，掩映在树丛中。蒋先云也吟诵了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名篇《菩萨蛮》：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蒋先云心中一阵感慨：只是现在不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而是“东北望沈阳，可怜黑土地”了。东北三省的富饶土地和三千万同胞已沦落在日寇铁蹄之下，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已上升到主要矛盾，十九路军在淞沪正与日寇浴血奋战，而左倾教条主义者这时却下令攻打赣州，正好给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实…… 收回思绪，往远处望去，赣州城北紧靠城墙有八境台，当时为城中最高建筑，登此台不仅可以眺望赣州八景，而且是强大的军事工程，敌军居高临下的迫击炮，给攻城的红军带来很大的威胁。 天竺山上，朱瑞正在指挥总部炮兵架设炮位。西北军二十六路军起义，加上中央红军此前三次反“围剿”的缴获，使红军总部炮兵拥有6门博福斯75毫米山炮，这次根据蒋先云的建议，全部拉上天竺山，居高临下压制敌人火力。朱瑞还带来了德国蔡司炮队镜和测距仪，正在山上紧张地调试中。 2月1日，朱瑞乘坐“列宁号”一到中央苏区，就立即向总部炮兵传授制造“红军炮”的方法。幸好二十六路军及时起义，其汽车队和宁都简易机场都有大量的空置汽油桶，起义部队还带来50吨黄色炸药，攻打赣州是足够了。中央红军紧急抽调矿工出身的红军战士作为“红军炮”的炮手，足足装备了100门“红军炮”，在一处秘密场所练习使用“红军炮”，并由红一军团直属的红35师负责外围看守，严格保密。由于掌握引信长短需要较多时间，“红军炮”还未来到前线，但75毫米山炮到了，其余12门82毫米迫击炮、36门60毫米迫击炮、12门37毫米平射炮则部署在东郊外。 当红军兵临城下时，国民党军34旅的旅长马崑采取“缩短防线，巩固内围”的策略，退守城内，由67团守东门、小南门、建春门、68团守南门、西津门，各县民团大队分配各处，协同守城。 34旅在一年之前曾发生过新城起义，陈正湘（就是后来华北野战军著名的陈正湘纵队的领导人）、彭加伦（唱歌会打拍子，人送外号“加伦将军”）就是从34旅起义的出身。 为争取守敌投降，红军让刚起义过来的罗炳辉给马崑写信，劝其献城起义，并答应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马崑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有过动摇，但又认为罗炳辉加入红军不久，“威望”有限，不相信能保住他的性命，再加上他多年为蒋介石效命，故拒降顽抗。马崑一面严密布置赣城防务，一面急电蒋介石求援。 红军也不急于攻城，只是抓紧三样工作： 一是广泛发动群众支前参战。经过宣传发动，在当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群众把大量的粮食、蔬菜、肥猪送给红军。妇女群众还纷纷为红军战士编斗笠、做军鞋。支前运输队昼夜不停地为攻城部队运送弹药和物资。 二是开展阵地练兵。主攻东、西、南门的攻城部队，分别组织了爆破队、冲锋队和政治侦察队。爆破队一般由20人组成，任务是挖掘坑道，炸开城墙。冲锋队又叫敢死队，一般由70人组成，任务是特爆破成功后，迅速突入城内，消灭城内两侧守敌火力，为大部队进攻开辟道路。政治侦察队，一般由12人组成，任务是攻开赣州城后，迅速侦破敌人的特务组织及反动团体，以确保中央首长和机关的安全。爆破队、冲锋队和政治侦察队，都进行了紧张的阵前练兵。 三是挖掘坑道，准备炸开城墙。赣州城墙高大厚实，红军只能采用了坑道爆破的方法——俗名“棺材炮”，也就是将坑道挖到敌人的城墙之下，引爆装满火药的棺材，来炸塌城墙，打开突破口。这里说的火药不是黄色炸药（都用作“红军炮”了），而是造鞭炮的黑火药（江西有的是），里面加上生铁块，用棺材钉死是为了增加爆破力。这是个古老但却有效的方法，在红军时期很“时髦”，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直到10多年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打运城、打临汾时还靠这一办法。 挖掘坑道，全靠手工操作，作业十分艰难。开挖坑道口时，城楼守军疯狂扫射，敌机投弹轰炸，还扔下汽油和火球，引起大火。爆破队顶着枪林弹雨，冒死开挖坑道口。坑道口挖开后，掘进也非常艰难。由于作业面窄，只能两人掘土，一人运土，虽然昼夜不停轮流作业，进展却很缓慢，特别是挖进到20多米后，空气越来越稀薄，挖不多久，就喘不过气来，连油灯都点不着，大家就坚持着摸黑干；又加上连日阴雨，坑道积水增多，不易排出，更增加了坑道作业的困难。战士不畏寒冷，在泥浆中负重摸爬，一刻不歇。 守军发现红军挖掘坑道，准备爆城，非常恐慌，千方百计加以破坏。他们采取“瞎子听音”的方法，将水缸倒置在城墙上，并把缸底凿穿，叫瞎子俯耳听声响。或在水缸里装满水，看水面是否波动，以控测红军坑道作业动静。当坑道快要挖好时，粤军陈济棠部派出2架战斗轰炸机，企图炸毁坑道。红军组织密集火力向飞机射击，飞机不敢低飞，只好胡乱扔下几颗炸弹逃跑了，其中有3颗没有爆炸的炸弹落在红军阵地上。大家风趣地说：“陈济棠真够朋友，我们正需要炸药，送来真及时。”后来就把这3颗炸弹用来炸城了。根据蒋先云的提议，这3枚炸弹连同5个“棺材炮”都被埋在南门附近。 经两个多星期的艰苦挖掘，各个方向都挖通了延伸到城墙底下的坑道，并挖好了炸药室。其中，东墙、南墙下各8条坑道，西墙下有3条坑道，“棺材炮”都已经送进炸药室安放完毕。 只有把马崑打痛，国民党军18军才会迅速来援。前方军委决定，由红7军在西津门发起进攻，显示红军的威力，迫使马崑拼命求援。 2月23日，红7军向赣州西津门发起了猛烈突击！ 蒋先云和顾作霖等前方军委成员都来到了红7军阵地，总部炮兵的迫击炮部队也部署于此支援突击队。蒋先云举着望远镜观察，才知道赣州城防是何等坚固。西津门外，不过100米的距离就有五道铁丝网、四道鹿砦、三层地堡、两道外壕，整个西津门都被汽油桶、沙土袋、砖头瓦块塞得严严实实，城门、城墙、地堡上的枪眼密如蜂窝。 担任进攻任务的是红7军红55团，由团长黄冕昌亲率；李明瑞的强击营、李天佑的红7军直属特务连一同突击，进攻兵力有1500多人。彭德怀亲自来到西津门外，检查了爆破和攻城的准备工作，说：“能不能炸毁城墙，是攻城的关键，你们必须多做几手打算。” 李明瑞不愧为红军卓越的指挥员，一反过去传统的攻城之策，大胆建议3支突击部队分段爆破、分段突击的方案。黄冕昌对老军长的建议心领神会，立即调整了部署。 清晨时分，红军爆破队员迅速进入坑道，点燃导火索。突然，“轰隆”一声巨响，3副棺材里的炸药同时爆炸，迸发出无比的威力，好似天崩地裂，震得山摇地动。顷刻，硝烟滚滚，尘土弥漫，火光冲天，赣州西城墙被炸开50多米宽的一道缺口。城墙上的敌人随着烟尘腾空而起，向四周摔去，死伤达100多人！ 李明瑞高声大喊：“冲呀！”率领强击营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争先恐后向东门城墙缺口处冲击。突击队员每人携带驳壳枪1支，手榴弹10枚，大刀1把，迎着火网穿插，一连突破几道工事，已冲上炸开的城墙突破口！ 马崑毕竟早有准备。在八镜台制高点上布置的8门82毫米迫击炮对西津门炸开的城墙缺口处猛烈炮击，炮弹如雨，把冲在前面的红军突击队员一排排齐刷刷地击倒！但红军勇士毫不畏惧，转眼后面一排排又齐刷刷跃上来，源源不断！ 守军也打红了眼，68团以及地方民团组织了上千人的大部队，向缺口处猛烈反攻。强击营伤亡大半，整个缺口处一片火海！ “上头命令，执行公务，不打不行，死鬼莫怨！”祈祷完毕，红军炮兵连长赵章成操纵1门82毫米迫击炮，只见他一条腿向前半步，另一条腿一跪，单眼瞄准，然后把炮弹送进炮膛。1发炮弹准确落在反扑敌军的队形中，一声闷雷般的巨响，浓烟滚滚，尘土飞扬，当场炸飞10多名敌军。紧接着，部署在西津门外的几十门82、60毫米迫击炮一起开火，隆隆的炮声夹杂着浓重而剧烈的爆破声冲天而起，将反扑的敌军队形打得溃不成军，压住了敌军的反扑凶焰。 赵章成是红军第一“神炮手”。他原是二十六路军的迫击炮手，随同部队宁都起义后加入了红军。当时红军的武器十分困乏，迫击炮这种步兵伴随武器已经是重装备了。而有迫击炮操作技术的赵章成，很快就成为了当时红军中有限的技术干部之一。但与众不同的是，赵章成又是一位没有文化的技术干部，加入红军时他甚至还是文盲。入党后，赵章成仍然保持着他中国农民式的所谓佛教信仰：不愿杀生造孽与相信轮回转世，在作战开炮前总要祷告一番，说自己是奉命开炮，冤魂不要来找他。长征时赵章成已任红一军团炮兵营营长，但他还是坚持着这个祷告习惯，在当时红一方面军的中级干部中一直传为笑柄，而他的这个习惯直到长征结束后才完全放弃。 尽管赵章成没有文化，但在西北军严格的旧式军棍训练下，结合了他自己的天赋和战斗经验，练就了无人能及的迫击炮操作技术，在军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笔。普通的迫击炮，一旦到了他手中，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了：“神炮”！长征中强渡大渡河的3发“神炮”更是使赵章成名扬天下。强渡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极为壮烈的一次战斗，也是关系到了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若胜则红军就彻底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若败红军就是石达开第二！当时赵章成只有1门无炮架的迫击炮筒和3发炮弹了，他用左手托起没有炮架的炮身，全凭自己的手和经验技术来代替瞄准装置，仅仅3发宝贵炮弹，都准确无误地及时命中目标，摧毁了敌人3个机枪火力点。赵章成的准确炮击，使得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籍此机会夺占了工事，为支援部队靠岸赢得了时间。同时，这三炮对没有重武器装备的川军是极大的威摄，他们并不知红军只有3发炮弹。川军士兵因惧怕炮击而开始退逃，防御彻底崩溃了！在抗日战争的一场战斗中，八路军缴获了3门迫击炮和一批炮弹，但参战部队中竟然没有一个人会操炮！而战斗又急需炮火支援。于是指挥部门急调本不在战场的赵章成快马赶来，并且专门选了6名战士供他指挥。炮击开始，6名从未摸过炮的战士在赵章成的口令指挥下，为不同目标给炮弹改装不同药包，而赵章成则一个人同时操纵3门炮进行不间断的射击！至于炮击的效果，当时日军指挥官根据炮火的准确和密度，判断八路军有1个迫击炮排在进行齐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赵章成为志愿军干部和苏联顾问表演82迫击炮简便射击，苏联顾问指着一棵树枝为目标，赵章成一发炮弹就准确炸断这棵树枝，令苏联顾问们惊叹不已！很少赞扬部属的**，曾对赵章成有一句极为中肯和贴切的评语：“要象赵章成同志那样，使技术达到了艺术的标准。” 历史上由于中央苏区教条主义者对宁都起义部队的猜忌，在攻打赣州时没有使用红五军团的炮兵，使赵章成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根据蒋先云的建议，红五军团全体参加攻打赣州的战斗，大大增强了红军攻城实力，赵章成指挥的迫击炮部队也果然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炮兵打垮敌人反扑后，红55团的团长黄冕昌率领全团以及军特务连再次杀进突破口。未来的共和国上将、特务连的连长李天佑猛而不鲁，是个创造过无数战场奇迹的传奇人物。特务连个个都是经过严格审查挑选的，政治觉悟高，身体素质好，而且作风过硬，技术娴熟。李天佑一边冲，一边喊：“同志们，跟我上！”特务连突击队员们跟着连长冲上去。 红55团紧随特务连涌进缺口，向西门大街漫开，败退的守军均缩集民房内，双方逐屋争夺。马崑见势不妙，下令68团主力以及地方民团5个大队的兵力投入反扑，仗着八镜台上炮火的猛烈支援以及优势兵力，将红军逐步压了回去。激战中李天佑受重伤，被战士背了下去。这是他参加红军后第四次负伤，年仅18岁。未来的共和国中将、红55团第6连连长莫文骅带头冲锋，负了伤倒在城墙脚下；教导员陈漫远也被炮弹杀伤，被担架抬走。 在赵章成迫击炮部队的猛轰掩护下，红7军突击部队带着伤员撤出了战斗。 此次赣州西津门血战，红7军以及强击营伤亡近1000人，毙伤敌军2000多人。这次试攻，证明了赣州城防的坚固以及守军作战的疯狂性，给其他红军参战部队敲响了警钟，纠正了轻敌的思想。 为不暴露我军炮兵实力，在天竺山的75毫米山炮没有开炮压制八镜台的敌军阵地，只是作了精确的测距。“红军炮”部队已经训练完毕，正在开来赣州前线途中。 马崑也被红军的猛烈攻势吓怕了，急电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不甘心丢失赣州重镇，命令第二路军派兵增援赣州。18军军长陈诚调集驻泰和、万安等地的国民党军第11、14、52师组成“援赣剿赤进击军”（简称“援赣军”），以第11师师长罗卓英为前敌指挥，向赣州推进。当敌援赣军一部分进到沙地一带时，红军独立第1、5师曾奋力阻击，终因兵力不够，武器装备差，又无险可守而未能成功。2月28日晚，18军进到赣州城北面章江对岸的赤珠岭。 陈诚的18军就是后来的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土木系”军事集团的核心，**曾评价其“勇如虎，狡如狐”。 “土木系”的雏型形成于1928年。当年底，由蒋介石主导的以削弱别人、壮大自己为目的的军队编遣工作展开，以原17军和第1集团军警卫司令部合编的11师在浦口成立。该师由陈诚任副师长，罗卓英任参谋长，下辖3个旅，分别由罗卓英（兼）、桂永清、林蔚任旅长，这几位旅长以及所属6名团长均为陈、罗在保定军校时的同学以及黄埔军校一、二期毕业生中陈诚熟悉的人物。该师师长曹万顺，出身闽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27 部分阅读 名团长均为陈、罗在保定军校时的同学以及黄埔军校一、二期毕业生中陈诚熟悉的人物。该师师长曹万顺，出身闽军，生性耿直，常指挥不了这些旅团长们，故不到几个月就去职，陈诚即升任师长，罗卓英充任副师长并兼原有职务。 开明的人事，严格的管理，融洽的官兵关系，使11师很快成为蒋介石的一流部队。在迎击先后反蒋的冯玉祥、宋哲元、石友三、唐生智部队和中原大战中，陈罗率领的11师所向披靡，屡获胜仗，受到蒋介石高度赞赏。蒋、冯、阎大战结束后，蒋命11师开往湖南调整扩充部队，成立18军，陈诚任军长，罗卓英任副军长兼11师师长。18军在蒋介石嫡系各军中，兵力最为雄厚，共辖2个师1个攻击旅，计有兵员4万多人。罗卓英的11师还有直属炮兵、工兵、通讯兵、辎重兵各1个营和1个特务连。该师后来出了桂永清、周至柔、樊嵩甫、霍揆彰、黄维、方靖、夏楚中等高级将领。 蒋介石对11师、18军关爱有加，装备配强，军饷优先，并常常对所属将领予以关照，故20年代末到30年代在蒋介石嫡系部队中形成以陈罗为首领的军事集团，因汉字“十一”合为土，“十八”合为木，故史称“土木系”。 1930年2月，当11师移防武汉后，陈诚突然将原曹万顺残部缩编的第66团缴械，军官遣散，士兵分散编入其余各团。同年4月，又收编徐声钰独立第14旅为11师独立旅，将11师补充团改为补充旅第1团作为骨干。使该师成为一个3旅9团制的甲种师，实力大为增强。 陈诚在中原大战结束后通过蒋介石的帮助，收编了由唐生智一部改编的教导第3师。陈诚于1931年2月接收教3师并改其番号为第14师后，便将11师的师长职务交副师长罗卓英。1931年6月，第11师调往江西参加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虽然未能立下战功，但是陈诚却乘此时吞并了杂牌部队第52师，并将第11师的独立旅补充第52师，调11师副师长李明担任52师师长。随后又收编43、59师，至1931年10月，18军已扩充到5个师、29个团的超级主力部队！ 2月29日，敌援赣军在章江赣州北门对面架设浮桥，准备进城。为了阻止敌军搭浮桥，位于西门外章江沿岸的红7军曾集中部分火力向搭桥敌军射击，发起数次攻击，但都为敌军重机枪火力所阻。当日晚，北门浮桥搭成。为破坏浮桥，红7军在3月2日又组织了炸桥队，把棉花、稻草堆在木排上浇上煤油，燃起烈火，推向北门浮桥。但18军的浮桥是船搭的，看见火船来了，就把自己的船移开，让过火船后再合上，浮桥根本就摧毁不了。但浮桥在红军火力范围之内，敌援赣军不敢白天贸然入城。 3月2日晚，马崑由北门出城，通过临时浮桥到赤珠岭，与敌援赣军司令、11师的师长罗卓英，以及14师的师长霍揆彰、52师的师长李明见面，双方经研究，作出了“缩小阵地，增兵进城，内外夹击，以解赣围”的决策。 随后几晚，52师的师长李明率领该师154、155旅全部6个团、11师32旅的旅长张鼎铭率领该旅3个团，通过浮桥进入赣州城，连同城内的34旅2个团，使城内敌军正规军达到11个团！罗卓英亲自指挥11师31旅占领河西伏背岭一带高地；14师进到杨梅渡、岭头上等地。3个师的炮兵也全部集中于杨梅渡一带。 蒋先云在天竺山上的指挥部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的发生。他正是要敌人援军入城，好一网打尽！ 3月7日凌晨2时，赣州城墙上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一片漆黑！突然，章江对面的岭头上出现一堆火光，在黑夜中分外刺眼！在杨梅渡一带集结的国民党军炮兵几十门山炮、野炮和82毫米迫击炮一齐猛烈开火，将赣州南面城墙与章江之间开阔地上的红三军团阵地打得沙石纷飞、一片火海！ 几轮炮击后，赣州南面城墙突然出现十几个大洞，从洞中涌出无数黑影，恰如开闸的洪水，向城外的红三军团阵地倾泻而来。与此同时，章江对岸的杨梅渡口，上百艘船只升帆竞渡，迅速靠上了赣州城这边的河岸，上千士兵跳下浅滩趟水上岸，与从赣州南城墙涌出的部队两相夹击红三军团阵地。此时，杨梅渡的国民党军炮兵开始向赣州东门外的红一军团阵地进行延伸射击，从赣州城的小南门又杀出一支敌军，一直冲到章江边，将赣州南门和西门外的红三军团、红7军阵地与东门外的红一军团阵地一举切断，合围圈的红军陷于坚城之下和大江之间的绝境！ 但此时合围圈内没有一名红军。 蒋先云站在天竺山上，注视着这历史上曾出现的情景，不禁欣慰地一笑：赣州城命运已定。 历史上的3月7日凌晨，敌军在赣州城内外全线出击：52师事先依靠工兵在赣州南面城墙上从里向外打了十几个大洞，7日凌晨由工兵打破最后一层砖墙，52师154旅当先冲出，猛扑南门外红三军团阵地。为便于夜战识别，所有官兵均在臂上扎上“剿匪抗日”的白布条；同时，在章江对岸的11师在岭头上点燃一堆篝火，作为内外夹击的信号，11师31旅61团乘坐上百艘船只从杨梅渡口强渡章江，与52师两相夹击红军；赣州城内52师155旅打开小南门出击，直杀到章江边封闭合围圈。马崑的34旅67团杀出东门，冲击东门外红军阵地。11师32旅则留在城内为总预备队。应该说，这一计谋是非常毒辣的，历史上红三军团措手不及，吃了大亏，伤亡惨重，一名师长被俘，且面临被全歼的厄运。幸亏**同志雄才大略，远在瑞金东华山上就发现问题所在，力主红五军团红13军到天竺山附近作为总预备队，在危急时刻红13军发扬西北军大刀队的威风，一路冲杀进合围圈将红三军团解救出来，从而避免了红军的一场悲剧。 洞悉历史的蒋先云早就通过前方军委作了安排。红三军团和红7军于6日深夜就悄悄撤出了阵地，所以国民党军从南城墙冲出的52师与渡江而来的11师31旅61团两相夹击的红军阵地空无一人，罗卓英精心策划的一记猛拳却打在空处，脱了臼。 现在轮到红军出拳了！部署在天竺山的75毫米山炮在朱瑞的指挥下，对准章江对岸杨梅渡一带的敌军炮兵阵地进行8发急速射覆盖！由于敌军炮兵为了全线压制赣州城外的红军阵地、特别是东门外的红一军团阵地，所以推进到章江边上的杨梅渡，且轻视红军炮兵实力而密集一处，正好处在天竺山的红军山炮射程内。加之敌军发炮的火光在黑夜中分外耀眼，早被朱瑞准确测定方位和射击诸元，几轮齐射就将敌军炮兵阵地打得火光冲天，敌军堆在火炮旁的一排排黄铜炮弹被炸产生殉爆，不时传来惊雷般的巨响。 赵章成在白云山上指挥82毫米迫击炮，将二十六路军原来的几百发燃烧弹全部打出去，倾泻在运送11师31旅61团过章江的上百艘船只上。时值早春，天气干燥，且风势颇大，风助火势，泊在章江浅滩边的船只一艘艘不断燃烧起来，开始还是一支支冲天火炬，不久就烧成一条横陈江面的火龙，船上零星殉爆弹药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还未来得及下船的敌军士兵被烧成一个个火人，再也顾不得春寒料峭跳进冰冷的江水中，不少人被淹死。侥幸未起火的船只企图开回对岸的杨梅渡，也被“神炮手”赵章成一个个点射，无一幸免地熊熊燃烧起来。 蒋先云看到这一幕，产生了时空颠倒的感觉。想当年，国民党军18军在金门用燃烧弹将第三野战军的几百艘渡海船只全部焚毁，致使第一批上岛的9000名解放军无法撤回，全军覆没；而对岸的数万解放军后续部队因无船渡海，只好“隔岸观火”，眼睁睁地看着上岛部队的牺牲，铸成第三野战军历史上最大的遗憾。现在，这一幕就在赣州城下的章江边上演了，不过受害者正好调了个。 朱瑞伤口上撒盐，在摧毁敌军炮兵阵地后，又转向赣州城北门的浮桥，几次齐射将浮桥炸成数段。自然，在八镜台上的城内敌军82毫米迫击炮阵地也被消灭。 冲出南城墙外的国民党军52师154、155旅与渡江而来的11师31旅61团在城外红三军团的原阵地会合，上万人员爆满无立足之地，队形大乱。突然，接连几声巨响，赣州南城墙被炸开近百米宽的大缺口，拥挤于此的城内城外数百名敌军被炸上了天，爆炸的尘土冲起上百米高，数吨沙石铺天盖地而下，又埋住了城内外无数敌军，外围的也被碎石打得头破血流。这是红三军团事先埋在南门下坑道内的5个“棺材炮”和3个航空炸弹起爆了，威力果然巨大。 城外的敌军部队人踩人乱成一团，又蜂拥返回企图从缺口处逃回城内。然而，更大的噩梦降临了。 白云山上，由汽油桶改装的100门“红军炮”整整齐齐，一层层摆开，对准城外敌军密集队形一排排齐射，几百个30公斤炸药包在敌军头上几乎同时爆炸，无数“飞蝗石”四射而出，将城外敌军大片大片击倒，血流成河！章江的河水被猛烈的炮火和江边燃烧船只的烈焰映照得通红，火光剪影中可以望见一群群慌乱的敌人东奔西跑，在震天动地的炮火中徒劳地躲避。 此时预伏在天竺山下的红五军团发起了猛烈的冲锋，杀声震天，冲在前面的手持轻机枪的驳壳枪，看清了前面密麻麻乱哄哄的目标，一齐喷射钢铁的火焰，枪弹发出暴风雨般的轰鸣，刹那间敌军人群倒下一片又一片，兵败如山崩！随后无数寒光闪闪的大刀宛如水银泻地，奔流进入敌军队形中…… 3月7日凌晨赣州城外这场夜战，敌军损失达1。5万人。其中伤亡1万，约5000名俘虏由红7军余部看守，完好的武器补充红军突击部队。渡江而来的11师31旅61团残部被红军压在江边，被迫投降，全军覆没，团长胡启儒被“红军炮”击毙；冲出城的52师154、155旅损失大半，阵亡旅长、团长5名，只有小部分得以从城墙缺口退入城中，所剩战力不足2个团；从东门冲出的34旅67团被红军如南门般炮制，东门下坑道内的8个“棺材炮”几乎同时起爆，将城墙内外的数百名敌军轰毙，倒下的沙石又将城外67团的残余官兵大部掩埋，红3军一个反冲锋就将67团残部全歼。历史上红军在赣州东门下爆破时，由于对爆炸威力估计不足，200多名突击队员埋伏地点据城墙过近，结果被炸起的沙石全部活埋，这些配备了冲锋枪（当时称“花机关枪”）和驳壳枪的红军精华就此意外牺牲，令人痛心不已，也是红军攻打赣州失利的原因之一。现在，这一切苦头由敌人来品尝了。 趁敌军惊惶失措之机，数万红军于清晨发起了攻打赣州城的大战。此时城内敌军不足2万，只有11师32旅完好，52师与34旅均残破不堪，不过民团17个大队还损失不大，有相当战力，由52师师长李明统一指挥。城外章江对岸的11师31旅（因61团被歼，只剩2个团）和14师因无船可渡，且炮兵毁灭大半，已不可能支援城内敌军，且为避开红军炮火被迫退出杨梅渡，罗卓英、霍揆彰捶胸顿足，懊悔不已，只能坐视赣州守军成为瓮中之鳖。 第十二章：铁打赣州（3） 清晨的阳光喷薄而出，驱散了江面的轻雾。红军架在天竺山上的75毫米山炮、白云山上的82毫米迫击炮以及靠近前沿配置的“红军炮”齐声怒吼，向倒塌的城墙内不断延伸射击。因为马崑经营赣州城防多年，强行拆毁城墙后整条街的民房，并强迫城内居民每户送一个沙包或土袋用来构筑新工事，在离内城约50米处筑起了第二道新的城墙，形成了新的战斗屏障，历史上曾给红军很大杀伤。但这道新防线现在根本经不起红军炮火的打击，被打得千疮百孔，聚集于此的守军也被炸得血肉横飞。 炮击20分钟后夏然停止。只见红、绿、蓝、黄信号弹满天飞舞，号声齐鸣，红军各攻城部队开始冲锋。此时赣州三面城墙均被炸开大缺口，红五军团红15军从西津门缺口攻入，红三军团红3师从南门缺口攻入，红一军团红3军从东门缺口攻入，如三股洪流冲入城内街道。马崑和龙南地主萧升犀组织民团，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投入反扑，这些地主武装作战非常疯狂，双方逐房逐屋逐墙地争夺，白刃战一步比一步激烈。此时敌我双方的大炮和手榴弹都无能为力，步枪拉栓推子弹都来不及，只有刺刀、大刀厮杀的工夫。只听见金属碰击怪叫怒吼和扭打喘息之声。年轻人的鲜血肉浆不分敌我不论官兵随着激烈的砍杀四溅横飞，倒下的人成为活人的垫脚石，活着的人眨眼之间倒下一个又一个，一片又一片……不断倒下去的红军，没有给自己的亲人、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丝纪念物。他们没倒下之前，除了一颗赤心，别的一无所有。活着的，义无返顾继续战斗，没有废话，没有笑，眼光如刺刀，森严，峻厉，要杀人。瞳仁里只有生和死，胜和败。心中，怀着神圣的信念，为**信念甘愿再死一次！ 只有国民党空军派出几架飞机前来支援，也被红军组织机枪对空火力打了回去。战至中午，城内敌军被压缩在城北一隅。此时民团伤亡大半，但11军32旅全部和52师、34旅残部均聚集于此，正规军尚有近万，且此处为赣州核心工事，红军第一波攻势就此受挫，换上第二波攻击部队：红五军团红14军、红三军团红1师、红4军红13师。一番炮火猛轰后，红军再次猛烈冲击。红4军红13师突击部队的进攻队形按照**的“三三制”原则，就是每个步兵班编成3个战斗组，每组3、4个人，列成三角队形冲锋。每个连都得到配属的37毫米平射炮和60毫米迫击炮的支援，逐一敲掉敌人火力点。敌军毫不示弱，城中大街小巷布满了沙袋，楼台窗口到处是喷射的火舌……双方又开始逐街、逐屋地争夺，刺刀拼得嘁哩喀嚓，手榴弹冰雹样地乱飞，六○炮的炮弹像礼花一样在人的头上爆炸……城内的混战空前地激烈，双方抵近对射、刀劈枪刺，甚至用拳头、牙齿进行拼搏。到了夜晚，赣州上空飞满了照明弹，被炮弹打着的民房和建筑，物熊熊燃烧，满城火光，如同白昼。赣州城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残肢断臂的尸体，横七竖八地铺满了路面。到处是流淌的鲜血，宛如大大小小的红色河流，冲锋的士兵稍不留神，便会滑倒。 至深夜，红军又将敌军阵地压缩数百米，但进展日益缓慢，激战中红三军团红1师师长侯中英光荣牺牲，而龙南地主萧升犀也被击毙。 真正的血战还在后面。 城北的八镜台是敌军核心阵地之一。敌军52师、34旅和各民团残部都集中在这里，近4000兵力。 红军再次更换最后的总攻部队：红五军团红13军、红三军团红2师、红4军红11师。红10、12师为总预备队。 红五军团红13军、红三军团红2师负责攻打八镜台。 红五军团红13军、红三军团红2师从西、南面，同时向核心阵地突进。火光冲天，红军势若潮涌。但核心工事喷吐的火舌连成一片，红　13军红37师政委欧阳健是个认真的人，不顾砖瓦横飞，在观察所边看边记。突然一发子弹飞过来，打在他左眼上，顿时鲜血喷了满脸，身体直挺挺地栽倒在瓦砾上，光荣牺牲。34旅旅长马崑亲自在第一线组织部队反击。红军在以波浪式集团冲锋，前仆后继，反复争夺，守军伤亡惨重，马崑也被天竺山上的红军山炮轰毙。 两次攻打未能成功，红2师师长郭炳生焦急万分。这时电话响了： “四纵吗？” 打电话的是彭德怀。 四纵？郭炳生一愣：四纵是彭军团长平江起义的老底子，但彭军团长平时不这样称呼红2师呀？ “红3师吗？” 红3师？自己明明是红2师啊。郭炳生更加摸不着头脑。突然他灵光一闪：1930年7月，攻打长沙前，四纵改编为红5军红3师，自己担任师长，后在打下长沙中立下头功。之后，红5军与红8军混编，红3师调入红8军改称红6师，1931年9月红三军团取消军的番号，红6师又改称红2师，直至现在。军团长用红3师称呼，是要自己发扬攻下长沙的光荣传统啊！ 郭炳生顿悟，直觉得血往上涌：“军团长，我们就是攻下长沙的红3师！” “八镜台南门没有攻开，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军团长，坚决打，排除一切困难，打开南门！” “谁打？” “我亲自上！” “白天打还是夜里打？” “刻不容缓，白天打！” “需要多长时间准备？” “最迟不超过今天中午12点！” 彭德怀高兴了：“很好，很好！你们主攻南门，红13军在西门助攻，炮兵全力支援你们战斗！你们一定要打进南门。我相信平江团，军委也相信平江团广大干部战士！” 红2师是彭德怀平江起义的老底子，红5军的核心。之后红5军发展为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38军，就是抗美援朝中著名的“万岁军”，被称为“钢铁部队”。红2师则发展为38军112师334团，是38军头等主力团。 李明把残余部队收缩到八镜台继续顽抗，凭屋死守，死不交枪。到处是枪炮声，到处是白刃肉搏的场面，两军的尸体堆满了地面。52师、34旅的直属队打光了，李明把身边的卫队都派了上去，孤注一掷。 下午2时，南门攻破。52师残部终于垮了下来，士兵慌不择路，爬房顶，钻地道，藏进民房，乱成一团。涌进的红军队伍越来越多，边追边打。郭炳生率领部队冲入时，突然，他的一条棉裤腿被鲜血染红了。 因大腿动脉被打断，红2师师长、彭德怀的亲戚郭炳生当日牺牲。历史上的1932年8月，即5个月后，郭炳生率领队伍叛变，被师政委彭雪枫追回队伍，郭炳生投敌后也被打死。现在，他死在赣州城下，也算成全了名节。 傍晚6时，红军攻下八镜台全部核心工事，俘虏敌赣州最高指挥官、52师的师长李明。历史上李明是在一年后的第四次“围剿”时于草苔岗战役全师覆灭被俘，现在提前了一年多。 赣州守军据守的最坚固阵地在赣州中学，这里从南到北排列着5幢教学大楼，构筑了深沟、高垒、地道、地下室等坚固的集团工事。工事外围筑有一丈五尺高的围墙。墙外是5米宽、6米深的壕沟，壕沿陡立，壕底暗堡密布。核心工事里聚集了32旅64、65、66团5000多名士兵和大量轻重武器。 8日清晨，11师32旅的旅长张鼎铭刮了胡子，擦亮了黑皮马靴，登上赣州中学北大楼五层楼顶平台，洪钟般地喊道： “升旗！” 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大旗在蓝天下飘扬起来。 张鼎铭站在旗下发誓：“一定要死守！陈长官、罗长官不会不顾我们的，援军马上就到，胜利是我们的！” 红4军对付赣州中学这一敌军主阵地。 **举着8倍望远镜，站在赣州体育场阵地上。 3月8日清晨，红军炮火齐发，对赣州中学进行毁灭性轰击。炮弹如倾盆大雨泼泻而去。在巨大的轰鸣中，工事倒塌了，五座大楼腾起熊熊烈焰，据守在里面的敌军死伤无数，弹片擦伤张鼎铭的后脑，粗壮的短发立刻被染红了。 高悬在北大楼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也在漫天大火中倒下了。 张鼎铭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亲自督战。他电告罗卓英，要“以身殉国，壮志成仁”，并将一支勃郎宁手枪顶上了子弹，装在衣兜里，准备随时自戕。 红军炮火再次猛烈齐射，宛如持久不息的雷鸣，浓黑的烟云腾腾翻滚，笼罩住了敌人阵地。 **又把望远镜伸向敌人纵深，只有从纵深才能看到敌人有没有后续力量。火线是一目了然的，他把目光投向敌后那隐藏着奥秘地方！那里，敌人在有条不紊地向两翼运动，“这是个有经验的指挥官。”他夸赞着对手，“不可轻敌。” 国民党军32旅战力基本保持，5000名精兵士气仍然旺盛，不愧为“土木系”王牌军。张鼎铭作为“土木系”的王牌旅长，犹如一个红了眼的赌徒，不顾血本，用孤注一掷的疯狂决心，倾尽全力进行抵抗。 双方的暴烈的战斗本性，都被疯狂的进攻和顽强的抵抗刺激起来了。这里既不是豹子对着恶狼，更不是猛虎对着绵羊，而是红色战神对着白色战神，红色雄师对着白色雄师！ **恍惚回到了北伐路上汀泗桥的那场恶战。 战场上，每个战士都成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酷烈的战斗把尚未参战部队的全部热情激荡起来，怨毒恨火和参战的**，在每一根脉管里急剧膨胀起来，每一组肌腱都股荡得簌簌发抖。他们急切地投入战场。这是战场以外的人不能理解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的一种感情。因为他们无法体验到灯蛾扑向火苗时的高度的兴奋。任何勇士都需要那种奋战的氛围，正像使血液沸腾的铜鼓军号和卷起心灵风暴的交响乐章。这是一种使“死”人也能站起来战斗的氛围，满身血迹，气喘吁吁，兴奋地呐喊，犹如腾云驾雾似的痴狂。 **体验过这种激情，他把这种精神状态叫作：战争沉醉！ 红11师不断地改换战术，用两翼猛攻中央突破的方法，全力突击赣州中学防线。从早晨5时到下午3时，10个小时的不间断的拼杀，空前激烈、残酷。敌66团团长滕云被击毙，红11师政委张赤男也在激战中牺牲，攻势受挫，**下令后撤。几个连队打红了眼，拒不后撤。人类的疯狂暴烈的拼杀本性一旦被刺激起来，拼杀成了目的。最后不得不用军团首长的命令与说服，方使他们挥泪与洒满战友鲜血的阵地告别！那是血染的土地！ 总预备队红10、12师投入战斗。此时八镜台已被攻下，所有的红军炮兵都集中到这里。历史上“红军炮”（那时叫“飞雷”）刚一问世就是在淮海双堆集砸碎了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18军，现在这一幕提前上演，挨打的还是18军核心11师的主力旅，不过时间提前了16年。那是千篇一律而又绝不相同的场景：燃烧的阵地，飞溅着泥尘、砂石、碎尸、血肉……红军不断投入部队，又是巨浪与巨浪的互相冲击，相撞、陡立、粉碎，落下，又涌起。尔后就是敌我交错在一起，怒涛在一起翻卷。 **喜欢这样的硬仗，他在叶挺独立团里当见习排长后来升为连长时，在汀泗桥贺胜利桥和武昌城下，就是在硬仗中拼杀出来的。对于尸骨堆山血流成河已是见惯不惊。他不断地投入兵力，犹如向战争之炉中投入干柴，绝不悲天悯人，在战场上他是纯理性的，静如止水，从不感情冲动。绝不因巨大胜利而趾高气扬，也不因伤亡惨重而痛心如焚。他知道牺牲是胜利的必然代价，惋惜是妇孺之辈。 他对敌人，从不蔑视，轻视对手就是轻视自己，只有巨人对巨人之战，才会惊心动魄。 **关心的是战斗胜利而不是牺牲多少人，他喜欢大笔挥洒，十几年后，号称百万大军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时，他才觉得稍稍伸展了手脚。 浓重的焦烟味和血腥气，包含着滚烫的水气，从血污泥泞的黑岩石中升腾弥散，直扑到几里之外，**感到呼吸的窒息，TNT炸药呛人的苦辣味，使他连连喷嚏、咳嗽不止。 敌军阵地在红军空前强大的炮火中悲鸣、翻滚、跳荡、痉挛、抽搐。“战争之神”用它烧红的犁铧插进土地的深层，要把阵地耕遍，播下死亡的种子。一切都淹没在浓烟烈火之中，爆炸的火光不断撕裂着黑色的雾障。…… 在烟雾上空，却是3月8日下午的明亮的阳光，它以锐不可挡之势，把扇形的光针刺入烟雾，而烟雾却像神话中的恶魔在愤怒地翻滚、挣扎、反击，它用喷射的沙石烂泥去抵御斜射下来的光柱的锋镝，浓烟和阳光溶混在一起，化成立体的色彩起奇异的战云。 大地在呻吟，山林在喘息。**面临这种景象，一时竟忘了这是人与人的搏斗还是大自然的互相绞杀。 敌人居然进行反冲锋！**的望远镜里看到了草黄色的浪涛，“足有一个团”！他思忖着，密切注视着敌人即将发起的集团冲锋：“张鼎铭拼命了。” 战争隐藏着诡诈和危险，它会猝发出撼天动地的惊雷。敌方的许多师长、旅长、团长，是他黄埔军校的同学，在北伐战场上，也都有过赫赫战绩。由于阶级立场不同，分道扬镳，成为仇雠。并不因为他们是反动军人，就成了懦夫和笨伯，十九路军在凇沪抗战中不也打得英勇顽强吗？他们的成败，不在某个人的才能大小品格优劣。而是整个阶段的腐朽还是新生。 **生性沉静而含蓄，几乎从不展露自己的心胸，他几乎没有披肝沥胆的亲朋好友。孤独，是他的外在表现，也是工于心计的内在特征。这种孤独，有时让人望而却步，给人一种阴沉感。但他的眼睛是锐利的，头脑是清醒的，思维是深刻的。他能够审时度势。他懂得，时势造英雄的道理，没有深山难出虎豹，没有大海难养蛟龙。 **在24岁指挥他的一军团时，他并不感到吃力。只觉得比他当团长、军长时，更加得心应手。就像一个游泳者，在深水里比在浅水里更省力，更能发挥技艺，他相信“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也相信“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格言。他并不显得少年气盛趾高气扬。他的特点在于有只用成熟得近乎冷酷的理智，这是政治家权谋家所需要的一种素质，他与彭德怀的粗豪爽直的性格截然相反，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很少展露他的顽强的自我意识，他只相信自己的目光所见，他只相信自己的头脑的思考，他只追求自己为自己规定的目标。他是一个有绝对主见的人，很难说这是长还是短。 但他不是万能的，人生注定谁也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时势的风暴既可以把他推向荣耀的巅峰，也可以把他卷进罪恶的深渊。 眩目的闪电，震耳的雷声，红军无情的猛烈炮火将反扑的敌军淹没在血泊中，敌65团团长莫与硕被当场击毙。**确实感到惊异：蒋先云不愧为黄埔三杰之首，不但洞察战机于观火，单单这个汽油桶改装的“红军炮”，就使一向居于绝对火力劣势的红军反而有了优势，巨大的杀伤力连自己也感到胆寒。有了“红军炮”，自己也定能创造出丝毫不逊于鄂豫皖的光辉战绩…… 夜，降临了。 **站在军团指挥部的掩体边，观察着夜战的进行。硝烟无法遮蔽透明的天体，亿万星座按照它的轨迹永无休止的运行。它也不是自由的，不能离开轨道一秒钟，也不能停留一秒钟，它的生命也是短暂的，从新生到毁灭，也不过几千亿几万亿年的瞬间，多么单调，多么枯燥，多么孤寂，多么冷漠，多么神奇。一时间**觉得自己离开喧嚣的尘世已经很远。敌人阵地上倏忽间闪出一团团火光，而后传来连续的炸响。**又回到现实中：那就是“红军炮”在展现威力。今晚，红军炮兵奉命打光所有炮弹，毕竟拿下赣州城就会有补给。 “用电话告诉各师、团指挥员们，要记住我们是红军一军团！” **盖着军毯，在司令部的嘈杂声中睡下了。 他知道这个口号会唤起全体指挥员的什么样的感情。因为他自己说这句话时，内心里总是升腾起一种慷慨悲壮的自豪感。 9日清晨，红10、12师攻入赣州中学北大楼，敌32旅旅长张鼎铭开枪自杀，64团团长孙嘉傅被炮火击毙。 经过这场声势浩大、空前残酷的大血战，国民党的“铁打赣州”现在已成为红军的“铁打赣州”！ 此役守军3。5万被全歼，其中毙伤2万，被俘约1。5万。国民党正规军被歼4个整旅，是中央苏区的空前大捷。原防守赣州的34旅、增援赣州的18军52师（辖154、155旅）和11师32旅全军覆灭，尤其是“土木系”核心11师损失过半，且炮兵被摧毁，18军元气大伤，罗卓英、霍揆彰孤军深入，只好率领11师31旅和14师狼狈逃回吉安，蒋介石、陈诚等万分痛心。红军也伤亡万余，不过由于投入部队众多，伤亡分摊到3个军团7个军上，也不是很大，基本保留了元气。双方指挥官也伤亡惨重，34旅旅长马崑被击毙，尤其是18军32旅，死打硬拼，1名旅长自杀，3名团长全被击毙。红军指挥员身先士卒，伤亡率极高，红三军团红1师师长侯中英、红2师师长郭炳生、红4军红11师政委张赤男、红五军团红　13军红37师政委欧阳健等15名师团级干部英勇牺牲。打赣州的艰苦程度，完全证实了**同志当初的判断：当初只用3个大团怎么打下赣州呢？即使全部3个军团压上也非常困难，只是蒋先云完全掌握了敌人部署，又有“红军炮”这一绝密特大威力武器，才经苦战达到目的。可以说，**同志算到了九分，蒋先云只是补上那最后的一分…… 红军经对俘虏甄别，约5000名贫雇农出身的士兵被补充入红军，其余军官、中农、富农出身的士兵以及民团地主武装头目约万人被编成“劳役队”，在红军政治保卫局的监督下修筑赣州损毁的城墙和房屋。赣州虽然打下，但在猛烈炮火下已残破不堪，估计基本修复得一年时间，所以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首都仍临时设在瑞金，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拟于一年后搬到赣州。 赣州大战的同时，在赣南的红军5个独立师发展了赣县、信丰、南康、上犹、崇义、龙南等十几个县的工作，打破了几百个“土围子”，争取了这些地区的工农群众，建立了许多赤色政权，发展了地方革命武装，扩大了红军，赣南、湘赣、闽西苏区连成一大片，整个赣南除了粤军重点驻守的大余，已完全赤色一片。 由于赣州大胜的巨大影响，红军在赣南顺利“扩红”2万余，加上康复的伤兵、补充的俘虏兵，使中央红军达到8万多人。加上赣州为国民党军对付中央苏区的最重要据点之一，历年来储存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无数，虽然战斗中损耗巨大，但缴获仍然很可观。18军的52师、11师32旅等**精锐部队的被歼，使红军缴获大量日式装备和部分德式装备，战斗力得到大大提升。且赣州城内有赣南唯一的兵工厂，可修复轻兵器和制造子弹，特别是可造黄色炸药，使“红军炮”有了源源不断的“炮弹”，更是令人惊喜不已。 赣州的大胜，使蒋先云在临时中央乃至共产国际、甚至斯大林本人那里又加上了重重的砝码。他决定充分利用这一点。要纠正教条主义者在中央苏区的“左倾”错误是不可能的，蒋先云要做的是帮助**同志“出山”、重掌红军领导权。 “不能放**下山，他不是反对打赣州吗？现在赣州不是打下了？”在赣州城的郁孤台上，“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意气颐指地说。这里遭战火破坏较小，基本保留了原貌。 “那时**怎么知道有‘红军炮’呢，敌人那么坚固的钢筋混泥土工事都飞上了天，要是靠红军原有的武器，是很难打下赣州的。”**在一旁反驳说。在党和红军的几次历史上关键时刻，**都坚决支持了**，这是建国后他得以身居高位的重要原因。 “这次攻打赣州，完全是按照**的部署打的。”蒋先云抛出了“重磅炸弹”。 项英、顾作霖等人大吃一惊。 “这是战斗期间我和主席之间的通信，你们拿去看看。”蒋先云向顾作霖递过几封书信。 早在战斗前，蒋先云就利用自己“特派员”的特殊身份，派出联络员给在瑞金五华山上古庙休养的**同志送去书信，阐明了对敌军实力、动向的判断，介绍了“红军炮”的威力，就攻打赣州的策略向主席请教。**同志当即回信，首先对蒋先云的“回归”表示欣慰，随即指出了攻城歼敌的关键所在。**不愧为震古烁今的伟大军事家，他的部署与蒋先云的不谋而合（当然不是蒋先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建国后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无数战史专家几十年精心研究的成果）。 在这些书信面前，加上蒋先云现在的“巨大声望”和“国际背景”，顾作霖等不敢坚持。项英道：“那让**在红军担任什么职务呢？” 历史上攻打赣州失败后，就是项英亲自骑马去五华山请**“出山”解救残局。现在又是他。 蒋先云早有考虑：“我的意见，重新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红一方面军在国际、国内都很有影响力，怎么能取消番号呢？现在红军已空前壮大，需要统一指挥，还是‘朱毛’当家。” 历史上红一方面?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28 部分阅读 蒋先云早有考虑：“我的意见，重新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红一方面军在国际、国内都很有影响力，怎么能取消番号呢？现在红军已空前壮大，需要统一指挥，还是‘朱毛’当家。” 历史上红一方面军恢复番号是1932年6月，朱德任总司令，**任政委（8月到任）。 “恢复番号我不反对，但要各军混编。我的意见，拆散红五军团，以防不测。” 蒋先云冷冷地望着顾作霖：又要害人了！历史上就是如此，1932年3月，红五军团被拆散，红15军与红4军组成红一军团，红14军与红5、7军组成红三军团，红13军与红3军组成红五军团。 这样，黄中岳的15军到1军团，赵博生的14军到3军团，只有董振堂的13军留在5军团。这使得季振同、黄中岳等人产生“**终究信不过咱”的想法，加之在混编过程中，季振同对一些人事提出自己的要求，非但没有一项得到同意，反而遭到某些左倾领导人的揶揄，季振同深感怨怒。而原二十六路军的官兵得知混编的消息后，极度震惊和不满，有些人情绪激烈，不分场合大呼小叫。就在此时，冯玉祥派胡景陶到瑞金策反季振同，季没有答应，次日送走胡后，就把冯玉祥的信转交给5军团政委萧劲光。几天后季振同提出离开苏区、到苏联学习考察的请求，未得到中央批准。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秘密逮捕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审判，决定对季、黄等9人执行处决！按照当时的程序，最高法庭的判决须经中央政府批准，经过**等的努力，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决议：因宁都起义的功绩，季、黄等人减刑免死，减刑为监禁10年。1934年10月上旬，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季、黄等人从拘押地——瑞金麻田收容所被解往于都梅子山处决。**曾经两次说过，处决季、黄是完全错误的。周总理曾在1972年6月中央“批林整风”会议上检讨“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1979年6月，姬鹏飞、黄镇、李达、王幼平、袁血卒、苏静等宁都起义参与者上书中央，要求为季、黄平反。不久中央书记处批准为季、黄平反，恢复党籍。 现在蒋先云来到这个时空，决不允许此事发生。“这样不妥，此次攻打赣州，红五军团的部队用鲜血证明了对革命的忠诚。红五军团不混编为好，维持完整建制，可恢复红5军编到红三军团，其余各军所属军团不变。” 在蒋先云坚持下，终于制止了这次“混编”。 项英问：“下一步行动方向如何？” 顾作霖抢先道：“根据中央关于‘争取中心城市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指示，当然是全军沿赣江北上，向吉安、樟树推进，进而夺取南昌、九江！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要特别警惕右倾机会主义！” “我不同意顾书记的想法，我意北上不如东进。”蒋先云打断了又将阐述一番滔滔“左论”的顾作霖。 顾作霖吃了个瘪，但是他也知道以自己的军事学识与蒋先云相比只是沧海一粟。 蒋先云胸有成竹地分析到：“当前形势是：吉安一线聚集有陈诚7个师10多万兵力，赣南的大余和广东的南雄，有粤军3个师又1个旅，近7万兵力；在广东东北与福建接合处有粤军3个师；福建从龙岩经金山到漳州仅有张贞的49师，力量最薄弱。根据这么一个态势，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吉安的陈诚主力18军还有3个半师的完整战力，而我军攻打赣州坚城损耗不小，各部疲惫不堪，且新兵、俘虏兵需要教育、训练；国民党“剿共”大本营就在南昌，我军如北上，就是与养精蓄锐的中央军硬碰硬，胜算不大。如向西发展，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粤军主力造成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力，向东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很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况且攻下漳州，也符合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精神”。 历史上这个攻打福建漳州的“向东方略”，正是**同志主张的，并取得打下漳州的巨大战绩。 项英频频点头。 “现在赣州已经攻下，我留下也没什么作用，希望军委批准我回鄂豫皖去。”蒋先云知道，在中央苏区“纠左”不可能，**同志又回到红军，所以他提出回到鄂豫皖苏区。 项英一阵愕然：“先云同志，还是留在中央苏区吧。中革军委的委员现在空缺张国焘的位置，我看还是把你补选进军委吧。” 蒋先云说：“我何尝不想留在中央苏区与同志们并肩战斗，只是鄂豫皖那边形势紧急，皖西敌军已经进逼金寨，我必须去那边保卫绍禹同志的家乡。我判断，蒋介石不消灭鄂豫皖苏区，是不可能集中力量攻打中央苏区的，所以鄂豫皖就是中央苏区的盾牌，我在那里一样是为保卫中央苏区作贡献。” 金寨是王明的家乡，这个理由冠冕堂皇，“中央苏区的盾牌”这一说法也让左倾领导人非常舒坦。 项英等挽留一番，也就同意了。顾作霖最高兴，搬掉了蒋先云这座压在头上的“大山”。他提出来要朱瑞同志留在中央红军中，要借助“红军炮”的威力横扫敌人。由于历史上朱瑞同志就是到了中央苏区，所以蒋先云也没有异议，不过提出要李明瑞、季振同、黄中岳等3人到鄂豫皖工作。顾作霖巴不得扔掉这3个“阶级敌人”，但提出由于飞机只能坐一人，所以3人不能坐飞机去，而是安排保卫干部从地下交通线去。蒋先云知道多说无益，也就同意了。 3月10日晚，蒋先云乘坐“列宁号”飞机，回到了离开一个多月的鄂豫皖根据地腹地——新集。 第十三章：围点打援 抵达新集后，蒋先云立即乘马越过大别山，前往皖西的六安县独山镇，与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会合，参加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最著名的苏家埠战役。鄂豫皖的主战场转到东线了。 三月的大别山，严冬时节已过，转眼又是春草竞发的时候。一朵朵性急的映山红，一丛丛洁白的花儿菜，绽开了玲珑的小嘴唇，露出了金灿灿的小脸蛋儿，在春风阳光下微笑。多情多姿的大别山啊，眼看又到了“蜂采蜜，蚕吐丝，树结油”的繁闹时节，那木梓树的枝头，一串串盛开的絮状花穗，到时候也会招引小蜜蜂嗡嗡而至，原也是可以采得蜜的。“六月的杨桃，七月的山植，九月的毛栗子笑哈哈。”这许多能够为红军的战士充饥果腹的野果，都将伴随着春天的脚步声，展现在指战员的面前。充满生机的春天呵，她的脚步声有时候姗姗来迟，有时又匆匆奔忙…… 在鄂豫皖苏区国共双方对峙的广阔战场上，皖西苏区是一个最敏感的冲突爆发点。1932年1月中旬，驻守皖西的红25军红74师刚刚奉命西去参加商潢战役，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就接到了报告，急令46师师长岳盛瑄，统一指挥该师及55师（师长阮肇昌）1个旅、六（安）霍（丘）地区的2个警备旅，共12个团，出六安、霍山，向西占领淠河东岸的苏家埠、青山店、马家庵、韩摆渡，深沟高垒，准备以此为依托，西渡淠河，大举向我根据地进攻。 参加完商潢战役的陈赓、徐海东带红74师星夜东返，直抵淠河西岸，与在皖西的吴焕先的红25军主力及高敬亭的红28军会合，与岳盛瑄隔河对峙。 刘伯承、徐向前、曾中生等领导人决定先打皖西之敌，下令正在豫东南集结休整的红四方面军放弃攻打信阳的计划，主力立即东进。在豫东南、鄂北只留下红24、27军监视当面之敌，由旷继勋、蔡申熙等统一指挥；其余红1、4、9军、警卫师和方面军炮兵部队共8万人全部向皖西开进，由于山炮和82毫米迫击炮过于笨重，只好拆卸成几大块由华北大骡驮运翻过大别山，耗费时日，但轻便的“红军炮”以及六零炮、掷弹筒等都可随大部队行动。 红四方面军指挥部设在淠河西岸的独山镇，刘伯承、徐向前、曾中生、左权、刘士奇、舒玉章等领导人齐集于此。 3月18日晚，蒋先云来到独山。他简单地介绍了赣州战役的情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对中央红军的强大战斗力和彭德怀、**等红军名将的指挥艺术赞叹不已，决心在皖西打一场不逊于赣州的大捷。 左权介绍了敌情：“当前敌军的部署已查明：岳盛瑄的46师师部及6个团守六安；施中诚的安徽警备1旅3个团守霍山；淠河沿线马家庵驻敌1个旅加1个团，韩摆渡驻敌1个团，青山店驻敌1个团，一线敌军共6个旅12个团，2万多人，装备精良，以逸待劳。敌二线尚有57师、7师及55师2个旅，部署于合肥、潜山、蚌埠一带，随时准备移兵西进。我军在皖西有9万多人，兵力、火力都居于绝对优势，且刚刚两次大捷，士气极为旺盛。” 徐向前沉思了一会儿，突然一拳重重砸在地图上：“敌虽有4个多师，但一线和二线兵力距离太远，二线部队很难迅速投入战斗。我军应集中力量，首先消灭一线敌人，然后视情况转入对二线敌人的战斗。敌将7个团一字形摆在淠河一线，我军正好围点打援！” 曾中生说：“敌7个团沿淠河布防，其警戒方向在西，我军应悄悄渡河，从东面也是敌人背后突然将它们分割包围，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对上述各据点的敌人实施长期围困，引诱六安、霍山之敌出援，我打其援兵；第三步，回头消灭上述各据点之敌，结束战役，准备转入与二线敌人的战斗！” 刘伯承点点头说：“不错。此战我军兵力、火力都占绝对优势，要想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必须围点打援。要有大气魄才能打大胜仗，下大决心才有大胜利！围点和打援，围点是手段，打援是目的。围点是持久战，打援是速决战！” 舒玉章问：“特派员由什么意见？” 蒋先云说：“我完全赞成大家的决心，只强调两点：一是以苏家埠为主要‘鱼饵’。苏家埠敌人最多，驻有46师138旅全部和136旅的旅部带1个团，共2个旅部4个团。我们可通过长期围困，逼其弹尽粮绝投降；同时引诱六安、霍山甚至合肥、蚌埠的敌军主力前来，将其引至陡拔河以东的广大地区一举歼灭；二是我军必须示弱于敌，特别是敌人不完全了解的红1军和炮兵不能过早暴露实力，否则敌援军不敢来。如果敌人主力敢于来援，我们连同被围的敌人，有把握一举歼其5万以上，如此安徽省内的敌军正规军基本覆灭，我军东可进合肥、南可下安庆，打开一大片天地！” 红4、9、25军分三路开始行动。 3月21日深夜，9座浮桥无声无息地在青山店以西架设完毕。皖西群众觉悟非常高，接到支援红军渡河东下的指示，赤卫队连夜投入西两河口的架桥战斗。队员们连夜砍毛竹、扎竹排，下河架桥。农历二月间，山区之夜还是十分寒冷的。一人多深的河水更是刺人心脾。但水寒算什么！赤卫队员们扑嗵扑嗵跳下河，到第二天凌晨，9道毛竹浮桥已横跨在淠河上！ 三路红军通过浮桥神不知鬼不觉地过了淠河，立即按预定方案，向东岸各敌据点做战役展开：陈赓、吴焕先率领红25军就近突然包围了青山店；王树声、傅钟率红4军绕过青山店向北，3个师目标依次是苏家埠、韩摆渡、马家庵。刘英、陈奇率领红9军为预备队，使用于苏家埠方向。红四方面军“前指”随红4军行动。“前指”由徐向前、曾中生、左权、刘士奇、舒玉章等组成。刘伯承、蒋先云等则在独山组成“后指”。 红10师师长王宏坤率红29团走在队伍的最前面。22日晨，青山店之敌被围的消息已传到苏家埠，苏家埠守敌不辨虚实，由136旅旅长王庆藩率2个团南下增援。行进途中，正与红29团遭遇，王宏坤急令部队抢占大路左侧山梁。敌见状，也慌忙与我争夺山梁。两军相逢勇者胜。红29团是原红15军的老部队，战斗力很强，其中1个营抢在敌到达前几分钟占领了山梁阵地。 “打！”王宏坤命令。 全营立即居高临下开火，将快爬上山梁的敌先头部队打了下去。136旅旅长王庆藩急了：“快快，抢占山梁下小山包！”他用嘶哑的声音喊道。退下去的敌人抢占了山梁下的一座小山包。山包虽小，正面却是断崖，我军连续发起突击，均遭敌人火力拦阻，攻不上去，全军受阻。王宏坤他心里十分窝火，令红29团1个营坚守山梁阵地，用机枪向敌猛烈射击，压制敌火力，其余2个营兵分两路，向敌侧后发起迂回突击。 战斗突然在这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激烈起来。 王树声亲率红10师另外2个团：红28、30团赶到。 由于敌军有2个团，占有很大优势，红29团的攻击再次受挫。为了隐蔽实力，威力巨大的“红军炮”没有在一线使用，而是控制在总部手里。 “红30团，给我上！”王宏坤大喊道。 红30团立即投入战斗，向敌左翼进行大纵深迂回运动。王庆藩见有被我包围的危险，急忙向后收缩。后面的不知前面的情况，仍在继续前进，自相拥挤，乱成一团。红29团团长何海洋、政委曾传六一声令下，全团从正面向敌发起了猛烈突击。红30团团长王振亚、政委董德洪看到红29团官兵潮水般冲下山来，也率领全团从左翼斜刺里杀向敌群。2个团一起冲锋，喊杀声如同山呼海啸，敌人自相残踏，乱成一锅粥，1个营的敌人迅速被歼，其余丢下枪炮辎重，一窝蜂地逃向苏家埠。 红29、30团紧紧追赶，一直追到苏家埠附近，遭敌大部队拼命反击，才撤下来。 苏家埠位于六安县西南，大别山东北，淠河中游。古时老淠河河面很宽，来往行人在此过渡，摆渡人姓苏，故称“苏家渡”。岁月流逝，社会变迁。山里农林副产品在此集散，茶叶、大麻经此外销，河下船筏来往频繁，渐成码头、商埠，因此又称“苏家埠”。 王树声赶到苏家埠外围。“红10师包围苏家埠，不要让一个敌人出逃！”他说。 此时，吴云山、**的红11师前出韩摆渡，赵赐吾、张广才的红12师前出马家庵。 韩摆渡、马家庵两处守敌已知青山店、苏家埠相继被大批红军包围，没等我军赶到，便仓皇出逃，一路东北，缩进六安城，红11师兵不血刃，占领韩摆渡。 韩摆渡位于老淠河东岸，距苏家埠7公里。明代韩姓摆渡设摊，清代辟为码头，有一条直街，鹅卵石铺道，街道狭窄，其生意仅次于苏家埠，尤以大麻、粮食为盛，有“小蚌埠”之称。 刘伯承很满意：“点”已被围，下面就是打“援”了。红军迅速转入打援部署。 六安城中，韩摆渡失守，苏家埠和青山店被围的消息令岳盛瑄坐针毡。当晚，他把不战而逃的韩摆渡、马家庵2个团长叫来，痛骂了一通： “你们身为团长，畏敌逃跑，我本当枪毙了你们！念你们为党国效命多年。暂且饶下你们的死罪，明天一早带队伍给我出城，去解苏家埠之围，将功补过！要是再临阵脱逃，本师长定杀不赦！”他高一声低一声地喊。 23日晨，从韩摆渡、马家庵逃走的2个团敌人又被迫离了六安，战战兢兢，向南攻击前进。敌人对苏家埠地区有多少红军情况不明，害怕钻进我军包围圈，走了一段，干脆掉头向西，去攻击昨天丢弃的韩摆渡。 王树声将这一新出现的敌情急报徐向前。“总指挥，打还是不打？” 徐向前沉吟片刻，说：“红11师撤出韩摆渡，让敌人进去再围住它！多围一个点，就在敌人脖子上多套一根绞索！” 红11师迅速撤出了韩摆渡，在敌必经之路两侧设下埋伏。中午，2个团敌人进入我军伏击圈。王树声一声令下，我军官兵一起开火，随后发起冲锋。敌早有畏惧之心，听见枪声，也不抵抗，各自夺路而逃。原驻马家庵的安徽警备第2旅1个团逃进了韩摆渡，原驻守韩摆渡的46师274团逃向苏家埠，被红29团截住消灭了1个营，其余被苏家埠之敌接应进了寨门。 红11师随即把韩摆渡围了个水泄不通。至此，红军完成了分割包围的任务，围住了敌军7个团。 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距苏家埠一里之遥的永慧寺召开作战会议。徐向前说：“霍山敌人只有1个旅，守城尚且不暇，不大可能来援；六安敌兵力不少，合肥尚有敌1个师，因此要将六安方向作为打援的重点。”会上，他调整了部署：红9军在六安西南的平头岗、樊通桥一线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准备打击六安援敌；警卫师为方面军总预备队，部署于苏家埠和韩摆渡之间。 曾中生补充说：“苏家埠、韩摆渡、青山店经过敌长期经营，工事坚固，敌人共7个团，兵力雄厚。我军炮兵不能过早暴露实力，所以不能急于攻打。岳盛瑄老奸巨猾，不看准时机不会再派援兵，我军围点要有耐心。但7个团被围，敌人终不会坐视，一旦敌人主力出动，必须速战速决，否则我军将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 战役进入更为精彩、激烈的第二阶段。 岳盛瑄果然没有再派兵去解苏家埠之围。他一人躲在屋子里想来想去，认定红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现在他派兵出援，正中徐向前“下怀”。他若不出援，红军“打援’不得，必强攻苏家埠等三处据点。青山店、韩摆渡也许容易被攻下，但苏家埠城坚壕深，又有5个团的守军，足可与红军打一阵子。等红军在所围3个“点”上强攻受挫，士气疲惫，那时他再几路出兵，与苏家埠等地守军里应外合，就不难打徐向前一个“再衰三竭”。有了这种心思，他一连7天，对陈调元催他出兵的电报置之不理，却频频派出探子，前往苏家埠外围，窥视红军军情。 两军对峙的焦点，一时集中到了苏家埠。 前面说过，苏家埠是淠河东岸一个著名的茶麻大集镇，镇西紧跟淠河，北、东、南三面是守军挖掘的深2米、宽3米的城壕，壕内放水，后面是一丈多高的土城，土城设5道栅门，5道吊桥，5座炮楼。敌人还在镇外构筑了高大的木城，架上机枪，向围城的红军射击。 六安之敌据守不出，有点出乎徐向前意外。他想了一夜，第二天再次亲临苏家埠外围。 王宏坤将基层官兵的意见讲了出来：“总指挥，这样围而不打，实在憋气！不如干脆将方面军的炮兵调过来掩护我们，一鼓作气将苏家埠‘啃’下来！” “不行，”徐向前说，“苏家埠现有敌人5个团、6000多人，工事又坚固，正是最好的‘鱼饵’，好引诱敌主力上钩！方面军炮兵不能现在就动用，暴露实力！” 不过数日，苏家埠之敌就明白了：红军要在这里实施长期围困，以为徐向前短时间会撤兵是痴心妄想。“探子”将红军的动向报告岳盛瑄。岳盛瑄气得翻起了白眼。 “这个徐向前，哼！……” 至此，他也相信红军是要长期围困淠河东岸的三个据点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围困战的作用显现出来：苏家埠首先出现了粮荒。守军6000多官兵加上万余居民，存粮很快吃光，官兵抢老百姓的粮食，老百姓只好吃树叶和树皮。 岳盛瑄接到据点内派人送出的情报，只好请陈调元派飞机给苏家埠空投粮食。 第二天，一架运粮的飞机来了。 王宏坤令人架起机枪，对飞机射击。敌机胡乱将粮食扔到红军阵地上，掉头就跑。 苏家埠完全断粮了。时值早春，外面万木葱郁，据点内部一片萧瑟，树皮全被剥光，树都死了。困守之敌如瓮中之鳖，而红军战士却在外围工事内练兵、学文化，歌声不绝。 岳盛瑄终于到了不得不出动的时候。 3月31日，在陈调元多次严命下，岳盛瑄下令六安、霍山两城的敌人一起出动，试图一战解苏家埠、韩摆渡、青山店之围。岳盛瑄自己也来到六安城西的十里桥“督战”，他给各部下的命令是：“死打硬拼，只准前进，不许后退。前进者赏，后退者杀！” 在六安西南平头岗一线警戒的红9军首先与敌打响。敌来势凶猛，王树声命令红11师红31、33团在红27军东侧进入阵地，准备向敌侧后迂回，一边将敌情报告给徐向前。 徐向前命令所有打援部队：立即进入待命状态！ 岳盛瑄两次出战，为了保证必胜，一改过去多路出击的习惯，下令46师4个团齐头并进，用“人海战术”冲击红军防御线。红9军平头岗阵地被突破，敌前锋快速推进到苏家埠东北的凉水井、桂家老坟。 红四方面军后方指挥部。“现在怎么办？”左权来电问。 蒋先云回答：“敌军来援，正好放进据点围困！告诉前方部队，似堵实放，将敌人援军引进‘据点’！” 徐向前急带警卫师赶到前线。“红29团立即投入战斗，向西北方向迎击六安之敌；令红31、33团转换阵地，从六安之敌的东西两翼展开突击，将其斩为数段；红10师围困部队，加强戒备，坚决不让苏家埠之敌出‘围子’！”徐向前命令。 随后，他又令警卫师跟随红29团，投入反击六安之敌的战斗。 天已过午。突在最前面的敌46师1个团正大步攻击前进，就听前面谷中，杀声大起，一支红军迎头冲来。敌人凌晨出城，血战到此时，饥渴交加，突遇这支生力军，先怯了三分，勉强抵抗一阵，后军先退，前军大乱，纷纷丢下武器，狼狈逃命。 “追上去！”徐向前站在战场边的山坡上，发令道。 红29团一路追杀过去。红31、33团也从敌援军队形的东西两翼重新杀过来，刀枪齐举，吼声震天，4个团的敌军很快被截成两段。警卫师从后兜击，断敌归路。岳盛瑄本来怯战，见被切断退路，回六安之路已绝，干脆带2个团杀向苏家埠。红10师略微抵抗，就让开防线，让其进入苏家埠再重新合围。敌军1个团向西“顺利”逃入被围的韩摆渡；突在最前面的敌273团，被红军一鼓作气，全部歼灭。 同一天，霍山出援青山店的安徽警备第2旅2个团敌人也被陈赓、吴焕先的红25军伏击合围打得大败，走投无路之下“侥幸”逃进韩摆渡。 青山店守敌在我军与援敌激战时打开西门，冒死突围，一半被歼，一半渡过淠河，由河西迂回到苏家埠，突然出现在我围困部队背后，幸亏红军反应机敏，回头反击，这个团的敌人又被消灭掉一小半，其余侥幸渡河，窜进了正大闹粮荒的苏家埠。当晚，红25军占领青山店。 至此被围之敌全部收缩到苏家埠、韩摆渡两个据点。其中，苏家埠7个团，由46师的师长岳盛瑄指挥；韩摆渡约4个团，由安徽警备第2旅的旅长李时清指挥。 历史上这次参加解围的敌军大部分都逃了回去。蒋先云对红军计划略作改动，将援军又全部装进了口袋。 六霍出援之敌的被围让徐向前松了一口气。经此一败，敌一线已无兵可派，只有将二线兵力调来皖西战场。 徐向前命令红4军红10、12师继续围困苏家埠，红11师继续围困韩摆渡，其余红9、25军全部就地休整，红1、28军严格保密措施，准备投入最后的决战。 9万多红军部队集中于苏家埠一带，吃粮也成大问题了。六安县委和苏区的干部群众提出响亮口号，红军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县委派人成立了“红军招待处”，“红军接待站”。皖西北道委苏维埃主席吴保才组织打粮队，亲自带领赤卫军钢枪队、运输队远出数十里去打粮，南至霍山下符桥、女儿街，六安山王河、铜山寨，东至张家店、舒城张母桥、干叉河等地。红军吃的粮我们全包下啦！每天光给红军每个师运粮食的就有上千人；再加上打柴队、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慰问队等等搞保障的群众就有上万人，仗打得真热闹！ 战役进入第三阶段。 此时苏家埠、韩摆渡已被围20余日，两处敌人粮食吃光，马匹食尽，皮制的马鞍与皮鞋也被视为珍品，夜里不断有人逃到红军这边来要吃的。王宏坤从一个军官口中得知，据点内万余居民，处境十分悲惨，粮食被敌军抢光了，而敌军又不让他们出来，当兵的和老百姓饿死不少。急报徐向前。徐向前派人与岳盛瑄协商，命令他在指定时间将老百姓全部放出，岳盛瑄被我强大力量威慑不得不放，他也认为这么多百姓留着总要吃东西不如放出有利。红军先后共接出上万男女老少，由地方党委妥善安置。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很有实干精神，政治工作跟得上。他和苏维埃妇女委员汪孝芝带领宣传队员，爬上苏家埠土城对敌喊话：“老乡老乡，不要打枪。本是穷人，理应反蒋；为蒋卖命，卖的哪桩？上有父母，下有儿郎；一年到头，难见妻房。长官待你，何处一样？长官洋面，鱼肉鸡汤。你们吃糠，树皮啃光；更有兄弟，饿死床上。飞机运粮，有啥指望？红军围城，铁壁一样。”“老乡老乡，快快交枪。放下武器，红军有赏；若不缴枪，困饿死光。来当红军，前途亮堂；愿回家乡，发给光洋。” 守敌在城内听到喊话，人心涣散，夜间拖枪逃跑者不计其数。 两军仍在进行最后的对峙。皖西方向的敌情再次发生重大变化。 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能指挥的部队不多，只好向南京求援。蒋介石连接皖西告急电报，心中着实恼怒，匆匆任命驻蚌埠敌第7师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匪总指挥”，集中第7师5个团、重建的第12师（师长唐淮源）2个团、合肥57师（师长李松山）2个团、潜山55师（师长阮肇昌）4个团及霍山安徽警备1旅（旅长施中诚）2个团，共15个团2万余人，兵分南北两路，来救苏家埠、韩摆渡之敌。 红四方面军“前指”举行会议，决定应敌之策。 “敌人终于上钩了！不过增援之敌与被围之敌合计达4万多人，我们既要打援又要防敌突围，压力不小。”舒玉章说。 “优势在我军一方。”左权分析说：“第一，我军兵力、火力占极大优势；第二，敌军除第7师外，厉式鼎带来的12、55、57师都曾遭到过我军打击，士气不振；第三，敌远道而来，为疲惫之师，我军以迫待劳，以近待远，胜敌一筹；第四，苏家埠一带丘陵连绵，便于我军发挥野战、近战特长；第五，我军有群众支持，耳目灵通，敌人则两眼一抹黑；第六，我军连战连胜，士气正盛。” 徐向前果断说：“敌人多势众，我军必须尽最大可能集中兵力，与厉式鼎一战而决。方面军决定：红4军继续围困苏家埠、韩摆渡，其余部队全部用于打援。估计敌人会从合肥、六安方向前来，我命令：红9军在六安以西、樊通桥以东地区，构筑工事，担任正面阻击；红1、25军布于左右两翼，伺机包抄歼敌；为引诱敌人进入我军预设战场，红28军一部前出至陡拨河以东，设置阵地，佯做抵抗，诱敌深入。警卫师作总预备队。各部立即行动！” 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红4军作为头等主力，战历已非常丰富，所以用作阻止被围敌军突围；此次打援主力为红1、9、25军，正是为了锻炼部队，增添其荣誉。打援部队合计6万人，是敌援军的3倍，有绝对的把握。 徐向前并不是凭空在六安以西陡拨河西岸划出了一个歼敌战场。陡拨河本是条小河，但因连日春雨，河水高涨，已成一道天然屏障；陡拨河以西，是一片地形变化明显的山地，我军既可以顽强坚守，又可以灵活转入反击；而一旦我军大举反击过河的敌军，陡拨河便又会使敌人无路可退，助我一臂之力。 4月30日夜，我军各打援部队全部进入陡拨河以西预设阵地。 5月1日上午，红28军派出的诱敌部队在陡拨河以东与敌前锋第7师19旅打响，顽强阻击了一阵之后，这支小部队边战边撤，乘船退到陡拨河以西。敌不知是计，紧紧跟随，利用各种器材，陆续过河，前锋向西逼近我红9军阻击阵地。只是已近天黑，敌人没有发起攻击。 2日凌晨，老天爷像是也要帮助红军取胜，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来，本已高涨的陡拨河水再次猛涨，河面之上汹涌澎湃，将过河的敌19旅与后续部队隔为两处。至此敌19旅虽孤军深入，却毫不介意，竟单独向红9军阵地发起了攻击。 红9军正面阻击阵地上，军长刘英和政委陈奇站在泥水没膝的堑壕里，沉着镇静地指挥部队依托工事，用密集火力向一次次攻上来的敌人展开猛烈打击。陡拨河西岸，枪炮轰呜，硝烟弥漫。 “同志们，沉住气，等敌人靠近再打，要节省子弹，一枪报销一个白狗子！”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斗志昂扬的陈奇沿着堑壕来回走动，鼓舞战士们。 激烈的攻防战一直持续到中午，红9军阵地前，留下了大批敌尸。午后，敌攻势渐弱。 刘英觉得反击的时刻到了。 “许世友、詹才芳同志，你们带红25师从左翼出击；韩东山、徐立清同志，带红27师从右翼出击；余天云、韩继祖同志，带红26师坚守阵地。我们杀敌人一个回马枪！” “好的！”许世友等高兴地回答。 敌人正向后退却，红25、27师突然从阵地上跃出，高举大刀长枪，向敌人发起了凶猛的反冲击。敌19旅官兵在大雨泥泞中打了大半天仗，精疲力尽，被红军官兵奋力一冲，阵脚大乱，全线溃逃。 河西的先头旅向红军阵地发起进攻的同时，厉式鼎正在河东督促后续部队冒雨渡河，过了河的敌人听到前面杀声震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在指挥官催促下，仍继续向前拥，一时前后人马相撞，乱成一团。红25、27师一直杀至陡拨河边，敌人后退无路，落水无数，厉式鼎的先头旅不下半日，就被红9军歼灭大半。 厉式鼎冒雨站在东岸，望着河西战况，气得脸色发青，一叠声地命令炮兵隔河向红军阵地开炮轰击。红25、27师撤回阵地，加强工事，准备再战。 红军冲击部队的退却让厉式鼎十分高兴，他以为红军已经“大败”，下令炮兵进行延伸射击，掩护后续部队全部渡过陡拨河，并连续在河西抢占了老牛口、婆山岭两座高地，做为继续进攻的支撑点。他自己也在一大群参谋扈从陪同下过了河，站到了西岸的土地上。 “命令前卫，继续进攻！” 过河的敌人又向红9军阵地发起了整团整营的猛攻。我军阵地前，敌我间的厮杀进入了极残酷的状态。 红9军阵地左侧的山头上，一动不动地站着浑身湿透的徐向前，好像一尊雕塑。 战斗打响后，他一直以同一个姿势立在这里，紧张地用望远镜注视着战场局势的发展，同时等待着各方传来的情报。 下午3时，左权快步跑上山头。 “报告总指挥，敌人已全部过河！” “情报属实？”徐向前严厉地问他。从黎明起，他就一直等待着这个消息。只有敌人全部过河，我军两翼部队才好开始行动。如果情报不准，歼灭战就可能打成击溃战，与厉式鼎的战斗就可能久拖不决，那是对红军十分不利的。 “报告总指挥，情况属实！” 徐向前的嘴角，掠过一丝别人察觉不到的颤动。“通知红1、25军，开始行动！”他果断地下令。 左权转身下山。 下午4时左右，接到反击命令的许继慎、倪志亮率红1军从六安城南，沿陡拨河西岸，迅速插向敌人右翼；陈赓、吴焕先率红25军由战场西北的戚家桥、庙岗头，沿陡拨河岸迅速插向敌人左侧后。两路红军，如同两支利箭，一举完成了对河敌军的合围！等厉式鼎发现自己被大批红军抄了后路，红军已完全控制了河西，从三面向敌军杀来。厉式鼎只得仓促调整部署，四面应战。 天依然下着大雨，敌军在狭窄的地域内频繁调动，一片混乱。陈赓见敌人正试图以老牛口、婆山岭为支撑点顽抗，及时命令红73师红向这两座山头发起猛攻。戴克敏、程启波各率一路精兵，只一个冲锋就将它们拿了下来。 先去了这两个支撑点，厉式鼎2万人马全部拥挤在一条狭窄的田冲里，进退失据，原地打转。 最后解决战斗的时候到了。 “号兵，吹总攻击号！”徐向前说。 总攻的号音响起来。在舒玉章指挥的方面军炮兵齐射的支援下，红1、9、25、28军和警卫师共6万人吼声如潮，惊天动地，杀向敌群，将敌军分割成一个个小集团。红军猛将许世友一马当先，冲进敌人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29 部分阅读 毕龋褰腥俗萆睿恢贝虻嚼魇蕉Φ牧偈敝富铀蟮吨北评魇蕉Φ木辈俊Ｉ先沃挥?0余日的“皖西剿匪总指挥”厉式鼎，比他的许多士兵更早举起了双手。 “我是厉式鼎，请贵军不要杀我！”他哆哆嗦嗦地说。 “厉式鼎被活捉了！厉式鼎投降了！”红军战士欢呼起来。这欢呼声迅速在战场上传播着，鼓舞了红军官兵的斗志，瓦解了敌军官兵的士气。黄昏时分，2万多敌军全部放下武器。满山满谷，到处都是俘虏，被缴获的武器弹药与厉式鼎的军需辎重堆积如山。 皖西“剿共”总司令厉式鼎有来无回，全军覆没，绝望中的苏家埠、韩摆渡守敌军心崩溃，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的情况下，无条件投降了。 5月8日，苏家埠“新安会馆”前广场上举行了受降仪式，一队队敌军士兵，扛着10支一捆的枪支进入广场，按照红军规定，将枪械分类摆在地上，营以上军官列队站立于红4军军部门前屋檐下。这时，一队队慰劳队，敲锣打鼓，抬着猪肉，挑着鸡和鸡蛋，担着挂面、红糖、糍粑、大枣，用皖西最隆重的礼仪：上面覆盖着大红纸，来慰劳红军将士。一队队赤卫队、少先队员把红军验收后的枪械送往红4军经理处和五区苏维埃政府。广场上车水马龙，人山人海，热闹非常。 苏家埠战役，共歼敌5个师、2个警备旅，共30个团，5万人。内毙伤1万余人，生俘4万人，包括2名师长、7名旅长；缴获步枪3万余支，机枪300挺，75毫米山炮6门、82、60毫米迫击炮50门，无线电台6部，击落飞机1架。取得了鄂豫皖苏区的空前大胜利。 皖西北道区、六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受降地点召开祝捷大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5月23日发来贺电：“苏家埠战役的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以无限兴奋。” 一个个空前惨败，使国民党军官兵士气极为低落，故改造极易，数万俘虏补入红军。红四方面军优先加强红9、25军，使2个军分别达到3万人。这样，红四方面军就有4个主力军分别达到3万人的标准规模（红1、4、9、25军）。加上红24、27、28军和警卫师，红四方面军已达到15万人，规模空前。 皖西重镇六安。六安是苏维埃革命老区，几乎家家都“闹过红”，户户都有子弟参加红军。红军进城的那天，满城的红旗红标语，满街满巷的欢迎人群，城楼上都站满了。 苏家埠大捷后，红四方面军乘胜收复了皖西的六安、霍山、霍丘、正阳关等重镇。红四方面军的总部就暂时设在六安。 “下一步如何打算？”曾中生问。 “安庆。”蒋先云说：“中央正月来电，要求我们打下中心城市。我们本来准备打信阳，因为皖西的敌情而改为东进。虽然苏家埠取得空前大捷，但打不下中心城市是无法交差的。打下安庆有几大好处：一是敌军在安徽省内的正规军基本被全歼，安庆只有正在整补的12师新部队和55、57师残部，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一鼓而下；二是安庆是安徽省城，打下安庆将是继长沙后红军夺取的第二座省城，在全国会引起巨大震动，完全符合中央和共产国际意图；三是安庆在长江边上，我们打下后，蒋介石必将调集江河舰队，利用海军优势反扑，而我军没有舰艇，就可堂而皇之地退出，而不会有丢失省城的指责，我们就名正言顺地卸掉这个包袱；四是安庆储存物资极多，我军打开后可大大改善根据地的经济条件。” “特派员说得很对，打安庆一本万利。”刘伯承说。他问徐向前：“打安庆派哪些部队合适？” “我的意见派红1、4军。两支部队损失不大，可迅速投入新的战斗。打下安庆有巨大影响，我希望在全国都打出‘红军第一军’和‘铁军’的名号。为对付敌人外围坚固工事，方面军炮兵随伴行动。这次苏家埠战役进展太顺利，炮兵还没有使上力呢。” 作出决策后，红1、4军6万大军开始南下，向安庆浩浩荡荡地行军。 安庆地处皖西南，长江下游，上连荆楚，下接吴越，历来为皖鄂赣三省边界通衢商贸中心，皖西南最大的商埠和长江重要港口。 这里的皖山、皖水，为周代古皖国故地，安徽简称“皖”，即由此而来。“安庆”之称始于南宋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寓“平安吉庆”之意。 安庆枕山面江，山明水丽，不但有史称“古南岳”的天柱山。司空山、大龙山、小孤山、浮山等天然名胜，盛世唐宋亦留下了“烟雨楼台，寺观庙宇”55座。文化历史悠久的安庆，人文济盛，唐有诗人曹松，宋有“宋画第一”的李公麟，明有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方以智，清有“照古腾今”的书法篆刻大师邓石如，近代有教育家吴汝纶，美学家朱光潜，文学家张恨水，新文化运动巨擘、**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等，都在历史上独领风骚，留下浓墨重彩。近代史上，太平军三克安庆、石达开出走、安庆保卫战、徐锡麟起义等重大事件，都在安庆发生。 特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经济文化重镇，险要的地形地貌，使这座形成于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历代为兵争之地。古人称：“上控洞庭、彭蠡，下扼石城、京口，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中流天堑，万里长城于是乎在”。南宋为抵御金兵而筑城，元末、明清发生过激烈争战，太平天国的“安庆保卫战”为最悲壮的乐章。 5月的皖西南，田野一派浓重的春色。连日的阴雨，使得饮足了天水的麦田、稻田，葱茏碧剔，灿黄的油菜花满坡满坂，随风摇晃着，像是笑得滚作一团。 在安庆外围，刘伯承下了车，从东段走到西段。这座历史名城他仰慕已久，那里有中国历代杰出人物的遗迹：李白、陆游、黄庭坚、文天祥、史可法、孙中山、秋瑾……然而，现在映入他眼帘的是犬牙交错的工事，坚固现代的堡垒，绵延的丘陵，广袤的沼泽…… “中生，你有何感？”刘伯承甩着两脚泥，坐在一块**的石头上。 “安庆不愧为一个战略要地。”曾中生说，“易守难攻，挟江而恃，又有如此坚固的工事，幸好我们有‘红军炮’，敌军又已残破。” 雨越下越大，刘伯承仍无归意。左权正要开口，听刘帅吟道： 水无心而宛转， 山有色而环围， 穷幽深而不绝， 坐石上而忘归。 “知道是谁的诗吧？”刘伯承吟罢回过头问。 左权摇了摇头。 “这是王安石游安庆的天柱山留下的绝句。”刘伯承拍打着泥屁股说，“好了，忘归也得归呀，等解放了安庆再游天柱山吧。” 在红军大兵压境下，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吓破了胆，率先坐船逃到南京。一时城内大官显贵、社会名流争相坐船逃命。在外围的坚固工事被“红军炮”轻易摧毁后，敌军12、55、57师本就在苏家埠主力被歼，残存的官兵失去抵抗意志，纷纷抢船逃窜。 5月20日，红1、4军占领安庆，俘虏来不及上船逃跑的敌军数千名，随即组织运走大量物资，之后在国民党海军几十艘舰艇的反攻下“被迫”撤出。 从1931年12月到1932年5月，红四方面军排除了张国焘的“左倾”肃反流毒，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高昂的斗志，先后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安庆四大战役，共歼敌13万多。这是鄂豫皖红军史上的空前大捷，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尚未展开即被粉碎。四大战役的胜利，带来了红军和根据地的急速扩大。安庆战役结束时，鄂豫皖苏区已有红军15万多，根据地面积扩大到6万平方公里，有人口600余万，县级政权36个。鄂豫皖苏区由此进入极盛时期，成为超过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一大革命根据地。 第十四章：新式整军 6月的大别山南麓，山青水碧，杜鹃火红。 太阳快要落山了。晚霞仍在大地上燃烧。青山、绿树、流水，沐浴着落日的光彩，斑斓似锦。她那瘦弱而又倔强的身姿背影，渐渐地消逝在嫣红嫣红的晚霞之中。 红安七里坪，红四方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命运攸关的一次重要会议，从早上开到傍晚，仍没有结束的迹象。 蒋先云总算舒了一口气，感到身上的压力减轻了不少。攻占安庆，确实达到了“一石数鸟”的目的，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均来电高度赞扬，对红军在敌人海军压迫下“被迫”放弃安庆表示“充分理解”，但要求红四方面军乘四次大捷的声势，攻占信阳、广水，截断平汉路，孤立并南下威胁武汉。蒋先云代表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回电，称攻克信阳的战机已失，因为蒋介石已经将驻许昌的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调来信阳驻守。十五路军是西北“马家军”，所辖35师是3旅9团制的甲种师，足有2万多人，加上精锐的马腾蛟第2骑兵旅，以及一并归马鸿逵指挥的刘凤岐第13骑兵旅、李家鼎第15骑兵旅，敌军在信阳一带驻扎了上万精锐骑兵，是红四方面军目前力量难以对付的。因此西进信阳不可行，建议南下攻克麻城。因麻城是敌军伸入鄂豫皖根据地的孤立据点，对红安威胁极大，但敌军态势孤立前出，红军重兵可从西面的新洲、岐亭，东面的罗田同时出击，合围并全歼麻城敌军。 蒋先云以信阳敌军驻有精锐骑兵集团为由，确实收到了奇效，使临时中央放弃了攻占信阳的计划（历史上曾给红四方面军造成不利后果）。因为当时苏联红军迷信骑兵，伏罗西洛夫、布琼尼这些红军统帅的传奇声誉都与著名的第1、4骑兵军紧紧联系在一起，红色骑兵也成为红军无敌于天下的象征。结果二战中，世界上唯一保留了庞大骑兵的苏联红军被德军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大肆屠杀。不过在30年代初，骑兵普遍被认为占有绝对优势，可轻易击溃步兵，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负责人也认可了蒋先云的观点，同意不打信阳，但要求尽快拿下麻城，使鄂豫皖苏区连成完整的一大片，进而攻占黄陂，威胁武汉。 蒋先云总算放下心来。不打信阳，并不是信阳不能打下，“马家军”骑兵也不可怕，单单“红军炮”就是骑兵的克星（历史上西路军遭“马家军”骑兵重创有特殊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红四方面军太需要休整了。 只听刘伯承说：“我赞成特派员的意见，我军连续作战，疲惫不堪，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消化俘虏和新兵，以利再战。” 徐向前赞同说：“我军从去年秋天以来，连打四大战役，连续作战大半年，指战员疲惫已极，战士开始出现烂脚病的现象，非战斗减员日益上升，好比弓弦拉得太紧，有绷断的危险！一旦敌军大兵压境，我军以疲惫之师仓促迎敌，必将十分被动。所以部队必须休整。” 这时在座的一个新面孔的年轻人说：“既然部队需要休整，那么南下打麻城岂不背道而驰？麻城一带驻有敌31军2个师又1个旅，我军要打下势必出动大兵团，且麻城工事坚固，我军难以速决，如此何谈休整？” 蒋先云心中赞叹：果然不愧为未来共和国的36位军事家之一，目光如炬，虽然初来乍到，却一眼就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时曾中生说：“段主任说得很对，不过特派员早作了安排，大军打麻城不过是虚张声势，花不了多大力气就可达到目的。” 听了曾中生的详细解释后，这位年轻人才释去了疑惑。 在座的这位27岁年轻人，就是红军史上战功赫赫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段德昌。他是蒋先云近期“请上山”的三名“神秘人物”之一。 关于段德昌，只说一点就够了：他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详见背景资料）。他也是蒋先云前段时间通过胡底的政治保卫局安排来鄂豫皖的两位“神秘人物”之一。 这时的段德昌原是湘鄂西根据地的红9师师长，按照历史发展，不久后他就牺牲在夏曦的“肃反”屠刀下。蒋先云到了鄂豫皖后，处理完“白雀园”事件，立即就要胡底开展挽救段德昌的工作。 关键手段就是：夏曦任命的“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湘鄂西分局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江奇，是一名国民党特务。 江奇是夏曦的表弟，从小一块儿玩大的。“马日事变”时，夏曦与江奇跑散了。江奇被许克祥抓住，还没等敌人打，他就把什么都交待了。许克祥见江奇是个软骨头，连夜报告何键，何键亲自审问了江奇。江奇投敌后，便在长沙开了个“姜记”杂货铺（江奇原名姜琦），利用这个联络站暗中向国民党特务机关输送情报。胡底按照蒋先云的指点，暗中派出得力人员秘密监视“姜记”杂货铺，密捕了江奇的联络员，得到了江奇通敌的手书，并派人送去上海呈报**中央特科负责人赵容（康生）。共产国际大怒，博古等人虽然保住了夏曦，但夏曦不得不将江奇处死（历史上江奇处决段德昌时，故意用生锈的大刀砍段德昌的头，目击者称段德昌死时特别痛苦！现在他总算有了报应！），从而暂时制止了湘鄂西的血腥“大肃反”。蒋先云知道，历史上即使江奇暴露后，夏曦也没有停止“肃反”，而以自己的力量制止湘鄂西“肃反”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发电给临时中央，称为协调鄂豫皖与湘鄂西根据地的联系，希望鄂豫皖、湘鄂西部分同志对调工作，以便协同两大根据地夹击武汉，并开出了段德昌等多名同志的名字（历史上都是被夏曦不久后“肃反”处死的），不料夏曦只将顶撞他最厉害的段德昌派来湘鄂西。蒋先云心急如焚，但也无能为力，只好以毕竟保住了一位共和国的军事家来安慰自己。段德昌到鄂豫皖后就任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主任，原担任此职的舒玉章转任方面军炮兵司令员（接替去中央苏区的朱瑞）。 段德昌的目光果然锐利，刚参加红四方面军的总部会议就看出打麻城不妥。历史上红四方面军攻打麻城确实是败笔，也是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重要原因。不过来自异时空的蒋先云有了巧妙的处理办法并已着手实施，将“败笔”化为“妙笔”。 这时只听蒋先云说：“红四方面军全面转入休整，除治疗烂脚病、苦练军事技术外，还要重点贯彻徐总指挥、戴师长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加强正规化建设，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根据地的兵工建设，发展经济，养精蓄锐，以最好的状态，迎接空前残酷的第四次反‘围剿’。” 历史上，蒋介石于7月初就出动30万大军，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迫使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川陕。现在，由于四次大捷远远超过历史，国民党军损失空前惨重，特别是豫东南和皖西的部队被红军一扫而空，一时难以恢复元气，蒋先云估计，敌军的第四次“围剿”，很可能会推迟两个月以上，从而为红四方面军赢得3个多月的休整时间，趁此机会得以进一步提高战斗力。 红四方面军的休整，主要又几个方面： 成立3个军团。由于红四方面军已下辖7个军，又有3个作战方向，方面军直接指挥不便，所以蒋先云提议仿效中央红军的编制，成立军团（历史上尽管红四方面军一度壮大到8万多人，超过中央红军，但一直未成立军团）。 3个军团的番号是红四、八、十军团。 历史上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军团番号基本上是奇数：红一、三、五、七、九军团。不知为什么，红四军团一直缺编。红二、六军团大名鼎鼎，所以蒋先云除红四军团外，要来的另外2个军团番号就是红八、十军团。后两个军团历史上只是短暂存在过，红八军团在长征前夕才组建，于湘江血战中损失殆尽，被撤销番号；红十军团是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途中与地方武装合并组成，存在时间也很短。所以这次蒋先云“提前借用”了这两个军团番号。 红四军团的军团长王树声，政委傅钟。下辖红4、9军。红4军的军长王宏坤，政委陈海松。红10师的师长陈再道，政委叶成焕。 红八军团的军团长许继慎，政委倪志亮。下辖红1、24军。红1军的军长周维炯，政委熊受暄。红32师的师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 红十军团的军团长陈赓，政委吴焕先。下辖红25、27、28军。红25军的军长徐海东，政委戴克敏。红73师师长张绍东，红74师师长聂洪钧。 其余军、师首长不变。 红八军团使用于豫东南方向，红十军团使用于皖西方向，各有1个3万人的主力军为核心（红1、25军）。红四军团下辖的2个军（红4、9军）均达3万人，是红四方面军的头等主力，集中于红安、七里坪附近，与方面军总部和警卫师、炮兵部队共同行动。 红军的师装备60毫米迫击炮和掷弹筒，军装备82毫米迫击炮，军团装备“红军炮”。方面军炮兵部队除“红军炮”外，主要装备75毫米山炮。由于苏家埠战役的巨大缴获，红军的炮兵火力大大增强。 在红四方面军中全面开展了学习《军事问题决议案》的热潮。在徐向前一系列对于我们党和军队建设的深刻论述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文章首推《军事问题决议案》，此篇文章是可以和**著《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相媲美的卓越文章。 1929年11月20日，鄂豫边特委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开了中国**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12月2日，大会通过了由徐向前、戴克敏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里，人民军队的一些基本特点已经具备：各级建立了党组织，实行了党代表制。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部队设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废除肉刑，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些建军思想和基本原则，内容不多，可要真正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则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则要从方方面面做许多具体而细致的工作。 **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的思想》是古田会议的核心议题和主要内容。徐向前之《军事问题决议案》是胡子石会议的核心议题和主要内容。这两个会议都于1929年12月召开。**、徐向前著作该文的背景及其行文风格、特点很不相同，但表述内容大致相同，是殊途同归的。**这篇文章是针对红4军前期存在和面临的问题基础上，有破有力。行文风格也体现了典型的毛派风格，对问题的论述，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并有比较强的思辩色彩。卾豫边的问题，没有井冈山那样复杂严重。文章的叙述也体现了典型的徐派风格，在平和条理的叙述中，清晰明了地阐述一个观点，一个问题。 当然，这两篇文章也有些不同之处。**的文章主要侧重于党自身建设，徐向前的文章在于党对军队的建设。这与两人的经历和背景有关。**是党的一大代表，**创始人之一，而徐向前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人。在哪个时代，党的建设也主要是党对军队的建设。所以他们的内容是相通相近的。 80年代初期，我**史专家曾经到卾豫边实地考察，对胡子石会议及其《军事问题决议案》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红四方面军的成长壮大，也正是践行《军事问题决议案》的产物。 蒋先云以深入推行《军事问题决议案》为契机，彻底禁止了红四方面军内部残存的随意打人现象。历史上由于受军阀作风影响，红四方面军内部打骂行为比较普遍，而且严重地长期的存在着。陈昌浩就曾用马鞭抽打倪志亮，跟余天云（红30军军长）一道的警卫员、通讯员没有挨过他打的很少，一个通讯队100余人，全部被他打过，还有挨几次打的。何畏（红9军军长）要一个连指导员的表，这个指导员不愿给他，何畏当时不但是打，而且他还把这个指导员杀掉了！现在经过曾中生、刘士奇等一段时间的狠抓纠风，终于禁绝了这股歪风。 通过彭杨军事学校的培训，推动部队的正规化建设。红四方面军的团级以上干部均要到军校进行轮训，刘伯承亲自授课。 刘伯承参照苏联军队的体制，将正规化的参谋系统带入了红军；他学习外**事家的先进理念，并融入到战争指挥艺术中。他翻译苏联军事著作，首先是把原文吃透，再根据中国人的阅读习惯重新写出来。好些军事术语还是刘伯承创造的：像“混成旅”，当时有人按外文字面的意思直译为“杂种旅”，而刘伯承翻译成“混成旅”；最著名的是“游击战”，这词据说来源于西班牙语，外国人把游击战叫“黑猩猩战”，因为在丛林中作战，作战方式就像黑猩猩，讲究快速突然的袭击。是刘伯承将“黑猩猩战”翻译为“游击战”。另外还有“司令员”、“炊事员”等等。 七里坪彭杨军事学校操场的北面，耸立一棵千年古槐，峻拔雄挺，枝叶繁茂，犹如国画大师以云空作宣纸，劲笔怒挥而成的一幅奇特的画。英雄巾式的巨型冠盖之下，密织的浓荫大如篮球场，真可称之为俯瞰人世沧桑的万木之王。这是军校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的会场。 一位身材魁梧的首长，戴着黑框眼镜，戎装肃整，走到树下，一望而知正是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紧跟他身后的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参谋长蔡申熙，参谋处主任段德昌，特派员蒋先云，最后是参谋警卫人员。首长们来到古槐阴下一个大石碾盘边，碾盘边摆了几条板凳，权作开会的主席台。蒋先云心中涌起一种激情：眼前这棵万木之王的威严，似乎大为减色，这是树有自谦之灵呢，还是人有移情之感？ 刘伯承立在碾盘前，环顾会场，问身边的军校校长蔡申熙： “准备好了吗？” “好了。人也到齐了。开吧？” 刘伯承点点头。蔡申熙一声令下，全场的干部齐集到碾盘前，立正受命。 刘伯承喊声“稍息”，接着讲道： “两个学生谈读书，两个屠夫谈杀猪。今天，我给你们谈练兵，谈整军。我们练兵，不光是练战士和下级干部，而是要全军上下一齐练。我们不能要‘军人其表，书生其里，毛色甚美，捕鼠无能’的那种军人。整军，首先要把各级领导干部身上不适应革命战争的思想作风端正过来。” 刘伯承不抽烟，而爱喝茶。可是在战争中他一直喝的是白开水。警卫员担来两桶开水，搁在碾盘边，用带伤疤的搪瓷口杯舀个满杯放在碾盘上，刘伯承一手捂着杯子，待水温降到适度时，才端起来一饮而尽。接着，一口气讲50分钟，再饮一杯，又讲50分钟…… “孙子讲用兵的虚实动静的关系说：‘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生死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策之，就是筹划；作之，是诱以行动；形之，是给以形示；角之，是总结比较。我们整军的目的，是提高战斗力。战斗力的因素包括指战员的政治质量，军事素养，武器装备，物质基础。最基本的因素是战士。离开战士，谈什么战斗力？重要的是平时官兵团结成一个钢铁的整体，最后才能在战场上见胜负。古今中外的著名将帅，没有一个不是爱兵如子的。中国的司马穰直，外国的苏沃洛夫以及我们的朱总司令，都是如此。然而，我们部队却出现了逼迫战士自杀事件，这问题的性质是极其严重的！二十年才长成一个战士，要爱惜人力啊！几万翻身农民到前线，他们都是满怀革命热情和信心来参加红军的。带领这种革命的青年战士不打胜仗，真是惭愧！竟然有干部说出把刚入伍的新战士‘送回去’的话。这样的干部能把兵带好吗？国民党的兵是抓来的，把和尚道士都抓来当兵。他要抓100万，只能得到50万。得到之后，又要开小差。兵是不容易找的！拿破仑的成功，在于‘血汗上税’，但其失败，亦在于‘血汗上税’！” 这时，会场上许多人交头接耳，很不安静。曾中生插言道： “血汗上税，就是强迫征兵制。”曾中生燃起一支美制的摩力斯香烟，这是新近缴获的战利品。他深吸一口，继续解释：“中外历史上有各种兵制：武卒制，府兵制，募兵制，征兵制，义务兵制，志愿兵制。国民党是拉兵制，比拿破仑的强迫征兵更野蛮落后，岂能不打败仗？我们是志愿兵制，这是最先进的兵制。这样先进的兵制，要是打不好仗，责任就在指挥员。” 刘伯承接着说：“是呀，如果歼敌三千，自损八百，那么，指挥员不但要负歼敌三千之责，而且要负自损八百之责。我们每个指挥员，每战之前，必须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这五个方面的实际要素，这叫做五行。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五行中，敌情是基础，是重点，是前提。指挥员对此要下苦功夫，研究透彻，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才能下定决心。我们四川有一种滑竿，抬的人要合脚步，不然就会把坐的人摔下来。这是说，军事指挥不能离开政治。政治工作是我党我军的创造，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1859年，恩格斯在论述意大利战争‘回顾’时讲道：经济发展的最后产物是不能够在战场上形成的。我们可以补充一句：政治工作，是必须在战场上兑现的。战争与政治工作，好比厨师做菜一样，不可离火。离了火，就会吃生菜。打仗没有政治工作就会打败仗。我们红军从前是怎样起家的呢？四方面军是一支拐子枪，红3军是两把菜刀，一方面军是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拐子枪和菜刀为什么能战胜机关枪？就是靠政治力量、政治工作。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决定于政治力量同技术力量的结合。军阀的武器好，技术高，为什么被打垮了呢？因为他没有政治力量，没有政治工作资本，只能给对方当运输队。蒋介石也一样，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现在他已经被红军消灭了10个整师以上。因为他没有政治力量，没有政治工作资本，所以只能当运输大队长。” 徐向前插言道：“政治工作不是讲大话讲空话，而是讲群众心里的话，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实际问题。段德昌同志提出战斗与训练、技术与勇敢相结合，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等口号，对发扬阶级友爱、巩固官兵团结与军民团结、加强战斗力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实际的政治工作，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冯玉祥将军就懂得抓住群众心理，及时做政治工作，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他在西安驻军的时候，战士们对飞机扔炸弹很恐慌。冯玉祥在大会上讲：西安的乌鸦比人多，天天在大家头顶上飞，铺天盖地半个城。弟兄们，你们见过乌鸦把屎拉到谁头上没有？战士们哄堂大笑，有人下意识地摸摸脑袋，怕飞机扔炸弹的恐惧心理就在笑声中消除了。” 刘伯承在笑声中继续讲：“政治力量，不是我们的专用词，资产阶级也讲。他们把压迫人民的各种手段叫做政治力量。我们相反，凡是有利于保卫人民的一切精神力量物质力量，都是革命的政治力量。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的利益是我们的最高准则。爱护人民的一草一木，体恤人民的点滴血汗，这是人民于弟兵的本色。但有的同志遇上某些具体事情，往往是‘吕端大事不糊涂’，在小事上却糊涂起来了。例如牛拉大车，为什么不用自己的马，而用人民群众的牛呢？牛不会说话，耕地、拉车，对它都一样。而人不同。农民爱惜牛比我们的干部爱马的感情更深。当然，作为军人，很能理解唐太宗对其六骏的心情。但我们的马老了，伤了，病了，可以从敌人手里缴获更好的。而农民呢？把牛累病了，垮了，再买一头谈何容易！全家要费多少年的劳动血汗才能买得起一头牛啊！人民的汗水同牛的汗水是流在一起的，是相通着的，中间有一条看不见的血管。这个血管，就是劳动者的感情……” 会场上静寂无声，微风撒下片片槐花，在空中飞舞。蒋先云背靠凸出地面的粗壮的槐根，低头在膝盖上作笔记。他胸中波涛澎湃：终于亲自聆听到伟大军事家的精彩讲课了！这时，蔡申熙接到一张会场上递来的纸条，上面写着请求司令员讲一讲《孙子兵法》。刘伯承和蔡申熙交换意见之后，宣布休息10分钟。 请求刘伯承讲《孙子兵法》的那张纸条，是新任红十军团的军团长陈赓写的。 “《孙子》开宗谈《计》，主要是讲战略决策上的策划和作战中的谋略思想。《孙子》提出‘五事七计’，实际上就是讲决定战争胜负的五种基本因素和估计敌我优劣条件的七个方面的问题。在战略指导上还要注意“五忌”，即：国力不足（包括财力、人力、军力）不可以兴兵；时机不利（包括国际形势、周围国家的动态）不可以兴兵；国内不安定，不可以兴兵；人民不拥护，不可以兴兵；战略上处于两面或多面作战态势，不可以兴兵。” “这五条，蒋介石全占了。” “公元前313年我国战国时期，秦欲伐齐，而忌齐楚联盟。于是秦派张仅使楚，以割地六百里为饵，诱惑楚王，并以明珠宝玉贿赂南后，破坏了齐楚联盟，最后将齐楚各个击破。又例如，我国三千多年前的伊尹，在协助商汤灭夏桀时，第一年出主意，叫汤不给桀进贡品，以激怒夏桀。当夏桀调九夷之兵伐汤时，汤赶忙赔礼道歉，补进贡品。到第二年，汤又不给进贡了。这时，夏桀只能调来三夷之兵。于是伊尹献策说，桀已经没有力量，可以对桀作战了。汤联合诸侯兵，设伏于山西安邑的鸣条，诱桀出战，结果桀被汤打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鸣条之战。 这都是谋略在战争问题上的具体运用。 作为一个将领，怎样具体谋划和指导一场战争或一个具体的战役、战斗呢？ 用兵打仗是一个诡诈行为。将帅要善于以各种手段隐匿自己的企图，迷惑引诱敌人，给对方造成错觉和不意，为歼灭敌人创造条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计策或谋略。 “其势险，其节短”，是为将者必求之术。这是《孙子·；兵势》的概括。 势者，用兵之势，又称态势。不是指形式、格式。 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讲的不是一个人有万夫之勇，而是讲这个人占据险要关口，一人居关而守，万人攻而不取。这个势，是地势之利。 《孙子》上的“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侯（逸），后处战地而趋者劳”（《虚实篇》），是指体力、地势之利。 孙子说：“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 那时孙武不可能懂得物理学，当然更不知道加速运动，但他在生活实践中，认识到圆石从很高很陡的山上滚落下来的力量，是很难抵挡的。 四川有种水鸟，绿色的羽毛，像八哥。这种鸟，嘴很尖，它在高空中发现水中的鱼，就将双翅夹拢，依靠全身重量自天而降，有时竟能捉到比自己大几倍的鱼儿。《兵势篇》讲的“其势险，其节短”，就像这种鸟，冲下来很猛（势险），时间又很短促（节短）。这样一来，力量再大的鱼儿也难以抗拒。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在作战斗部署战役布势中，都力求这种险峻之势。这样，敌人想要挡住我之进攻，就犹如“抓沙子搪水，徒劳无功”。 险峻的态势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这就是我们军语上所讲的实力。武松打虎，是在胆量和武功加上喝了十八碗老酒吃了几斤牛肉的综合条件下所构成的力量，造成了有利于武松的态势。老虎缺食而筋疲，武松则是足食饱腹且以死命相对，所以武松最终能置猛虎于死地。如果武松是个没有武功的，又是在饥疲之后，恐怕事情就要倒过来了。 战争中如何发挥“势”的作用呢？ 有五点。即： 一靠指挥员的谋略。谋略优势应为兵势之首，多谋善断而得“势”，少谋寡断而失“势”。 二靠部队的数量、素质，即实力的优势（哪怕是局部的优势也好）。 三靠有利的地形（地势）。 四靠掌握有利战机，审时度势。 五靠勇猛迅速，顽强作战。 孙武的‘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也就是这个道理。” 正兵和奇兵，是辩证统一的，是为将者必须掌握的重要原则。 所谓“正”，就是按照通常的方法部署兵力，进行作战。所谓“奇”，就是根据战场上的具体情况运用计谋，灵活地使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30 部分阅读 正兵和奇兵，是辩证统一的，是为将者必须掌握的重要原则。 所谓“正”，就是按照通常的方法部署兵力，进行作战。所谓“奇”，就是根据战场上的具体情况运用计谋，灵活地使用兵力，诸如我军所擅长的伏击、袭击、偷袭、奔袭等。一句话，“奇正”之运用，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灵活变化的。在中国，兵家大凡论兵，没有不引述《孙子》的。那些较有作为的将帅，都是懂得兵法的，并能熟练运用奇兵和正兵。例如战国时期孙膑的围魏救起之战和减灶示弱、诱敌深入的马陵之战，东晋时期的淝水之战等战例，画龙点睛地描述了正兵和奇兵在战争中巧妙运用和互相补充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不注意情况的变化，不研究新的战争特点，把兵法原则死搬硬套，是不免要失败的。 出奇制胜有四个条件： 第一，要善于在敌人预料不到的时间、地点和方向上用兵。 第二，用兵之奇，关键是用在敌人的致命点上，即对敌战略、战役有决定作用的要点上。 第三，出奇制胜的决策行动要快，要有胆略，要周密计划，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奇正相生，讲的是军事辩证法，一定要避免绝对化，战术上永远也没有一种万能的制胜之道。 《孙子》的用兵如“率然”，“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九地篇》），“避实而击虚”，“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等表述，是虚和实的中心思想。 知兵势，解奇正，讲的是一般制胜条件。而要正确地选择作战目标、作战方向和指导军队的作战行动，还必须切实把握住虚和实这对环子。 用兵之道，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虚实实，变化无穷，为将者的计谋盖出于此。例如“空城计”，三国时的“空城计”是虚构的，但虚构得合理。 虚实运用要得当。诸葛亮的“空城计”是逼出来的，他搞的是虚而虚之，未免过于冒险而带有偶然性。我们要虚中有实，才能稳操胜券，立于不败之地。 现代作战，掌握好虚和实这对环子，有五条要记住： 一是要熟知敌方指挥官用兵的特点，多疑者使之更加狐疑，寡断者使之更加犹豫。 二是虚得合理，虚中有实，切忌虚而虚之的冒险主义。 三是弱军对强军，大体先示之以弱，后发制人，看出敌人破绽之后，再筹奇兵而击之。 四是实中有虚，行动要特别注意伪装，巧妙而合理，使敌人难以预料，难以识破。一般先给敌人以甜头，诱敌深入，方好关门打狗。 五是虚和实是辩证的统一，是变化的。因此，指挥官要聪明、多谋、善断、灵活、主动，才能正确掌握，巧妙运用。 要用兵灵活，掌握战场主动权，巧、猛、疾三个字特别重要。 所谓巧，就是巧妙而精奇。 所谓猛，就是要有猛虎扑羊般的气势。 所谓疾，就是调动军队指挥作战要快、要敏捷。 用兵灵活要体现在巧妙地采用虚实行动。诸如声东击西，佯动于此，实动于彼，奇正变化，因敌制胜。要能“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兵势篇》），“攻其所必救”（《虚实篇》），出其所不意。 战略指挥员要使全局都活起来，一个重要的不可忽略的问题，就是要善于用将。如果用将不当，这个将不能适应战场情况的急剧变化，贯彻不了总的意图，战局就难以“活”起来。三国时诸葛亮用马谡为将，令其守街亭，就是不当的一例。因为马谡是个仅懂得一般战术原则，而不知灵活运用的书呆子。 《孙子》兵法最可贵之处，就是能从战争实际出发，在了解敌情基础上制定战略战术。孙武主张对敌方地域的广狭、人口的众寡、粮物的库存、军队的状况以及我方面攻取的城邑、要攻击的目标，都要查个明白，以作为三军行动的依据。他注重用“间”，推崇：“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的故事，认为“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楚汉战争中，项羽之所以败走乌江，自刎身死，除迷信武力、匹夫之勇、残杀降年、分封诸侯、不用人才、缺乏政治远见和谋略思想等原因外，其“多疑信谗”也是一个致命所在。 在“用间”问题上，既要巧于用间，还要警惕上当。我党前段时间的“肃反”扩大化，有的就是听信敌人的造谣和诬陷，自己杀自己，干了敌人想干而干不成的蠢事。一定要接受这些教训，永远记住，传之后世，不要再犯！ 最后，“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全军干部一定要注意谋略训练。用兵打仗，施谋定策，创造新的技术，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军事指挥员必须随机应变，灵活用兵。“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打破思想上守旧的成见，才能使军事学术有所前进。要重视“智囊团”的培养，重视现代化司令部的建设。司令部是施谋定策的机关，要把参谋当成“智囊”。这样才能使指挥员博采众长，集思广益。” 刘伯承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参加轮训的团级干部，包括蒋先云本人都深受裨益。 在刘伯承等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红四方面军极大地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 中国**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适合中国的国情，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更具有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它一经在中国土地上诞生，就如同滚滚浪潮，不断引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现在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也如此，克服了张国焘的错误，纠正了偏离自身发展的轨道。这支部队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思想，用切合实际思想政治工作，武装了红四方面军的头脑。使他们知道，为谁而战，为谁牺牲，知道自己奋斗的目标和远大的理想。从而使这支部队“上下同欲”，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钢铁战神！ 早在鄂豫皖红军建军初期，就已经展开了形式比较多样，且具有一定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然而，要说红四方面军思想政治工作做的最深刻、最广泛、最持久、最有成效的时期，还是现在，即1932年6－8月这三个月的大规模整军练兵时期。这次新式整军，从思想上、组织上、理论上，把红四方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推进到了更高的境界和更新的高度。正如徐向前说：“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部队的阶级觉悟，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完成红军担负的任务而斗争。”这段话的意思，即是要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政治教育，提高红军战士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懂得更多的道理，知道进行革命战争的伟大意义，知道为谁而战，为谁牺牲。 红四方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有这样一个概括性的总结：一、动员工作深入，实事求是地提出口号；二、干部及政工干部火线上能够以身作则；三、党员模范作用强，有敢于牺牲的精神；四、指定好代理人，保证战斗指挥的不间断；五、战后恢复提高士气，准备再战的工作做的很快；六、火线上注意对敌军的宣传工作。 整军要求： 思想上要树立必须胜利的思想； 组织上要形成若干能打的部队； 干部队伍要以能打胜仗作为干部考核的最主要的标准，而不是其资历与学历； 领导要在战争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以身作则，带头冲锋这一点在早期几位高级将领身上就有这种特点。虽然军事领导人控制队伍、掌握全局而非把自己当冲锋突击队员用是基本原则，但王树声、许继慎、徐海东、刘英等人个个都是猛虎，从来战斗在第一线，而这种作风则被广大指战员代代相传的继承了下来。所以刘伯承曾称赞徐向前说：“你带的队伍是打不垮的！” 曾中生、段德昌、刘士奇等共同制定了《红军战士必读》、《红军须知》。红军须知讲的是什么内容呢？红军须知中讲到：“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武装队伍，要推翻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国际帝国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新世界。因此，红军在它的生活行动上，就与从来历史的任何军队不同，所以，每个红军战士首先都要知道下面的一些事： 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二、不乱拿穷人粮食；三、对穷人态度要亲爱；四、爱护枪不要弄坏；五、节省子弹勿乱打；六、对群众要选传红军主张；七、火线上要对白兵宣传；八、占领城市要注意收集机器药物；九、得物资要先顾伤员同志；十、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 “红军须知”本身，也仅仅是《红军战士必读》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另外两个重要内容还有：红军需要铁的纪律、红军战士要做宣传工作。在红四方面军进行为期3个月的整军大练兵时期，红四方面军总部针对新入伍的队伍成份多，俘虏和投诚的白军士兵多，各种消极思想多的实际，就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大练兵的重要内容来设置，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了更好的进行各方面的教育，部队编印了许许多多的通俗教材、读物。这些教材和读物，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部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任务和部队的实际情况来编写的，把深刻的原则、方针、政策，用简明通俗的言词表达出来使干部战士易懂、易于接受。《红军战士必读》和《红军战士读本》是当时对红四方面军官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最具代表性的课程设置内容。 “红军需要铁的纪律”中这样讲到：“红军是被压迫阶级的工农武装，在**领导之下，为保证苏维埃政权，消灭压迫阶级的武装和政权而斗争，他要靠严格的纪律和战斗的一致。假使没有真正的严格的铁的纪律，便不能最后战胜统治阶级。这铁的纪律之基础，主要在于无产阶级前进战士的自觉性，及对革命之忠心毅力、牺牲精神和英勇慷慨，铁的纪律就是被压迫阶级自觉团结，战胜内外一切敌人的主要条件，就是保证革命胜利所必需的最有力的武器。我们服从铁的纪律，就是服从革命战争的利益，我们服从铁的纪律，就是为的战胜阶级敌人。”很显然，红军需要铁的纪律，在这里，已经赋予了和上升到政治高度的去认识。 《红军战士读本》则进行了深刻的国情教育，即我们这个民族所面临的深刻危机。而这些深刻的危机，该读本也是从外部和内部进行认识和讲解的。来自外部的威胁剥削和压迫，主要是讲到“日本帝国主义，从前好久把朝鲜、台湾、琉球群岛夺去了。现在又强占了东北三省的地方，现在还在向热河、绥远、察哈尔进攻，想于满洲之外，再建立一个蒙古国。中国快要被它抢夺完了”。文章中，不仅讲到有日本的侵略，还讲了其它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侵略的本质：“中国在英美法日意各帝国主义的侵略下，瓜分了中国的市场，占领了中国的地方；宰割着工农群众，中国已经快要完全殖民地化了。现在唯一的出路，只有广大工农群众起来在**的领导下争取苏维埃胜利，以苏维埃救中国。” 团以上政治机关，还成立了“白色士兵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国民党军的宣传和瓦解工作。内容广泛多样，形式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使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知晓了党的任务，明确了革命的目的，了解革命的形势，增强了革命的信心，激发了革命的斗志；内容广泛多样，形式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使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认清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增进了红军战士阶级觉悟的提高，确立了推翻阶级压迫，为工农大众求解放、闹翻身，为无产阶级当家作主而战的革命目标，收到了“上下同欲”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对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蒋先云都是“纸上谈兵”，他将**思想的有关内容阐述一番，倒也赢得众人称赞并付诸实施。不过，在一件“大事”上，蒋先云还是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起了“冲突”。 蒋先云提出整军期间，可安排结婚的干部战士回家团聚一段时间，安排不了的，则动员妻子们到红军驻地与丈夫“过夜”。 这一提议，在红四方面军总部炸了锅，众人纷纷反对，蒋先云则一反常态，固执地坚持。 蒋先云当然知道，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自己这个建议是如何惊世骇俗。 女人，犹如青春的火焰，是妩媚而神圣的。而女人，对武装部队来讲，对这些年轻力壮铁塔似的战士来讲，却是十分忌讳的，仿佛水火难容。 女人，在将军看来，容易使战士走火入魔，影响士气，削弱、腐蚀战斗力，所以除了剧团与医务所以外，尽量不用女兵。在战士看来，眼不见为净，万一不慎看一眼，就神魂出窍，彻夜难熬。 蒋先云解释说：“马克思说过，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必然的关系，根据这个关系可以判断出整个文明程度。这是一百年前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笔记手稿》中说的。文明这个概念，西方和东方是不尽相同的。男女关系，说到底就是性关系。中国古代并不回避这事。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许多诸侯国王接见贵宾学者，当面自我坦白：寡人好色。其言论与行动是统一的。齐桓公早为西门庆开了先河。孔子见南子，证明孔圣人对于美女也难兔动心，尽管子路不悦，也挡不住老夫子那种勇冠三军的精神。虽然老夫子家里还有妻子儿女。” “男女问题，性意识，性行为，是人类生活中的重大内容，中国古书上并不回避，私生子也不例外。孔圣人就是个私生子。秦始皇也是私生子。私生子格外聪明。春秋战国时代，男女平等，女人同样参军。《墨子》这部书上记载女兵跟男兵一样担任作战和后勤工作。所以那时男女之间不存在神秘气氛。” “战争与**这问题，是否有阶级性的区别？资产阶级好象采取的是纵欲主义，例如日本帝国主义搞‘随营妓’、‘慰劳队’、‘慰安妇’，国民党军中提倡士兵唱《二十五更调》。而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部队好像采取禁欲主义，干部、战士一律谈性色变。但无产阶级不应该搞禁欲主义，资产阶级也不一定搞纵欲主义。两个阶级的区别在于战争的性质。日寇侵华战争、蒋介石进攻苏区都是非正义的，他们对其部队官兵不敢承认这种本质，只能用不健康的腐蚀剂来麻醉士兵。我们部队则是用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巩固和提高士气。我们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有理想的。民歌里有句歌词‘革命成功恋爱你’，革命成功，是我军的理想。我们的原则是革命第一，恋爱第二，恋爱是以革命为前提的。” 蒋先云一番宏论，使红四方面军总部的众人目瞪口呆。蒋先云心中暗笑：这次他搬出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笔记手稿》，尽管在座的有不少留学苏联的高材生，熟读马列原著，但马克思的这本《经济学——哲学笔记手稿》是其晚年的重要著作，对比之前马克思的早期理论有许多创新之处，苏联讳疾忌医，没有组织翻译，蒋先云据此高谈阔论一番，倒把在座的人“唬住”了。一番争执后，蒋先云第一次行使了“特派员”的权威，促使总部终于同意了蒋先云的这个“荒诞”建议。 根据实际情况，随军家属的“团聚”地点，红十军团在皖西金家寨，红八军团在豫东南的潢川，红三军团和方面军总部在鄂东北的红安。 原来的红军集结之地，清一色的男性森林中，突然出现了众多的花枝招展的年轻女人。 运输队向各驻军村落运送大批粮草，后勤人员四出采购，买猪、赶羊，上街选办黄花、木耳、海带、粉丝、蘑菇、鱼类，向殷实人家借用粗细瓷器。干部家属一批批一群群从后方送来。紧接着，苏区的红军指战员们的媳妇也成群结队地陆续送来。这些日子，仿佛迎接喜庆佳节，整个部队洋溢着欢乐气氛。 首长们一声令下，各单位的司务长带领人马通宵忙碌，为幸福的鸳鸯们安置一个个温馨的蜜室。战士们称这些香甜的蜜室为“第二战场”。于是，鸳鸯们等不及黑夜就各归各巢，关门闭户，急如星火地进入**荡魄的“第二战场”。入夜，全村全寨一片漆黑，世界进入深不可测的洞穴之中。整个天空整个大地开始摇晃起来，疯狂地投入你死我活“肉搏战”的境界，几小时几小时地连续酣战，不管它水漫金山，不管它日上三竿，真正是欲罢不能，缠绵难舍……豆浆油条都凉了，司务长派人满村叫门开饭，却迟迟不见动静。司务长不禁摇摇头：“唉，第二战场真邪乎！” 第十五章：土制武器 这时的蒋先云，却赶到新集的方面军军械所去。他这期间重点做的事情，就是利用自己记忆中有限的武器知识，为鄂豫皖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军工体系。 蒋先云想到：脍炙人口的《游击队之歌》中有—段歌词：“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在抗战初期的游击战还可以，但随着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日军大搞“三光”时就不行了。当时的情况是：“没有吃，没有穿，人民给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这才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所以鄂豫皖根据地，还得立足于建立自行研制武器的军工体系。 新集的军械所原来就初具规模，但只能简单修理枪械，翻造子弹（就是用战场上打过的子弹的弹壳重新装药，威力比原装子弹逊色不少，但聊胜于无）。由于几次大捷，红军从潢川、六安、霍山、安庆等地的军械所搬来大批机械、工具甚至机床，安装了发电机，使新集的军械所规模大增。据蒋先云估计，已经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水腰兵工厂。 此时蒋先云正在把弄一支新式马步枪，拉拉枪机，瞄瞄准，高兴地说：“81式终于造出来了！刘贵福同志，你是生产战线上的英雄！以后要创造条件多生产，支援前线。” 刘贵福嘿嘿直笑。这位有着传奇色彩的中国轻武器设计专家，就是蒋先云“请上山”的第二位“神秘人物”。 刘贵福，1908年7月19日生于山东省宁津县，曾先后到国民党北平修械所和阎锡山的山西太原兵工厂机枪分厂当工人，主要从事机械修理和制造。抗战爆发后，他与10多名工人投奔延安，为新中国兵器工业特别是枪械制造技术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他利用延安的简陋设备，生产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轻型步枪——81式马步枪，名扬天下。 1931年底蒋先云到达鄂豫皖后，集中精力处理完白雀园事件，就要胡底安排人员去山东南部的济宁，重金聘请刘贵福。蒋先云知道，刘贵福早就倾向**，曾说过：“在信阳时，就听说**提倡　‘劳工神圣’。**一定是对工人好。再说，那些被杀的**，有不少是大学教授、大学生，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人，都知书达理，肯定不是坏人！” 蒋先云回忆了一番：1931年初，刘贵福到济宁的鲁南民团修械所当了所长。仅仅三四个月，山东省政府以“修械所未经批准”为由予以解散了。刘贵福随之失业，一直在鲁南潦倒（次年就去了山西晋城，在孙殿英部第41军修械所当工匠）。胡底派出的人员于1932年初就在济宁找到了刘贵福，刘贵福非常高兴，愿意去鄂豫皖苏区，但要求鲁南民团修械所的失业工人一同前往。红军自然求之不得，秘密安排他们全部来到新集，包括其妻儿一起接来。刘贵福月薪24银元，其余工人月薪10银元，从而有了一支技术娴熟的军工队伍。 刘贵福初到苏区，蒋先云并未要求其立即研制大名鼎鼎的81式马步枪，而是先修理枪械。红军几次大捷，缴获枪械无数，但许多枪战斗中被打坏，完好的也时常有卡壳故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斗。修理枪械是刘贵福的拿手好戏，他带动新来的工人，不到两个月就修好轻、重机枪达120余挺。刘贵福又创造了哈奇开斯式重机枪“装弹修正器”，保证了机枪的连发性能，为支援前线做出了突出贡献。 还有就是将重机枪改成高射机枪。蒋先云知道，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出动4个大队的飞机，历史上给红军以很大杀伤。红军没有专门的高射机枪，防空武器只能指望改造重机枪。刘贵福不负众望，把马克沁、哈奇开斯式重机枪经过加工支架，重新设计全新的三连环型瞄准具和方向、高低转动机，改进发射机构，制成了高射机枪，性能良好，这一切只用了6天时间！ 之后就是研制威名远震的81式马步枪了。历史上刘贵福研制成功81式之前，先研制的是无名式马步枪、55式步枪、新79式步枪。蒋先云利用自己脑中的记忆，将刘贵福研制81式的关键“倒传授”给刘贵福，结果一步到位，至1932年6月研制81式马步枪成功（纪念八一建军节）。 对于步枪轻型化的认识，刘伯承同志远远走在世界前面。他曾说过：“步枪是一种近战武器，200米内射击准确即可，质量越轻越好。”而西方国家直到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改变远射程的旧观念，仍使用那些远射程（1000米以上）的步枪。正如刘伯承曾论述的那样，枪管很长很笨重。刘伯承有关步枪设计的理论到二次大战后期，在德国得到第二次验证。当时德国陆军技术部门的官员，有感于步枪的射程过远，后坐力太大，就瞒过持远射程观念的元首希特勒，冒名制成“MP43式冲锋枪”，实际上是缩短射程的轻型步枪，受到前线部队的欢迎。当希特勒知道实情之后，“生米已做成熟饭”，发怒之余只好顺水推舟，命令改称“突击步枪”。1944年又将步枪与冲锋枪相结合，正式生产了短而轻、结构紧凑实用的“Stg44突击步枪”，这就是突击步枪的由来。突击步枪在苏德战场初露锋芒，重创苏军，被苏军发现受到重视，也改变了远射程的旧观念，很快制成M43式短弹，用于CKC半自动步枪，逐步演变成著名的K47突击步枪，被世界许多国家采用或效仿。 可是，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方在北约国家仍坚持步枪的射程1000米，这种远射程的陈旧观念显然是十分落后的。1952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作战研究室执行著名的“齐射”专题研究，研究了步枪实战效果的大量数据。主要结论是：步枪90％的实战射程在300米以内。而刘伯承早在20多年前就看到这一点了！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步枪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自1939年延安的81式马步枪；第二阶段起自1943年德国的突击步枪；第三阶段起自1966年美国在越南战场的小口径步枪。以上就是世界步枪轻型化发展的过程。不管是新式马步枪、突击步枪，还是小口径步枪，都是改革枪管。不外乎是缩短枪管的长度或缩小枪管的口径。总之，都是缩短步枪的射程，以便减小步枪的长度和重量。一致的目的都是使步枪达到轻型化。可以说都没有脱离刘伯承有关步枪设计的基本理论。事实说明，二战以来步枪的改革始于中国，81式马步枪是国际步枪轻型化的先驱，刘贵福是步枪轻型化改革的先行者，他开拓了世界步枪轻型化改革的新潮流。刘伯承是步枪发展的伟大预言家。 在蒋先云的“启发”下，刘贵福按照刘伯承的步枪设计理论，适当缩短了枪管和射程。为了适应肉搏战的要求，将三棱刺刀加长，刺刀断面设计成双翅形，外部圆滑，不易碰撞刀刃；刺刀的折叠机构改成门扣自锁式装置，甩出刺刀自动扣牢，敏捷可靠。将准星改成可调式，能够调节瞄准偏差（历史上彭德怀称赞道：“天下第一准星！”）。还增加了步枪的保险装置。工艺上考虑尽可能地简化加工量，减少零件，缩小零件尺寸，减轻全枪重量等等，保证步枪性能优越，轻巧可靠。 枪管的质量是步枪的关键。过去生产的步枪连打几十发，甚至十几发子弹就不行了。刘贵福认为：“枪管的材料是道轨，含炭量低，柔韧有余而刚度不足，可能是淬火存在缺陷。”　有的工人不服气地说：“过去也淬火，总是一打就裂。”刘贵福认为问题还在于淬火技术不过关。所以他亲自负责淬火，解决了枪管质量问题。 研制成功的81式马步枪，口径7。9毫米，短而轻，长不到1米，比一般步枪短100～200毫米，枪管长约570毫米，全重3。36公斤，后坐力小；枪身和刺刀总长超过日本“三八”式步枪，有利于拼刺；折叠式三棱刺刀平时折附于枪身下方，用按键扣合，拼刺时可随手甩出刺刀；刺刀根部有架枪钩，可集体架在平地上；背带在枪的左侧；有通条插在枪身内；枪托内可存放小型修理工具；用道轨制成的金属零件经烤蓝处理，油黑铮亮；用核桃木制成的枪托表面涂清漆，崭新美观。制枪的金属零件全部都采用铁轨制作，枪托采用山区核桃木，原材料供应充足。这两方面优势使枪的质量和产量都有了充分的保障。 蒋先云“协助”刘贵福研制81式马步枪后，又转入其它武器的研制。人们对蒋先云丰富的兵工知识惊奇不已，称其为“武器专家”。蒋先云心中十分惭愧。他的武器知识十分有限，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土制”武器原理十分简单，蒋先云倒还记得，所以他“指导研制”的武器，都是历史上八路军“土造”的。 重武器就是120、150毫米迫击炮。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人员75％以上的杀伤是火炮造成，而50％即一半的人员是迫击炮杀伤。国民党军败退台湾后，总结战败的重要原因，就是火炮类型构成不合理。抗战期间，在中**队与日军作战中，日军伤亡大多是因迫击炮造成的，而据战后统计在华战死的日军将领也绝大多数死于迫击炮弹，足见国共双方对迫击炮的运用均佳。而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不但未能继续发挥这方面的特长，还大量削减部队迫击炮的配备，首先将重型迫击炮从军师两级裁掉（少数杂牌军除外），代之以美制榴弹炮、山炮或日制山炮、野炮。后又减少团以下单位的中轻型迫击炮数量，代之美制无后坐力炮、战防枪、火箭筒等。而解放军方面又没有坦克和装甲车，也少有碉堡来当靶子，这些新式却没有目标的武器给解放军缴获后，却正好用来打国民党军的碉堡和坦克。迫击炮的数量哪怕少一点，单炮也能攻击一二个点线目标；山野重炮数量少，就难以对面目标进行有效攻击，而对点目标的攻击又由于射击技术不佳或精度不够而难作主要火力。解放军方面不但使用缴获的各种轻重迫击炮，还自制中轻型迫击炮加强火力；而国民党方面却以装备少量山野榴炮为满足。其实国民党军就是美械主力师或整编旅的榴弹炮，都难以支援军或师的整个攻击正面。这样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陆军的装备对面攻击能力是加强了，对点目标的能力则明显下降。换句话说，新的装备更适合对已经投降的日军作战，而对解放军作战是“狮子打蚊子”，是根本找不到作战目标的武器。 蒋先云清楚迫击炮的威力，大概知道“土造”迫击炮原理，这次去了中央苏区，他趁赣州大战前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与朱瑞和红军“神炮手”赵章成作了交流。特别是赵章成，以其丰富的实战经验参与并指导设计，画出了120、150毫米重型迫击炮的设计图纸。蒋先云知道赵章成曾制造过迫击炮平射装置，赵章成当场示范：在炮尾加装了一个发火装置，曲射时不用，平射时安上即可。历史上赵章成设计的“土造”迫击炮威力极大，抗战期间刘伯承曾亲自给中央军委发报，说明“土造”迫击炮的威力：“此次运城外围战斗中，我太行自制之120毫米重迫炮和150毫米重迫炮，威力甚大。在东关、天神庙，120毫米炮一弹伤敌60余人，另一炮打坏汽车6辆。其弹片爆炸杀伤面之直径在50米以上。据战俘称，对我此炮，极表恐惧，且至今不知系何种炮。” 蒋先云将赵章成的图纸带回鄂豫皖，立即组织制造。150毫米迫击炮的炮筒是火车车头的大轴，120毫米迫击炮的炮筒是火车车厢的大轴，炮盘也是用火车轨拼焊而成。1929年9月，徐向前、许继慎曾率红1军攻下平汉路上重要的广水车站，拆卸了大批铁轨和火车零件运到七里坪，当时的目的是加强防御工事，没想到现在成了土制武器的重要原料。 50毫米掷弹筒也靠铁轨制造。掷弹筒是日本发明的一种单兵小型火炮，体积小，携带方便，结构简单，使用灵活，适于山地作战。在大别山上制造它必须解决两个难题，一是钢材，二是加工条件，特别是炮筒和炮弹壳的加工。蒋先云依靠工人的智慧，奇迹般地解决了这两个难题。掷弹筒的炮筒，用1米长的铁道轨面，经过加热，在高温情况下反复锻打，锻成400毫米长的圆柱体，然后在机床上加工成形。没有加工炮筒来复线的设备，技术人员改炮筒为滑膛结构，增加炮筒长度，保证射击距离及精度，并改日制平头炮弹为曲线炮弹。几经改进之后，终于试制成功2门掷弹筒．随后投入生产，经实战验证，土制掷弹筒比日军“原装”的更适用。 有了炮就必须有炮弹。炮弹的原料主要是钢或灰口生铁，而且需用量很大，用道轨钢满足不了需要，根据地又没有灰口生铁，怎么办？唯一的途径，是设法利用当地盛产的白口生铁。当地群众有传统的土法炼铁技术，用方炉生产白口生铁，铸成铁锅、铁壶、犁铧，供农民生产和生活之需。白口生铁含碳量高、质硬而脆．不能切削加工，用它铸造成形的地雷、手榴弹壳是很好的原料。但炮弹铸造成型后，要车弹口、弹带和尾部，要求表面车光，尺寸精确，两端还要挑出螺纹丝扣．以便安装引信和尾翅。如何把白口生铁铸成的炮弹壳变成可进行切削加工的半成品呢？这是解决炮弹生产中必须首先突破的技术难关。军械所成立了试验小组，把美国式的黑心韧化处理工艺，同山区的烟火技术结合起米，发明了火焰反射加热炉，经过这种加热炉焖火处理的炮弹壳表面的碳被析出，形成碳素铁，即可进行车削加工。白口生铁焖火技术试验成功后，大别山上开创了大量自制炮弹的历史。 硫酸是火药的重要原料，称之为“火药之母”，其制造工艺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接触法，它的装置复杂而又需要细白金粉做触媒，一种是铅室法，工艺比较简单，但需要大量的铅板建造铅室，大别山区既无白金，也无铅板，这两种方法都无法采用。根据蒋先云的建议，技术人员依据铅室法制造原理，就地取材。探索新的制造工艺装备，在根据地火工制造技术的启发下，采用老百姓盛水或储粮用的陶瓷缸和陶管（陶瓷具有良好的耐酸腐蚀性能）。把同样大小的缸两个一组口对口的垒成塔形代替铅室制作硫酸。最初，制酸的整个过程都在露天进行，很远就看见蒸馏塔雾气腾腾，其昧刺鼻，当时劳动条件很差，工人的牙齿被腐蚀，衣眼被烧坏，有时不得不赤身进行工作。但是，为了支援前线，工人们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忍受痛苦，坚持昼夜生产，有的甚至献出年青的生命！在制造出硫酸的基础上，在几间废弃的破房里，以棉花和硫酸为原料，用大铁锅脱脂，陶瓷缸硝化，石磨碾棉粉，以土炕当烘干机。面杖当辗辊，剪刀代替切片机等土办法，首批制造出了硝化棉发射药，开始了发射药和炮弹炸药的大批量生产。后开始了烈性炸药的研制，用大麻油和石灰水制作钙皂，从生产钙皂的过程中提取副产品——甘油，再把甘油滴入混酸（硫酸与硝酸的混合物）中硝化，生产出硝化甘油。 硝化甘油是—种液态烈性炸药．灵敏度很高，生产它需要严密的安全措施。当时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每天在气温较低的拂晓，工人们蹲在山泉小溪边，端着盛有3。5公斤混酸的瓷盆，将半公斤甘油慢慢滴入盆内，借流水从盆底通过，使盆内硝化温度保持在摄氏16度至20度之间。若发现盆内冒烟，即是爆炸的前兆，立即将盆沉入水底。我们的兵工战士，就是在这样简陋危险的生产条件下．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克服了技术和设备上的困难，成功地创造了制造硝化甘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31 部分阅读 上的困难，成功地创造了制造硝化甘油的“盆式硝化法”。硝化甘油的问世，为根据地生产烈性炸药奠定了基础，从而结束了总部军事工业只能生产低级火炸药的历史。到抗战前，大别山上年产发射药136吨，各种炸药2511吨，并能生产酒精、煤油、肥皂等民用产品。 蒋先云的另一”成名绝技”，就是地雷。抗战中的“地雷战”名震中外，但30年代初还很少人认识到地雷的重要性。蒋先云根据大别山的条件，重点造石雷。大别山有的是石头，取之不尽，制造容易，而且伪装性好，杀伤力也强，当时群众把造石雷的方法编成歌谣：“一块青石蛋，当中钻个眼，装上四两药，安上爆发管，黄土封好口，线子在外边，事先准备好，到处都能安，敌人来‘围剿’，石雷到处响，炸死大洋马，留下机关枪，保卫老百姓，保卫公私粮，石雷真顶事，大家赶快装。” 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专门下达了关于“大量制造地雷的训令”，依靠造雷骨干，又在各地层层办训练班，很快在根据地掀起了一个村村会造地雷、户户有地雷的群众性的爆破运动。根据地的成年人几乎人人都学会了造雷的技术，涌现出数以千计的造雷英雄。 在军事训练中，蒋先云特别提倡培养“特等射手”，也就是狙击手。这是受许世友回忆录的启发。据许世友在《我在红军的十年》一书中会回忆：第四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王牌军“打起仗来比那些杂牌部队高明得多。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步步向我阵地逼近，使我军火力不能给其以大量杀伤。更可恶的是一些枪法颇准的匪兵，专打我们的干部和机枪手，对我威胁较大。战斗开始不久，就有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所以蒋先云在红军开展“特等射手”运动，对敌进行反制。由于81式马步枪来不及大量生产，所以狙击手使用日本的38式步枪，该枪精度极高，射程远，但子弹威力小，办法还是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的简易做法：将子弹在头发上摩擦，形成“炸子”效应（如锉弹头则会影响射击精度）。 第十六章：宋埠惊雷 6月底，中央苏区的李明瑞、季振同、黄中岳3人通过地下交通线，先后来到鄂豫皖。 蒋先云却在焦急地等待另一人的到来。这就是他要迎上山的第三位“神秘人物”。 7月酷暑，骄阳似火。满山遍野盛开着杜鹃花，殷红殷红。兰花香气扑鼻。许多不知名的鸟儿，唱着动听的歌儿。山鹰在低空盘旋。山间的小溪，也格外神气，咕咕噜噜地歌唱着，翻滚着，而后汇聚成一条条小溪，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沿一道200米高的绝壁飞去，形成穿云破雾，凭空作浪之势，地动山摇地向下冲撞，撞人一口深潭，而后又把碎玉般的水珠撒向高空，金光四射，呈现银色而升、金色而落的五彩缤纷的奇观。 红安以西的重镇河口附近一处隐秘山林，蒋先云终于等来了这位“神秘人物”。 只见来人身材高大（身高1。96米），身穿灰布大褂，头戴礼帽，脚穿布鞋。虽然身着便装，却掩盖不住军人的英姿。 蒋先云和季振同、黄中岳等人迎了上去：“吉将军，一路辛苦了！” “是巫山吧，早听说过，今天能看到你真是荣幸。” 蒋先云紧握住吉将军的手，热情地说：“徐总指挥一再吩咐我们，要确保您的安全。总算平安到了！一路没遇到什么危险吧？” “还好，有保卫局的同志一路暗中保护，燕副官也很精明，一路还算顺利。” 在山中一处绿树掩映中的小道观里，蒋先云等人与著名的吉鸿昌将军见了面。随同吉鸿昌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副官燕鸿甲。 蒋先云请吉鸿昌上山，就是要实现历史上本可以轰动全国、却不幸惨遭失败的“宋埠兵变”。 吉鸿昌是众人熟知的抗日爱国将领。中原大战后，吉鸿昌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同时兼任第30师师长。1931年春，蒋介石令吉鸿昌所部“围剿”鄂豫皖根据地，驻扎在豫东南的潢川、光山等地。吉鸿昌同情**，每次率部在进入苏区“剿共”时，总是浩浩荡荡数千人马，如同“武装游行”似的。碰不着红军即一穿而过，碰上了红军即朝天开枪，沿途丢下不少武器弹药。苏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吉军到，红军笑，先丢机关枪，后扔盒子炮，都叫红军收下了。”因此，有人就把吉军称之为“鸡军”，说他们驻在白区吃在白区，却把“鸡蛋”下在了苏区，让红军拣了不少便宜。 吉鸿昌不甘受蒋介石的摆布，根据当时的形势，积极组织潢川暴动，准备投奔红军。不料暴雨连绵，下了一个多月之久，河水陡涨，部队在山上下不来。当时张国焘的左倾路线在鄂豫皖占统治地位，不相信吉鸿昌，竟然杀害了其谈判代表。吉鸿昌失去外援，蒋介石察觉后派几个师的兵力包围了潢川。二十二路军和蒋军双方对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吉鸿昌集合部队于潢川城南的一个大操场上，号召二十二路军的高级将领把部队拉到苏区去。不料在这紧急关头，31师师长张印相提出反对，33师师长葛云龙也说去苏区太苦了，30师89旅的旅长彭国桢虽想支持，但不便公开表态，1个旅的兵力无法突围。正在这时，已叛变冯玉祥的西北军将领李鸣钟来到这里，劝告鸿昌出国考察。面对这种局面，吉鸿昌被迫离开部队，被强行挟持登船出洋。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吉鸿昌冲破重重阻力，匆匆回国。1932年10月前后，吉鸿昌从上海抵达武汉以北的宋埠等地，以寻找和看望他的旧部官兵为名，试图拉出30军（原二十二路军改编）举起红旗，就近奔向鄂东北苏区，投入到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但此时时机很不成熟，吉鸿昌派往联络起义部队的副官燕鸿甲被敌军师长彭振山抓起来，活活剥皮并大卸八块，惨遭杀害。仓促中吉鸿昌只率极少数人逃走。 此次宋埠兵变，吉鸿昌事先没有与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取得必要的联系，当时也没有组织红军配合策应。兵变失败后，吉鸿昌一行潜入苏区，鄂豫皖省委对其热情接待，但不予收留。其中主要原因有这样三条：一是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苏区境内的红军队伍不多，如果将吉鸿昌收留下来，不仅军事职务没法安排，同时也担心他吃不了红军的苦；二是由于吉鸿昌一再声称他是**员，但又没有党的组织介绍信和证明，省委既不便也不能将其接收下来，万一发现或审查出什么问题，如何是好（吉鸿昌是1932年秋在北平秘密入党）？三是对这位名声显赫的西北军名将还信不过，省委个别成员甚至对其抱有敌视态度。吉鸿昌十分遗憾：“我现在和你们一样，是**人了，可红军为什么不肯收留我？”还说：“我九死一生来到苏区，你们红军不肯收留我，我只好回家去哟！” 蒋先云自然清楚“宋埠兵变”成败的关键所在，所以他通过胡底，与当时还在天津的吉鸿昌接上头，提前4个月策划“宋埠兵变”。 这次河口会面，季振同、黄中岳与吉鸿昌都是西北军老相识，少不得嘘寒问暖一番。季、黄二人介绍了宁都起义的经验以及起义部队的改编情况，吉鸿昌频频点头。 蒋先云说：“吉将军心怀抗日大业，在天津组织反法西斯大同盟，令人钦佩啊！” 吉鸿昌感慨说：“老蒋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任凭东三省失陷，‘剿共’却很积极。我认准了**是真心抗日的，去年潢川暴动失败，这次我来，就是组织30军宋埠暴动，拉出一支红色队伍，以后抗日也多一分力量。对了，我已安排将放在天津的6万银元送来鄂豫皖，敬请笑纳。” 蒋先云问：“搞起义很不容易，要冒很大的生命危险。军委会专门讨论了宋埠暴动的具体细节，你们考虑有把握吗？有多大把握？” “30师、、特务旅有把握，89旅旅长彭国桢、90旅旅长徐华荣都是我的心腹，但30军的军部和31师困难一些。” 蒋先云说：“暴动是一件大事，将给蒋介石一个很大的打击。能争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要靠我们做好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这次暴动最有利的条件，就是30军里面我党已经安插的多名党员已担任要职，主要有30军秘书长李子纯和营长路耀林，我们会给燕副官联络暗号，届时红军主力也将配合暴动，到时暴动就顺利得多。” 吉鸿昌大喜：“这样最好！我有个请求，暴动成功后，请允许我加入中国**，行吗？” 蒋先云爽快地答应：“这个军委会已经讨论了，安排徐总指挥和我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 蒋先云还向吉鸿昌出示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就组织暴动发来的电报。周恩来在电报中称赞吉鸿昌将军的义举，特别说：“要多向蒋官兵，向那些高级将领带兵的人，说明我党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蒋介石是一定要打内战的。他要打我们就也打，我们不但在战时场上狠狠回击他们，也要从敌人内部打击顽固派。要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大部队起义，这样，可以造成更大的声势，瓦解敌人的士气。” 吉鸿昌看了电报后激动不已，更加坚定了暴动的决心和信心。 宋埠兵变计划顺利启动。 这里要谈一谈宋埠兵变时30军的情况。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任命吉鸿昌为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下辖第30军和1个特务旅（实际上是炮兵旅）。30军下辖30、31师，张印相任30军军长兼31师师长，吉鸿昌兼任30师师长。第二十二路军在河南淮阳一带整编完成后，蒋介石就调该部到大别山地区“剿共”。吉鸿昌潢川暴动不成，只好离开队伍出国，蒋介石命令鄂豫皖边区绥靖主任李鸣钟兼任第二十二路总指挥和30师师长。李鸣钟好享受，经常住在京、沪、武汉等地，轻易不到前方。李看到大别山区的红军日益壮大，怕日后负不起责任，干了不久，便将绥靖主任、总指挥、师长等职一一辞掉了。这时第二十二路总指挥部撤销了，队伍由张印相指挥，30师师长改由彭振山担任，原属第二十二路的特务旅，改归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直接指挥。张印相和彭振山名义上虽是一个军，实际上貌合神离，各自控制着1个师，谁也不听谁的。 此时30军军部、30师师部、特务旅旅部所在地均为宋埠。宋埠镇在红安东南20多公里处，商业繁华，号称“小汉口”。30师主力在麻城，31师在黄陂。1931年底的黄安大战，30、31师各被红军消灭1个旅，经过半年多的整补，人员重新充实，整个30军有2万多人。 麻城以西的霸王山。阴沉的天空笼罩下的山坡上，鼓起一个个坟堆。凄风摇曳着坟头上的黄草、枯枝。一只孤伶的乌鸦，凄惨地叫着，从坟头上空飞过，更显得凄凉、悲惨。 远处的山坡上，有一个国民党军官徘徊的身影。在他身边不远有一匹战马，啃着山坡上的枯草。 远处的山道上，向坟场走来几个士兵。他们肩头扛着的门板上，静静地躺着一个死者，后面是几个拿铁锹的士兵。他们步履艰难地走着。山坡上的军官看见后，来回走动的频率在加快。可以看出他心中很悲痛。他就是西北军30师89旅的旅长彭国桢。他面对乱坟场，望着抬着死者走向坟场的这队士兵，心情十分复杂、矛盾。 士兵将死者放在坟场一边，开始挖坑。风愈刮愈大，树叶纷纷落下，更显得萧瑟凄凉。那只无处投宿的孤鸦，飞得很低，并发出几声凄惨的哀鸣声，给乱坟场更增加了恐惧的气氛。 士兵抽泣着，将死者放于坑内。他们用锹一点一点地埋土，渐渐堆出一个土堆。几个士兵再也忍不住了，一起跪下放声痛哭。有个兵边哭边说：“大哥，今天你埋在这里，同几十位兄弟做伴，要不了多久，我们也会来跟你做伴。”又一个士兵哭着说：“不是饿死、病死，就得战死，反正是离不开一个死字呀！” 山坡上的彭国桢，胸中有气无处发泄，他气怒地猛然折断一树枝。 山风送来了士兵的呼喊声：“小日本都打到我们老家了，我们中国人还在这里互相拚杀，究竟是为什么呀？老天爷啊……” 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彭国桢心头猛然一惊，忙寻声望去。只见30军特务旅旅长刘翼峰和90旅的旅长徐华荣背着枪提着打来的猎物（几只小鸟）各自牵着马钻出树林时，也发现了这座若大的坟场，俩人都惊呆了。谁也没有言语，长久地立在那里。两匹战马也像懂事似的，一动不动地低着头。 突然，一匹战马昂首长啸，凄厉的声音，使俩人不禁悚然一惊。 彭国桢牵马缓步向坟场走来。当他听到战马的啸声，加快了步子。 徐华荣不由想起诸葛亮《祭泸水文》中的句子，打破沉默地说： “莫作他乡之鬼，徒为异域之魂。” 刘翼峰也不由忿然道：“我们处在最前线，被红区所包围。前进为红军所消灭，后退又被蒋介石所不容。李鸣钟看到了这一步棋，辞职去武汉躲了起来。张印相、彭振山也经常借看病溜去武汉……” 徐华荣更是忿忿不平：“他妈的！把我们放在这地方等死，老子……” 俩人走着说着突然站住，打住了话头。他俩人看到一个意外的情况，彭国桢早牵马立在了他俩面前。徐华荣、刘翼峰大惊失色。 彭国桢唬着脸盯住他二人。 刘翼峰打破了缰局：“彭旅长，你这是……” “你们这是……”彭国桢反问。 徐华荣忙陪着笑：“我们出来打猎，看见这些坟，没想到这么多。”这当儿他看看刘翼峰。刘翼峰随声附和道：“是的。” 彭国桢让人捉摸不透地说：“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头呢，一起走吧！” 三人各怀心事离开了坟场。 天空阴得愈来愈厉害。晚饭后，徐华荣抽着烟同刘翼峰蹲在宋埠军部朝东的大门口的台阶上，望着街对面墙壁上一米见方大小的标语：“纪念巴黎公社！” 标语已被铲去，但大概轮廓还在，大致看得出字写得很工整。 徐华荣抽着烟，用手指着标语说：“**写标语很讲究，标语的后面都有标点符号。”他突然转过头来问：“老刘，巴黎公社是啥意思？” 刘翼峰瞧着他那高深莫测带笑的脸，知道他这是在试探自己。他含糊地说：“我也说不大清楚，大概是与马克思有关的巴黎工人起义吧。” “你呀。”徐华荣笑着指着他，继而变得满脸严肃，猛然站起身：“**这点好，说什么干什么，不像国民党狗日的挂羊头卖狗肉！” 刘翼峰用吃惊的目光打量这位朝夕相处的旅长。 这时来了两个军官，为首的是彭国桢，另一人是89旅的营长路耀林。彭国桢说：“两位旅长，怎么样……摸两圈？” 徐华荣很客气地说：“请。” 他们进了低矮的二层小楼，摆开场子玩麻将。 这时30军秘书长兼88旅副旅长李子纯来了，进了院打量着这里的一切。楼上玩麻将的4人接到卫兵报告，“李秘书长来了！” 李子纯是30军的实权人物，在30师师长彭振山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军官教导团并任团长，在30师乃至30军的军官中有很高威信。见他不请自来，徐华荣一惊，看看刘翼峰。刘翼峰也疑惑不解地看着徐华荣。 徐华荣疑惑地问刘翼峰：“他突然来干什么？” 刘翼峰摇摇头，突然对着彭国桢说：“会不会我们在坟场讲的话，你听到了，向李秘书长告了咱俩的状？李秘书长从未来过咱这，这事是不是有点蹊跷？” 彭国桢大喊冤枉：“绝对没有！” 刘翼峰拧眉细想：“咱管他那些，走，下去看看。” 李子纯已经在院子里坐下了。楼上4人走出屋，大声道：“不知李秘书长驾到，有失远迎。失敬、失敬。” 李子纯温和地说：“我今天是随便来转转。” 路耀林关切地说：“秘书长，还是屋里坐吧。” 李子纯坚持并一语双关地说：“就在外面吧，可以清醒一下脑子嘛。” 徐华荣也随声附和：“就在外面吧。” 李子纯问：“你们旅生活如何，徐旅长？” 徐华荣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时又没弄明白，含糊其词地说：“北方人到南方不习惯，能对付。” 李子纯看着大家：“我们88旅那里吃粮很紧张，吃肉就更困难。人家红军可是一礼拜吃两顿肉啰。” 徐华荣狡黠地笑笑说：“秘书长，照你这么说，红军伙食比我们强多了？” “苏区还提倡男女平等，恋爱自由。”李子纯毫不顾忌地笑着说。 彭国桢笑着接上话，一语双关地说：“路营长不是没有结婚吗？何不到苏区‘自由’一个？” 他们5个人全笑了，不过笑得各有不同。刘翼峰笑容中多少还带些疑虑和勉强。李子纯来这里，实际上是一次试探性地行动。尽管这些都是闲谈，可这闲谈里面的奥妙是有学问的。李子纯初次试探成功。 李子纯回到30军秘书处，见到了从红安秘密前来的吉鸿昌联络官燕鸿甲（在蒋先云、胡底安排下，自然不会象历史上那样惨遭杀害）。李子纯一阵惊喜，忙着给他倒水，关切地问：“一路辛苦了，没遇上麻烦吗？” 燕鸿甲说：“一路顺利，吉总指挥在河口见到了特派员蒋先云，中央苏区的书记周恩来也来电了，对起义做了具体指示。” 李子纯接过指示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激动地说：“有了党的指示，我们抓紧做好工作，争取在7月13日凌晨全部起义。” 燕鸿甲又补充道：“吉总指挥很快就来宋埠，蒋先云同志已携电台到了红安，要我们做到万无一失。” 李子纯是中国**长期潜伏在西北军30师中的秘密党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三省。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发表了《对日抗战宣言》。李子纯为激发30师广大官兵的反蒋抗日情绪，以“北望满洲”为题，填写“满江红”词一首，亲自谱曲教唱。歌词的上阕是： 一九三一，九一八，怎敢忘却！沈阳城，日本强盗，铁蹄溅血。东北三省颜色变，千万同胞遭浩劫。奈当局，下令不抵抗，空悲嗟！ 这通俗易懂、深沉悲壮的歌声，迅速传遍30师的各个角落，有力激发了广大官兵的抗日反蒋情绪。 原二十二路军被蒋介石拆散后（葛云龙的33师调出，驻浠水），改编为30军，由张印相任军长，彭振山任30师师长，下辖88、89、90旅。李子纯也已打入上层，任第30军军部秘书长兼88旅副旅长。此时的他，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埋藏在敌人的心脏。 蒋先云、胡底等安排吉鸿昌率旧部“提前”起义，并派人与李子纯取得联系（历史上就是联系不够，导致起义失败）。李子纯立即着手策应。之前他利用30军秘书长的身份，向彭振山建议组建一个大约200人的军官教导团，专门训练中、下级军官。不明就里的彭振山批准了这个建议，让李子纯负责挑选学员并担任军事教官。李子纯原本就是想通过教导团培训出一批起义的骨干力量，所以，挑选的都是出身贫苦、具有抗日反蒋思想基础的中、下级军官。一方面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的地下组织；一方面通过地下党组织安排胡道孔、陈化愚同志到教导团，分别担任政治、国语教官，有力加强了起义的领导力量。与此同时，李子纯还组建了一个士兵群众团体“反帝大同盟”，作为党的外围组织。 7月初，李子纯得到吉鸿昌已到红安、即将来宋埠的消息后，心情难以平静。然重任在肩，身居虎穴，又必须万分谨慎。为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布置教导团提前结业，为武装起义作准备。在结业大会上，李子纯动员说：“现在日本鬼子疯狂践踏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一切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尤其是我们爱**人，都负有神圣的抗日使命。结业以后，大家要团结周围的士兵，密切监视卖**官的行动。以后具体怎么办，到时候由我另行安排。”学员们听到这壮怀激烈的演讲，无不欢欣鼓舞，心潮澎湃。李子纯的话字字句句说到了他们的心坎上，就像火星溅到了汽油桶里，一触即发，不可收拾。是啊，自从被蒋介石改编之后，他们简直像没娘的孩子似的，受尽了蒋介石及其嫡系部队的欺压和凌辱，在怒火中烧的同时，他们多么渴望能早日成为爱**人，跟随吉将军去抗战啊！ 与燕鸿甲联络后，李子纯才知道89旅旅长彭国桢、90旅旅长徐华荣、特务旅旅长刘翼峰等都是吉鸿昌布置起义的核心，不禁对自己的“试探”暗笑了一番，心中更有了十成把握。这样30师只剩下88旅的旅长王锡九无法做工作。他是从31师93旅调任的，是张印相、彭振山的死党，但自己是副旅长，到时把王锡九扣起来，就能把88旅拉出来，这样4个旅一起行动就有把握了。 李子纯立即去找彭国桢、徐华荣、刘翼峰商议具体行动计划。至于营长路耀林，也是**潜伏的秘密党员，是李子纯的下级。 李子纯到了89旅的旅部，派人站上岗，同众人人聚在灯下秘密商议。这时大家才知是同路人，不禁莞尔一笑。 徐华荣看了有关指示，指着其中一条，说：“暴动后改为红军第17军，由我们互推领导人。番号是否少了点，同是军的架子，如何向弟兄们解释？宁都兵暴的二十六路军1。7万人是改编为红五军团的，我们30军如果全部兵暴成功，可是有2万多人呢。” 李子纯解释说：“架子够了，人家红军1个军也有3万多人呢。改编后部队编成2个师，彭旅长、徐旅长担任师长，刘旅长担任红四方面军炮兵副司令，这些都是吉总指挥与人家商量好的。再说，人家已经答应今后作战给我们优先补充人员、武器，条件够宽厚了。” 旅长担任师长，加上吉鸿昌的“帽子”，徐华荣才满意了。彭国桢又提出：“我们师的武器、军饷已运抵黄陂。我看，兵暴时间向后推一天，把黄陂的东西运回来，这样不仅我们需要，红军也需要啊。” 刘翼峰有疑虑地说：“人家已经明确了兵暴时间，再变化怕是误了大事，万一兵暴失败，可不是掉几个人脑袋的问题！” 李子纯想了想说：“我同意推迟一天，但必须同党取得联系。刘旅长负责从黄陂将军需运回来。” 7月13日凌晨，经电台联系（30军的电台掌握在秘书长李子纯手里），蒋先云代表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同意改在14日晚进行暴动。李子纯听后喜形于色，激动地说： “太好了！往昔的梦，眼看就要实现了！” 李子纯立即赶到彭国桢89旅，派人把徐华荣、刘翼峰、路耀林找来，向4人传达了推迟兵暴的指示，还告诉他们，根据蒋先云的指示，为了稳妥起见，为了能使参加起义的人好转弯子，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对外先不讲当红军，而是称为抗日同盟军。30军绝大数是北方人，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到处烧杀掠抢，时刻窥测着华北和整个中国，提出打回北方去，收复失地，团结抗日。 此时，起义已成为半公开的秘密。但对30军军长张印相、30师师长彭振山、88旅旅长王锡九和个别顽固军官则是绝对保密。现在30师的指挥权实际上已落入李子纯之手，各级军官都经过教导团的熏陶，可以说上下一心。 7月14日上午，吉鸿昌、季振同、黄中岳等人公开来到宋埠。他们都是西北军的元老、名将，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立即引起巨大震动。30军军长兼31师师长的张印相听说吉鸿昌到了宋埠，假装不知此事，准备跑到汉口办事处去，却被李子纯、路耀林秘密扣住。30师师长彭振山则转身躲到汉口去了。 这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吉鸿昌等早就经蒋先云“面授机宜”，自然早有准备。李子纯扣押张印相后，立即逼其下令，通知黄陂的31师的3个旅前来与麻城的30师换防，3个旅长先来宋埠军部接受任务（历史上宋埠兵变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吉鸿昌未采纳李子纯、路耀林提出的先除掉张印相的建议）。 在红安的蒋先云接到燕鸿甲电报后，立即下令红9军3万人迅速秘密前出至宋埠与黄陂之间的歧亭、凤凰等地预伏，以便必要时解决临阵脱逃的31师部队。胡底还与李子纯配合，派人暗中前往武汉，尽量将起义军官的家属接到麻城，以消除后顾之忧。 接到张印相的命令后，31师的3个旅不敢怠慢（张印相兼31师师长），91旅旅长王康德、92旅旅长李敬民率部赶到宋埠后，立即与随从前来军部开会，自然被李子纯安排的人员暗中控制起来。93旅的旅长章祖卿十分狡猾，磨磨蹭蹭，只是前出至凤凰附近，就按兵不动，派人前来宋埠打探消息。 起义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7月14日晚，在宋埠耶稣教堂的30军军部里，灯火通明，四周布满了岗哨，哨兵平端着枪，戒备森严。在二楼大会议室里，桌上摆放着白兰地酒、炮台烟、各种水果。这是以部署调防的名义在宴请30军的团以上军官。前来参加宴会的团长、旅长由卫兵跟随，鱼贯而入。李子纯和彭国桢、徐华荣、刘翼峰四人迎上前，热情地喜笑着寒喧着。李子纯示意一下眼神，三人会意分头将众军官引进二楼。卫兵到了楼下的大房间，同样的烟酒水果招待。 李子纯陪着最后一批人员上楼。这时，按计划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悄悄靠近，包围了军部。 在二楼大厅里，众军官难得在一起相聚，边吃边喝，喜笑怒骂，好不热闹。李子纯进来，站在门口说：“诸位，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众弟兄难得聚在一起。今日，借换防之机，张军长请客，大家都放开量，尽情地吃，尽情地喝。张军长等会就来。” 88旅旅长王锡九、91旅旅长王康德、92旅旅长李敬民等还不知张印相被扣，喜笑颜开：“谢谢秘书长的美意。” 众军官说笑着，都把精力集中在了吃上，谁也没注意李子纯等四人悄然离席。也就在这个时候，各部依照事先的安排分头行动。 89旅的1个团首先将宋埠城内的30师师长彭振山的心腹——手枪营包围并全部缴械。89旅另2个团、90旅和特务旅则迅速包围了从黄陂前来“换防”的91、92旅。在重兵围困特别是特务旅的上百门火炮的炮口下，被围部队群龙无首，只好乖乖呆在营房内。 89旅特务排的人插花就座在来赴宴的各旅、团长的卫兵中间，当他们刚喝完第一杯酒，正要举筷动菜时，化装的柴副官掏出一块雪白的手绢来擦嘴。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特务排一个个拿出手枪顶住了卫兵的腰，在一个个“不许动”的低沉而威严的命令声中，一一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时，90旅特务排的焦排长在这一瞬间，带领20多个士兵冲向二楼。上楼的楼梯是木质的，设在西北角。一个士兵由于过分紧张，不小心冲锋枪走了火，一梭子子弹斜着飞上房顶。 突然一声枪响，使会议室里喜笑怒骂、喝酒正浓的众军官，在短短的惊诧中清醒过来后，便是一阵大乱。有的掏枪应付意外，有的离席准备逃跑，有的睁着惊恐的双眼不知所错。总之，宴会一下子乱了套。王锡九面带惊慌，一边惊问着：“哪里打枪？怎么回事？”一边和另外一个团长乘众人在混乱之时，敏捷地破窗而出，跳下楼去。 来赴宴的旅、团长一个个被看押起来。跳下楼的王锡九和那个团长，也未逃脱，被楼下的士兵捉住。 此时李子纯等陪同几人上来。一众被控制的旅长、团长大惊：上来的不是军长张印相，而是老总指挥吉鸿昌，以及已经在宁都起义的西北军名将季振同、黄中岳。 吉鸿昌站在一张椅子上，打着手势，进行宣传性地讲话，讲到激动处不由大声质问。“……弟兄们，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打到了东三省，东北的父老乡亲正在水深火热之中受煎熬。 谁无父母？谁无弟兄？谁无姐妹？我们堂堂的七尺男儿，手中有枪却不能为国效力，反而中国人打中国人，做上对不起祖宗，下有负国民的事情！再看看弟兄们，现在过得是啥日子，固守麻城，进有红军阻挡，退为蒋介石所不容。他蒋介石排除异己，把他的亲信、嫡系部队放在我们的后面，阻止我们北上抗日，逼着我们同红军作战，就是逼着我们去送死！弟兄们冬无棉装，食不饱腹，病不能就医，城外四野里埋着几千个弟兄们的尸骨。我们背井离乡为的是什么？弟兄们的军饷到哪里去了？都装在南京那些老爷们的腰包里去了，都让他们盖了洋房子，娶了姨太太了！弟兄们，我们的血快要让那些老爷们喝光了……” 他的讲话很富有感染力，军官们听后有的不由泪流满面，有的在低声抽泣，还有的在私下议论，也有的在独自思索。总之，他的话，就像一潭本来就不平静的水，又投进去了一块石头，激起了层层波浪。 李子纯插话进来：“弟兄们，我们军好比是一只船，总指挥就是舵手，船往哪里摆，我们大家就往哪里去。要拧成一股绳，绝对服从总指挥的指挥！” 彭国桢说：“中原大战以来，蒋介石搞了5次缩编，我们西北军是‘缸子里养王八’，越养越小。眼前形势一紧，人家嫡系部队往南开，将我们这些后娘养的放在大门口，欲进不能，欲退不得，还不是当炮灰！” 徐华荣说：“多年来，中央军吃香的喝辣的，却不给我们给养、补给。蒋介石要戴孝帽子了，才想到我们。现在，前面是红军，背后是嫡系部队，我们是夹在中间的烧饼，凶多吉少。我们受了人家那么多年的气，今天到了出气的时候了！” 季振同快人快语，干脆地说：“各位，现在日本侵占东三省，窥视华北，我们的国家处在了十分危难之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是军人，我们要求北上抗日，打回北方去。蒋介石热衷于内战，绝不会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要学二十六路军，与红军联合，打回北方去……” “红军答应吗？”有人提出疑问。 黄中岳回答：“没有问题，请大家放心。总指挥只能带领大家走向光明，不会把大家引向火坑” “行！就照总指挥讲的办吧，我绝对服从！” 一位团长坚决地表态。 众人也随声附和道：“听总指挥的！” “总指挥不会把我们往火坑里推！” 李子纯带头呼道：“听从总指挥的指挥，不当亡国奴！” 他这一喊，全场都跟着高喊了起来！ 历史上惨遭失败的宋埠兵变，终于成功了！ 且说彭振山逃到武汉后，武汉刚刚成立的“豫鄂皖剿匪司令部”的参谋长曹浩森（西北军元老之一）立即察觉不妙，请示蒋介石后（蒋兼任“豫鄂皖剿匪司令部”总司令），下令万耀煌的13师星夜向黄陂出动，他自己伙同彭振山前往凤凰，试图拉回93旅。哪知此时红9军突然出击，3万红军以绝对优势打垮了93旅，毙伤1000多人，俘虏4000人，缴获迫击炮、掷弹筒40多门，机枪80多挺，步枪3000多支。激战中击毙30师的师长彭振山、93旅的旅长章祖卿，只有老奸巨猾的曹浩森只身逃回武汉。红9军乘势攻下距武汉只有30公里的重要物资集散地仓子埠，没收根据地奇缺的食盐上万斤，其后分兵一部，佯攻黄陂。这里距汉口不过半日路程，当天便在武汉三镇引起巨大惊恐。红四方面军素以“飘忽”战略闻名于世，蒋介石不知这支红军此次是否会一直“飘忽”到汉口来，又急调汤恩伯的89师及郝梦龄的54师在汉口以北设置防线。但此时红军已携带大量缴获品离开仓子埠。 宋埠兵变在蒋先云、胡底等的周密策划下，一举取得成功，且其影响超过了著名的宁都起义。 历史上宋埠兵变失败后，蒋介石极为震怒，严令彭振山搜查异党。彭振山将与吉鸿昌有关系的官兵，甚至是吉的同乡都牵连在内，被杀害的官兵有数百人之多。 而现在，连同被歼的93旅，西北军30军的30、31师6个步兵旅连同特务旅，共7个旅、14个团、2万多人加入了红军队伍（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是9个团1。7万人）。起义部队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32 部分阅读 而现在，连同被歼的93旅，西北军30军的30、31师6个步兵旅连同特务旅，共7个旅、14个团、2万多人加入了红军队伍（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是9个团1。7万人）。起义部队对外称抗日同盟军，内部称红17军，军长季振同，政委黄中岳，下辖独立第1师（由30师改编），师长彭国桢，政委李子纯；独立第2师（由31师改编），师长徐华荣，政委路耀林（历史上的红17军就是1933年在鄂东北短暂成立，下辖独立第1、2、3师）。红17军属于许继慎、倪志亮的红8军团序列。 吉鸿昌担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刘翼峰担任方面军炮兵副司令员。 至于不愿加入红军的30军军长兼31师师长张印相、88旅的旅长王锡九、91旅的旅长王康德、92旅的旅长李敬民等部分军官，均由起义部队发给从几百到几千大洋不等的路费，连同其家属安排回西北老家。 历史上张印相、彭振山虽然残酷镇压了宋埠兵变，但并未得到蒋介石信任。后孙连仲夺取了30军的兵权，张印相、彭振山两人被南昌宪兵司令部押了起来。1936年冯玉祥进南京以前，蒋介石突然下令把他两人就地枪决了。当时有人判断，可能是蒋介石怕冯玉祥到南京后为他们讲情，不好应付，所以便先下了手。 现在彭振山被击毙，张印相却得以保全性命，也算有了好归宿。 第十七章：深秋决战（1） 庐山牯岭的子夜，月色澹泊，树影婆娑。 通往官邸的河东路掩映在高大的黑松林里，更显得婉蜒盘亘，寂静幽深。 两乘滑竿在逶迤的山道上徐徐行进，一群官员、军警簇拥左右。 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坐在滑竿的竹藤椅上。 蒋介石身板笔直，沉着面孔，脸上的肌肉如间刀雕斧凿一般，虽显生硬，但透着力度。 宋美龄则有些倦怠，时尔顾盼松林，时尔望望淡月。秋风萧瑟，枯叶飘零。她搞不懂，这个时候上庐山做什么。 那天，蒋介石从南京开完军事会议匆匆赶回武汉，宋美龄到机场迎接他。汽车由天河机场驶入市区，蒋介石望着满天飘飞的梧桐落叶，略觉寒意，不禁道：“已经是初秋了。”可才过了几天，他又执意要上庐山“避暑”。 宋美龄想起丈夫近几个月来风尘仆仆，奔波劳顿，日渐憔悴，心中升起一丝恻隐之情。 红军在大别山接连大捷，刘伯承、徐向前十数万大军控制了鄂豫皖之后，失望、惶恐情绪如同瘟疫一般在国统区流行蔓延。“武汉吃紧”，“长江吃紧”……各色各样的传闻不胫而走，从首都南京到武汉到上海，沿江两岸，城镇乡村，街谈巷议，莫不言此。武汉警备司令部既不查实，也不报告，慌忙下令长江一带晚上9时以后实行戒严。红军攻下仓子埠，逼近黄陂，武汉更是人心浮动，那个没出息的参谋长曹浩森也沉不住气，急匆匆宣布组织“义勇警察总队”保卫大武汉，好像红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9月1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正式成立“豫鄂皖剿总”，下编左、中、右三军。左路军司令官何成浚，率徐源泉等部6个师另5个旅，10万多人，“围剿”湘鄂西苏区；蒋介石兼任中路军司令官，刘峙为副司令官，指挥6个纵队15个师另2个旅，“围剿”鄂豫边苏区；王均任右路军司令官，率3个纵队共5个师2个旅，“进剿”皖西苏区。“剿总”所属的战役总预备队部署于武汉地区，司令官为13军军长钱大钧，辖88、89师及4个航空队。中路、右路军共26个师又5个旅，正规军30多万人，全力压向鄂豫皖根据地。 蒋介石上山虽然带来一股火药味，善解人意的夫人还是让各路“剿共”司令长官们度过了一个迷你良宵。曾是法国传教士避暑山庄的伊丽舍大厅灯火辉煌，各路长官各展雄姿，翩翩起舞。蒋介石不嗜烟酒，也不善舞蹈，但他并不反对夫人蹦跳，他的王朝，还需要夫人外交。因此夫人举行舞会他必到场。一面是刀光剑影，一面是灯红酒绿，颇有忙里偷闲的味道。 庐山的清幽拴不住蒋介石的勃勃雄心。身在庐山眼望大别山，那是一片穷山恶水，“人红、树红、山红，连黄土也红三尺”。庐山之夜凉风清爽，他睡在床上，口中却喃喃呓语：“剿了他们，剿了他们……” 红安附近的夏店。鄂豫皖中央分局会议正在召开。 与之前红四方面军主动出击外线不同，此次必须在根据地内线作战，所以召开的是鄂豫皖中央分局会议，除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外，还有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郭述申，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郑位三、舒传贤、甘元景同志，以及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各道委的负责人徐朋人、曹学楷、甘济时、刘杞等。 红四方面军参谋长蔡申熙站在巨幅地图前介绍敌情：“根据宋侃夫同志破译的敌方电文，结合政治保卫局提供的谍报，敌情大致是这样的：敌人中路军6个纵队，以卫立煌第6纵队所辖第10、14、83、89师集结于花园地区；陈继承第2纵队所辖第2、3、80师集结于广水地区；由信阳东进的为马鸿逵第3纵队第35师和新编第20师；由正阳南下的为宋天才第1纵队所辖的第75、76、45师；曹浩森第4纵队位于黄冈、黄陂一线，下辖肖之楚之44师、葛云龙第33师、夏斗寅第13师；在英山、罗田方向，为上官云相第5纵队之47、54师。在皖西的敌军为徐庭瑶第1纵队之第4、9师，王均第2纵队之第1、7、12师，梁冠英第3纵队之32师，另预备队3个师。敌军正规军约30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和地主民团，总共兵力约计40万左右。” 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左权补充说：“敌军此次出动了中央军十大王牌师，即胡宗南第1师、黄杰第2师、李玉堂第3师、徐庭瑶第4师、蒋鼎文第9师、李默庵第10师、李思愬第80师、蒋伏生第83师、俞济时第88师、重新被起用的汤恩伯任师长的第89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除了在江西的陈诚部，蒋介石差不多拿出了中央军的全部‘本钱’来对付我们鄂豫皖。这些部队都是3旅9团制的甲种师，有的甚至是4旅12团的超大编制，用德国武器装备起来的，人员充实，每个团有2000多人，每团装备82、60毫米迫击炮6门，每营装备重机枪6挺，每连配有掷弹筒3具，每个班有轻机枪1挺。这些中央军王牌师大都集中在平汉线之卫立煌、陈继承纵队及皖西的徐庭瑶纵队中。另外一些地方杂牌军战斗力也不弱，例如信阳马鸿逵的35师。” 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旷继勋分析说：“敌人用的是向心突击的战术，用9个纵队分进合击，最终将我军主力紧紧压缩到根据地腹心并一举歼灭。从敌人的编制和部署看，每个纵队间隔都不大，只有几十公里。而每个纵队都有1－2个主力师作为核心，足以克服我军小部队的抵抗。如果一个纵队遭我军主力打击，就迅速以主力师为基干与我顽强对抗，让我们啃不动；周围纵队迅速前来支援，以主力对主力与我决战。” 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走到地图前，接过蔡申熙递过来的指挥棒，在地图上敌军9个纵队的位置虚划了一个圈。 “蒋介石一贯的哲学是以不变应万变。他的军事理论也总是拿破仑所谓的圆规战略那一套，‘广大广大的包围，缩小缩小的歼灭’，看起来气势汹汹，其实在它的圆规线段尚未合拢之前，在梳蓖与梳蓖的结合部存有很大的间隙，这就为我们大踏步的机动创造了条件。” 红四方面军政委曾中生接话道：“请大家注意，我们的优势正在于这种机动。面对敌人的重兵包围，机动已成为我们生存发展之必要。蒋介石的哲学是不变，我们则用灵活的机动战术逼迫他改变，打破他不变的格局，使他处处被动，而后再寻机逐一歼灭。那时，我们一桌桌酒席就吃得从容了。” 刘伯承说：“这就叫作不破不立。我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贵族们想难为哥伦布，让他把一个鸡蛋竖起来，在场的人都以为哥伦布要出洋相了。谁知他不慌不忙，把鸡蛋的一头敲破竖在桌面上。贵族们喧哗：‘你这么干不算数！你把鸡蛋打破了嘛！’哥伦布却从从容容地说：‘不打破，如何立起来呢？’” “我们也要学习哥伦布。”曾中生笑着端起一只瓷碗：“当前，敌人就像这只碗，想把水困在里面一口喝干。我们呢？要是把碗全部打碎，不单是没有那个力量，而且也会造成兵力分散；又像哥伦布，如果把鸡蛋打个粉碎，那么鸡蛋也就立不起来了。但是，倘若我们集中力量打破它两个缺口呢？水自然会像瀑布一样流下来，以强大的冲击力把敌人冲垮。这就是刘主席常说的，变敌人的包围圈为一条为我所用的‘利害变换线’。” 蒋先云心领神会地一笑。对付敌人的合围，刘伯承有一手绝活，叫作“敌进我进”。具体说就是认清敌人的“圆规战法”，掌握包围圈尚未全部合拢时的“利害变换线”，或集中兵力歼敌弱小一部，或留小部队在内线迷惑敌人，而将大部队从围拢的缝隙中跳至外线，在敌后宽大的战场上机动往来，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各个歼灭。如此，既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又保护了敌占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同时在根据地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深入敌后解决部队的供给补养，可谓“一箭三雕”。创造了“敌进我退”十六字诀的**历史上曾赞扬说：“刘伯承，你那个‘敌进我进’好呀，整得日本人没办法。”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更是战略上利害变换的大手笔杰作。 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郭述申这时说：“敌人这次围攻，情况虽然比过去严重，但粉碎围攻的条件是存在的：我军取得第三次反围攻的巨大胜利后，士气高涨，部队壮大，械弹充实；根据地猛烈扩展，使我们有了更广阔的回旋余地，特别是有广大群众作依靠；而敌人屡遭挫败，心有余悸。因此，主观指导上如果正确，粉碎敌人围攻是可能的。” 刘伯承点点头：“不错，打破这次围剿的部署请徐总指挥宣示。”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站起来说：“此次反‘围剿’与过去几次我军主动出击根据地外围不同，敌军兵力超过我军一倍，又是装备精良的王牌军，我们不放弃根据地一些地方是不可能的，要正面全线硬顶也是顶不住的，只有象刘主席、曾政委说的，集中力量打破它一两个缺口。具体说，必须在鄂东北、豫东南、皖西至少各打垮敌军一个主力纵队，重创敌军5－6个主力师，才能赢得主动，打破‘围剿’。” 蔡申熙说：“此次敌军就是倚仗十几个王牌主力师，其余部队只是敲敲边鼓而已。敌军号称26个师，但有的师，如豫东南方向的2、76师，是我们年初在商潢全歼的；皖西方向的7、12、46、55、57师，也在苏家埠遭我军重创甚至全歼，虽然重建但缺乏骨干，对我军也十分畏惧。我估计，就象总指挥说的，只要打垮敌军几个主力师，顺带消灭一些杂牌部队，就可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主任段德昌发言说：“此次反‘围剿’还有一个对我们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地方游击队和群众造了大量地雷，我们可以在阻击敌军前进的重点方向广布地雷，迟滞其前进速度；而在我军主力预定突击的敌军纵队前进方向象征性阻击，诱敌深入。此次蒋介石下了血本，敌军各纵队指挥官摩拳擦掌，意图邀功，我军就可抓住其冒进的一路，集中兵力将其围歼。” 段德昌判断十分准确，蒋先云想。历史上此次国民党军将领一反常态，奋勇争先，如汤恩伯为洗刷前耻，一路大砍大杀突进；83师的蒋伏生更是敢于孤军深入穿插，突袭占领皖西革命中心金家寨，都出乎红军意料之外。段德昌提醒得好。 徐向前说：“我军总的意图是西顶东攻，全力阻击平汉线的敌军中路军主力卫立煌、陈继承纵队，而集中力量在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寻机各打破敌军一路，之后集中全军主力对付卫、陈两纵队。我的意见，陈赓、吴焕先的红十军团负责皖西方向，许继慎、倪志亮的红八军团负责豫东南方向，王树声、傅钟的红四军团以及方面军直属部队负责鄂东北方向。” 曾中生说：“为了加强各个方向的指挥督导，军委会决定，旷继勋、刘士奇同志到皖西协助工作，吉鸿昌、李明瑞同志到豫东南协助工作。徐总指挥、段德昌、舒玉章同志和我在鄂东北方向。刘主席、特派员和蔡申熙同志坐镇军委会总部全盘指挥。胡底同志负责情报工作和肃清敌特，**斋同志负责部队的供给。” 刘伯承说：“郭述申、郑位三、舒传贤、甘元景你们这些地方工作的同志，一方面要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一方面要组织指挥地方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赤卫队，广泛埋设地雷，利用地形神出鬼没地对敌进行骚扰，让其步步惊心，吃不好睡不好，使其疲惫不堪，配合方面军主力行动。” 蒋先云此时的思绪穿越时空，沉湎在历史回忆中。历史上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西征，根据地遭到极大摧残。主要原因，自然应该由张国焘等的左倾路线负责。在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后，张国焘等因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形势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提出“偏师”说，认为今后进攻根据地的主力将由帝国主义直接担任，国民党军只能作一支“偏师”；要红军准备“夺取武汉”和“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苏家埠大捷后，更认为“已根本消灭尽‘围剿’”，转变到与敌人“全局决胜负”的时候。总之，他不承认**同志所指出的敌强我弱这一基本特点，和围攻与反围攻长期反复的规律。因此，他对新的严重围攻的到来毫无准备，仍然继继续其“坚决进攻的战略”。这种错误的形势估计和错误的战略方针，就种下了第四次围攻不能粉碎的根苗。在这一错误估计下，其结果必然在政治上，思想上放松了反四次“围剿”的准备工作，因此在军事的准备上，群众的动员上，都没有完成应有的准备。当时省委虽提出了动员3万人参军运动，与动员3万石粮食的口号，但这一口号仅仅是口号，实际上是没有完成的。在群众中，军队中，甚至在党内，在党的领导机关，如分局与省委内，只看到了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景象，而没看到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会必然到来，并且必然还会更加惨酷。左倾路线在土地政策、肃反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一系列的错误，也是重要因素。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区，是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重大恶果。特别是大肃反，捕杀了红军中优秀的有战斗经验的大批干部，这一方面在军事指挥上、战斗上，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在红军干部中由于对肃反的恐惧也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情绪。还因肃反造成了部分地区农民的暴动，捕杀了大批的地方党，政，民兵干部，造成了地方上的恐怖情绪和苏区群众对苏维埃的怀疑与不信任。如敌军打到河口一直进逼红安外围，黄安县府与军队还不知道；如果是过去，群众对革命积极负责，早已自动来报告了。总之肃反大伤了自己的元气。 具体指挥上，就是盲目作战，疲于奔命。不在粉碎三次“围剿”后与四次“围剿”尚未到来之前，争取时间整训部队补充缺额，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使红军取得休息补充的时间，而是西出平汉线，打信阳不下后后再连续南下围攻麻城，屯兵坚城之下，既不能迅速攻克，又必须分兵阻击援敌，主力被敌吸住失去主动，不仅消耗疲惫了自己，而且使国民党军得以从容部署围攻，精锐部队从平汉线突进到苏区的中心地区。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回援，在烈日酷暑下强行军，以疲惫之师逐次投入战斗，与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的国民党军精锐正面硬拼，以致后来数战不利，未能粉碎敌军的一路。尽管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无比，几次几乎打垮国民党军的王牌师，几次捣毁敌军的军部、师部，终因力量不足和过度疲劳而功亏一篑。部队损失惨重，伤员过万，其中3/4竟是患烂脚病等非战斗减员…… 正在沉思间，只听刘伯承问：“特派员对我们的部署有什么意见？” 蒋先云一惊，但迅即清醒过来：“我完全同意，只补充几点意见。一是有刘主席、蔡参谋长坐镇总部总揽全局，我帮不上什么忙，所以还是到前线去。我想到豫东南方向，与吉鸿昌、李明瑞同志一起工作。二是蛇无头不行，我们红军平时就有逐级接替指挥制度，能保证在指挥员伤亡的情况下仍有坚强的指挥；而敌军完全依赖军官团，我建议组织几支精干小分队，规模不超过1个连，配备特等射手和冲锋枪、掷弹筒等武器以及5瓦电台连蓄电池，深入敌后活动，在群众掩护下，既可轻装潜行，也可换上敌军的军服以假乱真，宋侃夫同志可随时通过电台提供敌军的暗号。小分队的任务不是打击骚扰敌军小部队，主要是寻找敌军指挥部并发起袭击，即使不将其消灭也要将其打乱，破坏敌军指挥中枢。三是此次敌军围攻出动了4个航空队，几十架飞机，对我军是很大威胁。我们作战时除了少量高射机枪，主要还是靠组织重机枪和轻机枪形成对空火力，至少迫使敌机不敢肆无忌惮地猖狂攻击。” 蒋先云还对应突击哪路敌军纵队作了分析、建议。 蒋先云的建议得到在座人员的同意。 只有蒋先云自己知道，此次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很可能是中国内战的最后一战。 只要粉碎了这次围攻，按计划消灭国民党军几个王牌师，就将大伤蒋介石的元气，使其在相当一段时间，一两年内无法组织对鄂豫皖和中央根据地的“围剿”。现在距年底只有一个季度时间，只要拖过1932年，进入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将大举入侵热河，进逼长城沿线，势必掀起全国的抗日怒潮。届时**就可与广东方面的叶挺联合，停止内战，逼蒋抗日。所以这次蒋先云的建议存了“私心”，对即将在抗日战场大显身手的**部队只是阻击、迟滞（甚至主动予以“配合”），而对那些内战内行却在抗日战场消极的部队（如汤恩伯部）则毫不客气地重点打击。 大别山的秋夜，黑漆漆的。然而： 电台在紧急寻呼； 部队频频调动； 电话通讯快速沟通； 一场空前的大战就此打响！ 战斗首先在皖西方向的霍丘展开。 莽莽苍苍的大别山主脉，由河南商城南部一路向东南延伸，过牛食贩、吴家店、松子关，在湖北英山金家埔以北突然折转向东，进入安徽境内。在这条主脉的东麓，由北向南一字摆列着皖西三县霍丘、六安、霍山。 苏家埠大捷后，红25军北上乘虚袭占了淮南险隘正阳关，回师时占领皖西重镇霍丘，将根据地一直向北扩展了百余里。为“挡住”红军，蒋介石急将年初从武汉开往安徽的徐庭瑶第4师部署在蚌埠一线。 徐部乃蒋系王牌，全副德国装备，汤恩伯、关麟征、杜聿明等蒋系大将皆出自该师。现在的第4师是4旅12团的超级师，下辖第10旅，旅长王万龄（原旅长汤恩伯）；第11旅，旅长胡琪三；第12旅，旅长张联华；独立旅，旅长关麟征。 9月5日，关麟征的独立旅一马当先，进攻正阳关。 正阳关位于淮河中游，是淮河、淠河、颖河的汇合处。所谓“七十二道也正阳”，指的是上游大别山区的无数条支流，经三河，合流于此地，然后流向淮河下游，注入洪泽湖。它是一个极其繁华的水陆码头，南北客商的聚集之地。镇内屋宇鳞次栉比，人口在5万以上。开设的绸缎布庄、杂货商号和粮行、盐行、药行、钱庄等等，不下百十家；茶楼、酒馆、戏院、妓院，遍布大街小巷。素有“小香港”之称。 红军之前已将正阳关的大量物资运到根据地腹地，现在只部署了一个霍丘独立团（游击队），在正阳关稍作抵抗，即弃关而走，向西南撤回霍丘。9月7日，徐庭瑶接到蒋介石全面进攻的命令，全师从东、北两个方向进攻霍丘。关麟征旅和杜聿明的第24团顺利“击破”当地赤卫军的层层阻击，于9月10顺利攻下霍丘。 这是国民党军第一次夺取鄂豫皖根据地的县城，徐庭瑶、关麟征和杜聿明立下头功，蒋介石大喜，当即予以重赏，并邀请3人到信阳附近的鸡公山别墅亲自接见。黄埔一期生杜聿明这一年28岁，虽只是一名团长，却因治军严谨、有大将之风深受蒋系要员张治中、徐庭瑶器重。在蒋介石的豪华别墅“美龄舞厅”里，美龄夫人同杜聿明跳了一曲华尔兹。蒋介石举杯称赞徐廷瑶此战有功。不久徐升任国民党第17军军长；关麟征的独立旅扩编为第25师；杜聿明晋升少将，升任25师73旅旅长，不久又升任该师副师长。 这一切，都是蒋先云暗中“配合”安排的。 历史上的霍丘保卫战，是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最惨烈的一幕，旷继勋率领1个团的兵力在此对抗12个团的**第4师，尽管屡次重创**，终因没有援军和内部叛变而告失败，城破时有2000多名红军战士和群众挤在一条长街上，被**第4师部队用机枪全部射杀，至为惨烈悲壮。 蒋先云清楚，霍丘地形不利，要守是守不住的，不如就此卖个顺水人情。因为徐庭瑶、关麟征和杜聿明都是抗日名将，次年初就将奔赴热河抗日前线与日军血战长城，所以蒋先云主张避开第4师，放弃霍丘。毕竟霍丘是新占领的县城，放弃并不可惜，不过放弃前已将城内物资和青壮年撤往金家寨。蒋先云还知道，历史上霍丘县委书记詹成金叛变，这次就让詹成金最后留守霍丘孤城。詹成金果然叛变，引第4师入城，蒋先云这招“顺水推舟”，成就了徐庭瑶、关麟征和杜聿明的功名。但第4师之后的进攻却困难重重，不断为地雷所阻，又遭红27军红80师和游击队、赤卫队冷枪骚扰，进展极其缓慢，停留在东西香火岭一线。 敌军右路军第2纵队则远远比不上徐庭瑶的第1纵队，遭到极大困难。该路纵队主力是胡宗南的第1师，是蒋介石起家的部队，中央军的正宗源流，号称“天下第一师”。该师之前在中原大战中打出名声，击败西北军头号悍将孙良诚，后西北军每闻第1师均避让，津浦线上中央军各师均自号为第1师以恐吓，胡宗南更加得意。此时该师为3旅9团制的甲种师（后扩张为4旅13团，足有3万多人，编制之大为中**队之首，当之第一师而无愧），辖第1、2旅和独立旅，旅长分别是李铁军、袁朴、丁德隆。 胡宗南的第1师内战内行，在抗日战争中除在上海与日军一战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在陕西对付**的陕甘宁边区，也没有机会象远征军一样去接受美式装备，战斗力与“五大主力”已不能并列。所以蒋先云建议不打徐庭瑶的第4师，而重点对付第1师。 第1师主攻皖西第一重镇六安，但一路遭地雷杀伤，部队士气受到极大挫折。游击队、赤卫队创造了许多巧妙的埋雷方法，大摆地雷阵“遍地设雷，到处开花”，使敌人“来不让来，走不让走”，如在敌人行军路上把埋地雷的地方印上车轮痕迹．表示行车已过没有危险，在无雷的地段却故意挖出新土，有时还插上红旗，旗上写着“小心地雷”，在狭窄的山路上用白灰划上许许多多的圆圈，并注明“脚下留神”，这些圆圈有的有雷，有的没有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搞得敌人胆战心惊，不敢贸然前进。 胡宗南被炸得没有办法，只好请求南京派出扫雷部队。扫雷部队从南京空运合肥、赶到前线后，却发现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红军用的是石雷，而探雷器只能对付金属外壳的地雷！结果扫雷兵也被炸伤，只得“罢工”。而且更厉害的是，石雷由于杀伤力小，往往炸不死人，但却能炸断炸伤人的双腿，只听得被炸伤的伤兵痛苦哀嚎呼天抢地，要救助就要用上战斗员去抬，不救助又严重影响士气，胡宗南进退两难，大有有力使不上的感觉。 蒋先云自然清楚。抗日战争中人民群众创造的地雷战，就连不怕死的日本鬼子也被炸得焦头烂额、心惊胆战，现在提前给**“尝尝”，效果自然更佳。 胡宗南的第1师好不容易磨蹭到六安城下，又遇到红军27军81师的顽强抵抗。胡宗南的“天下第一师”，在六安城下，他却尝到了红军的厉害。第1旅的先头团连续发起攻击，遭到据城坚守的红军官兵猛烈反击，伤亡惨重，只好收兵。当夜，红81师长汪乃贵、政委甘良发动员城中青壮年，加固城防，在城头上堆放大量滚木擂石。第二天，旅长李铁军视察了六安城四处的地形，发现要打下这座县城，还只有从东门进攻一条路。他对昨天的失利耿耿于怀，用新到的1个团取代严重受挫的先头团，再次发起攻击。进攻之前，他命令架起迫击炮，向城门轰击，然后以营为单位集团冲锋。一发发炮弹在坚硬的石头城墙上炸开，有的还打到城门洞里，炸起滚滚浓烟，但下决心死守的红军早将城门洞从里堵死，那城门并不高大，长宽一两丈，铁门两扇，门栓粗得像一棵树，在那个年月还真难以攻破。那些炮弹除了在城楼上造成一些伤亡，并没发挥多大作用。炮火未熄，冲锋已经开始。**官兵一路跃进到城墙外，搭起云梯，奋勇爬城。只听城上一声枪响，滚木和石头打将下来，**士兵非死即伤，不得不向后撤退。汪乃贵杀心大起，将早准备好的软梯放下，亲率守城官兵出城，向溃退的敌军官兵发起反冲击，穷追到一里开外，才得胜回城。 李铁军两战两败，大怒，命令后续部队，将迫击炮全部架起，对城墙拼命轰击，不惜弹药也要在城墙上打出一个豁口来。全旅10余门大炮一起开火，六安东门城墙上下，连同东门内居民区，狼烟四起，火光冲天。这一番炮击后，城墙上真的被轰塌了一个豁口。李铁军下令攻击，但是，连遭两次败绩之后，官兵士气大挫，在红军的火力阻击下，又一次狼狈逃回，当日仍不得不草草收兵。 第三天，李铁军向六安东门投入了他的最后一个团。在炮火掩护下，这位旅长亲自督战。无奈冲击道路过于狭窄，部队无法同时展开，只要城墙上有一挺机枪射击，进攻部队甚至都难以接近城门。当天下午，这个团已伤亡近百人，无法重新组织攻击，只好收兵。 第四天，怒气冲天的李铁军组织全旅进行了最后一次拼死攻击。为大量消耗红军实力，他命令炮兵再次对六安东门城墙和城内目标实施毁灭性轰击。这场炮击一直打了2个小时，六安城内一片火海，东门城墙数处坍塌。第1旅3个团的敢死队轮番冲击，战斗打到天黑，部分敌人冲过城墙豁口，杀进城内，又被汪乃贵率领红军官兵奋勇杀出。插在六安城头的红旗，虽百孔千疮，仍屹立不倒，而号称劲旅的**第1旅，已基本瘫痪。 第五天上午，胡宗南率1师师部和第2旅、独立旅至六安城下。此时守城红军连日苦战后损失很大，即便如此，这支部队仍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天刚亮，满身血污的汪师长又一次巡视城防，鼓励大家加强戒备，堵塞豁口，准备再战。 胡宗南想李铁军多日苦战失利的原因。红军战斗力强，城坚守固，进攻之路狭窄，都是原因，但即使有这些困难，是否也有机会破城。红军也有自己的弱点，比如没有援兵，苦战多日后兵员弹药已大量消耗。还有，目前城墙到处是豁口，坚固程度早不如当初。胡宗南就此得出结论：红军的抵抗很可能已近尾声，需要的是不停顿的攻击，连续的攻击，不让红军有喘息之机。他坚信一条军事学上的法则：没有被消耗不尽的敌人，如同没有压不弯的芦苇！ 游击队六安独立团的指挥郑恒才，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他坐阵在东门城楼上指挥。城内的地主富商，在敌人未完成包围之前都纷纷逃了出去。只有那些被逮捕起来的还在大牢里，那些无业游民和小商小贩，也都躲起来。飞机一日三次出现在上空，速度很慢。飞机过后，敌人照例要进攻，顿时，南门、东门、北门枪声响成一片。由于护城河的阻拦，敌人暂时无法进城，只是把子弹拼命地射在城墙上，在巨大的砖块上留下了一个一个的洞眼。守城的战士，绝不肯乱放枪，他们躲在城墙后边，伪装得很好，只有敌人从护城河对岸站起来，从头到脚，完全暴露在20米以内的枪口下的时候，瞄得不能再准，才肯放一枪，枪声一响，就要有一个敌人倒下去。 东门外围**纷纷后撤，一个机炮连被派到东关，10多门82、60毫米迫击炮，炮弹像飞蝗一般落在城墙内。爆炸声、叫喊声激起了灰尘和气浪，不少人纷纷倒下去，破碎的衣服、乱草飞上了树枝。 汪乃贵在爆炸声中来到了东门。一颗炸弹，把城墙炸了一个洞。一群赤卫队员，把几床棉被湿了水，顶在头上拼命朝城墙上堵。“多好的战士啊！”汪乃贵自言自语地说。那无数密集的子弹射进城墙洞里来，落在棉被上，棉絮飞迸，水花乱溅。他靠城墙掩护，转到一侧去，在一旁指挥他们很快把洞堵了起来，搬来几根椽子抵住。 汪乃贵爬上城墙，他看见城墙下敌军密密麻麻，把城围得铁桶一般，许多敌军在长官的威逼之下，拆民房，抢木料，准备强渡城河。忽然看见东北方向，敌人把长梯搭过城河，约莫有一个排的敌军冲过河来，正在搭梯准备翻墙。 “啊呀！”汪乃贵吸了一口冷气，连忙命令手下人：“快去组织反击，把敌人打下去。”他的话一落音，城墙上落下一阵石雨。梯子砸翻了，敌人纷纷落水。对岸的敌人一齐怪叫起来：“红军没有子弹了，冲呀，冲进城捉活的呀。”哒哒哒，一阵机枪扫射，四五面梯子一齐搭过河面，一个连的敌人冲了过来，四五面梯子马上又立在城墙边，敌人哇哇叫往城墙上爬。突然城里丢下一阵手榴弹，轰轰几声爆炸，梯子倒了下去，攻城者倒在血泊中。 轰隆隆，敌人又开炮了！一片火光，满城烟雾！东城墙被轰开一丈多长的缺口，几十张梯子架在城墙上，一个冲锋枪连组成的敌人突了进来。北城墙边已经没有防守的力量了，敌人像潮水一般地涌进来。 然而城内已没有了红军。 在完成了杀伤敌军、挫敌锐气的任务后，红81师和六安独立团悄然撤离了六安城。 9月15日，天高气爽，漫山遍野的枫叶红了，菊花黄了，又是一个格外美丽的金秋时节。乡亲们正忙着收割打场，数万战士们也一面休整，一面帮助农民劳动，到处充满着丰收的欢声笑语。 霍山西部燕子河。这里是鄂豫皖苏区新成立的五星县县治所在地，红十军团领导人陈赓、吴焕先在此与总部派来的旷继勋、刘士奇见了面。 旷继勋问：“现在敌情如何？” 陈赓说：“敌54师从南溪进攻上来了。又是机枪又是迫击炮，火力很强。我们研究了一下地形和敌人部署，决定先把敌人‘调动’一下，然后歼灭它。” 吴焕先说：“前天，红28军在史河岸边打了个漂亮仗，截获敌12师2个营押运的70多对毛排的军需给养，战斗中歼敌1个多营，缴获大米100多万斤及大批物资，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旷继勋看了作战地图，说：“你们是想集中红25、28军主力，先打破南路的敌军中路军第5纵队和右路军第3纵队，再回师北上，对付第2纵队？” 陈赓说：“是的，南路敌军3、5纵队最弱，而我军俘虏、新兵较多，要确保初战必胜，之后士气上来了，补充也有了，就去对付敌军主力。” 高敬亭的红28军和游击部队配合作战，在石门口布下了一个口袋，等敌32师来钻。冲锋号响了！“哒哒哒”的机枪声；“劈里啪啦”的步枪声震荡山谷，敌人顿时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敌右路军第3纵队指挥兼32师师长梁冠英的指挥所设在一个土地庙里，他听到枪声走出来站在土坡上，“叭”的一枪，被红军战士打掉一只耳朵。梁冠英捂着耳朵跑了，敌人兵败如山倒，红军乘势杀向敌群，这一仗在石门口击溃敌人1个旅，歼灭1个团，毙伤俘敌200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33 部分阅读 仗在石门口击溃敌人1个旅，歼灭1个团，毙伤俘敌2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0多支，60毫米迫击炮3门和大量军需物资。 在南溪方向，陈赓、吴焕先集中了红25军全部和红27军红79师。陈赓决定红79师坚守阵地阻击敌人，红75师向葛藤山西南簸石沟佯动，造成敌之错觉，吸引敌之主力。当敌以主力进攻簸石沟时，又令红75师顺着一条山沟隐蔽地撤下来。 国民党军54师的师长是郝梦龄，此时因生病在后方潜山，刘家麒旅也在此为预备队，师长由刘书春代理。该师193l年8月在江西进攻红军时，副师长魏我威被击毙，3个旅长均阵亡，该师损失极大，只好将第47师一部拨归该师编制才重整。时辖3个旅，旅长为汪醒吾、郭子权、刘家麒（郝梦龄、刘家麒就是抗日战争中1937年忻口战役中双双阵亡的著名爱国将领）。 因54师直接威胁根据地南部重镇英山，不打不行。刘书春只带了1个旅前来，只看到我军在山上运动，却没看见撒下来，便误认为葛藤山是我军的主要阵地，随将兵力、火力转向葛藤山。红25主力从东面迂回至敌人侧后，突然发起猛攻，簸石沟和葛藤山的红79师也乘势出击，敌军遭红军4个师三面夹击，顿时混乱。激战1个多小时，敌人3个团除跑掉一个营外，全部被歼。旅长汪醒吾被击毙，敌54师代理师长刘书春和3000多官兵做了俘虏。红军缴获长短枪2000多支和大批弹药。 刘书春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据他自己说曾经当了13年团长和4年旅长，可算得上“老资格”了。他万没想到会当红军的俘虏。被俘以后，他怯生生地问红25军军长徐海东：“军长，你是黄埔几期？” 在他的脑袋中，只有经过正牌军官学校的人才能指挥打胜仗。军队若是打胜仗，似乎一切都应归功于指挥官。徐海东想，我们党领导的红军，就是一所最好的学校。 刘书春见徐海东摇头，又问：“那你一定是‘保定’的了！敢问是几期？” 徐海东不耐烦了。他说：“你别问了，我既没人黄埔的门，也没听过保定的课，我是青山大学毕业。”他愕然地想了半天，说：“这青山大学，在哪儿？” 徐海东用手指指外面的山说：“呐！就在这儿！” 国民党军第3纵队指挥上官云相闻悉刘书春被俘，恼羞成怒，企图实行报复，接着集中47师全部，54师的162旅和独立第40旅，共10多个团，报复进攻。红军士气高涨，弹药充足，红25、28军开展了歼敌竞赛。 瘦高个头的红28军的军长高敬亭，穿着邋里邋遢的，腰里时常别着个旱烟锅儿，脸面又黑，完全是一伙夫班长的模样。高敬亭因为出身成份的绝对优越，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时，就被破格地补选为分局委员，就其党内职务来说，当时还高于吴焕先。夜晚间行军作战，是绝对禁止吸烟的，可他老是带头违犯纪律，动不动就要抽上几锅。有次被吴焕先发现，当着全师指战员发出警告：“你个杀猪的，一点都不遵守规矩！从今往后，你再敢随意抽烟，我就下掉你的烟袋！”楞是把他制得服服贴贴。当然了，有时候烟瘾发作起来，也少不了让警卫员拉开毯子，蒙住脑袋，偷偷摸摸地抽上几回。但要听到吴焕先的咳嗽声，就像老鼠见了猫儿似的，慌忙又把烟锅子磕尽，把火星子踩灭。大千世界，总是一物降一物，剽悍的高敬亭也只有吴焕先才能够制服他。 都说这个人有“三大”：烟瘤大、胆子大、疑心也大！胆子大是革命坚决，英勇不屈，打仗不怕死！疑心大是“肃反”方面的过错，他要发现什么人的言语、行为或神色不对，心里总是疑神疑鬼的，轻则捆绑吊打，重则脑袋搬家。因此，有人也曾给他加以“屠夫”的恶名。不过现在鄂豫皖的肃反已被制止，红28军政委余笃三也把好了关，高敬亭可专心于打仗了。 国民党军54师162旅2个团，突然向福田河地区进犯。吴焕先、高敬亭指挥红28军，于黄土岗一带抗击敌人。红82师战斗力很强，师长刘得利也是一员虎将。战斗中，刘得利指挥全师冲锋在前，吴焕先非常喜欢这位年轻的师长。这次战斗，将来犯之敌全部击溃，把个54师所谓“钢三团”、“铁四团”打得落花流水，毙其旅长郭子权。但战斗中红82师师长刘得利光荣牺牲，由黄绪南接任师长。 红25军在古山寨对抗敌军47师。第47师师长由上官云相兼，1931年7月该师在进攻中央红军时被歼大部，遂将一部拨归第五十四师，将所有残兵编成2个旅，调蚌埠补充，番号依旧，由杜淑、李笃忱任旅长。 第5纵队总指挥上官云相乘飞机至古山寨上空低旋督战，另有飞机3架在古山寨上空狂轰密炸，并用机枪扫射红军阵地。战斗空前酷烈，古山寨上烟雾腾腾，硝尘滚滚。47师在飞机的掩护下，向胡山寨猛攻，有1个团已冲到古山寨东侧下之方湾的后山上。这时，双轮河集上的独立第40旅在双轮河城墙上，向古山寨方向开炮，炮弹正好落在正向古山寨进攻的47师的军队中。双轮河的独立40旅炮击了1个多小时，把47师的军队炸死了一百多人。只等47师觉得不对，红军不可能有如此强的火力，吹起了联络号，独立第40才停止了炮击。这时有一营敌人在当地民团的带领下，摸到古山寨东南山脚下的清塘洼，古山寨上红军79师一见敌人偷袭来了，急忙端起刺刀迎战，将偷袭之敌杀退。红军撤回工事，敌人以为红军指挥部设在古山寨上，用飞机拼命轰炸，用大炮轰击，敌军成营成团往山上冲，红军沉着应战，等敌军冲近，就拼刺刀。战况愈来愈紧急，有一部分敌人已冲到寨东门的八卦山、寨南门的桃大山，红军跃出寨墙，发一声喊，用刺刀猛戳，在双方肉搏中，敌人的飞机、大炮、机枪都不起作用了。但由于敌人陆空配合，轮番攻击，来势又凶又猛，涌向阵地前的敌人越来越多，胡山寨危在旦夕。 陈赓令红25军果断决定向敌出击。军长徐海东亲率红73师，隐蔽地迂回到敌军背后，突然发起猛攻，打敌措手不及。接着，又集中红74、75师协同猛攻敌正面，该敌不支而退。这时战场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固守古山寨高地的红79师，接连打退敌人多次冲击，守住了阵地。乘此机会，红25军集中力量，又一次向敌侧后猛攻；固守高地的红79师也乘机发起反冲击，将敌人压倒在一片低洼地带，敌纷纷溃散，仓皇逃窜…… 战斗从早晨打到黄昏，红军英勇厮杀、激烈鏖战之场面，实属罕见。这次战斗，总共毙伤俘敌7000余人，红军亦伤亡2000多人。至此国民党军第5纵队基本被打残，根据地南面的威胁基本解除。 旷继勋、陈赓等随后率领红25军与红79师全军北上，瞄准了胡宗南的“天下第一师”。 历史上的解放战争中，陈赓就是胡宗南的克星，在晋南打得胡宗南眼冒金星，临浮一役全歼号称“天下第1旅”的整编第1旅（即第1师），俘虏中将旅长黄正诚，蒋介石、胡宗南万分痛心，胡宗南也对陈赓这个黄埔一期同学十分畏惧。所以皖西有陈赓对付胡宗南，蒋先云是非常放心的。 根据情报，胡宗南的第1师占领六安后，第1旅在此休整，独立旅进攻白塔畈，第2旅进攻麻埠。 刘伯承打来电话说：“知兵势，解奇正，这只是一般的制胜之道。更重要的是要避实而击虚，牢牢抓住虚与实的环子。如果皖西进一步空虚，十军团可以放手歼敌，但要注意避开4师，专打1师。这就是孙于所说的，‘兵之所加，虚实是也’。我们的意见，你们可以在皖西六安地区的张家店设伏歼敌，消灭1师之后趁势解放皖西重镇——六安！” 旷继勋、陈赓率部赶到麻埠。素有“小上海”之称的麻埠街面店铺不少，物资甚丰，群众纷纷拿出预备过年东西慰劳红军（皖西三大名镇金家寨、流波疃、麻埠，新中国建国后付于一片白茫茫汪洋之中，沉入响洪甸、梅山水库水底，为民族利益作出了巨大牺牲）。 第2旅的旅长袁朴察觉不妙，当即回窜，企图与独立旅会合。红军当即展开追击。 天说黑就黑，一弯孤零零的残月更显出夜的突兀与深寂。 夜色中，一个人影离开大路。他跃上山岗，找到一棵大树，双手合抱，两脚一蹬，眨眼爬到几丈高的树上，选了个树权坐稳，举起望远镜—— 他是徐海东。 红25军兵分数路寻歼第2旅。陈赓部署时特别强调：“各部指挥员在执行任务中必须灵活捕捉战机，积极主动地协同。只要抓住敌人，不必请示即可合围歼灭之。” 徐海东每次打仗都嚷着要打头阵。这回有了“尚方宝剑”，兴奋得不得了。他对政委戴克敏说：“你拉着直属队在后面走，我带侦察连到前面去。” 路上，遇到红79师师长戴季英。 戴季英说：“刚刚撵上2旅的尾巴，还没怎么交火，龟儿比兔子逃得还快，一下子没影儿了。” “赶快追！” “部队还没吃饭呢。” “还吃什么饭？追！” 望远镜里一片灰黑。骑在树权上的徐海东骂了一句。突然，镜头里出现影影绰绰的茅屋，渐渐多了，灰乎乎一片，渐渐又有了光亮，一点一点，骤然陡增，灯火遍地…… 张家店。 “娘的，这回算抓住你啦！”徐海东惊喜。 位于霍山至六安公路旁的张家店是一个有着几百户人家和商店的集镇，四周广布池塘、水沟、稻田，再往外则横亘着一些长满松树的山岗。 “军长，我们抓到一个俘虏！”黑暗中，侦察员跑上山头，低低的声音中透着兴奋。 俘虏的口供证实了徐海东的判断：第2旅全部正在张家店宿营，准备明天一早向北撤退，欲与独立旅会合。 经过补充整训，一色德式装备，第2旅狂得孤军深入，欲寻红军主力决战，但六安一战第1旅受重挫，南线的上官云相、梁冠英等部又遭歼灭性打击，袁朴心有余悸，匆忙后缩，躲进了孤立无援的张家店。 夜，黑漆漆的。 敌人尚在熟睡中。 徐海东将指挥所开设在张家店北侧的山头上，他借着月光看了一下手表，时针指向3时05分。他找了块大石头坐下，点了支烟，美美吸了一口。 张家店笼罩在烟雾中。 拂晓时分，敌人醒了，又陷入噩梦。 一场突围、反突围的恶战。 起初，一个连、一个排的敌人试探性地四处出击。 后来，整营整团的敌人发起集团冲锋，将突围的重点压向张家店东北的295高地。 红79师的阵地一片火海。 电台终于沟通，派去送信的通信员也赶了回来。最新态势：红军主力正在向张家店靠拢，戴克敏带着红73师赶到张家店东南一线。一场分头行动、机断行事的围歼战协调得如此默契，如同预先布局精到一般。能否吃掉第2旅，全局系于一发，就看红79师能否顶住了。 陈赓操起电话：“戴季英吗？全局命运就系于79师了！如果你们顶不住，放开口子，这个战役就被你们断送了……” 戴季英：“请军团长放心，只要我戴季英还有口气，就不会让一个敌人活着上来！” 红79师面对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反扑，丝毫没有畏惧，阻击着2倍优势的敌人。 从拂晓到黄昏，部队没有吃饭，徐海东也滴水未沾。炮火渐渐稀疏了，警卫员趁着战斗间隙送上来一碗南瓜。 徐海东正俯身侧耳，好像在捕捉什么，见警卫员打断了他，眼睛一瞪：“扯蛋！现在不是吃饭的时候！” 徐海东不理警卫员，干脆趴下，把耳朵贴在草地上。突然他站起身，狠狠地瞪着莫名其妙的警卫员：“傻楞着干什么？快去通知73师，增援79师阵地！” 好险！红79师阵地上的弹药打光了，战士们正在用石头砸敌人。红73师奉命及时赶到，强大的火力立即泼洒出去，打退了敌人最猛烈的一次进攻。 警卫员端着南瓜又回来了，望着军长傻笑。 “笑什么？” “军长，你刚才撅着屁股那样子……” “打仗就要这样，一点风吹草动都不能放过。这就是刘主席说的，叫作……” 警卫员接道：“胆大包天，心细如发，肚子不空。” “肚子？”徐海东没有听过刘伯承论兵肚子。 一碗南瓜递到徐海东手中。 战斗打了整整一天。 夜再一次降临，战场暂时平息了下来。 张家店南面是韩家贩，靠山坡聚集着一些人。政委戴克敏正向刚刚赶来的红74、75师指挥员们做最后的部署： “敌独立旅正集结3个团的兵力由六安向南增援。目前，该敌已窜抵中子店，距张家店不到20公里，如果再放一下，很快就会到我们的脚下。因此，我们至迟明天黄昏以前彻底解决战斗，否则就会骑虎难下。” 戴克敏给红74、75师的师长聂洪钧、廖荣坤下达命令：“聂师长，你的担子不轻，无论如何要掐住敌人的脖子，不借一切代价阻敌北窜。你负责东面的主攻任务，务必在拂晓前扫清全部外围支点，而后对村落实行全面突击。廖师长，你们由西南两面围攻，网要收得紧紧的，争取尽快楔人张家店，速战速决。军的全部火炮配属给你，要打得狠，打得准，以最大限度的猛烈炮火向镇中心发射。” 总攻开始。 带着哨音的炮弹呼啸着，成片成片地落入猬集在张家店的敌群中。 弹片横飞，血肉横飞。 一发炮弹落在敌第2旅的指挥所。敌人乱作一团。 四面八方的部队潮水般向镇中心涌进。 炮声、枪声、杀声、喊叫声沸沸扬扬，平地卷起一阵阵巨浪狂潮。敌人绝望了，开始整营整营地放下武器。 预计黄昏结束战斗，总攻才打了半宿，拂晓就结束了。 敌营长宋万铭道：“我把驳壳枪往外这么一扔。叫弟兄们站个队，把枪也往院里这么一扔，就算交待公事了。……妈的，我们指挥官指挥他妈个屁！队伍已经带过张家店八里地了，又叫转回来。谁不知道红军一天一夜走一百八十里，跑都跑不赢还叫转回来。我打个屁！” 敌第2旅副旅长唐家楫也被生擒。 唐家楫无论见到谁，一律点头哈腰：“本人是唐家楫。惭愧。惭愧……” 他也有话要说：“袁朴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对我说要巡视阵地，叫我指挥。可他却先溜了！” 张家店战役共计毙伤敌900多、俘虏敌人4700余人，缴获山炮3门、枪支数千，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歼灭国民党军一个王牌旅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刘伯承欣喜之下，随即发来贺电： 灰电悉。庆祝你们在张家店……等处歼敌6个旅之大胜利。你们打了许多胜仗，迫使西、南线诸敌分散应付，处于被动，创造了我军在今后大量歼敌的条件。尚望各同志在陈赓、吴焕先正确领导下，继续努力，团结全党全军，克服困难，完成伟大战略任务。 胡宗南1个旅被歼，1个旅被打残，后方刚重建的7、12师又指望不上，在数万红军威逼下，为避免被歼，只好放弃六安，退回合肥。红军再次收复皖西第一重镇。第4师也从东西香火岭缩回霍丘。至此，东线、南线之敌进攻基本被打破，红四方面军可集中精力对付西线之敌了。 第十七章：深秋决战（2） 鄂东的三角山位于浠水与蕲春交界的洗马畈，海拔约50O0米，山势险峻陡峭，只有一条近乎直立的小道呈“之”字形通往山顶。据说，住在山上的几户人家从浠水买了猪娃、牛犊抱上山，喂养大了，便再也赶不下来了。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正在吃力地爬山。由于刚生了一场大病，还未痊愈，所以十分辛苦，冷汗直冒。警卫员劝他下去休息。 “还站着干啥子？大家能走我也能走。秋风九月，冬衣未裁，我正好要出出汗呢。”徐向前拿起一根长竹竿，指着山上：“政委早走在前头了，我们去追他。” 大梯一样的羊肠小道越来越难走了。前面的曾中生、段德昌忽而扒住鳞峋的石壁，忽而抓住路边的树丛灌木，很吃力的样子。这样的路，对于徐向前就更艰难了。到了最后，他几乎是被警卫员们连拉带推地架上山的。 徐向前大汗淋漓，气喘嘘嘘，浑身上下像刚从水中捞出的一般。曾中生递上一条干毛巾，又端来一碗晾得正可口的茶水。 按照刘伯承“利害变换线”的指示，红四方面军趁南线敌军尚未合拢的空间，由徐向前、曾中生、段德昌率领红9军、警卫师、部分方面军炮兵（因75毫米山炮和82毫米迫击炮过于笨重，所以只携带了“红军炮”和60毫米迫击炮，其余火炮留在七里坪），突然从南线敌军第4纵队33、88师中间、蕲春以北漕家河镇附近不到20公里的一个缺口秘密穿插过去，进到敌后宽大的战场后方，机动往来，创造战机，各个歼灭。穿插时加强了保密措施，全军静默行军，屏蔽了一切反光的物件，马嘴用口叉塞紧，连路标也不设，队伍前后的联络以每人左臂上扎的白毛巾为识别。经一夜又半天的衔枚急走，红军穿越了8座大山，机密地从20公里的敌军包围空隙中钻了出来，随后急行军两百里，9月6日进至洗马畈地区。经侦查获悉，敌军第4纵队的后续梯队夏斗寅第13师即将通过这里，徐向前等决定在这里伏击，全歼夏斗寅这个“老冤家”。 根据地形做出决策、部署作战是徐向前指挥艺术的独特之处。他常对下属说：“我们要认真研究河川、山地、道路、城砦以及地形平坦、起伏、开阔对敌我行动和火力发挥的影响”，因为“战场乃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夏斗寅是北伐军叛将（1927年5月中旬，夏斗寅独立第14师叛变，勾结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革命政府），给北伐军造成很大损失，之后又长期与红四方面军作战，在鄂豫皖烧杀抢掠，红四方面军上下都对之恨之入骨。这一次就是要报这一箭之仇了。 三角山上有座三角寺。不知山因寺而得名，还是寺因山而称之。据说三角寺当年是个香火极盛的宏伟寺院，光僧人就有两千，如今却一片荒凉，只剩下十几个和尚了。 听说大军来到山上，寺院长老身披褴楼的袈裟，有些惶恐地出寺门迎接。 “大军一路辛苦。贫僧有失远迎，罪过，罪过……” 徐向前说：“岂敢，岂敢。我军只是经过此地，多有讨扰了。” 长老见来者如此和善，更加无措手足：“贵军到此，乃僻野小寺之荣耀，倘有不便，贫僧愿助一臂。请，请赏光略饮薄茶。” 长老一路引导，吩咐众僧献上清茶，又特意拿出一碟素饼，招待徐向前等。 “请随便用一点。卑寺贫寒，不成敬意。久闻大军威名，不知来此之后，我等应该做些什么？” 曾中生知道僧人仍存有顾虑。这是可以理解的。连年战火使得这远离尘世的佛门净土也不安宁了。大别山山多寺院也多，部队经过的寺院几乎处处都有国民党贴的“勘乱剿匪，人人有责”、“僧人道士，也要当兵”的标语。 曾中生说：“长老请放心，我军政策纪律严明，决不干扰正常佛事。” 段德昌说：“如果长老一定要问该做什么，那就只有两件事：赶快从事生产，保护好寺院。” 三角山风光壮丽，云雾缭绕，山外有山，犹如一座座岛屿浮在蓝白相间的海洋中。透过云缝向山下望去，满坡红叶，翠绿丛灌点缀其间。一条条瀑布飞流直下，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腾起珍珠般的水雾，在日照下似架起无数彩虹。 任何自然景观在徐向前的眼里都是一部伟大的、独一无二的兵书。长期的戎马生涯使他认识到，如果读不懂这部“兵书”，充其量不过是一名勇士，而绝对不可能成为军人。战略大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稔熟这部“兵书”到了过目能诵的地步，使大自然造化的一切尽可能地为自己所用，从而步人运筹帷幄、趋利避害、决胜千里的战争自由王国。 “你们看，这里山高谷深，林木茂密，正是伏兵歼敌的好地方！”徐向前挥动竹竿，指着连绵起伏的山峦，说：“曾政委、段主任，蒋介石想在大别山以北歼灭我们，而我们略施拖刀小技转到大别山以南，主动权就又回到手中，应该煞煞他的威风了。” “是的，我军士气正高，再加上这么好的地形，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另外，皖西方面陈赓、吴焕先正准备连串攻势，我们要趁势搞个东西呼应，拖刀之后，杀蒋介石一个回马枪！” “段主任，目前敌军13师和独立第38旅正准备经过蕲春北上，我们应该在哪里设伏？” 段德昌思索了一下，指着西面的群山相交之处：“浠广公路。” “为什么？” “因为总指挥说过：‘吃屎的狗离不开粪坑’。国民党军队车多、炮多、辎重多，当然离不开公路、铁路。” 徐向前点头说：“浠广公路之战打的是山地伏击，正如刘主席引用孙子兵法说的，应该切实把握势险节短。‘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仍之山者’。孙子所说的圆石千仞，正是我们此役总的原则。” 曾中生说：“那时孙子不可能懂得物理学，当然更不知道加速运动，但他能在实践中认识到，圆石从很高很陡的山上滚落下来的。力量是不可抵挡的。这对我们很有启发。‘其势也险，其节也短’，此为古今将者必求之术。我同意总指挥的想法。” 又转向段德昌：“主任，两军交战，地无双利，我之先得，敌为我制。我看，我们应该立即着手调动部队，抓紧战斗部署。” 段德昌说：“依据当前形势，我军至迟7日拂晓前进入洗马畈以西地区，警卫师限26日拂晓前集结黄梅西北地区，9军到达张家傍待命，等敌人进入我预伏的合围圈，而后发起总攻！” 曾中生：“好极了！这样敌必死之葬身之地，这就叫作——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 “就这样定下了。我军要在大别山扎住脚跟，蒋介石是赶不走我们的！” 徐向前手持长竹竿，远望青山绿水，微笑。 由洪武垴、界岭到李家砦、马骑山，浠（水）广（济）公路数十里的洗马畈路段，炮弹横飞，枪弹如雨，成了一条火龙。 子女山红9军指挥所。巨幅军用地图上，五六个红色箭头呈不规则曲线向洗马畈地区延伸，直指“口袋”中的敌第13师。包围圈越缩越小。 军长刘英浓眉凝聚，脚下一片纸条。政委陈奇、红25师师长许世友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此刻正在等待部队最后收拢合围圈的报告。 “76团攻下界岭制高点！” “77团占领大王寨北侧的全部高地！” “78团先头部队已集结进入马骑山和李家砦山！” “79团进至吴家冲、高阳山！” “80团已控制管家湾、董花铺！” 刘英兴奋地扔掉手中的碎纸条：“好！合围态势已经形成。命令各部队巩固所得阵地，中午11点30分发起总攻。各师务必在此之前做好一切准备，不使一个敌人漏网！” 刘英是鄂豫皖著名的猛将，此刻极度亢奋：这是一幕极精采的战争活剧！总导演是徐向前、曾中生、段德昌，他是执行导演。大幕启开，几乎没有过渡，直插剧中，一切都在按照预想展开剧情、疾速进入**。 序曲是从昨天开始的。 清晨，大路铺以南的公路干线上，清一色日式装备的第13师和独立第38旅露头了。由于前面有33、88师开路，特别是88师，全德国武器装备的国民政府警卫师，淞沪抗战打得日本人也畏惧三分，要是红军碰到可够喝一壶的，所以13师师长夏斗寅、独立38旅的旅长潘善斋十分轻松，准备扫尾就行了，万万没有料到3万多红军已经在前面设下圈套。 位于浠广公路云山谷地段的洗马畈，当面雄踞着这片山脉的最高峰洪武垴与界岭，背后是李家砦和马骑山，一前一后如同两座城门，紧紧锁住公路两端。它的左右是绵延陡立的茅庵山、大王泰和蚂蚁山，形成了两道天然的城墙，箍住狭窄的公路。当敌第13师和独立第38旅进入这座“死城”时，四面八方的山头早已伏下红9军的部队，退路也被警卫师切断，进亦不得，退亦不能，顿时成了瓮中之鳖。 夏斗寅第13师在鄂豫皖多年未遭重大打击，骄气颇盛，自恃无敌，决心与红军拼一死战。然而一天一夜下来，整团整营的数十次的四面突围均告失败，特别是被“红军炮”砸得尸横遍地，士气一下子低落千丈，只得一面选择重点突破，一面结成四方队形固守待援。 9时，刘英突然接到胡底打来的电话： “敌13师指挥部位置在清水河边。” “有根据吗？” “刚才宋侃夫同志在电台上监听，正好听到他们的指挥部在与飞机联络，所以判断出13师的指挥部位置。” “谢谢，这个情报非常重要，我们要相应调整一下部署，待总攻发起时，首先摧毁敌人的指挥中心。” 刘英刚放下电话，作战参谋又来报告：“刚刚接到26师师长余天云的电话，说该师正在扫清阵地前的障碍……” 报告尚未结束，余天云的电话就追来了：“敌人溃退了，我已命令全师出击。” 刘英从作战参谋手中要过望远镜——敌军在红26师的攻击下，恐慌万状，队形混乱，完全失去了指挥。余天云不愧是敢打硬拼的勇将，这正是破敌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刘英当机立断，决定趁敌混乱，率总预备队、许世友的红25师提前发起总攻。 命令刚刚下达，洗马畈四面八方便响起了冲锋号。红26师由洪武墒、界岭，红27师由高阳山、蚂蚁山，红25师由茅庵山两侧，数路合击清水河敌指挥中心。尾敌而来的警卫师由独山、马骑山向洗马畈方向进击。 正如兵法所说，一时间，千滚圆石自万仞跌落，其势之险，其节之短，犹如急风暴雨！ 敌第13师师部被冲散，大部分退守到路南的小高地。早已蓄势待发的许世友率部率先冲上高地…… 失去指挥的敌人顷刻瓦解。两丈多宽的公路被乱了建制的逃兵挤得水泄不通。于是，田埂上、山脚下，凡是有空隙的地方都拥满了四散逃奔的溃兵。人、马、炮、车挤在一堆，乱冲乱撞，乱喊乱叫。许多人摔倒不及爬起便被活活踩死。 如果说，总攻发起时还可以称作战斗，那么现在已无战斗可言，几乎和下水塘捉鸭子差不多了。这场面可谓古今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 正午12时，枪炮声完全停止。6架敌机出现在洗马畈上空。公路上行走着一队队身穿国民党军服的漫长行列，连绵不断的山沟里、缓坡上也是黄龙般的俘虏队伍，看不出一点与红军交战的迹象。敌机判断**大概已经解围，于是俯冲盘旋，把从武汉装运的大饼、馒头统统投下来。 飞机越飞越低，几乎已经触到山尖。守在山上的防空机枪阵列又捡了一次“洋落”，无数挺机枪一齐开火，一架飞机立时中弹起火，拖着长长的黑尾巴撞在山坡上，摔得粉碎。 在山野里捡大饼、馒头的战士们一片欢呼。 洗马畈一战全歼敌第13师和独立第38旅l。5万余人，击毙13师师长夏斗寅、独立38旅旅长潘善斋，俘虏13师副师长卢本棠，旅长潘祖信、夏鼎新。红军伤亡轻微，有大量缴获，都兴高采烈说这仗打得顺，过瘾。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听说夏斗寅这个老冤家终于归位，也发来电报祝贺。 洗马畈大捷后，前方的**33、88师见后路被断，只好分别撤回黄陂、黄冈固守。红9军和警卫师在徐向前等率领下全军北返红安，准备主力会战，只留下红安独立师监视敌军第4纵队。 豫东南根据地的中心潢川。蒋先云与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吉鸿昌、参谋处副主任李明瑞来到这里，与红八军团的军团长许继慎，政委倪志亮商谈作战计划。红1军的军长周维炯，政委熊受暄；红24军的军长肖方，政委庞永俊；红17军（就是宋埠起义的西北军30军）的军长季振同，政委黄中岳，以及豫东南道委书记甘济时也参加了会议。 许继慎介绍了红八军团的战役决心：“我们总的意图是阻强敌，歼弱敌。在敌大兵压境下，我们准备放弃息县，麻痹敌人。然后，在信（阳）罗（山）公路上广设地雷，并以24军骚扰和阻击敌军马鸿逵第2纵队，确保1、17军将敌军宋天才第2纵队诱其深入而全歼之。” 李明瑞说：“这就是西守北攻。歼敌地点放在哪里？” 倪志亮说：“在潢川附近的璞塔集（今卜塔集）、彭店、双柳树一带。” 蒋先云对吉鸿昌说：“副总指挥，这镇嵩军祸国殃民十几年，当年就是你把它打垮的，刘镇华至今耿耿于怀。现在再度交手，重演当年辉煌指日可待。” 吉鸿昌爽朗地说：“没问题！这次叫它有来无回，再尝尝西北军大刀片的厉害！” 从北面南下的国民党军第1纵队主力75、76师就是所谓“镇嵩军”改编的。 “镇嵩军”是民国怪胎。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豫西嵩县羊山王天纵率领的一支“刀客”武装参加反清斗争，后西出潼关，投奔陕西军政府秦陇复汉军东路大都督张钫。张钫任王天纵为东征先锋官，刘镇华为参议。民国成立后，陕西军政府实行裁军，河南都督张镇芳因豫西一带社会动荡不安，且鞭长莫及，经与张钫协商，王天纵这部分军队开回豫西，分驻河南府、陕州、汝州等22个县，帮助当地维持社会治安。因这一带靠近嵩山，故这支军队称为“镇嵩军”。由于王天纵被袁世凯调往北京，经张钫举荐，袁世凯任命刘镇华为镇嵩军协统兼豫西观察使及豫西剿匪总司令。就这样，刘镇华掌握了镇嵩军，又有豫西一块地盘，开始了他的军阀生涯。镇嵩军官兵多为“刀客”出身，且与豫西土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是一支土匪部队。 此后镇嵩军参加军阀混战，为祸陕豫十余年。最著名的一役是1926年，刘镇华率十万大军（十万土匪？）通过潼关入陕西，围攻西安。国民3军第3师师长杨虎城率所部死守西安，镇嵩军围城8个月，西安城内粮尽，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饿死达5万多人。此时冯玉祥响应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在绥远五原誓师，随即任命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与吉鸿昌等部驰援西安。尽管孙良诚、吉鸿昌所部兵力居于劣势，但毫不畏惧奋勇冲杀，终于打垮镇嵩军，解了西安之围。此后孙良诚就得外号“扁担愣”，吉鸿昌外号“吉大胆”。刘镇华被迫投靠冯玉祥，参加1930年中原大战，与其弟刘茂恩见风使舵，在关键时刻叛变冯玉祥投靠蒋介石，扣留西北军名将万选才（后被蒋介石处死。蒋介石和政学系首脑杨永泰曾说，如果不是二刘阵前倒戈擒了西北军悍将万选才，中原大战鹿死谁手还很难说）。刘镇华被任为豫陕晋边区绥靖督办1932年调任豫鄂陕边区绥靖督办，驻南阳。 中原大战时张钫投靠蒋介石，蒋为利用张策反河南籍反蒋部队，便任张为河南省主席。张钫收编河南杂牌部队，编为**二十路军，下辖第32军（军长宋天才）、29军，足有8个师的庞大兵力。中原大战结束后**缩编，二十路军只编为75、76师，其余遣散，有的重操旧业成为土匪，有的则另投他处（如1931年底在黄安战役被歼的赵冠英第69师）。 1932年初商潢战役中，二十路军总指挥张钫被红四方面军击毙，76师被全歼。宋天才继任总指挥，以王凌云特务旅为基础重建76师，并经蒋介石同意拨给军饷回河南招徕旧部，镇嵩军土匪又纷纷投靠，结果二十路军实力不减反增，虽只有75、76师2个师的番号，兵力却有3万多人，且配备了轻重机枪、迫击炮等重武器。宋天才感激蒋介石的提拔和资助，此次对鄂豫皖的第四次“围剿”又担任第1纵队指挥，故踌躇满志，贪功冒进，成为红军寻歼的对象。 至于从西面信阳来的国民党军第2纵队，就是马鸿逵的十五路军。主力35师是3旅9团制的甲种师，足有2万多人，另指挥精锐的马腾蛟第2骑兵旅，以及一并归马鸿逵指挥的刘凤岐第13骑兵旅、李家鼎第15骑兵旅。 这**35师也许没什么名气，但从该部4个团发展起来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34 部分阅读 槁砗桢又富拥牧醴镝?3骑兵旅、李家鼎第15骑兵旅。 这**35师也许没什么名气，但从该部4个团发展起来的**第95师则大名鼎鼎，名震天下，就是其悍勇程度连日本兵也瞠乎其后的“赵子龙师”。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解放军各级将领的战争回忆录如《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中，曾经多次提及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东进兵团的“赵子龙师”即独立95师以罕见的冒死精神，向解放军塔山阵地发动过波浪式集团冲锋。80年代拍摄的《大决战》、《塔山阻击战》等影视作品中则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战斗场面：青天白日军旗在硝烟中飘动，旗后是头戴钢盔排成几十个百人密集方阵的官兵，各级军官手持轻机枪、冲锋枪、身背大刀位于队伍最前列，前面被打死后面就立即补上保持火力，象一团滚动的狂潮，喷射着火焰冲向解放军阵地，一冲入阵地官兵就抽出背后的大刀与解放军肉搏（当时即使是国民党军头等主力师，如号称“虎头师”的新编22师也不敢和解放军拼刺刀）。这种密集方阵冲击连日本兵也未干过，时任塔山防御总指挥的程子华称95师为“海盗”，**则称95师是“精神战”，要程子华不要被敌人的气焰吓倒。由此可见95师凶悍到何等地步。 谈到独立95师的历史沿革，首先要提到宁夏军阀马鸿逵。 西北“马家军”是红四方面军的死敌，不但指“青马”马步芳在河西走廊屠杀西路军，也指“宁马”马鸿逵充当“围剿”鄂豫皖苏区的急先锋，对根据地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马鸿逵的私家军队“安宁军”，本源于他的祖父马千龄。马千龄在同治年间先参加反清起义，后率部降清，当了朝廷的官，私家军队也变成了国家的正规军。由于马家军都是西北健儿，个个身体强壮，勇敢善战，枪术刀术骑术娴熟，加上家族势力和宗教信仰的影响，特别是战斗的锻炼，这支部队很快成为战斗力极其顽强的马家子弟兵。1900年，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曾率这支部队在北京参加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因作战勇敢并担任护送慈禧太后等西行的任务，受到清室的嘉奖。 马福祥共有5个妻妾，马鸿逵是马福祥的长房长子，从小就是个顽皮的坏家伙，不学文、不习武，吃喝嫖赌，十多岁就成了窑子里的常客。马福祥一心望子成龙，没想到养了马鸿逵这么一个不学无术的东西，便在后院里栽了一根榆木拴马桩，在拴马桩旁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文房四宝，每日用一条9尺长的铁链子将马鸿逵拴在拴马桩上，令其读书。山水易移，人性难改，马鸿逵在拴马桩旁度过了300多日，但仍不学好，恶习难改。马福祥对他曾一度失却了信心，走门子将他送入袁世凯的总统府做侍从武官。民国时期，马鸿逵承继了其父的军队，依靠这些子弟兵纵横捭阖于各派势力之间，牢牢控制着自己的“世袭领地”。 1929年，马鸿逵在韩复榘、石友三的拉拢下一同背叛冯玉祥投靠蒋介石，被蒋介石任命为第15路军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马鸿逵站在蒋方率部与冯玉祥作战，其部队表现出的顽强战斗力受到了蒋的嘉许。战后，马鸿逵仍任第15路军总指挥，其部队缩编为第35师。该师系甲种师，辖3旅9团，兵员2万人，与马腾蛟的第2骑兵旅一同驻守信阳，向鄂豫皖根据地的罗山、光山、宣化店及泼皮河进犯，带着血淋淋的屠刀，为蒋介石拼死卖力。 1933年，蒋介石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同时下令马鸿逵率35师的5个团返宁上任，师长马腾蛟率其余4个团仍驻信阳。不久，马腾蛟也奉调宁夏，驻守信阳的宁马4个团交由河南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改番号为河南剿匪军第1纵队。南京政府又将35师的番号全部划归宁夏，由马鸿逵自行补编，恢复甲种师的员额。这样，驻信阳的宁马4个团从此脱离了宁马建制。 1934年秋，第1纵队奉刘峙令调驻开封，在开封与新编40旅合编为陆军第95师。自此，第95师的番号正式出现在**序列中，而真正令95师成为精锐的是广西人罗奇。罗奇是该师第三任师长，任职长达6年之久，对该师的建设和作风影响极大，在该师是说一不二的“罗千岁”。 独立95师的超强战斗力是罗奇训练出来的，但不管怎样，马鸿逵35师的4个团就是95师的根基。而现在，红24军面对的不单是“赵子龙师”的4个团，而是整个35师9个团。蒋先云估计，35师的总体战斗力比不上历史上的95师，但兵力庞大得多，也许红军面对的，将是比历史上著名的塔山阻击战更惨烈的恶战！ 已是初秋季节。野外，西风卷着落叶，满地翻滚。 红24军红70师星夜出发，以神速秘密的动作，占领楠杆一线，掩护军主力进入防御地区。楠杆位于信阳至罗山公路的要点上，是东去罗山、潢川的必经之地，信罗公路在此进入山区，地形不利，这样马鸿逵的3个骑兵旅就施展不开，只有动用步兵攻坚。而红24军的防御部队却能及时得到罗山的补给，保证供应。但红24军是个简编军，全军只有1万人，与当面之敌相比，无论兵力、火力均处于极大劣势。 红71、72师随即赶往楠杆。但由于打阻击战，干部战士有些情绪。 “兄弟部队打歼灭战，缴枪缴炮，咱们是轮不上啦！” “刚刚新式整军，倒了苦水，挖了苦根，盼望着痛痛快快大杀一场，立功报仇，这回盼不到啦！” “老伙计，歼灭战油水大，防御战伤亡多，缴获少，挨打憋气呀！” “让起义的白军官兵去打歼灭战吃肉，我们红军主力部队却打防御，杀小鸡用宰牛的刀，不上算！” 红24军军长肖方同志对政委庞永俊说：“政委啊，任务再艰巨，也要坚决完成，可是部队要求打歼灭战的呼声正高，这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做好思想工作可是当务之急啊！” 蒋先云也说：“这次守楠杆，敌情严重，任务重大，在24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当前首要的是搞好政治动员，打通思想。现在从上到下，求战情绪很高，战斗意志很旺。只要我们把楠杆阻击战的重要性、艰巨性讲清楚，思想问题也不难解决。” 在楠杆召开了红24军党委会，全体师级以上干部参加。蒋先云在会上说：“楠杆阻击战，具有重大意义。能不能全歼北线的敌军二十路军，就看我们能不能把马鸿逵的十五路军堵住。要树立坚强的全局观念，以局部服从全局。我们这一仗，不以俘获多少来计算胜利，只要守住楠杆，保障主力打歼灭战，不论付出多大牺牲，都是我们的胜利！这次阻击战，必将是一场十分激烈、十分残酷的争夺战，绝不比歼灭战任务轻松，而是更加艰巨。马鸿逵为援助二十路军，必将依仗其优势兵力和强悍战斗力，猛烈进攻。我们必须死守阵地，一步不退。要准备打硬仗、打恶仗，几天几夜不睡觉，苦熬苦斗，硬打硬拚，叫敌人在我阵地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楠杆阻击战，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只要我们万众一心，死守阵地，敌人只能在我们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以失败而告终。我已经和许军团长说了，打歼灭战的缴获也有24军一份，24军损耗兵员、武器多少就补多少！最后，我特别强调：这次任务，非比寻常。叫24军守楠杆，是党的信任，你们绝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守不住，对不起党，也绝不允许！各级要开好政工会，迅速把上级指示和纵队的任务传达到全体指战员，打好这一仗，为人民立功！” 在座的红24军的军师级干部都是在白雀园从张国焘的屠刀下滚过来的，该军也是蒋先云建议成立的，内部称为“白雀园部队”，全军上下对蒋先云无比感激，见特派员亲自动员，各师干部心情激动，纷纷要求承担最艰巨的战斗任务，保证实现军的决心。 任务一传达，道理一讲明，部队十分兴奋，热火朝天地修筑工事。秋风劲吹，寒气侵人，部队身着单衣，仍干得满头大汗。当地的老百姓闻讯纷纷赶来，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挖的挖，抬的抬，全力协助子弟兵，极大地鼓舞了部队。指战员干劲倍增，百十斤重的巨木，扛起来就跑，每趟往返六、七里，一夜扛十趟八趟。红70师师长程绍山，政委关叔农一贯模范带头，扛巨木干得满身汗水。全师上下只有一个信念：筑成打不烂、攻不动的堡垒，叫敌人有来无回！ 蒋先云深知此次阻击战非比寻常，于是亲自到红70师阵地动员说：“我们这回是死守！不惜一切代价，以鲜血和生命，死守到底，一步不退！敌人打到营部，营部就是第一线；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打到军部，军部就是第一线！总之，敌人打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第一线！后边就是罗山，往后没有我们的地方。各级领导，就是天塌下来，一步也不能退。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打到最后一口气，也要坚决完成任务！大家要把这次作战的意义和军党委的决心向全体同志讲透，把军党委的决心变成每一个指战员的决心，真正是万众一心，坚守阵地，保障主力拿下北线之敌二十路军！” 马鸿逵指挥第2纵队的35师、新编20师，以及3个骑兵旅从信阳向罗山正面推进，但一路吃够了石雷的苦头，一些马匹被炸死炸伤，“马家军”心疼马匹，只好把骑兵放在后方维持交通线。马鸿逵灵机一动，从后方拉来一些羊在前面开路作“敢死队”，被炸死就顺便吃羊肉，这样倒也推进了几十公里，于9月10日来到楠杆镇前的山地。由于骑兵无法展开，就只动用了3个骑兵旅的炮兵，这样第2纵队集中了上百门山炮、野炮、迫击炮形成强大火力，以及驻信阳的第2航空队的10多架飞机助战，加上中原大战打出来的自信，马鸿逵自认最多3天就可突破红军防线，攻占罗山。 9月11日天色微明，大地剧烈地抖动起来。山炮、野炮、迫击炮，加上飞机俯冲，国民党军集中了全部炮火对我楠杆阵地进行全线猛轰。上千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刮风般地倾泻到我军各个阵地，爆炸声象暴风雨来临前的惊雷，沿着楠杆及南北两面的杨塆、魏家塆一线，轰轰隆隆不停地滚动着。 战前紧张的期待，被炮声赶得一扫而光。“终于开始了！”过去，每当响起总攻的冲锋号声时才有的那么一种豪情，此刻又涌上了心头。蒋先云提起望远镜大步迈出了指挥所向前线观察。可是，除了弥漫的海雾和滚滚的烟尘之外，什么也看不清楚。 此刻前沿正经历着一场空前激烈、空前残酷的战斗。 敌人猛烈的炮火，几乎毁坏了我们所有的工事。地堡掀掉了，掩体炸塌了，铁轨翻飞，枕木破碎。由于工事不完备，不少战士在敌人炮火下牺牲了生命和付出鲜血。随着炮火而来的是密集队形的敌人连续不断地冲锋。 马鸿逵以35师105旅和新编20师2个旅，共3个旅的兵力，展开于10余公里的正面，实施全线攻击。整连、整营、整团的敌人，有的军官率队在前，有的督战队压在后，密如蝗虫，其势汹涌，一梯队接着一梯队，一拨连着一拨，叫着骂着，直往红军阵地压来。红军每一块阵地都抗击着几倍、甚至十几倍于我的敌人！ 楠杆北侧的杨塆高地是红71师守备的。国民党军新编20师2个旅分六股猛扑过来。第一次以一个营的兵力进行试探。当**刚刚靠近我工事前沿，手榴弹便围着半面山坡炸起来，**成片地倒下，被压了回去。接着，**增加至1个团。红71师以阵前侧翼反冲击打退了敌人的两次冲锋。随后**又增加至1个旅，在4架飞机的配合下，连续5次发起集团冲锋。一梯队打掉了，二梯队冲上来，前面的打死了，后面的踩着死尸上。炮火轮番轰击，进攻接连不断，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压倒红军，以成千上万士兵的尸体，铺平东进罗山的道路。 前沿的战况，迅速汇集到了军指挥所。为了教训敌人，军长肖方命令军属炮兵集中82、60毫米迫击炮轰击**后梯队集结地域，叫敌人的冲锋接不起来。同时要部队加强反冲击。政委庞永俊则狠狠地说：“敌人想不让我们喘口气，我们也叫他舒服不了！” 猛烈的炮火向敌军后梯队集结地域猛轰过去，打乱了**的部署。新编20师的师长郜子举被迫撤下部队整顿，攻势暂时停止下来。 35师105旅主攻楠杆镇。35师集中了所有的火炮，加上飞机助战，从前沿排击到纵深，又从纵深排击到前沿。顿时，一个街道整齐的大镇成了一片瓦砾场，树木截断，房屋倒塌。在残垣断壁的废墟中，横竖着无辜人民的尸首，连树上的麻雀也没有飞出敌人的火网，被打死了掉在地上。修筑在镇沿的工事被打塌了，泥土翻卷，硝烟弥漫。敌人的总攻又要开始了。脸被熏得乌黑的红军战士们，眼里充满着轻蔑的目光，准备同敌人作空前的决斗。 炮火过后，105旅1个团，由团长带头，同时从正面和左右两翼向楠杆阵地压过来。无数的机枪疯狂地扫射着，掩护着冲锋的敌人，一个梯队接一个梯队，杀气腾腾，蜂拥而上。守卫在最前沿阵地的红70师的战士们，瞪大了眼睛，准备好手榴弹，一声不响地等待着敌人。敌人见我军阵地上没有动静，大着胆子一直扑到离红军阵地几十米的地方。 “哒哒哒……”红军的重机枪开火了。“轰隆，轰隆……”手榴弹也在敌群中爆炸了。红军战士们沉着、准确地打击敌人，敌人成片地倒了下去。正面冲上来的敌人一时被压住了，然而，两侧的敌人，却绕过了工事，象疯狗一样抢夺起镇沿的阵地来。枪声、喊声响成一片，手榴弹来回飞舞，敌人扔过来，红军甩过去，整个阵地一片混战。许多工事很快就被炸塌了，许多战士被埋在泥土里。红军战士端起刺刀，同手持马刀的敌人展开了肉搏。在英雄的红军战士誓死奋战下，每前进一步，敌军都倒下了成堆的尸体。红军前沿的工事被摧毁了，敌人趁机占据了镇沿的民房，战场逐渐转到了镇里来。相互失去联系的战士，从街头巷口残垣断壁的各个角落里顽强抗击着，同敌人周旋、厮杀，进行殊死的搏斗，阻止敌人向镇内发展。楠杆阵地到了紧急的关头。 楠杆镇的战斗情况，迅速报到了军指挥所。蒋先云直接把电话要到了红70师指挥所，对程绍山师长说：“要迅速组织反击，你亲自组织，坚决顶住！”程师长十分有把握地说：“请首长放心，我们正在组织反击，我们一定顶住！”于是，政委关叔农亲自率领师预备队1个营迅速向血战中的楠杆镇扑过去。 楠杆镇的战斗在急骤地发展着，逐屋逐院的争夺战展开了。敌人向这间屋子钻进去，红军战士们就向这个屋子扑过来；敌人从那间房子里跑出来，红军战士们立刻向那间房子追杀过去。镇口路边、屋里、院外，都是战场；刺刀、枪托、石头、手榴弹，都是武器！ 这时，关政委带领的师预备队冲上来了。多路反击部队向敌人展开夹击，杀声震天，势不可挡。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敌人，象被洪水冲决的土堤一样坍塌了。窜进村来的敌人被消灭了，残余的敌人仓皇夺路逃命。关政委端起冲锋枪（缴获自汤恩伯的第2师）大吼一声：“同志们，跟我冲，把敌人赶尽杀绝！”他一个箭步窜出去持冲锋枪猛扫，战士们紧跟着，向溃逃的敌人猛追过去。红24军的炮兵发出密集的炮火，准确地轰击着刚刚撤回去的敌人和掩护攻击的敌人，将敌人赶了回去。 9月11日，楠杆前线的全线沉寂，正预示着一场更大更恶的厮杀就要展开了。 蒋先云与红24军的首长来到前沿制高点观察敌军动静。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军长肖方看了一会说：“特派员你看，在对面大张坡一带的高地上，敌人大批军官不断向我阵地窥视；其后方部队进行着频繁的调动。显然，他们在调整部署，观察地形，重新选择主攻方向，以便孤注一掷，夺路前进。” 蒋先云说：“肖军长，庞政委，你们要及时指示部队，抓紧时机，加修工事，整顿组织，总结经验，鼓舞士气，迎接来日恶战。” 战斗开始时，红军的工事都是仓促修成的。两天来，敌人倾泻了几千发炮弹，大部分被炸塌了，打毁了。虽然不断利用晚上修整，到底时间有限。两天的战斗，已经使每个人懂得，防御阵地的工事是发扬火力、杀伤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依托，没有铜墙铁壁般的防御工事是很难守住阵地的。11日这一天，部队抓紧时间抢修，大大小小的工事掩体从内部得到加固，扩大了射界，增设了附防御工事，改善了战斗条件；迷惑敌人用的各种明堡，象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交通壕、堑壕加长了，加深了，沟通起来了；在敌人进攻的道路上，有的埋上了地雷，有的布下了手榴弹和桩钉板等等；每个战斗岗位上修了防炮洞和储备弹药的小仓库。经过这么一番辛勤劳动，工事面貌完全改观了。战士们自豪地说：“敌人不但摧不垮我们的意志，也摧不垮我们的钢铁工事。” 由于红70师连日来伤亡较大，军决定缩小其防御正面，把南面的魏家塆阵地交由红72师接替。红70师加强了纵深配置，1个团列入预备队。此时新集的军械所赶制的1门150毫米迫击炮、2门120毫米迫击炮（每门炮配备30发炮弹）送到前线，肖方将这3门“重炮”，连同原有的军炮兵火力重新配置，阵地前移，集中保障楠杆镇两翼。 经过如此调整，第一线的防守部队、预备队和炮火支援力量都大大加强了。而且，根据敌人先用飞机、火炮狂轰滥炸一通，然后步兵按一梯队、二梯队、后续部队，象浊浪一般，一拨连着一拨地实行集团冲锋的战术特点。红军采取了新的对付办法，就是：敌人打炮时只留少数人在阵地上警戒，其余的进入工事隐蔽起来；等敌人炮火延伸，步兵开始冲锋，红军再迅速钻出来进入阵地；待敌人靠近了，50米，30米，红军才突然开火，一顿步枪、手榴弹，然后趁敌人迟滞之时，以精干的小分队迂回到敌人两翼，配合正面，实施突然猛烈的反冲击。实践证明，这种依托阵地、守中有攻的战法，自己伤亡少，杀伤敌人多，回回奏效。 红军的弹药很缺乏，在两天的战斗中，有的阵地已经出现了用石头打击敌人的情况。为了支持第一线战斗，每天夜间，红24军的后勤人员和支前群众，马驮人扛，从罗山甚至新集把第二天需要的弹药运到前线。连派人到营部、营派人到团部、团派人到师部、师派人到纵队部坐等，弹药一到，立即分发，保证把子弹、手榴弹等弹药于拂晓前送到战士手中。利用战斗间隙，第一线的部队已经得到了新的补充。 紧张的调整部署一一就绪，真是铁拳在握，严阵以待，只等着敌人前来就范了。 12日，天刚拂晓，国民党军35师最精锐的103旅在飞机和重炮的掩护配合下，采取两翼突破、夹击楠杆的战法，全力向红军阵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炸弹、炮弹雨点般地落在红军阵地上，刚刚修复的工事，大部被毁。开阔的山坡上，整团、整营的“马家军”，由“敢死队”作前导，象黄色的蚂蚁，哇哇叫着冲上来。红70师沉着应战，以机枪、步枪、手榴弹把敌人杀伤了一批又一批。敌人冲到了阵地前沿，战士们端起了刺刀，奋勇迎了上去。 一场混战接着一场拚杀，前面的敌人打掉了，后面的敌人还在往上冲。红军战士们打红了眼，只要还有一个人，决不后退一步，掩体打塌了，跑到战壕里打，战壕打平了，再转到弹坑里打，打光了手榴弹就拚刺刀，拚石头，反复冲杀。正在危急的时候，预备队冒着敌人的炮火拦阻，从侧翼反击上来。震天的喊杀声，压倒了敌人的炮火。敌我双方展开了剧烈的争夺，刺刀对马刀，枪口对枪口，推过来，推过去，没有间歇地杀了七八个来回。只见阳光之下，刀光闪闪，血肉横飞，直杀得敌人所谓的“敢死队”成了“送死队”，尸横遍地，血溅山坡。敌人终于被打退了。 上午10时，前沿捉到一个俘虏送到了军部。这家伙说宁夏话，象个疯子一样，不停地喊着：“你们把我活埋吧！”“你们把我活埋吧！”“我不活了！”当把他押送走的时候，他躺在地上耍死狗，还是一个劲地大喊大叫。向他宣传俘虏政策毫无结果。红军首长认识到，面对“马家军”这样的敌人，不可小看，必须认真对付。 遭到痛击的敌人，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又不顾死活地一次一次重新组织冲锋。头戴大盖帽的军官，好象吃了“刀枪不入的护身符”一样，举着马刀跑在队伍前头。他们把尸体垒作活动工事，向红军阵地一步步推进。进攻的凶猛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红军阵地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不管是坚持在阵地上的防守部队，还是作为二梯队的反击部队，都经过与敌人反复拚杀，伤亡很大。红70师的师长程绍山向军部报告前沿战斗情况说：“战士们打得非常英勇，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电话里传出了连续不断的轰响，这是敌人的炮弹在师指挥所附近爆炸。 “要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死守阵地……”没等肖军长把话说完，电话就不通了。 严重的情况早在蒋先云预料之中，蒋先云还准备着比这更严重的情况。在这样的时候，胜利往往决定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指挥员的坚定、沉着、顽强，就是关键性问题。正在这时，电话又接通了。蒋先云拿起话筒对红70师政委关叔农说：“你告诉程师长，一定要死守，敌人打到哪里，哪里就是第一线，一步不能退！”关政委表示：“请特派员、军首长放心，我们决不后退一步！” 蒋先云提出把预备队红71师移红70师阵地侧后山上，以备在敌人危及我阵地时，从侧翼打下去，歼灭敌人。肖军长即告红71师师长高建斗，政委封俊执行。同时命令炮兵全力打击向楠杆方向进攻的敌人。 下午，战斗更为激烈。红70师团营之间的电话线全被炮火打断，各阵地指挥员发挥独立作战精神，与敌奋战。　程师长抓紧战斗间隙挨个去动员各团、营：“敌人正在垂死挣扎，我们要以一顶百！没有子弹还有手榴弹，没有手榴弹还有刺刀，石头也是武器。死守阵地，寸土不失，实现我们的决心！” 马鸿逵带35师营以上军官到前线侦察地形。他下达动员令：“我们35师自中原大战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明天一战，全靠诸位奋勇向前。身先士卒是35师的传统。率先冲上阵地者官升一级，后退者杀无赦！” 9月13日拂晓4时30分，楠杆阵地被炮火覆盖。5时，35师103旅在督战队驱赶下，开始波浪式冲击攻击。第一波全端冲锋枪，带大盖帽军官在最前面，猛烈冲锋，很快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接接着第二波，每人端一挺轻机枪，冲到第一波溃败的地方立即倒地，推着尸体，一步步向前推进。 红70师伤亡惨重，预备队红71师投入战斗。 接近黄昏，马鸿逵拿出杀手锏：以104旅为主，会同103、105旅的残余军官和骨干组成“敢死队”，排成密集方阵，赤身**，头缠红布条，身背大刀，端着机关枪、冲锋枪，密密麻麻，成群结队向楠杆蜂拥而来！ 许多阵地被突破，刀光血影，惨烈无比。红71师养精蓄锐，当即与敌军展开了惨烈的肉博战！金乌西坠，玉兔东升之时，红24军预备队开始反击，炮火向敌纵深射击。3门重炮的炮弹只要落入敌群中，一炮就能杀伤数十人，予敌以极大精神摧残。 这一天，是国民党军35师投入兵力最多、火力最猛、进攻最凶的一天，也是对楠杆存亡有决定意义的惊天动地的一天。但是，马鸿逵投入的赌注越大，输得就越惨。号称常胜不败的35师，在英雄的红军阵地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在那乌黑的血泊里的尸堆中，几乎包括了35师全部的“敢死队”。 激战中35师104旅副旅长马登科被击毙，该旅有1个突击营遭红军“重炮”压制无法前进，后面有督战队压阵不敢后退，只好在团长马鸣池率领下全部向红军投降，被押送到后方。 35师回民居多，不吃猪肉，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每到一地都如狼似虎一般，大量宰食老百姓的耕牛，红军指战员火冒三丈，气得够呛。肖军长对马鸣池说：“35师的官兵们，你们都睁开眼看看，数一数杀了多少耕牛？你们才开来两天，就杀掉二三十头耕牛，长此下去，还有老百姓的活路？老百姓痛恨你们，打骂你们一伙当官的，都是因为你们没有一点人性，造孽太深，天理不容！老百姓叫你们赔偿损失，完全是应当的，就是把你们几个当官的千刀万剐，也解不了老百姓的心头之恨！今天，若不是红军纪律严明，老百姓会把你们砸成肉泥，用唾沫星子喷死！” 他缓了口气儿又说，“听说你们这个35师，是从西北宁夏一带开来的，路程很远很远，是啊，你们能够开出潼关，为什么不去山海关攻打日本？你们出了潼关，偏又开到大别山攻打红军，红军跟你们井水不犯河水，到底为了什么？你们都捂着胸口想想，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嗯？你们说说！”讲到这里，他不由把两手往腰里一插，眨着一双试探性的目光，朝俘虏群里扫视了一遍。 鸦雀无声的战俘群里，瞠目结舌的、垂头丧气的、默默祈祷的、擦鼻子抹眼泪的，各种不同的表情神态，无所不有。这时，政委庞永俊又亮开嗓门讲道：“老实告诉你们，红军对待你们还是有所区别的，首先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能够优待的尽量优待；你们的去留问题，我们也将很快做出决定。可是，我也要警告你们：从今往后，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哪个胆敢继续作恶，与红军为敌，绝没有好下场！” 马鸣池团长是回教徒，一再哀求说家有老母，指望红军饶个活命。蒋先云知道这班俘虏无法改造，与其杀掉几个军官，倒不如全部予以释放，日后也许会起点瓦解敌人内部的作用。大家都以为很有道理，决定一个不杀，战后全部予以释放。 遭受空前惨败后，马鸿逵的第2纵队被迫止步于楠杆阵地前。北线的国民党军二十路军命运已定。果然，9月16日下午，在罗山前线的蒋先云和红24军军部接到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吉鸿昌、参谋处副主任李明瑞和红八军团的军团长许继慎、政委倪志亮联名发来的电报，称已于9月16日清晨大部歼灭敌二十路军，歼敌3万多人，正在打扫战场、清点战果中。 9月10日，红1军3万人和红17军2万人星夜北上，合计5万人，对国民党军第1纵队（二十路军2个师和由豫南土匪部队改编的45师）3个师、4万人形成了相对优势。但这3个师都是土匪部队改编而成，战斗力不强，一触即溃，但逃跑保存实力倒是擅长，尤其是45师的师长戴民权更是“逃跑专家”。 宋天才指挥第1纵队从正阳、新蔡南下，一路顺利攻下息县，留下少数力量和后勤部队在此作为后方基地，宋天才亲率主力南下潢川，企图攻下豫东南第一重镇，向蒋介石邀功。 防守潢川的红军是豫东南道委书记甘济时指挥的豫东南独立第1、2师，他们依靠布设大量石雷和灵活的战术，使第1纵队举步维艰，但激战中甘济时英勇牺牲。宋天才邀功心切，留下45师继续进攻潢川，以二十路军75、76师分别从东、西面绕过潢川，分两路南下直扑鄂豫皖根据地的心脏——新集。东路的75师迅速夺取潢川以南的仁和集、东南的双柳树和潢川、固始间的桃林铺；西路的76师攻光山县城不下（豫东南独立第3师在此防守），于是分兵夺取光山以南的椿树店、槐树店、彭家店等地，与仁和集的76师接上头，准备合兵南下新集。 此时红八军团趁敌军分兵后兵力单薄的有利时机，突然发起猛烈的攻势，先将敌分割包围，尔后予以各个歼灭。。 9月12日，战斗在潢川、光山东南的广阔地域里全面展开。季振同、黄中岳的红17军突然直插璞塔集、彭家店地区，中心开花；红1军红31师直出椿树店、槐树店，红32、33师分别包围双柳树和仁和集，把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割裂成几块，为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条件。 双柳树为商潢公路上的要点。国民党军76师的师长王凌云率部进驻该地后，即加紧修筑碉堡工事，作为向根据地腹地大举进犯的前哨据点。 红32、33师对敌包围圈已形成。各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和参谋人员，都下到团指挥部位置，每人紧紧抱着电话机，急待军团的命令。 此时许继慎、倪志亮坐在电话机旁。参谋长张生华手抚电话的把柄说道：“各师已进入指定位置，都急不可耐。那么，总攻……” 许继慎说：“不忙。”他缓步走到全壁挂图面前，张生华将放大镜递给军团长。 许继慎把敌我的态势反复核查校间之后，转身说道： “四面围攻，不行，太紧，太紧！”他摇摇头，踱了几步，高声说： “部署要改，改为围三阙一，网开一面。” 张生华：“嗯？” 倪志亮政委点点头：“是的。围得太紧，逼敌作困兽之斗，势必加大了伤亡。”他深深地吸一口香烟，吐出一团白雾：“按照军团长的指示，部署围三阙一。虚留一条生路，诱他突围。” 许继慎：“命令33师，利用双柳树以东、环山以北的开阔地带，布成袋形阵地，以便歼敌于突围的途中。命令32师从西南加紧猛攻。” 这一“围三阙一”的部署，充分表现了许继慎机智灵活的指挥艺术。 红32、33师对付敌76师1个加强师，在兵力对比上并不占绝对优势，况且敌据守于工事之内，强攻硬打不易奏效。采取“三面包围，网开一面”的战法，诱敌撤离既设阵地，这就为红军歼敌于运动之中打下了基础。 12日深夜，红32师隐蔽在双柳树以南的麦地里，等待着攻击时刻的到来。蚊虫叮咬使人烦躁不安。下半夜又下起了露水，开始还比较惬意，后来衣服湿透了，红军战士们都盼着天亮。 东方终于露出了一片曙色，少顷，一排排炮弹从战士头顶呼啸而过，这是威震敌胆的“红军炮”开火了，攻击双柳树的战斗打响了！一个个重型炸药包在敌人阵地上爆炸闪光。围寨的南墙被轰开了一个缺口，许继慎立即命令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号音未落，突击营象离弦之箭，飞快地向敌人扑去。 在红军声势强大的三面攻击下，守敌果然向北突围。 豫东南的村镇，大都筑土为城。寨门不大也不小，两辆牛车在门洞相遇，互相礼让，小心翼翼地擦墙而过，才不至于堵塞交通。千多户人家的双柳树，此夜兵马爆满，人无立足之地，马无举蹄的空间。人与牲口的呼吸和汗味，拧成看不见推不动的龌龊刺鼻大气团，使人窒息难耐。突然，摇天震地的炮火飞来，仿佛要把双柳树翻个底朝天。 突围的部队人踩人、马踏马，蜂拥冲出北门。出了北门几里运动到蚂蚁潭地区，班长找不到士兵，上级找不到下级。黑咕隆咚，死神压顶，乱成一团。正在恐怖和慌乱中，红军从远处射来连串的照明弹，悬在夜空，照得双柳树寨内寨外一片通明。突围的人，眼前雪亮，夺路奔跑。截击的红33师，看清了密麻麻乱哄哄的目标，轻重武器一齐喷射钢铁的火焰，枪弹炮弹发出暴风雨般的轰鸣，刹那间，草黄色的人群，倒下一片又一片。兵败如山崩，1个加强师的人马，没有来得及举枪还击，一会儿的工夫，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就地投降。 76师的师长王凌云混在残兵之中，冲出了重围，直奔桃林铺而去。红军穷追猛打，至薛店地区将逃敌全部消灭。敌76师226、227、228旅被全歼，228旅旅长范龙章被击毙，226旅的旅长李万如、227旅的旅长李万林被俘。 双柳树之76师被歼，仁和集之敌频频告急，使宋天才慌了手脚。他急忙将驻桃林铺的二十路军总部特务团调回傅店归75师指挥，又从原驻槐树店75师的3个旅中各抽1个团，由75师师长李亚光率领进占璞塔集，企图屏障潢川并伺机南援。宋天才这样乱七八糟地北调南遣，充分暴露了其愚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35 部分阅读 由75师师长李亚光率领进占璞塔集，企图屏障潢川并伺机南援。宋天才这样乱七八糟地北调南遣，充分暴露了其愚蠢和慌乱。此时，战斗的发展已由不得宋天才了。李亚光率领的4个团刚到璞塔集，就被等候已久的红17军三面包围。敌虽妄图依托围寨顽抗，但立足未稳，仓猝应战，不到一天即被全歼，李亚光也被活捉。 槐树店的75师3个旅余部3个团军心动摇，斗志消失，防守寨西的1个团抢先向西突围逃跑，其余敌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红31师乘势突入寨内，将其歼灭。突围的敌人也没跑多远，就被红17军全歼于谭楼地区，生擒223旅旅长韩文英、224旅旅长史克勤、225旅旅长卢天福。 红1、17军趁势向北卷击，国民党军45师的师长戴民权再次带头逃跑，全师崩溃，大部被红军所俘。红军猛烈追击，占领息县，缴获敌1纵队在此的大批辎重给养。只有桃林铺的二十路军指挥部得以全部退回新蔡，但宋天才手下已没有成建制的部队了。宋天才随即被蒋介石革职查办，二十路军也被中央军吞并，这支“镇嵩军”怪胎就此结束了自己的历史。 此次战役通称潢光战役，时间短，战果大，前后只用5天时间就歼灭了敌人正规军6个旅和反动民团一部，毙伤俘敌3万多人，缴枪2万余支，火炮数十门，收复了被敌侵占的地区，并扩大了部分新区。 迅速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敌人是这次战役的主要特点。红军先以红17个军直插璞塔集，割裂了敌人的防御体系，创造了红1军全歼双柳树、仁和集敌军的条件。同时，红军指挥机动灵活，部队行动迅速隐蔽，也是这次战役成功的重要因素。 此役俘虏、武器除补充在楠杆与敌马鸿逵第2纵队血战的红24军的损失外，红1、17军各补充万余俘虏和大量武器。红17军壮大到3万多人，成为红四方面军又一支主力军。这支西北军起义部队上下士气高涨，原先一些犹豫的军官也打消了疑虑。红1军增加到4万人，兵力之雄厚居红四方面军各军之首。 至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皖西、鄂东北、豫东南共歼敌15个旅，基本上打破了三个方向敌军的攻势，补充了大量俘虏、武器，进入紧张迅速的整补中，准备全力迎击从平汉路东进的国民党军此次围剿的主力：卫立煌、陈继承纵队。 （注：本章情节也许有人质疑，谓国民党军不致如此之弱。其实本章情节均有所本： 历史上1948年塔山阻击战，尽管独立95师悍勇无比，还是有1个营在东北野战军炮火打击下全部投降。由此可见东野炮兵之强大，95师的顽强程度还是不能与日军相比。 历史上的1933年3月，马鸿逵的35师调驻新集，徐海东率红25军突袭该师104旅，以极小代价在郭家河街头、二道河西南洼地全歼该旅2个多团，毙伤数百人，俘敌团长马鸣池以下官兵2000余名，缴获山炮1门、迫击炮8门、机枪12挺、长短枪2000余支。可见马鸿逵的35师战斗力还是不及罗奇的95师。 1945年的上党战役，刘伯承以3万对3。8万的劣势，全歼阎锡山晋军3。5万人，其中俘虏3。1万，毙伤4000人。刘伯承部装备极差，许多战士用大刀长矛，步枪一般只配5发子弹，只有6门山炮。而晋军有1个24门山炮的1个炮兵团，有机枪2000多挺，迫击炮上百门，每名步兵携带200发子弹。且正值抗日战争结束，晋军以胜利之师自居，士气较高，缴获大量日军武器装备精良。而由豫西土匪编成的“镇嵩军”战斗力还不如晋军。 为尽快进入抗日战争主题，本文有关内战的章节从简，望大家谅解）。 第十七章：深秋决战（3） 9月17日，蒋先云赶回了七里坪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在率领红9军和警卫师取得三角山洗马畈大捷后，徐向前、曾中生、段德昌也回到了总部，部队则在休整中。 刘伯承递过了两封电报：“这是中央关于鄂豫皖粉碎敌军第四次‘围剿’的指示。” 蒋先云仔细阅读了电报内容。 第一封电报指出：“我们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第二份电报指出：“红四方面军半月余激战三次，在三个方向重挫了敌人，取得了重大胜利，为打破四次‘围剿’奠定了极好的基础。但红军目前尚须力求避免过大的牺牲，须争取便利于消灭敌人主力卫立煌、陈继承纵队各一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在一次激战后，须力争相当时间的休息与补充，以免过度的疲劳而影响和减弱红军战斗力。敌急迫亦宜以游击战术去疲劳与扰乱他，以争取便于消灭他的有利条件。若机械地固守一地，求战太急，反足以招致自己损失大、敌人不能消灭的不利条件。望你们注意这一战略的运用，要努力争取消灭卫、陈纵队的胜利，以彻底击破敌人，完全粉碎敌‘围剿’。” 蒋先云知道这是**、周恩来同志共同发出的，电文里所体现出的人民战争的思想框架，正是日后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发展壮大并最终彻底战胜敌人的根本保证。红四方面军坚决执行，就走上了人民战争的思想轨道。 刘伯承说：“中央的指示来的及时啊。卫、陈纵队是敌军主力，各有3个德械化的王牌师，都是甲种师编制，每师1。5－2万人，我们一次要吃掉他一个师还很困难，但可创造战机歼其1－2个旅，使部队保持元气，不致于过度疲劳，为此就需要游击战术疲惫敌人，必要时还要在战略要地以一部坚决组织防御，保证主力作战。” 蒋先云问：“现在敌军态势如何？” 蔡申熙说：“由于为地雷所阻，以及游击队、赤卫队的骚扰，敌军卫、陈纵队进军缓慢，目前陈继承纵队进至大新店，宣化店、花山集一线，直扑七里坪而来；卫立煌纵队进至夏店，蔡店、长轩岭等地，攻向红安。两纵队均已迫近根据地中心区域，看来西线几场大战恶战不可避免。” 徐向前说：“我军必须集中力量先打破其一路。4军养精蓄锐，9军也已基本恢复，现在豫东南的1、17军也将加入西线大战，这样我们就集中起4个主力军，对付敌6个德械师，应该说还是有把握的。24、25、27、28军以及地方独立师继续担任各自方向的牵制任务。” 曾中生说：“问题是我们目前只有4、9军以及警卫师可用，而敌情已十分紧急，必须先挫敌锐气，延缓其攻势，等待1、17军南下投入战场。” 段德昌说：“我建议先打陈继承纵队。陈继承虽然号称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但有名无实，指挥能力远远比不上卫立煌。加之这个纵队的第2师年初在鄂豫皖几乎被全歼，虽然重建，但战斗力不可能完全恢复，是敌军一支弱旅。” 这时蒋先云说：“我同意段主任的观点，先打陈继承纵队，但不同意打第2师。” 在座众人吃了一惊，因为段德昌建议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蒋先云心中苦笑，他之所以不同意打2师，是因为历史上2师参加了长城抗战，师长黄杰也是坚决抗日的（与前师长汤恩伯不同），因此不想消灭这支抗日劲旅。但这些未来资讯不可能透露，蒋先云只好硬着头皮说： “2师大部虽在年初商潢战役被歼，但蒋介石以该师逃出的2000人为骨干，加上中央军校的大批军官重建该部，战斗力不弱，师长黄杰又是黄埔一期、中央军名将，中原大战两次力挽狂澜，救了蒋介石性命，不好对付。且该师被歼过一次，行事必然谨慎，从蔡参谋长刚才的介绍看，该师一直猬集一团，我军很难分割。而陈继承纵队另2个师3、80师则不同，内战以来一直未受挫，换装德械后更加骄横，不把红军放在眼里，戒备心不强。从2个师的部署看，各旅之间均有间隙，且前进速度不同，这就为我们分割包围歼其一部创造了条件。而且这2个师的师长李玉堂、李思愬指挥能力也不及黄杰。所谓‘三李不如一王’。” 黄埔系有“三李不如一王”的说法，讲的是在国民党军中，同样出身山东的李仙洲，李玉堂和李延年，虽然都是黄埔一期生，却没有小同乡王耀武更夺目。凑巧的是，这“三李一王”都在此次围剿鄂豫皖的主力师中，李玉堂是3师的师长，李仙洲是3师9旅的旅长，李延年刚接替蒋鼎文任9师的师长。王耀武则是总预备队俞济时88师的补充旅旅长。 在座众人同意了蒋先云的意见，蒋先云略感内疚。 这时蔡申熙说：“我看就以警卫师阻击敌2师，4、9军各包打敌3、80师各1个旅，速战速决解决并退出战斗，保持元气。” 左权补充说：“阻击战要特别防敌狙击手，前段时间的阻击战中游击队遭到敌军狙击手的冷枪射击，损失不小。” 徐向前说：“这是个问题，我们也要集中特等射手进行反制。” 部署已定，集中在七里坪的红四军团开始迅速行动。 秦基伟的警卫师在华家河附近构筑了坚固的阵地，迎击黄杰的2师。 第2师于商潢战役中惨败，黄杰取代汤恩伯，将部队撤至信阳，“严加整饬”，用国民党军政部官员的话来说，是“全师赖以复振”。此次“围剿”，蒋介石特今黄杰率部做陈继承纵队的前锋，要雪商潢之战之“耻”。黄杰1923年冬与陈赓、李默庵等20余人一同考入黄埔一期，毕业后在蒋系第1军何应钦手下东征西杀，参加过几乎每一场大战，7年中由中尉排长升为中将师长，可见智勇兼备。对于徐向前这位黄埔同窗，黄杰虽印象不深，却对他率红军不断取得震惊全国的大胜深感畏惧，故行动谨慎。 面对红军警卫师的防线，黄杰知道遇到了红军主力师，不同于之前的地方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2师几次冲锋相继被杀退，副师长、号称“拼命三郎”的柏天民亲到前线督阵，看到畏缩不前的军官和士兵，立即枪毙。两军从上午血战至黄昏，秦基伟也打红了眼睛，见敌势少挫，率领一支敢死队扑向敌阵。敌军大溃，柏天民措手不及，被乱枪击毙。红军歼敌近千名，自己同样损失不小。黄杰见势不妙，下令暂停进攻，整顿部队。 李玉堂的3师装备精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老师长就是陈继承，1932年5月陈继承升任第1军军长，李玉堂升充师长。时该师第7旅撤销，原旅长贺光谦升任副师长，陈明仁的独立旅则拔属第89师。3师此时下辖辖第8、9旅，旅长为许永相、李仙洲。 据宋侃夫破译的电报河前线侦察，3师为抢先夺占七里坪，迅速推进，已进至七里坪西北的郭家河。徐向前看准这个机会，9月18日电令王树声率红4军秘密北上，在陈店地区隐蔽集结；同时，指示一部游击队伪装成红军正规军继续西撤，以迷惑对方，又指示赤卫队伪装成地方部队“休息整理”或“修补工事”，诱使李玉堂大胆地向七里坪跃进。这一切，果然使李玉堂造成错觉，以为红军主力已避战而去，立即向七里坪急进。 徐向前断定3师从郭家河向七里坪急进途中必将经过陈店，而郭家河至陈店沿途二十里间地势险峻，两侧高山绵亘，可以埋伏大部队，是有利于在运动中歼敌的极好地形。于是，他在19日向王树声、王宏坤发出急电，指出：“敌李玉堂3师于明起向陈店中屋村前进，4军主力应在陈店中屋村间实行突击李师的任务”，并指出需要注意的各项战术问题。根据徐向前的部署，红4军迅速地隐蔽集结于陈店附近山地。9月20日中午，3师8旅的3个团果然闯进红军埋伏圈，又没有后续部队。傍晚，红4军敌军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先截断它的归路，再由两翼发动猛烈攻击。到第二天早晨，全歼进入该地区的2个团，只有第8旅旅长许永相和少数部队脱逃。 20日早晨，徐向前接到王树声、王宏坤发来的陈店初战结果的报告。报告中说：“陈店之敌于今早2时即解决，但约有1营左右逃脱。4军毙伤敌1000多人，俘虏约2000人，缴获机枪约40挺，迫击炮数门，步枪弹药数目现尚无法统计，武器弹药颇可补充”，“因夜间战斗我军伤亡不大”。徐向前为初战告捷感到欣慰，同时又发现红4军现在所处地理位置存在着危险，立即回电指出：天明后敌机“有向我现在阵地及中屋村东西大道轰炸的可能”，“4军现在地域过于突出，目标亦大，”规定各部队应分别转移隐蔽。徐向前料定李玉堂不会甘心失败，还会再派部队向陈店反扑，在21日晨8时再次致电红4军，指示他们“准备遭遇和消灭郭家河3师来援部队。”事情正如徐向前预料的那样，3师的先头部队被歼后，仍没有弄清红军兵力虚实，李玉堂继续派出9旅3个团，再次向陈店推进以求报复。21日，红4军在陈店打了第二仗，再次给进犯敌军以沉重打击。整个陈店战斗中，红军先后打垮李玉堂第3师的4个团。3师的惨败，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下令枪毙只身逃回的8旅旅长许永相，并将第3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 与此同时，李思愬的80师进至箭厂河，截断了新集和七里坪之间的联系。李思愬更率238旅南进至檀树岗，已逼进七里坪。刘英的红9军决心奇袭檀树岗，令红26、27师秘密进入檀树岗。红25师切断檀树岗至箭厂河的交通，由东向西攻击；红26、27师从正面攻击檀树岗。 红四军团政委傅钟随红25师行动。 天助红军。红9军21日发起攻击这一天，适逢大雨倾盆，雷电交加，敌第80师238旅全然放松了警戒。红9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238旅团团围住，不到4小时就结束了战斗。这一仗毙敌1000余，俘敌3000人，俘虏中有第238旅的旅长何文鼎。可惜李思愬乘天黑混乱之际，化装潜逃。 陈店、檀树岗战斗胜利后，徐向前写了《重兵围攻下的遭遇战斗》一文，结合这两次次战斗的实际情况，阐述了几个重要的军事原则。第一，这次战斗具有经过“长期并精细准备的特点”，充分地了解敌人，掌握敌情，指挥上有“计划性”，是“胜利的主要的和第一的因素”；第二，这是运动战的胜利，红军高度机动灵活，“能迅速的隐蔽的转移”，迷惑并引诱敌人，使他们“不知我军位置”，“不知我虚实”，“敢于跃进”，我军则能“正确地估计敌人的进攻方向”，“预先占领了待机位置”，以逸待劳，给运动中的敌军以突然袭击；第三，在“敌我兵力比较，我占优势”的情况下，在战役和战斗上“我们取得集中了较优势兵力，迅速地干脆地各个击破了敌人”，并肯定了发起进攻时“坚决果断”、速战速决，打歼灭战的战例，批评有的部队强攻设有巩固阵地的敌人，“盲目的再三重复不利的冲锋”，有的部队“没有迅速地勇敢地截断敌人的退路”，使可能被歼之敌逃脱；第四，肯定红军“夜间战术相当熟悉”，在优势装备的敌人面前，夜战能发挥红军的长处，达到好的效果。 至此，陈继承的第3纵队3个主力师均遭沉重打击，被迫缩回宣化店。冒进的只剩下卫立煌纵队了。 历史上卫立煌纵队给鄂豫皖根据地带来深重的灾难。该纵队的蒋伏生83师抄小路翻山越岭，直扑皖西根据地军政中心扑金家寨。没想到红军主力已经西撤。蒋介石正在为各部怯敌避战发脾气，听说卫立煌已经占领金家寨，大喜过望，亲去慰问。除给卫立煌巨额奖金外，还由国民政府明令，将安徽的六安、霍山、霍丘和河南的固始、商城5个县的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县治，命名为“立煌县”。 国民党统治时期，当时以人名作县名者，除孙中山的故乡广东“中山县”外，只有一个“立煌县”。 一个将军能混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够份儿了。 可“中山县”是一个民族对一位伟人的怀念，“立煌县”算什么呢？多少士兵的血？多少孤儿寡母的血和泪？蒋伏生率83师进驻金家寨后，一次就捕杀900多群众和红军家属。 “立煌县”，一座血腥的黑碑！ 20余年后的1960年1月，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抗日名将、合肥人卫立煌先生病重，他向家人检点往事，对自己内战时期给皖西人民带来的灾难深感内疚。 至于蒋伏生的83师，则是大别山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蒋伏生与“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是旅鄂中学的同班同学。1924年春，贺衷寒在汉口欣闻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兴奋不已，立即与蒋伏生结伴南下。他们由汉口去上海，即买当日由上海开往广州的轮船票。不料，当他们抵达黄浦江码头时，船已起航开往海中。贺衷寒急雇一小舢板，紧追该船，幸被轮上一青年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轮。上轮后，他询问那位青年的姓名，才知道他叫胡宗南，也是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的，此乃贺衷寒、胡宗南、蒋伏生相见之始。因彼此意志相投，日后便情同手足，私交甚深。由于与贺衷寒的关系，蒋伏生的83师与贺衷寒的蓝衣社关系非常密切。 蒋伏生是当年国民党军对红军根据地民众进行血腥屠杀的开创人和执行者。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其实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 蒋伏生交给别动队的具体政策如下：“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100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蒋介石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据国民党《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记载：人口9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3500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900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3000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1200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100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反动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当地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1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1000人。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4个县，安徽有5个县，河南有3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西方传教士回忆说：“……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17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载：“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革命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 如果不是因为传教士透露出来的消息引起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后来蒋介石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而现在，蒋先云绝不会让这种大屠杀在鄂豫皖上演，而蒋伏生的83师，就是红四方面军寻歼的主要对象。 就在红4、9军取得胜利休整之时，已大致整补完毕的豫东南红1、17军在吉鸿昌、李明瑞和红八军团的军团长许继慎、倪志亮的率领下，南下红安，正面迎击卫立煌纵队。 红17军急如星火，拂晓出发，季振同、黄中岳一路急行，实走120里山路，先头的彭国桢、李子纯的独1师于21日清晨赶到红安城西南的冯寿二地区休息待命。部队疲惫已极，刚要生火做饭，许继慎、倪志亮已率军团总部机关赶到。他们接到的第一个情报是：9月20日，卫立煌纵队李默庵的第10师已以优势兵力击败游击队河口独立团，占领河口。21日拂晓，该师由河口出发，向东攻击前进。 冯寿二村是当地比较大的一个村落，也是从河口方向通往红安县城的必经之路。村子四周都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和稻田。独1师走过村南时，同国民党军10师的先遣分队遭遇了。独1师是西北军30师改编的，是参加过中原大战的劲旅，作战经验丰富，加之行军途中时刻作好战斗准备，所以，与敌先遣分队遭遇后，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制人，手持大刀一阵猛打猛冲，一下子就把敌人的先遣分队打得跑了回去，并且活捉了几名俘虏。 这时，敌10师的后续部队也开始露面了。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和迫在眉睫的战斗，独1师先头部队迅速占领了冯寿二村的路口。同时，后续部队1个团也迅速赶了上来。由于高地附近都是稻田，稻田里又都是水，受地形限制，也不能做防御工事。所以团的主力部队只好在占据的这片高地上，集中兵力构筑工事，阻击敌人的进攻。 国民党军第10师是1931年5月由第45师改称（45师番号给了豫南土匪戴民权的部队），原师长就是卫立煌，副师长白兆琮，辖3个旅。10月卫立煌升任第14军军长，李默庵继任师长，旅长刘戡、徐敦荣，白兆琮代理李默庵的原旅长职务。同时，又调该师独立旅组建第83师。11月王劲修升任副师长。1932年7月徐敦荣左职，所遗旅长职由王劲修兼代。王劲修字健飞，湖南长沙人，是黄埔军校第一期、陆军大学第13期毕业。 10师由于对红军的情况不明，不知道红军的实力，因此也不敢贸然前进，就在对面的一个高地上，摆开了阵势，开始构筑工事。 敌我双方在冯寿二村南对垒，剑拔弩张，形成了一触即发局面，一场殊死的战斗就在这里打响了！ 10师首先发起了进攻。枪炮声开始轰鸣，“嗖嗖”的流弹乱飞，“轰轰”的炮弹不断爆炸。独1师1个团占据着方圆不到500平方米的一片高地，战士们在密集的枪炮声中，透过弹雨硝烟，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敌人的进攻动态，不断加固身旁的工事。 在冯寿二东方路口，许继慎心急如焚：敌人兵力雄厚，我军最先投入战斗的只有1个团，一旦冯寿二阻击阵地失守，让敌长驱东进，不仅红安不保，正在行进途中的我军也会被打乱，无法收拢，那仗就难打了。10师副师长王劲修见先头团受到顽强阻击，也令后到的2个团向两翼展开。红军新到的部队与敌人两翼部队又在冯寿二以西阵地两侧的稻田水网间遭遇，展开激战。 冯寿二遭遇战，战线越拉越长，战场越打越大，兵力越投入越多，正向一场真正的大战发展。 一阵枪炮声过后，10师开始了第一轮进攻。敌人在火炮和轻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穿过了红军阵地前沿的稻田地。因为稻田里又是水，又是稀泥，给敌人的进攻造成了很大困难。当敌人越过稻田地，来到红军阵地前时，连累带吓，人人气喘吁吁。这时，团长一声发令枪响，红军的火力突然猛烈射击，前排的敌人接二连三地倒下去，可是后面的敌人在督战队的逼迫下，还是一个劲儿地向前冲。 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后，红军的弹药不多了，火力也不像开始那样猛烈了。这时，有一股敌人趁机扑到阵地前。为了节省弹药，红军把敌人放到离阵地前沿只有几米远时，抽出身上的大刀从工事中飞身跃出，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大刀、刺刀在敌人身上、头上猛砍、猛刺，一时间阵地前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有的战士衣服被鲜血染红了，有的大刀砍钝了，有的刺刀拼弯了……在一片激烈的喊杀声中，独1师发扬西北军大刀队的传统，越战越勇。国民党军哪见过这种阵势，吓得纷纷后退，可是前面的敌人退下去了，后面的敌人又压了过来…… 就这样，杀回去，压过来，又杀回去，反反复复，连续打退了敌人五六次进攻，一直连续战斗2个多小时，敌人也没有突破红军的阵地，看看实在冲不过来了，才停止了进攻，龟缩到了进攻前的那片小高地。 趁着战斗间隙，红军抓紧时间安置了阵亡战士的遗体，包扎了伤病员的伤口，又检查了一下枪支弹药。团长重申了红军在战场上的纪律：活不缴枪，死不丢尸，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随后又逐级指定了代理人。 到了下午2时多，从上徐家方向又飞来几架飞机，在冯寿二村子的上空呼啸着、盘旋着。可能是因为红军正在同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敌机也没往下扔炸弹，只是在低空飞来飞去给地面的敌人助威。10师在空中武力的掩护下，又一次进攻开始了。 蜂拥而上的敌人，边冲边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冲上去！捉活的……”红军也装着精疲力尽、弹尽粮绝的样子麻痹敌人，趴在工事里一动也不动，等到敌人靠近阵地时，又猛地跃出工事，挥舞着大刀左砍右杀。这突如其来的一阵砍杀，又把敌人吓懵了，有的回身就往回跑，跑不及的吓得跪在地上举枪投降。 下午4时，独2师师长徐华荣、政委路耀林率领全师赶至，一直担心独1师守不住阵地的许继慎松了一口气，命令该师向敌左翼迂回，与正面阻击的独1师配合，向敌10师发起大反击。 独2师进展神速，最先从左翼杀进敌群，引起敌攻击线动摇。王劲修见左翼和侧后同时响起枪声，担心后路被抄，下令停止攻击，向后退缩。敌人军心动摇，阵势大乱。独1师从正面投入反击，向溃退敌人掩杀过去。王劲修退路被败军堵挡，回头与我军厮杀。这时天已黑透，红军越战越勇，敌军官兵只顾逃命。混战中，10师先头加强团2000余人被歼，副师长王劲修被俘，余部仓皇向河口方向逃遁。敌我在河口以东重新形成对峙局面。 蒋伏生的83师、汤恩伯的89师从夏店直扑七里坪，由此揭开七里坪大血战的序幕。83师是1931年10月以第10师独立旅和第52师1个旅及炮兵营和特务、工兵、辎重各1个连编成该师，蒋伏生任师长。89师是1931年12月以武汉要塞司令部所属改编成该师．钱大钧任师长。1932年5月钱大钧辞师长职，汤恩伯继任。 倒水河由北向南流经七里坪西门外，河东岸自北向南依次耸立着酒醉山、大小雾山和古风岭。9月23日晨，红4军红11、12师相继到达，立即沿倒水河东岸布阵。头天下午红4军军长王宏坤已率红10师由陈店直接赶至七里坪，控制了西门外一线山头，并派部队前出到河西，迟滞北敌人的先头部队。王树声让红4军在东岸一线排开：红11、12师居北，控制酒醉山；红10师居中，控制大小雾嘴山；警卫师在南，控制古风岭。各部随即挖掘工事，构筑多层阵地，组成防御体系，做好了大战的准备。王树声、傅钟将红四军团的指挥所设在大小雾嘴山山顶，然后一个团一个团地巡视各师阵地，指导各师确定防御重点，合理安排兵力。此后，又让各部在西岸设置了部分阻击阵地。王树声准备使用的仍然是他屡试不爽的老战法：先用顽强的阻击战大量消耗敌有生力量，疲惫其士气，待敌力量与士气渐次耗尽时，赶来的1、9军发起大反击，两翼迂回包抄，分割聚歼，将敌一吃掉！此战胜负关系重大，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积极地行动起来，动员当地政府，组织成千上万的群众，全力支援前线。 红10师的师长陈再道，政委叶成焕最早率部赶到七里坪。这里地形很好，两面是大山，有悬崖，倒水河由北向南流。这里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是根据地中心，群众条件好。听说红军要在这里打仗，无论男女老少全都出动，送茶送水，将花生、鸡蛋、鞋袜直往战士口袋中塞，还组织青壮年抬担架、搬运物资，儿童团站岗放哨。红军指战员激动万分，纷纷表示：誓死消灭敌人，保卫红色苏区，保卫父老兄弟姐妹。 陈再道、叶成焕观察地形后，以红28、30团控制七里坪镇子和两边山头，赶筑工事，并派出红29团向西前延伸到黄陂站、吕王城附近，控制一个大山头。 23日，卫立煌纵队83师向红29团发动进攻，红29团在地方赤卫军和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援下，凭险坚守，给敌以重大杀伤，将敌阻止在七里坪以西。吕王城一带及其以东的郭家四、贺家河、平顶山一线，山势很险要，红军占据山头，敌一爬山红军就开火，敌人攻了一天，不仅没有进展，反而丢下了大批尸体。 83师经苦战，占据了倒水河西面大山，并且主力已从七里坪的西北转到了七里坪的西南面，那一带山头较低，地势也较开阔，有利于大部队展开。红军遂在河东岸山头布阵。这一仗，红四方面军总部下了决心，要在这里给来犯之敌以狠狠打击，一鼓作气地将83师全歼！ 红10师是红四方面军、红4军头等主力师，是最老的部队，很能打仗，干部也都很过硬。叶成焕政委作了政治动员。他说：“我们过去不是一直是盼望打蒋介石王牌吗？现在他来了，你们敢不敢打？能不能狠狠地打？明天就要到战场上见功夫！” 9月24日拂晓，83师全线出动，从七里坪镇南五六里处的周家墩渡过倒水河，向红军阵地发起猛攻。红10师控制的悟仙山是其企图夺取的主要目标。赵赐吾率红12师在红10师左翼，控制的两个山在悟仙山左侧，敌要夺取悟仙山主阵地，必须首先夺取这里。因而这里的战斗尤其激烈。 83师的攻势很凶猛，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防守七里坪镇的红30团政委杜义德打来电话直接找陈再道，说敌人分几路攻镇子攻得凶，他们防守得很吃力，部队有些伤亡，营长也挂了彩，要求支援。陈再道考虑七里坪镇和我们主阵地之间是一片开阔起伏地，敌人以飞机大炮火力封锁很严，我若支援，必将造成重大伤亡。于是陈再道对杜义德说：“你们一定要打退敌人，保住阵地，别忘了你们是红30团！……” 七里坪大血战一开始便显出两军竭力拼杀，一决雌雄的特殊色彩。攻占了红军河西阵地的敌军在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以整团规模开始涉水渡河。东岸河滩阵地上，红军隐伏不动，进攻大小雾嘴山的83师60团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36 部分阅读 七里坪大血战一开始便显出两军竭力拼杀，一决雌雄的特殊色彩。攻占了红军河西阵地的敌军在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以整团规模开始涉水渡河。东岸河滩阵地上，红军隐伏不动，进攻大小雾嘴山的83师60团率先进至河道中央。这时就听对岸河滩红军阵地上一声枪响，警卫师突然开火，敌军官兵纷纷中弹，倒入河中。瞬时间，在他们的北翼，红12师前进阵地也向敌攻击部队发起火力袭击。鲜血迅速在河水中散开。敌人受此打击，慌忙向后逃去，成千人跳跃时溅起了白色或血色浪花。 “谁让他们退却的？……传我的命令，不许退却！”蒋伏生在一座不起眼却视野开阔的小山包指挥所里，放下望远镜，怒冲冲地喊道。 以后的红、白之战就进入到一种极为激烈、残酷的情景中去了。第一次攻击虽然失败，却让河东岸红军的伤亡，浓重的硝烟也妨碍了他们，不能对涉水过河的敌军实施有效的阻击。大批敌军一举涉过中流，与河滩阵地上的红军官兵展开肉搏。倒水河东岸，一时刀光剑影，热血飞溅。 83师的炮火继续向红军山腰和山梁阵地延伸射击，意在掩护对河滩阵地的突击。与此同时，蒋伏生命令2个旅的后续兵力全部投入战斗，巩固河东岸立足点，向大小雾嘴山山梁展开。大小雾嘴山北北麓，敌军一部过了河，与红10师前进阵地上的官兵展开厮杀。蒋伏生心跳得厉害，战局正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在北伐战场上，在中原大战的战场上，他每次总能出其制胜，今天同徐向前较量，幸运之神也许还与他同在！ 河东大小雾嘴山的山梁上，一个人从黎明起就隐在一座简单的掩体后面，透过漫山遍野的硝烟烈火，注视着山下河边的激战，他就是蒋伏生的对手徐向前。 敌前锋已越过倒水河，进至前沿阵地；敌正欲在山下河滩上建立起自己的立足点。然而这一切并不出乎他的意料。蒋伏生的战法乃是德军或者日军操典上的规定战法，他对这位黄埔同学在黄埔读书期间学到过什么一清二楚。 “给我接王树声！”他对电话员说。 送话器里传出红四军团军团长王树声沙哑的声音：“总指挥，敌人过河了，我想出击！” “好！注意，要合理使用兵力，防敌炮击！” “明白！”王树声说。 徐向前的电话转接到红4军军长王宏坤指挥所。 “王宏坤，放敌人过河！准备肉搏战，要一批批把他们消灭在河滩上！”他的声音压过战场上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传到王宏坤耳朵里。 “懂了！”王宏坤回答。 新任红10师政委叶成焕亲自下到河滩一线前进阵地组织反击战。红30团团长曾庆息随他一起杀下山腰地。 “同志们，与敌人拼大刀，将敌人杀回去！” 叶成焕大声呼喊，挥舞大刀，飞奔着跃下河滩敌我战阵之中。河滩阵地上的官兵们得到支援，士气大增。两军合为一处，形势为之一变。过河的敌人越来越多，陈再道不停地将红30团的兵力派下山去，投入肉搏战。敌我两军混作一团，两两相对，以命相搏，杀得天昏地暗。双方一直战到中午12时，83师的多次攻势被击退，1000余名敌尸倒在河滩上，红30团伤亡三分之一，团长曾庆息壮烈牺牲，叶成焕多处负伤，清澈的倒水河，此时已成为一条滚滚涌流的血河。 战斗开始时蒋伏生最担心的就是横在面前的倒水河，徐向前若令人死守这条河，他的部队虽众，也不见得真能突过河去，在他看来那无疑就是失败。现在他的担心不存在了，他的部队过了河，正在河那边与红军激战！ 蒋伏生的这种欢乐心情到中午时分却消失了。过了河的官兵相继被杀退，不是倒水河，而是红军在那边的一条阻击战。那些在阳光下寒光闪闪的大刀和枪刺！蒋伏生不承认他已经失败，下午2时，干脆命令预备队2个团也投入战斗，过河与红军厮杀。 大小雾嘴山上下，红4军3个师和敌83师3个旅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肉搏战！在红四方面军的战斗训练中，拼大刀和拼刺刀是基本功课。战斗此刻已完全变成红军的大刀和刺刀的杀敌表演。敌60团在河边和山腰上与红军勉强相持了1小时，终于在大批伤亡后被这种大刀战吓得胆寒心裂，全线崩溃。兵败如山倒，3个旅成千上万名官兵山崩水流一般向后退去。 徐向前此刻被山下的胜利激动得热泪盈眶。从早上战斗打响后他就在等待着，等待着敌势衰竭。这个时刻到了！红1、9军也及时赶到了！ 徐向前拿起电话听筒，让电话员同时给他接通所有3个军的指挥所。 “我是徐向前，现在我命令，各军立即开始反击！” 短短几分钟时间，出击的命令便迅速传达到红军每一个指战员。不仅徐向前在等待大反击的时刻到来，全军每一个指战员也都在等待着这一时刻。他们相信总指挥的指挥艺术，知道反击的命令下达之时，便是我军大胜的开始。南到古风岭，北到酒醉山，整个倒水河东岸的红军阵地都活跃起来。与敌军官兵溃逃的喊声相对应，红军官兵也齐声发出一声喊，这是冲锋的呼喊，是胜利的呼喊！徐向前、曾中生、段德昌站在大小雾嘴山山梁上，放眼望去，只见10万红军声震山谷，一齐杀过倒水河，杀向败退的敌军。七里坪之战，此时又全部移到了河西。三个人无论是谁，眼睛里都涌满了激动和喜悦。 蒋伏生几乎是在什么还不明白的时候发现部队已全线崩溃的。3个旅一下子从倒水河东岸败退归来。蒋伏生自黄埔毕业无年不战，身历百阵，这样的惨败还是第一次碰到。他发觉甚至败军逃命时发出的呼喊也成了一种真实的恐怖，让他内心深处打颤。蒋伏生很快反应是急调预备队1个团向倒水河西岸前出，堵住败军，阻击过河向白军纵深追来的红军，又向附近的89师救援，要求该师由北朝南攻击红军反击部队侧翼，策应83师预备队稳定河西。汤恩伯果然全师南下增援。 83师最后退却的2个团被堵在倒水河西岸一块狭窄的山地里，正好被三面冲杀过来的红10、11、12师分割包围。各路红军随即向敌83师预备队的阻击阵地发起突击。持续一天的肉搏战重新展开，不过它已不在红军的阵地前沿而在**的阵地前沿。日落时分，红10师首先突破敌阵地，与红12师反击部队配合，将汤恩伯的89师打得稀里哗啦。83师预备队阵地再次崩溃，2个团大部被歼，余众仓皇逃命。蒋伏生这时在左右两翼发现了新情况：红1、9军正向其纵深猛插！蒋伏生大惊，登时出了一身冷汗，意识到自己正陷入徐向前一个更大的战役企图中，跑得慢极有可能像厉式鼎那样做对方的俘虏。 “撤！快撤！”他叫起来，匆匆下山上马，率领一帮扈从向西狂奔。整个83师，此时师长成了一支快速逃命的箭头，万余残兵则像一张开满的弓，急急向西移动。 红军各部密切协同，猛打猛追，又歼敌2个团大部，直插白马嘶河。白马嘶河是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村庄，敌83师指挥所驻村内，红10从北面打进村庄，同时兄弟部队也从东南面攻入该村，一举将敌师指挥所捣毁，缴电台2部及大批军用物资。 后面就是卫立煌的司令部。卫立煌的司令部前面是灯笼山，攻下这座大山头，即可直捣敌司令部。 红军向灯笼山猛烈攻击，卫立煌急了，急令预备队89师增援，令左翼10师向南靠拢。 然而一切已经迟了。蒋先云早知道卫立煌的司令部设在此，红军敌后小分队已秘密潜伏在附近，此时突然发起攻击。卫立煌亲率特务连拼死抵抗。特务连武器精良，有几支当时国内少见的英式自动步枪，总算保护卫立煌杀出去，但整个纵队指挥已经瘫痪。 红1、4、9军合围态势已成，卫立煌第6纵队的83师被全歼，10、89师损失过半。 七里坪大血战是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最著名的一场大战。红军官兵牺牲3000余人，红9军军长刘英牺牲，由红25师师长许世友接任军长（红25师师长则由王新亭接替）。红军毙敌8000余人，俘虏过万，创鄂豫皖一次歼灭国民党军一个甲种德械化师的范例。蒋伏生开枪自杀，3个旅9名团长全部伤亡。 至此，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前后歼敌20个旅，近10万人。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到25万人。 巍峨大别山，苍茫鄂豫皖，那里一片红山褐土：山红，杜鹃花映的；土褐，烈士鲜血染的！ 第十八章：重返广东（1） 1932年5月15日晚。福州。驻闽绥靖公署官邸。 偌大的会客室只有一个人独自坐在中间的太师椅上，灯光把他消瘦的身影投在光洁的地板上，显得有些孤独。 他，就是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兼19军的军长蔡廷锴。 此刻他手中正拿着两本薄薄的小册子，眉头紧锁，显得有些焦虑。 叶挺风尘仆仆地进了会议室：“贤初，又有什么好书值得你挑灯夜读啊？” “希夷！这么快就弄好了？”看到叶挺，蔡廷锴就看到了希望，似乎一切困难就可迎刃而解。他急忙让叶挺坐下，命令卫士送上茶水。 叶挺饮了一口茶，轻松地说：“费不了多少时间。蒋委员长不是说，福建人事极为复杂，宜多用闽省人帮忙吗？我找了些地胆（广东话，地头蛇）一问，就知道了大概。加上改造社活动，很快就搞清了。” “一二八”淞沪大战后，十九路军在京沪一带整补了2个月时间，随即开往福建“剿匪”。陈铭枢的卫戍长官部撤消（陈铭枢已被迫辞职），将该部改组为驻闽绥靖公署，蔡廷锴任主任，将光鼐任福建省主席。 蒋介石使的又是他惯用的分化瓦解那一招。 因为当时靖绥主任是指挥全省全面工作的，军政一把抓，将光鼐是多年领导蔡廷锴的上级长官，一变为受蔡廷锴这个下级领导，十分不便。蒋介石把蔡廷锴提拔上来，就是制造矛盾，诱使其脱离陈铭枢、蒋光鼐的控制，便利他的指挥与宰割。蔡廷锴当然不愿干，蒋光鼐要蔡廷锴以大局为重，力劝就任。加上叶挺力劝，谓蔡廷锴拒不就任的话蒋介石就有了派他人来接替的借口，这样蔡廷锴才勉强就职。此时驻闽绥靖公署的参谋长是邓世增，副参谋长黄强，但两人生活腐化，不理正事，所以具体事务全由十九路军参谋长叶挺操办。 十九路军自“一二八事变”后成分日趋复杂，中上级军官已有趾高气扬享受腐化倾向。因为十九路军长期没有地盘，到处流动，久战之后到了福建，有了一个稳定地盘就想安逸。过去长期流动，一旦停止下来，成立家室的风气很普通。下级官兵认为打过日寇之后，不想再打自己同胞的观念很重。当时南京有蓝衣社（复兴社）组织，蔡廷锴为防止部队分化，想树立一个核心，于是接受秘书长徐名鸿建议，秘密成立一个改造社，蔡廷锴兼总社长，徐名鸿任书记，各师成立一个分社，由各师长兼分社长，分社之下设支部，社员以选拔优秀的中下级军官，特别是在十九路军服役时间较长、有一定知识的为对象。口号是对外主张团结抗日，对内防止腐化，发扬十九路军光荣历史。实质上成立该社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该社社员秘密防范蒋介石派人暗中渗入策动叛变，并防范蓝衣社渗入军队内部分化，作为上级将领的忠实耳目的一种小组织。叶挺认为这样一个组织也有必要，所以没有反对。 到了福建后，蔡廷锴即要叶挺下去摸清福建的省情，确定治省方略。不料不到两天，叶挺就回来了，颇出蔡廷锴意外。 这晚叶挺进入会议室后，没有急于汇报工作，而是问正在看书的蔡廷锴：“什么大作，可否拜读？” 蔡廷锴苦笑道：“还不是老军长的推荐，我正在为难呢。” 说着把两本小册子递给叶挺。老军长就是陈铭枢。 叶挺看了看，原来是《八闽军事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生产人民党党章》。 叶挺随手一翻：“看来老军长是煞费苦心啊。” 蔡廷锴问道：“希夷你怎么看？” 叶挺将两本小册子丢在桌上：“老军长研究佛学多年，还是没有看开啊。他久不在军中，但长时期以家长自居，把十九路军看作私人资本，领袖欲强，象这样随便插手军中事务，野心勃勃地不体念官兵牺牲奋斗的艰难，多疑善变，遇事投机，总想侥幸作孤注一掷。这个生产人民党是随便能成立的么？” 蔡廷锴一拍桌子：“希夷！你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说实话，我和老军长在私情上彼此也有隔阂，不如我和憬然（将光鼐字憬然）做到鱼水相依，甘苦共尝。前几日我和他联袂到闽，他即以太上皇自居，办事专断，不按手续，不择手段，不顾我的威信，今日在某团体演讲，明日又到某军某师讲话，大有不谈革命，不谈抗日民族就不能自救，自身就不能保的神气。他向我和憬然提出应迅速组织政府倒蒋，最好是联广东、广西一道合作，与各党各派联合组织民主政府，推李济深出来主持反蒋抗日大计，劝我答应这个主张，不计成败。如广东不合作，即和广西合作，否则两广都不合作，也要单独干。我和憬然则主当前不应公开反蒋，只有维持现状，搞半独立来聚积力量，连络四方训练干部等待时机，有了充分准备再干。否则现在反蒋，军事、财政毫无办法，搞起来只有失败，但老军长“大石砸死蟹”（广东话，以势压人之意），我们在他面前也便不坚持反对的意见，现在正在进退两难中。希夷，你这个智多星，可有什么办法？” “推任公（李济深字任潮）出来主持抗日大计当然好，但组织政府倒蒋绝不可行。” “哦？李济深和广西方面会同意吗？老军长恐怕不会答应不组织反蒋政府吧？” 叶挺微微一笑：“没有问题。太极拳中有一招‘野马分鬃’，本人自有办法，既可说动任公和广西方面，也能应付老军长的咄咄逼人。但当务之急不是这些，而是……” 蔡廷锴抢先说：“我知道，是如何在福建立足，站稳脚跟，作为十九路军的抗日基地。你觉得这个《八闽军事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如何？” “空中楼阁，不且实际。” “我也觉得如此。对了。这次要你摸一摸福建的省情，怎么这么快就有眉目了？说来听听。” 叶挺回答：“当前福建总的形势就是四个字：四分五裂。地方政权土劣横行，互相攻讦，苛捐杂税多达200多种，宗族派系间的械斗迄无宁日，民不聊生。在军队方面，福建全省有正规军3个师、省防军4个旅，但没有蒋介石嫡系军队，大都是地方土著及杂牌部队割据称雄。以建瓯为中心的是刘和鼎部56师，割据闽北地区；以邵武为中心的是周志群独立旅，割据闽西北地区；以仙游为中心的是陈国辉独立旅，割据闽东南地区，该部势力在省防军中最为强大，有7个团；以漳州为中心的是张贞部49师，割据闽西南地区；以尤溪为中心的卢兴邦部新编2师，割据闽中地区；以福安为中心的陈齐瑄独立旅，割据闽东北地区。其中以陈国辉部军纪最坏，跋扈横行，掳人勒索，无恶不作。卢兴邦号称‘闽北王’，盘踞尤溪、永安、大田多年，自设兵工厂，设卡抽税，该部有多少人枪无从知悉，是匪是兵也无所区别。” 蔡廷锴点点头：“我现在全面负责福建省的军政事务，第一步就是要整编军队，特别是49、56师和新编2师这几支杂牌军队是肯定要收编的，至于独立旅吗该收编的收编，该解散的解散。希夷，你认为应从何下手？” “49师最好办。4月份**率领的红军打下漳州，49师大部被歼，几乎全部日械装备被红军缴去，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蒋介石十分恼怒，早有记恨张贞之心。只有我们提出要求，将49师纳入十九路军建制没什么问题。闽北王卢兴邦的新编第2师实力很强，要硬夺不是没有办法，但他拥护邓演达先生的第三党，与黄琪翔也有交往，我看就保留他的部队，作为拥护我们的一支基本力量。刘和鼎的56师最麻烦，他的防区临近浙江，一向讨好蒋介石，自诩为浙南门户，蒋介石对他颇有赏识，我们很难动他。” “但56师地位十分重要，始终对我们是个隐性威胁。” “贤初放心，我已有对付他的办法。刘和鼎的老巢在建瓯，靠近闽西北。我已得到可靠消息，红军即将向闽西北发起攻势，准备打下邵武。邵武就在建瓯附近，他刘和鼎出兵责无旁贷。我们到时就以召开作战会议为由，来一出鸿门宴，杯酒释兵权，将56师夺过来，造成既成事实，到时蒋介石也没有办法。” 蔡廷锴大喜：“好计！蒋介石一连几封电报催我出兵打红军，到时我叫刘和鼎来开会部署剿共事宜，他要是敢不来，就是抗旨不遵，我就名正言顺把他拿下，治他个剿共不力之罪，蒋介石也没有话说。这样，刘和鼎来与不来，都逃不出希夷你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啊！” 两人同声大笑。 蔡廷锴顿了顿，说：“省防军4个旅怎么办？” 叶挺回答：“杀鸡警猴！陈国辉罪大恶极，可设计将其扣留并处决。蛇无头不行，我们就此改编他的7个团，新编成1个师，安置一批在淞沪抗战中立有大功的军官。陈国辉一垮，其余几个独立旅势必不敢顽抗，只好任我们改编。还有，处决陈国辉会得到民众的大力拥护，也为我们打下民意基础。” “这叫一箭双雕！对了，说到基础，你认为《八闽军事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不行，是不是心中有了更好的规划？” 叶挺突兀地回答：“没有。” 蔡廷锴不禁愕然：“现在十九路军好不容易有了地盘，这根基……” 叶挺突然双眼凝视蔡廷锴，神情凝重。蔡廷锴见叶挺神色郑重，但猜不透背后的玄机，有些茫然：“希夷，你这是……” “贤初，你真想以福建为根基吗？” 蔡廷锴叹口气说：“我们只有这块地盘了。” “独在异乡为异客，十九路军的地盘不在这里！” “在哪？” “广东！” 蔡廷锴大吃一惊：“希夷！这话怎说？广东当然好，但陈济棠怎么会允许我们回去？我探过他口风，他答应每月支付十九路军20万大洋，但条件是决不能过界。” “陈济棠不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夺！” 蔡廷锴吃惊更甚：“这不行吧？陈济棠有正规军15万，加上百万民团，足有120万武装力量，兵力之雄厚居全国各省之首，空军之强大甚至超过中央空军。我们刚与日本人大战一场，老兵已不足万人，全军不过3万，士兵们不想打内战，且刚到福建还未立稳足，这仗怎么打？再说，就算你希夷智比诸葛，算无遗策，也非把广东打烂不可，岂不伤我抗日元气？” “贤初放心，我并非狂妄得不知天高地厚，山人自有妙计，两月之内重返广东，且兵不血刃！” 蔡廷锴呆坐在太师椅上，惊愕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希夷，你打日本人奇谋叠出，那是天下知名，无人不敬佩。但说兵不血刃就将拥兵120万的‘南天王’、老狐狸陈济棠拉下马，这，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叶挺胸有成竹地说：“如果是硬桥硬马和陈济棠开战，那恰如小孩与大力士角力，绝无胜算。且国难当头，我们广东人怎能兄弟阋墙，自伤元气呢？但贤初你也知道，太极拳中有两大绝招，却正好用在陈济棠身上。” 蔡廷锴好奇地问：“哦？是哪两大绝招？” “‘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 蔡廷锴虽然听不出头绪，但他对叶挺非常信任：“计将安出？” 叶挺曰如此如此。 蔡廷锴腾地站起，喜上眉梢：“果然精妙！虽诸葛武侯复生亦不及也！希夷，此计若成，你就是十九路军再生的大功臣！不，是中华民族抗日大业的大功臣！” 叶挺微笑说：“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对建设福建没有规划了吧，这就是‘李代桃僵’之计。当下最重要的是把兵权抓在手，其余事还须从长计议。” 第十八章：重返广东（2） 离开蔡廷锴官邸后，叶挺连夜对有关事宜进行谋划，因为时间已经非常紧迫。 先是用计将陈国辉扣留，在当地人民请求下，加以处决（这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保福建东南一方平安，同时借机宣布废除苛捐杂税。这些赢得百姓奔走相告，连一向为地方割据势力敲诈勒索之苦的士绅也大加褒扬，使十九路军在福建赢得极好口碑。蔡廷锴将该部7个团改编为补充师，以“潮州硬汉”翁照垣为师长，军官多以潮汕人充实。因闽南方言、风俗与潮汕非常接近，故改编工作比较顺利。 经蒋介石和军政部同意，将驻防闽南一带的49师重新编组，免去张贞师长职，以张炎任师长（这也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把这个闽南土著的蒋系军队加以彻底解决，使闽西南无异己部队。 5月中旬，红军进攻闽北邵武、将乐以西地区，蔡廷锴以剿共为名，在延平（今南平）召开军事会议，通过“鸿门宴”解除56师的师长刘和鼎、驻邵武的独立旅旅长周志群的兵权，并送两人“出洋考察”，独立旅编入56师，连以上军官均由十九路军派员充任。 将连城保安团华瑞延，龙岩保安团谢兆麒、罗凤岐，上杭保安团钟绍葵，长汀保安团马鸿兴等部加以整顿加强装备与政治训练，作为闽西武装部队，使十九路军无后顾之忧，切实监视粤军在闽、粤边的活动及清剿散匪。其中以马鸿兴部战斗力较强（历史上“福建事变”后，上述这些地方部队曾英勇地抵抗反击蒋系中央军，保卫福建人民政权。马鸿兴部在掩护十九路军总退却时，在闽南洛阳桥抵抗中央军精锐卫立煌部，立下卓著战功）。此外还收编所谓“民军”。福建有一类地方武装叫做“民军”，但非人民武装，又非纯粹的土匪，它一面抗拒当地政府，一面又向防区农民横征暴敛以养活这些武装，对外设卡抽税，对内却不掳人勒赎。当时在闽南大田、永泰、永春、泉州地区约8000人。十九路军为扩充实力，收编上述“民军”，与闽西武装部队合编为独立师，师长马鸿兴，十九路军派出一批老兵对该部进行正规化训练，提高战斗力。 由于陈国辉被解决，福建省防军其余独立旅噤若寒蝉，蔡廷锴顺利将原省防军一部解散，其余改编为保安队第1、2旅共2个旅，以陈齐瑄、陈维远为旅长。 至此，十九路军顺利完成对福建陆军的整编任务，新增49、56师、补充师、独立师，连同原有的60、61、78师，已下辖7个师，实力扩充一倍以上。 接着整顿海空军。 蔡廷锴以接收原49师航空队为基础（1931年第49师师长张贞和国民政府委员宋渊源发起组织福建航空促进会，后由军政部批准成立福建航空队一队于漳州，赵强任队长），另由华侨捐献飞机几架及向法国购买飞机6架，合编为十九路军航空第1、2队。 由于十九路军原参谋长（现绥靖公署副参谋长）黄强为法国留学生，所以向法国购买飞机一事由其采办。历史上生活腐化的黄强与法商串通作弊，借此大贪一把。叶挺派出专家随同采购团赴法国，发现黄强贪污的证据。蔡廷锴原先听叶挺说起警惕黄强贪污时还将信将疑，现在证据确凿，不禁勃然大怒，将黄强撤职查办，后购买了6架性能优良的运输机（蔡廷锴主张买战斗机，在叶挺劝说下才改买运输机）。至此黄强这个蛀虫彻底失势。 福建东临海滨，海防辽阔，可以登陆的地方达20余处，特别是马尾、厦门两个军事要港，在战略上颇为重要。蔡廷锴亲自与在福建的海军著名元老萨镇冰商议，得到萨镇冰支持（历史上萨镇冰曾大力支持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　收编了驻闽的海军陆战队第1、2旅。这是当时中国仅有的海军陆战旅（现在才知道中央海军在上海南市储存那么多陆军武器干什么，原来是组建陆战旅。战后这批军火还有大量剩余，全部转来福建，充实部队装备）。这2个旅的旅长杨廷英、林秉周在萨镇冰出面后，表示接受福建绥署指挥，这对十九路军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历史上这2个旅就支持“福建事变”，后来被海军部长陈绍宽所争取，叛变脱离闽境）。叶挺自然不会让历史重演，作了周密安排，将这2个旅牢牢控制。至于国民党中央海军部长陈绍宽虽然不满，但因为萨镇冰的声望，只好作罢。 马江要塞司令李孟斌也接受驻闽绥靖公署收指挥，所属“江贞”、“江元”、“楚观”、“海鹄”、“星星”5艘登陆舰调配十九路军使用。叶挺随即命令49、60、61、78师轮番接受海上航行训练（并非登陆，只是坐船），在厦门至马尾间来回拉练，使官兵适应海上长途航行。对外则放出风声，驻台湾日军大为紧张，以为十九路军这个“抗日老手”要突袭登陆台湾，不禁高度戒备，并派出间谍至厦门鼓浪屿（上面还有戴笠的军统特务）、福州马祖岛等地潜伏窥探，叶挺也诈作不知，取消了上述4个师的大部分日常训练，官兵以坐船为主在海上长途折腾，把全部官兵都轮训一番，基本上做到了坐船不呕吐。 这期间，陈铭枢跑来不断兜售他的生产人民党那一套，叶挺叫蔡廷锴虚与委蛇，模棱两可，以军政大事繁忙为由表示将“好好研究”。陈铭枢不得要领，也无可奈何。 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失败，陈铭枢要负主要责任。主要原因是当时条件并不成熟，而陈铭枢过于极端，居然用生产人民党代替国民党，废除原来的青天白日党国旗，犯了大忌。陈铭枢等一厢情愿以为以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声望，揭竿而起反蒋抗日必将一呼百应，哪知全国各地军阀虽然与蒋介石矛盾重重，却表面上都团结在国民党这块招牌以及青天白日旗下，如广东的胡汉民、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就对于十九路军“宣言脱离中国国民党，废止青天白日旗”表示无法接受，认为是“背叛主义，招致外寇”而“不忍苟同”，其余各地军阀态度也是如此。除李烈钧在上海来电声援及陈博生来闽表示张学良在欧洲来电支持外，几乎别无他人。平时在国外的闽、粤籍华侨是热烈支持十九路军的，这次华侨支持的也寥寥无几。即使十九路军内部也意见不一，赞同者寥寥无几，许多将领因此被蒋介石收买。此外也没有得到红军支援，所以事变迅速失败。十九路军这支威震日寇的铁军部队也被蒋介石改编解散，就此消失于历史，令人无比叹息。这些都是陈铭枢一意孤行的恶果。 内部整顿上，蔡廷锴在叶挺谋划下，对蒋介石安插在十九路军中的势力进行了妥当处置。 “一二八淞沪事变”后，十九路军在京沪整补期间，将一批军官送入南京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学习。这批军官多数加入“蓝衣社”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拥护领袖，复兴中华民族”、“奉行要抗日必先剿共政策”、“谁敢违抗领袖，反对政府就要制裁”（杀害）等。叶挺早经蒋先云告知其中关节，不动声色，安排“改造社”予以监控。 6月初，改造社在厦门市查获由南京用化名汇来的一笔款，侦察结果是汇交送入南京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受训毕业回来人员的津贴费用，遂秘密审讯收款人黄汉光、周邵。蔡廷锴下令各师改造社以黄埔军校及中央各军校毕业的军官为对象进行调查研究。当时黄埔生在军中任团长以上的有范汉杰、张君嵩、吴康南、汤毅生、云昌材、廖子明、刘世炎、梁为焯等人，团长以下的军官200余人，其中由军校训练班毕业回军后发展为“蓝衣社”组织的达100余人。 历史上蔡廷锴以铁血手段处置了这批“蓝衣社”人员。他下令一律逮捕，将其中情节较重的数十人加以秘密处决，以免后患。将其余调离实权岗位（如将范汉杰调任副参谋长，将其架空）。这次“蓝衣社”恐怖清洗运动虽然纯洁了十九路军队伍，但手段过于严酷，也使众人寒心。叶挺心知其中关键，力劝蔡廷锴妥善对待。蔡廷锴对叶挺言听计从，于是下令将这些“蓝衣社”成员和黄埔军校、中央各军校毕业的军官全部编入收编自刘和鼎的56师，反而提拔范汉杰为师长（范汉杰就是历史上解放战争中担任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在辽沈战役中锦州被俘的**名将），告知虽然政见不同，但抗日一致，希望日后共同驰骋于抗日疆场。这几百名经验丰富的军官对蔡廷锴、叶挺感激不已，全心投入训练部队，使56师成为中央军的一支劲旅，在日后的抗日战场上创造了辉煌业绩。至于部分叶挺了解的拥护十九路军的军官，如张君嵩提拔为旅长，稳定了军心，全军上下空前团结。 这天叶挺和改造社实际负责人徐名鸿（他是北伐铁军的师政治部主任，资格很老）秘密来到蔡廷锴官邸，称有要事相告。蔡廷锴知道事关重大，摒退左右，与两人进密室密谈。 徐名鸿开门见山说：“主任，我们身边藏有蒋介石的特务。” 蔡廷锴疑惑地问：“谁？” “黎庶望、李道生。” 蔡廷锴大吃一惊：“不会吧，他们是我的正宗老乡啊！” 叶挺说：“贤初，你就是过于相信老乡，戴笠就是从这里入手，在我们身边安放了定时炸弹。” 黎庶望是十九路军总部上校参谋，黄埔一期生，蔡廷锴的罗定同乡，一向深得蔡的信任。李道生是译电科长。他们均掌握了十九路军的核心机密，历史上是使“福建事变”失败的重要因素。 徐名鸿说：“没错，调查清楚了。幸得叶参谋长提醒，改造社秘密监控了两人行踪和电台呼叫，发现黎庶望与潜伏在仓前山的特务头子郑介民联系，李道生则是戴笠设在鼓浪屿的情报站站长。证据确凿。” 蔡廷锴感激地对叶挺说：“希夷，你真是火眼金睛的孙悟空！对他们两人怎么处置好？” 叶挺说：“他们掌握了核心机密，但还没有造成我们实际的损失，我看一并调到56师算了。” 蔡廷锴顾及同乡之情，同意了。 黎庶望、李道生做贼心虚，心知肚明，但对蔡廷锴手下留情也心存感激。 黎庶望、李道生的特务身份自然是蒋先云告知叶挺的，叶挺心知两人隐藏很深，又得蔡廷锴信任，于是以两人行踪诡秘反常为由，告知徐名鸿注意调查，果然取得证据，拔除了两枚眼中钉。 叶挺在蔡廷锴支持下，重点做十九路军几名高级将领的工作。绥署参谋长邓世增是陈铭枢的老参谋长，对反蒋一向不大积极，生活很腐化。叶挺通过黄强一事敲山震虎，迫使邓世增收敛。师旅长之中，沈光汉、区寿年、谭启秀（就是淞沪抗战中死守吴淞炮台的英雄，此时在广东）3人思想保守，但都是蔡廷锴的罗定同县人。蒋介石对此3人未曾直接搞收买工作。但宋子文对谭启秀很拉拢，这没有什么关系。 历史上导致十九路军覆灭的罪魁祸首是61师的师长毛维寿。毛维寿是江西人，远在1930年夏秋间，毛任61师第8旅长时，途经归德附近，蒋介石直接召见，送过他一笔钱。1931年10月间毛升61师师长不久，蒋介石通过南昌行营参谋长、江西人熊式辉策动毛脱离十九路军建制，并送特支费一笔。何应钦并派云南人赵锦雯为61师参谋长，作为策划毛维寿亲蒋的拉线人。蔡廷锴发觉此事后，在“一二八”战役前特令该师归建，蒋之阴谋未逞。蔡廷锴认为61师和他关系较浅，非粤籍军官颇多，但毛是戴戟、蒋光鼐一手提拔起来的，总不至叛变团体，倒戈相向。因此未做人事调整，只暗中防范。结果在“福建事变”时，毛在退兵集中泉州时逼迫蔡廷锴离开部队，并吊打坚持抵抗的师长云应霖，公然投敌。毛维寿以为蒋介石会将十九路军交给他指挥，哪知蒋介石利用完他后就一脚踢开，将连长以上军官全部遣散，由黄埔学生接任，十九路军就此灰飞烟灭。不过现在毛维寿、赵锦雯都在一二八抗战中阵亡，61师的师长、参谋长由黄琪翔、周士第接任，自然没有问题。 关键的人物是张炎，现任49师的师长。 这天叶挺来到厦门，邀请张?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37 部分阅读 关键的人物是张炎，现任49师的师长。 这天叶挺来到厦门，邀请张炎赴鼓浪屿游玩。 叶挺心情十分舒畅，他徜徉在椰风海韵的环岛路上，倾听那动人心扉的鼓浪屿之波。登上三角梅簇拥的日光岩，俯瞰着海上明珠出神入化。白浪拍岸，仿佛合着音乐之岛天籁之音的节拍。 张炎却心不在焉，无心欣赏眼前的美景。因叶挺此前大力“整顿内务”，将大批中央势力整肃，军内一时风声鹤唳。此时叶挺突然到来，表面上是来鼓浪屿散心，但张炎总觉得叶挺那有意无意扫来的清澈的眼神，似乎把他的内心看了个通透，不禁心中忐忑不安。 “张师长，怎么，兴致不高啊。”叶挺问。 “没什么，前几天乘坐登陆舰跨海训练，呕吐得一塌糊涂，还没有恢复。参谋长，为什么全军上下进行跨海训练呢，难道真如别人传的，要渡海光复台湾？”张炎插开话题说。 “哦？军机大事，以后自然知道。不管怎样，师长要带头啊。” “那是当然。我一定会作出表率。” “张师长，听说你是高州人（高州属于肇庆，就是**同志首次提出“三个代表”的地方）？” “是的。” “杨永泰也是高州人吧？” 张炎脸色突然煞白，结结巴巴地说：“参谋长，什么、什么意思？” 杨永泰是政学系首脑，蒋介石的秘书长，也是蒋介石的头号智囊（1936年被暗杀）。20、30年代蒋介石纵横天下，游刃有余，包括取胜中原大战，围剿鄂豫皖、逼迫中央红军长征，杨永泰的谋划“居功至伟”。 “没什么，随便问问。听说杨永泰的长女杨璇熙是出名的美人，怎么，张师长，金屋藏娇？” 张炎一愕　不过很快冷静下来：“不错，杨永泰的确想把杨璇熙嫁给我，只是……” “只是事成之后，对吧？” 张炎身躯摇晃，几乎站不稳：“参谋长，我不知、不知你什么意思？” 叶挺说了一句广东话：“难道要我画公仔画出墙（把话挑明的意思）？” 张炎横下一条心：“参谋长，说实话，我没有做对不起主任的事。” 叶挺随手指了指日光岩附近一座幽雅的别墅：“张师长，不用我多说吧。” 张炎一屁股坐在路边石头上，作声不得。 这座别墅，就是戴笠设在鼓浪屿的情报站所在。当时鼓浪屿为租界，日本、英国和国民党中统的特务都在此活动。情报站的站长就是李道生，张炎通过他与戴笠联系。 “张师长，敢作敢当……” “参谋长，不用说了，是我心志不坚，我也知道改造社神通广大，参谋长你目光如炬。我对不起主任多年的栽培，我只有一个请求，调我去56师，当团长、营长也行。” “师长。” 张炎愕然：“范汉杰……” 叶挺说：“我说的是49师的师长。” 张炎一怔，突然涌出热泪：“参谋长，我不值得你……” “值得。我们政见不同，但都在抗日麾下奋战。一二八你在上海不是打得很好吗？我只说一句话：希望你留在十九路军。半年之内，中日必将有另一场大战，你留在十九路军，我担保你头一个奔赴抗日沙场，再现淞沪抗战的辉煌！如果你决定离开，跟随蒋介石打内战，我也不阻拦。人各有志，何去何从，听你一言而决！” 张炎热血沸腾：“只要能痛宰日寇，我张某人绝不皱一下眉头！参谋长，让我留下吧，只要能留下，任凭主任和参谋长您处置！当普通一兵也行，不过参谋长你要兑现诺言，让我第一个上战场杀敌！” 叶挺悠悠地说：“蔡主任并不知此事。” 张炎更加惊愕。 叶挺说：“此事只有我一个知晓，你既然已经表明态度，我不会告诉蔡主任的。以后你对待蔡主任要象平常一样，不要慌失失（广东话，惊惶不知所措的意思），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张炎不禁笑了起来：“谢谢参谋长保密。你放心，今后我的命就是你的，叫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从此之后，张炎成为蔡廷锴、叶挺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十九路军终于留下了一位抗日虎将。 张炎之兄张世德和蔡廷锴患难相随，1930年张世德任旅长时阵亡，蔡廷锴蓄意把张炎提拔起来，认为他不知感恩图报，也不会叛变，所以未加处理。结果在“福建事变”时，张随毛维寿一道降敌了。毛、张两人为蒋介石所收买，颠复十九路军阴谋得逞，说明蒋介石的手段十分毒辣。 鉴于张炎和蔡廷锴的特殊关系，而且历史上他很快醒悟，抗战时回到家乡与**游击队联合打游击，光荣牺牲。这些资讯自然是蒋先云告诉叶挺的，两人商量，对张炎采用另一种方式，果然奏效。 第十八章：重返广东（3） 在大力整顿部队的同时，“外交”工作也在密锣紧鼓地开展。 将光鼐以省亲为名，回到广东东莞的南棚，不久到广州与陈济棠会面，商谈签署粤、闽、桂三省联防草约，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互相支援，彼此和平相处。粤、闽间关系尽管不是真诚合作，但双方以抗日救亡名义初步达成协议，十九路军师长以上均署了名。 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另在广东成立1个补充旅，旅长谭启秀。历史上蔡廷锴把这个旅调回福建参加“福建事变”，现在根据叶挺的建议，以人员尚未配齐为由，继续留在罗定。由于这个旅只有轻武器，火力弱，且远离中心，陈济棠也不在意。 将光鼐随即到粤西的家乡罗定祭祖。罗定靠近广西，李济深的旧班底主要幕僚徐景唐、张文、舒宗鎏、尹时中等人纷纷赶来，策划与十九路军合作事宜。 6月，蒋介石派黄绍竑南下与两广当局洽商“剿共”诸问题。蔡廷锴也被指派回粤参加，粤方则请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来广州讨论关于“剿共”及拥护政府等问题，提出一个方案：桂军（称为第4集团军）允派兵6个团，粤军（称为第1集团军）允派兵20个团开赣南，每月由“中央”资助广西30万元，广东100万元，以陈济棠为浙、闽、赣、粤、湘五省南路军总司令，以蔡廷锴为五省南路前敌总指挥。黄绍竑北上复命，蔡廷锴即回闽，不久“中央”任命的关防颁到，并答应每月给福建20万元。此时蔡廷锴一身担任五省南路军前敌总指挥、福建绥靖主任、十九路军总指挥、19军军长等四职，位高权重，再次成为南中国的风云人物。 且说蔡廷锴在广州期间，除了开会之外也没闲着，陈济棠请他大力调解与原广东海军司令陈策的冲突。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在所谓“合作御侮”的旗号下，双方议和，粤方宣言取消由“非常会议”产生的国民政府，设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简称西南两机关）。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但两广仍维持半独立局面。原广东海军司令陈策、空军司令张惠长强烈主张海空军应独立，陈济棠表面上答应，把历来由陆军节制的海、空军划分出来，独成体系，直属西南政务委员会管辖。 张惠长领衔广东空军军官联名发出“空军誓不参加内战，不再为任何个人工具”的通电，陈济棠十分不满。不久陈济棠以节省军费为名，突然下令撤销陈策的海军司令部和张惠长的空军司令部，以武力接收，并以他的亲信张之英和黄光锐分任海、空军司令，独揽了广东海空军大权。 陈策毕竟在海军中人脉深厚，率领多数军舰驶往海口，与在此组建的海军陆战队1个团相结合，割据海南，成为当时中国仅有的两个“海军军阀”之一（另一个是割据青岛的东北海军沈鸿烈）。“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陈策损失军舰4艘，但广东海军名声大震。陈济棠以为机会来到，“趁他病摞他命”（落井下石）之意，居然把沈鸿烈的“三大舰”挖了过来，企图借此打掉陈策这个“海军军阀”。 这“三大舰”在中华民国海军历史上是有特指的，就是“海圻”、“海琛”和“肇和”这3艘巡洋舰。不算北洋舰队，“海圻”号是英国巡洋舰，直到“重庆”号巡洋舰服役以前，都是中国海军最大的战舰，装备的203毫米主炮直到今天也没有一艘中**舰能够超过。“海琛”稍小，德国巡洋舰，防护性能好。“肇和”号设备先进，蒸汽透平主机，仅次于30年代服役的中央海军“宁海”（日本造）、“平海”号巡洋舰，二次革命中陈其美曾经以它炮击上海制造局发动起义。3艘战舰的实力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占中国海军的一半，真是谁得到了谁就腰杆顿粗。 这三大舰自成一体，不断地在东北海军和广东海军之间跑来跑去，不断叛变又不断回归。当时中国海军最能打仗的海军将领，一个是冲锋在前不要命的广东陈策——他也没办法，广东自己没有大舰，一打仗司令官往往就得坐条小艇冲在前面；一个是狡猾如狐的“智多星”东北沈鸿烈。这3艘大舰就一会儿归沈司令，一会儿归陈司令，弄得两个人一会儿财大气粗，一会儿又奄奄一息。 现在陈济棠下了血本，将3艘大舰纳入旗下，就等杀向海口了。 不料天公不作美，3艘大舰驶入广州黄埔港时天降大雨，才得以顺利驶进泊位，现在由于连续一个月降雨稀少，珠江水位下降，居然开不出泊位了！（诸位读者不要怪本人胡编，这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陈济棠原本指望3大舰，哪知如此不中用，不禁气急败坏，突然灵机一动，突发奇想，下令空军对海口进行轰炸，发动空对舰作战！这可比历史上的“珍珠港事件”早了近10年，陈济棠思想之超前令人咋舌！ 但张惠长的“空军誓不参加内战，不再为任何个人工具”的宣言已深入广东空军人心，陈济棠命令一到，空军上下大哗，只有黄光锐等少数人支持，但孤掌难鸣。 陈策趁机出击，派出军舰封锁珠江口，截断陈济棠的海上供应线。6月初，“海瑞”舰在零丁洋截获陈济棠的“水东”号轮船（装有4000支步枪、800箱子弹、6挺机枪），陈策好好的补充了自己一下，并将陆战团扩充为陆战旅，司徒非任旅长。 陈济棠无奈之下，只好请蔡廷锴出面调停，因为蔡廷锴在淞沪抗战中与陈策有良好合作。蔡廷锴顺水推舟，请陈策退兵，暗中根据叶挺的计谋，许诺给陈策一场大富贵。陈策果然撤回军舰，珠江口重开。陈济棠的“血脉畅通”，大喜之下，下令将广东兵工厂刚生产出的一批新武器交付给十九路军在广东的补充旅，蔡廷锴提出将在罗定的这个旅调回福建，陈济棠满口答应。谭启秀率该旅开拔，根据蔡廷锴的指示，暗暗控制行程，拖拖拉拉开向广州的黄埔港，准备乘船回福建厦门。 蔡廷锴在回福建前，又暗中与广东空军的实权人物、空军学校校长杨官宇、教育长刘植炎、空军教导队的队长邓粤铭等会面，表明了反对内战、坚决抗日的决心。杨官宇等是反对陈济棠派空军打内战的领头人物，抗日态度坚决，当即表示拥护十九路军的立场。 一切安排就绪后，蔡廷锴于6月底乘飞机回到福州。 叶挺在机场迎接：“贤初，一路辛苦了！” “没什么，这些法国运输机确实性能优良，飞得十分平稳，感觉不到什么颠簸。” “还十分宽敞。”叶挺一语双关地说。 两人会心一笑。 回到驻闽绥靖公署官邸，蔡廷锴仅匆匆洗了一把脸，略微恢复旅途的劳累，就与叶挺进了密室商谈大计。 “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久留。”叶挺说道。他引用的是苏东坡《放鹤亭记》中最后一句，不过略有改动。 蔡廷锴一笑：“可很快我们就要久留了，不过是以主人的身份。” “贤初，这次回广东联络如何？” “非常顺利，我这次回到广东，才感觉到十九路军在广东以及海外华侨中享有多么巨大的声望，他们都把十九路军看作南粤子弟的骄傲，表示全力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日大业。一些本来没有什么把握的人。居然一说就通，看来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付出的重大代价是值得的！” “海空军的工作都做通了吗？” “陈策答应依计行事，很快就要动手了。广东空军也没有问题，杨官宇还说动了张子璇、刘耀寰两人。” 叶挺长舒了一口气：“没有这两个人，我们回不去啊！” 蔡廷锴说：“还不是希夷你安排得妙，这师长待遇可不低啊，不过值得。与回广东相比，这是一本万利的事。” 蔡廷锴顿了顿，又说：“关键还是广东陆军，陈济棠的10个师、15万正规军可不是吃素的，连李宗仁、白崇禧的‘钢7军’、张发奎、薛岳的‘铁4军’都屡败于他们之手，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叶肇、李汉魂、邓龙光都是多年血战打出来的名将，只要把他们摆平了，其余什么百万民团也就跟风倒。希夷，只是你对红军的这招‘借花献佛’能成功吗？” 叶挺说：“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棋，没有这步棋一切免谈。贤初你放心，这个我敢打包票，否则，要是失败了，嘿嘿，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呆在福建好了。” 叶挺对这关键的一步棋之所以充满信心，那是因为一切有蒋先云在谋划。蒋先云在鄂豫皖连续大捷，震惊全国，**名将听到“黄埔首杰”之名无不胆寒，有的更私下谓也许只有在淞沪重创日寇的叶挺才能与之一拼，哪知两人是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同路人。 蔡廷锴这时问道“李金波、余华沐两部准备得怎样？” “两部一直在进行高强度训练，已基本适应了。” 李金波是十九路军总部特务团的团长，该团是蔡廷锴的贴身卫队，基本上由参加过淞沪抗战的老兵组成。余华沐是军官补习团的团长，该团集中了大批优秀军官，实际上是十九路军的教导队。这2个团是十九路军最精锐的部队，配备了最先进的轻武器，虽只各有500人，战斗力却各相当于1个旅。 叶挺说：“对了，地图和照片都带回了？” “带回来了。我的随从闲极无事，四处拍照，毕竟已经多年没有回来过广州了，陈济棠派出的陪同人员也没起疑心。对了，现在广州变化很大，希夷，只怕你这个广州通，有些路也认不出来呢。” “那是自然，整整阔别５年了，羊城也该旧貌换新颜了。” 叶挺曾是孙中山先生的警卫营长，对广州非常熟悉，当初陈炯明叛变，炮轰广州城内制高点观音山（今越秀山），叶挺保卫中山先生一行从观音山穿小路抵达珠江边，登上“永丰”舰（即后来的“中山”舰），化险为夷。不过几年未归，羊城也有些生疏了。 蔡廷锴却听出了叶挺的话带双关：“希夷你说得对，是该反客为主了。孙悟空靠三根寒毛救命，希夷你却是用三个桃子撑死陈济棠。这盘生果可贵重了，要换回全国最富裕的广东省，陈济棠吃了这三颗桃子，大亏本了！” “不吃也得吃，由不得他。” “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古今中外名将不及也！对了，这三颗桃子……” “二桃杀三士、叶底偷桃、李代桃僵。” “二桃杀三士”这个典故见于《晏子春秋·；谏下二》。春秋时，齐相晏婴计谋除掉以勇力闻名的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于是请齐景公以二桃赐三人，使论功而食，结果三人皆弃桃而自杀。诸葛亮辞曰“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这个故事在《东周列国志》中也有详尽的描写。“二桃杀三士”作为典故实指借刀杀人。 “对！三计连环，环环相扣，又精妙得丝丝入扣！三计中，第一计最狠，借刀杀人，大余、防城就是二桃，陈济棠、黄光锐、李汉魂就是三士！第二计最奇，海陆空，就等你叶希夷来摘下羊城这颗桃子了！第三计最妙，乾坤大挪移，嗯，乾坤大挪移……” 叶挺微笑说：“贤初过奖了，叶底偷桃，还得靠日本人先点火。” 第十八章：重返广东（4） 1932年7月5日黄昏，广东与福建交界处南澳岛附近海面。 血红的夕阳似乎不甘沉沦，一抖身子，抖落了水珠，整个洋面金黄一片，好一个金光灿烂的世界！ 4艘日本军舰鸣起汽笛，向西行的3艘巨轮致意告别，转向回航。 大副松川洋介干完一个白天的工作，终于可以坐下来喝杯清茶。他跟船长庵野秀男是好友，又是山形县的同乡，一起从海运中学毕业后找到这份船上的工作。庵野君比他还要忙，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和他喝茶。 “东日丸”是大东株式会社海运社的一条船龄只有3年的万吨货轮，已经离开日本半个月了。“东日丸”与另2艘姊妹轮“旭日丸”、“朝日丸”一起离开濑户内海的母港，满载物资驶往南海。 海鸥在金黄的大海上空滑翔，不时俯冲从海面上叼捉倒霉的小鱼，美美地进了一顿晚餐。 “东日丸”以12节的经济航速按预定航线向正西方向破浪前进。船长高等休息舱的电风扇呼呼转着，吹着热风。 松川洋介手端着茶盏，犹豫地望着辽阔的海面。他新婚不久，妻子温婉动人，本来就想请假休养的，讨厌的老板强行让他跑这趟运输，运一批重要物资去中国（应该叫支那——松川君的书生气还是太重）。虽然此次酬劳是平常的一倍，松川还是有些惆怅，不禁吟了一句： “夕阳彩云相追随，更怜黄昏换月身。” “松川君，不要老是这样忧郁，川端康成的书看多了吧。再过两天就到了，上了岸女人到处有的是，让你尝尝支那花姑娘的**滋味。” 庵野秀男安慰着松川，言语粗俗猥琐。 庵野秀男身材短粗，满脸横肉，不知怎么却和秀气的松川洋介这么投缘。 突然有人敲门。 庵野秀男丧气地一顿茶盏：“八格，不能让人安静一会吗！” 松川却说：“进来吧。” 进来的是此次长途航行广东方面派来的联络官王旭。 王旭一进来就点头哈腰：“船长、大副阁下，广州方面来电，后日晚珠江口天文大潮，正好进港。” “嗯，大大地好”。庵野恼怒的脸色缓和下来：“你告知广州方面，我们将于后日晚9时准时抵达。卸货后我们要立即收款。城内有什么好地方，你的开路开路的。” 王旭知趣地坏笑：“明白，明白。”说着退了出去。 庵野这才笑着说：“松川君，到了广州，我请你喝凤凰单枞，比我们的清茶要好得多呢！” 3艘日本万吨巨轮逐渐被漆黑的夜色吞没。 这晚，上弦月。 两天后。7月7日晚8时30分，广州黄埔港码头。 广东兵工署长杨晏清正在码头上等候，不时焦急地望望表：“川越与和知这两名混蛋怎么还没到？领事馆不是说已经出来2个小时了吗？” 码头上云集了上千码头工人，数百名士兵，十几座龙门吊和起重机严阵以待。后面是整整齐齐的上百辆汽车。 1小时前，虎门海关已经打来电话，3艘日轮已经抵达，船上联络官王旭通过灯语发来信号，一路顺风。按照预先约定，海关对3艘巨轮一路绿灯放行。 “还未到吗？” 杨晏清旁边一名精干的青年军官说。 “就快了。谭旅长，劳动你们的大驾，真是过意不去。只是陈长官催得紧……” “湿湿碎啦（广东话：小意思），署长关照我们一大批新武器，我们出这点力，是署长你俾面啧（广东话：看得起我们）。”说话的是十九路军驻广东的补充旅旅长谭启秀。 正在交谈间，杨晏清突然喜形于色：“来了来了！” 远处鱼珠炮台水域出现3艘巨轮的黑影，轮机的巨大轰鸣声也隐约可闻。 在引水艇的导引下，“东日丸”、“旭日丸”、“朝日丸”鱼贯驶入黄埔港的3个万吨级泊位。 船停稳后，一行人从“东日丸”上放下的舷梯走下来。当先一人正是联络官王旭，背后是一群“日本海员”。 杨晏清笑着迎上前：“王先生辛苦了，后面这几位是……” 他突然觉得王旭后面一位穿着似乎是日本船长制服的人十分面熟，只是一时想不起。 “杨署长，5年不见，贵人多忘事啊。故人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鄙人叶挺。” “啊，希夷兄……” 杨晏清突然僵在叶挺面前。好不容易才吐出几个字：“你，你不是在福建么？” “回来了，不走了。” 杨晏清醒悟过来，正要喊叫，突然一根冰冷的枪管抵住了他穿着薄衫的后腰：“老实点，请配合一下”。 持枪的是谭启秀。 在码头上的数百名士兵突然亮出手枪、手榴弹，把杨晏清的随从、后面的汽车司机全部包围控制起来，并迅速散入码头上的龙门吊、起重机下警戒。码头上的工人、司机一阵骚动，但很快就在黑沉沉的枪管下安静下来。 码头外围的十九路军补充旅营房也涌出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军人，迅速将码头保安队缴械，控制了调度室、仓库等要点。另一部则奇袭夺取了附近的鱼珠炮台。 鱼珠炮台对面泊位，停在此处的“海圻”、“海琛”和“肇和”这“三大舰”突然驶出泊位，趁着天文大潮之际开向珠江口的虎门。 “东日丸”、“旭日丸”、“朝日丸”3艘日本万吨轮上，陆续涌下数千名头戴钢盔、身穿蓝色海军制服却手持陆军轻武器的官兵。 整个黄埔港被十九路军补充旅和2个海军陆战队旅围得水泄不通。 叶挺这时握着谭启秀的手说：“谭旅长，辛苦了！另2个团都安排好了吗？” 谭启秀回答：“参谋长，早就盼着你来了！你放心，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叶挺这时走上龙门吊，从工头手上拿起话筒说：“工人弟兄们！大家不要惊慌，我是叶挺，你们旁边的军人就是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部队！你们已经看到了，今天广东兵工署安排你们来卸货的，是3艘日本货轮，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全部是日本帝国陆军部的武器！是陈济棠用来打内战的！陈济棠表面上高喊抗日，暗中却与日本人勾结，用日本人的武器来打中国人！不信，可以问问这位在押的兵工署长。” 说到这时，叶挺犀利的目光直刺杨晏清。 杨晏清心虚地低下头。 叶挺接着说：“这批武器，已被十九路军截获，我叶挺用名誉保证，这批武器只会被十九路军用来打日本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绝不会用来打内战！我宣布，只要不与十九路军作对，港口、码头的管理人员、工人一律留用，今晚请大家努力把这批货卸完，工钱加倍！” 在十九路军抗日英名的巨大感召下，码头工人纷纷行动起来，立即开动龙门吊、起重机，热火朝天地搬卸船上的军火。 叶挺对海军陆战队第1、2旅的旅长杨廷英、林秉周说：“林旅长，你率部接管码头、港口、炮台，迎接本军后续主力到来；杨旅长，你率部随谭旅长的部队迅速乘汽车开往市内，控制各要点，宣布全城戒严。” “是！”3名旅长轰然听令。陆战1旅和补充旅随即乘车分批开往市内。 杨晏清等广东兵工署人员被押到附近的十九路军营房看守，源源不断的日本军火从3艘巨轮上卸下，由装卸车、牵引车就近送往码头仓库。 不久叶挺接报：海陆空三路奇袭全部成功，广州城已被完全控制！ 控制着行程徒步向黄埔港进发途中的谭启秀补充旅第2团正行至市中心的惠爱路（今中山五、六路）时突然发难，分兵控制了近旁维新路（今起义路）的市府合署、广州市公安局、沿江路银行以及附近的观音山炮台，牢牢控制了市中心； 行至西关的补充旅第3团兵分三路，每路1个营：一路杀向西关工业园区，接管了西关水泥厂、广州电厂、水厂等关键民生设施；一路袭击接管了石井的大型兵器制造厂；一路扑向黄沙的广州火车南站，在此空车等候黄埔港运来日本军火的大批车皮落入十九路军手中，火车站堆积如山的物资也照收无误（因须为优先的军火让路）。此前，一个便衣小分队预伏在沙面的租界附近，候一辆日本外交车牌的小汽车经过时立即上前武装劫持，车上的日本驻广东领事馆总领事川越文四郎和武官和知鹰二被秘密关押某处。 几乎与此同时，位于广州东郊的广东空军天河机场（又称瘦狗岭机场）突然亮起引航灯，5辆大型运输机轰然着陆。 广东空军学校的校长杨官宇、教育长刘植炎迎上前，一位精悍的军官敏捷跳下刚刚打开的舱门。 “是李团长吧，真准时啊！” “蔡长官请我代为问候杨校长、刘教育长好。蔡长官很快就到。”说话的是十九路军总部警卫团的团长李金波。 杨官宇介绍了旁边一位军官：“这位是空军警卫团的团长张子璇，全靠张团长配合，你们才能降下来啊！” 李金波笑着说：“不，是空军警卫师的师长。” 张子璇大喜：“不敢当！我们已准备了汽车和向导，请李团长上车。” 运输机上下来的警卫团的200多名精锐乘坐大卡车迅速赶往北面的燕塘，位于此的广东军官学校的数百名军官在睡梦中被俘。 另5架运输机在天河的石牌机场降落，广东空军教导队的队长邓粤铭、空军警卫团的副团长刘耀寰在此迎接了十九路军军官补习团的团长余华沐，余即率该部200多人奔袭东郊的梅花村。 “大运已到。”睡觉前，陈济棠的大哥陈维周在梅花村“继园”公馆（历史上以蒋介石和李宗仁在此会晤、化解“两广事变”而闻名）内的“吕祖师堂”为出征的陈济棠似乩吉凶，得到上签，不禁大喜，正要回房入睡。 “是你们的大限已到。”余华沐率十数名补习团军官在秘密控制守卫后进入公馆。 这天晚上，集中了广州市达官显贵的东郊别墅区内，广东省长林翼中、广州市长林云陔等纷纷在睡梦中成为阶下囚。 10架运输机随即返回厦门机场，穿梭运送十九路军总部特务团、军官补习团的后续梯队。 珠江口虎门炮台，官兵们几乎全部酣然入睡。前段时间陈策的海军封锁珠江口，炮台官兵昼夜不眠，打醒十二分精神监视江面，直到陈济棠与陈策讲和，官兵们紧崩的神经迅即松弛下来。这晚，军官们有的去了香港花天酒地，有的去了顺德赌博，剩下的士兵们赌了一阵牌九、狂饮一气后酩酊入睡。深夜，数十名便衣突袭制服了寥寥无几的守卫，控制了炮台，发出信号。几艘登陆舰迅即驶来靠岸，数百名官兵一涌而下。 这是陈策广东海军属下司徒非的海军陆战队旅先头部队。 “海圻”、“海琛”和“肇和”这“三大舰”此时也驶到虎门炮台水域，珠江口被完全控制。福建海军“江贞”、“江元”、“楚观”、“海鹄”、“星星”5艘大型登陆舰接到信号后也迅速穿越珠江口，驶往黄埔港。这是十九路军78师的先头部队。 沿江路西堤的广州海关的大钟准时响了6下。清晨第一缕曙光温柔地拂去羊城旧日的尘埃，轻轻给它新一天的拥抱。七彩的阳光仿佛照耀出羊城朝气蓬勃的未来，使羊城的生命如阳光般闪耀，如阳光般七彩。 7月8日清晨，华南的中心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广州，已完全在十九路军控制下如夏花般灿烂盛开！ 彻夜未眠的叶挺登上城内制高点观音山，在五层楼上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眺望远方云山珠水，大江东去，变幻无穷的珠江，从云贵高原奔突而出，到这里已经停息了狂嗥怒吼，茫茫江面似动荡颤抖的大幅轻绡，忽隐忽现的点点漩涡，遮掩了一个神秘的世界。那表面的温顺，不动声色的恬静，使它那崩天裂地的内蕴更具雄浑的力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它时而扩展身躯，时而扭动腰肢，傲然从地球表层流淌着，流向没有日月星辰，没有人烟声息，没有战火刀戈的净土…… 兵不血刃，中心开花，叶挺完全实现了自己精心策划的谋略：重返广东的第二计“叶底偷桃”。 因为，“南天王”陈济棠老巢、曾驻有数万雄兵的广州，在7月7日晚这天，却没有一支正规军队。地方护卫队和警察被从海陆空三管齐下突然冒出的十九路军上万铁血精兵陆续缴械扣押。 “东日丸”、“旭日丸”、“朝日丸”3艘日本万吨轮在卸完货后，由福建海军操纵，连同5艘登陆舰全速返回厦门运载十九路军后续梯队。10架大型运输机也在厦门、广州的机场间穿梭飞行。十九路军主力源源不断地分海陆空三路开向广州。 大局一定。 第十八章：重返广东（5） 叶挺重返广东的第二计“叶底偷桃”的完全成功，是以第一计“二桃杀三士”为前提，以第三计“李代桃僵”为善后。 “二桃杀三士”之所以能实施，是因为叶挺利用了历史上两大真实的事件，陈济棠的粤军主力几乎倾巢而出离开广州，使广州形成“真空”，叶挺趁虚而入。借用“三十六计”的策略，就是“调虎离山”、“借刀杀人”和“批亢捣虚”。 这两大历史事件，就是1932年6、7月发生的中央红军与陈济棠粤军的南雄水口大战，以及陈策的海军袭占陈济棠的老家防城。 1932年7月的水口大战，**指挥中央红军打垮粤军20个团，但因对敌情判断失误，结果未打成歼灭战，只打成击溃战。此仗非常惨烈，据聂荣臻回忆：“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叶剑英遗憾地说：“南雄，水口战役仅仅击溃了粤军20个团的兵力，没有达到全歼的目的。”朱德检讨说：“这次战役，怪我们没有及时掌握变化了的敌情、军情，加上兵力过于分散，这次战役，只能算作消耗战。” 对此仗**至为遗憾，将其列为平生“五大败仗”之一。1936年12月，**同志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对水口战役作了总结。他说，水口圩这一仗“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当时兵力摆得并不少，也是想集中起来歼灭敌人，但是由于部队一再误报敌情，领导决心一再变更，自己乱了步骤，兵力并没有真正集中起来。以致打成了同敌人拼消耗的战斗。这次总共击溃陈济棠20个团，“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却同时“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 还有就是陈策派出“海瑞”等军舰，端了陈济棠的老家防城，抢走巨额财物。陈济棠气急败坏，派出重兵驻防老家，并派飞机轰炸陈策的海军。 蒋先云自然知道其中的关节所在，与叶挺殚心竭虑，终于想出万全之策，巧妙利用这两大历史事件，调走粤军全部主力，四两拨千斤，终于一举奏功。 “在广东人的心目中，陈济棠有‘福将‘之称。所谓‘福将‘，其特征第一是逢凶化吉，第二是坐享其成，第三是无端发达。”（程思远语）。纵观陈的一生，此言诚非虚语。陈济棠一生至少有五次遭遇“奇祸”，但每次都大难不死，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他每次升迁，几乎都是“不劳而获”，靠别人的倒霉或走运坐享其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29年取代李济深主掌广东，当时他才是个师长。正因为如此，陈济棠非常迷信。 陈济棠打仗办事，先拜神问卜。他有个“神仙”老婆，原来是娼妓，叫莫秀英。陈济棠之所以娶她，只因为这名娼妓有个“神仙肚”，肚眼里有一撮神仙毛。陈济棠办大事，要打仗，必先净手焚香，让老婆亮出肚皮，拜一拜这撮神仙毛。这撮毛顺当服贴，就做，就打；如果这撮毛凌乱，就洗手收兵。此招多年来屡试不爽。且说1932年6月，蒋介石、何应钦邀请陈济棠去南京面谈，陈济棠十分犹豫，但拜了老婆的“神仙肚”后出现吉兆，陈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38 部分阅读 钟淘ィ萘死掀诺摹吧裣啥恰焙蟪鱿旨祝录锰牟欧判娜ツ暇烀蠊凰忱祷毓愣挥斜豢邸?br /> 陈济棠此次南京受命，就是率粤军主力从粤北出击，攻打中央红军的赣南根据地。陈济棠身兼浙闽赣粤湘五省南路军总司令，又每月领取蒋介石的100万元军费，不应付不行。再次拜了老婆的“神仙肚”后，又是吉兆，陈济棠这才下决心在广州军事会议，商讨出兵事宜。 一条椭圆形的会议桌前，陈济棠与粤军第1军的军长余汉谋、第2军的军长香翰屏坐在军用挂图下，其余将领分坐两边。到会的有：1师的师长叶肇，2师的师长李振球，4师的师长张枚新，5师的师长张达，独立4师的师长邓龙光。 陈济棠在会上宣布：“委座在南京召见了我和何应钦，要我们捐弃前嫌，忘掉不痛快的一幕，要我们粤军出兵赣南。我命令，余军长、香军长率所部19个团的兵力，部署在赣粤边界的南雄、大余地区，伺机进军。邓师长所部在韶关为战役预备队。” 当时粤军的正规军共3个军、10个师，15万人，编为第1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第1军下辖第1、2师，第2军下辖第4、5师，第3军（军长李扬敬）下辖第7师（师长黄延桢）、第8师（师长黄质文）。另外还有4个独立师，师长分别是黄任寰、张瑞贵、李汉魂、邓龙光。 为此次赣南作战，陈济棠出动了2个军、5个师，占粤军总数一半。此外，黄任寰的独立1师在兴（宁）梅（州）地区，张瑞贵的独立2师在潮（州）汕（头）地区，这样在广州附近的就只有李扬敬的第3军2个师，以及李汉魂的独立3师。只要能调走在广州附近的这3个师，广州就完全空虚了。 这就是蒋先云、叶挺谋划的关键所在。 蒋先云洞悉水口之战的关键，将历史上粤军的部署和动向假借“中统”内线获取的渠道传递给中央红军。**根据这些情报，果断调整部署，结果重创粤军第1、2军，合围了大余并部署打援。陈济棠见主力受创被围，焦头烂额，被迫下令韶关的邓龙光独立4师以及广州的李扬敬的第3军前往解围。 此时陈策在叶挺的授意下（所谓送一场“大富贵”），派出“海瑞”舰和登陆舰等突袭陈济棠的老家防城。陈济棠本质上是个土财主，将大批财物放在老家，陈策手下的司徒非海军陆战旅在北海登陆，迅即杀往防城，抄了陈济棠的老家，缴获陈贮藏的鸦片数十万两（当时都是硬通货，价值上百万元），还冲进银行，夺取银行现款20万元，运回海南。开着军舰抢银行，在世界海军史上还是首创！陈策大发一笔财，足以弥补损失，不禁笑得“有牙没眼”，直称叶挺为“财神”。 陆战旅占领防城后，并未立即返回海南，而是在附近收刮，并扬言要刨了陈济棠家的祖坟掘宝。陈济棠几乎急得背过气去，但手头无兵可派，只好派出李汉魂的独立3师驰援防城，并驻扎此处防止陈策继续捣乱。至此，陈济棠留在广州的3个师全部被叶挺“调虎离山”！ 还不止此。这李汉魂（日后的抗日名将）并非陈济棠嫡系，而是张发奎手下的“铁4军”的师长。当时的广东军阀，分为陈济棠、余汉谋等的广（州）肇（庆）系以及张发奎、吴奇伟、薛岳等的客家系（兴梅地区）。因张发奎讨伐陈济棠失败，所部1个军只剩1个师，李汉魂、邓龙光等被迫依附陈济棠，张发奎等则投靠了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汉魂是血性男儿，如今却落得给陈济棠看家护院，不禁大怒，已有离异之心。 且说陈济棠对陈策抄了自己老家愤恨不已，下令空军出动轰炸。由于广东空军实权人物杨官宇等反对打内战，新上任的空军司令黄光锐无奈，只好率领嫡系手下的第1大队2个飞行队、18架飞机转场粤西茂名机场，就近轰炸陈策的老巢海口。黄光锐果然是空军行家，几次出击就炸沉陈济棠恨之入骨的“海瑞”舰，但很快航空汽油、弹药告罄，急电要求广州方面补给。 历史上由于陈济棠下令广东空军参与内战，导致广东空军大分裂。刘植炎、杨官宇、邓粤铭、胡锦雅均离开广东，其中邓粤铭、郑厚邦、刘植炎、卢九等赴福建投靠十九路军（蔡廷锴以此为骨干组建福建空军），杨官宇、宁明楷、吴汝鎏等到了广西。陈济棠实际上被迫重建广东空军。 叶挺深知其中关窍，告知蔡廷锴赴粤后立即拉拢杨官宇、刘植炎、邓粤铭等实权人物，要求他们不要意气用事离开广东，而是留下等待时机接应十九路军，事成后许以要职，同意广东空军保持独立地位并优先扩充，并将蒋介石拨给蔡廷锴这个“浙闽赣粤湘五省南路军前敌总指挥”每月20万元的“剿匪军费”大部用来行贿广东各级军政要员（都是与陈济棠有矛盾者，至于陈济棠的铁杆则不予接触，以免打草惊蛇）。 当时广东空军的架构是这样：空军司令黄光锐（他是杨仙逸的弟子，当年开“乐士文号”飞机带宋庆龄上天兜风的潇洒人物，也是历史上“两广事变”中率部投奔中央空军、使陈济棠遗下“机不可失”千古笑话的关键人物），下辖2个飞行大队。第1大队黄光锐兼司令，该大队原辖3个中队（每中队9架飞机），但其中第2中队因支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几乎全军覆没，中队长丁纪徐等战死，故第1大队只剩2个中队，都是黄光锐嫡系，此次由黄光锐全部带去茂名；第2大队的大队长胡锦雅，辖2个中队。此外，空军教导队的队长邓粤铭，空军学校的校长杨官宇，教育长刘植炎。杨官宇、邓粤铭、刘植炎负责教学与训练，广东飞行员几乎全是他们的门生，影响极大，故联络工作极为顺利，杨官宇等用蔡廷锴提供的巨款，又拉拢了第2大队的大队长胡锦雅，空军警卫团的团长张子璇、副团长刘耀寰，除每人1万大洋外，还许以事成后将空军警卫团扩充为空军警卫师，张子璇、刘耀寰分任正、副师长。张子璇、刘耀寰负责机场警卫，没有他们的配合，福建空军就无法空运精锐奇袭广州，而且机场上宝贵的飞机也有被扣押甚至毁坏的危险，所以这笔买卖是划算的。 至于海军，关键在于黄埔港泊位的“海圻”、“海琛”和“肇和”这“三大舰”。“三大舰”系陈济棠花血本从沈鸿烈处挖来，哪知人算不如天算，进入黄埔港泊位后居然因珠江水位持续下降而无法开出（这确实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陈济棠大失所望，拨给军饷就没有那么爽快。多次“叛变”的“三大舰”官兵十分不满，历史上陈策就是抓住这一点策反了“三大舰”（“三大舰”后避去了香港）。 有了这段历史渊源借鉴，蔡廷锴拨给陈策一大笔钱，用于收买“三大舰”成功。因为奇袭广州的关键在于夺取黄埔港，如果“三大舰”在场足以坏事（203毫米巨炮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样当叶挺率2个陆战旅乘坐3艘日本巨轮靠泊黄埔港后，“三大舰”反而驶向虎门威慑要塞，护卫珠江口，掩护十九路军后续部队乘船进入黄埔港登岸。 十九路军留在广东的谭启秀补充旅是一颗安插在陈济棠心脏的“定时炸弹”。蔡廷锴以将该旅调回福建为名，将其从罗定开往广州黄埔港乘船。叶挺算准日期，该旅暗中控制行程，旅长谭启秀率第1团（集中配备了全旅所有手枪）先到黄埔港外围的十九路军营地驻扎。陈铭枢当政广东期间，十九路军的翁照垣、黄固两个旅就驻扎在此，后此营房被邓龙光的独立4师占据。邓龙光师赴韶关后，谭启秀的补充旅顺理成章地“故地重游”，以便就近登船。陈济棠为酬劳蔡廷锴调停他与陈策的冲突，将一批新武器拨给补充旅，就由广东兵工署直接存放在该营房内。故谭启秀接收武器时与兵工署长杨晏清搞好关系，行贿一笔。杨晏清完全放松警惕，7月7日晚，陈济棠向日本购买的军火运抵黄埔港，由于陈济棠在赣南前线的大军损失惨重，急需使用这批威力强大的军火，故严令杨晏清以最快速度卸货，用汽车拉往西郊黄沙的火车南站，装上大批空车皮，运往韶关转南雄前线。 因军火数量太大，杨晏清深感人力不足，害怕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谭启秀“毛遂自荐”，提出派官兵支援卸货且不要酬劳。杨晏清大喜应允，哪知谭启秀暗中兵分数路：一路数百人全部暗藏手枪、手榴弹进入码头，伺机发难，接应叶挺率部上岸；一部数百人奇袭港口、鱼珠炮台；还有一部化装成便衣夺取虎门炮台，接应陈策的海军陆战队登陆。 当然这一切都以两个人不到码头为前提。因这批大宗军火系向日本购买，届时日本驻广东总领事川越文四郎、武官和知鹰二必然会到码头迎接，那时他们肯定不允许日本死敌——十九路军的部队卸载日本军火，那样奇袭的效果就会打折扣。所以补充旅另派一支小分队埋伏在从沙面日本领事馆至黄埔港的必经之路上，武装劫持两人并秘密关押，所以杨晏清才在码头就等不到。 此时，补充旅的第2、3团也与7月7日晚开进广州市区，按照预定计划分别夺取城内要点（地图和目标物照片均由上次陪同蔡廷锴访粤的随从人员四处观察拍照提供，并有改造社秘密潜伏在广州的人员引路）。 那么，这3个师团的日本军火运给陈济棠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且说陈策的海军劫夺陈济棠运送军火的“水东”轮，使陈济棠购买的军火血本无归。因赣南“剿匪”在即，已经来不及向欧洲、美国购买军火，陈济棠就将主意打在还算近的日本身上，结果与日本驻广东武官和知鹰二一拍即合。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政府与军部共同制定了一份对华政策文件，规定日本要“一心一意向解决满蒙问题之既定方针迈进”，同时，“一面努力封闭第三国对此容喙之机会，确立东方门罗主义；一面努力消除排日、抗日之根源，如有可能，有必要在华北、华中及华南，分别建立与满蒙一样的亲日、独立国家”。（见《大平洋战争への道》别卷“资料编”）日本认为，将华南从中国分离出来，总比统一于南京中央政府之下更为有利。据此，日本军方加强了拉拢两广军阀的工作，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的陆军武官和知鹰二，在闽、粤、桂一带策划“华南大亚细亚主义运动”，与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密切联系。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王季文来到广州，与和知鹰二进行密谈，向日本提出了提供武器弹药、派遣军事教官、建设空军等要求（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WT14，IMT49）。桂系军火及军事技术均来自日本，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日本将领都拜访过李宗仁、白崇禧，李宗仁自己也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李宗仁回忆录》，第683页）。广西派遣两批空军飞行员到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学习空战技术；广西军事教育长刘士毅等赴日参观日军秋操，并订购山炮、步兵炮、轻重机枪、弹药、工兵器材以及战斗机9架；日军并派军官担任广西各军事学校的教官、助教及部队军事顾问（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阚宗骅：《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但所有势力都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李宗仁的至交刘斐便告诫李、白：“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刘斐：“两广‘六一’事变”）。　日本明知粤桂两系几乎每天都高喊抗日，为了破坏中国统一以利其侵略中国，仍继续给两广以军事援助。 历史上桂系、粤系军阀发动的“抗日救国”的“两广事变”，更是闹剧一场！白崇禧分析蒋介石之兵力无暇南顾，且湖南何健愿与两广合兵攻武汉，说：“湖南的何健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取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络，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陈济棠之胞兄陈维周与日本驻粤总领事接洽后禀报道：“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一个“友邦”之称，一个“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并预定“北上抗日”到武汉为止，接着“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可见他们“抗日”的真谛不过‘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而已。 尽管两广起事宣言吁请国民党中央实行全国抗战；尽管他们宣布此举为“北上抗日，收复一切失地”；尽管他们的布告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日本军方却似乎“宽宏大量”，派遣军官百余人到陈济棠粤军充当顾问，集中住在广州沙面别墅，指导陈济棠的“抗日大业”，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桂军中的日本军事顾问尚未计入！ 当然，尽管1931年后两广地方实力派为增强反蒋声势，维持半独立地位，与日本多有接洽，也购买了一些日本武器，聘请了日本顾问，但他们出于民族大义，并未与日本签订什么协议，最多是一些心照不宣的默契。广东地方实力派中甚至有一部分人主张利用日本浪人搞蒋，也在所不惜，且有翟歧卿到蒋统区暗杀日本人，以增加蒋的麻烦的计划，只是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两广事变”发动时白崇禧、陈维周所言，至多只能视为虚张声势的打气之词。两广只是利用了少数日本人而已，并没有到“联日”的程度，以后更是利用日本武器坚决抗日，这与汪精卫等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陈济棠失败下野后，桂系立即收缩回广西，并马上将所有日本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悉数驱逐出境。李、白决定“以破釜沉舟之计，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打算，抓住抗日救国的旗帜不放，用持久战和蒋介石纠缠到底，即使失败，也是为了抗日救国，虽败犹荣”（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刘斐：“两广‘六一’事变”）。他们确实也这样做了，在广西积极开展抗日、民主等活动，“七七事变”后桂系军队2个月即装备4个军，共48个团开赴抗日前线，并在台儿庄、昆仑关之战中立下不朽功勋，此乃后话。 闲扯一大堆，无非是说明当时公开宣布“反蒋抗日”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却在暗中与日本接洽，大批购买日本军火。和知鹰二为了实现他的“华南大亚细亚主义运动”，积极为军火一事牵线搭桥。当时日本正陷入30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而无法自拔，占领中国东北又遇到几十万抗日义勇军的抵抗而无法专注建设，只有军火能换回硬通货。此次陈济棠为尽快取得军火，答应拿出1000万元巨资，以及江西大余的大批钨砂，换取日本陆军3个师团的标准装备。 权衡之下，日本陆军部很快就同意为陈济棠提供3个标准师团的装备，除巨额外汇的因素外，缺乏资源的日本也急需这一大批制造枪炮最重要的原料——钨砂。该批钨砂从大余运至黄埔港装船时，被码头工人发现运往日本，一时大哗，工人们以大罢工抗议，被陈济棠派兵弹压，终于把这批钨砂运到日本。所以叶挺估计在黄埔港只要揭露陈济棠勾结日本的证据，码头工人是会支持坚决抗日的十九路军的。 叶挺对3个师团的装备运给陈济棠一事知道大概（蒋先云告知），于是作两手准备。一是派出福建海军舰艇，日夜监视台湾海峡航线，于7月初发现3艘日本万吨轮在驻台湾的日本海军舰艇护航下南行，判断必为军火船。二是以大规模登陆演习为名，将2个陆战旅调到东山岛（就是21世纪初解放军每年定期举行反“**”三军联合演习的地方），并宣布全岛戒严，不准岛民上岸（另电讯监控确认岛上没有日本人的电台发报）。东山岛在福建与广东交界处，此前十九路军经常在此举行演习，驻台湾日军开始十分紧张，后也习以为常。 由于福建、广东海域交界处是中国海军与驻台湾日本海军的默认分界线，日本海军舰艇至此回航，3艘巨轮进入广东海域以为已经安全了，保持12节的经济速度行驶。因夜黑能见度差，每船之间的距离保持在5海里，这就为福建海军逐一奇袭提供了机会。 3艘日轮进入广东南澳岛海域，夜色已经漆黑。此时福建海军调集的全部20艘快艇，满载数百名精选的陆战队突击队员，以及上百名海员（预定操纵日轮），以20节的高速全速行驶，至夜晚9时追上日轮。 陆战1旅的旅长杨廷英亲自指挥这场特殊的夺船战。 追逐的这段时间是最危险的时刻，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就会前功尽弃。然而，杨廷英很快就发现担心是多余的，在过台湾海峡时提心吊胆几天后（害怕福建海军强行截夺），船上的人员都已经疲惫不堪，加上进入广东海域，全部放松了警惕，倒在舱房里呼呼大睡，只留下驾驶员和大副在驾驶舱控制船只，整条船处于不设防状态。夜色漆黑，同时，相对于货轮发动机的巨大轰鸣，快艇的声音很容易淹没在海洋的噪声里面。 经过十几分钟紧张的追逐，先头快艇率先靠上货轮的尾部。一名突击队员抛出飞抓，钩住船舷的栏杆，然后用力拉了拉，确认没有问题后，立刻沿着绳索爬了上去。爬到船沿后，他左手握住绳索，右手掏出手枪，慢慢探出头去，迅速扫视一遍甲板，只见冲洗得干干净净的甲板上空无一人，随即抓住栏杆轻轻一跃，悄无声息地落在甲板上，然后取出背着的绳梯，在栏杆上绑好，再探头向下做出安全的手势。接着他连续几个漂亮的前滚翻，最后伏在一堆缆绳后面，密切注视着货轮的前部，掩护队友登船。 等到聚集到30多个人的时候，突击队分成四组：一组控制驾驶室，一组控制货舱，一组控制船员宿舍，一组控制动力舱。 10分钟后，最后面的“旭日丸”已悄无声息地落入突击队手中。40多名日本海员被结实捆绑、塞口关押起来。 福建海军派出的40多名船员随即上船，分布到各个岗位，操纵了这艘货轮。 如法炮制，突击队又控制了中间的“旭日丸”。 在夺取最前面的“东日丸”时却遇到意料不到的情况。8名队员悄悄地摸到驾驶舱的外面，背靠墙壁，伸手握住门把手，用力一拉，舱门应手而开，先头一人一个箭步跨了进去。正在驾驶舱的大副松川洋介听到声音，急忙扭头察看，突击队员手中的匕首飞快地从他的咽喉划过，随即，一条血痕出现在松川的脖子上。这个秀气的日本人惊恐地圆睁双眼，喉头发出咯咯的声音，双手徒劳地抓着自己的喉咙，软软地倒了下去。 操纵驾驶舵的水手也被迅速控制。 在控制船长宿舍的时候，船长庵野秀男正好出来上厕所，突然遇到突击队员，大惊之下，他大叫一声：“八格！”急忙欲返回拿枪。突击队员腾空跃起，匕首重重地砍在他粗壮的脖子上，让他立刻进了神社。 冲进最后一间舱房的第一名突击队员刚进入船舱，却被乱枪打死！偷袭变成了强攻。由于舱房是个密闭的空间，只有一个出口，易守难攻，形势对突击队非常不利。上了船的旅长杨廷英当机立断，命令道：“用手榴弹！” 几捆集束手榴弹同时扔进舱房，剧烈的爆炸之后，里面已经没有任何活着的生命，几十名个日本人全部被炸成碎片，房间里到处都是碎肉和血迹！ 原来，住在这间舱房的是日本陆军的几十名教官，随同军火前往广东，训练粤军使用这批武器的。不过虽然他们精通枪械、战术，却被突击队员堵在狭小的舱室内“关门打狗”。 至此，攻击行动宣告结束，突击队以阵亡3人的代价夺取了3艘日本万吨货轮，击毙37人，俘虏100人，上至船长下到水手无一漏网。 杨廷英说道：“向军部报告：任务完成！”接着对舵手说道：“立即转舵，返航！” 3艘货轮立即调头，全速（20节）驶往东山岛海域。抵达后，海员操作打开船尾舱门，福建海军的5艘登陆舰满载陆战队员与之接驳。就这样，登陆舰、快艇穿梭往来，至天明前将东山岛上的2个陆战旅人员全部送进船舱。 叶挺当然是第一个从东山岛上乘快艇上到“东日丸”。　上船后，看着脚下被处理得干干净净的甲板，叶挺满意地点点头，然后随着杨廷英直接来到了货舱。货舱里全部是摆放的整整齐齐的大木头箱子，足有好几百个，箱盖上面贴着日文的封条，上面写着：“大日本帝国陆军部”。 几个士兵已经把其中一口箱子撬开，露出一层厚厚的稻草，扒开之后露出一个油布捆成的大包。解开之后，里面摆放着50支崭新的38式步枪。叶挺大笑着说：“果然是武器！” 杨廷英也面露喜色，说：“把木箱全部打开，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 清点完后，叶挺发现，这艘船装载的武器刚好是日本陆军1个挽马制师团的装备。 12门105毫米榴弹炮，54门75毫米山、野炮，50门75毫米步兵炮、37毫米速射炮（即平射炮、反坦克炮），上百门81、60毫米迫击炮和掷弹筒，几百挺机枪，上万支步枪。 还有大批炮弹、子弹、手榴弹、黄色炸药等。叶挺初步估算了一下，大概是3个弹药基数。 叶挺笑着对杨廷英说：“这下发财了。十九路军虽然在淞沪重创日寇，但很大程度上依赖国民政府警卫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和税警总团等**精锐的德国重武器。现在你看，这么多炮，足以把十九路军全副武装起来，不逊于德械师。” 当时日本陆军的1个师团，战时编制为2。5－2。8万人，相当于中**队3个师。所以这3个师团的军火，大概可装备十九路军8个师。 万吨巨轮的货舱虽然宽敞，但装载了大批武器弹药。由于每艘货轮平均要塞进2个团的陆战官兵，尽管利用了全部舱室，还是有上千人要在闷热嘈杂的货舱里坐完这趟行程。幸好之前专门进行过类似的狭窄空间生活训练，反正只要忍2天就行了。 为了鼓励士气，此次参战的2个陆战旅全体官兵薪酬翻倍。 被俘虏的100名日本海员被押送上东山岛秘密关押。其中的中国翻译被控制留用，包括联络官王旭。 3艘万吨巨轮满载军火和2个陆战旅官兵，起锚以20节的全速驶往广州黄埔港（反正日本人的船不必怜惜），夺回损失的时间，确保7月7日赶到黄埔港。 按理，夺取3艘巨轮后应开回厦门港，卸下军火，就可多装1个师的官兵第一波在黄埔港上岸。不过，叶挺考虑到厦门港目标太大，到处是日本间谍，这3艘日本船进港势必会暴露，日本就会通知广东方面，从而使奇袭化为泡影。所以叶挺再三斟酌，最后确定以演习为名在东山岛戒严，部队在东山岛海域通过登陆舰与货轮接驳。 这样就有了叶挺在黄埔港调侃准备迎接日本军火的广东兵工署长杨晏清那一幕。 另外，李金波的十九路军总部特务团和余华沐的军官补习团则一直连日分批乘坐运输机训练，克服头痛、耳鸣等初次搭乘飞机现象，保证届时能一下飞机就采取行动。杨官宇等行动前暗中作梗，将黄光锐急迫需要的航空汽油、弹药、零件等扣留，致使黄光锐的嫡系第1飞行大队在茂名机场彻底“死机”。 就这样，叶挺利用赣南的大余、广西的防城这两颗“桃子”，调走了陈济棠、黄光锐、李汉魂这“三士”。 在“调虎离山”后，通过在广州的补充旅、乘坐日本货轮的2个陆战旅，以及乘运输机的2个团，海陆空三管齐下，一举控制了偌大但空虚的广州城。 此前，陈济棠主力在赣南的大余、粤北的南雄被中央红军打得落花流水，只好紧急向蔡廷锴求救。蔡廷锴身兼浙闽赣粤湘五省南路军前敌总指挥，“当仁不让”，复电立即出兵，但需借道粤东。陈济棠满口答应。蔡廷锴于是下令闽西南的马鸿兴独立师出粤东北兴梅地区，闽南的翁照垣补充师出潮汕，急行军前往前线“救急”。 且说马鸿兴独立师到了大埔后，随军的黄和春（广东梅县人，是蔡廷锴在护**讲武堂时代的老同学，相随多年，为蔡的得力助手）利用同族同宗的关系，宴请驻扎与此的粤军独立第1师的师长黄任寰及连以上军官。黄和春原为十九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当时的“驻京办”），历史上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失败后，蔡廷锴就是通过黄和春利用这层关系，将十九路军残部编成1个旅，由黄和春带往大埔投靠黄任寰的（后编成广东独立第3旅，不久被缴械改编）。 黄任寰见同宗亲戚来到，非常高兴，不疑有他（且陈济棠打过招呼），遂率全体军官欣然赴宴，自然落入“鸿门宴”陷阱，被迫下令独立1师听从十九路军指挥。与历史不同的是，现在是黄任寰的独立1师被十九路军缴械改编了。 “潮州硬汉”翁照垣率补充师到达潮汕后，如法炮制，扣留粤军独立2师的师长张瑞贵，控制了该师。 至此粤东也全部落入十九路军之手。 现在，十九路军重返广东只差最后一步：“李代桃僵”。如果中央红军不能顺利歼灭陈济棠在赣南、粤北的主力7个师，在韶关前线的陈济棠势必会放弃粤北，全力回师广州与十九路军决战。尽管叶挺有战胜的把握，但这一仗必然血流成河，必须尽量避免。 第十八章：重返广东（6） 在赣南的大余、粤北的南雄地区，中央红军与陈济棠粤军主力迎头相撞，以水口为战场中心展开空前大决战。 当时，粤军12个团分别占据赣南的大余、扬眉寺等地，另外在广东南雄及其附近有6个团，统归第1军的军长余汉谋指挥。在赣州以北有蒋介石中央军嫡系陈诚的5个师，在湘南有何键的2个师。 **临时中央6月5日发布军事训令：“一、五军团主力应先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南下夺取粤北的南雄、韶关。” 此时，鄂豫皖的蒋先云不断发来“内线”情报，准确指出了粤军部队番号和驻地、作战计划，比中央红军估计的兵力大得多，经核实情报准确无误。 6月17日，苏区中央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于福建的长汀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传达贯彻临时中央的指示，根据蒋先云的情报，决定改编部署，集中红1、3、5全部3个军团，由信丰南部直取南雄，如南雄得手，就可威胁韶关。估计各路粤敌必将回援南雄，红军3个军团，红12军及独立第3、6师分别协同配合，相机在运动中于南雄附近给余汉谋粤军以最大的打击。 接命令后，红1、5军团不顾天气炎热、长途行军的极度疲劳，即急行军经信丰南部渡过桃江，6月底7月初先后到达广东乌迳地区。 粤军以6个团的兵力由南康到大余地区集中，企图乘红1、3、5军团未会合之际，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湘军的配合下，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妄图把红军一举歼灭在赣江两岸。这时，彭德怀率领红3军团主力到达大余东北的池江，于7月2日击溃粤军4个团。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判断退守大余的这股敌人可能要退南雄，命令红1、5军团开向梅岭关、中站一线，准备与红3军团配合，将大余出来的敌人包围在中站附近而歼灭之。 3日的上午，**和聂荣臻率领红1军团进攻南岭要隘梅岭关，将1个团的守敌击溃，占领了至关重要的梅岭关隘口。战斗中，红4军的军长王良、政委罗瑞卿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 起伏的山峦高大林密，战士正利用有利的地形组织攻击。王良、罗瑞卿赶到爬上一座山头，观察前方的敌情。 正在阻击红军的粤军，突然看见前方一侧的山头上有人，立时朝着山头猛烈地射击一阵。正在观察地形的王良，突然头部中弹，他一手捂住，鲜血从指缝中一直流到胸前。罗瑞卿看见忙将其抱住。王良倒在罗瑞卿怀里，另一只手从怀中掏出第一次反“围剿”时活捉张辉瓒后，**奖励他的怀表： “罗政委，这是**奖励我的张辉瓒用过的表，我交给你……”他没说完就牺牲了。 罗瑞卿悲痛地呼唤：“军长，军长！” 战士们痛心地把王良军长抬下山岗。 罗瑞卿百感交集地拿着王良交给他的怀表，止不住的流泪。 武汉黄埔分校的毕业生，接替**任红4军军长、罗瑞卿（同为该校毕业生）的好友王良，在此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从3日开始，彭德怀率领红3军团主力，完全合围了大余县城。叶肇的粤军第1师死守大余。大余是中国最大钨矿所在地，也是陈济棠“出口创汇”的主要物资，为保住这个“金矿”，粤军在此修筑了极其坚固的工事。彭德怀根据**的命令，对大余围而不攻，叶肇几次派兵突围都被打回去，外围工事又被红3军团用“红军炮”逐一轰塌，于是紧急向南雄的余汉谋、韶关的陈济棠呼救，谓形势万分火急！ 粤军的邓龙光独立第4师、张达第5师接到陈济棠的急电，马不停蹄的由韶关日夜兼程赶赴南雄，4师也在张枚新的率领下，由仁化向南雄快速靠拢。粤军的企图很明显，妄想南北夹击红军。至此陈济棠的5个师全部用上，为确保解围大余，他下令驻广州的李扬敬第3军全部乘火车北上支援。 7月4日，邓龙光独立第4师、张达第5师到达南雄，与李振球的2师会合，张枚新的4师也到达乌迳。粤军的行动为一方面军领导所掌握，决定集中3个军团，同时歼灭南雄和乌迳之敌。根据方面军领导的作战意图，红1军团和红12军在中站和中坑负责解决南雄之敌；红3军团一部担负牵制大余之敌，主力进到中站的东北高地待命；红5军团和独立3、6师担负消灭乌迳之敌。 5日凌晨，红5军团从罗田、赤石直插乌迳，其先头部队到达黄坑时，粤军4师已由乌迳沿浈水南岸去了水口。军团长董振堂即改变行军方向。向水口堵击，当天下午在水口以东的蒻前过村，隔河与敌打响。红5军团以红13军在正面攻击，以红15军由左翼渡河绕到敌后，很快击溃敌人2个团，粤军4师当晚退守水口圩及附近高地。 此时前去侦察的人员回来报告，水口之敌已经向南雄逃跑，董振堂当即向方面军总部报告，请示是否命令红5军团改变方向，到南雄截击敌人。 在中站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有线电话和无线电台都在忙碌着，值班人员大声呼叫着同前方联系。人员进出十分频繁。 **、朱德正在听取叶剑英总参谋长关于水口战役的情况。叶剑英说：“董振堂报告，敌4师已从水口逃跑，请示5军团改向南雄追击。” **与朱德对视一眼，说：“刚才接到蒋先云同志发来的电报，粤军4师并未退向南雄，而是继续在水口圩及附近高地固守待援。相反，粤军2、5师没有向北来中站和中坑，反而从南雄向东、向水口增援。而粤军第3军已抵达韶关，正向南雄前进。这样一来，到底是董军团长的侦察正确呢，还是蒋先云同志的情报准确。这是关系到南雄、水口哪个才是主战场的大问题。” 朱德沉思了一下：“我还是相信蒋先云同志的情报。他前几次提供的内线情报都是非常准确的，反而证实了我们的侦察有误。” **笑着说：“老总，你不要因为蒋先云是我的学生，就无原则地站在他那一边哦。” 朱德说：“润之，不是我吹捧，从上次打赣州，以及鄂豫皖的连续大胜来看，你这个弟子是青出于蓝，硬是要得（四川话：确实厉害！）” 叶剑英插话说：“事关重大，我看5军团暂时不动，1、3军团做好南下准备，加强侦察，搞清敌军动向再说。” **说：“这样稳妥！老总，照这样发展下去，这一仗将演变为中央红军与粤军主力的决战，如果我们能成功兜住粤军几个主力师，根据?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39 部分阅读 **说：“这样稳妥！老总，照这样发展下去，这一仗将演变为中央红军与粤军主力的决战，如果我们能成功兜住粤军几个主力师，根据地南边的威胁就能基本解决。” 蒋先云的情报，对聚歼陈济棠的粤军主力起到了关键作用。 历史上的水口之战，红军对敌情一再误判，如认为南雄的粤军2个师将开往正北的中站和中坑，夺回梅岭关，解围大余，所以在此安排了红1、3军团主力设伏打援。哪知粤军这2个师却改道杀往水口，这一突然变化的情况没有被红军及时掌握，红5军团仍按原计划实施攻击，错把9个团的敌人当成3个团打，双方激烈拼杀，红5军团伤亡很大，处于困境，好在陈毅同志领导的江西独立第3、6师及时赶到，才稳住战局。此后虽然红1军团增援水口，但因红3军团未能及时赶到，敌我兵力基本相当，只将粤军击溃，敌逃回南雄。一场歼灭战就此遗憾地打成击溃战。 经多方侦查证实，蒋先云的情报完全准确，粤军4师还在水口，2、5师正前往支援。3个师统一由粤军2军的军长香翰屏指挥。 **听了叶剑英的报告，深有感触地说：“战场上千变万化呀，原先水口之敌有5个团，现在敌人又增援10个团的兵力，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这一点很关键，应该把我们的主力拉上去。” 朱德说：“对，把1、3军团主力和12军拉上去，火速增援水口，力求全歼该敌。” 叶剑英担心地建议：“我们用上几乎全部的力量去水口，北面空虚，大余的叶肇突围怎么办？还有，陈诚嫡系18军已经到了崇义，可迅速南下参战，我们已经没有力量抵挡了。” **胸有成竹地说：“没有关系。大余是陈济棠的财源，他不会放弃。至于陈诚，他不会真心援助陈济棠的。陈济棠这个‘南天王’实力强大，是两广的领头人物，蒋介石正想借我们的手削弱他，好从中渔利。只要我们集中全部力量于一点，在水口迅速歼灭粤军3个师，就可腾出部队，对付陈诚和粤军援军，乘机扩大战果。” **、罗荣桓和罗炳辉、谭震林接到方面军首长的命令，迅速率军南下，与红5　军团会合，到水口参加会战。各路兵马到达水口后，重新调整了兵力。 这时，陈诚的18军已到达大余东北的青龙和杨眉地区的山中，依山傍水支起了无数个帐篷，他要在此静观其变。 14师师长周至柔来到军部帐篷，见随行人员懒洋洋的东躺西靠，显得很安然，根本没有打仗的气氛，他不由皱皱眉，走过去轻轻碰了碰帐篷门口坐在箱子上打瞌睡的军官。 那人看来是个机要参谋。他见是周师长，忙起身立正。 周至柔是浙江临海人，原名叫周百福，是蒋介石前妻毛福梅的姨甥。他20岁在浙江中学毕业后，考入河北保定军官学校，23岁毕业回到浙江老家，在浙军第2师任少尉排长。1924年投奔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任黄埔军校兵器教官。由于他和蒋介石有这一层关系，1926年7月参加北伐，历任团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 除了他和蒋介石这一层关系外，还有他的精明强干。30年代初年他奉蒋介石之命，到欧美考察航空和空军事务，回国出任中航校教育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上了空军司令。1949年跟随蒋介石去台湾，病逝于1986年的8月。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他身材瘦长，一挑帐篷门帘弯腰进到里面，只见空无一人。他一闪身出来问还在立正站立的机要参谋：“陈军长呢？” 参谋客气地告诉他：“军长到山上打猎去了。” 周至柔二话没说立在帐篷前，望着前方的山坡。 突然，山坡上响起了枪声，接着有人大声喊道：“打中了，打中了。” 周至柔向着响枪的山坡走去。 山坡上的树林中，陈诚的卫兵提着刚打死的兔子来到他们面前。陈诚身上冒着汗，没戴军帽，前胸衣服敞开，身边跟着替他背枪的11师的师长肖乾。俩人并肩沿着山坡往下走，边走边谈。 周至柔来到山下。陈诚、肖乾也从树林中钻出来，周至柔迎上前去。 “陈军长，你害得我找得好苦哟。肖师长也在。” 陈诚反问道：“周师长，坐不住了？” 周至柔苦笑一下，没有表示什么。 陈诚：“看过《三国》吗？”周至柔不解，一脸疑惑。肖乾在一旁高深莫测地笑笑。 陈诚又问：“知道‘草船借箭’吗？” 周至柔不知陈诚是何意，机械地点点头。 肖乾帮他解开这个迷：“东吴利用诸葛亮借曹军的箭，咱们呢，用陈济棠、余汉谋的人借‘共匪’的人头。” 周至柔似乎明白了陈诚的用心何在。 陈诚阴险地说：“他陈济棠不是依据自己手中有人有枪吗？他不是敢同委座分庭抗争吗？那就让他同‘共匪’打打交道，试试他的半斤八两。”他一语道破了天机。 肖乾又进一步解释道：“他们打赢了，咱们上去冲他一家伙，也沾点光；他们要是打败了，咱们也不能跟着吃亏。” 周至柔担心地问：“要是何长官怪罪下来……” 肖乾满脸不屑一顾地神色：“老兄，别说何长官，就是真的委员长怪罪下来，不是还有你嘛。再说你跟随蒋委员长多年，怎么连这都不懂，这不是委员长解决他所不信任的人的一种办法吗？” 周至柔“哦”了一声，恍然大悟。 陈诚脸上荡漾着难以掩饰的神色：“走，边吃兔子肉边等余汉谋的消息。” 此时，正是7日的下午。水口阵地上红军吹响了冲锋号。 团政委杨成武首先跃出战壕，高声喊道：“同志们，冲啊！” 战士们一个个跃出战壕，向敌人冲去。满山遍野的红军潮水般地涌上敌人阵地。负隅顽抗的敌军，见红军如同山洪暴发般地冲过来，个个害怕地调头就跑。 山中间的开阔地上，红军战士的尸体同敌人的尸体交织在一起，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有的抱敌而死，有的胸前还在流着鲜血；敌人的尸体上有的则插着红军的大刀，整个战场上空被烟雾笼罩，被炮火打断的树桩还在冒着余烟。整个战场惨不忍睹。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残酷。 红、1、5军团全线出击，粤军2、4、5师承受不住这样的重击，终于崩溃，散兵四处乱窜，红军战士风卷残云地猛抓俘虏。 远离战场的陈诚，正在帐篷内同肖乾、周至柔悠闲地吃着烤熟的野兔肉，无线电台已打开，从中可以听到红军的“冲啊！杀啊！缴枪不杀！”声。 电台又传出粤军2军的军长香翰屏的呼救声：“余军长，我部受到了匪军的包围，已经抵挡不住了，请你向我靠拢！” 接着是1军的军长余汉谋的声音：“香军长，我部在大余也受到了匪军的包围，希望你赶快突围，向我靠拢，向我靠拢！” 佯攻大余的是陈毅指挥的红12军和独立3、6师。 陈诚停止吃兔肉，听着电台中传出的声音，好像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肖乾鄙夷地说：“他妈的，怎么不经打，叫人家一冲就垮了呢？” 周至柔显露出十分惋惜地说：“唉，完了。” 李明问陈诚：“军长，我们下步怎么办？” 陈诚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以静制动，还要看看下一步的情况变化如何。在没有摸清‘共匪’的真实情况之前，绝不能轻举妄动。” 战至7月8日上午，听闻粤军老巢广州一夜之间被叶挺夺去，粤东的兴梅、潮汕地区也落入十九路军之手，粤北的陈济棠无心恋战，下令各部向韶关总退却，企图汇集一支残兵，趁叶挺立足未稳之际，回广州作侥幸一搏。 **、朱德、叶剑英当机立断，令红5军团打扫水口战场，红12军和独立3、6师北上梅岭关，将叶肇的1师堵回去。主力红1、3军团对退却的粤军展开猛烈追击！ 中央红军2个主力军团有如山洪爆发，两道钢铁巨流直泻奔涌，展开一场排山倒海的追歼战！粤军兵败如山倒，摔掉了武器，官不管兵，兵不管官，没命地向西逃跑。溃兵顺公路跑，钻山沟从小路跑，跑不动的把枪往地下一扔，大发脾气地说道：“丢……跑唔郁了（跑不动了），降了！几大就几大（就这样算了）！” 除了南雄的邓龙光的独立4师动作较快，基本完整逃到韶关外，李扬敬的第3军因按原命令从南雄北上解大余之围，中途才接到撤退的命令，一时军心大乱，又遭到红1、3军团主力冲击，一触即溃，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员逃回韶关，且丢失大量武器，包括全部重武器。其余不是被红军俘虏，就是逃入荒山野岭藏匿。 红军乘胜攻占始兴县城，随后红1军团进逼韶关，红3军团攻占曲江，截断粤汉铁路，陈济棠南下撤回广州的唯一通道被切断。陈济棠派出收复曲江的邓龙光独立4师被彭德怀痛打了回去，陈济棠率领3个师残部困守韶关，且断了武器弹药、物资来源，日陷窘境，只有坐以待毙。 叶肇的1师也在大余被红5军团、红12军等部围困，也是日暮途穷。陈诚未料到粤军主力如此快崩溃，见势不妙，为避免重蹈赣州解围的覆辙，于是率领18军撤回吉安。 至此南雄水口大战，以中央红军的大胜而告终，全歼粤军3个师，基本击溃2个师，并将粤军残部困在了大余、韶关。粤军2军的军长香翰屏、5师师长张达被击毙，4师师长张枚新被俘，2师师长李振球化装潜逃。粤军被俘达4万人（含连日搜山、喊话劝降的），中央红军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极大充实了部队。 粤北韶关。陈济棠召集各军长、师长商量出路。惨败之余，众人一筹莫展，会议一片愁云惨雾。 突然副官来报：“城外将蒋光鼐求见。” 陈济棠等大惊：“他怎么进得来？”现在韶关被红军重重围困，将光鼐却能顺利到城下，解释只有一个：十九路军已与红军达成协议。众人更是心惊，更感前途无望。 议论一会，陈济棠拍板说：“请他进来，听听说说什么也好。” 蒋光鼐两袖生风地进了会议室：“伯南兄（陈济棠字伯南），多年不见，别来无恙否？” 陈济棠冷笑道：“好你个蒋憬然，现在跑来假慈悲。前几个月你在广东的时候，我好好招待，没有半点怠慢，哪知你是‘笃背脊’（广东话：背后偷袭）！” 蒋光鼐依然保持笑容：“伯南兄息怒。鄙人是感恩戴德，只是陈长官逼得紧，大石砸死蟹，我和贤初（蔡廷锴）不得不从，才做了此等违心事。” 陈济棠等听了，原本满腹怨言，一下心态顿平。自北伐以来，广东各路军阀打打杀杀，李济深、陈铭枢、张发奎、陈济棠等你方唱罢我登场，轮番执政，当初就是陈济棠把陈铭枢和十九路军逼出广东、北上中原参加混战的，哪知十九路军不但未被消灭，反而杀个回马枪。陈铭枢是陈济棠的死敌，他要夺回广东是不择手段的。 陈济棠说：“不用狡辩，解释就是掩饰。我只怪自己计不如人，愿赌服输！憬然这次来是当说客吧，且听你说说，要是不对路，嘿嘿……” 蒋光鼐也不客气：“我这次来，是给伯南兄及众位袍泽指条明路，绝无恶意。” “什么出路？” “请伯南出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福建省出席，将领愿跟随者可随同前往福建。粤军第1集团军所部官兵以自愿原则，愿意留在广东者，职务只升不降，待遇不变。不愿留者由铁路、水运开拔福建。愿退伍者，发给路费，保证安置。” 一听此条件，在座有的将领就骂起来： 7师师长黄延桢骂道：“岂有此理！叫我们背井离乡做契弟，鬼才去福建！我军只有战到弹尽粮绝为止，绝不考虑放下武器！” 8师师长黄质文叫嚣：“我们只要死守韶关，与阵地共存亡！” 3军的军长李扬敬也道：“如此苛刻条件，我等绝难接受。嘿嘿，韶关工事坚固，还有3万雄兵，要吃掉我们第1集团军，也不是容易吧？！” 1军的军长余汉谋果然老谋深算：“我军虽然新败，但内有哀兵必胜之斗志，外有桂系支援，李汉魂独立师也正兼程赶来，大事未必不可为。” 在座的只有第1集团军参谋长缪培南、独立第4师的师长邓龙光默不作声。 蒋光鼐冷冷说：“各位太过乐观了吧。实说了吧，李汉魂已与我军接洽，同意接受十九路军指挥。至于桂系……” 蒋光鼐将三封电报递给了陈济棠。 陈济棠看完电报后，面色灰白，呆若木鸡。 蒋光鼐说：“胡汉民和李济深，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经通电，拥护十九路军主政广东！向华（张发奎字向华）在江西发来电报，也表态支持如公（陈铭枢字真如），并率4军南下，与十九路军联手。还有，十九路军已与红军达成协议，共同进攻韶关，60、61、78师已开到英德，你们已没有任何机会！” 李扬敬大怒：“你们竟然与赤匪勾结，我等上下一心……” 蒋光鼐打断他说：“只怕还未打起来，你们内部就先乱了吧。” 仿佛对这句话进行注释，这时缪培南、邓龙光说：“我等已接到向华军长命令，愿与十九路军合作。” 邓龙光的独立4师已经是韶关城内建制最完整的部队了，现在倒戈一击，成为压垮陈济棠的最后一根稻草。 蒋光鼐说：“铁4军分离太久了，是该重聚了！对了，大余的叶肇也与我方联络，同意我方条件，1师接受改编。” 桂系是陈济棠最强大的外援，现在已不能依靠，且张发奎的铁4军居然与老冤家陈铭枢的十九路军重归于好。外援已断，内患又生，陈济棠确实没有机会了。 陈济棠悲痛欲绝，哀叹道：“这下我的政治生命完了！我现在成了一只断了翅膀的鸟，只剩下坠毁、埋葬自己了！” 蒋光鼐口气坚定、不容置辩地说：“不！只要脊梁不断，就永远不会趴下，你可以在福建开始新的生命。你要抵抗下去，是拿数万官兵当替罪羊，利用你来挽救他的危亡。可是能挽救得了吗？城外红军和十九路军合计十几万，你如果突围南下，只能使子弟兵与你同归于尽！况且现在韶关陷入重围，南下已出不去了。时至今日，万不可三心二意，胡思乱想！只要和议一成，广东免遭战火破坏，军民生命财产得以保护，这可是深得人心的大事啊！” 这时缪培南说：“伯南，事已至此，徒劳无益。憬然的条件够宽厚了，想当初如公和老军长（张发奎）离开广东，只有寄人篱下，一块地盘也没有。现在十九路军愿以福建交换，伯南好歹有一块根基，不能再有过分要求了。” 邓龙光也说：“我们是军人，在未实现和谈之前，自然准备打仗。但打仗容易，谈和难，谈和需要更大的勇气。希望总司令慎而思之，不要感情用事。” 陈济棠无奈之下，只好说：“憬然你是把我逼到绝路了！好了，具体条件、步骤如何，还望告知。” 蒋光鼐说：“伯南兄功德无量！韶关城内官兵，除邓师长所部外，其余按照自愿原则，选择接受十九路军改编、去福建和解甲归田三条路。福建一切党政军大权，银行存款，全部向伯南移交，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接受。在福建为伯南留下4个正规师、2个旅，以稳定大局。愿去福建的军官，可带家眷前往，由十九路军一次拨给1000万元为安置费用。各位在乡下的老宅均可保留，私人存款也可带去福建。但各位在广州的住宅只有充公。各位也理解，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 “那我们在乡下的土地呢？是不是要土改？”因为叶挺是著名的“共党”，余汉谋害怕“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 “幄奇（余汉谋字幄奇）放心，我以名誉担保，广东不搞分田地，各位在老家的田地仍然由家人保留。” 听到这里，在座众人才长舒一口气。 陈济棠问：“那被红军俘虏的人呢？还有，开往福建的部队如何安排行程？” “我们已与红军商议，俘虏全部发还，也按照自愿原则选三条出路。选择去福建的官兵，须徒手前往，乘火车回广州，在黄埔港乘船前往福州、厦门。官兵到达后，原配备的武器再统一由我们派船运往福建。” 条件虽然苛刻，但也是正常的做法。陈济棠等权衡之下，同意了和谈条件，并向全广东各地发出通电： 一、今后治粤建设之道，应交由十九路军任之，以达成和平之政治目的。 二、为求南粤子民得免兵灾，即通电全省，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 三、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粤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由十九路军恢复交通，安定秩序。余相信如公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南粤之底定。 这样，叶挺通过最后一计“李代桃僵”，用福建置换广东，妥善安置了陈济棠的势力。 要知道陈济棠在广东经营多年，颇得人心，根基很深。如果硬行解决粤军残部固然容易，但即使正规军垮了，要是地方政府、士绅响应陈济棠的号召，或明或暗抵制十九路军新政府的话，处置起来就非常麻烦，首先解决百万民团就非常困难。而十九路军要将广东建为模范省、抗日基地，急需安定的后方，因此由陈济棠发出“安民告示”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用福建全省和1000万元安置费来安排陈济棠的势力是值得的。 和谈协议达成后，红军撤围韶关、大余，退出始兴、南雄，放回4万粤军俘虏。经自愿选择，约有2万人（含7、8师残部）愿跟随陈济棠去福建（将领中有余汉谋、李扬敬、李振球、黄延桢、黄质文等）。3万俘虏选择留在广东，接受十九路军改编。叶肇的第1师、李汉魂的独立3师、邓龙光的独立4师，加上在兴梅、潮汕收编的独立1、2师，十九路军凭空增添10万以上正规军。 开往福建的部队，一路上在十九路军重兵（49、60、61、78师，以及3个陆战旅）“护卫”下，乘火车转轮船前往福建（海上由陈策的海军舰艇“护卫”）。十九路军履行诺言，将约2个师的武器船运福建。陈济棠在福建就任绥靖公署主任、福建省主席，除指挥范汉杰56师、卢兴邦新编第2师和2个独立旅外，十九路军还将在粤东的独立师、补充师拨回福建（因这2个师都是闽南、闽西南地方保安队，不可能常驻广州）交给陈济棠。马鸿兴不愿返回，坚决要求留在十九路军，蔡廷锴遂以马鸿兴为粤军独立1师的师长，翁照垣为独立2师的师长（这2个师已被十九路军派军官全部控制）。 这次“李代桃僵”之计，叶挺施展谋略，使陈济棠沦为孤家寡人，不得不就范。 且说当初蒋光鼐以省亲祭祖为名，返回广东，着力拉拢李济深和桂系。李济深被推出来就任“西南两机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胡汉民也被邀请从香港返回广州主持大局，成为两广地方实力派的政治领袖，两人均极为乐意。 陈铭枢就任“西南两机关”副委员长、广东省主席，再次入主广东，成为“南天王”。 “西南两机关”下成立军事委员会，张发奎任委员长，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白崇禧等任副委员长，叶挺任参谋长。蔡廷锴兼十九路军总指挥，统一指挥原有的19军，以及张发奎的4军。 对桂系，蒋光鼐与李、白接洽，答应在原来陈济棠每月支付广西3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到每月50万元，另送两份“大礼”。李、白大喜，遂表态支持十九路军重返广东。 向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张发奎派出秘密联络员，请4军返回广东，与十九路军联合，重振北伐铁军辉煌，许以将4军扩充为2个军、6个师，配备最现代化的武器。张发奎的4军此时正在萍乡前线，但实力很弱（是铁4军最弱时期），只下辖1个90师（师长吴奇伟），只有几千人。得到十九路军许诺后，非常高兴，立即南下广东，还拉来1个师。 这个师就是92师。92师是原东北军吉林保安部队，师长为梁华盛，原先为国民政府吉林省主席、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九一八事变”后退入关内，被蒋介石拉来江西“剿共”。　梁华盛是广东茂名人，在张发奎拉拢下（自然有一笔巨款行贿，不过是十九路军所出），率部投奔广东。东北军有丧家之痛，对打内战极为不满，现在听说去广东投奔以抗日闻名天下的十九路军，且许诺很快就会北上收复失地，不禁全军振奋，士气高涨。 叶挺还有一招，就是通过张发奎、吴奇伟，以及4军的名将薛岳等，暗中拉拢陈济棠手下的4军旧部。陈济棠的粤军第　1集团军，分为三大派系：一是陈济棠家乡的钦廉系（粤军一半师长是钦州、廉州籍贯）；二是“西江系”，余汉谋、叶肇、李振球等就是这一系统；三是“旧4军系”，即张发奎的铁4军留在广东的将领，缪培南、李汉魂、邓龙光等属于这一系统（缪培南曾任4军的军长，李汉魂是第4师的师长，邓龙光是第12师的师长）。张发奎与桂系联合，中原大战时“铁4军”与“钢7军”在衡阳被十九路军等粤军部队打垮，4军只剩4000多人，编为吴奇伟的1个师。曾任副军长的薛岳被调任柳州军校校长。1932年1月，他看到国民党内部政局复杂，便辞职到香港九龙闲居（直到1933年5月才被蒋介石启用）。叶挺抢先一部，这次请他出山，重振4军辉煌，薛岳欣然应允（叶挺、薛岳曾同为孙中山先生的警卫营长），加上张发奎、吴奇伟的鼓动，缪培南、李汉魂、邓龙光等均被拉下水。 至于叶肇，他本是余汉谋的1军嫡系，但他与2师的师长李振球、独立2师的师长张瑞贵等之间是勾心斗角的。李振球、叶肇之间的斗争尤为激烈尖锐，而余汉谋偏帮李振球，叶肇极为不满。这次水口大战，叶肇的1师在大余被困，解围无望，而他与李汉魂、邓龙光等却为好友，在两人鼓动下，终于同意与十九路军联合。 最关键的就是红军。蒋先云向**、朱德等建议，在十九路军夺取广东后，与十九路军达成默契，消除根据地南面的威胁。叶挺据此暗中与红军统帅协商，**说了句：“叶挺才是红军的第一任总司令嘛！”力排干扰，在韶关作战中与十九路军配合，并放回4万粤军俘虏（当然武器留下）。叶挺则将陈济棠囤积的5万斤盐、大批粮食、药品等日用品输送到中央根据地，解了根据地的燃眉之急。当时项英、顾作霖等在中央根据地大搞“左倾”一套，搞得民穷财尽，特别是食盐匮乏（所谓“为了一粒盐，追过三条街”），这次合作才大大缓解了困难。虽然项英、顾作霖不满，但大批物资输送到根据地，且临时中央也有充分利用地方军阀矛盾的指示，他们也无话可说。 经过无数巧妙的安排，十九路军终于顺利重返广东，下一步就是在这一全国最富庶的省份，建设为强大的抗日基地了。 第十九章：风生水起 （本章系介绍广州风俗文化，轻松一下，大家跳开不看也行。） 7月31日，农历六月十九，是佛教里的一个大节——观音菩萨得道日。广州城西光孝寺一大清早便拥来了数不清的善男信女，一时间，寺内寺外人山人海，人人争说“人中龙”神奇无比，乃龙王下凡。 广东人没有正规的宗教，有庙就有神。谁也说不清广东有多少神仙。广东人的迷信出了名。相信风水八卦，流年运程。家家户户，都有神龛，不是观音，就是财神。电光香烛，长明灯火。好像有了这些便消灾纳福，家家安泰，户户平安。有些人挪个床位打个喷嚏都要翻查通书，看看是凶是吉。警察部门也供着关圣大帝的神位（至今香港警察也是如此），成为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观。 摩肩接踵的游人中，有看似普通的四男一女。他们逛完光孝寺后，又来到不远处应元路的三元宫。 三元宫在广州人中有两大灵验：一是大年三十，已婚妇女上香后，立即持香步行回家，如到家后香火不熄，就定得贵子；二是年初一的“头柱香”，城内的盗贼扒手为争此香打破头，据说上得“头柱香”一年就不会被警察捉住蹲大狱。 现在并非过年，游人不多，但路边却有许多“仙风道骨”的白眉相士在论人断相。 四男一女中一位“老板”模样的人看见许多人在那儿至诚至恭地请人看相，觉得好笑。他以前在广州活动多年，跟广州有名的“江相派”算命佬打过交道，上过“老千”（骗子）的当，多少懂得这类人如何出“千”（行骗）。 眼前一位白眉相士皂履长袍，一把描金折扇，一副权威架步。“老板”　看这人的神气，不像开口《麻衣》，闭口《柳庄》的土相士，倒有点像懂得“师门三宝”的“江相派”弟子。 四男一女中大家闺秀模样的女子交了相金，硬要给“老板”看相。 “你也多事，我这相貌有什么好看的？”“老板”说。 “大家都看，你去看看相又何妨？图个高兴嘛。又不会损皮损肉。” 大家都鼓动“老板”看相。“老板”不想扫大家的兴，抱着游戏心理去凑凑热闹，听听这江湖术士口出何言？ 白眉老者扫了“老板”一眼，问：“先生是算命，还是看相看流年气色？” “看相吧。”“老板”笑笑。 白眉老者出术了，一开口就下断语，出语惊人：“先生，你有异相。” “老板”问：“何异之有？” 白眉相士说：“先生三停得配，地阁圆丰，威藏五岳朝天府，眉横日月人中龙。不是一般相格，此乃非凡之相。先生有此相格，必主大富大贵。” “老板”笑了：“富从何来，贵在何方？” “先生富从南来，贵在北方。”白眉相士话音一转，“当然，人生在世，不是一路风帆。偶有霁风淫雨，诸多阻滞，先生命宫中曾有凶星，已被‘月空’、‘地解’两星化解。雨过天清，吉星高照。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先生有此福相，日后的荣华富贵，非一般俗世之人所能企及。先生是聪明人，就无需我多讲了。” 老者看在银纸分上，再送几句：“先生的运道在北，宜向北行。不过，有一点请先生留意，先生眉宇间有一股若明若暗之气，直犯天官。需谨防小人。” 这是废话。生活中到处都有一些小人。谁不防小人？这是做人的基本常识。算命先生这些话说了等于没说。不过“运道在北”，倒颇对“老板”的胃口。 老先生几句话，就刮了100元。看来，真正能发财的还是算命先生。 “老板”笑笑。 一行人离开后，大家闺秀跟“老板”开玩笑：“老板，那算命先生可能真有点道行。他说你运道在北，说不准就是吉星高照，好运当头。” “老板”哈哈一笑：“你在执信读了几年书，也相信这些？不过，我倒是希望我的运道真正在北。” “世间万物都在可信与不信之间，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是有限的，冥冥之中可能真有天意。你说得清楚吗？” “老板”被大家闺秀问得无话可答，不禁“打横来”（广东话：不讲理）：“那陈济棠如此迷信，还不是被我一手扳倒了，又灵验在何处？” 大家闺秀转头笑着问随行的一位秘书模样的人：“杨秘书，今天‘人中龙’出海，怎么没有风雨？” “风雨在后头呢。‘老板’这次到羊城，龙腾虎跃，耕云播雨，肯定会给羊城、不，整个广东带来一番风雨，好戏还在后头。” 四男一女中，“老板”是叶挺，秘书是广州市政府办公厅的秘书杨飞翔，还有两位就是独立1、2师的师长马鸿兴、翁照垣。同行的大家闺秀就是叶挺的妻子李秀文。 广东大局初定后，军队改编，马鸿兴、翁照垣就是从粤东来广州参加改编会议的。 5月份十九路军开拔福建后，叶挺即致电在德国柏林的妻子李秀文回国，先到老家澳门，住贾伯乐提督街76号（现为澳门妇联第二托儿所）。7月7、8日，十九路军一夜之间夺取广州城，又用“李代桃僵”之计，迫陈济棠去了福建，换得了广东政权的“和平过渡”，大局基本安定下来。 叶挺深知广东人迷信过甚，虽然被称为“大富大贵”的陈济棠丢了老巢，但人心依然不稳。叶挺通过电台与蒋先云联系，蒋先云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回忆起1932年7月29日广州有一场大风雨，全市“水浸街”，损失惨重。叶挺立即通过省市政府发出警报，要求民众注意防水，并重金聘请大量闲杂人员疏通下水道。果然，7月29日这天，广州遭受数十年不遇的暴雨，幸得及早采取措施，没造成太大损失（对1932年7月29日这场暴雨，史载：“广州大风雨，全巿成泽国”，可查阅民国广州大事记）。一时间，全城上下争相传闻，称叶挺是“人中龙”，龙王转世，能预知风雨，怪不得陈济棠这只“虎”（陈济棠属虎，也以虎自居，乘坐出行的军舰就是“海虎”号）不是对手，“龙虎斗”终究是龙高出一筹（顺便说一句，叶挺巧夺广东后，广东名菜“龙虎斗”【就是蛇猫肉】一时大兴，供不应求，人们品尝这道菜时顺便评说时事，辩论陈济棠、叶挺的成败）。陈铭枢不明就里，四处大肆宣扬叶挺在德国获得敦煌残卷的“周易预测学”，一时众人惊惧，对叶挺心生敬畏之心，一些蠢蠢欲动者也老实下来。通过这次大搞“迷信”的成功“预言”，叶挺出乎意料地顺利争取到了民心，减轻了很多阻力。不过为了以后不“穿煲”（广东话：露出破绽），叶挺大力加强气象建设（也是防害减灾的需要），勉强应付了过去。 十九路军的军队改编会议已开了数天，31日恰逢农历十九，佛教大节，为照顾与会广东将领的迷信情绪，休会一天，叶挺趁机和从澳门前来的妻子李秀文一同逛街。这次李秀文将父母的养老金及四处筹集到的一些钱倾囊献出，从广东、香港一带买了3600支驳壳枪，并亲自押送到广州（此事见于叶挺传记，并非作者胡编），按照叶挺吩咐，秘密交给谭启秀的补充旅，为顺利夺取黄埔港立下大功。叶挺为“酬劳”妻子，答应今天与她一起逛庙会，上街购物，并邀请了叶挺以前在广州的好友杨飞翔作“向导”（杨飞翔是广州市长刘纪文的贴身秘书），毕竟已离开广州多年，是该参观一下市容了。马鸿兴、翁照垣没什么事，也一同闲逛省城。 杨飞翔祖籍佛山南海，出生于广州东山。过去，广州人常说“东山少爷”、“西关小姐”。广州东山多仕宦人家，从前清遗老到民国官僚，这些老爷少爷多数居住东山。西关多富商巨贾。有钱商家到处选美，金屋藏娇，三房四奶，花天酒地。西关的小姐少奶们营养丰富，自然长得特别粉嫩，打扮得特别娇贵。西关、东山，一富一贵，操纵着广州的政治经济命脉。雄极一时的陈济棠，就居住在东山地段的梅花村。 杨飞翔家住东山龟岗，就读于东山培正中学。当时（现在也是）广州有三家中学最为著名：一家是清朝大臣张之洞首创的广雅中学，百年书院，年岁久远，师资雄厚，是广州的头牌中学；另一家是省立执信女子中学，执信中学名声显赫，是国内37所重点中学之一。它是孙中山先生于1921年为纪念近代民主革命家朱执信先生而亲手创办的纪念性、示范性学校，李秀文就毕业于该校；第三家是美国人办的东山培正中学，以英语教学见长。有些外国“鬼佬”在这儿培训官僚子弟。培正中学出来的中学生，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毕业后可以免试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美国佬”在世界各地网罗人才这一手战略厉害，从中学就开始了。 在杨飞翔引路下，一行人来到惠爱路（今中山五、六路，与广州最繁华的北京路商业街交界）。这是陈济棠新修的主干道，沿街都是商铺，摆满了时髦的欧美茄手表、白金链、巴黎时装、意大利皮鞋，令人眼花缭乱。 陈济棠主粤期间，民生确实搞得不错。当时广东物价低廉平稳，市民手头颇为宽裕。当时，广东普遍流通港币，港币1元可买花布20码，一个“仙”（角）可买一份早餐。一般工人月工资20个大银，一月生活费用只需2个银元。一位曾在广州读书的人十分怀念其读书生活，把它与20世纪90年?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40 部分阅读 罘延弥恍?个银元。一位曾在广州读书的人十分怀念其读书生活，把它与20世纪90年代台湾学生的生活相比，认为二者“相差无几”。 十九路军重返广东后，采取缓和政策，只要不搞反对活动，政府官员、工厂工人等一律留任，凡领政府工资者至年底均领双薪；各行各业税收照旧，不另外征收（十九路军入城时先占领了沿江路的广东银行，封存资金数千万元，足以应付庞大开支）。至于沙面的租界、广九车站（由英国人管理）等敏感之地，也不予触动。至于入城时“绑架”的日本驻广东总领事川越文四郎和武官和知鹰二，宣布其为间谍予以驱逐，且关闭沙面的日本领馆，反正十九路军早已与日本人翻脸了。在全城发起抵制“日货”运动，迫使陈济棠时代大批入住广州的日商灰溜溜撤走。这样留下的日本间谍就极为显眼，失去了掩护，被“改造社”严密监控，伺机锄奸。 由于一系列平和措施，加之大局一定，叶挺这个“人中龙”又被传得神奇无比，所以广州市面很快平和下来，恢复了繁荣景象。反正北伐以来，主政广东的人物不知换了多少，只要生活水平不降低，也就没什么怨言。 今天叶挺与李秀文等闲逛羊城，看庙会，听到市民“人中龙”的议论，不禁莞尔，也遭到妻子和杨飞翔的调侃，但他知道自己“搞迷信”收到奇效，也感畅快。 且说杨飞翔这个“东山少爷”如数家珍介绍各种新奇“洋玩意”，把个马鸿兴、翁照垣看得咋舌不已，李秀文却常住澳门，经常去香港，见世面多了，于是说：“货色不少，但论到潮流，还是香港快一些。” 杨飞翔这个“东山少爷”不依了：“香港算什么？广州才是正宗，人们常说‘广州老窦（父亲）香港仔（儿子）’，这意思懂未？” 马鸿兴问：“杨秘书，有没有人说广州老母（母亲）香港囡（女儿）？” “没有这样叫的。老母是随便叫的吗？正傻仔！” 李秀文笑得弯了腰。杨飞翔的话更是喷礴而出：“香港开埠于1842年，到今天不到100年。那时香港地荒凉得很，鬼都没几个。现在好一些，也就是近二三十年的事。‘老板’，没有说错吧？”这次出外是微服出行，叶挺被称为“老板”。 叶挺知道杨飞翔吹起来没个完，笑笑，懒得理他。 “嫂子，我再考考你：香港最早是什么人开发的？” “还用问？当然是广东人。香港本来是广东地盘，谁不知道！”马鸿兴抢着说。 “你说得太笼统。广东四条水路三种人：东江客家佬，西江广府人，韩江潮州佬，海南岛也属于广东。海南佬讲崖话，叫‘海南堆’。我问你，香港早先是广东哪路人开发的？讲呀。” 这可把马鸿兴这个福建人问倒了。这广东人也够杂的，那么多“品种”。 “告诉你吧，就是你的老乡，客家人开发的。信不信？” “讲鬼话。不信。”马鸿兴说。 “我不是空口白话，客家人是天生的开荒牛，哪儿困难哪儿去，哪儿艰苦哪安家。他们在香港地创家立业时，广州人还不知这咸湿地是块风水宝地，更别说英国佬外江佬了。老板，我没有说错吧？” “有此一说。” “那就怪了。香港的口语为何是广府话，不是客家话？”李秀文问。 “什么叫后来居上？这就是后来居上。“妹仔大过主人婆”，这种事多了。客家人多数是山野之民，怎么搞得过财雄势大的广州帮？广府人在南方占尽天时地利，他们一来，客家人就靠边站了。香港的口语也就顺理成章变成白话、广府话，不是‘涯兜’、‘屙里肚’（客家话）了。” 马鸿兴这个客家人听得笑了起来。 杨飞翔进一步发挥：“香港这小地方根本无法跟广州比！香港算什么？扯旗山，香港地，咸水妹，番鬼佬，那海岛滩涂不过是晒咸鱼贩鸦片洗黑钱的地方。有个地方为什么叫铜锣湾？那是当年晒盐晒咸鱼的地方。那时没有电话，没有广播，有专人司锣。天要下雨了，就拼命敲铜锣，当，当，当，铜锣一敲，就是通知大家赶快收盐收成鱼。你笑！” “杨秘书，你不是讲鬼话吧？”翁照垣说。 “不是骗你，确实是这样。不信，你问问嫂子。嫂子是真正的香港通。香港妹，也是晒咸鱼的妹仔，赤脚行田。穿的是大衿衫，三裁两剪一幅布，衫领都没有。要身材没身材，要模样没模样，哪来花式皮带胸针领结？一个布条或者扎根草绳就是腰带，就是香港妹。你笑什么？哪像广州西关小姐吹个头发都讲究什么大波细波，穿条底裤也讲名牌……”说到这儿，杨飞翔赶快收声。嫂子在身边，说到内裤就不能再往下说了，再说下去就有辱斯文有伤大雅了。 叶挺一听心里冒火，又不好发作。便说：“杨秘书，人家叫你咸湿佬（好色之人），没有说错。你除了底裤，就不能说点别的吗？” 这话一出，李秀文也笑了起来。叶挺一语双关：广州人说“除了底裤”，就是叫你“脱了内裤”。想想，文质彬彬的杨秘书脱了内裤是什么鬼样子？看见李秀文还捂着嘴笑，叶挺就很开心。 杨飞翔也不好再争论，很有风度地转了话题：“少说废话。再跟你们说说广州吧。嫂子，你不知道过去广州多繁华多气派！给你讲点历史吧。中国几千年，三皇五帝夏商周，唐宋元明清，广州都是中国的外贸中心。” 翁照垣多少懂一些：“杨秘书，还学问家一样。三皇五帝的时候有船吗？还外贸！收声吧，说出来不怕笑死人。” “好，算你聪明。不过，广州是古代全国外贸中心，是不争事实。对中国历史，你懂得多少？三国时期，广东就是发达的‘南海丝绸之路’。现在言必称盛唐，其实，宋朝的商品经济比唐朝发达得多。广东的经济在宋代发展到**，比欧洲发达多了。美国佬更不值一提。那时美国佬还是土著生番。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跟广州怎么比！老板，是不是？” “你吹你的，问我干嘛？”叶挺笑。 出生在广州的杨飞翔，显然有广州情结，说起广州就眉飞色舞： “不是吹牛，南宋时期，南方的经济远远超过了北方，古书上说：‘国家根本，仰给东南。’这意思懂么？就是说，那时中国经济主要靠南方，尤其是广东。告诉你们吧，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有时也叫番禺，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大城市，还是亚洲最大的国际贸易市场。名符其实的一哥，龙头老大。那时，珠江河口，真像书上说的，万船汇聚，大舶参天，物埠丰华，车水马龙。知道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自古以来，广东人是商战高手。阿爷教下来的。广东多水，水为财。广东人扎条水带走江湖，走到哪儿都聚财，这就是广东人，就是历史，就是人文地理。但不懂？” 李秀文说：“杨秘书，别吹牛。上海就比广州大。亚洲最大的国际市场是上海，你以为我不知道？” “嫂子，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告诉你吧，上海发起来，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鸦片战争打输了，清朝被逼开放口岸，五口通商。过了十多年，上海才‘威水’起来，成了一哥。这也叫后来居上。广州只好委屈一点，当个老二吧。不过广州资格老，家底厚，除了广州，还有南洋，到处有广东的侨商。广东人的经济实力，中国任何地方都没法比。当然，上海江浙人也是商战高手，蒋介石就是靠江浙财团支持的。中国的商战，基本上是这两家的天下。老板，我没有说错吧？” “别吹过头了。你忘了唐代西域有一条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叶挺说。 “那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怎么能跟广州相比？要说对外开放，广州的历史最久，搞得最活。广州那条小街十三行，听过没有？以前就是世界闻名的全国对外贸易中心。那时也叫‘番馆’，被人称为南方的华尔街。为什么广东人最少保守思想，为什么广东人的开放意识、变革精神全国第一？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历史人文地理环境形成的。为什么康粱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广东人搞起来的？道理就在这儿。懂不懂？” “还有太平天国，洪秀全。”翁照垣插了一句。 “洪秀全？我对这位广东老乡没有好印象。洪秀全搞三搞四，把中国搞得乱七八糟，到头来还是为了自己当皇帝，也是个昏君，**分子。广东人都懒得提这个人。广东人尊崇的是孙中山。” “杨秘书，谈你的广州吧。”李秀文说。 “好，再说广州，那阵时广州的热闹繁华，你们都没法想象。阔佬大亨，高人雅士，学者名流，三教九流，香客鬼佬……云集广州。香港跟广州简直是蚊臂牛臂——没法比。讲到文化，香港这殖民地怎么跟广州比？广州的文化水平一向比香港高，盲公都知道。广州有岭南派三大画家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一代名流。香港有没有？广州有粤剧万能泰斗薛觉先，香港有没有？广东有音乐大师吕文成等四个人，号称‘四大天王’，独树一帜，创立了广东音乐，自成流派。香港有没有——” 杨飞翔端端眼镜，继续说：“要论文化功底，香港人怎么跟广州比？不说别的，广州人起个街名都像样。高弟街，状元坊，诗书路，梅花村，豪贤里，文德路。有诗有书，有文有德，名字听起来都响。香港连个地名也起不好，深水陟，弥敦道，油麻地，土瓜湾，盐田仔，鸡公头，街名不像街名，地名不像地名。鸡公头都算地名，脚趾头算不算地名？” 马鸿兴、翁照垣笑了起来。 “告诉你们吧。当年到香港谋生的广东人，大多是生活艰难的三乡四邑人家。广州大佬还真不把小香港放在眼里，称呼香港人也没有好字眼，叫香港仔。香港仔也是香港一个地名。” 李秀文说：“省港一家亲，这条歌仔一直唱。照我说，广东人里面最能做生意的是潮汕人，就是翁先生的老乡。潮汕人好像天生是做生意发财的命。当然，广府人也厉害。广府人时间长，家底厚。大小商家像萝卜那么多。他们不发达谁发达？论总体实力，还是广府人第一。” 马鸿兴急忙道：“怎么不说客家人？” 杨飞翔说：“客家人就没有什么可谈了。打江山和坐江山是两码事。客家人为数不少，但发大财的不多。多数是‘湿湿碎‘的中小商家和打工仔。做生意讲和气生财，讲成帮成伙。潮州佬能发达，主要是有团伙精神。潮州人自己也打，不过，一看见有人欺侮潮州人，就一齐动手先打赢别人再自己打。这就是潮州人。客家人有个毛病：黄牛过河各顾各，喜欢窝里斗。别说客家人，世界上，凡是喜欢窝里斗的国家和民族，没有一个会发达。这也是历史。不过，客家人出了个孙中山也就够了。‘国父’都让客家人当了，还想什么？客家人嘛，就应该客气一点，和气一点，谦虚一点，斯文一点。对吗？” 杨飞翔说到这儿，马鸿兴、翁照垣都高兴了。 叶挺说：“对！凡是喜欢窝里斗的国家和民族，没有一个会发达。我们这次回广东，就是团结各方力量，一致对外。我可以预言，半年之内，北方必起大风雨，我的运道是不是在北，到时就知算命先生灵不灵验了。” 马鸿兴、翁照垣知道叶挺曾暗中透露半年之内中日必有大战，但还是将信将疑。 李秀文笑道：“我相信算命先生说的准。他说你是人中之龙，不是与香客们传颂的一样吗？他说你运道在北，正应在北方大战中你将大有作为。老板，半年多前你还在柏林起早贪黑卖早点，现在已经坐拥广东这块风水宝地，一定会风生水起（顺利发达）。” 叶挺的心这时却飞向遥远的鄂豫皖：巫山兄，我绝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到时南北铁军“双雄”一定含笑会于抗日疆场，同创铁军新的辉煌！ 第二十章：钢铁联盟 华月初升，夜凉如水，二沙岛颐养园更显清幽。 一阵觥筹交错、把酒言欢后，数人从餐厅转到颐养园内的“藕香水榭”品尝香茗。 在座的6人，是当今两广的实权派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张发奎、蔡廷锴、叶挺。 二沙岛是广州市中心珠江中的一个小岛，闹中取静，景色优美，加上三面环水，易于安全保卫，故很多国民党政要、富商及各界名流曾在此留医、疗养或居住过（二沙岛至今仍是广州顶级豪宅所在，附近的珠岛宾馆则历来是中央一号首长来穗下榻处）。岛上的颐养园是著名的疗养院，可以自择医生，或只作疗养，又有名厨主理的中西餐室，但来颐养园居住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大都不是来求医治病的，而是以此为政治“避风港”，导演出一幕幕震动华夏的政治风云变换。 叶挺对李宗仁等解释说，等会有一名轰动天下的神秘人物来到，他一出山大事可成，故在此饮茶等候。李宗仁等对这位叶挺如此推崇的神秘人物十分好奇。 薄如蛋壳的白瓷茶杯中，芽叶朵朵，汤清茶香，犹如薄云窥月，轻雾缭绕，煞是好看。 只听叶挺说：“德公（李宗仁字德邻），这茶味道还好吧？” 李宗仁笑答：“这果然是广西的西山茶，希夷有心了！我上次在此品茗西山茶，已是八年前。那次我来二沙岛的红楼见老蒋，他就请我饮这茶，旁边是他的公子经国，那时还不到10岁。”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校长时，曾偕其前妻与10岁左右的蒋经国，在颐养园的红楼住过几个月。1931年，两广成立“西南政务委员会”实行反蒋，两广的联合，就是在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脑在颐养园疗养时，通过广东空军司令张惠长做桥梁才正式联合的。这次叶挺特地将李宗仁安排在红楼下榻，表明粤桂合作的诚意，桂系方面十分满意。 白崇禧则说：“我觉得还是刚才的菜肴味道更好，羊肉哨面确实是正宗老马家的！” 白崇禧是回民，叶挺自然专门请了回民厨师为他做了最喜欢的哨面。 张发奎笑着说：“整整四年了，我这个老广现在才第一次吃到正宗的粤菜，这全拜希夷所赐。” 1928年张发奎率领“铁4军”为争夺广东，与桂系“钢7军”及李济深部粤军展开五华、龙川贝岭两次恶战，“铁4军”遭到了“钢7军”毁灭性的打击，被迫退出广东进入江西，后投靠桂系联手反攻广东，又多次被陈济棠粤军（含陈铭枢的十九路军）击败。“铁4军”被迫一直在外飘零，这次在江西“剿共”时叶挺主动派人联系，张发奎和“铁4军”才得以重返广东。 白崇禧说：“粤菜算什么，向华兄（张发奎字向华），你哪个所谓4军只有1个师，实际只有几千人，贤初、希夷大手笔，一举将你部扩充为6个足额师，我和德公都羡慕不已啊！我们桂系折腾十几年，现在才只有5个师。” 蔡廷锴笑着说：“钢7军以一当十。其实，还不是陈济棠财雄势厚，我是借花敬佛。” 李宗仁说：“借花敬佛不假，但不是陈济棠的，这6个足额师都是日械装备，却是希夷从日本人那借来的。” 黄绍竑这时插话说：“希夷的‘三桃计’名震天下，举重若轻，硬是兵不血刃将‘南天王’拉下马，海内外无不目瞪口呆，皆曰虽诸葛武侯复生也不过如此。健生兄（白崇禧字健生），你号称‘小诸葛’，与希夷相比，实在是不‘亮’了……” 这时叶挺对他说：“季宽兄，崇兰舍住得还好吧？” 黄绍竑感激地说：“多谢费心，一切安好。” 以前黄绍竑曾带其姓蔡的老婆在颐养园的“崇兰舍”住了一段时间，他这个老婆两次生小孩，都在颐养园。黄绍竑这次来广州，带的是另一老婆王氏，她是厦门大学毕业生，据说本也得宠，但抗战时黄要她设法与《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取得联系，未成，而渐失宠，这是后话。所以，叶挺安排黄绍竑在“崇兰舍”居住。 黄绍竑字季宽，与白崇禧是同窗知己。此人不仅在桂系举足轻重，亦因足智多谋、交游广、朋友多，是军政名人。蒋介石曾下了不少功夫想要黄为己用，中原大战后黄到南京，就任内政部长，却对蒋介石不即不离，努力调停南京与西南的争端，超然自在。这次他是奉蒋介石之命回广西劝说李、白，不要与十九路军合作，但叶挺通过巨额大礼，已将桂系笼住了。黄绍竑也无所谓，毕竟他也是桂系三巨头之一，也应邀随李、白来了广州。 白崇禧酸溜溜地说：“希夷妙计我是高山仰止，但借助共军之力，却是那个……啊？” 叶挺知道白崇禧是**老手，一生与**为敌，退到台湾也不悔改，故也不以为忤，只淡淡说道：“兵不厌诈，水无常形，我这几条计，已经是流血最少的手段。” 李宗仁说：“成王败寇，多说无益。十九路军重返广东，可喜可贺，就等贤初、希夷大展宏图了。” 蔡廷锴微笑说：“老蒋说过：广东财源丰富，广西士兵作战勇敢，两广一旦联合，中央军很难撼动他们，所以一定要拆散桂粤联盟。现在陈济棠走了，我们十九路军还是继续和广西精诚合作，钢军和铁军携手，再创新的辉煌。” 张发奎深有感触地说：“自北伐后，铁军三分（指分为张发奎、陈铭枢、陈济棠三部分），是该三合一了！加上钢军，我看可组成西南抗日救**，纵横天下，别说老蒋，就是日本人也不在话下！” 叶挺心想：你张发奎没有和日军交过手，不知厉害。但他毕竟是著名的抗日将领，现在又是西南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粤桂两边都有很深的关系，还得靠他牵头。 白崇禧一顿茶杯：“对！钢铁联军，天下无敌！这几年钢军、铁军几番生死大战，精兵猛将伤亡十几万，要是早点联手，以这样的损失，早就一统天下了！我看就订出计划，再来一次北伐，仿效太平天国，两广合兵出湖广，顺流而下，直捣南京！” 叶挺心里十分清楚李、白新桂系的野心。桂系在北伐以后即想把势力扩展到全国，并曾一度控制中央。后来虽退回广西，但始终不忘入主中央。广东胡汉民等元老派一直想以争正统来重回权力中枢，但陈济棠实际上只满足于“南天王”地位。1932年桂系即想以入赣、闽“剿共”为名把势力扩展到广西以外，后因广东方面认为桂军有准备入粤之嫌，李宗仁不得不停止桂军行动。 叶挺说：“如果没有外患，两广发动第二次北伐亦无不可。但现在日本侵略东三省，很快就会伸手关内，还是团结一致对外好。就广西而言，当务之急，不在南京，而在贵州。” 李、白、黄三人齐声说：“此话怎讲？” 叶挺微笑说：“这就是我送给广西的第二份大礼。” 叶挺送给广西的第一份大礼，就是把广东的钦州划给广西。钦州当时属于广东南区（钦廉高雷崖，即粤西的钦州、廉州、高州、雷州、海南岛），新中国建国后才划给广西。广西当时只有防城一个小港，海运严重不足，而钦州划入广西，不但使广西拥有辽阔的钦州湾和北海的深水港，而且平添数十万人口。这样，就等于一直被卡紧脖子的广西一下缓过气，可以畅快地呼吸了，整个西南的物资就可经北海运出，李宗仁、白崇禧一下实现多年的出海口梦想，大喜过望，也知道广东作出巨大牺牲（因西南物资就不必经广东了），终于答应与十九路军竭诚合作。 对于划出钦州，广东自然不少人反对，尤其是新任省主席陈铭枢，刚上任辖区就崩了一块，不禁竭力反对。蔡廷锴、叶挺则解释说陈济棠给桂系的好处已非常优厚，蒋介石更是财大气粗，不划出钦州不足以拉住桂系，无谓平添劲敌。况且粤西已有湛江大港，钦州对于广东来说并不紧要，但对广西则是雪中送炭，可确保两广的钢铁联盟。这样陈铭枢才不情愿地放手，毕竟蔡廷锴、叶挺掌握了实权。 叶挺划出钦州，不单是做顺水人情，把广西拉拢住，更是出于对桂系历史上坚决抗日的尊敬，意在大大加强广西实力，为抗日大业添砖加瓦。 抗战前，李宗仁、白崇禧将广西建为“模范省”。抗战中日军占领广西期间，居然没有办法建立起任何等级的汉奸“维持会”，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桂军在抗战中也涌现出了无数的爱国将领和与日军打了无数的血战，是抗战中杂牌军最强有力的代表之一。 抗战8年，广西共征兵94万多人，人数仅次于四川，按人口比例，出兵之多居全国第一（当年广西人口仅1300万，抗战胜利后根据国民党政府的估计如果加上后勤的广西人，广西一共有200多万人直接、间接的参加了抗日战争。为国捐躯30多万。另广东当年4000多万人口，出兵50多万）。抗日战争期间，广西当局曾一度接受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得全国各地进步文化人士1000多人云集桂林，从而形成著名的桂林“文化城”。 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在广西站住脚跟后，以民团的组织方式来扩充军事力量，并进而改造社会，改造农村，使民团不仅作为军事组织，而且作为政治机构，承担起地方建设的使命。李、白提出“三自政策”和“三寓政策”作为建设广西的纲领：“三自政策就是自卫、自治、自给，是根据三民主义定出来的。以为要能自卫，民族才能自由，要能自治，民权才能实行，要能自给，民生问题才能解决”。所谓“三寓政策”就是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其中心环节是建立民团，白崇禧任民团总司令。1933年6月颁布兵役法，规定18至45岁精壮男子须强制服役，未应征服役者，需入民团服役，村长兼任民团连长，营长、纵队长由乡长、区长兼任，每县有民团指挥部，县长任指挥宫，地区建立约12个师指挥部，由不担任文职的现役军人负责。师指挥部全由白崇禧统一指挥，民团每人每年必须在业余时间进行180小时的基础军事训练。白崇禧设想使广西每一名成年壮丁都成为经过训练的士兵，遇有紧急情况，就可以在一夜之间经过有线广播网，动员起一支人数众多的部队。民团组织又与省的教育制度相结合，民团大多数下级指挥员不领军饷，而在小学充当教师谋生，因此民团任职人要身兼三职——行政人员、民团指挥员和教师，时称以三位一体”。而且在大规模的公共建设中，民团指挥员又是义务劳动制度的指导者和工头。在大中学校普遍进行军事训练，以学校作为军官后备机构。凡初中、高中应届毕业生均实施为期半年的军训，军训不合格者不得毕业，以普通学校毕业生充任后备军官。以募兵方式实行征兵制度。民团的建设，使广西实现了全民军事化，时人有“斯巴达化的广西”之称。“到处都可听到喊口令，看到军事操演，进了广西就像进入一所大兵营。”（《李宗仁的一生》，第19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以民团制度为基本内容的广西建设，使广西和山西一样，取得了“模范省”的称誉。 以李、黄、白三个出身排长一级的小人物，竟然击败桂系老牌军阀陆荣廷之流，于1925年底定广西，此后驰骋中国达20余年，蒋介石一生除了**以外，就以李宗仁三人为劲敌，可见新桂系的力度所在。究其内里，与阎锡山、冯玉祥辈不同的是，李黄白内部高度团结的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点连特务头子戴笠都是感叹不已，生前说过这样一句话：“唯独广西方面，虽然穷得很，但是，金条竟不好用。”李宗仁经常说：“洪杨之失败，非曾左之功也，洪杨内讧自毁其事业也。”新桂系自起事以来就以此为戒，时时加以惕厉。中原大战之后，黄绍竑再度背离宗仁，以不损害新桂系团体利益为前提，但是奔走呼号不减于他人，而1949年一手促成白崇禧出掌兵权，为新桂系最后一逞、策划宗仁竞选，使得新桂系登上中国政坛的顶峰，黄绍竑功出第一。而黄绍竑同李济深计议，以白崇禧数十万广西子弟兵响应**的建议进而赢得新桂系在建国以后的特殊地位，如蒙采纳，新桂系当不让傅作义一席，惜乎白健生短视而未果。文革初起，黄绍竑刚毅不弯、自杀殒命，李宗仁闻之，不禁老泪纵横道：“季宽天分最高，天假以年，必能为国家民族作出更多贡献。”以黄绍竑一生之于新桂系忽明忽暗而终不改其志的举动，益知李宗仁之领袖群伦的才干之大、胸怀之宽。无论是李黄白，还是后来的李白黄，都是奉李宗仁为主，以黄绍竑的天资、白崇禧的智谋、黄旭初的眼光，竟然都甘于李宗仁之下，可见当年以勇武冠于军中的“李猛仔”的过人之处。 白崇禧这个人胆大心粗，好出奇谋，也喜欢被戴上高帽子。此人是民国时期不可多见的一流军事人才，**称他是“中国境内最狡猾的军阀”，说起此人道：“白崇禧，小诸葛嘛，喜欢带兵，以后就让他做国防部长好了，喜欢带兵就让他带二十万好了。”这是李济深、黄绍竑给传达的，可惜，白崇禧没有认识到其后桂系的必然败亡，周恩来说白刚愎自用、不懂政治，还是一针见血的。虽然，白崇禧跟上**未必就能带兵20万，但是至少不会死于非命，至少不会被蒋经国把地板下的黄金都给取走吧。李宗仁离开大陆之前说，就是下地狱也不要去台湾，说的就是白崇禧。 北伐之后，蒋介石首次下野，白崇禧出力最多，联络何应钦共同排挤蒋介石，蒋介石居然毫无办法，其后，孙传芳内犯，白崇禧督军苦战，一举击溃孙传芳，酿就民国史上著名的“龙潭大捷”。时任国民政府首脑的谭延辏Вǔ鲁系睦险扇耍┰桶壮珈粤桓保褐富尤舳ㄕ婺苁牵в镄《彰Ｒ皇奔涮煜麓滩灰选Ｊ备舳嗄暌院螅砦裾辈文弊艹ぜ婢挡砍さ陌壮珈途挛被嵴尾扛辈砍ぶ芏骼赐抵保芏骼匆蛔植徊畹谋吵隽苏飧倍粤灾罡鸷糁诎壮珈ㄗⅲ翰皇切≈罡穑芏骼垂室馐÷粤恕靶　弊郑资潞蠖匀怂担褐芏骼粗烁聍攘傻值蒙鲜蚓瘛５壮珈吮允枥灾掠谙裥缓外僬饫嗟氐氐赖赖?*中坚分子竟然成为心腹而不觉。抗战期间，桂系一举一动，延安知之甚详，可谓是白崇禧的“功劳”啊。 白其人素来喜欢高帽子，解放战争末期，蒋介石对白说：只要我们二人通力合作，天下之事尤可为，比如北伐，比如抗战。他人以为此是蒋介石的圈套，而白居然信之不疑，对黄绍竑说：蒋此次态度诚恳。黄绍竑以保全团体利益第一，而白崇禧对黄绍竑责难不已，最后连李宗仁也目之为阿斗。1949年的华南战场，张轸起义在前，程潜通电于后，白崇禧所谓数十万精锐顷刻瓦解。此前白崇禧向人夸口说：实在不行，就跑到十万大山里面打游击。有人反唇相讥：人家**是游击战的祖宗，你和他们打游击？结果，正如人之所言，白崇禧老本输光，此前还幻想和何应钦再度携手，重演1927年的逼宫，真是痴心妄想。最不过眼的是，白崇禧被陈诚说动去了台湾，每逢表决大骂李宗仁之时，白都要被迫踊跃举手，唯恐落于人后。60年代，白崇禧死于寓所，周身碧绿，死状痛苦不堪，至今成谜。 叶挺洞察历史，将钦州划归广西，大增广西实力。但叶挺说还有第二份大礼，其贵重不在钦州之下。 李宗仁急切问：“希夷，陈策说你是大财神，果然没错，钦州这份礼太贵重了。但我想不出你的第二份大礼是什么，可与钦州相比？” 叶挺微微一笑：“钦州在南面海边为广西开了口子，第二份大礼就是为广西北面开口子。广西财源尽在于此。” 白崇禧毕竟聪明：“贵州？但礼从何来？” “健生兄可知最近贵州‘金克木’之战？” “略有耳闻。” “此乃广西今后财源所系，若健生兄取之，广西财源可翻数倍不止。” 第二十一章：借金克木 黄绍竑疑惑地说：“金克木？希夷兄打什么哑谜？” 叶挺也不卖关子：“季宽兄可知贵州最近形势？” 黄绍竑说：“我在南京，大概知道贵州现在是桐梓帮的天下，详情并不清楚。” 贵州就在广西北面，白崇禧对其形势倒是非常留意：“桐梓帮并非铁板一块，内部又分为‘铜仁派’和‘桐梓系’。自民国以来，黔军向分为黔西团练出身的王文华、袁祖铭为首的盘江八属兴义帮和出身贵州巡防营的周西城、毛光翔为首的黔北桐梓帮。1926年袁祖铭率部参加北伐，贵州遂成周西城一统天下。但周西城疑心甚重，为防手下将领叛乱，居然将全省军队编成100个营，不设师、团，由周亲自掌握。不料1929年发生李燊图黔之变，周西城战死，桐梓帮群龙无首。周西城在时，曾指定桐梓帮的的继承人顺序是毛光翔、王家烈、江佩屿、犹国材。据此，毛光翔出任贵州省主席兼第25军的军长，第2师师长王家烈升为副军长，合力将李燊赶走。毛光翔是周西成的表弟，又是王家烈的妹夫，被定为桐梓帮第一继承人而主持黔政，王家烈也无可奈何。但毛、王原来就有矛盾，此时矛盾则更为加深。” 叶挺接着说：“1930年7月，蒋介石任命王家烈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率部入湘西会剿红军。且由南京和湖南省按月拨给军饷。王家烈还夺得沅江上游滇黔两省鸦片集散地的巨额‘特货保护税’，以购买枪械。又在‘清剿’红军过程中，获蒋介石奖励大批枪械，遂扩军训干，实力大增。1931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直接提名王家烈为第25军代表出席会议。与会期间，蒋特别召见王家烈，褒奖有加，并赏其大批重炮枪械，坚定了王家烈取毛光翔而代之的决心。毛光翔因惧王夺权，数次计欲先夺其兵权之机，王家烈却藉以口实于今年2月重兵压筑，逼毛就范。蒋介石国民政府配合行动，立即任命王家烈为25军的军长。毛光翔迫于形势，放弃省政，以‘自愿休息’名义让出省主席职位，由王家烈代理省主席。国民政府于3月正式任命王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贵州省党部常务委员，由王家烈执掌黔政。至于所谓‘铜仁派’和‘桐梓系’，健生所知甚详。” 白崇禧补充说：“王家烈大权在握后，终日沉溺酒色，尽情享乐，昏庸度日，不理政事。其妻万淑芬，贵州铜仁县人，是个颇有野心的女流，趁此机会即肆无忌惮地干预政事。万淑芬自幼饱读诗书，虽是女流之辈，却喜读兵书，能屡屡给王家烈出谋划策。许多以王家烈名义发表的文告文章，其实是出自万氏之手。每当王家烈行军打仗，万淑芬又总是乘轿随行，在军中作参谋。这时，她把头发高束，戴上帽子，穿一身西装，并穿着宽大而塞了棉絮的皮鞋，掩饰着一双小脚，外人还不知她是女流。万淑芬还有着‘外交夫人’的美誉，代表王家烈到各地活动。她还插手军队，掌握了8个团的兵力。在人事方面，她用自己的兄弟子侄出任要职，这样，就在王家烈的政权中形成了一个以万淑芬为中心的铜仁人掌权集团，被称为‘铜仁派’。‘铜仁派’从‘桐梓系’骨干分子手中夺去了相当部分权力，致使桐梓系骨干深为不满，两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而王家烈对此不闻不问，致使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横行，税收多如牛毛，军队成了手握步枪和鸦片烟枪的‘双枪兵’，百姓怨声载道。有人作了一副对联讥讽王家烈：王纲坠地，万恶滔天。王指王家烈，万指万淑芬。现在又有所谓‘金克木’的舆论开始流传：‘金’代铜，指铜仁派；‘木’代桐，指桐梓系，‘金克木’显然暗示铜仁派将取代桐梓系，使桐梓系分子更为不满和恐惧。今年8月9日，桐梓系将领江国Р叨涫О埽庀枞醋急父蟮男卸Ｃ庀璞黄热贸龉笾菥笕ǜ跫伊液螅吮茏褚澹仁芾溆觯质芟拗疲由弦酝蚴绶椅椎摹逝伞欢锨廊ǘ崾疲顾捌洹╄飨怠焓帜张谑橇锨鞯挠坦暮颓钡慕谡洳呋雇酰环笳接坦牟拷剂斯笱簦庀枰啻幼褚宸祷毓笱簟Ｍ跫伊衣什胁客酥灵沤Ｕ庋鹂四尽涑闪恕究私稹２恢Ｒ亩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41 部分阅读 剂斯笱簦庀枰啻幼褚宸祷毓笱簟Ｍ跫伊衣什胁客酥灵沤Ｕ庋鹂四尽涑闪恕究私稹２恢Ｒ亩源擞泻渭蹋抗阄鞑圃从衷岛卧诖耍俊?br /> 叶挺问：“请问健生兄，毛光翔、王家烈何人执政贵州对广西有利？” 李宗仁插话说：“自然是毛光翔，他与我们历来有交往，物资均靠广西输出，算是广西的财源。至于王家烈嘛，哼哼，不过是何应钦的一枚棋子，与我们是水火不相容的。” 叶挺再问：“那请问李、白兄，你们估计毛、王两人谁将最终入主贵州？” 白崇禧道：“自然是毛光翔。他手下有犹国材、蒋在珍、车鸣翼3个师，加上湘西前来助战的陈孔达旅，兵力占一倍以上优势。王家烈只有何知重、柏辉章2个师，且新被赶出贵阳，只有残部退保榕江，已是苟延残喘，覆灭指日可待。我认为，毛光翔执掌贵州已成定局，如此广西的财源可保，难道希夷兄在这方面还有做什么文章呢？” “我的判断恰恰相反，执政贵州的是王家烈，而不是毛光翔！那样，广西的财源就断了！” 李、白、黄三人大惊：“希夷何出此言？” 叶挺娓娓道来：“德公和健生兄只看到王家烈残部退保榕江，似已不成气候，但不知有未想过王家烈此人在南京有强硬后台？” “老蒋吗？只怕他难以兼顾吧？” 叶挺问：“贵州出身的南京首脑人物有哪些？” 李、白、黄三人对望一眼：“何应钦！” 叶挺说：“不错！何应钦以及出身贵州的王伯群等急于获得家乡的控制权，当全力支持王家烈返回贵阳夺权，使贵州中央化。所以，他们必以雄厚的财力支持王家烈，并为其大力购置枪炮，补充武器弹药。而王家烈在湘西经营多年，穷急之下再拼凑上万兵马不成问题。相反毛光翔方面，力量几乎用尽，没有外援支持，且军队战斗力也不及何知重、柏辉章2个精锐师（注：柏辉章的102师抗战时编入粤系铁军第4军，表现良好），故我判断，王家烈很快就将从榕江反攻，打败毛光翔，再次入主贵阳。那样的话，只怕广西就断了‘米路’（广东话：财源）吧？” 李、白、黄三人听了，不禁悚然心惊。 历史上，桂系就是对贵州局势判断失误，错过干预的大好时机，致使亲广西的毛光翔失势，亲南京的王家烈执政贵州，后悔不已。只所以说王家烈执政断了广西财源，就在于产鸦片大省贵州输出渠道的改变。 当时由云南、贵州经广西运到广东、湖南的鸦片收税是桂系收入的主要来源，烟土税占桂系财政收入的1/3以上（见黄绍竑：《新桂系与鸦片烟》，《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蒋介石控制贵州以后，令滇、黔两省烟土都改道武汉。于是，桂系烟税大减，与1934年同期相比，1935年的收入不到1/2，1936年不到1/3（见陈雄：《新桂系统治下我所主办的广西禁烟》，《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广西财政陷入严重困境，也是桂系加紧推动陈济棠反蒋、发动“两广事变”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鸦片确实是广西的“血脉”。 李、白、黄三人当然知道王家烈入主贵州对广西的危害，但对占了上风的毛光翔会失势则将信将疑。 叶挺微笑道：“我判断，王家烈很快就将重整旗鼓，大举反攻，击溃毛光翔的联军。毛光翔不甘失败，必然会在贵阳附近集结全部兵力作最后一搏，与王家烈决战的地点，我看必然会在贵阳东面的最后屏障——龙里县观音山！诸位请拭目以待。” 李宗仁等面面相觑，道：“如此，则希夷有何教我？”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广西方面必须早作准备，我的建议，可将7、15军集中到桂北一带，但不可轻易出手！一旦王家烈反攻得手，特别是龙里决战后，此时王家烈虽然取胜，也必会元气大伤；毛光翔必遭大败，此时广西方面就可与之接洽，坐地还钱，狠敲一笔不说，此后还有两大收益：一是榕江是王家烈老巢，王家烈在黔东、湘西搜刮的鸦片和钱财均集中在此，而榕江又与广西交界，桂军可神速北上，一举拿下榕江，获取巨额财富（如前所述，当时鸦片是与黄金相当的硬通货）！二是一劳永逸，毛光翔绝处逢生，必然对广西感激不已，这样广西不但有了稳定的财源，还有一可靠的盟友，将广西北部的封锁带打破一环，还割裂云南、湖南的联系，居于主动地位，那时不但龙云、何键东西相隔，只怕老蒋、何应钦也只有干瞪眼吧。” 叶挺一番神侃，镇住了李、白、黄三人。要知史上虽然王家烈在龙里击败毛光翔的联军，也是惨胜，被迫同意与毛光翔的势力分权。战后毛光翔隐退老家赤水，不过原属毛光翔的几个师长仍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犹国材割据盘江八属；侯之担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各县。他们对王家烈口头上表示拥护，但王家烈并不能直接调动他们的部队。王家烈的防区仅辖黔南十几个县和黔东几个县，只掌握何知重、柏辉章2个师计15个团的兵力。如果桂系及时参战，以“钢军”的超强战斗力，击败王家烈不成问题，足以扶起毛光翔这个傀儡。特别是当时云南、湖南均与广西为敌，中原大战时，李宗仁、白崇禧为争夺湖南，不惜放弃广西（颇有壮士断腕的味道，与日本关东军叫嚣的宁可放弃本土，不可放弃满洲的主张颇为相似），全军北上，击败何键的10万湘军，一路打下衡阳、长沙、岳阳，不料却被陈铭枢的粤军断其后路，在衡阳大战中桂系钢7军、张发奎的铁4军均遭惨败（由此可知陈铭枢的厉害！），最后桂军残部退回广西。在桂军此前进入湖南作战期间，“云南王”龙云也出兵广西落井下石，出动滇军2万人试图占领南宁，南宁守军只有桂军守将韦云凇的300多人，但是滇军2万人攻了4个月都拿不下来！桂军回到广西后，集中剩下的2万兵力击败了滇军，保住了广西的地盘。由此可见桂系与滇军、湘军的积怨，如果贵州落入亲南京的王家烈之手，反桂系的云南、贵州、湖南联成一片，桂系的战略态势将极大恶化（就象历史上发生的那样，财税减了大半）。 而叶挺建议桂系出兵贵州，支援老盟友毛光翔，不但可在北面保住一个亲桂系的重要省份，还割裂了龙云、何键两个死敌，战略态势将完全颠倒，对桂系极为有利。且大宗鸦片输出渠道畅通，也将大大增加广西的财源。 就当时的历史情形来说，鸦片已在中国泛滥成灾，要广西不做鸦片生意根本不现实，广西将立即断了财源，只能坐以待毙。叶挺在广东推行“禁烟”，不会让广西的鸦片输入广东，但西南的大宗鸦片可通过划归广西的钦州北海港向全国输送，广西仍会保持住巨额财政收入，将大大增强广西的财力，使桂系以更强大的实力投入抗日战争。 李、白、黄三人在军阀混战中摸爬滚打多年，自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得失，不禁又惊又喜。惊的是王家烈明明已到失败边缘，难道真会如叶挺预言的“咸鱼翻生”（广东话：死里逃生，重新奋起），那样广西如不作准备，王家烈在贵州站稳脚跟就麻烦了；喜的是如桂系及时出兵，将大赚一笔，且今后财源滚滚，再无忧虑。 李宗仁说：“希夷分析精辟，一语惊醒梦中人！果如希夷所说，广西必须立即准备，未雨绸缪。如能保住这条财路，哈哈，其价值恐怕真在钦州划入广西之上。希夷不愧‘财神’之命，我李德邻在此先谢过了。” 白崇禧道：“我立即致电广西，7、15军迅速向桂北开拔，做好入黔准备、希夷，如果贵州局势真如你料想的那样，我白健生将心悦诚服，今后唯十九路军马首是瞻。” 黄绍竑说：“希夷所说精辟入理，我是早就相信的。如此举成功，希夷对广西有重生再造之大功。” 蔡廷锴微笑说：“希夷确为当今诸葛武侯，所料无所不中，打得日本人也没有办法呢！只要两广一家，组成钢铁联盟，天下大事可为。” 贵州局势，正象叶挺预料的那样发展。 且说不久后毛光翔指挥犹国材、蒋在珍、车鸣翼联军分兵两路进逼榕江。王家烈在何应钦、何键大力支持下，在榕江整顿部队，军力复振，令何知重的部队奇袭贵阳。联军在八寨大小登高首战失利，被迫回救贵阳。在龙里观音山一仗，联军又遭败绩。王家烈随即全力围攻贵阳。 此时集结在桂北的桂系精锐7、15军突然出兵北上，一举拿下王家烈的老巢榕江，夺取数百万两鸦片以及100多万元的巨额财产，王家烈集中于此、由何应钦、何键支持的大批作战物资也被桂军缴获。王家烈军心大乱，被迫撤围贵阳，杀回榕江，被钢军轻易击败。毛光翔绝处逢生，又集中犹国材、蒋在珍、车鸣翼联军残部，加上侯之担的1个新锐师全力反攻，与桂系两相夹击，将王家烈打得溃不成军，王所部的旅长简文波、李成章均被击毙，王家烈率残部退保湘西，再也无力入贵州争雄。 毛光翔重新执政贵州，立即与桂系结盟，酬劳以巨额钱财，并重新开通到广西的鸦片通道。桂系财源滚滚，与德国大做军火生意（在叶挺暗示下，广西与日本决裂，赶走日本教官，转向德国购买武器），军力大大增强，在原只有7、15军2个军和19、21、43、44、45师5个师的基础上，新编一个第8军，辖22、24、42师，将兵力扩充到3个军、8个师，逐渐进入全盛时期。李、白、黄三人对叶挺的神机妙算惊佩不已，真心实意奉十九路军为两广钢铁联盟的领袖，使十九路军的抗日大业再添羽翼。这是后话。 第二十二章：神秘人物 谈论完贵州局势后，张发奎插话说：“希夷，刚才你说日本人很快就会伸手关内，要我们团结一致对外，我对这判断有点看法。日本人虽然占领东北，但根基不稳，现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有几十万，声势浩大，我看日本人没有几年是‘搞不掂’（广东话：对付不了）的，他要伸手关内，恐怕力不从心。再说，就算日本人很快入侵关内，我们两广怎样一致对外？两广与东北之间隔着两千公里，中间都是蒋介石的地盘，老蒋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还不是象‘九一八’一样对日本人退让？‘九一八’时你们十九路军不是组织了一支精锐准备支援东北吗？还不是被老蒋阻拦住了？” 叶挺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在这里下三个推断，供各位参考。一是东北义勇军人数虽众，但组织松散，也缺乏游击战经验，最迟迟至今年年底，必将全部溃散，残部或退入关内，或避入苏联。日本关东军腾出手来，入侵关内的时间，不会晚于明年1月，而且必将先侵占山海关，再侵占整个热河，进逼长城沿线。二是国难当头，国内各大实力定将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具体来说，就是国内各大势力奉蒋介石为全国领袖，在南京中央领导下，团结在抗日大业旗下，组成抗日国防政府，掀起抗日新**！三是全国真正一统后，中央必将组成抗日先遣军北上，光复长城、热河。抗日先遣军的组成，不外是中央军和我们两广联军，再加上红军，与华北的张学良、阎锡山部队共同对日作战。” 叶挺此言一出，在座众人除蔡廷锴外，人人大惊。 张发奎质疑说：“东北义勇军到年底就要溃散？几十万大军就这样不经打？难以置信。现在单一个马占山就打得日本人焦头烂额，而义勇军中实力比马占山强大的还有好几股，他日本人就能轻易对付？” 李宗仁说：“国内各大势力联合组成抗日国防政府？不算**和我们两广，大的势力就有十几家。华北的张学良不战而弃东北，畏日本如虎，早已失去斗志；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河南的刘镇华、陕西的杨虎城、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新疆的金树仁、西康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贵州的毛光翔、湖南的何键、福建的陈济棠，都是对自己的地盘看得紧，以保存实力为第一，要一致对外，谈何容易？不说别的，单说现在四川，刘湘、刘文辉、刘存厚、杨森、田颂尧、邓锡侯、罗泽玉、范绍曾等各路军阀正在四川盆地混战，将一个天府之国打得残破不堪，宛如人间地狱，不知何时是了局，加上**与国民党誓不两立，如此情势下要全国一统，组建国防政府，嘿嘿，只怕一厢情愿吧？” 白崇禧则冷笑说：“希夷其余的分析似不无道理，但这个**也加入国防政府，红军与中央军以及我们两广军队一起北上抗日，只怕是痴人说梦吧？” 黄绍竑则说：“希夷，如公说你得周易秘笈，所料无有不中，之前各事均得验证，我们钦佩不已。但现在你说的这三条推断，确实匪夷所思啊。” 叶挺胸有成竹地说：“各位所虑均有道理，但今时不同往日，国内各大势力大联合的机遇就在眼前！最困难的**方面，我估计不出半年，也就是明年2月之前，**必将放弃‘反蒋’方针，倡导国共第二次合作，并与一切抗日的政治团体联合，组建有各阶层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袖，则非蒋介石莫属。而蒋介石在形势逼迫下，也将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领导起抗日国防政府。根据这样的形势判断，国防政府将派出包括中央军、红军和我们两广军队在内的先遣军北上抗日，那时热河必定已陷入敌手，故我们与日军交战的地点，必在长城沿线。还有，苏联和我国政府最迟不晚于今年的年底复交，苏联将称为我国抗日大业的最有力盟国，有此强援，我军光复热河乃至整个东北，都指日可待。” 李白黄三人和张发奎四人听到叶挺这番言论，更是目瞪口呆。要知道1927年蒋介石“清党”导致国共合作破裂，就是当时他认为苏联指使**夺国民党的权而发动的，国民政府也宣布与苏联断交，蒋介石可说是苏联的死敌。而叶挺说苏联和国民政府年底就将复交，当时毫无征兆，可以说，比叶挺先前说的三条推断更加石破天惊。 此时蔡廷锴笑着说：“希夷这些推断，之前也与我谈过，并列出了具体理由，我是已经完全信服。诸位不要疑虑，只管相信就是，关键是做好应对国内局势大变的准备。我在这里只强调一点：希夷所料绝无偏差，要是一个月前他跟四位说十九路军可以兵不血刃就夺取广东，诸位也必以为是天方夜谈，但现在不是兑现了吗？” 众人之前虽钦佩叶挺的料事如神，但今晚叶挺所作推断确实一个比一个震惊，且每件事看上去都难如登天，难道真如叶挺所说，在半年之后都将全部迎刃而解？他们都觉得叶挺信心爆棚，过于托大了。 张发奎再次质疑：“就算蒋介石肯放弃‘剿共’，那**可是好相与的？他们会奉蒋介石为全国领袖？红军怎么办？难道交给国民党改编？” 白崇禧眼光看得更远：“希夷，还有个大问题，即使一切如你所说，包括**在内各大势力组成国防政府，一致对外，那抗战胜利之后呢？各大势力都有自己地盘，各有一套治省方针，军队也自成体系，怎么统一？**一直宣扬打土豪分田地，与国民党势成水火，到时又怎么办？” 叶挺早知他们有此一问，果断回答：“向华多虑了，到时红军自然是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至于健生担心的抗战胜利后问题，我的意见是，在先保留现状的前提下，以抗日战争为试金石，谁能担负起中华民族抗日御侮的神圣使命，各大势力就奉其为国民革命的领袖！之后嘛，就着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充分发扬民主，由各阶层选出的代表组成政治协商参政会，选出执政党以及各省、市、县直至乡、村的各级政府，制定宪法，国防、外交统归中央，各省、各地则允许当选者自行决定当地的发展模式，不强求统一。以上一切均由宪法规定并保障，健生觉得这样如何？” 白崇禧和李宗仁、黄绍竑等长出了一口气：这样就保证了广西特殊的发展模式了，各党派、势力的竞争就体现在政治协商参政会里面，避免兵戎相见，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张发奎有点担心：“如果有人继续大搞封建割据，不服从呢？” 叶挺笑道：“向华放心，有不从者，　全国上下共诛之！我叶挺第一个就率十九路军将士将其扫平，就如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李宗仁等了解了十九路军的统一方略，都放下心来。这时李宗仁忽然问：“讲了半晚，却还没有谈到今晚的主题。贤初、希夷要我们在此茗茶，等候一位神秘人物，怎么还未到？他究竟是谁？” 蔡廷锴回答说：“德公莫急，此人刚从海外回来，傍晚才在香港下船，就立即乘坐水上飞机前来广州。任公（李济深字任潮）、如公（陈铭枢字真如）已去香港迎接，正如希夷所说，有此人天下大事可成，请诸位耐心等候。” 二沙岛边上有一个水上飞机站，各大政要人物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休养，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考虑到万一外围生变，就可乘坐水上飞机速离。 李宗仁等听蔡廷锴说得如此郑重此事，不禁提起兴趣：到底什么大人物，居然要当今两广的最高权力领袖李济深、陈铭枢亲自前往迎接？此人有何能量，足以能鼎定天下？ 正在猜疑间，一行人笑谈着步入“藕香水榭”。 蔡廷锴、叶挺笑道：“来了。”随即起身迎接。 进来的一行人，李济深、陈铭枢分列两旁，当中一人，中等身材，神采奕奕的眼睛、高高的颧骨、宽宽的眉毛、结实的下巴，构成了一张自然大方的刚毅面容，确有领袖群雄的风范！ 一见此人，李白黄和张发奎大感意外，忙不迭站起，白崇禧、黄绍竑、张发奎口称：“择公！”李宗仁则惊喜迎上：“择生兄！” “今宵剩把残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诸位大才，劳烦久等了，我邓择生在此谢过。”来人引用了北宋词人晏殊的名句，并与众人一一握手。 “今日群贤毕至，北伐群雄六年后再聚首，堪称盛会无前！如此何愁大事不成！”身为两广领袖的李济深刚一落座就感慨一番。 众人对望一眼，均欣喜点头。在座众人，都是当年北伐军名将，李济深是铁4军的军长，李白黄是钢7军的首脑，陈铭枢、张发奎是4军参加北伐的师长，蔡廷锴、叶挺是团长。至于来的这位神秘人物，则是北伐军的总政治部主任，声望还在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之上，风头一时无两。 此人就是国民革命军著名领军人物邓演达。 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3月1日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永湖村鹿颈村（与叶挺同乡），系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邓演达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深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和器重。他曾先后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等职。他早期曾与蒋介石合作共事多年，因此也较早地识破了蒋介石的野心与阴谋。当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邓演达迅速走上了反蒋之路，并于1930　年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与蒋介石展开了决死之争。 邓演达与铁军有极深的渊源。当年孙中山为使粤军成为真正的革命武装，特派参谋长邓铿创建粤军第1师（兼任师长），为其他部队作示范。邓演达任师部少校编练参谋兼军管教育班主任，分批轮训下级军官。邓演达在第1师的职位并不算高，可是他为官兵所拥戴，也深得邓铿的信任。因此，无形中成为第1师的核心人物，与邓铿同心协力建设第1师，使它渐具革命军队的素质，后来成长为在北伐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铁军”——第4军，为中国革命培育出不少杰出将领，如叶挺、叶剑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孙中山先生对邓演达非常赏识和器重，调邓部拱卫大元帅府和广州，并授予他少将参军之职，并亲自题赠半身照片一帧和对联一副，上书“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命贪生之性根”。又让他筹办黄埔军校。时粤军第1师的师长李济深为邓演达饯别时说过这样的话：“没有邓仲元（即邓铿）师长的伟大、毅力，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粤军第一师，并为其他部队的模范；没有择生（邓演达）同志的忠贞和热诚，也没有巩固的第一师，并坚定地为革命事业效命。”由此可见邓演达在粤军第1师中的重要作用和崇高威望。 1924年国共合作，邓演达衷心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民主义，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是军校7个筹委之一。孙中山拟委任他担任教练部主任，他谦虚地推荐李济深担任正职，自己甘居其副，并兼学生总队队长，后升任教育长。他尊重苏联顾问，与**人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密切合作，知人善任，广泛吸收德才兼备的人才。他办事认真，雷厉风行，为人师表，住在校内与学生朝夕相处，打成一片。每次野外演习，必亲自参加并进行讲评。清晨与学生一起出操跑步。 说到跑步，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军校的惯例，每天雄鸡鸣白时，只要不是雨天和雪天，全校各科各连的学生，都要围绕黄埔岛公路列队跑步，绕岛一周，大约有15公里的路程。一天，素以严厉著称的邓演达教育长到校视察，全校学员早典跑得又快又齐。突然，步科3连的方阵中有一个学员“扑通”一下倒在了地上，整齐的队形被打乱了。邓演达疾步搀起这名扑倒在地的学员，大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啦？” 这名学员满脸羞色，难过地说：“报告教育长，我叫**，刚才吃不消了。” “停止跑步！便步走！”邓演达告诉值星官：“跑步要兼顾学员体力，逐渐增加路程，不可硬来。体弱多病者应视情况分别对待。” 黄埔军校的早跑，既是一种纪律的约束，又是锻炼身体的好方法。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以后**也逐渐适应了这种马拉松式的早跑，体质渐渐增强。到后来，身体虽然仍旧那样瘦削，但已经炼成了一副经得起摸爬滚打的筋骨。由于邓演达的这次关怀，使黄埔四期生**对邓演达终生感激。 邓演达每周还对学生做一次国内外形势报告，讲解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进行爱国主义和纪律教育，反对封建主义，抨击旧军队的腐化，宣传重视农民力量和解决土地问题。邓演达军容威武，昂首挺胸，脚步坚定有力。他的高尚品德，渊博学识，英武从容的风度，龙马不羁的精神，赢得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甚至把邓演达的举止当作规范来模仿，被称为“邓演达式”的学生。 北伐战争开始，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员和革命左派人士，如恽代英任秘书长，郭沫若任宣传科长。国民革命军8个军中，除第1、5军外，全部由**员任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各师团政工人员也多由**员担任。 邓演达支持农民运动。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湖南农民运动在中国**和**领导下迅猛发展。邓演达十分重视和支持农民运动：以党中央农民委员会名义发表《对农民问题宣言》；担任农民部部长；与**、谭平山等人成立土地委员会；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自兼所长，邀**为副所长。在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上，旗帜鲜明地宣讲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驳斥“糟得很”、“痞子运动”等攻击农民运动的论调。**同志盛赞邓演达在农民运动方面同他的合作。 1927　年4　月12　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　月18　日在南京另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邓演达积极投入讨蒋斗争，由此愈加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多次在公开场合诬陷邓演达煽动暴乱，下令通缉。邓鉴于革命形势急剧逆转，而自己虽弹精竭虑也无法挽救革命的失败，于是决定从武汉出走，转道陕西潼关，抵达莫斯科。邓演达到达莫斯科后，受到共产国际的热情接待，11月他与已在那里的宋庆龄、陈友仁等商量，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临时行动委员会，由邓演达起草《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3人署名，表示要在孙中山革命精神领导下，“为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而斗争，痛斥蒋、汪是旧势力的化身、军阀的工具、人民的公敌。 在国内革命同志的一再敦促下，邓演达决定回国开展革命活动。1930　年春，邓演达从欧洲回到上海。当时，一个由谭平山等人所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人员主要是前总政治部人员，在国内已存在了两年。1930　年8　月，该党召开会议，正式命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选举邓演达为总干事。会议还通过了邓起草的《政治主张》，随后在14　个省市建立了组织，开展活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的独裁令制反动统治，愿意在特定条件下与**合作，企图建立第三种势力，走第三条道路。因此，当时很多人将其称为“第三党”（　这个组织于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为新中国建国后八大民主党派之一）。一些外国人也用最高级的赞美词赞扬邓演达，说“他这位革命伟人象美国华盛顿、法国拿破仑，是中国空前绝后的人物。” 邓演达不仅在政治上积极进行反蒋宣传，还积极准备军事倒蒋。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广泛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如对江西的陈诚、陈铭枢，陕西的杨虎城、邓宝珊，山西的冯玉祥、阎锡山，河南的郜子举、张轸，四川的孙震、邓锡侯，武汉的胡伯翰，福建的卢兴邦等，都以反蒋为基础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邓宝珊等还参加了第三党。 当邓演达回到上海时，黄埔军校的一些毕业生如胡宗南、李延年等就秘密到上海和邓见面；陈诚也秘访过上海。为了将一些黄埔学生团结在自己周围，邓演达发起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作为建立平民武装的骨干。这个革命同学会在18　个省市建立了分会或支部，从国民党军队中吸收和联系了黄埔学生近6000　人，其中的骨干分子和部分会员参加了第三党。陈诚也参加了第三党，是**中著名的“第三党分子”。陈诚投奔粤军时，就是投奔邓演达，以后又随邓进入黄埔军校，陈诚和邓演达有着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从陈诚的思想和作风看，是属于励精图治，对国家、对民族都要有所贡献的一类，这一点他也更接近邓演达。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忙着在上海组织第三党，经费无着，陈诚到上海看望邓演达时，仍表示支持邓的政治主张，愿从18军11师公积金内，为邓提供活动费用。陈还请邓派人到18军中工作，18军的一些军官，除陈诚而外，如主力11师的师长萧乾等对邓演达也相当尊重。 邓演达特别重视军事工作，强调“军事第一”，把武装斗争看作是夺取政权的根本手段。反蒋各派势力都跃跃欲试，冯玉祥、杨虎城等均派人秘密与邓演达联系，希望他率先发难。为此，邓演达专门讨论制定了以江西为中心，武汉、陕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省所有建立联系的军队一齐响应的武装起义计划，以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邓演达对他在粤军中的号召力颇具信心，认为粤军主要将领和他都很有渊源，因此只要他义旗一举，粤军将领必然响应。按照邓演达和陈铭枢商定的计划，由“陈铭枢到江西吉安指挥十九路军停止对红军的‘围剿’，将部队从吉安经泰和趋赣州入广东，树起停止内战、反蒋的旗号，与广东部队联合，在南方建立反蒋基地”。由“邓演达去江西陈诚第18军驻地临川、清江一带指挥起义，起义后首先攻取南昌”。“与此同时，武汉、西安、华北方面的杨虎城、冯玉祥等人的部队一齐响应，迫使蒋介石下台，推翻南京的统治。” 邓演达的军事策动全盘计划被蒋介石发觉后，蒋介石下令悬赏追捕邓演达，他本人并于8　月中旬由江西来到上海，亲自坐镇指挥追捕邓演达。邓演达为了准备武装起义，专门办了干部训练班。1931年8月17日，干部训练班结业，邓演达在即将赴陈诚18军驻地指挥起义前夕，到结业式上讲国内外形势，为叛徒陈敬斋告密。淞沪警备司令部伙同租界巡捕房暗探冲进课堂，当即逮捕了邓演达等20余人，夜间又查抄了“黄埔革命同学会”，抓走了该会负责人10余人。 蒋介石此时也并未下定决心要杀邓演达，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蒋对邓的看法是：“杀之可惜，纵之可畏。”所以此时蒋要求邓演达，最好是能合作，如果不能合作，也不要在这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反对他。邓演达刚被押到南京，陈立夫就按蒋介石的意思派人劝邓说：“你不是主张中国革命要中国人自己来干吗？何不帮助委员长削平内乱，然后从事建设，再行抗日呢？如果同意，可先去南昌暂住，或在南京襄助军政大计。”邓严厉斥责：“蒋行个人独裁，完全背叛了孙中山主义，叛离了革命！”他闸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后说：“**是政治问题，不可能凭武力解决。”“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又派人向邓转达他的意思，企图说服邓演达。说：现在日寇深入，大敌当前，我们之间理应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并提出要邓公开声明取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任命邓为“剿匪’副总司令。邓愤然斥责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蒋介石亲去见邓演达三次，每次去时，不许其他任何人接近。最后一次是11月20　日，蒋对邓说：“择生，别人反对我，还有可说，你我是多年朋友，有什么不可以讲清楚的呢？你应该同我合作呀！”邓演达答复得很干脆：“只要你听取我的意见，不违背总理的意志行事，我当然可以同你合作，并且能合作得很好。”两人争论一阵后，谈不下去了。蒋匆匆走了出来，满脸阴沉而铁青。最后，蒋介石又命陈立夫派邓的朋友李熙元见邓，只要求在蒋介石下野以后，邓演达不写反蒋文章，邓即可获释。邓演达断然拒绝。 这时，何应钦、何键、何成浚等人都致电蒋介石，要求杀邓演达。戴季陶也向蒋介石说：“今天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戴季陶的话正中要害。这样，蒋介石终于起了杀机。 （历史上的1931年11月29日夜，蒋派其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几名卫士秘密将邓演达押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处决。邓演达被害的消息于12月初透露出来，宋庆龄从上海赶至南京质询蒋介石才得到证实。宋庆龄当即勃然大怒，把茶几掀翻，蒋介石窘迫地躲上了楼。经多方查找，才在沙子岗荒野上找到被特务草草掩埋的邓之遗体，由陈铭枢在遇难处附近的小营岗修坟树碑，上书“故友邓择生先生之墓”。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判叛徒陈敬斋死刑，1957年将烈士遗骸迁葬于中山陵左侧，与廖仲恺墓左右并立；重修陵墓，树立何香凝题写的“邓演达烈士之墓”的石碑。**曾把邓演达与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和著名**人瞿秋白、方志敏及著名爱国志士杨虎城、闻一多等一同论列，称赞他们“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现在由于蒋先云的到来，历史就此拐弯！就在1931年11月初，蒋先云和叶挺从德国回到上海，叶挺即在陈铭枢的帮助下，开始积极营救邓演达的工作。叶挺与邓演达同为北伐挚友，更兼惠阳淡水同乡，关系比他人更深一层。叶挺亲自修书一封，托人送入关押邓的南京陆军监狱（当时监狱的看守为邓演达感化，为其传递消息，并暗示可以配钥匙助邓演达逃走，邓演达为不连累他人而未同意），信中阐明了蒋先云对中国未来局势的判断，称两年之内国内局势将有大变化，中国**将转向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国民党、蒋介石为抗战领袖；而叶挺也会夺回广东，联合两广逼蒋抗日，全国四分五裂的局势有望一统，凝聚中华民族的精英和精华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抗争，且能得到大国苏联的援助，抗日大业可期。叶挺信中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42 部分阅读 统，凝聚中华民族的精英和精华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抗争，且能得到大国苏联的援助，抗日大业可期。叶挺信中劝邓演达，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领导起中国的抗战事业，邓演达就可从“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至不济也可出国留洋考察，以观后效，如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建立，蒋介石坚持内战，那时邓演达再出山反蒋不迟，而十九路军和两广将起而响应，那时胜算更大。 叶挺的书信分析透彻，鞭辟入里，邓演达阅后终被说服。就在1931年11月20日蒋介石最后一次见邓演达时，邓演达表示只要蒋介石能停止内战，领导起全民抗战，他愿不再反蒋，且解散“黄埔革命同学会”，并拥蒋抗日。蒋介石这次来与邓演达谈话，已抱定最后的底线，只要求在蒋介石下野期间，邓演达不写反蒋文章即可获释，哪知邓演达态度突然转变，且表示可解散他最忌惮的“黄埔革命同学会”，还暗示可拥蒋再次出山，不禁大喜过望，终于在下野前下令释放邓演达，送其“出洋考察”。就这样，邓演达在生死边缘被拉了回来。 邓演达出洋后，先后赴欧洲英、法、德等国游历考察。直到十九路军重返广东，邓演达在李济深、陈铭枢等老友盛情邀请下，决定回国共商抗日大计。 李宗仁、张发奎等见到“神秘人物”是邓演达，才明白为什么说只有此人才大事可成。要知道邓演达的“黄埔革命同学会”有6000多人，包括了黄埔系大部分精英和骨干，其中有陈诚等高级将领，还与冯玉祥、杨虎城等地方实力派密切联络，确实有左右风云的能力。要知道蒋介石以黄埔系军人为骨干，而能在中央军系统中与蒋介石抗衡的，也只有邓演达一人了。 白崇禧最重兵权，于是问道：“择公，闻说你被捕前，准备前往江西发动陈诚的18军举义，不知当时有几成把握？” “九成。” “哦？” 邓演达解释说：“陈诚也忠于蒋介石，我并不认为陈诚会带18军随我起兵。我是亲自到江西的18军驻地，强制该军立即起义。我打算去后对陈诚当面说破：‘如果你反对起义倒蒋，可将我捆送给蒋！否则，同我一起发难，或者离开部队。’我估计陈诚没有扯反蒋旗号的勇气，但也不敢把我捆送给蒋，最后只能是陈诚自己离开，让我去领导他的军队。有了18军，加上真如、贤初的十九路军，以及冯玉祥、杨虎城等外援，大事未必不成。” 叶挺知道邓演达说的是实情。陈诚倾向第三党的政纲，还在江西的时候就提出了两个非常有远见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是，陈诚认为，红军在江西能生存下去，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统治腐化，他认为只有刷新政治、清除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清除贪污腐化，才能消除动乱之源。于是，他搜集有关江西政治中的苛捐杂税和贪污腐化的材料，让团长邱行湘加以整理，指控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但没有结果。第二个建议是，陈诚认为，自国民党执政以来，对于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中的“耕者有其田”并未实行。**所以在江西深得民心，是因为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因而深得农民拥护。如果想让农民也支持国民党，就得让其得到土地。因而陈诚建议，实行“限田制度”，一方面限制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另一方面用赎买的办法，由政府向地主购买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以安抚这些人，实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注：这些主张蒋介石退到台湾后才实行，成为台湾经济腾飞的基础）。陈诚要求江西省政府先做实验，但也为熊式辉所拒绝。 陈诚和邓演达有着非同一般的私人关系，邓有恩于陈；但此时蒋介石和陈诚的关系也早非一般，陈非常得蒋赏识，蒋也已大力栽培陈诚。陈诚作风雷厉风行，在思想上更靠近邓演达；但陈诚又勇于任事、服从指挥，对政治上谁是谁非，并不很在意。邓演达需要支援，陈诚给以经济上的帮忙，邓向18军中安置人员，陈也接受；但蒋介石的命令，陈也听。邓演达和蒋介石是死对头，陈诚尽量使双方都满意，在私人关系上对得起邓演达，在工作关系上也对得起蒋介石。 历史上邓演达被捕后，陈诚在江西前线曾打电报给蒋介石，请求释放邓演达。在听到蒋处死邓演达的消息后，陈诚十分震惊，“极为伤感，曾有数天不进饮食”。当时萧乾和宋瑞珂的驻地离吉安不远，闻讯后二人去吉安劝慰陈诚，见陈诚“面容消瘦，甚为忧戚”！由于邓演达被杀，陈诚还曾致电蒋介石辞职，称“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 现在叶挺请邓演达出山，凭着邓演达在黄埔系中的广泛的人脉，统一抗日大业更添胜算。 这时邓演达说：“一路上任潮和真如已经对我说了希夷的谋划，老实说，我认为每一项都难如登天。但希夷奇谋叠出，就说这次‘四两拨千斤’巧取广东，赶走‘南天王’陈济棠，就令人匪夷所思，拍案惊奇！所以希夷的这几项推断，说不定真有实现的可能。我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认同国民党？我在莫斯科时，发现共产国际左得厉害，其观点我并不认同，所以才创建第三党，走第三条道路。后又听说红色根据地大搞‘肃反’，打B团和第三党分子，杀了许多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对**拥护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深表怀疑，不知希夷你这个同乡有何教我？如果实在不行，就只有两广牵起头来干了。” 叶挺笑着说：“择公有所不知，现在**内部的‘肃反’已经完全停止，江西根据地的**、周恩来，鄂豫皖的刘伯承、徐向前，都已实行温和的土地路线，改变了以往疾风骤雨式横扫一切的左倾做法。最大的阻力来自莫斯科，就是共产国际。但我推断，今年底国民政府就可和苏联复交；明年1月，欧洲局势将发生大的变化，苏联也会改弦更张，重新修订革命策略，新的指示将通过共产国际传达到中国**。要知道中国**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无条件执行总部的命令，届时只要抓住机会，我们联合**逼蒋抗日甚至联蒋抗日，都有很大可能。” 李济深说：“既然希夷这么说，我们就拭目以待，毕竟只有半年时间，很快就可验证。关键是我们两广的钢铁联盟牢不可破，就可应对各种复杂局势。” 邓演达问叶挺：“不知希夷准备在广东实行怎样的土地政策？” 叶挺知道这是问题的关键，爽快答道：“与辞修（陈诚字辞修）的主张差不多，我准备请梁漱溟先生来粤搞乡村建设，不知择公以为如何？” 邓演达十分欣喜，连说：“这样好！这样好！” 李济深更是大喜：“梁公再次入粤，必将使广东农村发生根本变化！” 1927年5月，应李济深之邀梁漱溟就来到广州，开始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后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城外的汤山。李济深倒了，梁的乡村建设在广东就搞不成了，1929年1月，梁漱溟这位国学大师离开了广州，结束了他在广东的短暂乡村实验之旅。叶挺这次将梁漱溟迎回广东，不但邓演达、李济深、陈铭枢非常支持，广西的李白黄也打消了疑虑：看来叶挺是要走第三党的道路了。 蔡廷锴此时说：“还有一件锦上添花的好事：希夷已安排择公之兄从武汉南下，即将抵穗，不久就可兄弟团聚了。” 邓演达更为激动：“贤初、希夷费心了！” 邓演达之兄邓演存，曾为北伐军第4军参谋长，与军长李济深关系极好，后任汉阳兵工厂厂长，军衔中将。这次叶挺通过李济深将邓演存聘来担任广东兵工厂的厂长，一举数得：邓氏兄弟得以相聚；北伐铁军将领重会；广东兵工事业有了一位卓越的领导者。 1932年8月初夏的广州二沙岛颐养园的“藕香水榭”，两广领袖、北伐群雄齐聚于此，达成空前一致团结，在当时中国，形成了与蒋介石南京政府、中国**鼎足三分中的一极，对中国政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十三章：经济基础 叶挺作为一名老**员，自然非常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在德国生活期间，也阅读了大量西方名著，拿破仑的一句话给了他极大震撼：“决定战争成败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叶挺明白，没有现代化稳健的经济基础，要想进行现代化的战争以抵御外侮，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叶挺殚精竭虑谋划夺回广东的原因：广东是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大省。如果历史发展不出意料，中日全面大战在1937年7月爆发的话，广东足足有5年的和平建设时间，完全可建设为强大的抗日基地，远超陈济棠的“黄金时代”。 当时广东已经陈济棠数年建设，经济已开始走上正轨。尤其是广州，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都有很大发展，一跃而成为华南的“首善之区”和繁华大都市（人口达112万）。那时，广州市郊农民常将农产品“拿到香港市场去卖，卖了钱，一头洋面粉，一头洋饼干，挑回家吃”；“茶楼二分之一以下的厅堂生意最热闹，可见平民和劳动界的享受普遍”；而“外人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 对于陈济棠“呕心沥血”（确实如此）制定的、洋洋洒洒40万字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叶挺并不准备大改（陈济棠之所以同意去福建，保留并继续实施他这个三年规划是条件之一。且其中许多项目已经启动）。根据这个计划，广东将建立规模庞大的省营工业体系，并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全面发展。叶挺根据蒋先云的建议（现在两人已可通过电台直接联系），砍掉了其中不切实际的部分，对其进行进一步优化。作为广东省主席的陈铭枢对搞建设兴致非常高，又炮制了一份《南粤建设五年规划》，叶挺在蒋光鼐、蔡廷锴支持下，对其进行抵制，坚持由自己落实广东的建设规划，但具体实施可由陈铭枢的省政府负责（因叶挺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军队和军工建设上），才算解决问题。 要知道陈济棠如此热衷经济建设，中饱私囊、扩大自己的财源也是重要原因。1936年他下野时，携带去香港的银元达2600万元（1931年，整个中国政府每年财政收入才3亿多元，可见陈济棠一人之财力几乎相当30年代初全国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他手下的各级官员、军官也有一笔不菲的非法收入。不过现在是1932年7月，广东经济刚刚起步，陈济棠等人的收刮还不算多，为了避免大打出手，叶挺同意陈济棠等离开广东去福建时，可带去私人收入。结果陈济棠带走500万银元，其他的官员、将领带走几万、几十万不等，叶挺又为安置粤军去福建的部队（包括家属）另支付1000万元，这样广东银行剩下的资金只有2000多万元，加上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得到的海内外巨额捐款的剩余，也不足3000万元，但已非常可观。 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等都以廉洁著称，在他们的带动下，十九路军上下不存在贪污问题。陈济棠的粤军官兵新金当时是全国最高的，为了不致引起不满，归顺的粤军部队（达10万人）待遇不变（还规定至1932年的年底前每月发双薪）。至于十九路军从福建入粤的部队，待遇与原粤军相同。除去这笔开支，以及每月给广西的50万元，叶挺的启动资金只有1000多万元，但已足够。 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吏治，肃清贪污，以集中有限的财力。为了不致引起动乱，十九路军对选择留下的各级政府官员全部留用（象广州市长刘纪文就留用），但毫无疑问其中不少人在陈济棠时代风气的影响下成为蛀虫。叶挺不动声色，以改造社为基础，仿造后世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均由蒋先云告知，不一一注明），大力肃贪。叶挺发布文告：“财政为凡百事业所取资，更为政治建设的命脉。过去政治之病态以财政无根本解决之方案为百病之泉源。本省财政，窘枯已达极点，无论如何困难，如何痛苦，务求达到收支适合之目的。整理财政一要开源节流，二要廊清积弊，并拟具惩治贪官污吏条例。”经改造社调查，留用的财政厅长冯祝万以筹款应急为名，将好些税捐项目压低定额批给奸商承办，叶挺即将其免职，改任以公正著称的区芳浦为广东省财政厅长。区上任后，随即进行整顿税务机关，逐渐撤销承商，收回自办，严追欠征税款。同时整理各项税捐，开征洋米、洋糖入口等新税，保护农业的发展，很快改变了冯任时期的状况，财政收入从每月500万元，逐次增至每月800万元。原财政厅长冯祝万被惩处，对广东各级官员以极大震动，贪污盛行之风得到刹止。叶挺又建立一整套防贪反贪制度，从源头上杜绝贪污（拧紧水龙头），又以肃贪为名将一批留用的贪官清除撤换，大大澄清了吏治，同时又以高薪养廉保证积极性，稳定了各级政府官员队伍。 陈济棠给广州留下最深印象的代表作，是中山纪念堂、爱群大厦、市府大楼、海珠桥。叶挺接手时，各项目都未完工，于是对其进行有选择建设。市府大楼称市府合署，当时工程分为三期，第一期工程只完成了大楼的南半部分，作为市政府办公大楼，至于二、三期工程则停工。同样道理，华而不实的爱群大厦当时还在图纸阶段（历史上1934年开工），也立即下马，节省有限的财力。至于中山纪念堂、海珠桥则继续建设完工，其中海珠桥于1933年2月15日通车，从此一桥贯通南北市区，促进了广州市的经济发展。海珠桥南面的市区广州人通称“河南”（今海珠区），当时农田居多，叶挺趁当时地价便宜，大量购买土地，逐步将该地的农民迁去新发展的番禺、南沙等地（这些地方当时荒地多，叶挺用这些荒地置换“河南”农民的田地，大大节约了成本）。陈铭枢对叶挺在偏僻的“河南”大量买地甚为不解，多次询问不得要领，只得实施。实际上叶挺此举颇有深意，未来广东的强大有赖于此，只有蔡廷锴等极少人知道其中奥妙，对其他人则天机不可泄露也。 陈济棠为了振兴民族工商业，将荔湾西村规划为省营第一工业区，集中了不少留洋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大力发展化学工业，先后建起大型的士敏土厂（水泥厂），化学工业厂硫酸分厂、玻璃厂和西村发电厂等，使西村成为广州最重要的工业开发区。对此叶挺基本照陈济棠规划行事，特别是“士敏土”（水泥）堪称积累建设资金的“摇钱树”之一。位于西村工业区内的士敏土厂于1931年6月正式投产，很快就供不应求，获利不菲。除民用外，以后的国防工业建设也需要水泥。硫酸厂也是如此，因为硫酸是制造炸药的最重要原料。 其它项目如洲头咀内港、西南航空公司（与广西合作成立，通航广西、四川等地，开创了广东民用航空事业）、市立气象台（这个重要！不然叶挺预测暴雨得来的“人中龙”称号就要“穿煲”）及30条新辟马路（主要是繁荣商业用途）等都继续建设完工。 最大的建设项目是粤汉铁路全线通车。粤汉铁路从广州到武汉，当时武汉至株洲、广州至韶关段均已建成，只剩下中间韶关至株洲段尚未建成。完成此段铁路、使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历史上1933年初的热河抗战，十九路军曾组织了援热部队，但因韶关至株洲段未通车，部队只好在南岭的山间小道中步行，好不容易开到湖南耒阳，热河就已沦陷，何应钦与日本签了停战协定，使十九路军含恨而退。另外，当时蒋介石中央政府对抗日进行整体规划，确定株洲为重要军工生产基地（许多著名的兵工厂迁来此处），而叶挺已规划将韶关作为最重要的军工基地，所以韶关至株洲段粤汉铁路的通车对全国抗日大业至为重要。 这段铁路迟迟未建成，湖南军阀何键的态度是关键因素，主要是害怕粤军通过铁路“入侵”湖南。十九路军重返广东后，已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为了抗日大业，绝不主动挑起内战，并由蒋光鼐亲赴长沙与何键商谈，私下也赠送何键整整100万银元。此时国民党著名领袖人物胡汉民、邓演达、李济深等也呼吁尽快开通粤汉铁路，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锴等则暗示如何键不同意，则两广联军将二次北伐，夺取湖南。何键一是迫于国民党众领袖的压力，二是对中原大战时10万湘军被桂系轻易打垮心有余悸（现在两广联合，加上连日本人也惧怕的十九路军，以及扩充到6个满员师的张发奎“铁4军”……何键不敢想象），三是被100万银元晃花了眼，终于同意建设该段铁路，但由广东方面独家出资。 叶挺立即全力规划韶关至株洲段粤汉铁路的建设，作为头等大事，倾注大部分财力于此，并为此发行巨额债券。当时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极为拮据（庞大的军费以及前清遗留下来的巨额外债、赔款，想想仅仅辛丑条约的4。5两白银赔款，连本代息共达10亿两！国民政府至1936年才全部付清），但财政一直未曾崩溃，宋子文居然还能奇迹般完成法币改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间存款极为庞大（碰巧今天中国也是这个问题），通过发行国债大大缓解财政危机（当时外国金融机构对中国财政稳定的评级一直很高）。而广东更是如此，不但民间富足，而且沿海大部分人有“海外关系”，华侨汇来巨额侨汇。当时广东银行的存款利息参照香港英国银行，年息不到3％，而民间的钱庄、票号利息也最多只有5％左右（当然不能算高利贷）。叶挺发行粤汉铁路3年期债券，每年利息高达10％！加上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巨大声誉、重返广东后局面的稳定，在观望一阵后，民间存款掀起购买粤汉铁路债券的狂潮，还动员华侨紧急汇款，连远在福建的陈济棠等上上下下也派人购买升值。一时间粤汉铁路债券发行竟达1亿元！蔡廷锴对此有点担心，忧虑还不起利息，叶挺笑曰别说10％的利息，就是50％也付得起且稳赚有余，蔡廷锴才将信将疑（详情后述）。最后粤汉铁路债券筹集的资金达1。5亿元，不但修建铁路有余，剩余的也派上大用途。 资金筹足后，叶挺立即着手施工，动员粤北、湘南十数万民工，分三班昼夜开工不停，且保证工钱、饮食、睡眠。这些地方是有名的贫穷（就算是当今全国最富的广东，粤北山区还有几个国家级贫困县），看到参与修建铁路吃饭管饱、工钱足额付给，民工都干得热火朝天。叶挺另高薪聘请铁路专家负责监督施工，保证质量，结果不到半年，粤汉铁路韶关至株洲段于1933年1月全线通车！（历史上粤汉铁路全线通车是1936年）。这样届时热河抗战爆发，十九路军就可乘火车直上北平了（中间在武汉的武昌、汉口间须乘船转换，因当时武汉还没有长江大桥）。 行政方面，授意陈策（按照协定，海南继续由陈策的海军经营）将琼崖抚黎局改建为3个县，以提高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注：陈策与在海南岛的冯白驹的五指山红军游击队签订停战协定，停止作战，双方各自在自己的控制区经营；对东江一带的红军11军也如此处理，红11军在古大存率领下退入江西根据地，叶挺则将食盐等大批物资输入根据地作为交换）；将三罗地方的一些不合理的“插花飞地”，分别划归所在地的县管辖，解决了长期以来的行政和社会纠纷，将杂乱的行政基层组织形式和职责不明的机构实行改革，规定在县以下，一律设置区乡村公所（中、小县不设区），明确其职权。设立公务人员考绩委员会，对县长，局长等人员，实行考试，以资选拔。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吸收到设在广州燕塘的广东军事政治深造班受训（最多的一期为500余人）。毕业前，以3个月时间进行实地考察社会动态，然后派任县、市长或县、市政府的秘书、科长等职务。另在燕塘设立行政人员训练所，将各县现任区、乡长分期分批调所论训，学习行政知识，提高行政效率。 文化教育上，取消陈济棠一手发起的“广东复古运动”，废止“读经”运动，减轻学生负担。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大力提倡职业化教育，尤重理工科，将大学文科（含经济、法律）的比例压至不足十分之一。叶挺为此专门颁布文告：“现代求学者仍未脱科举时代之恶劣心理，以服务于军政机关为唯一之出路，其危险实不忍言……基于此目的，上学校须增设职业课程，并增设职业学校。大学之文法、政、经等科之扩充，应适可而止，并悉力扩充农、矿、工等。乡村学校尤须实行农场化。”城市教育为职业化，学生劳动化，社会纪律化，并奖励专门技术的研究及发明。提倡民办中、小学校，实行6年义务制教育（当时9年义务制不现实，高小文化已是“高学历”，大致相当于当今扩招之“大专”），在叶挺施政计划施行的5年中，全省中、小学数量和学生均增加了一倍以上；又继续扩建了华南著名学府中山大学，创办了勷勤大学、中山图书馆、广州音乐学院、广州国医学院及数十所省立、县立师范学校。在职业教育方面，由省教育厅直接举办了省立第一、第二、第三农业学校和第一职业学校。还仿效日本陆军小学、陆军中学的做法，建立起一批职业性军事学校，学生以学习军事工业、现代化武器使用为主，为今后的技术兵种建设储备了大量人才。 农业是叶挺关注的重点。挺深知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业建设上，叶挺以制糖业为带动整个广东经济起飞的“龙头”。原来陈济棠就以制糖业赚得“不清不楚”，　各大糖厂的烟囱尚未竖立起来，市面上已有其产品大量出售。原来，陈济棠动用缉私舰艇从香港运回洋糖，换上“五羊牌广东糖厂出品”的包装，抛入市场牟利。仅1931年下半年，陈就走私白糖净赚400万元。而这些走私糖，便被广州人谑称为“无烟糖”。 叶挺当然不搞走私，相反大力缉私。由于广东军队待遇全国第一，故原驻福建的2个海军陆战队旅决定留驻广东，归十九路军指挥，叶挺应承陈策，将这2个旅以及广东海军原有的司徒非陆战旅，合编为1个海军陆战师，由司徒非任师长（司徒非原为十九路军的团长，参加过淞沪抗战，是蔡廷锴“借给”陈策的），下辖的3个旅分驻粤东、粤中、粤西海岸，在海军舰艇的支援下大力进行缉私（顺便练兵）。 除打击本省人以及香港方面的走私外，首要还是打击日本的走私。当时日本将向华南走私作为“国策”。日本在台湾每年要召开一次“华南领事会议”，以协调台湾与华南各地的关系。在1932年5月的会议上，参加会议的有日本驻华南各地的领事（福州总领事、厦门领事、香港总领事、广东总领事代理、汕头领事），以及台湾总督府的局部长、台湾军及海军马公要港司令部的参谋、外务省东亚局第二课长、台湾银行与华南银行及大阪商船的代表等，会议由台湾总督府总务部长主持，台湾总督中川健藏出席了会议。会议专门讨论了向华南的走私问题。达成的协议主要有：以台湾为中心“发展”华南经济的方策；向华南倾销台湾产品（日本砂糖、台湾米、凤梨罐头等）。 叶挺规定，缉私收入30％划归海军建设所有，故海军缉私积极性极高，获利肥厚，而广东沿海猖獗一时的走私也日渐绝迹，日本（主要是台湾）经济损失惨重，而广东政府关税收入翻了一倍不止。 对于至关重要的制糖业，叶挺采纳了岭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冯锐的建议，大力发展蔗糖业，并委任冯为农林局局长，将广东全省分为广州、惠阳、潮汕、徐闻、琼崖5个蔗糖区，各划定若干耕地改种高产的渣华蔗种，在一年内就建成了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日榨量为1500吨的7个制糖厂和附设的酒精厂，称为税收的重要财源。 对于乡村建设，叶挺如上所说，邀请了著名国学大师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实验。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漱溟，后以其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曾于1924年前往山东办学，以后又在四川创办勉仁文学院，而他在山东乡村建设实验中倡导的乡学村学模式突出表现了融社会教育与社会改造为一体的思想，成为“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 1927年，梁漱溟提出“乡治”主张，由于这一主张立足于农村衰败的现实，反映了农民小富阶级的政治意愿，因此，很快形成一种潮流。1931年，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和乡村建设学会的成立以及《乡村建设》杂志的出版，标志着“乡村建设派”正式形成。主要领导人是梁漱溟、晏阳初、梁仲华等人。乡建派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根本不存在阶级对立。中国的出路不在于哪个党派执政，而在于“乡村建设”，建立“乡农学校”，恢复“法制礼仪”，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才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广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定位，有一个词广为人知：策源地（或曰“发祥地”）。但“策源地”也好“发祥地”也罢，不管前面加什么定语，都不如“实验室”来得更准确、更科学些。因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这100多年的中国历史，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喜欢用“转型期”来命名。历史转型期最大的特点，就是新文化、新学说、新技术层出不穷。每一项新思想或新技术的出现，都需要进行实验。而广东得历史地理之便，开风气之先，便被不少有志于济世治乱的先行者选中作为他们的实验室。于是可以看到，有人来这里实验洋务，有人来这里传播变法，有人拿这里试验和平改良，有人拿这里试验暴力革命……直到上世纪末，种种实验仍在广东进行：有个老人来画了一个圈，试行改革开放；有个专家来种了一片田，试验杂交水稻…… 所以1927年梁漱溟也选择广东实验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时，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虽然梁本人说，选择广东只是因为他的好友、孙中山的部下李济深在广东当权。但因缘际会，广东又多挂了一块“乡治实验室”的牌子。 梁漱溟被誉为“最后的儒家”，他在儒家思想的研究方面，自非今天那些所谓的“新儒家”所能望其项背。但他又不是一个僵化、教条的儒家思想者，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就是为了能在中国实现他所推崇的英国式宪政而做准备的，也是为了证明他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儒家腐朽思想的反对。他觉悟到“英国公民的公民权、参政权、对国事的参与过问权，都是英国人自己要求和争取来的……在民众没有要求的情况下，靠赏赐是不行的”（《回忆乡村建设》，选自《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所以他感到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这理论，跟另一个也是姓梁的广东人——梁启超的《新民说》不谋而合，可见广东确实是被历史选中作为中国实验室的。至于梁漱溟的具体实验方法，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互助，进行农业技术的改革和改良，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进而提高农民参与国事的要求和可能。这些理论和实践，8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是有建设性和可行性的。但它有一个历史条件：就是必须在“治世”中方能实现。 可惜，梁漱溟开始实践他的理论时，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乱世时代，这就注定了他的实验是昙花一现——果然，他的政治靠山李济深在军阀派系斗争中失败，被蒋介石一软禁，他的实验也就泡汤了。后来他得到时任河南省主席的韩复榘支持，便到河南搞村治，不到一年，韩惹火了冯玉祥，不得已投向蒋介石，蒋派他任山东省主席，梁漱溟便也跟着到山东继续实验。可惜，在山东搞了6年多，日军占领山东，乡治计划也就全部终结。乱世之中求治，的确也难为了这样一个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空负报国之心的文弱儒生了，这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 80年过去，乡村建设问题依然是中国的老大难问题。新一届政府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国策，提到“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或多或少都暗合了梁漱溟当年的乡治理论。 而现在，十九路军重返广东，李济深主政两广，叶挺也就有机会让梁漱溟再次来广东实践他的乡村建设理论。 1932年，一位39岁的北京人带着他的乡村建设理想来到广州，对这位当时推崇英国宪政模式的人来说，南行广州的目的，带有实验的性质。在他眼里，英国宪政一开始不是靠广大人民，而是靠中产阶级，靠有钱人，后来范围才逐渐扩大到工人和劳动人民。因此，他认为，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民生活改善了，他们参与国事的要求才可能增强，这样一来，宪政才有基础。 在叶挺支持下，梁漱溟接办了广州第一中学。筹办乡治实验，为什么要担任一中校长？梁漱溟说，“一是试办乡治讲习所，极不愿设在广州城里，而一中地方很宽，颇可借用一部分。所请教师也可两方通用，很多方便；二是因为友人卫西琴（德国音乐教育家，梁漱溟的外国朋友）先生答应到广州来办高中师范班，也以在一中来办较为适合。我任校长，就可以使卫先生做事便利许多。” 一周后，梁与他的弟子黄艮庸（广东人）来到广州的番禺新造细墟，开始了他的乡村考察。新造细墟是黄艮庸老家所在地，那里有一个不小的农场。梁漱溟经常来往于省城和乡间，而以居住乡下与青年朋友共度为多。由此，梁漱溟在广东全面开始了试办乡治的实验，而广东“新农村”的建设，也为广东成为抗日基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金融方面，叶挺利用广东快速增长的雄厚财力和发行债券的巨额收入，通过香港这个对外“窗口”，甚至直接去伦敦、纽约的股票交易所，大肆进行收购。要知1932年正是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最深重的年头，无数公司、企业破产（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大批总裁、经理、经纪人纷纷跳楼自杀），剩下的也在苦苦支撑。叶挺以极低廉的价格，收购了有巨大潜力公司、企业的巨额股票（这些公司再过几年就将全面复苏），甚至成为某些企业的最大股东，特别是美国的军火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度兴盛的军工生产陷入低潮，而且当时美国奉行“新孤立主义”，不干涉国外事务，本**事需要少得可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陆军才30多万人，在全世界排第16位，还在罗马尼亚后面），也不卖军火给交战国，加上经济大危机的打击，使美国的军火工业极度萎缩，股票贱如废纸，工人大批失业。叶挺的大收购，挽救了美国一批军工企业的生命，甚至得到美国政府的赞扬，视为可靠的合作伙伴，为以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对于一些即将倒毙的军火企业，叶挺出资安置其工人后，换得将这些企业的生产线运来广东，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工业，这是后话。 叶挺还使出“杀手锏”：青霉素（自然是蒋先云告知）。众所周知，青霉素（盘尼西林）是20年代英国弗莱明的发明，但很难进行量产，生产一直未有突破。青霉素的生产工艺十分复杂。为保证青霉的良好生长，必须向培养青霉的营养液中输入灭过菌的空气。否则，辛辛苦苦生长起来的青霉和它的青霉素就会报废。要使一个玻璃瓶中的营养液获得源源不断的无菌空气已是大费周折了，而工厂中一个装了上吨营养液的发酵罐如何获得纯净空气的供应将是更困难的事情。 叶挺通过中山医科大学某一名“权威”教授，携带“绝密技术”前往美国，与杜邦等大公司商谈合作事宜。该教授指出：一种罗马甜瓜中内有金菌青霉素的霉菌。这种霉菌生产速度很快，产量也比青霉葡萄球菌的氧化酶高上百倍。利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43 部分阅读 ：一种罗马甜瓜中内有金菌青霉素的霉菌。这种霉菌生产速度很快，产量也比青霉葡萄球菌的氧化酶高上百倍。利用这个菌种，可培养出一种产量更高的霉菌突变种；至于量产青霉素，则要建成2层楼高的巨大容罐，　里面装上2。5万加仑的“营养汤”，用象飞机的螺旋桨一样大的搅棒在罐中不停地搅拌，使纯净的空气源源不断地通过容器内的营养汤。这样，霉菌就不仅仅生长在营养汤的表面，而且也可以在全部营养汤内部生长。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突破，可使青霉素的产量飞跃提高。合作条件是该教授必须拥有新产品49％的股份。 杜邦公司一进行试验，发现果然如此，不禁大喜，双方当即签订合同。到1932年末，有20余家美国公司开始大量生产青霉素（因美国强制杜邦公司公开技术，当然要支付巨额费用）。产量已能满足一年治疗100万病人的需要。青霉素大量应用以后，许多曾经严重危害人类的疾病，诸如曾是不治之症的猩红热、化脓性咽喉炎、白喉、梅毒、淋病、以及各种结核病、败血病、、肺炎、伤寒等，都受到了有效的抑制。那些染上严重疾病的人们心中又有了希望，生命又有了依托。 当时青霉素的价格与黄金相等，由此可知广东方面从中获利多少了！（叶挺将所得利润全部用于购买美国股票，美国政府自然完全支持）。由于两广军队使用青霉素（其中也支援了红军），大大降低了战场死亡率。当时的青霉素每一小瓶仅10万国际单位，却要分两到三次注射，效果奇佳，比之现在静脉注射一次800万单位效果还好（这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使用，人体产生了抗药性），成为抗日军队的救命灵药。在以后的抗战中，青霉素成了叶挺的神奇武器，凡积极抗日的军队都将无偿得到青霉素的治疗，从而大大激发了官兵的抗日士气。而日本军队则只有象过去一样继续倒霉、大批伤兵死于破伤风了。 第二十四章：军事工业 叶挺做好经济规划后，具体就交由陈铭枢的省政府去实施了，他自己集中主要精力狠抓军事工业，要将广东建为强大的抗日国防工业基地。 在购买大量美**火公司的股票后，叶挺再次使出类似“青霉素专家”的手法，派前税警总团团长王赓赴美国，提出了一些新武器的设计理念。 王赓因淞沪抗战中“献地图”一事遭到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审判（历史上判刑两年半），蔡廷锴、叶挺极力为之作证，军法处见当事人十九路军都为之辩护，故将其释放，王赓十分感激，但已被迫离开税警总团。十九路军重返广东后，叶挺邀王赓南下，就任广东兵工署副署长，王赓欣然前来。叶挺将部分新武器的设计理念告知王赓，由其赴美商谈合作事宜，顺便治疗他的顽疾（历史上王赓就是为此早逝，叶挺当然不能让这位艾森豪维尔的同学、在美**界有广泛人脉的活宝挂了）。 王赓利用西点同学会的关系，很快与美**火厂家搭上关系。美国武器专家对王赓提出的“超前理念”惊奇不已，但从专业的角度也知可行，遂着手完善并安排生产线（在经济大危机影响下，美**火工业奄奄一息，现在居然有了订货！）。同青霉素一样，王赓也争取到了最优惠的合作条件。不过等到这批新武器设计好并量产出来，已经赶不上1933年初的热河抗战了，最快也要到1933年中甚至1934年才能交货。不过叶挺估计，如果进程顺利的话，一批30年代后期的先进武器将提前数年生产出来，成为中**队的制式装备，足以对日军武器形成很大优势，这样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两国的武器总体差距将大大缩小。 为了充分发挥王赓的能量，叶挺干脆让他以治病为名（病也确实治好了）常驻美国，负责监督军工生产和武器交易。王赓如鱼得水，病好后故态复萌，整晚在歌舞厅、夜总会花天酒地。叶挺也不予理会，反而私下拨一笔巨款给其花销和作为“活动经费”。王赓也不是不干活的主，知恩图报，没有耽误正事，又促成几笔划算的大买卖。 一是M24坦克。M24是当时美国陆军唯一的坦克，以欧洲的观点已经过时，而装甲部队当时在美国陆军中也没有市场。王赓仗着与美**界的特殊关系，以极低廉的价格（形同废铁）将美军即将退役报废的50辆M24坦克买下，美**方反而大喜过望，顺便赠送一批零配件。叶挺暗中偷笑不已，这种M24坦克是美国在二次大战中所有坦克的“母亲”，重11。5吨，采用气冷式发动机，最高时速56公里，装甲厚度为10毫米，装备37毫米火炮和2挺12。7毫米机枪，总的来说装甲薄，机动性差，与二战中的坦克相比形同玩具，但却比日军坦克先进不少，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菲律宾之战表明，M24坦克可轻易击毁日军30年代早期的坦克，如89式中型坦克、92式重型装甲车、94、95式“豆战车”，连日军二战中倚为主力的坦克——97式中型坦克也不是对手！（后来日军研制出97改才重占上风）。王赓死磨硬缠，终于使美**方同意将一批M24坦克的“神秘配件”一并“赠送”（当然是花了一笔钱，这批“神秘配件”就是对付日军的绝密武器）。 二是T4　战斗汽车。T4战斗汽车以克里斯蒂T1战斗汽车为基础设计，重9。5吨，1932年初设计成功，采用标志性的螺旋悬挂系统，得到测试委员会以及装甲骑兵部队指挥官霞飞上校（美军二战中著名的M－24坦克即以他命名）一致好评，认为其机动性、操纵性和火力均胜过克里斯蒂公司提供的另一种装甲汽车T5。该车全装甲结构，配备了尺寸更大的“救生圈”式炮塔，螺旋悬挂系统展示了良好的越壕能力和行驶的平稳性，而T5操纵性更佳，但越野能力不足，而且行进间设计准确性不如T4。但美国陆军部却认为，T5更轻的重量（7吨）和更低廉的费用优于T4，决定采购T5装备装甲骑兵部队，并以法令形式规定未来的装甲战斗车辆的重量上限为7吨！为此，在美国交流的德**官讽刺说：看上去作出决定的美国官员似乎从没坐过一次装甲车，更没有操纵上面的武器在颠簸的行驶中射击过。德国装甲部队先驱之一黑伯格上尉更是尖刻地写道：“（我）非常庆幸，（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没有陷入这样的官僚局面。”王赓在叶挺授意下，提出购买T4战斗汽车。克里斯蒂公司在T4受挫后心灰意冷，原以为生产线就此亏损，哪知天上掉下馅饼，居然有人肯收购这种“失败”产品，大喜之下以处理价卖给王赓50辆T4战斗汽车（勉强保本）。实际上这种战斗汽车当时非常优秀，且37毫米火炮足以应付当时日军所有的坦克。 三是钢铁厂和石油厂。王赓以最低价格收购了匹兹堡的1间钢铁厂和得克萨斯的1间炼油厂，将其设备全部运来广东。钢铁厂安置在韶关附近的山区中，充分利用附近的凡口铁矿和铅锌矿，兼顾防空需要。叶挺高薪聘请一批专家，将广州的矿业学校迁至韶关改名冶金学校（学生在钢厂实习），另招聘一批工人，使钢厂迅速上马投入使用，年产钢10万吨（韶关钢厂是当今广东最大的钢厂）；炼油厂安置在茂名（茂名石化厂也是当今广东第一大石化厂），至于茂名油田的位置叶挺早就指出来，对外宣称是周易预测学。由于当时全世界都认为中国是贫油国（当时中国唯一的油田在甘肃玉门），对茂名出现如此巨大的油田惊奇不已，更感到叶挺这个“人中龙”深不可测，连白崇禧也畏惧三分。至于油田的防空问题，叶挺另有考虑。 由于距热河抗战已不到半年，广东军队的装备还是要依靠自己兵工厂的产品。 当时广东最大的兵工厂是广州石井兵器生产所，原厂长由广州市公安局的局长何荦兼任。何荦随陈济棠去了福建，蔡廷锴立即任命原汉阳兵工厂的厂长邓演存中将为广东兵工署长兼广东兵工厂总厂长，石井兵器生产所改称广东第一兵工厂，由黄涛任厂长（黄涛此人经历颇为传奇，因为抓军工生产有方，历史上居然被陈济棠任命为师长，后担任军长！）。邓演存、黄涛等不负所望，狠抓产品质量，成立工具检验室，进口一批精密加工设备和检测仪器，如精密元车、螺纹磨床、超等光学比较仪、万能工具显微镜等，以加强量具和重要刀具的制造与检定。后又成立材料试验室，增设各种物理性能试验设备，如爱姆司氏30吨万能试验机、莫尔式疲劳度试验机、爱姆司氏冲击试验机、各种硬度试验机及德国蔡司金相显微镜等。以加强对材料质量的控制。在德国新的工艺规程基础上，又对工艺进行了补充修订，对一些型面较复杂的零件，采用了靠模铣加工技术和铲齿成型刀、组合铣刀等较先进的刀具，最后编制出较详细的工艺规程。在第一个月的检查中，第一兵工厂只有10％子弹通过检查，但随后生产品质大幅提高。 当时粤军的标准装备是“元年”式步枪。1903年，晚清代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会同直隶总督袁世凯，提出参照日本、英国小口径枪，拟定全国步枪口径为6。5毫米，政务处同意该项意见。后陆军部复议仿德国陆军的编制和装备，以德国代行设计的口径6。8毫米1904年式毛瑟枪为制式。该枪于1907年试成，故又称1907年式步枪或光绪三十三年式步枪。1912年广东兵工厂提高其精度，定名为“元年”式步枪（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1913年北洋政府陆军部重新规定步枪口径为7。9毫米，1915年陆军部军械司又复提出步枪制式定为“元年”式，口径为6。8毫米，认为该口径的步枪和枪弹于中国“人民体格，尤为相宜”。但由于当时军阀割据、南北对峙，未能实现。1919年广东及四川兵工厂先后将“元年”式步枪口径改为7。9毫米。因7。9毫米枪弹威力大，杀伤力强，当时引进的步机枪大多为7。9毫米，为便于枪弹通用，乃逐渐转向7。9毫米口径，称为“元年”式7。9毫米步枪。 “元年”式步枪总体上优于日本的“三八大盖”，且口径通用，故叶挺并未将其废止，只是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逐渐缩小其产量，而以刘贵福的81式马步枪为粤军标准步枪。接到蒋先云从鄂豫皖转来的图纸后，叶挺立即安排专家设计生产线，毕竟广东军工的条件比鄂豫皖好得多，81式马步枪很快投入量产。 陈济棠还在广东当政时，从1932年起定制比利时制造的1930式步枪，称为21年式毛瑟步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德国因为受到凡尔赛和约的限制，　不能制造或出口军用武器，这就给了一些其它欧洲国家的兵工厂乘机补位的机会，主要的有比利时的FN和捷克的CZ。中国在不同的时期和两者都作过大笔生意。FN　1930型步枪和捷克的VZ24、德国的Stndrd　Modell都属于毛瑟98式缩短枪管的衍生型，与毛瑟步枪最明显的不同点是上护木延伸到第一节固定环。由于已经有了81式马步枪，故叶挺退订了这批比利时的FN　1930型步枪，后来是陈济棠付清余款将这批步枪买去了。 1923年，广东兵工厂首先制造美国的1921年式“汤姆生”冲锋枪成功，不过叶挺鉴于该枪口径过大（11。43毫米），于是下令转产1918年式“柏克门”冲锋枪，以便与上海兵工厂、金陵制造局、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等厂家的同类产品通用。该枪自动方式属药筒底压式，闭锁方式，仅由枪机之重量及复进簧伸力进行闭锁，可用全自动和半自动两种方式射击。其主要诸元：口径7。65毫米，枪全长820毫米，枪管长200毫米，枪全重4。32公斤，表尺最大射程1000米，初速390米／秒，垂直供弹弹匣（30发），使用7。65毫米冲锋枪弹。 轻机枪就绝对是捷克的ZB26式了。捷克式轻机枪最早由天津大沽造船所于1927年开始按照实样进行仿制。1931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派员去该所饬其正式制造捷克式轻机枪。同年，重庆武器修理所也开始按实物仿造此枪，采取工人按零件“包干”方式，参照实物划线，进行机械加工，用手工修控成型。加工时，既没有工艺规程，也无专用工装。零件尺寸不推确，材料也不适宜，产品质量不高。国民政府兵工署经由财政部曾向捷克购入5000挺，但原厂不肯给予工作图，致使各厂所造零件不能交换。后军械司派2名技术员前往捷克原厂监造时，密令其注意制造，技术员回国后，开始自行绘制全套工作图，技术司又译制了捷克ZB26式轻机枪的全套产品图纸及枪件所用各种材料规格，在1932年中已经完成，是年广东第一兵器制造厂机关枪厂开始专造捷克式轻机关枪。叶挺对其另作改进，由机枪厂技术员吴贤负责，改进设备，制造工装，全部按工艺规定的量规进行加工，整理出全套工艺规程。型面加工采用铲齿成型刀、组合铣刀，枪管加工采用外排屑单刃深孔钻等较先进的工艺。取消枪管散热环，将准星罩、枪管握柄改用钢板冲压焊接，增加调速，适当放宽制造公差等。修订完成了《捷克式轻机枪检验办法》，其中包括：尺寸外观检验及主要零件的硬度检验，精度试验，高压弹抽验，连发射击试验，互换试验，耐久试验，成枪检验及涂油装枪和附件检验等。因此产品质量较好。 重机枪就是马克沁。1932年中国获德国赠送的MG08／15式马克沁重机枪全套工作图样，交金陵兵工厂仿照改良。该枪有较多改进，如增加高射装置、横扫射装置、练习弹枪口罩等部件，并改良了击发、保险装置和三脚架等，另对护手部改装单手击发机、添设保险，机枪盖板前端增加顶盖板簧，改用尖弹表尺，使产品性能有所提高。该枪初速由原来的630米／秒（圆弹）提高到870米／秒（尖弹），表尺射程由2000米提高到2500米（尖弹）及3500米（重尖弹），并能进行高射，这是一大技术进步。广东第一兵工厂组织了对马克沁水冷式重机枪改为气冷式重机枪的研究，在重机枪厂主任吴均惠的主持下设计了新枪管及其他枪件，保持了原枪的射击性能，全重由水冷式的49公斤减轻至31。75公斤，可一人肩背运输。提高了机动性，持别是对主管技术员张德义改进的轻型枪架、高射瞄具、助退器等认为有独到之处，得到了叶挺的表扬和奖励。 无论是冲锋枪还是机枪，当时都存在连发射击中卡壳、机匣炸裂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这些自动武器的性能。叶挺还是依靠蒋先云转来的、刘贵福设计的修正器图纸设计出各型修整器，才解决了卡壳问题。 为了解决致命的战场上日军施放毒气问题，叶挺与德国签约设立防毒面具厂，共计港币约29。5万元，工厂建筑物由买方自建。防毒面具厂在广州市河南凤凰岗，其每日生产能力为：1930式面具150具、呼吸装置150具、面具箱150个。设立了活性炭试验工场，利用海南岛的椰子壳作原料制活性炭。防毒面具由面罩、滤毒罐两大部件组成。面罩由硫化橡胶制成，内边缘衬有麂皮密合框，使与人的面部紧贴，冲有眼窗，装安全玻璃，虽遇撞击，不致碎散。面罩由6条有伸缩性的缚带固于头部。滤毒罐由铁皮冲成，上部有螺纹与面罩相接，底部装多孔板。罐内上下装有金属丝网，中层装滤烟纸片及活性炭。平时用盖封好上下口，使用时去盖接于面罩。该滤毒罐对浓厚之毒气可支持6小时，对稀薄之毒气，间断使用，可达数月。面罩眼框构造上有保明装置，使吸入之空气吹过眼窗内面，可将呼气时凝于其上的水分吹干，镜片不致模糊。另配备有保明膏，可在外面气温太低时，于眼框内壁涂上少许，保持眼框镜片透明。面罩的口部接头，将吸气和呼气口上下排列连接一起，分上下两段，上段与滤毒罐连接，各有气门。吸气时，上段气门开放，下段气门关闭；呼气时下段气门开放，上段气门关闭，使呼出之水气不进入滤毒罐中，以保持其有效寿命。呼气气门装在面向面罩方向右侧与吸气气门（滤毒罐接口）分别安装，气门用酚醛塑料一次压成，既简化了工艺又节约了金属材料。面罩的罩内无衬布，工艺简化。滤毒罐内使用国产的滤烟纸片，初期过滤阻力过大，后经纸厂改进，阻力合格。 除防毒面具外，还制造简易的防毒口罩、手套、袜、衣裤及马匹用蔽覆物，均采用纱布或棉布经过处理后续制而成。防毒口罩中层夹有浸渍石蜡油、六亚甲基四胺（又名乌洛托品）、醋酸铝、甘油等混合物的滤布，制成后用纸袋包装，使用时系于头部，有毒气体通过口罩时。可被中层药物所吸收，仅作一次性使用。其他蔽覆物则用内棉布作坯科，以干性桐油和以氧化锌、醋酸铝、染料，加稀释剂调匀，在涂布机上涂饰于布面。干燥后按不同形式剪裁、缝制而成，可抵彻短时毒气的侵袭。防毒斗篷主要为抵御从空中喷洒化学毒液而制造的。防毒靴则用皮革制成，和防毒袜一起穿着，以便清扫地面沾附的化学毒液。 火炮制造必须另设新厂。 1932年7月，陈济棠透过德国人克兰（Hns　Klein），与德**方的贸易公司合步楼公司（Hpro）订约，经由代理商禅臣洋行（Siemssen　&mp；　Co。），购买建立广东第二兵器制造厂，　原定设于琶江口南面清远花县企湖塘，专造榴弹炮、野战炮、　炮弹等。炮厂总价港币540万元（当时1港元等于1金马克、　0。358423克真金），该厂也就是著名的琶江炮厂，是当时中国唯一能生产105毫米榴弹炮的重炮厂。 合步楼公司，德文是Hpro　…Hndelsgesellschft　fur　industrielle　Produkne，由Hns　Klein（克兰）独自出资的私人贸易公司，实际上背后老板是德国的国防军（Reichswehr），代表德**方和军火工业。出口中国的原料，如钨砂、锑、农产品等，同时向中国销售德**事工业产品，如枪械、弹药、机械等。是30年代国民政府与德**火贸易的主要对象，中央信托局并因此而成立。Klein当时同时与南京及广东政府进行贷款协议，是两边下注的作法。 叶挺与克兰商谈，付清了炮厂余款，但厂址则不设在琶江。这主要是考虑到防空的需要，抗日战争中琶江炮厂就是被日本飞机炸毁。叶挺另选址韶关附近的石灰岩地区（粤北山区有大量溶洞），以韶关城南东方约4公里处之傅家洞为厂址（十分靠近粤汉铁路）。洞长550米，面积约38亩。虽有现成溶洞，但凿洞工程仍然浩大，由广州市永隆建筑公司承建，建筑师郭秉琦及施永利设计。因工程过巨，又增加凿平洞中石丘及洞顶开窗等工程，至1933年7月方完全竣工。10月增加水电工程组，利用武江水力发电，解决动力问题，发电机全部机件为美国奇异公司1924年出品，是两座封闭型、伞式、三相交流同期发电机，带有高低发电、继电及自用屏电壁6块。水轮机为中型法南西斯立式，美国勒菲尔公司出品，总马力为l000匹，并带有伍德华式油压机、自动及手动两用HB型、卧式缸之调速机各有2部。总重100多吨，全部机件散装由飞机空运至广州，再用火车通过粤汉铁路运来韶关。 叶挺将原琶江炮厂的设备全部迁来傅家洞，称为广东第二兵工厂。同时另在附近溶洞继续开凿，拟将广州石井的广东第一兵工厂迁来，为不影响生产，一厂的搬迁拟在热河抗战后。这些兵工厂位于石灰岩地区深处，日本飞机极难靠近攻击，要强行突入的话，又要冒撞山的危险（因无足够距离拉起），而且叶挺在险要处设立高射炮阵地，可保障万无一失。 根据建造炮厂的协议，另在广州盘福路附近创办技工养成所（相当于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生配带中尉军衔），这是广东最早的机器制造技术学校。 广东第二兵工厂建成后，制造能力每月为：105毫米榴弹炮（德国LFH16式）5门、75毫米野炮（德FK16式）9门、75毫米步兵炮（德LMW19式）9门、105毫米榴弹5000发、75毫米野炮弹1万发、75毫米步兵炮弹1万发。即每年生产的重炮可装备2个德国标准步兵师。不过该厂的建成和量产也在一年后，赶不上热河抗战，所以…… 叶挺用大笔外汇（其中70％用出口钨砂付给）购买了德国1个标准步兵师的装备！ 这并不是叶挺的发明，而是陈济棠的主意。 看到南京编练德国装备的教导师，陈济棠决定在广东也同步练出来1个教导师，而且手笔更大：中央军的德械师，实际上达不到德国步兵师的标准，充其量是轻装师、简装师（炮兵方面最明显，德军1个步兵师的骨干火炮为12门150毫米榴弹炮、36门105毫米榴弹炮，而中央军德械师连75毫米山炮也满足不了，这就是为什么号称精锐的德械师的炮兵火力仍远远不如日军1个师团的原因）。而陈济棠的教导师，则是全套德军标准步兵师装备！（历史上担任这个教导师的师长是缪培南）。为了即将到来的热河抗战，叶挺将购买该师装备的前期付款补回给陈济棠，另付清余款，将这个德国师的完整装备全部接收过来。 叶挺深知，抗日战争中前线最大的威胁是日军频繁出动的装甲车和轻型战车。这些战车装甲厚度为16～25毫米，原有的37毫米平射炮方向射界为左右各10度，难以捕捉移动的目标而贻误战机，且无法击穿日军坦克正面装甲，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靠步兵用集束手榴弹靠近攻击，伤亡惊人，形同自杀（根据台湾1957年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淞沪战记》，平均炸毁一辆日军坦克**死亡人员达47人之多）。故叶挺与合步楼公司商谈，试制37毫米反坦克炮（当时一般称战防炮）。该炮以德国索罗通50倍37毫米反坦克炮为母型，图纸资料由德国合步楼公司提供，叶挺派员赴德国考察，签订购买100门37毫米反坦克炮的原材料、生产用机器设备及检测仪器合同。37毫米反坦克炮，是当时最优良的防御坦克武器，初速825米／秒，最大射程6000米，400米以内可击穿40毫米厚的钢板，但制造技术比野炮、榴弹炮复杂。该炮的炮管加工精度要求高，又为双层料式，由内外两管热套而成。热套方法是：用瓦斯炉将套管加热炉内设有测量温度和测量套简内径膨胀尺寸的特殊工具。当套筒在炉中加热到规定温度时，将它放置于支架上，然后将炮管徐徐装入套筒内，完全套好后用轮状水管喷水急冷，使之配合紧密并产生预应力，以抵消发射时燃气的胀力。经过一系列的试验，该炮战术性能指标达到了母型炮的要求，产品质量较佳。 迫击炮则参照法国“布朗德”式120毫米迫击炮的性能，重新设计120毫米迫击炮。着重于减轻重量，提高机动性能，使之适合山地作战。将炮车之辙距改小，由原1260毫米改为1080毫米，初速、射程稍低于法国“布朗德”式，但由于使用胶轮，采用弹簧减震，大大减轻了重量，全炮重仅212。7公斤，比布朗德式母型炮470公斤轻了一半以上！该炮具有操作简单、运动灵便、发火准确等优点，具有曲射和平射性能，适用于炮兵团和要塞重地作战，最大射程4925米，略低于75毫米山炮，但比150毫米迫击炮射程大。如在一个阵地上同时使用75毫米山炮和150毫米迫击炮，该炮可填补75毫米山炮和150迫击炮阵地间火力之不足，不失为攻守皆备之利器。 82、60毫米迫击炮均参照国内兵工厂同等产品制造。 广东迫击炮生产的一大特色是53毫米“超迫击炮”，即“掷雷器”，系德军发明，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凡尔登大战中使用，威力恐怖。该炮采用60毫米迫击炮的支脚架、瞄准器，82毫米迫击炮的底板，加大缓冲装置，瞄准器刻度改为10～55度，增加一轻便掷弹器，初为电发火，后改为拉火击发。掷弹柱外径为52。6毫米，发射时将炮弹尾管套装于掷弹柱上，利用炮弹尾管内膛（孔径为53毫米）火药气体燃烧膨胀所作之功，作曲线抛射运动。运动灵便，操作简单，只是射程小，初速74。4米／秒，射速4～12发／分，最大射程650米，全炮重43公斤，2人背负。发射药采用2号枪药，井制造出破甲弹，炮弹侵彻力大，可穿透10毫米厚的钢板20块，适用于破坏1米厚的钢筋水泥工事和堡垒，正是对付日军坚固工事的利器！（历史上该炮是国民政府兵工署第10厂制造成功，由兵工署长俞大维亲自抓）。 当然，广东炮兵的秘密武器，还是叶挺的“天雷炮”。由于有了庞大的正规兵工厂和硫酸厂，可大量生产黄色炸药，叶挺又请专家进一步加固了汽油桶的筒壁，使“天雷炮”威力更大，且可大量生产。 即使以上的火炮生产规模，还是无法与日军庞大的炮兵抗衡，且对中**队炮兵的最大威胁，始终是日本空军。 高射武器方面，因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名声雀起，瑞士厄利空公司宣布赠送十九路军100门高射机关炮、10个弹药基数。其最大的竞争对手、瑞典的博福斯公司也宣布赠送十九路军50门40毫米高射炮、5个弹药基数。这批高炮利器原都存放在香港，十九路军重返广东后才转来广州，叶挺立即组织老炮手和一批职业理工科学生操练这批高炮。 博福斯40毫米高射炮是二战最著名的高炮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了临时使用缴获的对方武器外，极少会出现交战双方各**队都正式装备同样武器的情况。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被同盟国和轴心国都广泛使用并被视为标准防空武器的瑞典40毫米博福斯L/60型高射炮（以下简称40毫米博福斯高炮）。自20世纪30年代初诞生后，40毫米博福斯高炮就被大量出口、特许生产、仿制或改进，由此成为二战中使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高射炮，被称为“万国防空之屏障”。 历史上八年抗战中，日军在中国被击毙的最高军衔和职务的将领是冢田攻（曾任日本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南方军总参谋长、11军司令官），1942年12月18日因座机在安徽大别山区被国民党桂系军队用从瑞典进口的博福斯40毫米高射炮击落而毙命，追赠大将。开始日军也以为冢田攻是死于飞机失事，但找到飞机残骸后发现座机上有弹孔，才知道冢田攻是被击毙的，由此可见博福斯40毫米高射炮的威力。 但是，面对二战飞机的革命性创新，特别是单翼机极高的速度和极大的灵活性，传统高炮已经力不从心，平均要几千发炮弹才能打下一架飞机。这是因为高射炮弹使用的引信只有定时、触发（炸）引信两种。面对性能迅速提升的航空器，上述两种引信的对抗效能大打折扣。例如德国的高射炮弹，里面是个小发条，就象钟表结构似的，需要观测员（就是举着个超大管子一样东西的那位可怜老兄，手要稳，心要细，眼要快，没力气还干不了这活）事先读出目标速度，高度，方位，然后把数据告诉炮手，在炮弹上进行设定，这样炮弹就会在一定高度爆炸。而且炮弹里面装有自毁装置，如果一定时间没打中目标，自个儿就爆了。这种情况下炮弹的命中率可想而知。特别是对没有高射炮弹生产能力、只能外购的中**队来说，这样的惊人消耗根本承受不起。 8月初夏的一个晚上，叶挺在广州白云山顶设宴款待一名远道而来的客人：瑞典博福斯公司的首席设计师林德伯格。由于双方都懂德语，故用德语交谈。 “林德伯格先生，谢谢贵公司赠与我们一批博福斯高炮，这是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叶挺叫人送上一批精美的瓷器和优等茶叶。 “非常感谢，全瑞典人都知道‘哥德堡’号的传奇故事，都对东方文明古国有着神奇的向往。‘哥德堡’号就是驶来广州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合作将延续伟大的历史传统。刚才叶将军说送我小礼物，但我对大礼物更感兴趣。” “哥德堡”号是瑞典帆船，清朝中期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州，满载而归，不料在哥德堡港触礁沉没，从船上打捞起的精美瓷器在瑞典全国引起轰动（2006年瑞典重建“哥德堡”号重访广州，国王古斯塔夫夫妇来广州亲自剪彩，成为中国与瑞典文化交流新的盛事）。叶挺邀请林德伯格前来自然不是为了瓷器，而是告知有“大礼物”送与博福斯公司，所以林德伯格急切想知道详情，直接切入主题。 叶挺道：“恕我直言，贵公司的王牌产品博福斯高炮，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似乎不如瑞士的厄利空公司吧？我的‘大礼物’，就是使贵公司的产品全面压倒竞争对手，独霸世界军火市场。” 林德伯格根本不信落后的东方古国究竟有什么先进技术可以抢占国际军火制高点：“不错，目前我们暂处下风，但听叶将军所说，似乎有领先的高技术，既然如此，您为何不与瑞士方面合作呢？” 叶挺笑道：“厄利空公司的高炮弹道比贵公司的密集得多，这是他们的优势。但厄利空公司的弱点在于只能生产小口径高炮，20－25毫米左右的，未当今航天技术飞速发展，未来的飞机飞行速度和高度将远超目前，甚至到了我们不敢想象的地步，这是小口径高炮无能为力的，而贵公司的40毫米乃至88毫米高炮，无疑更有前途。” 林德伯格大惊失色：“叶将军，你是怎么知道88毫米高炮的？” 瑞典公司怎么会有德国的著名88毫米高炮呢？ 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瑞典保持中立，使博福斯公司能够方便地向战争双方出售武器，因此一跃成为世界上排名前列的武器制造商。一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受限于《凡尔赛和约》，不得开发任何新式大威力杀伤武器。20年代，著名的德国克虏伯（Krupp）公司暗中收购了部分博福斯公司股份并转入了一些生产技术，与博福斯公司合作在瑞典设计和研制各种新式火炮（德国空军则与苏联合作，如著名的利佩茨克实验场）。瑞典设计师们从德国设计师处获得了全新的设计思路和宝贵的设计经验，但实际上，由于博福斯和克虏伯两家公司的设计理念存在重大区别：瑞典设计师们一直专注于轻型火炮的研制，而德国设计师们则偏向研制重型火炮。后克虏伯公司研制出了在二战中为德军立下赫赫战功的FlK…36型88毫米高射炮，而博福斯公司则开发出了著名的40毫米博福斯L/60型高射炮。 当时克虏伯公司通过博福斯公司研制88毫米高射炮属于德国国防军的重大机密，不料叶挺一语点破，果然震住了林德伯格。 “我们有自己的情报来源，这点并不重要，我们会保密的。我们之所以与贵公司合作，是看在贵公司产品将来的前途上。不过贵公司的产品有着重大缺陷，需要改进。” “什么缺陷？” “很多，比如贵公司新推出的博福斯L/60型高射炮是水冷式炮管，改为气冷式炮管更好。” “叶将军果然是武器专家！我们已经后悔，正准备改进。” 30年代初，博福斯公司设计出适合陆军装备的M32型牵引式40毫米野战高炮，采用水冷式炮管，实际身管倍径比为56倍，习惯上称为60倍（即L/60）。这种样炮一经面试就引起了当时世界各**方的关注，尤其是正在着手组建装甲部队的各国陆军。这种新型陆军牵引式高炮具有两大优点：1、具有较强机动性，能够伴随装甲部队一起行动；2、添补了长久以来轻型高炮和重型高炮之间的火力空白，其威力和射高均优于20毫米轻型高炮，射速又高于75毫米以上的重型高炮，能够有效对付中、低空的空中目标。众多国外军事代表团先后抵达瑞典进行考察，都对博福斯公司刚刚研制的陆军牵引式高炮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纷纷提出了采购意向。然而，国外代表团对水冷式炮管提出了意见。于是，博福斯公司针对其改进出使用气冷式炮管的牵引式40毫米野战高炮，这便是40毫米博福斯高炮的基准型号——M34型。 叶挺道：“不单是水冷式炮管或气冷式炮管的问题，要害在于高射炮的低效率。想想平均几千发炮弹才能打下一架飞机，大国还能承受得起，一般国家哪能经得起这样的消耗？” “话是不错，但叶将军难道有什么神奇技术改变这种状况？” “当然有。”叶挺将新技术娓娓道来。 “果然厉害！看来确实行得通！叶将军，你真是天才，全世界首席武器设计师非你莫属。要是这样的话，高射炮技术必将发生革命性变化，天?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44 部分阅读 “当然有。”叶挺将新技术娓娓道来。 “果然厉害！看来确实行得通！叶将军，你真是天才，全世界首席武器设计师非你莫属。要是这样的话，高射炮技术必将发生革命性变化，天空将成为飞机的坟墓！” 叶挺说：“不单是高射炮，这一技术还可用于榴弹炮，大大提高杀伤力。” “对！对！榴弹炮、山炮、野炮乃至迫击炮都可应用，这样炮兵的威力将比世界大战时提高许多倍！” 叶挺笑道：“怎样？这份礼物够大吧？如研制成功的话，贵公司将成为世界顶尖的军火大公司，财源滚滚来啊！” 林德伯格忙不迭点头：“确实，叶将军的礼物太珍贵了！不知我们合作的条件是……贵方打算占多少股份？” 叶挺出人意料地回答：“一份也不占。” 林德伯格比之刚才更为吃惊，以为听错了。要知道神秘武器研制成功的话，利润数以亿计，叶挺莫非疯了？嫌钱腥？ 叶挺说：“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研制成功后，贵公司将40毫米高炮、75毫米山炮连同炮弹的生产线各2条无偿提供给我们。” 林德伯格犹豫了：“这件事太大，要向公司董事会汇报。” 叶挺爽快地说：“没问题，我们可以等待。另外，我还有条财路向贵公司推荐。” “哦？” “现在有个瑞士人伍德，有项新技术，但无人理睬，5000美元转让费也无人肯出。其实该技术很有前途，只要稍作改进，就足以改变战场！我估计，今后该技术创造的利润远不止5000万美元！” “是吗？那我回去安排去接洽这个伍德，试试看。” 这晚谈话后，林德伯格即于次日飞返瑞典，向公司董事会汇报。不出叶挺所料，博福斯公司高层判断叶挺的新技术价值数亿元，如果叶挺要占股份的话，起码可分上亿元；但叶挺只要几条生产线，价值充其量不过2000万元，以为自己大赚一笔，故立即同意合作，条件是不得向第三方转让。叶挺自然满口答应，条件只有一个：此项武器不得卖与日本（因为日本自高自大，武器全部国产化，本不是国际军火市场的大客户，所以博福斯公司毫不犹豫答应了）。其实叶挺考虑的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沿海将遭封锁，外**火运不进来，所以还是拥有生产线可靠。至于至关重要的技工问题，叶挺早有考虑。 根据叶挺的建议，博福斯公司向瑞士人伍德购买了一项新技术。正如叶挺所说，区区5000美元的转让费，让博福斯公司赚了数千万元。叶挺同样也是不占股份，只要了一条生产线。 叶挺清楚，无论怎样努力，中**队的火炮数量都无法与大工业化的日本相比，唯一的办法是在质量上胜出，而这两项神秘武器，将使中国炮兵对日军占据极大的质量优势，并且将威胁最大的日本飞机驱逐出中国的神圣领空！ 第二十五章：碧海长空 海防方面，陈策的广东海军除了“三大舰”之外，只有10多艘炮舰、炮艇，大多在1000吨以下（陈济棠向德国订制的4艘鱼雷艇被叶挺放弃，后来陈济棠付清余款将其买到福建了），全部舰艇加起来的战斗力也抵挡不住日本海军的1艘现代化轻型巡洋舰。 广东海防的重点在虎门要塞，所有进口物资均要经此。叶挺与陈策商量，决定采取堵塞封锁的办法，将珠江三角洲“六门”（虎门、模门、蕉门、磨刀门、虎跳门、崖门）以及泥湾门、潭州口等口各主要航道，安排了废舰船158艘，在不得已时加以沉塞，以阻滞日舰由珠江口外侵入。同时还将旧存的各式水雷调配到虎门、崖门、狮子洋及汕头的马屿口等处（届时施放），并派出舰艇分赴各处警戒，日夜进行监视。广东海军司令陈策中将兼任虎门要塞司令，率要塞守备团拱卫中国的南大门。 虎门要塞是广东的濒海门户，也是广东海军海岸防御的核心。以旧有炮台为基础，此地共设置了三道防线：最外端的沙角炮台为第一线，下辖上游、下游、大角三个分台，火炮30门，炮兵600余人；长洲炮台为第二线，下设长沙路、牛山、鱼珠三个分台，火炮30门，炮兵600人；威远炮台为第三线，下设威远、上下横档三个分台，火炮30门，炮兵600余人。海军守备部队为1个团和水雷队一队。 鉴于虎门要塞的火炮大多是清末民初的旧式炮、性能落后，为了加强虎门炮台的火力，叶挺向德国定购了4门150毫米要塞炮和4门88毫米高平两用炮安装在虎门要塞。叶挺采用灵活的策略，一反正常情况下大口径火炮部署在后、小炮在前的战术，把口径最大的150毫米维克斯炮部署于最前端的大角，平时就以浮标设定射击距离，以便克服射速低的劣势，尽可能在远距离上攻击通过要塞正面的敌舰；而后面两层炮台只装备轻型火炮，用于打击绕到沙角背后的敌舰。因为防空力量不强，又增调来2个高射炮连，并联络空军进行协防。 德国大炮到后，叶挺和陈策亲自指挥安装。陈策欣喜地说：“有了这批先进大炮，虎门炮台足为珠江口铁闸。日本重型军舰开不进珠江口，只能动用轻型巡洋舰以下舰只，其舰炮口径在155毫米以下，这样虎门炮台的150毫米重炮足可匹敌。希夷，要是能解决防空问题就好了。” 叶挺道：“防空问题不用你担忧，我已有万全之策，88毫米高射炮不是吃斋的。只是虎门只有4门重炮，要是日本海军调集几艘轻型巡洋舰、十几艘驱逐舰来，我们还是抵挡不住。” 陈策叹道：“那也是实情，中日海军差距太大，实在抵挡不住，就只有进行沉船了。” 叶挺微微一笑：“陈司令，不必悲观，我还有惊喜给你。” 陈策惊讶道：“什么惊喜？” “想不想拥有几艘万吨级军舰？” 陈策大喜，但很快又疑虑道：“万吨级军舰非常昂贵，只怕全年海军经费也不够零头吧？再说，万吨级军舰进不了珠江口，只能停泊深海，日本海军主力一来，还不是靶子？” “陈司令放心，这几艘万吨大舰，是可以驶进珠江口的，因为其吃水不到2米。” 陈策惊道：“那怎么可能？5、6米就算浅了。” 叶挺道：“陈司令，提到万吨军舰，你就往重型巡洋舰、战列舰上想，没有别的？” “别的？” “比如，浅水重炮舰，虽说没有万吨，七八千吨总是有的。” 陈策一拍大腿：“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还有这玩意！希夷，你真是神仙，这也想得出来，不知要给我几艘？” “我算过了，今年全年的缉私收入，加上剩余未拨的海军军费都用上，可买3艘。这3艘浅水重炮舰到了珠江口，虎门要塞的实力增加数倍不止。” 叶挺的目标，是英国仅存的3艘浅水重炮舰。 浅水重炮舰并不是什么新式武器，这一舰种最早起源于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但是真正发扬光大却是在大洋彼岸的英国。一战时期，在海务大臣约翰·；费舍尔勋爵的倡导下，皇家海军先后装备了“阿伯克龙比”、“克利夫勋爵”、“内伊元帅”和“黑暗界”共4级14艘浅水重炮舰，一战后这些舰只大部分退役，只剩3艘。“苏尔特元帅”号（Mrshl　Soult）标准排水量6670吨，装备1座381毫米双联装炮塔（即2门381毫米巨炮，口径与二战中著名的德国5万吨级“俾斯麦”号超级战列舰主炮相当），但航速只有6节。另2艘为“暗界（Erebus）”号和“恐怖（Terror）”号，其设计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改善了船体形状，将双舵改为了单舵，并且在舰艏加设艏舵，同时增加主机功率以改善其运动性能。新舰的排水量上升到了8000吨，长度也达到了133米。防御形式基本照旧，所不同的是在防雷层里填装了防水钢管，这是当时主要是战列舰采用的防御结构。随着舰型的扩大，舰桥也相应扩大，并且新设了2门150毫米副炮和2门75毫米高炮，航速达13节，比较灵活。 一战后，“苏尔特元帅”号被系留在查塔姆港作为炮塔训练舰；“暗界”号在参加了1919年的对苏俄的干涉以后，和“恐怖”号一起也默默无闻地作为炮塔训练舰。随后，“恐怖”号被派往新加坡，“暗界”号被派往开普敦并借给南非作为港湾防卫舰。叶挺通过香港的关系向英国海军提出购买意向后，英国海军受30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影响，军费严重不足，维持这3艘过时的浅水重炮舰十分困难，眼见有人肯出资购买，于是顺水推舟，使叶挺以低廉的价格得到这3艘大舰（以后被称为广东海军新的“三大舰”），当然连同库存的所有炮弹。 要知浅水重炮舰对海军强国来说是鸡肋，对穷国来说则是宝贝。首先，它们吃水浅，可在珠江内航行（“苏尔特元帅”号吃水1。7米，“暗界”号和“恐怖”号也只有2米）。其次，其火炮威力惊人，3艘军舰共有6门381毫米火炮，虽然是一次大战中的产品，但当时日本的主力战列舰“金刚”级，主炮口径356毫米，也是一战产品，所以单论火炮口径，日本海军只有“长门”级能够超过（主炮口径410毫米）。由于日本海军只有轻型巡洋舰才能开进珠江口，所以“新三大舰”一炮就能将其轰沉。要知道“新三大舰”装备的381毫米42倍口径“Mrk…I”型火炮是皇家海军使用过最著名的大口径火炮，从1915年该炮投入使用到1954年退役，服役了将近40年。在其服役过程中还创造了舰载火炮最远击中敌方目标的记录（1940年装备“Mrk…I”型火炮的“厌战”号战列舰在23。77公里外击中意大利海军“朱利奥·；恺撒”号战列舰，并迫使其退出战斗）。该火炮系统仰俯范围为＋2度到＋30度，仰俯速度为每秒5度，使用常规装药射弹最大射程29260　米（近30公里！），炮塔回转范围为船轴心左右150度。该炮塔系统水平回转速度为2度每秒，火炮发射后座距离为1170毫米。“Mrk…I”型火炮射速为每分钟2发，使用弹种主要为被帽穿甲弹（PC）和高爆弹（HE）两种，每种炮弹当中都有常规装药和过装药两种类型（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很少使用过装药，以免影响火炮寿命）。如此威力火炮，甚至可与日本战列舰相抗；还有，“新三大舰”防护能力强大，如“恐怖”号一战中曾在敦刻尔克被德国海军命中3枚鱼雷，右舷严重损伤，船体的漏水也大量发生，经过非凡的努力，终于堵住了破口，被拖回了朴次茅斯，遭到了如此沉重的打击，“恐怖”号依然很快便修理完毕，再上前线，显示了顽强的防御力。尽管浅水重炮舰存在着诸如航速低、航海性能差等先天不足，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们是功能专一化很强的舰种，以上不足对其作战使用并不构成很大的影响。它们通常不伴随舰队作战，只是在一个需要火力支援的点到另一个点之间进行转移，这并不要求有很高的航速。另外他们主要在近海活动，航海性能差这一缺点的影响也很有限。相反在实际使用中它们表现出了极强的可靠性和生存能力，服役后在正常条件下很少需要额外的维护，机械故障也相对较少。二战中一艘浅水重炮舰曾经被2枚1100磅航空重型炸弹命中，但是并未造成大的损害，这都得益于其设计过程中对生存能力的强调。所以，强大精准的火力、顽强的生命力和合理的效费比都使浅水重炮舰成为“穷人的杀手锏”，也是广东海军的王牌。 “新三大舰”列入广东海军序列后，陈策对其爱不释手，调集海军最精锐的人员操控，重点训练与虎门炮台的协调作战（主要是与炮台的观测员协同进行超远距离射击）。由于一批老舰被裁撤，一批水兵多了出来，陈策又安排一批知识青年去英国、德国留学，数年后学成回国，成为广东海军骨干。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广东海军在虎门大海战中予日本海军重创，一雪甲午海战的耻辱，这是后话。 看到陈策因浅水重炮舰的到来而兴高采烈，叶挺提醒他：“先别高兴，这样虎门虽然能确保守住，但最危险的方向并不是虎门。” “是哪里？” “大亚湾。” 大亚湾海面广阔水深，正是日本海军大型舰船行动的理想场所，抗日战争中军就是在大亚湾登陆、占领惠州、广州的。 陈策不禁担心地问道：“大亚湾海岸线长达上百公里，随处可登陆，又如何防守？即使浅水重炮舰开过去，只怕半途就被击沉了，确实是个问题啊！希夷，你这个‘人中龙’有什么办法？” “办法是有的，就是以轻制重。” “以轻制重？” “就是两艇：鱼雷艇、潜艇。” 叶挺不可能变戏法变出战列舰、巡洋舰来与日本海军交战，能做到击沉日本重型军舰的，只有靠鱼雷艇、潜艇发动鱼雷作战了。 叶挺的想法是：引进一批鱼雷艇、潜艇，以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为训练基地。该群岛岛屿密集纵横，水路复杂，正适合轻型舰艇机动、隐蔽。叶挺决定在其中几个荒岛的红树林中隐蔽建立起简易的锚地（鱼雷艇吨位小，很容易隐蔽），平时加强训练，特别是夜战训练，届时就可对深海的日本海军重型军舰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 那么叶挺为什么退订陈济棠订购的4艘德国鱼雷艇呢？ 那是因为这批鱼雷艇不合要求。 陈济棠，乃至当时中央海军向德国订购的鱼雷艇，尽管数量不少，但在抗战中并未发挥作用，主要原因是片面追求高航速，使用无发射管的抛掷式鱼雷发射法，射击精度差。历史上抗战中，无论中央海军的鱼雷艇在淞沪袭击日本巡洋舰“出云”号，还是广东海军鱼雷艇袭击日本巡洋舰“夕张”号，都因这个原因而未能成功。所以叶挺埠打算单纯追求高航速，使用无发射管的抛掷式鱼雷发射法的鱼雷艇，而是有着管形发射管的新型鱼雷艇。 为组建鱼雷艇部队，陈策在黄埔长洲岛（就是黄埔军校所在地，现在为南海舰队基地之一）成立了电雷学校，从福建海军马尾海校“挖来”了30名轮机系学员为该校轮机专业第一期学生，此为电雷学校轮机专业肇始，并且于毕业后全数派往德国进修，为接收“岳飞”中队之鱼雷艇作准备。 德文里面快艇这个单词是Schnellboot，因此又被称作S艇，二战中曾发挥重大作用，被誉为“惊涛中的短剑”。陈济棠原拟引入的德国鱼雷艇是S－7级，如上所述原因被叶挺放弃，叶挺引进的是更先进的S－14级和S－18级，各4艘，分别编为“岳飞”中队和“文天祥”中队。S－14和S－18级鱼雷艇，在船首增加了棱缘，这一改进增加了浮力，使得船首不易上浪。排水量达到了75吨，装备533毫米鱼雷发射管，保证了精度。艇上有1门博福斯40毫米火炮，既可对空射击，有一定防空能力；也能平射，对付一些小炮艇，有一定自卫能力。航速达40节，日本海军只有“峰风”级驱逐舰达到这一航速，可这8艘鱼雷艇可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在万山群岛与日本海军“捉迷藏”，集中起来齐射也可对付日本飞机。 香港在战前中德军售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是许多人所忽略的。德国输华的军火贸易和中国出口德国的战略物资，均经过香港作转运。德国与广东的军火贸易，都是透过香港交货，并且以港币作为结算金额。叶挺通过香港的关系，以9900万马克的价格向德国订购了5艘潜艇（1艘500吨远洋潜艇VII型，4艘250吨级潜艇II型）和1艘潜艇母舰（submrine　tender）。第一批拨款1000万马克到位后，其中2艘II　B型即在吕贝克的Flender　Werft厂开工建造。 II　B艇水面排水量279吨，水下排水量329吨，全长42。7米（140英尺），宽4。08米（13。5英尺），深12。75英尺，柴油电动主机功率700马力，水面航速13节，水下7节，续航力1800海里/12节（水上），35－43海里/4节（水下），最大潜深150米，乘员25人；主要装备为3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全在艇首，备射5枚），1门20毫米机炮（备弹1200发），造价每艘1000万马克。 陈策派员赴德国监造潜艇，广东海军还派出180名官兵在德受训。这批潜艇于1937年初形成战斗力，开回广东，编为“戚继光”中队，成为缺乏反潜能力的日本海军的恶梦（日本海军因不重视反潜，在太平洋战争中吃了美国潜艇的大亏）。 对鱼雷艇和潜艇，叶挺均授意陈策按照邓尼茨的“狼群”战术进行训练，大大提高了作战效率。 空军方面，原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率第1大队的18架飞机移驻茂名机场，攻击海南岛陈策的海军，后被“断粮”，飞机陷于瘫痪。陈济棠去福建后，第1大队只有少数人随黄光锐去福建，叶挺即任命杨官宇为广东空军司令，邓粤铭为第1大队的大队长。 机场方面，原来陈济棠铺的摊子很大，在建的有白云、从化、英德、韶关、南雄、梅县、海口、北海等机场。叶挺只保留了其中位于广州郊区牛栏岗的白云机场，1933年夏，白云飞机场和建筑物次第落成，航空学校迁入启用。此外，陆续建成有机械人员养成所、空中摄影所、空军医院、器材库、机场警卫师、各地飞机场站、无线电台以及空军司令部、各飞机队队部、航空学校等等机构设备，配齐空军地勤人员。还开办了华侨班，以便归国华侨接受转变成为军人的教育，后又聘请德籍顾问5人设立军官班，抽调空勤干部实施空军各兵种技术战术和模拟实战的专门训练；成立机械人员养成所和空中摄影所，分别培养专业人员，以刘锦涛为空中摄影所主任，吴建文任机械人员养成所主任。参加过淞沪抗战幸存的3名飞行员谭寿、林佐、郭汉庭曾跟美国飞行员肖特学习过空中观测校正技术，叶挺请他们3人向其他飞行员传授这一知识，做好空地协同，主要是敲掉日军炮兵阵地。 是年底，航空学校第7期甲班学生51名在燕塘军校完成入伍训练，回返本校开始空军正规化教育。 陈济棠对建造飞机制造厂非常重视，当时已建成东山飞机制造厂，该厂也已制成“羊城”号飞机共14架，配合部队和学校训练用。陈济棠还建设韶关飞机制造厂，原计划生产“复兴”号飞机，“复兴”号飞机装配固定式机枪2挺，活动式机枪1挺和炸弹挂架，时速为288公里。同时预定引入美国“霍克2”战斗机的生产线。叶挺继续大力建造完成韶关飞机制造厂，但不生产“复兴”号飞机和“霍克2”战斗机，而是引入美国的波音P…26“玩具枪”战斗机的生产线。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间的航空技术革命，快速凶悍的单翼机终于取代了功德圆满的双翼机成为蓝天的主人，而美国的波音P…26“玩具枪”正是掀起时代巨浪的新锐战斗机之典范。 美国波音公司很早就认识到双翼机的时代行将结束，在1928年开始其单翼战斗机可行性研究，1931年为美国陆军航空兵研制出一种单翼、双发动机的快速轰炸机B…9，这种轰炸机的最高时速达到惊人的300公里，它的出现使慢速的传统双翼战斗机变得无所适从。同是1931年，波音公司的设计师开始了代号248的新型战机的开发工作，1931年12月该计划被更名为XP…936。这是一种全金属下单翼战机，采用铝制硬壳机身，美国陆航认为战斗机在做剧烈机动时产生的应力会使普通悬臂式机翼无法承受，波音于是在新机主翼外追加了类似一战时期用在单翼战斗机上的张线。流畅的线形和短促的机翼帮助XP…936实现了惊人的高速，在随后8个月时间里，试飞员们驾驶原型机进行了多次测试飞行，波音新型战斗机最后将以P…26的代号正式投入量产，造价1。6万美元。美国陆航同时订购了25架P…12F双翼战斗机以应对仅仅使用单翼新机可能存在的风险。P…12F和P…26使用的都是600马力普拉特…惠特尼R…1340…27“黄蜂”　风冷式发动机，不妨把二者的性能数据拿出来进行一番纸面上的比较：P…26的最高时速是375公里——比P…12F快20％；P…26的航程是600公里——比P…12F远120公里。P…26实用升限8350　米也很可观。虽然身为一款世界一流水平的战斗机，P…26的出现却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人们送给它非正式外号“玩具枪”——可能得名于其装备的两挺机枪。该机还可利用机身挂架携带至多200磅炸弹执行对地支援任务。 叶挺派杨官宇等一行赴美国、德国考察航空，发动华侨捐助飞机。计输入波音P…26“玩具枪”战斗机30架，“B－9”轰炸机10架，“福克沃尔夫”攻击机20架。还有供训练用“柏力根”、“斯蒂曼”、“郎宁”、“弗力提”等飞机10多架，使广东空军飞机超过100架。“玩具枪”的出现恰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的高峰期，并不受欢迎，突然接到广东空军的大订单，不禁喜出望外，给予了特别优惠，顺便作推广宣传（对B…9也是如此，但叶挺并未引进B…9的生产线，因为很快波音就生产出最高时速达340公里的B…10）。 “福克沃尔夫”是德国空军著名的攻击机，既可携带1枚100公斤炸弹（或2枚50公斤炸弹），也可携带92枚DC2型小型触发引信炸弹，是对付地面目标的可怕武器。之所以购买攻击机，是因为广东空军原有的“霍克2”战斗机更接近攻击机，用现在的话说是多用途战斗机（财力有限自然想一机多用节省军费，但不是日机的对手）。专职空中格斗的P－26更合适当时的空战，使用P－26　就得配用专门的攻击机。 波音P…26“玩具枪”战斗机是美国航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机，尽管它的身影就如同流星一般辉煌而短促。P…26曾经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战斗机，它的出现揭开了30年代初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军用航空技术大发展的序幕，引领了单翼机这股时代浪潮，连同B…9，使广东空军对日军航空兵落后的双翼机占据了极大的性能优势，所以尽管价格昂贵也是值得的。 由于飞机增多，广东空军新成立第3大队，由刘植炎任大队长。 至此，十九路军陆海空军建设齐备，实力尤胜陈济棠全盛时期的许多倍，使广东成为强大的抗日基地。 第二十六章：铁军雄风 十九路军重返广东的部队有4个师：张炎的49师、沈光汉的60师、黄琪翔的61师、区寿年的78师。此外还有1个原在广东的谭启秀补充旅。叶挺在蔡廷锴支持下，将这些部队连同接受改编的粤军部队、张发奎的铁4军，整编为4个军、14个师，16万人。 原十九路军主力部队是19军，蔡廷锴卸任军长，由区寿年接任，下辖60、61、78师。78师的师长由云应霖接任，61师的师长改为刘占雄，60师的师长仍是沈光汉。19军是十九路军的总预备队。 以张发奎的铁4军余部（只有1个90师）为基础，连同粤军几个独立师和红军水口之战放回的俘虏，组建2个军、6个师，全部日械装备，均来源于上次完整缴获的日军3个师团的装备（俘虏的海员后来放回日本了，但3艘万吨货轮以参与走私罪没收，正好用来运输从德国、美国购买的大批武器和设备，节约大量运输费用）。 第4军的军长薛岳，下辖第12师（由李汉魂的独立3师改编）、13师（由邓龙光的独立4师改编）和90师（师长吴奇伟）。至此铁4军实力完全恢复。李济深特别满意，因为他的老部队13师恢复了番号（历史上13师全由李济深的老乡梧州人组成）。12师则是铁4军老番号。 新组建第11军，军长黄琪翔，下辖张炎的49师、梁华盛的92师、翁照垣的161师（原粤军独立第2师）。11军是北伐时从4军中分出来的，也是铁军，当时军长就是黄琪翔（张发奎对此很满意，因为他的名声基本上是靠黄琪翔打出来的）。92师原是东北军吉林保安部队。 4、11军是十九路军的主要攻击部队。 以原粤军部队组建第66军，军长叶肇，下辖59师（师长韩汉英）、158师（原粤军第1师，师长叶肇兼）、159师（原粤军独立1师，师长马鸿兴）。59师基本由粤军俘虏组成。66军主要担负粤北、粤东的防御任务，其中叶肇的158师守卫至关重要的大余钨矿（这是广东出口创汇的主要物资）。 新组建罗奇的独立95师、周士第的机械化师。独立95师也是由粤军俘虏组成，叶挺专门调广西人罗奇担任师长（桂系对感到满意）。罗奇果然厉害，迅速将这支散兵游勇练得精锐无比，号称“赵子龙师”，不过已经来不及参加热河抗战。 机械化师以谭启秀的补充旅和余华沐的军官教导团扩充而成，补入大批知识青年，是按照德国标准步兵师编制编成的德械师，绝大部分重炮和装甲部队集中于此，实际战力远超当时德军1个标准装甲师，是十九路军的主要打击力量。 机械化师是叶挺首创（历史上**最精锐部队200师曾短暂称为机械化师，但叶挺的机械化师比200师强大10倍不止！），下辖1个装甲团、1个炮兵旅，2个机械化旅，火力之强令人咋舌，甚至超过日军数个师团！ 从美国买回的50辆M24式坦克和50辆T4式战斗汽车，以及来自日军的72辆92式重型装甲车（日军1个师团战时配备24辆装甲车，这次3个师团装备被叶挺照单全收）组成装甲团，周士第兼团长（他本来就是叶挺独立团前身——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队长，精通装甲兵战术）。有了这100辆美制装甲战斗车辆（均配备37毫米火炮），实力已远超德军1个标准装甲师（当时德军的装甲师只有装备机枪的Ⅰ式坦克和装备20毫米小炮的Ⅱ式坦克），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装甲机械化部队，是名副其实的“铁军”。 炮兵旅实力如下：德国制造的150毫米榴弹炮12门、105毫米榴弹炮36门，75毫米博福斯山炮36门、37毫米反坦克炮72门、日本制造的105毫米榴弹炮36门、75毫米野炮108门、75毫米山炮48门、37毫米速射炮（即反坦克炮）48门。 日军1个师团，炮兵联队下辖4个大队，其中1个大队装备12门105毫米榴弹炮，3个大队各装备12门75毫米野炮。1个师团4个步兵联队，每联队配属4门75毫米山炮、4门37毫米速射炮，不料3个师团的装备被叶挺完整缴获。叶挺将压制火炮和反坦克炮集中使用，至于步兵炮、迫击炮、掷弹筒仍留给各步兵师以确保火力。各步兵师的骨干火力，自然是已经大量生产的“天雷炮”。 除此之外，炮兵旅还装备了50门瑞士厄利空20毫米高射机关炮（另50门在各要地防空）、50门瑞典博福斯40毫米高射炮。 为熟练操作如此众多的火炮和装甲车辆，叶挺几乎抽调了全军上下全部有经验的炮兵，仍然杯水车薪。为此，叶挺在全广东各大学校中动员了职业学校和大学、大专院校的几乎所有理工科学生，加上外地招聘的学生，近5000人，补入机械化师。 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提出了著名的“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组建了青年军9个师，全美国武器装备，由蒋经国负责（实际上是培植蒋经国的私人势力）。叶挺不过是照抄而已。由于十九路军巨大的抗日声望，知识青年从军工作十分顺利（因为不是摸爬滚打的步兵，而是相对来说“干净”的技术兵）。学校的校长、教师当然十分不满，但热河抗战在即，叶挺也顾不了许多了。 谭启秀的补充旅、余华沐的军官教导团分别扩充为第1、2机械化旅。 机械化师由高薪聘请的10名德**官负责训练，但中**队也有自己的专家，比如炮兵旅的旅长蔡忠笏。 蔡忠笏是国民革命军炮兵的传奇人物，地位大概与红军的“神炮手”赵章成相当，早年还是陈诚的上级，叶挺的“酒友”。 历史上1937年的淞沪抗战，位于浦东的中国炮兵部队打得相当出彩，不但在阵地防御中屡立战功，使日军在这条战线上始终无法跨过黄浦江一步，而且不时主动出击，发动对日军的炮战。这支炮兵部队行动诡秘，经常袭击日军在这一地区的重要目标，连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巡洋舰都在它的打击范围，而且炮术奇佳，哪怕是藏在建筑后面的日本军舰也被它象打篮球一样一炮吊中！日军对这支中国炮兵部队的炮为何打得如此之准始终不得其解。这是因为，这支炮兵的部队的指挥官，就是时任**第2炮兵旅旅长的“神炮”蔡中笏。 蔡中笏，字海臣，浙江东阳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堪称国民党军炮兵元老，先后追随过黄兴，孙中山，黄埔军校成立时任少校教官，是北伐军炮兵部队少将总指挥官。此人虽然资格老，但一生大起大落，忽而当中将师长，炮兵司令，忽而离开部队去中学教书，境遇之奇也算天下少有了。 1924年初，黄埔军校建立，蔡忠笏立即前往加入任教。据蔡说，初到黄埔时何应钦见其身材矮小，拟委以上尉，蔡大为不满，但任职第二天就被“纠正”重任少校教官。自此直至多年之后，蔡氏对何应钦都是耿耿于怀，认为何对他一直有偏见，经常大骂何应钦挤兑自己。实际上以后何不喜欢蔡，倒不是因为他骂自己，而是因为他和自己的政敌陈诚交好。老蔡是个搞技术出身的，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犟脾气，一跟别人吵架就脱军装，自然大起大落。 那么，为何蔡忠笏又能屡次东山再起呢？起因是他的技术好。就炮兵专业说起来陈诚的技术不错，有“三炮起家”之说。陈诚在东征军中担任炮兵连长的时候，营长就是蔡中笏。要论起炮兵技术来，陈诚还真比不上这个学长兼顶头上司。陈诚“三炮起家”，不过是炸死几个陈炯明的敢死队，蔡中笏呢？据孙元良的回忆则有一炮炸死敌军师长的传奇经历。孙的回忆是这样的：“红鼻子的蔡忠笏老师成为全军崇拜的明星……他使用火炮决心迅速，放列快而命中准确。我们在火线上的战士只要听到他的炮声，不由得不齐起欢呼，争先前进。反动的滇军师长赵成樑在广九铁路上与我们作战时，被蔡老师一炮轰死！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一整师滇军就被打垮了。”那个时代内战外战不断，这样一个炮兵专家，自然是抢手货。 在黄埔期间，蔡中笏和陈诚私交甚笃，陈诚一直非常敬重这位老学长；两者的模范丈夫性格，更使得彼此知己知心；蔡夫人和陈夫人也情同姊妹，甚至多年蔡氏离开军界之后，两家关系仍然密切。 但蔡中笏最大的毛病是贪酒，“红鼻子”的人大多比较嗜醉。蔡中笏做了将军，却无酒不欢，是国民党将领中典型的酒鬼。要说好饮倒也不算大毛病，叶挺就是著名的“酒仙”，而且和蔡中笏是很好的酒友。问题是蔡中笏有个毛病是没有叶挺的酒量，经常喝醉误事，而且一旦喝多就会胡说八道，破口大骂上司，甚至因为关键时刻酩酊大醉被处分。 1928年春，蔡中笏在兴宁接任第20师师长，后因酒醉误事，对部下疏于管理，被撤去师长职务（这是叶挺在和蔡中笏对饮入醉后爆出来的料），但蔡自己却认定是因为和何应钦不合，离职后跑到熟人在上海经营的永豫纱厂，当了几年的小股东。1932年初，永豫纱厂因经营不善倒闭，蔡中笏更是沉醉酒乡借酒浇愁。当时叶挺已担任驻京沪的十九路军参谋长，虽然找过蔡中笏，但见他酒鬼的样子，无法起用，遂强令其戒酒（以免误事），并告知以自己戒酒的秘方（喝放盐的白开水）。蔡中笏是叶挺长期的酒友，关系极好，眼见号称“酒仙”的叶挺都戒了酒，而他也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于是遵照叶挺的吩咐，终于成功戒酒。叶挺重返广东后，特地聘请蔡中笏担任十九路军炮兵总指挥官兼机械化师的炮兵旅长，军衔高配中将，人尽其材。 蔡中笏干回老本行自然心花怒放，而且机械化师的炮兵如此强大也令他吃惊，大感有了用武之地。蔡中笏不但自己是著名的“神炮”，还是优秀的炮兵教官（之前他在东阳中学任教时也是优秀的数学老师），故而将大批知识青年迅速培养成合格的炮手。叶挺为了炮兵尽快形成战斗力，故而免除了知识青年传统的队列等形式训练，专门苦练炮兵技术，总算赶上在热河抗战中派上用场（对装甲兵也是如此）。 除去4个军、2个独立师外，十九路军还直辖李金波的特务团。叶挺在特务团编制内成立了1个伞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45 部分阅读 除去4个军、2个独立师外，十九路军还直辖李金波的特务团。叶挺在特务团编制内成立了1个伞兵连，实际上是特种作战部队，为了将来东北作战的需要，从东北军92师中精选了10多名精英。只有叶挺自己知道，这些人不久将决定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命运！ 叶挺还将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老兵分散到4、11军中，传授对付日军的经验。 军校方面基本保留了陈济棠的老底。陈济棠成立了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因位于广州东北郊的燕塘，故简称燕塘军校。每年招收400名学生，但在复试时要经过陈济棠的胞兄陈维周亲自逐个看相，认为有福气而无“反骨”的才加以录取。叶挺废除了这一迷信做法，择优录取，编入步、骑、炮、工、辎重等兵种，施行定期教育训练，毕业后分派到各部队任下级军官。他将部队行伍出身的尉级军官分期分批调进该校补充班受训6个月，提高其组织指挥和学术水平。在该校还设有军事深造班，将各军机关和部队的校级军官，分批调训，由邓演达、李济深、陈铭枢、张发奎、蒋光鼐、蔡廷锴、缪培南等名将亲自授课。叶挺还在西村大稻山开办了一所相当于大学的广东陆军军医学校和陆军总医院，培养了大批军医人才。 陈济棠在全省各县、市设警卫队。他说：“现在的民团，这乡与那乡彼此不能逾界，逾界时候，又发现牵牛捉猪担谷抢家私等等毛病，不守纪律。像这样的民团——不能统一的民团，哪里可以把地方保护得好呢？所以现在就得赶速把它编为警卫队。在同一编制之下，受统一之指挥，达到统一地方人民武装的目的。”对此，叶挺继续保留，并参照广西民团的办法，派出退役官兵予以训练。到1933年2月，广东全省都有警卫队，共8800多个中队，2700多个独立小队，官兵总数106。8万余人，增强了对各地的控制，同时也扑灭了各地打家劫舍，勒收行水的土匪，也作为野战军的预备队，随时补入正规军。叶挺估算，按照广东4000万人口，极限动员可达200多万人，在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中当仅次于四川省（历史上抗战中出兵300多万）。 陈济棠在给广东谋财富的同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的因素。粤军装备是非常精良，官兵收入也很高，但是粤军总体战斗力却呈大幅度滑坡的态势。在陈济棠主政广东之前，粤军的战斗力之强悍，在中国大地形形色色的军阀部队中可以进前三名，涌现出像“铁4军”这样的劲旅。但是陈主政广东期间，大肆扩军，但是似乎又不能好好训练粤军新部队，这就造成了粤军各个部队战斗力参次不齐，成金字塔状，有的部队（如李汉魂的64军、叶肇的66军）战斗力不错，但多数部队战斗力很差，大多几乎是乌合之众。日军进攻广东，原本以为广东抗战前有120万大军（连民团、警卫队），应该难以对付，但是这些大军都没有看见踪影，使日军大出自己意料顺利夺取广州。连广东自己的将领，如余汉谋、叶肇等都批评粤军已经成为了“富家少爷兵”。确实粤军战斗力滑坡得相当大，以至于粤军64军在1945年反攻的时候，64军士兵几乎全是广西籍士兵，64军此后也一直不喜欢自己招募本省的广东兵，在解放战争中，64军部队一度也被解放军称为“广西猴子兵”，这就是因为里面太多广西兵的缘故。究其原因，军官腐化是一个重要因素。当时陈济棠粤军的军官被称为“三套装”，就是在军营里穿军装，白天去逛市场穿绸装，夜晚去夜总会、歌舞厅穿西装，一放假就去香港赌博、吸大麻、**，如此何谈战斗力？故叶挺大力整顿军纪，特别严令禁止军官去香港花天酒地，扭转了旧粤军的不正之风，缪培南、李汉魂、邓龙光、叶肇等旧粤军将领也予以大力支持。这样，十九路军、张发奎铁4军、陈济棠旧粤军“三合一”，又恢复了北伐铁军的蓬勃朝气和强大战斗力。 第二十七章：谋定后动（1） 1933年1月1日，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占领“万里长城第一关”山海关，揭开了侵略热河省的序幕。但这一震惊中外的巨大历史事件，正是蒋先云、叶挺等待的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中华民族全部力量奋力抗击侵略的契机。 自1932年5月中日淞沪协定签订之后，中日两**事、政治形势都发生了变化。 1932年5月15日，日本一批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袭击了首相官邸及警视厅等国家重要机关，杀死了首相犬养毅。日本军部借机很快宣布紧急状态，建立了由军部控制的、以前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相的新内阁，从而摧毁了资产阶级民主内阁的基础。新内阁以确立所谓“国防国家体制”为宗旨，将日本政体的法西斯化进一步推进。自此，日本政治开始完全由军部控制，强硬的军国主义分子控制了国家的一切，军国主义国家也正式全面形成。在此情况下，日本关东军决定“调头把圣战指向热河省”。 热河省这个名称现在大家也许比较陌生，它其实是中华民国时期的东北四省中的一个省份（当年中华民国的东北并非三省，而是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四个省和一个哈尔滨特别行政区）。 热河省面积19万平方公里，和现在的广东、江苏省差不多大，人口有450万。当时的热河省包括现在的河北省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辽宁省的南部（该省在1955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撤销）。 热河省最有名的自然就是省会承德，它在清朝时期是满清皇帝的行宫——避暑山庄所在。据说避暑山庄内有一条仅有数十米的河流，是由地下温泉形成，终年温热，四季不结冰，热河省的名字由此而来。 热河虽然面积不小，但是省内多是高原地带，物产贫乏，经济比较落后。但是热河省的地利位置非常重要，自古以外热河省内各个城市都是塞外的军事重镇，全省地跨内蒙古高原和东北的松辽平原，是东北和华北的最后门户和战略枢纽，千年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历史上的大宋，大明和满清都在热河建立众多防御要塞，用以作为关内的屏障。 同时，热河地带多为高原的山地，到处是崇山峻岭，高山险隘，从战术上来说是绝对的易守难攻之地。对于中国来说，华北地区多为平原地带，从平津往北只有热河省一块高地的防御优势地形。 如果能够保住热河，那么中国对东北的日军就保有战略进攻的态势，一旦有机会可以随时反击，收复东三省。同时可以利用热河省，对关外坚持战斗的义勇军进行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援，对东北的日军是一个很大牵制。 但是，如果中国丢失了热河，那么华北平津一带就无任何地理屏障，只剩下古代的万里长城而已。砖石结构的万里长城对于冷兵器时代的游牧民族来说，可能还是防御的利器。但是对于现代化的新式军队来说，残破的长城根本是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 自古以来，无论盘踞在东北的少数民族如契丹、女真、满清等入侵，必须首先攻占的就是热河，一直打到长城边。热河地区一旦失守，定都在北京的众多王朝如北宋、大明都灭亡了。 对于热河的重要性，中日二国当然都是非常清楚。 热河省连接东北、华北和内蒙古，日军如占领该省，既可随时进窥内蒙古和华北，又可切断关内和东北义勇军的联系，巩固它在伪满的统治。早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两个月后，关东军就已在《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中将热河划入预定建立的伪满洲国版图。1932年2月，关东军炮制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其所谓的《独立宣言》中说：“热河省与旧东北三省有不可分割之关系。”1933年1月，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在议会发表演说，说：“满蒙与中国系以长城为境界者，由历史而言，亦无议论之余地。尤以热河省之属于满洲国之一部者，征诸该国建国之经纬，当可明了。”因此，在日本组建伪“满洲国”的各种方案中，没有一个不把热河与辽、吉、黑三省并列，划入伪满洲国的“行政区划的之中”。在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时，伪政府成员名单中就包括了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并委其为“参议府副议长兼热河省长”，企图以高官厚禄把汤引诱出去，使日本不战而得热河省。此时，日本一面设法拉拢汤玉麟，一面开始筹划直接以军事行动夺取热河。 “九一八”事变占领锦州以后，关东军精锐第8师团就驻扎和热河近在咫尺的绥中一带，并且频繁骚扰热河省边境。1932年7月，日本就借口“权四郎事件”（石本权四郎为关东军的特务，接受任务前往热河策反当地军阀叛变。结果石本在火车上被得到情报的义勇军李海峰部士兵捕获，随后被义勇军以间谍罪枪决），用装甲部队配合数百日军攻击热河东部城市朝阳，还出动飞机轰炸热河各大主要城市。当地义勇军坚决抵抗，以游击战四处袭击进攻朝阳的日军。日本没有占到什么大便宜，很快被迫后撤。这只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目的是看看热河省东北军的实力和抵抗意志。随即，关东军又策划了“山海关事件”。 山海关又称榆关，位于燕山山脉及万里长城的东端，枕山襟海，地势险要，扼辽、冀咽喉，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东北沦陷之后，张学良为加强山海关地区的防御力量，任命独立步兵第9旅旅长何柱国为临永警备司令，统领该旅及独立步兵第12旅、骑兵第3旅和工兵、山炮兵各1个营，分驻于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等地。部署于山海关的部队为第9旅第626团的2个营。 根据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规定，日本及英、美等11个国家在天津至山海关间的各要点上均驻有军队。“九一八”事变后，山海关、秦皇岛驻有日军守备队200余人，附近海面还泊有日海军第2遣外舰队的军舰10余艘。山海关以东至锦州间，沿北宁铁路沿线驻有日关东军第8师团的第4旅团和骑兵第3旅团一部及炮兵第8联队，另外配属有关东飞行队的第1中队、铁甲列车3列和坦克10余辆，兵力共约4000人。 1933年1月1日深夜，日军山海关守备队长落合甚九郎派人在营院内投掷手榴弹并鸣枪数次，却反诬中**队所为，即以此为借口，向中方提出4项条件，蛮横无理地要求中**队、警察及保安队撤出山海关的南关及南门，由日军进驻。遭到中方拒绝后，日军于2日晨强占南关车站，并将中国警察缴械。上午9时开始攻城，被守军击退。日军第8师团即向东北军第9旅送来最后通牒，要求中**队立即撤出山海关。10时，日第8师团一部兵力乘4辆列车，在3辆铁甲车护送下到达山海关，10分钟后与其守备队在飞行第1中队5架飞机支援下共同发起进攻。守军沉着应战。战斗至17时许，日军受挫退去。当晚，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命令第4旅团长铃木美通：“一并指挥随着事件发生而准备出动的各部队及由步兵第16旅团增派的部队，与山海关守备队协力夺取该地。”3日晨，日第8师团1个多旅团的兵力在15架飞机轮流支援下对山海关南门展开猛烈的攻击。日海军第2遣外舰队的舰炮亦从山海关以东的海面上对中国守军进行轰击。激战至14时，东南城角被日军突破，守军团长石世安组织反击未能奏效，第1营营长安德馨及4名连长先后战死，2个营的官兵已伤亡殆尽。石世安率余部于15时从西水门向石河西岸撤退。日军于当日占领了山海关。 “九一八”事变使张学良背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他有苦难言，内心非常希望南京政府实行全民抗战。在日军攻占了山海关并准备侵略热河的时候，张学良给南京发了一份电报，说：“现在我的忍耐力已到了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方法。我一直坚定不移地遵循着中央政府的政策，我愿率领我的部下抗击入侵者，保卫我民族和我党，即使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张学良还相继派员与各地方实力派首脑取得联系，其中两广的抗日呼声最高，实力最强，且又与蒋记中央长期对峙，所以张学良对两广的动态十分重视，派出亲信解方专程秘密前来广州，表白少帅的抵抗决心，了解两广的政治态度和抗日主张。 日军占领山海关的消息传到广州，兼之张学良的秘使到来，两广首脑立即聚首二沙岛颐养园，紧急磋商对策。李宗仁、白崇禧乘坐西南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广西赶来，陈铭枢则忙于搞建设没有赴会。胡汉民在香港养病，原在广州的国民党元老邹鲁的西山会议派等右派团体遭到十九路军冷落，自觉无趣，也跑到香港去了。蒋光鼐也去了香港，与胡汉民保持联络，毕竟胡汉民是与蒋介石、汪精卫并列的国民党“三巨头”之一。 李宗仁首先发话：“希夷神了！东北义勇军几十万都被日本人打散，日本人果然就在今年元旦就侵占山海关，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关内，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巨大危机！现在张学良的秘使到来，我们应如何应对，还要请希夷参谋参谋。” 叶挺说：“还须择公定夺。” 邓演达问：“秘使解方带来什么口信？” 蔡廷锴回答：“张学良表明了他武力反抗侵略的决心，要求我们两广牵头，联合各地势力，呼吁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派兵出华北保卫热河。他特别希望铁军和钢军能联袂北上，再创淞沪抗战的辉煌。” 张发奎哼道：“停止内战，谈何容易？再说，他张学良九一八后‘不抵抗将军’的名声全国皆知，这次口头说要武力抵抗，何以取信于人？要我们出兵北上，莫非是替他火中取栗？东北和热河都是他的地盘，他张学良收复故土责无旁贷，好歹要与日本人血拼一场，才能看出是不是真心抗日。” 白崇禧道：“东北军就是日本教官训练的，长期处在日本人淫威之下，且东北军视为‘军神’、张学良崇拜的老师郭松龄都惨败于日军之手，东北军从张学良到士兵上下都对日本人胆气已丧，九一八时2万日军3个月就占领全东北，几十万东北军退入关内，丢尽了中国人的脸，他们哪有勇气对抗日本？幸好十九路军在淞沪打出了威名，他张学良无非是捧杀我们。我看还是向华说得对，张学良是想把我们推到前面去硬拼日本人，他在后面坐享其成，所以我认为两广出兵一事还得从长计议。” 李济深说：“不管怎么说，联合抗日是头等大事。希夷去年的预言已经应验两个，即日军打垮东北义勇军和出兵热河，我看希夷你也不要谦虚，把你的谋划说出来。” 叶挺也不推辞：“健生和向华说的也有道理，张学良现在已无路可退，他丢了东三省，如果再丢热河，别说舆论上过不去，就说日本人下一步就要以热河为跳板入侵华北，他这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军分会的委员长也就没地盘了。所以热河他是一定要保的，但几十万东北军又是他的命根子，他又舍不得全力去拼，怕打光老本。热河实际上是省主席汤玉麟的独立王国，张学良无法插手，现在风传汤玉麟与日本人勾结，如果东北军主力开进热河，难保不会被汤玉麟卖给日本人。因此张学良顾虑重重，寄希望于南京政府领导起全面抗战，又要我们两广挑头替他分担。” 白崇禧、张发奎连声道；“对！张学良就是如此“卸膊”（广东话：推卸责任），还是希夷分析透彻！” 叶挺继续说：“但我赞同任公的主张，联合抗日是大局。抗击日本侵略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使命，只要能打击日本，抗日地域就应该不分南北。十九路军是广东子弟，但抗日的战场却在华东的淞沪，就是最好的例子。现在热河即将沦陷，我两广子弟同样有守土抗战之责。所以张学良这次派来秘使，不管其真正动机如何，都是我两广豪杰上阵杀敌的机会！” 邓演达拍案道：“好！希夷胆略过人，不愧为北伐铁军名将！但此事牵扯太大，我怕南京从中作梗，坏了大事。” 叶挺笑道：“无妨。此次热河事变既是中国的危机，但又何尝不是我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良机！只要把握住时机，就可促成全国一致对外的格局！” 邓演达等又惊又喜：“只是这机会如何把握？” 叶挺道：“此事虽然复杂，难以一部到位，但可分三步走。第一步，两广立即就山海关事变和热河危机发表抗声明，坚决支持少帅抵抗侵略，两广军队组成‘中国国民革命救**’，简称援热军，北上抗日，与东北军并肩作战，光复国土！第二步，联合各地方首脑，首先是冯玉祥、阎锡山、杨虎城，联名呼吁南京以抗日大局为重，全面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还须择公的崇高威望，出面呼吁中央军发扬去年5军淞沪抗战的光荣传统，北上抗日再创新的光辉业绩！如此内外施压，就是要逼得蒋介石坐不住，尽快表态。第三步，对于北上抗日，中国**将有新的重要声明，呼吁举国联合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乃国共再次合作的良机，届时我们两广要立即响应。三步棋走下来，如果蒋介石还执迷不悟，我们就暗示，如果他还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我们两广将联合红军，兵出长江中下游，端他南京的老巢！嘿嘿，十九路军连日本人也打得焦头烂额，现在钢铁联军，他老蒋也要掂一掂斤两！红军那边，老蒋的十大德械王牌师在鄂豫皖已经头破血流，非残即伤，**在江西又屡屡大胜，中央军精锐非几年不能恢复元气，老蒋的本钱已经不多，底气不足，他到底是做全民抗战的领袖，还是做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只怕他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吧。” 李宗仁道：“希夷所言宏图大略，但其中细节还得商榷。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的态度。如果真如希夷所说，他们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能否接受蒋介石的领导？红军受不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中华苏维埃政府又如何继续存在，肯不肯放弃打土豪分田地？这三大问题不解决，只怕即使全国其他地方都停止内战，国共双方还得继续打下去，如此内忧外患，联合抗日终将泡影。” 白崇禧、张发奎暗暗点头。他们知道叶挺是**军队的创始人之一，说不定真有内线情报，知道**即将发表统战抗日的声明，但李宗仁的三大疑问确实是要害，很难想象**会改弦更张。 叶挺微微一笑。李宗仁等最顾虑**，尤甚于日本。去年中李宗仁在同日本驻广东总领事代理须磨弥吉郎谈话（自然是蒋先云告知）时说：“中日两国不和，不仅给世界和平投上暗影，且同格言所说，两虎相争，一死一伤，对双方都极为不利。更令人悬念者，‘满洲事变’以后，人民对**的观念显著变化。现在，知识阶级中论及中国将来时，对依靠自力毫无信心，而对作为他力之国联，亦感无可信赖。结果，因自暴自弃而倒向赤俄者，屡见不鲜。这种现象不仅使中国之将来愈益无望，对世界特别是日本来说亦无可乐观。要之，中日如欲解决问题，对此点须特加考虑。”“作为一个中**人，余欲借贵官回东京之便，给日本陆军带个口信：望日本陆军勿逼中**人倒向苏维埃，而能使之和日本共同以苏维埃为敌；为此目的，应以协作态度律己。” 李宗仁一厢情愿，日本陆军岂是好相与的？叶挺也不点破，只是胸有成竹地回答：“德公顾虑甚是。但**精英云集，**、周恩来、朱德等无不是震古烁今、灿若星河的伟才，自有高瞻远瞩的视野，是推动统战的中间力量，其阻力无非两个：一是内部的左倾派别作梗，坚持推翻国民党夺取政权；二是共产国际坚持赤化中国，输出世界革命。此两大阻力看似强大，不可与毛周朱等调和，但并非无解决之道。” 第二十七章：谋定后动（2） 邓演达、李济深等齐声问：“如何解决？” 叶挺说：“无论**内的左倾势力，还是共产国际，都是苏联的代言人。只要苏联领导人态度转变，他们也得跟着走。所以只要苏联确定中国实行统战路线，一切都迎刃而解。” 众人恍然大悟：“对对！苏联不是和我国复交了吗？” 白崇禧道：“确实如此！去年12月我在桂林，听到国民政府和苏联复交的消息（历史上中华民国和苏联复交是在1932年12月12日，又是一个‘双十二’），还以为听错了，后来才知是事实。希夷你的预言又对了，真是鬼神莫测！双方既已建交，苏联当支持我国抗日，以减轻日本对其远东的威胁。” 叶挺道：“健生所言却又乐观了。中苏虽然复交，却各有算盘。就蒋介石而言，他与苏联复交，是阻止苏联亲日疏华和承认伪‘满洲国’这样一种防御性的紧急需要，以联苏而谋‘共同制日’这一进击性的目标，则尚未提上日程。他说过，‘倭患急而俄患缓，但俄患大而倭患小’，当倭患之急超出他能忍耐的界限之时，他就优先从患之缓急的考虑出发，为缓和日本的‘急患’而被迫接近苏联的‘缓患’，这就是他急于与苏联复交的背景，而没有继续坚持他一直坚决主张的与苏联复交的前提是收回中东铁路和外蒙古这两个先决条件。就苏联而言，虽然号称社会主义国家，但却继承沙俄侵华的权益，连同外蒙古在内，割去我中华土地300万平方公里以上，哪谈得上什幺革命风范？一切都是为了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在亲日、亲华间摇摆，企图坐收渔利。苏联虽然首先提出与我国复交，以牵制日本，但却搁置最为关键的我国视作复交前提的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不肯放弃侵华权益，并企图以承认伪‘满洲国’相要挟，迫使我国放弃这两个前提条件。去年3月中旬，苏联承认了伪‘满洲国’任命的中东路督办和理事，并同意在苏联控制下的中东路使用‘满洲国’国旗，此举被日本看成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去年4月28日，苏联在土耳其国务总理访苏之际邀请各国外交团出席欢迎宴会，却惟独把在莫斯科交涉中东路等问题的中国代表团拒之门外。去年9月15日，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苏联借机施压，其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长）李维诺夫警告说，如中国坚持附有条件而拖延复交，苏联虽无即时承认‘满洲国’之意，‘但亦不敢为长时间之保证’。这并非虚声恫吓。去年9月18日，经苏联政府同意，‘满洲国驻外领事’出发前往苏联赴任。9月23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通知日本驻苏大使广田，苏联同意‘满洲国’领事官常驻莫斯科。同日，苏日之间就苏联石油制品出口日本缔结协定，此举被日本视作‘最近苏联方面对日协调态度的又一表现’。为防止苏联真的承认伪‘满洲国’，蒋介石才被迫同意与苏联无条件复交。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中苏复交后，苏联就一心一意支持中国抗日，或蒋介石就此联苏抗日，都还不现实。” 叶挺一番分析，令在座众人清醒过来，不再乐观。邓演达不甘道：“既然苏联政策摇摆，企图在中日间渔利，那么我们可否有借用处？但又有什么办法促使苏联扭转共产国际和**内的左倾路线，转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夷，你这最关键的预言能实现吗？” 叶挺道：“事在人为！现在世界上能与日本抗衡的大国，我们可引之为外援的，德国、美国都隔万里重洋，远水难救近火；真正能帮助中国持续抗战的，还是苏联这个邻邦。苏联想利用中国牵制日本，我们何尝不可借力苏联对抗日本？中华武术的精髓是不以力敌，只要运用得当，就可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对苏联，我们也可施展谋略，达到借力抗日的目的。” 李济深问：“但如何借力呢？” 叶挺道：“要借力苏联，就要放在全球大背景下。苏联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中，危机感无时不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借国际局势的变化，加重苏联的危机感，迫使其大力支持我国抗战。我预言，下个月初，欧洲局势将发生大变化，苏联在西方的欧洲将面临巨大的现实危险，为了避免两面受敌，必然会调整政策。我们可借机再添几把火，挑起苏日争端，使苏联感受到东、西方帝国主义正在联合压迫过来，再来一次类似1919年的武装干涉，扼杀苏维埃国家。这样，苏联就有可能通过共产国际指示中国**，放弃夺取政权的目标，转而促成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牵制日本。甚至不排除苏联可能利用中国，挑起中日全面大战，将日本军队拖入中国广阔的国土，陷入泥潭而无暇他顾，从而确保苏联远东的安全。在这场大国游戏中，谁能笑到最后，就看各自谋略的高低了。” 叶挺又作下月初欧洲局势将发生大变化的预言，但众人都心不在此。白崇禧道：“再添几把火挑起苏日争端？容易吗？要是被识破，只怕我们玩火啊。现在国家四分五裂，再经不起折腾了。” 叶挺说：“健生顾虑甚是。但我中华国力虽弱，谋略和兵法却博大精深，未尝不可能以智取胜！各位放心，我叶挺说到做到，3个月之内，促成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所谓兵不厌诈，无毒不丈夫，到时要用些见不得光的‘暗盘’（广东话：阴毒手段），各位不要计较就是了，只要相信我一切都是为中华民族利益着想。” 邓演达道：“希夷，你就放心去做吧。只要促成抗日统一大业，你叶希夷就是中华民族大功臣！” 李济深等道：“希夷，你要是促成此事，那就真不愧‘人中龙’，诸葛武侯不及也！健生这个‘小诸葛’，就不要拿出来显摆了。” 叶挺笑道：“本人愧不敢当。当今‘人中龙’是有的，不过不是我，而是江西的**。现在他已掌握红军的兵权，大展雄才伟略的机会已经到来了。” 邓演达等点头说：“不错，红军有了**的指挥如鱼得水，真是天下无敌了。但德邻所说的三点顾虑也有道理，真的那幺容易解决吗？” 叶挺说：“德公三点顾虑不假，但我预言国共合作也会分作三步走。第一步，中国**发表声明，愿同国内一切抗日力量合作北上抗日，如果国民党中央不予理睬，就与其它抗日力量一起联合，建立起除蒋记中央以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是‘反蒋抗日’，如此就是我两广契机，当迅速响应，对蒋介石施压。第二步，蒋介石现在内外交困，单说红军或两广，他就一个也对付不了，看到两大敌手可能联手，自然坐不住，很可能会半推半就倡议国共和谈，**、周恩来等伟人自然会抓住机会，这就是‘逼蒋抗日’。第三步，就是我说的点几把阴火，把苏联逼急了，通过共产国际促成国共合作，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中国牵制和消耗日本的力量，这就是‘联蒋抗日’。我敢预言，那时红军就会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中华苏维埃政府也会取消，全国实现一统，各大势力派出联军、包括红军参加热河抗战很快就会实现。” 叶挺一席话，在座众人都大感兴奋，都觉可行，只是对最后一点苏联的转变感到把握不大。叶挺于是道：“各位放心，此事说起来容易，其实个中曲折甚多，一个把握不慎，就如健生所说，可能玩火。但这也是唯一机会，我已作周密安排，会小心谨慎的，成功机会很大，如果真的失败，我自会自裁以谢国人！” 众人连忙道：“希夷言重了！对你这‘人中龙’我们是放心的，我等恭候佳音便是！” 蔡廷锴（他是唯一知道叶挺秘密谋划之人）这时发话：“既然定下大局方针，如何应对张学良的秘使，还得考虑。” 叶挺说：“当务之急是与张学良联手，两广军队要尽快出动，否则热河战机稍纵即逝！” 历史上十九路军组成援热纵队，但只开到湖南耒阳战事就已结束，蒋光鼐、蔡廷锴抱憾终身。 张发奎道：“只是我们军队怎幺去热河？一出广东就是蒋介石的地盘，他不同意，我们连湖南也过不去。” 叶挺笑道：“陆路不通，有海路、空路。” 张发奎恍然大悟：“对！唉，我就是陆军思维，哪想希夷精通海陆空！” 邓演达道：“空军运力有限，海路运量虽大，但太过缓慢，及时到达天津，连同卸货及奔赴前线的时间，恐怕超过一个月，而日本人2天就占领山海关，要是东北军象九一八那样一溃千里，我们只怕赶不上趟。而且，海路还有被日本人截夺的危险。” 叶挺笑道：“择公放心，此事我早已谋划。我们运输机航程有限，如果运送军火的话中间非在武汉加油不可，而只要蒋介石不点头，这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只送几个人，大部分运载量用来装载航空汽油（注：21世纪初美国大片《珍珠港》中，从美国航空母舰起飞空袭东京的轰炸机为多装燃油，不惜拆毁全部武器以腾出装载汽油罐的重量），就可飞到北平，张学良的秘使解方就是这样来广州的。我想，我和择公等几个人先乘飞机去北平，与张学良接头，谋划热河抗战。至于时间问题，日军虽然占领山海关，但关东军主力刚刚在各地打散抗日义勇军，要集中起来进攻，至少要一个月以上时间，我判断，关东军全面进攻热河的时间，不会早于2月下旬（历史上是2月23日），这样我们的海运就可及时到达。至于日本海军中途截取，这当然有可能，我们截了他3个师团的装备，缴了3艘万吨货船，日本人自然恨得咬牙切齿，到时肯定会出手截夺，或者在台湾海峡制造什幺触礁、风暴沉船事故，来个抵死不认，我们也无可奈何。所以这次海运，决不能用广东的船只，最好通过香港，租用美国的船只，他日本人再狠，这时也不敢得罪美国，单说每年日本就得输入美国废钢铁上百万吨，而且现在中日双方在热河还未正式开打。这样，我们的坦克、大炮等重装备就可先期从海路出发，大部分官兵则只有等待，等蒋介石松口，再乘火车沿粤汉、平汉铁路北上。3艘日本万吨轮嘛，也不能闲着，就用作从德国运输弹药，毕竟打起来弹药最重要。” 邓演达等大喜：“还是希夷谋划得当！” 蔡廷锴道：“那我们明天就接触解方，表明我们的联合华北及出兵意图。到时择公、希夷先和这位秘使一起先去北平。” 叶挺笑道：“送走这位秘使，还会来一名秘使，就要靠李、白两位代劳接待了。” 李、白奇道：“还有一位秘使？哪方面的？” “南京方面的，就是你们的老朋友季宽。” “是季宽！他来干什幺？” “自然是带来蒋介石的口信，要两广军队去江西‘剿共’，他好腾出手来让中央军北上抗日。如果我们不答应，老蒋就有了借口，说两广不顾大局，他的中央军攘外必先安内脱不开身，就不能去热河抗日了，将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最多只派几个师去应付一下舆论。” 邓演达冷笑道：“老蒋打的好算盘，他敢这样做，我就出面振臂一呼，全国黄埔革命同学会6000多会员大多在中央军内，到时中央军将领联合起来要求抗日，包管老蒋不得安身。” 叶挺说：“择公不必如此，此次热河抗战，没有中央军也行，我们地方部队一样可打个漂亮仗，给中央军作出榜样，也激励全国人民的士气。” 李济深等道：“对了，希夷，此次热河抗战，胜算几何？” “七分。” “哦？不会象淞沪一样最后功亏一篑吧？” “此一时彼一时，此次热河抗战，规模比淞沪大得多，我军投入兵力，华北的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加上我们两广军队，以及红军，当在60万以上。日本关东军倾力而来，总兵力当不下20万人，加上伪军约30万人。估算下来，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可能接近100万人！但我们的抗战条件又远远超过淞沪。淞沪打了一个多月，我们始终只有十九路军3个师和5军2个师，最后经不起消耗。而此次热河抗战，我军可动用几十个师，兵力雄厚，可支持长期作战，前线部队可得到轮换休息补充，此其一；与淞沪抗战受制于何应钦的军政部不同，我们现在有了两广这个强大的抗日基地，兵员征集、武器生产、物资补充都有了保证，此其二；我?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46 部分阅读 ⑽淦魃⑽镒什钩涠加辛吮Ｖぃ似涠晃揖苫袢站?个师团的完整装备，连同德械师和美国坦克、飞机，加上“天雷炮”，单就陆军、空军火力而言，已远远超越日军，且和当今世界任何最先进的军队也有一战之力！此次作战，我还有三大绝密武器，虽然违反日内瓦战争法，但只要日本人敢用毒气，我就教他有来无回，尝尝我们的厉害！此其三；此次两广军队北上抗日，不比当初淞沪何应钦作梗，我两广子弟兵为抗日前驱，也算为张学良拼杀，又不夺他地盘，张学良自然感激不尽，他们张家虽然失了东北，但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带入关内的也很可观，到时会大力支持我们，不会‘托手肘’（广东话：使小动作）。我还有两个预言，供诸位参考：一是蒋介石会派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赴华北敦促张学良抗战，此人在淞沪就与我们关系良好，同为广东老乡，又是财神爷，届时军费开支不成问题，宋子文还会把他的税警总团调去参加热河抗战，此部实力相当于1个德械军，实乃我军强援！二是蒋介石还会免去季宽的内政部长职务，任命其为华北军分会参谋长，这样华北军分会上下一心，我们前线部队就能安心作战，不必担心遭到算计。孙子曰：上下同欲者胜，此其四；最后，这次热河抗战规模虽然巨大，远超淞沪抗战，但从全局看，仍是一场局部战争，不会酿成中日全面大战。日本关东军投入兵力总有限度，如上说，最多20万人，而我军数量占有3倍优势，十九路军的武器装备又占有很大的质量优势，倾我全军精华于热河一隅，当可与日军血拼一场，只要消耗日军七八万人，当可使其承受不起。而热河作战是山地战，只有几条道路适于行军，易于判断日军行进方向，我军只要指挥得当，当可对其分割歼灭。而且，日军后方的庞大东北义勇军广泛骚扰，开展游击战，断其后勤补给线，也可迫使日军分兵。此次作战，我军空军足可与日本空军匹敌，而内陆作战日本占绝对优势的海军又派不上用场。以我之长击敌之短，此其五。所以，此次热河抗战，我方胜算较大。但我军也有不利条件，最大的问题是重武器弹药不足。十九路军缴获的日军3个师团装备，基本上只能一次性消耗，因缴获日军武器弹药甚难；打起来德国武器和美国装甲车辆的弹药消耗惊人，而从外国购买弹药耗时费日，很难确保按时到达前线。而自制武器方面，轻兵器还可以，火炮就不行了。所以，此次作战，开始我军会占上风，甚至会取得比淞沪更大的大捷，但后劲不足，交战时间越长越落下风，只有苦撑。而日军全部武器国产化，东北巨大的兵工厂生产已经走上正轨，与本土的海路畅通，武器弹药补充源源不断，战争潜力远胜我方。有鉴于此，此次热河抗战，我们在收复部分国土的情况下，见好就收，争取在有利条件下争取停战，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说此战我方有七分胜算。” 众人惊叹曰：“希夷神算，世所不及！只是这最后一点，假如日军在热河遭到重创，会不会恼羞成怒，趁机全面侵华，吞并我国？” 叶挺道：“不会。热河抗战哪怕双方投入兵力100万，仍然会局部化。这主要是日本内部三大矛盾决定的：第一个矛盾，是日本内阁与军部的矛盾。日本内阁方面顾虑影响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国联“李顿报告书”中所提议的：‘在中国政府的宗主权下组成有广泛自治权的东北自治政府，作为日本、苏联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对于日本对热河的权利要求毋庸再议，而且这个缓冲地带不包括万里长城和内蒙古。’因此，日本内阁认为，‘李顿报告书’刚刚发表，对此无视而实施越过长城的作战，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有损，所以希望控制关东军进至长城线以南地区作战。他们认为，热河是‘满洲国’的‘领土’，而长城线以南则是中华民国的境内；关东军占领热河省，是为‘满洲国’收复‘国土’，理所应当，而打到长城以南就是与中华民国正式开战了。按照这套逻辑，日本内阁多数成员主张战事不宜扩大，将战事限于热河境内。与以往不同，斋藤实内阁有军方背景，对军部有一定影响；第二个矛盾，是日本军部内部的矛盾。日本军部中陆军居于主导地位，但陆军的中高级军官中，又存在‘皇道派’与‘统制派’之争。两派纲领和纠缠十分复杂，就对华策略而言，‘皇道派’主张仿效九一八模式，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而‘统制派’则视苏联为最大对手，认为以日本本土的贫乏资源，国力无法与苏联抗衡，所以主张充分利用‘满洲’丰富的煤铁资源和丰富物产，将‘满洲’建设为强大的反苏战争基地，以及解决日本人多地少问题的‘皇道乐土’，因此在侵占热河后，不赞成继续对中国关内用兵。日本陆军上层首脑中，权位最重的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只是挂名，实权在‘三巨头’手里，即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教育总监林铣十郎。其中，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属于‘皇道派’，　林铣十郎和参谋本部第二部的部长永田铁山等属于‘统制派’。具体到关东军，大致是‘统制派’当权，如司令官武藤信义元帅、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等。参谋次长冈村宁次原属‘皇道派’，但因离开国内多年，与荒木、真崎的来往不那幺密切了，加之他对谁也不愿得罪，所以在军部的一般将佐看来他是个‘超然派’。这些人都倾向于占领热河后，即专心致志经营‘满洲’。不过当今日本军部中，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的‘皇道派’掌握了大权，与关东军矛盾很深，对关东军经常独行其事非常不满。去年8月，日本军部改组关东军高层，将傲慢抗上、作战不力的司令官本庄繁免职，原参谋长桥本虎之助调任关东军宪兵司令，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也均被调出，至此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上层几乎全被撤换，但并未解决关东军内部存在已久‘下克上’问题。这次热河抗战，我们就可充分利用日本军部的内部矛盾，痛打关东军一顿，只怕日本军部中的一些人不但不恼怒，反而会幸灾乐祸呢！第三个矛盾，就是日本的侵略野心与国力不足的矛盾，现在日本国力因为经济大危机已跌至谷底，必须将主要财力用于摆脱危机，能够用于军费特别是战费的有限，发动热河作战勉强够用，但支持不起对中国的全面战争。有这三大矛盾，表面上看日军占领山海关、觊觎热河来势汹汹，不可一世，实际上外强中干，矛盾重重，只要我们予以迎头痛击，就可使其原形毕露。所以，此次热河看似我国危机，但利用得当，未尝不可使之变成日本的危机！” 在座众人见叶挺分析丝丝入扣，鞭辟入里，尽皆信服，赞曰：“希夷谋定而后动，兵动若神，谋不再计，真乃旷代名将也！” 叶挺自然谦虚一番。 第二十八章：只欠东风 1月15日，邓演达、叶挺、梁华盛与张学良的秘使解方乘坐广东空军的法国大型运输机前往北平。 不出叶挺所料，一系列大事接连发生。 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宣言，主张立即停止内战，“保障群众民主权利，保卫中国，争取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斗争，愿以停止内战、武装人民、实行抗日为条件，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历史学家认为，这个宣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早起源）。与此同时，以极左著称的王明、康生等联名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步骤，强烈要求建立统一战线，把对象扩展到愿意抗日的除了国民党以外的所有党派团体，发出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具体纲领，建立中华民族推进反日运动和组织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这个纲领后来经过宋庆龄等1779人联合签名公开发表，对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有关王明、康生等首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学术研究，参见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军史所研究员江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刘晶芳等专家的研究成果）。这些宣言和信件，仍属于“反蒋抗日”的范畴，中国**以“抗日反蒋”之名，目的在于联结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内不满蒋介石的势力，欲藉此推翻蒋之势力或靠其它联结的势力以对抗之，但与之前**主张的打击国民党一切派别、特别是“中间势力是最危险敌人”的论断，是个巨大突破，毕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良好开端。 此时中国**“抗日反蒋”的立场表面上是坚定的，实则内部对此并非全盘加以肯定。**公开宣称：在抗日的前提下，**人将不仅停止没收土地，且将停止一切反对国民党的宣传和行动，直至“援助南京”。及后刘向**中央的报告亦指出：“我早就感觉到反蒋与停止内战两口号是矛盾的，我早和同志们讨论过这问题。” 1月21日，蒋介石的特使黄绍竑来到广州，传达蒋介石要两广军队开往江西“剿共”、腾出中央军北上抗日的意见，两广首脑早有准备，当即拒绝，随即发表声明，两广组成“抗日救**西南联军”，　请南京中央准予“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李济深、蔡廷锴、李宗仁等在广州对记者发表《痛论中日问题重要》谈话。指出：“目前中国所最迫切需要者，为整个民族救亡问题，为争取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尤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表现中华民族自存自立之伟大能力与精神，然后中国始有生存可能。”“中国之生死存亡，全系于中国本身之能否抗战。”“全在我国大多数军民之能否觉悟，与军政当局之能否领导，上下一致，本焦土抗战之精神，毅然决然为民族解放战争而牺牲。”提出了“不分界域党派，欢迎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及一切抗日民众力量加入抗日救国民族革命战线”的口号。 对两广的抗日宣言，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负责人**发表谈话，指出：“关于西南出兵北上抗日的行动，是直接对于日本大举进攻热河的一个回答。这一行动说明什么，说明全中国四万万同胞以及广大白军部队是不愿做亡国奴，而决然地发动抗日的民族战争了。”“苏维埃政府对于西南这次出兵抗日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苏维埃中央政府郑重声明，愿意与西南以及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部队立即进行紧急谈判，来共同商计抗日作战大计，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正式进行对日作战。” 黄绍竑在广州不得要领，但他处于超然地位，也无所谓。当李宗仁、白崇禧告知叶挺预言他将被蒋介石免去内政部长职务、就任华北军分会参谋长一职时，黄绍竑大笑不已，谓叶挺其它预言或许应验，但对他的预言绝对荒谬，他堂堂一个内政部长会屈居一个小参谋长？ 蒋介石在两广的巨大压力下，又察觉两广与中国**的遥相呼应，深感惊恐。在国内一片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唯恐两广与**这两大对手联合，只得发表声明，承诺“以中日现状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 面对日本越来越猖狂的挑衅，蒋介石认定日本大规模的侵略即将来临。还在1932年，蒋面对国联调停的失败，感觉到仅凭中国实力抗击日本侵略力不从心，决定必须从苏联方面寻求援助。3月他派时任中国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出使苏联；8月又派蒋廷黻博士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访苏；随后再派随从秘书、黄埔一期生邓文仪出任驻苏武官。选择邓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邓还是王明的同学，可在适当时候接触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国的分裂状况显然不利于抵抗日本侵略。为了组织力量对抗日本侵略，必须使中国统一起来。而鄂豫皖的惨败表明，武力统一是来不及的，经与陈立夫商讨后，蒋决定和平谈判统一中国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 而最关键的莫过于与**领导的红军实现和平统一。在应付热河事件的同时，蒋做出决定：寻找**谈判和平统一共同抗日，此事委派陈立夫负责，秘密开展工作。陈立夫本名祖燕，是蒋介石拜把兄弟陈其美的侄儿，从小便称蒋为“三叔”。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回国后，从1926年初就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起，一直是蒋介石的心腹。此时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 陈立夫首先接触刚到任的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诺夫，鲍请示莫斯科以后建议陈秘密前往欧洲，等待斯大林选择合适的时候再进入苏联直接与斯大林面谈。12月下旬，陈和助手张冲均化名与驻德国大使程天放同船前往德国，等候进入苏联的时机。 陈立夫走后，蒋又布置宋子文并经他找宋庆龄帮忙寻找与**和谈的途径。宋子文早有此意，经与宋庆龄商议后于1933年1月由宋庆龄秘密约见原**临时中央局成员董健吾。董为宋子文在圣约翰大学的同窗学友，于1928年在河南开封秘密加入**，以传教为掩护在冯玉祥部工作，后来冯部“清党”，董潜返上海，在圣彼得教堂以牧师身份潜伏作党的地下联络工作。他在宋庆龄的资助下，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了失散流落在江、浙、沪等地革命家的子女，其中有**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以及彭湃、恽代英、李立三的子女等。获得董首肯后，由宋家出资，宋子文并经孔祥熙亲笔签名，授予董“财政部调查员”身份，化名周继吾。宋子文还交付董电台密码一份，以交江西**当局，为日后和谈时联络所使用。 除宋子文经二姐寻得董健吾之外，陈立夫另安排CC系心腹、铁道部次长曾养甫秘密寻找与**联络渠道。曾养甫想起了他的下属、铁道部劳工科的科长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参加过觉悟社，同周恩来、邓颖超熟悉，便要他与**联系。谌小岑通过覃振熟悉的进步学生翦伯赞的介绍，约北平的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来南京同曾养甫见面。吕当时还不是**党员，但同北平地下党有联系，**北方局王世英便批准吕振羽去南京商谈。谌小岑又通过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左恭同上海地下党接上关系。上海地下党派**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张子华以长江局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同曾养甫会晤。曾养甫布置下属谌小岑、谌又经过翦伯赞介绍致函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表示了国共合谈、共同抗日的意图。吕教授把这个信息报告了**北平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周小舟。经各种检验与接触，周小舟于1933年1月到达南京会见了谌小岑。 中国**这边，形势也发生巨大变化。 历史上，**掌握红军的领导权是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掌握党的领导权则是长征到延安后）。现在，一切有蒋先云暗中操作，将这一日期提前到1932年底，提前整整2年。 1932年8月10日中午，上海吴淞口。 从大连驶来的英国邮轮“白星”号停靠在码头上，一名瘦高的欧洲白人遭到海关人员的盘问。 “姓名？” “奥托。布劳恩。” “国籍？” “奥地利。” “来中国干什么？” “考古。” “对不起，你的旅游护照有问题，请跟我来。” 这个奥地利人一下紧张起来，但被迫进入旁边一个小房间。 里面有数名看上去颇为精干的青年人。其中为首一人道：“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袁殊。奥托。布劳恩先生，你是以个人名义前来中国考古呢，还是代表某机构？” “我受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考古系委托，前来考察中国的瓷器文化，准备去江西的景德镇一行。我的旅游护照是维也纳领事馆签发的，绝对没有问题。” 对方笑道：“护照是没有问题，只怕委托你的不是什么大学，而是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某机构吧（莫斯科高尔基大街是共产国际总部所在地）。你去江西不假，但不是去景德镇，而是赣州吧！” 奥托。布劳恩一下脸色苍白：“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你还不清楚吗，华夫先生？” 奥托。布劳恩瘫坐在地上，作声不得。 这个奥托。布劳恩，就是著名的李德。 他是中国**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博古狐假虎威弄出来的莫须有“共产国际派来的红军军事总顾问”。 “九一八事变”后，奥托。布劳恩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东北当军事观察员，他写的报告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于是指派他到上海和江西的中央苏区继续担任军事观察员，化名华夫（李德这个名字是到江西后取的），报告中国革命的军事情况。由于**同志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博古必欲夺之兵权而后快，于是谎称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总顾问”（实际上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当时是弗雷德。施特恩，以后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克勒贝尔将军”之名而著称），狐假虎威轻易篡夺了红军的领导权。正是李德的到来导致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充满磨难的岁月：红军损失了90％以上的兵力（从1933年冬的30万人减少到长征后的不足3万人），中国南方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长征）。 蒋先云自然清楚奥托。布劳恩这个德国人如何带着几百美元和奥地利旅游护照乘英国商船从大连到达上海的吴淞口码头（甚至其抵达上海的具体时间），如何冒充考古专家通过了海关的严格审查等等惊险的情节，于是通过胡底向袁殊发出指示。袁殊立即向中统头目徐恩曾报告，徐立即安排人手在码头截住了这条“大鱼”。 不久后，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三名常委之一卢福坦被捕后叛变，临时中央自然怀疑卢福坦是内奸。果然，继李德被捕后，红13军的军长胡公冕也在上海被捕（后叛变）。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只得转移（历史上于1933年1月前往江西的中央苏区）。不料从上海前往江西苏区的交通线被破坏。这是袁殊根据蒋先云授意破坏的，当时从上海去江西苏区，是在上海乘船前往广东汕头，之后经大埔进入江西，中途有联络站接应。中统派出的特务暗中加强了上海码头的盘查，1932年底，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吴淞口乘船时被捕（后叛变，这是蒋先云送给袁殊晋升的“礼物”）。由于唯一的交通线被破坏，临时中央不敢冒险，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博古等只得乘火车沿津浦路北上，从天津乘船，辗转到了莫斯科与王明会合。这样，左倾教条主义者大多云集莫斯科，在江西的苏区中央局成为临时中央，由周恩来、任弼时、项英3人组成常委，这大大有利于**同志地位的改善。 自**同志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以来，已连续取得漳州、南雄水口大战的胜利。特别是水口大战，中央红军缴获粤军数万人的武器，大大改善了装备，又与广东的叶挺互通款曲，消除了根据地南面的威胁，叶挺还将大批根据地奇缺的食盐、粮食、布匹、药品等物资源源不断输来（红军也以部分赣南的钨砂作交换），改变了以往根据地极端贫穷的状况，原本工商业雕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的窘迫景象，已大大得到改善。项英毕竟不是博古，这些新气象和军事上的连续大胜使他逐步改变了对**的看法，加上周恩来、任弼时的影响，**更加可以放开手脚大干。 1932年8月，**、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发起乐安、宜黄战役，歼灭西北军27师2个半旅，接着乘胜发起南城战役，击溃中央军28、43、59师，夺取了南城、南丰。战役中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牺牲。自第一次反‘围剿’以来，中央红军已牺牲3名军职干部，第一个是红3军的军长黄公略；第二个是红4军的军长王良；这次是赵博生。 由于南面无忧，使中央红军得以集中8万大军攻打南城，加上“红军炮”的巨大威力，终于取得南城战役的胜利。只有蒋先云知道，这次战役事关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 历史上的南城战役，直接导致1932年10月宁都会议的召开，按照外国评论家的说法，这是**一生最黯淡的时期（见作品相关：**一生最黯淡的时期——宁都会议）。 历史上1932年10月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免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一举剥夺了毛的军事指挥权（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一方面接受**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党、红军的愿望出发，对**表示充分尊重。项英、顾作霖、邓发曾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和争论情况，对周恩来十分不满：“他（指周恩来）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就在宁都会议后**被搞得灰头土脸的时候，周恩来还叫他“主席”，以致**晚年在王洪文长沙告状事件发生的时候，还曾经说过：“恩来是个好人，不整人！”。 但宁都会议后确实是**一生最失意的时期，他曾对赣南军区参谋长龚楚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竟凄然泪下！（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550页）。**自己则回忆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5年8月5日）。 而现在，历史条件已经剧变。首先，引发宁都会议的南城战役胜利结束，这又完全符合临时中央和中央苏区局的意图，中央红军在**指挥下连续大捷，缺乏军事指挥才能的项英、顾作霖等不得不顾及**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临时中央被迫离开上海去苏联，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观察员李德又被捕（后同著名的牛兰夫妇一起被释放），左倾教条主义分子没有了军事上的依靠，也不得不借助**的卓越军事才能。在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的推动下，1932年底，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在宁都召开了会议，决定成立军事指挥“三人团”，由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者”，补选**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实际上担负起具体的指挥责任。 在中央核心层，周恩来、任弼时、**继续保持同“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大规模调整政治局需事先报经共产国际的批准）。但“教条宗派分子”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红军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军队领导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则逐渐成了惯例。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还将和莫斯科有较深联系的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它次要工作，将原由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由**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领导；由邓颖超负责**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系统，直接控制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将原由顾作霖负责的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的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之下。 这样，现在这个宁都会议事实上等于提前2年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权，这对即将到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在关键是苏联的态度。 1933年1月31日，欧洲局势发生剧变，希特勒就任德国新政府总理，一贯叫嚣彻底灭亡“布尔什维克”、充当反苏急先锋的纳粹党的上台，使苏联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此时东方的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后也咄咄逼人。为了全力应对欧洲的危机，转嫁远东日本的威胁，苏联也松动了要**打倒一切国民党派别包括“中间派”的极端主张，有条件支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支持两广宣言的声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了王明、康生、史平（即陈云）联合写的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稿，其要点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前提，不应该是削弱苏维埃，不能把红军溶合于一般性抗日军队，把**溶合于一般性政党之中。在政治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是各派政治力量：**、国民党和其它抗日力量在抗日基础上的联合和协定，各派力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为自己的地盘负责，但服从统一指挥，完成共同的军事计划。国防政府应当是真正代表各派抗日力量和政党的政府。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东风需要叶挺升坛去借，必要时还要点几把“鬼火”。 第二十九章：古都北平（1） 黄昏时分，法国大型运输机迤逦飞入河北境内。 叶挺从舷窗中望出去，注视着广阔的燕赵大地。金色的夕阳把广袤无垠的田地、流淌的大河和远处白云下的山峦都涂了一层闪光的彩虹。叶挺一只手托着腮，见景生情，陷入了沉思：“多么广阔的土地啊！” 不久，如血的残阳瞬息就消退了，田野升起了暮霭，天边出现了雾濛濛的紫色山峦，那是燕山。叶挺的目光投向远方：“多好的山，那儿有多么丰富的蕴藏啊！日本想侵占，那是绝不能得逞的！” “希夷，想什么呢？”旁边的邓演达问道。 “择公，自古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所谓骏马秋风冀北，不比杏花春雨江南，这次热河抗战，只要指挥得当，军心、民气可用啊！” 叶挺对面一人长身玉立，阔嘴直鼻，下巴微突，双目如炬，正是张学良的秘使解方，只听他赞道：“皆闻叶将军文武双全，诗文一绝，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少帅也颇喜诗文，你们两人正好切磋一番。刚才叶将军说得太好了，但岂止是燕赵，我东北也有血性男儿！但‘九一八’时东北军官兵听从政府的命令逃到关内，不但为全国人民所唾骂，而且作为军人不能保护自己的乡亲，都觉得无脸见人。军内更是群情激愤，都要求马上回师和日本鬼子决战，打回老家去！但少帅也有难处啊，中央要他忍耐，听候什么国联公断；还有，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由于丢了东北的地盘，东北军的粮饷都无法有效保障，基层官兵的薪水减少了三分之一，还不能按时发放，官兵自己生活都成问题，养家更是别想了，军心浮动，怨声载道！老蒋原来许诺的每月50万元拨款到现在连影也没有，少帅也是难为无米之炊啊！” 叶挺笑道：“我现在就预算一把，很快南京中央就会为华北军分会拨款250万银元，信不信？” 解方惊喜道：“信！信！叶将军神算天下闻名，无有不中，少帅也钦佩得紧啊！如此这样，就解决东北军的大问题了！” 坐在他旁边的梁华盛笑道：“叶参谋长不但军事上算无遗策，还是有名的财神，在贵州那边轻轻一点拨，李宗仁和‘小诸葛’白崇禧每月净增100万大洋，笑得有牙没眼，对叶参谋长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有那个海军司令陈策，叶参谋长生生给他变出3艘万吨大舰，让他瞪直了眼睛。解高参，这次华北之行，你就等着看出好戏吧！” 解方是吉林省东丰县人，梁华盛虽是广东人，但之前担任吉林省保安司令，两人颇为投缘，一见如故。不过叶挺单带梁华盛去北平，则另有秘密任务。 叶挺说：“梁师长，你说错了，‘小诸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梁华盛惊道：“不会吧，白崇禧也来了？” 叶挺笑道：“你旁边这位解高参，外号就是‘小诸葛’，也是足智多谋。他还有个外号，‘解铁嘴’，是少帅手下最有名的说客，这次来广州，不是把两广和华北联结起来了吗？” 解方又惊又喜：“不敢当！不敢当！我那几个外号不过是几个闲人瞎起的，哪比得上叶将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这个解方，就是未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少有的**、解放军“双料少将”。 解方原名解如川，曾用名解沛然，张学良最信任的高参，**秘密党员。1941年解方赴延安，公开**员身份。**、周恩来等亲自接见。**曰：“你回家了，解放了，就叫解放好了。”将军遂改名“解方”（本文为了方便，一开始就用解方之名）。 解方地主家庭出身，早年就读于奉天第三高等中学，与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同窗。解方品学兼优，后经张学良保荐东渡日本，进日本成城学校补习日文，学习初步军事学。解方精通英、日语，思维敏捷，言语犀利。张学良称之为“难得奇才”；后来成为志愿军参谋长后，彭德怀称之为“称职的参谋长”。 解方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张学良闻之大喜，设宴为将军接风，并委以中枢机要。张学良甚喜解方之才，曾为其妹提亲，被解方婉绝。 解方有辩才，亦有运筹谋划之才。 1931年11月8日晚，驻天津日军策动地痞流氓暴乱，全城鼎沸。当是时，张学铭任天津市市长兼公安局长，解方任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队长，与贾陶、孙铭久、黄冠南等四人临危受命，保卫省市政府。其时，闸口又告急，解方急至，告诸保安曰：“我先行，你们跟上！”戎服佩刀，一鼓而击之。“天津事变”平息后，南京政府授予解方等四人青天白日奖章，人称张学铭麾下“四大金刚”。发动事变的日军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叹曰：“想不到学生（指解方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打老师这么狠。” 解方任职天津公安局特务总队队长时，曾逮捕过**员，刘宁一、陈伯达亦在其中。1972年4月11日，解方于狱中揭发陈伯达叛变事曰：“1931年4月间，天津伪国民党部侦察到河北省委设在英租界墙子河外集贤里省委机关的地址，要求公安局协助逮捕。公安局与特务第五队侦察到河北省委设在法租界西北贸易公司的机关，同时照会英、法租界动手，逮捕了省委书记许兰芝、组织部长陈源道、秘书长刘善鸥、王通、史连甲等三十余人。在总队审讯时，他们都供认了自己的组织身份、活动内容并相互认证了别人的组织关系和组织活动。”王通即陈伯达，史连甲即刘宁一，刘善鸥应为刘一鸥，即刘亚雄（去到北平后叶挺将此材料传给蒋先云，又扳倒了陈伯达这个风云人物，这是后话不表）。 抗日战争之初，解方受张学良派遣，三次入桂，游说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抗日，初逞舌辩之才，人称“解铁嘴”。解方多谋善断，有“小诸葛”之美誉。1950年，解方将军任40军副军长，协助军长韩先楚率部南下广州，解放海南岛。40军有“韩的决心，解的谋略”之说。抗美援朝战争中，解方任志愿军参谋长，决策筹划深思熟虑。第五次战役后，解方与陈赓应召回国晋见**，解方奉彭德怀指示言陈歼灭战不宜张口过大，**比喻为“零敲牛皮糖”，故有此后志愿军战略之变化。志愿军部队越过“三八线”后，粮食与柴草困难，解方提出炒面装米袋之方法解决，遂有全国炒面运动。 彭德怀元帅好训人，对解方则例外。有人曾言解方是旧军人出身，彭总闻之火冒三丈，怒斥曰：“旧军人出身怎么啦？我彭德怀，还有朱德、贺龙、叶剑英，哪一个不是旧军人出身？我看解方是个好同志，是个称职的参谋长！” 叶挺电光石火间看透了解方的前世今生，遂问道：“听说你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是第一名，但被强行降为第三？” 邓演达问：“这是怎么回事？” 解方惊曰：“叶将军真神人也！?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47 部分阅读 叶挺电光石火间看透了解方的前世今生，遂问道：“听说你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是第一名，但被强行降为第三？” 邓演达问：“这是怎么回事？” 解方惊曰：“叶将军真神人也！不错，1928年，我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0期步兵科，按规定入校前须于日军第3师团第6联队当兵。适发生“济南惨案”，该联队调援侵华，我愤而离队。因少帅竭力保举，校方未予追究，我才得以继续入学。1930年毕业考试我名列第一，因有反日行为，被校方强行降为第三。” 邓演达叹曰：“不是我帮老乡说话（邓演达与叶挺都是广东惠阳淡水人），说起来希夷才是诸葛武侯复生，一切世事洞若观火，连日本人也算计得分不清东南西北，诚为我抗日大业之幸。解高参，你既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高材生，当为日本通，抗日谋划还得借助你之力甚多，少帅那边也要你多费心了。” 解方得到德高望重的**元老夸奖，不禁受宠若惊，连声称是。 谈话间，飞机已开始向北京南郊的南苑机场降落。 鸟瞰机翼下的古都北平，叶挺又是一番感慨万千。 北平北靠燕山山脉，西依太行山脉，桑干河水于太行燕山之间冲出官厅峡谷，于门头沟附近流向平原，更名为永定河，古称卢沟或无定河。然后向东弯曲，在北平之南形成缓缓弧线。查看世界城市，几乎所有大城市不是傍河即是临海。北平的形成自然离不开这条有名的河流。永定河冲积扇形的背脊即是经过3000余年发展起来的北平。老北京人都会记得，当时北平城的水源丰沛，凿井汲水，喷泊为流，停潴为湖。山水景色，天赐帝王之象。永定河南即华北平原，因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是以白洋淀、东淀为中心的湖泊沼泽地带（现在虽然生态环境屡遭破坏，河流枯竭遍地干旱，仔细观察还可看出水乡田园风光）。因这广柔平原布满湖泊河网，所以交通不便，致使北京南控中原必行大行山东麓缓坡，东据齐鲁江淮须经天津或走水路，自占以来太行缓坡都是进出京城交通要道。 话说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那是几朝古都，以北平为都城始于西周燕国，距今已有3000多年，以后又有前燕、金、元、明、清及当今人民共和国定都于此。定都是建国大事。为什么看中北京，自然是龙脉所系。历代著名风水家对北京都有论述，我们不一一例举，这里不妨引用几段文字。宋代大学问家朱熹说：“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云中正高脊处，自脊以西之水则西流入于龙门西河，自脊从东之水则东流入于海。前面黄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耸立为虎，自华来至中原为嵩山，是为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又为第三四重案，正谓此也。”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时，蒙古贵族巴图鲁曾劝忽必烈说：出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营天下，非定都北燕不可。 明代燕王朱棣击退建文帝迁都北京，群臣对北京的形势又作了一番论证。有的说，北京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也有的说，北京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胜，诚帝王万世之都。 清末民初，北京修了铁路其位置尤显重要。虽然1911年清宣统皇帝退位，但其仍是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当时北京向四方修了铁路四条。一条是经天津山海关，通往关外的北宁路。一条是经天津南下浦口、南京的津浦路。另一条是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第一条铁路京张路，即由北京经南口、居庸关、青龙桥达塞外张家口。现在青龙桥旧车站还依然保留旧貌，铁路设计工程师詹天佑先生的铜像矗立着供后人瞻仰。再有一条铁路，也是南控中原至关重要的平汉铁路。平汉铁路经丰台，过卢沟桥，沿着太行山的缓缓斜坡一直通向中原重镇汉口。中间经过保定、石家庄、郑州等重要城市，把黄河、长江等重要水路交通串连一起。当时北京还有水路码头，京杭大运河直通北京城内，码头所在地，就是现在的王府井南口的东交民巷附近，不过民国初年码头已废没有了通航能力。 明代建都南京，当时一个叫刘伯温的人就向朱元璋说，“钟山龙蟠、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但不免有迁都之举。”纵观历史，南京虽然是几朝古都，而恰恰凡建都南京者，无不是偏安一偶半壁江山小朝廷，而就没有一统中国。朱元璋不信刘伯温之言，建都南京。果然朱元璋死后发生燕王之乱。后燕王灭建文帝迁都北京，定鼎华夏。历史又何其相似，国民政府依靠江浙经济势力定都南京，国无宁日，又引来了日本人的侵略，国共两党之争，国民党终于退守海岛台湾。**统一大陆定都北京。历史为何如此，这须由历史学家们去研究考证了。 话说回来。北京人口的变迁，简单的概括：外迁的进北京，谪退的迁天津。真正的祖祖辈辈的北京人怕是无从考证，那人数怕也是微乎其微，绝大部分是外来人口。从现在北京地名来看，也带着历史的痕迹。胡同，在蒙古语中就是有水源的人口聚集点的意思。文津街、贡院街、西总布胡同、外交部街、皇庄、宫门口、惜薪司、武衣库、王府井等等，从名字上就带着皇家和官场的气派。从姓氏上说，《百家姓》中非复姓姓氏408个，现代人统计北京人的姓氏多达230个。占一半还多。 老北京的人口地位反差比较大，一类是皇族、官僚和依附他们的文人学子；另一类则是为他们服务的三教九流，如：戏园子、妓院、商店以及修脚的、剃头的、老妈子、掏粪的、拉车的等等。这些行业都有行帮，大都以地方而分。老妈子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四川、安徽小保姆。修脚的是宝坻县来的，剃头的是蓟县来的，老妈子是香河县的等等。 元朝定都北京，迁来一批皇室朝臣及文人学子，明朝迁都北京，又来一大批皇室成员朝臣墨客。清人入关定都北京，也同样带来一批类似的满人和汉人。用现在的话比喻，就是中央各机关各部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专院校。他们住在皇宫、王府、贝勒府和大大小小的四合院中。你稍稍留意就会看到北京的大小胡同中彼彼可见名人旧居和重点文物保护的汉白玉石的石碑，如田汉旧居、文天祥旧居、于谦祠。上好之，下必甚焉。说成反话就是皇上和他周围的人的政令爱好举措，臣民会加倍地去做。皇室影响首先在京城然后绵及全国，国都自然堪称国之风范，也就是皇家的“派”。民国以后建都南京，南京终未成为国之“派”，除形势上蒋介石政权没有达到真正统一以外，在心理上更缺乏凝聚力。汪精卫、胡汉民一直在经营广州、武汉。冯玉祥在经营西北，李宗仁盘踞广西，阎锡山封闭山西，西南各路诸侯各有说道。东三省刚刚依附中央，日本人就来了。 其实，北京并不出产什么。玉泉山的水好，用现在的话说够上矿泉水的水平。但是那水是每天用水车拉到皇宫里皇上用的。京西稻好，那是御米，常人能吃得上吗？北京没有工厂，不生产机械，不织布，不造酒，没有上海、天津那样的商业繁荣、金融流通。北京有什么？有“派”，有派就有影响，有影响就是力量。派是上层建筑。比如说国剧京戏，其实那是徽班进京带来的。比如北京烤鸭，山东人一直耿耿于怀，说那是山东烤鸭。京东肉饼，其实那是香河肉饼。香河地方小，没影响，在北京的东面，店大主欺客，你在京城里卖，就叫你京东肉饼，经营不好了，怕砸牌子，表示正宗，添上一笔叫正宗香河京东肉饼！都冠以京东，表示是北京的正宗产品，欺人不！当然，这话也不尽然，用现在的话说，北京也有名优产品，像同仁堂的药丸，瑞铄祥的绸缎，六必居的酱菜，王致和的臭豆腐。不过这些也是外地人带来的。它到了北京就沾上了皇家气派，上了档次，那就会誉满全球。再到别的地方开分店，那就是另一番风光！ 文化方面更是如此。著名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都为历史划时代的杰作，都发生在北京。 正在思索间，飞机已稳稳停下了。 邓演达、叶挺一行步下飞机。在机场上迎接的人寥寥无几。这也不奇怪，毕竟此次解方去广州是秘使，邓演达、叶挺等来北平与张学良密谈合作事宜也没有公开。解方介绍迎接的人说：“这是华北军分会参谋处长王化一。” “各位一路平安，少帅已在中南海恭候了。”王化一说道。 众人一番寒暄后，上车直奔中南海。 汽车绕过干枯的喷泉花坛和大片的黑色草坪，顺着环形柏油路面的道路，停到了有镂花大铁门的中南海西花厅前。 副官拉开车门，唱到：“择公和叶参谋长到！” 早已等候多时的少帅张学良与夫人赵四小姐迎上来。只见张学良穿一身纯白色西服、白色皮鞋，扎一个玫瑰色的蝴蝶结；赵四则穿着紧袖的貂皮大衣，围上镶有琉璃假眼的狐狸围巾，戴上土耳其式的紫獭小帽，头发梳得很高，雍容华贵，一种西方贵妇人的气质。 张学良紧握邓演达双手：“一路辛苦！择公名重当世，睥睨天下豪杰，此次北上，北方大局当可鼎定。” 邓演达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襢突骑渡江初。我现在是闲云野鹤，不过愿为国效绵薄之力，为汉卿谋划一二尔。说到平戎策，还得靠希夷。” 张学良转向叶挺：“希夷大名，名震中外，淞沪杀得日寇丢盔弃甲，我等东北军将士无不敬佩！希夷神算天下皆知，此次还得靠希夷运筹帷幄。” 叶挺道：“朔气传金柝，关山度若飞。古人尚知急赴国难，我等今天出行有飞机，真正实现关山度若飞了。如今夷狄窥视朔方，自是我等革命军人效命之时。” 一行人边说边步入大厅。只见以英俊著称、号称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的少帅面容消瘦，双眼深陷，有点萎靡不振的样子，邓演达还以为他久等劳累，正要表示歉意，却被叶挺暗中扯住，当下会意，不再出声。 猫头鹰的大钟，准时敲了七下。晚饭已在餐厅里的长桌上摆好了。郁金香花朵造型的枝形吊灯，筛动着温柔的光线，辉映着闪光的纯银餐具。穿浅蓝色号衣的膳食仆人，已等在那里。 晚宴十分丰盛，龙井呛虾钱、银耳莲茸羹、八珍螃蟹盒、香糟大肠、芙蓉海参、鱼翅明鲍、佛跳墙……还有北方冬天必备的两道涮锅子：一个是涮羊肉，一个是猪肉酸菜什锦锅。刚端上桌子的紫铜火锅，丝丝拉拉地发出油汤开锅的响声。 由于是秘密会见，宴席上落座的只有张学良夫妇、王化一、解方和邓演达、叶挺、梁华盛七人。 张学良道：“招待不周，请见谅。所谓吃在广州，希夷更是出名的美食家，还请指点一二。” 叶挺谦虚一番，尝了一箸八珍螃蟹盒：“嗯，膏腴肥美，入口纯厚，是丰泽园的手艺吧？” 张学良等惊喜道：“希夷真乃食神也！” 叶挺暗笑。他已得蒋先云告知，张学良出面宴请，都是现请的丰泽园的名厨临时掌勺。 在座众人大多喝的是法国“王冠”牌的柠檬威士忌酒。叶挺虽已戒酒，但此次北上，与东北人打交道不同以往，故也要了杜松子酒。 第二十九章：古都北平（2） 张学良席间发话：“解高参在广州已发来电报，两广高义，我东北军上下铭记于心。请问具体安排如何？” 叶挺答道：“我两广此次拟出兵10个师，坦克、大炮等重武器已在黄埔港上船，旬月即到天津。只是官兵出动大费周章，因南京不点头，我军连湖南也出不去，空军也无法转场。此事还请少帅向南京呼吁，以抗日大局为重。” 张学良道：“这个自然，日本人已打进山海关，平津危在旦夕，我已多次向南京打电报，请其准许同意两广钢铁联军北上，但至今无回音。不过蒋公表示将派中央军6个师北上。我再努力一下，定要说服蒋公。” 赵四道：“北伐铁军、钢军战斗力天下第一，此次联袂北上，我东北军将士翘首以盼。对了，几年前汉卿还在河南与北伐军多次血战，他至今还后悔呢！” 张学良惭愧道：“此事我一直引以为憾，后曾致信在日本留学的弟弟张学铭说：‘因愤党军（指北伐军）受苏俄红色帝国主义唆使，所以奉命讨之，但一念是同种，自相残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当时还听说黄埔首杰的蒋先云阵亡，后来才知他幸免，从莫斯科回来，在鄂豫皖大展身手，打得蒋公引以为傲的德械师头破血流，迫使蒋公到现在都停止了对红军的围剿，看来确实是元气大伤了。不过也是好事，使蒋公认识到剿共不可行，武力统一更不可行，说不定正好促成国共再次合作。” 叶挺暗道：只是此蒋先云不是彼蒋先云罢了。 邓演达道：“我等此次北上，既是谋划热河抗战，也是为了两广与华北的合作，对蒋记中央南北施压，迫使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汉卿你中原大战对蒋有功，还是说得上话的人，还望你推蒋一把。” 张学良道：“我一定促成此事，只是还要看**方面的态度，不然剃头挑子一头热，南京也无可奈何。” 邓演达说：“汉卿放心，此事希夷已有谋划，3个月之内促成国共合作。” 张学良喜道：“如此最好！对了，择公，前年底你身陷囫囵，我也向南京发电，请求予以释放，但南京不予理睬，正着急间，闻说你已出狱，并出国考察，才大松一口气。择公为国为民，受委屈了。” 邓演达爽朗地说：“说实话，当时我已萌死志，幸得希夷送来密信，才惊醒梦中人。嘿嘿，要是当时硬顶，只怕看不到十九路军重返广东，以及全国一统、一致抗日了。我早想通了，要死，也要死在抗日的疆场上！” 一番唏嘘后，张学良对梁华盛说：“梁师长，这次你的吉林部队也有份北上吧？” “少帅，我吉林92师全体官兵早就盼着北上手刃日寇，幸得希夷相助，全师已换日式装备，兵强马壮，上下摩拳擦掌，只待与日寇厮杀。只是粤汉、平汉路不通，官兵心急如焚，谓再有阻拦，就要一路杀上湖南了。” 王化一这时道：“叶将军深得孙子兵法精髓，兵不血刃夺回广东，智略真乃鬼神莫测！据解高参发回电报，称短短半年时间，广东已是完全新气象，远胜陈济棠时代，且军力雄厚，远胜日军。想去年这个时候，十九路军以劣势装备，尚在淞沪重挫日寇，以现在的实力，定可横扫朔漠。我东北军将士都盼与铁军并肩，打回东北呢！” 叶挺道：“十九路军确实有与日寇一战之力，此次热河抗战，我等愿为前驱，作东北军开路先锋，只是时间紧迫，正如梁师长所说，中间有所阻隔，唯有寄望南京放行了。” 正在交谈，张学良突然皱起眉头，称抱歉去洗手间。邓演达没有在意，只有叶挺暗暗冷笑。 用完晚宴后，张学良邀请邓演达、叶挺去书房一聚，赵四则出面请梁华盛在客厅叙旧，王化一、解方陪同。 这是一间古雅的书斋。房间不大，四壁摆着红硬木刻着石绿字木匣式的线装二十四史，还有全套的檀香木柜装着的三希堂碑帖。屋里摆的是一色的桃花木螺细镶嵌大理石面的长书桌和太师椅，显出纯中国味的古香古色。小巧的书柜里，摆着唐诗宋词、八大家的文集、孙子兵法、史记、和朱熹治家格言一类的书籍，整个的气氛正像屋子中央悬挂的那副马远的山水中堂画一样恬淡，又像那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对联一样的典雅。 侍者送上热咖啡出去后，张学良开口道：“择公，希夷，真如你们所说，可以联合红军，与南京政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吗？还有，就算成了，**那边是否容我？先父（指张作霖）对不起**领袖李大钊，我又与苏联在中东路发生冲突，新仇旧恨，只怕就算**原谅，苏联也不放过我啊。” 叶挺安慰道：“此事一定能成。再说，少帅，你现在不也是与**接触吗？‘非委’中人才济济，黎先生更是智谋过人，少帅宽心就是。” 张学良大惊失色，突然目光变得锐利起来，腾地从书桌旁的太师椅上站起：“好你个希夷，如此机密事你都知道。大丈夫光明磊落，我们合作也要赤诚相见，希夷，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在我身边安插了眼线？” 叶挺淡定地说：“少帅放心，我叶挺以人格担保，绝无在少帅身边安插人手，一切皆是庙算而已。” 张学良这才松了口气，重新坐回太师椅。 张学良晚年谈话时曾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我是同情**，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吕正操上将回忆，周恩来总理生前不止一次地告诉他，张学良是**党员。 “九一八”事变后，年轻气盛、身居要职的张学良背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又无处申辩，委屈、苦闷可想而知。他下定了决心，准备走另一条路。 1933年初，张学良收到了蒋介石由江西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此间自中回京后，已积极筹备增援，期共存亡，并已密备6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粮草弹药，中到沪备办。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请兄急起，如何盼复。” 张学良读罢电文，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对东北军高级将领说道：“我东北军忍辱含愤1年多，今天总算盼到了出头之日。这次我东北军一定要全力抗敌，收复失地，让国人看看我东北军绝不是孬种。” 30出头的张学良被自己的选择激动得热血沸腾，全然不知自己正处在一种极端严峻、甚至是险恶的形势中。虽然他身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委员长是蒋介石），表面上看统帅着华北的几十万大军，但真正能指挥调动的又有多少兵呢？当时华北地区的军队门出三类，一为他的东北军，二是山西的阎锡山集团，三为西北军的冯玉祥集团。可2年前的中原大战，正是他背后一刀，使阎、冯联军兵败中原。俗话说冤家易结不易解，所以他能依靠的还是他的那点儿家底：东北军。 在张学良身边的一批前**人开始活跃起来，对张学良最终抛弃法西斯主义、接近**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数为张学良掌管东北情报网的黎天才。 黎天才，山东蓬莱人，北京大学高才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1927年同李大钊等人一同被捕。奉军宪兵头目陈兴亚在审讯黎时，认为黎非常有才，觉得杀之可惜，就放了黎一马。经此大难，黎天才做事风格变了，极为谨慎、低调，政治方向也变了，开始投靠东北军。后来，在陈兴亚的推荐下，黎天才出任张学良的私人秘书，后又主持东北情报工作，日益受到张学良的重用，成为继郭松龄之后张学良最重要的政治高参（军事高参则是解方）。 “九一八事变”后，**北方局派人前往说服黎天才为革命效力，将功赎罪。黎表示同意。但是黎在政治上只效忠张学良的立场一直没有改变。蒋介石非常欣赏黎的情报才能，极力拉拢黎，均未得逞。从此，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对黎都极为信任，黎出任张学良总部机要组上校组长，后又晋升少将。 黎在张学良的默许下，在机要组安插了一些有着**背景的人士。曾负责**北平市委宣传工作的前**人潘文郁就是其中之一。 潘文郁也极有才气，曾任**总书记向忠发（后来叛变）的秘书，被向忠发倚之为“文胆”。1931年潘被捕后自首，被**明令开除党籍。后在黎的安排下，潘主持《北方公论》周刊，宣传抗日，并为张学良不抵抗行为进行辩护，张学良以之为知音。张学良急于了解**学说，而黎天才口才一般，讲解起来又不大通俗易懂，张学良听得云里雾里，称之为“洋秀才上课”。黎遂乘机将潘引进机要组。正是在黎、潘的帮助下，张学良开始阅读了马列主义著作，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布哈林的《**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等，不懂之处就请潘、黎二人为之讲解。潘因知识渊博，讲解深入浅出，被张学良当面称之为“老师”。这为东北军爱国官兵甚至张学良本人后来接近**埋下了伏笔。黎、潘，还有吴雨铭，一时被东北军称之为少帅“三伴读”。在“三伴读”的帮助下，张学良深入研究**，研究到最后得出结论：“即使把红军的主力击溃，**也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呢？这个问题最后还须用政治方法求得解决。” 潘文郁进入东北军后，和**北方特科负责人吴成方接上了头，遂利用在机要组的机会，窃取了国民党大量军事情报转交**地下党，为红军反“围剿”帮了大忙。至于黎天才，还有一个政治身份，即前**人成立的“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核心成员之一，接受“非委”的指示。对此，许多人并不知晓。 早在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王明以非正常手段强行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夺取中央领导权，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和领导危机。以罗章龙为首的大批党内骨干因拒绝承认新的中央领导而进行反对四中全会的活动。他们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不久，罗章龙等被开除出党，“非委”成员相继遭到国民党捕杀，不容于国共两党的“非委”从此元气大伤。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罗章龙等幸存的“非委”骨干开始酝酿改变生存策略和斗争策略。 由于张学良一向主张“团结御侮”，对**知识分子一向比较欣赏甚至保护，也引起了罗章龙等人的好感。“非委”北方成员吴雨铭、李希逸等人被捕后，张学良有意指示由黎天才办理此案。黎天才乘机将吴、李二人提前释放，并逐步以“引进人才”为名，吸收进入东北军机要部门，进而成为张学良的智囊人物。其中吴雨铭也因理论功底深厚，经常被张学良叫去讲解**理论。黎、吴、李的这一行动受到时在河南大学（在开封）任教的罗章龙的认可。从此，“非委”在东北军中深深扎下了根，其政治目标也由反对王明集团转向推动张学良脱蒋抗日。但是无论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对“非委”活动几乎是一无所知。 所以，当叶挺说出张学良身边的“非委”和黎天才时，张学良大惊失色。 这时张学良说：“希夷你既已知道，我就不隐瞒了。我觉得，国民党是没有希望了，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法西斯的路线，一条是**的路线。**路线我没有去过苏联，不太了解。但**成功的条件是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又无外患。中国是半殖民地，所以不适用。这样就只剩下一条路，只能拥护蒋介石搞法西斯独裁。我现在对这条路能否走通也发生了怀疑，请择公讲讲自己的看法。” 邓演达见张学良如此坦诚，非常高兴，便诚恳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邓演达说：“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摧残人民群众，它把资产阶级最后的一点表面的民主也抛弃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主张。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同日本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西斯只有投降帝国主义，要抗日，就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 邓演达随即指出：“要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发动人民大众，人民的力量是无比的，只有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有抗日的信心，抗日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张学良听了邓演达的分析，非常赞同，但又说：“**方面陈绍禹（王明）、赵容（康生）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国母庆龄女士等近1800人签名，我热烈赞成。不过，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问题，我和他们有不同看法。他们提的是‘反蒋抗日’，但现在中国的力量几乎都掌握在蒋介石手里，蒋介石也是有抗日可能的，所以**反蒋抗日是与实际情况相矛盾的，也是行不通的，所以特别请希夷亲自来谈谈。” 叶挺略作思考后说：“**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江西的**、周恩来、朱德等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我知道他们赞同‘逼蒋抗日’甚至‘联蒋抗日’，只是苏联那边还有阻碍，不过我说过，这个问题很快会得到解决。” 张学良说：“我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反蒋就把最大的力量抛开了，使抗日更加困难。现在应该采取种种办法，逼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正如择公所说，我们华北与两广南北施压，加上**，就有可能逼蒋抗日。” 张学良还说：“我与蒋介石私交甚厚，我现在不能反蒋，但将来如果蒋介石真投降日本，我一定离开蒋另做打算。” 叶挺表示：“据我所知，**等主张，如果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在抗日纲领下，**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介石领导。” 张学良非常高兴，充满信心地说：“这就好！这样就解决抗日领导权问题了。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面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只是苏联……” 叶挺道：“汉卿放心，苏联也会转变的。我们华北抗战，包括热河抗战乃至将来打回东北，收复失地，都可借助这个强援，抗日大业就有稳固而强大的靠山了。” 张学良十分兴奋：“有了苏联就好办了，日寇也会畏惧三分。” 邓演达知道张学良乃至东北军将士对日军均有恐惧的阴影，鼓励说：“日寇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要万众一心，中国是有前途的，也只有在消灭了外患之后，才能谈到中国的光明前程。” 正谈话间，张学良又借口去厕所出去了。邓演达有点疑惑，问：“希夷，汉卿是不是生病腹泻啊？” 叶挺暗使眼色，邓演达更加疑惑，但也不方便再问。 深夜，张学良派人安排邓演达一行在正阳门外船板胡同的肃亲王府住下。肃亲王这座旧王府依然有壮观的朱红漆柱，黄琉璃瓦的古式屋顶，古色古香的亭榭，太湖石的假山，仍旧保有王府的气魄。高高的石砌围墙上通着电网，墙里爬着常青藤和凌霄藤，一脉平安幸福的家庭气氛锁住一院的寂静，确是一处世外桃园般的阔绰家宅。但王府门禁十分森严，明显地加了岗兵，以确保安全。 临睡前，邓演达找叶挺谈话，问：“希夷，你今晚几次对我使眼色，却是为何？” 叶挺说：“择公，你没看出少帅又什么不妥吗？” 邓演达迷惑地说：“不妥？是不是身体不太好？” 叶挺说：“少帅一向号称美男子，但你看他现在，面黄肌瘦，病弱难支，看上去没一点30来岁青年的那种朝气和旺盛的精力。这里面有问题。” 邓演达恍然道：“确实如此。但有什么问题呢？” 叶挺道：“择公你到处奔走，又身陷囫囵，后出国考察，所以不知道少帅的秘密。坦白说吧，少帅多年吸毒，现在毒瘾已经很深了。他今晚两次出去，不是去洗手间，而是注射毒品。” 邓演达大怒：“当真如此，他怎么敢！他家破人亡，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东北的黑土地被日本人占去，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他最应该振作起来，带头率部与日寇拼杀，哪知他却沉迷毒品，自暴自弃，如此怎么领导起华北的抗战！” 叶挺说：“说起少帅吸毒，也是杨宇霆唆使，不过少帅纵容自己，心志不坚，也是重要原因。这点我们不可对其点破，‘诈唔知’（广东话：假装不知道）行了。关键是他这个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的职务必须保住，我们还要帮其力撑，否则蒋介石派他的亲信，例如何应钦之流前来接替，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在叶挺劝说下，邓演达才消了怒气。 张学良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开始抽大烟，多年下来毒瘾已经较深。张学良后来试图用西药戒毒的时候，结果用药不慎，又染上了毒性更为厉害的吗啡（是鸦片精炼出来的），最后甚至发展到使用少量海洛因。大家都知道，鸦片毒性相对较轻，总体来说鸦片瘾总体还是比较好戒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宣布禁毒，几百万吸鸦片的中国人在国家帮助很快都戒掉了。 但是吗啡的毒瘾要厉害的多，比较难戒，需要长期的药物帮助治疗，另外还要靠个人的坚强毅力。 至于吸食海洛因的人，就几乎无法戒掉，当时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吸海洛因上瘾就等于判了死刑。 张学良使用吗啡，说明他的的毒瘾已经相当的厉害了！ 到了1931年，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全面失败，颓废的张学良更加借助吸毒来缓解压力，毒瘾更为严重。据身边军官回忆：张学良一天需要进行数次吗啡的静脉注射，如果不能按时注射，就会浑身颤抖，面部抽搐，坐卧不宁！ 此时张学良的吸毒时间已经有7年多，毒品严重伤害了他的身心。张的平时精神恍惚，骨瘦如柴，满脸都是吸毒者特有的麻木表情。他的胳膊由于注射的次数过多，已经全是针眼，部分肌肉也僵化得连针头都插不进去，心肺功能也已经开始受影响！ 当时张学良身体已经无法进行正常工作，一次汪精卫来北平和张学良探讨热河抗战问题，张学良在众多高级将领的的会议上，不到一小时就毒瘾发作，只能暂时休会去休息室注射毒品。汪精卫当时还认为是张学良故意冷淡他，非常的不高兴。历史上热河抗战之前，宋子文作为中央代表曾经亲自赶赴热河视察，张学良跟随陪同。当时两人同坐一辆车，每行40公里左右（一说15公里）张学良就要停车注射毒品，这让宋子文大为震惊！ 张学良也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命人把自己五花大绑在床上，牢固得丝毫也不能动弹。他又严令卫士荷枪实弹把住门口，不管他难受得如何嘶喊号叫，任何人不许动他，违者格杀勿论！但即使这样，也收效不大。后来他的毒瘾是出国治疗戒掉的，身体康复得很快，活了102岁。 且说这晚邓演达去睡觉后，叶挺叫住刚回来的梁华盛：“梁师长，此事事关重大，只有你、我和蔡总指挥三人知道，对其他任何人不得透露。行事需小心谨慎，如此如此。” 梁华盛说：“参谋长放心，此事我已与王化一、解方商量，总共给了5万大洋的好处费，他们都同意安排联络，黎天才的情报网很严密，估计没有问题，但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的旧部都翘首以盼呢，按照你们**的话说，就是渴望组织的关怀。” 叶挺哈哈一笑：“这样就好，此事成后，我保你为军长。” 梁华盛大喜，连声称谢。 且说这晚谈话后，次日张学良、邓演达等联合发出了《北平军分会与西南两机关关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表示“愿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的目的”。 通电特向南京政府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憣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鄂豫皖、江西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 如仍执迷不悟，则诸公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 语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发出宣言后，张学良邀请邓演达、叶挺坐飞机巡视热河地形和长城一线。飞机作低空飞行，俯视十三陵等历代帝王陵寝，邓演达慨然叹曰：“人生贵有建树，以垂青史。否则，陵寝工程再壮丽伟大，亦不过只黄土一抔而已！” 望着雄伟壮观的长城，叶挺道：“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与该民族能否坚持、弘扬本民族的主体精神关系至巨。经历了数千年风雨沧桑的中华民族，在其发展历程中，之所以不断显示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48 部分阅读 讨校圆欢舷允境鐾缜俊⑼⒌纳Γ褪且蛭蟹浅Ｓ判愕拿褡寰褡魑约荷婧头⒄沟那看竽谠诙ΑＯ衷冢谢斯业亩懒⒑兔褡宓淖鹧希幌淄仿⑷魅妊肴湛茉⊙苷剑醚庵鹨坏酪倭⒃谝谕蛉嗣裥闹械母痔こ牵　?br /> 看到壮丽的山河，张学良也激动不已，赋诗抒发心情：“极目长城东眺望，山河依旧主人非。” 叶挺唱和道：“少帅如此爱国爱家乡，我也不妨续下后面两句：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张学良大喜：“好好！叶将军不愧诗文双绝，意境和韵律都恰到好处！” 邓演达道：“此诗得两位合作，当可作著名的爱国诗篇。让我们携起手来，等候这长城和古都的惊雷吧！” 第三十章：学生运动 （本章主要说明激进学生与政府当权者对外主张的异同，无兴趣者也可不看。） 山海关的陷落，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高涨。中国的一切政党和政治派别面临这又一关系民族存亡的事件，纷纷做出强烈的反应。 蒋介石也感到震惊，他深感“榆关事件不解决，对内政外交及热河防备均有招来不利形势之虞”。因而在1月10日给张学良的密电中提出：“如有武力收复榆关之希望，则积极进行”。 榆关失守后，国民党内主张抗战的呼声日高。正在张家口筹划武装抗日的冯玉祥将军，对新闻界表示：“榆关陷落后，暴日侵略更亟，华北危机日甚，决以平民资格，组织义勇军，以纾国难。” 西北的杨虎城一听到榆关炮声就发出通电：“榆关热河，危在旦夕，敌弹到处燃烧，闻之发指……虎城谨率所部，待命北上抗敌”。并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精诚团结，化除域略，消弭内争，集中全国力量、人才、早定国防军事大计”。公开表示了联合全国力量实行抗战的主张。 以两广国民党上层人士为主体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极力主张：“全国上下，一至奋起，誓死抵抗”。对于“持不抵抗心理者，当以全国公敌视之”。 国民党的上层人士如南京立法院院长孙科、中委李烈钧、外交部长罗文干等，有的主张国民党政府“迅速出兵收复榆关”；有的主张“中央与地方合力，政府与人民合力”，“举全国之力以御寇”，以“武力抵抗”。大批地方军事将领中如傅作义、宋哲元、商震等都纷纷发出通电，请缨抗战。 民间最引起瞩目的，还是爱国学生运动。 大学教授们，是民之代表，国家的精萃。况且，中国历来有尊崇儒生的习惯。山海关沦陷后，张学良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了50多名大学教授座谈。与会者以联名方式发表抗日宣言：“我们北平教育界国人郑重宣言：我们坚决反对一切日本侵略的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签名的人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及教授胡适、张奚若、吴文藻、傅斯年等。 北平学生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南下请愿时，国民政府以越出法律范围，将学生押送回北平以后，士气极为消沉，大学学生沉酣歌舞逃课罢考之事屡见不鲜。1933年春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皆因红色嫌疑遭受军警搜查，师生受军警逮捕。北京大学的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的现代座谈会，皆先后被封禁。不久，国民政府《邦交敦睦令》发表，亲日交涉不变，外交屡屡失利，学生等非无耳目，但因新闻管制，报章消息吞吐含糊，知国难实为严重，政府有难言之隐。有识之士始因沮丧而失望，继而失望而怨愤，再由怨愤而疾呼。 1933年1月下旬，燕京大学学生高鸣楷建议，联合北平各大学中学学生向国民党六中全会请愿要求言论自由和人权。后经过数天奔走联络，得到部分同学赞成，用十校自治会名义向六中全会提出请愿书，其略曰： “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据报纸记载，至30万之多，其遭受拘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 书末，历举北大、清华集会被禁，吁请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 其十校名称： 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天津中西女学、北平贝满女子中学、北京汇文中学、天津汇文中学。 请愿书送到南京时，正值六中全会匆匆闭幕，未及处理。学生深为失望，而天津日文报纸登出华北民众自治促进会成立消息，提倡中日提携，鼓吹冀察鲁晋绥五省自立。日本宪兵又四出捕人，爱国青年多不自安。燕京大学学生东北同乡会会长张兆麟见平津危急，将为东北三省之后，则欲恢复学生联合会（联合会在1932年停止活动），发表反对华北自治宣言，要求政府抗日。此议得到燕京大学同学的赞同。又经过多次接洽与筹备，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在女一中学内成立。参加学生列名的有22个学校，但除燕京女一中及法商学院，曾有自治机构外，其余皆以个人身份参加。在当时按教育法令要求，是禁止学校之间成立联合组织的。 学联会成立不到一个月，平津形势日见恶化，教育界五大校长20余名教授发表反对日军侵占山海关，但北大校长蒋梦麟被日军传唤，军警搜查北大，并在东北大学捕去学生多人。学联于1月3日开第三次代表会议，作出1月9日游行示威的决议。1月6日在燕大体育馆最后磋商。参加游行学校计15个单位。 适时北平天气极寒，温度在零下5度，黎明，男女各校学生如期出发，独清华、燕大学生因西直门被军警关闭不得入，城内学生千人，沿途整队，呼口号，散传单，说服军警放出围阻线，沿途经无数阻压，于10时集新华门前，大门紧闭，门前已经围绕数层军警。学生推举代表要求入居仁堂求见张学良，张学良已于前一天躲到西山“休息”，由军委会代表侯成出面见学生代表。学生愤怒，又听到燕大、清华同学皆被关在城外，则分两队，一赴东城，拟在外交大楼示威，一赴西城接应燕大、清华同学。其后游行情况据“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报道：西边队伍行至西单牌楼，遇警察11人，被拦截并放空枪，捕学生数人。领队员既不还手，也不退缩，前仆后继，和声婉劝警察，一同爱国，警察多被感动，任其过去。东边队伍出王府井大街遇军警，以水龙放射，朔风凛冽，领队员几成冰酱，学生亦多受伤，而秩序整齐，纪律如故，外人旁观，皆寄同情，且为中国叹息。 学生应付警察自有技术，先以传单向其解说，次则高举双手苦求警察勿加干涉，并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站在一块儿，千万莫打我们，希望你们跟我们一同打日本。” 有一领队被警察打倒，第二领队立刻上前，大队仍然向前拥进。警察报以静默。沿途观众，皆知警察心里实皆同情学生，且佩服学生之爱国与勇敢。 1月9日之前，学生酝酿示威游行，当时北平警察局长陈继庵略闻风声，但不知详情，因其职务关系，不得确实情况不便上报。这天陈继庵得讯立即派出警察拦阻学生，按照以往惯例，学生队伍可能在警察的驱赶之下而散，可是此次无法昔比，警察不肯卖力，学生队伍组织严密秩序整饬，发展声势无法遏制。 游行队伍已准备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所在地）。1933年东交民巷使馆正值日本国为值更年，日军得知学生游行消息即派机枪封锁住东交民巷路口，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北口（现在正义路北口）时，日本军人已经在高处架起了机关枪，只等游行队伍进入使馆区即开枪扫射。 北平警察局长陈继庵得到消息，估计学生游行队伍一到东交民巷，日本军人必然开枪，必然发生流血事件，学生血肉之躯必遭无谓牺牲。学生代表陆璀等要求代表游行队伍进入东交民巷，并表示学生游行示威就是要求政府抗战，抗战就要有牺牲，牺牲就从我开始吧！当时天寒地冻，为学生免遭杀害，陈继庵决定派警察用水龙在北口阻止学生游行。执行警察下跪，跪请学生队伍勿进东交民巷，并传达陈继庵的要求，要求学生到景山南门集中。 陈继庵还布置军警，警卫日侨商店，以免学生冲击扰乱引起外交纠纷和日方寻找借口，其实他把学生水平估计过低，他们不再是喝了符水舞着大刀向洋枪队冲去的义和团。中国人在成熟。大部分学生后来都集中到景山南门听陈继庵讲话。 学生秩序良好，官方用面包馒头茶水等接待游行学生。陈继庵首先表示自己也是爱国的，并且随时在准备抗击外辱，要求学生劲气内练，储为大用。讲话得到学生鼓掌欢迎。 中国近代史有两个明显的特殊现象，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鲜见。一个是学生运动，一个是汉奸现象（汉奸现象下面再谈）。中国近代史中学生运动迭起，世界各国学生运动都不像中国学运有其鲜明特点，有其鲜明的社会性、时代性、民族性。一个王朝的更替，它的前奏都是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之后若干年这个旧政权消亡，以学生运动提倡的新思潮，以政党或政权的思想体系建立新的政权。 举例说： 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康、梁作为参加殿试学生，率百余名学子，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革新，后来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旧势力镇压，实则已使大清王朝摇摇欲坠。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覆亡。 1919年“五四运动”，反对袁世凯21条，袁世凯坐龙廷81天，引起天下大乱。 1926年，北京“三一八”学生运动，段祺瑞政府以枪林弹雨对待请愿学生。段政府已在风雨飘摇。 中国近代史中的学生运动有几个特点： 1．与外国侵略有直接关系。 2．一般在后期分化为两种观点，或者出现内奸，有人告密。 3．策源地都是在北京（北平）而后波及全国。 4．代表着将诞生的新政权的新思维。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其基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经过北伐初定中原。没有远见的领袖们往往取得了政权掌握住军队以后，就忘记了中国的一条古老的思想：“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蒋介石为何迟迟不进行抗日？他有他的道理，如：国家尚未统一，**势力壮大，经济脆弱，没有战时金融体制，没有战时兵役法等等。说到底，是还没有剿灭**。可是外交外战不断失策失利，国人无法忍辱。1931年“九一八事变”，连日本首相犬养毅都暗示中国要打一打关东军的气焰。可是张学良却下令驻守在奉天（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抱着枪躺在兵营里假装睡觉，看看日本兵冲进来好意思开枪吗？现在听起来像是说笑话，可是这是真的。尤其令民众愤怒的是，政府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下得狠心，而对嚣张跋扈的日本人却软弱无能。一个政权将亡，首先想到的是搜刮民脂，继之封住他们的口，镇压他们的反抗。自国民政府建立，到1933年不过二十年的历史，军事北伐，政治南侵。好像自其诞生的那天就染上了中国固有的病毒。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渐渐地意识到中国再不需要一个准皇帝代替一个旧皇帝，一个变相的独裁代替一个名正言顺的独裁。王造时提出的“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虽然提得不是时机——也代表着一种思想倾向。 在未取得政权之时，强调民意，在取得政权以后，强调综合国力，也是历史必然。 有人著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学生是对的，因为他们不能坐看外国的侵略；政府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想避免一场必败的战争。学生不能体察到开战以后的局势，而政府必须取得青年的拥护，才能完成他苦心撑持的政策……” 北平教育界派出代表，去南京见蒋介石表达抗日民意。领队是吴葆三、杨立奎。前者是北平志成中学的校长，后者是北平师范大学的一名教授。 2月4日，全体北平教育界代表团成员，被一辆德国西门子大客轿车，拉到了坐落在林森路上的南京国民政府。穿过长长的甬道、花畦，来到了有六个大圆柱罗马式建筑的大礼堂。一路上有持枪的军警侍立。 大礼堂里，鸦雀无声，一片肃静。礼堂正北面的高墙上，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蓝色有狗牙太阳的国民党党旗之间，悬挂着穿了海陆空三军元帅服的蒋介石巨像。 卫队在礼堂外面高声呼叫的“立正！”“稍息！”只听见一阵嘹亮的军乐突然奏响起来。 在军乐声中，从礼堂的入口处，沿着两排椅子中间的水门汀的走道，传来了参差不齐的马靴和刺马针杂沓的响声。人们坐着，不敢回头。呆了一会儿，才看见一群长袍马褂、军服长靴、西服革履、高矮肥瘦不等的人们，前呼后拥，簇围着一个细高个穿军服的人走到礼堂的最前边。 军帽下一张长脸、深陷的眼睛、无肉的两腮。他那浓灰色镶红绦的军服，没有一点绉折；他用戴着白手套的一只手，握着腰间挎着的那把长剑镶着宝石的剑柄。一道阳光这时从屋顶的彩绘玻璃高窗上斜射进来，照在蒋介石那青灰色的长脸上。他把在场的人们扫视了一遭。就在这时候，国民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曲调，吹奏起来。 蒋介石那呆板的脸上，这时微露笑容。“你们很好！”蒋介石操着一口浙江蓝青官话，用不大的声音说道，“听说你们的学科术科都很好，所以做了代表。”他咳嗽着，停顿了一会儿，“你们到这儿来很好！咹，这个，这个，我很高兴。不过，你们要明白，现在的时局很紧张。我和你们见面，就是为了这件事。我并不是要你们马上抗日；抗日是要抗的，但还不到时候，你们明白吗？” 代表们有点发傻，带队的吴葆三便用破锣般的嗓子带头喊了一声：“明白！”然后大家才举起拳头照样喊了一声：“明白！”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在喊声静默之后，蒋介石又接着说道，“这个，这个，咹……日本的飞机是很凶的，你们懂吗？这个，日本不但飞机凶，大炮也凶，而日本军舰更凶。……咹，咹，这个，这个，这个我为什么要说人家很凶呢？因为我要告诉你们，这个，我们在这方面的准备还不够，还不够同人家拼，不能同人家抗战。……” 屋里很静，没有一点声息。他停顿下来，抬起呆滞的目光望着听讲的人们，想看一看他们的表情、反映。然后喝了一口盛在玻璃杯里特备的崂山矿泉水，他那细脖子上很突出的喉核上下颤动了一下，才又接着说下去： ‘咹，这个，我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同人家抗战呢？道理很明白。这个，咹，今天有很多青年，不明事理，高叫抗战，叫来叫去，把人家惹恼了，还不是真的要打吗？咹要明白，这个，这个抗战，难道是那么容易吗？这个，咹，咹？这个他们是错了，这个，他们显然是受了奸党利用，受了奸党煽动。我不能同意。奸党正是要借着抗战，出卖我们的国家。咹，这道理你们知道吗？” 为了活跃会场气氛，站在台上的戴笠走到台前，举起拳头，带领学生喊着口号： “回答领袖，因为聆训，现在知道了！” “所以，这个……”蒋介石又以他惯用的虚词开始了讲话，“你们很好！你们是学科术科出类拔萃的学生代表，咹，这个，很好！你们并不要抗战，这很好！我今天给你们讲的，就是怎样‘为学与做人’。你们要好好读书，不要参加运动，并要反对学生运动。 “抗战……我当然要抗的，不过，不是现在就抗。现在我们还没有准备。譬如空军要抗战了，可是半路上没有加油站，没有降落的地方，咹，这个，这个你们想想，这个战怎能抗得起呢？要像奸党所说，现在就抗战，我敢打保票，三天中国必亡！所以，我们对邻邦日本的态度是：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栖牲；和平未到绝望时机，绝不放弃和平！奸党的抗战言论，只是捣乱、破坏，只是盅惑青年，煽动暴乱，只会有损国力！咹，咹，所以我们要‘忍辱图存，御侮雪耻’！” “我们现在的根本国策，”蒋介石喝了两口矿泉水润了润嗓子，提高了声音又接着说，“仍然是攘外必先安内，当然，这个始终不变的道理，你们眼下不要随便往外讲，不要让奸党抓住这个把柄！”他边说边向讲台前面走了两步，突然站下来挺直他那有些佝偻的脊背，咬了一下他那整齐的假牙，做出一副威武的样子，把声音提高到声嘶力竭有如裂帛似地说道： “我说过，抗战是要抗的，而且我还要彻底的抗，咹，咹，这个，我还要收复高丽台湾！咹，这个，日本有‘田中政策’、‘满蒙政策’，我就有收复‘高台政策’，如果不收复东北和高台，咹，这个，你们看吧，可以杀我蒋某之头，以谢天下！” 他这啰哩啰嗦、前后重复的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又奏起了党歌，在沉闷的哀婉乐曲中，蒋介石慢慢步下讲台。 此次请愿不了了之。 第三十一章：顾虑重重 在各方巨大压力下，张学良于1月19日在北平军分会所在地阜成门顺承王府（现全国政协机关所在地）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热河抗战。邓演达、叶挺、梁华盛等旁听。 叶挺扫视了一下，与会的除东北军将领外，还有3名“杂牌军”（相对于东北军而言）的军长（至于远在热河的省主席汤玉麟、北平军分会中仅次于张学良的“二把手”张作相、41军的军长孙殿英和绥远的59军军长傅作义等则没有赴会，但派了代表参加）。 29军的军长宋哲元穿一身布料军装，他脸色微黑，眼睛圆大，沉默寡言，外表的形象颇似他的老上级冯玉祥和吉鸿昌，但精神状态却显得更加理智和冷峻。 32军的军长商震中等身材，稍微有些肥胖，一张微黑的大脸上长着浓眉大眼，头发浓黑茂密，一望虎虎而有生气。 40军的军长庞炳勋个子较高，身体细瘦，略有一点水蛇腰，瘦长的脸上两只深陷的窝抠眼滴溜乱转，透着一种世故的精明。 对29、32、40军这3个“杂牌军”和军长的情况，叶挺知之甚详。 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出生于山东省乐陵县，冯玉祥手下的西北军“五虎将”之一（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李鸣钟、刘郁芬，均为参加当年北京政变时的旅长），曾于1925年秋任热河都统，是民国时期热河九任都统中最受欢迎的一个。他曾在承德避暑山庄里成立蚕蜂学校，推广种桑养蜂，振兴热河农业。承德街头到处贴着“人不劳动，不配吃饭”等大标语，多年死气沉沉的承德街市为之面目一新。宋哲元还在承德兴办军械厂，可以小批量仿制德国驳壳抢。1926年，汤玉麟接替宋哲元主政热河，宋哲元部撤离承德时，热河人民夹道相送。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宋哲元任西北军第二方面军第四路总指挥。西北军一度势如破竹，但由于晋军作战不力，逐渐陷入困境。9月，一直坐山观虎斗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通电拥蒋，随即挥师入关，占领华北，反蒋联军失败。梁冠英、焦文典、葛云龙、孙连仲等部相继投蒋；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脱离西北军。西北军余部约六七万人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童玉振、孙良诚、秦德纯、赵登禹、张维藩等人的带领下，退入山西，名噪一时的西北军就此分崩离析。1931年1月，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收编，成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冯治安任37师师长，张自忠任38师师长。同年6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 张学良给了29军50万元的安置费，但晋东南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地盘，29军驻扎在此寄人篱下，军费无着，穷困潦倒，士兵们衣衫褴褛，形同乞丐。一年多后29军移防察哈尔省，不得不夜间行军，就是怕被人当作土匪。这段时间的困顿使宋哲元越发渴望得到一块自己的地盘。 1932年8月，在张学良的大力推荐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察哈尔省北接外蒙古（1924年乔巴山宣布外**立，当时历届政府都无力解决。国民党中央政府也一直不承认，可是也无可奈何），南邻山西、河北，东面是热河，西是绥远省，首府张家口，仅有16个县，是个地广人稀，偏僻闭塞的苦寒地区。不管怎样，29军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了。29军在张家口扩编为3个师（增多了一个刘汝明的暂编第2师）。 在华北的军队中，29军装备最差，全军只有野炮、山炮10余门，重机枪不过100挺，轻机枪每连只有2挺。宋哲元等人具有爱国思想，提出“枪口不对内”的口号，有些军官还参观过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战，向士兵们传授了打败日军的经验。经过刻苦训练，全军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战斗力，美中不足的是武器旧劣，军中汉阳造步枪和毛瑟枪各占三分之一，另一部分是从孙殿英那里买来的土造枪，枪械陈旧，补充弹药很难，且步枪没有刺刀，只好发扬西北军的传统，让士兵们背上大刀。虽然武器装备最差，但论到白刃战水平，29军倒是在中**队中排名第一（西北军是当时拼冷兵器唯一胜过日本军队的中国部队，具体以后再说）。 第29军是冯玉祥旧部，多年来在冯玉祥的爱国教育下，懂得了“亡国奴不如丧家犬”的苦处，特别是在中下级军官中起的作用更大，官兵抗日的情绪十分高涨。另外，这个部队是杂牌部队，受到蒋系部队的歧视，认为“气难忍受”，只有抗日才是出路。1933年初，日寇又图侵略我热河和华北地区之时，各将领向宋哲元建议，请缨抗日。1932年12月中旬，宋哲元奉命率所部开往京东通县香河地区集结待命，全军2。2万人，开到前线的有1。5万人（只有张人杰旅等7000人留在察哈尔），平均每个师只有5000人。 32军的军长商震是晋军名将，1888年出生于河北省大城县一个农民家中，17岁进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后，商震被任命为陆军部高级顾问。随后，他率领部队先后到过陕西、山西及绥远。1928年，商震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兼“剿匪”司令，1929年又改任山西省主席。蒋、冯、阎中原大战后，冯、阎以失败告终，蒋介石命令商震整编山西部队。1931年7月的一天，商震为摆脱阎锡山的控制，经过周密计划，突然率领自己的部队于拂晓登上火车，驶出娘子关，来到北平谒见了张学良，所部依东北军番号顺序编为第4军。是年6月17日依国民党中央军队的番号顺序为第32军，下辖4个师，3。6万人，全军上下对日本的侵华行径极为愤慨，很愿意与日寇大战一场。 40军的军长庞炳勋在当年也是个人物，他看到国事日非决心投笔从戎。当其报名参军时，名额已满，其自愿自备服装口粮入伍。那时候讲究当兵吃粮，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雇佣兵。庞自费当兵，创中国陆军史上自费服役的先例！后来还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他看中冯玉祥西北军军纪严明有革命精神，所以带着队伍投靠了冯玉祥。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庞炳勋等先后叛冯投蒋，致使冯阎大败。庞炳勋投靠蒋介石以后，组成了第40军，只有2个旅。第40军一直在河北省河间县驻防。河间只是一个县，地方小不是养兵之地，所以40军官兵军心涣散军纪松弛，借着有一支军队的势力做起了烟土（鸦片）买卖。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军饷无着。当年冯玉祥纪律严明，过得清苦，所以有石友三、韩复榘等人叛离。后来庞炳勋也吸起了大烟，烟瘾一上来，多重要的军事会议也得停下来，赶紧钻进里屋，点起烟泡，过足了瘾才能出来。第40军感到蒋介石不时冷遇其部，庞炳勋大有后娘养的之感，如后来庞部编的歌谣所云：“年年当杂牌，天天孤哀子，不求向上冲，但愿饿不死！” 这次顺承王府军事会议，由北平军分会参谋处长王化一主持。 会议厅正面的大墙上，张挂着百万分之一的热河省及平津全图，以红笔勾画出日军驻地、动向、兵种、兵力及部队序列；以蓝笔勾画着**部署的情况。另剪成许多红蓝纸的小三角旗，以大头针当旗杆，写上部队番号，分别钉在驻地的图纸上。 在张学良示意下（由于吸毒导致身体虚弱，张学良已不能长时间站立讲话），王化一宣布：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决以捍卫疆土、收复失地之目的，务需确保冀、热，巩固平津，以为将来进出辽河流域之根据。华北**集中主力于冀、热东部及平津、察南一带，对由河北沿海登陆及自热河方面侵入之敌，预期各个击破之，并乘机东进，向辽西平原转取攻势！ 为统一部队编制，军分会下辖的东北军部队充实武备，由旅改师，番号为在原旅的番号数字加上100，每旅辖3个团（注：这是仿效日本陆军的作法，日军的常设师团番号加上100，就是特设师团番号，如熊本的常设第6师团，其特设师团就是106师团，各联队番号也是加100。张学良的东北军国防旅，如著名的30旅，改编为师后，番号就是130师）。 热河、察东、冀北、平津一带的**部队15个军、25个师，另10个独立旅及炮兵、工兵部队，统一整编为2个集团军，9个军团。 察东、冀北、平津部队共6个军团编为第1集团军，20万人，由代委员长兼任总司令（北平军分会的委员长是蒋介石，张学良只是代理委员长）；热河部队3个军团编为第2集团军，20万人，由张作相任总司令，汤玉麟任副总司令。2个集团军的作战地域分界线为朝阳、凌源、平泉至承德的公路，公路以南为第1集团军，公路以北为第2集团军。 热河的防御部署如下： 第5军团汤玉麟部第55军1个师、4个旅，防守朱录科、建平镇、黑水镇至赤峰（不含）之线，正面约100公里。第36师及骑兵第36团担任北票、朝阳前线阵地和朱录科至建平镇间阵地，另以1个团控置于平泉、承德间作为军团预备队，第31旅防守黑水镇至赤峰间阵地，骑兵第1旅防守青沟梁地区，骑兵第9旅防守开鲁地区，骑兵第10旅防守天山（今阿鲁科尔沁旗）地区，炮兵第36团配置于建平镇附近。 第4军团万福麟部第53军6个师，防线为朱录科（不含）、叶柏寿、大城子、凌南、喇嘛洞、于沟镇、义院口之线，正面约200公里。第130师防守叶柏寿至大城子间阵地，第119师防守大城子至凌南间阵地，第129师（知道抗日战争时八路军115、120、129师的番号是怎么来的吧，都是用原东北军缩编后裁撤的空番号）控制平泉、三十家子间地域，第108师防守凌南至喇嘛洞间阵地，第116师防守喇嘛洞至义院口间阵地，第106师控制叨尔磴、汤道河间地域，炮兵第11团配置于左翼凌源附近。 第6军团孙殿英部第41军3个旅，防守赤峰、范胡屯地区；第63军冯占海部防守奈曼旗、下洼地区；东北挺进军刘震东、李忠义部防守开鲁地区，邰斌山、邓文、檀自新部防守经棚地区。 其余第1军团于学忠部防守津塘地区，第2军团商震部防守滦东地区，第3军团宋哲元部防守冀北地区，第7军团傅作义部防守察东地区，第8军团杨杰部和预备军团集结于北平附近。中央军之第17军目前正在兼程从安徽赶来北平。以后还有两广军队加入战场。” 部署完后，张学良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众将领均表示赞同。 张学良转而问邓演达、叶挺：“还请两位予以指教。” 刚才王化一作部署时，邓演达的脸色越来越阴沉，此时见张学良发问，就待发作。叶挺暗中一扯他衣袖，道：“既然作出了部署，就当立即实施，军情已经非常紧急了。” 张学良长舒了一口气，笑道：“好的，大家按部署执行吧，散会！” 说着张学良先带头退入旁边的小房间去了。 邓演达勃然大怒，正待站起，叶挺死死扯住。邓演达好不容易才按捺下怒气，拂袖而去。叶挺、梁华盛向众人道声抱歉，也追了出去。在座的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本来想向叶挺讨教作战意见以及淞沪抗击日寇的经验，见状也只得离开，着手调动部队去了。 一回到住处肃亲王府，邓演达就拍桌子，大声说道：“这个败家子，缩头畏尾，首鼠两端，一心就想保存实力，哪有半点锐气？怪不得九一八整个东北那么快就沦陷了，这样部署，热河非败在他手里不可！” 叶挺道：“择公息怒，我们是客人，只得忍耐些，看来张学良是指望不上了，我们只得自己想办法，尽量将损失减到最小，再进行大反攻。” 梁华盛为邓演达倒了一杯茶，道：“择公为何生这么大的气？这个部署有什么不妥吗？我怎么看不出来？” 叶挺问：“难道梁师长没有看出这个部署是前轻后重吗？” 梁华盛迷惑道：“前轻后重？不会吧，前后方都是20万人，有足够兵力和纵深啊。” 叶挺心中叹了口气。这梁华盛军事水平实在不高，历史上他在东北被**打得落花流水也不冤枉，不过他是爱国抗日的，也能坚决执行命令，还有可取之处。 邓演达怒道：“有足够兵力和纵深？你要看看那是什么部队！” 叶挺解释道：“张学良的这个部署，说白了，就是16个字：牺牲杂牌，保存实力，未战先怯，寄望外援。” 邓演达怒气渐消，说：“希夷说得一点不错，梁师长，你就好好学学吧。” “在下恭听。” 叶挺道：“表面上看，这个部署前后方都是20万人，兵力相等，但部队构成是完全不同的。热河是汤玉麟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入，张学良只是名义上的统帅，实际对之无可奈何。孙殿英的41军，原是河南土匪部队，不得已投靠张学良，到了热河又与汤玉麟打得火热，又是贩卖鸦片，又是出售假金丹和制假钞，‘捞偏门’（广东话：搞不正当生意），所以这两部相对于张学良来说，都是杂牌，张学良将这两部放到热河北面的朝阳、北票、赤峰一带，正是要其首当日军兵锋。这里还有号称10万的东北挺进军，其实就是关外退回来的东北义勇军，也没有什么战斗力。张学良也有如意算盘，他将东北军第4军团放在热河南面，如果北面的汤玉麟、孙殿英顶住了，打得好自然是好，打得不好多少也可以消耗日军的实力，拖延日军进攻时间。自己的东北军第4军团在南面和日军作战的时候，日军实力已经下降。如果东北军在南面坚持住，他就会派东北军主力和晋军、西北军前往支援，还是有比较大的胜算，至少可以歼灭日伪不少部队。况且就算打败了，对各方面也算有个交待，同时也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何乐而不为！如果真的顶不住，他的第4军团就立即开溜，一个转身就可迅速退入冀东的开滦、唐山一带，这里有英美资本家开的大煤矿，有英美两国的巨大利益，日本还不敢前来惹事，这也是为什么日军占领山海关后没有顺北宁铁路南下威逼平津的原因。否则你想想，日军从山海关南下，既是沿海平原，可充分发挥机械化部队的威力，又有北宁铁路的补给，还能得到沿岸海军的支援，他日本人为何舍近求远、舍易求难，反而将主力开进崇山峻岭的热河？就是为了避免与英美的冲突，张学良的主力部队在这也可借机得到庇护。即使热河垮了，日军进逼长城，你看看张学良在长城部署的是什么部队？东面是商震的晋军，中间是宋哲元的西北军，西面是傅作义的绥军，嘿嘿！至于东北军主力，象第1军团、预备军团，都在后方的平津一带，作为预备队！至不济，还有中央军和两广部队顶上。你说，这是不是前轻后重，缩头畏尾？” 梁华盛恍然大悟：“果然如此，参谋长一点就透。不过，我也是东北军将领，知道少帅的难处，他也有苦衷啊！” 邓演达又拍桌?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49 部分阅读 梁华盛恍然大悟：“果然如此，参谋长一点就透。不过，我也是东北军将领，知道少帅的难处，他也有苦衷啊！” 邓演达又拍桌子：“什么难处？什么苦衷？还要不要民族大义、祖国大好河山、千百万黎民？他张学良把东北三省败了，现在又要葬送热河！一退在退，难道要把华北变为东北？！” 梁华盛唯唯诺诺道：“择公教训得是。那择公和参谋长可否找找少帅谈话，指出利弊，重新部署？我看你们两位他还是尊重的。” 叶挺叹道：“梁师长，你怎么还不明白？少帅要是尊重我们，部署前就应该向我们交底。结果今天开会布置，才叫我们旁听，又装模作样询问我们的意见。你想想，当着那么多将领的面，我们这些客人，能与他顶撞、当众损害他的威信吗？要是他事先征求我们意见，我们当然会建议以东北军为主开上热河。张学良虽然丢了东北，但入关的东北军都是精华所在，足有26万正规军，装备精良，火力强大，不说别的，单说东北军装备的辽14年式77毫米野战炮，射程达12公里，比日寇的主力火炮105毫米榴弹炮的射程8公里还远一半，威力也大。热河又是东北四省之一，他少帅不出死力谁出力？所以少帅是先斩后奏，就是造成既成事实，堵住我们的嘴，显然决心已定。他表面上对我们招呼周到，不过是为了借助两广10万大军而已。我们顾及华北抗战大局，也无法与他争吵，还得与他合作下去。” 邓演达说：“还是希夷考虑全面，今天我差点就忍不住了。唉，这里毕竟不是两广，处处受制。” 梁华盛这时问道：“东北军退入关内的除26万正规军，不是还有10万以上的义勇军吗？这些部队我知道，骨干还是原东北军官兵，训练和技术水平都不错，我就不明白怎么这么快就失败退入了关内呢？” 叶挺解释说：“东北义勇军一度风起云涌，极盛时达30万以上，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大部分地域内都只敢龟缩在少数据点和大城市，连白天也不敢随意外出。但义勇军虽然势力很大，气势也很猛，但是自身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很难和日军长久对抗。原因一是成分复杂，除了原属东北军没有退往关内的成建制部队，以及训练有素的东北武装警察以外，还有大量民众的自发武装组织，地方民团武装，秘密社团（大刀会，红枪会），关内爱国青年组织的义勇军，甚至还有不少土匪武装。他们分散在东北三省各地，基本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互相甚至不知道其他义勇军组织的存在，结果被日军各个击破；二是战斗力普遍较弱。从战斗力来说，义勇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就是梁师长你所说的原东北军正规军，他们的武器装备较好，弹药也比较充足，士兵训练有素，战力较强。但这个强也是相对而言，也就是有一些步枪、机枪、手榴弹之内，火炮基本没有。而其他的义勇军装备较差，人员素质也参差不齐，往往五六百人才有几十支枪，弹药严重不足。至于红枪会，大刀会，民团，土匪等武装，干脆连枪都没有几支，主要使用土枪土炮和冷兵器作战。另外，相当一部分义勇军由普通老百姓组成，不要说士兵，就是连指挥官也没有什么作战的经验，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连作战地图也看不懂，如此怎么是关东军的对手？三是这些义勇军如果能够团结起来，借助东北的有利地形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采取长期游击战的形式，还是能够和关东军对抗的。但是他们大多采用了错误的策略和战术，互相没有有效的协助，脱离群众，甚至还有相互火拼的现象。结果必然被日军集中优势部队各个击破。日军集中局部的优势兵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首先击败了几股战斗力最强的义勇军武装，然后进行拉网式的清剿。日军最厉害的将领是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有对付游击战的丰富经验，他指挥日军在义勇军控制的地区到处烧杀奸淫，还采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在东北建立了大量的无人区，从而削弱义勇军的群众基础。在短短半年内，义勇军大部分主力被击溃，伤亡14万人，4万人投降或者被俘，还有10万人退入热河省，约2万人退往苏联境内。剩下大约10万人退往山区和边远地区继续作战。退入热河的义勇军，虽然号称10万，但早已疲惫不堪，武器弹药奇缺，用来担负侧翼掩护或者游击骚扰还是可以，但是张学良却把他们放在前线，用正规阵地战去对付如狼似虎的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简直就是驱羊入虎口！我敢断言，战端一开，义勇军很快就会垮下来。” 邓演达忧虑道：“希夷，你觉得张学良这样布置，热河能支撑多久？” “10天。” 邓演达吃了一惊：“不会这么快吧？” 梁华盛也说：“即使不算义勇军，热河毕竟有10万正规军，特别是第4军团6个师乃东北军精锐，130师更是由少帅卫队组成的头等主力师，他日本人也要费点力气吧？” 叶挺道：“不是多少军队的问题，里面有几个关键之处。一是热河是汤玉麟的地盘，张学良却任命张作相为总司令，汤玉麟为副总司令，汤玉麟号称‘汤老虎’，能忍得下去吗？到时肯定不听从指挥，甚至撂挑子，破罐破摔。二是汤玉麟主政热河6年，横征暴敛，天怨人怒，恰如人间地狱，热河百姓恨不得生吃其肉，恨汤尤甚于恨日本人，到时打起来，热河百姓虽不至于帮助日军，但肯定趁机痛打落水狗，处处袭击汤军，在热河的**部队也会得不到人民支援，没有群众基础。汤玉麟也做好逃跑准备，早把姨太太和部分财产转移到了天津，随时开溜。那热河总司令张作相老朽昏庸，累死三军，但他是张家元老，张学良也要看他脸色，不敢得罪。有这几个腐朽军阀，所谓10万、20万大军又能发挥什么作用？三是日本特务机关也不是吃斋的，土肥原贤二、今井武夫、松井太久郎、田中隆吉等特务头子都是老手，据我所知已经策反了汤玉麟手下的几个旅长、团长，一开战这些部队就会投敌，让开阵地，让日军长驱而入，包抄我军主力部队。这样，就会形成雪崩效应，就象淝水之战前秦83万大军崩溃一样，我军在热河的部队也会迅速垮下来。有这三点，所以我估计热河只怕支撑不住10天。” 邓演达腾地站起：“我这就找张学良去，向他陈说利害，早作准备。” “择公不必心急，晚宴再说吧。” 邓演达走后，叶挺问梁华盛：“机场那边怎样了？” 梁华盛答道：“都安排好了，为了保密，没有使用南苑机场，而是比较偏僻的西郊机场。飞机今晚就会抵达，都是伞兵连的精锐，训练有素，还带来了新武器和黄金，只等你参谋长一声令下了。” 叶挺道：“要随时待命出发，梁师长你亲自抓这件事。今晚你去迎接飞机，晚宴我帮你推了。” 邓演达心急，晚宴才开始，他就把热河目前面临的3个危机都和盘托出。叶挺叹了口气，择公还是不懂兵法中“以迂为直”的道理啊。 张学良惊道：“汤玉麟手下与日本人勾结？不会吧？是哪几个？有证据吗？” 叶挺当然没有证据：“只是听说而已。” 张学良不以为然：“我会叫黎天才彻查，但也不能冤枉好人，甚至引致兵变。” 邓演达道：“此次热河抗战事关重大，前线需要得力的将领，象汤玉麟，在热河无恶不作，本身又昏庸老朽，应及早将其撤换。” 张学良叹道：“我也有此意。汤玉麟乃我父亲的旧部，亦系我之长辈，但其为人粗野贪昏，我执政东北，就谋将其调换。不过他把热河建为独立王国，不让我插手，多次邀他来北平他也借故不来，我对他也没有办法。” 邓演达道：“办法不是没有。贵部军团长万福麟不是也提出过更换汤玉麟吗？他的第4军团有6个师，对汤玉麟的1个师有绝对优势，可从热河南部对承德施压，再下令汤玉麟与宋哲元互换，调汤玉麟去察哈尔，汤玉麟在强大军事压力下，只怕只好从命吧。调走汤玉麟后，少帅再对他的部队进行整编，将热河牢牢控制住。” 张学良犹豫道：“只怕逼急了，汤玉麟干脆降了日本人，那我们在热河的一切部署都将化为泡影啊。” “汉卿！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趁现在日本人还未部署好，立即解决汤玉麟，还来得及！” 张学良道：“这样吧，过几天宋院长（指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就要来了，他提出去热河见汤玉麟，到时我也一起去，如果汤玉麟不肯合作，再动手也不迟。” 此时叶挺说：“此次热河作战势必空前惨烈，辅帅（指张作相）年事已高，为避免危险，还是到北平坐镇为好，前线就让年轻有为的少壮去担当吧。” 赵四帮腔说：“希夷说得对，辅帅近来身体也不好，我看就让王以哲去分担吧。” 王以哲当时是67军的军长，才37岁，是东北军中最有前途的少壮派。 张学良眉头舒展：“这样也好，我去电询问一下辅帅，征求他的意见。” 叶挺知道此事又要泡汤。张作相是张学良的伯叔，原担任吉林省边防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素有“浑厚”之名，但他不学无术，胆小怕事，慵慵碌碌，既无威以制人，又无智以服人，无信心，无决心。其人实际也是和日寇眉来眼去，并非某些历史书里面夸赞的如何铁心铁面云云。张作相一直让他的次子张廷枢和日寇以及日寇的代言人张景惠保持接触，历史上张作相还曾亲往长春面见日寇，通过张景惠的努力，日寇还发还了张作相在锦县的财产。以后张景惠还推荐张作相出任伪华北政权的首脑。只是因为张作相看到日本没有前途才没有答应。但张作相是号称“辅帅”的老派头子，也是张作霖死后主动让位给张学良的“恩人”，张学良迟迟不撤换这个老朽，反而让他负责整个热河防务，是导致热河惨败的重要原因。但张作相极为看重兵权，张学良要他回后方，等于与虎谋皮。 邓演达问：“汉卿，南京方面复电没有，同不同意两广军队北上？” 张学良叹道：“今晚宴请择公，正是为了表示歉意。南京已经回电，谓中央军6个师已出发，足以应付，无须两广军队北上了。” 叶挺此时想：对日军进攻热河兵力的错误判断，是蒋介石的一个大错。历史上热河迅速沦陷后，蒋介石才后悔不迭地承认：“我估计日本要用6个师团的人（入侵热河），日本国内和台湾（当时在日本手里）都得动员兵力。我们每日都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对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能力的了解）比我们知道得多。” 邓演达冷笑道：“嘿嘿，我早知老蒋要从中作梗，这样只好走海路了。可惜船只不足，要等头一批卸货后返回，来回怕要2个月时间，恐怕来不及进到热河了。” 晚宴结束后，在回城的路上，邓演达问叶挺：“希夷，此事颇为怪异，要知日寇是老蒋的外患，两广是老蒋的内忧，这次两广军队北上与日军血拼，站在老蒋的立场，应该坐山观虎斗，旁观两败俱伤才是，怎么他会不同意？看来我们原来的预计过于乐观了？” 叶挺沉思道：“我也有些不解，但大致想来，现在国内虽然势力众多，但最强的，只有蒋记中央、两广和**红军，三家实力大致均衡，老蒋可能顾虑我们与张学良联合，南北夹攻，就打破平衡了。我有个不成熟的推断，老蒋可能也知张学良沉溺毒品，难以理事，一怕他将华北军队交给我们两广指挥；二怕我们趁张学良迷糊，10万大军北上，仿效十九路军重回广东的手法，夺了张学良的兵权。” 邓演达一拍大腿：“对啊！我看，张学良现在也有些顾忌这后一点，所以将主力放在平津，等我们两广军队北上热河、东北，他才会安心下来。” “就张学良的立场来说，防人之心不可无，有些顾虑也是正常。” “我们要尽量打消他的顾虑才是，希夷，你要对解方、王化一多做工作，表达我们的一心抗日，并无他意，要梁华盛也出出面。” “好的，我立即办。” “对宋子文北上有何看法？” “此人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在淞沪也与十九路军有良好合作，财大气粗，税警总团实力强大，算得上我们的强援，可以利用来抗衡老蒋。” “不错，传闻他企图取蒋而代之，老蒋对他也颇为忌惮。” “宋子文北上是好事，但老蒋也会派何应钦也来北平，我们一定要阻止，否则万事皆休。” “有办法吗？” “择公放心，他何应钦不来最好，来了我也要送‘瘟神’。” “希夷，一切有你谋划，我就放心了。我只担心，张作相不肯交出兵权，汤玉麟也抗命不遵，这热河抗战，只怕无力回天。” 叶挺叹道：“照这样下去，热河抗战只能是一出悲剧，我们作为有限。本来，热河崇山峻岭，居高临下，易守不易攻，只要指挥得当，定可重创日寇。但张学良优柔寡断，我们虽然旁观者清，但心急如焚也没有用。届时热河沦陷，即使两广军队开到平津，也只能去收复失地，就变成我们仰攻热河这块高地，势必付出许多倍的牺牲！” 邓演达颇为愤懑：“张学良这个阿斗，烂泥扶不上墙，难道我们注定要用无数抗日烈士的鲜血，去弥补他的愚蠢过错吗？” 叶挺望着窗外的星空，悠悠道：“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多年的四分五裂后，走上统一抗战道路之前必然付出的代价！” 第三十二章：中央大员 庐山牯岭，美庐。 蒋介石摇着大折扇，对坐在他对面一位戴金丝眼镜、穿白西装的中年男子侃侃而谈：“我当然不是想真打。真打，我们打不过人家。我说过，我们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人打仗呢？打，是非亡国不行的！” 中年男子耸耸肩膀，不得要领：“又打又不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嘛！” 身穿白色绸缎绣花旗袍的宋美龄嗔怪地对宋子文：“大哥，你听他把话说完！” 蒋介石扳着指头，说服地：“是啊，子文，你想想看，现在党内反对我的人都打起了抗日的旗号，胡汉民、冯玉祥、邓演达、李济深、蔡廷锴、李宗仁……就连亲日的汪精卫也发通电指责我不抗日……” 宋子文：“不尽然嘛，张汉卿并不反对你嘛……” 蒋介石：“嗯，是的，汉卿情绪很大，如果我再不提保卫热河，保卫长城口，他那里更没法交待了。” 宋子文赞同地：“也好，这样我们在英美面前也不至于太丢脸。那么，我们何时动身去北平啊？” 蒋介石欣赏着扇面上的山水画，轻描淡写地：“我嘛，这里离不开就不去了。你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到北平，帮助汉卿安排一下就可以了。” 宋子文惊讶地：“怎么，这样大的事你不去？汉卿向我要人，要钱，要武器，我怎么办？到时候我兑现不了的！” 蒋介石看着宋子文笑道：“你是财神爷，你到哪里哪里就会感到在钱的方面是有保障的，这就够啦！” 宋子文脸色阴沉地：“打麻雀还要丢一把米呢，你一点本钱不下，我这个代理行政院长去干什么？！” 蒋介石叹了口气：“是啊，论私人情谊，汉卿有恩于我，我视之如手足……可我是当今中国的最高统帅，不能感情用事啊！……这样吧，子文，你相机行事好了，不会让汉卿吃亏的。” 宋子文起身告辞……望着宋子文离去的背影，蒋介石故作不解地：“子文怎么不高兴啊？” 宋美龄瞪了蒋介石一眼：“你给他开的是空头支票，他能高兴起来吗？” 蒋介石摇看扇子说：“他会使张学良高兴起来的！” 说起蒋介石这位有“中国的摩根”之称的姻兄，倒也还是个颇不简单的人，在蒋介石统治中国的20多年间，他始终为国民党政权效劳，权势不小，与蒋介石及宋美龄都过从甚密，关系非同寻常。但他们之间也有分歧，有争执，有矛盾。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宋子文主张立即抗日，遂与蒋介石发生了自1927年以来最大的冲突。宋子文对日本侵略热河也发表了最直言不讳的讲话，再次主张立即对日作战。从此，这对兄弟反目。1933年，宋子文被解除了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接替他的是蒋的连襟——山西银行家孔祥熙。“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初就住在宋子文家里。后来张学良去找蒋介石，准备返回西安，可蒋介石托病不见，还打算报复。宋子文得知，很不高兴，问他说话算不算数，蒋介石大发雷霆，说张犯上作乱，决不能放他回去。据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过的居亦侨（原名徐少珊）回忆，那次蒋宋争得面红耳赤，蒋介石怒气冲冲地“走出办公室，宋子文用脚踢门，拼命跺地板，大骂蒋介石”。 宋子文确实也是有野心的，抗战中与美国高层接近，企图在美国支持下以“欧美派”架空或取代蒋介石。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曾说蒋是“东方头脑”的人，宋是“现代派”——宋子文“应该被选择为美国的工具，指导中国走出战争和进入战后世界”。不过美国政府是现实的，知道与掌握实权、拥有军队、具有政治计谋的蒋介石相比，宋子文在中国显然没有实力，没有受到广泛支持和拥戴的基础。 不过，宋子文这个财神爷，以及他的税警总团，正是叶挺需要借助的力量。 除宋子文外，还有几位重要人物来北平。 宋子文走后，蒋介石又召见了内政部长黄绍竑。 蒋一开口，就令黄绍竑大吃一惊，原来蒋要黄绍竑赴北平任北平军分会参谋长。看来叶挺这个神算不是吹的！黄绍竑如坠入五里云中，弄不清又在哪儿得罪了蒋，以致于要让他这个堂堂的内政部长去当张学良的参谋长。 沉默半晌，黄绍竑禁不住对蒋开口道：“我与汉卿未曾见过面、处过事，而且军事也非我所长，恐怕将来要误事。还请委座另行考虑吧。” 蒋介石立刻明白了黄绍竑的意思，开口道：“北平军分会仍然是我的名义，你就是我的参谋长、还有敬之（何应钦）同去，他以后要在那里主持、你不仅在军事上帮帮敬之的忙，尤其在政治上要帮帮他。” 黄绍竑心里又是一惊。蒋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他要以何应钦取张学良而代之。从蒋介石的为人来看，张汉卿下台是免不了的了。想到与何应钦关系尚可，黄有些放宽了心，便答应了下来。 2月11日，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前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部次长杨杰、参谋部厅长熊斌、军政部厅长王伦等至北平与张学良商讨保卫热河问题，及为张筹措军费。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官邸举行晚宴欢迎各位中央大员（因何应钦这个老冤家在，邓演达、叶挺没有赴宴，但私下约了宋子文、黄绍竑）。 因为宋子文带来了50万元，并许诺很快再拨200万元，张学良格外开心地笑着，举起酒杯和宋子文干杯。 小乐队在演奏优美的华尔兹舞曲，然而却没有人跳舞…… 何柱**长小声地对身边的王以哲军长说：“一年了，头一回看见少帅这样高兴。看来，蒋先生和宋先生决心支持我们抗战了。” 王以哲喝了一口酒，不以为然地：“我可不象少帅这样乐观，锦州之战他们也下令死守表示支援，临到关键时刻啥也不给，让我们孤军苦战，白作牺牲……” 何柱国：“哎，形势不同了，中央再不援以实力，少帅是不会答应他们的。” 在大厅的一头，张学良收起笑容，严肃地：“子文兄，举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义不容辞。我们为国难牺牲原无不可，可是人、钱和武器的接济，政府必须如数发给，否则，我失信事小，国家命运事大！” 宋子文：“你放心。蒋公和我誓作你的后盾，你们打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怎么样？” 张学良被宋子文的保证感动了，他紧紧地握住宋子文的手，激动地：“谢谢你，子文兄，我代表东北军弟兄和东北的父老乡亲谢谢你！”随后转对大厅里的人们： “诸位，方才宋院长对我讲，保卫热河，保卫长城口，蒋委员长和宋院长誓作我们的后盾，在人力、财力和武器方面全力支持我们。” 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张学良对走过来的于凤至：“凤至，怎么不请大家跳舞啊！” 于凤至转身对众人：“诸位女士、先生，请大家不要客气，玩起来吧！” 于凤至对宋子文发出邀请：“子文兄，汉卿好长时间没有这样高兴了，都是你给他带来的快乐。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我要陪你跳舞！” 宋子文彬彬有礼的对张学良：“可以吗？” 张学良笑笑：“请！” 宋子文、于凤至二人携手走到大厅中央，翩翩起舞。 有些人也陆续下场跳起来。 张学良走到赵媞身边：“小四，陪我跳舞吧！” 二人边舞边谈。 张学良踩了一下赵媞的脚，歉意地：“对不起，好久没跳舞，有点生疏了。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跳舞时的情景吗？那时候，你真美……” 赵媞：“现在呢？是不是老了……” 张学良：“哪儿的话呢，只是比那时候……” 赵媞：“长丑了？” 张学良：“不，更美了！” 赵媞“噗媞”一声笑了。 张学良：“我说的是真话。” 赵媞：“你呀，现在我相信凤至姐姐的话了，你比我们还天真……” 张学良：“怎么讲？” 赵媞：“拿着棒槌当了针！刚才，我听救国会的人讲，蒋委员长既然这样重视保卫热河、保卫长城口，为什么不亲自来一趟？为什么不可以把剿共的事放一放？”…… 张学良一怔，若有所悟。 看来，倒是王以哲和赵四小姐头脑比较清醒，对于蒋介石的好话，都一直是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次日，宋子文对北平各界代表发表演讲：“热河为中国完整之一部，与苏、粤各省无异，热河被攻，即同于南京被攻。如日军来攻，则将举全国之力量以与其周旋。日本已占我东北，但任何进一步之进攻，即将予以抵抗”；“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领我首都，亦决无人肯作城下之盟。” 宋子文的讲话赢得热烈欢迎。 2月17日，宋子文与张学良一同前往热河。因张学良让他的伯父张作相出任热河防务主帅，任总司令，降汤玉麟为副总司令。汤玉麟闻知大怒，对张学良重用私人的做法大为不满，更觉得张学良要借此机会除去异己夺他的兵权，大骂说：“小六子（张学良小名）是不是勾结宋子文等来打我的主意！”手下众将说：“宋子文是代表中央，张汉卿是华北直接指挥的长官，因热河防务吃紧前来观察名正言顺，阁帅不应加以阻止，还应趁机向他们要些钱、要物。”汤玉麟于是率文武官员数十人至承德郊外广仁岭迎接，并将宋子文、张学良等安置在承德都统公署。 次日举行会议，宋子文表示：“南京与全国皆非常关怀热河的安危，请大家保国卫土，所需饷械我当负责，并与汉卿随时接头办理。”张学良亦勉励大家：“誓守热河准备反攻，以雪九一八之耻。”汤玉麟先表示“决心誓与日寇周旋不放弃一寸国土”；而后指责道：“为什么不给热河军队提供军饷　枪械，这是抗日吗？连个屁都没有，能打日本人？”宋子文、张学良将他们由北平带来的、由宋子文、张学良署名致日内瓦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的电函发出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决心抵抗日寇的侵略，集中兵力保卫热河，请向国联和全世界声明”；同时还发出了由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宋哲元等27名守卫热河的将领联名通电：“向南京及全国表示决心抗战，呼吁全国一致支持”；而后宋子文、张学良就离开承德返回北平，这种仓促而不负责任的部署已经注定了战争的失败。汤玉麟是张学良的前辈因而以长辈自居，根本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也不肯接受第2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的指挥，张作相因汤玉麟不肯配合他，使这位总司令如同虚设，主帅不合致使军心动摇，各部队也对战事无信心、无决心、无准备。 且说这边厢宋子文、张学良去热河，那边何应钦、黄绍竑则丝毫没有大战在即的压力，反而外出打猎游玩，当下两人带上卫兵驱车直奔西郊颐和园。 阳春三月，昆明湖冰水初解，绿水浮冰间，成百上千的野天鹅纵情值鸣，这少有的一幅公园美景竟勾起了两人猎兴。黄绍竑命卫兵找来了管园的人。 面对一个军政部长、一个前内政部长，管园的老者心里有些打鼓，尤其看到两人手上的猎枪。当黄绍竑问这园中的野天鹅能打不能打时，管园人策略地回答道：“还从没有人打过。天鹅一到冬天就飞来，一过春天就又飞回去，是颐和园的天然美景。也许是没人打，它们才敢年年飞来。” 何应钦猎兴大发，手痒痒的，急急忙忙地打发走管园的，操起了猎枪…… 权威、显贵，使几只无辜的天鹅遭了殃。这以后，天鹅便告别了美丽的昆明湖，再没来过。黄绍竑历史上对此事曾后悔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打猎完毕，何应钦与黄绍竑散步闲聊。谈话间，何应钦提起了远在赤峰的孙殿英第41军。看得出，何应钦对孙殿英不但大为不满，甚至有些怀疑。 “孙部3万余人，3日前就已抵赤峰、围场一带。可他那里一路上拉夫扰民、四处骚扰，已有很多人到我这里告状，有的人甚至说他接受了伪满的委任状。我已向张学良建议停了他们的军饷、给养。” 黄绍竑听罢，当下问询道：“敬之兄，说孙部通日，可有证据？” “没有，不过，这些地方土顽，真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我相信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何应钦贵为军政部长，对孙殿英这种军不像军、匪不像匪的部队最是反感。“我看有必要派个人去看看。” 黄绍竑犹豫不决，决心晚上与邓演达、叶挺见面后再说。 一帮中央大员打完猎，又打起国宝文物的主意。 历史上热河抗战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由于形势紧张，故宫博物院文物开始打包装箱，准备南运。中央大员利用职权，趁机盗卖故宫的珍宝，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发了大财，其中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就此流失海外，比如英国图书馆以12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王右军即王羲之）；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唐寅即唐伯虎）。65万美元当时足可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P－26单翼战斗机40架！（单价16567美元），可见这些大员发了多大的不义之财！黄绍竑当时不懂文物的价值，没有要，后来在回忆录中还颇感后悔。 叶挺早防了何应钦这一手，告知张学良北平决然无忧，文物无须南运。张学良遂制止故宫搬运文物，并整肃蛀虫，堵塞漏洞。一帮中央大员眼看着失去一个发大财的机会，新仇旧恨，不禁破口大骂叶挺坏他好事。 这晚，张学良夫妇邀请宋子文、黄绍竑与叶挺共聚晚宴（邓演达因去北京大学演讲、接受北平教育界宴请未能前来）。 这是一个北方春天的夜。黄昏时洒下一阵细雨，淋湿了山路和树木，现在雨停初霁，天空晴朗，一轮澄黄的牙月，光辉地挂在燕山峰巅，山峦变成了黑色的剪影，星光在天际闪瞬。夜雾在很低的山谷里飘动，花丛、山径、草坪、一座小花园，被月光照得像铺了白霜。 这里是张学良的外国顾问端纳（英籍澳大利亚记者，当时回国去了）的北欧式别墅，饭厅是一派西式的陈设。淡蓝的墙壁上，金碧辉煌的画框里，悬着“云端上的圣母”、“耶稣爱羊”、“圣女殉难”与“圣母和圣婴”的大幅油画，增加了很浓的宗教气味。几盏金链子有玻璃璎珞的枝形吊灯发出柔和的光线，银色餐具、酒杯、酒瓶，都在闪光。宋子文在椅子上坐下，正好面对着那尊衬着丝绢做成的葡萄藤和无花果树围绕的耶稣塑像，十分满意。他和妹妹宋美龄一样，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在这浓烈的宗教气氛中十分惬意，称赞张学良安排周到。 菜肴丰盛：炸猪排、烤鱼肚，烹虾段，芙蓉鸡片，炸春卷，花叶生菜，鲜嫩黄瓜和素烧香菇菜心。中西兼备的奶油汤和蕃茄鸡蛋汤，正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贴身女仆在壁炉里加了柴，壁炉里的火光映红了赵四小姐的绰约芳姿，似乎比张学良当年挽着她在月光下沙滩上散步时的少女时代更加富有女人的魅力。赵四亲自为宋子文斟了一杯调配的杜松子酒和苦艾酒。她自己却饮着用甜酒、柠檬汁和糖混合成的台克利鸡尾酒。 “多谢夫人。”宋子文道：“《圣经》中耶米里亚第31章里说：‘耶和华，将由一位妇人之手显示奇迹……耶和华今将有所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汉卿，这次热河抗战，你就是将有所作为的耶和华，夫人就是你的护卫。” 张学良笑道：“上次为你接风，你喝了小四的一杯酒，给了我50万元。这次你喝这杯酒，如果能给我200万元，帮我解决大问题，这句话就应验了。” 宋子文哈哈一笑，转头道：“希夷，你比我捷足先登，有你谋划，汉卿无忧了。对了，听说你一到北平，就与汉卿和诗一首，当下已传遍全国，可否也给我赠诗一首？” 叶挺微笑说：“献丑了。 霞飞宅里寻常见， 国母堂前几度闻。 正是北国好风景， 初春时节又逢君。” （注：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期间，叶挺曾多次到上海霞飞路的宋子文别墅与之商量军费和税警总团使用事宜，又与宋庆龄谈及宋子文事） 众人道：“好诗！久别重逢，也适合给季宽。” 宋子文问道：“汉卿已对我讲了，南京阻止两广军队北上。不过你们放心，我的税警总团已整装待发，即将开赴北平，先顶住一阵。” 叶挺道：“宋院长，只怕你乐观了，此事定受阻挠。” 宋子文道：“希夷放心，我已与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秘密商妥，备足30多列车，集中于海州，把税警总团一下子全部运到郑州，转赴北平。” 叶挺道：“要害就在郑州，那河南省主席刘峙定向蒋介石告状，这事肯定告吹。” 宋子文恍然道：“希夷果然有道理，那怎么办呢？” “没有平汉路，还有津浦路。少帅，那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是已与你结拜为兄弟吗？你就出面说说话，把税警总团的列车开到济南，热河抗战一旦爆发就立即北上。那济南是‘山东王’地盘，蒋介石发现不了。少帅这里正是用钱之际，这样吧，就由广东出资30万元给韩复榘作‘买路钱’，怎样？” 宋子文、张学良大喜：“这样最好！” 叶挺道：“税警总团与十九路军在淞沪曾并肩杀敌，总团官兵多为广东人，连总团长莫雄也是十九路军旧部，广东出点钱，理所应当。” 由于叶挺的安排，使实力相当于1个德械军的税警总团得以顺利开到北平，继淞沪后再次与十九路军联合抗战，这是后话（注：历史上为应付热河事变，宋子文与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秘密商妥，备足30多列车，集中于海州，把税警总团一下子全部运到郑州，准备开赴北平。此事被河南省主席刘峙发觉，打电话告知蒋介石。蒋大发雷霆，叫税警总团开回原防，否则缴械。税警总团被迫返回，痛失热河、长城抗战的机会）。 黄绍竑对叶挺说：“上月希夷预言我将担任北平军分会的参谋长，我一笑置之，哪知再次应验！希夷，还请你算一卦，何应钦暗示我去赤峰孙殿英那观察动静，是否通敌。我想，这个老土匪、盗墓贼、鸦片贩子，一心只认钱，说不定日本人早把他收买了，我去凶多吉少。希夷你看……” 叶挺爽朗地笑道：“季宽放心，此去非祸是福。孙殿英名声虽臭，但大节还把握得住。再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50 部分阅读 叶挺爽朗地笑道：“季宽放心，此去非祸是福。孙殿英名声虽臭，但大节还把握得住。再说，其他人可以降敌，唯有孙殿英不能降敌。他东陵盗宝，刨了满清的祖坟，降敌后伪满的溥仪第一个就要活剥了他。季宽放心，你去之前，我有锦囊相授，成就你一场大功名，使你成为中华第一抗日名将，名扬天下！” 黄绍竑又惊又喜：“当真？” 众人道：“我等恭候便是，看看希夷神算是否再次应验！” 第三十三章：热河惨败 1933年1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元帅下达了进攻热河的预先号令：命第10师团派部队接替第6师团的防务，命第6师团、骑兵第4旅团、第8师团、混成第14旅团、33旅团分别向通辽、彰武、打虎山、锦州、绥中等地集结，做好进攻热河的准备。担任进攻部队的参谋于１月30日和2月1日乘飞机侦察了热河地区的地形。2月10日，关东军司令部召集各师团、旅团的主任参谋，传达了进攻热河的作战计划，宣布“进攻热河的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并为消灭扰乱满洲国的祸根，即华北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进而确立满洲的基础”。 其兵力部署是：第6师团配属骑兵第4旅团，由通辽、彰武、打虎山西向进攻赤峰，而后以一部兵力向西南攻击前进，策应第8师团进攻承德的作战；第8师团由锦州经义县、朝阳、凌源、平泉进攻承德，而后以一部兵力向长城古北口进攻；混成第14旅团（属第7师团）由绥中向西进攻凌源、平泉，策应第8师团，而后南下进攻喜峰口、冷口；继混成第14旅团之后，混成第33旅团（属第10　师团）由绥中向西转南，进攻界岭口、义院口。 关东军此次作战，计动用2个师团、3个旅团，连同直属部队，达10万人。还有伪军张海鹏、程国瑞、李寿山、丁强等部约5万人。 空中掩护方面，关东军飞行队的侦察第10大队进驻通辽、锦州、绥中，各1个中队；战斗机第11大队的2个中队进驻绥中，轰炸机第12大队进驻锦州，重点支援第8师团进攻承德，以一部支援第6师团。关东军飞行队全部9个中队，参战部队就有7个中队，60架作战飞机，集中了绝大部分主力和精华，统由牧野正迪大佐指挥。 预定2月下旬开始进攻。 2月17日，日本关东军下达了进攻热河的命令。但是此时国联正在开会最后讨论关于中国东北问题的“李顿报告书”，日本决定还是等到国联有了明确态度以后在作战。日本政府则使用其惯伎，于23日由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交备忘录，要求中**队退出热河省，否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中国政府予以拒绝。国联以42票对1票（当然只有日本）宣布国联各国拒绝承认伪“满洲国”以后，日本随即悍然宣布退出国联，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下令全线进攻热河！ 就在10万日本关东军大兵压境、虎视眈眈的时候，身兼热河省主席、号称“汤大虎”的汤玉麟在干什么呢？（参见作品相关：制造　“人间地狱”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 与手下商量贩卖鸦片发大财！ 他们边喝酒边议论着此次贩来的烟土品名、质量、数量。 汤玉麟满意地道：“好女婿，这次全靠你疏通啊！” “为岳父大人效劳，理所应当。”身为北平市社会局科长和稽查特派员身份的曹刚，为他的岳父大人在铁路上办理了托运手续，使汤玉麟的毒品得以运输。 当初一起与汤玉麟干“绑票”起家的土匪、现在专司贩卖鸦片的“秦椒红”不住地吹嘘他在鉴别鸦片烟土上的本领，还夸耀着他这次如何去孙大麻子（孙殿英）的司令部，求这位扒坟掘墓的军阀亲自写手谕。他就凭着这张通行证，到宁夏、云南那边采购了大批的上好烟土。他喝得面红耳热，拍着胸脯说： “汤公，您是军界宿将，凭您的威望和手中掌握的军权，干这点私活儿，算不了什么，不像我‘白钱’，‘小绺’（小流氓）出身，没有后台，不是我吹牛，买卖烟土，这是我的看家老本，就说那‘大土’和‘小土’吧，那‘大土’中又有‘公班’与‘刺班’两种之别，‘小土’中，有‘白皮’和‘金花’、‘新山’三种之分，‘金花’为土耳其产，而‘新山’则产自波斯，外国洋鬼子多贩运这两种，近来暹罗（泰国）、印度所产的鸦片和哥伦比亚的大麻亦颇走俏，此事由我采购，由您押运，我们就能大发财源，我们的儿孙都不用发愁吃穿，可以坐享清福啦！哈哈哈，借着您有势力，手里握有军权，何乐而不为？‘口外土’虽说比不上‘云土’，但也颇为有名。您别怕他什么团长李守信，就是告到‘德王’（指锡林郭勒盟的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那儿，能把您怎么样呀？上回我被扣，还不是您一张名片、一个电话就把我给要出来啦？” 汤玉麟已喝得半醉，听到土匪“秦椒红”这番恭维话，心里美滋滋的，一个劲儿地嘿嘿傻笑。他们津津有味的谈话，使另一个土匪“姜不辣”大广见闻。他很有兴趣地问跑一趟这种买卖能赚多少钱，“秦椒红”伸出两个指头：“起码200万大洋！”这天文数字，不由得又使“姜不辣”鼓眼暴睛，大为咋舌。 随后他们又谈到除火车外，往东南亚运输尚需雇佣保镖、加上便装军队，使用快船才可以。 “这要起用安南（越南）人或假洋鬼子的洋泾浜，”　“秦椒红”做着建议，“既便宜又快当，他们的快船，名叫‘快蟹’，‘扒龙’，船身大，可装好几百石，挂帆三桅，左右快浆五六十副，来往如飞，呼为‘插翼’，现在正值印度洋季节风小，我已雇好一辆外国人使用的‘飞剪’式‘水妖’牌快船，现在起运，也正是好时候。” 曹刚问：“大叔！这可是咱的看家老本，要万无一失才可，您一切关节都打点好了吗？” “你放心，大侄子，”“秦椒红”拍着胸脯说，“不是我夸海口，每一道关卡，我都膏了油儿，没错！” 就在此时，关东军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汤玉麟的发财梦。 论装备，汤玉麟部队在当时中**队中，绝对属于一流。 汤玉麟的部队编为第5军团，下辖55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富春骑兵第31旅、赵国增骑兵第1旅、崔兴武骑兵第9旅、石文华骑兵第10旅。55军的军长由汤玉麟兼，下辖第36师，师长也是汤玉麟兼，该师辖3个旅，第106旅的旅长张从云，第107旅的旅长董福亭，第108旅的旅长刘香九。汤玉麟还指挥骑兵第36团，团长汤玉书；炮兵第36团，团长汤玉铭。 热河大战前，汤玉麟派36师少将参谋长索景斌等在天津德商中购得大批德国武器，包括捷克式轻机枪、驳壳枪，使汤军每连有9挺捷克式轻机枪，每团有82毫米迫击炮、哈乞开斯式重机枪各1个连，炮兵团有德国克虏伯75毫米野炮24门，日本38式75毫米野炮12门，120毫米重型迫击炮1个连，均用骡马。 就是这样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一开战却全面溃逃！ 北路驻防开鲁的第9骑兵旅的旅长崔兴武早就和日军勾结，装模作样的和日军打了一下，随后团长李守信打开城门投降，稍后全旅在崔兴武率领下集体投降日军！日军攻占开鲁几乎没有损失！ 中路驻守重镇朝阳的汤玉麟部第107旅213团的团长邵本良也甘当民族败类，于阵地前投降日军，该旅措手不及阵脚大乱，结果在日军多路合围下，该旅残余部队仓惶撤出朝阳！ 日军机械化部队轻松占领朝阳，之后随即沿着公路急进。一路上汤部根本没做任何抵抗，甚至连扔几个炸弹破坏一下沿路的公路和桥梁也没有做，而是一味的四散奔逃！ 日军沿着完好的公路，大量的汽车仅用几个小时就赶到热河中部战略重镇凌源。驻守凌源的万福麟第4军团的头等主力师130师做梦也没想到日军一天就能从朝阳打到凌源，也根本没有想到汤部败得如此彻底。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仅仅一天之内，热河省中部防御核心凌源城就被日本攻陷，130师余部仓惶后撤！ 南路，日军混成14旅团从山海关向凌南进攻，驻守这里的不是杂牌部队，而是东北军万福麟第4军团的正规军主力。但是他们表示也是让人失望的，万部119师和108师以2个师之众，在险要的沙帽山阵地仅仅守了2天就全军溃败。战斗中日军混成14旅团并没有受到什么严重损失，随即进攻凌南。热河中部防御另外一个重镇凌南很快为日军占领！ 凌南一失，日军可以随时从侧翼突进，切断热河中部大部分守军的退路。也就是说，凌南一失，热河防御体系就全面崩溃了！ 到了3月2日，离日军进攻还不到10天，东北军一线10多万守军全线崩溃，并且影响到中部守军，各部蜂拥向后潮水般奔逃！ 由于东北军逃跑时候已经全线陷入混乱，热河的众多道路和桥梁都没有按照计划提前破坏，很多地雷和炸药被东北军随意扔在路边，而它们本来是计划要埋到路上的！ 日军像清朝皇帝悠闲地在热河参加秋季狩猎一样，轻松的乘着大量汽车，顺着完好的热河公路迅速前进！ 负责热河中部和北部战场的第2集团军司令张作相，和负责中路防线的汤玉麟，都万万料想不到热河各路守军竟如此不堪一击，特别是中路防线，更是兵败如山倒。各路军队溃败的消息蜂拥而至，一时间，承德上上下下风声鹤唳，乱成一团，富室巨商，军政眷属，纷纷向平津逃窜。 汤玉麟闻讯日军将至，惊慌失措，急忙以去前线“督战”为名，用军费用征集了200多辆汽车，载着大批金银财宝和鸦片等，以及姨太太，运往天津租界，他自己也溜之大吉！当时中国的汽车还是稀有之物，这宝贵的200多辆汽车不用于运兵和军火，而是用于官员、家属和财产的逃亡，可知怎样影响官兵士气！ 原本就士气低落的守军闻讯乱作一团，哪还有心思再战，大骂道：“狗日的‘汤大虎’忙着运他的家产，我们在这里拿命保着他，这是他妈的什么事！当官的都跑了，咱还给他卖什么命，咱也撤吧！” 这种情绪像瘟疫一般从上到下蔓延开来，热河守军一泻千里，不可遏制地向长城各口潮水般退去！ 其实，当时在承德附近尚有汤玉麟所部2个旅，承德以东也有险可守。但汤玉麟这一逃，部下军心大乱。张作相威逼利诱才勉强命令承德的部队出城迎敌。但是汤部一出城，军官首先逃走，2个旅的士兵也随即全部哗变溃逃，竟然没打一枪！承德城内也乱作一团，有钱人争相逃命，土匪流氓趁机劫掠！ 张作相束手无策，呆坐在承德的司令部里流泪，一度想自杀，被警卫强行护送逃往古北口。 败退的汤玉麟部队甚至还遭到了热河省民间武装的打击。当地老百姓早就对汤军的为非作歹恨之入骨，拒绝对汤部给予任何帮助。 热河人民并非不抗日，历史上从热河抗战之后到“七七事变”之前，热河人民先后组织了李玉麟的中华民众抗日救**，　孙永勤的抗日救**等抗日部队，他们和日军作战数百次，毙伤日伪上万人，自身也伤亡惨重。 套用刘洲亚将军的一句名言：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全世界都是这样！一个**的政权绝对不会受到老百姓的支持，不能期望每一个被政府欺压的老百姓一下变成岳飞！ 汤玉麟在热河的倒行逆施，导致东北军在热河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对本身就不利的战局更是雪上加霜！ 3月4日中午11时，日军第8师团侦察部队的128名骑兵进入承德，他们惊讶的发现该城已经没有中国守军。原本有2个旅驻守的承德被128名日本骑兵一枪不放攻陷，这也是腐朽军阀汤玉麟创造的又一个“世界记录”！ 此时汤玉麟部已经全面溃散，一部投敌，一部散乱的逃到长城一线。张作相部除了孙殿英和一些义勇军仍然热河坚持抵抗以外，大部分都被打散，混乱溃败到长城一线。 而战斗力较强的万福麟部第4军团在日军打击下和其他几路守军崩溃的情况下，也只能被迫全线后撤！ 前后不过10天时间，原计可支持3个月的热河抗战就已经全线失败！后方的张学良准备用作中路决战的主力甚至没有机会开进热河！ 利用热河优势地形寻机歼灭敌人的构想已经无法实现了，张学良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 丢了热河就失去了战略缓冲地区，长城离平津近在咫尺，战局已经非常危险，华北危在旦夕！ 此时各方面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各界，包括东北军内部一起指责张学良和汤玉麟的无能卖国，要求中央政府给予严惩！ 原来一向支持张学良的胡适博士也愤怒的写文指责张学良的五大罪状：（一）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二）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山海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四）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五）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恭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指挥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 中国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颜惠庆、顾维钧，觉得热河丢失太过于丢脸，自己无法在列强面前抬起头来，愤然向南京政府递交了辞职报告。 中华民国监察院的邵鸿基、高一涵等7名委员随即联名弹劾张学良和汤玉麟。 在北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趁机火上浇油，发表对张学良的尖锐谈话：“张前年放弃沈阳，去年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致敌益骄，延及淞沪。此外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地理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凡属族类，皆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当日第十九路军及第5军作战淞沪，实本斯义，岂有他求！及战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赋，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粮景从，以助士气。今又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 何应钦又说：“张辖境中河北、察哈尔各处税收，迄未有分文解交中央，截留自用，每月至少500万元。而一有命令，即向中央要款，实属忍无可忍。今热河告急，平津危殆，张汉卿拥兵不前，民族危亡，指日可待，故救国唯有去军阀，统一内政。请中央政府让张学良辞职，以求打破军人割据局面。” 战局恶化如此，是张学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在各方巨大的压力下，他终于想到了让邓演达和叶挺出面挽救危局。 热河的惨败早在叶挺预料之中。与其他人灰心丧气不同，叶挺知道，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第三十四章：力挽狂澜（1） 北平顺承王府，北平军分会所在地。 张学良焦急地说：“悔不听择公、希夷所言，没想到汤玉麟手下真的有那么多军官不顾民族大义，投敌叛变，致热河前线全面崩溃！实话说，现在前线已是兵败如山倒，如何挽救败局，还请示下。” 邓演达早就一肚子怒气，这时一并发作起来：“汉卿，当初我是怎么说的？如果早下决心，把汤玉麟搞掉，撤换其手下不可靠的军官，派出得力将领控制其部队，一定会得到热河人民的欢迎和支持，民心可用，那作战条件就会有利得多！再把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主力部队30万人开往热河中北部集结，在热河南部再保有10万的机动部队，随时开往支援，利用热河易守难攻的复杂地形和老百姓的支持，以及雄厚的兵员优势，最惨的结果恐怕也能支持3个月，迫使日本坐下谈判，如果打得好还会有取胜的可能！但现在呢？前线部队一溃千里，将热河这块战略高地拱手送人，平津一带只剩下长城这最后一道屏障，危在旦夕！” 张学良一脸惭愧，作声不得。黄绍竑见气氛不对，出来打圆场：“择公教训的是。只是目前局势危急，还得请择公和希夷拿出办法来！” 仿佛是为了验证他的说法，守在电话旁的参谋处长王化一不断报来一个比一个震惊的消息： “日军第8师团主力从承德出发，已经占领滦平，进逼古北口！汤玉麟率他的200辆汽车南逃，要求我古北口守军放行！” “日军混成第33旅团紧随我溃退的4军团，向喜峰口疾进，军团长万福麟要求回北平！” 张学良气急败坏：“不准他们后退，把他们赶回去！” 王化一继续紧张报告：“庞炳勋的40军不听号令，故意拖延，不按时去冷口接防，致日军混成第14旅团已经一举拿下冷口，我军长城防线已被撕开一个大口子！现在正命令商震的32军迅速前往冷口，商军长表示拼死也要堵住缺口，将日军打回去！” “热河西线的东北挺进军（即东北义勇军）、蒙古军向赤峰蜂拥溃退，其中蒙古第1军的军长、锡林郭勒盟的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途中竟然宣布脱离中华民国，成立蒙古国，改元成吉思汗纪年，宣布加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承认伪‘满洲国’，鼓吹‘满蒙提携’！另东北挺进军第1军的军长雷中田、游击第一路司令王英率部投靠德王，分别就任伪蒙古军第1、2军的军长，之前投降的伪团长李守信就任伪蒙古军总司令！” 这最后一个消息，宛如一枚重磅炸弹，使在座众人大惊失色。张学良更是汗如雨下：“九一八”丢了东北，出了个伪“满洲国”；现在丢了热河，又出了个伪“蒙古国”，如此怎么向国人交代？！ 叶挺对前面的消息早有预料，但对德王如此快降敌、成立伪“蒙古国”也吃了一惊，因为这比历史提前了3年，看来是历史“蝴蝶效应”发作了。 德王是锡林郭勒盟的副盟长，这个人野心很大，一心想实现“大元帝国”的美梦，为此，他笼络了一部分王公大吏，竟在1932年7月就向全国发出要求‘高度自治’的通电，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震惊了全国。日本特务机关也正在策动内**立，正好与德王一拍即合。 根据日本实行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计划，在他们侵占了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之后，内蒙古就成为日本觊觎的地区。这个地区的畜产丰富，世界闻名。1932年，日本从澳大利亚输入羊毛价值为89万日元，占日本总进口的第二位，如果夺取内蒙古，就会很大程度上满足日本对羊毛的巨大需要，节约巨额外汇。内蒙古出产的云母、军马、小麦，也是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极需的战略物资。 特别是内蒙古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中国通向外蒙蒙、苏联的重要通道，这是日本在占领东北后策划建立的反苏包围圈中最重要的一翼。日军如果夺取了内蒙古，从这里向南，又是日军侵入冀、晋、陕等省进犯中国的理想通道。所以，日本一心想用武力在中国再制造一个“蒙古国”。1932年，由于日苏矛盾加剧，主张北进的关东军，制定了《对内蒙措施要领》，其中写着，准备“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 后来才调查清楚，德王在日军华北特务机关头子土肥原贤二、田中隆吉等策动下，早于1932年底就曾秘密去了长春一趟，会见了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日寇许诺赏给他5000支步枪、50万大洋，令他在关东军进攻热河时策应，所以德王这次趁机宣布“蒙古国”独立，比历史整整提早3年，这是叶挺未能预料到的。但总的来说，这件事除政治影响外，在军事上价值不大，当务之急还是挫败日本关东军的凶猛攻势。 面对一个个坏消息，张学良手足无措，急得团团转：“怎么办？怎么办？希夷，你快拿出办法啊！” 叶挺略一思索，早想好了应对之策，于是说：“少帅放心，此次危机虽然深重，但只要我们阵脚不乱，见招拆招，冷静一一应对，还是能控制局势的。” 张学良好象抓住了救命的稻草：“希夷，你快说说看！” “少帅，挽救危局的办法不是没有，而是有很多，就是看你少帅能不能果断下决心，并坚决施行。” 张学良急道：“只要有办法，我言听计从！” 黄绍竑也帮腔道：“希夷，情况紧急，你这个智多星，就不要卖关子了！” 叶挺于是说：“此次热河、长城会战，我预计会有四个阶段，如今不过是第一阶段而已，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 表面上看，此次前线我军20万大军全面溃退，已经惨败。但实际上，我军损失并不大，实力还在，关键是整顿部队，以利再战。究其原因，就是日军一贯有个大毛病，喜好占领城市，故主力都集中沿公路快速推进，有坦克开路，有飞机支援，有汽车乘坐，浩浩荡荡，气势汹汹，这次果然一举拿下朝阳、凌源、叶柏寿（建平）、承德等热河重镇，纷纷向天皇报捷，天皇也一再嘉奖，关东军更是得意洋洋，实则犯兵家之大忌。关东军没有利用机械化部队的优势，从东西两线对我军进行迂回大包抄，向心突击，一举合围我热河全部驻军予以歼灭，反而为了尽快夺取省府承德，将进攻主力放在中路，就是加强第8师团，一味进行一线突进，眼睛只盯住承德。这样我军主力虽然溃败，但除了丢弃大批武器外，人员还基本完整，没有成建制被歼，所以我军兵力损失不大，局势还有可为。” 听到叶挺这样分析，张学良、黄绍竑都精神一振，似乎看到了希望。 叶挺继续道：“但少帅说的不错，兵败如山倒，当务之急，是稳定战线，迅速收拢溃军，进行整顿，这样必须坚决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尽快稳住战线，在长城一线阻止日军攻势，顿挫其兵锋，以利我军部署。从热河退下来的东北军主力，依然保存了完整建制和实力，尚可发挥作用。可令王以哲的67军逐步退守古北口，利用口前长山峪的险要地形，迟滞日军主力第8师团；令万福麟的53军逐步退守喜峰口，凭险顶住日军混成33旅团；令商震的32军顶上冷口，对付日军混成14旅团。北平军分会要立即动员起来，将库存的武器、弹药、物资立即向长城一线输送，炮兵也要集中使用，支援长城一线守军，才能鼓舞士气。我已与宋院长商量好，军情紧急，华北税收的主要来源，即天津海关和长芦盐运使署的收入，主要用作军费开支，每月可提供300万元，以稳定军心，补充物资。 长城防线各部务必顶住1个星期左右，再撤下换防，到后方整补。拟以宋哲元的29军前往喜峰口，替换53军；据参谋次长杨杰通报，中央军徐庭瑶的17军3个师已陆续乘火车抵达北平，可将其顶上最重要的古北口，替换67军。宋院长的税警总团已经从济南乘火车沿津浦路北上，该部为德械的重装部队，在山地施展不开，可将该部集中于北平北部的密云一带，构筑工事为长城后的北平最后防线，相机支援前线，也作为北平军分会的总预备队。” 张学良、黄绍竑乃至邓演达均以为叶挺如此布置是给宋子文的面子，毕竟宋院长每月拿出了300万大洋。哪知叶挺另有打算。 叶挺继续说：“第二，在稳定战线的同时，立即以雷厉风行的措施，快刀斩乱麻，撤换不得力将领，换上有作为的少壮派军官！所谓‘将熊熊一窝’，这次热河溃败，与前方大将指挥不力，未战先逃有关。我的意见，必须以铁血手段整肃军纪，凡不执行命令者，轻则撤职，重则就地正法！我建议由参谋处长王化一就任军法处处长，持少帅手令，有先斩后奏之权，以北平宪兵第3、4团为督战队，立即赶往前线，惩处有关责任人。 此次失败的最大祸首，就是汤玉麟，他的200辆汽车已接近古北口，来电要求放行，无非是装载财物逃往天津租界。对此人，可虚与委蛇，将其放进关来，王处长可率督战队迅速前往，配合王以哲军长，将其拿下，迅速处置，并收编其部55军！” 历史上，汤玉麟逃到古北口，要求放行，张学良不准其进关，汤玉麟遂带着财宝以及部队转而逃往察哈尔省东部的沽源。等张学良醒悟过来，要王化一持手令前往古北口处决汤玉麟时，汤玉麟已经逃之夭夭，错过时机。叶挺如此安排，就是为了避免历史的失误。另外，处决汤玉麟，可将战败之责推给汤玉麟，为张学良缓解压力，张学良等对此自然心知肚明。 “汤玉麟是此次失败的罪魁祸首，处决他，既大快人心，也解了各方怨气，还震慑了前方大将，只有拼力向前，才有出路，一举数得！宋哲元曾任热河都统，深孚民望，可让其兼任热河省的省长，既安热河人民之心，也可激励士气，促使宋哲元拼杀。” 叶挺接着说：“辅帅（张作相）年事已高，身体不好，这次又在承德受了惊吓，差点开枪自尽，幸亏警卫发现得快。我看，就调辅帅为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议，回到后方压惊。他的儿子张廷枢，作战不力，对承德失守有一定责任，不责罚无以服众，最好调其为军分会高参，协助他父亲谋划。 他们两人都是张家的人，如果由外人接替职务，怕不肯服。我的意见，就以少帅的二弟、天津市长张学铭接替辅帅为第2集团军总司令，解方为参谋处长，统一指挥长城一线部队；以少帅四弟张学思（1933年加入**，建国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接替张廷枢为112师的师长，这样辅帅父子也不会有多大意见。” 张学良喜道：“这样好！这样好！” 叶挺道：“军长万福麟也必须撤换，他的4军团53军足有6个师，为东北军头等主力军，却如此快溃退下来，也不能对其容情。他不是要求回北平吗？就让他回来述职，趁机夺其兵权，免其职务，由骑兵第2师的师长黄显声接任53军的军长。” 历史上从热河溃退后，万福麟谎报军情，飞快逃入喜峰口，致电张学良要求回北平一行。张学良气愤地说：“要你率部反攻，你要回来，拿头来见我！”结果万福麟继续赖在53军的军长位置上，直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他又重施故技，谎报军情，说什么部队无士气，不堪战斗。当时蒋介石的头号德国顾问法尔肯豪森前往视察，发现“万的部队士气身高，完全是万本人的问题。”东北军就是被这些腐朽将领搞坏的，所以叶挺这次借机要求对其撤换。 第2骑兵师的师长黄显声，历史上以同“小萝卜头”共同关押在白公馆而闻名。 1896年，黄显声出生于辽宁省凤城县，早年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就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后因言论“过激”、行为“越轨”被学校开除。他毅然投笔从戎，1921年考进东北陆军讲武堂三期炮科，毕业后一直服役于东北军，1930年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公安局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沈阳公安局均按他的命令奋起抵抗，这是当时沈阳唯一未执行“不抵抗”命令的武装队伍。9月下旬，他首先将所有撤退到锦州的警察公安部队和从各县征招的兵员整编为3个骑兵总队，1932年秋改编为骑兵第2师。冯玉祥在察绥组织抗日同盟军，当时黄的部队驻怀来一带，他派人前去见冯，派在该师工作的**员刘澜波（刘澜波同志“九一八”后在锦州协助黄组织义勇军，以后一直任其秘书）率一支义勇队先期开赴察绥参加行动。当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时，为防备驻河北的53军发生动摇，特派黄显声到该军任副军长，以牵制军长万福麟的行动。黄赴石家庄后，即和116师的吕正操等形成该军抗日中坚。1938年2月，国民党特务以黄显声“私通**”、“联络东北军反抗中央”等罪名，将其逮捕，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在白公馆将黄显声杀害。 所以，叶挺建议由黄显声接替万福麟出任53军的军长，是有充分考虑的。 张学良对黄显声甚为了解，略一思索就同意了。 叶挺接着严厉地说：“40军的军长庞炳勋，一惯以保存实力著称，滑如泥鳅，这次要他支援冷口，他借故拖延，致使至关重要的冷口丢失，长城防线被日军打开口子，有全线崩溃的危险！对他也必须处置，他和宋哲元同属西北军，以前有交情，宋哲元为第3军团的军团长，正好下辖40军，我们暗中许诺宋哲元，做好解决庞炳勋的准备，将其部队编入29军（注：撤销40军的番号叶挺早有预谋，另有大用），宋哲元一定乐意！可借张学铭就任第2集团军总司令、首次召开作战会议为名，邀请宋哲元和庞炳勋一同前来，庞炳勋就不会生疑。席间来个鸿门宴，就马到功成。” 张学良对庞炳勋磨磨蹭蹭导致冷口丢失痛恨不已，当下答应。 叶挺续道：“临阵走马换将，本为兵家之忌，但不如此无以整肃军纪。打仗要赏罚分明，对拼力死战，战功卓著的部队，优先补充兵员、武器弹药，消耗多少补多少，维持战力，部队的军饷足额发放，战绩优异者另有重赏，指挥官优先提拔！反之，对作战不力者，指挥官或撤职查办，或就地正法，部队撤销番号，人员武器补入打得好的部队中去，如此才可激励前线部队和指挥官奋力作战。 从热河退下来的东北挺进军（即原东北义勇军）足有8万之多，可将其撤至后方整顿，补充粮饷，稳定军心。这些部队，有相当部分，比如63军，基本上是由原东北军官兵组成，有一定军事素养，唯士气较低。可用北平军分会教导团对其进行训练，恢复战力，逐批补入在长城一线作战的部队。长城在冀北虽然长达数百公里，但关口只有那么几个，地势险要，大部队也施展不开，可令守卫关口各军，将3个师轮番使用，每师又将各旅、团轮番使用，受到一定损失后及撤下整补，补充人员武器，再填上去，这样交替使用，可不使部队失血过多，保持住战力。” 张学良、黄绍竑等连声说：“这样部署好，可以让部队保持元气。” 叶挺接着说：“至于德王叛变，不过跳梁小丑而已，不足为患。该部伪军位于热河侧翼，可用傅作义的59军前往，足可对付。此外，德王叛变，还有石王，即乌拉特西公旗的石拉布多尔吉。石王坚决反对‘**’，还是傅作义的好朋友。他的妻子奇俊峰，也是一位奇女子，大力支持丈夫维护祖国统一。有了他们夫妇的帮助，就能有力地牵制德王，粉碎其分裂祖国的阴谋。” 奇俊峰，蒙古名为色福勒玛，是一位为了蒙古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女英雄，历史上蒋介石曾亲自授予她中将军衔。 奇俊峰出生于内蒙古阿拉善旗一个蒙古贵族家庭，父亲德毅忱，曾被袁世凯授予辅国公爵位，但他反对封建王公制度，参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后牺牲。19岁的奇俊峰由姑母作主，嫁给乌拉特西公旗的旗长石拉布多尔吉（时人称之为‘石王”）为福晋。当时，西公旗各派贵族势力矛盾错综复杂，为争夺全旗统治权而明争暗斗，分裂势力以锡林郭勒盟的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时人称之为‘德王”）为靠山。“石王”去世后，为了平息西公旗的混乱局面，奇俊峰亲往归绥（今呼和浩特）拜见傅作义，寻求支持。傅作义对奇俊峰的勇气和见地十分赞赏，以绥远省政府决议案的形式作出了由奇俊峰行使对全旗的管辖权的决定。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政部任命奇俊峰为乌拉特前旗保安司令。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又任命她为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部司令，并授予少将军衔。防守司令部设在五原县城。1940　年3月，奇俊峰一行到重庆述职，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等高级军政官员举行盛大招待会，高度评价奇俊峰抗战爱国的事迹。6月初的一天，蒋介石夫妇召见奇俊峰一行，奇俊峰向蒋介石、宋美龄行了军礼，敬献了哈达和锦旗，其子奇法武按蒙古礼节行了跪拜礼。随后，奇俊峰详细汇报了自己投奔抗日阵营前后的情况和蒙奸倒行逆施、祸害百姓的累累罪行。蒋介石赞誉她是有胆有识的蒙古族的女英雄，当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51 部分阅读 谷照笥昂蟮那榭龊兔杉榈剐心媸⒒龊Π傩盏睦劾圩镄小＝槭抻怯械ㄓ惺兜拿晒抛宓呐⑿郏背⌒迹航婵》逦诶厍捌旆朗厮玖畈恐薪玖睢Ｕ獯握偌蚱屏艘酝墓呃钩中?个多小时。晚间蒋介石夫妇还在官邸与奇俊峰一行共进了晚餐。宋美龄指示重庆妇女界举行专场报告会，请奇俊峰作抗日演说。宋美龄还亲自陪同奇俊峰到重庆小龙桥中正中学作激励抗日士气的演讲。当时《中央日报》详尽报道了蒋介石夫妇召见奇俊峰的盛况和奇俊峰一行在重庆参加的各项活动。 洞悉历史的叶挺，虽然未曾预料到“德王”如此早叛变，但早就预下了“石王”夫妇这颗棋子对抗蒙奸分裂势力，如今也提前启动。 邓演达笑道：“宜生（傅作义字宜生）天下名将，又有‘石王’夫妇襄助，对付‘德王’这些汉奸，正好开杀戒。” 叶挺道：“还有就是整编部队番号和特种兵。我军指挥层次过多，集团军下面有军团，军团下面有军，军下面有师，师下面有旅，旅下面有团，从集团军到团足有6层架构，没有必要。目前局势危急，大规模整编部队已不可行，但可先裁撤军团这一级建制，由集团军直接指挥军，以简化机构，便于灵活指挥。特种兵也予以整编，将所有骑兵部队同统一编为骑兵军，由冯占海任军长；所有炮兵部队整编为炮兵师，由邹作华任师长。” 张学良道：“如此安排甚好，辅帅那边也说得过去。” 原63军的军长冯占海是张作相的外甥，这次要夺张作相及其次子张廷枢的兵权，两人肯定不满。由冯占海出任骑兵军的军长，实际上是张作相在东北军中的代表，也是平衡各方势力的关系。邹作华是东北军著名的炮兵专家，曾先后留学日、德、法等国专攻炮兵，乃东北军的炮兵创建元老，并为奉系军队的攻城略地屡建奇勋，甚至一度成为中国唯一的“炮兵军”的军长。他生活西化，举止言谈成为奉系青年军官膜拜的样板。他还曾担任过中央陆军炮兵学校的教育长（实际上负全责，因校长为蒋介石挂名），公认在他任职教育长期间，中央炮校的教学质量最好。 叶挺继续道：“采取以上措施，顺利的话，足可在长城一线稳住战线，并利用险要地形，予日寇以重大打击。但当前，我军也不可纯取守势，助长日寇气焰，还必须组织起几个攻势，挫一挫日军的锐气，也可鼓舞全国人民，振奋士气。” 张学良、黄绍竑疑惑道：“现在还能组织起攻势吗？” 叶挺走到地图前，比划道：“各位请看，热河战线虽然大多崩溃，但垮的主要是中路，就是汤玉麟的部队，北线和东线尚有可为。北线的孙殿英41军，是经过中原大战锻炼的劲旅，东陵盗宝贩卖文物又获巨额钱财，购买了大量德国先进武器，实际战斗力非常强，热河开战以来一直顽强作战，致使当面日军第6师团前进缓慢，至今未占领赤峰，日寇焦躁不已，我军就有机可乘。我想请季宽以慰问为名，去孙殿英那里指导，何应钦不是也要你去吗？我给季宽锦囊一个，届时拆开依计行事，定可建立奇功，名扬天下！东线的4军团53军，战力仍大致维持，部队堪称精锐，只是万福麟无能。现在日寇进军异常顺利，更加骄横，各部失去应有的谨慎，居然以大队为单位分别穿插，我军只要抓住战机，就可捕捉其一路予以歼灭！我想前往该处，协助该军组织攻势，定要给日寇以沉重打击，重新树立东北军的形象，不知少帅以为如何？” 张学良慨然道：“希夷为东北军着想，如果此战成功，你就是东北军的恩人，洗刷我东北军之耻！这样，王化一担任军法处的处长，兼东北挺进军司令；我任命希夷为北平军分会参谋处长，协助季宽，也有个名分，不知季宽意下如何？” 黄绍竑笑道：“我求之不得，只怕委屈了希夷大才。我现在还在想希夷有什么锦囊妙计，足以让我扬名立万？” 叶挺笑道：“天机不可泄漏，届时你自然知道，此事我敢打包票。这样一来，我军的态势就是中间在长城一线取守势，北线和东线取局部攻势，大局稳定还是有把握的。接着还有几步措施： 要请冯玉祥出山，到华北协助指挥，凭他的巨大声望，足可凝聚起华北抗日部队。” 众人心里雪亮，知道张学良吸毒导致身体太差，难以理事，让冯玉祥前来，实际上主持华北抗战，也是为了对抗何应钦，防止其夺张学良的权。对何应钦，叶挺已有应对之策，准备“送瘟神”。 “长城沿线作战，即为本期第二阶段作战。待在长城一线顶住日军后，两广10万大军北上，替换下长城沿线各部，加入战场，是为第三阶段作战。待将日军打出长城后，再与全国抗日援军联合，大举反攻热河，收复失地，是为第四阶段作战。” 张学良道：“好，好，就按照希夷所说的办，我要安心养病，静候佳音。在冯玉祥将军到来前，军分会日常工作，就有季宽主持，请择公、希夷协助。” 第三十四章：力挽狂澜（2） 由于张学良的退养，北平军分会的实际负责人就为参谋长黄绍竑。军情紧急，军法处的处长王化一率领由宪兵第3、4团组成的督战队迅速乘坐汽车赶往前线整顿部队，收容溃兵；叶挺前往喜峰口外的宽城53军的军部，黄绍竑经丰宁、围场前往赤峰41军的军部，亲临前线指挥；北平军分会的日常工作，暂时就由第2集团军的总司令张学铭、参谋处长解方主持，邓演达为总顾问。梁华盛则继续负责西郊机场的绝密行动。 由于迅速贯彻叶挺的一系列紧急措施，从热河南部直至长城一线的“雪崩效应”逐渐得到缓解和制止： 在得到张学良的来电同意后，汤玉麟大喜过望，率领200辆汽车组成的浩浩荡荡大车队开入古北口，经南天门抵达石匣镇暂事休息，眼看就可以经密云抄近路去天津。哪知此时王化一率领的2个宪兵团赶到，当即秘密将汤玉麟及其儿子、侄儿控制，随即将200辆汽车的财物全部缴获。在北平新闻记者和热河代表的见证下，军法处行刑队将汤家上下10余人全部就地枪毙，消息传出大快人心，热河人民奔走相告，热切盼望新的省主席宋哲元率部光复国土。 从承德、滦平退向古北口的汤玉麟55军、36师残部，在古北口前的险要关口长山峪被早有准备的王以哲67军的107、110、117师包围缴械，大部分军官押往北平陆军监狱关押审判；55军被撤销番号，36师缩编（列入67军建制），撤销旅的建制（当时东北军旅改师后，除了张学良卫队第105师下辖有旅外，其余师均只辖团），只下辖106、108团，师长牛元峰，团长分别是石世安和郑维藩，都是东北军中宁死不降的著名悍将（历史上1935年11月在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的第一仗直罗镇战役中，牛元峰、石世安等均自杀身亡），正好以铁腕手段整肃汤玉麟部的败兵，其中吸鸦片的“双枪兵”和全部骑兵部队都补入孙殿英的41军（也是一支“鸦片部队”）。 看到汤玉麟遭处决，部队也被撤销番号（历史上汤玉麟部分别被宋哲元、孙殿英收编），一些贪生怕死的将领也悚然心惊，畏惧军法无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振作。 张作相和其次子张廷枢逃入古北口到达南天门时，碰到王化一前来宣布张学良的手令，就地免职。两人虽然不服，但接替者是张家兄弟张学铭、张学思，说到底还是自家人，加上由亲戚冯占海任骑兵军的军长，毕竟在东北军中保留了势力，故也没有很大的抵触。张学良额外开恩，将汤玉麟汽车上运载的大量鸦片交由张作相父子两人“对半处理”，这批上好的“云烟”及“口外烟”后在天津转手足足卖得400万元，一半归张作相父子所有，一半归张学良充作军费。汤玉麟在天津的豪宅也归张作相父子所有，两父子大喜，在该处别墅又接收汤玉麟藏匿此处的上百万元及几十名姨太太（当时各地军阀养小老婆很多都有上百名，有的还可以编成“加强连”，是十足的“土皇帝”），狠狠发了一笔，也就不在东北军中作梗。至于汤玉麟汽车上的其它财物，则全部变卖充公。通过没收汤玉麟的巨额财产，总算解了军饷的燃眉之急。 且说接到张学良命令去冷口接防的40军的军长庞炳勋，磨磨蹭蹭，好不容易捱到蓟县，就停滞不前。这天庞炳勋正在烟床上吞云吐雾。突然副官来报告：“宋军团长和荩忱、仰之来了！” 庞炳勋一惊坐起：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宋军团长自然就是第3军团的军团长宋哲元，指挥自己的29军和庞炳勋的40军，是庞的顶头上司。荩忱是29军38师的师长张自忠，仰之是37师的师长冯治安。 宋哲元一进来就说：“庞拐子，你好自在啊！”庞炳勋之前在冯玉祥手下打仗时，一条腿负过伤，所以军中称为“庞拐子”。 庞炳勋赔笑道：“明轩（宋哲元字明轩），大家光临，有何贵干，还带了荩忱、仰之来？” 宋哲元道：“军团部刚接到北平军分会的命令，我3军团划归第2集团军，少帅和新任总司令张学铭拟于后天召集各军的军、师长开会，部署作战事宜，所以特来通知庞军长一同前往。” “哦？明轩知不知道少帅对我部如何安排？”庞炳勋的窝抠眼滴溜溜的乱转，毕竟十几年打拼下来，自己只有40军这个资本，当然要防“鸿门宴”。这时副官又回来对庞炳勋耳语几句，告知宋哲元等只带了1个警卫排来，庞炳勋才略微放心，不再怀疑宋哲元要用武力解决自己。 这时宋哲元笑着说：“庞军长宽心，少帅已有手令，目前正值用人之际，就不追究你部责任了。我29军已接到命令，前往喜峰口接防，此次去就是商量与53军的接防事宜。现在北平唯一的部队105师已开往密云，城中空虚，少帅的意思是调你部前往北平，并任命你为北平卫戍司令，就在后天的会上宣布。” 庞炳勋接过宋哲元递来的手令，确实不假，但他老奸巨猾，不见兔子不撒鹰，嘿嘿奸笑道：“少帅如此垂青，在下受宠若惊。只是明轩你也看到了，我的身体不好，虚弱得紧，这会就由副师长刘世荣代为参加吧……” 这时冯治安厉声说：“庞军长，我们29军去前线拼命，你们在城里花花世界享福，还要怎样？少帅是感激你在当年石友三叛乱时没有附和，所以才对你青眼有加，你别不识抬举！” 张自忠打圆场道：“庞军长，如今北平军分会所有部队都顶上长城一线，北平十分空虚，所以才调你部接防。如你不前往，少帅改变主意，让29军卫戍北平，你们去喜峰口，你就愿意？” 西北军内部很讲究资历和上下关系。宋哲元是“五虎将”之一，资历深，但还未必能镇住庞炳勋。张自忠这个人性格内向，最不会出口伤人，虽然贫困农民出身，但四书五经学得好，讲起话来，不是引经据典，也附和儒者精神。冯治安此人无论从相貌到语言行动都是见棱见角，机智敏锐敢做敢为，不然他三十几岁怎么能在讲究论资排辈的西北军中手握重兵，冯、张一红脸一白脸真是“好搭档”。 在热河会战前的顺承王府会议上，确实是调29军防守喜峰口，但庞炳勋对自己违抗去冷口的军令始终忐忑不安，如今“有过受禄”，害怕张学良借“鸿门宴”搞掉自己，于是说：“好说，好说。我今晚请名医调理一番，如果治好了病，后天定会准时赴会。” 张自忠、冯治安正待再劝，宋哲元却发话说：“我说庞拐子，我们同为西北军将领，多年交情，我会害你吗？那也好，我们先去，不过庞拐子你得准时来啊，不然，嘿嘿，我老宋可眼红北平得紧啊！” 望着告辞出去的宋哲元三人，庞炳勋心大心小，犹豫不定。北平卫戍司令的诱惑虽大，但保住老本更要紧。庞炳勋已有了主意。 宋哲元等三人离开后，冯治安途中问道：“军长，你看庞拐子会不会上钩？” “有叶参座的庙算，定会请得动庞拐子，引君入瓮。” 张自忠担心道：“但29军主力确实开往喜峰口，105师也去了密云，城内2个宪兵团去了前线督战，现在的北平可以说再也没有成建制的部队。就算用‘鸿门宴’擒了庞拐子，他的部队作起乱来，又怎么制得住？” 宋哲元沉思道：“我也不知道，但叶参座算无遗策，定有应对之计，我等放心就是，只等接收庞拐子的部队了。” 且说庞炳勋一边诈病，一边派出大批哨探去打听消息。次日哨探来报，29军全军开往喜峰口，前锋已到遵化；由北平军分会卫队改编的东北军105师已到密云，北平城内确实一片空虚。塘沽一带防备日军登陆的东北军51军于学忠部没有任何动静，正在严密监视中。 庞炳勋这才放下心来，下令40军全军出动，即刻移驻北平东郊通州的原29军的营房，他自己则根据会议安排，提前入住顺承王府。毕竟卫戍司令的诱惑太大，得罪了“小六子”说不定真的泡汤。就算张学良不安好心，他也得顾虑自己就在北平城脚的一个军的部队，否则，40军发起难来，张学良外围的29军也好，105师也好，都来不及调回，那时，哼哼…… 为了万无一失，庞炳勋还派出一些哨探，携带几部电台，分别潜伏在从密云、遵化通往北平的必经之路上，一发现大部队南下，立刻通知军部，40军的部队不必等待命令，立即动手打进北平“勤王”！ 可惜，庞炳勋守住了公路，却漏了另一条路，另一支部队。 就在庞炳勋踌躇满志地参加北平军分会作战会议的时候，果然在席间被当场拿下。主持会议的张学铭宣布庞炳勋违抗军令，贻误战机，免去其职务，投入北平陆军监狱。 庞炳勋做梦也没想到张学铭敢动手，不禁气急败坏，指望40军前来“救驾”。 就在这天清晨，通州火车站突然驶来几十列的军列，在铁道部门全力配合下迅速卸载，车上下来数万名头戴德国钢盔、装备精良的部队，迅速将不远处40军的营房包围，首先控制了枪械库。没接到潜伏电台通知，毫无防备40军的官兵在美梦中惊醒，睡眼惺忪中，被无数支黑洞洞的轻机枪、冲锋枪抵住，只得放弃抵抗。 不用说，这支从铁路来的精锐部队就是宋子文的税警总团，是庞炳勋做梦也想不到的奇兵，这个老军阀终于还是被叶挺算计。为了不使庞炳勋警觉，对付他的时间在解决汤玉麟之前。庞炳勋此人虽然历史上抗战中在临沂与日军拼了一仗，为台儿庄战斗立了功，但反复无常，后来很快就投敌当了汉奸。与其无时无刻防备这些小人，不如提早解决其部队，交给张自忠等抗日名将指挥，更能发挥作用。 解决庞炳勋部后，105师乘坐汤玉麟留下的200辆汽车，分几批迅速从密云返回北平卫戍；此后这批汽车开往遵化，将29军的冯治安37师、张自忠38师部队陆续接回通州营房，就地改编庞炳勋的40军。刘汝明暂编第2师则先行开往喜峰口。 庞炳勋的40军虽然号称1个军，但下面只有1个39师，只下辖2个旅。但将该部并入宋哲元的29军，使29军充实到2。5万人，大大增强了喜峰口抗战的力量，给予日寇以更重大的打击，这是后话。 第三十五章：新鸿门宴 北平城的空虚，以及解决庞炳勋部暂时带来的混乱，被四处密布的日本间谍看在眼里。日本特务头子似乎感到时机已到，立即策划巨大的阴谋，企图来个里应外合，前后夹击。 日本人首先在南郊的丰台挑起事端。 前面说过，从北平南下中原必行太行山东麓缓坡，自古以来太行缓坡都是进出京城的交通要道。而丰台就卡在太行缓坡的出口处，是连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交通枢纽，平津地区的重要战略据点。日本“中国驻屯军”混成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驻扎丰台，尤如卡住了平津地区中**队的脖子。 丰台车站的月台上，布满了持枪的日本兵。往来的旅客中，有一部分是挟着大公事包、戴着玳瑁镜框眼镜的日本顾问；街上到处是日本人开设的“日本料理”店；其间夹杂着不少爿朝鲜浪人（俗称“高丽棒子”）开设的挂着“芙蓉膏”招牌的大烟馆和专卖海洛因毒品的：白面房：；还有穿着鲜艳大和服的日本艺妓，叽叽咯咯地在街上徜徉。城墙上飘扬着日本的太阳旗，整个丰台仿佛就是一个“小日本国”。 为了与驻丰台的日军对抗，29军的冯治安37师移驻于此，一边整编庞炳勋的部队，一边监视日本人的动静。 按惯例，又是日本浪人首先挑起事端。3月1日，日本侨民森川太郎擅自闯入丰台中国37师222团1营的兵营，与中国士兵发生殴斗，森川受伤。事发后，日方既不调查，也不讲理，而以此为借口，又要求中**队撤出丰台。3月3日下午6时，丰台中国驻军第5连，在野外演习归途中，与1个中队的日军迎面相遇，各不相让。日军小队长岩井少尉策马冲进中**队队列，中**队忍无可忍，遂以枪托击马。日军中队长下令包围中**队，中国官兵见状，个个义愤填膺，与日军列阵对峙！ 就在局势一触即发之际，29军的军长宋哲元突然收到一张烫金印有富士山图画的请柬：“为促进中日亲善，拟举行日中军方连以上军官联谊会，务请3月6日上午10时准时出席。”落款：大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中村孝太郎中将，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 宋哲元知道，每当中日发生一次军事冲突，总是要举行这种充满杀气的“联欢”宴会，接着便是谈判、无休止和不公正的谈判。这次宴会，一定是这次丰台武装冲突引出的后果。东方人是爱面子的，尤其是中国人，拒不参加岂不示弱？有人出谋划策，不如29军坐庄，以主人身份请客，既不失面子又能了却此事。29军请示后即以北平军分会名义，由在北平团以上军官作陪，在中南海怀仁堂招待在北平日本驻屯军连以上军官。史称“新鸿门宴”。 “联欢会”准时开始。先是宋哲元起立做简短讲话，大意是中日两国不应兵戎相见，而应该化干戈为玉帛，请日军立即停止对热河、长城的侵略行动，否则莫怪中**人手下无情。接着是松井讲话，大意是关东军是关东军，中国驻屯军是中国驻屯军，他们管不了。又说中日是同族同文的国家，应该力求亲善。 讲话完毕，日本中国驻屯混成旅团的旅团长河边正三和顾问樱井德太郎带头鼓掌。然后是合影照相，每一个中**官旁边安插着一个日本人。中**官都不愿奴颜事敌，所以每人板着脸孔，没有一点笑模样，日本人的表情恰恰相反，都笑得龇着大金牙，俨然是一副得胜的样子。这一切程序完毕，宴会便开始了。 筵席在大厅分两行共摆了12桌。宋哲元、河边、松井、樱井、秦德纯（29军副军长）、冯治安和社会名流吴佩孚、张怀芝等共坐两桌，其余的中日双方军官，共坐8桌。有两桌是空桌，备上下菜之用。这样，每张筵席桌边坐三四个日本军官，他们坐客位，四五个中**官坐主位，总计出席宴会的中方代表40多人，日本军官30多人。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中村孝太郎据称临时犯了心脏病没能出席。 宴会开始时，宋哲元起立端起酒杯，大家随着也站起身来，互相敬酒，彼此说着违心的客套话，然后落座吃将起来。酒过三巡，一个日本军官忽然跳上那张空桌，唱了一首日本国歌《君之代》，那巨大的带着日本武士道粗野腔调的歌声，仿佛撞击着大厅的拱顶，震响起来： “乞米戛要哇，乞要你，呀乞要你，撒砸勒，你希闹一洼伙斗打李爹，阔该闹母死妈跌……”（这段是日语发音。歌词大意是：“生活在天皇时代，它能千代万代繁荣永存，就像岩石一样永恒，连岩石上的青苔也是如此。”词出《古今集》明治13年宫内省雅乐课林广守作曲，明治26年文部省确定为国歌）。 歌声一停，又有两个日本军官跳上桌子，扯着破锣似的嗓子，唱了一首《爱马行》： “哭你娃爹爹裤子开了自己做……”（这是歌词第一句的日文发音，用中文写出，颇有谐趣，大意是：“从国门出来已经几个月了”。下面的歌词是：“我和这匹战马共生死，我们向山川挺进，和马共患难。”） 中**官听不懂这些日本歌曲，瞪着铃铛般的双眼，只感到这些日本军官是在挑战。他们觉着中国也不甘落后，这时，37师110旅的副旅长何基沣三步并作两步，敏捷地纵身跃上桌子，挥着双臂，以浑厚的高放歌喉唱起了一支黄族歌，以示应战。大厅里一时很静，只有何基沣粗犷的歌声绕梁回荡：“黄族人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 不知何时，台下中**官们已随声唱起了这激昂的歌。 歌毕，一个日本军官喷着酒气又带着挑战的姿态跳上桌去，手舞足蹈地唱了日本的《海军进行曲》，歌词大意是：“看吧，东海的天空已经亮了，旭日高升，光焰照耀，天地的正义发扬光大，希望充满全球，崇高的姿态像无缺金瓯，这是我们日本的夸耀”。此歌是为庆祝日俄战争胜利而作。 中**官苦于没有新歌演唱，只有干着急。这时，李文田副师长也上了桌子，用粗壮的嗓音唱了一段黑头腔《大保国》。 正在这时，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起立，始而舞蹈，继而舞刀，真是寒光四射，杀气腾腾，大有《鸿门宴》项庄舞剑之意。在座的中**官，目睹这一场景，莫不瞠目惊疑，情况紧急，大家都义愤填膺，想与日方一拼。冯治安心里很着急，便小声对他身旁的几位军官说： “莫非这个松井想当一次项庄吗？” 这当口，29军副军长秦德纯凑近38师114旅的旅长董升堂耳语道：“事急矣，你是打拳，还是耍刀？” 西北军猛将董升堂毫不含糊，开口道：“先打拳，后耍刀。”话音未落，董升堂旅长离开座位，窜上桌子，打了一套西北军中流行的拳术，起脚抬腿利索，旋转起跳宛若长臂猿。接着独立第28旅的旅长李致远少将也打了一套漂亮的花拳。源远流长的中国武术，远非日本人所能比，气焰嚣张的日本军被镇住了。 几个初到中国的日军下级军官似乎并不服气，又跳出来耍起了日本人的剑术。这几个年轻尉官不知深浅，其劈、刺动作总是指向中**官，显得极缺教养。董升堂这时不知从哪儿找来一片大刀，呼呼作响、刀刀带风地舞将起来。 董升堂刚退下，日军驻丰台的混成大队长野村，气势汹汹地跳到宴席前的空场上，从腰间拔出一把“倭刀”，挥舞起来。 冯治安对刚坐下的李致远旅长说： “日军居心叵测，李旅长，你身强力壮，恐怕要当一次樊哙了。” “是的。”李旅长气得圆瞪着大眼，早已按捺不住他胸中的怒火，“师长，咱不能甘拜下风呀，来吧，传令兵！” 一个腰挎盒子枪的传令兵走到桌前，他低声地吩咐他：“去，坐我的小汽车，到打磨厂永增刀铺取我定做的那把用最好的钢打成的‘柳叶刀’，越快越好。只要车轱轳飞不下来就行。”传令兵按着枪套，跑出怀仁堂大厅去了。 只见李致远手操刚刚打成的“柳叶刀”，扑进大厅中央，来了套十分叫座的“滚堂刀”。李致远从10岁起就在练这套刀法，所以舞起来既精又猛，毫不费力，把在座的日本军官都看傻了。 “啊，喝酒，喝酒，”松井和野村两人，一人捧着中国花雕酒罐，一人拿着日本的太阳啤酒，走到李旅长的脸前，争着给他敬酒，口称他：“李武术家，今日相逢恨晚，咱们交个朋友吧，喝，一醉方休！” 一伙日本军官一窝蜂似的跑过来给李旅长和舞大刀片的董升堂旅长敬酒，冯治安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日本军官的意思是想把他俩灌醉，他真有点为他们担心。其实他多虑了，原来李旅长和董旅长心照不宣，早已达成默契，每人都轮流去厕所，在那里把酒吐干净，再回来跟日本人碰杯。所以直到宴会完了，他们也没有喝醉。 武戏到此收场，日本人寻衅施威，却没在中**人面前讨得半点便宜。见武的不行，日军中几个略通书法者又提出比比书法，想在文戏上压中**人。 这更是班门弄斧，就在日本人对着自己的“杰作”洋洋得意之时，坐在一旁的北平名流吴佩孚出场了。就见他当众挥笔，一笔独成一行，转眼便展开了一个大条幅。吴佩孚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一行醉笔是龙飞凤舞、气势磅礴。那几个沉不住气的日本军官竟动起了手，急欲把这件精品收归己有。 场内一时有些乱。这时，几个日本军官冲出桌席，直奔最高长官就坐的主席，吆喝着把宋哲元、秦德纯一一高举起来，口中还大喝着号子。见此情景，10多个中**队的旅、团长们互递眼色，也冲至主桌，连拉带拽地拖出边村旅团长和松井机关长，吆喝着把两人抛向了空中，接住再抛起……。 会场空气一时万分紧张，双方如临大敌，颇有一触即发之势。 关键时刻，宋哲元见气氛不对，急忙开口，夸张地赞扬了这次“联欢会”的圆满。松井也以类似的口吻作了最后总结，并建议类似的联欢活动今后常搞。 宴会就在这种异常紧张、双方对峙、一触即发而又力避冲突、化险为夷的矛盾复杂情况中结束了。宋哲元走出厅外，站在石雕的丹墀礓碴上，拱手作揖地把日军的客人送走。 众人不欢而散。联欢会不但未使双方的紧张气氛缓和下来，反而加剧了华北地区中日两军的敌对紧张状态。回去的路上，何基沣小声地对身边的冯治安师长嘀咕道：“日本人绝不是善人，这一仗早晚要打。” 冯治安瞪了对方一眼，叹口气道：“别说了！这种事还是别发生为好。唉，只怕这一天来到时，我们还是这么被动。华北要是变成东北，那我们将何以面对国人，面对祖宗？！” 李文田见周围日军已经走散，使用手肘碰一碰李旅长，悄声地说： “致远兄，你扮演的樊哙起了作用，这可真是在怀仁堂唱了一出新鸿门宴啊！” 李致远会心地笑了笑，刚要走出门去，没想到松井却站在门边等他。松岛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微笑着说： “李武术家，我钦佩你的武艺高强，非常想跟你交个朋友，咱们一块儿出去转转如何？” “不行，我们的长官还有事，必须等着。”李旅长知道日本人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推辞着说。 松岛拉起李致远的手，醉眼惺忪又笑眯眯地说： “去吧，转转去。不要害怕！” 这句高傲的话刺激了李旅长，他的脸胀红着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 他俩走出怀仁堂，松岛的一辆“沃托托”牌汽车就停在甬路旁，他伸出一只手，拉开车门，谦让着说：“请，里请！” 李旅长刚要迈腿进车，他的传令兵追上来问：“车跟着吧？” “不用，你在这里等等吧，我们在中南海里边转转就回来。”他边说边坐进小轿车里去。 汽车以飞快的速度开起来，一下子就冲出了中南海的新华门。 汽车左拐右弯，转过几条繁荣的街道，最后停在石头胡同（石头胡同在前门外，一直是旧北平的娼寮区，中国的头等妓院排满大街。其间也有外国妓院。解放后这里被人民政府全部查封）尽头的一处很考究的院落门前。李旅长走进院里，早有身穿和服、梳着“文金高岛田”式高耸发髻的日本女人满脸堆笑地迎上前来，他才知道他们来到了一所日本妓院。在有“榻榻米”日本席床、上面摆了地桌、水果、酒和菜肴的屋里，有8个身穿便服的日本军人站起来，松岛把李旅长一一介绍给他们认识。 8个日本人满脸堆笑，都和李旅长争着握手。 “再打一套拳吧，让他们也观赏观赏。” 李旅长摆摆大手，摇摇头说：“喝多了，已不能练了！” 他们十个人——九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围着长桌坐下来，又开始喝酒。日本妓女端着精致的酒壶在一旁斟酒、劝酒，接着日本式的拉门打开来，有一群花枝招展、脖子里搽了许多白粉的艺妓在耍着小扇、折伞，扭来摆去地用歌舞助兴。 席间李旅长几次想告辞，都被松岛按捺下了，直到深夜12时，几个日本人喝的酩酊大醉，李旅长才像逃跑似地离开了那所日本妓院。一路上他几乎是小跑着回到了中南海，远远看见怀仁堂前的甬路旁，孤零零地停着他那辆蓝色的小汽车。 传令兵跑上来，着急地说道： “天哪，您可回来了，没把我急死！你这是上哪儿转去啦？” 他气呼呼地说：“他奶奶个孙儿的，这龟孙没安好心，把我拉到‘下三烂’的地方去，胡吃海塞乱玩一通，这小鬼子是想拉拢、收买、软化二十九军的爷儿们，他瞎了眼，咱可不是孬种。哼，妄想！” 他坐在汽车里，才算松了一口气，把头靠在椅背的座垫上，就呼呼地睡着了，一直开到驻地西苑，他都没有醒来。 日军知道用硬的方法来对付29军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因而采用软化办法。那时29军有些上层人物生活腐化，思想动摇，政治暧昧，而下级军官则生活朴素，埋头苦干，准备交锋。由于这些矛盾，日本人便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对29军的军官进行分化、拉拢、收买和软化工作。李致远后来说：“今天我回忆松井为什么要在宴会后拉我‘转转去’呢？显然他是想拉我到亲日派汉奸方面去。我在南苑驻防时，松井去飞机场送人之后，又指名找我晤谈。我当时是找一个日本士官出身的黎广时副团长共同和松井见面的。由此可见他对我的工作是下了功夫的。为什么我到南苑驻防，他如此熟悉？为什么他能直接到我的住处找我？从这些小事中，可以想见日本人对中**队内部情况是如何熟悉。” “新鸿门宴”对29军的高级将领刺激颇大，他们商讨不下去兵出喜峰口之事，这宴会成了议题。可是谁是刘邦？谁又是项羽？或说日本军人处处主动，中**官处处被动。或说，中**官个人武术好，缺乏集体配合意识。或说，日本军人临场发挥好，中**官精神负担太重。宋哲元却道：“此次‘新鸿门宴’不过小事而已，解方转来叶参座的锦囊一个，要29军提防北平城内动向，防止‘祸起萧墙’。我等须作及早布置，如此如此。” 第三十六章：借乱送客 3月7日晚7时，日本驻北平大使馆陆军武官今井武夫，正在他的武官室的草坪上，宴请客人。到的客人里有秘密前来的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少将，中国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满铁”（　即南满铁道公司的简称，是日本侵华的殖民机构。1905年日本取得帝俄控制的东清铁路南段的权益和财产后，于次年设总公司于大连。除铁道外，还经营采矿、发电、航运、农场等80多单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该公司霸占中国东北全线铁路，并于北平、上海设事务所，广泛搜集中**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的副总裁栗屋兴宣，兴中公司（日本帝国对中国华北地区进行侵略的殖民机构，设立于1932年12月，总公司在北平，实为“满铁”的子公司之一）的社长十河信二。 这个今井武夫，是一个“中国通”。他的官职虽然仅是陆军武官辅佐官，这不过是外交官名册上的名义官衔而已，实际上，他是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日本大使和武官都常驻上海，而在北平又多出一个直接受日本东京陆军参谋总长指挥的武官罢了。因此他的权限极大，与上海的武官，相提并论为“北平武官”。直接掌握着日本在华北的军事活动情况。 土肥原贤二1883年8月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农民之家。后来考入日本军官的摇篮——陆军士官学校，成为步兵科第16期生，学后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被派往中国从事间谍活动。1918年他当上了驻华日本特务头子坂西利八郎的辅佐官，前后达10年之久。 坂西的经验告诉他，了解中国的捷径是与中国人打交道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52 部分阅读 本特务头子坂西利八郎的辅佐官，前后达10年之久。 坂西的经验告诉他，了解中国的捷径是与中国人打交道，而想与中国人打交道，就必须使自身中国化。为此，他练就了一口地道的中国话，还学会了四种方言，常常身着中山服或长袍马褂出入各种场合，甚至还加入了中国的帮会。他想方设法了解中国的历史、思想方法和风俗习惯等，而对于中国政界内幕、官场陋习，政府人事和各派明争暗斗尤感兴趣。在坂西的熏陶下，土肥原开始同中国的要人们时相过从，与大批的军政显要巨商富贾混得很熟。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土肥原善于体察人意阿谀取宠，处处毕恭毕敬，以晚辈自称，加以他容貌温善幽默风趣，对事情似乎漫不经心，因而中国的显要们不仅对他不加戒备，反而颇有好感。土肥原的住处逐步地成了热闹非凡的场所，常常是冠盖云集宾客盈门。客厅里时而摆上中国的山珍海味，时而又设一席日本茶道。在悠扬的歌舞声中，主客频频举杯，开怀畅谈。就在这个人声鼎沸之时，他却静静地站在一旁，竖起耳朵，一字一句也不肯放过……就这样，无以数计的有关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方面的实情和内幕都被他掌握。土肥原终于成为一个老练的“中国通”。 1928年，土肥原当上了“东北王”张作霖的顾问。在张作霖刚刚对日本主子露出了一点点离心倾向之后，1928年6月，便发生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以后，土肥原贤二因功晋升为关东军大佐特务机关长。两年以后，他又参与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后，出任奉天（沈阳）市长兼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发言人。1931年11月土肥原贤二又潜入天津，劫持了溥仪，亲手参与炮制了伪满洲国，因此被擢升为少将。1932年10月他再次接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连续插手内蒙“自治”和进攻热河的阴谋。 多年间，他横行中国南北，插手军界政界，足迹所至，祸乱随起，成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恶魔。以致人们常以土肥原贤二的名字来喝止小孩啼哭，并谈土肥原贤二其名为“土匪源”，真可谓音相谐义相符了。 日本的特务机关并非由土肥原贤二始创，但土肥原贤二的惊人成就却使特务机关的效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引起日本政府和军部的特别重视，从此，大批的特务机关在中国各地蜂拥而起。 到了1933年，土肥原贤二开始染指华北。 品茶后，小型的宴会开始。由女招待摆桌，勤务人员上菜，端上来的都是由中国名厨做的山珍海味佳肴。他们吃的满嘴流油，连声称赞“太一恨，奥一西夷”（很好吃）。美食美器进一步助长了他们的食欲。 菜已上过十几道，紫蟹银鱼烹炸虾段使他们大开胃口，最后的一道菜是鲍鱼鲨鱼翅汤，使他们更是赞叹不已。今井武夫边喝着鲜嫩美味的鱼汤，边感慨地说： “啊，我们日本的出路在中国。自从我们占领了东三省，已经移民和就业110多万人，开垦了数以千万垧的稻地，大大地减轻了我国本土的人口压力。当然，华北华南也承受了一些我们的负担。以我个人来说，在东京住的全像鸽子笼一样的房子，那么狭窄、闷气，如今在中国，办公的地方这么大，家里住的也很宽敞，我想各位也都有此同感吧？” “是的，我最近就租占了一处大公馆，从日本到中国，真可说是步入天堂啦！”栗屋感慨万端地附合着。“喂，你记得在国内流行的那首《大陆流浪者之歌》里是怎样唱的吧？” “当然记得，我还会唱哪，”于是今井挥起手臂唱着：“‘住够了狭窄的日本，愿到宽敞的大陆去过奔放的生活’……”他突然停下歌唱，用认真的态度说，“不过，光是我们享受这种优越的物质生活还不够，”今井武夫摇着头，带着悲天悯人的一副神态。“像今天这样的盛宴，我希望我们优于‘东亚病夫’的大和民族都能来共享才好！” “我想具有新鲜魅力、光彩的近卫文麿，由他组阁是绝对可以办到的，你这样美好的设想，我以为指日可待。”华北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喝下一大勺鲜鱼翅汤，巴嗒巴嗒嘴，赞赏地说，“近卫家，自从上代霞山公（即近卫文麿之父近卫笃麿，长期任贵族院议长，并主持东亚同文会）以来就对中国倍加关心，做为一个关心中国问题的人可以说由来已久。如果文麿当了家，又增添了新的中国问题研究家，这样把所谓新老中国通组成的智囊团置于其左右。做为日本现政府来说，除指望现内阁外，别无他策。” 松井向大家再次郑重宣布了丰台中日军队冲突的经过。这个特务机关长松井，虽然在武官今井武夫那里喝得有点醉意，后来又在长春亭日本料理店，跟艺妓玩乐一回，又喝了不少太阳牌的三月啤酒，可是一遇到为日本武装制造事端这样的严重大事，他不仅酒意全消，而且非常清醒。他那天生做特务工作的脑壳，装着的成百成千特务简历，就像是今天才发明的一架活的储存数据的计算机。在那个时代，日本派往中国做特务机关长的人，差不多都是“中国通”，有的甚至是世袭的“中国通”，松井也不例外。不过他的头脑里，装满了“武士道精神”和大和民族的优越感，非常蔑视中国人。他经常对人散布这样的言论：“中国是一块好吃而又无能的肥肉，如今的蒋政权，并不比满清政府强多少。你只要用‘自由行动’，‘武力解决’、‘最后通牒’一类的词令恫吓他，他就软了。再说他一心想的是‘剿共’，这就是我们最好的机会。他不是一再向我国剖白，他‘不但无排日之行动与思想，亦本无排日必要的理由’吗？所以我说，为了解决华北问题，只要恫吓一下北平要人们就行啦！” 宴会和席间谈话结束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虽然他们都吃得酒足饭饱，可是在中国发了横财的兴中公司十河信二社长却非要做东，约他们到有艺妓的“日本料理店”——长春亭饭馆再次聚会不可。于是他们乘着丰田牌汽车，一窝蜂似的又赶到那里去吃喝玩乐。 餐厅一进门便是宽敞的榻榻密，几位客人有的席地而坐，有的酒已喝多，索性就躺在这日本席铺上。他们边喝着“三月啤酒”，边欣赏着歌舞伎的表演。脖子里搽着雪白香粉、面颊化妆得像个磁娃娃的艺妓，随着三味线乐器的弹奏，开始了日本的扇舞。 “干杯！喂，再跳一个好看的。”他们撒酒疯似地喊起来。 艺妓们开始跳起扇舞。音乐伴奏是采取了日本著名的《荒城之月》的曲调。 这时今井武夫跟土肥原贤二、松井太久郎在一旁说着悄悄话，交换着情报。 今井武夫道：“土肥原君，这次关东军势如破竹，10天就拿下热河，继‘满洲国’后，又搞出个‘蒙古国’，战功赫赫，我中国驻屯军上下是羡慕不已啊，照这样打下去，只要关东军冲破长城，灭亡中国怕不用三个月吧？驻屯军司令官中村中将已对我和松井君交底，在关东军的巨大成功面前，驻屯军不能无所作为，要我们搞出点名堂来，与关东军遥相呼应，最好在平津生点事端，借机弄出个‘华北国’，才能在关东军面前抬起头来。松井君已有谋划，下面请他谈谈。” 土肥原贤二有点疑惑道：“据我所知，大本营目前并无要中国驻屯军介入冲突、制造‘华北国’的意图吧？这样做会不会打乱军部的部署？” 松井太久郎笑道：“土肥原君放心，我们早有谋划，此次出面的都是中国人。成功了，我们就扶一把，进一步实现头山先生的遗志；失败了，就说成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斗，与帝国陆军毫不相干，是稳赚不赔的合算买卖。” 头山满，是日本最大的浪人团体“黑龙会”的领袖，前身为“玄洋社”，是日本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最早特务组织。“黑龙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超越黑龙江”，出现于1901年。头山满的党羽深入中国各阶层，从事间谍活动。著名的侵华战犯香月清司、土肥原贤二，曾任日本首相、外相的广田弘毅、平沼骐一郎等，都是头山满的门徒。 “哦，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但驻屯军要注意保持距离，不要给敌人抓住把柄。这次准备利用什么人呢？” 松井道：“是一文一武、哼哈二将。文的就是你非常熟悉的、号称中国四大‘日本通’之一的殷汝耕，武的就是多年来搅得北中国不得安宁、大大有利于皇军的石友三。” 土肥原舒了一口气：“是这两个啊，确实是两枚好棋子。请问具体谋划如何？” 松井道：“前年石友三反对张学良失败，在‘山东王’韩复榘的庇护下，匿藏于天津租界。最近通过程希贤（原石友三手下的教导师师长）活动，韩复榘已发还收编的石友三旧部三四千人枪。张学良驻守北平城内的铁甲车大队的2名中队长，也是石友三旧部。加之我们联络的一批平津帮会势力，足可在平津掀起大浪。我们计划，将石友三安排进北平东郊民巷的领事馆区，今年东郊民巷正值我们皇军当值，就让石友三住进皇军兵营，统一指挥，在平津一并起事，策应关东军进攻。一旦起事成功，驻屯军与进入长城的关东军取得联络，就宣布成立‘华北国’，由殷汝耕出任最高行政长官，至于‘华北国’的政体嘛，到时再想也不迟。” 土肥原点头道：“据我所知，此次关东军进军热河，并无继续进攻平津的计划。但按照‘九一八’的做法，只要能不断扩大战果，造成既成事实，大本营也只好承认。这次关东军攻占热河后，又继续向长城一线进攻，已经进入河北省境内。我也曾一路随第8师团进军，官兵上下都高呼‘打到北平’的口号，上级也未曾制止。在军部未有明确的命令前，在平津一带生点事端，无论如何有利无弊。如果关东军真的以北平为目标，就可予以策应；如果关东军只是到长城一线为止，那么在平津搞点事，也可牵制张学良很大一部分力量。请放心去干吧，但一定要注意不能暴露我们自己，免得被搅进去。” 今井、松井连声道：“请阁下放心，我们会安排好一切的。” 土肥原贤二又道：“还有一点需要小心。广东的叶挺已经来到北平，协助张学良谋划。此人去年此时在上海曾经给皇军带来很大麻烦，要特别小心他破坏我们的大计。” 松井道：“此人我们早有掌握，本拟将其除去，但其周围防范严密，难以下手。不过据可靠消息，此人日前已去了喜峰口前线，一时半刻回不来。其实就算他到前线，目前支那军队已经兵败如山倒，他一个人也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土肥原点头道：“既然此人已离开北平，那就好办了。支那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来了北平，此人是我们的好友，还是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的学生，冈村将军此次派我来北平，另一个目的是与他联系，取张学良而代之，将大大有利于皇军在支那的伟业。” 此次日本特务机关谋划平津内乱的两大关键人物，就是石友三、殷汝耕。 殷汝耕，1919年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曾多次参与对日交往，与殷同、袁良（1935年前的北平市长）、程克（天津市长）并称中国“日本通”四巨头。殷“东洋化”的信念何时树立，这很难说。无论在早稻田还是回国，他身着和服，口操日语，手挽日本妻子已经成他定型形象。殷汝耕为人机敏，善于随机应变，不论好坏，千方百计与日本实力人物合作，是一位典型的汉奸。 石友三则是何许人也？凡稍了解军阀混战历史的都知道有个三反冯玉祥、三反蒋介石的反复小人石友三。他本是冯玉祥的卫兵，后拥有数万人马，与孙良诚、韩复榘部并称西北军三大主力。但他屡次背叛冯玉祥，中原大战后利用同乡关系投靠张学良，但暗中与日本驻天津的特务机构勾结，企图利用手上的10万大军，反蒋反张，夺取平津，打出关外。张学良早察觉石友三的背叛企图，将东北军15个国防旅调到平津一带，联合蒋介石派出的3个军团中央军，将石友三击败。石友三主力被包围缴械，他自己到济南投靠韩复榘，剩余的三四千人也由韩复榘收编。但由于为平定石友三的叛乱，张学良被迫将大批东北军主力调入关内，致使东北国防空虚，日本人借机发动“九一八事变”，吞并了东三省。石友三和土肥原、今井武夫多年前就有交往，日本人这次利用他，就是企图仿效两年前故事，石友三成败可以不计，但怎样都对“皇军”有利。 这次眼见“大日本皇军”就要打进长城，不甘寂寞的石友三在日本特务怂恿下，图谋东山再起，做起“华北王”的美梦。他利用韩复榘发还的几千人枪，聚集兵马进行“大比武”。怎样“大比武”呢？就是挑选出百余名精壮汉子和弄来百余名妓女，都脱得赤条条的，互相对站着，等石友三一声令下，就冲上去，干起那事儿。这叫练练雄风，交流体会。用在战场上，就是把对手当成女界，用阳刚之气镇住阴柔。您说这样的队伍能打仗？不尽然，找到了日本人做后台，有日本人支持，能不无往不胜！ 且说石友三两年前叛乱失败以后，逃回天津，四处活动以图再起。石觉得混得无聊，每日必去泡名妓王双喜。这个女界名流对他也很“仗义”，每天不叫他掏出3万块银元绝不歇手。因石友三在西北军时是宋哲元的旧部，这次29军开到北平附近驻防，石友三知道自己名声不佳，在宋的眼皮底下拉起人马必很困难。石相信占卜扶乩，求签为“上上”，于是高兴地到北平安定门外的黄寺进行策划去了。 石友三的人数不多，此次来敲古都北平的大门，史称“石友三叛乱”。石友三与殷汝耕不同，殷投靠日人，打出“大义凛然”的旗帜，呐喊所谓“救亡”口号。明知自己不光明，却用“光明”的口号塑造“光明形象”。而石友三对自己投敌却毫不遮掩地说：“没有当过汉奸的人，以为汉奸好当，当过汉奸的人，真他妈的王八蛋才当汉奸！” 这也是汉奸的一个种类！ 自“德王”叛乱成立伪“蒙古国”后，叶挺知道历史“蝴蝶效应”发作，为吸取教训，离开北平前，给了解方和宋哲元锦囊各一个，防止“祸起萧墙”，遭到内外夹击，做好了对付“石友三叛乱”的有关准备，并一箭双雕，借此机会“送瘟神”。 3月8日，石友三勾结吴佩孚的前秘书长白坚武、警务处长潘毓桂在北平发动叛乱，日本浪人槾J一良为总顾问，带了几千人在日军“协助”下，占领了丰台火车站，抢了一列铁甲列车。石友三本人在东交民巷组织人做内应。只要铁甲列车冲进城内，无论是占领中南海的居仁堂，还是占领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前执政府，或是就在钢甲车列车上一宣布自治，脱离中央，然后日本人表示支持，事就成了。 就在这同时，北平街头的日本浪人们脱下了和服，身着中国老百姓的长袍或是短打冒充北平市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膺品”，当然这其中也混杂着地道的中国人——汉奸，他们拉拉杂杂地拉着队伍打着小旗，用日本腔的中国话高呼着： “欢迎华北国成立！” “欢迎建立第二个满洲国！” “日中提携！” “日中亲善！” “民众要求成立华北国！” 也有少数居民出来喊反对口号。大多数居民只是扒在门缝里向外看。 同时，在天津，有100多名日本浪人、几百名汉奸和在天津收买来的几千“闲人”也发起事端，与北平的叛乱遥相呼应。 当时华北大大小小的汉奸都麇聚在天津，为什么？ 天津，五类杂处之地。英、法、日等国的租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都在天津。前清签订的《辛丑条约》现在还在生效，天津市内中国人没有驻兵权，日本人倒驻有武装军人，其他各国租界也各有驻兵。说是中国的地方，臣民是中国的，市长是中国的，可是要干什么，都得仰承外国人的鼻息。 天津的人文社会结构和北平完全不同，可以是北平的一翼，平津合为一个城市，城市的形象才更完整。可以讲，整个天津就是一个大交易所，从事两种交易：政治交易和经济交易。社会中坚是闲人，天津几十万老少爷儿们一大半从事此种“职业”。什么是闲人？ 自古以来，天津人大多没有固定职业，俗称没有个准事由……除了军警宪政穿官服，铁路局、邮政局穿制服之外，其余的天津人什么职业都干，上午还在全城银号当大写，下午就到谦祥益管帐去了。还有的上午卖鱼，下午拉洋车，晚上倒泔水，夜里赶晚儿去给死人念经…… 天津人爱打架，打架先要有人去挑，不挑打不起来，打起来还要有人去劝，不劝打不出个结局。谁去挑？当然是天津闲人，“李爷，昨日南市口上新开张一家南味房，挂出招牌卖香糟牛肉。”岂有此理，李爷带上一干人等打上南味房去。李爷姓李名顺，大号祥藻，犯了咱爷们儿的名讳，明摆着瞧咱爷们儿好欺，打！两句话不对付，真打起来了。打起来就得有人劝呀，这么着吧，香糟牛肉改名南味牛肉，李爷每日来南味房取4斤牛肉…… 天津市百业兴旺，商号一家毗邻着一家，不知哪家商号一时失于检点，夜半三更来了帮无赖将门脸粉刷一新，你当他是用油漆为你粉刷门面？那多破费呀？他用大粪……横一扫帚竖一扫帚刷得满墙污秽。第二天太阳一出来晒得臭气熏天，倒霉去吧，闹得你三天不开张，怎么办？立即找人来了事。东说合西说合，讲出条件，明日全天凡是乞丐来“访”，一律每人一角，外加两个馒头一碗粉条炖肉…… 天津市出混混，出青皮。天津混混有帮有派，打起架来不要命，最能耐的叫“叠”了。一双胳膊抱住脑袋，曲膝弓背侧躺在地上，任你乱棍齐下，血肉横飞，打烂了这边，再翻过身来让你打那边，不许喊叫，不许出声，不许咬牙，不许皱眉头，为什么要这样打人？为什么要这样挨打？说不清缘由，这叫天津气派…… 综上描述天津闲人情况，可知一斑。天津闲人大概可分两类，一类属于劳动者，另一类则非劳动者。无论哪类，都有帮有派，一呼百应。其实这不过是泛泛而谈。真正的闲人，那是专业职称，就如今天的总经理、厂长、工程师一样，走专业的上层闲人的工作就是赶“饭局”，下层闲人被人传来传去。论他们从事说合调停之事，也不全然。在天津社会的运转中，他们——用现在的话比喻——他们是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中介公司，点子公司。 前面已经提到，从前清的皇上（这时候已经到“满洲国”做儿皇帝去了）五爷到北洋政府退下来的总理、督军，以至失意的政客，战败的武夫，等等，都到天津租界买下洋楼，貌似退隐，其实以求进取。这些人在天津两眼漆黑，并不认识谁。但必须结识闲人，递去名片，在至川居饭庄或是什么饭庄摆上饭局，给了面子到时辰来了。不给面子的也许来道常，也许不来，不过不来的情况极少。道常，就是来打个招呼，寒暄几句就去赶别人的饭局，如是这样，只有下次再请。您只要和闲人一挂上钩，就好比现在人的微机连了网，甚至比这个功能更全面，关系全通了。比如说，您想买10万支枪，摆饭局，他给您约来了洋行经理，两个月以后10万支崭新的捷克造步枪到手了。您想谋块地盘，能说动总裁，用开滦煤矿给您当抵押。日本人买不到英美的军火，好办。至于组织几千人游行更不在话下，能叫半个天津市的老少爷儿们出来惹惹。 两位大帅想争城夺地，能调停得打不起来。两家男人领兵在沙场上杀得血肉横飞，自家两位太太却在攀儿女亲家。天津闲人就有这能耐。 简言之，天津存在着稳定的因素，但更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 天津是北平的门户，谓之天津卫，津门。门之不守，唇亡齿寒。宋哲元占领了北平，天津无法控制，兵家所忌。 对天津，宋哲元根据叶挺的锦囊，早就将张自忠的38师移防天津周围，又将黄维纲旅换成保安队服装进入天津市区。叛乱一起，“保安队”一顿乱枪，打倒前面一批浪人、汉奸，其余“闲人”立作鸟兽散，天津就此平静下来。 关键是北平这边。 解方、宋哲元作了两手准备。城内的东北军105师（该师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卫队改编而成，刘多荃任师长，辖2个旅，旅长为董彦平、唐君尧）立即控制城内各要点，将东交民巷包围，准备东交民巷中叛军一出即行缴械。解方又通过张学铭，将石友三旧部、铁甲车大队第5中队的中队长沈锡之，第6中队的中队长段春泽免职。石友三及部分叛军被困在东交民巷内，不能冲出来在北平市区内兴风作浪，又失去了预先联络好的铁甲车队的支援，这个里应外合就无从谈起。 当时北平的内外城墙还比较完整，丰台开往前门火车站的火车必须通过永定门豁口才能入城。军分会速派冯治安的37师官兵带着铁锹麻袋占领永定门豁口。然后土填麻袋，迅速将豁口堵死，作为最有效的防御方法。城外丰台的叛军劫持铁甲列车后，利用车上的通讯设备与东交民巷内的石友三、潘毓桂取得了联系，准备攻城。铁甲列车开到了永定门豁口，见西北军37师部队已经用装土的麻袋将豁口堵死，知城内已有准备。车上的叛军见城内接应部队迟迟不出，而城墙上布满了城防部队，见大事不妙，匆匆向中南海开了几炮，还真的在城内引起了一阵惊慌。 中南海内落了几发炮弹，何应钦在居仁堂的办公室里急得团团打转，下令手下准备南撤。解方“火上浇油”，秘密命令刘多荃派出105师的特务队冒充叛军，在铁狮子胡同一带杀声震天，枪声大作。铁狮子胡同就在中南海的围墙边，“叛军”趁机向中南海内投掷了一顿手榴弹，慌乱中何应钦心胆俱丧，急忙带着外交部长罗文干、参谋部厅长熊斌、军政部厅长王伦等以及随从乘车奔出中南海，前往北平南郊南苑机场，通过机场的大功率电台与南京取得联系。蒋介石自然不敢让他这位头号军事助手挂在北平，同意其飞回南京，叫宋子文、黄绍竑继续留在北平作为中央代表。何应钦等一行中央大员于是乘坐专机，离开了北平这个是非之地。 历史上“石友三叛乱”时，何应钦、黄绍竑等人吓得乘车一路狂奔到南苑机场，打电话要求蒋介石同意其离开，只是因为电话不通（实际被石友三叛军破坏）而作罢。叶挺自然要促成何应钦等人的“好事”，通过解方事先在南苑机场安装了大功率电台，让何应钦“顺利”与南京取得联系，巧妙地通过“石友三叛乱”达到了“送瘟神”的目的。 在37、105师的强大攻势下，石友三的几千叛军很快被打散，首脑之一白坚武被击毙，石友三、潘毓桂后在日本人帮助下，化装潜逃出北平，又去济南投奔韩复榘去了。 “送走”了何应钦后，深受毒品之苦的张学良知道以自己的身体状况，已无法担负起华北抗战的责任，于是在外籍顾问端纳以及夫人于凤至、赵四等人劝说下，决定出国治疗。华北抗战的重担，根据邓演达、叶挺的建议，请冯玉祥出山担当。 张学良于是给在张家口的冯玉祥发去电报说：“自东北沦陷，效命行间，原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戾愆丛集，百喙莫辞……”他请冯玉祥来北平主持大局。 冯玉祥此前已经宋哲元联络，欣然同意，要张学良先集中所有的骑兵，由经棚东山，抄热河日军的后路；并要张释放政治犯，鼓励张报父仇，雪国耻。自己则立即启程赴北平。 此时全国各界呼吁冯玉祥出山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日本大举入侵热河，举国震惊，许多著名爱国人士、热血青年及抗日团体，都把目光投向冯玉祥。冯玉祥得知日本人占领山海关的消息时，曾毅然决定把自己在张家口的房产押出去，为前方将士做了1万件大皮坎肩，用去4。8万元。 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早于1月5日就从香港密电冯玉祥：“榆关已失，华北危机，抗日救国万难刻缓，请公力为提携并示方针，以便一致动作。”冯立即分别密电香港和上海的李烈钧、徐谦、程潜等国民党中委，呼吁：“现在已至最后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他痛斥蒋介石，并表示以与暴日作殊死战，提出：“凡为民族独立而同情于抗日者，皆为吾友，应相互提携之。凡为亲日辱国以阻挠抗日者，皆为吾敌，应竭力攻击之。” 章太炎从上海给冯玉祥的信说：“自榆关陷后，弟私念今日与敌人决一雌雄者，唯兄一人。兄忍辱负重，得之天性，但求立功报国，何计委任之出谁手乎？”力劝冯迅速率军杀敌。 冯玉祥与**的接触更加频繁，向**提出派干部同他一起筹划组织抗日军队。**员张存实、张慕陶、武止戈、许权中等来到冯玉祥那里工作，**员宣侠父也以南京政府高级军事参议的身份来到张家口。 冯玉祥还派人去北平拜见著名爱国人士朱庆澜，请朱庆澜在饷项上帮助，朱慨然答应。 蒋介石、汪精卫对冯玉祥即将入主华北十分恐慌，屡电劝冯晋京。1月21日，孙科电冯，称蒋“敦请”冯等齐集首都，协谋御敌，表示甚诚。冯复电道：“倘介石先生有决心抗日，就应立即兴师，以未死之人心，复已失之国土。” 国民党中执会再次电冯回京“共图大计”。冯复电说：“组织统一指挥之军事机关，统筹抗日军事之全盘计划。立即调遣精锐部队开赴热河、滦州等地最前线，严密布防，相机进击。并派兵防守河北、山东、江苏各海口，以防日军扰乱，再准备充实之预备军，分驻于山东、河南、河北、察哈尔，以厚兵力，派专员设置兵站于大军行径各地，以源源接济给养，免向民间勒索，义勇军之一切子弹饷糈，应予以充分接济。恢复各种民众组织，加以军事训练。” 南京政府又先后派王法勤、黄少合、王月芝、李烈钧、马伯援、熊斌、王懋功等来张家口劝冯去南京，冯玉祥提出：“（1）不可与日妥协。（2）补充前方饷械弹药。（3）抚恤伤亡官兵。（4）请蒋亲率大军出关收地。（5）政治刷新，与民更始。” 3月4日，孙科再次电约冯去晤蒋。冯函复蒋说：“如蒙采纳实行，则不独赴保，即任何驱使，亦不敢辞。” 5日后，熊斌来见冯，劝冯南去，冯说：“蒋若不认识过去之罪，痛改前非，与民更始，谁敢往南京去！” 冯玉祥到达北平后，派出代表多人与自己旧部和各地联络。张人杰和鲍刚两部首先响应，并派人去南京密约方振武。方振武即潜回山西领导张、鲍二部，组成抗日救**，将军队开往北平，与冯会师。驻山西汾阳的军校，系冯的嫡系，该校的领导骨干和学员多为**员，3月中旬，全校师生3000余人经长途行军，来到北平。 冯玉祥在**员宣侠父的帮助以及宋哲元的支持下，决定以张、鲍二部和汾阳军校师生为基础，整编石友三、庞炳勋等西北军旧部，除进一步充实29军37、38师外，另新成立132师，师长佟麟阁，与37、38师随即开往喜峰口前线，北平防务则由东北军105师等部负责。 历史上冯玉祥出山，以退到察哈尔的东北义勇军10万余人为基础，组建了著名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但并非政府军队，被何应钦诬陷为“匪军”剿灭。现在冯玉祥即将出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组建抗日同盟军就没有必要。根据叶挺建议，这10多万部队基本就作为前线各军的预备队，以充实前线部队兵员，另保留一批骨干作他用。 张学良在冯玉祥到北平后，十分欣慰，决定立即辞职，出国治疗。 被特意请到北平顺承王府来话别的东北军的一些主要将领，这时一致表示，请他放心，他在国内也好，不在国内也好，他们都一定带好队伍，保存好东北军这支部队，珍惜这抗日的基本力量，以便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把鬼子赶走！ 张学良看到部属团结，抗日的决心很大，心情激动地说：“感谢诸位对学良的厚爱。大家都已知道了，我很快就要出国，但我不打算在国外久留，不久就回来。在当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我本不想离开部队的，但我身体不好，难当大任，怎能不走？这次引咎辞职，对国家对个人皆为必要，请大家服从冯将军，就是服从我；你们对不起冯将军，就是对不起我。所以，我走以后，你们更要以大局为重，好好地干，要团结对敌，共赴国难。东北，我们是一定要收复的，不收复东北，我对不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也对不起先大帅在天之灵。华北这个地盘子，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听从冯将军的指挥，听从择公、季宽、希夷的谋划，守住我们的防线。” 张学良于3月11日就他下野出国一事通电全国，略谓： “……余就职以来，仍本先父遗志，始终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兢兢业业，未尝或渝，即如不顾日本之公开恫吓而易帜。辅助国民党在东北之活动。与夫十九年（民国19年即1930年）秋季奉命入关，拥护中央统一。凡此种种，事实俱在。 ‘九一八事变’发生，余正卧病在平，初以诉诸国联，头为之张公道，迫乎日军侵热，余奉命守土，乃率师整旅与敌周旋，抗战以来，将士效命颇不乏人，无论事之成败若何，然部下之为国牺牲者，已以万计矣！此次冯将军东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健儿孰非国家之将士，十九年余奉命率其入关援助中央。于今，国难未已，国土未复，无家可归者数十万人。但盼中央俯察彼此劳苦，予以指导，并请社会人士，力加援彼等。为国为乡，皆抱热诚，并熟悉东北情形，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北而效命，遂其志愿，免于飘泊于愿斯足。并盼国人鉴余诚悃谅余庸愚，虽愆尤丛生，而余本身只知为国，余皆不复计也。” 在通电发出的第二天，即3月12日，张学良便前往上海，痛下决心，力戒毒瘾，为此耽搁月余。4月中旬，当风和日丽的春天到来的时候，他便由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等人陪同，登上了一艘名为“康特罗索”号的意大利邮轮出国了，为寻求救国之路，他先后漫游了意大利、瑞士、德国、法国、英国、瑞典等国，这是后话。 由于何应钦等中央大员已逃离北平回到南京，蒋介石和南京中央在全国舆论的巨大压力下，被迫同意冯玉祥出掌华北大局，要黄绍竑代表中央予以“协助”。　蒋介石自己也不兼北平军分会的委员长一职，这是因为对日军的强大攻势感到震惊，估计平津很快落入敌手（历史上蒋介石估计日军突破长城后将直下平津，为此还下令调“御林军”87、88师前往北平守卫，只是因为何应钦与日本迅速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而作罢），那时就可将战败的责任全部推到冯玉祥身上，使其再也不能翻身，成为蒋介石的“替罪羊”。 张学良离开北平后，冯玉祥于当日发表通电宣告就职： “政府殆始终无抗日决心，始终未尝制定并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部队待遇不平，饥军实难作战。迩者，热河全线不守，敌军迫攻长城，公言将取平津。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方以忍辱负重自欺，以安定民心欺人。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谨依各地民众之责望，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武装保卫华北，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我之敌。” 随后，冯玉祥自己暂代河北省主席，佟麟阁兼省民政厅厅长，张允荣为财政厅厅长，张砺生为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公安局长，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53 部分阅读 随后，冯玉祥自己暂代河北省主席，佟麟阁兼省民政厅厅长，张允荣为财政厅厅长，张砺生为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公安局长，同时改组了北平军分会的部分组成人员。 就这样，在叶挺的谋划下，借“石友三叛乱”巧送“瘟神”何应钦，消除了内患，又造成冯玉祥出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既成事实，使华北抗战有了坚强的领导，为之后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第三十七章：两线大捷（1） 3月5日凌晨，叶挺来到喜峰口外宽城的东北军53军的军部，与新任军长黄显声和几位师长召开作战会议。 53军号称东北军头号主力军，却如此之快就从热河东线败退下来，一路丢了建昌、凌源、凌南等重镇，各位师长均有愧色。叶挺为激励士气，说道：“此次热河东线的失败，主要是汤玉麟手下的团长劭本良叛变，赵国增骑兵旅不战即退，让开了战线，致使日寇长驱直入，贵军措手不及。原军长万福麟贪生怕死，已被撤职，但53军各部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仍奋力与日寇拼杀，迟滞了敌军的前进，使其至今未能进抵长城一线，功劳也是有的，如108、119师在纱帽山一度顿挫日军混成14旅团，130师在建平的朱碌科顽强阻击日军，迫使改道偷袭凌源，116师在肖台子、庙岭、双龙山阵地组织起大刀队与进犯的日军先遣队血战多日，胜利地完成掩护军主力向关内撤退的任务，都可圈可点，少帅心里也清楚。军分会对53军并无责备之意，叫我来只是了解部队情况，组织一次反击，打击日寇气焰，还望各位鼎力相助。” 在座的53军将领见以军法严厉著称的叶挺前来，心中不安，加之汤玉麟被处决，万福麟被撤职，害怕叶挺此次前来是要开杀戒，杀一儆百，哪知叶挺并没有一味斥责，反而为53军官兵说了公道话，都松了一口气，原本紧张的气氛迅速缓和下来。 黄显声首先发话说：“多谢叶参座客观公正，为我们撑腰打气，我等惭愧不已。叶参座乃天下名将，淞沪抗战威震敌胆，正是日寇克星。我等唯叶参座马首是瞻，坚决执行命令，让日寇知道东北军的厉害！” 叶挺问道：“现在前线各部情况如何？军部手上掌握了多少部队？” 黄显声道：“情况很不妙，53军下辖各师，正从平泉、凌南等处向喜峰口、界岭口和义院口撤退，沿途逃亡和被打散不少。108、119师在建昌与日军血战2天，损失甚大；129师在建平的朱碌科一度被日军包围，虽然主力突了出来，但装备大量丢失，已不堪再战。106师为军的预备队，还算完整，目前正顶在一线，掩护其余各师退却。目前军部掌握在手里、能够使用的，只有116、130师，以及骑兵第2师。我东北军各师均由以前的国防旅升格而成，但人员并无补充，各师原本编制8000人，由于战斗损失和逃亡，116、130师目前只各剩5000人左右。” 叶挺点头道：“尚可一战。那炮兵部队呢？” 黄显声道：“各师的火炮大部在撤退时丢弃，惟有军直属的炮兵第11团原先配置在后方凌南，得以完整撤到宽城，王和华担任炮兵指挥，有辽14式野战炮24门，120毫米迫击炮12门。” 叶挺心中有数，大步走到墙上地图前：“我军虽然有所损耗，但元气还在，战力尚存。少帅让我来前线，就是组织一次伏击战，歼灭日军一部，顿挫敌军锐气，鼓舞我军士气，打出东北军的威名，一洗‘九一八’以来的耻辱！目前战机已现，我们要抓住机会，及时捕捉，定能给日寇以迎头痛击，望各位振作精神，服从命令，奋勇向前！” 在座众位将领早将扭转败局的希望寄托在叶挺身上，听到叶挺发令，立即轰然应是。 叶挺继续道：“当前我军局势并非完全不利，尚有可乘之机。东线日军主力第8师团，占领承德后，已被吸引到中路的古北口；53军面对的日军，为混成14、33旅团，各约1万人，我军可用兵力，大致只比其多一半，谈不上优势。但日军进展顺利，已十分骄横，居然以大队为单位穿插，为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歼其一路创造了战机。 据可靠情报，当面日军已调整部署，混成33旅团向界岭口和义院口进攻，而混成14旅团一分为二，旅团主力从凌源南下，经叨尔磴、青龙，攻向冷口；而另一部2个大队本拟经要路沟向界岭口前进，这时却转向我军116师防守的喇嘛洞阵地，企图经茶棚攻向喜峰口。敌人这一毫无必要的临时交叉部署，将其最弱的一路，就是只有2个大队的兵力，一头撞入我53军三大主力师即116、130师和第2骑兵师集结的喇嘛洞一带，简直是将肥肉送到我们嘴边，就等我们张口了！这充分说明了敌人的狂妄已到了目中无人的地步，竟然犯兵家之大忌，居然主动为我们创造歼敌的良机！” 在座众将领听了叶挺如此分析，均大感振奋，摩拳擦掌准备打一场“翻身仗”。黄显声等道：“一切谨遵叶参座部署！” 叶挺继续道：“这次我们的敌手是混成14旅团，属于关东军第7师团。第7师团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但这个混成14旅团，战力却偏弱。这时因为与混成33旅团不同，混成33旅团是日军第10师团下辖的完整部队，各部之间早已配合默契；但混成14旅团并非以一个旅团的完整建制参战，而是由第7师团各联队各抽调1个大队组成，例如进攻喇嘛洞的这2个大队，就是第25联队第2大队和第26联队第2大队，平时并不是在一个联队建制内训练，配合难免生疏。 有鉴于此，我命令：108、119师在界岭口和义院口分别迟滞日军混成33旅团，106师在叨尔磴险要阵地阻击日军混成14旅团主力；缪师长（116师的师长缪澂流应到）、于师长（130师的师长于兆麟应到）、杨师长（第2骑兵师的师长杨正治应到），你部在喇嘛洞附近设伏，一举聚歼日军这2个大队！周师长（129师的师长周福成应到），你部与这路日军保持接触，不使其过快推进，为主力设伏争取时间；得到军部退却的命令后，才可退下来，沿途可丢弃一些破旧的武器和物资，造成我军溃败的假相，引诱日军上钩。 最后，任命116师的中校参谋吕正操为53军作战参谋，负责谋划具体设伏事宜。” 在座众将领对叶挺为何专门点到一个小小的中校参谋迷惑不解，但也敬佩叶挺对东北军部队了解之深。哪知这位中校参谋就是未来的共和国上将，历史上就是他敏锐抓住战机，建议师长缪澂流在喇嘛洞设伏，虽然因为兵力不足，只歼灭了日军一个加藤中队，但已是东北军热河抗战以来唯一的胜利，为此张学良还亲自召见吕正操嘉奖。洞悉历史的叶挺这次“胃口”更大，准备一举聚歼日军2个大队！ 130师的师长于兆麟有点担心地问道：“照叶参座部署，此次伏击战我军确有极大优势，但日军除陆军有机械化优势外，空军也非常厉害，我军官兵很多已患上‘飞机恐惧症’，只要敌机一出现，往往引起大股部队溃逃。我担心就算我们包围的敌军，敌军也会在空军接应下突围。” 叶挺胸有成竹道：“此次热河作战，日本空军只出动飞机60架左右，绝大部分用于支援中路的第8师团和北线的第6师团，东线日军基本没有飞机支援。虽然如此，我们也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速战速决，战斗打起来，要充分利用我们的兵员优势和火力优势，尽可能先大量杀伤敌军，再施以猛烈突击，力争在短时间解决战斗；二是我军有相当数量的马克沁重机枪，这种机枪附有高射装置和纵深射击装置，我们可在制高点集中这批重机枪，一方面压制敌人的火力，一方面组织对空射击，保证我军歼敌。明天你们把重机枪手集中起来，我会亲自前往传授淞沪用重机枪对付敌机的经验。” 叶挺部署完后，各部立即行动起来。 3月6日这天，整个热河东线的战斗突然激烈起来。 53军的东北军官兵一年多来饱受屈辱，想到自己身上背着的“不抵抗”恶名，想到今天有家难归，热河又几乎全部沦陷，东北四省不保，而这一切都源于眼前这些蝗虫般低矮的日本人。眼见军部下了死命令，所以人人士气复振，同仇敌忾。这些正值青壮年、有血性的东北汉子实在不愿再让中国人，让家乡父老戳他们的脊梁骨。虽然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大字不识几个，但他们人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中**人，这开始让日本人吃了苦头。 担任阻击的106、108、119师的阵地上，时时有指挥官力竭声嘶地大喊： “弟兄们，记住我们的口号： “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 “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 “以最后一滴血，为个人争人格！” 每次呐喊，总能使疲惫的士兵们激起一腔腔腾腾热血，多少驱赶些连日苦战的劳累和紧张，日军的伤亡在不断增加。日军混成33旅团向界岭口和义院口的进攻，混成14旅团主力向叨尔磴的攻势，都逐渐缓慢了下来。 相反，向喇嘛洞方向进攻的日军混成14旅团2个大队，进展却比较“顺利”。 东北军129师1个团在八里罕、转道甸子对这路日军展开顽强的阻击战。由于伤亡过重，阵地大部分被日军炮火摧毁，全团营、连、排长伤亡过半，陷入日军的重围。3月6日夜，刘纯积团长组织全团余部奋力突击，突出了日军的重围，但刘团长英勇牺牲，不过也粉碎了这路日军当日攻占喇嘛洞的计划。由于日军没有夜战传统，遂停下休息。129师全线退却，丢弃大批破旧武器和辎重。利用赢得的这一天宝贵时间，53军3个主力师完成了在喇嘛洞的设伏行动。 3月7日清晨。田野山峦，显得特别空旷。西北风钻进了燕山的群山，在山峰和沟谷间尖利地呼啸着，似乎把裸露的岩石都冻裂了。大地上覆满了白雪，干燥而坚硬，刺骨的寒风仿佛把人的脑子都冻结了，连思维都凝固了。路边几棵孤零零的槐树在严寒的侵袭下，时而可以听到树枝的折裂声，好像它的肢体在树皮下碎裂了，偶尔一截粗大的树枝被寒风利落到地上，砸在潜伏官兵的背上。 东北军116、130师近万名官兵一动不动地趴在公路两侧的土沟里。他们身上盖着事先搞来的枯草，这样，既能御寒又能达到隐蔽的效果。 日军的一个摩托车小队在公路上出现。他们开得很慢，显然很警惕。当来到拐弯处，摩托车停住了，鬼子兵下了车，四下散开，然后分别用机枪向山上和高地猛烈狂射。第一梭子弹打完，又换了第二梭……一气扫了三梭子弹，鬼子们扫射完又等了片刻，见没有反应，这才纷纷跨上摩托车，继续前进。 显然刚才鬼子的侦察兵认为公路的拐弯部位是“险地”，所以用火力进行侦察。 叶挺在阵地上隐蔽观察，见鬼子的侦察兵已去，不禁松了一口气。 稍顷，观察哨报告：日军的车队开来了！叶挺举起望远镜观察，只见日军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过来了，其中多数是运兵的卡车，也有一些载运辎重的卡车。 日军的汽车队开进了伏击圈，头车的驾驶棚顶上架着两挺歪把子机枪。车厢里满载着荷枪实弹、穿着黄色粗呢面皮大衣、戴着皮帽的日本士兵，满载士兵的卡车竟有约100辆，看样子足有2000人……日军的卡车开得很慢，随风传来日军士兵的歌声： “朝霞之下任遥望， 起伏无比几山河， 吾人精锐军威壮， 盟邦众庶皆康宁， 满载光荣啊， 关东军！” 黄显声低声通过电话向各阵地传令：“各阵地要沉着，放敌人车队靠近，以我的枪声为号，再向敌车队开火。炮兵瞄准较远距离的敌车，以密集炮火轰击；近距离的敌车，可以用手榴弹袭击。其他火器点扫射逃窜之敌。要沉着！沉着！” 黄显声传完命令，监视着敌车队的动静。当敌车队前面的车辆已接近拐弯处，后面的敌车也已进入迫击炮射程时，他举起驳壳枪朝天打了一枪。 埋伏的工兵拉响了预先埋好的地雷。轰的一声，日军车队的第一辆车和最后一辆车被炸得粉碎，汽车的碎片、日军　士兵破碎的肢体纷纷扬扬从天上落下，几乎全落在潜伏战士身上。 与此同时，已安好炮位的上百门火炮掀开伪装，露出了黑洞洞的炮口。53军的炮兵团在团长王和华的指挥下，24门77毫米野战炮和12门120毫米重型迫击炮按照昨天精确测定好的诸元，开始对日军车队进行“效力射”！ 所谓“效力射”，就是不进行“试射”，而每一门收到命令的火炮锁发射的第一发炮弹就是“效力射”──虽然这样的做法会让每门火炮射击的准确度下降，但这样正好避免了当所有火炮对准单一坐标射击时落弹过于集中的问题；因为每门火炮射击时的误差，正好可以在目标周围形成一整片弹幕。所有的炮兵都知道的常识，第一群炮弹的威力最大，第一次齐射就是“效力射”，通常都可以给没有准备的敌人以最大的杀伤，达到最大效益，同时也可以在使用最小弹药量的情况下达到最佳效果。 在军炮兵团开火的同时，116、130师的几十门步兵炮、82、60毫米迫击炮也对公路上的日军车队进行抵近射击！ 伴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日军车队顿时被团团爆火包围。一些汽车被直接命中或被近爆的炮弹炸散了架，密密麻麻站在车厢内的日本兵被炸成一堆堆肉酱，被烧成一块块黑炭！随着遮天蔽日落下的沙石残肢，许多钢盔砸落在地上哐啷啷地直转，里面赫然是带着头发的半个糊满红白的头盖骨！ 原来鬼子也是怕死的，在突如其来的猛烈炮火前，日军士兵惊叫着跳下车连滚带爬地寻找掩蔽物，找不到的哭喊着向汽车底下拼命爬。炮火更加猛烈了，整条公路都被黑色的硝烟遮盖，横飞的炽热弹片将未及卧倒的日军士兵成片打倒，气浪又将卧倒的士兵掀上半空。被炮火扯得稀烂的太阳旗在满地的血泊中漂浮，恰如大日本皇军的悲惨命运。 伴随着雄壮的军号声，路边的枯草在一瞬间被掀开，一排排雪亮的刺刀出现了。数千东北军部队潮水般冲向公路，向残余的日军杀去！ 训练有素的关东军士兵在突如其来的打击前迅速做出反映，他们嗷嗷地嚎叫着从掩蔽物后面和车底爬出来，哗哗地拉枪栓声响成一片，黄澄澄的子弹从枪膛里跳出来，迸在地上。训练有素而又墨守成规的日本士兵，百忙中也没有忘了在白刃战前按《步兵操典》退出子弹（详见作品相关：日军拼刺刀前退出子弹的真正原因兼论对付日军白刃战的方法）。 哪知东北军官兵冲到近前却突然停止，向日本兵甩出一排排手榴弹！接着一批轻机枪手突前，手持捷克式轻机枪对准前面的日本兵猛扫！如雨泼洒的钢风铁雨将无数日军血肉淋漓地削倒！ 还不算完，公路两端各有1000名东北军铁骑俯身站在马背上，头顶上打着旋挥舞着雪亮的马刀，狂叫着放马杀向硝烟弥漫的敌阵。这是黄显声的老部队、最精锐的第2骑兵师！ 在现代化战争中，用密集骑兵冲锋火力强大的敌人是愚蠢的，但冲入人群中的骑兵进行白刃战的威力也是可怕的！无数骑兵冲进成群的日军中，不开刃（因为马刀的刀口需要承受大力的劈砍，开刃容易卷）的马刀抡圆了在日军脑袋丛中斜劈横扫。疯狂挥舞的雪亮马刀力道惊人，被劈中的日军在感觉到疼痛以前惊慌地发现自己的手臂（或其他部位）已齐根不见踪迹，狂飙的鲜血随着脉搏一次次喷射向空中。日军的防守顿时出现漏洞，更多骑兵“呦呼”狂叫着杀入敌群。这简直回到了惨不忍睹的冷兵器时代，以精确射击和勇猛白刃战著称的日军士兵在近在眼前的彪悍铁骑面前找不到优势，东北军骑兵勇士们熟练地借助骏马跃起的高度，轻松地挥刀将横枪格刀的鬼子连枪带人劈为两段。但骑兵的高头大马有时也被日本兵用刺刀捅倒，不断有勇猛的骑兵坠马，立刻被数把半米长的三八刺刀前后捅穿！ 第2骑兵师如狂风般掠过公路后，日军队形明显稀疏了下来，残余日军只好向公路两侧的山坡上避让，并持刺刀与近前的东北军对峙。但东北军官兵却还不着急拼刺刀，而是对准日军士兵再放了一排枪！又将日军打倒一片。这就是叶挺对付日军白刃战的绝技之一：“上红膛”！即不象日本兵一样拼刺刀前退出子弹，而是在枪膛里保留一颗子弹，出其不意地对日军进行近距离齐射，将冲在前头的倭寇击伤或击毙，既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又扰乱敌人的阵型。 此后，东北军官兵才挺着雪亮的刺刀，呐喊着杀入稀稀拉拉的日军阵形中。顷刻间，身穿黄色军装的人群便被潮水般身穿灰色军装的人群淹没…… 这是场硬碰硬的肉搏战。双方杀红了眼，刺刀相交的铿锵声，枪托击中**发出的闷响声，濒死者的惨叫声，杀得性起的吼声响成一片…… 日军混成14旅团的高级参谋福岛和吉郎中佐是旅团派到这路日军的联络官，由于军衔最高，实际上也是指挥官。他五短身材，但体魄健壮，硕大的下巴上经过仔细修剪的浓密络腮胡子一直联到鬓角，煞是威武，只是满脸红黑色的横肉与斯文的金丝眼镜好象不太相配。 在东北军的猛烈炮火下，第25联队第2大队的大队长鲶江正太郎少佐和第26联队第2大队的大队长宫本德一少佐都被当场击毙，福岛原本也算威武的外表也是惨不忍睹，泥巴和血水糊满额头，痛苦和仇恨从他失去理智的眼睛里透出凶狠的光芒。在绝境中他作出了唯一正确的选择：集中2个大队尚大致保持建制、最精锐的护旗小队，以及残余的几挺歪把子机枪死守一处小山坡，掩护残存的唯一电台呼叫援兵和空中支援。 但日军航空兵主力正在掩护第6、8师团作战，好不容易才拼凑了3架轻型轰炸机飞临喇嘛洞战场上空。由于认为东北军缺乏高射兵器，所以飞机都飞得很低，毫无顾虑地俯冲扫射、投弹。阵地上的士兵甚至能看清敌机上的飞行员。 因为叶挺事先有布置，所以阵地上的官兵都有准备，敌机一出现，制高点的马克沁重机枪立刻开火。同时，两人架起一挺轻机枪，随着敌机的活动转动方向，射手瞄准射击。几百挺机枪同时喷吐着火舌，在空中几乎织就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火网！ 马克沁重机枪有117个零件，分为枪架、枪案、枪身三个部分，其中枪身有10个零件。枪的口径7。9毫米，长1。198米，重49公斤。它的好处是中途不用添水给枪管降温，可以连续射击4个多小时。该枪配有高射枪架和对空瞄准环，根据昨天叶挺的亲自示范，重机枪手都大致掌握了对空射击的要领，调试好了对空瞄准环。瞄准环上面有5个环圈，一个望远镜，当飞机进入第1个圈时就扣动扳机，如果打中了，飞机此时正在第3个圈里；如果到了第4个或者第5个圈时，那就打不到了。 敌机没有料到会遭反击，所以毫无防备地俯冲下来，结果闯入了几百挺机枪的火网中，一架敌机也许是油门阀门被击中，拉着烟柱惨叫着一头栽向后山。另两架犹如受惊的苍蝇，“嗡”的一声，迅速爬高，脱离机枪射程。但他们心犹未甘，还向阵地扫射、投弹。由于是在高空投弹、扫射，命中率极差。投完弹后，飞机灰溜溜地飞走了。 前后不到2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那些被击毁的汽车，却还在冒火燃烧着。公路上、山坡上里横七竖八地躺满了2000多个关东军士兵和500多个东北军士兵血淋淋的尸体，像个露天屠宰场。 此次喇嘛洞伏击战，叶挺充分发挥火力优势，巧妙利用日军的墨守成规，一举全歼关东军2个大队，击毙2000多人，缴获一大批步枪和子弹，创热河抗战以来最大的胜绩，迟滞了日军对长城的进犯。东北军打了一个“翻身仗”，扬眉吐气，此前对日军恐惧的心理几乎一扫而光！这一仗，也振奋了全国的人心，打出了中国人的英雄气概，为中华民族抗战史留下了光辉一页。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元帅得到消息时正和下属下围棋，他先是被震惊得说不出话来，随后又暴怒地抽出军刀将围棋盘砍成碎片。他愤怒的是，自进攻热河以来兵败如山倒的支那军队竟敢率先攻击一流的关东军部队，他发誓有朝一日要亲手用军刀砍下叶挺的脑袋。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令嘉奖。冯玉祥除传令嘉奖外，还赏53军30万大洋（自然是宋子文出的）！冯玉祥信上写道： “希夷吾弟，今闻阁下巧妙指挥，一举全歼关东军2个大队，敌官佐至士兵无一漏网，自淞沪抗战以来再传痛歼日寇的佳话！昔日田光赞荆轲曰：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荆轲当属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依愚兄之见，希夷率部以劣势装备率先向强敌发起攻击，并格杀敌数千，实属神勇之人，愚兄不胜钦佩！” 大胜之后的叶挺却在思考此战的教训。此战东北军兵力、火力都占绝对优势，又是出其不意的伏击战，还利用了日军的愚蠢，但东北军还是伤亡500多人。除敌军机枪和飞机杀伤外，大部分是在白刃战中被日军杀伤。白刃战是极为残酷战斗，这就不仅要求士兵有很好的刺杀技术，而且要有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即稳定的心理素质。日军刺杀训练严格、技术精湛，而且士兵配有帆布防护带来防护腹部。在中国战场，日军的新兵都尽可能进行丧尽天良的对活人的刺杀训练以练胆。这使得他们的新兵在白刃战中占有一定优势。三个日军背靠背丁字排开，一般可以轻松对付10多名中国士兵。中**队的刺杀技术不敌日军，一方面体能不如对方，另一方面中**队的刺杀技术主要源于北洋军，在动作上不如日本刺杀简单有效。而且汉阳造和38式相比，汉阳造枪身短，刺刀短，刺刀品质也不如对方。日军士兵的身高虽普遍矮小，但几乎每个士兵都长得粗壮敦实，肌肉发达，脸上都泛着营养良好的油光，无论是突刺还是格挡，手臂上都带着一种训练有素的爆发力。相比之下，东北军战士的脸上呈现出营养不良的菜色，两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悬殊，也体现在单兵素质上。此次喇嘛洞的大胜，是可一不可再的胜利，以后不会有这么好的有利条件了。 第三十七章：两线大捷（2） 3月7日，就在叶挺指挥东北军53军伏击日军喇嘛洞大战之时，北平军分会参谋长黄绍竑在赤峰见到了41军的军长孙殿英。 对于孙殿英这位民国“风云人物”，黄绍竑颇有所闻。 孙殿英一脸的麻子，给人的印象粗鲁愚昧，但此人憨愚的外表下却掩藏着一颗精明狡诈的心。 在民国的西北军将领中，石友三因反复无常，四处投机，被称为“倒戈将军”。而另有一位军阀同样是多次倒戈，与石友三不相上下，不过，他更是因盗墓而出名，被人骂作“盗墓将军”、“东陵大盗”，此人就是孙殿英。 孙殿英，乳名金贵，字魁元，河南永城人，1889年生。1914年孙殿英25岁那年，投到河西悍匪张平手下，初当伙夫，后当勤务，以后又干起鸦片买卖，甚至自己动手制造鸦片，印上“殿鹰”商标，销往各地，赚了大钱。不久，投入河南陆军第1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在丁香玲保护下依然贩运和制造鸦片，并从副官升任机关枪连连长。有了一点兵权。孙殿英趁机收容豫西土匪、流氓、赌棍及庙会道会徒，掌握了一支亦兵亦匪的武装。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驻豫西直军开赴前线，利用这个机会，孙殿英率领机关枪连及丁香玲部1个骑兵连在陕州哗变，东窜洛阳，到处抢掠并招兵买马，队伍扩大至数千人。孙殿英虽然拉起了一支队伍，但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下，不投靠大军阀就难以生存。孙殿英知道当时的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也是土匪出身，可以说气味相投，于是派人请求张宗昌收编，张宗昌也欣然应允。1925年秋，孙殿英率部开始了大流窜，由豫西窜往山东，沿途所经之地，大肆奸淫掳掠，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孙殿英窜往山东济宁后，被张宗昌委为第5师师长，下辖2个旅共五六千人。后张宗昌被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击败，孙殿英见走投无路，只得接受改编，被蒋介石任命为第6军团第12军的军长。就这样，土匪出身的孙殿英，数年之内，四易其主，最终成了“**”的一部分。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成功。其时，孙殿英率部驻防在蓟县的马伸桥，此地离清朝的东陵仅一山之隔。当时有个惯匪马福田，探知东陵地区无人看守，就伙同其他匪徒窜到东陵盗宝。孙殿英闻讯，抓住这个时机，调动一团兵力，开到马兰峪，打跨了马匪后，借口防匪护陵，又声称“举行军事演习”，把东陵三十里内戒严，这个大土匪军长便指挥部下挖坟盗墓，干出了一桩震惊全国的丑恶事件。6月下旬，孙殿英命令工兵执行挖墓的任务，先挖开慈禧的坟墓，再挖开乾隆的坟墓，盗出珍珠、翡翠、玉石、象牙、雕刻、字画、书签、宝剑等稀世珍宝一大批。挖开这两座坟墓整整用了三夜的时间，宝物满满地装了五个大皮箱。孙殿英亲手将皮箱加封、盖章，送往蓟县的司令部。 不久，马兰峪的满族人民发现慈禧、乾隆坟墓被人挖掘，即报地方当局查办，这样，孙殿英盗挖东陵的消息很快传到全国，各地报纸纷纷揭载，要求严办孙殿英。孙殿英见势严重，乃在东陵赃物中挑选一批珍贵的，其中一柄九龙宝剑，剑面上嵌有九条金龙，剑柄上嵌有宝石，托戴笠送给了蒋介石；另一柄宝剑托戴笠送给了何应钦。乾隆颈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据说是代表十八罗汉，是无价之宝，那最大的朱红色的两颗，孙在天津时送给了戴笠；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孙托戴笠送给了宋子文；慈禧嘴里含的一颗夜明珠最为珍贵，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孙将这件宝物也托戴笠送给了宋美龄。孔祥熙和宋霭龄见后十分眼红，孙便又挑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并将价值50万元的黄金送给了阎锡山。虽然国民政府命天津卫戍司令阎锡山组织军法会审孙殿英，以商震为审判长主持其事，但也不过逢场作戏，最后不了了之。 1930年春，在中原大战酝酿期间，孙殿英看到冯玉祥、阎锡山势力较大，便有意依附于冯、阎。冯、阎也希望将孙殿英争取过来，于是，委任他为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这样，孙殿英叛蒋而改投冯、阎，令所部开赴豫东、皖北布防，自率一部进驻亳州。在此期间，孙殿英常与冯、阎部重要将领鹿钟麟、宋哲元、孙良诚、徐永昌、徐源泉、石友三等大赌麻将，还故意输钱讨好。中原大战开始后，蒋介石派出大军**万人向孙部防区进攻，4月，亳州城被围，孙殿英一边抵抗，一边向冯、阎求援，冯玉祥派孙连仲率5个师驰援亳州，至7月，亳州才被解围，历时90余日。亳州解围后，孙殿英率部退至朱仙镇。不久，所部被蒋军击溃，狼狈逃往黄河。中原大战结束时，孙殿英看到冯、阎败局已定，为求出路，派人赴沈阳见张学良，表示输诚。不久，张学良率部入关，冯、阎失败，孙殿英率部退到山西，驻防晋城一带，张学良将孙部改编为第40师，孙殿英任师长。这样，孙殿英又投到张学良麾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殿英升任第41军军长。1933年2月热河抗战爆发，孙殿英奉张学良之命率第41军由山西驰援热河，向赤峰前进，作为热河北线抗战的主力。战事一开始，驻守热河北线的汤玉麟部一触即溃，东北义勇军刘震东、李忠义、邰斌山、邓文、檀自新、冯占海等部数万人由于装备甚差，各部间又缺乏协同，也难以遏止日军的攻势，使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幸得孙殿英部41军久经内战锻炼，迅速进抵赤峰，当即对南下的日军骑兵第4旅团展开阻击战，相持达七昼夜，在赤峰城下遏制了日军的进攻势头。 黄绍竑在赤峰的41军军部见到孙殿英后，故意严肃地说：“听说你部在热河一带抢劫掳掠，百姓怨声载道，可有此事？” 孙殿英见军分会参谋长黄绍竑亲自到来，联想到连月来停扣的军饷、给养，自然知道眼前这位“钦差”的份量，不待黄绍竑把话说完便忙不迭地表白道：“参谋长有所不知，热河地方虽大但人烟稀少，给养自然困难。别说鬼子来，就是鬼子不来，我这3万来人呆在这儿吃什么？这儿虽有些山，可这能叫山吗？寸草不生不说，地势也平缓，让我拿什么去挡日本人的坦克？！部队开来后，既无兵站，又无存粮。部队不自己解决怎么办，怎么作战？军纪太坏我承认，可我有什么办法？难道我不想让自己的队伍走到哪儿都受人欢迎？” 孙殿英土匪习气甚重，嘴皮子倒很是利落。黄绍竑也懒得跟他磨嘴皮，当下又暗示道：“现在外面有很多闲话，你知道吗？” 孙殿英是个明白人，一听这话来了气，骂道：“他妈的，我知道外面有人造谣，说我见日本人不战而退，说我投了‘满洲国’。这都是有些王八蛋想整我。参谋长，你去看看，我的伤兵从哪里来的？我总不会把自己那么多的弟兄打伤吧？再说了，全国人都知道我孙某挖了小溥仪的祖坟，就是我想投他，他肯容我吗？这岂不是把我这麻子脑袋往刀板上送？我孙殿英虽然是土匪出身，混了几十年，也还知道一些民族大义，即使再愚蠢也还知道与日本人、小溥仪有不共戴天之仇。那些造谣的人就是想栽我，好吃掉我的部队。请参谋长转报上峰，妥为处理此事。我孙某一定服从命令，绝无二心。” 黄绍竑听后暗暗点头：果如叶挺所说，别人可以降敌，惟有孙殿英不可能投降伪满洲国。当下问道：“目前战况如何？” 孙殿英答道：“形势非常吃紧！我部在赤峰北面顶住了敌军骑兵，但敌军主力坂本师团（指第6师团）在占领朝阳后，全力西进，攻下叶柏寿（建平），兵临赤峰城下，我军陷于敌军两面夹击之中！前两天，我部118、119旅在打粮沟门遭到敌军优势兵力袭击，被截为数段，幸得将士用命，且战且退，终于冲出重围，在117旅接应下退回赤峰。117旅拼死阻击，目前在赤峰东面的炮营子地区与敌军坂本师团对峙。连日激战之下，我部损失惨重，伤亡逾万，目前全军只剩下不到2万人，且弹药、给养严重不足，已经支持不住了！” “支持不住就撤退。”黄绍竑说。 “啊？……”孙殿英惊讶得合不拢嘴。要知道他以中原大战时死守亳州90多天著称，与傅作义并称天下最知名的防守名将，原以为黄绍竑此来是要督战，令他死守赤峰，哪知却是要他撤退！ 黄绍竑说道：“赤峰承受敌军两路主力重压，守是守不住的，孙军长已经尽力了，军分会是看在眼里的。之前之所以拖欠41军的军饷、给养，主要是何部长（军政部长何应钦）对贵军心存疑虑、对军分会施压的结果。现在何部长一行已经返回南京，焕公（冯玉祥字焕章）已接替少帅就任军分会委员长，主持华北五省大局。临行前焕公特意召见我，对孙军长当年中原大战时死守亳州、扭转战局的贡献仍然赞不绝口，又谓此次热河抗战我军全线溃败，唯孙军长的北线得以独全，至今仍能守住赤峰，大挫敌酋锐气。故已下令补发对41军的欠饷40万元，另拨给面粉4万袋。我前来赤峰时，亲眼看见粮饷已到丰宁，只等孙军长接收了。” 孙殿英听到拖欠已久的粮饷得以补发，不禁大喜：“惭愧！多谢焕公厚爱，魁元以前糊涂，做了对不起焕公的事，幸得焕公不计前嫌，魁元受之有愧，惟有肝脑涂地，拼死相报！” 黄绍竑心中暗笑：补发粮饷是有的，但所谓冯玉祥召见、一番赞颂孙殿英的话语纯属叶挺编造，只是对孙殿英大灌**汤而已。当下说道：“还有更大的好事，汤玉麟被解决后，焕公决定将其所部55军的大部人枪拨与41军，以弥补贵部损失。” 孙殿英更是感激涕零：“?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54 部分阅读 龆ń渌?5军的大部人枪拨与41军，以弥补贵部损失。” 孙殿英更是感激涕零：“魁元感激不尽！” 要知道汤玉麟所部拥有大量德国、捷克、日本制造的先进武器，在中**队中绝对属于一流，有了这些补充，孙殿英的实力不减反增。叶挺之所以将汤玉麟55军的部分人枪拨给孙殿英，只是因为这些官兵都是吸鸦片的“双枪兵”，到其他部队并不合适，只有同样是“双枪兵”的孙殿英部“臭味相投”。 黄绍竑令孙殿英摒退左右，四顾无人，凑近孙殿英低声说：“焕公还说了，汤老虎存在热河北部、西部的特货，一并拨与孙军长你，以帮补军用。” 所谓特货，就是鸦片。 孙殿英又是一喜，不过他毕竟在军阀混战中摸爬滚打多年，自身名声太臭，又背叛过冯玉祥，还是有自知之明，所以很快反而冷静下来，说道：“季宽兄，魁元有过受禄，颇不自安，焕公和您到底有何底牌，一并亮出来吧，打开天窗好说话。” 黄绍竑赞道：“孙军长快人快语，我就直说了。焕公意思是以后多有借用孙军长处，望孙军长鼎力支持。” 孙殿英心下雪亮：冯玉祥东山再起，入主华北，看来是雄心勃发了。黄绍竑虽为蒋介石的内政部长，但与桂系关系很深，现在又被免职调来北平军分会，看来与冯玉祥一拍即合，又要仿效中原大战故事，西北军、桂系南北呼应对抗老蒋了。而自己中原大战打出了威名，对付蒋系中央军最有心得，所以被冯玉祥倚重，才在自己并无功劳时，反而下重本予以拉拢。于是拍胸口说：“季宽兄放心，请转告焕公，只要焕公振臂一呼，魁元第一个起而响应。” 黄绍竑暗喜，叶挺的谋划已成功一半，于是说：“当下赤峰危急，硬拼无益，焕公已同意41军撤到丰宁休整，赤峰防务，交给刘桂棠部即可。” 孙殿英略一思索，已明白其中奥妙。冯玉祥是要保存自己这支部队的实力，至于刘桂棠，乃山东巨匪，名声比自己还臭，又与各方并无渊源，正好丢卒保车。只是他还是有些担心，说：“刘桂棠滑头得很，只怕他不肯死守赤峰。前段时间我接到密报，刘桂棠私下已有投降之意，如我部退却，他恐怕很快就会投降日本人。” 黄绍竑道：“孙军长放心，我这次带来5万大洋给刘桂棠，这个土匪见钱眼开，兴奋之余还是会拼上一阵的。对了，我另带了10万大洋给孙军长你，这是宋院长私下给的，望笑纳。” 又是一个反老蒋的主，如此里应外合，反蒋更有胜算。孙殿英自以为得计，满心欢喜地收下这份厚礼。 此时黄绍竑恢复了严肃：“41军放弃赤峰，为避免舆论闲话，还得打上一仗。军分会已得到可靠情报，敌军坂本师团的辎重部队，位于赤峰以东的哈拉道口，防务空虚，正好为我军所乘。军分会命令41军，立即集中3个旅的全部兵力，于今日深夜全力袭击哈拉道口，打掉敌军的后勤补给，然后全军转进丰宁。41军的伤员，现在立即先运往丰宁，另请孙军长派人先行前往丰宁接收粮饷。” 孙殿英接令后有些忐忑，问道：“情报确实吗？” “确实。另焕公交代，歼灭敌军后，要尽量缴获敌军文件，有价值的还有重赏。” “好的。那季宽兄何时回北平？” “等打完哈拉道口一仗后，与孙军长先一起到丰宁。” 孙殿英长舒了一口气，彻底放心了。 要知道孙殿英参加军阀混战十多年，早就练得滑如泥鳅。他与冯玉祥有隙，这次冯玉祥如此厚礼接纳，必有所图。如果要自己送死，与日军死磕，以换取他军分会委员长新上任后的首次大捷，让自己做垫脚石，并不是没有可能。只是黄绍竑以智谋机变著称，号称“智多星”，在桂系中即令李宗仁、白崇禧也甘拜下风。他肯留在自己军中，等打完仗再走，实际上甘为人质，那就无可疑了。如果黄绍竑不等战事开始，说他要立即回北平复命，那孙殿英就打定主意，再大的诱饵也不能吞下，立即带上10万大洋和全军西撤察哈尔，避开日军兵锋，自立为王去也。 黄绍竑也舒了一口气：叶挺的锦囊谋划，已成功大半。 叶挺洞悉历史（自然是蒋先云告知），知道历史上此次热河抗战，孙殿英在赤峰顽强抗击日军，又曾派117旅一部在哈拉道口奇袭日军，差点赢得大捷。原来哈拉道口为日军第6师团的司令部所在，兵力空虚，孙殿英部一路杀进，一直打到第6师团的司令部附近，日军狼狈不堪，被迫拼凑司令部的参谋、勤务人员和少量护卫部队仓促抵抗，眼见覆灭之际，幸得孙殿英部并不知道此处为日军首脑所在，兼之日军援军抵达，孙殿英部主动撤离，从而痛失抗战史上消灭日军一个师团司令部的千载良机！ 这个第6师团，就是历史上南京大屠杀的头号元凶，被称为“野兽师团”！虽然在这个时空中，现在离1937年还有4年，南京大屠杀尚未发生（叶挺、蒋先云也绝不允许这一惨剧发生！），但第6师团1928年制造了“济南惨案”，双手早已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也必须血债血偿！ 黄绍竑前来赤峰途中，打开叶挺交给的信封（所谓锦囊），明白了其中奥妙，于是依计行事。 叶挺在信中指出，日军第6师团的司令部和辎重部队位于哈拉道口，为此要先笼络住孙殿英，才能令其全力展开袭击，但事先不能告知孙殿英这是日军首脑机关所在。原因在于，当时中**队的将领最注重兵权，司令部往往兵力庞大，且一般有手枪团、机枪营等最精锐的部队，野战部队反而兵力、武器不足，就是“头重脚轻”。如果告知孙殿英去攻打日军的师团司令部，他肯定以为是去送死。所以只须告知哈拉道口是日军的后勤部队所在即可（也确实如此），这类部队战斗力不强，又有大量物资，正是所谓软柿子、“肥肉”，才可吸引孙殿英前去攻打。事实上日军的司令部与中**队相反，极其精简，1个旅团部只有几十人，师团的司令部只有300多人，而且护卫力量很弱。孙殿英如果全力突击，绝对可以一棒敲碎北线日军的首脑机关！ 黄绍竑阅信后大喜，如果情报确实，成算非常大。这次要是能打掉日军的师团司令部，自己肯定会名扬天下，“抗日名将”之名只怕不会在叶挺之下。于是按照信中叶挺的指引，对孙殿英大灌**汤，果然促使其出兵攻打哈拉道口。 黄绍竑作为桂系“三巨头”之一，也是兵家名将，当即与孙殿英就奇袭的事宜和兵力部署作了安排，确保万无一失。 3月7日傍晚，41军的部队在漫天的雪花中出发了。117旅（旅长丁纻庭）在前面开路，呈进攻队形；118旅（旅长刘月亭）、119旅（旅长邢预筹）在队列的后面，1。5万大军冒着严寒朝鬼子的后方哈拉道口行军。经过几年折腾，孙殿英东陵盗宝的文物几乎卖完，虽然换得大批进口武器，但连年混战损耗大半，不过剩余的几十门山炮、迫击炮以及不多的炮弹也全部拉上来了，反正打完仗后改编汤玉麟部有大量先进武器补充。 阴沉而严寒的黑夜，细雪霏霏地洒落着，北风从冰冻的土地上卷过，吹得电线呜呜咽咽地直叫。老哈河的两岸，野地里光秃秃的，只有大风毫无阻拦地任意地扫荡着。远处一片片黑沉沉的影子，那是村落和树林。 下了雪之后地面的地形地标就不容易分辨，在前面带路的兄弟也是走得跌跌撞撞的，队伍走走停停，官兵们都把手拢在袖子里面，棉帽紧紧裹着脑袋。 雪地里行军体力消耗比平时大很多，每个人走得都好像腿上灌铅一样，尤其是背迫击炮弹和迫击炮的士兵，一边走一边呼哧呼哧喘气（山炮则用为数不多的马匹牵引）。严寒冻得人脑袋发木，向导走不了几里地就要拿雨布蒙着脑袋对照地图看。 到了深夜，41军的主力终于在大雪掩护下秘密抵达哈拉道口的外围。 哈拉道口是叶柏寿（建平）至赤峰之间的一个大镇，黄绍竑已得叶挺告知情报，谓此处为日军第6师团的司令部和辎重兵联队所在地，不到4000人，且以机关、后勤部队为主，战斗人员当不足千名。而41军有3个旅，并1个炮兵营，兵力占据绝对优势。 总攻时间定在深夜子时，先由炮兵集中火力在镇的东南角炸开缺口，然后117旅集中2个团的兵力从东南角进行重点突破。118旅的任务是在城北边进行助攻，以吸引鬼子的视线。待主攻方向得手后，迂回构筑阻击阵地，防止镇里的鬼子从北边跳出包围。119旅担任阻援任务。黄绍竑和孙殿英在前线设立了临时指挥所，掌握了预备队。 子时已到，一串串红色信号弹飞向空中。瞬间几十门山炮、迫击炮抖动着身躯发出震耳的轰鸣，炮弹在空中扯出啸声，拉着火道子飞向日军阵地。烟尘遮天蔽日，土块、石块、树木、尸体被炸得飞舞，地面被巨大的爆炸拽得上下颤动，一门门火炮都在展示着它们巨大的破坏力。 日军第6师团的师团长坂本政右卫门中将正在烦躁不已。该师团来自素以出精兵猛将著称的南九州地区，在西南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打出了赫赫威名，号称“皇军”中战斗力第一的头等精锐师团。不料此次热河作战一开局就不顺利，占领朝阳后向叶柏寿推进时，2月底突然遇到几十年未遇的寒潮，气温低至零下30多度（在南九州，此时早已春暖花开了！），结果第6师团出现大量的冻伤，只好动用空军投下大批御寒物资，但冻伤人员高达千人以上，集中在叶柏寿突击治疗，部队战斗力大受影响，结果至今未能攻下赤峰，而第8师团早已夺取了承德，受到天皇的嘉奖，关东军司令部则对第6师团充满了责备和失望之意。坂本师团长气恼之余，连夜与参谋长佐佐木吉良大佐召集参谋人员开会，决定明天集中主力在炮营子一带突破支那军队的防御，一举拿下赤峰，挽回头号主力的脸面。 会议即将结束之际，一道强烈的闪光突然将整个室内照如白昼，接踵而来的剧烈爆炸将惊恐茫然的与会人员震成了傻子，室内灯火瞬间全灭。几个离窗口最近的下级参谋被气浪冲的横飞起来，迸裂的玻璃碎片象霰弹一样在屋内横扫，伤员的尖叫声仿佛世界末日！跟着无数爆炸声响起，房间象8级地震一样晃个不停，小桌上的茶具咯嗒嗒滑向桌子边沿。 几个将佐惊慌地站起四处张望，坂本政右卫门双目精光大盛，两只毛茸茸的粗壮大手猛地摁住桌子两边。 “怎么回事？” 一个满脸是血的中佐奔了进来，颤抖着哭腔顾不礼节： “阁下——，支那人将我们包围了，司令部被炸了——” “什么——” “是、是、阁下，敌军火力强大，镇里到处是火光！” “啊？”坂本政右卫门挺直的腰板有点发虚： “快去叫高田阁下前来！” 高田弥彦大佐是师团辎重兵联队的联队长。 中佐哭倒于地： “高田阁下已经在炮火下阵亡了，呜呜——” “八格！”坂本政右卫门一拳猛击在桌面上：“佐佐木阁下，立即组织辎重队、辅助部队和司令部军官全部上阵充当战斗队，与司令部护卫中队一起反击！下令在炮营子的师团坦克队迅速前来支援！” 出乎意料，41军的117、118旅的进攻开展得异常困难，助攻的两支队伍都没能实现战术目标，鬼子的掷弹筒打得非常准确，前沿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从火力上判断可能是89式重掷弹筒，这玩意儿比较麻烦，火力布置非常灵活，威力堪比小钢炮。 前沿阵地上**的重机枪每挺都打掉了3个满弹带以上，水冷套筒里的冷却水滚烫，估计早就开了锅了，不过急速射出的子弹有效地压制了鬼子的火力。但由于枪膛滚烫的，枪管烫得不敢摸，只好先用橡胶水袋降温。 这时重机枪阵地对面出现一个黑洞洞的影子，鬼子的战车出动了！重机枪阵地被压制住了！ 幸好观察员通过临时拉的野战电话要通了迫击炮阵地，把鬼子战车的射击诸元报告了过去，就听见后方低沉的砰砰几声，几发迫击炮弹连续在鬼子战车周围和车身上爆炸。鬼子的战车立刻后撤，又是一声巨响，一发迫击炮弹击中了战车的顶盖，轰隆一下，整个战车被内部弹药炸成了一个火球。 紧跟着，117旅的主力部队开始冲锋。整整1个多团的兄弟前赴后继朝鬼子的阵地上冲过去。有一个军官模样的兄弟光着膀子抱着轻机枪泼水一样扫射，突然中弹了，身体向后一仰，机枪也被扔向空中。他后面的兄弟从地上捡起机枪，继续朝前面冲。 在军长孙殿英的严令以及重赏许诺下，参战部队几乎是不计伤亡，大家都知道，只要这一仗打胜，就可撤下休整了，还有大量弹药和面粉供应，所以一定要战胜鬼子！ 进攻一直打到中夜，主攻方向损失了2个多营的兵力，而助攻方向也伤亡惨重。但日军毕竟不是野战部队，后勤辎重部队战斗力有限，117旅的主攻方向已经得手，从城垣外围一直打到了镇中心，开始涌进了大批后续部队，整个战斗的所有预备队都在朝县城里头冲，城里炮声、枪声、喊杀声连成一片！ 进攻的争夺异常惨烈，常常是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地打，一个巷子一个巷子地争夺，六零迫击炮身管几乎成了直角，从街道这边朝街道对面炮击，一不留神炮弹能落在自己人头上。 助攻方向也进展顺利，118旅2个团从缺口处堵了上去，这里的日军辎重部队大多只装备了刺刀（日文称“短剑”）之类的冷兵器，几百人的反冲锋被118旅的机枪火力压制住了，先头团一个冲锋就全部把他们击毙了。 进入镇里的41军2个旅一边冲一边朝纵深发展，鬼子逐次抵抗，防线一步步收缩到了镇的西北侧，想凭借着那边税务公所的房屋进行抵抗。 117旅的主力团团长杨猴小担负主攻任务，他命令打出红色信号弹，顿时枪炮声大作，军炮兵营的山炮、迫击炮不分鼻子眼睛地朝鬼子占据的院落打，同时机枪也嗒嗒地响起来，子弹在雪夜中划出一道道红色的弹痕，整个雪夜异常地壮观！ 警卫连和教导队从右翼包抄了过去，杨猴小也带着一个营往里头打。但没想到的是这个看上去不大的院落虽然受到突然袭击，但鬼子战斗力尚未丧失，迅速依托院墙和工事组织起防御，而且也不朝左翼后撤，完全摆出了一副坚守的样子。 院落里的鬼子异常凶狠，警卫连和教导队连续组织了3次强攻但都被鬼子反冲锋给打了回来。杨猴小也是听着上火，当下命令警卫连想办法判明被围鬼子的兵力规模以及番号。 这时一个通信兵来报告，他发现鬼子左面一座房屋向外架设了很多野战电话线，所以就全拿刀给割断了，但问题是野战电话线特别多，所以特地过来报告。 杨猴小觉得很奇怪，这时通信兵告诉他，从接驳电话线的电话机里面能监听到鬼子的通话。杨猴小拿起听筒，里面鬼子叽里呱啦也不知道在吆喝啥鸟话。突然杨猴小一激灵，他摊开地图对照了周围的地标，他明白过来，自己误打误撞的这个院落没准儿是鬼子的一个指挥机关。 杨猴小立刻派通讯兵把这个情况向后面的旅部作了汇报，不久旅长丁纻庭传话杨猴小，要立刻想办法判定两个事情，一是他们现在的准确位置，二是被他们包围住的是鬼子还是伪军，是个什么番号的部队。 杨猴小自己过去看。走了几百米到了一处枪声大作的地方，就看见一大群鬼子朝这边强攻，估计是想重新接通这些野战电话。杨猴小借助炮火看了看，粗略地估计，从这间被炸塌了的屋子里面接了不下50路野战电话。 杨猴小倒吸了一口凉气，飞快地跑回团部的临时指挥所。这时警卫连也打发人过来报告，从火力规模上判断，被围住的鬼子可能有3个中队，但在阵地前面发动反冲锋被打死的好多都是军官，军官数量明显多于其他部队。 杨猴小立刻叫通讯兵把他的观察结果告诉了旅部，还说了自己的具体位置。 丁纻庭不断接到前方的伤亡情况和进攻进展情况，现在整个战场态势有点儿混乱，他有时候也搞不清楚前沿开展到了什么地方。而旅的指挥部也连续朝前移了好几次，最后移到了距离鬼子据守的院落不到500米的地方。 听了通讯兵的报告，丁纻庭看了看刚刚赶到的军长孙殿英和北平来的参谋长黄绍竑。孙殿英吃了一惊，多年的战争经验告诉他，这次杨猴小带着人误打误撞地抓住了一条大鱼，从拉了这么多野战电话线上看，这个营地至少是个鬼子联队级别的指挥所！ 究竟是打还是不打呢？孙殿英犹豫了。黄绍竑的情报没有错，这里毫无疑问是鬼子的后方基地，目前已经击毙的鬼子至少在2000人以上，大多数只配备了冷兵器，所以很快被消灭，而且夺取了大批物资，有赚无赔。但现在冒出鬼子的一个指挥所，而且很可能已经跟前沿的部队取得了联系，这样一来也许正有鬼子的增援火速赶过来，搞不好不但缴获的物资运不走，而且自己的部队有可能陷入被包围的局面！要么命令杨猴小放弃进攻撤回来，要么派人想办法增援杨猴小，把鬼子的指挥所端掉。 反正豁出去了，旅长丁纻庭主张增援，因为119旅已占据了阻击阵地防止鬼子援军，只要再增援杨猴小1个团，就一定能把鬼子的这个指挥所打掉。 黄绍竑看出了孙殿英的疑虑，于是说：“既然有那么多军官在组织反冲锋，说明他们的警卫部队数量并不多。只要我们集中兵力，比如2个团，吃掉这3个中队的鬼子还是有把握的。” 经黄绍竑一提醒，孙殿英也醒悟过来，他想了想，要丁纻庭把这个判断告诉杨猴小，并且告诉他，从现在开始，要一口气打下鬼子的这个指挥所，给他增援1个营的兵力，另外118旅也派1个团配合进攻。 部队被整顿起来，各个团、营都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一大群汉子就这么在雪夜里投入到一场大厮杀中！ 118旅的主力团团长吕世孝接到命令后，立即率全团急行军赶往战斗前沿。长途跋涉赶到后，全团官兵浑身都像是被汗浸透了一样，棉袄外面雪化了又被冻住，跟披了一层冰甲一样。棉袄里面夹衣和衬衫全是汗水，冰凉地贴在身上，只要稍稍停下来，浑身的热气就往外散，然后就感到寒战一个接着一个。 吕世孝命令就近的2营和教导队负责对这个院落（后查明是税务公所）进攻，结果连续强攻了两次都没有得手，冲锋的路线上布满了数百具兄弟的遗体。最后吕世孝亲自带队，从1营抽调了一部分精干的老兵补充到教导队，同时其他各部队集中火力压制鬼子，又连续组织几次强攻，但还是伤亡很大，都被打了回来。吕世孝也是急得直骂娘，2个团居然拿鬼子3个中队的兵力没办法，但也可见鬼子真正的王牌部队战斗力还是很惊人的。 这边杨猴小召集各营的营长对着地图简单开了个会，现在的局面是鬼子大约一个联队级的指挥所被包围了，包围圈里的兵力大约不超过3个中队，加上伤亡现在估计可能还不到这个数。但鬼子的增援也不远了，119旅在阻击增援，但不知道能坚持多长时间。 最后决定杀鸡用牛刀，集中新锐、战斗力完整的2个营（含增援的1个营），由杨猴小亲自带队。进攻必须迅速结束，总攻发起的时候，包括得到补充的警卫连、教导队同时发动进攻。以红色信号弹为总攻发起信号。现在是差不多3个营的兵力在合力进攻鬼子2个中队不到，应该是占有了绝对的兵力优势。 官兵们匍匐在前出阵地上，现在战场上出奇的安静。士兵上满了枪膛的子弹，上好了刺刀，手榴弹盖子拧开，趴在寒冷刺骨的雪地里整装待发。 还未到黎明时分，天色还是雾蒙蒙地阴沉着，一发红色信号弹刺破即将破晓的天空。炮弹已经打完了，所以也没有什么火力掩护。杨猴小扭头着看了看自己手下的兄弟，然后端起德国冲锋枪，头也不回地喊了声：“跟我上！” 近3个营的兄弟挺着胸膛冲了上去，阵地上枪声瞬间响成一片。鬼子没想到突然会出现这么多部队，如同雷霆神兵一样朝自己的阵地上掩杀过来。好多鬼子已经打红了眼，像是不知道冷一样，光着膀子端着步枪开始反冲锋。 杨猴小一边冲一边朝对面开火，他手上的冲锋枪喷着火舌，扫得前面的几个鬼子趴在地上不敢抬头。这时一个雪窝子边上突然打出来一串子弹，是一个隐蔽的机枪火力点。冲锋的部队一下子被压在那儿，杨猴小就地匍匐，子弹嗖嗖地扫过来，打得面前的雪地上雪末子直飞。 杨猴小组织了火力掩护，几十名冲锋枪手不顾鬼子机枪的火力，一起朝机枪火力点猛扫。密集射过来的子弹打死了鬼子的机枪副射手，正射手是鬼子的一个军官，而且还是个少佐，他一只手扶着弹梭子，另一只手扣动扳机，想要重新压制住对方火力。 杨猴小站起身，嗖地投出了手榴弹，虽然只是扔在机枪火力点的边上，但爆炸干扰了鬼子少佐的视野。 “跟着冲！”杨猴小大声喊着，猫着腰疾步冲了过去，然后端着枪，嗒嗒嗒，枪口扫出几条弹痕，机枪被打哑了。 数百名敢死队员一口气就冲到了鬼子指挥所的院墙外面，这时其他几路进攻也都得手了。阵地上一片混乱，鬼子还在顽抗，好多鬼子都是军官模样，举着指挥刀、端着刺刀就和**官兵展开肉搏战，仗着娴熟的拼刺技术，居然把进攻的**官兵又压了回去。 在日军第6师团的司令部这边，已到了最后的时刻。 司令部的参谋成群地趴在土围上用望远镜观察战况和命令执行情况，不时跑下来向坂本师团长汇报： 北边的防线已被击溃； 南边的院墙被敌兵渗入； 驻守院墙的司令部护卫中队以及辎重兵护卫小队正在与敌后续部队英勇奋战…… 坂本已经重新换过一套笔挺的黄色呢料军服，前胸挂满勋章，正襟危坐在土围旁边税务公所的大堂里，嘴角已经拉到下巴，但是周围紧张的官佐却看不到他惊慌失措的神情。 “佐佐木君，西北方面怎么样？”威严的声音依旧往日的低沉。参谋长佐佐木吉良风尘仆仆地刚刚跑进来。 “报告师团长阁下，北侧土围一带发现大股敌兵运动集结，卑职已命护卫中队严密布防，参谋和辎重兵随我前去支援。” 坂本的情绪彻底低落了，凭手下这点残兵，怎么能够抵挡那么多的敌人呢？奇迹不可能出现，打下去只有全部覆没。 他要作战参谋通知师团坦克队，现在师团司令部里面只有不到1个中队的兵力和几十个军官还能继续作战，几乎所有人都拿着枪在阻击中**队，包围司令部的中**人好像根本不怕死，一批一批地踩着尸体往前冲，司令部要坦克队立刻支援。 “师团长阁下，是不是——退守炮营子？” “八格！要记住，我师团自西南战争以来，不知撤退为何物！”坂本怒目而视，参谋赶紧低头退下：退守，不如说是败退吧！简直是第6师团，不、是整个大日本皇军的耻辱！要强好胜、从无败绩的第6师团岂可轻言撤退！哪怕粉身碎骨，也要拖死一批支那人！ 攻击又开始了，司令部里的参谋几乎全部顶了出去。坂本却悠然抽出朴木刀鞘里的四胴，取过绒布轻轻擦拭。 倭刀在中国又称为武士刀，日本刀！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倭刀就是日本侵略军的象征，也是日军肆意屠杀中国平民的可耻武器！ 倭刀与其说是一款优秀的实战武器，不如说是一件精细的工艺品。 一把优秀的倭刀刀身闪亮，弯曲的造型非常优美。刀锋极为锋利，而且刀身坚固，其独特的造型非常适合砍杀。其锐利的刀锋甚至可以用来剃须（但是要小心喉咙！）。 但是，倭刀品质的优越，是以巨大的人工作为代价的。 制造一把传统倭刀，需要一个工匠和三到四个副手花费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造成刀以后，还需要试验刀的硬度，方可以交付武士使用。 倭人又采用了一种变态的试刀方法，就是用人体试刀。倭人往往把死人的尸体叠在一起来试刀，如果一刀能够砍断一层人体就叫做一胴，二层叫做二胴，一般三胴就是极限了。不过传说也有能够达到六胴、甚至七胴的宝刀。试刀完毕以后，一般工匠会在刀柄上加入注明达到的胴数！ 倭刀自身也有缺点——它要求很高的保养技术。 倭刀在家中摆放的时候，一般都使用专业用于保藏的刀鞘——白鞘。它是优质的朴木制造而成，刀鞘外面没有任何的打蜡和上漆，而是完全的白木外壳。这种做法是为了保证朴木的防潮和透气。 此外，倭刀的刀刃不能沾染上等任何含水的物质，不能用手摸或者染上唾液，不然非常容易生锈。平时也需要经常擦拭和打粉上油。而这个铁粉和重质植物油是保养倭刀专用的产品，一般的石粉和普通的油，是决不能混用的！ 同时，由于玉钢是低温钢，它的含炭量很高，也就非常容易氧化生锈。倭刀表面需要频繁的擦拭，每天就需要擦拭数次。 所以经常在日本电影中看见武士擦拭倭刀，这并不是炫耀他自己的刀好，而是不这样实在不行！ 坂本政右卫门的这把倭刀，是一百多年前神奈川的制刀名家为他的曾祖特制的一把倭刀，正是罕见的四胴。 30年代的日军指挥官，还是以批量生产的西洋指挥刀为佩刀，主要是明治维新取消武士阶层后，倭刀风气没落，只有象坂本政右卫门这样的世代武士家族才有祖传的宝刀。在日本的姓氏中，凡有“卫门”、“兵卫”者，必为世代武士家族，且多为天皇贴身侍卫，荣耀无比。但眼前这把祖传的镇族至宝，已经不可能传给自己的长子了。 坂本一阵酸楚，伴着嘶哑低沉的嗓音弹刀吟唱国歌《君之代》： “……吾皇盛世兮，千秋万代；沙砾成岩兮，遍生青苔；长治久安兮，国富民泰……” 歌声凄哀，伴随着密集的枪弹声，周围“皇军”闻者无不落泪。 还有不到1个小时就要天亮了，别看现在打得狠，天只要一亮鬼子的机动和火力优势就出来了，飞机也会赶来，一旦被咬住就会被鬼子的优势火力造成很大的伤亡。 孙殿英告诉担任阻击的119旅的旅长邢预筹，现在的情况就好像打狗一样，117、118旅现在一把摁住了狗头，不管这条狗怎么咬都不能撒手，119旅一定要阻击住鬼子的增援部队，保证哈拉道口这边用优势兵力一口气把狗头砍下来！ 工事还未完全挖好，前边搜索前出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说前面有支部队，但好像不是咱们的人。邢预筹问他为什么，侦察兵说那支部队有汽车，**里面步兵开拔没有坐车的，拉给养的也不可能拉到这儿啊，所以肯定是鬼子的部队！ 邢预筹当下命令主力团的团长李纯华带着自己的团包抄过去，如果能吃掉就吃掉它，如果吃不掉就地组织防御，务必将他阻击在增援指挥机关的路上。李纯华脑子里有点意见，因为他的团里被抽出了1个营看守旅里的主阵地，现在的兵力加上团部直属可能也就2个半营。而前面敌情不明，搞不清楚有多少鬼子的增援，这么打风险太大。 但军令如山，李纯华带着部队强行军，最后靠前面的鬼子越来越近了。李纯华留下1个连从后面袭扰，吸引鬼子的注意，延缓鬼子的行军速度。其他部队一口气从鬼子的一侧超越过去，在他的前方老哈河的河沟边上依托好地形打算将鬼子阻击在这个地方。 老哈河的河沟并不宽，里面的河水也干涸了。李纯华把2个营分别沿着河沟面向着土路布置下来，同时团里的5门迫击炮也迅速在防线后面设好阵地。这时鬼子后方响起了枪声，李纯华知道是自己的人开始了火力袭扰，他来回跑着抓紧时间布置阵地的防御，2个营也都尽量依托可利用的地形做好了准备。 等到鬼子的增援部队靠近了，李纯华差点没气得把刚才搜索的兄侦察兵按在地上踢上两脚。侦察说是鬼子有汽车，等近了一看，哪儿是汽车啊，分明是4辆坦克在前面开道。李纯华一边骂娘，一边命令2个营不要轻易开枪。幸好他在中原大战时有对付中央军坦克队的经验，于是他跑到2营，亲自组织起爆破队，打算炸坦克。 按照命令2营立刻转移阵地，从土路的一侧开火。而爆破队埋伏在另一侧，只要鬼子的步兵离开坦克过去追击，爆破队就上去炸坦克的履带。 这时在后方袭扰鬼子的那1个连也甩掉了鬼子的追击，从土路的后面抄上小道，飞快地消失在一长溜荒废的田埂后面。追击的鬼子正在摸不着头脑呢，就听见自己队伍的前方也响起了枪声。土路的边上，2营的兄弟们朝着鬼子打过来一排密集的子弹，土路上立马就躺倒了七八个鬼子。鬼子的坦克也把炮塔转过来，炮管压得低低的，打算用直瞄炮火攻击。 跟随坦克的鬼子的步兵一看土路边上有人开火，都嗷嗷叫着朝这边冲，下着雪，道路非常滑，而且人在雪地里都跑不快。鬼子都穿着长到膝盖的呢子大衣，动作就更加笨拙了。2营借着爆炸火光简直像是打活靶子一样，鬼子还没冲到跟前就又倒下了五六个。 这边枪声大作，鬼子步兵基本上都离开了主路上面，坦克边上也没步兵掩护。爆破队悄悄地趴在路边的沟里，看见鬼子的注意力已经全部被吸引过来了，一口气冲了上去。几个老兵冲到第一辆坦克边上，把手榴弹捆子塞在履带里，然后拉着了弦。 坦克里的鬼子就感到坦克右侧突然像是被一只大手猛地推了一下，瞬间坦克的履带被炸断，负重轮也炸歪了，坦克剧烈地摇晃了几下之后，猛地歪向右边。一股高温加上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坦克的舱壁的钢板滚烫滚烫，一个鬼子看见炮弹还悬挂在舱壁上呢，而且这发炮弹是塞上引信的，他摇晃着身子想挣扎着把炮弹从舱壁上摘下来。突然一声巨响，那发炮弹爆炸了，高温和巨浪把坦克顶盖像香槟酒的木塞一样冲开。坦克内部跟个火炉子一样，里面的炮弹相继被点爆了，巨大的爆炸声中，炮塔被炸得裂成三块，炮塔的液压传动箱像火把一样飞向空中。 第一辆坦克完全阻住了道路，其他几辆坦克乱成一团，爆破队的兄弟们扑上去，冒着后继冲过来的鬼子的火力爬到坦克边上。一口气，土路上面4辆坦克因为没有步兵掩护都被爆破队拿手榴弹捆子炸断了履带。 李纯华在望远镜里面看着，心里直念叨，真是玉皇大帝显灵啊。后继的鬼子看到前哨先是侧翼被人打了，然后就是坦克被炸瘫了，赶紧朝前面冲。爆破队往回撤的时候被鬼子在后头拿步枪一顿压制，正好暴露在坦克的火光下面，伤亡惨重。被打倒在地的兄弟就趴在那儿开火，直到最后一滴血流进了雪地里。 这边2营迅速脱离战斗返回到河沟边上的阵地那儿，鬼子这才明白过来，但现在路已经被阻住了，后头的鬼子见路走不动了，汽车上的鬼子也只好下来。 鬼子赶过来增援的总兵力足足有1个大队，虽然兵力很多但展不开。其实日军的作战思想太过僵化，夜晚不明情况，师团司令部又十万火急，所以重点还是拼命进行要地争夺。如果到了白天，日本军官凭借丰富的经验，完全可以派一支轻装步兵包抄到2营的后头或者是侧翼，这样一来2营就被动了。 但鬼子急于在土路上打开这个营的缺口，但进攻通道太窄，而且被坦克挡住了，冲不上去。加上2营在暗处，而路上冲锋的鬼子暴露在火光下面，连续对2营组织了两次冲锋都没有冲破阻击。 命运之神站到了**这边，鬼子始终没能有效突破李纯华团、乃至119旅的阻击防线。 哈拉道口这边，日军第6师团司令部的“玉碎”时刻到了。 枪声越来越近，司令部里面反而反常的宁静。 税务公所大堂外面，由100多名参谋军官、辎重兵、伙夫、马夫、军械工、军乐队组成的最后预备队也几乎打光了，医务兵也冲了上去，因为救治伤员已经没有意义了。 护?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55 部分阅读 税务公所大堂外面，由100多名参谋军官、辎重兵、伙夫、马夫、军械工、军乐队组成的最后预备队也几乎打光了，医务兵也冲了上去，因为救治伤员已经没有意义了。 护卫中队残部正在拼命收集一切材料加固工事。仗打到这份上，意志薄弱者早就送死了，剩下的都是疯狂的武士，不过此时鸦雀无声，闷声作着最后的准备。 坂本师团长面前摆着插在朴木刀鞘里的四胴和在抹布上抹的雪亮的肋差（原为日本古代近身格斗短刀，后演变卫武士切腹用的锋利短刀），中间一个铜盆装着清水（代替净手盆），铜盆的前方整齐地叠放着军服，上面是军帽。 坂本亲手准备着这一切，动作庄重而缓慢，彷佛在准备一个隆重的庆典。旁边的军官泪流满面，为他在瓦砾遍地的大堂中扫出一块空地，铺上榻榻米。大堂后墙上重新挂上了一幅崭新的“武运长久”的军旗。 坂本**着上身，腰腹间缠着一道道宽宽的白布，盘腿坐在榻榻米上，面色祥和平静，下垂的眼帘掩饰着无限的悲凉，双手在盆中清洗时微微颤抖。 黎明时分，杨猴小组织的一次冲锋又被院墙上困兽犹斗的鬼子打了回来，气得他跺脚大骂。这时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兵提出了建议，杨猴小眼前一亮，觉得可行。 警卫连找来一辆炸毁的卡车，车头卸下来，车身上铺了好多沙袋，车身下面捆上500多公斤炸药，然后警卫连1个班的兄弟蹲在卡车下面推。枪林弹雨中卡车平板被推到院墙底下，然后老兵让兄弟们先走，自己断后点炸药。 炸药引信冒着烟，轰隆一声巨大的响声，蓬起来一团巨大的像蘑菇一样的烟雾，院墙被炸出一个宽为10多米的缺口。 火光中，成群成群的**官兵从院墙的缺口处冲进去，院落里的房屋窗户不时闪过枪口的火光，短促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了一片。 第6师团的参谋长佐佐木吉良大佐跌跌撞撞地冲进了司令部大堂，帽子不见了，脸上满是新鲜的血迹。 “院墙防线已被突破，支那兵离这里不到20米，请……” 他抬头猛然间看见坂本的样子，不禁失声道：“师团长阁下……” 坂本向他微笑了一下：“佐佐木君，你的表现非常出色，我为有你这样的下属，帝国有你这样的军人感到荣耀。现在，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帝国，勇敢地尽忠吧！” “师团长阁下——呜呜！”旁边幸存的官佐哭倒在灰土中。 第6师团的军旗在烈焰中飞舞，蝴蝶般的碎片飞落在沾满了泥土和血迹的肮脏地面上。 天亮了，朝阳透过乌云投下来暖暖的乳黄色的光芒。天空中，朝阳将云彩的边缘染成了金色。阳光刺破战场上面的硝烟，青色的朝雾悬在雪地上，白色的雪地被阳光照得琥珀般的晶莹，鲜血映在上面斑斑点点。 最后整个战斗在20多分钟内就结束了，黄绍竑、孙殿英、丁纻庭、杨猴小带着人到院落中看，到处是砸碎的步枪，大堂里面好多地图、文件什么的都还在火堆里烧。一名将军切腹自杀，几个军官模样的人开枪自杀了，电台被砸碎，密码本什么的也早被烧掉了。 黄绍竑急忙下令抢救未烧毁的文件，孙殿英则着重下令搜刮日本军官的私人物品。丁纻庭着急让兄弟们迅速打扫战场，抬着伤员和缴获往回撤。孙殿英明白过来，下令117、118旅交替掩护向后面撤退。119旅比较狼狈，不但没有缴获，而且天亮后，鬼子的机械化装甲装备的优势就体现出来，咬在后面造成了一些伤亡。 41军按照黄绍竑设定的撤退路线，绕开去赤峰的大路，沿着老哈河、西伯河的河谷去围场、丰宁，加上雪地上面鬼子的机械化装甲部队也打了一些折扣，而且一路往赤峰方向追。尽管有鬼子的步兵跟在后头穷追不舍，但最后119旅还是摆脱了鬼子的追击。 此次作战，击毙日军3000多名，不过大多数是非战斗人员，俘虏不到100名，且都是重伤员。41军连同阻援伤亡4000多人，主要是密集进攻中遭到严重杀伤。 路上一边走，孙殿英一边让军里懂日语的翻译对俘虏进行审讯。这时才知道，原来被打掉的不是一个联队级的指挥部，而是负责主攻的第6师团的司令部！孙殿英听了之后才明白过来，怪不得战斗力这么强，能抗得住2个团的进攻！ 由于之前41军在打粮沟门遭到过日军第6师团的重创，孙殿英立马脸色一寒，命令部队停下来。近100个俘虏被带了过来，被押着跪成一排。官兵们听说是鬼子第6师团的司令部人员，也是群情激愤，都在喊：“宰了这帮狗日的！” 杨猴小带头第一个，手起刀落，一刀砍掉了鬼子的人头。警卫连的兄弟各个开砍，刺刀大刀一起动手，俘虏们一会儿就成了近百具无头尸体倒在一大摊狗血中。 黄绍竑虽然屡经军阀混战，但在整个军旅生涯中很少杀俘虏，但这次不一样，这群鬼子兵制造过“济南惨案”，这些禽兽个个身上都沾满了中国百姓的鲜血，别说砍了他们，就算是千刀万剐也不解恨！所以也没有阻止。 孙殿英这次不但有大批缴获，还意外地消灭了鬼子的一个师团司令部，不禁得意洋洋：“都说中国人打仗不行，打不过小日本，可我的这个杂牌军不照样也打出了赫赫军威！这是因为将士们奋勇争先，只是后方的国民政府实在无能！前方的将士不仅仅要忍受寒冷、饥饿、弹药匮乏，面对鬼子的机械化装备，拿生命去厮杀，还要忍受着后方的出卖和背叛（黄绍竑知道，孙殿英指的是扣发他粮饷、怀疑他叛变的何应钦），如果不是国民**，抗战也不至于打到这个份上！” 黄绍竑出身“钢军”，也感慨地说：“是啊，桂系部队也是杂牌军，也不招人待见，可这支部队组成的雄师却是一支不折不扣的钢铁部队！如果杂牌军能有和嫡系部队一样的装备，不见得就打得不如老蒋的嫡系部队！” 历史上孙殿英热河抗战，奇袭日军第6师团司令部，几乎端掉其老巢，可算得是他一生中唯一光彩的一页。不过现在不同，他真的打掉了日军王牌师团的首脑机关，迫使日军师团长自杀（虽然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击毙了日军第12师团的师团长木原清中将，不过迫使日军师团长自杀还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下子使名震一时的叶挺喇嘛洞大捷也黯然失色，被捧上全国舆论的顶峰，成了名满全国的抗日英雄，原先盗宝的臭名几乎洗刷干净。国民政府特地向他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黄绍竑也是春风得意，一时间报纸上长篇累牍地报道，所谓军分会参谋长亲临敌后，消灭日军曾经制造“济南惨案”的第6师团的司令部，击毙日寇数千，一举扭转战局，成为赤峰大捷！（哈拉道口这个地名太拗口）。全国各大报纸头版头条都刊登了赞颂黄绍竑的捷报：“黄参谋长勇冠三军，亲临前线，气压强寇，指挥若定，三荡三决，敌人清北……” 黄绍竑默许孙殿英将缴获的日军物资连同军官私人物品据为已有，但将第6师团的军旗碎片、师团长坂本政右卫门自杀的四胴倭刀和肋差、中将军服和勋章、参谋长佐佐木吉良等官佐的佩刀、佩枪、军服都带回北平展览，引起巨大的轰动，然后将其献给南京政府，蒋介石大喜，又是一番褒奖。至于第6师团部分未销毁的文件，则交给了叶挺。 孙殿英的41军退到丰宁后，如愿以偿接收了北平军分会补发的40万大洋和4万袋面粉，还有汤玉麟部数千名“双枪兵”，补充了一些先进武器，加上缴获的日军物资，实力不减反增。而且黄绍竑履行诺言，令41军退到察哈尔的沽源休整，避开日军兵锋正面，孙殿英感激无比，以后对黄绍竑言听计从，引为知己。 叶挺正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他也履行了诺言，使黄绍竑成为中国“第一抗日名将”，还赢得了孙殿英的信任，以后还有大借用处。 日本这边，第6师团的司令部覆没引发了一场大地震。师团司令部被消灭，在日本明治维新建立新式陆军以来还是第一次，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军旗未能烧尽。象征着师团的名誉和荣耀的军旗若是落入敌手是日本军人最大的耻辱，所以绝大多数日军部队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玉碎”的时候都是将军旗焚烧。 第6师团的军旗，在日军历史上具有特别巨大的意义。 1877年（明治10年）2月，明治维新最大的元勋——西乡隆盛陆军大将在鹿儿岛起兵反抗明治政府（美国影星汤。克鲁斯主演的《最后的武士》就是反映这一历史事件），将熊本镇台包围在熊本城内，揭开了“西南战争”的序幕。被包围的熊本镇台，就是第6师团的前身，全体官兵就是在师团军旗下坚守着熊本城，为明治政府赢得西南战争立下头功。2月22日小仓的步兵第14联队（被称为日本陆军“军神”的乃木希典当时是步兵第14联队的代理联队长）在田原坂附近名叫“植木”的地方和西乡叛军遭遇。步兵第14联队的军旗因旗手战死而被西乡军夺走，最终下落不明。之后虽然被重新授予军旗，但乃木希典终生背负着这个污点，并引以为耻。最后在1912年（大正元年）9月30日明治天皇病死数小时后剖腹自杀为天皇殉节。在留下的遗书中乃木这样写道，“对于明治十年痛失军旗一耻，战役后臣一直没有机会以死谢罪，如今终于死得其所。” 继喇嘛洞后又在赤峰受挫，几乎全部抵消了兵不血刃占领承德的战功，关东军因热河作战连遭挫折而惶恐不已。特别是第6师团丢了军旗，连天皇也无比震怒，不过念在当年西南战争首义勤王的不世功勋，天皇勉强下令暂时撤销第6师团的番号（不是永久），改称106师团，并从熊本紧急征召数千名预备役以弥补损失。关东军决定以原宪兵司令桥本虎之助中将（关东军中只有他一人够资历）接任第6师团的师团长，还将独立守备队驻守公主岭的独立守备第1大队拨给第6师团增强战力，严令桥本立即整顿部队，重振“第一精锐师团”的威名，尽快以赫赫战功争取恢复番号。 得到关东军汽车队和独立守备大队的增援后，立功心切的桥本不等熊本的预备役到来，当即展开对赤峰的总攻！ 此时防守赤峰的是刘桂棠的“华北救**”。这刘桂棠也是“民国怪胎”，本是山东一支近万人的流寇首领，打家劫舍、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是罪恶滔天的巨匪。该部后到热河投奔汤玉麟，被编为“华北救**”。刘桂棠这支土匪部队历史上反复无常，热河抗战时被日本人收编为伪军，成为伪军刘司令。之后又归顺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和国民政府，成为师长。八年抗战中又投降日军成为伪军，最终于1943年被八路军鲁南游击队所杀。 刘桂棠部队是山东土匪武装，这时人数虽然有7000多，但是只有打家劫舍残害无辜百姓的本事。以前刘桂棠几千人在山东，打个老百姓自发武装起来的大村子也要好几天，还伤亡惨重。结果攻入后将全村人杀光泄愤！该部战斗力根本不值得一提。 不过热河北线抗战一开始，日军进展就不顺利，加之孙殿英在哈拉道口的大捷，以及黄绍竑给的5万大洋，刘桂棠一时头脑发热，决定担当起赤峰“卫戍司令”，顺便洗劫全城财物，如战事不利，就裹胁财物逃跑，至不济也可象李守信那样投降，保全功名利禄。 刘桂棠打得如意算盘，哪知今时不同往日，形势早已变化！日军第106师团为洗刷耻辱，早已决定血洗赤峰！ 赤峰只是个不大的县城，本来因为地势险要倒是有圈土夯城墙，年年战乱，城墙已经变成土围子。老百姓之前听说鬼子要来了，已经逃了一多半，剩下些“顺民”和拖家带口贫苦无依逃不了的。前晌大炮打得震天价响，吓的老百姓又跑了一多半。这会剩下的真的只有“顺民”了。 随着密集的炮群轰鸣和飞机尖厉刺耳的俯冲轰炸声，日军第106师团对赤峰发起了全面攻击。爆炸燃烧的大火浓烟，遮云蔽日；穿云裂石的枪炮声，使赤峰这个本来不大的小城像是开了锅一般！南北城墙及附近商宅民房，炸毁尽净，刘桂棠匪军在这猛烈的炮火中伤亡剧增，派出的投降军使被杀，投降做伪军也不行！一拨拨的日军像蝗虫般拥向城垣，攀城炸墙，突入城内。刘桂棠才知道被黄绍竑耍了，眼见大难临头，急率预备队投入反击，拼死苦战将占领南门及东门城角的日军压出城外，但已是拼尽了最后一丝气力，伤亡过半不说，手中预备队也已投入战场，再无力量可供机动了。 日军再次增兵，强攻南门和东南城角。东南城角虽然屡破屡堵，但随着一阵密集野炮和坦克炮的猛轰，一个巨大的口子被掀开来，日军坦克掩护步兵蜂涌而入，北门东门很快失陷，战火燃向了城里，山东土匪也知定无幸免，也激发了凶性，与日军展开了激烈巷战。日军坦克轰鸣着向前猛冲，殷红的鲜血四处飞溅，冰冷的钢制履带沾着中**民的血肉向前不断滚去！ 随后的日军步兵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冲进城里时，便把每一座中国居民房屋当成了攻击目标，开始了向平民百姓的屠杀报复！从北门进城的日军，一直杀到鼓楼北大街。在中国居民的一片凄厉的惨叫声中，陪同日军前进的军乐队站在鼓楼门洞下面，狂野地、反复地吹奏着《陆军进行曲》和《拔刀队之歌》助兴。一夜大火，赤峰的大街小巷已布满血洼，横躺竖卧发着腐臭的尸体，又在日军的兵踩马踏之后，都被坦克的钢铁履带轧成了肉饼，从东门进来的日军也一直杀到鼓楼，然后两军会合，又分成无数小分队，端着刺刀挨门挨户的大搜捕，死伤在刺刀下的中国百姓，成千上万，其后是奸淫烧杀、毒刑吊打，进行兽性大发的疯狂报复，赤峰变成了一座凄惨的人间地狱！ 占领赤峰后，日军骑兵第4旅团向西进攻乌丹，第106师团则继续南下，一路攻占围场、丰宁。尽管北平军分会作了安排，疏散了部分民众，还是有几万无辜平民倒在第106师团的屠刀下！ 3月11日，热河全省沦陷。战事进入第二阶段：空前惨烈的长城抗战！ 第三十八章：光复冷口（一） 单车欲问边，山河空念远。 从喇嘛洞前线撤下来后，叶挺随东北军53军退到界岭口，这日停车关隘，极目长城内外壮丽山河。 数十年未遇的寒潮仍在肆虐，雪越下越大。天上乌云滚滚。不久，整个长城南北完全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银色世界。只有那不肯稍歇的鸽子，仍然响着嘹亮的鸽哨，在风雪中飞翔。 叶挺望着漫天飞雪，不禁想起唐开元御史李华的《吊古战场文》中那句“积雪没胫，坚冰在须”的话来。 界岭口长城上，53军的官兵在冰天雪地里，挥动十字鎬，在坚硬的石头上开凿工事，一个个双手都被震破了口子，还在不停地挖着，他的心里感到无比沉重。但是他更知道，此时多流汗，甚至流点血，正是为了将来战时不流血，少流血。站在凛冽的寒风中，他的薄薄的呢子军大衣，完全抵不住这严寒。但是他没有退缩。他仍然坚持着一处处的去看，去指点那些修得不对的地方。这银光素裹，苍茫蜿蜒的长城，那绵绵不绝的气势，令他终身难忘。在中华民族此刻所面临的危急关头，眼看关外日军兵临城下，这里必有一场血战展开。在别人眼里，这被冰雪覆盖下的燕山山脉，是难得一见的雪中美景，而在叶挺眼里，却是一条趴冰卧雪的生死战线啊！战士们要在这种冰天雪地里与敌交战，困难是不言而喻的。能否坚持得住，真是极大的考验！他联想到即将来临的冰雪与鲜血飞溅的场面，心情就象这乌云密布的天空一样，沉甸甸的。作为一名中**人，在国家面临危急关头的时候，守土卫国，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好男儿当马革裹尸还”，不正是他们的写照吗？想到这里，叶挺的眼睛湿润了，不禁吟起卢纶的那句著名唐诗：“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长城——当“阿波罗”号宇宙飞船上的宇航员在外太空那无边无尽的黑暗中凝眸回望这颗蔚蓝色的星球，借助望远镜他们发现了地球上一条蜿蜒的线——那是所能看到的人类唯一的活动痕迹——长城！中国人的长城！ 有位有心人把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的长城身躯画出来，在东端再把山海关的地理区划标上，他惊奇的发现：这真是一条蜿蜒蛰伏的巨龙的形象。婉蜒于中国北部崇山峻岭之上的长城，群山在淡淡的晨雾中肃立着，太阳如一个赤红的琉璃花球，射出斑斓的光。黑山静静地卧着它巨兽般的身躯，是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象征！ 古长城是中国古代最宏大的国防工程，初建于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时代，目前的长城是明代在原来基础上修复的。中国人喜欢建墙。一个家庭，修墙围起来，这叫庭院。一个家族用围墙围起来，这叫寨子。一个城市用墙围起来，这叫城池。皇上住的地方用墙围起来，这叫皇宫，整个国家的叫长城。在人的潜意识中存在着防的意识，常言道，防人之心不可无。 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绵延万余里。长城西半部是土结构，东段都是砖石结构，以巨大石条为地基，上面用城砖砌成。城墙建筑在高山峻岭最险要之处，宽处有10余米，高有7－8米，要紧之处有箭楼、烽火台等。就是在现代战争中也不愧为良好的防御阵地。 长城东段的关口，从东面算起，有山海关、义院口、界岭口、冷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独石口等。每个关口都是要塞，在长城抗战中，都将经历残酷的血肉厮杀，每个关口的死伤壮士都将数以千计！ 从秦始皇到明英宗修长城的目的，是为了防御北方落后的游牧民族。齐国修长城最初是为了和鲁国明确分野。后来鲁为楚灭，齐更是大修其城，绵延千里。以后齐、楚，包括那尽出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都被秦国铁骑冲走了，长城静静地留在了那里，像一道永不弥合的伤口。 再以后，那位统寰宇，扫**，书写了中华民族新的历史的始皇帝竟然也想到了筑长城。引得太史公惶惶然的写到：“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宁藩篱，却匈奴七百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但是当时，凭着秦国猛将如云，兵翼垂天，正是盛威赫赫，藐视天下的时代，蒙恬曾将十万之众，把胡人打了个落花流水。就算没有长城，胡人岂敢南下牧马么？这种单纯的防御性工事除了能明确一条疆域外，还有多大作用呢？真正威慑敌人的并不在于此。也许始皇帝那雄性的热血凉了，一往无前的心态变了。 对于汉来说，我们记住的往往是一串击匈奴破胡虏的将军、节士的名字，李广、卫青、霍去病、班超以及那通西域的张骞和出使19年的苏武。这是一个角智角力的时代。大汉雄风和边塞奇景给了后来的热血文人无比巨大的想象空间，留下了许多彪炳千古的不朽佳作。究其实，这是我们的感情使然。大汉对剽悍的胡人向来是阴阳手，一打一拉的政治伎俩玩了几百年，期间就出了一个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的美人王昭君。这时的长城又恢复了它政区分野的作用。看看孝文帝的遗匈奴书吧：“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每次，只要匈奴单于反脸就入塞侵扰，杀人掠货，施行强盗的勾当，从来不把长城屏障和汉人皇帝的脸面当回事。每一个将军的去世或离任都是一段灾难的开始。长城，它没有挡住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也没有挡住纵横奔突的八旗雄兵。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30年代，长城防御的不再是落后民族，而是现代化装备的日本帝国主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窥伺了关内很长的时间后，向内阁发了一份请求入侵关内的报告。在列举了许多的理由之后，特别著明一点，说中国自从宋朝以后，就丧失了“侠”的精神，没有了武士的魂魄。言下之意，中国人就是弱民。这真是莫大的侮辱！它忘记了中国人血液中流淌着侠的遗传基因，忘记了“弃身锋刃端，视死忽如归”的精神千年前就“扬声沙漠垂”了。只不过是普受道德礼仪教化的国人还没有认为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日军攻占热河之后，又进一步向长城沿各军事要口发起进攻。战火一步步蔓延……又一次，长城眼睁睁地看着侵略者的铁蹄漫过了自己古老的身躯。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是燕山山脉的长城各关口以及附近的制高点，因此历史上这次作战被称为“长城抗战”。爱国官兵们长城抗战壮举是一个军队为民族、为个人争生存的信念的体现，是古老的长城精神再一次显现，也为此后的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 由于喇嘛洞大捷严重打乱了日军的既定部署，为长城沿线守军争取到了宝贵的机会。3月9日至3月12日，经过一阵手忙脚乱的大换防以后，约25万中**队终于在长城各口和280公里战线，部署好了迎战日军的准备。东起义院口，西至独石口，从整个北面，把平津唐这个华北心脏地区，围了个铁桶一般相似。而由独石口至察哈尔的多伦之间，还有孙殿英、傅作义的部队共同防御。这正好敌住日军第6师团的西路人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元帅想趁乱夺取长城各关口、以较少代价实现攻入华北地区的阴谋终于失败了，于是只好改为强攻。 进攻长城东线的日本关东军混成14旅团由于在喇嘛洞被打断一臂，被迫收缩兵力，准备在冷口方向集中突击。因为在这里，日军已经打开了长城防线的唯一缺口。在界岭口退入长城后，叶挺即驱车迁安县，布置32军一举收复冷口，堵住千里之堤上的蚁穴。 冷口，位于河北省迁安县城北16公里的长城线上，是山海关和喜峰口之间的一个重要关口，口外为青龙、凌源县；是青龙至关内的主要通道，也是唐山港至冷口公路的终点，与喜峰口同为长城的重要关隘，是当时蒙古人进京入贡的通道，也是交通要道和军事要地。 据说冷口原名叫“清水明月关”。相传一年冬天，康熙皇帝骑着毛驴私访来到冷口，欲过关口，但因雪大风急，几次未能通过。后来，康熙学张果老倒骑毛驴才艰难通过。但到北门时，因路滑，驴失前蹄，康熙被摔下驴来，他不由地说了声“袭人的冷口、难过的关啊！” 于是，“清水明月关”被改为“冷口关”。冷口关建在山势险峻的凤凰山上，远观凤凰山酷似一只昂首展翅欲飞的凤凰。其正中主峰山腰处有两块碧绿色的岩石，似凤凰双眼，主峰两侧有青、褐、黄色间杂的岩石，如展开的多彩凤翅，12座连环山峰则如展开的凤尾。山上12个山峰都建有城堡，故有“十二座连营凤凰山”之称。关城随山势修建，城墙用砖包砌，东、南各一门。城南有练兵场，对峙的山峰间有沙河自北向南流过。城南拱券门以及相连的15米砖墙仍然保存，关城城址处已成为冷口村。 冷口关东侧山顶上有一处城堡遗址，周长320米，形状不规则，四周用青砖白灰垒筑，多半已坍塌，北侧有一马道，南侧有一门。在冷口村西侧山顶有一座烽火台，一般的烽火台都建在紧靠长城城墙的地方，甚至干脆用敌台代替，而这座烽火台距离长城400米，似乎不着边际，而实际上是将军情向内地传递的重要转接点，对于沿边城堡做好应战准备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冷口关由于地势险要，各代均派重兵把守。明代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时，曾在此修边城，筑敌台，作为冲要之地。明代蒙古游牧骑兵经常由冷口南下侵犯抢掠。在关口东侧崖壁上，现仍保存一处在天然石壁上开凿的摩崖石刻，真实地记录了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许纶率兵在冷口击败敌兵的史实。从迁安境内发现的石礌，更是当年两军对峙、战火硝烟的历史见证。 冷口关的战火一直延续到近代。民国初年，这里是直奉军阀混战的主要战场。 进入20世纪30年代，这里又成为中**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著名长城抗战主战场之一。 冷口早于3月4日即被日军混成第14旅团的米山先遣支队所攻占。冷口一旦失陷，便会威胁到界岭口及喜峰口守军的后路，又直接关系到滦河上游和下游中**队各阵线的安危。因此，它是关系战役全局的一个重要关口。 3月8日中午时分，叶挺的座车已靠近了迁安县城，突然，路边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那声音传到远处，又被燕山挡了回来，天空也似乎给震动了！ 叶挺叫道：“停车！”下车后，只见路边三名士兵正在对付一名少女。那名少女又黑又瘦，衣服肮脏，头发像一堆乱麻；饥饿、寒冷、疲乏、恐惧似乎完全摧垮了她，她站也站不起来了。 两名士兵各架着少女的一条胳臂，让她勉强站住；一名队长模样的人掏出驳壳枪，用持枪那只手的拇指扳开保险，把枪抬起来，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少女的后脑勺。也许再有3秒钟，这女孩的脑袋就会出现一个血污的大窟窿。 此时，雪下得更紧了，就像谁在漫天抛洒白花，纷纷扬扬，为这无辜的女子志哀。 叶挺急忙大叫：“枪下留人！”大步向前。 队长一怔，正要骂人，突然看见叶挺领章上的少将军衔，赶紧立正敬礼，大声问：“报告长官，这是商军长下令处决的日本间谍！长官有什么指示？” 叶挺不理会他，推开两名士兵，把早已吓昏了的少女抱起来，大声呼唤，但没有反应。 叶挺只好将少女抱上汽车，对卫队长喝道： “我是军分会参谋处长叶挺！我要马上见到商军长，带路！” 队长一听，原来是威震天下的抗日名将叶挺，又惊又喜，当即翻身上马开路。 走进迁安县城内的32军军部，军长商震得到通报，早迎接出来。他之前在顺承王府的北平军分会的会议上见过叶挺一面，也知叶挺已就任参谋处长，正要寒暄，却见叶挺抱着一个女子，大为惊讶，道：“叶参座，这是……” 叶挺不顾商震惊疑的质询，他把少女放到行军床上，毫不客气地用商震的厚棉被盖上。然后掏出介绍信递过去，说： “商军长，我是代表军分会前来传达指令。” 商震把介绍信送还，脸上露出了友善的笑，说：“我当然服从军分会命令！叶参座再挫日寇，不愧名将，辛苦了。请坐。喂，上茶！” 叶挺指了指行军床问：“这个女子是怎么回事？” 商震解释说道：“叶参座有所不知，你好心救错人了。这是个日本间谍！” 接着介绍了这个神秘女子的来历。 原来商震率领军部进驻迁安，遇上了一件使他十分恼火的事。 军部秘书处居然给他领来了一名日本少女，说是友军派人护送来的。中日交恶，长城沿线多处烽火，本军也正在恶战，怎么会有什么日本少女轻易闯入军机重地？谁放她深入战地的？都昏了头了吗？如果是职业间谍怎么办？即使是普通日侨也可能从事间谍活动。 商震两眼一瞪，用力挥了一下手说： “拉去毙了！” 从前沿跑来向他禀报战况的139师的参谋长石彦懋是他的老友，互相可以随便说话。他凑近商震前小声说： “还是先问问清楚吧？” 商震瞟了他一眼，想了想，挥了一下手说： “带进来！” 这位少女已经走样，小圆脸变得有点方，下巴也尖了，白嫩的皮肤变得微黑而粗糙，头发干枯肮脏，已是多日不洗澡了。将近一个月的寻找奔波，使她眼里的忧郁和伤感越聚越多，此时还增加了一缕惊疑和恐惧。她见一名40多岁的黑大汉坐在那里，慢悠悠点燃一支香烟，不时用怀疑的眼光打量她，估计定是这里的长官。便大着胆子问道： “请问长官，怎么称呼？” 商震不吭声，只默默吸烟。 一旁坐着的石彦懋说：“这是商军长。你是什么人？” 少女忘记了恐惧，靠前一步，急切地说： “商军长，请您老人家帮帮我，我要找邓文仪！” 商震诧异地看她一眼，以质问的口气说： “找邓……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是日本留学生，名叫西园寺淑子……” 商震愣了一下。坐正屁股，审视地盯着她说： “西园寺淑子？……西园寺公望一个家族的吗？” “西园寺公望是我父亲……” 商震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她不放。 淑子感觉那眼光和刀尖没什么两样，害怕了，赶快说： “可是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反对入侵中国，主张中日亲善！” 商震鄙夷地哼了一声，说： “屁话！都打到长城了，还亲什么善？再说，你一个女孩子，炮火连天的，跑来干啥？” 情报处长在一旁小声对商震说： “军长，依部下看来，定是敌人间谍机关派来的！” 商震唔了一声。两眼不离西园寺淑子，眼神是审视，也是威慑。过了半晌，说： “到这儿来是什么任务？你说吧！” 淑子感到困惑，“任务？什么任务？我没什么任务呀！” 商震冷笑，“那么是游山玩水来了？军机重地，岂容随便来往！” “何应钦先生特许的，他给我开了路条！” “路条？给我看看！” “我已经交给宋哲元军长了，他没退还我……” 商震又哼了一声。心里想，这何应钦是著名亲日分子，什么事干不出来。顿了一顿，又说： “就算你曾经有过路条吧！那我问你，究竟干什么来了？” “我已经说过了，是来找邓文仪！” “邓文仪？什么邓文仪？” “南京蒋委员长身边的邓文仪！” 商震愣了一下。搜索记忆，又问： “是蒋委员长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吗？” “是他！” “他不是在南京吗，你怎么到这么个又是炮火又是冰雪的地方来找他？” “我听说他到这里出差来了！” “出差？你就可着劲儿胡编吧！” “我说的是实话，请你相信我！” 商震狞笑道：“我会让你说实话的！卫兵，找间屋子，把这女间谍关起来！她如果再不说实话，明天就枪毙她！” 西园寺淑子吓坏了，大哭大叫，不断申辩不是间谍，挣扎着不愿被拖走。哪里容她分说，卫兵七手八脚就抬了出去。 商震觉得，大战在即，留下个日谍嫌疑的女子是个累赘。于是吩咐卫队长把西园寺淑子拖出去枪毙。这样，就发生了叶挺枪下留人的一幕。 “哦？”叶挺盘算起来。他之前已得到情报，年初蒋介石派他的随从秘书、黄埔一期生邓文仪出任驻苏武官。选择邓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邓还是王明的同学，可在适当时候接触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不过由于是秘密使命，国内知晓的人很少，都以为邓文仪还在南京。至于西园寺公望，那是大名鼎鼎，他是裕仁天皇的近侍枢密大臣、政界元老，极有分量。叶挺虽没有听蒋先云谈起过邓文仪和西园寺淑子的这段跨国恋情，但想来不会有错，幸亏自己碰巧撞上，救了淑子一命，不然就麻烦了。且不说邓文仪是蒋委员长身边的红人，就是他此次担负的联系国共谈判的秘密使命，如果因为他的未婚妻被枪毙，而引起不必要的波澜，就节外生枝了。 于是叶挺对商震说：“这个女子身份不明，这样吧，过几天由我带回北平，就可以弄清楚了。” 商震见叶挺自己接下这个烫手山芋，连声说好，随即问道：“军分会有什么新指示？” 叶挺拿出了军分会向商震发出的收复冷口的命令，读道： “查冷口为滦东要隘，至关重要，据报敌一部已占领该口，构筑工事中，亟应力予驱逐，以圆侧防。贵总指挥已派黄光华师长，率两团由卢龙经迁安向冷口急进，并饬宋（哲元）军前驱逐外，着由何柱**，再派一个旅加入该方面，协同黄师驱逐该敌。” 叶挺将命令递给商震，问道：“商军长做了什么准备吗？” 商震答道：“我军进驻迁安后，立即派出哨探去勘查冷口地形和鬼子兵的情况。据侦察报告，冷口关两边的山势比较平低，日军占领后，军事上无险可?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56 部分阅读 商震答道：“我军进驻迁安后，立即派出哨探去勘查冷口地形和鬼子兵的情况。据侦察报告，冷口关两边的山势比较平低，日军占领后，军事上无险可守，再加上此地山石纵横，天寒地冻，要修筑战壕很困难。日军初来乍到，本无什么基础，携行物资也不多，所以基本上投有搞什么防御工事。加上叶参座指挥的喇嘛洞大捷威震敌胆，占领冷口的鬼子兵不足千人，不敢孤军深入南下，惧怕被歼，而是只等着后续部队来到后，继续扩大战果。我判断，鬼子绝没有想到中**队会进行反击，因而也就没有作这方面的准备。我们用1个师进行反击，应该是有把握的。” 叶挺点点头，商震不愧为晋军名将，部署得当。他略微了解32军的基本情况后，同意了商震的打法。 商震的32军是一支实力相当强的部队。该军下辖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以及炮兵、装甲兵和工兵等特种部队，足有4。3万人。当面日军混成14旅团由于已被全歼2个大队，剩余人员只有7000多，也就是说在冷口方向中**队占有6倍的兵力优势。 139、141、142师是商震的基本部队，每师为3个团。第139师师长黄光华，第141师师长高鸿文，第142师师长李吉村。国民政府对32军这个杂牌军只准发2个师的经费，即6个团的饷。商震为扩大实力，增加政治资本，私下成立3个师，每师分配2个有正式番号的团，另外还有1个补充团，每团3个步兵营和1个机炮连，人数约1500人。官兵的薪饷都比中央军的低三分之一。 1933年1月32军的副军长李培基调往河北，以高桂滋为副军长，于是高兼任师长的第84师亦归属32军。84师由原第47军缩编发展而成，辖3个团。 32军还有一个骑兵第4师，师长郭希鹏，该师于1933年2月由原东北陆军骑兵第1旅改编而成。 正在部队紧张调动期间，突然，一阵急如骤雨的马蹄声由远及近，直奔军部而来。 叶挺和商震对望一眼，立即快步走出军部，只见一匹高头大马象山丘般压过来。骑手勒得太猛，前蹄腾空，咴咴地叫了两声。 滚鞍下马的是一位青年军官，领章居然是一位少将！卫兵赶紧立正敬礼。 青年少将对卫兵喝道：“我是蒋委员长侍从秘书邓文仪！商军长在哪里？” 叶挺先是一怔，跟着会心一笑：得，正主找上门来了。 见面一番介绍后，邓文仪对叶挺在此也有些惊讶，不过很快就质问：“淑子在哪里？” 听叶挺解释了前因后果，邓文仪不禁大怒：“她不是什么日谍！不错，她确实是日本人，而且是西园寺公望的女儿！但是，不是日谍；而是我的未婚妻！” 商震十分尴尬，半天才吐出一句话：“邓秘书，这，恰当吗？” 不知这话是在质疑邓文仪找这么个日本少女做妻子恰当与否，还是邓文仪亲率地出面保护这么个谍嫌恰当与否？也许兼而有之吧。 邓文仪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说：“没有什么不恰当的，这事委员长也知道！而且淑子对中国有感情，不赞成父辈的对华政策！商军长，现在我们不要争论这些，请你派一部汽车，我要亲自送淑子去北平治疗！” 商震如释重负，说：“好吧，本来是由叶参座送的，既然邓秘书亲自来了，那这个干系就由你承担好了！汽车不成问题，我会很快安排的！” 叶挺则打圆场说：“邓秘书，怎么跑到这前线来了？” 邓文仪答道：“我是代蒋委员长来视察前线防务的，希望你和商军长能支持！” 商震连忙说：“既然邓秘书是奉蒋委员长命令视察前线，我们当然欢迎，谨尊号令！”接着向邓文仪介绍了反攻冷口的部署，随即说：“邓秘书放心，有抗日名将叶参座在此，定有胜算。前线太过危险，还是请邓秘书和淑子小姐尽快会北平吧。”他巴不得早点送走这个瘟神。 邓文仪看了熟睡的淑子一眼，说道：“不急，让她好好睡一晚吧，明早再走不迟。反攻这一仗，意义重大，我还是要看一看，好向蒋委员长报告。” 商震借口军务紧急，避开去了。叶挺却将邓文仪拉到偏房：“邓秘书，只怕你不是从南京来，而是从北边来吧？” 邓文仪大惊：“人道叶希夷妙算如神，果不其然！不瞒你说，我是从莫斯科经外蒙古回国，刚抵达北平就接到南京电报，蒋委员长要我观察一下长城战事，于是沿古北口、喜峰口一路东行，与税警总团的莫团长、67军的王军长、29军的宋军长作了交谈，今早启程前来冷口，途中接到淑子来前线找我的消息，于是赶来32军军部。幸亏叶参座你警醒，及时救下了淑子，否则，我都不知道怎么向各方交代！” 叶挺问道：“莫斯科和共产国际态度如何？” 邓文仪沉吟一会，答道：“此事本属机密，不过看在你救淑子的份上，我如实相告。这次没见到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但见到了王明这位老同学，大致了解了他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连日磋商，双方观点已十分接近，但还是有一些原则性分歧，王明代表共产国际，要求国民政府作出更大让步。我拿不定主意，老头子要我回南京当面汇报。” 叶挺点头道：“打了六七年内战，仇深似海，哪有那么容易谈拢的。邓秘书辛苦了。” 邓文仪说：“我没什么，不过叶参座你曾是北伐名将、共军总司令，现在又是两广代表，是各方都说得上话的重量级人物。这次国共合作，还望希夷兄鼎力相助。” 叶挺苦笑道：“你看我，瘦成这个样子，哪是什么重量级人物。” 邓文仪道：“希夷兄不必过谦，这次我在北平军分会，见到了宋院长、冯委员长、黄参谋长、杨参谋次长，特别是择公，更是欣喜不已！希夷你知道，择公是黄埔军人的偶像，前年底被关押在南京的时候，我也曾苦心多次求过蒋委员长，反遭训斥，心里十分惶恐，深怕择公遭到不幸。不过这次相见，择公豪情不减当年，甚至尤有过之。眼见南北各路领袖齐聚北平，皆极力推动联合抗日，我也深受感动。众位领袖对希夷都大为推崇，谓希夷算无遗策，有扭转乾坤之力，大事可成！希夷你放心，回南京后我会向蒋委员长力陈，促使统一战线及早建立。” 叶挺摇头道：“此事关键在北，不在南。邓秘书放心，此事我已有谋划，半月之内，我会适时点上一把火，国际局势必有大变，苏联和共产国际到时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急切期望，只怕比你我还要强烈！” 邓文仪大喜：“那我恭候希夷佳音！” 不说这边叶挺、邓文仪谋划，且说担任收复冷口重任的是黄光华139师的官兵，他们“九一八”后耳闻目睹日军欺侮中国人的种种劣迹，早已怒气难平，接到军分会电令后，当天就由卢龙等地赶向冷口南的建昌营。 时值下午4时多，侦察员回来向黄师长报告了探察到的情况：冷口敌军不足千人，没有完整的防御工事，而且十分骄纵，几乎没有防守的打算。 黄光华师长听了报告，给3个团分配了任务，以717团为主攻，其他团配合，部队于太阳落山时向冷口关发起攻击！ 这是这个师从山西转到华北来后，第一次与敌作战，而且是武器装备优良的日本军队，并且这个作战不是防御战，而是进攻战，是去收复失地。这在整个长城抗战中还是首例。包括古北口、喜峰口在内：当时均处于防御，而在冷口，却要向敌人发起进攻！首次担任这个任务的139师官兵，对与日军作战也心中无底。以前只听说日军十分厉害，从东北打到华北，一路如秋风扫落叶。不少士兵在激愤之余，心里难免有点打鼓。但家仇国恨使官兵们很快鼓起了斗志，正象黄光华师长所说的那样：“当兵的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瓦罐迟早井口破，将军难免阵上亡，血洒沙场，也算对得起家乡父老了！” 从建昌营到冷口关不足5公里，不一会就赶到了。在傍晚的雾霭中，他们老远便看见关口外的日本军营里火光点点，炊烟袅袅，大概正在做晚饭呢。随着指挥官一声枪响，士兵们饿虎扑食似地向日军的营地冲去。正是开晚饭时光，日本兵都拿着搪瓷缸准备盛饭吃，阵地上只有几个哨兵。日军米山支队长好不容易把队伍集合起来，这时中**队已冲到跟前，他扬着长长的战刀指挥队伍反击，都被蜂拥而至的中**队压了回去。 139师的勇士们，抱着把晚饭留在战后吃的信念，用大刀、刺刀、手榴弹一齐向敌人杀去，他们的大刀虽然不如宋哲元的29军那么厉害，但因为都是驻山西的友邻部队，受到他们的影响和感染不少士兵的大刀技艺也是很高超的。他们的抵近拼杀，使日军火炮、机枪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机会，应付了两个回合，便纷纷向后败去，任凭米山的督战怎么厉害，也拦不住一心想逃命的士兵。最后，连米山本人也只好跟着溃逃了。 战斗仅进行了2个小时，被日军占领4天的冷口关被夺回来了！这一仗32军139师的官兵利用速战速决的战法，吃了一顿胜利后的晚餐，也赢得了整个长城抗战的开门红！ 第三十八章：光复冷口（二） 攻占冷口后，139师乘胜追击，追出冷口5公里，又占领了肖家营子以及马道沟两处阵地。 叶挺、邓文仪和商震等人登上冷口的制高点、山势险峻的凤凰山，部署防御工作。 32军参谋长吕济介绍说：“北平军分会给予32军的任务是左翼接29军，由董家口（不含）经冷口到刘家口与义院口之间，右翼接东北军116师，正面约百余里。我们的计划是以139师为主，717团守冷口本阵地，715团守冷口以北5公里的肖家营子、马道沟前沿阵地，补充团大部守刘家口，补充团的1个营和师直属迫击炮营作总预备队。” 邓文仪是黄埔一期生，精通军事，听了32军的部署后脸色阴沉，对商震说：“商军长，我有些看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商震看了他一下，说：“既然邓秘书是奉委员长命令视察前线，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请不要客气，我恭聆训示！” “32军有5个师，却只把一个139师放在冷口，其余4个师和军部直属部队都控置在远远的后方开平。商军长的这个部署，就是把北平军分会给予32军的全部任务，只由139师一个师来承担，这样合适吗？139师兵力分散，处处设防，处处薄弱，典型的一线式配置，敌人一撞就破；必须进行增补，作纵深式配置。同时要加强各据点火力！” “前线将领这样也是不得已，兵力不够呀！” 邓文仪嘴角上裂出了一缕冷笑，说：“商军长所言极是！就像是一团棉花，要叫人纺成线织成一定幅度的布。商军长给的棉花只能织成一尺长的布，现在却要叫人织成一丈长，当然只能织成一条窄窄的布条来搪塞！” 商震有点尴尬。为了掩饰，把两手一摊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邓文仪严肃地问道：“商军长是准备真打还是虚晃一枪？” 商震一听，面有愠色，肃然说：“什么话！为什么不是真打？” “真打为什么把4个师放在远远的后方，不拿出来使用呢？” 商震瞠目以对。过了好一会儿，才支吾其辞地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邓文仪喟然长叹，说：“我知道，商军长是怕实力消耗过多，以后对自己的地位不利！可是既然我们要打这个民族保卫战，就不应该顾惜一己的私利。我虽官卑职小，也敢斗胆代中央担保，回去也可以向委员长说明情况。希望商军长以战局为重，尽可能充实前沿的兵力配置！” 商震唯唯诺诺，虚与应付，随即借口到前面看看，与军部的人溜号了。 只有叶挺知道，邓文仪的话，正捅在了商震的心病上。 商震对抗击日寇的侵略本来是很积极、很坚决的，他千方百计摆脱阎锡山的羁绊，带领部队从山西北上，就是为了能在抗倭卫国中为中华祖国做点好事。 但自从他参加了北平军分会的几次会议，看到一些军政要员并不十分热心抗日的工作，思想产生了动荡。尤其2月下旬他去北平居仁堂参加了何应钦召集的秘密军事会议（这个会邓演达和叶挺没去参加），聆听了他的讲话后，思想受到很大冲击。他从何应钦一再强调的“不要希望再增加兵力，要以现有的兵力对付日军，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争取外交解决”等谈话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南京政府对日本不是真打，不是全力打，不是坚决打。因此将来的胜负可想而知。后来虽然何应钦跑回南京，冯玉祥也接替了张学良，但商震仍有顾虑，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使他感到，没有实力的将军是没有地位的。手中没兵权在军界也是难以站得住脚的。既然如此，自己何必去作无谓的牺牲，把手中的兵力拼光拼完呢？！这样想过之后，商震便作出了既要抵抗日军的入侵，尽一个军人的职责，又要尽量保存实力的决策，不肯把全部军队投到第一线去，实指望日本人适可而止，占了热河不再向冀东进展。正如他私下对139师的黄光华师长所说的：“人家在摆，咱们也就摆摆吧！” 商震溜号后，邓文仪气得脸色发白，转头对叶挺说：“希夷兄，你看看，这成什么样子！你怎么不说他几句，用军分会的帽子把他压服？” 叶挺道：“商军长有他的苦衷。之前九一八和热河，我军都是全面崩溃。这些作战清楚地证明，中日之间的国力与军力的差距，比甲午战争之时还要更大。虽然个别中**队的作战表现相当英勇，也偶有斩获，但是却不能改变中国战力严重落后日军的事实。当今的中国，是一个落后与分裂的国家，正陷在危亡的历史危机之中，根本没有国家化与现代化的军队，难以抵御外侮。造成中**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内部的分裂、内战不休、国民缺乏国家的认同，使得中国没有办法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政治、社会、经济、工业体制，来支持一支可以捍卫领土与主权的军队，以对抗日本这种现代化国际级强权的侵略。这不是任何一个军队或是政治的领导人，单凭其个人的决断与能力，就可以改变的情况。现在长城抗战爆发，参战的有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以及晋军，而这些参战的部队，无论从作战训练、编制、装备、指挥系统，都是各自为政的架构，加上彼此之间仍心存猜忌，更难发挥整体作战的效果。所以我们必须要设法尽量的争取时间，结束内部的分裂与消耗，尽快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邓秘书肩负重任，还是尽快和淑子小姐回北平、南京去吧！” 邓文仪不甘心地说：“难道就这样听之任之？希夷你被称为铁血名将，之前毙了汤玉麟，又撤了万福麟、庞炳勋，难道对这些杂牌军就没有办法？” 叶挺解释说：“他们与汤玉麟之流有本质不同，内心是很想与倭寇决一死战的，但顾虑太大。蒋委员长过去的一些龌龊做法，嘿嘿，就不用我说了吧？” 邓文仪无奈，又道：“那具体作战指挥上应该更加灵活吧？我看商震的防御战术，实在是过于的被动与呆板，只是强调死守险要阵地，却没有在战场上发挥协同作战的功能，更没有运用主动反击的战术，打击日军极其脆弱的后方与补给线，实在是相当的失算！我军应该采取更为灵活的机动防御，一方面以部分军队，依据地形险要布阵防守，但是应抽调更多的兵力，采取精锐编组，在长城沿线一些日军兵力薄弱的地带，主动地越过长城，利用复杂的地形，深入日军的北侧反击敌军，甚至可以远征日军补给集中的后方据点，进行大胆的敌后攻击与破坏，与包围日军的后方据点，而造成日军首尾受敌的压力，也就是红军的那一套游击战术！这次我在北平军分会也看到过一些情报，日军在热河后方的兵力的确不足，军力几乎全都调到正面攻击了，后方空虚，正好有机可乘。我军在长城一线决不能只是被动的防御，等待日军强烈火力来逐一击破，坐等挨打。希夷你认为如何？” 叶挺点点头，这邓文仪不愧是黄埔一期的，讲起战术来头头是道，理论上也可行，只是书生气太重。于是说：“当然实施这种机动防御最好，但是有几个前提，即需要有更好的部队协调，以及更为宽裕、可资调动的兵力，同时也需要指挥官有足够的企图心、决策的胆识与能力。而这些，当前我军都不具备。就以32军为例，这样做势必动用其全军兵力，恐怕不现实吧？商震虽是晋军名将，打仗有一套，但对现代化战争认识不足，指挥这种前后方相互协调配合的大兵团作战，只怕力不从心。不是我自吹，如果有5、6个师的粤军部队在此，我是有把握打垮当面日军任何一支部队的，去年在淞沪十九路军不是只有3个师吗？不过邓秘书你也知道，蒋委员长对两广军队北上抗日一直没有表态，十九路军连湖南也出不去，所以还请邓秘书在委员长面前美言几句，为两广军队北上大开绿灯，我等感激不尽。” 为了促使邓文仪这个蒋介石身边的红人为两广军队北上充当说客，叶挺有意略微夸大了粤军的战斗力。 邓文仪对叶挺的有意自吹倒是深信不疑，于是爽快地说：“好说，我一定帮忙在老头子面前吹吹风。” 叶挺暗喜，觉得大事成算又多了一分。对长城抗战，叶挺早有谋划，不过有些不便对邓文仪透露。再说，邓文仪毕竟是书生，在前线帮不上什么忙，但作为近侍的说客作用却是无可替代的。 次日一早，邓文仪带上淑子回北平去了。叶挺当即在迁安的32军军部召开会议，一改昨日的和气，厉声道：“所谓内外有别，昨天邓文仪在此，我有些话不便当着他的面说，今天我有言在先，各位到时不要怪我没有提醒！此次长城抗战，事关平津和华北的安危，不容有失！军分会已下严令，长城沿线各口哪处有失，即唯守御该处的长官是问！该杀的杀，该撤的撤！如有部队一心保存实力，不战而退，或稍战即退，军分会绝不手软，立即撤销该部番号，长官就地查办，投入北平陆军监狱，所部官兵补充进打得好的部队中去，就如40军被撤销番号并入29军一样！” 在座的32军的将领见叶挺如此正色督战，不禁凛然听令。商震则暗暗叫苦。 叶挺继续道：“军分会也体验前线各军苦衷，不会坐视各部流血牺牲置之不理。焕公已下令在河北全境进行动员招兵，民众报名参军非常踊跃，估计募兵十余万不成问题。军分会要求，前线各部只须奋力向前杀敌，无须顾后！部队损失多少，就补充多少，如有斩获，官长优先晋升，并有重赏！” 32军的将领听到这都为之一振，之前的顾虑已打消大半。32军参谋长吕济则吞吞吐吐地说：“只是当前我军武器严重不足，且极为简陋，自中原大战以来就基本没有补充更新，只怕会影响作战……” 叶挺回答说：“这好办，少帅率领东北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和讨伐石友三时，在北平储存了大批武器。军分会已下令将这批武器全部拿出来，补充前线各部，很快就会输送过来。至于战斗损耗，还是那句话，损耗多少补多少。” 商震长舒了一口气，但还是有些担心，小心地问道：“还有一事，我军本有4个炮兵营，但前段时间军分会下令炮兵集中使用，将我部炮兵第第16团第3营、炮兵第18团第1营调去北平，还把唯一的铁甲车第6中队也调走了。本军只剩下炮兵第15团2个营，重火器也不充足。鬼子是现代化的装备，炮火打得非常猛，我怕我军到时难以扛住，还望叶参座替我们解决这个难题。” 叶挺答道：“炮兵集中使用是必要的，长城抗战是山地作战，野战炮作用不大，相反迫击炮则会派上大用场。你部被调走的2个炮营，都是笨重的野战炮，铁甲车在山地也用不上。你部留下的2个炮营则为120毫米迫击炮，正好适合山地作战，所以对你部作战应影响不大。军分会也不会白白调走你们的炮兵，很快就会给你们调来一批特大威力火炮，威力之大远超你们想象，商军长放心就是。” 听说有特大威力火炮，商震等都高兴起来，但也将信将疑。 叶挺随后严肃地说：“军分会为32军着想，32军也不能辜负期望！日军虽然厉害，但并不可怕，就说这次热河抗战，我军在东线、北线就两挫敌锋，贵军也顺利收复冷口，证明只要我们部署得当，英勇杀敌，是能够取得胜利的！我现在调整一下32军的部署，黄光华师长的139师以717团、补充团守冷口本阵地，715团和师直属迫击炮营守冷口以北的肖家营子、马道沟前沿阵地，军直属2个重迫击炮营配置在冷口的凤凰山高地作全盘支援。32军要集中全军的马克沁重机枪于凤凰山，担负防空和纵深压制敌军的任务。高鸿文师长的141师配置在建昌营，随时替换139师；李吉村师长的142师防守刘家口，防止日军迂回；高桂滋副军长指挥84师和骑兵第4师驻扎迁安县城，为全军总预备队。32军要在建昌营设立前敌指挥部，随时根据敌情作出调动，轮番使用部队。商军长，你有什么意见？” 商震不敢怠慢，连声说好。 叶挺这样布置是深思熟虑的。历史上就是因为商震为保存实力，前线兵力不足，致冷口失陷。当时商震将主力放在唐山郊区的开平，军部也在此，冷口方面作战，一举一动都须向开平方面请示，多次贻误战机；战事吃紧时，商震才被迫令援军前往，但从唐山郊区的开平驻地到冷口，路途不近，又无现代化交通工具，士兵靠两条腿赶路，根本不能及时赶到，致使日军得以取得突破。冷口的失陷为敌人打开了一条突破长城防线的大门，进而导致全部防线的崩溃。“千里长堤，溃于蚁穴”。日军以此为通道，向南猛插，威胁到了界岭口、喜峰口侧后的安全。为避免这两个阵地形成遭敌前后两面夹攻的局面，在长城沿线浴血奋战的29军等部被迫收缩撤退，放弃第一线阵地。一个多月来中国守军在长城线上拼命杀敌，付出了重犬牺牲，顶住了日寇的南侵。因为一夜之间被打开缺口从而撼动全线，使不少将士愤恨不已，对商震多有埋怨。叶挺这样部署，就是为了避免历史上的错误。 叶挺率32军的将领登上冷口的制高点凤凰山，指点防御。担任一线防御重任的黄光华师长首先发表了意见，他说：“这次蒙军座的果断指挥，将士的英勇牺牲，我们夺回了冷口关，这是可贺之事。但作为一名指挥官，我们的头脑要冷静，全面看一下战斗过程，也不能排除我们取胜有侥幸的成分在内，这就是敌人防守的松懈，以及阵地上缺乏甚至没有什么坚固的工事。” “说得好！”商震打断了他的话，很赞赏地看了黄师长一眼说：“对于敌人的这两条教训，我们要把它拿过来，当成我们的两面镜子，变他们的教训为我们的经验——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诸位军官如茅塞顿开，纷纷点头。 商震又进一步加重语气，强调说：“和敌人比，我们的武器远不如人家。我们进攻敌人用的是步枪、大刀、手榴弹；敌人进攻我们，却可以用飞机、大炮加坦克。这就提醒我们，要想守住已夺得的冷口，必须抓紧一切时机，构筑经得起轰、经得起炸的防御工事，准备与敌人血战一场！” 叶挺见32军的军、师长重新树立了坚定的决心，也很高兴。 正在指划间，传令兵来报：“王秘书、陈营长回来了。” 商震大喜，连忙说：“叫他们上来！” 叶挺略一思索，想起了蒋先云曾经提起过的32军“名人”，不禁会心一笑。 只见进来两位青年军官，左边一人中等身材，大脸微黑，浓眉大眼，头发浓密；右边一人长身鹤立，形貌骏伟。 商震向叶挺介绍说：“这位是军部秘书王兴纲，这位是炮兵营长陈锐霆。”接着又向两位军官爽朗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位就是你们平时经常念叨的北伐、抗日双料名将、叶挺、叶参座！” 两位军官又惊又喜。陈锐霆欣喜道：“叶将军名震天下，我们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今日得见，幸何如之！” 别人也许会对陈锐霆这位炮兵军官说话如此文雅感到奇怪，叶挺却并不惊讶。他知道这位青年军官是投笔从戎，原来是济南第一师范学院的优等毕业生（当时绝对是超高学历），于书法、围棋、京剧等国粹颇有造诣，其古典文化修养与他“终身炮兵”这个职业似乎并不相悖，乃是一位典型的儒将。 叶挺这时淡然道：“幸会！”不过不知怎的，心里居然掠过一丝酸楚。 商震为人豪爽，并未注意到什么，吩咐两人落座并送上茶水后，问道：“北平那边怎样？” 王兴纲回答说：“此行大有收获。军分会军械处为我们分配了一批弹药和作战物资，足有三个基数，应付两三场大战不成问题，现正通过汽车队运来前线。军分会还答应以后物资会源源不断运来，要我们无须担心消耗。我验收过，都是东北军的库存物资，大多数我们都用得上，只是没有我们的冲锋枪子弹……” 商震叹道：“我们用的是阎老西的玩意，断粮也是意料之中，打完子弹就拼大刀罢！” 叶挺道：“商军长不必过虑。贵军用惯冲锋枪，我即去电军械处，尽量为你们调配一批‘花机关’和子弹，将就着用吧。” 商震大喜：“谢谢叶参座关照！” 这时陈锐霆道：“军长，还有一个特大喜讯，军分会炮兵邹司令为我们拨来一批特大威力火炮，谓系叶将军在淞沪前线创造，威震敌胆。我观摩过试射，杀伤力惊人，这下可够鬼子受的！” 叶挺知道这指的是“天雷炮”。毕竟要以抗日大局为重，眼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将建立，叶挺在征得蔡廷锴、蒋光鼐等同意后，决定将这一“绝密武器”向参加长城抗战的所有**部队“开放”，只有尽量做好保密工作了。何况，粤军另有几项绝密“杀手锏”，足可独步天下。 王兴纲笑道：“陈营长不愧是炮兵专家，看到‘新火炮’后立即想到改进方法，并且在北平郊外作了实验，效果更好！” 叶挺也惊喜道：“哦？我一定要参观参观，到底作了哪些改进。” 商震道：“到时一起去观摩一下。两位辛苦了，今晚替你们接风洗尘。” 晚宴过后，叶挺借口要了解情况，把王兴纲和陈锐霆留了下来品茶。商震要去前线视察，只叫军部参谋王启明作陪。 叶挺暗笑商震用王启明这个“灯泡”弄巧成拙，不过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 卫兵把茶水端了过来就掩门离开。陈锐霆等端起茶盅喝了一口，茶很苦但也很清香。 “喝得惯吗，这个是南方的铁观音，是我从广东特地带过来的。” 尽管陈锐霆等北方人喝不惯红茶，但听到这话还是很动容：“谢谢叶参座。” “陈营长，你把你的革新说一下。” 谈到本行，陈锐霆那是充满自信：“这次我在北平看到了‘天雷炮’，确实威力很大，但也有一个明显缺陷，就是精度不高，射程太近。我琢磨了一下，主要原因是汽油桶身管太短，桶壁太薄，虽然加箍了铁箍，但身管强度还是不够。也是凑巧，前几天我到协和医院看望一位病人，偶然发现过道上的氧气瓶，突然受到启发，这不是把几个难题都解决了吗？于是我通过军分会炮兵司令部，调来一批氧气瓶作实验，很快取得成功。使用氧气瓶的原理与‘天雷炮’用的汽油桶一样，但身管更长、更厚，能承受大号发射药，‘炮弹’射程超过5公里，精度也很高。不过由于容积的限制，‘炮弹’的炸药当量还是不能与汽油桶制成的相比，最多只能装药10公斤。” 叶挺听后眼前一亮：这氧气瓶确实是制造“天雷炮”的好材料啊，当初怎么没想到？看来还是郭嘉的名言说得好：“欲使万人之力，必用万人之智。”陈锐霆居然能想到用氧气瓶代替汽油桶，看来又是一个历史“蝴蝶效应”啊。 当下叶挺说：“谢谢你，陈营长，你为抗日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锐霆谦虚道：“哪里，叶将军发明了‘天雷炮’，是真正的炮兵专家，我只是拾牙慧而已。” 叶挺说：“陈营长不必过谦。稼轩词曰：马作的卢飞快，弓若霹雳弦惊。希望你的革新，在这长城脚下、冷口前线，给日本人来一次惊魂霹雳！” 王兴纲这时接话道：“霹雳弦惊再强，也是匹夫之勇。消灭外患，还须万字平绒策。叶将军抗日为名传遍全国。这次定能组织起华北**，给倭寇以沉重打击。” 叶挺似乎不着边际地叹道：“可惜，我是脱党之人，哪还谈得上什么组织？” 在座王兴纲、王启明、陈锐霆三人一听，不禁脸上变色，面面相觑。 叶挺突然目光炯炯，扫视三人，似乎有着透视功能，看穿了三人心中的秘密：“明人不说暗话，请你们转告柯庆施，希望华北的党组织与军分会密切合作，共同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促成，并对32军等左派军队适当改造。” 在座三人大吃一惊。还是王兴纲镇定，说道：“人道叶将军料事若神，果不其然！不错，我们是党在32军中安插的力量，叶将军的话我们会传到，不过也请叶将军体谅我们的苦衷！” 叶挺点头道：“这我知道。不过你们企图在32军中搞起义，并不现实。商震虽是左派军人，但与党的主张还是有距离的，把他拉过来不会有什么结果。我是脱党之人，重回党内遥不可及，只希望你们通过32军中的党组织，联络起河北军事政治学校中原来的左派学员，把32军真正改造为一支左翼军队，成为统一战线和以后民主建国的依靠力量。” 王兴纲等答应为叶挺传话，但表示一切要听从党的指示。 在座的王兴纲、王启明、陈锐霆三人，都是**地下党员，历史上同为共和国的开国少将。 32军的军长商震，是国民革命军中著名的左翼将领，早年就与李大钊结识。1928年商震第一次任河北省主席时，在北平创办了河北军事政治学校，为自己培植干部和军事力量。但该校的声名远不如黄埔，毕业的学生也无法在以后的**中象黄埔生那样飞黄腾达。在以后商震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时，与蒋的关系日益密切，河北军校的学员便请求商震改为黄埔学籍，经商与蒋请示，蒋介石大笔一挥，河北军校毕业生改为黄埔军校第七期直属大队，商震的学生终于跃过了“龙门”。 **顺直省委派**党员谷雄一打入河北军事政治学校，以步兵第三中队区队长的身份在学校中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就陆续发展了王兴纲、王启明、陈锐霆、朱静波、程景明等20余名**员，并建立了党支部。商震对校内**的活动并非毫无察觉，但他却佯装不知。商震在军队中保护过**员，使党组织在32军中不断发展壮大。在32军的**地下党负责人王兴纲，深受商震的器重，逐步提拔为中校副官，主管人事工作。王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发展了不少爱国官兵加入**。王兴纲等在32军中积极宣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屡受蒋介石特务的跟踪监视，妄图逮捕王兴纲，均被商震保护下来，使32军中的党组织免遭破坏。 历史上商震曾极力保护过抗日同盟军将领方振武、吉鸿昌（**党员）。他派亲信参谋处长王家本和特务连长沙金章，负责将方振武、吉鸿昌押解北平。车行至荒野山郊，押解人故意疏于防范，方、吉分别以不同借口趁机逃脱。而王、沙二人只向天打了一排子弹的空枪，就回去复命了。商震即向何应钦“请罪”，并说己处罚了王、沙二人云云。 商震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抗战中一度出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与**多有合作。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商震留居日本经商，多次回国，得到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领导人的接见或宴请，还曾被邀请到**城楼观看国庆大典。死后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可见其与**关系之深。 32军中的**员，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都能奋勇杀敌，建国后不少人走上领导岗位。王兴纲少将建国后曾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57 部分阅读 任；王启明曾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战术教官、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科长、高参、32军参谋长。1947年率部分官兵起义。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云南军区副参谋长、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副省长等职。 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陈锐霆少将。 解放战争中，1947年3月，华东野战军成立特种兵纵队，下辖榴炮团、野炮团、骑兵团、工兵营、特种学校和坦克分队。其时，鲁南战役中歼灭国民党2个整编师和第1快速纵队缴获之坦克、榴弹炮、汽车等装备均交特纵，由其组成我军新的兵种。特种兵纵队的司令员，就是陈锐霆。 特种兵纵队组建后，凡华东战场之重大战役，无役不参与。陈锐霆所部炮兵既能单炮直接瞄准射击，也能间接进行连射击，压制敌人炮兵和预备队甚有威力，在历次战斗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特纵的重炮将孟良崮打成一片火海，炮弹炸起的沙石又极大地增强了杀伤力，号称**“五大主力”之首的“御林军”整编74师头破血流、灰飞烟灭，师长张灵甫成为当代“马谡”，历史何其惊人相似。 建国后，陈锐霆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负责领导二炮工作。陈锐霆将军晚年生活丰富多彩，唱京戏，下围棋，练拳术，写书法。将军谓长寿之秘诀：自寻乐趣，不找烦恼，适度锻炼，忙比闲好。虽九十高龄，仍精神抖擞，步履稳健。 当晚叶挺与未来共和国的三名开国少将心照不宣，客气握别。 一进入3月中旬，32军的官兵，一方面派出侦察，密切窥探敌人的动向，一方面全力以赴投入了构筑防御工事的工程。 就这样，在各级长官的带领下；32军的官兵利用利用敌人暂时休战的机会，在百里守防线上层开了构筑阵地工事的大战。 当地的老百姓也是有力的出力，有物的出物，纷纷参加了修筑工事的行列。看到挖战壕缺少工具，开滦矿务局的工人慷慨地捐献了1万把铁镐，运到阵地上供士兵们使用；搭工事的木料不够用，矿务局就把支撑煤窑坑道的原木运来供部队用。 坚硬的石块和冻结的地层，使一把新镐用不了一天就磨秃了，两天就磨下去一大截，三天就变成了秃拳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的民众组织和工商部门找来许多铁匠，加上部队的工兵，在阵地上支起了一个个铁匠炉。前边镐锹飞舞，后边铁锤叮哨。磨秃的铁镐送到铁炉旁，经锻烧再生后，又一把把送到了官兵手中，大大加快了工事的构筑速度。 日军也不知怎么了，从冷口败退后，几天来竟毫无动静。 两天后，从喜峰口和古北口传来消息：敌人在那里打得正热闹。 商震想：也许日军兵力不足，不能几个地方同时开花；也许他们的战斗部署变化，重点有所转移，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全力投入阵地建设，要在长城线上，再筑一道看不见的长城！ 日军在长城各口连连遭到中**队的有力抵抗后，极为恼火，极为恐慌。恼火是可想而知的，恐慌是因为怕遭天皇和议会的斥责。为了实现他们“确保长城山线”的目标，在经过短暂的休整补充后，他们又气势汹汹地进行反扑了。混成14旅团主力3月上旬从凌源出发，于中旬抵达冷口北面的肖家营子。 守在冷口关前沿主阵地肖家营子的是林作桢的715团。团的指挥所设在379。8米高地侧面上，利用山腰向前倾斜，形成的斜面，用树木搭建成一个既隐蔽又便于观察的指挥所。 18日，叶挺与陈锐霆、139师的师长黄光华来到715团的指挥所，林团长将他们带到一个作战沙盘前，汇报说：“根据军部制定的作战方案，我军防御的重点是利用肖家营子周围的十几座山峰，形成以379。8米高地为核心的主阵地；在我军阵地防御正面方圆5公里范围内，在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上，广泛埋设地雷，构成5000米的宽正面、500米长的大纵深的地雷阵地；在主阵地379。8高地前设置两道警戒阵地，采取梯次防御，纵深交叉火力配置，重点打击阵地前100－150米进攻的日军。” 叶挺问林团长：“步兵班的火力是怎样配备的？” 林团长回答：“我们一个步兵班有12个步兵，刚给每个班补充配备1挺轻机枪，2支冲锋枪；装备有较大改善，只是缺少重武器，如重机枪和迫击炮等。如有重机枪开设机枪阵地，直接压制向主阵地进攻的日军步兵，效果会很好。” 黄光华笑着说：“重机枪没有，都要布置在凤凰山上防空呢。炮兵问题则已经解决，陈营长不是来了吗？” 陈锐霆答道：“请黄师长和林团长放心，我们军直属炮营与师直属迫击炮营密切协同，正准备了几道‘好菜’，要好好招呼‘日本友人’。谁叫中华民族一向好客呢？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到时就等着听炮兵奏鸣曲吧！” 众人哈哈大笑。林作桢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秘密武器，不过见军直属炮营也推上来了，不禁宽心不少。 叶挺问道：“毛巾和肥皂发给每个士兵没有？” 林团长回答说：“全部已经发放了。” 叶挺这才放心了。 3月19日，日军混成第14旅团集中兵力向冷口发动了进攻。 敌人是抱着强烈的报复心理来的，一来便迫不及待地展开了进攻。先是用炮火轰，接着在坦克的带头下，步兵哇哇叫着冲了上来。 也许是为了报复米山支队被赶出冷口的耻辱，日军的炮火空前猛烈。整个肖家营子几乎全部陷入火海。炮火如同风暴一样席卷过整个阵地，在风暴的撕扯中，379。8高地等山峰上乱石飞舞、弹片横飞，一个个闪亮的火球伴随着巨大的轰鸣腾起了烟柱。 显然日军这次进攻火力准备得相当充足，集中了重炮和山炮整整对我军阵地轰击了20分钟。叶挺站在凤凰山上，隔着几公里都似乎能感到灼人的热浪。丰富的战场经验，使他轻易辨别出山炮特有的尖厉哨音，这种声音很特别，先是吱……然后哨音越来越响，最后像个巨大的铁筛子在筛铁钉一样。一般阵地上的老兵能从声音中判断出这颗炮弹是不是打向自己的。新兵怕炮，老兵怕机枪的道理就是打这儿来的。至于105毫米榴弹炮这类重炮，从空中飞过去的时候，炮弹声音从远处或下面听起来很低沉，就好像一辆大车在空中飞快驶过一样。但到了末端，就变成了一种像爆米花喷锅的那种爆炸声。烟尘随着热浪腾起七八十丈的烟柱，和山炮烟尘不一样，重炮的烟尘是深红色，接近黑色。因为重炮炮弹温度太高了，金属的弹片很多熔化了，所以烟尘颜色不一样。 不过对这次他亲自视察过的工事，他是充满信心的。事实证明，它经住了敌人大炮的轰击，牢固的掩体极大地减轻了士兵的伤亡。不过战壕在炮击中还是有点损失，好多战壕被炸塌了，从炮击中缓过劲的士兵都忙着从泥地里头往外头刨人。刨出来的兄弟也是一身泥土，和着泥浆子，鲜血和泥土混在一起，在军服上面变成了保护色一般。 上千名日军步兵排成散兵阵形冲在阵地正面，嚎叫着漫山遍野蜂涌而来。“乓勾儿、乓勾儿……”，38式步枪特有的射击声响成了一片，鬼子朝肖家营子起劲儿地射击，子弹撕裂着空气咻咻声飞过来。在步兵最前排的是10辆大摇大摆的92式重型装甲车。 林作桢团长狠狠地骂道：“妈的，豆战车、乌龟车！”随即命令：“打！”3发蓝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我军炮兵、步兵的各种轻重火力，便对准阵地前沿和公路上的日军坦克和步兵开火。 不过我军大部分子弹都被正面那些豆战车挡住了。即使捷克式7。7毫米机枪也只能在它的装甲板上击出5毫米深度的凹坑，无法将其击穿。 轰隆隆的声音越来越大。鬼子的装甲车越来越近，地面传来一阵阵的颤动，炮管随着炮塔左右转动，一副得意洋洋的模样。 在前沿的陈锐霆掩饰不住兴奋，看着这些“实验品”不断逼近…… 突然，我军迫击炮开火了，一顿排炮砸过去，日军的装甲车不时腾起爆炸的火球和冲天的烟柱，被炸得东倒西歪！轰然的爆炸中，也许是我军的迫击炮弹引爆了其中一辆装甲车内部的弹药，该车整个炮塔被爆炸的气浪从后端撕开，一蓬火苗子夹着烟往上头蹿！ 残余的日军装甲兵大吃一惊：他们多年来之所以敢在东北、热河的土地上横冲直撞，就是欺负中**队很少拥有威力强大的战防炮（即反坦克炮，属于平射炮）。但从现在遭到的打击来看，当面中**队至少有10多门战防炮！ 看到“实验”成功，陈锐霆欣慰地笑了。不错，中**队是缺少战防炮，但却普遍装备迫击炮。这些原本用于打击步兵的曲射炮，如今都成为能打坦克和碉堡的平射炮！真正的一炮两用！ 迫击炮是抗日战争中中**队炮兵的主要装备，且国共双方军队对迫击炮的运用均佳，阿部规秀、木村千桃代等日军“名将”都是丧生于迫击炮之手。 迫击炮生来就是打击日军的。世界上第一门真正的迫击炮诞生于日俄战争期间，是1904年一位俄国炮兵大尉发明的。它刚一问世就不负众望，把隐藏在堑壕里的日军打得落花流水。 但所有的迫击炮对坚固的碉堡类目标都无可奈何，更不用说移动的装甲坦克车辆了。 迫击炮是曲射炮，主要是对付步兵、散兵。射击精度受地形、风速、风向、温度、炮弹及装药重量的限制，所以射弹散布大，很难直接准确地命中单体目标。对付敌人的碉堡尤其困难。而加农炮、步兵炮、反坦克炮这些平射炮就不同了，它们是从尾部装填炮弹，而且炮筒内有膛线，发射后炮弹旋转着出去，炮弹初始速度大，平射距离远，可以直接射向敌人的碉堡，将其摧毁，也能压制住敌军的装甲车辆。 历史上抗日战争中，日军在我根据地周围修筑大量碉堡、炮楼，企图将我军困死，就是所谓“囚笼政策”。由于迫击炮打不了碉堡、炮楼，我军只能组织突击队、爆破队拼死强攻，抵近碉堡放置炸药包或集束手榴弹将其炸毁。在敌军居高临下密集火力的压制下，突击队员往往死伤了很多，也不能攻下。在主旋律战争电影中，常有我军攻打碉堡前赴后继、“爆破一组上！爆破二组上！”的悲壮镜头，就是这一史实的生动写照。 抗战中任太行山区司令员的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指示炮兵主任赵章成想尽一切办法，用迫击炮把碉堡打平。我军“炮兵之神”赵章成不负众望，迅速研制出了可以使迫击炮平射的装置，使八路军既能够打碉堡，也可以打装甲车辆，甚至进行城市攻坚战。赵章成开掘出了迫击炮的最大潜力，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当然世界上的军事强国由于拥有许多大威力平射武器，自然没有进行类似“开发”武器潜力的动力，但对缺乏平射武器的中**队来说，就是迫切需要了。 迫击炮平射装置并不复杂，一年前蒋先云到赣州前线时，就将相关知识“倒传授”给赵章成，从而开发成功。叶挺的粤军，也充分利用了这一成果。如今用到华北前线，终于在长城脚下用日军装甲车成功地进行了“实战检验”。 迫击炮无法进行平射的原因在于，炮弹必须由炮筒前端装入，炮身一旦放平，炮弹就无法下滑去击发雷管打火。赵章成注意到了擦炮用的洗把杆，它上面有一个空心圆孔也许可以用来套住炮弹，用力助其下滑来击发雷管。试验成功了。炮弹出去了，也打中目标了，但是洗把杆也飞出去好远。在那战场上就不行了，还能派人去把它捡回来，那是不可能的。 赵章成凭借出色的观察力和联想力，提出用高粱秆代替洗把杆送弹激发。高粱秆激发炮弹法取得了成功，受到了步兵的欢迎。但赵章成并不满意。 他受到掷弹筒的启发，想到了用拉火击发的办法。他在炮尾部增加了一节400毫米长的尾管，采用拉火击发装置，并将底盘倾斜着地，使炮筒与地平线的倾角保持在5度以下。这样，82毫米迫击炮达到了既能曲射又能平射，具有步兵炮的功能。这样，赵章成在战场上创造出小炮代替大炮、曲射炮代替平射炮、一炮多用的奇迹，称得上是战争史上的新创举。当然，由于蒋先云的启发，使这一重大发明几乎提前了整整10年问世！ 在迫击炮尾部增加了一节尾管采用拉火击发装置的办法固然最好，但由于时间紧迫，华北**的大量迫击炮不可能一下子全面改装，只能分批进行。根据叶挺的建议，先采用高粱秆代替洗把杆送弹激发的方法。如果说华北缺其它东西，惟独高粱秆不会缺乏！这次陈锐霆在北平学会这种方法后，回来就立即以139师直属的迫击炮营作为“试点”，果然在实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12门82毫米迫击炮一下变成了12门82毫米反坦克炮！如果说捷克式7。7毫米机枪只能击穿5毫米装甲的话，82毫米迫击炮弹足可以轻易击穿20毫米装甲，日本92式装甲车那薄薄的10多毫米装甲自然不在话下。 且说遭到中**队许多“战防炮”的沉重打击后，日军残余装甲兵仍发扬“武士道”精神，通过“之”字形快速机动来躲避我军炮火，仍不断向我军阵地逼来。 但在我军前沿阵地前，堆着许多几十斤重的岩石，这些都是事先在防线正面弄的，主要还是防坦克。岩石摆得也没什么规律，坦克要想开过去，履带容易受力不均而硌断。所以鬼子的步兵只好冒险离开装甲车的隐蔽，到装甲车前面搬石头开道。结果，又遇到了炮兵专家陈锐霆“自主研发”的秘密武器——压发雷。 所谓压发雷，就是把山炮的弹壳锯断了，里面填充上雷管和炸药，上面用弹壳的钢片折叠成一个V字形，再压上雷管，上面盖上浮土，步兵或者装甲车辆踩上去就会引爆炸药。 陈锐霆事先在那儿埋了很多用山炮的弹壳改装的压发雷，石头被搬开的同时，本来被压住的压发雷的铁片弹起来，带着里面的引信被拉开。轰轰的几声爆炸，鬼子的步兵被炸倒十几个。虽然土制的压发雷威力不大，但里头还塞了好多钉子和碎铁片什么的，在脚底下炸了，杀伤力还是相当可观的。 看到有埋伏，鬼子就不敢再搬石头了，装甲车只好直接轧上去，有些石头太大了，就拿装甲车撞。领头的一辆装甲车从乱石头堆里终于开了出来，等到快穿过缺口的时候，突然轰隆隆的一声巨响，一道巨大的火光腾起来，装甲车一侧的履带和负重轮整个被炸废了，一脑袋栽在那儿。 这是遇到另一秘密武器——土制反坦克地雷。就是用重机枪子弹箱予以改造，每个里面都装了差不多30公斤的炸药。 后面的装甲车赶紧往回倒车，其中一辆的履带卡住了几块碎石头，倒了好几下也没倒回去，侧面装甲终于完全暴露出来。我军的“平射迫击炮”趁机对准炮塔就打了过去。鬼子坦克的侧面装甲比较薄，迫击炮弹结结实实地砸开了一个窟窿，坦克炮塔瞬间冒出一团火，巨大的爆炸把侧面的装甲彻底撕开，很快又是一声爆炸传来，一道橘红色的火球从坦克后端炸起来。 几番折腾，鬼子的装甲车只剩下一辆了，再也没有了勇气，只有掉头逃命。陈锐霆下令迫击炮停止射击，他要亲自将其摧毁。 陈锐霆使用的是日军89式掷弹筒，上次收复冷口时缴获的，他要试验一下这种古怪武器的威力。 掷弹筒是日军重要的班组支援武器，它体积小，重量轻，射程和威力都比手榴弹强，可以弥补迫击炮与手榴弹之间的火力空白。小鬼子们总是有那么点歪才，既能造出“武蛮、拙笨、邪怪”的歪把子机枪，也能设计出简单、轻便、实用的掷弹筒来，就像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偏执和善变并存。 日军的掷弹筒分为10年式（大正10年造，即公元1921年）和89式（日本神武纪年2589年造，即公元1929年）两种，口径同为50毫米，但前者的射程只有200米，后者的最大射程可达700米。两种掷弹筒的射速均为每分钟20发，而且还发射91式手榴弹、照明弹、毒气弹、烟雾弹等多种弹药。 89式掷弹筒的结构很简单，由线膛发射管、击针组件、支杆和驻钣组成。发射管内部有8条右旋膛线，可以提高发射精度，击针组件安装在发射管内，支杆有击发装置，还刻有表尺，驻钣用来作支撑。 10枚50毫米榴弹摆放在副手身前，他正在拔掉引信上的保险销。榴弹的弹体是用铸铁制造的，呈圆柱形，底部是平的，安有一个铜制弹托，将发射药筒和弹身连在一起，发射是同时飞出去，不存在抛壳的问题。弹头的引信上有保险销，使用前要先拔掉，引信撞击目标物，然后起爆。 陈锐霆将弧型驻钣紧抵地面，左手握牢发射管，向前倾斜成45度，再把发射管表面那条用来瞄准的白色竖线对准装甲车，最后用右手手指转动发射管下方的射程调节旋钮，锁定射程。 “装弹！”准备工作在2秒中完成，陈锐霆沉声命令副手。 副手利索地将50毫米榴弹装入发射管，陈锐霆立刻拉动击发杆，榴弹发出沉闷的声响冲出发射管，划着弧线落向200米外快速逃跑的装甲车。不过，由于是首次使用这一武器，这枚榴弹打偏了。 “继续装弹！”陈锐霆打算用密集发射的方式来阻拦装甲车逃跑。果然，4枚榴弹在装甲车四周连续爆炸，装甲车明显减速，左躲右闪，似乎没想到中**队居然会有掷弹筒。陈锐霆抓住机会又接连发射了2枚榴弹，落点虽然装甲车很近，但未能造成多大损坏，装甲车仍旧加速逃跑，已超过300米了。 第8枚榴弹飞出发射管，奇准地击中装甲车的顶部，轰然爆炸中，弹片没能洞穿装甲，但其冲击力却把车内的成员震的头晕眼花，意识模糊。装甲车歪歪扭扭地驶出十几米后，右车轮轧上一块突起的大石头，车身猛地一颠，翘起，缓缓向左侧倾倒。 装甲车侧翻了！ 陈锐霆有点懊恼。据说日军的掷弹筒手在400米内可以做到首发95％的命中率，几乎百发百中了！自己却要8枚榴弹才摧毁一个目标，看来鬼子的战斗力确实非常强悍。 不过，他也应该满足了。要知道，装甲车辆是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主要突击力量，一直倚仗其横冲直撞，也是对中**队最大的威胁！历史上中**队对付它的方法，只有派出敢死队员携带集束手榴弹或炸药包靠近引爆，成功率低得惊人。据**统计，历史上淞沪抗战中，平均要付出47名敢死队员的代价，才能摧毁一辆日军坦克！（最近冯小刚的贺岁电影《集结号》中，解放军战士也是只有用这一办法来对付**坦克的）。现在，在冷口前线，32军的官兵无须付出一名敢死队员的代价，就将进犯的日军10辆装甲车全部击毁，足以值得骄傲了。 眼见这些“土洋结合”的武器展现出巨大的威力，陈锐霆越发对叶挺佩服得五体投地。不过只有叶挺自己知道，这些都是历史上用无数鲜血还回来的宝贵经验！ 失去了装甲车的掩护，跟在后面的日军步兵就彻底暴露了。林作祯团长盯着前排嚎叫着冲锋的鬼子，已经接近我军前沿100米的最佳射击距离，大吼一声：“开火！”顿时，冲锋枪的一阵阵横扫伴随着轻机枪发出怒吼喷射出火蛇，在敌群中犁出一道道缺口，紧接着是一排排雨点般的手榴弹飞了出去，改用曲射的迫击炮弹也不断地落在敌军人堆中，阵地前响起连串的爆炸轰鸣声，手榴弹、炮弹在敌群中凌空开花，日军被打得鬼喊鬼叫，狼奔豸突，鲜血、骨肉、四肢横飞四溅！ 要知道晋军的冲锋枪部队，在当时世界上都是最先进的组合！ 中国使用和制造冲锋枪并不比冲锋枪的故乡西方列强晚多少。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中国还是全世界范围内使用冲锋枪最多、创造的战例最为辉煌的国家，那时使用的是第一代冲锋枪中的汤姆森和伯格曼（旧译柏克门）。 最早购进冲锋枪的应该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是于1922年购自美国檀香山的汤姆森ｍ1921式，共30支，带100发弹鼓和20发弹匣那种。全部装备其卫士大队。陈炯明叛变时，卫士大队奋起自卫，该枪曾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给叛军以很大杀伤。有一部纪录短片，孙中山开完国民党一大步出会场，孙身边几名卫士肩扛的便是此枪。大约在1923年，广东石井兵工厂最先仿制该枪成功。后刘湘川军亦仿制，到其兵工厂交由中央的1938年止，共出品达4700支之多。其嫡系部队曾大量装备，如土城之役时的郭勋祺旅中，每个步兵连均有3个冲锋枪班，火力密集程度可想而知。红军长征中的土城之役，被**称为平生五大败仗之一，川军模范师的强大火力是一个重要因素。 最大量生产汤姆森的当属晋绥军阎锡山，从1926年开始设立专门的冲锋枪厂进行生产，至中原大战时，其最高月产量曾高达900支。阎锡山对于冲锋枪的贡献极大，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将冲锋枪普及到全军每个步兵班的。早在晋军参加北伐时，晋绥军每个步兵班便已普遍装备冲锋枪1－2支，这一点比制造和使用冲锋枪一直领先的西方军队提前了10多年！他还是全中国第一个使用“冲锋枪”这一名称的，因为之前一直将此种兵器称作“手提机关枪”，冲锋枪一称是在抗战后期才开始的，而阎锡山早在1926年便已使用这一名称了。 毕竟汤姆森对工艺的要求太高，制造不易，相对来说，柏克门则结构简单，更适合简陋设备条件下的粗工生产，所以，除了山西、四川曾大量生产汤姆森外，各兵工厂和修械所生产的冲锋枪，主要的都是被俗称为“花机关”的柏克门。在这方面，北洋军阀比西南军阀更早地开发和生产。由其把持的奉天、天津、巩县、汉阳、金陵、上海等各大兵工厂都曾大量生产此枪。北军中的柏克门迅速普及，特别是高级将领的卫队，更是如此。南方军阀生产此枪比北军稍晚，但也很快普及，就连名列末位的四川小军阀罗泽洲师的修械所，就连比罗泽洲还小的福建小军阀郭凤鸣旅的修械所，就连倍尝艰苦穷困的红军根据地的修械所都可以生产此枪，可见柏克门在当年普及的程度。 将冲锋枪成营成团的装备，绝对不是二战时期的苏军首创，中国要比他们早的多。比如张宗昌的卫队旅，比如冯玉祥的手枪旅，都是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装备，就连川军小军阀罗泽洲部队，也是师有手提机枪团，旅有手提机枪营，团有手提机枪连。实际上，除晋绥军是将冲锋枪每班1－2支平衡配备外，那时多数军队都是将冲锋枪集中使用，手提机枪连、营极其普遍。 在红军中，也有大量使用柏克门的战例。朱德在井冈山时期，有一个卫士班，也是每人一支柏克门。每到敌兵追近，朱便亲自指挥该班狙击追敌。著名的抢渡大渡河十七勇士，便是每人一支盒子炮（驳壳枪），一支“花机关”，一把大刀的超级配备。在**的战报中，也每每有“匪军装备虽劣，但往往集中驳壳、手提机枪猛扑一点，致频频得逞”的字眼，可见那时的柏克门，当之无愧的该属于明星级的兵器。 商震的32军原来就是晋绥军的部队，每个班有1－2支汤姆森，带100发弹鼓的那种，打起来绝对是“泼弹如雨”！虽然弹药越打越少，但叶挺已许诺为32军换装一批柏克门，所以32军使用汤姆森横扫日本兵毫不吝惜，将涌上来的日军如割草般大片扫倒！ 整个战场被火炮的轰鸣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自动武器的持续射击声笼罩着。硝烟弥漫中，日军的大炮也开始对我军阵地进行压制性炮击，以图掩护其步兵的进攻。无奈在我军自动武器猛烈扫射和阵地上官兵们成束的手榴弹的打击下，进攻的日军死伤累累，只好败退下去。 第三十八章：光复冷口（三） 林作祯团长看见鬼子退下去了，于是与陈锐霆商量，要官兵们抓紧时间吃饭，另外要把炸毁的工事尽快抢修起来。陈锐霆这会儿才觉得饿得前心贴后背，赶紧胡乱扒拉两口面，就着面汤和辣椒吃了两馒头，这才有点饱了的意思。 天阴沉沉的，不知道下午有没有雨。这时天边有6个小黑点，陈锐霆举着望远镜看了看，以为是鸟。黑点越来越大，传来了马达的轰鸣声，陈锐霆这才回过味来，是鬼子的飞机，冒着恶劣天气出来扫射轰炸了。 “鬼子的飞机，快隐蔽！”林作祯野看到了，立即下令。阵地上的官兵们赶忙丢下手里的活儿，往工事里面跑。 这次日军航空兵派过来10多架战斗机和6架轰炸机组成的庞大机群，轰炸机低空悬在空中扔下了炸弹。和炮弹不同，日本飞机扔的炸弹一炸一大片火，整个阵地上面连石头都要被熔化了。轰炸机刚刚飞走，战斗机也过来扔下炸弹，然后轮番扫射。很多飞机低空反复来回盘旋，只要一发现地面有人藏身的痕迹，就飞过来在贴在树梢的高度上扫射。 整个阵地如同人间地狱一般，炙热的温度像是要将每块砖石烤化。被烧死的士兵身体扭曲着，怀抱着步枪，浑身被烧得如同黑炭一般。还有身上着火的战士，一边惨叫一边四处乱跑。 林作祯、陈锐霆两个人刚进入防炮工事，鬼子的飞机跟着就打过来了，地面上土块像是被粗大的犁耙了一遍，翻出来很大的两排弹孔。这架飞机扫射的声音不一样，不是突突突的机枪声，而是咚咚咚的机炮声，粗大的机翼翼根处喷出火苗子，机身像是绿色的大鸟一样，把死亡投射下来。 陈锐霆看着一个兄弟跑得慢了，机炮的弹道就贴着后头扫，他探头出来大声喊着，让那个兄弟快点跑。弹已经迟了，粗大的机炮炮弹打在那个兄弟身上，瞬间腾起一团鲜红的血雾，身体躯干被炸成几块，鲜血像是地面一下子冒出来的喷泉一样，血飞到空中，又伴随着躯干落回到地面。 林作祯的脸上黑得就像刚从炉灶里钻出来一样。他看着这人间的惨剧，看着刚刚和他生死与共的弟兄们一个个死得这么惨，居然哭不出来了，可能是眼泪都被烈火烤干了。烈火中，从炼狱中，挺身站出来的兄弟都是好样的，炙热的温度烧不垮中国人，并不了解中国文化精髓的日军哪里知道，百炼之后锻造出的才是钢！ 人不是钢铁，但经过战火的洗礼，看到了自己兄弟战死沙场，人就可以拥有钢铁的意志！ 架在凤凰山高地上的我军马克沁重机枪猛烈开火，虽然命中率不高，但也迫使日机高飞，没有那么肆无忌惮了。 轰炸过后，陈锐霆刚喘口气，突然就听见一道尖厉的哨音划过，哨音瞬间越来越大。陈锐霆猛地大喊一声：“打炮了，大家赶快下工事！” 阵地上的人匆匆忙忙翻身下到脚下的战壕工事当中。鬼子打炮的时候绝对不能在地面上待着，炮弹一落下来，碎片四处飞舞，打在身上比弹片还麻烦。 鬼子的炮击密度很大，整个大地剧烈地抖动着，仿佛从地下深处一个巨人正在擂着一面大鼓。有经验的老兵都能听得出来，这是重炮的声音，只有重炮才有如此的威力。炮弹跟冰雹一样往下落，炸得前面全是烟尘，泥土纷飞。剧烈的爆炸震得地面一下下抖动，爆炸声把耳朵震得嗡嗡响，硝烟刺鼻，趴在那儿的官兵们都被震得恶心得想吐。 重炮轰击时间并不长，十几分钟之后炮声变成了爆炸声，像猛地砸开冰面的声音。这是迫击炮的声音，一听到这种声音就知道了，鬼子的步兵马上就要发起冲锋。 迫击炮的轰炸慢慢稀落下来，兄弟们都窝在工事里面不敢出来，生怕鬼子冷不丁地来上一发流弹。这时听见一个尚且稚嫩的声音嘶哑地喊着：“鬼子快上来啦，鬼子快上来啦！”有胆子大的兄弟看看外面，透过呛人的硝烟，就看到前面鬼子成群结队地正在朝这边冲。离得最近的鬼子已经距离阵地不到200米了。 日军这次强攻密度远远超过上午。我军阵地上幸存的官兵端起冲锋枪，把一个个手榴弹拧开盖子放在边上。 鬼子步兵猛冲过来，刚才冲天的大火增强了他们的信心，他们不相信这样的轰炸和炮火下面还有什么生物可以存活。 “爷们，看看，咱们的兄弟都死了，鬼子以为他们扔几颗鸟炸弹就能把阵地拿下来，那他娘的是在吹牛皮，只要咱们爷们没有死光，阵地就别想夺走。”营长张克巽亲自上阵，怒目圆睁地抱着机枪喊道。 “长官，你放心吧，爷们不会死绝的，这个阵地鬼子别想打下来！” “中国的爷们没死绝呢，小鬼子别想打赢我们！” “操他姥姥的，老子一定要给死去的弟兄报仇！” 张克巽看着身边的同胞骨肉组成的虎狼之师，他相信，只要中国人没有死绝，日本就绝对征服不了咱们，哪怕打到最后一个人，日本人也只会得到尸体，也不会征服我们！ 距离越来越近，冲在最前面的鬼子嗷嗷叫着开始向缺口处拥。这时从阵地上猛地站起来几百个铁塔般的男人，他们一起发出震天的嘶吼声，上百枚手榴弹瞬间被扔了过来。这一出乎日军意料之外的一幕使他们惊呆了，他们不敢相信在如此优势的炮击空袭之后这个阵地上还有战斗力，还能够反击他们。日军如同潮水一般向后退了下去，他们被打得猝不及防。密集的手榴弹和冲锋枪的扫射顿时将日军进攻的锋芒暂时扼杀下去，紧跟着鬼子密集的子弹和掷弹筒也开始打了过来。但鬼子进攻队形过于密集，成排成排的日军被打倒在地，后面的也开始向后撤。 后面的日军指挥官一看冲不动了，指挥刀一指，亲自带着部下向上冲。几挺机枪集中一点扫射，很快在阵地上压制住了一点。后面的掷弹筒也冒险冲在前面，朝我军阵地上面扔榴弹。一会儿的工夫，阵地前沿打成了枪林弹雨。林作祯在阵地上来回奔跑着，不断检查各个阵地前面的情况。由于军官不怕死，下面的兄弟军心振奋，冲过来的鬼子也被纷纷打倒。一些枪法准的老兵专门盯着鬼子队伍当中挂指挥刀的、步枪上面扎小旗子的打。 这样对射了大约半个多小时，鬼子弹药不济，撤了下去，阵地上面的兄弟才松了口气。林作祯简单清点了一下，这轮进攻鬼子没占到便宜，阵地前面至少扔了200多具尸体，而我方也阵亡了200多人，大部分伤亡是飞机轰炸和炮击造成的。 这时叶挺给林作祯团长打来电话，说：“你们打得好啊！根据以往经验，鬼子在飞机和炮火轰击都无效后，都会丧心病狂使用毒气弹。鬼子的毒气弹分为糜烂型和窒息型，其主要成分是芥子气。窒息型毒气弹对人的损害最大，大量呼吸以后，对肺部造成损害，容易窒息死亡，造成战斗减员。糜烂型毒气弹除对肺部造成损害，容易窒息死亡外，还对暴露的皮肤有腐蚀作用，造成烧伤。对付日军毒气弹最简单的办法是用毛巾浸肥皂水，捂住口鼻和面部可起过滤防护作用，使空气过滤，也能防毒气。敌人的毒气是在这种旷野施放的，其最高浓度在阵地上维持不了几分钟即可消散，我想倒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觉，在敌人施放毒气后，我们伪装中毒，伏在阵地上。敌人会用望远镜观察，发现我们中毒后，就会派其步兵来占领阵地；敌步兵以为我们中毒，不会做任何防备地前来。我们等其进入有效射程中，突然开火，必能全歼来犯之敌！” 林作祯大声回答：“明白了！我立即传令下去！” 果然，日寇又开始进攻了。在两次进攻失败后，日寇向我军阵地发射了“特种烟”（即毒气弹）。 阵地上的官兵见是毒气弹，便都用浸泡过肥皂水的温毛巾捂住口鼻，并按团长事先吩咐，皆作中毒状伏在阵地上。 日寇发射毒气后，指挥官用望远镜观察我军阵地情况，发现阵地上官兵都倒下了，无一活动物，便以为得手，下令步兵“占领阵地”。 日寇步兵接到“占领阵地”的命令，便在队长带领下，端着步枪，排着纵队，洋洋得意地朝阵地开来。他们哪里料到在接近阵地百米之时，我军官兵“复活”了，各种火器吐着愤怒的火舌，又将鬼子兵一排排地舔倒了！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58 部分阅读 日寇步兵接到“占领阵地”的命令，便在队长带领下，端着步枪，排着纵队，洋洋得意地朝阵地开来。他们哪里料到在接近阵地百米之时，我军官兵“复活”了，各种火器吐着愤怒的火舌，又将鬼子兵一排排地舔倒了！ 就这样，我军连续3次打退日军的进攻，已经是黄昏了，阵地上到处都是日军士兵的尸体，到处都弥漫着炮弹爆炸后的硝烟，正随风慢慢地散去，整个阵地逐渐恢复了平静。 团指挥所掩体内，林团长望着被我军炮火击毁的日军10辆装甲车，对陈锐霆说：“日军这十几辆装甲车被炮兵炸毁在公路上，正好堵塞了马道沟至肖家营子这条公路，日军要沿着公路进攻冷口就更加难了。” 陈锐霆回答道：“鬼子以为我军堵塞破坏公路，是惧怕其装甲车辆其沿着公路进攻冷口，没有想到我们的炮兵早就在此严阵以待了，这在兵法上叫做虚者实之。鬼子要突破我军阵地就更加难。不过眼下最要紧的是给阵地上补充弹药和给养，准备迎接日军下一轮进攻。” 林团长微笑着对指挥所的官兵们说道：“今天鬼子恐怕不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了。”指挥部的官兵们对此迷惑不解，现在才黄昏，离天黑还有一、二个小时，鬼子一定不甘心失败，还要投入更多的兵力，发动更加强大的作战攻势。 战场在沉静几十分钟后，鬼子的炮兵又开始对我军阵地进行猛烈的炮火袭击。 震耳欲聋的炮声，铺天盖地，仿佛天要塌下来式的。 在炮声中，团指挥所的参谋们立即到掩体的几个观察口拿起望远镜，观察日军进攻动向。而陈锐霆则拿起电话，问林团长要不要命令炮兵开炮还击，只见林团长在观察口拿着望远镜说道：“暂时不用，再观察一会，让部队随时做好准备。” 营长张克巽也在掩体观察口前，拿着望远镜向鬼子进攻的方向观察。见这次进攻的鬼子兵向我军阵地进攻时，带武器的少，拿担架和绳子的多。张克巽还未能弄明白时，副官说道：“鬼子这次不是进攻，是打扫战场，将伤员和阵亡的士兵从我军阵地上撤下。” 这时，张克巽见鬼子兵猫着腰，开始摆弄我军阵地上不能动弹的伤员和被我军击毙的日军士兵。才明白鬼子为什么要拚命地打炮的原因。原来是为掩护其打扫战场的部队，顺利地将伤员和阵亡士兵撤回。 从上午10时到现在，已打了7个多小时，鬼子发动了3次进攻，均被我军打退。战场上遗留了不少不能动弹的重伤员和阵亡的士兵。鬼子是想趁天黑前，将这些不能动弹的重伤员和阵亡的士兵，撤出我军控制的前沿阵地。 林团长凝视着远处冒着青烟，闪着火光的亮点。对陈锐霆说道：“本着人道主义原则，还是让他们把尸体和重伤员拖回去吧。我观察了一下，日军选择在离我军阵地约10公里外的地方宿营，是发现我军使用的火炮都是射程较近的迫击炮，其射程都不够，因此，才敢在我们的眼皮下安排宿营。今晚上半夜，让阵地上的官兵们好好地休息下。在下半夜，要利用日军指挥官判断上的错误，安排几门迫击炮上山来，到前沿阵地，开设一个临时的炮兵阵地，利用夜晚的掩护，对日军的宿营地进行炮击，轰它一阵，疲惫和消耗日军。迫使日军明日减弱进攻的势头，以利我军阵地的巩固和防御。” 陈锐霆赞道：“这样好，与我想到一块去了！我早准备了一批特大威力武器，出其不意对日军宿营地轰它一阵，效果肯定会很好。届时，我派军直属迫击炮营上去，师迫击炮营也协助作战，让鬼子兵不得安宁，同时作掩护，日军也不会知道我们有秘密武器。”陈锐霆然后继续对林作祯说：“这红烧肉真香啊！还有没有啊，再来一碗，吃饱今晚好打日本鬼子，不过阵地上的弟兄们还饿着呢，怎么办？” 林团长说到：“早已安排各单位的伙房，给阵地上的弟兄们送饭菜，全是红烧肉，犒劳打胜仗的弟兄们。” 陈锐霆高兴地说：“这弟兄们吃了团长的红烧肉，今晚肯定打胜仗！” 整个指挥所的官兵都附和说道：“今晚我们一定要打胜仗！”这声音威武雄壮，响彻夜空。 第二天凌晨4时，陈锐霆率领2个炮营的兵力，经一条羊肠小道穿插到鬼子的宿营地东南侧4公里处潜伏下来。炮兵悄悄地架好82毫米迫击炮和氧气瓶改装的“天雷炮”（炸药包内填充了大量锈铁钉、锈铁片，在鬼子身上任何部位划上一个伤口都足以造成破伤风，谁叫鬼子先使用毒气弹呢？）。然后炮兵目测好距离，调好坐标、角度，对准鬼子的宿营地猛烈地开火！ 密集的10公斤重炸药包猛砸过去，如疾风雹雨，“炮弹”一发紧跟着一发，猛烈爆炸破片乱飞，震耳欲聋，天崩地裂，鬼子的宿营地上顿时开锅，眨眼间变成了恐怖之地，死亡之地！无数锈铁钉、锈铁片带着嘶嘶的声响噬人般地横冲直撞着，收割着无数鬼子的性命。巨大的爆炸炸起的破碎的木石、砖头瓦块夹杂着敌人残缺的肢体，一会儿飞上去，一会儿落下来，足足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真称得上翻地三尺，火烧连营！ 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没死没伤的也被震晕了，炸懵了。借助爆炸燃烧的火光，炮兵又立即调整目标，对准鬼子的炮兵阵地和堆放军需品的地方，又是一阵炮弹袭击。密集的炮火终于击中了鬼子堆放的弹药，引发连环爆炸，一时火光冲天，直炸得鬼子兵人仰马翻，心惊肉跳到处躲藏！ 陈锐霆见达到目的，于是率部返回阵地，并立即在阵地前沿埋设大量压发雷，用地雷封锁前沿阵地。 天亮时，天空中开始下着绵绵的春雨，但我军早已严阵以待，时刻准备着迎接新的战斗。 3月20日这天，鬼子兵大既是因为凌晨突然遭到我军袭击，伤亡惨重，元气大伤，整整一天都未向我军阵地发起进攻，连其凶猛的炮兵都没有打一炮。鬼子的飞机可能是因为天下雨，能见度低云层厚的因素也未能出动。 可是绵绵的春雨，仍就下个不停，在淅淅细雨中，守卫在阵地上的官兵们大部分只能用随身携带的斗笠遮雨。战壕里早已积水，官兵们只有冒着细雨淌着积水，守卫在阵地上。 整个阵地非常寂静，雨水在滋润着这块土地，好象什么也未发生。只有阵地前沿横七竖八地躺着鬼子兵的尸体，才告诉人们这里是战场，是侵略者丧命的地方，也是英勇的中**人为国捐躯的土地。昨天，这里还在进行激烈的战斗。今天会是什么样呢？明天还会打仗吗？在日本侵略者还未能被彻底打败赶出中国前，战争还没结束，这里还有更加激烈残酷的战斗在等待着中国士兵。 第二天，天色微明，10多架日机飞临我军阵地上空，开始疯狂地轰炸，日军的重炮也向中国阵地猛烈轰击。一时间，早已是断垣残壁的肖家营子再次经受战火的肆虐，爆炸掀起的烟尘气浪、飞沙走石笼罩阵地，熊熊的烈火到处燃烧。持续不断的爆炸声震得中国官兵们的耳朵嗡嗡直响，神经都快要绷断了。 日军的轰炸和炮击是毁灭性的，我军阵地几乎成了焦土，到处可见血肉模糊的断肢、残缺不全的尸体。林作祯咬牙切齿，心里清楚自己部队的战斗力已经被大大减弱了。 他很清楚，这将是一场惨烈的厮杀。进攻在鬼子长达30分钟后的炮火覆盖后打响了，透过浓厚的甚至还未消散的烟雾，鬼子1个大队呈散兵线朝张克巽营阵地扑了过来。鬼子真的拼命了，冲在最前面的鬼子都是机枪射手，他们冒着弹雨猛冲猛扫，不断有人被子弹击中倒了下去。但整个进攻队伍毫不停顿。攻守的双方都知道，只要突破一点并迅速展开，那么整个防线就很难守住了。 由于冲锋枪子弹已经所剩无几，我军就靠数挺捷克式机枪不断地朝冲锋的鬼子射击，整个战斗之激烈，几乎所有的机枪都要不断地朝上面泼水，否则枪管过热发胀，枪机也会卡壳。而日军也极力想打掉团里的机枪火力，冲过来的日军有很多是端着机枪和团里的机枪火力对射，被机枪扫倒一个，边上的日军又将机枪从地上捡起来继续射击。 不仅是日军的机枪手，整个张克巽营的机枪射手、副射手在战斗打响后半个小时内全部伤亡殆尽。日军有很多掷弹筒射手是拼了命地朝我军的机枪火力点上面开火，有些射手被枪弹打倒在地，仍然爬到有利于观瞄的地形上去，继续朝我军阵地的机枪火力点上扔榴弹。我军也是拼了血本在和日军鏖战，打倒了一个人，边上的兄弟含着眼泪把他身上的弹药解下来继续开火。战死了一个机枪射手，副射手端起机枪继续扫射！机枪始终没有停止射击，但打到最后很多机枪已经更换过五六名机枪手了。 谁都知道鬼子的火力盯着机枪火力点打，但谁都没有退缩。打！打出中**队的威风，打出中国人的士气！就算是我们没有飞机、重炮，就算是我们没有火力优势，但咱有一条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她的民众，当她的士兵可以在她生死存亡的时候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视死如归地血洒疆场，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将无法被任何外侮欺负！ 当庙堂之上那些政客不再指手画脚的时候，中华民族骨子里面骁勇的秉性在这片长城脚下完美地展现了出来。双方在短短半个小时战斗中都伤亡巨大，日军攻击部队第一线的上百名士兵几乎全部阵亡。但后继部队也不救护伤员，更不抢运尸体，很多冲到前面的负了伤也不后撤，把自己人的尸体码成工事顽强地朝一营阵地射击。 日军在第一轮冲击失利的情况下，很快又组织起了第二轮的攻击。这次攻击一线投入的兵力更多，而且在一线的日军投入了一支敢死队。这支敢死队分成了两组，前面的一组光着膀子猛冲，一边冲锋一边投弹。在他们胸前都挂着一个掏空的野战背包，里面塞着手雷。后面的一排全部装备着轻机枪和掷弹筒，跟在前面的投弹组后面扫射和轰击！ 日军凭借敢死队的顽强作战很快在我军阵地撕开缺口，后面的敢死队陆续冲上了阵地。其中很多敢死队员冲上来的时候身上已经没有多少弹药了，只好在阵地上捡拾尸体上的武器弹药继续作战。 “打，给我狠狠地打！”营长张克巽目睹着这一切，瞪着血红的双眼，悲愤地对着身边的机枪手大声吼道。 其实，不用他喊叫，机枪手早已是眼睛发红、青筋毕露，咬牙切齿地对着失去了日军敢死队死死地瞄准射击。所有的机枪向着敌人喷射了复仇的火舌。惨叫声中，一个个刚才还耀武扬威的鬼子倒在了地上，有的就此不动，有的则痛苦地哭喊、挣扎。 中**队的阵地前，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日本敢死队向浪潮一样地拼命往前涌，依然无法突破中国守军的防线，终于扔下一片尸体后退了。 趁着鬼子还在重新调整部署，准备下一次冲锋的间隙，爱抽烟的士兵掏出了香烟吸着，这些香烟是爱国的北平民众捐赠的，全是优质的好烟，让平时都是抽劣质烟的士兵过了一把瘾。他们靠在战壕里，悠闲地品尝着，吐着一个个烟圈。 15分钟后，敌人的飞机又来了。敌机冒着我军重机枪的扫射，肆无忌惮地进行俯冲轰炸，低空扫射。飞机刚走，敌人的大队骑兵出现了，嗷嗷乱叫的鬼子，拍着高头大马涌了上来。 鬼子骑兵气势很凶，但面对斗志旺盛的中**队没有用。早在日俄战争时，军事观察员就得出结论：面对大炮的轰击和机枪的扫射，骑兵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替步兵烧饭。但顽固而愚昧的日军不承认这一点，仍旧保留了庞大的骑兵编制（最大单位为骑兵集团，即骑兵师）。这次日军混成14旅团投入进攻的，是旅团直属骑兵大队。 陈锐霆大睁着双眼，全神贯注地望着敌骑，等到他们进入“天雷炮”的射程之内，马上命令炮兵轰击。“炮吃马”果然威力巨大，铁钉、铁片乱飞，鬼子的骑兵被炸得人仰马翻，在马的悲鸣和人的惨叫声中，日军这个骑兵大队所剩无几，狼狈地败退下去。 这样拉锯战式的战斗重复了5次，敌人气势汹汹而来，灰溜溜地退却，阵地前遍地都是日军尸体。但是715团的伤亡也不小，经过日军一个上午的狂轰滥炸和5次血战之后，这个加强团已经剩下不到500人了。经过连日的血拼厮杀，弹药消耗更加惊人，原来进入战区前补充的弹药此时已经消耗了七成以上，“天雷炮”、迫击炮的炮弹和冲锋枪子弹早已消耗殆尽。目前的弹药储备如果按照几天来的消耗速度，只能再勉强支撑一两天。 但官兵们士气仍高，马不停蹄地抢修工事，鬼子在前沿遗留下来的所有能用的枪支弹药都被收集起来。此外，兄弟们还想出一些古怪的办法，把水淋在鬼子进攻的必经之道上，一会儿的工夫就冻上了一层冰。另外在鬼子进攻的几个主要路线的边上用手榴弹做成各种诡雷，方法是在地上刨个坑，然后把手榴弹盖子拧开，弦绷得紧紧的拉到边上再拿木头钉固定，最后上面撒上浮土。别看不起眼，一脚踩上去，两三米见方内有一个算一个，基本上腿都能炸断。这样的诡雷差不多沿途做了100多个，其中有几个是整捆子的手榴弹做的，威力相当惊人。 在重炮轰击的掩护下，鬼子越冲越近。就在快冲到阵地前面五六十米的位置，突然地面上接连炸成了一长串。原来是我军预埋在这里的那些拿手榴弹做成的诡雷。别看方法土得掉渣，但却很有效，后面的鬼子以为前面埋了地雷，纷纷趴在地上不再向前冲。趁着这个机会我军阵地上噼里啪啦就朝鬼子放枪，因为把缴获的机枪也用上了，所以这次射击火力非常集中，一轮密集的子弹打过去之后，阵地前立刻躺倒了几十个鬼子的尸体。鬼子再次退回去了。 林作祯明白过来，这次鬼子只是试探性进攻，因为组织几次强攻之后，一方面他们伤亡也很大，另一方面他们现在已经不打算用步兵反复冲击了，估计刚才的侦察进攻之后，马上会有密集的炮击或者轰炸。 他立即命令张克巽营静悄悄地从阵地上撤下来，回撤到后面的纵深阵地去，正面阵地全部放弃。这会儿已经到了半下午了，林作祯知道，再挺一段时间，等熬到晚上，进攻就会停止。 果然不出预料，张营刚刚撤下来时间不长，3架飞机飞过来反复投弹扫射。整个营的正面阵地火光冲天，烟尘弥漫，鬼子的轰炸机在烟尘中来回俯冲扫射，弹道的曳光在烟尘中就像一串串火带子一样。 一直撑到晚上，鬼子最终没能突破。但到了晚上，团里擅长夜战的优势就出来了，林作祯找来3个营长，在团部商量了一下。 现在整个阵地上面的局面对团里并不利，首先是张克巽营伤亡过半，战斗力大打折扣。同时另两个也有伤亡。从进攻的规模上看，鬼子还有一个多联队的兵力，相当于**的半个师！但白天的进攻，鬼子也有损失，打成了这样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林作祯把各个营的安排和位置详细说了一遍。进攻的主力是张克巽的三营，同时团教导队配属给三营。一营和二营负责组织佯攻，从二营阵地出发，造成试图反扑的假象。待鬼子集中防御二营正面之后，二营主动后撤，吸引鬼子进行追击。等鬼子进攻序列被拉得越来越长的时候，三营和教导队回过头来从侧翼把鬼子拦腰切断，二营和团部直属炮兵负责把路堵死，三营和一营从南北两个方向完成穿插包围。 攻击的重点是鬼子前出的部队，所以各个营动作一定要快，出手要狠，务必要一出手就把鬼子用于追击的精锐给打掉，然后再乘势反扑。 林作祯讲得很细，地形和时间安排都和三个营长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是火力的配备，二营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全部调出去，分别配属给一营和三营。另外从三营抽调出一个多排的老兵加强到教导队。 各个营又分别把任务下派到各个连，这个连打哪儿，在哪儿埋伏，进攻信号的约定都一条一条地讲清楚。此外重点进攻穿插的连队都分别和排长、班长讲清楚火力怎么配合，怎么和兄弟班、排交替掩护，怎么梯次冲锋保持进攻的持续性。 这个时候团里平时训练的效果就能看出来了，从各个连队下到班一级，任务布置得非常清楚，甚至最基层的士兵都知道战斗中自己的位置。这样的好处是一旦基层军官阵亡或者负伤，一个班长甚至都能带着一个排继续把任务完成。 当时，**很多部队打起仗来一味地猛打猛冲，对于战术配合往往不那么重视。而且基层士兵常常搞不清楚在战斗中应该的位置，一旦基层军官发生伤亡，整个部队就会陷入一片混乱。 商震不愧是晋军名将，加上河北军事学校的骨干和黄光华、高鸿文、王兴纲、王启明、陈锐霆等优秀军官，产生了一套独特的训练方法。新兵被补充到部队之后，老兵就会带着他们补上战术配合这一课。再加上很多班长都久经战阵，训练中间新兵慢慢地从他们身上学会了很多东西。 这个传统一直保留下来，部队在战斗中越打越精，越打越动脑子。战争就是这样，很多原本默默无闻的部队会一战成名，昂首挺进王牌部队的行列。而一个好的传统往往是造就一支铁血王牌军的根本。 32军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一支铁血抗日劲旅。 战斗如期打响。 血肉横飞，弹片飞舞。此次反击战，715团各营连纷纷组成敢死队，由营连长官带领，像一支支利箭射向敌群，展开了集团式搏斗！ 双方几千人开始了最残酷的肉搏。两军战士都杀红了眼，**的大刀砍卷了刃，鬼子的刺刀扎成了麻花，天地之间，这些亡命的战士发出一阵阵残忍狰狞的呼号，在被鲜血染红的山脚下回荡着……任何能够杀人的工具都投入了这场厮杀，各种雪亮的兵器上下翻飞，两军用刺刀、枪托、铁锹展开了血战。几乎每个人都被仇恨烧红了眼睛，互相扭打着，拼刺的时候常常是双方同时将刺刀扎在对方身上。这个兄弟刚刚摁住一个鬼子用手榴弹将对方的脑袋砸开，另一个鬼子的刺刀就穿胸刺了过去。负伤的兄弟抱住鬼子拉响对方的手雷。铁锹和十字镐成了血拼的武器。当兵器已经不能再使用时，他们就或挖着对方的眼睛，或咬着对方的脖子，或用石头砸着对方的脑袋，伴之以阵阵野兽般的嗷叫。尸体已堆积如山，残肢断体散乱地抛落在沙土上，各式形状的人头被往来的乱脚踢来踢去…… 身材高大的张克巽在近战中频频得手。由于中原大战时晋军与西北军并肩作战，故晋军也学到了西北军的刀法。张克巽记着西北军那灵活的转身步法和横向拖刀，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摸索出了一套招式难看却极其实用的刀法……砍不像砍，削不像削，一刀劈下来，有时会稀奇古怪地变成扎刺，或是斜撩，看着他勇猛地举刀冲来，大有立劈华山的架势。对手刚举起刀欲接招，他却滴溜溜矮了下去从对方肋下滑过，原地转了个圈，砍的却是肚子。这太难看了，简直难看得无法容忍……可两个日本兵扑将上来，张克巽居然在一招之内就用刀砍了右边日本兵的腿，又左手刺入了左边日本兵的肋条！张克巽极善于做技术总结，把自己的刀法概括为：左砍佯攻——右滑下步——刀变横削——转身砍肚——大刀上撩——鬼子开户！ 张克巽连续砍倒了七个鬼子，但此时他左肋被子弹打出了一个贯穿伤，浑身上下糊满了血。一个鬼子抡着打裂了枪托的步枪扑了过来，张克巽一闪，锋利的大刀一下劈开了鬼子的颧骨。一个被炸得浑身是血、半个胳膊血淋淋被炸断的鬼子挣扎着站起身，张克巽冲过去拿刀猛地扎进了他的胸口。不料脚下有一个鬼子身上插着两把刺刀仍旧靠在工事边上，拉响了身上的手雷。轰隆一声巨响，张克巽觉得好像有人在用夯土的石锤猛地敲击自己的耳膜一般，整个身体甚至都为之一颤，一股股血从伤口处向外喷……他晃晃脑袋，眼睛里直冒金星，他用步大刀撑住地面，勉强想要站起来，但一阵眩晕，终于倒了下去。 32军的山西娃娃兵杀得日本兵胆颤心惊，武士道精神也无济于事了。武运更是不“长久”了。战斗进行到凌晨，日军彻底崩溃了，再也无力还击，向后败退。 经过5天的激战，肖家营子一带仍在中国守军手中，日军无可奈何地暂时停止了进攻。日本参谋本部在谈到这次战斗时说：中**队构筑有极其坚固的阵地，而且纵深度相当大，其抵抗出乎意外的顽强”。 由于伤亡太大，之后715团主动放弃了肖家营子阵地，后撤到建昌营休整。在我军“天雷炮”、“平射迫击炮”等“新式武器”的沉重打击下，日军混成14旅团伤亡达2000多人，进攻我军冷口主阵地的实力也大打折扣。3月下旬，中日两**队在冷口激战多日，最后形成相峙局面。不久高鸿文的141师换下了在冷口作战旬日的黄光华139师，日军也被迫将西面丰宁前线的106师团136旅团调来冷口方向。 叶挺放心了。在冷口还有高桂滋的84师和骑兵第4师作为预备队，足可应付新增援的日军。至于冷口西线的白羊峪方向，那是重中之重，历史上日军就是从白羊峪取得突破，冷口关的中国守军被从白羊峪冲进的敌人抄了后路，才被迫撤退的。“千里长堤，溃于蚁穴”。假若把整个长城战线比作千里长堤的话，那么冷口战场的白羊峪就好比一个蚁穴。叶挺明白这一关键，特地嘱咐商震，要李吉村的142师死守白羊峪，不得挪作他用，从而堵住这一蚁穴（历史上商震只在白羊峪放了一个团，兵力不足致其失陷）。 做好安排后，叶挺即启程前往长城抗战的主战场——古北口。至于喜峰口和独石口，分别有宋哲元和傅作义两位名将把守，当可无忧，只须交待一些注意事项就行了。 第三十九章：大刀雄风（一） 日军在占领热河省全境以后，随即调动主力火速南下。3月9日，日军混成33旅团的先头骑兵部队在装甲车的掩护下，从凌源很快杀至长城要隘喜峰口。 此时在喜峰口一带的是从热河省败退下来的汤玉麟残部，士气极低，武器装备又丢失大半，根本无心恋战。和日军数量不多的一支骑兵部队碰了一下，就很快放弃喜峰口以东的董家口等阵地后撤。 这个重要阵地就被如此轻易的放弃了。 当天中午，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先头部队，迎着溃败下来的汤玉麟残部，一路急行军赶赴到喜峰口前线。 西北军29军是中**队装备最差的部队之一，但是，西北军的勇士们敢于用破烂不堪的杂牌武器装备，对抗武装到牙齿的日军主力部队，在喜峰口长城上演了一出“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的浩气凯歌！ 喜峰口，古称卢龙塞，位于河北省迁西县北部燕山山脉的中段，是万里长城的一个重要的军事要隘。东汉末年，曹操征乌桓就是从这里打出去的，形势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塞北通往京都的交通要冲，为华北之屏障，为冀、热之咽喉。这里山屏耸秀，层峦叠峰，险山深谷，绝壁危崖，构成天然之险。喜峰口之西为潘家口，临滦河扼长城，东为铁门关、董家口。 喜峰口在宋、辽时称松亭关，在元末时朱元璋明军扫平蒙古残部的战争中，有父子因为战乱而分离。后父子在松亭关意外相逢，相抱大笑而死。当地人把父子安葬在此，将关口改名为喜逢口，明朝永乐年间又改名为喜峰口。 喜峰口此处以雄关扼守华北门户，周围都是高山和险峰。关上城墙高达7米，主关上的城楼也高达13米，是绝对的易守难攻之地！（建国后的1979年下闸蓄水的潘家口水库，将这段古老的长城淹没水中，形成了万里长城之上的一个独特景观——水下长城。当年交通要道已成一湾碧水，昔日雄关关城如灯塔般浮出水面，水下长城蜿蜒出水与山坡上长城相接，构成独特的自然景观） 之前29军在蓟县收编了庞炳勋的40军部队，但现在正由副军长佟麟阁负责改编，一时还用不上。当下率先奔赴喜峰口的，是37师特务营和109旅第217团的骑兵。 此时日军前锋以500名骑兵为主的1000多人，已经占领了喜峰口的高地老婆山。 217团的骑兵部队，在109旅副旅长何基沣的率领下，刚刚赶到老婆山阵地，就得知汤玉麟残部已经败退消息。 何基沣，河北藁城县人，出生于1898年10月，他先后毕业于保定陆军学校和北平陆军大学。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作战勇敢、机智多谋，深受官长的赏识，也以治军严厉著称，人称“何阎王”（活阎王），提升得很快。何基沣与时任29军38师参谋长的张克侠（冯玉祥的连襟）一样，都是**秘密党员。历史上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时，何、张两人均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根据党的指示，率部2万多人在贾汪起义，为淮海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09旅是29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在开赴喜峰口时，何基沣临行前慷慨陈词，动员战士们英勇奋战，他说：“国家多难！民族多难！吾辈受人民养育深恩之军人，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革裹尸还？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 喜峰口是条宽宽的谷口。长城从东西两边蜿蜒而来，扼住这个咽喉。谷口向南北延伸出一条小路，可容两人并排而行。 何基沣刚安顿好部队，37师的副师长刘自珍骑马赶到，传达师长冯治安的命令：“军部发来通报，日军离喜峰口只有30里路，估计2个多小时就到这里，冯师长要你及早做好战斗准备。” “先看看地形再说吧。”何基沣说着，和刘自珍一起登上长城，朝四面了望。 喜峰口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但光秃秃的长城没有草木，部队无法隐蔽，容易暴露目标，对守军不利。 刘自珍说：“日军离这里不远了，我们来不及挖工事隐蔽，只能扬长避短。我看阵地不能摆在长城上，把兵力放在喜峰口两侧高地，你看如何？”他手指长城外那些不大不小的山头，又说：“我们只能利用这些小山了。” “我赞成，”何基沣说，“各个山口都要有兵力，防止日军乘虚而入。” 天有不测风云，3月的万里长城突然大雪纷飞，寒风呼啸。一枚炮弹飞来，在我军骑兵集结不远处爆炸。何基沣举起望远镜，只见大约1000多名日军，在几辆装甲车掩护下，密密麻麻向喜峰口以北的孟子岭爬来。军主力还没到达，骑兵先开始与日军交战。不到半小时，日军就占领了孟子岭山头。 何基沣站在巨石上，大声对官兵们说：“弟兄们，你们看到了吧，敌人就在前面，你不消灭他们，他们就会消灭我们，生死在此一举，弟兄们，冲啊！” 营长王宝良举着手枪，吼叫道：“一连攻打西侧山头，二连三连跟我来！”说毕，直奔东侧山头。官兵们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分两股投入激战。 日军见中**队冲过来，机枪疯狂扫射，子弹如泼水般朝我军倾泻，整个山头如火山爆发，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在倒下的士兵旁边，部队贴着地皮匍匐前进。何基沣见部队接近了日军阵地，大喊：“弟兄们，夺下日军指挥旗！”自己带头挥舞着一把大刀片，向鬼子扑过去。其他战士也挺着刺刀，挥舞着大刀，抢先向前扑。 鬼子们开始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西北军传统的玩大刀，眼看着一个个持着大刀片的中国兵迎上来，发出的喊杀声震天动地，但是也毫不畏惧，武士道精神的熏陶使这些士兵们具有兽群一样的拼命精神，再加上良好的刺枪训练，天下无敌的精神在他们内心里不断膨胀，使他们的进攻变成了一种疯狂。 鬼子见中**队大约一营人冲上来，大刀片不是举起来，而是下垂在胸前向上冲，觉得很奇怪。因为部队冲锋的时候，大刀应该举起来，还没见过垂下来的。但是，他们很快就见识了这种刀法的厉害！ 因为，这是西北军威震天下的“破锋八刀”的起手式！ 真正的白刃战中，枪刺以迅速有力的直刺为主，目标在对方胸腹，而大刀限于其形制，以对敌上半身的劈砍为主，两者各有利弊。大刀防御敌方的直刺，只有将对方的枪身或刺刀格开，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技巧是不容易办到的。大刀的优势在于刀重势猛，砍上非死即伤，但其作用距离有限，必须尽量贴近敌人身体，因此最适合在工事、房屋、树林等空间有限的环境中使用。而在开阔地形或冲锋时，除非敌人在气势上被己方完全压倒，否则持大刀者难以占到便宜。同时，大刀要求使用者有比较好的武术功底和身体素质，并经过长期练习，才能运用自如，而刺刀拼刺的训练则相对比较简单。此外，大刀对使用者的脚法要求也很高，因为大刀相对带刺刀的步枪来说比较短，短兵破长器，要点在于脚下疾速灵活，因此武术家常有“短见长，脚下忙”的说法：“大刀击实之法则在斫其枪杆，枪杆被斫，不断折必粘住。杆被粘住，则不能闪转颠提，刀更进步，必伤人矣。”但是如果敌方步伐也非常快捷（抗战初期日军的体力和训练水平普遍在中**队之上），“击实”之法将可能沦入最危险的“拙力”境地，持刀者必败。而且在除肉搏外的其他形式战斗中，大刀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作为辅助兵器也非常勉强。 由于大刀对抗刺刀时固有的弊端，当时国内有识之士曾对此进行过研究，并试图从改进刀法上来加以克服。1931年，29军副军长佟麟阁聘请河北武术名家李尧臣（清末镖师）为武术总教官，在山西阳泉练兵。李针对原有刀法比较复杂、未经良好训练则很难发挥作用的弊端，结合传统的“**刀”法，改进创编了一套“破锋八刀”法，共有八句口诀：“迎面大劈破锋刀，掉手横挥使拦腰。顺风势成扫秋叶，横扫千钧敌难逃。跨步挑撩似雷奔，连环提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凭快取，移步换型突刺刀。” “破锋八刀”是双手握刀，最妙之处在于对付敌人“刺”的攻击：双方准备搏斗时，刀手双手握住刀把，刀尖朝下，刀锋对着自己，在对方武器刺过来的一瞬间，把刀扬起，以刀背磕开对方的武器，刀锋顺势就提到了对方的头顶，再顺势往下一削，对方的头就掉了，动作简捷精炼，大劈大砍，迅猛剽悍，具有明显的大部队作战特色，霸气凛然！每一次的攻击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李尧臣在29军中抽调骨干，由其直接教授，再由他们传给全军。由于西北军大多来自陕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士兵多是北方大汉。加上长年习武，年轻小伙子往往都长得结结实实，体力好，臂力强，一刀可以砍断碗口粗的大毛竹。学习了“破锋八刀”这一绝技后，更是如虎添翼，不仅在内战中所向无敌，即使面对以白刃战闻名的日军，也是大占上风！ 正是由于29军官兵刀法出众，加上抗日意志都十分强烈，所以叶挺才放心把喜峰口这个重要的关隘交给29军独自防守。 鬼子见中**队手持大刀冲来，当即按照《步兵操典》中的，退出了枪膛内的子弹，挺起一色的三八大盖，枪身长，刺刀也长，闪闪发亮，准备与中**队进行白刃战。 何基沣一马当先，首先遇到一个同样冲在前面、五大三粗的鬼子军曹。“活阎王”双手握刀，刀身下垂到左腿前，刀背对着敌人，而刀锋却向着自己，几乎贴近了左腿。日本军曹怎么也想象不出以这种姿势迎敌有什么奥妙，他“呀”的一声倾其全力向何基沣左肋来个突刺，何基沣身形未动，手中的刀迅速上扬“咔嚓”一声，沉重的刀背磕开了日本军曹手中的步枪，一个念头在军曹脑子里倏然闪过：坏了，他一个动作完成了两个目的，在扬刀磕开步枪的同时，刀锋已经到位……他来不及多想，何基沣的刀锋从右至左，从上而下斜着抡出了一个180°；的杀伤半径。军曹的身子顿时飞出2米开外，洒出一大蓬血雨…… 王宝良营长也对上了一个鬼子老兵。他不像别的日本兵一样嘴里呀呀地叫个没完，而是一声不吭，端着刺刀以逸待劳，对身旁惨烈的格斗视若无?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59 部分阅读 薅茫皇怯盟醭脸恋难劬λ浪蓝⒆磐醣α肌Ａ饺硕允幼哦盗思父鋈ψ樱碜又沼诓荒头沉耍么痰断蛲跤ご坦础Ｍ跤ず敛欢闵粒驮诖痰对焦厍暗牡丁⒀劭创痰叫乜诘氖焙颍獠庞玫侗呈咕⒁豢模痰兑黄痛炭樟恕；姑坏裙碜邮栈卮痰叮跤の盏断蛏弦谎铮托笨诚氯チ恕Ｕ庖幌掠昧苊停豢殴碜拥耐肪凸锹德翟诘叵鹿隽思腹觯湓谝桓龀迳侠吹萌站畔拢驮谀歉龉碜右焕闵竦墓し颍跤さ牡队窒蛏弦谎铮蚰歉龉碜有笨诚氯ィ歉龉碜酉诺靡凰跬罚毒桶寻敫瞿源讼吕础?br /> 双方一场混战，大刀和刺刀的每一次磕碰都决定双方的生死。29军的确不同于别的部队，他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气质，就是出手凶狠果断，有种敢和敌人拼命的劲头，一出大刀就痛下杀手。搏斗中不断地有战士被敌人的刺刀刺中，有的战士腹部已被刺刀豁开，青紫色的肠子已挂在体外，但仍然发着狠地将大刀向敌人砍去。一个身中十几刀、浑身血肉模糊的战士，已经站不起来了，他双手握着砍刀卧在地上，只要见到穿翻毛皮鞋的脚就狠命地砍，有两个正在拼刺的日本兵都在猝不及防中被他砍断脚腕，一头栽倒。 连长刘世昌杀得性起，把被鬼子刺刀划破的军装甩了，光着膀子抡着大刀向一个个鬼子拼杀。他的传令兵，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精壮小伙子劝不住他，也抡着大刀和他一起拼杀，他们两个一起已经劈杀了五六个鬼子。日本人见这个两个人很凶，一个班的鬼子挺着刺刀向他们冲过来。把他们迅速包围了，刘连长抡着大刀，毫不畏惧的向上冲，但是双拳难敌四手，在他们又劈死两个鬼子之后，其他几个鬼子的刺刀捅进了他们的身上，刘连长和传令兵都倒下了。 刘连长虽然牺牲了，部队和鬼子的肉搏战却没有停止，双方依然搅合在一起，进行生死搏斗。何基沣和王宝良的大刀片儿翻飞，合力将日军的指挥旗砍倒，又有大批日军死在大刀之下。日军侵入中国以来未见过如此英勇的中**队，吓得纷纷溃退，我军完全控制了孟子岭高地。 但是10分钟后，日军第二梯队在炮火支援下发起攻击。400多名日军骑兵弃马跑步，向我军冲锋。紧跟日本人的大炮就打过来了，向这一地区倾泻。我军伤亡增多，王宝良营长中炮身亡。何基沣和勤务兵也被日军包围。关键时刻，109旅第217团主力及时赶到。团长王长海拔出手枪，大喊：“一营和三营跟我上，打不垮日军，别活着回来！” 王长海率领的2个营如旋风般直扑主峰，喊杀声在山谷中回响，如雷如电，阵阵滚动。幸存的官兵们见大部队来了，激动得热泪盈眶，加入反击队伍，如猛虎下山，挥刀砍杀日军。可是，5次反冲锋都未奏效。何基沣叫王长海把正面攻击改为两翼包围，要求士兵们打近战，发挥大刀和手榴弹的威力。王长海团调整部署，从两翼发起反击。官兵们喊声震天，日军拼命抵抗，双方杀得难解难分。何基沣见状，又叫王长海把预备队调上去。预备队一鼓作气扑向日军，挥刀猛砍。日军队伍被打乱，开始溃逃。 王长海团抓紧战斗间隙休整，准备新的恶战。何基沣来到了解伤亡情况。王长海报告说：“特务营长王宝良、连长刘世昌、司务长赵克修、排长侯风鸣牺牲，一营长石振昌重伤，士兵伤亡560人。” 何基沣说：“伤亡很大啊。后续部队正在路上，你们必须顶住，坚持5个小时，军长就会带领大部队赶到。” 王长海说：“狗日的小日本休想从我这里闯进长城一步！请旅座放心！” 王长海团坚守了2个小时，109旅第218团（团长童瑾荣）提前赶到，马不停蹄冲了上来，同王长海团一起，将日军堵住，在山坡上展开肉搏。 何基沣在望远镜中看到日军占领了东北阵地，大声呼喊：“预备队全部上来，跟我冲上去！” 在何基沣带领下，预备队冲上去了。夜幕降临，109旅的官兵们越战越勇。日军害怕近战和夜战，吹号收兵。何基沣指挥部队迅速占领了几个山头的制高点。 晚上，官兵们连饭都没吃，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何基沣判断日军第二天还会进攻，奔走在各个山头，大声动员：“弟兄们，现在不能高枕无忧，快起来修筑工事，准备明天的战斗！” 官兵们忍着极度疲劳，摇摇晃晃地起来修筑工事。干到后半夜，才轮流睡觉。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旅长赵登禹赶来了。 赵登禹旅长站到长城之上，向前后望去。后面是刚刚厮杀过的战场，尸横有数百具。向前望去，是缓缓的山坡，敌人陈兵山脚之下，火力射程之外。再看手下的士兵，挂花的在吭吭地裹伤，没有负伤的经过整夜的混战拼杀也已很疲劳。虽然士气旺盛，也再经不起凌晨以后必然发生的恶战。 何基沣向赵登禹介绍了战况和敌情，一起研究了作战计划。新到的部队刚进阵地，日军在装甲车掩护下冲上来，攻势如海浪，一波接一波，喊叫声沸沸扬扬。赵登禹见何基沣一脸疲劳，便要何基沣暂时休整，由他指挥战斗。 日军靠近阵地了，赵登禹一声令下，第109旅官兵跃出堑壕，展开反击。何基沣不愿休息，率一部抄山路转到日军背后，突然开火。日军腹背受敌，惊慌不安，乱了阵脚，四处逃散。赵登禹指挥部队追杀逃敌，追出一段，怕中日军埋伏，下令收兵。 赵登禹将军是山东菏泽人，1898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只念过两年私塾就被迫辍学。他少年时期曾与兄长一起拜师习武，学得一身武艺。刀枪拳棒样样精通。为了寻求出路，从家乡步行到古城潼关，在那里投奔冯玉祥部当一名士兵，所在连的连长是著名抗日将领佟麟阁将军。佟带兵有方，赵登禹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在战士中他表现很突出，耍刀、舞拳技艺超群，受到冯玉祥的器重，将他调到身边当贴身护卫。有一次在湖南常德练兵时，遇到了一只老虎出山，武艺高强的赵登禹勇敢地打死了这只老虎，并在老虎即将断气时骑在老虎背上照了一张像，冯玉祥在赵登禹这张英姿勃勃的照片上签了名，还题了字：“民国七年的打虎英雄。”赵登禹跟随冯玉祥多年，不止一次地表现了自己的勇敢和非凡的才能。 3月10日，37师110旅的旅长王治邦率部风雪兼程，赶到了喜峰口。三位旅长研究敌情，认为日军的进攻方向可能因喜峰口守军兵力增加而变更。日军下一步进攻方向可能有三个，第一是白台子，第二是蔡家峪，第三是声东击西，将守军注意力转移到白台子和蔡家峪，再大规模进攻喜峰口。他们决定仍将主力留在喜峰口，派部分兵力增援白台子和蔡家峪。 赵登禹命令第218团第1营出击白台子，第2营出击蔡家峪。2个营接到命令，连夜出发，半夜赶到目的地，发现日军正在帐篷内呼呼大睡。他们突然发起攻击，烧毁了日军15辆卡车，把手榴弹扔向帐篷，炸死大部分日军，活着的日军纷纷逃命。战斗到拂晓，枪声渐稀，两营部队撤回喜峰口。 日军见蔡家峪和白台子无隙可钻，于3月11日集中兵力再度猛攻喜峰口。清晨，天地笼罩在雪雾中。日军阵地上升起3颗红色信号弹，接着传来一声声撼天震地的巨响，日军开始火炮准备。我军阵地上顿时沙石横飞，烟尘滚滚。15分钟后，日军开始集团冲锋。 29军部队的武器极为简陋，全军只有10门山炮和野炮，这些炮的质量还很差，大部分是苏联在1926年援助给冯玉祥的老装备。这些火炮在苏联援助给冯玉祥的时候，就已经是苏联红军缴获白军的沙俄时代破烂货。到了1933年，这些火炮已经使用了10多年，状况可想而知！除了大炮以外，苏制大炮的炮弹29军的军工作坊无法生产，炮弹也是苏联制造的10多年前的老古董。至于士兵的装备则更差，部队装备步枪就多达四种，分别是国产的汉阳造和老套筒，日本38式步枪，还有少量当年苏联援助的莫辛纳甘步枪。这就这样拼拼凑凑，步枪数量还是不足。29军下属军工作坊勉强制造的一些土制毛瑟枪充数，这些劣质步枪的射程还不到400米。这些枪械使用的弹药也多达四种，复杂的弹药供应让29军的后勤人员叫苦不迭。轻武器上，29军1个连只有2挺老式机枪，用这样的装备和拥有坦克和重炮的日军作战，简直是以卵击石！ 不过，这次赵登禹从北平带到喜峰口前线来的，还有一批军分会拨给的“天雷炮”。赵登禹当即指挥炮兵还击，炮弹在敌群中爆炸，日军被气浪抛向空中，重重摔下来。日本兵红了眼，发出嚎叫，顶着炮火向守军冲来。赵登禹见日军逼近阵地，下令停止炮击，命令部队跃出堑壕反击。几千名官兵冲向日军，两军相撞，互相厮杀，杀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几处高地几经得失，肉搏战达几十次之多。 赵登禹和士兵们一起，用大刀砍杀日军。官兵们在他的带领下顽强冲杀，日军渐渐不支，只好退下。赵登禹派人到各团统计战果，日军死亡500多人，己方伤亡1000多人。 赵登禹旅长在前线召开团长会议，说：“我军装备差，火力弱，有兵无枪，有枪缺弹，只是每人大刀1把，手榴弹6枚。现在我们仅仅与强敌对战两日夜，已损失2个团的精华，我全军共有10个团，照此下去，只能与敌对战10日，就要全军拼光了！” 何基沣向赵登禹建议，发挥西北军近战和夜战的特长，派一支部队乘夜色掩护，突袭日军营地。 赵登禹听了，一拍大腿，说：“好！晚上绕到日军背后，杀他个措手不及！”他把眼光投向王长海。 王长海想了想，说：“日军武器精良，又有飞机坦克助战，我军的大刀有利有弊，靠大刀在白天死拼，用不了几天就会拼完，我同意副旅长的提议。” 赵登禹发电向宋哲元、冯治安报告。冯治安将37师的前沿指挥所设在滦阳城，在喜峰口南约20里处。29军的军部仍在蓟县。 宋哲元听了赵登禹的汇报后，同意进行夜袭，并决定将第38师第113旅（佟泽光）也调来喜峰口，任命赵登禹为前敌总指挥。 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位旅长经研究，制定行动计划为： 一、第109旅赵登禹旅长率特务营及所属第217团（团长王长海）、第224团（团长董升堂）和第218团（团长童瑾荣）的1个营与第220团（团长戴守义）的手枪队出潘家口，绕攻敌右侧背。 二、第113旅佟泽光旅长，率226团（团长李九思）和第218团一部，出铁门关，绕攻敌左侧背。 三、第110旅王治邦率第219团（团长刘景山）、第218团（加强第220团第3营）与各特种兵共守本阵地，并相机出击，以为牵制。 赵登禹这一路又分成两部分的兵力，一个团由王长海率领，经蔡家峪向日军后方攻击。赵登禹亲率董升堂这个团，经北仗子侧击日军。总的作战原则是：以歼敌为主，获战利品为其次。只准用大刀和手榴弹，非不得已，不准用步枪或机枪射击。 3月11日夜，皓月如镜，风清夜静，塞上初春寒意逼人。昨日落的雪已经在地面上结了冰，山嶷之上白雪皑皑。 当夜，董升堂团长挑选了500人的组成大刀队，几乎是半个团了。每人都补足了5枚手榴弹，此外身背大刀，在个场院里列着队。 官兵们帽子都摘了，个个都是刚剃完头不久的青皮脑袋。董升堂端碗酒一仰脖子干了，碗递给勤务兵，“兄弟们，小日本把老婆山占了，我们要去把口子给填了。没别的废话，兄弟们看着我是咋整的，我董升堂怎么玩命，你们要还有卵子，就妈的给我一个样玩命。” 然后董升堂停了一下，铁青个脸，目光像刀子一样扫过场院里的500多爷们。 “这会儿想走的，拔脚就能走，是个人就怕死，没啥丢脸的，但不想走的，就跟我上去，也让小日本看看，咱中国爷们是怎么日他们的。等到阵地上，别磨磨叽叽，有他妈想猫个地躲子弹的，他妈的，我董升堂要是让他活着下来，我跟他姓！” 全队上下充满着肃杀的气氛，大伙身上的血性也都上来了，杀气腾腾的。 “兄弟们，想不想给咱爹妈长脸？” “想。”大家齐刷刷地喊。 喊声地动山摇。 董升堂身背柳叶刀，喊了句：“爷们，该我们给中国人长脸的时候了。出发！” 赵登禹在白天的战斗中腿部受了轻伤，这次夜袭他仍要求带队。兵分两路，两队轻兵在当地百姓的引导下，沿着樵夫打柴的羊肠盘道，斩荆断棘出了潘家口。 夜色如墨，前几天下的雪刚刚融化就结了冰。官兵们在冰上行军，不时有人滑倒。西北军平时训练极为严格，士兵普遍身体强壮。他们爬起山来比当地山民还要迅速。500大刀队一鼓作气，爬过摩天岭，抵达老婆山。**百个日军驻扎在帐篷内，除了几个哨兵，统统进入了梦乡，呼噜声此起彼伏。 敢死队员们全身被荆棘和锋利的山石划的鲜血淋漓，**的上身露出泛着古铜色光泽的强健肌肉，手里紧握着扎着红绸的大刀，在暗淡的月光下，全身黑幽幽的，只看得清雪亮的钢刀和闪烁着复仇火焰的炯炯目光。 雪亮的大刀在夜空中划着耀眼的弧型，敢死队员们一个接一个从悬崖边冒了出来，不作停顿直扑日军帐篷。枪声和爆炸声骤起，伴随着一阵惊惶痛苦的嚎叫。日军没想到半夜会有突袭，等他们明白过来，已成了刀下之鬼。一部分勇敢的大刀队员直接冲进日军熟睡的房子里面，将床上慌乱的日军挨个砍死。副营长过家芳举着大刀，冲进一个小庙，一连砍死15个日军，夺得日军少佐的自卫手枪和行军图囊，捡到日军长城一带兵力配备详图，上面标明了日军进攻路线和进攻时间。 整个阵地两军青灰色和灰黄色军服扭打在一起，大刀和刺刀，铁锹和手榴弹倒成了有效的武器。两种不同语言的喊杀声、咒骂声混在一起。这一通厮杀，喊杀声撕心裂肺，打急了眼，有扑上去抱着小鬼子拉手榴弹的，有提着刀一人对两三个小鬼子的。从**将士身上喷射出的鲜血，染红了身子底下的这片土地。 战斗到了最后时刻，一个身穿黄呢军服，佩戴中少佐军衔的日本军官还在做困兽之斗。他是个中等个子，很壮实，骁勇异常，一把刺刀使得神出鬼没，左突右刺，频频出击，几个敢死队员都被他刺倒。董升堂团长亲自挥刀上阵，和日军少佐转眼间已过了五六招，柳叶刀和刺刀相撞溅出火星，发出铿铿的金属音。董升堂不愧为“地趟刀”名家，一侧身躲开了对方的突刺，身子扑倒在地，砍刀贴着地皮呈扇面掠过日军少佐突然惨叫一声，他正呈弓箭步的左脚被锋利的砍刀齐脚腕砍断，顿时失去支撑点，一头栽倒在地上。董升堂闪电般翻腕就是一刀，日军少佐的脑袋和身子分了家。 最后盘踞在中心位置的五六名日军士兵困兽犹斗地端着刺刀。而在他们的四周，大刀队员们已将他们团团围住。这五六个日军士兵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却异常冷静，他们摘下刺刀把步枪的照门后面一处枪管拿刀使劲地刮，仿佛对边上虎视眈眈看着自己的中国士兵视而不见。 大家都觉得新奇，这些鬼子在干吗呢？那五六个士兵把步枪刮完了之后，重新将刺刀上好，然后一起退出子弹。六个人列成了一个横列，然后领头的士兵一声号叫，六个人一起朝阵地上的中国人冲了过去。 一片片雪亮的刀光闪过，那六个人身体痉挛着倒在地上。赵登禹从一个人手上把步枪拿起来仔细观察。只见38式步枪照门后面的菊花纹样被他们刚才用刺刀刮花了，赵登禹不知道鬼子为什么要把菊花刮掉，难道这代表了番号？（注：日军38式步枪上面一般装饰着菊花纹样，这代表该武器是天皇陛下赐予他的。这个纹样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天皇，所以日军要求士兵在战斗的最后时刻要将步枪上的菊花纹样刮掉，以免天皇受到其他人的侮辱）。 就在这时，突然一声尖厉的哨音，只听见赵登禹大声喊着：“立刻撤出阵地！” 驻蔡家峪的日军见老婆山一带爆炸声不绝，火光冲天，知道情况不妙，300多名日军分乘12辆卡车赶来增援。黑夜里分不清敌我，就朝有火光的地方开枪。混战到拂晓，赵登禹命令部队打扫战场。统计战果，共歼灭日军800多人，破坏大炮18门，缴获轻重机枪21挺。赵登禹旅伤亡600多人，官长阵亡者计团副胡重鲁、营长苏东元，连长2人。受伤者团副1人，营长2人。 喜峰口胜利震动全国，声扬世界。当时国人上下一片欢腾。慰问团纷纷到来，记者们蜂拥而至，报端常见独家采访喜峰口将士的新闻、故事。大学教授慰问团，商界慰问团，世界慰问团等等，闹得这喜峰口不似战场像会场。 何香凝先生赋诗一首赞曰：“杀敌何须更渡海，数万倭奴引颈待。钢脚夜眼青龙刀，捷音传来齐喝彩。二十九军民族光，挞汝倭**阀狂。国仇重重何日忘，誓到东京饮琼浆。” 天津《益世报》发出评论，把这次战役比作“凡尔登”战役。说：“做凡尔登英雄易，做喜峰口的英雄难，”法国凡尔登英雄所用的武器不在德意志之下，而我们喜峰口的英雄是光着脚，露着头，手里拿着中国古时之大刀与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寇拼杀。此次战役，我前线忠勇将士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出生入死，白刃搏斗，苦寒塞外，碧血沙场，痛击日寇，誓死捍卫我神圣国土，这种高尚的民族气节，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上海时报》刊发文章： “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这两句成语，口中背得出，却一时想不起它的出处来，仿佛是历史上驱逐外寇的两句口号。而现在却正好做了淞沪战时19路军及此次29军宋哲元部在喜峰口大创敌人的军歌。而“19路”的19、“29军”的29，都应了99的字面，又况这回作战，中**队之大刀队大得其力。“手执钢刀”，不殊实地写照，岂止象征写意而已哉。 现在是化学战争的时代。杀人的利器，一天比一天多，一步比一步凶……话虽如此，军器学与作战术，专门的制造与临时应用，究竟有些分别。所以上海闸北之役，中**队巧捷的战法，既会予敌人以重创。这回喜峰口之连日血战，大刀队又克显其威力……往往东边以枪炮诱敌注目，西边以手榴弹大刀窜出截杀，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炮火虽不及彼之精利，而肉搏近身，短兵相接，则彼失其所恃。 我善用其长，于是此次29军之大砍大杀，遂与前者十九路军之勇猛拒敌，同其彪炳。按此等战法有三要：（一）在勇敢拼命。（二）在巧捷纯热。（三）地势便利。 北平《世界日报》也刊发社评：《毋使宋部独享战胜光荣》：“宋部之所以能杀敌致果，厥有数因。第一，该部本为旧西北军中坚，训练有素。一般将士深抱国耻奇痛。民族意识特高。第二，得力于官长身先士卒，士卒乐于效死。如喜峰口九、十两日之战，旅长赵登禹亲挥宝剑，先登陷阵，身受数伤……此皆值得特书者也，第三，得力于特种战术训练。宋部长于夜战阵地阵及白刃战。夜战使敌不能充分利用新式战具。阵地工事构筑得法，所受敌军大炮及飞机轰炸之损害较少。而大刀技击之神奇，尤为特色。宋部此次伤亡已近五百人，伤者创口多在右手腕上，盖皆挥刀砍敌所受射击也。第四，得力于反攻及迂回。且能出奇致胜，屡次迂回，屡次反攻，颇能尽战略战术上之妙用也。宋部力战大胜，其最大功效在于挽回因热河急败而消沉之士气及民气，提高为生存而奋斗的民族自信心。……论者以为中**队器械劣弱，与机械化之日军作战万无可胜。世界舆论，冷嘲热骂，咸讥中国之缺乏自卫力。此种论调，使军心松懈，民气消沉，以为暴日决不可抗。及宋部大胜传来，平津人士，始而疑，继而将信将疑，最后乃狂喜。视听为之一新，风气为之一变。于是中国陆军之战斗力，中国民族之自卫力，于十九路军之后，又得到新的有力证明。” 《北平时报》一位记者写社评颁扬二十九军大刀，其中高歌日： 大刀大刀，技术特高。 精钢百炼，雪舞风飘。 中华民族，抖擞精神。 杀贼敌忾，保我国魂。 灿烂光华，照我国家。 刀光闪处，大放血花。 义愤冲天，神足心坚。 医我民族，亿万斯年。 在上海从事抗日运动的麦新在29军大刀队英勇精神的激发下，倾吐出来他的全部爱与憎。激情之下，引吭高歌：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29军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29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 把它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杀！ 此后，“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成了29军的军歌。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大刀进行曲》中“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改成了“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成了一个民族在危亡中发出的呐喊！ 一个没有现代化装备的农业国，为了民族的自强，为了主权的独立，她麾下的铁血男儿用最原始的冷兵器，和一个工业、军事强国的优势装备开始了血肉厮杀。 大刀，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冷兵器在它诞生之日起，无论谁也无法想像它会在20世纪席卷全球并彻底改变人类命运和世界格局的一场大战中拥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也只有中国人，才能拼着自己的血肉之躯，举着拿熟铁打成的大刀，同武装到牙齿的敌军展开血拼。 也只有中国人，才能揣着对自己脚下这片国土的挚爱，将自己的生命奉献。 血，流成了河。肉，堆成了山。河山似血。长城，此时的长城分明是血肉筑成的。 眼睛血红，眼睛里是满腔的仇恨，自己的家园被你们毁了，自己的家乡被你们占了。家没了，兄弟死了，鬼子，我能饶了你吗？！举着大刀扑向火海的抗日健儿们高唱着一曲千古绝响的悲壮战歌，将一个个伟岸的身躯铸成中华民族那根打不断的脊梁！ 喜峰口一战也使日本国内大哗。日本战地记者壮着胆把喜峰口惨败的消息发回国内，日本各报相继转载，称此役使日本“皇军”遭到奇耻大辱。最气愤的恐怕是关东军司令官、铁硬的武藤信义元帅，在给长城前线指挥官电报中，他不留情面地训斥道：“喜峰口一役，丧尽皇军威名！” 第三十九章：大刀雄风（二） 13日上午，日军企图报复，又一次向中**队阵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用10多架飞机向我阵地狂轰乱炸。中午时辰，有1000多日军在重炮的支援下向我喜峰口右侧阵地发动全面攻势。中国士兵没有隐蔽阵地，坡面全是硬石，连挖个单人掩体都很困难，只有卧在地上干等炮轰。一天下来，光是牺牲在敌人炮火之下的就有2个连的兵力！ 炮轰过后，日军沿缓坡缓缓而上，中国士兵因山地作战，携枪不便，很多士兵，丢掉了毛瑟枪，多带些手榴弹，手提着大刀，当敌步兵冲到阵地前百余米，抛一阵手榴弹之后，趁硝烟未散冲出阵地，挥舞大刀和敌兵胶着混战，使敌飞机大炮无法使用。此时，长城边上杀声震天，来回拉锯，几处高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敌兵退下之后，又用重炮飞机轰击。中**队官兵坚决迎击，派出1个营的兵力由左翼包抄日军，巧妙地挫败日军的这一次进攻。日军不甘心就这样败下阵，下午4点钟，日军转攻喜峰口的左侧阵地，中**队奋力抵抗，将其击退。喜峰口高地上29军的战旗高高飘扬！ 日军见攻击喜峰口无望，从16日起改变进攻方向，集中兵力攻夺罗文峪，企图迂回到喜峰口背后，攻击中国守军。 罗文峪在喜峰口西南55公里处，正是喜峰口与古北口之间长城凹入的地方，距遵化县城只有10公里。西面有马兰峪、黄崖口等要隘，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口，也是承德通向遵化的重要孔道。罗文峪有一条南北交通必经的山道，可以行驶卡车和坦克。山道两旁崇山峻岭，人烟稀少，遍地野兽出没。日军占领了这里，就可以向东出击喜峰口，向南威胁遵化和冀东。 罗文峪的防守由29军暂编第2师负责。师长刘汝明的指挥部设在罗文峪外的一个山洞里，山洞不深，洞内有一股清水流出，电话兵忙着布线，师部电报兵也把发报机架起来，把天线拉到山洞外的一处山坡上。发报机要发信号，要接收信号，山洞里屏蔽，没有信号，必须把天线放到外边。信号才好些。几个副官也在给他们帮忙。 电报兵把天线架好以后开机试信号，却怎么也与军部联系不上。发出去的信息始终不见回音。电报兵把情况报告给刘汝明，刘汝明说：“继续联络。” 山区没有电，部队当时用的是手摇发电机给发报机供电，就在电报兵试信号的的时候，军部来电了，电报兵迅速把电报译出来交给刘汝明。电报内容是：军分会参谋处长叶挺要来罗文峪前线视察，让刘汝明保护好叶挺的安全。 叶挺的小汽车在沿着坎坷的山路行走的时候，刘汝明正在罗文峪进行兵力部署。刘汝明知道这是一场恶仗，他得留一手，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不能把部队全拉上去，一旦罗文峪失守，暂编第2师就有逃不脱的责任，闹不好就要像汤玉麟一样被枪毙，那才冤枉。他要求各旅的团营连都要留预备队，在关键时候用。正把部队调动完毕，路口的哨兵就上来通知他，叶挺到了。 令刘汝明感到意外的是，威震敌胆的抗日名将叶挺为人十分和蔼，他在刘汝明的陪同下先到三岔口看望了守军，与战士们亲切交谈，见大家求战的情绪很高涨，就叮咛战士们不要轻敌，然后才来到罗文峪。 叶挺问刘汝明：“鬼子在喜峰口受挫，现在主力转来西面，罗文峪首当其冲，你们的责任重大，能不能守住？” 刘汝明说：“鬼子厉害，我们暂编2师也不是泥捏的，守不住罗文峪，你砍我的脑袋！” 叶挺笑着说：“好，我等候你们胜利的好消息。” 他们一行在去遵化的途中，一路上只见大量难民从罗文峪涌入，络绎不绝地向南，通过遵化向后方而去，刘汝明感叹道：“乱世人不如太平犬，信哉也。” 路边有一块高地，叶挺一行登上高地察看，居高临下，只见一路上拥拥挤挤，北上的是刘汝明的后续部队，南下的是避难的群众。向南望去，只见混混谔谔，也不知是硝烟还是未散尽的浓雾，给人一种凄然地感觉。 刚下到山下，就看见一伙难民扭着一个人的胳膊来到他们面前，其中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站出来说，“报告长官，我们抓住了一个鬼子的侦探。” 叶挺看看那个被扭住的男子，只见这个人也是普通的难民装扮，耷拉着眼皮，很疲乏的样子，根本不像鬼子的侦探，就问他，“你怎么知道是鬼子的侦探？” 那中年人说，“这人不是本地口音，穿的这身衣服和打扮也不是本地人，说的好像是东北话，却说不好，可能是才学的。” 叶挺是南方人，也看不出这人的打扮为什么与本地人不一样，就让两个警卫上前，把那人押过来，然后让翻译审讯。 翻译用日语审讯，那个日本侦探可能觉得也瞒不过去了，就把眼一瞪，露出了凶焰，用日本话恶狠狠的说：“八格牙鲁！老子就是大日本皇军的侦探，落在你们的手里，就没想活！” 问他其他的，死也不说，而且不断的骂“八格牙鲁”。 叶挺知道这些日本人的侦探都是经过挑出来专门训练的，死硬分子中的死硬分子，手一挥说，“毙了。” 于是，这个鬼子的侦探就被就地处决了。 叶挺对刘汝明说：“鬼子的便衣侦探既然到了那里，他们的队伍一定也不远了。你们要注意敌情。我刚才看了一下地形，罗文峪这段长城较长，连着马兰峪、黄崖口等要隘，你们一个师防守起来兵力难免不足，我会向宋军长通报，把38师也拉过来，这样兵力就充裕了。还有，我已向南京报告，把你的暂编师番号撤了，改为国民革命军第143师，收编庞炳勋的部队改编为132师，这样就名正言顺了。估计很快就可批复下来。” 刘汝明大喜：“感谢叶参座栽培！” 叶挺随即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要刘汝明好好吸收喜峰口抗战的成功经验，然后坐车前往古北口了。 暂编第2师号称1个师，实际上只有1个旅，即李金田的第1旅（这就是为什么刘汝明听到叶挺说将他的暂编师“转正”为国民革命军正式序列143师时感到高兴的原因），不过，之前宋哲元已将38师第113旅228团暂归暂2师建制。刘汝明当即作出安排，李金田的第1旅防守马兰峪、黄崖口，228团守卫罗文峪，并已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刘汝明查验了工事，比较满意，向北向东各派出十几个人，化装成老百姓，潜伏放哨。潜伏哨在田里做农活，发现日军便迅速报警。 16日，天刚麻麻亮，远处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响。刘汝明知道这是哨兵报警，命令部队进入阵地。日军先头部队很快就到达罗文峪关口前面的三岔口阵地，双方发生枪战。 日军先头部队是骑兵，由于罗文峪一带只有一条大路，其余都是崎岖的山道，有些路段十分陡峭，骑兵无法施展优势，靠近罗文峪时，只能牵马步行。牵马打仗自然很不方便。当日军进入有效射程时，守军猛掷手榴弹，肉搏冲锋，反复几十次，活捉了日军骑兵大尉。 战斗进行了4个小时，刘汝明忽然想到，日军出击一般是步、骑、炮联合行动，估计骑兵后面肯定有大批步兵，距罗文峪不会太远。他很快想出一个作战方案，抓起电话告诉228团的团长祁光远说：“祁团长，三岔口高地正在激战，估计日军骑兵后面还有步兵，可能在半壁山方向，你们马上出击，绕出黄崖口，向半壁山方向进攻，拦住步兵，不让敌人步、骑靠拢。如果半壁山没有步兵，你们就从背后攻击骑兵，来个前后夹击。” “是！”祁光远放下电话，带领队伍急行军，绕过黄崖口，在一处高地上，用望远镜观察。不出刘汝明所料，半壁山方向果然有日军两列纵队并排前进，队伍很长，看不到后尾。步兵队列中有炮车、装甲车和辎重。祁光远冷静地考虑了拦歼日军的方案，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利用地形构筑工事。 祁光远将指挥所设在离大路200米的山坡后面，命令通讯参谋向各营传达作战方案，要求各营埋伏在大路两旁的山坡上，等日军靠近时，先组织神枪手射击骑马的日本军官，日军混乱时发起冲锋，将日军分段包围，逐个歼灭。各营按照方案行事，在路中间埋了地雷。 日军恃强轻敌，没想到半路上会遇到伏击，行军时昂首阔步。 祁光远目不转睛地看着走在前面的日军，当日军靠近埋伏圈后，他举起手枪高喊：“打，狠狠打！” 靠近祁光远身边的特等射手丛书元，早就瞄准了日军队伍中一名骑马的军官、300多米外的地方一个灰黄色的小点。丛书元心说：“小样，今天爷就拿你开席了。”他把表尺套上准星，估着距离。手指搭在扳机上，准星套着灰黄的小点。祁光远命令刚出口，丛书元手指一紧，当的一枪，子弹嗖一声，滚着热，钻进那个日本军官的脑门，头盖骨被冲劲带着给掀飞了，红红白白的脑浆溅了一地。 日本军官落马倒地，其他射手同时射击。顿时，手榴弹和地雷相继爆炸，日军队伍乱成一团。但是，他们经过严格训练，混乱不过几分钟，便分散隐蔽在石块后面顽抗。岭上岭下，枪炮齐鸣，烈火弥漫。 祁光远用电话向刘汝明报告战况，刘汝明鉴于38师路程过远，于是向喜峰口的37师师长冯治安通报。这时候，喜峰口一带冷冷清清，没有战斗。冯治安也认为日军进攻的重心转向了罗文峪，让赵登禹旅抽出一个营，增援罗文峪。 赵登禹派吉星文营开往罗文峪。吉星文1908年出生，河南省扶沟县人，早年投入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60 部分阅读 抽出一个营，增援罗文峪。 赵登禹派吉星文营开往罗文峪。吉星文1908年出生，河南省扶沟县人，早年投入族叔吉鸿昌部当兵，升至营长。历史上的1937年7月7日，就是他的部队在卢沟桥打响了抗击日本侵略八年血战的第一枪。 吉星文武艺高强，即使在西北军中也是名列前茅的。族叔吉鸿昌曾传他“大刀舞”，在舞刀中随刀舞动吟诵： 万众一心兮群山可憾，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号令明兮赏罚信，赴水火兮敢迟留。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 吉鸿昌对吉星文说道：“明朝嘉靖四十一年，戚家军攻克横屿，凯旋回师，戚继光和全军将士一同赏月，当时军中无酒，戚将军即席口述凯歌一首，教全军将士一起唱和，以歌带酒激励士气，就是我刚才读的这首诗，倭奴是什么？倭奴就是日本人！我的刀法是戚将军所创杀倭奴的！” 吉星文打仗不怕死，军中叫他“吉大胆”。吉星文营赶到罗文峪，投入三岔口高地的战斗。他指挥部队阻击了一阵，觉得不过瘾，高声喊道：“弟兄们，拿出大刀跟我冲啊！” 他领头跃出堑壕，冲向敌阵，与日军厮杀。他用的不是西北军传统的“破锋八刀，”而是吉鸿昌所教的“刀舞”。只见吉星文大刀片上下翻飞，已经有三个鬼子死在他的大刀下。这时候，鬼子们看他凶猛，有四个鬼子上来围住了他，吉星文依然不惧，大刀舞得很有章法，很快，又一名鬼子死在他的大刀下。剩下的三名挺刺刀同时向他刺过来，他向左一闪身，刀背往下一磕，只听铛的一声，刀背被磕得弹起来，吉星文顺势往上一削，只听怪叫一声，又一颗鬼子的头掉了。只剩了两个鬼子，他们依然不要命的向吉星文猛扑。吉星文把这两个鬼子解决以后喘了一口气，就见鬼子从山下上来的越来越多，他们这边只有百余人了，依然与鬼子拼杀在一起。他看见连长王志英和勤务兵被五个鬼子围着，王连长和勤务兵背对背的站着与鬼子周旋，就冲过去解围，连长和勤务兵得到这个生力军的支援，也是精神大振，吉星文砍倒了两个鬼子，连长和勤务兵一人砍倒了一个鬼子，剩下一个鬼子好像忘了武士道精神，吓得转身跑了。 岭上岭下，杀声阵阵，中**队越战越勇。日军抵挡不住，开始后退。官兵们哪里肯放过，追杀一阵，又打死一批日军。 刘汝明预计，日军后退，将与半壁山附近的步兵会合，对祁光远团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他命令吉星文营追击后撤的日军。他在电话里说：“日军后退，局势反而严峻了，你们营赶快追击这股日军。不让日军靠近祁光远团。如果两股日军靠近了，你和祁光远要共同担负歼敌任务，有什么困难，现在可以讲。” 吉星文说：“现在主要是弹药不足，还有，弟兄们战斗大半天，还没吃一顿饭呢。” “好，我马上派人送弹药和粮食给你们！”刘汝明说罢，派人送去了两卡车弹药和五筐馒头。 吉星文营在山路上跑步追赶日军，追了半小时，见日军正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休息。吉星文把帽子猛地一甩，喊声：“给我狠狠的打！”随即，机枪声就响了，3挺重机枪的子弹像泼风一样，向聚集的日军倾泻过去。对付密集的人群，机枪是最有效的武器，尤其是重机枪，有250发子弹的弹带，打起来很带劲，很有威力，而轻机枪的弹夹只能压30发子弹，比起重机枪差多了。在机枪响了的同时，几百条步枪也同时响了。西北军虽然没有炮，步枪的质量也差，但是，重机枪还相当有威力，日军被扫倒一大片，不知虚实，以为来了很多追兵，吓得拔腿就跑。吉星文指挥部队且战且追，日军且战且退。不一会儿，就与前壁山附近的祁光远团靠近了。祁光远见吉星文营赶来增援，精神振奋，决定围歼日军。 两支日军都吃了败仗，碰到一起灰溜溜的，认为此地不宜久留。他们担心中**队不断增援，自己会陷入打不了又走不掉的困境。日军联队长叫号兵吹号撤退。祁光远见自己的队伍还没形成包围圈，日军就要溜了，急得直问吉星文：“日军要溜，我们怎么办？” 吉星文想了想，回答说：“弟兄们追到这里很困乏，还没吃上一顿饭，我们的伤亡也不小。”他的言下之意，就是不宜穷追。 祁光远同意他的看法。两支部队打扫了战场，掩埋了牺牲的战友，撤回罗文峪。 他们将战斗情况向刘汝明作了报告。刘汝明说：“二位指挥有方，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我估计日军还会进攻，你们要向部队传达这个意思，准备投入更残酷的战斗！”刘汝明送走祁光远和吉星文，向军部作了报告。宋哲元说，过家芳缴获的日军进攻路线图表明，日军的进攻重点在罗文峪，日军在明天会大举进攻。 前面说过，刘汝明师主力只有一个李金田旅，兵员装备奇缺。日军进攻罗文峪的兵力，有2个联队5000多人，守军没有三四个旅的兵力，是无法支撑的。于是，宋哲元急电张自忠，调38师主力火速开往罗文峪。 17日清晨，天刚放亮，一夜未眠的刘汝明走出指挥所，想看看天气如何。他朝北面眺望，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他的家乡有一条铁路，小时候，他放学回家，老爱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远方火车的动静，根据声音大小来判断火车的方位和距离。此刻他趴到地上，将耳朵贴在大石头上细听。一会儿，他又把耳朵贴在大树干上。不一会儿，他对身边的人说：“大地在震动，可能是日军坦克！” 他这一说，参谋们也把耳朵贴在石头上谛听，都说远处可能有日军坦克开动。刘汝明顾不上早餐，命令部队进入阵地。不一会儿，十里外的潜伏哨送来情报：日军骑、炮、步联合部队约2000多人，从半壁山向罗文峪、三岔口和沙宝峪方向进攻。 刘汝明站在大树枝桠上，用望远镜观察，发现日军虽然兵分三路，但重点仍在罗文峪，其他两路意在分散罗文峪守军的兵力。 8时左右，15架日军飞机来到罗文峪上空，丢下几十枚重型炸弹。低空飞行的飞机几乎是在树顶的高度贴着阵地扫射，螺旋桨卷起的尘土扑面砸过来。我军阵地上一片火海，浓烟夹着气浪，升腾翻卷，令人窒息。许多官兵昏倒在阵地上。 一开始我军还用机枪还击，但由于机枪数量太少，还发现机枪子弹打在鬼子的飞机上丝毫不起作用（要打中阀门才有效）。而机枪打出来的弹道一旦被日军发现，就会飞过来反复扫射。这样一来反而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所以刘汝明传令下去，禁止用轻武器朝鬼子的飞机开火。他通知各团，紧急抢救伤员，准备投入战斗。 日军的步兵和骑兵紧接着蜂拥而来。待日军迫近阵地时，官兵们开火还击。猛烈的火力给日军重大杀伤，但仍没刹住日军的攻势。部分日军攻到长城墙根下。日军在城墙上炸了个大缺口，七八个日军从缺口向上爬。第3营副营长李晨星，把身上所带的16枚手榴弹连续投下缺口，打散了这群日军。不一会，又有几名日军从缺口爬上来。李晨星坚守在缺口上端，上来一个就用大刀砍死一个。他正在大砍特砍，一名日军从背后将他抱住，要把他摔下缺口。李晨星猛一转身，用头猛撞日军下巴，日军牙齿相撞，咬破了舌头，痛得嗷嗷直叫。李晨星用大刀把他砍死。紧接着，又有几名日军从缺口上来，都被李晨星打了下去。 上午10点半，多处城墙根被炸出缺口，日军一批接一批爬上来，情况十分危急。刘汝明率领师部手枪队，冒着弹雨，来回奔跑督战。他发现一个日本骑兵军官腕勒马缰，双手抱一挺快枪，疯狂地冲上城墙。刘汝明指挥手枪队向他扔手榴弹。轰隆一阵巨响，日本军官从马上落地，大白马挣扎几下，没能站起来，躺在地上“咴咴”直叫。刘汝明命令两个士兵把日本军官拖过来，上前翻过来一看，不由兴奋地大叫一声：“好啊，是个少佐！肯定有情报价值。”他吩咐士兵把日本军官送到后方医院治疗。 罗文峪战斗坚持到中午，日军伤亡过大，撤出战斗。三岔口那边，守军与日军反复争夺，保住了阵地，日军在傍晚撤出战斗。 西北军头等主力部队、29军38师根据军长宋哲元的命令，迅疾向罗文峪进发。 出发前，38师的师长张自忠集合营长以上军官开会，说：“37师已在喜峰口重挫敌寇，中央军关麟征部和黄杰部已在密云地区集结，我们两翼兵力是强大的。日本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只要我们全**民齐心协力，与日寇拼命，就能将日寇打出中国去！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人生在世总是要死的，打日寇为国牺牲是最光荣的。只要有一兵一卒，我们就要与日寇血战到底！” 张自忠师长还要求官兵做到：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动老百姓一草一木；在战斗中要节省子弹，不瞄准敌人不准打枪。 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人。1914年投北洋陆军第20师当兵。1930年率领西北军第6师参加蒋、冯、阎中原战争。第6师在张自忠的带领下，训练有素，战斗力居西北军之首。在中原大战中，第6师与中央军精锐、教导第2师展开大血战。有趣的是，教导第2师的师长张治中的名字发音与张自忠相同。张自忠针对中央军装备精良的特点，指挥第6师突然猛烈的攻击，与教导2师展开近战，发挥刺刀、手榴弹的威力，使对方重兵器无法发挥作用。作战中，张自忠勇猛果断，指挥若定。其参谋长张克侠说：“其决心坚强，临危振奋。每当情况急迫之时，辄镇静自持，神色怡然。”中央军因不善白刃格斗，伤亡惨重，纷纷溃退，教导2师元气大伤。 1931年1月16日，西北军残部正式编成东北边防军第3军，宋哲元任军长。张自忠接受宋哲元的邀请，出任38师师长。同年6月，南京政府开始整编全国陆军，第3军改番号为第29军，张自忠才被蒋介石收编。 张自忠长年跟随冯玉祥将军，深受其影响，以长于带兵而著称。北伐战争期间，他不曾率兵上前线，主要是训练部队。在精神激励上，张自忠注重教育官兵了解中国受侵略的历史，增强爱国之心。在军事训练上，他注重耐苦精神和意志的锻炼，以及体力和技术的提高，训练时特别强调“夏练三伏，冬练三九”。 三伏盛夏，官兵每天要着内外两层衣裤，衣冠整齐地在酷暑中操练4个小时；三九寒冬，官兵却只穿夏天的衣服在冰天雪地中操练，而且张自忠亲自带领部队赤足行军，往返数十里。如果部下有人违反军纪，他就毫不留情，高声斥骂，予以严惩。由于训练严格，铁面无私，人送绰号“张扒皮”。尽管如此，张自忠严于律己，生活中对部下极为爱护。平时他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大锅饭，推一样的光头，并且一样参加劳动，深得部属爱戴，在士兵中威望颇高。甚至西北军有些部队纪律松弛、难以调理时，张自忠就被临时调动整饬，只要听说张自忠到了，部队面貌立马好转。由于张自忠身先士卒，带兵有方，他的部队考试成绩常为军中第一。他带的师被誉为西北军的“模范师”。 “九一八”事变后，张自忠为激励部队抗日热情，常组织术科竞赛。两队竞赛的终点立着一个炊事兵，炊事兵用绳子牵着一头肥猪，猪身上用红墨水写着东倒西歪的一排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胜者冲到前面，到肥猪身边就是一刺刀将肥猪挑翻，其他战友也跟上来，将哀号的、奄奄一息的肥猪抬回自己的食堂，改善胜利者的生活。 一个学生兵曾记载张自忠怎样训练新入伍的他们，不妨把他的日记摘录几段： ×；月×；日 开学。吃红烧肉。吃饭时间只5分钟，据说，是向日本学的，日本军人吃饭时间也是5分钟。 下午，士兵术科，练西北军单杠三大套（屈伸上、摇动回转、拿大顶）。 吃肉过多，拉稀、要求出恭。在奔厕所的路上，每过一单杠，还要求引体向上三次，几乎将大便拉在裤裆里。 入厕，厕外站一哨兵，大吼一声“骑马蹲裆”。原来每入厕必须骑马蹲裆式，头露在土墙以上，哨兵站在墙外能够看到。稍支持不住，哨兵就会大吼“骑马蹲裆”。 发四书五经白话解袖珍本，人手一册。要求装在上衣口袋中，随时翻阅、背诵。 ×；月×；日 发歌本，包括：《八德军歌》、《悔改歌》、《射击军纪歌》、《利用地物歌》、《行军歌》、《站哨歌》、《吃饭歌》、《国耻歌》、《睡觉歌》、《起床歌》。 最可笑的是《悔改歌》，歌词是：“悔改工夫切要，曾子三省教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乃是完人。” 好像入小学的蒙童，对我们大学生简直是复古的启蒙灌输。 《起床歌》必须鼓起中气去唱，否则像在庙里念经，你看这歌词： “黑夜过去天破晓，朝日上升人起早，国耻莫忘了，将来练得学术高，复兴民族显英豪。” 睡觉前还要唱《睡觉歌》： “今日工作又完了，平安快乐去睡觉……外患方多，卧薪枕戈，人人振作奋勉，努力工作，不可懒惰，救我中华民国。” 我们向团部提出，这像山村民歌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一脉相承。我们要求驱除鞑虏的战歌！终于同意。但找不到作曲和词作人。 ×；月×；日 军阀吴佩孚讲《春秋正义》。 ×；月×；日 宋军长在操场集合全体官兵讲《大学》、《中庸》，并指出这是委员长的要求。 《大学》、《中庸》能救中国？四书五经能救中国？学兵要求讲科学救国，民主救国！ 9月18日 今天是国耻日。 今天只吃一顿饭，每个馒头上都印着“勿忘国耻”四个字。 朝会中，学兵高声问答： 问：“东北是哪一国的地方？” 答：“是我们中国的！” 问：“东三省被日本占去了，你们痛恨吗？” 答：“十分痛恨！” 问：“我们的国家快要亡了，你们还不警醒吗？你们应当怎么办呢？” 答：“我们早就警醒了，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学兵唱着《国耻歌》回营房，大家躺在自己铺上，凝神静思，深刻反省，以期官兵知耻后勇。 38师的参谋长张克侠叶说，38师的官兵在吃饭前全体军人要高唱《吃饭歌》： “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帝国主义吾辈之敌，救国救民吾辈天职。” 还有《二十九军军歌》： 可恨日本太野蛮， 出兵三岛间， 侵略我江山， 不畏死，讲牺牲， 大刀逞威风。 遗尸横遍野， 草木一片红， 杀得倭寇丢魂丧胆， 从此吾愿从！ 此外还有岳飞的《满江红》歌、《站岗歌》和《八德歌》等。 38师主力连夜急行军40多里进入罗文峪阵地。18日一早，而此时，坚守该阵地的228团等部队已经独力和日军血拼了两昼夜。师长张自忠亲临罗文峪前线，视察阵地。针对视察阵地中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作战经验，他向各旅、团长下达了五条指示： （一）现在防御是暂时的，收复失地才是我们的目的。在中央战略未决定之前，我们暂时利用地形，加强工事，一面阻止敌人前进，一面伺机袭击敌人，不能呆板地死守挨打。如果只知死守阵地，日子长了，士气就会消沉。 （二）防御不能平均使用力量，重要据点必须加强。要控制一定数量的预备队，以备必要时增援和出击。 （三）现在你们选的阵地很好，但是也有些地方太暴露，易遭敌机轰炸和敌炮射击，应在半山腰选择隐蔽地点，再做一道工事，下边多设鹿砦栅，多埋地雷。上挖交通沟，通到主阵地。 （四）我们没有对空武器，易受敌机低空轰炸。可用各营预备队，集中火力，对在千米以下飞行的敌机齐发射击，但每人只放一枪即迅速隐蔽，避免敌机发觉。 （五）设置假目标，使敌人误假为真，诱敌射击，耗其弹药，避免我们的损伤。 这些指示，是张自忠在总结长城抗战打响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体现了他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和积极防御的一贯作战思想。113旅的佟泽光旅长说：“我们一一执行了张师长的指示，在以后的战斗中，确实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 18日上午，鬼子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组织了上千人向112旅225团的阵地发起猛攻。鬼子的炮火非常猛烈，整个炮击持续了近10分钟。炮击中团里依托古长城构筑的工事损毁严重，刚刚修整起来的一处长城缺口又被炸出一个五六米宽的口子。 炮击一结束，鬼子的步兵就拥向了缺口处，还有100多个鬼子顺着炸塌的缺口爬到长城城墙上，与团里的兄弟短兵相接。按照225团里预设的计划，1营是等鬼子冲进来一大半的时候开始反冲锋的。只见团属迫击炮分队开始了3分钟左右的炮击，将拥入缺口的鬼子炸死了几十人。紧跟着，1营的营长杜安帮亲自带队，全营300余名骨干端着刺刀扑向了缺口处。 这次反冲锋组织得很严密，加上1营的进攻能力很强，剩下的鬼子很快被赶了回去，在缺口处丢下了上百具尸体。 吃了亏的鬼子很快吸取了教训，随后的进攻改变了战术，他们并不盲目突破一点，而是不断吸引团里暴露火力部署位置，然后用步兵炮、山炮、迫击炮进行轰击，而我方也用迫击炮进行还击。整个防线变成了一场炮战，双方都消耗了大量弹药，但225团因为弹药补给不足，再加上迫击炮射程和鬼子的步兵炮、山炮相比要短很多，所以这一天团里的损失远远超过了日军。第1营的营长杜安帮阵亡，官兵伤亡过半，战况非常危急。225团的团长刘振三急电师长张自忠请援，张自忠回电说：”我们困难，敌人比我们更困难，一定要坚持到最后5分钟。有一个人打一个人，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官顶不住枪毙官，兵顶不住枪毙兵。要与阵地共存亡。”并说，已命226团增援，增援部队到达后，两团可集中力量向敌猛攻。 第二天鬼子故伎重演，张自忠决定避免和日军进行火力对抗，而是依托地形优势尽量拖住鬼子。第二天上午和下午，鬼子分别组织了两次规模约为1个大队的进攻，但因为缺少地形优势，往往在防区缺口处成了添油的逐次用兵态势。挣扎着冲进来的鬼子往往要面对人数十几倍于他的反冲锋，所以尽管鬼子战斗意志异常顽强，但还是没能够突破团里的防线。 进攻受挫后的鬼子也改变了战术，从一开始的积极进攻变成了防御休整。这次休整也让我军喘了口气，从后方补充了一部分弹药和给养。同时抓紧时间修复工事，沿整个防线布设鹿砦、铁丝网，重点进攻区域一些老兵用手榴弹做成了诡雷。 225团1营经过两天的血战，战斗减员共计270多人，等于全营折损了一大半的兵力。2营伤亡也不小，战斗减员约100多人。整个战斗打下来，团里伤亡累计近500人。刘振三忧心忡忡，这还只是和鬼子打了个照面，一下子就伤亡了近500人，那往后的仗可怎么打啊？ 但两天的血战中，鬼子的伤亡也不小，通过清点，鬼子的伤亡至少在200人以上。尤其是在长城缺口处的争夺战中，鬼子的伤亡尤其惨重，其中很多都是军官。 第三天上午，日军出动10多架飞机向我阵地轰炸和扫射，掩护步兵向我军反扑。经过一昼夜的激战，被我军击退。日寇增援后，再次向我军阵地反扑。我军连续击溃敌人的多次反扑，敌人伤亡重大。第四天，日军五六百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左翼扑来。226团的团长李九思命第3营向左翼增援，攻击日寇的右侧背，战斗非常激烈。李团长向张自忠报告请援，张自忠即命226团坚守阵地，同时命令各部队向日寇展开进攻。随后，命副师长给李团长打电话，叫他快到师部去。李九思到达师部看到张自忠与参谋长张樾亭等正在看地图，张自忠看到他说：“你带着5连和1排重机关枪快到前方去，多带子弹，由师部给你派1个运输连运弹药。”并叫他转告各营长和官兵们，要沉着勇敢杀敌，说明我军已开始全线向敌人猛攻，暂2师刘汝明部已向蓟县以东石门地区进发，袭击敌人右侧背等情况。张自忠又对着我说：“李九思，你怕不怕？”李九思说：“不怕，打日本鬼子还怕死？”张自忠说：“打日本人死了是最光荣的！”李九思说：“请师长放心，我们一定跟敌人拼到底。”张自忠说：“好！你准备好了快出发。”李九思离开时，张自忠和张樾亭说：“祝你们胜利！” 李九思回到留守处，迅速将弹药装好就出发了。到达罗文峪后，传达了张自忠师长的指示，全团精神振奋，斗志更加旺盛。2营营长崔振伦、3营营长刘文修，都表示坚决与日寇拼到底，请师长、团长放心。日寇集中炮火向我阵地猛轰。敌步兵在炮火掩护下果然向我阵地扑来。经过2小时的激战，我军的轻重机枪在长城上掩护步兵向敌人猛冲，第5连从敌人左侧杀了上去。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将敌击溃。日寇伤亡惨重，弃尸数十余具。 这样的反复冲杀，经过五天五夜，在罗文峪、三岔口等地区向我军进犯之敌也都被我击溃。 20日晚，张自忠听见沙宝峪方向响了枪声，心里隐约觉得不踏实，派师部参谋郑天亮去该方向侦察。郑天亮猫着腰正急行，忽然发现了一队原本防守该处的226团1营的战士，在团副张世俊和营长魏炳高的带领下，扛着抬着一些缴获来的鬼子物资也向前去。郑天亮拦住他们，问张世俊团副：“你们团1营不是守吗，怎么在这儿？” 1营长魏炳高说：“沙宝峪上没事，团副让我带着2个连也去罗文峪抢一点鬼子的物资，充实一批装备。山上有张登第的1连守着，天黑了，鬼子不惯夜战，不会进攻。” 郑天亮惊说：“情况不好，刚才，我听见从沙宝峪上向罗文峪方向打炮打枪，师长估计是沙宝峪让鬼子占领了，你们快上沙宝峪，看是怎么回事，我过去向师长报告情况，让师长尽快采取措施。” 张世俊和魏炳高一听也急了，让2个连的战士把物资扔下，带着队伍就向沙宝峪上冲去。 郑天亮见到张自忠，把226团1营的的情况汇报给张自忠。张自忠就觉得头“嗡”一下大了。尽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得悉沙宝峪确实失守以后心情还是很沉重。他原来也估计部队反攻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鬼子不善夜战，守沙宝峪留1个营就够了，没料想226团最后只留了1个连，这是他的指挥失误，给了日军以可乘之机。 沙宝峪必须夺回来！郑天亮在微微的月色中看见张自忠把牙一咬，让警卫连长周登科派人传达他的命令给226团的团长李九思，那些在罗文峪拿来的战利品都不要了，立即组织部队反攻沙宝峪！ 这时候，沙宝峪阵地上，鬼子以强大的炮火向山下猛烈扫射，情况十分不利！就在这极不利的情况下，张自忠让一部分部队打阻击，一部分部队攻沙宝峪，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沙宝峪拿下来，不然，以后的战斗就难打了。 攻打沙宝峪的战斗是很惨烈的，鬼子也知道沙宝峪战略地位的重要，连夜晚不断向沙宝峪输送兵力，双方一直打到天明，沙宝峪也没有攻下来。 张自忠站在一个临时掩体里，在微微的晨光中，郑天亮看见师长脸色铁青，攥着拳头，在倾听攻打沙宝峪的枪声和炮声。团长李九思就站在张自忠的身旁，他轻声对张自忠说，他一个团已经伤亡1000多人了，再打下去只怕要全团覆没。 张自忠没说话，他听着沙宝峪上密集的枪声，知道在黑夜的掩护下没有把沙宝峪拿下来，天亮以后就更难了，但还是不想放弃万一的希望，他让李九思再组织一次进攻，并让警卫连长周登科带2个警卫排协助攻击。 最后一次进攻又被打下来了，警卫连长周登科受重伤，他带的2个警卫排60多人，也只剩下了不到一半。 张自忠听到汇报，防守沙宝峪的1营1连包括连长张登弟在内，全部战死，无一生还。 张世俊和魏炳高带人回到前沿观察所的时候，张自忠的警卫队把两个人带到张自忠面前。 张自忠沉着脸，看着他手下的这两员战将，半晌不说话。 张世俊也知道闯下了祸，不敢吭声，不知道师长会把他们怎么样。 张自忠低沉着声音说：“你们知道犯了多大的错吗？沙宝峪的失守对战区意味着什么，还有1000多名将士的生命，一晚上没有了，都毁在你们两个手里！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两人一听师长的话不顺，就知道难逃一死，张世俊问道：“师长是要执行纪律，是吧？” 张自忠说：“是，如果不执行纪律，只怕昨晚死在战场上的将士们不服。” 张世俊说：“师长，念在咱们多年情分上，我也不敢向你求情，免我一死，只求师长能照顾好我的家属，也不要把我被执行纪律的事传出去，就当我是战死的。” 张自忠点点头。 张世俊又说：“魏营长是听我的命令，才带着队伍出击的，希望你能免他一死，让他戴罪立功。” 张自忠摇摇头。 魏炳高说：“我和副团长一块走，黄泉路上也有个伴儿。” 张自忠沉着脸喊声：“来人。” 郑天亮带着两个警卫进来。 张自忠低沉着声音说：“把他们两个拉到后山毙了。” 张世俊和魏炳高都是军伍出身，战场上的死亡也见得多了，并不畏惧，但是心里总还有那么一点不舒服，他们见师长已经背过身子，就随了警卫出去。 两声枪响，张自忠的身子震了一下，眼泪流下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在打日本人的战场上执行纪律，而且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杀他的爱将。这两员将领都是原来西北军6师的，跟随他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是主帅，他必须以铁的纪律让保卫长城的战斗继续下去，不能让人指脊背，影响士气。 张自忠下定最后决心，使用西北军中近战、夜战能力最强的吉星文营，也是著名的“夜摸营”，于次日晚对沙宝峪作最后一次冲击！尽管该营不是38师的部队，但也别无选择了。 吉星文接到命令后，火速命人去找磨刀匠，木匠和预备足够的大红颜料，并下令大刀队饭后睡觉，凌晨2时出发摸营。下完这道命令，吉星文便去睡觉，而连长李大波却兴奋地睡不着。他在指挥所的院里，一直看着临时找来的十多个磨刀匠们在给新刀片开刃，把用过的大刀片磨得锋利飞快；木匠们在把大刀把加长三尺，以便远距离都能抡圆了砍杀。 吉星文在前沿阵地的指挥所，准时从睡梦中醒来了。 李大波始终没有睡着。他担心吉星文会睡过头，索性坐在屋外一边看着磨刀开刃，一边在那里等着叫他。现在见他准时醒来，李大波从心里钦佩这个多年戎马生活养成作战习惯的军人品格。他看见吉星文的两眼，像野兔的血珠子一般红，他刚醒过盹儿，跳下板床，在凉水盆里浸了浸头，紧了紧铜别子的腰带，就去招呼今晚“夜摸营”的大刀敢死队。 张自忠亲自为“夜摸营”300名勇士送行。面对着这些无畏的勇士，张自忠很有感动。他多年征战的经验告诉他，这300勇士能够活着回来的不会太多。 大刀队员有的身背短刀大刀片，这是近战的队员；有的手持长矛般的大刀，这是远战的队员。大刀片都磨得锃光瓦亮，脚穿布底靿鞋，头箍黑巾，身穿黑衣，每人都抹一个大红脸，那样子真像是民间传说的黑煞神，又像舞台上的索命黑判官。张自忠看了这些化过妆的战士，先是吓了一跳，心里不由一惊，继而才笑了起来，这时他才闹明白吉星文发的那一包包洋红颜料原来是抹脸用的。 300壮士一个个从张自忠面前走过，突然有一个叫做侯万山的班长跪倒在张自忠的面前，泪流满面。 张自忠严厉的对这个班长说：“你哭什么？跪什么？你是不是中**人？是不是西北汉子？你怕死就换别人去！” 侯万山留着泪对张自忠说：“师长，我不是怕死。打鬼子，咱们不会含糊。只是我的老婆马上就要生了，如果我这次殉国过了，孤儿寡母求师长体恤。我死也瞑目了！” 张自忠听了以后，感动地对侯万山说：“你放心去吧。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 接着张自忠对300勇士们说：“兄弟们先走一步，你们的家眷我们一定会照顾好的！” 随即张师长对这300人庄严的敬了一个军礼。 侯万山此时已经站起身来，向张自忠回了一个军礼，头也不回赶赴前线。 敢死队由吉星文带队，准时向沙宝峪西出发，张自忠跟在他们身后送行，把大刀敢死队送上山去。 张自忠早就听说29军的“夜摸营”大刀队，在中原大战时就已名震中外，他们平时训练有素的大刀砍杀技术无与伦比。临行前吉星文曾告诉他，“夜摸营”大刀队还有一种更神奇的特技，他们可以怀抱大刀，沿着山坡滚身而下，到了敌人阵前，躲过封锁的机枪火网，一跃而起，把敌人砍得落花流水，措手不及。吉星文还说：“日本兵最迷信，他们腰里缠着‘武运长久’的旭日旗，还裹着出征时募集来的‘千人针’，说是有了这玩艺儿不会战死，脖子里还挂着符包。他们还迷信说在战场上被枪炮打死可以超生转世，如果给大刀砍了脑袋，那不但是耻辱，而且永世不得超生。所以日本兵最怕咱的大刀队。” 张自忠听了这些话，觉得他这次赶巧能亲眼看见这“夜摸营”敢死队的杀敌，心里一阵阵激动。他看一看夜光手表，长叹一声说：“他们大概已经到了。” 敢死队一上山就钻进了草丛，沿着高粱地里前行。这时天气忽然阴沉，乌云遮住了月亮，大地一片漆黑，只有远处天空时时打着露水闪，才显出一丝光亮，给他们偶尔照一照道路。队员们个个高兴，怀着出征的必胜喜悦，觉着这是天助我军，正是“夜摸营”的好天气。 山上日军兵营鬼火似的灯光，远远照见兵营黑色的影子。他们轻手轻脚，渐渐摸到兵营的鹿寨前。营门紧闭，警阁子里传出哨兵的酣声。在击退了中**队的几次反击后，日军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侯万山是今晚的敢死队先锋，他一个箭步冲进警阁子，还没等那岗兵醒来，一挥胳膊，手起刀落，人头早已滚地，喷泉似的血浆，直射警阁子的顶棚，喷了侯万山一脸。他抽出腰间的手巾，擦去刀上滴答的鲜血，便返身走出警阁子，挥一挥手士兵便冲过鹿寨。 偌大的兵营里一片漆黑，十分安静。敢死队一闯进去，就像张飞在长坂桥中那样一齐高喊着：“哇呀呀！” 日本兵在梦中惊醒，看见这一群红脸黑煞神，早已吓懵，又望见那一片亮闪闪的大刀，更是魂飞魄散，敢死队就他们木呆发傻的瞬间，早已抡圆大刀，唰唰一阵砍杀，许多人头便滚落地上，没有被砍杀的日兵，哇呀叫着，吓得抱头鼠窜。日军兵营大乱，刺刀和战刀的锋光，在空中雪亮地闪耀着。月光就在刀尖上跳跃，令人眼花缭乱。鬼子的长刺刀还来不及刺杀，亮闪闪的大刀片就砍到他们的脖子上了，血淋淋的人头，滚落到地上。敌军和我军的鲜血，大片大片地洒在开阔地上，染红了春日破土的青草。我军精神抖擞地喊着：“冲啊，杀！”，这喊声震撼着大地，也震撼着长城内外！ 清晨4时多，天刚蒙蒙亮，吉星文的“夜摸营”就将沙宝峪上的500多名日军全部砍杀，“夜摸营”也阵亡200多人！ 侯万山果然壮烈殉国。身边战友回忆，侯挥舞大刀连续砍倒了7个日军，直到大刀全部卷刃无法再用，才中弹牺牲。 日军遭到夜袭损失不轻，加上战到21日也不能获胜。此时29军其他援军已经赶到，日军只得全部退出了罗文峪。 喜峰口方向鉴于日军分兵进攻，加之喜峰口正面又有日军主力增援?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61 部分阅读 日军遭到夜袭损失不轻，加上战到21日也不能获胜。此时29军其他援军已经赶到，日军只得全部退出了罗文峪。 喜峰口方向鉴于日军分兵进攻，加之喜峰口正面又有日军主力增援，被迫后退缩小防线。中日双方由此在喜峰口对峙。 29军在喜峰口的近战中，使用大刀和日本38式军刺对抗很占了上风。 日本军方自从建军以来就非常注重士兵拼刺训练，新兵一律接受严格的刺杀训练。日军向来以步枪精确射击和拼刺二大技艺作为武士道精神的体现。 除了部队严格训练以外，日军为了在拼刺中占到上风，还特地设计了新式的30式刺刀，单单这个刺刀就长达0。53米，极为锋利。直到文革时期有很多流氓打架还是使用这种军刺，比如著名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的小流氓。 加上38式步枪1。2米的长度。全枪连刺刀长度超过1。7米，为全世界同类枪械中最长的。 历史上日军在二战中生长了多达620万把30式刺刀，对拼刺的重视可见一斑。要知道，当年侵华日军平均身高不过1。56米，这样一来38式步枪连刺刀的高度超过日军士兵身高，夸张了一点！ 而就拼刺技术来说，日军训练严格，国内颇有经过多年训练的预备士兵，一经征召就有几十万有过完整训练的老兵赶赴中国战场。但是中国士兵大多是临时征召的农村青年，还有部分是抓壮丁来得。由于前线损失大，新兵草草训练训练一下，会打枪了就送上战场。从拼刺技术上，中国士兵也逊了日军一筹。 日军刺杀虽然厉害，但西北军的大刀确实日军刺刀的克星。西北军在众多中国武士大师的指导下，练习了一套专门克制日式刺杀的使用刀法。 一个训练有素的西北军士兵，一把大刀就可以连续对付好几个日本兵。实战中，这种刀法非常有用。日军在喜峰口、罗文峪共伤亡了4000多人，其中死亡2500多人。一般来说，战斗再激烈，死亡和受伤的比率一般就是一比二或者一比三。 死亡率如此之高，还是因为大刀的关系。 在此次喜峰口、罗文峪等处的长城大战中，日军方面由于缺乏有效对付中国大刀刀法的办法，甚至发明了一种可笑的铁围脖来对付。它用一块半月形的铁片，将其折成半圆，在上沿两头打两个洞，用铆钉铆在钢盔上，戴上钢盔时，铁围脖即围在后脖子上面。据说可以有效防止大刀砍头！在后来的战斗中，日军大部分配备了铁围脖。不过实战效果很不佳，还被世界各国作为笑柄！ 但是，这并不是说大刀队就是致胜的法宝。大刀队是有着明显的缺点的。 大刀队在两次著名的夜袭中，大多攻敌不备。一旦日军有了准备，或者是在白天，那么战斗效果就会差好多。 另外，虽然大刀队战果辉煌，但是自身也相当损失惨重。除了由于肉搏战非常残酷以外，日军一旦在较远距离用机枪扫射大刀队，往往就造成大刀队的很大伤亡。 因为大刀队装备的武器都只适合近战，在100米甚至50米外的作战能力都很弱。 日军的连射武器如果在150米以上的距离射击，那么大刀队很难有相应的火力与其对抗。 在喜峰口、罗文峪的长城抗战中，西北军29军总计伤亡达8000多人！ 大刀队只是中**队迫于无奈的一种作战方式，这并不是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 以大刀对抗日军的重炮和坦克，足可见当年**抗战之艰难和困苦！ 29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海内，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一首题为《颂张自忠》的诗这样写道： 军称模范久驰名， 誓与倭奴苦战争。 深夜出兵来杀贼， 刀光闪烁气峥嵘。 有感于大刀队在罗文峪再立殊功，何香凝先生又专门作了一首《大刀赞》，说：“大巧若拙用大刀，大新若旧国术高。伏如猛虎进如猱，十步以内敌休逃。” 第40章：草原春早（一） 1933年3月8日，察哈尔省北部第一重镇多伦，归第7军团司令傅作义节制的第61军收到傅作义的电令：“在原地坚守三天，拒敌西进。”城里的老百姓早已风闻日本鬼子要来，人心惶惶。正是倒春寒的天气，早晨的草叶上已布有轻微的白霜，平添了几分寒意。好在人们看到有军队驻扎在眼前，还没有显得十分慌乱。 接到电报，军长李服膺举着一根香烟站在地图前，双眉微蹙，凝神思索。袅袅青烟不规则升起，盘旋，消散。军部异常安静，只有机要室传来收发报机滴滴答答的声音。大小官员有的低头没事找事做，有的保持立正姿势站着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这位刚刚37岁的军座略微向后侧了侧脸，向等在一边的副官开始口授。大家原以为要下达战斗命令，却不料他的崞县口音今天变得铿锵有力，节奏分明：“记！告全军官兵书，值此国家民族存亡关头，我辈军人，御侮守土，责无旁贷……” 1933年1月初，日本侵略军进犯山海关，危及华北。阎锡山急调傅作义第35军、李服膺第61军、赵承绶骑兵第1军赶赴察哈尔，接替主力已调往长城一线的29军，实际主持察哈尔的防务。2月上旬，3个军在张家口组成第7军团，傅作义任军团总指挥，李服膺任副指挥，陈炳谦为参谋长。 阎锡山想利用长城抗战时机，向国民政府伸手扩编，弥补中原大战失败的元气。所以名义上派出3个军，实际上只有3个师的兵力，希望战后能保住3个军的番号。 第35军73师改编为第59军（临时番号），军长傅作义，副军长袁庆曾参谋长苗玉田，有1。5万多人，下辖： 第210旅（旅长叶启杰），辖：第419团（团长张成义）、第420团（团长薄鑫）； 第211旅（旅长金中和），辖：第421团（团长孙兰峰）、第422团（团长马逢辰）； 第218旅（旅长曾延毅），辖：第435团（团长苏开元）、第436团（团长董其武）； 炮兵第21团，团长李柏庆。 原第33军第68师改编为第61军（临增番号），军长李服膺，下辖： 第200旅，旅长刘覃馥； 第201旅，旅长李俊功； 第213旅，旅长贾学明。 由陆军骑兵司令部所辖第1、第2旅编成骑兵第1军。1930年中原大战后，重编骑兵司令部．以赵承绶为司令，所属编为4个旅。1933年2月编成骑兵第1军后，辖第1旅，旅长孙长胜；第2旅，旅长吕汝骥。 傅作义令第61军李服膺部开往察哈尔北部的多伦、宝昌、沽源一带，防止热河的日军西进。第59军驻防怀柔，骑兵第1军在昌平为预备队。 61军201旅的参谋贾宣宗刚看到军长的《告全军官兵书》就被旅长叫上去军部开会。多伦城外已经有老百姓扶老携幼开始逃难了，贾参谋心里很不是滋味。军部还算整齐，没有想象中战前的凌乱。先到的军官们正襟危坐，对着自己面前的军帽长考。军长李服膺一脸严肃，点头让他们坐下，然后示意参谋长杨维垣开始战前部署：“军部命令，200旅驻守多伦城内，213旅驻守天镇城防工事，剩下的全部布防多伦前线，其中盘山主阵地由201旅负责……” 弄清楚军长的意图，贾宣宗不由得和旅长李俊功对视了一眼，心情沉重起来。晋绥军的第61军本身就是地方杂牌，还是刚由第68师改编而成，仅辖3个旅，201、213旅各自下辖2个团，200旅有3个团，总共只有7个团，7000多人。看军长的意思，这回是根本不顾老本儿了，7个团全摆上前线，这分明是一付破釜沉舟的架势。跟军长打仗这么多年还从来没碰到过这种完全豁出去，要动真格儿的情形。 61军的军长李服膺自号慕颜，这个人倒确实不是等闲之辈。早年由阎锡山“钦点”送往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在那期间他同第5期步兵科的商震、徐永昌、张荫悟、楚溪春、杨澄源、杨爱源、王靖国、傅作义、孙楚、李生达、陈长捷、郭宗汾等人过往从密，人称“十三太保”。毕业时他又将其中张荫梧、楚溪春、李生达、傅作义等人才直接拉回山西为阎所用。后来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爱其才干，收为义子。保定系的唐生智也是其同班同学，甚至何应钦也和他私交不错。不过，人无完人，而且，官做大了人也会有变化。他在太原曾因一夜输掉14万大洋而轰动省城，据说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该币种退出流通前无人能破。后人评论说他是长于“外交”，短于军事，对所属中级以下官佐大半不相识；而对于用人，又是一贯抓陆大牌子，拉同乡、旧部关系，练兵耍表面，作战重私情。 这一次面临的情况史无前例。受命于危难，李服膺内心里也从来没有这么翻腾过。整个军阀混战的历程清清楚楚地昭示了四个大字：保存实力。把兵都打光了，剩自己个光杆儿司令，二不愣才那么干。 但自古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拼尽血本须不好交待。多伦之战是察哈尔作战的第一役，虽晚于长城抗战但却几乎是齐头并进。此战若败不仅关乎察哈尔百姓生灵涂炭，而且对整个华北战局都有影响。 201旅的旅长李俊功和200旅的旅长刘覃馥有点儿共同的烦。他们都紧急命令部队赶修工事，所幸第一天平安无事，他们真希望敌人再晚来两天，任务就算完成了。但是第二天傍晚，侦察兵报告，永嘉堡一带发现鬼子，后来得知是日军骑兵第4旅团的先头部队，以及新成立的伪“蒙古国”的大批骑兵部队。 西伯利亚的寒风卷着白雪无情地袭击着锡林郭勒草原，叫苦连天的牧民在风雪之夜也要同可怜的瘦羊呆在一起，因为他们怕羊上垛压死弱羊。羊为了取暖，先是越挤越紧，挤不进去就往站着的羊肚底钻，挤来钻去羊积成垛，上头的受冻，底下的被压死。农村人是因战乱和灾荒，衣服褴褛，吃糠咽菜，蜷曲在土炕的一角熬度这漫漫长夜。而就是在这种时候，那些老爷们仍不顾农民的疾苦和牧民的死活，都忙着争夺地盘，给国家和人民制造灾难。3月5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伪“蒙古国”蒙古军总司令的名义，向在察哈尔的傅作义发出了宣战通电。主要是历数傅作义支持石王（乌拉特西公旗的石拉布多尔吉）反对德王分裂活动的“不义”，而后又另加了五条苛刻条件，意思是如不照办，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打你是你的过错造成的。 通电开头称：“傅主席勋鉴：自从在蒙古境内设置省、县以来，蒙旗之权力日趋衰微，蒙民之生计日陷贫穷。为了挽救蒙古于危亡，乃于去年要求自治，当承中央之援助，准予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颁布自治原则八项，蒙众欣慰，举国同情。而独贵省始终猜忌，另眼相加，屡次企图破坏自治。 贵省前于破坏我蒙政会之际，我蒙政会对贵省并未明是非，因为命令虽然出自中央，主谍系出贵省，我蒙仍本服从中央之意志，终于在锡盟盟长公署所在地，成立察境蒙政会，清理蒙政会之债务，隐忍退让，毫无不利贵省之行为。而贵省对我蒙反倒愈加压迫，在察哈尔东部一带，挖掘战壕，修筑炮台，作种种军事上之设施，给锡、察两盟一带无辜蒙民，造成生活之重压。贵省实欲置全体蒙民于死地而后快。 最后归结之总的意思是：蒙古愈退让，贵省愈压迫。现在蒙古已退无可退，不得不诉诸武力，以争最后之生存。 看到这儿不言自明，这就有了打你的理由，把投降日寇一个大大的脓包疮隐藏起来，说着唱曲儿一样好听的话，来掩世人之耳目。接下来本来想打，还要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又附加了五个条件，看你傅作义怎样回答。其五条不看也能推断出来。核心一是要地盘谋财富，要察哈尔右翼四旗，二是让拆毁多伦以南一带之军事设备和经济封锁，完全恢复原来的“和平“状态。这一条的奥秘并不是为了蒙旗，而是为西进。傅作义这些战壕设备是为对付日寇西进的，德王要攻打察哈尔，自然要考虑到这些军事设备的不利。 五个条件亮出以后，又假装可怜的样子说：以上五项系蒙古为了生存至不得已之要求，贵省若反省与承认压迫蒙古之错误应即以期实行。接着就从袖筒里露出矛头，威胁说：否则蒙古虽弱，亦做最后之抗争。 “虽弱”是真，但是壮胆的是日本主子，没有日本主子的壮胆，他们绝对不敢“抗争”的。 傅作义当然不甘示弱。德王3月5日发出通电，傅作义3月7日就复电了，仅隔了2天。当时德王他们推测，一是傅作义不加理睬，以观后效，暗暗做着应变和对付。二是不会马上回复，他得请示中央，根据中央指示谨慎回复。不料，2天后就回复了，傅作义的口气还挺硬，没有半点“悔愧”之意，而是反驳、批判和质问。 开首也客气了一下，复电开首是：“嘉卜寺察境蒙政会德委员长勋鉴：歌电阅悉，自来辩论事理，有强辩夺理者，亦有颠倒是非者，接诵大电，深悉尊处于各案之是非尚未明了，兹特分项撮要答复如左，幸详查焉……” “分治命令既颁，贵会即不遵令迁锡，复在六县易帜改云，组织伪政府，接引伪蒙军入察，近又向多伦大批增兵，乃来电云‘本其服从中央之意志，以地方和平为重’，且责察哈尔自卫之不当，似言行不无矛盾。以上就见持敷陈其要，至对来电要求及期待于左右者，即执事是否以国家为前提，察北今日成何局面？且察该四旗本多年隶察，相安无事。自张北六县脱离察省管辖，该四旗官长始惶然呈请中央，颁定改隶之令。执事对义既有期勉，义敢不以诚反求于执事，则虽中央明令在前，悬想四旗必仍愿还隶旧制，其他要求自更不成问题。盖今日边土安危，责在执事，而不在义，义服务国家，只知有公，不知有己，同在中央隶属之下，向不存地方与私人之见。执事如摆脱现状，不受利用，幡然有所表现，则往日之罪，义当负之，愿即负荆以请，并立解职，以明心志。否则不但四万万同胞对执事怀疑，即执事左右也难保不**国之事。克所馨祝者，宁义谢罪以保执事令名，勿义免过而使执事有负于国。时迫事忽，祈执事熟思而力图之，国家幸甚！边防幸甚！” 傅作义的复电内容，德王是预料到的，他对傅作义的复电内容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就这份复电。我下战书，你回应达不到我的要求，我就有了发动进攻的借口。目的不是让他赔不是，不是答应给予补偿，而是一个借口，一个进攻的遮羞布。 就在傅作义发电报的时候，德王、李守信所率领的“蒙古军”和王英所率领的“大汉义军”，已经由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并在日本一些顾问、指导官的督战下，向察哈尔前线多伦等地进发，前沿也已开始进攻。德王对田中隆吉说，给傅作义复电，等打下察哈尔再说，我想时间不会太长，来个先斩后奏吧。田中隆吉说，立刻见效，一触即溃。一种自傲、自信心使他们忘记了战场是千变万化的魔鬼，胜败是难以预料的。到底会如何，请看战场在怎样变戏法。 正要准备发兵西进，计划很快开战。睡了一夜的德王突然变了调。他找田中隆吉要推迟打察哈尔。他说，蒙古政府我们虽然组建起来了，可是乌、伊、察三盟的王公代表会还没开会，我们急着去打仗，脱离了众王公，到时候是个问题。再说，我们不把人笼络回来，让国民党一压、傅作义一挑，谁还跟我们走？不行，不能先打仗，得先开会。部队加强操练，我们开会，开完会再打仗，很快就会把察哈尔得到。田中隆吉起初不同意，后看到德王硬坚持也就同意了。 田中隆吉的“蒙古政策”和德穆楚克栋鲁普的“蒙古建国”同出一辙，所不同的是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田中是以德王当桥。之前田中就发过一段贪战野心的狂论。他说：“外蒙古所处地位，对于目前的日‘满’势力极为重要。因为它是联系苏联远东和欧洲领土的西伯利亚铁路的侧面掩护地带。如果外蒙古一旦与日‘满’合并，那苏联的远东领土就陷于极危险的地步；如顺利，也许可不用战苏联便会退出远东。因此，军方不惜用一切手段，企图将日‘满’势力扩展到外蒙古。”至于内蒙古，他说：“西部内蒙古及其以西地带，在实行日本大陆政策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如果该地带一旦入于日‘满’的势力之下，再向西进可以遏止自新疆侵入的苏联的势力，并切断中国本部与苏联陆上联系……”他说这几年日军对西部蒙古所进行的工作，就是为了顺利向西推进。这就说明他要踏过蒙古的脊梁扩展他们的吞欧野心。 德王觉得，跟着蒋介石连个“蒙古自治”都不给，给了个自治还加了“地方”二字。所以他才让“草原母亲”改嫁，叫外国人为“爹”。 当初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在苏尼特右旗成立不久，日本关东军派田中隆吉、横山顺乘飞机到了苏尼特右旗。他们对德王说，小矶参谋长参加典礼后回去说：西苏尼特旗这个地方，人口稀少，一片荒凉，怎能成立“蒙古军政府”？ 德王于是召集幕下人员，进一步研究“日、蒙合作”问题和召开西蒙王公会议，讨论成立“蒙古军政府”等事宜，并责成智囊吴鹤龄等分别拟具成立“蒙古军政府”及暗授建立“蒙古国”的草案。从“蒙古军总司令部”到“蒙古军政府”、“蒙古建国”，德王想形成一个链条，拉动他的“建国”之梦。 建立“蒙古国”的草案拟就后，恰好田中隆吉到了苏尼特右旗。德王非常兴奋地将“蒙古国”草案交给了田中隆吉，并说：“请您尽快转报关东军研究并帮助实现，拜托啦！”田中说：“此事以后再说，现在应当集中力量打察哈尔，只要把察哈尔拿下来，建国问题就随之解决了。” 德王觉得也对，拿不下察哈尔在哪里建都？苏尼特、乌珠穆沁都不合适，没有个经济、文化、交通等发达地区怎么成。他并不知道，日本扶你是让你跟溥仪一样当傀儡，减少东四省和西蒙地区的抵抗力量，让你中国人打中国人，不让你蒙古人也打日本人。哪能让你要什么主权，那日本人又不是你的老舅，怎么会让你脱离他们的控制呢？德王聪明是够聪明，有时有些聪明过度，自不量力了，这也是他一生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德王考虑，建立“蒙古军政府”和“蒙古建国”不能关起门来搞，需要召开一次有西蒙全部盟旗参加的蒙古大会，并为了迁就索王能够亲自参加以资号召起见，决定1933年2月20日在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召开各盟旗大会。 开了几天，宴了几天，大家感到很开心。许多王公们在自己府上，都是众人侍奉，一人独饮，十分乏味。王公们在一起，同饮狂欢，无拘无束，自然是酒浓肉香，常常喝到深夜，在半醉半醒中，搂着一个漂亮姑娘**半宿，真正尝到了人生乐趣。 欢乐了几天，代表到齐后先开了预备会推选了德王、索王、李守信、卓特巴扎普、沙拉布多尔济为主席团成员，吴鹤龄被推举为大会秘书长。 在代表们到齐之后，就在索王府的大蒙古包里召开了盟旗大会。会上，首先由索王作了简单的讲话，向来有正义感的索王也像绵羊一样被牵到了日本人的供桌上，他是德王策划“日、蒙合作”的牺牲品。 索王讲话之后，由德王报告了他和日本关东军接洽联络的经过，以及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改元易帜的情形。 大会开始时，日本关东军又派田中隆吉、横山顺乘飞机赶来祝贺。田中的祝贺词除了几句对大会的评估外，主要是挑拨民族关系。他说：“成吉思汗的子孙，多年来受尽了汉人的压迫，大日本帝国政府体念蒙古民族的落后，要帮助**立进步，以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当他提到在军队和政府中日本人要派顾问和指导官一事时，索王拍案而起：“不行！你们日本人干你们日本人的，我们干我们的。既然是‘日、蒙合作’，我们按‘合作’办，你们派人来当老子，让我们当儿子，那叫什么合作？”一挥手，“不行！”田中吉隆的脸一下变得像个紫茄子了，他说：“这是关东军定的，谁也不能违背，必须派！”事情僵到这里，德王害怕弄崩了，两头做工作。为了镇住索王和支持索王的人，田中吉隆说：“你们知道吗？‘满洲国’兴安北省（呼伦贝尔）省长凌升私通苏联，被皇帝枪毙了……” “凌升死啦？！”会场上一片惊叫声。王公们听了毛骨悚然。索王和卓特巴扎普这两个凌升的老友，更是痛心疾首，进一步领教了日寇的残酷。嘴上说的是“亲善”，一不顺从就刺刀见红，强盗的承诺背后就是阴谋，相信了就会上当。他俩心想，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也会捏造个罪名把自己杀了。 德王觉得，无论如何不能让田中和横山顺把索王列入要杀掉的名单。他给两头做工作，尽量缓和紧张起来的气氛。 人们带着沉痛的心情，凑合着把大会开完了，“蒙古军政府”成立了。按照德王的事先策划，选举云王为主席，索王和伊盟的沙王为副主席。并以主席名义，任命德王为总裁，负责实际事务，掌握军政大权，实行独裁。主席、副主席在各自的王府和盟里，有大事由总裁事先提出方案找主席、副主席商定。 会议议定了九条议案： （一）关于以内外蒙古和青海为一体建立“蒙古国”案；（二）设立君主制，但目前采取委员制；（三）设立蒙古国会案；（四）先在嘉卜寺成立“蒙古军政府”，以资整军经武，收复蒙古固有疆土案；（五）与“满洲国”缔结互助协定案；（六）关于实行征兵、护编军队、组织蒙古军案；（七）关于实行编制经济、开发资源案；（八）关于成立蒙古生计会、组织救济新村案；（九）察盟划出归由“蒙古军政府”直辖案等。 “蒙古军政府”成立不久，日本顾问部相继成立，这就意味着蒙古军政府的命运掌握在日本人手里。顾问部主任村谷彦治郎，军事顾问山内，财政顾问稻茨，外交顾问山本信亲，教育顾问堀井德王郎。各口都有。 德王想着对外扩张，又想着吞并绥远，自身忙，就在总裁身边又任命了四个帮办。这四人是李守信、吴鹤龄、补音**、陶克陶。“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德王亲自组织扩军。在李守信和原东三盟招来兵员基础上，又从锡、察两盟招来不少，而后编制了2个军、8个师、1个警卫师、1个炮兵团、1个宪兵队。 军队建立后号称万余人，实际只有半数。8个师全部为骑兵师。军费、武器多由日本关东军供给，实际是给日本人招来的一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卑劣军。从军部到连队，基本都配备了日本顾问和指导官、教官来监督、指挥和进行奴化教育。别说别的师团长，就连德王、李守信的命令有时也不生效，必须听日本人的，有时日本人骂他们：“你们是皇军喂起的军犬，必须听我们的！”确实也是，军费、武器都是人家供给，你不听人家的行吗？ 在征兵过程中，内部出了好多问题。第1军内部，因编制配备不一，斗争很激烈。 还有一件更使德王尴尬的事，在他下令在锡盟各旗强行征兵时，乌珠穆沁右旗保安队都青阿、敖恒等人，因不满德王勾结日寇强迫牧民应征入伍，便号召全旗牧民起来反对。旗保安队扛起反对招兵的大旗，成队出发在全旗范围内广泛宣传。 不几天牧民从四面八方涌来，高呼反对征兵要马，德王害怕引起全盟的反对怒潮，及时托吴鹤龄去求索王平息愤怒的牧民潮。吴鹤龄趁深夜潜入索王府。索王正在病中，不得已抱病出面，苦苦劝说，才得平息。不久，索王因气闷而病故了。 德王安顿了一段内部之后，根据关东军的建议，带领李守信、吴鹤龄、陶克陶等一大批官员，分乘日本人安排的2架飞机，到长春（当时称新京）搞了一次所谓的外交活动。德王考虑西进打察哈尔不易，必要时请东邻支援一下，所以他把这次外交活动看得非常重要。 飞机到达长春后，首先去拜会了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而后又去访问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张景惠、外交大臣张燕卿等。互拜之后，关东军又让两家缔结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满蒙协定”。谈判过程也有些互不相让的争执。在讨论政治和经济上的相互支援上没什么分歧，当双方讨论到军事支援问题时，德王提出蒙军政府甫经成立，实力尚不充足，如果受到威胁时，请“满洲国”出兵援助；当威胁解除以后，“满洲国”军队立即撤回。张燕卿没说可否时，大桥忠一就表示了反对意见：“从外交惯例上说，满洲国为了援助蒙古实行出兵或撤兵，应当有一定的程序和规定，不能你们说让我们出兵就出兵，叫我们撤兵就撤兵，你自己的部队调迁也不一定那么随便，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何况这是隔界搬兵。”第一次和“满洲国”打交道，把德王弄得很尴尬，他的手下人也一时无言以对。德王稍定之后，觉得有点丢面子，反过来说：“大桥先生差矣，人用人是在马高镫短时，才需要别人扶一把，不需要时，他也不会求人，人常说，张口求人难，难就难在求上。既要站江边，就有望海心，望不到就是失望，难哪。因为打仗如女人生孩子一样，是个风火营生，我在最危机时请你请不动，过了危机你来又有什么用？” 大桥说：“你说得对，需要时求救或求借，既然是‘求’，那就不能是需要援助你就来，危机过了就立即撤走，能这么随便吗……” “好了，别争了！”田中隆吉看到德王和大桥争执不下，他插话说，“不必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了，本着满蒙亲密合作的精神，按照德王的意见办理也无不可，我看就这样吧。” “协定”签发后，“满洲国”设宴款待了蒙古访问团一行，德王又搞了答谢宴会，接着，关东军和“满洲国”外交部派人，陪同德王一行，到奉天（沈阳）参观了兵工厂和东陵北陵等满清的皇家园陵。 德王回来后，陶克陶、金永昌正和吴鹤龄干仗。金永昌和陶克陶去宿舍喝茶。金说：“德王这个人聪明是聪明，就是有错不愿认错，反而还固执己见。”陶克陶说：“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影响他的一生胜败。他能笼络人，但不会用人，宏观上行，微观上太不行了，你看吧，将来跟日本人也合作不好。”他俩从认识德王以来的一件件事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一个致命弱点：他将来要失败在异想天开，不识时务，有力用不在正经处，不太考虑后果上面。 不太考虑后果的人，往往是“临崖勒马收缰晚”。不愿承认总结错误的人，就是一个在历史轨道上倒退的人。历史是严酷的，倒退就会撞在前进的车轮上。 “蒙古政府”成立了，军队集训结束了，“协定”也签就了。田中隆吉想的是赶快打察哈尔，扫清向西扩张的阻碍；德王想的是赶快打开察哈尔，为“蒙古国”打下基础。两个人想到一块儿了。 日本鲸吞内蒙古的野心于兹益炽。于是便加紧武装德王、李守信伪蒙古军和用数年豢养的汉奸王英，大肆招罗匪类，扩充伪军，加起来有1万余人。田中隆吉让日本顾问、指导官参加指导作战训练，他本人到“满洲国”航空株式会社调来10余架飞机，进行侦察助威。经过数月的精心策划，终于在1933年初春季节，由德王、李守信率领的万余伪蒙古军骑兵和王英率领的伪“大汉义军”5000余人，在日本指导官的直接指挥下，协助日军主力骑兵第4旅团，向察哈尔方面进攻了。 傅作义在防卫上做了不少准备。但是察热边境陈兵不多，对于日军和伪蒙古军的突然袭击事先未得到情报。 这一年的初春特别寒冷，2月底的一次寒潮曾使草原温度降到零下30多度，3月上旬也犹如隆冬，白天风吹流雪，脚下如水如浪，夜里冻得地裂冰爆，战马从鼻中吹出的气化成了冰霜染白了战马，白毛风刮起，飞机上望到的只有单调的白色。 3月9日天亮以后，由田中隆吉亲自指挥，由王英为副司令，及雷中田率领的伪军2000余人，向多伦发起攻击。这时飞机也飞过头顶，伪军们来势甚为凶猛。他们以为不用万人上，2000人足够了，可以一战即胜。 战斗一打响，多伦的守军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飞机掩护作战，心里自然有些畏惧。 多伦前沿是个丘陵地区，没有大山，伪军借着小丘做掩体，想着一举攻下多伦，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伪军强攻了三次没有攻下，死伤惨重。天色已晚，只好鸣锣收兵，暂时到村里吃饭、喂马。这些伪军中本来就有不少土匪出身的人，进了村子，让老百姓的男人们出来给“喂马”，女人们烧火做饭。进入春天，家家都宰了猪羊，可这群土匪一来，把老百姓开春的肉全部刨开吃了。吃着吼叫着：“吃吧，喝吧，今天不保明天，吃了就是赚下了。”因为他们白天看到自己的同伴们横于雪野惨不忍睹。 这一夜，好多女人们没逃脱他们的奸污，当官的挑好看的年轻的，士兵们逮住甚样的欺辱甚样的，如野兽一般。 第二天黎明起来突袭，不想人家有准备，这一次死伤又不少，白天进攻了三次都失败了。晚上让日本人把大小官儿们骂了个狗血淋头，命令伪军连夜去拿下。连察哈尔的头一道门都打不开，怎么能打下察哈尔省？ 夜里雪下得真大，就像在活埋人一样。第二天起来又是白毛大风。对方乘风雪出击，顶风进攻连眼都睁不开，多伦的守军顺风突袭一次，伪军又死伤不少。鬼子指挥官气得发疯，催促疲惫不堪的伪军昼夜连续作战，但疲惫不堪的伪军出战胆怯，袒露在雪地上只有挨打。 想着侥幸取胜的田中隆吉和德王在实战中失算了。他们错误地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晋军的实力和经验。 多伦战斗打响以后，61军表现得非常出色，伪军多于他们几倍，又是在飞机的掩护下发动了几天几夜的攻击，没有占领他们的半寸阵地。但是，因他们人数少于敌人，几日来多是打防御战，很少进攻。 3月10日黎明，日军骑兵第4旅团的主力到了，向201旅的主阵地发起了猛攻。日军战斗力果然远超伪军，61军将士仅凭单人散兵坑抗击敌人的飞机、坦克和大炮，官兵伤亡甚众。一上午工事就几次被摧毁，前后联系被敌火力遮断，伤兵送不下来，补给和通讯无法进行。终于熬过漫长的一天，但是没有撤退的命令。事实上也不能撤，一退就是宝昌，再退是沽源，等于是引狼入室。旅长只得命令各部利用夜间抬伤员，运送弹药补给，重新修筑工事，继续坚守阵地。他们期待3天的时限一到，援军就会出现。 11日清晨，李服膺觉得自己好像刚刚合上眼就被叫醒，参谋长杨维垣送来傅作义电令：“续守三天，掩护长城会战。”孤军奋斗、青史留名这些念头一闪而过，李服膺苦笑了一下，摇摇头。电话响了，是201旅的旅长李俊功：“鬼子又开始进攻了，大约有2000多人，主攻方向是李家寨、罗家山，还有他娘的飞机。”“正好刚接到傅军团长电报，”李服膺一字一句将电报念了一遍然后说，“你我都清楚，拼死也得再守三天！”电话那头稍一迟疑，然后咬牙切齿地说，“是！军座！” 这一天，日军重炮赶到投入战斗，飞机也参与低空轰炸和扫射，阵地几乎被夷平，战斗空前惨烈。晋军杂牌军居然咬牙抵抗，顽强守住了阵地，敌我双方都死伤惨重，其中201、213旅各自歼敌200多人。这是第4天。日军动用飞机、坦克、大炮、装甲车和步骑兵3000多人开始进攻多伦主阵地。除了飞机轮番轰炸外，残忍的日军竟然使用了毒气弹。驻守盘山的210旅400团殊死抵抗，弹尽粮绝，全团伤亡800多人，阵地岌岌可危。 第二个三天的限令又过。战况危急万分。贾宣宗受命趁黑夜去各团联系，检查伤亡情况。中午贾参谋在盘山庙附近找到400团的团长李生润。当时敌我正拉锯争夺主阵地，两人亲眼看着刚夺回阵地的高宝庸营在敌人一阵猛烈的重炮轰炸后无一生还。李团长一面收集部队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62 部分阅读 湔ê笪抟簧埂＠钔懦ひ幻媸占慷幼急富指粗髡蟮兀幻媾扇饲肭笤鲈５羌植文敝栏鞑烤焉送龉耄蠓接置挥性け付樱骄峙率悄岩耘ぷ恕?br /> 军长李服膺下令全线后撤，多伦城只留200旅防守。这是经请示傅作义后作的决定，因为即使全军覆灭，多伦外围阵地终究难保，而北平军分会毕竟没有撤退的命令，多伦城还得死守。3月13日，日军开始进攻多伦城。在飞机，重炮和毒气弹的掩护下，坦克和装甲车轮番冲击。这座小小的城池居然奇迹般的屹然挺立。日军无奈之下弃多伦而绕道转攻宝昌。3月15日，宝昌失守。日军复折回攻多伦。眼看后路被截，李服膺下令退出多伦。命令一到，已杀红眼的200旅将士无不跺足捶胸，不愿弃城后撤。无奈军令如山，当日夜里，守军从南门含恨撤出，沿途把各桥梁悉数炸毁。 多伦陷落，察北屏障顿失。 春天的草原是一年中最妖娆的时分，这时候青纱逶迤，草木蜿蜒，给大地铺了一层难得的绿。天高云淡的山头上，不时有放羊人的小调传来，那种冲破沙哑的嘹亮，千回百折的甩腔，饱经沧桑的凄楚，猝不及防就穿透了你的胸膛。但是61军自宝昌向沽源的撤退途中，一路上怨声载道。有的悲：“我军这次无谓牺牲，千把兄弟的命算是白送了。”有的恨：“咱们孤零零地搁在那里，既无坚强工事，又无接应的援军，仅402团一个团，实在没办法就扔掉300多伤员。两次盲目限令，最后置之不理。这样指挥抗战，牺牲部队，真是儿戏！” 甚至有高级军官建议，由于这次无谓牺牲，损失过重，即使撤回沽源，也战守无力。不如在这一带采取分头游击的方式，先行就地整补，再定以后行动，这样，对全局战况也有好处。李服膺说：“这样做，怕启人误会。咱不做宜生（傅作义字宜生）不放心的事，不做对不起他的事。”平心而论，这一仗打得确实窝囊，伤亡惨重，对不起跟了自己多年的弟兄。既无援军帮助坚守，又没组织起会战，不知道做了个甚。而且最后还是没接到撤退的命令就垮了下来，总是有点不安。不过，两次限令守6天，咱顶了8天也算对得起他傅宜生了。 李服膺的想法跟后来历史的发展本来应该是吻合的，只是意外地在某些关节点出了岔子。首先是察北国土沦丧引起了国内舆论哗然，虽然那时候的报纸电台远没有今天多，也根本没有电视，但是媒体的力量恐怕是一样强大。 为平息媒体的攻势，北平军分会新任委员长冯玉祥只好电令李服膺来北平开军长会议，人一到就先拘捕关押起来，视情况再作处理。 傅作义后来说，李服膺接到开军长会议的电报时，他曾劝告慕颜（李服膺字慕颜）不要离开部队急于应召见冯玉祥，但是李没有听他的话。李服膺被扣押后，傅作义又几次向冯玉祥进言，盘山国防永久工事阵地的失守，罪在团长李生润与其旅长刘覃馥。为了严明军纪、以励军心和应付国内舆论，可以杀团长，处分旅长。冯玉祥首肯后，傅作义当即指示61军的副军长贾学明，马上先将丢失盘山主阵地的400团的团长李生润逮捕解送军分会军法总监部。但是这时刘覃馥早已送李生润化妆潜逃。傅作义大骂贾学明太糊涂，太混蛋，也太窝囊，感慨道：“即使如此，也应当一面派宪兵追捕李生润，一面将贾学明与刘覃馥逮捕问罪。怎么竟把罪责全落在李军长一人身上，结果是保全了一卒、一车、一相，而丢了将，真是可恨、可惜又可叹！” 但是野史称，根据61军情报处长阴成之的说法，李军长在作多伦撤退决定前跟傅作义通了电话，得到同意才撤退的。而当冯玉祥怪罪下来时，傅却矢口否认。 （诸位读者不要骂我胡编，实际历史上李服膺在晋北抗战时，确曾是接到上司、时任第7集团军总司令的傅作义的命令而放弃阵地撤退的，并有阵中日记和电报为证。但后来傅作义否认。李服膺被枪毙后，傅作义手下头号大将“一字并肩王”陈长捷接任了61军的军长。阴成之与陈长捷是好友，遂将傅的为人告诉陈，但是陈不信。后来到解放战争时期，一个守天津，一个守北平。一个城破被俘成为阶下囚，一个立功起义奉为座上宾。陈长捷的郁闷可想而知。此乃闲话不提，只是说明本文这样安排是有所本的） 多伦战役失败首先是阻击日军的兵力太少。不用说编制不整的61军总共7000多人很难守住多伦，而原来的兵力部署在从多伦、宝昌、沽源一直到独石口，这么大的范围内，调动起来不是很方便，况且还有一些参战的部队一直没到达预定位置。 日军骑兵第4旅团攻占多伦、宝昌后，乘胜南下，又夺取了沽源，直逼京师西北门户独石口。一时国内舆论又掀起轩然大波。蒋介石也亲自过问，要求“军法从事”。到这时候，冯玉祥鉴于李服膺系晋军将领，而当初阎锡山在北伐时期，在南口大战中与西北军后方大战，傅作义成功坚守天镇，晋军夺得西北军的绥远省地盘没有归还，两家恩仇不小。为了避免闲话，冯玉祥派人将李服膺押回太原，交给阎锡山处理，看他怎么给国人及南京军委会一个交待。 3月18日夜里11时左右，阎锡山在山西省政府坐大堂正中亲自审讯李服膺，两边分别是宪兵司令张达三、原绥远公署副官长李德懋、审判官谢濂、军法官张克忍以及十余名陪审官，还有李服膺的义父，山西省主席赵戴文。大堂外，宪兵警卫林立；大堂内，公案上点着6支蜡烛，气象森严。 李服膺由宪兵押进来后，阎锡山全副戎装，慢步地走到主审官的座前坐下，与向他鞠躬行礼的李服膺对望了一下，随便摸了摸桌上的案卷，对着李服膺厉声喝道：“你无故放弃阵地，罪该处死！……你应该知道军法森严，不得玩忽。”李服膺正待为自己辩护，阎锡山站了起来，眼角淌下泪水说道：“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升到连长、营长、师长、军长，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第一，你做的国防工事不好。第二，叫你死守多伦、宝昌，你却退了下来。”说到这里，李服膺插嘴说：“我有电报！”阎锡山说：“你胡说！”稍微停顿一下，阎锡山擦了擦眼睛：“今天惩办你，使我伤心掉泪，但我不能以私害公。至于你的家，你的孩子，有我接济，你不要顾虑！……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跟竹溪（谢濂的字）说说。”提到家，想到老婆孩子，李服膺哭了，无语。阎锡山向周围点了一下头，走了。李服膺明白，生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他把帽子往地上一摔：“那还说甚哩！” 阎锡山走后，警卫营的人就带着绳子去捆。谢濂喝住了，说那只是个样子，于是没有捆，只把绳子搭在脖子上。张达三低声问李服膺：“有对家里说的话没有？”后者摇了摇头，没说话。审判官念了预先写好的判决书，随后，这位早已被革职的军长就被押向汽车。李服膺迈开大步走得很刚骨，居然像是去视察部队。张达三说：“慕颜，你不要着急。”汽车向大教场开去。 枪毙李服膺的人是警卫营的连长康增。下汽车以后，张达三和李服膺相跟着往前走，还没走到放棺材的地方，张达三往旁边让了让，康增就用山西造的大眼盒子，一枪毙了李服膺。 日军骑兵第4旅团快速逼近独石口长城，京师西北门户岌岌可危。 独石口，位于今河北省赤城县北，处在冀北山地与坝上草原的交界线上，是沽水入塞的山口，是元望云道由草原进入山地的隘口，历来是京师辖区内北路防区须倾全力而防御的关口。 独石口，顾名思义，因南卧孤根“独石”，北通险绝“隘口”合而得名。耸立于关前的独石上，镌刻着“突兀孤秀”、“一石飞来”两组大字。独石口坐落在南北流向的两河之间，左为黄龙河，右为青龙河，背靠蜘蛛山，所以有“二龙戏珠”之说。独石路长城修筑完备于明嘉靖年间。西起为今宣化、崇礼、赤城三县交界处的大尖山（锁阳关北），到独石口向东南下，沿黑河与白河的分水岭，经镇安堡、龙门所至后城的马道梁入延庆永宁四海与八达岭段相接，全长四百六十余里。清朝康熙大帝玄烨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统六军亲征噶尔丹，出塞、班师皆走望云古道，并驻跸独石口，巡察了这里的险绝形势和边关防务。独石口以“朔方屏障”驰名天下，有“上谷之咽喉，京师之右臂”之称。 日军向独石口追击的时候，集结于怀柔附近的傅作义所部第59军（实际上只有第73师），奉命进到独石口布防。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6月27日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今临猗县）安昌村。 1931年7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傅作义为国民革命军第35军的军长。12月，傅作义任绥远省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傅将军与晋绥将领徐永昌等15人通电坚决抗日，提出“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规定部队早晚点名时，要高呼“誓保国土，以尽责任，不惜牺牲，以雪耻辱”的誓词。 1933年1月5日，日本侵略军进犯山海关，危及华北。傅作义便分电阎锡山、张学良、蒋介石，请缨上前线杀敌。15日，他以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希望全省同胞檩于困难的严重和绥远的危机，一致奋发，奋起救国御侮”。25日，率领第35军由绥远开赴察哈尔、热河。 傅作义的部队，来源相当复杂。傅本身是阎锡山的老部下，抗战爆发后才自己独立出来，他的部下有黄埔军校的，有徐永昌的国民3军的，有民团保安队，有冯玉祥的西北军，有蒙古骑兵旅，还有阎锡山手下“十三太保”的余部，可说鱼龙混杂。然而，经过傅作义的手，这些部队却都具有了相当的战斗力，在华北堪称劲旅。而且，他部下的将领对他，也有着特殊的忠诚。 傅作义部下的“一字并肩王”陈长捷曾经说过傅作义的特点：“不说硬话，不作软事”。真实的傅作义，有着极高的军事天赋。他待人宽厚坦诚，大公无私，又能够破格提拔，战阵中从不肯轻弃部下，因此取得了极高的威望。而部下在他手中，也觉得可以让自己的才能得到极好的发挥，因此对他死心塌地。可以说，傅作义所部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集团，傅作义的个人魅力正是它的核心。 注重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傅作义军事思想的一大特色。在抗战时，他用爱国主义统一全军的思想。在劈刺训练中，在绑扎的日本人上面写着日本侵略者将领的名字。实弹演习时，标靶上画上日本军官的头像，以激发官兵同仇敌忾，誓死卫国的抗日斗志。傅作义提出“整体干部办法”，目的是建立一个表面上服从蒋介石、阎锡山而实则以傅作义为核心的集团。 “整体干部办法”的核心是“四为”、“四有”、“四要”和“五个一致”。“四为”是：为国家，为整体，为抗战，为胜利；“四有”是：有抗战必胜信心，有奋斗牺牲精神，有民主平等作风，有对国家，整体，职务的责任心。“四要”是：要积极工作，要艰苦朴素，要团结互助，要学习进步。“五个一致”是：生活一致，作风一致，官兵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傅作义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统一抗战思想，增强军队的战斗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傅作义着眼于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实行。他处处关心人民的生活，深知人民的疾苦。就任绥远省主席之初，即从使“官贫民富”做起，剿除匪患，整顿金融，整饬吏治，发展生产，兴办教育。兴利除弊，安定社会的结果，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因而政绩显著。他身兼军政两要职，以“治军、治水并重”为指导思想。他深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兴修水利能直接为人民造福，首先是为农民谋利益，所以从当绥远省主席，到历史上自告奋勇当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对水利都特点重视。走到哪里，把水利修到哪里。在河套地区，军工所修渠道，宽15米以上的干渠达1700里，3米以上的支渠超过1万里，渠道纵横，渠水遍地，水浇地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为成都平原两倍，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之美称。在他提出“民养军，军助民，发展粮食生产”的号召下，战争年代做到了军粮民食自给有余。傅将军还采取了许多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措施，诸如，构筑国防工事，训练国民兵，禁烟禁毒，扶植工农业生产，减轻人民摊派负担，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兴修绥远到新疆的公路，活跃商旅，以及试行“管、教、养、卫”合一的乡村建设等等。特别在河套地区，清丈地主、地商证照之外的多余土地，按“谁种谁租”的原则，交给农民永租，体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傅作义提出“生活标准化”问题。他说：“生活标准化’，就是我们所一贯坚持的待遇不同，生活一致。以我们共同的生活标准为标准。尤其负实际责任的同志，绝对必须如此。因为，第一，这是清廉的基础。第二，同志们上下感情融洽。第三，人民对官吏信任。第四，同志们可以减少许多无谓的浪费。”这就是提倡艰苦朴素、官兵一致的思想基础。将军与士兵虽然“待遇不同”，但是要求“生活一致”。“以我们共同的生活标准为标准”。实际这是战争年代的低标准。傅以身作则，为这个“共同生活标准”树立榜样。在他带动下全军上下形成一个“标准”。 傅作义本人从上到下作风简朴，他布衣粗食，在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中比较罕见。从正统的国民党官员眼里看来，这就有点儿象**了。历史上杜聿明曾经在国防部高参郭汝瑰家看到一个有洞的沙发，于是猜测郭是**，原因是国民党里面没有这么朴素的（他这倒猜对了，郭汝瑰被称为**中“头号共谍”）。 有趣的是阎锡山也十分简朴。至少对外如此，但从来没人说老阎是**。这因为老阎的简朴透着邪门，不但不象国民党，也不象**。骑兵军军长赵承绶曾回忆，有一次高级将领开会，不知不觉过了时间，于是阎下令厨房备饭，大家吃了再走。入席后将领们却唯唯诺诺，无人下箸。原因？十几个人，除了馒头，桌上只有八寸大一盘炒鸡蛋……见大家拘谨之状阎锡山一拍桌子：“你们倒是吃啊！”长官热情相邀，大家互看一眼，顿时踊跃起来，只见筷子齐飞……最后大家吃好，敬礼告别的时候盘里居然还能剩下三分之一。 阎老西的炒鸡蛋真经吃啊！ 傅作义虽然也是山西人，还没有简朴到这个份儿上。 傅作义的俭朴具有我国农民朴实无华的气质。他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跳舞；艰苦朴素，几十年如一日，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他提倡“官兵一致”是从自己做起的。他里里外外，从头到脚，穿着士兵的服装鞋帽，扎着土兵的绑腿、皮带。一般的军官还可从佩戴的符号上识别军阶的高低，而傅从来不戴符号，没有明显的标志，初次见面的人还以为是个普通的士兵，绝想不到竟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将军。傅是有一套将校呢军装的，那是准备去南京开会时穿的礼服，以随和蒋的排场，免得人家讥讽“土包子”。 在傅的影响下，他的部队军官不着呢料军装，不佩短剑，不穿皮鞋马靴，从军长到伙夫马夫都是一样的粗布军服。各级军官不必在穿着上考究，“减少许多无谓的浪费”。平时不搞特殊化，平易近人，“上下感情融洽”；战时不易暴露指挥官的身份，引起敌人的注目。 傅每餐的副食无非白菜、豆腐，山药、鸡蛋之类，主食爱吃家乡的没碱馒头和小米稀饭。有客人则添双筷子。部下向傅汇报工作，有时留着吃饭，边吃边谈，饭菜清淡可口。在粮食困难时，士兵吃酒糟，他也吃酒糟；土兵吃豌豆，他也吃豌豆，有时吃点豌豆面面条就算改善伙食了。 傅将军的办公室陈设很简朴，在绥西河套陕坝驻防时，他的办公室、会客室、会议室、餐厅，都在四十多平方米的一间大房内，粉墙砖地，条桌条凳。到了归绥、张家口、北平，他的会议室也是，几张会议桌，几把木椅。没有成套沙发、转椅、写字台，玻璃板等高级家具。 傅将军治家甚严，每月有固定的生活费，维持中等家庭的生活水平。夫人亲自操持家务，男女孩子经常穿着整洁而褪了色的旧衣服，上学也只给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傅并非经济力量不足，而是勤俭持家，从小养成孩子们俭朴刻苦勤奋上进的生活习惯，不高人一等，不倚势凌人，要象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绝不许有公子、小姐的骄、娇二气。 傅作义对日作战十分积极，有些战术作风类似土八路。历史上这一点给日军造成了相当的混乱。抗战时日本有一份华北地区**军序列资料，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傅作义部下的35军、新编第32师都划给了**；傅作义长期和中国**坚持合作。历史上的1936年8月14日，**致书傅作义，明确提出：“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傅作义接到此信时深为感动，更加坚定了他抗战的决心。傅作义还请求**派干部帮他整建35军。**中央派潘纪文为中央驻傅部特派员，率领王一然等几十名干部和抗大毕业学生到傅作义部队工作。当时傅部只有2个师，2个师的政治部主任阎又文、康保安都是**，虽然后来傅作义和**打了两年多内战，但香火情未断，绥远和平起义，这两位都是傅作义方面的代表呢。 由于傅作义与**合作抗战，引起了蒋介石和阎锡山的不满。阎锡山说：“傅宜生赤化了”。蒋介石则说：“傅作义的部队成了七路半了。”意思是说，傅作义部队离**八路军已经很近了。 所以历史上傅作义的部队就被称作“七路半军”。 59军辖3个旅，其中奔赴独石口的先头旅——210旅的旅长由傅将军在保定军校的同学叶启杰担任。开拔的时候，驻地的老百姓夹道送行。叶启杰走在全旅行军队伍的最前面，刚刚出了旅部营房，就见路边的老百姓把煮熟的鸡蛋、烙饼往旅里兄弟的口袋里面塞，行军队伍根本走不动。 中国的百姓就是这么爱戴着保卫自己的军队，而且爱戴得那么朴实。有些老百姓来不及做烙饼，就把生玉米棒、生葵花摘下来往大车上面扔，好多兄弟几乎是留着眼泪离开驻地的。 叶启杰朗声说道：“乡亲们，我叶启杰带兵打仗，打鬼子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谢谢大伙来送我旅将士出征，大壮我旅士气。这次出征，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和鬼子血战到底！” 此时跪倒的乡亲都纷纷鼓掌，叶启杰让大家都起来，拉了半天，跪倒的乡亲也都起来了。 “全旅整队，向乡亲们敬礼。” 片刻之后，4000多名兄弟列成整齐的方阵向送行的乡亲敬礼。 “全旅的兄弟们，这次我们奉命去策应长城的友军抗击小鬼子，全团上下，只许进不许退，临阵脱逃者，斩！” 3月10日，59军进入独石口长城一线构筑阵地。傅作义将曾延毅第218旅、叶启杰第210旅部署在一线阵地左右两翼，金中和第211旅部署在二线主阵地。 傅作义在国民革命军中以善守著称。他经常讲：“兵不离阵阵必固，官不离兵战必胜。”苦守涿州三个月，承受着奉张十倍于已的兵力围攻，陆空配合，步炮齐发，七次总攻，岿然不动，城内日落炸弹、炮弹达五千余发，傅见哪里危险，他就到哪里指挥，生死早置度外。1928年6月，傅将军机智地摆脱奉军的软禁，逃出了保定，被蒋、阎任命为天津警备司令。傅身边仅有几名随从，凭一纸空文，闯进天津警备司令部，赶走了褚玉璞，说服司令部的人员归顺，宣布接任新职，并控制了天津地区治安。当时天津周围驻有张宗昌的直鲁联军10万余人，并派有天津保安总司令，傅将军深入龙潭虎穴的惊人之举，被誉为智勇双全的传奇人物。 傅作义非常重视知己知彼，所部到怀柔后，专门派人到各部队广泛搜集日军作战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深知日军装备优势显著，须用良好的工事弥补我方装备悬殊。针对日军的飞机轰炸和坦克冲锋的特点，他提出了“七分用土，三分用枪”的对策。 为修筑好工事，傅作义亲自带参谋人员和工兵到独石口实地察看地形，设计出多种样式的掩体和战壕，绘制成图，连夜下发到各连。在上万名当地劳动力的帮助下，各团营连按照要求，在20日前抢筑了相当规模的三线纵深配备阵地，还在阵地前挖出4米深的外壕两道，外壕外面另埋地雷。为应对飞机轰炸，各连工事均分为上下两层，炸毁上层，还有下层。各掩体内设有指挥部、弹药库、绷带所、厕所等。前后阵地之间有四通八达的交通沟。并且，为对付日军侦察机，阵地上都进行了伪装，伪装得甚至连人走到跟前也难于发现。 几天后，前沿的兄弟报告说鬼子好像有频繁的调动。叶启杰站在长城隘口上面拿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下，鬼子好多大车和卡车在往他们的前出阵地运送物资。叶启杰心里嘀咕着，要是有几门远程的重炮就好了，集中在他们的物资堆积点来上那么几炮，绝对够鬼子喝上一壶的。 第二天清晨，日军骑兵第4旅团出动差不多1个大队的规模开始向叶启杰210旅的阵地发起进攻。从整个战场态势来看，鬼子是想多路并进，威胁到独石口的守军。 上午进攻的主要方向是420团2营所在阵地，薄鑫团长对于2营的战斗力还是比较信任，而且营长高景山也是他手下的老兵，据险防守1个大队的鬼子应该还是能顶上一个上午的。薄鑫让其他各部从侧翼为2营提供火力支援。鬼子第一轮组织的步兵冲击受到了左右两翼及正面2营的顽强阻击。战斗刚刚打响不到1个小时，2营正面就扔下了几十具鬼子的尸体。面对必须向上仰攻的地形劣势，鬼子毫不畏惧，退下去之后又从后方要到了炮火支援，开始准备下一轮的进攻。 这次进攻的炮火准备非常充分，从声音上判断，约有十几门山炮在向2营阵地上猛轰。2营的阵地主要是依托长城的城墙，然后再布设沙袋。所以防炮能力很差。一时间2营在炮击中伤亡严重。第一轮20分钟的炮击下来，2营就伤亡了不下上百人。更严重的是，2营据守的长城被炸开了宽约十几米的缺口。 骄横的鬼子不待炮击结束就开始朝2营的阵地上冲，第一排的鬼子全部由军官组成，个个脱了呢子大衣，只穿了一件白衬衫，端着刺刀朝长城上面被炸开的缺口拥了过来。 在团部的工事外面，薄鑫看到2营阵地马上要被突破了，顿时心急如焚，火速将作为预备队的1营的李吉祥部调过去，务必增援2营守住阵地。 等1营赶到2营阵地的时候，整个阵地上已经打得白热化了。2营东侧两个阵地相继被突破，成群成群的鬼子像蚂蚁一样顺着缺口处往长城上爬。 李吉祥看到这个景象不禁心里直打鼓，从来没见过打仗这么凶狠的。1营就地展开，一部固守住现在的阵地，另一部打算从山下面穿过去，然后攀缘到另一侧的2营阵地。部队刚待展开，5连的连长田雨跑过来找李吉祥。 “营长，我能说两句吗？” “你说，啥事？” “营长，现在咱们营不能分，一旦分了就成了添油战术，扔上去多少，就被鬼子打掉多少，倒不如集中起来一鼓作气把阵地上的鬼子撵下去。” 好大的口气，李吉祥心里嘀咕着，他打量着田雨。 “别瞎扯淡了，就现在的兵力，守都不一定守得住，你还反攻呢。” “营长，刚才鬼子和2营已经拼了那么长时间了，弹药估计也剩不了多少，刚才他们能突破我们，主要是炮火厉害。现在我们冲上去和他们搅在一起，他们的炮火反而就没有优势了。我们拿手榴弹开路，然后逐次射击投弹，最后冲上去和他们近战。” 李吉祥心里一咯噔，豁出去了，现在如果固守剩下的阵地，没准儿鬼子还要用炮火轰，与其那样还不如和鬼子搅到一起。 这时拥上2营阵地的鬼子正在拼命向纵深和两翼猛攻，尽管他们突破2营阵地后已经很疲劳了，但攻势丝毫不减。100多个鬼子在2挺机枪的掩护下，拼命朝一处屯兵洞猛攻。突然，从屯兵洞里扔出来十几枚手榴弹，顿时阵地上面砖块、弹片纷飞。 爆炸刚停，从屯兵洞里冲出来50多个剽悍的爷们，个个腰间都插着手榴弹，端着刺刀扑了过去。 这50多人和鬼子正好撞到了一起，双方很快开始了白刃战。此刻就见到长城上面近200名不怕死的男人拿刺刀、手榴弹在血拼厮杀。 此时，傅作义部的官兵们使出了他们闻名天下的绝技：“飞刺刀”！ 35军传统的“飞刺刀”，即在与敌短兵相接，拼刺刀前的刹那间，放最后一弹，使敌猝不及防，而将敌击中。“飞刺刀”全凭军人的磨练和定力，它是在双方可以对视的一刹那，眼、心、手的高度统一，不是端枪瞄准射击，而是全凭感觉随手射击，命中率惊人，历史上使美军顾问有何惊叹不已，其原理大致与叶挺在淞沪发明的白刃战时放出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的“上红膛”相似。 此时阵地前面，左右高地的坡崖上，杀声震天，血肉横飞。举着膏药旗的日本兵成了我军战士的活靶子，几乎无一幸免。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武器完全失去作用。 从屯兵洞里源源不断地冲出的兄弟，白刃战主动权迅速易手，狭窄的空间里面，鬼子被逼得步步后退。 冲在最前面的田雨浑身是血，他手上端的步枪上面，刺刀早已被鬼子的肋骨别弯了。他一边投弹，一边招呼身边的兄弟向前冲。田雨边上的兄弟举枪打倒了一个向他突刺过来的鬼子，但他左前方的另一个鬼子不待他重新上膛就一刺刀扎穿了他。那个兄弟发出一声惨呼，紧紧攥住鬼子的枪管，然后愣是把刺刀从自己的胸膛上拔了出来。他纵身扑向鬼子，两个人搂在一起从被炸开的缺口处滚下了山崖。 后面的兄弟个个奋勇，一排密集的子弹打了过去，把盘踞在缺口处的鬼子短暂压制住了。鬼子的指挥官嗷嗷叫着，拔出指挥刀带着剩下的几十个鬼子扑了过来。又是一阵密集的子弹，手榴弹像雨点一般落了下来，鬼子顿时被炸翻了十几个，其余的鬼子还是玩命地死冲。 这时赶过来增援的鬼子也在山脊上朝2营的阵地上冲，而在2营的侧翼，1营长李吉祥指挥全营火力努力压制鬼子的进攻队伍。但1营距离过远，增援的鬼子丝毫不理会从侧翼打过来的子弹，被打倒一个，后面的鬼子看也不看，跳过地上的尸体继续前进。 眼看着鬼子的增援部队就要拥上来了，这时长城上的战斗发生逆转。打得精疲力竭的1营的后面出现了一支生力军，团直属卫队的50多人增援过来。卫队里面全是一水的德国造驳壳枪，子弹像泼水一般朝剩下的鬼子打了过来，瞬间彻底压制住了鬼子的火力。 1营此时也打红了眼，由田雨带着20多个兄弟光着膀子，每人背着10枚手榴弹，短短3分钟全扔了出去。鬼子最后据守的工事被炸得一片火光，尸首横飞，1营的兄弟端着刺刀大吼着冲了上去。 眼看着本来已经夺下的阵地重新易手，增援的鬼子也陷入了癫狂。他们不待机枪火力压制，就朝长城的缺口处拥了过来。 1营分出50多人堵在缺口正面，用密集的子弹封锁缺口。长城上的兄弟拼命朝鬼子投弹，打到最白热化的时候，有的兄弟身上挂满了手榴弹从长城上面往下跳，一声轰鸣后炸倒了一片鬼子。 围绕着短短十几米的缺口，两军反复争夺十几次，整个缺口处尸体堆积如山。最后冲上来的鬼子根本不用架设云梯，踩着尸体就能冲上长城。1营并2营剩下的兄弟一直和鬼子血战到了傍晚。最后鬼子累计丢下200多具尸体撤了下去。 这次团里的兄弟学精了，只留下少数观察哨，其余的兄弟全部撤入二线阵地。部队刚刚进入工事，就听到长城上面炮声震耳欲聋，火光冲天，腾起一道道巨大的烟柱。 日军连续7次攻我正面阵地皆遭失败后，遂改变主攻方向。日军骑兵72联队从长园堡渡河向口头村、茶坞村作大规模的迂回，到叶启杰旅阵地后方袭击。叶启杰旅长即命薄鑫420团第3营迎头痛击，我军与日军的一场恶战在山下展开。 这次鬼子打得相当冷静，他们并没有一味地猛攻猛打。而是用步兵迂回包抄，逼迫3营不断使用机枪火力才能压制住。部署在后面的鬼子重炮组只要等到我军的机枪一开火，立刻进行观瞄，给出射击诸元。往往是3营的机枪刚打几十发子弹，鬼子的重炮跟着就打了过来。 薄鑫对于这种打法非常不适应，因为团里没有什么可以有效对抗重炮的武器，整个对峙打到下午4点多，3营已经伤亡了80多个弟兄，3营长曹子谦负伤，1连连长魏震海阵亡。薄鑫知道这么对抗下去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于是命令3营准备撤退。 但鬼子目前攻势很凌厉，如果撤得过快，很可能引得鬼子从后面尾随追击。相对可行的办法就是用猛烈的火力短暂压制住鬼子，然后相互掩护朝自己防区撤。 在这紧急时刻，叶启杰旅长指挥炮兵1营1连，拉出山炮4门置于山脊，按照“四炮联线，机枪压阵”的布置格局，用零线子母弹轰击。零线子母弹内含小铅弹270粒，出炮口30米即爆炸，爆炸面宽30米，长300米。鬼子没有想到这么近的距离遭遇到了密集的射击，冲到最前面的几十个鬼子纷纷被打倒。两侧高地的坡崖上，横七竖八地倒着许多伤亡的日本兵。战后日本报纸《朝日新闻》惊呼：“两军相距甚近，华军尚发炮用此弹射击，实属罕闻。” 日军骑兵第72联队转而攻占了我方守备薄弱的茶坞村阵地，对其他阵地构成威胁。傅作义电令二线阵地的第211旅第421团增援收复。 第421团的团长孙兰峰，在傅作义所部素以“勇冠三军”著称，作战中跛一足。人称“傅作义的两只虎，孙兰峰，董其武”，这两员大将在傅部可谓无役不与，配合默契亲如手足，但其实两个人的气质大有区别。董其武沉默坚韧，足智多谋，善于指挥步兵，有儒将美称，孙兰峰脾气暴躁，作战凶猛，善于指挥骑兵。老部下说起他来有一句顺口溜，叫做“孙兰峰，急火星”，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早在傅作义当团长时，孙兰峰就跟他当连长，多年患难相处，生死与共，他们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过普通的袍泽之谊。傅部大多数将领是山西人，而孙兰峰祖籍山东。遇到不高兴的事，孙兰峰就会去拍傅作义的桌子：“我有哪点做得不对，不就是籍贯里错了一个字吗？” 傅作义对这两员爱将的使用也很有心得，常常在作战中以董担任正面防御，而孙担任强攻反击。 这段时间尽管鬼子没进攻，但炮击还是时不时地来上那么几发。主要是鬼子的山炮，只要表面阵地一有人走动，对面的山炮咣当一下就砸过来。常常是刚走出工事，就听“巨”的一个尖厉的声音。赶紧就得往工事跑，有跑慢了的兄弟，不是被炸死，就是被炸伤。 一连几天，鬼子的冷炮打得特别准。炮兵出身的2营长李作栋就开始犯嘀咕了，这周围一定有个鬼子的观瞄哨所，有多门鬼子的山炮或者步兵炮在这附近。李作栋把这个想法和孙兰峰说了，他本来也就随口一说，没想到孙兰峰却认真了起来。 当时很多炮兵指挥员都是日系炮兵教育出身，他们在学校里的教员多数是留日的，所以李作栋对日军的炮兵观瞄方式和图板作业再熟悉不过了。孙兰峰要李作栋把鬼子可能藏匿的地方指出来。 最后两个人一一排除，把目光盯在三处地点上。 这三处都有很好的观瞄条件，此外其中的两处都靠近道路，弹药补给非常方便。而且这三处距离团里的防区都有一定的距离，中间有鬼子的步兵布防，想要进行偷袭的话相当困难。 但孙兰峰和李作栋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63 部分阅读 这三处都有很好的观瞄条件，此外其中的两处都靠近道路，弹药补给非常方便。而且这三处距离团里的防区都有一定的距离，中间有鬼子的步兵布防，想要进行偷袭的话相当困难。 但孙兰峰和李作栋凑在一起，什么胆大包天的事情不敢干？ 叶启杰也因为日军冷炮的问题犯愁，他听了听孙兰峰的想法，觉得倒是有一定的可行性。当然孙兰峰这么干还有他的理由，现在只是打冷炮还无所谓，就怕鬼子再发起进攻的时候，用有利的地形位置对旅里的阵地进行压制。 叶启杰权衡了半天，最后还是同意孙兰峰率部出击，打掉鬼子的火炮，相机收复茶坞村。 孙团长与叶旅长研究了敌情，决定将第1营埋伏在苏家口附近高地，孙团长率2、3两营向迂回进犯之敌实行逆袭。 孙兰峰随即在团部进行了部署：“现在宣布以下规定，”孙团长从地图边直起腰来，严肃的目光扫过团里排以上军官们的脸，他们大部分都很年轻。“一，连排长要亲手检查每个战士的随身装具。如水壶、饭包、刺刀、手榴弹袋等。必须绑扎结实，不得互相碰撞发声。二，在行进期间个人嘴里要含着自己的手帕。严禁交头接耳互相说话。三，不准点火吸烟打手电筒。四，所有官兵一律在左臂上缠一块白布或白毛巾，以资识别。五，牢记口令。所有以上规定必须在黄昏前完成，待命出发。” 茶坞村右边是岗峦重叠的蜘蛛山，左面是一望无际的云中山，两山之间是一片河谷。青龙河从北面淌来，黄龙河从西面流至，二水于此地会合南去。河谷中间有一个几十米高的土山，自昔为战略要地。茶坞村就坐落在土山上。 黄龙河南岸，星月无光。今年的天气不寻常，异常寒冷，尤其在夜里，已经是非常冷了，战士们早已穿上了棉衣。部队集结完毕，作了最后一次检查整顿，然后孙兰峰下令渡河。按预定战斗序列，2营在最前面。第一个战士刚把脚伸进水里，立刻像烫着了似地呲牙咧嘴抽回来。冰冷的河水带给他一种刺骨的痛。营长李作栋正好站在孙兰峰身边，他回过头张了张嘴好像刚要说什么，孙团长“啪啪”两个耳光就照直煽在他脸上。清脆的声音在这夜里让每个人心里都一抖擞。李营长二话没说，扭过身来，“扑通”一声第一个跳进河里，战士们赶紧都跟上，没有人再敢犹豫。 凌晨，孙团长率领2个营已逼近茶坞村。按预定计划，2营从北面，3营从东面在拂晓前到达出击位置。 2营长李作栋和他手下6连连长令狐子文伏在一片高粱地头，目送尖刀班匍匐离去。渡河时**的棉裤现在已冻成冰，脚丫子都失去了知觉。令狐悄悄看了看营长，低声抱怨：“这他娘的比大青山还冷。”李营长瞪了他一眼：“不许说话。”大青山的漫天大雪却在他们共同的记忆里又飘落下来。 天已经蒙蒙亮了，远处两个日军哨兵拢着手抱着枪缩头缩脑在踱步，几个左臂缠白毛巾的战士突然跃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令狐连长一挥手，早就冻得不耐烦的士兵们一跃而起，向村口扑去。几乎与此同时，东面突然枪声大作，手榴弹连续爆炸的硝烟腾空而起。“炮！”一个士兵脱口喊叫。大家也都看到了，就在村口边，一排大炮，炮口直指我军阵地。几个日军士兵衣帽不整地从附近一个院子跑出来，一阵排枪过去，鬼子应声而倒。6排长郎茂宣带着十几个人冲进院子，听见呜哩哇啦的喊声就从窗户往里扔手榴弹，还有不少正做梦的，梦境突然中断。大部队向村子深处挺进。孙兰峰叫李作栋过来看看大炮：“奶奶的，真正日本造75毫米山炮。炮弹比咱们仿造的重1斤，射程比咱们的要远四五里。”李营长更为熟悉：“是啊，断隔螺式炮闩，这是大正6式，咱们的炮闩还是横楔式。”孙团长听着村子里激烈的枪声：“炸掉吧，免得回头来不及……可以留几发炮弹作纪念，到底咱整个晋绥军都是第一次缴获。” 天亮不久，敌人的援军到了，茶坞村里又展开了激战。各要道和街口都被机关枪封锁，我军进展缓慢。孙团长下令，避开街道，从院子里依屋凿壁掘洞穿墙前进。北方的村子里院墙和屋子都是紧挨着的，所幸这里多是土墙，挖洞很容易。郎排长从墙洞钻进一个大屋子，眼前的情景让他心里咯噔一下，随后跟进来的战士们也都楞在那里，手心发麻。七、八个披头散发的年轻妇女坐在炕上，脸上都抹着锅底灰，衣衫褴褛如呆如痴，等终于看清楚是中国士兵才号啕大哭起来。郎茂宣把拳头攥的嘎嘣嘎嘣响，低头命令：“9班留下，副班长去向令狐连长报告，说我请求让9班护送妇女们到安全地带。其他人跟我前进。”9班长不干了：“不能让连长派其他人？”郎排长眼睛一瞪：“那你去看连长还有没有兵可派！” 日军有9架飞机赶到，翅膀上的“膏药”看得清清楚楚，大约是发现村子里双方混战在一起，又摇摇翅膀飞走了。下午，2个营在村子中央会师，敌人大部被歼，只剩下一小股龟缩在村西南一个高大的院落里负隅顽抗，死不投降。整个战场的敌我战线犬牙交错，日军想再派援军也很不容易。我军几挺机枪封锁着大门，几个零星想逃跑的，一出来无不应声倒地。正当大家紧张地注视着大门，等待敌人举白旗时，突然院内出来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郎排长马上喊：“中国人！别打枪，别打枪！”同时招手让女孩快过来。眼睛瞪得大大的小姑娘声音颤抖着说，院里的日本鬼子叫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开枪，他们就往西北走。令狐连长让战士们高喊“缴枪不杀，优待战俘”，但是一直不见动静。看看太阳都快落山了，令狐连长派人上房顶投手榴弹。 茶坞村的战斗行将结束，突然又发生敌情，两股敌军各有数百人分别从村子南北两头向我军袭来。孙团长立即组织部队战斗，同时下令火烧守敌垂死挣扎的大院。结果发现是虚惊一场，敌人都是从其他阵地上溃退下来的，巧合地形成夹击之势。北边的敌人开始火力还比较猛，不过一看他们都穿长袍就知道是伪蒙军。这帮人不知道利用地形，也不俯卧，只用跪姿射击，行动也很笨拙，打了十几分钟，敌人支持不住，溃散而去，郎排长却在这场小战斗中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大院的残余日军也全被烧死，整个战斗结束。几个炮兵阵地共炸毁敌山炮、野炮20多门，炮栓都被扔进河里。 返回的时候已经用不着涉水，部队从东面的木桥通过。孙团长仍然遗憾那些大炮带不走：“要是我们多上5门野炮，那是什么光景！” 独石口阵地上，董其武的436团也出尽了风头。董其武在率部开赴独石口之前就知道这将是一次大部队会战，为了在战场上容易识别，他特地报请军部批准，让全团官兵左臂上佩带了臂章。现代的臂章制作豪华，比如说装甲兵工程学院那些参加过长途拉练的学员们每人都有一个，其精美度甚至超过老特拉福德曼联的徽章，臂章的主人在新学员面前显得很牛叉。436团的臂章不过是一块儿三寸见方的白布，上面只印着一个黄色的“董”字。董团长率部进入阵地，战斗中英勇顽强，以伤亡200多人的代价毙伤日军300多人，436遂以“黄董团”英名远扬。军分会在战场后方通往前线的要道口派有执法队，架设着机关枪。凡从前线下来的官兵需持有团以上司令部发的通行证，方可放行；没有通行证的即被视为溃退下来的逃兵，就地正法。有一位连长被敌人的机枪扫断两根手指，顺势把鲜血涂抹在脸上蒙混过了关。不料没走多远就被伤兵揭发，执法队立即追上去，当场枪毙。而带着“董”字臂章的官兵，无论到后方取弹药给养或是伤员到后方裹伤，虽没有团部通行证也盖不阻拦盘问。在北平的后方医院，人们见到这个臂章都会问：“是从独石口战场上那个‘黄董团’作战下来的吗？”态度分外热情。 该团3营的营长安春山勇猛果敢而又沉着冷静的指挥，给董其武留下深刻印象，也引起了傅作义的注意。一旦打退敌人的进攻，他知道鬼子马上要炮轰，立即带领战士撤到下面几十米的掩蔽部擦拭枪，包裹伤口，阵地上只留少数几个人监视敌情。这时候日军的炮弹不是落到山头上就是落到后面的山沟里。等敌人的炮火一停，他们又马上返回阵地，把鬼子放到很近很近的地方才突然开火，加上手榴弹欢送，阵地一直岿然不动。难得的是，看到友军战况危急，安营长还多次主动请示上级，派兵去支援，有效的巩固了阵地。数年后，安营长已经是安军长了。 日军看到独石口战事相持不下，以后又陆续投入机械化步兵联队以期突破。中**队顽强防守，双方在主阵地展开往复拉锯战。日寇久攻不下，兽性大发，以火焰放射器配合大口径迫击炮，抛射凝缩汽油弹，对我猛攻。我阵前阵后顿成火海，士兵被溅上凝缩汽油，除了倒地自行翻滚外，无法加以救护，阵地存储的弹药也引起爆炸，损失极重。无论如何疯狂，日军还是不能前进半步。我们的战士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挡敌人的坦克、大炮。 敌骑兵一部向苏家口奔袭，遭1营伏击，被我重机枪连组成之火网交叉射击，纷纷中弹落马，毙伤极多，残余向后逃窜。叶旅增援部队为夺回被占之阵地，与敌几次肉搏，失而复得三次之多，战场局势逐渐改观，转危为安，将失去之阵地全部收复。我军乘胜形成反包围的态势，三面夹击日军骑兵72联队，直杀到夕阳西下，敌人被击败，在暮色中仓皇遁去。我军仍然斗志不减，阵地固若金汤。 此次独石口之战，是中**队在长城沿线给日军又一次有力的回击，保卫了古都北平，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全国各报均以大字标题登载报道。《大公报》以“以血肉当敌利器，傅部空前大牺牲；肉搏千多次，使敌失所长；沙场战士血，死也重泰山”赞誉抗倭勇士。全国及海外各阶层群众代表纷纷来到北平慰劳，送来“为国干城”、“气壮山河”、“战史流芳”等锦旗。蒋介石也来电慰问，奖洋五万元。阎锡山奖洋五千元。 日新闻媒体对我军勇敢善战，也表惊异。日军工兵专门到第59军阵地来研究我方工事构造。日本《大阪新闻》报道说： “有少数部队顽强抵抗，是役我军因受地雷之损失甚大，所以士兵不敢走不长草及无道路之地。……敌在高地筑有中国式的坚固阵地，该阵地两旁伸出，一对沽源前来之我军，一对由丰宁前来之我军，侧背之早川联队，突受敌千余人之进攻，结果伤亡约三百余人。在高地之敌，利用微小之枪眼孔射击，我军既难达歼灭之目的，又无法攻击前进……3月24日观看中国式之阵地，实有相当之价值，且于坚硬之岩石中，掘成良好之战壕，殊令人惊叹。敌兵陷藏于坚固之穴中，仅露出2寸宽、4寸长之枪眼，做殊死之抵抗。观其在作战中掩埋之遗体，其中尚有十六七岁者，且有类似学生者，青年之狂热可见一斑矣！” 此役毙日军骑兵第4旅团446人，伤600余人。独石口一战，第59军战死官兵367人，负伤484人。傅作义军长和叶启杰旅长对阵亡官兵极感悲痛，在北平购买棺木数百具，特地派员将殉国官兵的遗骸装殓护运回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安葬在大青山下，建立纪念碑。纪念碑上镌刻的第一位烈士的名字就是叶启杰旅420团3营1连连长魏震海。 为纪念英勇牺牲的官兵，在公墓即将竣工之际，傅作义写信给当时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蜚声中外的大学者胡适，邀请他为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撰写碑文。他在信中说：“我以最虔诚的敬意和悲痛的情怀请先生为牺牲在抗日战役的壮士们作一篇纪念碑文”。接着介绍了全军将士在怀柔浴血奋战，英勇杀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并称：先生文章久已钦仰，如蒙惠撰，刻之与石，一定更能激发国民的爱国心。胡适接到来信，既为为国捐躯的将士们的壮烈事迹所震撼，也为爱兵如子的傅将军的赤诚之心所感动，欣然命笔，用白话文写了一篇千余字的碑文，并请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书法颇负盛名的钱玄同书丹。纪念碑文的结尾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三百六十七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第40章：草原春早（二） 3月下旬，由于日军第8师团在长城古北口屡被中央军挫败，日军骑兵第4旅团主力被迫前往支援这一主攻方向，在独石口和察哈尔方向的作战任务就落在伪“蒙古国”和王英部伪军的身上。根据北平军分会的指示，傅作义决定抓住这一战机，展开反击作战，首要收复目标，就是察东重镇沽源。 在独石口59军前沿指挥所，傅作义在了解了最新的战况后，做出了包围沽源敌军的新部署。指挥所里没有一点声息，不算宽敞的掩蔽部里，弥漫了烟草的雾气。一只马蹄表在滴答滴答地响着，显得更加寂静。 傅作义已穿戴齐毕，在屋子中央站着，一件灰布的羊皮大衣，一顶羊皮帽，耷拉着两边的护耳，使他的形象完全像一个久经疆场的老兵，显出既威武严肃又有几分倜傥风流。他的眼睛很大，闪着一种威严的光芒。 “阎副官，你再复述一遍作战命令！”傅作义熄灭了烟，站起身，环视了大家一遍，对军部秘书兼副官阎又文下了命令。 阎又文从桌旁笔挺地站立起来，向大家行一个郑重的军礼，然后用庄重的声调宣布着： “此次战役的目的是：出敌不意，抄袭敌穴。为此，要严守秘密，令董其武、孙兰峰亲率所部，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运兵，密令汽车队开赴前线待命。” “好，其武，”傅作义打断了阎又文的话，转向董其武总指挥：“任务传达清楚了么？” “报告长官，明白。” “好，再念。” “令第436团董其武部、第421团孙兰峰部、赵承绶部骑兵第1旅孙长胜部，炮兵第25团的杨茂林营，由独石口星夜乘汽车秘密开往沽源西之丹岱沟一带集结，并限于3月22日夜间12时前到达。” “好，停住，兰峰，明白你的任务了吗？” “报告长官，明白。” “好，此次作战，非同寻常！”傅作义环视大家一遭说：“这是粉碎日寇实现开拓‘蒙疆’计划的第一仗。我傅某人，身为军人，保卫国土，是我的天职，我愿肝脑涂地，与阵地共存亡。弟兄们，你们跟随我多年，亦必了解我傅某的思想和品格，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与我采取同一步调，同一作法，必要时，绝不退缩，为国捐躯，是不是这样？” 在座将领和军官很激动，高声地答着：“是！为国捐躯，是军人的天职！” “各位兄弟，今天大战终于临头。我向列位申明大义，察哈尔为华北、西北数省的门户，保卫察哈尔，就是保卫华北，关系非常重大。大家的精神很好，但只凭血气之勇，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讲求策略和很好地运用战术，才能克敌制胜。要出奇兵，必须行动迅速，严守秘密。战士们要配备开道用的工具，扫除路上的积雪，要携带防空用的白布，利用雪地伪装，使敌机不能发现我军。”最后他提高了嗓音，用锐利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遭说：“我请求大家回去，要激励全体官兵，全力以赴，这一仗，只能打胜，不能打败！这一次，我们要让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的日本鬼子，试一试中国士兵的刺刀，尝一尝中国士兵的子弹！” 紧急的前线会议散了，旅长、团长们都登上汽车去传达命令，布置作战部署。傅作义戴好了军帽，对阎又文说： “走，我们去沽源。” 为了躲避敌机轰炸，缩小目标，他们没坐汽车，改乘军马前进。五乘坐骑沿着小道，向北方奔去。日落的时候，他们接近了沽源。像火球般通红的太阳，已沉落到光秃的黑色树桠间，他们正好来到沽源外的一处高高的土丘上，如血的夕阳，刺破了上空浮游的硝烟迷雾，正好让人看清下面这场白刃战的交锋。野炮、机枪，使脚下的土地颤抖，刀光、剑影使他们的眼前晕眩。阎又文屏息静气地拿起他胸前挂着的望远镜，朝山脚下仔细的观察。他看见一个被日军用军刀削掉帽子的中国守军，光着头，挥舞着刺刀，刺向那个军官。他惊讶了，高声地喊起来： “啊！太好啦！将军，您快看吧，那是骑兵营的魏志中营长，活劈了一个鬼子！” 傅作义也把胸前挎着的望远镜，放到眼睛上，看了一会儿，他便用一只大手从空中直劈下来，用欢快的语调说： “好哇！果然是他！在战斗中，最需要的就是大无畏的精神！阎副官，你记下我的命令：对作战英勇的魏志中，传令嘉奖，并晋升为团长！” 阎又文放下望远镜，从衣袋里掏出记事本，一字一句地做了记录。然后又用望远镜朝阵地上看，忽然，他喊了起来： “将平，您快看啊，那是怎么回事？！” 傅作义始终没有离开望远镜，他看见督战的日本军官正挥舞着短枪，驱赶着一窝蜂似的伪军，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也耍着闪亮的战刀，用粗野的日本话，嘶哑地嚎叫着，指挥着日军冲锋。 他放下望远镜，快捷地说： “这是敌人要突围逃跑，我们快冲到指挥部去。” 五乘坐骑，沿着山路，冲下土丘，风驰电掣般飞去。 22日夜，寒风凛冽，浓厚的积云，天空低沉。像米糁子似的霰雪，从空中沙沙地降落。沽源前线指挥部，设在一处主人逃亡的庄园里，临时架设了电线。傅将军骑马赶往沽源时，把紧靠小腹的两腿腋子全磨破了，又加上他总是吸着烟在屋里整夜的踱步（这是他作战前的习惯），所以，他疲乏地倚在床板的被摞上和衣睡着了。勤务兵给他盖上一床军毡。他是在等着前方的电话。 阎又文照旧是趴在电话机旁的桌子上像磕头虫儿似的打着瞌睡。夜里10点钟时，他已经接过一个电话。铃声一响，他立刻就拿起话筒，小声地说话，做着记录，生怕吵醒了将军。电话是2个团部报告：已于作战命令的时限夜间12时前准时到位，进入阵地。 又过了1个小时，傅将军醒转来，揉揉发红的眼，就下板床，冷得他在地上跺着脚。他走到炭盆那儿，用一根铁棍，在灰烬中拨拉出红火，又添上了几根木炭。阎又文被这响动惊醒了，有点不好意思。他刚要掏出记录本报告，傅作义摆一摆大手，制止着说： “我知道了，你刚才接的电话，我都听见了。” 阎又文惊讶地张大了眼睛，怎么，明明他听见将军的打鼾声，却都听见了？要不是久经战阵的人，是绝不会有这样特殊本领的。 “现在是23日凌晨1点半钟了，”傅作义看一看他腕上的一个大手表：“你给十二苏木（村名，该村在沽源以南）的董其武下达命令，命令他2时下达攻击作战命令！” 阎又文摇响了电话机，下达了将军的命令。 2时整，夜袭敌军指挥部的战斗打响了。2个步兵团，各配属1个炮兵连，由总指挥董其武亲自率领，分别向沽源东北的打拉村、土城子、七股地、二台子一带，向日伪军包围袭击；骑兵旅迂回于打拉村、土城子以东地区，专门截击溃退和增援的敌人，并担任着追击的任务。其余的部队留做预备队，随着指挥部前进。 土城子村，异常寂静。前一天从沽源大败而归的田中隆吉，和伪军将领王英正在用木头柈子烧得暖烘烘的热炕上酣睡。中国士兵摸进村中时，先是村里村处的野狗、家狗一阵狂吠，然后突然发起攻击，枪炮齐鸣。 田中隆吉骤然被枪炮震醒，赶紧穿衣登靴，披上大衣，抓起手枪，就把王英薅下土炕。 “八格！敌人攻上来啦！” 哨音乱响，队伍开始在土围子的大院里集合，日伪军从热被窝出来，冻得打着牙巴骨，迷迷怔怔地仓促应战。围着敌军指挥部所在地土城子的四周村庄，这时候也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战斗从2时打到拂晓，敌人不支，狼狈地向西北方向溃退。就在这时，有7辆大卡车，从土城子冲出，拼命地仓皇北遁。汽车沿着草原里冻得十分坚硬的土道，像飞一样的逃窜，以致把担任着堵截任务的骑兵旅，甩了好远。这7辆汽车中的第3辆车上的驾驶室里，正坐着化装成士兵的田中隆吉和匪首王英，他们用手枪逼着司机战士： “哈牙苦，哈牙苦（哈牙苦：日语“快”的发音）……我毙了你！” 东方天际已显现出鱼肚白，雪糁子早已在酣战的时候停止了，晨曦在天边闪着光辉。阎又文陪着傅作义将军又熬了一个通宵。天将破晓时，他跟随将军之后，飞骑来到土城子，他看了看，整7点钟。这时，敌人正像崩群的野马，全线溃退。董其武团的步骑兵正在撒欢似的呈散步线在后面追击。阎又文在后面跟着傅将军的坐骑走进村里。迎面正好碰见乌拉特西公旗的石拉布多尔吉（石王），他是在战役一开始的午夜，就亲自率领蒙古民众前来助战的，他还分配了不少的蒙古战士和牧民，做了部队领路的向导。石王长得剽悍，皮帽上面戴了一顶蒙古的刻花铁帽子，穿一件蒙式的大斗蓬。他一见到傅将军，即刻敏捷地跳下马来，把缰绳扔给他身后的勤务兵，紧跑两步，伸出两只大手，阎又文赶紧扶着傅作义的手肘，也下了坐骑，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虽然是老相识，但在战场上，这是第一次胜利重逢。 “石王！你御驾亲征，太辛苦啦！”傅作义像对老朋友似的半开玩笑地问候着。 “真可惜，今天德穆楚克栋鲁普没来，不然的话，我真想宰了这个给我们丢脸的蒙奸！” 两位司令肩并肩地朝我军已占领的敌军指挥部走去。阎又文把两匹马的缰绳交给马伕，自己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太阳已经出来，红色的晨雾，正在小山包上活泼地跳跃。团长和营长们，身上沾满硝烟和尘土，脸上挂着汗水冲成的泥沟，露着疲倦而又兴奋的笑容，站在指挥部前，正在迎接这两位汉族和蒙古族的将军。 沽源反击战打得大快人心，部队士气高涨，百姓拍手称快，傅将军大得面子。匪伪军垂头丧气，田中本人气怒叫嚣，德王暗暗庆幸，战斗虽然失败，自己损失较小，王英替他卖了命。但是，打不下察哈尔，德王觉得“大元帝国”梦想无期，下步怎么办心里没底，他把夺取察哈尔的希望寄托在日军的西进，他知道伪蒙古军不是傅作义的对手。田中隆吉立功心切，损失了王英的整师。 此次战斗结束前，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24日发表察东战况称：“傅作义将军所部向敌反攻，匪势不支，向宝昌溃退。我军趁势追击，并捣毁王匪伪司令部，获得枪支弹药甚众。此战我方伤亡仅十余人，匪众因触雷而死伤极重。此次匪伪军进攻时，由王英匪部在前，李守信匪部在后监视。” 沽源城内，59军前敌指挥部。傅作义将军穿着黑色的斗蓬，走下车来。由于长时间的熬夜，他那白白的长脸显得有些浮肿。他迈着大步，在一阵“立正”声中，走进大会议室。他首先发言，宣布了他昨晚已想好的“先发制人”长途奔袭多伦的作战计划，征求大家的意见。 被沽源战役大捷的胜利情绪鼓舞着的军官们，毫无异议地一致同意了将军的这一决定。不过，大家又补充了许多好的周密的建议。他们争先恐后地纷纷说：“要完成这个长途奔袭的计划，出奇制胜，就要想方设法在三百多华里的进军中，严格保守秘密，不能让敌人发觉。” “还要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寒冷天气里，不值士兵冻伤。” “是呀，也要克服一尺多深的积雪呀！行军当然是很困难的。” “不过，只要一提打日本鬼子，所有的官兵都来了精神儿，这就能打胜仗。” 傅作义一直闭着眼睛，细心地听着大家的建议。最后，他睁开大眼，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了与会的人们一遭，作出了口头命令，阎又文随着口授，作了如下记录： “（一）令孙兰峰为前敌总指挥，指挥2个步兵团，孙长胜骑兵旅1个魏志中骑兵团，附山炮兵1营，索罗通（当时译作：苏鲁通）小炮1队，汽车和装甲车各1队，以快速果敢之行动，收复多伦；（二）各部队限于3月24日下午6时前秘密集结于多伦东南五十华里附近的二分子、公胡同一带，尔后听从前敌总指挥孙兰峰之命令行动；（三）各部队情况及时报告。” 阎又文来到魏志中的团队，于3月24日6时以前，按作战命令规定，随着部队已准时到达指定地点集结。一路上，天寒地冻，积雪没胫。遇到深雪及膝，还要用铁铣铲雪开道。特别是骡马挽驾的炮车，和驼载大队，行进在崎岖结冰的山路更是困难艰险。但是虽然行军这样艰苦，却没有一个战士掉队。在集结地点，前敌总指挥又召集了连长以上的军官会议，说明了敌方兵力配备、工事构筑情况后，对部队下达了行动部署。在几项规定中，要求各部队都须在当天夜12时，到达攻击准确位置，向敌开始攻击。 黄昏以后，借着夜幕的掩护，阎又文随着部队行进。夜来降温，寒风凌厉，温度达到摄氏零下20度左右，积雪更深，像沙砾般的没膝大雪，刚拔出一只脚，雪窝又被雪糁子埋住，每走一步都十分费劲，所以行进特别吃力。阎又文很久没有徒步行军，体力不如一般战士，浑身被汗水浸透，但寒风又使他冻得发抖。他看到从二分子、公胡同一带，通往多伦的条条大路上，全体官兵个个都那么斗志昂扬，情绪高涨，他心里非常高兴。他觉得这正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之前他曾躲在副官室时，熟读党的文件，他感到党指出的“抗日的积极力量，深藏在广大的民众中”，是十分正确的。 3月23日，沽源前线配合傅作义部炮兵25团所辖山炮营行动的汽车8连驻地来了一位年轻的军官。清秀的面容，白皙的肤色，一看就不是北方人。飘逸的风度，儒雅的谈吐又实在不像是当兵的。只有目光的刚毅，举止的冷静和浑身散发的英气才让人想到这可是一位不平常的军人。战士们看到他都欢呼起来，二排长张志明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嘴里只会一个劲儿地念叨“哎呀，哎呀”。如果不是在这简陋的掩蔽部里，前线大战在即，怎么着也得叫人添一壶酒来。 山炮营的营长杨茂林看见这位年轻的汽车连长，也是喜不自禁，说他们的山炮是新式武器，装上汽车就更神出鬼没，所向无敌。 这位英武的军官叫曹艺，国民政府陆军交通兵团汽车第2团3营8连的连长。该连根据南京军委会的命令，本负责向古北口前线的中央军17军运送物资。但北平军分会已调配税警总团的汽车部队为17军补给，遂将汽车8连配属给傅作义的部队。 前方需要的是汽车，连长本人并无上前线的任务，不过，他带兵的原则一向是身先士卒，在后方实在待不住。而且他的2个排派到察哈尔前线3天了，几十辆从来只会在公路上奔跑的汽车，能不能拉着平射炮在步兵线上越野展开？士兵们会不会机动灵活地利用地形配合炮兵营完成战斗任务？特别是习惯了后方运输的环境能不能经得起战场气氛的考验？这些都让他放心不下。沽源大捷的消息也让他非常振奋，8连的一些驾驶兵还配合实地侦察出过力，他要亲眼看看中央军、地方军、杂牌军在长城前线统一作战的战果。于是，在这初春之夜，曹艺亲自开车带着传令兵朱鸿梁，副班长江汉源，拉了几车干粮、熟食，去慰问2个排的官兵。找到自己人已经是夜半时分。 这个汽车连能参加察哈尔作战给人一种时空恍惚的感觉，随便换个人作连长恐怕都会划出另外一道阴差阳错的历史轨迹。 虽然是深夜到达前线，曹艺还是立即检查了车辆的隐蔽和伪装，询问了分散在各处战士们的情况，然后就兴致勃勃地听他们讲战场新闻。张排长已经恢复了平静，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那么多的内幕消息如数家珍地告诉连长，诸如日本鬼子和伪军如何仓惶逃命，连里的官兵对傅作义如何倾倒，绘声绘色。特别是把傅作义部如何神出鬼没，更是说的活灵活现。曹艺静静地听着，汽车兵们经过战火的洗礼仿佛一下子就成熟了许多。 上个世纪30年代的汽车大约像今天的3G手机一样稀罕。曹艺能学会开车并且能加入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又是许多巧合共同作用的结果。 曹艺本来的名字叫曹聚义，1909年出生在浙江省浦江县蒋畈村，属今天的兰溪市墩头镇。他的大哥是曾和周作人、周树人（鲁迅）兄弟颇多交往的著名学者兼作家曹聚仁（曹聚仁是当今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曹景行的父亲）。曹聚义在杭州省立一中求学期间，热心救国救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社会活动，1926年入团，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同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炮科，在校期间担任了黄埔军校**地下党总支部书记，受瞿秋白直接领导。颇有点戏谑意味的是，他和戴笠同期。1929年5月，曹聚义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正在等待分配期间，军校内的地下党组织却由于叛徒出卖遭到破坏。因父亲病故而请假回家奔丧的总支书记幸运地躲过一劫，不过看起来却像是提前得知风声，畏罪潜逃。接到“校长”的明令通缉，浙江省保安队会同浦江警察局跟踪至曹家追捕、抄家。母亲刘香梅急忙将他藏于正在作茧的蚕房顶楼，然后下来不动声色地跟长官们打太极。当天下午忽然下起了雨，曹聚义悄悄从顶楼滑下，披挂上蓑衣斗笠，挑起粪桶，慢慢悠悠从保安队眼皮下走脱。连夜翻过金华北山以后，曹聚义从此尽量避开城市，沿着富春江漫无目的的流浪。 曹聚义从浙江流浪到苏北，出山海关到锦州、沈阳，居然闯出国境，跟船到朝鲜釜山，给日本的煤船装卸。1930年初，他们又随日本的煤船渡海到了日本长崎。天寒地冻，身无分文，也没有护照，这位待分配的黄埔毕业生又陷入绝境。也许是中国文化的潜移默化，日本人也会动恻隐之心。一位路过的老妇人主动与他笔谈并要他去见东亚同文会的会长。那位会长不仅帮他找到一条去中国上海的船，还保荐他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去读书。曹聚义钻在轮船货仓潜归上海，原名是肯定不能用了，遂改名曹艺。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而办的学校，地点在杨树浦日租界外虹桥路100…101号地段。同文书院的学生由日本派来，每年100名左右，目的是培养地道的“中国通”。1919年开始，书院开始成立中华学生部，每年招收50名中国学生，而该部则逐渐成为中国激进学生的政治避难所。1930年秋，曹艺开始就读时，同文书院已成为一所比较完整的商业专科学校。经过一年多奔波流亡之苦，备尝人间艰辛之后，又有了读书的机会，他自然格外珍惜。曹艺读书用功，做事勤快，仍然关心时政，经常参加上海学生运动，很快被推选为学生会的宣传部长。为避免暴露身份，他以“李儵”为笔名将学生运动的情况写稿向《申报》、《立报》、《民国日报》投稿。一次在向《民国日报》送稿时看到该报《觉悟》上有署名曹聚仁的文章，他向报社打听到哥哥在上海的地址，许多年天各一方的兄弟俩终于见面，喜出望外，曹艺从此常住曹聚仁家。 曹聚仁此时已是暨南大学教授，还被复旦大学、大夏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也是上海文坛的知名作家。1931年在上海群众书局方东亮的建议下，曹聚仁办起了《涛声》杂志。曹艺和嫂嫂王春翠一起帮助哥哥编校发行，同时他也是主要撰稿人之一。《涛声》共出83期，其中“李儵”写稿80篇。《涛声》一问世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许多名家都纷纷投稿，鲁迅也投了几篇。鲁迅还说，“《涛声》上常有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文章。”先生大概没想到，披着“李儵”马甲赤膊“拍砖”的勇士居然会是名教授曹聚仁的弟弟。读书之余，曹艺开始涉?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64 部分阅读 啵芤湛忌孀阄奶常氤峦馈⑻招兄⒆掼悍堋⑿祉埂⒊伦诱埂⒔煳怠⒘钟锾玫榷嘤薪哟ィ肼逞敢灿泄复吻虢毯统ぬ浮３宋短紊纷逋猓芤胀被乖凇睹⒅帧贰ⅰ堵塾铩芬约啊渡瓯ǎ杂商浮贰ⅰ读⒈ǎ盅浴返缺ǹ戏⒈砦恼隆Ｄ鞘焙蚰昵喽嗖牟芤找丫家蛭拇恕Ｈ绻皇恰熬乓话恕笔卤涞姆⑸芤湛赡芑岫镣晖氖樵旱纳炭撇⒃谖奶成霞绦畔氯ィ敲此透绺绮芫廴屎芸赡芟裰苁闲值芤谎蝗嗣怯拔奶扯堋薄?br /> 1931年9月19日，事变的第二天，曹艺听完第二节课，照例赶到阅览室浏览一下当天的报纸。日本学生争着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兴奋、骚动、大异寻常。曹艺急忙抢到一张上海版的《每日新闻》，“昨夜皇军炮轰北大营，占领沈阳城”等大标题，赫然在目。 阅览室内只有他一个中国学生，纵然是满肚子疑问与愤怒，却没法儿发泄。曹艺只得急忙跑到中华部，对班上同学大喊大叫。当晚，中华部的同学聚集在大教室开会，各级各科同学齐聚一堂，甚至从不关心政治“死读书”的同学也加入进来。日本对我国东三省的侵略，太突兀，太露骨；中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太软弱、太无能，激起每一个中国人的义愤。同文书院中华部的同学们一商议，很快就举行了罢课，这在上海大专院校中是第一个。9月20日，曹艺作为学生会派出的代表，走访上海各大学学生会，进行宣传发动，串联工作，组织学生反日会。26日，上海市民大会在南市举行，同文书院的代表在会上发表了激昂的演说。 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使学生运动加倍高涨起来，纷纷向政府请愿，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斗争浪潮。28日上海各大学5000余学生，分乘3次专车，陆续离沪赴南京请愿，后面还有更多的学生整装待发。毕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就在曹艺积极投入学生运动的同时，他已暗下决心，投笔从戎，到抗日的最前线去，和日本侵略军拼个你死我活。 他找到保定军校毕业的同乡王图南。王将曹艺介绍给当时我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交通兵团2团的团长斯立。王图南对斯立说：“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守身如玉，无不良嗜好，胆识过人，能说会写还相当能吃苦，是块好料子。”不过，他又拉着斯立到旁边悄悄说：“就是他思想有些过激。”斯立一笑了之，他是个重才不问政治的人：“我不管他的思想过激还是过缓，只要他有真才实学就让他来，我需要一个随身参谋，不怕他造我的反。”斯立当即录用他为陆军交通兵团装甲汽车队上尉队副，后来又保送他去陆军交辎兵汽车训练班第1期当学员。曹艺在那里全面学习了机械化，摩托化的军事调度，运用与指挥的理论知识，掌握了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使他有资格立足于机械化部队。当汽车8连被调到长城抗战前线后，曹艺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转折。 沽源战斗失败后，伪军后撤准备休整。忽又报傅作义部正在沽源集结，可能要进攻多伦。 德王接到伪蒙古军第2军第7师的师长穆克登宝的紧急报告后，非常着急。他估计穆克登宝敌不过傅作义，觉得王英的伪军在沽源所以吃了败仗，原因就是新招罗的杂牌军训练无素，没有实战能力。穆克登宝所率领的第7师，同样是新近编成且训练很差，恐怕一交火，就会遭到和王英伪军同样下场，所以主张放弃多伦。但是当时伪蒙军第2军的日本顾问烟草谷下令叫死守多伦。德王接到报告后，认为烟草谷的命令不妥：“这怎么能死守住呢？死守要守死！”他的想法是，乘傅作义不备之际，进行奇袭截击。德王想乘飞机前往多伦布置，正要走，田中隆吉把他叫住了。 田中隆吉因沽源战斗失利，计划暂时放弃进攻察南的计划，转而向察北进攻。他们认为察北地域辽阔，多是蒙古草原，傅作义在北线的军事防御工事薄弱。早在数天前，日本关东军就指使其驻伪“蒙古国”的特务机关，购得万余袋白面、500多桶汽油和大批军械弹药，运到多伦积存，就是准备从北线进攻察哈尔用的。他说，傅作义要先动手打多伦，我们怎么能随便放弃呢？烟草谷坚持死守是对的。我们从王英部和你德王、李守信部再派一部分增援部队，在保住多伦的前提下再作进攻察北的打算。德王也考虑到从北线进攻有利，暂时同意了坚守多伦。 敌伪军的阴谋早已被识破，据南京《中央日报》报道：“数日来某方阴谋所企图组织之所谓‘大元帝国’，其预拟疆域即由热河西达新疆边境，包括蒙古全部在内。闻共费用预算四万万余元之巨。截至现在为止，已耗去五千余万。其对多伦之经营，本拟作为察北唯一之军事交通之战略要地。故连日来，不断由热河购办大批煤炭、白面，用汽车拉到多伦。” 这就是德王调穆克登宝出来，烟草谷不让的主要原因。为守住多伦，烟草谷于3月23日用100多辆汽车，送来2000多伪军，还打算24日再用200辆汽车运伪军5000人增援，企图从北线发起一次新的进攻。不料24日深夜，傅作义的59军就对多伦展开奇袭！ 25日零时，枪炮齐鸣，傅作义部开始了总攻。 多伦和它四周的大山，静静地肃立在暗夜的寒风中，没有一点声息。几道坚固的工事，在山道中静寂地横躺着，整齐的散兵壕，和掩体堡垒，没有一个日伪军防守。我军沿着山坡秘密地向山上爬行着，前哨部队很快将敌人的警戒哨兵捕获，直到枪声大震时，熟睡的敌人才从梦中惊醒。 在暖帐里酣睡的胜岛角芳，正做着一个美梦。 日本特务胜岛角芳，化装成一个喇嘛，实则是德穆楚克栋鲁普的高参和指挥者。这个穿着喇嘛黄袍袈裟的特务，精通蒙语，冒充蒙人，云游内蒙各地，专作地图测绘的情报工作。他在内蒙潜伏20余年，始终未被发现。历史上1937年春季他返回日本东京，曾在东京市日比谷公园大会堂中，作过一次化装蒙古喇嘛在内蒙活动20余年的情况报告，中国人才得知此人身份。 此时的胜岛角芳，梦见他为了潜伏内蒙20多年的辛劳，正受裕仁天皇的召见。天皇赏赐给他一盘玻璃器皿，在诚惶诚恐的慌乱中他没有接住，器皿哗啦一声摔到地上。他惊醒之后，才听到城外传来震耳的枪炮声。他顾不得穿那件喇嘛的黄袈裟，只穿着一件棉和服，就跳下床来，拔出战刀，哇呀呀地喊叫着，亲自督战。 夜晚吸足了鸦片的王英，和好色地正搂着一个日本军妓睡觉的田中隆吉，也都从军部他们的住处惊醒过来。 德穆楚克栋鲁普那天正好回他的老家土默特旗，见他的老世交、被称为“草原之狼”巴布扎布之子甘珠尔扎布，就没赶上在军部宿营。 伪军营里一片混乱。王英的伪军和李守信的“东亚同盟军”及德穆楚克栋鲁普的蒙军骑兵，都被日本的“指导官”用手枪威逼着，慌乱地进入阵地，仓促进行抵抗。 曹艺随着部队向纵深推进。就在这时，胜岛角芳挥舞着日本战刀，集中全部火力，拼死阻止我军突击。他冒突着血红的大眼珠子，指挥着敌人的阵地增加了10余挺轻重机枪，以炽盛的火力，阻止我军前进。敌人占据着制高点，又有坚固的工事，我军是仰攻，几次冲锋都难以突破敌人密集的炮火，推进很慢。 子弹就在曹艺的头顶上呼啸，火光在四处闪烁，像雨点一般稠密的弹火，使冲锋的战士，抬不起头来。幸好他们最初已爬过敌人的两条复曲线式的战壕，这时，也只好跳进去，权当他们的掩体。战斗形成了胶着状态。曹艺行军路上的愉快心情，被身边战友的牺牲和进攻的受阻，变得有些沮丧了。但是他看见战士们，握紧拳头顶着呼啸的子弹，抢着往前冲，曹艺又感到有了前进的希望。 前敌指挥部里，总指挥孙兰峰在看手表，战斗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离天明只有2个小时了。他皱着眉，脸上流着汗，心里焦急地想着，如果在拂晓前不能结束战斗，天明后，敌人的援军就会赶到，再加上敌机轰炸、低空扫射，收复多伦的任务，就要告吹。孙兰峰想到这里，虽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大员，也越加感到情况危急，心情更加紧张。于是，他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全力以赴，坚决在拂晓以前，全歼敌军，收复多伦。 他望着桌上摆着的敌我态势图，重新配置了捷克式山炮和索罗通小炮的强火力炮兵阵地，调动军队分成左右梯队，进行攻击主要目标，抽派一队至东北的大道上，伏击敌人，断绝归路，然后通过西部地区的佯攻，转移敌人的视线。使主力部队得以进行攻击。魏志中的骑兵团，协同右梯队，占领北山，控制敌人的飞机场，并担任追击败退之敌。 激战开始了。山炮很快推进到多伦南山大道以东高地附近占领了阵地，集中猛烈炮火，向胜岛角芳和穆克登宝控制的阵地，实行摧毁性的轰击，向敌发起拂晓前的总攻。12门山炮同时射击，8门索罗通小炮，用破甲弹向敌人的轻重机枪掩体进行直接瞄准射击，掩护着“装甲车”和步兵沿山路向上做攻击性攀登。在很短的时间里，敌人的阵地就被我军猛烈的炮火摧毁。 曹艺带着一个梯队，冒着雨点般射来的子弹，驾驶着一辆“装甲车”，由东南山的公路向敌飞速冲击。 历史上抗战时期，由于兵员素质和战术思想的局限，国民党军主要采取的作战方式是阵地战，敢于和机动、火力都占优势的日军进行运动战的可谓凤毛麟角。然而，在北方战场上，有一位**的将军30年代初期就开始玩“闪电战”的把戏，比希特勒还早。此人，就是人称“七路半”部队的指挥官傅作义将军。 傅作义在国民党军中称为“守城名将”，这是因为他一守天镇、二守涿州、三守遵化出了名。无论西北军、东北军还是日军都拿不下他的阵地来。实际上傅作义在抗战中更擅长的作战是运动战。甚至，还一度打出过类似“闪电战”的战例来。 要说当时的国民党军能打出“闪电战”来，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闪电战包括三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大纵深的穿插、装甲部队的突袭，以及空地一体作战。正是依靠这三条，纳粹德国把波兰、法国打得落花流水，连苏联都险些着了道。30年代前期，国民党军肯定没有足够飞机和地面部队配合。其他两样，大纵深穿插的胆量有没有不说，装甲部队上哪儿弄去？ 偏偏傅作义这两样都有，傅作义虽然属于晋军系统，穷，但并不妨碍他组建一支自己的摩托化装甲部队。1932年，傅作义认识到日军装甲部队的威力，随即决心建立自己的类似部队。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亲信将领，当时的警卫营营长王雷震。王不愧信任，他按照自己的思路把部队中的汽车集中起来，组成汽车队，而且将其中一部分加了装甲，变成了“装甲车”！这种“装甲车”，就是在普通卡车上面加一个金属罩，上面安装机枪。虽然这看上去很威风，战斗中只能挡枪弹弹片，对炮弹就没有多少抵抗力了。别看这一手不起眼，其中的含义却很深远，那就是集中使用机动车辆，建立快速突袭部队。这正是“闪电战”的精髓。 这支虽然原始，但堪称中国摩托化装甲部队鼻祖的精兵，成了傅作义的一张王牌。这次察哈尔反击战，傅作义之所以能够“突然”在一马平川的地方发起反击，就是汽车队发挥了出色的机动性。而攻打沽源、多伦，更是以汽车队为先锋，迅速长途奔袭，才能够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中奇袭两地。特别是在收复多伦的战斗中，更以“装甲车”强攻日军顾问据守处，将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全歼。 这种集中快速装甲部队，远程奔袭的作风，的确有了些“闪电战”的雏形。 曹艺的汽车8连，大部也安装了“装甲”，所以在冲锋时能无惧伪军的枪弹。就在快接近敌人前沿阵地的时候，走在最前面的第一辆“装甲车”被敌人射来的枪弹击中，正好把开装甲车的兵士打死在驾驶室里，这辆装甲车堵住了前进的道路，影响了步兵的冲击。整个主阵地哑然地静寂下来。敌人射来的霰弹，和哒哒哒的轻重机枪声，又欢快地鸣响起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曹艺急红了眼，喉咙干渴得像要冒烟，他觉着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一分一秒也不该犹豫，敌人的密集枪弹会击中“装甲车”，如果那车卡在通向多伦的要口，全军都要遭殃，整个进攻就要毁于一旦。于是，他顾不得多想，便一个箭步，窜到“装甲车”前，冒着飞弹的射击，爬进第一辆“装甲车”里，用力把驾驶兵挪开，他握住方向盘，开足马力向敌人猛烈冲去。就在这一刻，道路打通了，16辆满载步兵的汽车，便紧跟着从最大的那个口子陆续冲了进去。 炮弹一个接一个的落在多伦的周围。冲上去的步兵，纷纷跳下车，呈密集的散兵线，举着上了刺刀的长枪，向多伦冲去。 敌人在强大炮火和步兵的冲击下，终于支持不住了，纷乱地向城内败退。我步兵也紧紧跟上，冲入城内。左右梯队迂回过去，火速就将城内敌人包围起来。 胜岛角芳和穆克登宝，两人手里都挥着大刀和德国驳壳枪，逼着伪军，在城内继续顽抗。枪弹像霰雾一样射来。 曹艺的“装甲车”开得迅猛，车头被撞到城墙上，震得他昏了过去，连他左胳臂上中了一弹，他都没有感觉。后来，疼痛使他渐渐苏醒，于是他听见了战士宏大的喊杀声。他用牙咬住，扯开一条灰布裹腿，包扎了臂挽，拿起他的枪，走出车门。 恰巧这时孙兰峰团长选拔的奋勇队杨天柱连突破了城前的缺口，曹艺随着这支队伍冲进了城内，在城内展开了肉搏战、白刃战。 魏志中的骑兵团，这时已攻占了北山，控制了敌人的飞机场，将敌军的后路切断。 在城内的酣战中，曹艺看见有许多蒙族战士，他们的子弹打完了，就拔出了腰间的切肉尖刀和匕首进行拼杀，他望着他们，边战边喊着：“蒙古族同胞，我们是弟兄，不要为日本鬼子卖命！” 曹艺呼喊的口号，居然意外地奏效了。这时，有一个年轻的蒙族军官，率领1个排30多人，举起枪，在战场上起义了。他们立刻和奋勇队站到一起，调转枪口向日本的指挥官射击。 日本特务胜岛角芳和负责守城之责的伪蒙军师长穆克登宝，见我军已攻入城内，援军又一时增援不来，知道大势已去，而且已有蒙军在战地哗变，他们深恐如果再这样顽抗下去，势必要作俘虏。于是胜岛角芳立刻穿好棉衣棉裤，披上大氅，对日本的指挥官传下命令，让他们拼出全力，指挥机枪射击掩护，胜岛角芳和穆克登宝两人跟着机枪排，急乘汽车3辆，像被老鹰追逐的野兔一般，疯狂地冲出城，朝着东北方向夺路逃窜。 城内的4000多残余伪军，失去了日军的指挥，守着上千具尸体，600多名痛苦呻吟的伤兵，立刻就变成一群乌合之众，很快就全线崩溃了，而且他们纷纷跪到地上，磕头如捣蒜般地哀求投降。 前敌总指挥孙兰峰站在山脚下，用望远镜看到了整个战场的进程。这时传令兵向他报告，敌人有3辆汽车向东北方向豕奔而逃，他当即判断那必定是胜岛角芳和穆克登宝逃走了，于是他下令421团第3营第7连乘汽车5辆，带小炮2门，向逃敌跟踪追击。 那时天光已经大亮，不过还有晨雾围着山腰浮飘。7连得到追击命令后，立即驾车飞速沿山路奔跑。可是因为临时没有找到向导，道路地形不熟，车又开得太猛过快，最前面的一辆汽车忽然陷入山涧的沟渠里，摔伤了车里的十几名士兵，后面的4辆车便被阻隔了，时间耽搁了，敌人已逃得无影无踪，他们摇摇头，只好放弃了追踪。 多伦城里，枪声沉寂了。孙兰峰团长步入城内，一面令部队清扫战场，收拾清点缴获的物资武器；一面向傅作义电话报捷。 溃退下来的伪军，奔逃了一百多里，涉过希拉穆伦河，集结在补力太庙休整。田中隆吉因沽源和多伦两次战斗的失败，受到日本关东军的批评。田中隆吉躲在他的特务机关的大院里，闭门谢客，只和军妓寻欢作乐，终日鬼混，田中喝得酩酊大醉，时常撒撒酒疯。至于乘车逃亡的胜岛角芳和穆克登宝，以及后来从土默特旗赶来的德穆楚克栋鲁普，一直向东北逃窜。好容易逃回了希拉穆伦。 田中隆吉为了挽回颓势，又令王英残部，加上希拉穆伦和补力太两地的伪军，于3月26日向多伦发起反攻。王英部队的副司令雷中田立功心切，“自告奋勇”，情愿率队前往，待机而动。在反攻多伦之前，雷中田给德王去信，自称“卑职”，以明心迹。 3月26日夜晚，胜岛角芳和王英便指挥其部队副司令雷中田，率领日伪军5000余人，分乘汽车100余辆，趁着暗夜，向多伦急进。 敌人的百余辆汽车，熄灭前照灯，沿着草原的土路，一字长蛇地开进，伪军们被告之不准弄出声响，否则军法处置。一路上士兵们抱着大枪睡觉。急驰的汽车把这些部队送到距多伦不远的山麓下，便空车返回出发地。 那天夜里，极度寒冷。时近午夜，朔风劲吹，午夜之后，乌云密集，空中大雪纷飞，顷刻山川尽着银装。 多伦城内前线指挥部，孙兰峰一直把阎又文留在身边当做参谋人员使用。屋里的炭火盆，发着噼噼剥剥的响声，正和着屋外大雪的折枝声。孙团长已接到防地守军的报告，说敌人的汽车已空车返回，敌人正在山脚四周集结待命，准备迂回进攻。 孙团长接到报告后，立即将部队依地形和工事配备完毕。阎又文跟着孙团长还曾亲到各部队的阵地视察了一遭，并命令团队，务要远派战斗小组，加强警戒，防备敌人夜袭。 现在他们刚刚回到指挥部。彻骨的严寒，使他们冻得几乎发抖。勤务兵给他俩各斟了一杯热茶，让他们暖暖肚儿。 孙团长捧着茶杯，让杯子的热度焐着冰凉的手。他和阎又文站在窗前，望着外面飘落的纷纷扬扬的大雪，他扭过头对阎又文说： “这鬼天气，正是敌人偷袭的好机会，阎副官，你就负责跟前方警戒部队加强联系吧，务必要加强防范。” “是的，看来敌人也很想搞一次夜袭。”阎又文喝下一杯滚烫的水，便离开窗前，走到办公桌边，拿起电话，跟前方联系。 呆了一会儿，指挥部的大门就被一只大脚踹开。门开处，跑进来连呼带喘的骑兵团长魏志中。直到这时，他才想起立正“报告”！从他那冻得青紫的惊疑的大脸上，就肯定知道发生了重要情况。 阎又文对魏志中的鲁莽，报以会心的微笑。孙团长急切地问： “有什么情况吗？” “报告，警戒哨兵在距城2000多米的西山坡上，发现了好像是一大群羊在慢慢地蠕动。” 孙团长听后，不由得和阎又文的目光对视了一会儿，然后猜疑地说： “这真是怪事！羊在夏天，还能吃点露水草，现在是大雪遍野，地冻天寒，寸草不见，天刚朦朦亮，那能放牧？！显然是其中有诈，肯定是敌人伪装。” 他转过脸，对魏志中说：“好，继续监视！”然后对阎又文说：“马上命令各部队，即刻进入阵地，准备战斗！” 魏志中飞快地跑出去，这时就接到前方的电话报告说，伪装的敌人，已与我哨兵发生接触。孙团长立即做出阻止敌人强攻的战斗命令。指挥山炮营集中炮火，居高临下，予敌以前后夹击，兵分三路攻击。在电话里高声地喊着： “命令韩天春营的奋勇队张振基连，将皮衣翻穿，也扮成羊群，绕到敌后，占领西山东南以左高地，在炮火的掩护下，包抄敌人的后路！” 阎又文此刻又处于酣战前的那种非常兴奋的状态之中，等孙团长刚放下电话听筒，他就带着那次央求傅作义将军的同一神态说： “孙团长，让我也参加到这群羊里去吧，您能答应我这火线上的请缨吗？” 孙团长在灯下望一望他那清瘦的但闪着青春激情的面庞，叹一口气，摆一摆手说： “好吧……我只能答应了。” 阎又文满脸光辉地含着笑，把他的军大氅翻过来，露出了白色的羊毛，急忙穿上，敬了一下军礼，拉开高扇巨大镂花木门，消逝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了。 门开处，带进来一阵夹着鹅毛大雪的砭骨寒风…… 激战了3个多小时后，敌人的阵地上，发生了奇异的变化。 最初，伪军的各个连队，都配备着日军的指导官，他们是日本侵华的先遣军，是被日本“武士道”精神培养出来的标准样板，他们在伪军的阵后，握着短刀和手枪，督战非常严厉。许多稍有犹豫或些许猥琐不前的战士，他们不是死在中国守军的枪炮之中，而是立即毙命于日军指导官的短刀和枪弹之下。伪军们看见他们的同伴被杀在他们的脚下，一种说不出的情绪，像细菌一样感染着整个的部队，使他们在山路的攀登中，渐渐地放慢了脚步。战斗随之也越打越消沉。 这时，战壕里传递着一个带有催化剂作用的震惊消息： “副司令、前线总指挥雷中田被打死了！” 这是一个爆炸性的信息！整个前线动摇了…… 我军乘胜全线出击，在悠扬激奋的冲锋号声中，已经毫无战斗力的伪军，纷纷夺路溃逃。 这时，德王害怕他的伪蒙古军再受损失，便一边派军事署署长王宗洛乘坐飞机前往希拉穆伦庙，慰问部队并了解下一步的部署，另外特电令穆克登宝将该师驻扎在希拉穆伦庙的部分官兵调往补力太庙集结。实际是德王耍了个小聪明，他害怕第7师再度卷入多伦战役，为了保存实力让穆部东撤。不料，指挥王英部队的日本顾问小滨大佐不准动。穆克登宝着急地说：“这是奉德总司令的命令……” “不准！”小滨大佐吼叫起来。穆克登宝争辩说，“德总司令的命令……” “听着！”第7师的日本顾问野崎“哗”地抽出军刀威吓说：“驻守此地的部队，都由小滨大佐统一指挥，必须听从小滨大佐的调遣，谁敢不听就以军刀相见！” 穆克登宝知道野崎的“野性”，日本人说砍就砍了你，因此，穆不敢再坚持撤走了。他知道，违了德王的令可以解释，不听日本人的有杀身之祸，只好俯首听命了。 穆克登宝虽然对小滨大佐表示恭顺服从了，但是小滨还是对他不信任，很快将第7师设在山上和主要路口的岗哨，一律换成王英部的伪军士兵担任警戒。 正在互不信任、各做小动作的过程中，一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在匪首王英的“肱股”金宪章和石玉山的两旅联合的总部里，有极少数的几个人，正开着秘密会议。讨论着这两旅军队反正的问题，会议决定派金宪章和石玉山两名旅长，亲到多伦进行秘密谈判。 孙团长亲自接见了他们。金石二人痛陈反正的决心，要求派人前去改编。孙团长那天很高兴，留他们二人吃了一顿便饭。这几天打开敌人的仓库，正用缴获的物资给这次参战的官兵杀牛宰羊地吃稿劳，所以他们的便宴也很丰富。 孙兰峰对两位旅长率部反正，表示热诚欢迎，他说： “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制定了要灭亡我中国的国策，目前它正在执行这个国策中的‘大陆政策’，兼并满蒙。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为了拯救国家民族危亡，都要求抗战。想想看，你们也是七尺之躯的男子汉，国难当头，你们在国人心目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他俩低垂着头，轻轻地泣涕着。然后金宪章说： “我们实在不愿意再当汉奸了……” “我们受到了国人的唾弃。连我们的家人都跟着不光采……”石玉山哽咽着插话说。 “好吧，我代表傅主席对你们的反正表示欢迎，那么，你们就拿出实际行动来吧。” “好，孙团长，我们即刻就让你看见我们的具体表现，你就单等听好消息吧！” 傍晚时他俩便化装偷偷出城，乘夜暗返回防地。 就在那天夜里，兵分两路，由两位旅长率领，一路又分成若干战斗小组，约定午夜3时，一齐下手，便将熟睡中的日军指导官小滨大佐以下30多名日本军官，全部处死；第二路于同时又将伪蒙骑兵第7师穆克登宝的残部悉数解决。然后就将该二部的枪械、弹药以及一切军用品全部缴获。孙兰峰几乎一夜没有阖眼，他随时注意着战况的变化。第二天清晨，他站在集合好的部队前欣喜地接受了金、石二旅向外界正式发表的反正通电。按照事先的计划，该两旅共步、骑兵10个团，就全部开往沽源一带集结，进行整顿改编。 担当正面阵地作战的王英所部又有两名旅长——安华亭和王子修，率部火线反正。 第7师的师长穆克登宝，却在兵变中带着大批未发的军饷逃了命，他不但没死，而且还发了一笔横财，把大批军饷劫为己有，向德王谎报在逃跑中丢失，结果他用这笔款买了一辆全新的“贝克”牌汽车。德王和穆克登宝受到察盟蒙民的责难，牧民们编出歌谣来咒骂他俩： 霸群的儿马乱踢乱咬， 踢咬了沽源又踢多伦了。 箍着牧民挡枪眼， 抛下弟兄他们跑， 关饷的银元买汽车， 可怜的娃子们把命抛， 德王加个穆克登宝， 为了向日本去讨好， 把牧民的儿子推前线， 他们坐飞机到处跑， 罢罢罢，你那好话 我们当牛粪烧…… 兵变事件发生后，前方惨败，后方军心惧丧，德王和田中隆吉，相互貌合神离。田中隆吉正拟弃守，反过来欺骗德王说：“我们日本军快来了。”德王惊喜地问道：“这是真的吗？” 田中隆吉加重语气说：“真的，真的，日本军快来了！” 德王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把一个第7师全部搭进去了，自己和李守信、王英都不是傅作义的对手，日本人这一来，依靠日本人的力量夺取察哈尔就不成问题了。没想到，田中隆吉不但骗了德王，还用欺骗的手段拉拢李守信。 德王损兵折将，又受骗上当自感愚不可及。他想起了许多往事，突然感到“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最初“溜”住了溥仪，希望溥仪复辟，自己也飞黄腾达，结果可依托之人也当了傀儡。后来又抓住了大佛爷班禅，结果也未得多大的帮助。经过自己抬高自己，巴结上了蒋介石，事实证明只给吃个半饱饱，死不死，活不活。最后投靠了日本主子，口头上是帮助蒙古建国，实际很难兑现。派来一些顾问加特务，一个比一个坏。 建军之后，两次战争，两次失败。最使他痛心的是两次兵变，损失惨重。他想起来就心寒如冰。难道天不扶我吗？兵变损失了几千人，还丢了所有磕头求来的武器。一个师的人马，死的死，跑的跑，就留下个“光棍司令”——穆克登宝，武器弹药、物资全丢了。第7师按自己原定计划调出就不会受损失，结果让小滨的阻挠、野琦的军刀给唬住了，最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充分说明日本侵略者是以太上皇自居，高居于他人头上的，自己虽然身为伪“蒙古国”政府总裁兼伪蒙古军总司令，关键时候下了令连放个屁都不如…… 德王的一声叹息，叹出了一长串的不顺。他在大的方面“异想天开”，在小的方面处处失利。其实自己的人生坐标就定错了位，他的定位不是和人民与祖国连在一起的，而是背道而驰的。人生坐标错了位，越聪明，本事越大，危害也就越大。他想，到底将来如何发展，后半截的人生道路怎么走，还是西洋镜——往后瞧吧。 这次侵察战争的失败，不仅使日寇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破产，而且完全打乱了他们南侵的既定部署。同时德王妄图迅速实现“蒙古国”的妄想也成了泡影。当时内地许多地区广泛流传的一首歌谣唱道： 多伦城里德王逃， 佳讯传来兴倍高。 四万万元空一掷， “大元帝国”梦魂消。 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被撤换，接替他职务的是第二科科长武藤章。 因田中隆吉领兵吃了败仗，武藤章一到就提出对“蒙古军”进行整顿，并提出要大调整。为了精要缩编，他提出将原来的9个师缩编成6个师，每个师配备1个山炮连，发扬与骑兵联合作战的优势；同时答应每个师由关东军拨给4门大炮。 配备山炮连，关东军每师给4门炮，9个师有了36门炮了不起了，打起仗来，36门大炮齐发，那可是战无不胜！但是，缩编师德王不同意。当然从“蒙古军”目前的实力看，压缩对精干和经费节约等都有好处，他认为武藤章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德王怀有“大元帝国”的野心，他要靠蒙古军的实力、日本人的扶持实现他的帝国美梦。他是一个爱宣扬的人，号称9个师觉得威风多了，一下减3个师，似乎感到矮了半截；再说人事也不好安排，容易因争权闹起内部纠纷。 武藤章看到德王坚持不愿缩编，只让配备山炮连，他也不硬要缩编了。可是山炮连也没给配备，武心里思谋，让你听我的不听，让我满足你的，那你等着吧，我不会在你瞌睡时给你个枕头。所以，山炮连和每师4门大炮的事都黄了，不久武藤章也离开回关东军了。很快，关东军又派来个叫森岗大佐的继任特务机关长。此人来了不久，什么事也没干，不声不响就调走了，接着又派来个河崎大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特务机关长走马灯似的调换频繁。 德王背着河崎的面，对他的部下说：“我们是以蒙古为前提，谁对蒙古有利，就跟谁合作。”这话，不久就传到河崎的耳朵里。有一次河崎在“蒙古政府”会议上说：“蒙古只能和日本合作，不能和别人合作，假如有人认为蒙古既可以跟日本合作，也可以和别人合作，甚至和苏联合作，那是不行的！” 这是河崎向德王提出的严重警告，这就是说，如和苏联合作，那就步凌升的后尘，他故意提苏联就是这个意思。 河崎大佐到任以后，又在军队中大做文章。为了加强军事指挥机构，在他的直接主持下，又充实调整了组织机构。河崎大佐所调整的目的，就是要准备下一步的战役。3月底调整完，经过一段整训，要再攻察哈尔。 傅作义不等德王的伪蒙古军打过来，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此时，他要展开对日伪军在察哈尔的最后据点——上都河展开攻击。 由于在察哈尔的几次大捷轰动全国，傅作义名震中外。根据叶挺的建议，北平军分会将实际上只有1个师（73师）的59军（临时番号）正式恢复番号为35军，军长傅作义，副军长叶启杰，原3个旅扩充为3个师（均辖3个团），人员由前线反正的数千伪军加上军分会的补充兵充实： 第101师，师长董其武，下辖： 第301团，团长王建业 第302团，团长郭景云 第303团，团长王赞臣 新编第31师，师长孙兰峰，下辖： 第91团，团长刘景新 第92团，团长郁传义 第93团，团长安春山 新编第32师，师长袁庆荣，参谋长李铭鼎，下辖： 第94团，团长杨新钊 第95团，团长张世轸 第96团，团长黄纯烈 军直辖炮兵第25团（团长杨茂林）和骑兵团（团长魏志中）。 在反攻上都河的作战中，新31师的师长孙兰峰为攻城总指挥，率部攻取新城，新32师主攻旧城各据点。101师（欠1个团）为总预备队；其302团担任破坏滦河大桥并阻击敌人之增援。 滦河桥位于上都河以北大财主圪旦附近，是日寇侵占上都河后修建起的一座木质桥，可以通行汽车、坦克，是热河经察北通向多伦的要道，桥头派有日军驻守。滦河桥的破坏，与阻击敌援是上都河战役的一个关键性战斗，对确保上都河攻歼战的胜利关系极大，故遣派了被誉为勇将的郭景云率领的302团负此重任。郭景云（就是历史上平津大决战中在新保安自杀的那位35军的军长）接到命令后，打破了营连建制，由全团抽调人员组成突击队、炸桥队、火力支援队。突击队由2营的营长郭锦堂?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65 部分阅读 ）接到命令后，打破了营连建制，由全团抽调人员组成突击队、炸桥队、火力支援队。突击队由2营的营长郭锦堂担任队长，炸桥队由4连的连长胡祥云担任队长。其余全团人员集中起来统由郭景云团长指挥，集中全部机关枪、炮兵布置于桥南、形成一个袋形阵地，以火力支援攻击桥北堡垒敌人。 约在4月2日凌晨2点左右，部队以急行军速度隐蔽接近滦河桥附近。这时大地一片静寂，守卫的敌人除了两个哨兵隐约可见在桥上来回走动外，其余都在酣睡之中。突击队在河的上游绕过了河，利用沙堆接近敌人后，突然向敌发起猛攻，敌在睡梦中惊醒，仓惶应战。经过激烈战斗后，爆破组爆炸了敌堡垒，突击队向敌发起冲锋，敌纷纷逃到桥上，企图窜回上都河。这时我布置在桥南严阵以待的火力支援队，以轻重机枪集中火力一阵猛射，守卫桥梁的60余敌人全部被我军打死。 炸桥队在敌人被消灭后，也下到河里，冒着刺骨的冰水在桥柱上绑上黄色炸药，引燃后一声巨响，木桥被炸塌，桥上敌人的死尸也坠人河中。有一部分桥柱，由于炸药湿水未曾引燃爆炸，后来就从村里借来油坊大锤，把桥柱全部砸坏。 歼敌、炸桥任务完成后，郭景云团长重新布置了部队，全团分别占领河南阵地，积极构筑工事，准备阻击敌之增援。 2日下午，日军骑兵第4旅团出动几百辆载兵汽车，并配有坦克、大炮前来增援，敌人远远下了汽车徒步来到桥北岸，看到桥梁已无法通过，于是在飞机轰炸，大炮轰击的支援下，与我隔河激战，妄图在强大火力掩护下修桥通过，以解救上都河之敌。疯狂的日寇军官驱赶着士兵，不顾我的坚强阻击，一批士兵抬着木料上来，被我军打死了、另一批又上来，又被我军打死了；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敌人付出了极大代价，滦河大桥始终未能修复。后来又在炮火掩护下，乘橡皮筏强行渡河，也被我军将船打沉。总之，敌人增援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我军也遭到很大伤亡，团长郭景云负伤两处，仍在坚持指挥战斗。其他官兵都坚持在自己岗位上。 能不能打下上都河来，关键看阻击。鬼子打仗和中**队不一样，中**队守城，一个师、一个团就守这座城，守不住就撤，换个地方再守。鬼子兵少，他一个地方放的人少，可是有公路连着，你一打他就来了，一来就是好几千，有坦克，有飞机，所以看着他人少，打起来可不少。董其武特别会守，傅作义就安排他打阻击。 董其武有办法就是有办法，打阻击他先不让挖工事，急行军直奔滦河，那边孙兰峰一动手，这边就把日本人架在滦河上的3座桥全给打掉了，已经开了春，鬼子渡河增援不能从河面上过来，打掉了桥，我军就好守多了。 怎么那么容易把桥炸掉？因为傅作义的部队有传统的，一有行动所有军官都关禁闭，不让和外边通消息，所以汉奸没法向日本人报告。夜袭是35军的老把式，战防炮立起来打，机关枪一扫，守桥的鬼子根本来不及抵抗。工兵把准备好的炸药往桥上一放，轰一响，大桥崩起来100多尺高，热河来的鬼子援军还没出城呢。 101师的董其武师长带着301、303团也来了，都布置在滦河南东西一线阻击敌人。敌人在桥头修桥、强渡均未得逞，于是改变了方法，在桥的下游，以飞机炸开河两岸未融解的冰，在火力掩护下，用橡皮船强渡河。 鬼子急的炮弹打得那叫密，打完了就划着筏子，往河这边冲，我军打他的筏子，岸上的鬼子就用机枪压我军。一交手101师就伤了一个团长，死了一个营长。35军的干部都穿和士兵一样的军服，不然死的还得多。 郭大麻子（郭景云）好样的，带了伤也不下来，用棉花绑上，把军服脱了一个膀子，抡着大刀督战，退后者杀。日本人的三座浮桥让我军打掉了两座，有一座还是修过来，正顶在右边303团。303团的阵地不好，是个拐弯，两面挨打，日本人把照明弹往河岸上打，沙子地上都是火，人根本呆不住。第一天团长伤了，师长让宋团副代理团长，又负伤了，让武营长代理。师部的辎重兵、勤务兵都上去了，顶这个口子。这一仗，101师的3个团伤了4个团长，就是多了一个宋团副。那也不行，天黑的时候日本人就冲上来了，那边让鬼子拿炮挡上，没法过来增援。 就在这时候，我军阵地后面忽然来了大队的骑兵，董其武一惊，想这回完了，让小鬼子抄后路了。没想到鬼子也冲骑兵打炮，这才明白是傅军长派援军来了！阵地上一片欢呼。来的骑兵很厉害，炮弹里面冲过来，把马卧倒了就顶着打。好多马没等跑到就给炸倒了，后面的接着上。这一阵子好打啊，把浮桥都给打着了，后面的上不来，总算是把鬼子气势压下去。101师的官兵定睛一看，来的骑兵居然是女兵，蒙古大脚娘们！原来是石王的妻子奇俊峰率领的蒙古骑兵旅，里面有不少娘子军。101师的官兵们这下士气高涨，咱不能还不如个娘儿们吧……就也端上刺刀就上去了。鬼子最后也有要缴枪的，让跟着过河的伪军给打死了，伪军怕我军杀他们。 当我101师在滦河与日军展开激战时，狡猾的日军派出岩田骑兵队绕道向多伦迂回，企图袭击我司令部所在地。该敌进至多伦城西约25里之后察圪洞时，被我422团3营发现，旋即展开激烈的战斗。日军依仗其优势装备将3营包围，形势十分危急。 上午9时，新31师的师长孙兰峰在接到93团的团长安春山的报告后，令421团1营的营长张进修，率该营增援。张进修率1营跑步赶到前察圪洞时，发现敌300多人，已进至我阵地前六七十米处，其官兵一律穿着马靴，系下马步站之骑兵。 张营长当即决定先袭击敌马群，使敌首尾不能相顾，于是派连长王纯钢率1连向西迂回敌后，寻找其敌马群，其余各连排做好正面进攻的准备。 下午3时40分许，王纯钢连长回报，在西北面高山两侧山沟里发现敌6个马群，每群约一百几十匹，正在喂食。张营长根据敌情，决定夜袭敌马群，命令1、3连各选精兵30人，以每15人编为一个突击爆炸组，乘夜从敌步哨间隙中潜入，以手榴弹袭炸敌马。3日凌晨2时，爆炸组向敌马投弹的爆炸声传来，我正面部队立即吹起冲锋号，向掩护军马之敌发起猛攻，以猛烈的火力压制敌人，支持爆炸组的战斗。顿时，敌军群处火光冲天，爆炸声四起，军马被炸得四处乱窜，乱作一团，迅速失去有组织抵抗。 凌晨4时，我军已基本控制敌马群，正在搜索残敌，打扫战场，突然发现西北方向有汽车灯光闪动。张营长判断，可能是敌增援部队。即令各连迅速占领高地，准备战斗。刚布置就绪，敌人就到了，其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向我阵地攻击多次攻击，均被我以炽盛火力击退。4日下午，孙兰峰师长考虑1营已连续作战两天一夜，派421团3营（营长王振基）接替1营，继续坚守察圪洞。此战，我1营毙伤敌300余人，夺得军马396匹及全套鞍具（每匹马除牛匹马鞍外，还携有新军毯2条及饭盒等）。 上都河附近是一个平缓的丘陵地区，我军进攻部队全部袒露在平原上。35军为了减少百姓的损失，没有用大炮轰击，在强攻的过程中，双方均有伤亡。为了分散伪蒙古军的精力，孙兰峰采取三点一线的战术，一鼓作气攻下了上都河。伪军被迫撤出，在撤退途中，团长井德泉乘机率部起义投归了35军，这对刚刚败下阵来的伪蒙古军又是一个重挫。 上都河打下来了，毙伤了1000多鬼子，还有3000多伪军，鬼子俘虏抓了好几十。至此，在察哈尔境内的日伪军被全部肃清。 伪“蒙古政府”人员听到上都河失守，均感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生怕35军打来当了俘虏。接着以前在希拉穆伦庙起义的石玉山，率部前来进攻，形势顿感紧张。日本的特务机关长河崎，开始焚烧文件，准备逃跑。伪蒙古政府人员，看到日本人也要逃，更是如坐针毡。这时，街上谣言四起，无人不慌。 德王感到形势紧迫，便向关东军求救。关东军又把田中隆吉（当时已任了联队长）从朝鲜调回，前来主持军事。田中到达后急忙采取紧急对策。德王首先叫王宗洛带领“蒙古政府”的职员向镶黄旗仓皇撤退。此时，谁都想逃生。吴鹤龄掌握着蒙古生计会的汽车，于兰斋掌握着交通署的汽车，他们都争先满载物品逃走了。机关人员更是如惊弓之鸟，都争车夺马纷纷逃跑。因在慌乱中只顾逃命，竟连仓库中的许多枪支、弹药也都弃之不顾了。特别是有几箱文件都没有带走，也没来得及焚烧，甚至连训练多日的军乐队也未顾得安排撤走。人家都逃命了，一伙傻孩子还在那儿待命。当他们得知人家都抛他们而去时，就像失娘的孤儿一样大哭起来。 平时胆大如虎，此时胆小如鼠的德王也成了惊弓之鸟，在他下令让“蒙古政府”向热河撤退之际，自己首先乘飞机从天上逃跑了。先是溜回老“窝”——德王府，后又听说东北挺进军的马占山率部已进至察右后旗的土牧尔台，接近了苏尼特右旗的边境，他深恐马占山“占”了他的“山”——攻打他的王府，于是派赵文儒前往联络。 德王这样安排以后，还不放心，日夜难安，于是又乘汽车逃出去，跑到补音**家避险。途中恰遇到陶克陶也来找他，便一同跑到补音**家里暂时落脚，静候动静。 这时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飞来找德王。他一下飞机就问河崎大佐：“德王呢？德王在何处？”河崎确实不知，所以一时答不上来。小矶国昭一脸怒色，点着指头把河崎痛加训斥了一顿，并追问失守察哈尔的责任。河崎为了推卸责任，便把失守的责任推到了军事署长王宗洛的身上。旋即派人，四处打听德王下落，并派出飞机寻找。 正在河崎“踏破铁鞋无觅处”之时，德王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了。河崎一见如在梦中，几乎要给他磕头似的：“天哪！你可回来啦！”说这句话时还带着一个“问”号，意思是“不是在做梦吧”，这也是河崎让小矶国昭骂晕了。 德王和陶克陶在补音**家里躲藏着听风探雨，突然听到说关东军参谋长到了。于是，他赶紧与补音**、陶克陶一起，乘汽车跑来。去了一打听，小矶国昭已经走了，心里感到很后悔，如早一天来到就见上小矶参谋长了，误了一次求援的大好机会。此时，德王看到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伪“蒙古国”，如今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面对如此败局，他几乎悲伤落泪。他感到如此失败的残局，是与日本“合作”的结果。日本关东军所谓对蒙古的“帮助”就是派来一个又一个的“太上皇”指手画脚，几次战败，与他们的指挥决策有很大关系。他怀疑在日本帮助下实现他向往已久的“大元帝国”是否已成泡影。 傅作义将军坚决抗战、粉碎“**”扩张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正义之举，赢得了全国人民的齐声赞誉和支持。 多伦，这塞外的古城，被胜利的喜悦洗涤了往日的萧条和凄凉，整个地沸腾起来了！到处是欢乐的笑声和激动的眼泪。街上热闹非凡，到处挤满了欢庆的人群；店铺张灯结彩；一队队的学生大军，锣鼓喧天；到处旌旗招展，围着一疃疃的人群在慷慨激昂地讲演；在鼓楼的那条最繁华的大街上，正由影片《桃李劫》中的女主角、著名的电影演员陈波儿，在演出新编的抗日戏剧《放下你的鞭子》；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由著名学者梅令贻、朱自清率团来慰问，他们对傅将军说：“以前为内战牺牲之士兵亦不在少数，然后方民众从未慰问过，因为那是无价值的内战；这次则是为民族生存而战，为民族争人格而战，所以我们前来慰问。”收复多伦次日，上海各界推举黄炎培等7位知名人士携10万银元飞抵多伦，他在慰问宣言中高度称赞抗战将士“在冰天雪地之中，浴血奋斗，教吾全国民众何等感激！何等兴奋！”著名记者范长江亲自到多伦实地采访，写下了《壮哉，多伦》的专题报道。著名作家冰心为战斗英雄撰写小传。著名音乐家吕骥专程前来谱写了《35军军歌》，并深入到广大官兵和学生中教唱。太原西北电影制片厂导演石寄圃特地来拍摄察哈尔抗战纪录影片，此片在南京上映时，当傅将军横刀立马的镜头出现在银幕上，全体观众自动起立热烈鼓掌。 各地前来察哈尔抗战前线的服务团、后援会、以及西安、旅陕东北民众和两广的代表团等等的团体，络绎不绝地充满了多伦的街头。这风吹草低的大漠古城，从没有这样欢腾过，现在到处彩旗飘扬，鼎沸的欢声笑语，直达云霄。 傅作义将军率领35军进行的察哈尔抗战，被称作“史迹昭垂，万世不磨”！ 第41章：南天门上（一） 古北口是燕山长城第一大关口。 进攻热河的日军原本计划首先占领长城各口，以切断热河与内地的联系，而后卷击热河省的腹心地区。不料开战仅十多天日军即攻取热河首府承德，战事进展之顺利令日军都始料未及。日军向长城各口的进攻就这样演变成了一场追击战。而在长城各口中，古北口控扼承德至北平大道，中日两军对此都极为重视，日军攻占承德后即以主力迅速扑向古北口方向，而中国方面也将东北军主力67军和北上应援的中央军17军投入此地。古北口也由此成为了长城抗战中战斗最为激烈的战场。 古北口处于密云平原的最北端，再往北走就是连绵的山地和高原，潮河从北蜿蜒流来，在山脉间切出一个谷地，到了古北口，这个谷地迅速向南呈喇叭状展开成一片大平原，古北口就成了从北方进入这一平原的咽喉要道。古北口隘口南北狭长，左右两山对峙，东侧称为蟠龙山，西侧称为卧虎山。承德至北平的大道也经此隘口沿潮河东岸向南延伸。 历史上这里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进入南方大平原的重要信道，因此早在北齐时期古北口就修筑了长城以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侵袭。到了明初，大将徐达沿燕山一线要隘修建长城，古北口长城的选址也是出自这位常胜将军之手。徐达按北齐长城遗址大致走向修建了明长城，到了明朝中后期，戚继光镇守蓟州，又进一步增筑，长城本为土城，戚继光加贴墙砖，还将原北齐长城部分修葺，整个防御体系更为森严。古北口的关门修筑在隘口中间，有水陆两关门，潮河东岸陆路关门也称为铁门关，潮河上的水路关门则称为水门关，但清代已经被洪水冲毁。长城向东西延伸到卧虎、蟠龙两山，东侧蟠龙山一端山势雄伟，最高峰是370高地，再往东则是著名的将军楼，该处视野开阔，控扼险要，在古代就是长城防御的重要指挥阵地，将军楼也由此得名。长城由此再往东延伸就可以到达炮石台、龙王峪口，继续东行就是现在著名的旅游点金山岭、司马台长城。 从关口向南，沿大道两边，房屋鳞次栉比，这就是古北口的北关。过北关后大道转向东南，就是古北口关城。这个关城位于蟠龙山脚下，建于明洪武十一年，城池随山势上下起伏，全城呈三角形，周四里310步，有东、南、北三门，城墙高5米，陡峭处以山石垒成，平缓处以条石为基，青砖包砌，是明代守军的防御指挥中心。出关城东、南两门就是东关、南关等居民商住区域。 3月10日，叶挺赶到古北口前线时，古北口一带已经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 在将军楼的东北军第67军的军部，叶挺问67军的军长王以哲：“现在贵军的部署如何？” 王以哲是东北军中最著名的少壮派将领，虽然形势危急，倒也不失冷静：“报告参座，我军110、117师尚在石匣，正在兼程赶来，只有107师在古北口一线布防。” “该师状况如何？” “很不好，该师只有4000人左右，步枪也只有2000支，人枪在东北军各师中都是最少的。” 叶挺点点头。想不到这个东北军原来的头等主力，如今居然落到最末的地步。 说起这个107师，很多人并不熟悉，但说起“九一八事变”，那就是无人不晓了。这个107师的前身就是“九一八”当晚呆在沈阳北大营、不抵抗大家挺着死的第7旅，旅长就是王以哲。这个旅从北大营逃出来，一路损失惨重，虽经整补，实力尚未完全恢复，但是部队人员素质比较高，士气也比较旺盛。热河开战后，第7旅改编成107师，但也只是改了改名字，还是原来那些人员装备，所属3个团，619团的团长赵镇藩，620团的团长王铁汉，621团的团长王志军。 叶挺问明情况后说道：“现在形势危急，本来按照军分会部署，古北口防御主要由中央军17军承担，但是由于老蒋优柔寡断，中央军动作迟缓，先头第25师在通县尚未集结完毕，第2师正在输送中，17军的军部还在安徽蚌埠。据情报侦察，日军此时离古北口已不到100公里，若按其之前的进军速度计算，快则两天内即能到达古北口。形势万分严峻，67军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在后续部队到达古北口前把日军拖住，否则古北口就会被日军轻松占领，京师门户将洞开而无险可守。” 王以哲为难道：“可是我军兵力不足……” 叶挺打断他说：“军分会考虑到你们的实际困难，已下令53军112师和原汤玉麟部改编的36师调归67军建制。” 王以哲先是一喜，这样67军下辖5个师，兵力之雄厚居东北军4个军之首，但还是有些看法：“谢谢上峰关照，只是这两支部队，一是少爷兵，一是双枪兵，只怕派不上用场。” 叶挺知道他指的的什么。112师前身为东北军第12旅，在东北军中这个师的地位有些不太一般，该师的原师长张廷枢时年30岁，是东北军耆老张作相的次子，28岁就任中将旅长，跟少帅张学良交情匪浅，因此该师在军中格外受宠，装备待遇都相当不错，吸引了很多人到此谋职，以致很多军官宁可到此候补也不愿去别的部队服役，该师军官大半都是军校科班出身，就连军需、军医都是专门学校毕业的，例如635团的团长白毓麟还是东北讲武堂第一期的，而师长张廷枢、参谋长刘墨林、634团的团长贺奎等人更是留学日本军校的毕业生。该部有一些老部队有善战的传统，但自改编成12旅后却很少去战场，阅兵倒是经常参加，所以实战经验缺乏，甚至被同僚戏称为“少爷旅”。该旅“九一八事变”后驻守在北平南苑一带。此次热河开战，张作相受命督战热河，112师本来是准备作为张作相的卫队经古北口进军承德的，不料刚进至密云，承德就迅速失陷。 叶挺于是开解王以哲说：“你也不要不知足。我知道，112师的原师长张廷枢与你有矛盾，不过经过这次紧急整军，师长已换作张学思将军，且该师的军官多为军校出身，部队素质也较高，昨天我在密云找张学思也了解些情况，该师有1个山炮连以及自动步枪连，全师人数在7000人左右，就实力来说在东北军各师中当首屈一指。至于36师，原来的双枪兵已调归孙殿英的41军去了，余部都是热河‘大耳兵’，身体素质不错，也渴望打回家乡，士气很高，装备也好。新师长牛元峰你也了解，有名的拼命三郎，所以这两个师都是很有战斗力的。” 王以哲听叶挺这么一说，也略微放心了。 叶挺随即道：“军分会的部署是，必须在古北口进行大纵深梯次防御，逐步迟滞日军进攻，防止一线防御被日军一击即破。具体地说，核心防御地域有三处：关前长山峪、关上将军楼、关后南天门。当务之急必须在古北口外尽早布防，建立前进阵地掩护古北口的主阵地。根据67军各部态势，军分会指令如下：107师古北口外的长山峪、青石梁、曹路口、巴克什营构筑工事，掩护后续部队集结；36、112师守卫古北口主阵地，与中央军25师联手作战；110、117师在南天门布防，与中央军17军余部配合，守住北平最后一道大门。王军长，命令清楚了吗？” 王以哲答道：“遵命！不过叶参座，当面敌情不明，不知军分会有什么最新情报？” 叶挺说：“据报，进攻古北口的日军就是占领承德的第8师团，也是日军这次热河、长城作战的主力。该师团成立于甲午战争结束以后，兵员主要来自日本东北弘前地方，实战较少，在日俄战争中也较晚投入战场，在日军中并不象同样来自东北地方的第2师团那么受重视。但第8师团在日本很有名，就是发生了著名的‘八甲田山事件’，1902年1月日本人为了准备在寒冷的中国东北与俄军作战，加强了冬季训练，结果第8师团的第5联队在八甲田山一次雪地行军中迷失方向，有210多名官兵被卷入雪崩，其中199名死亡，震动全国（注：其实日本为此还拍了一部反映该事件的同名电影《八甲田山》，主演就是中国观众很熟悉的高仓健，当然这种电影中国是不可能引进的）。综合判断，第8师团的战斗力在日本陆军中算不上一流，而且这次热河作战前进过快，队伍拉得很长，先头部队与后尾部队相差数百里之遥，最前面的部队只有16旅团17联队的1个步兵大队，107师占有兵力优势，这对我军的阻击是有利的。” 107师根据军部下达的任务，迅速前出长山峪一带布防。 师长张政枋站在制高点黄土梁山观察地形（张政枋此人历史上经历颇富传奇色彩，他在抗战中投向八路军，组织东北军溃兵成立八路军游击部队，结果遭川军偷袭覆灭）。 这长山峪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日本人走的这条路线是当年清朝皇帝来往于承德—北京间的老路了。皇上出巡大队人马走在这荒山野岭的，没个吃饭打尖的地方可不成，于是从古北口到承德这一路清代就修了不少的行宫。长山峪，还有巴克什都是当年清帝出巡驻陛之地，只是皇上没了，这些行宫就慢慢荒废了成了寻常百姓家。 承德到古北口的大路经长山峪南下就是马甸子，两地之间隔着一道山梁，这道山梁呈西北—东南走向，为东面高山向西北倾斜的余脉，这就是黄土梁。承德—古北口的大路就从这道山梁的鞍部通过。107师的先头团——621团把阻击阵地设置在这一段大路的两侧高地上，而将重心置于西侧高地。因为当地岩石多土层薄，621团随带的小铁锹、十字镐难以修筑工事，又从古北口向前线赶运了一些大铁锹。古北口方面还送来工兵在道路上埋设了地雷。 夜色已深，长城就像是一条青灰色的龙脊，沉默地躺卧在刺骨的夜风中。城墙上长出不少野草，枯黄的草茎在寒风中瑟瑟抖动。城墙上不少地方裂开了口子，有的裂口处竟然长出了小树。 阵地中上，传出一阵如泣如诉的口风琴声，那是一个思念东北老家的战士在吹奏着《松花江上》的曲调，渐渐地，战壕四周响起了低沉的合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我有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一堂？ …… 歌曲随风飘上黑沉沉的夜空，久久回荡在阵地山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到了6日晨，107师后续各部纷纷赶到古北口附近，按张政枋的命令作了重新部署。620团以主力置于古北口外的巴克什营修筑工事，以1个营推进到包树沟以备增援621团。考虑到承德到古北口还有一条路线，从西面经十八盘绕来巴克什营，620团还派出一部到十八盘修筑工事。而赶到石匣镇的619团没有出古北口，而是沿着长城向东进发，到司马台长城附近的新城子、曹路口一带隘口布防，防止日军从该处突破。107师指挥部置于巴克什营和马甸子之间的两间房。 3月11日凌晨，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历史上曾任战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继任者），向第8师团通报航空兵侦察发现了107师向二间房的开进行动。第8师团立即意识到单以先头部队不能突破107师的防御，于是调整了部署，以川原旅团长和32联队的联队长田中清一大佐指挥17、32联队一部搭载汽车加强野炮第2大队、1个山炮中队及1个骑兵小队赶赴长山峪向107师正面进击，该部于下午4点出发。骑兵第8联队等部则从右翼沿滦平营房—十八盘—巴克什营包抄107师的后路，同时师团催促后续其他部队尽快赶到承德。 3月11日下午2时，长山峪黄土梁方面的战斗正式开始， 前沿的侦察兵报告说鬼子好像有频繁的调动。张政枋站在制高点上面拿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下，鬼子好多大车和卡车在往他们的前出阵地运送物资。他心里嘀咕着，要是有几门远程的重炮就好了，集中在他们的物资堆积点来上那么几炮，绝对够鬼子喝上一壶的。 8辆日军的坦克和装甲车成战斗阵形，一面吐着火舌，一面向前移动。2000米，1500米，1000米，坦克的轰鸣声越来越响，战壕里的中国士兵已经能够感觉到土地的震动了。620团的团长王铁汉扯着嗓子喊道：“战防炮，给我狠狠地打！” 很快，师里拨给620团的唯一1门战防炮（反坦克炮）响了（其余迫击炮还正在进行“平射”改装，暂时用不上），一颗炮弹击中了最前面的坦克，它震动了一下，继续向前移动。 “娘的！”炮手咒骂了一句，重新调整角度瞄准，“轰！”这次准确地击中了坦克的塔基，它瘫成了一堆废铁。 但是，一门战防炮无法在短时间内炸毁几辆坦克，等到炮手炸掉2辆的时候，日军已经冲到离前沿阵地还有100多米了。王铁汉大叫道：“弟兄们，瞄准敌人的步兵，打！” 早已等得心急的官兵们开火了，轻重机枪、步枪密集地向着敌人射击，没有掩蔽的日军步兵倒下了一片，剩下的躲在坦克后面一面前进，一面射击。眼看着敌人的坦克越来越近，王铁汉吼了一声：“敢死队！” 立刻，一个个胸前挂着集束手榴弹、抱着炸药包的灰色勇士跃出战壕，猫着腰飞快地朝着坦克扑过去。日本人发现了他们，步兵拼命地射击，坦克上的机枪也开始了扫射。虽然牺牲很大，还是有一些队员躲过了敌人的射击，奋不顾身地冲到了目标前。 “轰——”一辆坦克爆炸了。一个躲在弹坑里的敢死队员等坦克开近的时候，不顾自己被击中的危险，猛地站起身，接连甩出两捆手榴弹，有一捆正好炸中了它的弹药舱，在刺耳的爆炸声中，坦克成了一个火球。但这名队员也随即被敌人的机枪扫中，成了一个血人。 “轰——”又是一声巨响，一个匍匐前进的队员把炸药包塞进了坦克的履带里。坦克剧烈地摇晃了一阵，不动了。 一辆坦克前，一个身上挂满手榴弹的敢死队员快要靠近的时候，被躲在坦克后面的步兵发现了，几支38式步枪同时向他射击，他中弹倒地，在地上滚了几下，不动了。当坦克隆隆地开近时，他突然就地一滚，滚到了履带下，同时拉响了胸前的手榴弹—— “轰！轰——”又有两名中国士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同敌人的钢铁堡垒同归于尽了。 这是一个悲壮的场面，缺乏先进武器抗击敌人现代化装备的中**人，用自己的生命显示了一个民族不屈的精神。 这一批敢死队员，没有一个活着回来，全部壮烈殉国！ “打，给我狠狠地打！”目睹着这一切的王铁汉，瞪着血红的双眼，悲愤地对着身边的机枪手大声吼道。 其实，不用他喊叫，机枪手早已是眼睛发红、青筋毕露，咬牙切齿地对着失去了坦克保护的日本步兵，死死地瞄准射击。所有的轻重机枪向着敌人喷射了复仇的火舌。惨叫声中，一个个刚才还耀武扬威的鬼子倒在了地上，有的就此不动，有的则痛苦地哭喊、挣扎。 中**队的坚决抵抗颇出日军意料之外，第二日上午9点，日军由于此时后续部队陆续到达，又发起了新的攻势。 在短短二、三公里的正面上，日军动用了飞机、大炮和几辆战车。在绝对火力优势的掩护下，一个得到加强的混编大队投入了进攻。约700多名鬼子不待压制炮火的硝烟完全散尽，就开始对东北军防区进行猛攻。 张政枋站在师部工事沙袋的顶上用望远镜观察着远处620团的防区。在蜿蜒的崇山峻岭之中，不时腾起爆炸的火球和冲天的烟柱。日军的陆航攻击机也分别多个波次向620团的阵地投弹扫射。 投入进攻的鬼子和昨天相比火力增强了很多。在进攻前的火力压制中出动了战车、飞机。战车一直冲到距离团里阵地很近的距离，用直瞄炮火猛轰团里构筑的工事。 因为缺少有效的直瞄火力，团里对日军的战车毫无办法，只能硬挺着。战车把弹药打完之后，3架日军飞机飞到阵地上空投弹扫射。 700多名鬼子在战车、飞机的两轮火力压制之后，进行大规模的攻击。张政枋觉得这次投入进攻的鬼子可能是刚刚换上来的部队，他们打法显然比昨天的日军部队娴熟很多。 张政枋想到这里立刻命令下去，防区各个部队不得轻易开火，避免暴露主要火力点位置。 鬼子并不急于向620团的阵地发动攻击，而是利用地形的遮蔽，始终在距离防线200多米的位置反复袭扰射击。张政枋透过望远镜感觉这伙鬼子打法很聪明，因为日军的38步枪虽然杀伤力不强，但远距离的精度非常精准。而200多米的位置，正好可以充分发挥38步枪的优势。 显然日军的射击能力普遍好于我军，好几个兄弟仅仅是探头稍稍张望，就被远处的鬼子远距离狙杀。 看着鬼子在前沿频频冷枪得手，张政枋气不打一处来：“你，跑步去把王铁汉叫过来。” 没过一会儿，王铁汉跟着传令兵跑步到了师部。 “你看看那边。”张政枋指着远处。 王铁汉举着缴获的望远镜也朝对面观察起来。从镜头里面看过去，一个步兵组的鬼子正在交替掩护向阵地上压过来。而阵地上的兄弟们在对射中一枪没中，反而是鬼子连续在远距离用精准的射击击中了阵地上的兄弟。 “看到没有，鬼子枪法挺不错啊。”张政枋问王铁汉。 “确实不错，鬼子的射击训练看来比咱们整得好。”王铁汉铁青着脸，刚才在对射中败下阵的正是新补充的兄弟。 “那好，你找几个人，把鬼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王铁汉冷冷地说。 “是，长官。他娘的我就不信，找不着几个神枪手能干掉他们的。” “铁汉，你这望远镜不错啊。” “长官要是喜欢，你拿去使吧。昨天从击毙的鬼子军官身上缴获的。” 张政枋接过王铁汉的望远镜朝远处观察了一下，比他自己用的德国造望远镜倍数高，而且边上还有斜着的弧线刻度可以拿来测距，看来真是个好东西啊。张政枋把望远镜还给王铁汉：“不打你秋风了，我还是这个使得惯。找几个枪法好的兵，去把火力侦察的鬼子打掉。” “是，长官，我这就去安排。”王铁汉从师部顶子的沙袋上纵身跳下来，几步跑到团教导队的阵地上让人去找队长陈猛。 不一会儿陈猛就毛着腰跑来了，王铁汉注意到陈猛身上穿着一件日军的军大衣，左胸前面血迹斑斑。 “呵呵，小样，整了件鬼子的褂子。” “报告长官，我的军服破得不像样子，从鬼子身上剥了一件。” “你说说，鬼子上午这打法很有意思。”王铁汉示意陈猛坐下来。两个人围着一个装子弹的木头箱子做成的桌子边上坐下，王铁汉从身后的包袱皮里面摸出一瓶酒，然后倒了一杯递给陈猛。 “谢谢长官。”陈猛其实不是很爱喝酒，但推不过就喝了一口。 “我刚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66 部分阅读 酒，然后倒了一杯递给陈猛。 “谢谢长官。”陈猛其实不是很爱喝酒，但推不过就喝了一口。 “我刚才和师长商量来着，师长判定鬼子是在作火力侦察，你怎么看？” “长官，我也觉得鬼子打得很蹊跷，这可能是鬼子派出的小股部队，”陈猛放下杯子抹抹嘴，看着王铁汉没动杯子，反而示意自己继续说下去，于是就接着说，“长官，他们是想搞清楚我们的重火力配属和机枪火力点，然后用火炮、坦克打掉我方火力点，然后再发起强攻，鬼子也不笨啊。 “看来你很会动脑子，打仗这事，不但要胆子大，还得脑子好使。我看这样，你找几个枪法好的兵，把当面火力侦察的鬼子打掉。” “是，长官。”陈猛起身响亮地回答道。 “赶紧去办吧，回来回来，把酒喝了。” 陈猛一脸的苦笑，他走过去把搪瓷碗里的烧酒一饮而尽，然后转身出了隐蔽工事。 不大一会儿，从教导队和下面各个连队组织起了20多个老兵，分别到了一线工事。而此时鬼子也又一次开始了对一线工事的侦察性进攻。 特等射手李汉明和丁锋带着一挺机枪和一支毛瑟步枪从隐蔽工事里慢慢爬出来。李汉明很有经验，两个人身上都披着雨布，在雨布的上面抹上很多泥土。两个人的脑袋上带着拿灌木枝条编成的帽子，从远处看很难发现。 两个人从山梁一侧悄悄爬了下来，然后爬到距离防线三四十米的空地里。这时远处约有七八个鬼子也交替掩护着朝这边跑过来。 从远处看，鬼子和团里的兄弟穿插跑动动作明显不同。团里的兄弟一般跑动时右手提着步枪护木，左手前后摆动，而身子是毛腰前进跑动的。而鬼子跑动的时候时刻保持持枪待发状态，枪托一般都抵在肩膀上跑动。这样的好处是时刻可以开火，但弊端就是跑动时的灵活程度就大打折扣。 李汉明觉得鬼子这样的跑动方式正好说明鬼子冲锋穿插是将随时还击放在首位，而并不考虑自身的隐蔽性和安全。看来鬼子也不怕死啊，以后打仗的时候绝对不能小看。 李汉明用的是鬼子的歪把子机枪，丁锋负责向弹仓供弹以及往子弹上刷油。歪把子射程远，在远距离对抗中比较有优势。远处的鬼子越来越近，但李汉明很能沉得住气，他将标尺调整到300米的位置上，然后用准星套住远处的一处斜坡地形下缘。果然，两个鬼子交替穿插着跑动到了斜坡下缘。李雄明打了一串短点射。其中的一个鬼子本来正直着身子观察呢，子弹的弹道痕迹如同鞭子一般瞬间将他扫倒。 另一个鬼子听到子弹的嗖嗖声立刻就势一趴，等他趴倒在地时才听到远处枪声传来。他立刻听了出来，在枪声传来之前子弹就打过来了，看来射击的地点距离自己所处位置至少三四百米。 他观察了一下四周，刚才精准的射击让他感到毛骨悚然。他推了推自己的曹长：“山岛君，好像有支那军在朝我们放冷枪。” 曹长的身体被他推得一歪，整个面部被子弹整个打烂了，伤口被撕成了一团血红色棉絮状。 活着的那个鬼子看到之后顿时惊呆了，他是个新兵，边上这具鲜血淋漓的尸体让他慌了阵脚。他慢慢抬起头朝四周观察，但举目望过去，除了群山、长城和对面的阵地，根本找不到刚才的冷枪是从哪个方向打过来的。 真是活见鬼，他觉得刚才这几发冷枪简直就像鬼魂打过来的一样。他把步枪背在背上，然后拖住自己曹长的尸体，想将尸体拖回去。尽管他是个新兵，但教官和老兵都告诉过他，打仗的时候任何一具皇军阵亡者的尸体都要拖回去火化，然后由战友把骨灰带回日本。 就在他刚刚竖起身子的时候，远处的一处土堆上闪出一道火光。一串子弹打中了他的脖子，滚烫的弹丸扯开颈部的肌肉和血管。他也被子弹的推力推倒在地，他用手按住脖子上的伤口，热热的鲜血从指缝里向外喷射。他痉挛着身体，仿佛像是牵线木偶被几根钢丝拉住一般剧烈抖动。 天空依旧是那么阳光明媚，中国北方的天空蔚蓝得深邃如蓝色的湖水一般。伤口的大量失血让他眼中的天空慢慢变暗，逐渐散开的瞳孔折射出一个垂死之人的无助。他紧紧拉着刚刚阵亡的曹长的手，天空的蓝色慢慢变深，最后如同闪烁星空的夜色一般。 鬼子见打冷枪不成，只好出动大部队进行攻击。配合攻势的火力配属也很强，由轻重机枪火力和掷弹筒组成的交叉火网猛烈地撕扯着620团的防线。王铁汉探头看了看，从火力和兵力上看，鬼子投入进攻的差不多有800多人，轻重机枪加在一起至少40挺，看来鬼子真的是把全部家当都拿出来组织这次进攻了。 眼看着团里正面阵地就要被鬼子强大的火力压制住了，长山峪的鬼子嗷嗷叫着向几处被炸塌的阵地缺口处冲过来。 王铁汉跑得很快，没几步就跑上了一线阵地。而此时一线阵地战斗也到了白热化阶段，从缺口处前方不足100米的地方，鬼子至少集中了不下10挺机枪在朝缺口处压制扫射。鬼子分成了若干步兵组交替冲锋掩护着朝缺口处反复冲击。而缺口这边的兄弟们缺少重武器，只有拿步枪和鬼子对抗，火力上就大大吃亏了。 看到这里王铁汉拽过来身后的警卫：“你到其他阵地上找机枪，就说我说的，连枪带子弹立刻到这里增援，要是找不来机枪，你拎着脑袋来见我。” “是，长官，拎着脑袋。”警卫转身消失了。 何参谋，给我接前沿。” 王铁汉脑子紧张地计算着，2营现在自顾不暇，1营能抽调的都调去了教导队。自己身边只剩下卫队和警卫连，而警卫连里只剩下2个排。唯一战斗力保存较好的就是3营了，但3营已经调了2个排增援教导队了，而且他们还要防守自己的阵地，这个时候调谁上去呢？ “长官，前沿要不通。”王铁汉明白，电话线已经被炸断了。他紧张地在盘算着：“何参谋，命令卫队全部拉出来，警卫连留下1个排在团部，其他也补充进卫队，另外，你在团部里面找，只要能拿枪的，火夫、马夫、文书、工兵排，全部上去，无论如何给我顶住。还有，通知通讯排务必保证线路畅通。” “是。”何参谋从墙上摘下帽子扣在脑袋上带着几个人就往团部外头走。 鬼子已经从挨着3营防区的那一侧突破了阵地，此时整个阵地上陷入了一片混战。何参谋率领卫队就向前冲。 何参谋拼刺不行，但枪法却很好，举枪抬手一瞄就放倒一个鬼子。他退掉滚烫的弹壳，这已经是他打空的第5个弹梭，他毛腰跑到一具鬼子的尸体边上，从腰间的牛皮弹药包里面翻出子弹塞进口袋里。 不远的地方一个鬼子注意到了他，鬼子端着刺刀一瘸一拐地朝他冲过来。何参谋异常冷静，他拉开弹仓，把铁条梭子上的子弹退进枪膛，然后利落地将枪机回位，瞄也不瞄一枪就打了出去，正中那个鬼子的腹部，鬼子晃了一下身子跌跌撞撞地继续冲。何参谋枪托也不下肩膀，胳膊哗啦一下又顶上一发子弹。这个瞬间鬼子的刺刀已经距离他不到3米远了，何参谋几乎是将步枪正对着鬼子的钢盔放了一枪。 头盖骨被子弹打穿的鬼子被子弹的推力带着后仰倒在了地上。 阵地上的鬼子也几乎打到了山穷水尽，他们将最后能调集的力量都投入了上去。阵地上面杀声震天，剩下的兄弟们昂扬不屈地和鬼子展开了肉搏战。鬼子的炮火此时丝毫派不上用场，只能添油战术一般，逐次将兵力增调到阵地上。 正在危急时刻，在王铁汉的左翼响起了机枪的连贯射击声。只见几挺机枪在朝冲过来的鬼子凶猛地扫射，地上立刻倒下了五六个鬼子。 真是及时雨啊，王铁汉心里念叨着。 王铁汉指挥兄弟们迅速封锁住鬼子的进攻路线，暂时占据优势的鬼子被压制住了，反复冲击了几次之后鬼子已经很难再组织起像样的攻势。 这时有人推了推王铁汉：“长官，鬼子队伍后面好像在放枪，还有人投弹呢。” 王铁汉认真地观察了一下，果然在鬼子的后方响起了枪声，而且听起来像是毛瑟步枪的枪声，另外投弹非常密集，远远地不断传来爆炸声。要知道鬼子并不强调用投弹来辅助进攻，因为他们的迫击炮、掷弹筒配属完备，手榴弹基本上起不到多大作用。这么密集的投弹只可能是自己人的部队在发动助攻。 想到这里王铁汉大受鼓舞。刚才鬼子并不仅仅是强攻正面暂时不能得手才退下去的，而是因为他们的后方也受到了威胁。 鬼子被两个方向的火力打得自顾不暇，再也腾不出兵力来重新组织强攻了。而且从他们侧翼杀到后方的这股奇兵战斗力相当惊人，不但作战很坚决，敢于打近战，更让鬼子头疼的是这支奇兵严重威胁到了侧翼和后方安全。 双方厮杀血拼了半个小时后，鬼子有序地撤了下去，因为他们再消耗下去已经失去意义。而侧翼又出现了敌人，再苦撑下去只能打成一场消耗战，这恰恰是他们不愿看见的。 而那支冷不防杀出来的奇兵也不恋战，迅速向团里的缺口处退却下来，大老远的就开始喊话。 王铁汉命令停止射击，片刻之后只见领头的一个浑身是血的汉子从火光中走了过来。那个汉子个子不高，但面容凶狠而精干，左手掂着一把砍得缺了口的大刀，右手握着驳壳枪。等走近了一看，竟是621的团长王志军。 王铁汉想掏烟，被王志军拿手一按：“铁汉，我这有好的。” 王志军从口袋里摸出个精致的银烟盒，从里面摸出两根烟。他手上都是黑灰和血水，洁白的烟卷上被他一摸，都是黑红黑红的颜色。 王铁汉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接过了烟卷叼在嘴上，王志军摸出火柴，擦了几下也没擦着。火柴盒被他胳膊上的血浸透了。王铁汉看着心里一颤，他往边上看看，起身从地上捡起一小段烧着的木头把烟卷点着，然后把木头扔在王志军的身边。“铁汉，这仗打得真邪乎，比当年直奉大战还厉害啊。”直奉大战的时候王志军还只是个小连长，但当年的恶战却留给他深刻的印象。很多打过仗的都对第一次大仗印象深刻，不管以后再打多少恶仗，都不如第一次经历战火洗礼那么刻骨铭心。 “鬼子打仗确实厉害啊，人家这火力，一次火力齐射，一个连比咱们一个营都猛。”王铁汉感叹道。 “鬼子好像和咱们建制不一样，他们好像没有连队这一说。不过反正比当年直奉大战火力猛。”“直奉大战那是咱们打内战，打赢了也没啥可牛的，不像现在，是打鬼子。”王铁汉对当年直奉大战时的军阀混战很有感慨，他潜意识里面是排斥内战的。 “铁汉，你说咱们要是没有派系混战，小鬼子能欺负咱们吗？”王志军猛地抽着烟，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枪子弹装填到驳壳枪里面。 “要是不打内战，咱们这么大地盘，还容得下小鬼子撒泼。还是咱们自己不争气，中国人只要一条心，没有啥能够把咱们打服的。”当年的内战中，王铁汉也曾经带着连队两次冲锋，阵亡过半，但此时的王铁汉觉得当年的内战打得是那么的不值得。“小鬼子有啥牛的，也就是飞机坦克比咱们多点。怕啥，总有一天，老子一定打回老家去。”王志军把烟头吐到一边，清了清嗓子，吐出一口带血的浓痰，然后利落地推上枪机，把驳壳枪插进枪套，从口袋里又摸出刚才那个银烟盒。 王铁汉不想继续说内战的往事，就有意岔开话题：“整的啥玩意儿，我瞅瞅。” “哈哈，从鬼子当官的身上缴获的，兄弟们看着好看就孝敬我了，你看着喜欢就拿走。”王志军爽朗地笑。“操，我不打秋风。鬼子的东西，我不稀罕。” “我这还有好玩意儿呢。”王志军又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钱包一样的玩意，王铁汉接过来打开皮套，原来是个怀表外加指南针。表上刻着拉丁字母，看上去很洋气。指南针的箭头一红一篮，看上去又醒目又漂亮。 “不错，好东西，这个我要了。”王铁汉觉得这个怀表和指南针放一起的玩意很实用，就坦然开口要。“哈哈，你喜欢就拿去玩。我这还有好玩的呢。”王志军说完了从口袋里抽出一支南部14年式手枪，在枪柄上镶嵌着一整块象牙，掏空了套在枪柄上。上面用金属丝套成了交叉的网格，显得枪柄很是华丽。 “这是鬼子的手枪吧，操他姥姥，还挺漂亮。”王铁汉接过手枪看，枪柄上刻着“帝国优等”，另一面是一个菊花纹和行书字体的“侍”。这种手枪是关东军军官受到天皇检阅的纪念品。 “这鬼子的东西就是好啊。看人家这怀表和手枪造的。”王志军赞叹着。王铁汉捣鼓了几下，也没能让手枪上膛。王志军接过手枪拉住后面的枪栓，咔吧一下，枪机复位顶上了子弹，然后递给王铁汉：“这枪和驳壳枪使法不一样。” 王铁汉举起手枪，南部14手枪的照门开得矮，他有些不习惯。朝左右瞄了瞄，感觉还算顺手，他朝着远处的砖墙开了一枪。子弹在砖墙上射出一个小孔。 “枪后坐力很轻啊，好像子弹没啥劲。”王铁汉总结了一下，“就是子弹没啥劲，不如驳壳枪好用，但看着挺漂亮。”“还你，这枪没啥用，纯粹摆设。”王铁汉又看了看弹孔，把手枪扔了回去。 “小心，保险。”王志军吓了一跳，把手枪的保险别上，重新塞进口袋。 3月13日凌晨，日军再次发起猛烈进攻，不料又撞了墙，川原少将向师团部报告攻击进展异常艰难。这下师团部坐不住了，将赶到承德的32联队第3大队也调向长山峪，野炮第8联队主力和工兵第8大队也赶向长山峪，师团长西义一中将准备14日晨也赶到长山峪亲自指挥。师团参谋长小林角太郎则先行一步，随32联队第3大队乘汽车立即赶赴前线指导，并催促第4旅团长铃木美通少将尽快率部赶赴长山峪西北两里的岔路口，然后向巴克什迂回以切断中**队后路，师团决心“集中最大限度的兵力”对黄土梁的107师部队进行“最彻底的打击”。 107师显然无法对付日军1个师团主力的猛攻。12日晚，67军的军长王以哲抵达二间房107师师部，传达叶挺的命令，鉴于中央军马上赶抵古北口，107师阻击目的已经达到，遂下令长山峪正面的部队撤退。3个团开始交替掩护逐次退却，并在马甸子以南高地设立阻滞阵地。 担任大迂回的日军骑兵第8联队进展并不快，该部12日夜还在太平庄，未能赶在107师残部退却前冲到巴克什营，因而没能封住107师的退路。 长山峪战斗就此划上句号。107师以3个团4000余人据守临时修筑的野战工事，死战三日，几乎是一比二顶住了日军的进攻，其斗志之旺盛、战力之强悍都可谓非同一般。更重要的是，107师迫使日军一再调整部署，几乎调动了承德日军的全部力量，为后续部队争取到了充分的时间。除了川原16旅团，就是铃木第4旅团也被吸引过来用于对付107师，意义非常重大。 第41章：南天门上（二） 天，阴沉沉的，北风凛冽，象是还要下雪。古北口要冲将军楼上，67军的战地指挥所内，已经生起了火。叶挺原来只有一件薄薄的黄呢子军大衣，他没想到都3月份了，北方居然还是这样寒冷，幸好在冷口的32军那里商震送给了他一件军大衣，外加一件厚毛衣，加在大衣内，他才抵住了严寒。 现在，叶挺在这个简陋的指挥所内，与参谋部次长杨杰，代表北平军分会，迎接了刚刚赶到的中央军25师的将领们。 “雨东兄，你我自平定商团叛乱和东征起就并肩作战，北伐时更是齐头并进。不意戎马倥偬，转眼一别六载，雨东别来无恙乎？” “叶参座天下名将，淞沪、热河杀得日寇胆寒，不愧为我革命军人楷模，在下要多向参座学习用兵之道。” “用兵之道不敢当，余于蒸鱼之道却颇有心得，请雨东兄等会品尝如何？” “免了，免了。在下只有遁席。” 与座中人都大笑起来。 被唤作雨东之人，即是中央军25师的师长、铁血名将关麟征，黄埔一期生。当年在黄埔时，每餐都有鱼可吃，而关麟征是陕西人，没有吃过鱼，常恐被鱼刺所伤，所以每次吃鱼总是避之则吉，众人常以这件事来笑他，他亦不以为忤，叶挺为保定系，在国民革命军中比黄埔系高了一辈，又熟知关麟征的习性，所以才和他开了这个玩笑。 关麟征字雨东，1906年出生于陕西户县一贫穷的农民家中，有着秦陇之士那种粗犷豪迈的性格，对同事总是热情爽朗，对上级则忠恪恭谨。在中央军中，关麟征所部俨然自成一个小派系，即“25师、52军系”，自国民党军败退台湾后更是成为台湾“**”的中坚主力。 关麟征18岁那年，与要好的同学阎揆要（阎奎耀）、杜聿明、张耀明等，从《新青年》杂志上得知黄埔军校招生，便从陕西匆匆赶来。然而考期已过，多亏了陕西同乡、同盟会元老于右任先生举荐，才成为黄埔一期生。否则，历史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里就会少一位阎揆要中将；在后来的长城抗战中，国民革命军里也就少了一位关麟征师长，台儿庄大战中少了一名张耀明师长，昆仑关大战则会少了一位杜聿明军长。 关麟征从黄埔一期毕业后纵横沙场数十年，历经东征、北伐和抗日诸役，身经百战。1928年，关麟征任南京警备司令部第2团团长。不久，又调任11师61团的团长。师参谋长罗卓英想联合该师任团长的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李默庵、肖乾、关麟征等，撵走师长曹万顺，向上级推举副师长陈诚任师长。在罗征询他们的意见时，关对罗说：“这个师长当将军太矮了（陈诚有“陈矮子”的外号），当童子军领袖又绰绰有余，不比曹万顺强多少。”此话自然传到陈诚耳朵里，心存不满的陈诚借故把关麟征推荐到杂牌师新编第5师任副师长，排挤出第11师。不久部队整编，新编第5师裁撤，关麟征只得改任第1教导旅（旅长汤恩伯）的团长，从此直肠子的关麟征对一肚子弯弯肠子的陈诚痛恨不已，立誓报复。 1930年5月教导第1旅划归教导第2师（师长张治中），关麟征任该旅第1团的团长，参加了中原大战，战绩十分出色。年仅26岁的关麟征深受蒋介石的赏识，以作战勇敢，擅长指挥而扬名。 1932年9月，蒋介石第四次“围剿”鄂豫皖苏区。关麟征任第4师（师长徐庭瑶）独立旅的旅长。由于鄂豫皖特派员蒋先云的“关照”（见本文前述章节），独立旅连下正阳关、霍丘城，在围剿军中战绩第一。此后虽然受困于红军的“地雷阵”再无寸进，但相比其他被打得焦头烂额的部队来说还算保全了“不败金身”，蒋介石在“围剿”失败懊恼之余，为鼓舞士气，亲自题写描述关麟征此战功绩的纪功碑，并对立功将领褒奖晋升。第4师的师长徐庭瑶升任第17军的军长，独立旅因功扩编为第25师，关麟征升任师长。 说起来这25师和17军，原来都是西北军第26路军孙连仲部的番号，西北军这个25师于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投向红军。而重组后的第26路军于1932年夏在江西乐安、宜黄再次遭中央红军重创，25师和17军的番号因此被取消。1933年1月，由于中央军徐庭瑶部第4师在鄂豫皖与红军作战“表现出色”，该师旅团数目和兵员又较多（足有4个旅，其他许多师只有2个旅），于是由第4师独立旅及补充1、2团编成新的25师。原第4师独立旅的旅长关麟征出任师长，原4师24团的团长杜聿明出任副师长兼73旅旅长。73旅的2个团为原第4师补充第1、2团，而关的基本部队独立旅则编为75旅，旅长张耀明。 杜聿明是陕西米脂人，张耀明是陕西临潼人，与关麟征均为陕西老乡，且同为黄埔一期同学，这样25师就不折不扣地成为“秦军”（其实国民党军中陕西籍名将甚多，历史上有令解放军中原、华东解放军吃了许多苦头的“金门王”胡琏、“御林军统领”整编74师的张灵甫，以及在东北令**颇为头痛的52军的“光头”军长刘玉章等）。 叶挺根据蒋先云提供的资料，早就看清了25师和关麟征等人的“历史轨迹”。历史上25师扩编为52军，在抗日战争中大放异彩，其中于台儿庄大战中重创日军第5师团。日军第5师团的师团长坂垣征四郎战后说：“关麟征的1个军应视为普通支那军10个军”。此战后关麟征被誉为“关铁拳”，美国报刊称他为“中国的巴顿”。蒋介石曾在武汉珞珈山军官团训话时说：“中**队都像52军那样战斗力强，打败日本军队是不成问题的。”关麟征却不赞成蒋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曾私下说：“委员长还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意思是要先消灭**，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有民众基础，有国际关系，是消灭不了的。” 在关麟征的率领下，52军在抗日战争中屡建殊功，又成为首批接受全美械装备的部队，被称为**“第六大主力”。80年代香港歌星张明敏曾演唱过一首《爸爸的草鞋》，说的就是52军的故事。 歌词： （独白）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台上，他常默默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大海的一艘船，忽然一颗泪滴到鞋上。映出这段往事，好长，好长。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奶奶的叮咛载满仓。 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 充满希望的启航、启航！ 船儿行到黄河岸， 厚厚的黄土堆上船。 夜来停泊青纱帐， 天明遥望山海关！ （1933年日寇侵犯长城各关口，中央军第2师、第25师从洛阳、徐州渡黄河北上，编成第17军，即52军前身，在长城抗战中英勇抵抗，立下了功劳）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奶奶的叮咛装满仓。 一股离乡的惆怅噎满腔， 蓦然回首又将启航、启航！ 一路跋涉到江南， 洞庭风景无暇看。 峨嵋山下好荒凉， 不堪回首泪暗弹！ （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中，52军转战南北，英勇守土，参加了长沙会战等一系列大战，在草鞋岭等地与日军浴血拼杀，是**中的一支精锐主力。1940年法英战败后，滇缅公路被切断，西南门户大开，52军移驻西南，担任国境守备4年之久。1944年作为远征军强渡怒江，进入缅甸追击倭寇，并与驻印军会师）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故国的叮咛不敢望。 强忍无奈小别的悲伤， 信誓旦旦又将启航、启航！ 船儿行到澎湖湾， 多劳妈妈来操桨。 深情勃勃升起疲惫的帆， 又冲破了许多风浪。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远远的故乡在召唤。 满载半世纪漂泊的沧桑， 倦航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 倦航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 （抗日胜利后，52军被调到东北战场，参加内战。辽沈战役中从海上逃了，上海战役又从海上跑了，撤到台湾，曾驻澎湖。当年他们从上海撤退即开往澎湖列岛的马公岛驻扎。52军来台之后成为台岛内防御部队的主力，产生出大批高级将领，形成了一个山头。1950年到1956年台湾“**”进行了四次大规模整编，52军这个番号消失了，所属的第2师改编为第333师，第25师改编为第234师，在21世纪初**的“**精实案”中，定为守卫台湾南部和中部的主力部队） 25师历史上名将辈出。关麟征曾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杜聿明是“**五大主力”中第5军大战昆仑关时的军长、解放战争中有名的“剿总”副司令；梁恺、张耀明等均任军级以上职务；戴安澜是**中部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200师的师长，远征缅甸壮烈牺牲，**、朱德等**领导人亲自撰送挽联，为**将领中唯一享此殊荣者…… 由于这些历史渊源，叶挺与蒋先云心有灵犀，决定对25师“特别关照”，使之成为中央军中统一战线的依靠力量。 这时只听得参谋部次长杨杰说：“久闻希夷文武双绝，今日故人重聚，可否赋诗一首，以壮军威？” 叶挺笑道：“耿光兄（杨杰字耿光），在下本不当卖弄，不过值此抗战军兴之时，也罢，就献丑了。” 叶挺沉思片刻，随即吟道： “长城歼虏去，并辔入雄图。 血肉飞天堑，烽烟混太初。 关东方失险，古北又成墟。 都说君无敌，投艰我不如。” 众人大喜，立即鼓起掌来。关麟征连说不敢当。 73旅的旅长杜聿明意气风发，说道：“参座好诗！屈子国殇有云：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西北军、东北军打得好，我们中央军也要起模范作用，才能不输侪辈。” 叶挺心中称赞杜聿明勇气可嘉，但也担心黄埔系将领过于轻敌。西北军、东北军均源自北洋军，高级将领和中下级不是北洋军行伍出身，就是保定军校、陆军大学毕业。作为国防力量的北洋军，以及类似美国西点军校的国家军官学校保定军校，其培养军人的宗旨，首要的是为国防建设服务，是以外国列强作为假想敌的，而第一位的假想敌就是甲午战争给中国留下深刻印象的日军。因此，无论是在军事技能的培养上，还是战争的心理准备上，北洋军系统的起点都比较高。相比之下，中央军的各级军官，大多毕业于黄埔军校，其首要的宗旨是在国内战争中打倒北方军阀，争取国内的统一，政治性目标更明确，黄埔生普遍都有很高的政治热情，但由于北伐、东征的紧迫，很难踏实的接受系统军事教育，在技战术和训练上都略显不足，更多的是靠着一腔爱国热忱与日军殊死相搏。 叶挺心中嘀咕，口头却不挫其积极性：“光亭兄（杜聿明字光亭）豪气干云，我辈自愧不如。希望25师在古北口也打出声威，为中央军争取荣誉。对了，雨东兄，部队装备和辎重都补充齐全了吧？” 叶挺知道，25师由于仓促出发，从气候还温暖的徐州、蚌埠赶到冰天雪地的河北时，还穿着草鞋和单衣，历史上中央军官兵就是赤脚穿着草鞋踩着积雪，身穿单衣趴在零下10度的冰天雪地中与日军拼杀，非常壮烈。所以叶挺专门指示军分会后勤部，为25师等中央军部队准备了足够的物资。 关麟征感激地说：“叶参座有心了！现在物资基本都补足了。唉，当初我们2月25日由徐州出发时，3月份的伙食费还没有领到；只好临时在地方上借了15万元，部队才能开动。师的辎重营还留置徐州，赶到通县时，全师除了迫击炮没有任何重武器，官兵尚是赤足草鞋。幸得军分会及时送上送皮大衣、皮靴等防寒装备，税警总团还拨给我们整整一个团的美械装备，全师官兵都非常感动。” 叶挺道：“御寒物资的捐献，北平各界所组织的抗日后援会，尤其朱庆澜先生领导的后援会出了大力，并非全是军分会储备。至于税警总团的美械，嘿嘿，宋大老板有的是存货，目前正通过津浦线源源不断运来，我不过是借花敬佛罢了。” 杜聿明却直接说道：“叶参座的好意我们感激不尽，只是在下要问一句：税警总团就在密云，为何连日来一直按兵不动，却要我们千里迢迢地赶来顶上古北口？” 杜聿明心里确实感到矛盾。一方面，叶挺关照他们大量物资，特别是大批美械，如此大公无私在中央军派系中也从未有过；另一方面，税警总团老早就驻扎密云，离古北口不过数十里，却一直未开上战场，反而要远来的中央军顶在前面，无论如何说不过去，故憋不住说了出来。 “光亭！叶参座自有安排，你乍乎什么！”关麟征急了，忍不住呵斥杜聿明。谁都知道，税警总团与十九路军在淞沪并肩浴血作战，这份关系岂是他人可比。如今25师受北平军分会节制，无论军分会委员长冯玉祥、参谋长黄绍竑、乃至参谋处长叶挺，都可算杂牌，就是参谋部次长杨杰也是滇系出身，在这北平军分会，他们才是“嫡系”，而中央军反而成了“杂牌”，一个不好“小鞋”就够穿的。 叶挺却不以为意：“光亭问得好！杨参谋次长在此，你可问问他。” 杨杰解释说：“根据部署，两广10万大军即将北上，与税警总团共同构成打出长城、收复热河的主力。所以税警总团目前是军分会的总预备队。” 关麟征听了，这才释然。叶挺见杜聿明仍有疑虑，于是说道：“雨东、光亭兄放心，在下以人格保证，税警总团很快就要投入战场，而且他们承担的任务，绝对比贵军更加艰巨，牺牲也更加惨重。如有食言，诸位可公诸天下，唯我是问。” 25师的参谋长詹忠言忙说：“希夷言重了。谁不知道十九路军与御林军5军在淞沪曾密切协同作战，共创辉煌。此次长城抗战，我们中央军也定不输于人后。”詹忠言是广东文昌人，与叶挺是老乡，且同为陆军大学毕业，感情更亲近一些。 关麟征则说：“还是请叶参座对我们师的防御进行部署吧。” 叶挺说：“军分会的意见，古北口一线的防御由67军112师和你们25师共同负责，36师为预备队，作战统一由67军的王军长指挥。待17军主力赶到后，由徐军长担负起南天门一带的防御。” 王以哲走到地图前：“诸位请看，承德至北平大道经蟠龙山北侧而来，呈东西走向，至关口方折向南，而卧虎山还有潮河相隔，因此我军的防御阵地基本集中在潮河东岸的蟠龙山。第一线自西向东一共投入4个团，战线最西端潮河西岸卧虎山部署的是112师李德明的636团主力，在潮河东岸，首先是白毓麟635团居于古北口关门正面，而贺奎的634团居于其右翼的蟠龙山制高点370高地一线。36师作为总预备队，置于古北口南村庄内隐蔽待机。112师炮兵连择要设置射击阵地，师骑兵连两翼游击策应，师工兵营则配属于石匣镇至古北口之间，师部各处及其它直属部队留驻石匣镇。而25师则从634团右翼继续向东延展防线，以杜旅长73旅下辖的梁恺第146团左接634团，其1营防守战线最右翼的龙王峪口；而戴安澜的145团抽1个营担任旅预备队，团主力则在将军楼方向占领阵地。75旅主力则置于黄道甸，师直属队部署在古北口关城一带，25师的师部设于古北口关城北门瓮城内的关帝庙。雨东，听说你是关老爷后代，平时就喜欢搞桃园三结义，看来这是你的福地啊！” 关麟征喜道：“这里有关帝庙？那太好了，各位放心，在下决不辜负列祖列宗，一定在这里打出军威，不丢祖先的脸。” 叶挺道：“希望雨东兄如关二哥般，光照千秋！” 3月13日下午4点半，日军第8师团司令部得到航空兵通报，得知长山峪正面中**队已于3点40分左右开始撤退，据此师团长西义一中将于下午6点下达了进攻古北口的命令。要求在长山峪正面的川原侃第16旅团沿长山峪——巴克什营——古北口大道追击中**队，占领从巴克什营向东至炮石台口、司马台一线包括古北口在内的长城诸隘口。同时命令从右翼迂回长山峪尚未到位的骑兵第8联队尽快赶到巴克什营与16旅团会合，后续的野炮第8联队主力、工兵大队及第4旅团也经长山峪向巴克什营推进。 日军首先赶到战场的是16旅团32联队相原少佐的第3大队，该部于15日凌晨6点赶到二里塞，顺大道走离古北口关门只有3公里左右。从此往南看去，就是逶迤的蟠龙山，山上长城隐隐可辨，将军楼雄踞其上。日军第3大队迅速占领二里塞南面的几个高地，掩护旅团本队展开，汽车队则返回接运后续部队。到清晨7时，日军在二里塞东北高地构筑了炮兵阵地，并向中**队开炮射击。 古北口正面东北军635团的阵地山，炮击逐渐密集，一发跟着一发，剧烈的轰鸣声响成一片。 “娘的，就知道打炮。”团长白毓麟咒骂着，冒着炮火弯着身子在战壕里来回跑，他很清楚，这会儿士气不能散了。他跑到几个军官那里大着嗓门嘱咐着一些事。 炮弹简直像锄头一样，差不多一尺一尺地把阵地犁了20分钟，弟兄们只能尽量身子趴低了，趴在工事里?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67 部分阅读 隆?br /> 炮弹简直像锄头一样，差不多一尺一尺地把阵地犁了20分钟，弟兄们只能尽量身子趴低了，趴在工事里。连长丁德一想：“奶奶的舅子，炮打得真邪乎。打仗这么多年，就觉得这次的炮打得最密集。” 大地跟着巨响一下下地抖动，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丁德一觉得有点喘不过来气，剧烈的震动搅和得胃都有点痉挛了，他探头想喘口气，这时看见烟雾后面远处有些个黄点。 “鬼子要冲过来了，兄弟们抄家伙啊，赶快啊，鬼子要上来啦。”丁德一也顾不上炮击了，在阵地上来回喊。 营长陈闯在这边听了，拿了望远镜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小鬼子日子是真不过了，阵地正面至少有三四百的鬼子。 这时炮击已经没那么密，估计在打火力延伸。陈闯一把扯过警卫员：“你去找3连的代理连长赵长虹，跟他说，就说我说的，给我死守住，把鬼子放近了再打。” 刚才的炮击把匆忙修好的工事折腾毁了一多半，警卫员深一脚浅一脚地往3连的地方跑，见着赵长虹打了敬礼。赵长虹一脑袋土，脸被熏得黑黑的，衣服快成了布条了，大大咧咧也不还礼就问道：“啥事？” “陈营长交代的，让我告诉你，死守住阵地，把鬼子放近了再打。” “整得挺好，你回去吧，让陈营长放心，我赵长虹脑袋在，阵地就丢不掉。” 警卫员往回跑的时候，阵地上已经开始枪声大作。日军的进攻非常狡猾，散兵线撒得很开，利用着地形，几乎是逼到阵地前100米开外才冲锋。警卫员喘着气，跟陈锋说：“赵长官说了，他脑袋在，阵地就丢不掉。” 陈闯在想赵长虹也真敢说，这次炮击就能看出，这个阵地，日军是志在必得了。 “好，你就跟着我，我怎么打，你就怎么打，尽量打当官的，你能分得清吧？” “是，长官。” 警卫员抓着枪，探出头，不远处日军机枪边上，有个拿指挥刀的，警卫员拿表尺套上搂了一枪。但那指挥刀没什么动静，还在那比画。警卫员拉栓，又是一枪，还是跑了偏。终于第四枪，那个小脑袋歪了一下，刀也掉在了地上。 有点远，再加上有烟不怎么看得清楚，警卫员就对着机枪的火舌打，又打了几枪，火舌没了。边上那个扶弹链的日军可能接过来接着打。几分钟后，那挺机枪又响了。 警卫员一看，哟喝，跟爷们叫板上了。手上紧着劲，一个梭子打空了，那挺机枪终于消停下来。 对面的日军死了指挥官就有点乱，有人想在阵地前组织冲锋，可惜都被点了名。又持续了一会儿，日军退下去了。 陈闯抓紧时间清点伤亡数字，这次因为炮击，所以伤亡太大了，整个阵地，还能保持战斗力的已经不足1个连。这时传令兵也带来些兵送上弹药，然后把伤兵抬下去。 陈闯刚让警卫员洗熨的军装现在全是土。他心里很清楚，日军不会这么轻易完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重新组织一次进攻了。想到这儿，他就安排着赶时间修工事。大伙都知道，这个是性命攸关的事，都挺自觉地动起手来。 日本飞机又来了，绕着圈扔炸弹，等飞机刚过，日军的炮击开始，几百发炮弹瞬间倾泻在阵地上，10分钟内，对面说话根本听不见。地面不住地抖动，整个阵地弹片横飞。 陈闯也没顾上吃饭，赶到1连，脚还没站稳，一发炮弹就砸过来了，陈闯胳膊上被弹片撕了个口子。日军又对1连的阵地轮番攻击。1连连长丁德一看见日军正在打冲锋，听着枪声性起，脱了军服把着机枪就打。 丁德一小时候是当胡子的，啥都白扯，枪法传神。他抱着挺机枪，那小鬼子就没个好，几次日军的机枪火力刚支上，就被他给办了，好几个小鬼子的指挥官也撂在他枪口下面。 那边小鬼子也急眼了，反复冲击伤亡几十人也没把阵地啃下来，又组织了一次冲锋。这次上百个鬼子光着膀子端着步枪，踩着自己人的尸体往上冲。最后两军在二连的阵地上拼上了刺刀。 陈闯这边听说阵地上已经白热化到这个份儿上，也坐不住了，带着人赶过来，结果没赶上，阵地上刚打完，到处是死了的弟兄、砸碎了的步枪、鲜血。1连伤亡巨大，能勉强作战的不到40人了。陈闯把营部里的文书、炊事、警卫、勤务兵、传令兵，能站着的，能开枪的都支应到了前线。 就在调动时候，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日军发现强攻困难，又派了一队人匍匐着摸到阵地前面，而且隐蔽得很好，几乎到阵地前面200多米的时候才被发现。 发现日军兵力占了绝对优势，己方伤亡太大，陈闯心里一盘算，不得不做出个决定，让警卫员把赵长虹找过来。赵长虹听着陈闯找他，心里估摸着有大事。 “你带着3连守在这儿，掩护全营后撤，不得临阵脱逃，营主力后撤10分钟后，你要活着把3连拉回来，听明白了吗？” 陈闯也知道这个任务很艰巨，但3连也是全营最野也最能打的一个连，换上其他的，陈闯心里就更没着落了。 “是，长官。营长，赵长虹有句话，我这一百多斤今天要是撂在这儿了，你帮我带个话给我媳妇，让她带着娃好好过，不管多苦多难，娃们也不能当汉奸，给他爹丢脸。” “好兄弟。”陈闯嗓子一紧，一把抱住赵长虹。 两个人分开后，陈锋带着全营仅剩的60多条汉子往团部撤，身后阵地上枪声一下一下在揪着心。但没法子，打仗就这样，总不能全营上下都填进去。 这边赵长虹手上还能放枪的只剩了不到20人了，大伙也都明白，今天横竖就是个玩命。赵长虹把人集中起来打，日军一时竟然没发现对面阵地少了人，还是不怎么敢玩命冲。最后发现火力弱了，于是胆又壮了起来，赶着投胎似的开始冲锋。 日军训练很好，而且枪法普遍都很准，加上两边的兵力悬殊太大，赵长虹估摸着时间，10分钟早过了，就命令边打边撤，兄弟们互相扶着，轮流放枪掩护。 赵长虹背着的兄弟眼看着有进气没出气，胸前被弹片划了个窟窿，血流了赵长虹一身，顺着裤脚滴洒在国土上。赵长虹背着人跑不快，腿上就挨了一枪，一个踉跄栽地上。再站起身，就被三个鬼子追上来端着刺刀断了去路。赵长虹心说，今天这真得拿命拼了，哪怕拼一个也够本！他就端着刺刀对着来了。 三个鬼子配合得很默契，赵长虹被三把刺刀逼得手忙脚乱，一慌神，一把刺刀捅在肩膀上，赵长虹忍着痛，把刺刀斜斜插进那个日军的脖子里。另两把刺刀也都扎在赵长虹身上，赵长虹无力地向前倒，体重压着刺刀在小鬼子身上豁出个大口子，切开了锁骨，血喷了赵长虹一身。赵长虹无力地松开步枪，扑倒在洒着鲜血的土地上。 遇到顽强抵抗后鬼子也改变了战术，从一开始的积极进攻变成了防御休整。这次休整也让635团里喘了口气，从后方补充了一部分弹药和给养。团里同时抓紧时间修复工事，沿整个防线布设鹿砦、铁丝网。 112师新任师长张学思在645团的团长白毓麟陪同下，视察了古北口关口主阵地，主要是找参战的官兵谈谈对日军的看法。 “长官，我琢磨着，小鬼子也不是那么好打的，想当年，张大帅的时候就是小鬼子支持咱们奉军打天下。现在一交手，鬼子打仗其实比咱们强多了。”连长丁德一说。 “就你他娘的没胆子。”陈闯低声地训斥自己的部下。 “别骂他。丁连长，你接着说。”张学思打断了陈闯的训斥，他此时很想听听下面的弟兄怎么看待鬼子，尤其是怎么看待鬼子的战斗力。 “是，长官。我不是没胆子，看我这伤，鬼子刺刀扎的，要不是陈长官把鬼子砍了，现在我早见阎王爷了。我是说实话，鬼子打仗挺不怕死的，而且拼刺刀、打枪都比咱们强。” 这席话说得大家都很认可，顿时都七嘴八舌地开始补充起来。 “是啊，长官，鬼子打仗，那嗷嗷的，当官的都举着指挥刀冲在最前头。不管火力怎么猛，死活不往后退。这仗打得真他娘的邪乎。” “鬼子枪打得好，特别是机枪，泼水一样，一溜子弹扫过来，把咱们阵地能压制得死死的。” “还不光是机枪，人家那步枪打得也准，大老远的，你这边刚一露头，对面一枪能把天灵盖打飞了。” “都扯淡，鬼子主要是不怕死，拼刺刀的时候真敢玩命啊。” 张学思听了不住点头，大伙说的很多都不无道理，也确实说出了鬼子作战中的特点。 “长官，我琢磨着，鬼子还有个优势，那就是装备比咱们强多了，人家那军械，跟他娘不要钱的一样，唉，打仗还是得凭家伙啊！”丁德一叹了口气说道。 “装备比咱们强，那咱们就光挨着打，不敢跟他干啦？扯淡。”陈闯听了这话有点不太乐意，腾地一下站了起来。 “好了好了，也就是唠嗑，坐下坐下。”张学思指着陈闯，大声呵斥道。 陈闯脸涨得通红，好像憋了一肚子气似的坐了下来。 “其实他说得没错，鬼子的装备确实不错。就拿这几天的战况看，鬼子先用火炮和飞机打咱们的固定工事和火力点，把咱们的重武器想办法打掉。然后迂回在前沿，远距离打咱们，三八枪虽然威力小，但远距离打得准啊。再加上鬼子敢打硬仗，装备精良，所以每次交手，咱们的伤亡基本上都比鬼子大得多。”张学思的这席话说得大家都很服气。 “是啊，长官，这几次清点战场我也看了，咱们虽然是防守，但每次打下来，咱们的伤亡和鬼子相比，最少是两个对一个，还经常三个对一个。”丁德一接着说。 张学思心里顿时增加了对丁德一的好感，看来这是个很有心的军官，以后要多加留意。 “长官，鬼子有鬼子的打法，咱们有咱们的绝招。鬼子经不得消耗战，那咱们就拖垮他。”陈闯粗着嗓子吼道。 “对，咱们中国多少人，鬼子才多少人，拖死他个狗日的。” “操他姥姥的，他们以为上头下令我们东北军撤到关内就是咱们不敢打仗，滚他娘的蛋，看老子怎么操他小鬼子。” 张学思冷静地听着大家的议论，没想到陈闯刚才倒是说出了他最想说的话。他等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说了一通，才高声把众人的声音压了下去。 张学思说道：“陈营长说得对，咱们中国地大物博，经得起消耗，但鬼子人少兵少，他们国家的面积也小，只要拖下去，鬼子迟早被咱们拖垮。” “唉，长官，就是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啊。” 这句话说到了大家的心窝里，气氛立刻变得沉闷起来。 “长官，我说句犯上的话，要是咱们全民动员起来，拖是肯定能把鬼子拖垮，问题是咱们动员不起来啊。鬼子说咱们是一盘散沙，我觉得说得没错。去年淞沪事变闹得那么吃紧，又怎么样，上头不是还忙着在南边剿共军嘛。十九路军在上海打鬼子，打得粮饷都供应不上。”丁德一看着手中的酒碗，一字一顿地说，说到最后目光向上一挑，正好和张学思的目光撞到了一起。 “长官，不怪兄弟们发牢骚，你看不看报纸，报纸上面骂我们东北军是卖国贼，是卖**，是他娘的逃跑军队。弟兄们也都是五尺高的汉子，凭啥咽下这口气？”陈闯的声音低沉而坚定。 张学思倒是反而喜欢这样的部下：“大伙心里委屈，这我知道，我心里不委屈吗？只要咱们众志成城，总有一天，咱们能打回东北去。但眼下咱们一定要把阵地守住了，东北丢了，华北不能再丢了啊。”张学思语重心长地说。 “唉，他娘的，说什么都是废话，多杀几个鬼子是正经的。” “对，长官，多杀几个鬼子。” 大家一并感叹起来。 “长官，你说鬼子好好的干吗要打咱们啊？” “操他娘，这还用问吗？鬼子妈的犯贱呗。估计是他们鸟日本天皇脑子装屎了，所以想来打咱们。”陈闯吼着嗓子，瞪着眼睛说。 “错了，鬼子打东北可不是犯贱，人家那是盘算好了的。”张学思喝了一口酒，然后接着说，“鬼子打甲午战争以后就惦记上咱们东北了，鬼子的一个当大官的说，想要征服全球，就要先征服中国，想要征服中国，就要先征服东北。” “操，看鬼子那熊样，也想征服中国，征服东北，借老子十万精兵，再配上飞机大炮，老子把天皇的鸟窝都给烧了。”陈闯一副不屑的目光说道。 “陈营长说得没错，给我十万精兵，给我飞机大炮，我也能把鬼子打得屁滚尿流的。但问题是咱们没有十万精兵啊，咱们更没有飞机大炮。你看看鬼子，那真是个顶个厉害，这个大家不能不认账吧。飞机大炮？咱们有吗？打仗打的是什么，打的就是飞机大炮。人家这几十年里一直都在准备和咱们打仗，咱们呢，咱们从宣统年以后乱了多少年？”张学思这些话说得大家都沉默起来。 停了一下，张学思接着说道：“宣统退位，本来辫子剪了，咱们该好好过日子了吧，可后来不照样你抢着当皇帝，我抢着当大总统吗？战乱了十几年，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诸侯割据，这下好了，外面人欺负过来了吧？就算外面人欺负过来，还不绑在一起打，还整个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就算是现在还在闹，这下东北算是被小鬼子占定了，又能怎么样？不是鬼子厉害，是咱们不争气，咱们要是真硬起来，日本天皇敢最后不顾国联反对，让关东军把东北全境全给占了？” 张学思越说越激动，把帽子往地上一掼，一仰脖子将碗里的酒一饮而尽。 大家都好像从张师长的话中明白了很多，但又似乎没有明白，每个人都是若有所思的样子。 陈闯抓过酒瓶子将自己的碗倒满了，然后又替张学思也倒上。陈闯站起身来端着酒碗说道：“师长，我没读过什么书，你说的大道理我都整不明白，我就知道不能让小鬼子在咱们东北军的老家这么干下去，长官，我陈闯的脑袋从今儿起就是你的了，你说吧，咱们兄弟们都跟着你，咱们一定要打回老家去。” “好，兄弟们，我张学思就仰仗各位啦，都端起来，大家干了这碗酒，一起打回老家去！” “来，长官，我跟你碰一个。” “干了干了，谁不干谁他娘的是孙子，一起打回老家去。” “打回东北去。” “打回奉天去。” “打回长春去。” “打回哈尔滨去！” “操他姥姥的，把小鬼子赶出东北！” “打残小鬼子，宰了日本天皇那个狗日的！” 一群铁血男儿端起了寄托着誓言的酒，所有的酒碗一饮而尽。 第二天上午，远远地就听见将军楼那边炮声震天，鬼子开始向将军楼的中央军进行炮击。当天上午635团也做好了应对鬼子炮击的准备，根据以往的经验，团里主动将主力撤出了表面阵地，只在长城上面保留了一部分岗哨。 张学思一直在635团的阵地山。到了中午，前沿传来了消息，鬼子满山遍野都是，一窝蜂地朝将军楼的阵地上发动集团冲锋。这时团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的意见主张迅速打击鬼子的侧翼，借机牵制鬼子，因为长城沿线一旦将军楼被攻陷，那团里的阵地也就岌岌可危了。 而另一方面的意见恰好相反，认为团里目前没有必要擅自行动，既然上峰没有命令，那就继续固守阵地好了。至于将军楼那边，自然有中央军负责防守自己的防区，团里犯不上为了友军过多地消耗自己的实力。仗越打越激烈，张学思通过望远镜看到将军楼下面的鬼子尸体几乎都要堆成了山，鬼子冲锋的时候甚至不需要动用云梯，踩着自己人的尸体就能往上冲。 张学思脑子里面在紧张地权衡着，现在鬼子正在集中兵力猛攻将军楼防线，一旦失守，鬼子就会穿插一股部队据险包抄住长城防线各线守军的后路。打锦州的时候鬼子就是这么干的，而且这个是鬼子一贯的打法。 “叫陈闯跑步过来见我。”张学思放下望远镜叫勤务兵。“师长，你是不是想调动预备队去侧翼打一下鬼子？”师参谋长刘墨林猜出了张学思的心思。 刘墨林是辽宁西安人，日本野战炮兵学校毕业。 “是啊，老王，将军楼阵地要是垮了，那咱们就是下一个啊。”张学思看着远处腾起的硝烟感叹着。其实他何尝想拿预备队这个目前他最依仗的精锐去拼呢。“那师长打算怎么打呢？”635团的团长白毓麟问。张学思要动他的老本，他自然有些紧张。 “你看见那边的斜坡谷地没有，地图上没有标志，我们当时也没注意，但从谷地山坡能够俯瞰鬼子攻击将军楼的前出阵地。我打算派预备队从那里牵制进攻，拖住鬼子的后腿。” “可是师长想过没有，要是预备队伤亡过大怎么办？”“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啊。不过，你想想看，要是将军楼守不住了，那我们就得全线溃退。到时候还不是一样。”张学思其实也不舍得拿预备队上去拼，但635团里的各个营都有自己的防区，唯一可用的部队也就是预备队了。 “长官，您找我？”陈闯跑步过来，武装带上面斜插着2枚手榴弹，身后背着驳壳枪，显得威风凛凛。 “是啊，上午看热闹看得如何啊？”“报告师长，我部集中了各级军官观察了鬼子的进攻情况，我个人来看，鬼子一旦拿下将军楼，就有可能造成我长城防线全线溃退。”陈闯大声地回答道，张学思一边听一边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一下白毓麟。 “白团长，你的意思呢？”张学思摆出了一副征询的样子，但白毓麟也不含糊。白玉麟是满族人，其父白永贞为张学良之汉文老师，白与张也是莫逆之交，他与少帅同为东北讲武堂第一期，从排长逐级干到团长，是112师的3位团长中最年长的一位，比师长张学思还大十多岁，在军中素有声望。白毓麟毕竟是宦海浮沉的老油子，装着沉吟了一下，然后说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师座，我觉得陈营长的看法很有见地啊。” 张学思踱了几步之后，又接着问参谋长刘墨林：“那你的意思呢？” 刘墨林一看师长这次又把球给自己踢了回来，也就只好说：“我同意白团长的意思，还是派预备队辛苦一趟吧，牵制住了进攻将军楼的鬼子，对我们自己防区的防务也是非常有利的。” 张学思见统一了思想，就直截了当地对陈闯说：“你注意看那片地形。” 陈闯举起望远镜开始在找师长让他看的地形：“师长，那地方不错啊，进可攻，退可守，是个不错的好地方。” “那好，你带预备队去，凭借地形优势，对鬼子进攻路线进行牵制袭扰。”“是，长官。” 张学思放下望远镜：“别他娘答应得挺干脆，过来过来，墨林兄，白团长，你们也帮我们来权衡一下。” 四个人围到了地图边上，张学思从包里拿出一张白纸，然后用红蓝铅笔在上面画了张草图。蓝色画的是简单地形示意图，而红色画的是进攻线路。张学思画得很仔细，将刚才观察到的地形每个需要注意的要点都交代了一遍，然后又把袭扰中需要注意的事项进行反复强调。 当天晚上，陈闯带着教预备队并张学思带过来的卫队所支援的一部，团警卫连3排，并3营1个连，共计400多人，从长城上下来，趁着夜色的掩护，连夜前出到了那个能够俯瞰鬼子前出阵地的斜坡谷地。 第二天上午，鬼子又开始对将军楼隘口进行强攻，结果刚刚离开前出阵地，就听到整个进攻路线的侧翼枪声大作，而且是从居高临下的斜坡上打过来的，鬼子此时队形很密集，前出阵地的后面又集中了大量的物资。鬼子被堵得动弹不得，短短十几分钟就伤亡了五六十个鬼子。 这下把鬼子的指挥官给彻底激怒了，这支部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怎么突然像把刀子一样拦腰打自己的部队，而且在后方督战的部队长也打来电话，问进攻将军楼的部队为什么还没有展开，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拿下将军楼。陈闯这支奇兵出人意料地彻底打乱了鬼子的计划，日军原本打算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拿下将军楼隘口，然后逐个击破，但没想到自己的进攻侧翼受到威胁。而此时鬼子必须做出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冒着伤亡进攻将军楼，因为只要将军楼被拿下，这支敢于威胁自己侧翼的小部队也就不在话下了；二是集中兵力先打掉这支冷不丁钻到自己眼皮底下的部队。 但没想到日军部队长的这个电话无形中帮了陈闯一个大忙。负责进攻将军楼的鬼子也就不管自己的侧翼不断受到袭扰射击了，而是一门心思地攻击将军楼隘口阵地。 一个上午下来，进攻将军楼的鬼子不断被陈闯部居高临下地射击，伤亡了近百人。陈闯一边打一边惋惜，要是能有十几门迫击炮，这一个上午鬼子至少得伤亡一两千人。但可惜预备队只有轻机枪、步枪和手榴弹，所以给鬼子造成的伤亡也不大。等到了下午，进攻将军楼受挫的鬼子恼羞成怒地把怨气发泄在预备队的身上。下午3时许，鬼子的一队大车被预备队给打着了，火势迅速蔓延，一转眼鬼子好几辆大车的物资全部被烧毁。这下把鬼子彻底激怒了，约1个中队并2个迫击炮组朝着预备队的阵地上猛扑过来。 预备队没有什么可以有效对抗鬼子迫击炮的武器，整个对峙打到4点多，预备队已经伤亡了上百人。陈闯知道这么对抗下去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于是命令预备队准备撤退。 但鬼子目前攻势很凌厉，如果撤得过快，很可能引得鬼子从后面尾随追击。相对可行的办法就是用猛烈的火力短暂压制住鬼子，然后相互掩护朝自己防区撤。想到这里，陈闯把命令布置了下去。只见预备队轻重火力一起开火，顿时谷地里面枪声、炮声伴着回音，震得简直耳朵都要聋了。鬼子的指挥官一时间摸不透对面中**队的真实动机，只是命令自己的部队进行待命。结果陈闯立刻命令部队交替掩护，背着伤员和兄弟的遗体向自己防区撤了下来。鬼子也不笨，听到枪声稀落下来追着就杀了过来。而陈闯兵不厌诈，他将部队收拢起来，又是一通猛烈的射击，然后枪声停了。 鬼子不知是计，跟在后面就追，快要接近预备队的时候，最后那50米的距离里，陈闯命令轻重火力再次开火。鬼子没有想到这么近的距离遭遇到了密集的射击，冲到最前面的十几个鬼子纷纷被打倒。 这下鬼子谨慎了很多，只敢远远地尾随追击，不敢再将距离缩短打近战了。 112师各部与日军在古北口鏖战1周，毙伤敌人2000人以上，使日本侵略军又一次受到中**队的沉重打击，日军指挥部不得不承认中国守军“抵抗之顽强”，并称这次古北口战斗是“激战中之激战”。 67军投入总兵力为24051人，死伤1992人（不含炮8旅，工兵1团），上千名东北子弟为民族生存而长眠于长城脚下，635团的团长白毓麟也在炮火下阵亡。冀东原野，东北汉子的献身精神，堪称军人之风范！ 第41章：南天门上（三） 战幕猛然在将军楼拉开，几万同样皮肤却不同样语言的军人在这片土地上捉对厮杀，炮火打红了半边天。日军主攻的17联队攻占了蟠龙山的制高点370高地，随即又将攻击重心转向将军楼，将战线推进到长城南侧，占据了居高临下的优势地位。日军炮兵表现非常出色，一夜之间就将大炮抬上了长城高地，在制高点370高地两侧布置了炮兵阵地，从而有效的控扼了战场，而且日军又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因此日军本以为这次进攻会更加顺利，没曾想这次却碰上了硬钉子。此时，将军楼方向除了东北军一部外，还有中央军73旅145团的主力。日军的猛攻遭到了中**队的顽强抵抗，几乎是寸步难行。双方激战到中午，日军仅仅夺取了少数阵地，而且更让日军叫苦的是炮兵炮弹快打光了，下午第8师团的师团长西义一中将赶到战场，登上370高地接过16旅团的旅团长川原侃少将的指挥权，然而他也没办法令日军突破中**队防线，日军被迫停止进攻调整部署。 不过，中**队虽然阻遏住日军的攻势，却也是有苦自己知。占据制高点的日军俯瞰整个战场，密集火力封锁了潮河支流谷地，给中**队造成很大困扰，25师与龙王峪口146团的联系也很难保持。145团在日军正面猛攻下也是左支右肘险象环生，为了摆脱被动的局面，师长关麟征命令75旅149团也投入将军楼方向。这样，以将军楼为核心，双方投入了5个团（联队）展开激战，战斗极度惨烈！ 149团接到师部命令后，紧急动员起来整理行装，好在是几天前给养和弹药就补齐了。团长王润波在出发前夕向全团官兵慷慨演讲：“我军即将开赴前线，日寇侵我河山，凡是中华儿女莫不切齿痛恨，保国卫民，人人有责。北上抗日，乃是军人神圣职责，我们决心效命疆场，愿为祖国洒热血，不让日寇进长城！” 先头的几个连中午前就头里先走了，全团跟着后面走。就见着土路上，一千多号人，蜿蜒几百米，哈出的热气跟个雾似的。 走到傍晚，远处模糊能听见炮声了，车辆也多起来，一辆一辆的，有拉人的，也有拉炮的，还有拉伤员的。车辆过来的时候，大家走到路边让道，伸头看着。晚上团里临时扎了营，征了个小学，对付着倒在课桌上睡。也许很多兵一辈子都没摸过课桌，甚至见也没见过，但正是这些甚至连字都不认得的人们英勇无畏的牺牲，他们的儿孙才有机会坐在课桌边上自由地学中国字。 走了一天，大伙都饿，王润波跟别的兵一样，也只领了一碗大棒子粥和两个窝头，这点王润波比大多数军官做得都好，那就是尽量和手底下的兵同吃同睡。 此时的王润波只想着怎么把仗打完了，回家伺候老娘，但就是如此普通的愿望，却不知道能不能有条命活着去实现…… 为夺回失去的阵地，3天后149团几乎是踩着兄弟部队的尸体向日军阵地发起反击。最能打的3营担任主攻任务，冲在全团最前头。最能打的大刀队，冲在全营最前头，全队上下，一人一支驳壳枪，一把大刀，两扎子手榴弹，玩命顶上去了。 全队整队，在全团的火力准备之后出击了。没有喊杀声，没有必要喊杀了，那一个个不屈的灵魂在振聋发聩地喊杀。 队长王卫华把棉袄脱了，扎在腰间，身上左右斜挎着2个手榴弹包，插了10颗手榴弹，左手提着把大刀片寒光闪闪，右手握着的驳壳枪上面，红绸子迎着风飘。 王卫华手臂一扬：“弟兄们，跟我上。”一马当先，大刀队冲在最前面，3营紧跟在后面，400多个热血男儿组成的虎狼之师朝着日军阵地掩杀过来。 半路上日军开始冒着炮火朝这边放枪，队伍里面不停地有人倒下。冲到阵地不到100米的时候，子弹打得像水泼的一样密，王卫华来回跑着朝阵地上放枪，迂回着越来越近了，摘了手榴弹往这边扔。 后面3营也把火力压得很近，密集地打着排枪，3挺轻机枪不停朝小鬼子阵地上招呼。因为暴露在火线上，小鬼子就朝3营的机枪打，一个兄弟倒下了，另一个兄弟接过来继续努力压制小鬼子的火力。 两边的子弹纷飞，小鬼子的掷弹筒也朝着压到阵地前面的兄弟们一颗一颗地扔。3营伤亡严重，但死战不退，兄弟们互相掩护着往前冲，冲近了就扔手榴弹。弹雨中，弟兄们打红了眼，几乎是迎着弹片、子弹往日军的阵地上扑。 正面这边在强攻，侧翼一队人马拿着大刀冲上去了，那就是大刀队，打仗嗷嗷的，有的脱了棉袄光着脑袋端着枪就上。 阵地上面雪都化了，泥里水里的，个个身上没个干地方。衣服被扯烂了，布条子挂身上。 小鬼子见顶不住了，就有跳出战壕反冲锋的。这边兄弟们有放枪的，有拼上刺刀的，滚在泥里扭打。阵地上面，大刀片砍，刺刀捅，手榴弹砸，兄弟们一身泥，脸都被熏黑了，大口地哈着热气，红了眼地往阵地上扑。 鲜血，自己兄弟的鲜血，昨天一个锅里吃饭的兄弟的鲜血。 子弹、弹片夹着热浪，钢铁与钢铁，意志和意志，厮杀着，呼喊着，奔跑着，冲锋着，一群毫不畏死的汉子，就那么把鲜血挥洒在身子底下的这片国土上了。 铅灰色的天，云低低地压着，阵地上面到处是尸体、碎石、断木，血肉模糊的躯干。枪声停下了，风夹着雪花一片一片落了下来，落在活着的兄弟们身上，也落在那些倒在血泊里的**将士身上。 鲜血还没有流干，那些鲜血一滴一滴，渗进泥里，拥抱着曾经誓死捍卫的国土。 王卫华拖过来几具日军的尸体，堆成个垛子，站在上面冲着阵地上高声地喊：“兄弟们，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小日本，滚你妈的完蛋操。” 王卫华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阵地上，点着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环顾着这片阵地。100多具日军的尸体扔在这了，但大刀队在刚才的厮杀中也伤亡过半，剩下的兄弟都累得够戗，坐在地上大口喘气。他赶紧让人抬伤员下去，这边匆忙把战报写了，打发人送到团部去。 王润波在望远镜里看了心里揪着，见阵地上停了枪声，心里更是七上八下的。赶紧着人去问，说是阵地拿下了，正往下面抬伤员呢。王润波把能动员的人都动员起来了，弹药、给养和饭菜往阵地上送，叮嘱了一些话，还把团里抽调出的几门81毫米迫击炮也给阵地上送了过去。 阵地上也没闲着，王卫华来回地看地形，把累瘫了的兄弟从地上拽起来，用日军留下的工具修工事。枪支损坏了的，就从地上捡小鬼子的38枪，把阵地上能利用的木头都利用上，打漏了的沙包重新灌上土，石头从泥里抠出来，码实了加固工事，能用的招也都用上了。尽量把工事和防炮坑往深了挖，鬼子的尸体也被废物利用，摞起来当掩体。 大家又饿又冷，路不好走，等了好久，被装和弹药还有饭菜才送上来，王卫华跟大伙一起抓了团红薯饭就填，顾不上啥埋汰不埋汰了，肚子先填饱了要紧。 大伙紧着时间吃，吃完后又开始修工事，王卫华把正面摆在阵地最容易发起冲锋的缓坡上，然后把缴获的机枪布置到了侧翼。枪法好的也尽量去两个侧翼，这样日军再进攻的时候，就无疑是往这个火力口袋里钻。 这时迫击炮雪中送炭般送上来了。迫击炮被布置在纵深，试射了几发，都按阵地前沿装定好了射击诸元。王卫华抓紧着快黑天的工夫，在阵地四处巡查，检查任何一个可能疏漏的地方。 25师扩编时，补充了一部分新兵，都是从南方那边招来的，对这边的冬日苦寒气候非常不适应。另外，师里补充的给养和弹药也不足，王润波一天三遍地催，心急如焚。 经过血战，师里对王润波这个团还是很满意的，所以特地送了100支美制的汤姆逊冲锋枪以示嘉奖，据说是税警总团拨的。这可是个好东西，能一口气搂出去十几发子弹，而且弹梭子能带30发，王润波拿到手后，就爱不释手，自己留了一支。其他的集中补充到了团里的警卫连，各营也都分了一部分。 第二天清晨，日军2个大队压了过来，双方都依托着阵地压制射击。成群成群的日军着了魔一样，向149团的阵地上冲击。炮声连着炮声，枪声连着枪声，空气中是刺鼻的硝烟和弹壳迸出弹仓的声音。 两个本应该和睦相处的民族在一片承载了太多血泪的土地上厮杀，这泪还不够多吗？这血厚厚地堵塞了汗牛之书。这片土地注定了浸透着血泪，几年后，两支不同信仰的中**队在继续折腾着，继续泼着血泪。 那个清晨，那个热爱樱花的民族，把他的子孙训练成了禽兽。而禽兽在长城一个一个倒在中**队的的枪炮下面。 当天上午，日军的坦克跟上来了，全团阵地一片火海，即使是这样，团里的兄弟们仍然在殊死抵抗。日军组织了2次大队规模的强攻，冒着寒冷朝上面冲。这边148团的3个营基本打残了，炮连的炮弹打光了，炮兵变步兵，拾起阵亡兄弟的枪，继续血战在山脊上。 鬼子在密集的机枪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68 部分阅读 基本打残了，炮连的炮弹打光了，炮兵变步兵，拾起阵亡兄弟的枪，继续血战在山脊上。 鬼子在密集的机枪火力掩护下，发起猛烈攻击，小鬼子枪打得那叫一个密，不计伤亡地往上边冲。团长王润波亲自上阵，帽子摘了端着汤姆逊冲锋枪打得性起。这枪虽说打远地方准头差，但毕竟连发的，当火力压制用还是不错。王润波端着使得和机枪似的，搂着火给冲上来的鬼子点名。 战斗持续了40多分钟，小鬼子见占不着便宜就往回收，打算回头重新组织冲锋。枪声慢慢停了下来。75旅的旅长张耀明带着援军赶了过来，见着抬了好多伤员下来，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等走近了，看兄弟们个个眼里都憋着泪，心里就上下打鼓。走到队伍后面，只见着担架上抬着个人，身上盖着满是弹孔的青天白日旗，一颗心一下子被拎了起来。张耀明几步冲过去把旗子掀了，担架上王润波浑身是血，已经捐躯了。 张耀明掀了旗子的那一刹那，整个人都呆了，就像剧痛刚开始并不觉得痛一样，木头一样站在那儿。 刚才还生龙活虎的王润波就躺在自己面前，他，死了。 自己的兄弟死了。 痛，是那样的痛，如同利箭穿心而过，张耀明扑通跪了，抱着王润波的尸体号啕大哭。团的将士也都齐刷刷地跪了，哭成一片。 王润波是四川开县人，黄埔3期步科，此次不幸被日军炮弹击中，壮烈牺牲，时年28岁。 王波为国捐躯，举国悲伤。国民政府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举行追悼仪式。称为“国殇”，追赠王润波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蒋介石等23名国民党军政要员为王润波烈士题写了“血溅长城，心揄汉族”（蒋中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于右任）、“为国牺牲”（张治中）等挽。抗日烈士王润波英勇地牺牲了，实现了他北上进发古北口途中在密云写给母亲信中“为救民族危亡，儿将率部队北上，奔赴长城，誓与日寇拼死斗争，与古北口共存亡”的誓言。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岁月悠悠，抚念思昔，见尧与樯。民族气节，彪炳千秋！ 在日军左翼，参战的是骑兵第8联队和2个步兵小队，而当面是梁恺的146团。日军在该方向略有进展，夺取了炮石台，但是却没能攻取146团1营防御的龙王峪口。中**队凭借良好的工事，以精准的迫击炮火力给日军造成了相当的伤亡。日军在基本达成目标后，于下午5点半全线停止了进攻。 中央军25师的师部设于古北口关城北门瓮城内的关帝庙。主攻关帝庙的日军兵力规模约为混编了炮兵的1个大队，主要的攻击路径是从关帝庙北侧缓坡发起攻击，在配合了大炮和飞机的情况下，混编大队借助优势火力反复冲击，给中央军145团造成了极大伤亡。 团长戴安澜立刻命令1营副营长张秉成带着1营跑步去增援关帝庙，其余各部相机投入战斗。戴安澜考虑到关帝庙阵地可能将是团里的恶仗，所以他决定在身边留下一支预备队，必要的时候顶上去。 张秉成个子不高，作战指挥能力一般，但为人谨慎小心。戴安澜觉得张秉成不可担重任，但要是论防守，张秉成还是没问题的。命令被传令兵跑步下达到了1营，张秉成二话不说，带着1营飞奔着增援关帝庙阵地。 而此时的关帝庙阵地也激战正酣，日军指挥官南次勇部队长透过硝烟观察着关帝庙阵地。陆军步兵大尉南次勇，这是一位才华和骄横同样引人注目的军官，早年毕业于帝**校，“九一八事变”后，他因为负伤及战功获得过五级金隆Ｏ衷谡饷吨本?厘米，装饰着金色的雄鹰、绿紫色的武士宝剑、深宝蓝色盾牌和银黄色长矛的勋章就挂在南次勇的左胸前。这是他的荣誉，更是帝国的荣誉，以表彰他以最快的速度赶赴锦州战场。 但此时的南次勇再没有当初获得勋章时的心高志满了，他集中了山、野炮共计7门对关帝庙阵地反复炮击半个小时，然后300多名最精锐善战的士兵勇猛地发动攻击，战斗已经持续2个小时了，却未能拿下关帝庙阵地。 在望远镜里面，关帝庙阵地的中国守军每次都是在最后的50多米开始密集射击的，然后就是反复扔手榴弹。帝国皇军最精锐的关东军居然拿这么个小小的阵地毫无办法，南次勇觉得他被激怒了。 “长官，联队部队长的电话。”边上的通信兵大声地报告着，南次勇走到野战电话旁拿起听筒靠在军帽边，然后大声地对着话筒说：“部队长阁下，混编大队指挥官南次勇等待你的指挥。” 第17联队的联队长长濑武平大佐在电话里厉声说道：“南次勇部队长，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你，帝国的资源非常紧张，正是资源的匮乏，所以我们要占领满洲。现在你的部队使用了7门火炮，要知道如果给我这么多的火炮，在日俄战争的时候我可以打败俄军1个师，难道无能的支那军会比俄**队更加顽强吗？” “部队长，请允许我解释，我认为今天我所遇到的支那军，英勇程度丝毫不亚于俄**队。” “放肆，南次勇部队长，我不能容忍你这么赞扬支那军，更不容许你继续浪费帝国宝贵的战争资源。你今天的无能将使你的门第蒙羞。我再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你拿不下这个小小的阵地，那么你的火炮将被优先调给能作战的军官使用。”咣当一声，紧跟着听筒里面一片杂音。 “浑蛋！”南次勇感到自己仿佛蒙受了奇耻大辱一般，他一脚将放着野战电话的桌子踢飞，然后高声命令道：“命令停止进攻！” 片刻之后，山坡上的日军慢慢地退了下来。 南次勇拿望远镜观察着关帝庙阵地，短暂的战斗间隙，关帝庙阵地上的中**队正在拼命地抢修工事。 “命令，所有火炮必须在15分钟内将所有炮弹打光，只要还剩下1发炮弹，那么负责那门炮的曹长就要剖腹向天皇请罪。” “可是，长官，我们的炮弹储备按照正常射速就是打1个小时也打不完啊。” “浑蛋，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只管把命令告诉炮兵吧。”看见参谋敢于顶嘴，南次勇左右开弓抽了他几个嘴巴。参谋嘴角流着血，要通野战电话向炮兵指挥官下达了命令。 短短几分钟后，整个阵地上面地动山摇，这次日军火炮的射速整整提高了两三倍，炮火也远远比前几次炮击要密集。而且更麻烦的是阵地上的兄弟们正在忙着抢修工事，很多人都离开了野战工事，所以一时间伤亡巨大。 南次勇满意地露出微笑，他的目的达到了，密集炮击的目的就是造成更大的杀伤以及挫败中**队的意志。 看着200多米开外的关帝庙阵地上面被炸得一片火海，弹片横飞，张秉成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此时的1营仅仅还有不到200人，只能勉强算是个加强连，这么少的兵力够干什么啊，张秉成心里很是着急。 张秉成属于那种别人打得很漂亮的进攻战，换上他来打，可能不见得打得好到哪里去。别人打得很吃力的防守仗，他却打得不一定差到哪儿去。善防守而不善进攻就是张秉成的特点。所以戴安澜不派其他部队，而是把1营先派上还是看中了张秉成的特点。 此时的炮击让张秉成心里也一个劲地嘀咕，从来没听过这么密集的炮声，感觉炮弹落地的爆炸声仿佛连成了片。地面震动得像是有人拿着巨大无比的石磙子在夯地面一般。尽管隔着几百米，但感觉关帝庙阵地上面的烈火烤得人眼睛都睁不开，硝烟飘散过来如同一层黑雾一般。 炮击停下来的时候，张秉成的耳朵还是嗡嗡响呢，感觉就像有人刚刚把一颗粗大的二踢脚在他耳朵眼里炸响了似的。张秉成抬头看了看，被爆炸掀起来的尘土和硝烟混合在一起，在关帝庙阵地上空盖了一顶巨大的黑帽子。 “大家跟着我冲。”张秉成端起步枪，挑头冲到最前面。 200多米片刻工夫就跑到了，张秉成一头钻进了黑蒙蒙的烟尘中。他心里很着急，一方面是要找到阵地上面的军官，另一方面要将部队迅速展开。炮击刚刚结束，鬼子很可能会马上投入进攻。 跑着跑着张秉成就撞到了一个人身上，那人也是慌慌张张的，撞到张秉成之后扭脸就跑。张秉成一把把他拽住大声问道：“你们长官呢？” 这时张秉成突然一愣，他本能地侧身躲了一下，就见到一杆上着乌黑油亮的刺刀的步枪刷地一下扎了过来。张秉成闪身躲过，一抬手抓住了枪管，把那人摁倒在地。原来刚才电光石火的那个瞬间，张秉成发现那人的军服是马粪黄色的。本能的反应救了张秉成一命。 那人个子和张秉成差不多，但力气却并不大，被张秉成一扑之下倒在地上。两个人在地上厮打起来，张秉成用一只胳膊牢牢按住了他的步枪，另一只手伸到他脸上抠他的眼珠子。只见那人的眼珠被手指头挤得就要鼓出来了，张秉成狠狠地往下挖，那人一口咬住了张秉成的小指。 两个人都拿出了吃奶的力气想要制伏对方，最后张秉成的小指被那人完全咬掉，而张秉成也把他的眼珠几乎抠得扯出眼眶。钻心的疼痛从张秉成的手上传过来，他从腰上拔出刺刀，那人也眼疾手快地一把握住了刺刀。 毛瑟步枪刺刀的双面把那人的手掌豁出了大口子，刺刀缓缓地从他脖子根的锁骨处扎了下去。血顺着刺刀上的血槽喷了张秉成一脸。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张秉成才一身虚汗地从地上站起来，左手断掉的小指处传来钻心的疼痛。而这时整个阵地上也枪声不断，张秉成知道，这是部队和冲上来的鬼子遭遇上了，看来这又是一场鏖战。 因为整个关帝庙都被笼罩在炮击腾起来的烟尘中，鬼子也就稀里糊涂地和张秉成的1营撞到了一起，但误打误撞反而对1营有利，因为鬼子机枪数量众多，烟尘下面谁也看不清楚谁，所以只能肉搏战。 可能文字很难去描述那场近身肉搏的血战。枪托对刺刀，手榴弹砸在脑门子上，大刀砍碎颅骨的声音夹在绝望的日语呼喊中……两军在关帝庙阵地上就这么血拼厮杀着。 这时战神站在**将士这边，生力军出现了。 1营的兄弟们，听见身后一片喊杀声，回头一看是师里的警卫连连长万耀一马当先，警卫连的兄弟们端着手枪，举着手榴弹冲向了日军。后面还有师里的文书、伙夫、马夫、帮着抬伤员的民工，都跟着警卫连掩杀过来。 顿时1营的兄弟们士气大振，个个奋勇当先，阵地上一片厮杀，侧翼的兄弟们也都冲上来，兜了小鬼子的后路。最后，只剩了几个鬼子惊恐地在中国人面前放下了枪，跪成了一排。 阵地上面群情激昂，要杀了这几个鬼子祭奠兄弟们，赶来的团长戴安澜把大家给拦了。 “大伙听我讲，把俘虏杀了不好，小日本如果知道我们习惯把俘虏全杀了，那以后他们就会玩命打的。再说从这些俘虏身上能问出小日本布防、火力方面的很多东西，先把他们带回到师部再说。”最后，大家静了下来，调人把几个小鬼子往回押。 关帝庙紧靠着公路，地形很好，几乎俯瞰整个公路，所以和日军反复争夺，伤亡很严重。戴安澜在地图上画着日军的火力分布，一边举着望远镜看地形，对地图。到了中午，和师里商量，想派部队偷袭日军炮兵阵地，然后把标定的地形给送到师里，把计划往上边报。 师长关麟征对着地图看，让传令兵带回去。戴安澜见师长基本同意了作战计划，就叫来3营的营长楚建明，安排袭击事宜。 楚建明领了任务刚走不久，突然一声尖厉的哨音，只听见戴安澜大声喊着：“立刻撤出阵地。”紧跟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新一轮的炮击开始了。 阵地上面立刻纷纷向下撤，大家都摸不清楚，怎么刚上阵地就要向下撤。但军令如山，弟兄们飞速从关帝庙阵地上向下撤了200多米。 刚刚撤下阵地张秉成就明白了戴安澜的用意，原来戴安澜刚才观察了一下，中央军躺在工事里的兄弟几乎没有死在枪伤下面的，绝大部分是死于炮火杀伤。而鬼子这一轮炮击肯定强度低不了，与其困在阵地上干挨炮，不如先撤下来。 要知道一开始的几发炮弹是鬼子的炮兵在进行校射，一旦对方装定好了射击诸元，那么等待着兄弟们的就是密集的炮击了。 这次戴安澜果断命令部队后撤以避过炮击给师里很多军官留下了深刻印象，打仗不能打死仗，而是要打巧仗。尽管对方有装备和火力上的优势，但并不意味着我们非得往他们的优势上头撞，而是要善于利用敌方的弱势，发扬我们的长处。 这轮炮击密度小了很多，根据刚才撤下来的步兵反馈的情报，关帝庙上面的守军已经不多了。所以南次勇不愿将部队陷入白刃战而及时将进攻受挫的部队全部撤了下来，在他看来，拿着帝国皇军士兵的生命拼消耗是一件愚蠢的事情，所以他非常不能理解他的指挥官们脑子里的那些精神高于一切的想法。既然有大炮，那么何必要用士兵的生命去白白牺牲呢！ 南次勇冲着参谋点点头，参谋要通了电话，没过一会儿炮击结束了。而这时关帝庙西侧的草丛中，一个刀条子脸的年轻军官正在悄然命令自己的部下准备发起进攻。刀条子脸军官看着不远处的火炮，掩饰不住眼神中的那种激动，仿佛关了十年大狱的犯人猛地看见妖艳的光身子女人一般。 日军炮兵阵地约有近200人，炮兵阵地的后面还停着十几辆大车，上面装了很多木头箱子，估计可能是炮弹。 刀条子脸军官就是3营营长楚建明，他这边只有不足百人，而且手中拿的大部分都是步枪和大刀。这个仗可怎么打呢？看到这些楚建明心里多少有点嘀咕，但他更清楚这7门火炮未来将对关帝庙阵地造成多大的压力。换句话讲，这仗也容不得他楚建明不打。 唯一比较有利的就是鬼子大部分的炮兵都穿着大衣操纵火炮，远处的帐篷里面可能是炮兵指挥所。在指挥所的外面步枪支成了一堆一堆的，而负责警戒的鬼子并不多。 “兄弟，你看到那3个挨着的绿色帐篷了吗？”楚建明毛腰跑到了机枪手旁边指着远处说。 “看到了，长官。” “待会儿，你别的地方不用管，就朝那边扫射，主要是把鬼子跑过去捡步枪的压制住，不用考虑节约子弹，明白了吗？” “明白了，长官。” “全靠兄弟了，等仗打完了，我请大家喝酒，吃烤羊。” 楚建明安排完了机枪火力，然后爬到了前出阵地边上。他把几个带队的排长都叫了过来，几个人在前出阵地上简短地开了个会。 “大伙听我说，这次进攻主要是得速度快。我带50多个兄弟一口气冲过去，全部只带大刀和手榴弹，你，你，你，带着你们的人跟着我冲。大家冲的时候不要停，要集中注意力把手榴弹扔过去，然后和鬼子搅到一起近战。”楚建明把部队分成了两拨，他对着其中一拨说道。 “明白了，长官，你就放心吧。” “你们的任务是掩护我们，尽可能把枪打得准一点，然后瞄着那边打，看到那几个绿色帐篷了吗，就朝那边打。等我们把鬼子拖住了，你们就赶快冲过来增援我们。” “是，长官。” “大家要牢记，我们人少，没法子和鬼子硬拼，咱们就是盯上了他们的火炮，只要冲上去把火炮打掉就行。炸完了他们的阵地，所有弟兄都不要纠缠，带上伤员就往回跑。” “长官，要是他们反冲锋怎么办？” “你们放心，我就是学炮兵出身的，炮兵一般刺杀训练搞得很差，而且别看他们人多，其实近战的战斗力并不强。只要我们一口气冲过去，他们就瘪了。” 其实大伙心里都没什么底，阵地上的鬼子看上去是我方的两倍，这一对二的作战还真没打过呢。但都是20岁刚出头的青壮汉子，谁都不好意思说出个怕字来。其实不只是他们，就连楚建明心里也直打鼓。但他知道作为一个军事主官，这个时候他必须壮着胆子给大家鼓励。 “大家注意，先尽量匍匐接近，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负责掩护的以我的快慢机（驳壳枪）枪声为号，一定要记住了。” “嗯，没问题，我们几个记住了，长官。” “你嘱咐一下机枪手。” “是，长官。” “弟兄们，咱们打好了，关帝庙上面的兄弟就少死人，大家一定要豁出去打，操他姥姥的，负责掩护的兄弟注意一下，你们注意冲过去的弟兄有没有临阵脱逃的，只要有装孙子的，就地军法从事。”说到最后几句，楚建明的眼中射出了凶狠的目光，看得大家不由得心底一颤。 此时已快到了傍晚，北方的初春依旧是寒意逼人。一名日军陆军辎重上等兵悠闲地听着远处的枪声点着了一根香烟，他知道这枪声是从关帝庙阵地上传来的。“步兵的那些饭桶，居然连这么个小阵地都打不下来，还要炮兵反复炮击，这些浑蛋，难道连无能的支那军都打不赢吗？” 他手上都是炮弹上面的黄油，所以捏着烟卷的时候非常小心，他漫不经心地看着远处的群山剪影。中国真是个好地方啊，他不由得感叹道。这么雄伟的长城建筑，真是一个奇迹。如果能够征服整个中国，那么自己的子孙就可以生活在这里了，想到这里上等兵听到了曹长的训斥。 “浑蛋，难道没有事情做了吗？你让我感到羞耻，快点去把炮弹重新装进木箱，今天看来不会再有任务了。” “是的，长官，我给你添麻烦了。”上等兵赶紧把刚吸了几口的烟卷扔掉。 “浑蛋，支那军！”上等兵看着曹长脸色突然变了，伸手从腰间掏枪。 啪，啪……两发子弹贴着上等兵飞了过去，刚刚解脱开枪套的曹长应声倒在地上。 上等兵一回头，只见一个身材不高但举止剽悍的刀条子脸的人正举着驳壳枪对准了他。上等兵一声怒吼，粗壮的身子猛地向前一扑。那个刀条子脸抬手就是一枪，正打在他的脖子上。 上等兵中弹之后扑通一下栽倒在地，他感到整个脖子像是被灼热的烙铁烫了一般，血呼呼地喷射出来。这时有人端着手枪从他身上跳了过去，上等兵看着那人动作非常敏捷，几个起伏就冲了过去，然后摸出手榴弹往阵地上面扔。 中弹之后上等兵却没有感到太多的疼痛，只是觉得身体在慢慢地脱力。他几次想挣扎着站起来，但都像是四肢不听使唤一样。这时不断有人从他身上跳了过去，上等兵一边捂住脖子上的伤口，一边看着冲向阵地的那群男人。 他歪倒在地上，所以视界也是扭曲的。他看到火炮战位边上的日军士兵被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一部分日军跑向指挥所帐篷边上堆放步枪的地方。傍晚的天色已经慢慢暗了下来，衬着远处子弹打出来的火道密集地飞舞着。他看到穿着冬季大衣的日军动作显得很笨拙缓慢，冲向帐篷的日军士兵被成排成排地扫倒在地，而拿起枪的士兵也在慌乱中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还击。 在这个上等兵的眼中，阵地上面的主动权瞬间易手。冲上阵地的中国人密集地投掷手榴弹，然后冲过去和日军近战肉搏。那个端着驳壳枪的人此时抡着大刀正在和两个日军对垒，那两个日军一个手上拿着一根铁棍，一个握着刺刀。两个人的近战经验显然并不丰富，没到几个回合就被大刀砍翻在地。 上等兵再也忍不住了，他硬撑着向自己的阵地上爬过去。而这时又有一群人端着刺刀从他身上跳了过去，这群人加入战团之后就像一支生力军一般，很快将整个阵地的侧翼拦腰切断。 躺在地上的上等兵脸色惨白，身体冒出的冷汗把军服里外全部浸透了。他感到自己心里一阵阵地发慌，而手脚也开始发麻，整个身体尤其是四肢觉得异常的冷。他从腰上挣扎着想摸出水壶，他觉得嗓子干得要命，但胳膊却抬不起来。他侧躺在地上，看到阵地上不时腾起手榴弹爆炸的火光，强烈的困意袭来，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他感到自己好像要沉沉地睡过去一般，眼前出现了一片片白花花的闪光，最后残存的清醒意识中，他看到那个刀条子脸站在一门榴弹炮边上，正在费力地从地上搬炮弹。 这是1门100毫米榴弹炮，整个炮身相当沉重。楚建明把驳壳枪插进枪套，站在炮尾的位置上，拉住左边的把手，然后沿顺时针方向使劲往上抬。因为有几年没摸火炮了，再加上连日厮杀，身上没什么劲儿，楚建明感到把手非常沉重。他将把手吃力地抬到尽头，然后向后下方拉开，打开炮闩。 打开后的炮膛传来了一股呛鼻的硝烟味，这种硝烟味让楚建明感到异常兴奋。他左右找了一下，从地上的木头架子上抬下炮弹，然后费力地塞进了炮膛。温度仍旧很高的炮膛在他手上烫了一个大水疱，楚建明也没觉得疼。他心里想着，这次鬼子也能尝尝挨炮弹的滋味了。 楚建明在地上的鬼子尸体上翻了一下，从牛皮腰包里面找出一把铅笔粗细的引火*，他将引火*塞进火门孔，然后向右使劲把火闩推上，关闭了火闩。他观察了一下远处冲过来的鬼子，然后用拇指观瞄的办法测定了射击诸元。日式火炮的射击诸元方式楚建明在学校里学过，所以并不费力。 装定完了射击诸元之后，楚建明双手拽住了点火索，然后身体猛地一转，火炮抖动着身子喷出了一道长长的火舌。 炮弹冲出炮管，落在了远处炸起一团火光。这发炮弹打得稍稍远了一点，楚建明打开炮闩从地上吃力地抬起一发炮弹凑到炮膛口。 “长官，鬼子打回来了。” “我知道，别碍事，让开点。”楚建明观察着远处冲向火炮阵地的鬼子，默默地在心中计算着射击诸元。刚才一轮猛攻，鬼子炮兵抵挡不住，兄弟们趁势占领了鬼子的炮兵阵地。现在拥过来的鬼子估计主要以步兵为主。 “把地上的铁棍拿给我。” “是，长官。” “你用铁棍把炮弹塞进去。” 楚建明等炮弹装进炮膛之后，插上引火*，关闭火闩。装填完毕了这发炮弹后，楚建明把帽子一摘扔到一边，然后修正了射击诸元。 轰隆，这发炮弹准确地落在鬼子的人群中，远远看过去，冲在最前面的鬼子被炸得尸骨横飞。 “你，带着兄弟们把鬼子拉炮弹的大车都赶过来，然后把车上的炮弹堆到地上，快点。你们几个，快去增援他们，一定要把鬼子拖住。”楚建明一边装填炮弹一边一连串地下着命令。 阵地上的兄弟们很快把大车赶到火炮边上，然后从车上往下卸炮弹。 “拿脚底往下踹，那样卸得快。你们两个，跑到那边帐篷左边，注意小心鬼子的子弹，把你们身上的手榴弹全扔他们帐篷里面，哦，对了，扔之前先进去找找里面有没有地图什么的，知道地图啥样吗？堵耳朵，我要开炮了。” 那几个兵连忙堵住耳朵。轰隆一声巨响，楚建明嘴都乐歪了，兴奋得像个孩子一般。 “是，长官，我见过地图，你放心吧。” “赶紧去。我操，谁过来一下？” 冲过来一个兄弟，楚建明从手里的引火*中分出几根递给他，“去，把那门炮里面都塞上炮弹，然后把这个管子插进去，就插在这个位置。”楚建明示意了一下炮弹装填的方法和插引火*的位置，那个兄弟拿着*跑到那门炮边上。 楚建明让人把其他几门山炮也拖了过来，然后从地上抬起几发炮弹分别插好了引火*。 “招呼那边的兄弟赶紧撤，你们几个，把身上的手榴弹全部拿出来，捆成捆子，要快。” 没过一会儿，三四十枚手榴弹捆成了十几个捆子堆在装定好*的炮弹边上，楚建明把这十几个捆子手榴弹的拉弦都拴在一根绑腿带上，然后接了两三根绑腿在后面，整个长度足有十几米。 “吹号，快吹号。” 嘟嘟，急促的号音过后，阵地上的兄弟们纷纷后撤。楚建明端着一支捡的38式步枪朝远处射击，他一边开枪一边偷眼用余光观察着阵地。不大工夫，阵地上面的兄弟都要撤完了，从炮兵指挥所的帐篷那边也传来几声爆炸声。 “长官，帐篷已经炸掉了。里面我们找过了，没发现地图。” “赶快跑，鬼子要打过来了。”楚建明从地上的尸体身上摸出子弹装填上，然后一边开枪一边慢慢向后退。 远处的鬼子冲得很快，不到两三分钟就已经冲到距离不足百米的地方。楚建明冷静地将弹仓中的子弹打光，然后把步枪背到后肩。他把拴着手榴弹拉弦的绑腿带拉紧，趴在地上观察着鬼子。 只见三个鬼子相互单兵交替掩护冲到了火炮边上，他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其中一个鬼子突然看到地上趴着的人猛地站了起来，他连忙将步枪抵上肩膀，突然一声惊雷般的巨响，他瞬间被巨大爆炸的火球吞没了。 阵地上面好像一下子被一团火笼罩了一般，火光如同火山喷发，将带着火的碎片抛向天空。几门火炮连同炮弹被一下子撕扯得七零八落，然后重重地砸向四周。 大车、炮身、炮管连同地上的土块被一把带着火的铁锹连根铲起，再被泼洒出去。巨大的烟尘伴随着引发的连续爆炸一团一团地升了起来。 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在地的楚建明连滚带爬、狼狈不堪地向远处草丛跑去，他整个后背被烤得如同烧红的铁板烙在上面一样灼热。爆炸的巨响让他一阵阵地耳鸣，五脏六腑也被爆炸引发的震动给搅和得纠结在一起。 在南次勇的指挥所里，日军联队长长濑武平大佐冷冷地看着跪在地上的南次勇。 “南次勇，我想你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羞辱下活着，大日本皇军的尊严在你的手上丢尽了，你为天皇尽忠吧，我会写信给你的家人，告诉他们你是在一场关系到帝国命运的重要战役中光荣阵亡的，你的家族将得到荣誉。”长濑武平大佐说完之后猛地鞠躬。 “你的恩德真的让我很惭愧。”南次勇跪在地上也鞠躬还礼。他缓缓直起身子，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写满了亲属名字的日本国旗。 南次勇面向东方跪下，将国旗放在地上并进行膜拜，他严肃地脱掉了军服，然后光着上身握好了短刀。 “天皇万岁！”南次勇声嘶力竭地高喊着。 南次勇的短刀戳进了腹部，血顺着刀身向下流，南次勇强忍着不发出呻吟。慢慢地他进入失血状态，身体不住地颤抖着，血流了一地。站在他身后的长濑武平示意边上的医务兵上前去，给他注射了过量的吗啡。又过了一会儿，南次勇呼吸越来越微弱，最后一头栽倒在地。医务兵探了一下南次勇颈部脉搏，然后冲长濑武平点了点头。从后面过来几个士兵，将南次勇的尸体搬上担架抬走了。 边上的军官和士兵鞠躬为南次勇送行。 第4１章：南天门上（四） “现在由你接替南次勇的指挥。”长濑武平直到南次勇的尸体被抬出视线，才直起身子指着边上的一个参谋藤田雄二说道。 “是，我决心在明天拂晓前将大日本军旗插在支那军的阵地上。”藤田雄二立正，表情肃然地一鞠躬。 “藤田君，请不要小看这支支那军队，他们虽然火力和装备都不如帝国皇军，但绝对是一支劲旅。我有必要提醒你，在一个小时前，支那军的小股部队就是利用了我们的轻敌，所以才能炸毁我们的炮兵阵地。” “谢谢你的提醒，但我相信支那军的战斗意志是无法和皇军抗衡的。” “藤田君，你错了，支那人在一千多年前曾经是我们日本人的老师，欧洲的军事家拿破仑曾经说过，支那人是沉睡的狮子，如果他们一旦醒来，那么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希望你不要轻视你的敌人，在你的面前，是支那的精锐中央军。敢于顽强抵抗的支那军将影响到我们日本在亚洲建立一个新秩序。” “长官，我会记住你的教导。” “还有一点，能够打败支那人的只有他们自己，明白了吗？” “对不起，我不明白，难道皇军无法打败支那军吗？” “藤田君，我想你没有在中国内地游历过，如果你看到中国拥有多么富饶的土地和多少勤劳耕作的老百姓，你就会知道，日本无法和这么一个大国打一场持久战，所以我们才会在满洲扶植一个中国皇帝。” “长官，这些我们不是都早已预计到了吗？我对皇军的战斗力充满信心。” “好的，藤田君，用你的胜利来为天皇陛下赢得荣誉吧。” 藤田雄二向部队长敬礼，然后后退着离开了指挥所。 沉寂的夜色中，关帝庙阵地上的中国士兵正在挥汗如雨地构筑工事。经过连日血战，关帝庙阵地几乎每寸土地都被炮弹犁了一遍，随手一挖就能挖出弹片来。以炸毁的关帝庙为中心，守军在整个阵地上构筑起两道拥有纵深掩体的野战工事，而在这些环形工事的外围，是一条深及肩膀的防炮沟，一直通向阵地的后翼。修筑这个防炮沟是张秉成和楚建明的意见，两个人都觉得鬼子的火炮和飞机比较难缠，如果一味地蛮干肯定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从关帝庙俯瞰下去，关帝庙的正面是一道“之”字形的低洼冲刷谷地。而这片谷地所形成的天然屏障也就成了鬼子几轮进攻中的前出阵地，所以团里特地调集了50多人在关帝庙北侧能够有效压制这片谷地的地方构筑了工事。 这样一来整个阵地土木作业量相当惊人，尤其是主阵地的环形工事更是需要大量的人力。但团里损兵折将，减员到了现在，除了预设岗哨、观察哨之外，几乎所有的兄弟都投入过来挖工事。 所幸的是从后面赶过来不少民工，大部分都是师里前几天组织起来的。听说关帝庙阵地工事被炸毁了，而团里土木作业工具也不足，再加上人员的问题，民众很痛快地答应帮忙。刚刚入夜，整个阵地上有组织地和自发地赶过来300多名民工，而且基本上自带工具，帮着团里抢筑工事。 远处，新任命的日军指挥官藤田雄二看着关帝庙的火把闪烁，心里忍不住开始有了佩服的情绪。透过望远镜能依稀辨认出阵地上的中国人正在构筑工事，尽管连续数日关帝庙阵地被两军反复争夺，但目前看来中国人还保持着顽强的斗志。 “你们知道吗，想要征服支那，首先就要挫败他们的斗志。”藤田雄二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点着头。 “长官，我不明白，难道你的意思是支那军的斗志会胜过我们皇军吗？” “支那人只是一盘散沙，不值得我们去担心，但如果支那人团结起来，那就需要我们慎重了。” “那就不要让他们团结起来。” “是的，你说得很对，所以我们要在东北扶植亲善我们日本皇军的人，也就是支那人所说的汉奸，如果这些汉奸慢慢多起来，支那人自然就变成了一盘散沙。” “我们日本皇军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即使东北没有那些支那汉奸，我们也一样能占领东北。” 藤田雄二严肃地看着自己的新部下，良久沉默着，他将望远镜递给了勤务兵，然后说道：“好了，我们不要再继续争论这个问题，让这些事情交给无聊的政治家来解决吧，我们是军人，被天皇的皇恩感召的大日本军人，今天晚上，我们要用钢铁般的意志去夺取这个阵地。” “是的，长官，你来命令我吧，我将征服这个阵地。” “不，今天晚上的进攻将由我来亲自带领第一波攻击，而你们各自带领自己的中队进行第二波攻击。” “长官，这将是我的荣幸。” 藤田雄二猛地转过身，拔出了指挥刀，他大声地向队列中的日军士兵喊道：“天皇陛下正在等待着我们攻下这个阵地，让我们一起为天皇高呼吧。” “天皇万岁！”日军队列中喊声雷动。 藤田看着自己狂热的部下，自己就更平添了视死如归的胆色，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信封交给自己的副官：“如果我在今夜战死的话，请将这个信封转交给我的妻子，并且告诉她，要好好抚养我们的孩子，长大后要报效天皇。如果我战死，我希望你能够踩着我的尸体夺取支那军阵地。” 那名副官表情严峻地收下了信封。藤田雄二向他鞠了个躬：“拜托啦。” “?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69 部分阅读 宥崛≈蔷蟮亍！?br /> 那名副官表情严峻地收下了信封。藤田雄二向他鞠了个躬：“拜托啦。” “放心吧，长官，如果你战死，我将追随你，一起为天皇尽忠。” 藤田雄二拍了拍他的肩膀，两人的目光充满了彼此间的信任，然后藤田雄二从副官手里接过了一根白布带，上面写着“武道必胜”。 “皇军的士兵们，让我们为帝国的军旗赢得荣誉吧。”藤田雄二指挥刀一指，黑压压的日本兵跟在他身后向着关帝庙阵地冲了过去。 十几分钟后，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了整个阵地。日军依托地形顽强地向关帝庙阵地反复冲击，但由于没有优势炮火支援，再加上关帝庙北侧阵地恰好有效地威胁到了日军进攻主要路线，所以战斗刚刚打响日军就伤亡了30多人。 藤田雄二恶狼一般疯狂地指挥士兵向上仰攻，在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进攻势头丝毫不减。第一波攻击受挫后，藤田雄二亲自组织了一支50人的先锋部队。这50人基本上由曹长、军官和老兵构成，战斗经验丰富，作战勇猛。而整个部队也得到了强有力的火力支援，后面所有的机枪火力都将为他们提供火力压制。 “光荣的日本军人们，我今生最荣耀的时刻到了，那就是我将有幸率领大和民族最优秀的男人，如果我在这次进攻中战死，那将是我的家族的荣誉，我很高兴能与各位一起作战。” 藤田雄二一声令下，片刻之后，20挺轻重机枪朝着关帝庙阵地密集扫射。藤田雄二举着武士刀冲在最前面，在他的身后，50多名日军不顾一切地向上冲。 这次的火力压制很有效，整个阵地的前沿被打得土块横飞，整个关帝庙阵地被无数弹道火光组成的巨大火网笼罩住了。日军顺着之字形谷地迂回到了关帝庙阵地外围。这时突然前面一个壮实的汉子从壕沟里探出身子，他把机枪的枪托夹在肋下，另一只手抓着机枪支架，猛烈地朝冲过来的日军扫射。 冲在最前面的藤田雄二瞬间身中数弹倒在地上，他浑身是血地喊着：“大日本帝国武士精神不死，继续往前冲。”受到指挥官的鼓舞，后面的日军都不惜代价地向前冲锋。尽管日军伤亡严重，但这轮攻击在关帝庙阵地上撕开了一个缺口。在这个缺口的下面，成群的日军拥了上来，眼看着关帝庙阵地就要易手。 楚建明端着机枪连续扫倒了好几个冲过来的鬼子，直到弹匣打空了，他才重新趴到壕沟里。“操他姥姥的，打得过瘾，兄弟们，手榴弹准备好，鬼子马上要打过来了。”楚建明一边把弹匣抠掉，一边大声地喊着。 一转眼，在鬼子冲过来的主阵地前面，十几颗手榴弹扔了过去，顿时炸得火光、弹片飞舞。被这轮爆炸短暂压制住的鬼子从地上爬起来，踩着自己人的尸体继续进攻。 “集中火力给我打鬼子的机枪。” 楚建明这时脑子里面仍旧保持清醒，他不顾枪林弹雨疯子一般在阵地上面来回奔跑指挥。他一下子扑倒在机枪手的边上，贴着耳朵喊：“想法子打掉鬼子的机枪。” “是，长官。”机枪手对准远处鬼子的机枪火光连续打了几个短点射，一个弹匣打空了之后，又有两个鬼子的机枪火力点被打哑了。 “好样的，兄弟，你机枪打得牛。”楚建明由衷地赞叹着，“兄弟，就这么打，把鬼子放近了，然后用手榴弹整死他们，你们的弹药还有多少？”楚建明大声问。 “长官，弹药有点顶不住了，你想法子弄点弹药。” “我操，顶不住也得顶，我也没地方弄弹药，你再坚持一下！”楚建明拍了拍机枪手的肩膀，然后快步朝着阵地另一边跑过去。其实楚建明心里也很焦急，如果弹药补给不上，那阵地可就危险了。 这时，日军进攻的势头渐渐被压制住，主要是一旦冲近了，远处的机枪火力往往出现死角。所以日军攻势稍缓的时候，也就只能交替掩护着撤下来。 几个士兵抬着浑身是血的藤田雄二，他腹部和腿部一片殷红，两只眼睛流露出垂死之人的疯狂。他两只手用力地挥舞着：“不要抬我下去，让我光荣地死，不要抬我，你们这些浑蛋，继续冲锋啊。” “长官，支那军的抵抗很顽强，我们的攻击受阻，请允许将你送到后方医院去。” “浑蛋，你们这些浑蛋，日本军人的耻辱，继续进攻，杀光支那士兵。”藤田雄二已经陷入了癫狂，他声音亢奋地喊叫着。 “长官，你的伤口需要立刻接受治疗。” “不，我命令你放我下去，我不需要治疗，现在治疗我的最好药物就是支那军在这个阵地的指挥官的人头。放我下来，立刻放我下来，难道你们想违抗军令吗？”藤田雄二掏出手枪指着抬他的士兵。 那几名日军士兵眼泪都要下来了，他们也都是老兵，所以很清楚这么重的伤，自己的长官已经没有多少活下来的希望了。他们用征询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军官。 “好吧，我们接受你的命令。”军官们无可奈何地说。 藤田雄二强忍着疼痛坐在地上，他盘坐着，手握紧了手枪：“你们继续组织进攻，一定要将支那军的阵地攻下来，我就坐在这里看着你们。” “是，长官。” 日军重新收拢人员，打算组织起第三轮进攻。而这时关帝庙阵地的中国守军也调整了防守态势。刚才短暂的两轮进攻中戴安澜发现了一个现象，鬼子在关帝庙阵地正面的尸体并不多，反而是压制鬼子主要进攻的之字形路线的关帝庙北侧阵地看来战果不小。之字形道路上鬼子丢下了至少五六十具尸体。 戴安澜看到这里立刻调来警卫连，以及团部直属的工兵部队前去加强关帝庙北侧阵地。他刚从前沿看完，还没走到团部门口就被吓了一大跳。在团部门口集中了不下200多个老百姓，看样子都是帮团里挖工事的。 戴安澜把团参谋长刘丰城拉到一边耳语：“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还不走？” “海鸥兄（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他们说要发枪，要和小鬼子打仗，轰都轰不走。” “真他娘的扯淡，老百姓都上去打仗，那还要我们当兵的干啥？”戴安澜脸色铁青，好像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一般，他几步站到团部门口的沙袋上，然后冲着老百姓大声喊：“乡亲们，阵地上面正在打仗，大家赶紧回去吧。” 下面的老百姓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但过了一会儿也没见有谁转身离开的。这下让戴安澜更着急了，这算怎么回事啊，他只好又喊：“乡亲们，大伙要帮我们打鬼子，还帮我们挖工事，这样的大恩大德我戴安澜无以为报啊，但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们没有受过训练，上去和鬼子拼命只能白白地牺牲性命，还是先回去吧。” 话还没说完，只见人群中走出一个戴着眼镜的汉子，那汉子个子瘦弱，而且穿着青灰色的长衫，在短打扮的人群中显得很突出。眼镜汉子走到沙袋下面对戴安澜说：“长官，我能说两句吗？” 戴安澜以为眼镜汉子是要劝乡亲们回家的，于是就说：“先生有话请讲。” 那眼镜汉子咳嗽了一下，清了清嗓子说道：“长官，我就是个教书匠，手无缚鸡之力，行军布阵更是不懂，但我是土生土长的密云人，长官带着兄弟们来咱密云打鬼子，就是帮着我们守护家园啊，我们这些人虽然都是老百姓，但毕竟都是爷们，我们和你们一样，你们有保卫国家的责任，我们这些爷们也有守土之责啊。长官，给我发支枪吧，我宁可和长官一起保卫国土，也不想躲在家里当个缩头乌龟。” “长官，让我留下来，我从家里带过来一杆土铳。” “长官，我不要枪，发我把大刀就行啊。” 这下老百姓中间沸沸扬扬地都开始说话，戴安澜顿时也受到了这些老百姓的鼓舞，但他脑子里面还是清醒的。戴安澜很清楚，这些老百姓帮着挖工事没问题，但要是真拿起枪打仗的话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只能是白白地牺牲。但是看到大家这么热情高涨，又不好说什么，这让戴安澜很是为难。 参谋长刘丰城看在眼里，他知道戴安澜很为难，于是跳上沙袋和戴安澜耳语了一下：“海鸥兄，我看就让他们先留下，他们毕竟能帮我们抢修工事啊，现在硬要赶他们走，就会寒了众人的心，不过要让他们听指挥，就留在团部周围，哪儿都不准去。” 刘丰城的这番话倒也提醒了戴安澜，他想了想，确实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于是就大声说道：“好吧，既然大家一片拳拳爱国之心，我就成全大家，但既然来助战，就要服从我部调遣，这个大家没问题吧？” 下面又开始低声地商量起来，过了不到一分钟，一个年老的声音说道：“长官，我们都愿意听从调遣，你就说吧，让我们干啥？” 戴安澜看到大家既然这么说了，心里的石头也就慢慢地放下了。他等到老百姓的声音低了下来说道：“诸位，现在既然愿意服从我部调遣，那好，你们作为我部机动后备队，随时待命，不得有误，人员全部集中在团部周围，随处乱跑者，以违抗军令论处。” 戴安澜指着沙袋边上的眼镜汉子说：“你暂时就是后备队的军官，他们都要服从你的命令，而你由我直接指挥。” 眼镜汉子看到事已至此，也只好朗声答道：“是，我听从长官的调遣。” 戴安澜行了个军礼，下面的老百姓慌着抱拳作揖。狄爱国看着这些朴实无华的老百姓，顿时感到胸口好像有很多东西堵住了一样。他连忙跳下沙袋，对那个眼镜汉子说：“你带着乡亲们在这里待命，回头会有你们杀敌报国的机会。” 说完之后戴安澜看也不看眼镜汉子，离开团部朝关帝庙北侧阵地走去。 北侧阵地的地势非常有利，甚至可以说是得天独厚。阵地的外围是当年的香客铺就的青石墙，而正对着山下的是一道垂直高度至少十几米的峭壁。峭壁的角度之陡峭，人力根本无法攀爬。从北侧阵地上俯视下去，鬼子进攻主要线路的之字形谷地有一半以上都在北侧阵地的有效射程之内，并且可以居高临下射击，鬼子之所以选择夜袭，看来也是基于这个考虑。 为了防止鬼子趁着夜色潜行，从北侧阵地上每隔一会儿就扔一个松油火把到下面，借助亮光，一旦要是有偷袭的鬼子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如果离开之字形谷地，地形的斜坡角度会让鬼子难以攀爬。从这个战术意义上看，鬼子反复炮击，而不用步兵死拼是有道理的。 戴安澜看着山下的黑暗，不由得在心里赞叹鬼子的打法灵活多变，而不是像我军这样死守要害关隘。非但如此，鬼子能在失去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发动夜战，足以说明其战斗力和战斗意志的顽强。 此刻山下黑漆漆的一片，戴安澜心里盘算着，如果这仗打完了，以后找机会一定要在夜战方面好好训练部队。鬼子的装备确实精良，咱们根本没法比，但夜战中装备的差距也就大大缩小了，只要在这个方面下工夫，不怕打不过装备精良的鬼子。 没容得戴安澜想太多，突然之间山下的夜色中枪声响起，黑暗中的机枪火光此起彼伏，就如同星光般夺目闪耀。子弹在空中擦出来的弹道火光就像一道道火条一般。 弹雨泼水一般打了过来，夜色中火光斑斓。 成群的日军不计伤亡地向上冲，前面倒了一个，后面的踩着尸体继续冲锋。冲在最前面的十几个日军全部都是曹长，步枪的枪管上挂着军旗。这十几名日军冲锋得异常骁勇，尽管被打倒了一半，但剩下的曹长仍旧带着自己的部下冒死冲锋。 冲在最前面的日军丝毫不理会纷飞的子弹，一边冲锋一边朝阵地上射击。在他们身后，七八个掷弹筒兵抵近投掷榴弹。一时间整个阵地前沿火光冲天、枪林弹雨。 鏖战了近20分钟，前沿倒下了不下70具日军的尸体，但前沿的兄弟也承受着不断的伤亡。1营副营长张秉成焦急地在前沿各个火力支撑点来回跑着指挥，子弹好几次擦着他的身子飞了过去。张秉成知道此时一旦被鬼子在前沿实现突破，那么后面的鬼子就会一口气吃掉整个阵地。 两军都在奋不顾身地血战，这场鏖战也就演变成了一场意志的较量。 两军在阵地前沿站成了对峙的两道战线。一个军官模样的日军举着指挥刀高声喊着：“上刺刀。”边上的日军都掏出刺刀往步枪上挂，个个人眼睛里都是血红血红的。 “退掉子弹！” 哗啦哗啦，一发发子弹掉在日军士兵脚下。 “操他姥姥，谁都不准开枪，老子要看看鬼子整啥妖蛾子。”张秉成扯着嗓子吼道。 前沿的兄弟纷纷从战壕里面跳出来，有的举着铁锹，有的端着刺刀，有的掂着大刀。火光中，这群汉子如同凶神一般，站成了一道钢铁的防线。 “天皇万岁！” “中央军，冲锋！” 两柄钢铁组成的锋利战刀碰撞到一起。 张秉成冲在最前面，他抡刀杀向鬼子，好一套藏头斩尾的好刀法。张秉成如同脱缰的烈马一般在战团中杀进杀出，浑身血迹斑斑。其他的兄弟也都冒死，奋勇杀敌。整个阵地上战成了血光横飞的地狱一般。 而撤下来休整并守备第二道防线的楚建明看到前沿已经开始了白刃战，连忙让人报告团部要求增援，同时带着兄弟们扑向前沿。 “身上的手榴弹先扔到鬼子后边去。”楚建明几步跑到前沿，一只手拎着3个手榴弹袋子。他看到阵地下面还有很多鬼子正在端着刺刀等着往上冲，但兵力太多，而前沿的张秉成带着兄弟堵住了鬼子后续兵力展开，所以楚建明脑子一转立刻命令先炸后面冲不上来的鬼子。 楚建明连续扔出去七八颗手榴弹，胳膊累得快要抬不起来了。其他兄弟也玩命地投掷手榴弹，再看后面没冲上阵地的鬼子，很多被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 “兄弟们，把鬼子撵回去，跟我上。”楚建明从地上捡起一个十字镐带着兄弟们扑了过去。 站在关帝庙下面的师长关麟征看着远处的厮杀，他心里知道，145团的将士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他摘下帽子，挂在关帝庙的残垣断壁上。然后拔出中正剑，这柄剑在火光中熠熠生辉。 关麟征把宝剑也挂在断壁上，和自己的军帽挂在一起，军帽上的国徽如同一句无声的誓言。地上关帝庙的一块匾靠在断壁边上，匾上面是当年修庙的时候留下的镏金行书：“忠义千古！” 关麟征看着这匾上的字，目光中突然平添了许多坚定。 “通信兵！” “有，长官。” “记录：电，参谋部杨次长，军分会叶参座：我军在关帝庙阵地与倭寇连日血战，目前已经弹尽粮绝，仅余1个营。我军誓与倭寇作最后厮杀，直至全军战至最后一人，最后一弹，以报效国家。17军万岁，国民革命军万岁！中华民族万岁！” 关麟征平和而沉静地口述完这段电文，边上的兄弟无不表情肃然。 “兄弟们，我们替中央军长脸，给老乡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今天，我请求全师将士和鬼子打到底，打到最后一个人，打到最后一发子弹。如果谁有幸活下去，将来有了孩子，每年的这个时候，记得给咱们烧点纸。” “长官，我们掩护你撤下去吧。” 关麟征一摆手，从腰间拔出手枪，然后命令道：“师部所有人都增援到前沿阵地，操他姥姥的，跟鬼子拼了。” “长官，让我们也上去吧。”师部边上的老百姓拥到关麟征身边请求。他们就是戴安澜留下的那批百姓。 关麟征看着那眼镜汉子，眼镜汉子早将长衫的下摆卷了起来，手上抓着一把铁锹，目光中坚强凶悍。 “好吧，所有人听着，家中独子的出来，家中有老母要养的出来。” 良久，老百姓中无人出列。 “长官，让我们都上吧，谁家里没有老母亲，谁家里没有老婆孩子，咱们打鬼子，就是为了老母亲，就是为了老婆孩子。” “长官，就算咱们打光了那又怎么样，中国人打不光，中国亡不了。” “为了咱娘，让我们跟鬼子拼了吧。” 这些老百姓站在一起，这是一支老百姓、教书匠、庄稼汉组成的钢铁之师，这是一支为了家中老母奋勇杀敌的威武之师，这是一支中华民族昂扬不屈、永不言败的顽强之师。 为了母亲…… 为了老婆孩子…… 为了心上人…… 为了自由！血战到底…… 这群男人从容地扑向血肉横飞的战场，这群男人视死如归地讲述着中华民族亘古永恒的民族精神。 中央军，冲啊！ 夜幕之下，整个前沿阵地如同熔炉一般厮杀着。500多名中央军官兵和密云老百姓组成的钢铁臂膀牢牢将300多日军阻挡在关帝庙阵地前沿。鲜血缓缓流下，战火照着镏金的“忠义千古”四个大字分外夺目。 鏖战在持续着，厮杀已经白热化。 145团里的兄弟们在奋不顾身地和冲上来的日军血战。而在阵地的侧面，关麟征带着师警卫连、卫队从关帝庙北侧阵地上严重威胁着鬼子的侧翼。从这个方向看过去，鬼子不顾伤亡摆出了不惜代价的架势向阵地上面增援。 在阵地的前沿，每一分每一秒两军都在巨大地伤亡着。战死的尸体堆积起了血海肉山，纵深不足100米，宽不到50米的前沿阵地上躺着一两百具尸体。 在近身的白刃战中，兵力占据优势的一方往往也会握有战场的主动权。本来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的老百姓这时也能够给日军造成巨大的杀伤。而后面的鬼子却被堵住了冲不上来，兵力无法施展。看到这些藤田雄二焦急万分，他重伤的身体一直支撑着，他决心用天皇的忠诚来赢得这次胜利。 “命令攻击的士兵，一定要突破支那军的前沿，一旦突破过去，那么每个士兵都将得到一枚勋章。” “长官，请你撤下阵地，到后方接受治疗吧。” “不用，我就坐在这里，在我血流光之前，我要看到支那军的溃败。” “你们不用守在我的边上，所有能够作战的军人都到最前沿去，现在我们只有靠坚强的意志，才能战胜支那军。” 藤田雄二继续举着望远镜观察，而此时他的军服已经几乎全部被鲜血浸湿了。从望远镜里看过去，一波又一波的日军朝中国人的阵地上冲了过去。而中国人的阵地上总是奇迹一般地扑出一群人阻挡住日军。其中很多好像连军服都没有，而且手上拿的不是步枪，而是大刀、铁锹、十字镐。 看到这里，藤田雄二终于对皇军能否征服这个民族感到了困惑，在藤田雄二的心里，中国人是不堪一击的，更不会像今天晚上这样敢于如此血拼厮杀。藤田雄二感到自己一点都不了解自己的敌人，一点都不了解中国人的想法。 就在望远镜里面，突然从前沿阵地的一侧冲出来一支生力军。这群人几乎全部是用大刀加入了战团，而且作战非常勇猛，白刃战能力显然比刚才的守军更强。 “浑蛋，支那军的援兵到了，命令前沿的士兵，我们为天皇尽忠的时刻到了，任何人不许后退半步。” 战场上面形势开始逆转，也就在团里几乎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援军赶到了。 关麟征的电报发出去之后，很快叶挺回了电，要求25师一定要支持住，后方东北军的635团正撤下在休整，马上会跑步增援团里。 这是一场从时间手里抢夺时间的战斗。635团的弟兄接到命令之后立刻动员起来，所有能站起来能走路的都拿起武器增援友军。如果从高空俯视关帝庙的话，能够看到惊人的一幕。 一边是不顾伤亡猛攻关帝庙阵地的日军，一边是伤亡惨重不待休整重返战场的635团弟兄。 望远镜里，承受着巨大伤亡的日军终于被赶出了前沿阵地，一步一步向后撤。 “浑蛋，你们在让皇军光荣的战旗蒙羞，派出预备队，一定要打败支那军。”藤田雄二愤怒地扔掉望远镜，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长官，我提醒一下，早在一个小时前，我们最后的预备队已经派上去了。” “浑蛋，那么指挥部里面的所有人全部投入进攻。” “是，长官。”边上的军官纷纷拔出指挥刀。 “给我找一支步枪来。”藤田雄二用步枪支撑住身体一步一步地挪动。 日军此时也已经打红了眼，他们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更无法接受失败的结果，如果失败的话，那么他们宁可选择死亡，以洗刷战败的耻辱。 这是一场人间最为惨烈的恶战。两支同样渴望胜利，同样无法接受失败结果的军队在鲜血和尸体堆里扭打着。 刺刀在人体的骨骼中别弯了，手榴弹的铁头上沾满了脑浆，大刀砍得卷了刃，一具又一具尸体，一个又一个亡魂…… 大地在颤抖着，天空被战火染成了鲜红色。 枪声、喊杀声渐渐稀落下来。浑身是血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人庆幸自己还活着，但重伤的兄弟的身体却在怀里慢慢变冷。 清晨时的晨雾鬼魂一般地贴着地面，空气中血腥得甚至一挥手就能摸到一团凝重的鲜血。 一具具为国捐躯的遗体被含着眼泪抬走了，一个个负伤的身体强忍着不发出呻吟。 而日军除了撤下去的，无一被俘。 坐在地上的藤田雄二手上还握着一柄军刀，他靠着一棵断树边上，地上一大摊血。几个兄弟围在边上，戴安澜分开人群过来察看。藤田雄二的身边插着一面日本军旗，上面装饰着皇室的菊花纹样，军旗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对这支部队寄予厚望的军部将官姓名。藤田雄二军服扣子大开，整个腹部被军刀切出一个大口子，放在腿上一大块白布早已被染成了红色。 “他奶奶的，这个好像是他们的指挥官。” “应该是，你看他的军服，是临时换上的礼服。上面还有金穗子绶带。” “长官，这个鬼子的尸体怎么办？” 戴安澜看着这个剖腹自尽的日军军官，心里有种说不清楚的滋味：“将鬼子的尸体集中起来，把这具尸体单独放到一边，想法子联络鬼子的司令部，让他们过来收拾，但收尸不能超过20个人，不许带武器，打着白旗到前沿来。” “长官，没必要这么仁义吧，小鬼子对咱咋没这么仁义过？” 戴安澜目光一扫：“狗咬你一口，那你还非得咬狗一口啊，鬼子怎么了，鬼子也是人，死都死了，就让他们过来收尸吧。” 团部用摩尔斯通用电码联络上了鬼子，等到中午的时候，开过来3辆卡车过来搬尸体。鬼子果然打着白旗，而且空手过来的，没有带武器。 “操，老子发现打白旗的鬼子看着最顺眼。”戴安澜手搭凉棚看了看说道。此时他可能没有想到，十几年后，日军最终打着白旗向中国投降了。 “走，戴团长，看看去。”关麟征走到前沿。 没过一会儿，几个兄弟把鬼子的联络官带了过来。那个联络官居然能讲出一口生硬的中国话：“谢谢你们的长官允许我们把皇军阵亡者的尸体带回去。” “不客气，你们要是咱们的客人该多好，可惜你们是敌人，如果不撤出中国，我敢保证，你们收尸的活儿会越来越多。” “我会转达贵军的意见，但很抱歉，我们必须服从天皇的旨意。” “好吧，我们各为其主。不过尸体我们都搜过一遍了，所有有用的军械和子弹我们必须扣留。” “这个我知道，贵军缺少子弹吗？” 关麟征猛地警惕起来，他爽朗地笑道：“我们不缺子弹，我们的弹药足够打上半年的，不相信的话你们下午可以接着进攻。” 那个联络官嘴角突然露出了神秘的笑容，好像做了坏事的孩子被人识破一般，他上前半步低声说：“如果贵军的长官相信我，今晚午夜12点整，我会用卡车送贵军一卡车子弹。” 关麟征听完之话觉得自己好像云里雾里一样，怎么琢磨也琢磨不出来，他的目光如刀子一般盯着那个联络官。 “贵军如果不相信，那我也没有办法。午夜12点整，我把卡车开到山脚下，然后打出一发橙色信号弹。你可以派一个人下来查看，如果没有子弹，贵军最多损失一个士兵。而我可以用我家族的荣誉发誓，我所说的绝对没有欺骗贵军。” 那个联络官说完深鞠一躬，然后转身回到卡车里。 上午145团里的兄弟忙着清扫战场，搬运伤员，并且修补了部分工事。戴安澜把藤田雄二的军刀递给关麟征，说是缴获小鬼子指挥官的。关麟征抽刀一看，真是把好刀啊。看了看这把刀，脱了大衣走到外面。戴安澜本以为关麟征要舞上几路，没成想关麟征把刀插进残垣的缝里，手一拧，把刀从中间别断了。 “刀是把好刀，但这刀砍过我们中国人，我就得把他折了。这刀是你送的，我始终会留着。以后打完了仗，挂在家里给我们的儿孙看，也让他们晓得，当年我们这群爷们是怎么玩的命。” 戴安澜听得血热，说白了，今天打仗是为了儿孙打仗，为了儿孙们不打仗而打仗。 转眼到了晚上，关麟征和戴安澜商量完之后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从卫队里面抽调了20多人埋伏在山脚下，另外找了个办事老成稳重的老兵负责和那个联络官接应。 12点刚到，就听见远处隐约有两个亮点摇曳着。亮点越来越近，汽车的声音已经能分辨出来了。不大一会儿，一辆卡车停在了山脚下，从卡车里面跳出来的正是白天过来收尸的日军联络官。 那个联络官打出了一发信号弹，老兵从土沟里面钻出来跑过去警惕地把枪口对准他。 “不要误会，我让你看看卡车里面的东西。” 联络官用手电筒照着卡车，里面堆着十几个木头箱子。老兵跳上卡车拿刺刀撬开一个箱子，里面果然是子弹，而且全用油纸包成了一小捆一小捆的。 卫队的兄弟们听见老兵招呼，都跑过来搬子弹。十几箱子弹两三趟就搬光了。 子弹搬完了之后，那个联络官微笑着和老兵握手告别，然后站在卡车边上饮弹自尽。团里的老兵赶紧把人抬回到团部抢救，子弹打穿了太阳穴，根本救不回来了。兄弟们搜了一下他的遗体，在军服的口袋里找到一封遗书。上面写着这个军官的忏悔，他不愿两国继续杀戮，更不愿意两军这么苦战下去。他认为天皇受到了军部的蒙蔽，对中国发动战争是错误的。所以他想帮助中**队，但这么做就无法报答提升自己军职的长官，他只好自杀谢罪。 “也是条汉子，把他的遗体送到后方，找一副好棺材厚葬。”关麟征朝着那个日军军官的遗体行了个军礼。 “鬼子当中也不全是王八蛋，还是有好人的。”戴安澜也跟着感叹。 “是啊，我就不相信日本的老百姓全想打仗，主要是日本天皇想不开。”关麟征看了看他的军衔和口袋里的证件，然后和戴安澜交代：“把他的军衔和名字记下来，然后通报给鬼子那边，还有，也通报给上峰，这个爷们值得我们中国人记着。” （注：这个日军联络官在历史上是有原型的。据战史记载：1933年3月30日，日关东军辎重队的伊田助男，用汽车送给中国抗日军队10万发子弹后自杀身亡） 经过了关帝庙的鏖战，显然日军方面也失去了进攻的锐气。145团里死守关帝庙的兄弟这一仗打掉了日军的骄横气焰。通过清点，145团里经过关帝庙的血战，已经折损了一多半。仅剩的兄弟勉强只能编成1个营。这一仗密云县的老百姓也伤亡不少，清点出来几十具老百姓的遗体。团里按照为国捐躯将士的规格把这些老百姓的遗体和团里阵亡的兄弟合葬在一起。 部分遗体家属领走了，但大部分的遗体家属都同意合葬。因为这是一种荣耀，一种将得到子孙们世代景仰的荣耀。 全团剩下的兄弟都参加了合葬的仪式，几乎所有人都不会怀疑：这些埋在国土之下的兄弟们今生是一起并肩作战的弟兄，来生他们仍将是奋勇杀敌的爷们。 按照军分会的命令，145团将关帝庙防区办了交接，由东北军36师接手。关帝庙的断壁上“忠义千古”的镏金匾额被擦拭干净重新挂了起来。在匾额的下面，关麟征立正敬礼：“我部现将关帝庙阵地移交贵部驻防，这片阵地在我部驻防期间，寸土未丢！” 寸土未丢，一个值得无数铁血男儿为之厮杀的信念！ “我师现接收贵部所移交关帝庙阵地，贵部请放心，我师将誓死保卫国土，寸土不让。”36师的师长牛元峰立正还礼。 寸土不让，一种顽强不屈的骄傲！ 两支经历了血战洗礼的军队在彼此默默地祝福着，一群骁勇剽悍的爷们在用目光交流着。 “立正，向中央军的爷们敬礼！” 36师的东北军弟兄们个个身板笔挺，那齐刷刷的声音分明是一句男人间的赞叹。 “全体注意，立正，持枪礼！” 戴安澜高声下达口令，那一支支结果了日军性命，曾经血拼厮杀的步枪抬在胸前。尽管团里剩下的兄弟个个军服残破不堪，但此时没有人会怀疑这支部队骨子里的剽悍和男儿豪情。 这份剽悍和豪迈早已被五千年的历史雕刻到了中国人的基因里。 145团南撤了，向南！向南…… 一个让每个人都感到沉甸甸的方向，一段中华民族命运多舛的历史。 在道路的两侧，老百姓夹道迎接这支走下战场，经历过枪林弹雨的部队。团里的好多兄弟在他们眼里还是个孩子呢，十几岁，二十几岁，可不还是个孩子吗？今天的孩子呢，今天的孩子还记得他们吗？ 一个遗忘历史的民族是可耻的。我们可以放眼未来，我们可以祈祷和平，我们可以和任何人做朋友。 中国人生来不是被别人奴役的！不愿被奴役的国人就是这样用自己的血肉长城打完了那场战争——抗日战争！ 这段历史太沉重了，那份沉重来自那累累白骨，来自长眠国土之下的将士忠魂。 而那些屡败屡战，视死如归的将士们分明书写出了我们这个民族史册中最凝重，却又最昂扬的篇章！ 向南！ 东北向南就是热河，热河向南就是华北，华北向南就是中原！ 第41章：南天门上（五） 之后，日军几乎把绝大多数力量都压在龙王峪口146团方面，关麟征判断了一下形势，认为日军攻击重点在龙王峪口方向，企图由此突破然后沿潮河支流包抄25师的右翼。 关麟征来到73旅指挥所，对副师长兼73旅的旅长杜聿明说：“日本人主力压过来了，我们压力增大。继续打下去，损失会更大，你看怎么办？” 杜聿明大气凛然：“我们中央军要起模范作用。我的意见是再打几仗，多歼灭一些日军，部队就多一点斗志，多一份信心。” “好，我同意！”关麟征说罢，和杜聿明分工。杜聿明坚守古北口南城，关麟征率特务连和75旅150团增援龙儿峪。 关麟征带着部队走出古北口不远，遭遇一股日军。关麟征命令部队迅速占领两旁山坡。双方交战时，3名日军占领了离关麟征不远的小山头，居高临下，对关麟征射击。卫兵将关麟征拖到岩石后面，向日军摔手榴弹。日军投来两枚手榴弹，有一枚在关麟征身边爆炸，轰的一声，弹片四散，关麟征觉得手臂有异，一摸，满手鲜血，知道自己负伤了。 第150团的团长张汉初（四川巴县人，黄埔2期辎科）听说师长负伤，跑过来找人包扎。关麟征忍着剧痛对他说：“别管我，赶快派人去收拾那三个敌人！” “是！”张汉初接过卫兵手中的冲锋枪，对着三个日军扫射，将他们击毙。 关麟征又对张汉初说：“我们途中碰到的这股日军，只有二三百人，我们人多势众，要占领有利地形狠狠打，迅速将他们歼灭！” “是！”张汉初答应一声，指挥部队抢占对面制高点，以猛烈火力压制日军。日军伤亡很大，慌忙后撤。张汉初大手一挥，喊道：“弟兄们，跟我追啊！” 官兵们跃出阵地，猛追狠打。 关麟征来到龙王峪口时，手臂流血不止，伤势越来越重。王以哲打电话给他，命令他回密云治疗。关麟征临走时，派人将杜聿明叫到身边，说：“光亭兄，我走了，这副担子交给你，请你代理师长职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70 部分阅读 关麟征来到龙王峪口时，手臂流血不止，伤势越来越重。王以哲打电话给他，命令他回密云治疗。关麟征临走时，派人将杜聿明叫到身边，说：“光亭兄，我走了，这副担子交给你，请你代理师长职务。” 杜聿明微微一笑，安慰道：“你安心治伤吧，祝你早日康复，回到前线带领我们抗日。” 关麟征走后，杜聿明检查全师情况，4个团经两天战斗，损失过半，日军还在源源不断向古北口增兵。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日军，保存力量，他调整部署，把兵力集中到5个高地上，靠有利地形杀伤日军。他留下1个营做预备队，在日军兵力加大时，让预备队掩护部队分批转移。 146团的团长梁恺回到团部，看见场院里围了一帮人，就过去看热闹，把团直属炮连的连长陈章叫过来问，原来是比赛拆解75毫米山炮和助锄比赛（山炮也是税警总团拨给的）。梁恺想这种练兵应该多搞搞，就来了兴致，也脱了棉袄和几个兵比划，热得满头大汗的，把几个兵比得累趴下了，大伙都在喝彩，梁恺乐呵呵地回团部。 根据师里的命令，146团把阵地往前压，和日军拉锯和袭扰，3营因为一直在阵地正面，打得太疲劳了，所以这次换上2营在正面。 2营在日军眼皮子底下，不到500米的地方放了前沿，后面也修起了工事。这边日军也乖，居然也没袭扰。到了晚上，梁恺安排着2营的人把工事纵向蛇形地往前挖，每天推进几十米。一天早晨，鬼子一睁眼，发现中**人已经把工事前沿修到距离不到300米的地方了。 鬼子就拿掷弹筒轰，这边声一响观察哨就拉弦，主阵地的听见铃响往防炮洞钻。小鬼子也被折腾得没辙，想强攻呢，这边团里的4门山炮射击诸元早装定好了，小鬼子一伸头，炮弹就过来了。基本上双方阵地中间的几百米成了无人地带。 这天早起，天就铅灰色地压着，梁恺想着可能要下雪，就打发人去买白布，越多越好。等白布买，就开始下雪了，梁恺让2营的人，出去进来的，身上都披着白布。 雪团呼呼地砸了一夜，第二天阵地上一片皑皑白色。小鬼子穿着黄呢子衣服，简直就是活靶子。梁恺不禁有点手痒痒，叫2营安排神枪手放几枪玩。 营长唐路就让各连找枪打得好的，一起去前沿放冷枪。几个人匍匐到了前沿那儿，跳进了坑里，把个白布披在身上，只露了眼睛。 等人都布置妥当了，1连的兵严大勇开了第一枪，他瞄着的是日军的一个观察哨，那小鬼子小心翼翼地从工事后面探了头，啥玩意都还没观察到呢，就被严大勇一枪钉在脑门子上，钢盔掀了，一头栽地上。 结果一个上午，阵地上面冷枪毙杀日军17人，光是严大勇一个人就搞掉5个。搞得小鬼子拉泡屎都得匍匐前进，蹲在那儿也不踏实，左右地张望。 梁恺在团里听说了，心里那个美啊，想着这几个人在前沿趴了一天了，找人搞了坛子酒送到2营去，让他们几个暖暖身子。 白天的阻击，没有杀伤多少日军，梁恺觉得不过瘾，便向杜聿明建议，趁日军宿营毫无防备时发起突袭。 杜聿明同意了。梁恺把1营的人集合好了，简单说了几句，就说是晚上要去干一伙小鬼子。1个营在风雪交加中蹒跚而行，那风刮的，带着哨音。天冷得撒尿能顶一跟头。苦寒之夜，但兄弟们听说能干了小鬼子，浑身的血就热。 前面就是庄子了，鬼子就在庄子里的祠堂和另几个大屋里住着。1营的营长骆钧让几个连分别把祠堂和大屋围住，布置妥当之后，一声枪响，撂倒了祠堂门口的哨兵。 那边的一名突击队员也打死了大屋门前的哨兵，一脚把门踹开，两只手各拎了一捆拧开盖的手榴弹，边上人帮他拉开了弦，猫在墙外面把手榴弹捆子往屋子里面扔。 两声连一块，其他的人一拥而上，几个火把扔了进去，大刀片、刺刀、二十响，嘁哩喀喳，里面的日军稀里糊涂地做了刀下鬼。 外屋的被清扫干净了，里屋的鬼子还在顽抗，不住地往外放枪。突击队员把十几颗手榴弹扔到墙根底下，把墙炸倒了，最后小鬼子被压在墙底下，一个也没得活。这时庄子外面炮楼里灯也亮了，看见庄子里面火烧得映了半边天，枪声大作，就朝这边放枪。有连长要打发人把炮楼也给整了，骆钧不同意，长途奔袭路上要是被鬼子断了路，就被动了。营里把鬼子的长枪短枪都缴了，捆成十几捆，找膀大腰圆的后生抬着往回撤。 路上一清点人数，骆钧乐了，这么搞了一下子，居然只有十几个轻伤的。清晨，全营疲惫不堪地回到团里，最后团里接应的时候，好多人是被扶着回来的，全营共计30多人严重冻伤，甚至还有脚指头冻掉了的。但相比一夜之间杀伤100多号鬼子来说都值了。 梁恺前往旅部，一掀帘子，杜聿明站起身：“好你个梁团长，有两把刷子，现在打精了。” 两人进了屋，说着话。“从这仗看，你梁恺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只知道端着枪往前冲的你了，你开始动脑子了。打仗要有勇有谋，你勇是够了，带兵也带得好兵，就是以前谋差点。就说今天这仗，虽说险了点，但看得出来，你已经开始研究小鬼子了。好样的，研究他，琢磨他，总有一天，咱中国爷们要做掉他。”梁恺听了不住地点头。 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元帅在日本军队中是非常有名的铁面将军，以足智多谋，冷血无情而著称。在得知第8师团在长城沿线全面受阻，尤其是被阻于古北口时，大骂师团长西义一中将：“你饭桶一个，丧尽大日本皇军威名！” 日本陆军中流传已久的一句话：论军中势力，武藤不及寺内（寿一）；论军事实力，寺内不及武藤。这一次热河作战，关东军由武藤来担任司令官，可见日本陆军对这次侵华作战的重视。然而令他们绝对没有想到的是，长城一战居然打得如此艰苦，在古北口遭到顽强阻击。而其余各口日军居然没有占得任何便宜。老武藤甚觉脸上无光，于是，他召集众幕僚商议，说天皇听说长城攻势受阻，目前国际上对他的压力也很大，曾来电询问战况，想暂时停战。 开战后就应武藤要求，随军来到大营的“中国通”，“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之一的坂垣征四郎，却生怕武藤打退堂鼓，赶快站出来反对说：“我们第一阶段战事不利，其实并不奇怪。这里既有我军急于求成，准备不足，也有过于轻视支那军有关。现在不同了，我大军都已基本到齐，以15万装备精良的大日本皇军，对25万各怀鬼胎的支那军，岂有不胜之理？更何况除了军事准备外，我们还可派人潜入华北，策反一些对支那有二心的关键人物，那时，我在长城各处试攻也已找出支那军的破绽，内外夹攻，定能破局。” 武藤大喜过望，就命令坂垣主持大本营参谋本部工作，让他放手去开展策反工作。于是，坂垣立即化装进入天津，先策反原北洋军重要人物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等人，都被拒绝。然后他还不死心，又找到张敬尧，以现付30万大洋的代价，终于收买成功。他大喜过望，立即赶回日军大本营，向武藤报喜。于是，武藤又有了信心，他下了一个没有回旋余地的死命令：各军都要全力进攻！有畏战不前者，杀无赦！于是，日军在长城各口，都重新加强了攻势。 第8师团几乎全线压上龙王峪口，百武俊吉大尉指挥的坦克中队，广野太吉大佐的野炮兵第8联队也调来这里，经过充分补充的日军炮兵开始猛烈炮击中**队，独撑危局的146团陷于困境。9点，日军步兵开始发起总攻。而日军航空兵的大轰炸也开始了，与前两天骚扰性攻击不同的是，这回日军陆军航空兵飞行第12大队（轰炸机大队）大规模出动，火力空前猛烈，整个龙王峪口阵地几乎全部陷入火海。146团也上下都动员起来，连伙夫、马夫都发了手榴弹。 日军第8师团以飞机、大炮、坦克开路，3000多名步兵轮番进攻，146团视死如归，毫不退缩，接连打退日军十几次进攻。19日下午，守军阵地遭到飞机轰炸，又遭炮弹轰击，官兵伤亡严重。4点左右，日军占领了几个阵地，包围了杜聿明的司令部。此时，通向各团的电话线被炸断，无法与外界联系。司令部屋顶被飞机投弹炸开了一个大窟窿。杜聿明抬头看看窟窿，对75旅的旅长张耀明说：“我们不能待在这里等死，要设法冲出去，多冲出一个，就多留下一颗抗日的种子。” “我同意！”张耀明握着拳头说，“我们分两批突围，你和司令部先走，我在后面掩护！” 杜聿明想了想，说：“人不多了，分两批更少，还是一起突围吧。” 他们稍作准备，杜聿明拉着张耀明的手说：“走吧，大家生死与共！” 这时，从屋顶的大窟窿里飞来一颗燃烧弹，屋子里大火熊熊，烟雾弥漫，什么也看不清了。杜聿明吼道：“弟兄们，不怕死的跟我冲啊！” 卫兵在前面开路，杜聿明和司令部的十几个人冲出门外，边走边打。他们跑到张耀明旅的阵地上，架起电话机，和各团联络，得知日军攻势很猛，官兵伤亡惨重。杜聿明下令后撤到预备阵地。天色暗了下来，杜聿明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他提出，部队伤亡再大，只要有一个人幸存，都要坚持到底。 杜聿明调整部署，把师部设在南天门，各旅以南天门为中心进行守备。下午3点，代理师长杜聿明下令撤退。这时候，第一线部队已被截断，在日军有增无减的包围下逐渐崩溃，沿河溃退的大部队，成为日军炮火和飞机投弹的靶子，伤亡惨重。梁恺负伤，第73旅部队失控，未能按预定计划转移阵地。 25师官兵们的军装已经破碎，半是灰土，半是血污的棉花，在冷风吹拂中抖动。一些士兵跑到杜聿明面前，要求留下：“我们来古北口之前，就做好了死的准备，现在日军还没消灭光，我们请求留下！” 杜聿明劝说道：“弟兄们，仗有你们打的，也许两三年都打不完。我们回去，休息好了，吃饱喝足了，养好了精神，还愁打不到日军吗？” 官兵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一步一回头地告别阵地。 张耀明到一线阵地察看敌情，从主阵地看过去，原前出阵地硝烟滚滚，火光冲天。只见一处废弃长城隘口上成群的鬼子在发起集团冲锋。看到这里张耀明很纳闷，那是哪个部队在打？“清点一下，咱们还有哪些部队没有撤下来。”张耀明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下面的参谋很快把清查结果报了上来，张耀明吓了一跳，刚才看到的废弃长城隘口正是一个多星期前部署的，结果传令兵没有来得及去找他们，就发现路已经被鬼子切断了。防守那个哨位的约有7个兄弟。 张耀明听完之后顿时朝着几个参谋一通咆哮，严令立刻由团部抽调人手把人给救回来。但此时哨位已经孤悬在敌后，哪里还能救得回来。 由于地势险要，鬼子志在必得这个哨位。指挥这场战斗的日军军官叫板垣六，他带着自己的中队两轮冲锋都没有攻下这个哨位，这让他非常愤怒。 “为了感谢天皇的恩情，我们一定要打败这些支那军，命令我们的炮兵，再轰炸一次。”板垣六放下望远镜拔出指挥刀。 在他的身后，8门迫击炮开始朝山峰上的哨位轰击。炮火如同风暴一样席卷过去，在风暴的撕扯中，整个山峰上乱石飞舞、弹片横飞，一个个闪亮的火球伴随着巨大的轰鸣腾起了烟柱。指挥刀猛地指向远方：“士兵们，为了天皇陛下，为了我们皇军的荣誉，冲啊！”日军如同潮水一般冲向了哨位。 山峰正面只有一条仅供一人穿行的小道，日军勇猛地顺小道向上冲。等到前锋差不多距离哨位不到100米的地方，从哨位里面打过来一阵排枪，冲在最前面的两个日军相继被打倒。在他们身后的人丝毫不停顿，把子弹穿胸而过的两具尸体拖了下来，其他的人继续朝前冲。 趁着这个机会，日军又一窝蜂地向上冲。最后的50多米整整倒下了十几名日军，但即使是倒下的日军，仍然在朝哨位上爬。 举着望远镜观察的板垣六不禁在心里佩服坚守哨位的中国人，他们居然在自己的重兵之下能坚持这么久。在望远镜里，几个日军士兵差不多在冲到离哨位不到20米的地方被打倒在地。但后面的日军还在坚持。 “命令，停止攻击。”板垣六终于放弃了，他不想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哨位上牺牲太多皇军士兵的生命。他估计这个哨位上至少驻扎了三四十个中国士兵。板垣六要通了电话，20多分钟后，从东北方飞来2架陆军航空部队的飞机盘旋在哨位上方。距离哨位下方100多米处的日军士兵将一发红色信号弹打在哨位上。片刻工夫，整个哨位上被日军飞机的航空炸弹炸成了一片火海，扔完了炸弹的飞机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继续盘旋扫射。 在板垣六的心里，他相信哨位上此时不会再有生命存在了。他向边上的传令兵示意，可以重新开始冲锋了。 趴在山坡上的日军这时又起身向哨位进攻，等冲到距离哨位不足100米的地方，在他们的前方，又一次打过来密集的子弹。而且这次射击中还夹着机枪的扫射，很显然是哨位上的中国士兵捡拾了被打死的日军士兵遗留下的机枪。这轮冲锋再次被哨位上的射击压制了下去。板垣六在望远镜中看到了令他毕生难忘的一幕。刚才被炸断的木头旗杆被哨位里面的中国人支了起来，一面被炸得几乎看不出颜色的中国国旗在寒风中迎风飘扬。 这是中国人在示威，他们用这面国旗在示威…… 人在，这面旗子就会继续飘扬下去，即使是全部阵亡，这面旗帜仍将高悬于国土之上。塞北的寒风中，那面遍布弹孔的国旗似乎在昂扬着一个民族不屈的精神，更是在讲述哨位上这些中华民族铁血男儿那份悲壮的骄傲。 一面旗帜，一面国旗，在抗战期间那十余载血拼厮杀的日子里，一面旗帜，当它被无数铁血男儿扛在肩膀上冲锋的时候，当国旗插在日军的尸体堆的时候，当国旗在炮火中屹立不倒的时候，那面国旗的下面，一个顽强的民族在坚强地站立着。 我是中国人，即使我已经被包围，但为了我的国土，我将血战到底……当年的抗战正是那面旗帜在不断激励着热血男儿走上战场，带领着铁血男儿奋勇杀敌。中国人饿着肚子、穿着草鞋打完了这场战争。铁脚板扛着国旗踩过日军的钢盔，穿着草鞋的人们举着大刀迎向日军的子弹。 那不是一面简单的旗帜，那是一种精神，一种五千年里让我们从不屈服、奋勇顽强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中国人呐喊着、厮杀着、哭泣着、昂扬着走向胜利的辉煌…… 旗帜无声，旗帜慑人。板垣六被震撼了，他身边的副官在催促他，炮兵那边在等待着开火的命令，板垣六轻轻地将戴着白手套的手掌向下一挥。 几门大口径重炮抖动着身躯将死神的羽翼覆盖在那个昂扬着不屈的民族魂魄的哨位上……剧烈的爆炸之后，大地陷入了谜一般的宁静，一群初春季节难得一见的白鹤展露着优美的身姿从山谷中飞向远方。日军敢死队冲上了山峰，当他们清点战场时，他们惊奇地发现，迟滞他们数小时，毙伤近百人的哨位阵地上只发现了7名中国士兵的尸体。 板垣六接到报告之后被惊呆了，不可能，居然只有七个人。七个人怎么可能能够阻击自己一个中队如此之久，而且抵挡住如此猛烈的炮击。等到他看到并列放在地上的那七具中国士兵的遗体的时候，他不得不信服了。地上那7名普通的中国士兵脸上似乎带着无比的安详。可能板垣六无法理解那种安详，他更不知道对于中国的文脉传承而言，这七名勇士已经将他们的人生价值张扬到了一个极致，他们为国尽忠了…… “将尸体清洗，然后合葬。”板垣六命令部队停止下一步的行动，将哨位上的中国士兵妥善安葬。1个小时后，板垣六怀着敬意向埋在哨位前的这7名中国士兵的坟墓鞠躬，在坟墓前面的木牌子上赫然写着：“支那七勇士之墓”。 北风呜咽着，长城脚下尸横遍野。日军在顺利拿下龙王峪口前出阵地后，已经绕到古北口一线中国守军后方。根据军分会的命令，古北口一线的中**队3个师：25、36、112师全线后撤到南天门阵地。 第41章：南天门上（六） 当蒋介石在江西听说武藤又发起了更加疯狂的进攻，他感到事情有些蹊跷。原本他得到的情报是，日本天皇已经下令让武藤暂停进攻，为国联给他的过大压力减压。而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也于1933年1月15日，在美国国会第一次向全国发表演说中，宣布美国不承认“满洲国”。此政策立即在国联引发大地震，各国纷纷附和美国，日本为了国家的面子，愤然而起，退出了国际联盟。这一切令蒋介石高兴得手舞足蹈。他以为，此时的日本别无他法，只能坐下来，与他和谈。有一阵，情报显示这很有可能成为现实。但是，现在武藤却再次向长城各口，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百思不得其解。终于，张敬尧被日谍收买，将有内外夹攻的情报传来，他才如梦初醒。他命令特务头子戴笠立即派出杀手，不惜一切代价，暗杀张敬尧！果然，戴笠这次异常成功，在天津杀死了张敬尧，断了坂垣内外夹攻的念头。 蒋介石专门找来即将奔赴长城前线的17军的军长徐庭瑶，要他详细汇报17军的现状。听完他的汇报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徐庭瑶说：“刚才，我向你们讲的八字方针，即所谓‘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是告诉他们的，与你关系不大。你们是作战部队，要立足于战。不求战，不怯战。但是，如今长城一战，古北口已经丢失，若南天门再失，则日军便长驱直入，无论车，马，一天一夜都可直达北平。所以，我命令你们，一定要不计代价，死守南天门。自日本人入侵以来，十九路军在上海，29军在喜峰口，都打出了军威。而他们都是所谓杂牌军，却为国内外所称颂。人们现在都说，论打仗，中央军不及杂牌军，是可忍，孰不可忍？17军是我黄埔军官最多，也最好的部队之一，主官多是黄埔系毕业的优秀军官。你们打好南天门这一仗，可以为黄埔同学争气，也可以给我黄埔军校长脸上增光。” 一番极端恳切之言，说得徐庭瑶频频点头，他向蒋介石保证说：“校长请放心，我17军敢不用命！我们一定要拼死守住南天门，为我中央军争光！”蒋介石见谈话收到好的效果，终于收起了几天来冷冰冰的表情，开口笑了。 徐庭瑶刚赶到密云，25师已奉军分会之命从古北口撤了下来。徐庭瑶前往视察，才发觉25师伤亡很严重。他对杜聿明大发脾气说：“伤亡如此严重，你为什么不上报？如果25师被打残了，我们就会少了一个整编师，你知不知道？” 杜聿明没有叫苦，徐庭瑶觉得身为军长，他应该为这支部队的存亡负责。于是，他重新对杜聿明说：“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了让更多的部队参加作战，摸摸日军的作战规律，我马上调第2师去担任南天门的防务。” 20日上午前后，第2师郑洞国旅（第4旅）已到南天门，未及休息即接替阵地；第25师交防后，撤回密云整补。 第2师的师长黄杰，字达云，长沙人，黄埔一期生。黄杰的军旅生涯建树不多，但在1928年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和后来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中，他两次保护蒋介石逃离险境，终于促成了他的平步青云。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总计650人，升迁最快的当数胡宗南，其次便是黄杰。胡宗南是蒋介石和陈诚的老乡，得天独厚，黄杰则靠的是“救主之恩。”在第四次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战役中，第2师蒙蒋先云“关照”，损失不大，而与之并肩作战的蒋伏生第83师则被全歼（历史上中央军参加长城抗战的第17军下辖第2、25、83师，不过现在由于“蝴蝶效应”，只有2、25师来到前线）。该师第4旅的旅长郑洞国，字桂庭，湖南省石门县人，也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 南天门阵地实际并不太大，但正好锁住北平通口外的咽喉要道：平古（北口）公路。阵地的左边是八道楼子，正处于长城向南转折的夹角处，因为有着从古时候就有的八座碉楼而得名。楼群是建立在群山之巅的，长城内外，方圆1000米范围内，都处于它的有效射程，射界开阔。实际上，整个南天门阵地，全部在它的火力控制之下。阵地的右面是一个叫黄土梁的土山，光秃秃的，但正好锁住潮河河谷，也就锁住了沿河谷蜿蜒而来的平古公路。阵地中央，正好有一座高地，名叫421高地，它又和八道楼子、黄土梁互相呼应，使全部阵地成为一个整体。这里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当口外的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翻过古北口，正好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才忽然会发觉，原来自己掉进了南天门这个大陷阱里。 旅长郑洞国忙活了大半夜，和衣而眠，倒在工事里面眯瞪了一会儿。刚刚睡着，就隐约听见远处有枪声。郑洞国一激灵，起身钻出工事察看。夜色中，旅里防区向西约几公里的地方枪声大作。郑洞国想了想，响枪的地方应该是八道楼子。尽管年头久了风化严重，但这八座碉堡都是依托扼守要害的地形修筑的，所以八道楼子可以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山区的夜晚枪声会有回音，所以能传得很远。阵地上的很多兄弟都被枪声惊醒了，从地上起身相互议论，不知道哪儿又打起来了。枪声越来越密，响了一会儿却又突然停了。郑洞国觉得这枪声中透着古怪，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他隐约觉得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样。 第二天一早，消息慢慢就传开了。八道楼子昨夜失守。 2师与25师换防的时候，杜聿明一再向黄杰强调八道楼子的重要性，和他们这几天防守这里的心得，又把日军这几天进攻的规律，特点，都一一对黄杰作了交代，才交防而去。 杜聿明走后，黄杰亲自去八道楼子察看了一下，他见这里山势陡峭，寸草不生，根本无法埋伏。心想：“关东军都穿大皮靴，肯定没有办法爬这光秃秃的石头山。”于是，就不太在意杜聿明对他的千叮咛，万嘱咐，而只派了1个排防守这里，将师主力都放在中央的421高地上。这之前的几天里，日军也曾经向八道楼子发起过多次进攻，但25师有1个整营防守这里，他们配备的都是德国式装备，每个碉楼里都配置了好几挺克虏伯重机枪。这种重机枪有效射程达2000多米，这里又是全阵地的制高点，周围是寸草不生的石头陡坡，所以日军一直攻不下来，就再没有来攻打它。 黄杰接防以后好几天里，日军还是天天向他们发起不断的进攻，但都无法突破中**队的防守阵地。西义一在大本营听说，坂垣策反张敬尧失败，张也被杀了，武藤老家伙仍然不停地催促加强进攻，他终于坐不住了，亲自来到南天门战场，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南天门阵地。在一次次的试攻中，他终于看出了黄杰的破绽。他发现，421高地立在阵地中央，可谓“鹤立鸡群”，领导全阵。但西端更高处的八道楼子，即使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也没有发出什么强大的威胁。于是，他心生一计，决定拿下八道楼子，再配以强大火力，不怕421高地不破，而421高地一破，南天门全阵皆破了。 他也并不着急。一连几天，他都在仔细观察八道楼子的哪怕一点点的动静。而为了掩饰他的动机，他仍然每天都派军队在阵地前虚攻，试图转移中**队的注意力。这件事被黄杰注意到了。他发现，这几天日军的攻击，都没有进入我军的火力圈。他开始有点奇怪。就在他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西义一的密谋得逞了。他几天的仔细观察没有白费。他发现，由于开战以来，八道楼子除了最早几天遭到过攻击，但当时25师防守严密，日军并未得手。而黄杰第2师接手后，日军再也没有攻击过这里，驻守这里的中**队人手又少，火力又差，而且渐渐地，戒备之心也放松了，每天还可看见有小商贩进入八道楼子去做生意。于是，他命令派出一支军队，换掉了大皮靴，而穿上了便于爬山的布鞋，换上平民服装，混入小商贩中，偷袭八道楼子得手，未放一枪一弹，制服了粗心大意的那一个排的守军，拿下了八道楼子，然后在里面配备了火力强大的机枪，还在外面深挖了好几个防炮坑，安置了几门60毫米迫击炮。准备就绪以后，西义一一声令下，日军的机枪小炮一齐发威，打得421高地上的中**队抬不起头来。这时，黄杰才回过神来：原来鬼子偷袭拿下了八道楼子！而这时后悔已经于事无补了。 一夜之间，八道楼子失手，长城沿线各个隘口阵地也就岌岌可危了。黄杰大为震惊，他用电话向徐庭瑶报告八道楼子失守，徐庭瑶说：“你们怎样失守，你们就负责怎样收复！” 黄杰悔得恨不能自己抽自己几个耳光，如果有用的话。无奈，他派出1个团，强攻八道楼子，但居高临下的日军，早把第2师的一举一动都看得一清二楚，只用强大的火力封锁四周，任你是谁也没有办法靠近这制高点。同时，日军又不断向421高地和黄土梁发起强大的攻势。郑洞国立即命令部队，全部向东退缩，避开八道楼子日军火力的打击。他刚刚把部队一调动，日军的炮弹就象长了眼睛一样，在他刚刚集结起来的部队中间开了花。直气得郑洞国嗷嗷叫。日军还在炮火的掩护下，派出部队从八道楼子所在的西峰上，沿山脊不断向东运动，想逐步一个个地占领山头，最后卷击421高地和黄土梁。郑洞国一见敌人又有正面强攻，又有侧面运动，死守高地无异于等死，于是不顾一切，又派出1个团的兵力，强攻八道楼子。刹时间，两军混战在一处，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八道楼子瞬间就变成了“绞肉机”，阵前日军遗尸数百，中**队死伤加倍。阵地一阵失而复得，一阵又得而复失，战斗异常惨烈。光秃秃的石头山上，居然被土黄色的日军死尸，和灰色的中**人的死尸完全遮盖住了。整个阵地上，从黄土梁以西几十里山头山谷，完全被战争的硝烟和喊杀的呼啸所笼罩。 郑洞国见硬攻不成，叫来了几个军官，其中一个是丢失八道楼子后逃回来的排长，他比较熟悉八道楼子的地形。从南向北望过去，八道楼子是个申字形的山峰。在山顶上修筑着八座用城墙连接起来的碉堡，而每座碉堡都是由厚达一尺的青石块构筑的，非常坚固。唯一有可能发动强攻的是八道楼子东北方向，这里山势相对平坦，不像其他方向那么陡峭。但山顶上的碉堡也是依托地形构筑的，正对着东北方向的是八道楼子顶峰面积最大的碉堡，从整个地形上看完全能够封锁死八道楼子东北方向的进攻。总之，除非是出动飞机炸，否则很难攻下八道楼子。 大家听完了排长的描述都一筹莫展，主要是地形太险要了。旅参谋提出各派1个营，从东西两侧强攻八道楼子。郑洞国听完了这个建议没有表态，他也拿不准这个打法是不是可行。 但团长赵公武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从东西两侧进攻有两个问题，一是进攻前出阵地正好能被鬼子的火力覆盖住。进攻路线比较窄，兵力展不开；第二个麻烦的就是兵力分散，不能强行突破一点。” “你怎么知道1个营的兵力展不开，笑话，老子在后面架上机枪，不往上冲的，全部突突死。”督战队的指挥官蛮横地说道。 郑洞国听着双方的争执没有说话，但他心里还是赞同陈赵公武的意见。从地图上看，八道楼子东西两侧确实不是组织强攻的好地方。但除了这个打法，他又不知道别的什么更有效的办法。 几人又争执又商量地琢磨到了下午3点多，也没确定最终的进攻打法和时间。最后赵公武提出他趁夜带人到前沿侦察一下。赵公武比较重视观察地形，他觉得与其在这里空谈，还不如到前沿看个究竟。 散会之后赵公武回到自己部队简单安排了一下，然后带着三个兄弟去侦察八道楼子外围阵地去了。侦察过后没什么太大的收获，八道楼子的地形比大家想像中的更加险要，而且在岩石山上毫无遮蔽，进攻起来非常困难。赵公武刚刚把武装带解下来，正要找点水喝。刚才侦察的时候怕水壶碰到岩石发出声音，所以他没背水壶。这会儿渴得嗓子都冒了烟。正在咕咚咕咚地喝水，工事外面有人喊报告。赵公武放下水壶：“进来。”然后从口袋里摸出烟盒点上一根。 一个兄弟带着两个老百姓走了进来。其中一个老百姓身后还背着一支猎枪。赵公武看着发愣，不知道这两个老百姓想干啥。 “咋回事？”“报告长官，下午这两个老乡知道咱们想打八道楼子，他们说八道楼子后山有条小路，他们知道怎么走，所以特地来告诉长官。”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打八道楼子？” “长官，我下午说的。”赵公武一听就立刻阴沉着脸，目光像刀子一样瞪着那个兄弟：“你知不知道啥叫军事秘密。”赵公武低声地训斥着。 那两个老百姓听见赵公武训人，也有点不自在。 这时赵公武的脑子里紧张地转着，他不知道这两个老百姓是什么来历，要是鬼子派过来的奸细，把队伍带到鬼子的埋伏圈里，那可就麻烦了。 “长官，这是我儿子，我给长官带路，回头要是把路带错了，要杀要剐，随长官的意思。”背猎枪的年轻人身子站得直直地看着赵公武，他的父亲一边摆弄着烟袋，一边看着脚下出神。 “好吧，老爷子，要不我们现在就走，你们几个，把枪拿上，咱们再去侦察一次。” 这次侦察非常有收获，原来八道楼子后面有一条密道能通到山下。这是当年修碉堡的明军留下的，主要是为了八道楼子一旦遭到围困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从山下往碉堡里面运粮食和军械。老爷子是这一带的猎户，祖辈都居住在这里，所以也就知道有这么一条密道。赵公武等人跟着老爷子没费什么事就找到了密道的入口。但密道年久失修，入口处早就被封死了。于是赵公武赶紧又回到团部，把密道的事情报告给了郑洞国。 当天晚上，团里组织了50多人，连夜把封死的密道入口处挖开。密道里面湿漉漉的，地上的积水深到一尺。赵公武带着兄弟连滚带爬地从密道里布满苔藓的石头台阶向上攀登。在密道的尽头，是两块厚厚的石板，完全把密道出口堵住了。老爷子说在这石板上面，就是八道楼子碉堡群里的院落。 赵公武贴在石板缝隙中听了半天，依稀能听到上面有人走动和说话的声音。团里的兄弟撤了回去，午夜的时候赵公武把郑洞国叫醒，把侦察得来的情况作了更加详细的汇报。第二天一早，郑洞国把旅里军官又叫了过来开了个会，这次会上大家重新制定了战术。打法仍旧是兵分两路，但具体的分工却有了变化。1个营从八道楼子东侧进攻，但这个方向主要是佯攻。 进攻的重点是赵公武带团卫队约100多人，将密道出口处炸开，然后从密道里面攻入八道楼子。进攻得手后以红色信号弹为信号，然后集中火力压制住八道楼子，并由2个营一起强攻。 当天下午，团里的工兵集中了重达1吨多的炸药布设在密道出口处。为了防止密道被炸塌，又用老百姓家拆下来的房梁柱将整个300多米的密道进行了重新加固。这天白天，鬼子对团里的阵地进行了密集炮击。这次炮击的密度远远超过了前几次，而且基本用的都是重炮。所幸团里的工事修得很扎实，所以团里伤亡不是很大。 两边都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进攻前的准备。团里抽调最精锐的2个营，打前锋的是军官敢死队，一水的自动枪。这2个营的兄弟也都决心拿下八道楼子阵地，一雪前几天丢阵地之辱。 进攻计划在傍晚时分开始，郑洞国站在长城隘口的工事上用望远镜观察着八道楼子阵地。远处的夕阳缓缓西沉，惨红色的光芒似乎预示着即将打响的血拼厮杀。只见从八道楼子东面，1个营拉开架势要向主峰上强攻，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71 部分阅读 开架势要向主峰上强攻，但每次只要冲到距离主峰处三四百米的地方就退下来，因为再往前冲就会进入鬼子的有效射程内了，既然是佯攻，这些不必要的伤亡应该尽量避免。而鬼子显然已经中计，约1个多中队的鬼子从北面赶过来企图增援八道楼子，但被中央军半道上截住了厮杀起来。这么一来，八道楼子上面的鬼子注意力完全被吸引到了山下的佯攻上。 驻守八道楼子的守军兵力约为1个小队并2个机枪火力组和1个混编加强后的掷弹筒组，兵力约为80多人。他们的指挥官是向来以稳健刚毅著称的步兵中尉田俊佑二。这次他觉得守卫八道楼子责任重大，所以他将自己的中队交给其他军官指挥，亲自带领1个小队驻守八道楼子。 对于中**队的战斗力，田俊佑二是轻视的，尤其是看到从东边组织进攻的中央军每次只冲到距离主峰阵地三四百米的地方就被打回去了，这更加助长了他的骄横。田俊佑二坚信自己所带领的皇军绝对可以以一当十地防守住八道楼子阵地，而这些怕死的中国士兵不可能攻陷自己坚守的阵地。更何况这些中国士兵毫无战斗意志，几次进攻都被并不密集的射击压制住了。田俊佑二觉得军人应该以战死沙场报效天皇为最高荣誉，而这些中国士兵毫无武士荣誉可言，绝对不是自己的对手。 田俊佑二看着远处正要打算过来增援自己的部下，不禁觉得耻辱，他觉得这是长官在侮辱他的指挥能力。凭借这样的天险，几天前自己能够带着部队在中国人带领下一举偷袭成功，难道自己还守不住吗？田俊佑二觉得，尽快结束中国事件，实现大日本对整个满洲的统治，最好的办法是瓦解敌人的抵抗意志。 在田俊佑二的心里，他觉得自己是代表着天皇来帮助中国的。满洲以前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后来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了俄国。而现在大日本帝国就是要在整个东亚建立一种新秩序，而这样的新秩序可以帮助中国人摆脱俄国人、英国人的殖民影响。但他丝毫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却不能接受日本的帮助。他亲眼在沈阳街头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用长矛戳死一个宪兵，然后坦然地站在那里被几发子弹打倒在地。这个愚昧而落后的中国，为什么不愿意接受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帮助呢？田俊佑二一边看着远处的激战一边愤愤地想着。在远处，1个中队的日军正在艰难地试图突破中**队的防线来增援自己，田俊佑二觉得将宝贵的皇军士兵的生命消耗在这种无谓的战斗中真的非常不值。 他又一次用无线电要通大队指挥部：“尊敬的指挥官，我请求把增援八道楼子的援军撤回去，支那军是很难突破我的阵地的。” “田俊君，我必须提醒你，增援你的命令是由联队长官下达的，要知道，八道楼子对于支那军非常重要，你必须保证坚守住八道楼子。如果八道楼子丢失的话，那么，田俊君，你将剖腹自尽向天皇谢罪。”“是，我将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八道楼子，用军功向天皇感恩。”田俊佑二两腿一并，坚定地说。 这时，一声巨响，整个八道楼子猛烈地晃动了一下，就看顶峰工事包围的院落中一道巨大的火光冲向天际。各个工事里面都被炸得尘土、石块掉落，呛人的烟尘让工事里面变得使人窒息。而刚才的巨响如同一道惊雷一般，把八道楼子顶峰的守军震得几乎全部失聪。有些人被爆炸的震动弄得一阵阵地恶心，强烈地眩晕感让很多人扶着墙开始呕吐。 步谈机里也听见了巨大的爆炸声，指挥官连忙问田俊佑二：“怎么回事，我刚才听见了爆炸声。田俊君，你听到了吗？”“指挥官，我们遭到了支那军的炮击，但伤亡情况还不清楚，我会立刻查明是支那军哪个部队在炮击我们，我们请求陆军航空兵的支援。” 就在这时，一个浑身尘土的人手里掂着一支手枪冲进了田俊佑二的指挥部。田俊佑二听见身后有人进来，立刻命令：“快点去查清楚是支那军的哪支部队在朝我们炮击。” 但身后的那人抬手就将桌子边上呕吐不止的无线电三等工长一枪打倒在地，田俊佑二本能地一扭头，同时攥住了腰间的指挥刀，就见一支黑洞洞的枪口正指着自己的眉心，端着枪的那人高自己半个头，20多岁的年轻面孔，脑袋上戴着满是土的大檐帽，长脸上杀气腾腾。那人手上的驳壳枪张着机头，长脸上是轻蔑的讥笑表情，浑身上下一股子剽悍劲儿。 震天的巨响中，从八道楼子顶峰腾起了一道巨大的烟柱。而此时日军陆军步兵伍长土肥雄正好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他看到碉堡群中间的院子地面被炸开了一个五尺见方的大洞，硝烟还未散尽，几个人就从洞口冲了出来。 土肥雄摇晃了几下脑袋，刚才的爆炸让他耳朵嗡嗡响，整个后脑一阵钻心的疼痛，炸飞的石块打飞了钢盔，然后在他的头皮上划开了一道大口子。“快，朝那边射击。”土肥雄声嘶力竭地喊着，他端起38枪朝着一个正用驳壳枪向他开火的中国兵射击。那个中国兵被38枪打中了脖子，慢慢地向后仰倒在地上。 土肥雄一口气将枪膛里的子弹打空了，但地面缺口处仍然有中国人在不断地朝地面上冲。就见着领头的几个人举着大刀和手枪冲进了阵地指挥所，土肥雄紧跟着听见指挥所里传来连续的枪声。 “怎么了，该死的，支那军冲上来啦。”土肥雄边上的一个士兵喊着。“快点，你回到碉堡里面去，把其他的人叫过来，支那军已经占领了指挥所。”土肥雄一边命令自己的部下，一边将刺刀装上步枪。因为刺刀太沉影响射击，所以平时土肥雄一般都是将刺刀摘掉的。很快，土肥雄带着的那个步兵组共计10个人从碉堡里跑了出来。 “支那军正在从洞里往外冲，你们五个压制住洞口。你和山田君，带着机枪跟我来。”土肥雄将自己的部下布置好之后，顺着城墙朝着指挥所冲了过去。 刚冲到一半，就见前面有人影闪过。“支那军，开火。”土肥雄依稀看到前面的人影并不是穿着皇军的土黄色军服，而是穿着中国人的青灰色军服，立刻命令机枪手射击。 土肥雄手下的机枪手有节奏地用短点射朝通道射击，密集的子弹封锁住了狭窄的通道。打了没到1分钟，就看到墙角处伸出两支手枪瞬间打出了七八发子弹。借着手枪的掩护，一个青灰色的影子一闪而过。 “手雷！”一个日军士兵高声喊着。一枚手榴弹冒着烟落在地上，土肥雄这时什么也顾不上了，上前一脚把手榴弹踢飞了。手榴弹被踢到墙上，然后掉在地上爆炸了。呛人的烟尘弥漫着，墙壁上的石块被炸得横飞。 “开火，继续开火，不要停。”土肥雄不知道对面的中国人还有多少兵力，但他此时知道这次绝对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这时又有一枚手榴弹扔了过来，但这次投弹的中国士兵没有那么幸运，他刚刚从墙角闪了出来就当胸被打中两发子弹。他身子趔趄了一下，然后拼力扔出手榴弹。手榴弹带着火星划着弧线飞了过来，土肥雄盯准手榴弹的落点，从地上捡起冒着烟的手榴弹往回扔了过去。爆炸声中，对面拐角处传来一声惨叫，一个被炸断了腿的中国士兵从地上挣扎着竖起身子用驳壳枪朝这边开枪。但机枪子弹连续打中了他，中弹的中国士兵倒在了血泊中。 土肥雄没有想到这群自己看不起的中国士兵居然这么顽强，看来这次遇到了真正的劲敌。 “前辈，子弹快要打光了。”机枪手大声地喊。“你们坚守在这个地方，我回去拿子弹。”土肥雄大声喊着，然后扭头朝碉堡方向跑了过去。 半路上土肥雄看到六七个慌乱成一团的日军士兵，他们呆滞地趴在地上，却不知道战斗早已在其他地方打响了。还有个士兵蜷缩在墙边上不住地抽泣，那是个新兵，耳朵被震得流下两道血迹。土肥雄记得这是个新兵，刚刚从仙台镇补充过来的，叫林义三广。 土肥雄从地上把抽泣的林义三广揪了起来，左右开弓扇了两个耳光，大声地训斥着：“浑蛋，你们简直丢尽了大日本皇军的脸，看看你们胆怯的样子，如果被支那军的相机拍下来登在报纸上，不仅是丢了皇军的脸，连你们的家族和家乡，都会一起丢脸的。”慌乱的日军士兵看着暴怒的土肥雄，然后拿起步枪从地上爬了起来。 “现在，支那军正在等着看你们的丑态，拿出我们大和民族的男儿本色，我们一起击败支那军的进攻。”土肥雄坚定的语气显然鼓舞了其他士兵。 “好的，前辈，你来吩咐我们吧，我们应该怎么做？”“你们的伍长呢？” “刚才被炸塌下来的石块砸中了肩膀，他半边身子都被砸断了，现在我们用木棍支撑住他，让他好能够通过枪眼射击。” “好样的，这才是我们大和民族的士兵，他会得到天皇的恩赐的。”土肥雄扫视了一下这几个士兵，“你们现在跟着我冲，刚才是支那军的炮击，他们用不道德的诡计在地面上炸出了一个大洞，现在我们要把冲进阵地的支那军全部歼灭。”就在这时，一发耀眼的红色信号弹冲天而起，在傍晚的夜空中划出了血红血红的光带。 土肥雄看着这发信号弹的光芒，心里暗自紧张起来，因为他刚才清楚地听见一声吧的信号枪的发射声，而且声音很近。看来这发信号弹是冲进阵地的中国士兵在告诉外围：自己已经攻进了阵地。那么外围的中国士兵很快就会发起猛攻，如果那样的话，自己很可能今天会战死在这个地方。 但土肥雄很快就打消了自己的恐惧，在他看来，哪怕一丝一毫的畏惧都是对天皇的大不敬。自己既然是光荣的大日本皇军，那么为了天皇战死，就是最光荣的结局。“大家跟着我冲，快。”土肥雄带着那六七个人立刻去增援刚才封锁住通道的机枪组。 也就在他们跑到距离机枪组不到10米的地方，突然前面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传来。这次爆炸威力相当大，整个一面砖墙被炸塌了，砖块砸在机枪组的几名日军士兵尸体上。 土肥雄连忙带人冒着爆炸的烟尘跑过去，这时两个中国士兵正端着手枪朝这边冲。土肥雄第一个开枪，他身后的士兵也紧跟着向那两个中国士兵开枪。身中数弹的中国人扶着墙壁，举着手枪与日军对射。土肥雄疯狂地拉动枪栓，他一口气打出了三发子弹。那两个中国士兵被乱枪打倒在血泊中。高举的胳膊还紧紧握着手枪。惊魂未定的土肥雄从疯狂的对射中喘过一口气，这时他感觉右侧有股热热的液体喷在自己脸上，一扭脸只见林义三广脸上被打出了一个血洞，鲜血像喷泉一样。 其他士兵把他扶着躺在地上，林义三广嘴里大口地吐着血，眼睛瞪得很大。 “林义三广不需要接受你们的关照，这会让他无法报恩的，他现在已经光荣地报答了皇恩。”土肥原摸出子弹把枪膛上满，“所有人把子弹上满，你，还有你，把机枪从砖头堆里刨出来。” 土肥原端着步枪警惕地对准对面的墙角处，他认为支那军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进攻，很快更多的支那士兵会从这个地方拥过来。 很快，从墙角处又闪出一个人影，他两只手各抓了一个手榴弹，从墙角快速跳出来的同时将手榴弹交叉扔了过去。因为发生的太快了，土肥原和其他日军士兵根本来不及瞄准，几乎是盲射状态下打了好几枪。那个人扔完手榴弹就一个利落的翻滚躲回到到墙角后面。 手榴弹冒着烟落在地上，这时一个跪在地上的日军士兵猛地扑向了那两颗手榴弹。一声巨响，他的身体被炸成了两截，但他也用自己的生命掩护了其他日军士兵。 “大岛君！”一个士兵从地上爬起来悲愤地惨呼着。 刚才如果不是那个士兵用身体盖住了手榴弹，很可能这六七个日军士兵都会被炸死或者炸伤。当他们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都打红了眼。 “皇军万岁！”两个士兵一起喊着冲了过去，刚刚冲到墙角，就被密集的子弹打倒在地。但倒地之后仍然直起身子朝拐角处开枪，然后一个中国士兵中弹后倒在他们两人的身上。 此时的土肥原已经控制不了手下的士兵了，这些打红了眼的日军士兵纷纷从地上爬起来朝墙角冲了过去。土肥原也只好跟着后面冲过去。 “天皇万岁！” “皇军万岁！” 土肥原和这几个日军士兵扑了过去。而墙角后面只有三个中国士兵，他们手里都端着驳壳枪，密集的子弹啪啪地打了过去。第一个日军士兵被瞬间打中，他踉跄着身子把刺刀扎进一个中国士兵的身上。 打光了手枪子弹的中国士兵端着大刀和土肥原几个展开了白刃战。最前面的两个日军士兵都已经身中数弹，两个人支撑着用刺刀招架。这时大刀从上向下斜着砍掉了一个日军的脑袋，而使大刀的中国士兵的胸口也被刺了一刀，重重地倒了下去。 最后仅剩的那个中国人个子并不高，但砍杀动作非常果断凶猛。他连续砍死了两个和他对抗的日军，浑身是血地朝着剩下的四个日军扑了过来。 四把刺刀一起扎了过去，那个中国人大刀挥舞得越来越快。但一个日军老兵看准了破绽，一刀扎在中国人的肋骨中，血从刺刀的血槽里面喷射出来。 这时另一个日军士兵也一刀刺在那个中国人的胸口。剧痛之下，大刀呛朗一声掉在地上。中国人嘴里呼呼地往外吐血，脸上却带着狰狞的微笑。他紧紧地抓着扎在他胸口的刺刀，手掌被刀刃切开，血流了下来。 只见那个中国人猛然怒吼一声，身体向前一冲，刺刀冲胸而过。他攥住枪管，日军士兵怎么也无法将刺刀拔出来。那个中国人威武地站立着，谁都没有注意到他的右手此时绕到身后拽开了手榴弹的弦。 刺刀扎在他的胸前，他攥住枪管猛地向前冲了好几步，带着他面前的几个日军只好跟着向后退。而他们身后却是一堵墙。 土肥原突然看到了那个中国人身后手榴弹身管中冒出来的青烟，他断喝一声：“小心，快趴下。” 爆炸的红光闪过，那个中国人傲然顶着刺刀扑向前方的日军。巨大的爆炸声，他如同一个跃马扬刀的悍将，昂扬、从容地迎接死亡。 土肥原从瓦砾堆里爬了出来，在他的身边，呛人的硝烟和尘土几乎遮蔽住所有的物体。土肥原手掌被砖块砸的全是血，横七竖八地豁开了几个大口子。他的步枪木制枪托和护木都已经被炸烂了。在他的周围，墙上、地上散布着血肉模糊的人体残片。 他从瓦砾堆里捡起了一支看上去还算完好的步枪，拉动枪栓顶上了一发子弹。这时又有几个日军士兵从地上爬起来，其中一个士兵左臂被齐根炸断。 “大家听着，跟着我去院子里面封锁住支那军进攻。”土肥原觉得自己终于将进攻指挥所的敌人消灭了，现在只剩下院子里面从地面大洞里冲出来的敌人。 土肥原带着三个士兵冲回到碉堡另一端，而此时这边也是枪声大作。五个士兵被密集的子弹逼退到了碉堡边上的沙袋后面。土肥原没有想到此时这个碉堡是整个八道楼子阵地上最后的据点了。 “大家听着，现在由我指挥，朝支那军密集射击。”土肥原从地上捡起掷弹筒，然后在尸体上抽出榴弹，几乎用直角把榴弹打在对面沙袋后面。顿时一声巨响，几具人体形状被炸地从沙袋后面飞了出来。 “天皇万岁。”一个打光了子弹的日军士兵端着空枪朝对面冲了过去，迎面被子弹打倒在地。 “混蛋！”土肥原大声喊着，“大家一定要坚守住阵地，天皇万岁！”他从地上的尸体找榴弹，这时一发子弹打穿了他的右手掌。上面的尾指、无名指都被打飞了，钻心的剧痛让他顿时晕厥过去。 等他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碉堡里了。在他旁边，是用木棍支撑在射孔后面的日军伍长，他还保持着射击姿势，半边身子全是血，额头已经被子弹贯穿了，黑红色的血顺着脸颊缓缓向下流。 碉堡门口三名日军士兵仍然在朝外面射击。土肥原挣扎着从地上捡起一支步枪，然后用膝盖夹住枪托，费力地拉开枪栓装填好子弹。 门口的一名日军打空了弹仓，正好装填子弹，土肥原喊了他一声，然后将装好子弹的步枪扔了过去。 “拜托了。请你安心地作战，装填子弹这种小事就由我来代劳吧。”土肥原恭敬地向那名士兵一鞠躬。 “对不起，让你费心啦，这样的恩情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那名士兵也赶忙点头还礼，将空枪扔了回去。 土肥原忍着剧痛装填子弹，等他装填过第五支步枪的时候。门口的三名日军只剩下最后一个人退了回来。他的左肩被手枪弹整个贯穿，黄色呢子军服被染成了紫红色。他费力地坐到土肥原的身边。“土肥君，让你失望了，支那军马上就要冲过来了。” “没有关系，这时我们早已预料到的，看来我们两个要一起为天皇尽忠了。” “是的，土肥君，能够和你一起战死，将是我的家族的荣幸。” 两个人搀扶着站了起来，然后跌跌撞撞地端着步枪朝碉堡外面冲过去。 “天皇万岁！” 密集的子弹将最后这两名日军打倒在地上，土肥原身中三枪，而且都是躯干部中弹。 枪声慢慢稀落下来，从八道楼子东面冲来的兄弟部队涌进了阵地。此时的阵地上累累弹痕，到处是尸体和血迹。驻守五道楼子的日军一直顽抗到最后一人，触目惊心的场面让在场的人几十年后仍旧历历在目。 整个阵地上，有抱着鬼子同归于尽的，有举着大刀和鬼子血拼阵亡的，有身上插着刺刀而同时将刺刀扎在鬼子身上的。 战斗过程之惨烈，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惊心动魄。 负责从炸开的密道主攻的100多人阵亡了一大半，剩下的兄弟也半数以上负了伤。真的是一场恶战，一场钢铁对钢铁、精锐对精锐的恶战。但这一仗却增强了赵公武等人的信心，因为在此之前，团里一直呈防守态势，很少主动进攻得手的。而这次却能够以同等兵力情况下，一举拿下据险防守的日军阵地，对兄弟们的士气鼓舞很大。 日军不愧是一支作战顽强并且敢于打硬仗的军队。但这不等于日军不可战胜，只要战术合理，兄弟们敢于和日军血拼厮杀，再强大的日军也完全有可能被击败。重新夺回来的八道楼子阵地交给了主力防守。密道也用砖块和石头完全堵死，以防止日军从密道偷袭。 这次八道楼子阵地丢失，对于日军震动很大。当天晚上，日军组织起规模超过1个大队的兵力朝八道楼子阵地发起强攻，整整厮杀了一个昼夜，八道楼子阵地前面尸横遍野。但直到天亮时分，八道楼子仍然在中**队的控制中。 西义一中将恼羞成怒，他命令日军迅速架起几十门大炮，对2师的新阵地狂轰滥炸。一刹那，整个阵地满天飞石，硝烟弥漫，又炸死了不少弟兄。郑洞国一看局势危急，就命令所有能用枪的人，全部上阵拒敌。他发出死命令：绝对不许一个人后退！后退者杀无赦，任何人都可以向逃跑的人开枪！于是，一场更加惨烈的白刃战，惊心动魄地展开了。拼死的吼叫声，濒死的惨叫声，枪声，炮声，全部在山谷中引起巨大的回响，就象有数万人马在这里厮杀。混战到黄昏，双方都有很大伤亡。郑洞国虽然放弃了部分阵地，但战线仍然胶着在南天门附近，大出日军意料之外。 日寇正面进攻不成，就从河西抢占了西面的野猪岭最高处的小高楼。野猪岭及小高楼只隔一道西沟和八大楼子对峙。敌人在野猪岭西坡挖了许多战壕，能在里面从容地往来。白天在里面对我郑洞国旅的阵地射击；夜里，在里面睡觉。战壕上蒙着由河西各家各户抢来的门扳、木料，上面是土、树枝、柴草。因为这里是最前线，所以它关系着驻在河西、河东那成千上万日寇的安全。我军炮兵对那些掩体经常炮击，在炮弹开花时使战壕里的敌人魂飞天外。一晚郑洞国旅的战士几百人，乘黑夜摸上野猪岭小高楼子，不等敌人的岗哨发觉，就给砍下了脑袋，接着进入了战壕，一枪不放，一声不响的，那闪光的大刀片儿，一把挨着一把，在敌人的头颅下面飞舞，于是在神不知鬼不觉中，野猪岭就被夺过来了。次日早晨，在清理战场时，遍地都是日寇的尸体。几天以后，郑洞国旅在野猪岭的东坡也挖了许多战壕沟，把西坡战壕沟上的掩物搬来，掩蔽物在上面。白天，从这里向河西的敌人射击，夜间，战壕沟里灯火通明，一条条的弹光，不时地从战沟的射击孔飞向敌人的驻地。 日军第16旅团少将旅团长川原侃手按指挥刀，以标准的军人坐姿大马金刀地坐在几门步兵炮后的简易行军棚中，听着手下一名作战参谋汇报：报告旅团长，司令部来电！ 川原侃重重地吼叫：“念！” 那参谋继续：“据可靠情报，你部当面之敌，为支那第2集团军第17军2师第4旅郑洞国部，司令部命令你部于下午6时前占领野猪岭所有阵地，务必全歼敌守军，不使其一人漏网，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皇军万岁。” 参谋读完电报重重地低下头，随即对当前战事议论道：“旅团长阁下，敌人没有重武器，火力稀疏，最多是十几门迫击炮，但是抵抗相当顽强，据我看，再发动一个大队的冲锋便可在一个小时拿下野猪岭阵地进攻，突破支那军右翼，沿潮河支流大道包围南天门守军之后路，合而围歼！” “哟西！命令炮兵开炮，山本大队准备进攻，务必于1个小时之内拿下野猪岭阵地！” 午后2时许，鬼子的炮火又开始轰炸，东面一阵地烟雾升腾，鬼子有好几个强大的炮群，山炮打得跟机枪一般密集，长城上被炸得砖石横飞，战壕中不断有士兵被弹片击中，**的炮火反击十分微弱。 日军对野猪岭阵地第二次进攻采用的是波浪式进攻阵形，这种三段式冲击其实就是将士兵排列成三到五条散兵线在炮火或战车的掩护下交替向前冲锋，一条散兵线被击溃之后，残余士兵就会退到后面去重新整队，似乎是无穷无尽的部队，周而复始的向前推进。 这就是日本人的“飞机炸，大炮轰，战车冲，步兵攻，继之以人海战术跟进。”这种波浪式进攻阵形在侵华初期被反复使用，没有经验的对手马上就会被这样不要命又似乎无休无止的打法摧毁作战意志而完全崩溃。 山本一木大队也是看准了中**队没有重炮，火力上没能占优，才敢用这样野蛮密集的冲锋阵形。2个中队的士兵排成波浪式进攻阵形，端着步枪跟随在4辆冒着黑烟爬坡的“豆战车”屁股后面冲锋，上次进攻败退下来的桥本大队残余士兵从佐官到士兵都强烈要求跟随在队列最后发动冲锋，要获得大日本皇军首次突破长城的“特别荣誉”。 两个中队长头扎一圈白布，端着指挥刀指向**阵地嚎叫着：“杀给给！”，士兵们纷纷效仿，有些还脱掉御寒的军大衣轻装发动冲击，鬼哭狼嚎地向前迈步，一个55人的迫击炮小队分散成两个班在山腰不断地向**阵地倾泻着炸弹。 这场战事，就成了长城保卫战最为残酷的攻防战。 排成波浪线低头向野猪岭阵地猛扑过来的鬼子，冲击重点都集中在这个方向。日军士兵掀起了一阵阵“万岁……万岁……”的声浪，似乎就是十八层地狱中突然间冒出来的饿鬼般发出歇斯底里的嚎叫，接着日军阵地纵深亮起一片片闪光，成串的炮弹落向城头、山沟，炸得城崩岩裂，树断石飞。中**队的阵地又被吞噬在一片浓烟烈火之中，不断有士兵中弹倒下，伤亡极大。 炮火延伸，团长赵公武就从浮土中爬起来，招手从火线上抽了几十个弟兄出来，每人都绑上集束手榴弹，匍匐爬向那几架“豆战车”，掩护机枪都疯狂的开火，随着几道黑灰色的烟雾直冲云霄，3辆“豆战车”熊熊燃起大火报销，还有一辆的履带被炸断。 在战场这个巨大的棋盘上，每个人都是一颗棋子，人命在这一刻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 右翼小高楼山阵地上面仅剩下不足一个连在固守了，而且半数是伤兵，防线已经非常薄弱。 赵公武越想越觉得不妥，把牙一咬，命令团部仅有的2个预备队中的特务连多带手榴弹，沿着战壕朝右翼增援运动。果然小高楼山阵地被大约1个中队的鬼子占据了！ 这些鬼子拼命开火压制两翼，接应预备队的跟进。特务连罗宇他们在运动中也被发觉，子弹嗖嗖地在战壕里面窜飞，特务连转眼间就倒下十几个士兵，身边泥土卟卟直响，100多号人终于沿着战壕摸了过去，一排排手榴弹脱手飞出，接着就和稀里哗啦大喊大叫的鬼子展开惨烈的白刃战！ 在炮火交织成的地狱当中，嚎叫的日军士兵端着装上刺刀的步枪，就这样疯狂的席卷过来，机关枪都以最高的射速在扫射，每个战士苍白着脸都在咬牙切齿坚持着装填子弹、开火、填子弹、开火，机械地重复着击发动作。但是鬼子的队伍仍然象凶猛的野兽群般涌了上来！ 于是，战壕内外双方士兵又滚成了一团展开白刃战，掐脖子挖眼睛咬耳朵插伤口抓下阴，刺刀、枪托、工兵铲、锄头在相互之间的血肉上面砍刺，手榴弹在人的身体头颅上猛砸猛敲，间中还有拉响了手榴弹同归于尽的，于是随着一声巨响四周的人就倒下一片，有一些没有了武器还活着的，就用自己的双手紧紧攥住刺刀，那么鬼子身后赶来的同僚就会狠狠地给敌人一下致命的。 每一个人都耗尽吃奶的力气要杀死对面的人，鲜血骨肉漫天飞溅，惨叫声惊天动地。阵地四周成了修罗地狱，硝烟味与焦血味，在这生与死的山头上，没有怜悯，没有悲凄，铁与血表达了一切，活着的人继续着杀戮与被杀戮，死亡的人也得到了解脱，对于一名士兵来说，死在战场上也许是最好的归宿。 守备野猪岭主阵地的3个连死伤大半，就连最后1个连的预备队也投了进去，团长赵公武对旅长郑洞国派来的传令兵叫道：“老子的人还顶得住！就是没有兵了，参谋、通信兵都扛着步枪上去拼刺刀了，就连马夫也端着铡刀冲上去了，告诉旅长，再给我1个连的援兵，我就能打垮鬼子的这个加强大队！” 这个时候上哪里去找援兵！整条防线都在激战，日军发动总攻以来，主力指向野猪岭阵地，同时以大部兵力向我右翼延伸包围，山本一木的加强大队也投入了最后一个预备中队，战况较前两日更为激烈。官兵虽死伤相继，仍与敌顽抗。这三日已经是击退了敌人三次疯狂的攻击。前线展开的团队都已经伤亡过半，军官死了一批又临时提拔一批…… 以后的几天里，小高楼山上像死了一样寂静。战后有河西人到野猪岭上打柴，看到尸横遍野，无处可以落脚。人们说：南天门的长城抗战，在野猪岭和小高楼上，日寇死的是清一色，死得多，死得脆，死得使人痛快，也死得其所。 第42章：盘尼西林 北平协和医院特别病房，昏迷中的关麟征感觉身上的几道伤口传来剧痛，他惊醒过来，不自然地扭动着身躯要起床，一双纤细的小手轻轻地按住他的双肩，有个女人的声音在他耳边温柔地说：“关将军，不要乱动，你身上的三道伤口刚刚做好手术，还不能起床。” 关麟征微微睁开双眼，茫然的看着四周，发现自己侧身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左手腕吊着一大圈绑带、打着石膏，右手臂静脉扎着针头，头顶吊着一瓶点滴药水，后背似乎也包扎着纱布。 身边坐着一个穿白大褂医生模样的年轻女子，旁边站着一个小护士。 医生看着关关麟征的脸甜甜的一笑：“关将军醒过来了，感觉伤口怎么样？” 关麟征忽然间双眼通红，猛地放声大吼：“杜副师长！快组织预备队顶上去，鬼子又要发动冲锋了，给我狠狠地打……”可怜的关麟征，意识还未从血与火的阵地上完全恢复到躺在医院受伤的现实当中来。 医生与护士赶紧按住要挣扎起身的他，医生柔声劝说道：“关将军，关将军，镇静一些，你现在受伤躺在北平协和医院中，你的伤势很严重，不要乱动！” 关麟征用双手紧紧抓住她的双臂摇晃，大吼大叫：“部队还守在阵地上吗？146团的情况怎么样？还顶得住鬼子吗……” 医生急忙答他：“关将军，不要紧张，杜师长他们已经守住了阵地，打退了鬼子，请你尽量放松。”给身边的护士打个眼色：“给他打一针镇静剂。”那护士麻利地掏出一剂镇静剂，找着关麟征的手臂静脉一针扎下去，此时关麟征听说部队顶住了，神情渐渐地放松下去，双目眼神黯淡，咕哝道：“守住就好，守住就好……”，闭眼晕睡过去。 关麟征精疲力尽，流血过多，这一觉睡得十分香甜，一直到第二日天亮才睁开双眼。医生走进房来，检查一番，微笑道：“关将军清醒过来就好，安心养伤，不要太操劳战事就好！”关麟征感激的对她说：‘多谢你医生……”忽然觉得左手小臂中弹片处疼痛难忍，不禁满头大汗，医生急忙扶着他的右臂问道：“关将军，你怎么了？觉得什么地方疼痛？”关麟征忍住不发出呻吟声，指指左手小臂伤口道：“这里，感觉钻心的痛……是怎么回事？” 医生面带难色道：“嗯，昨天为你做了抢救手术，但手臂伤口还有一小块弹片刺进了骨头缝中，没取出来，还需要……还需要做次手术……”关麟征觉得不对头，见她吞吞吐吐地言不尽实，打断她的话：“医生，到底我这伤口是怎么了？请你说清楚，让我有个底！” “手臂上的弹片扎得太深，腕骨粉碎性骨折，伤口估计在战场上感染化脓，我们用了消炎药不见效，有可能……有可能要截肢……”医生后面声音微不可闻，关麟征听后如遭受五雷轰顶，惊道：“截肢！？这怎么行？我还这么年轻，还没有实现把鬼子全部消灭的愿望，怎么能做个残疾人呢？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消炎药不行，赶快换药啊！把你们这儿最好的药都用上，不就好了吗？” “关将军，不要急，现在还不能确定……有一种新的抗生素，叫盘尼西林，又称为青霉素，几乎百病皆治……” 关麟征吼道：“那你就赶快用这种药啊！” 医生答道：“这种药是美国新发明的，国内还未见此药。” 这时病房门外传来脚步声、警卫员立正敬礼声，接着有个警卫员敲门进来轻声报告说军分会的官员进来探望，医生也乘机退出病房。打开门的时候，军分会一群高级官员次序走进来。走在前面的是军分会委员长冯玉祥，其余的有参谋长黄绍竑、参谋处长叶挺等一干高级官员，还有关麟征的上司徐庭瑶军长。还算宽敞明亮的病房顿时显得有些拥挤。 关麟征正要挣扎着坐起来，冯玉祥轻轻的按住他，微笑着用他那河南口音说：“雨东，我们都来看你，你身上有伤，就不要起来了。” 睡在床上的关麟征有些激动地说：“多谢，多谢焕公以及各位长官前来探望，鄙职有失重望，不能坚守阵地，真是惭愧……”冯玉祥安慰他说：“雨东，你的部队带得很好，阵地也守住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伤。” 接下来冯玉祥为他颁发了嘉奖令和奖状，以表彰25师坚守古北口与日军血战的功勋，授予了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冯玉祥又问他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关麟征提出不要截肢锯自己的左臂的要求，因为手锯了就不能抗日了，听医生说需要一种叫青霉素的药品，但远在美国…… 叶挺说道：“幸好还来得及！广东最近刚从美国进口了一批青霉素，哦，学名叫盘尼西林，我已叫广东方面尽快通过飞机运来北平，治疗浴血奋战的抗日勇士，今天下午就可以到了。” 众人这时才长舒了一口气，协和医院的院长高兴地说：“我们也是刚从美国电台听说这种药刚研制出来，想不到广东就已经进口了，确实是得西风东渐之先啊！” 众人也纷纷称赞广东的先进。只有叶挺知道，这青霉素系中山医科大学与美国杜邦制药联合刚研制成功的，勉强赶上长城抗战。要知道，炎症对于战场受伤的士兵来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72 部分阅读 众人也纷纷称赞广东的先进。只有叶挺知道，这青霉素系中山医科大学与美国杜邦制药联合刚研制成功的，勉强赶上长城抗战。要知道，炎症对于战场受伤的士兵来说，完全就是魔鬼，它能够让一个只刮破一点点皮的战士失去生命，让伤亡等于死亡！若是能很好的除去炎症，那么，受伤的士兵将能很快恢复，重新走向战场。而一名老兵的战斗力，不知胜出新兵多少倍！今天不止中国，世界上战事不停，不知道有多少受伤士兵需要青霉素，但是日本兵不在此列，与美方合作时已明确将此种特效药不得销往日本列入合同条款。 叶挺通过中山医科大学操办，青霉素已能大批量产，且价格与黄金相等！广东方面拥有大额股份，绝对可以积累起大量的财富，用来购买精致优良军火武器、后勤物资，发展壮大中国的抗日军队！当然，对外虽然高价出售，但用在国内抗日战场，则绝对是无偿的。 关麟征经过三天注射盘尼西林后，果然控制住了炎症，退了烧。关麟征的抗日举动，受到北京各界人士的称颂，《大公报》发表题为“爱国男儿，血洒疆场”的文章之后，在社会上引起轰动，这一场鏖战，也使关麟征的名字家喻户晓。几日来，在医院病房里天天都有来献花慰问这些抗日英雄的大学生、工人、爱国商人等社会各界人士。 叶挺也匆匆而来，急切地要去看望关麟征，顺便看看青霉素首次使用的效果。院长阻止道：“关师长虽苏醒，但尚未脱离危险期，需要保持绝对安静休养；他的炎症虽得到控制，但伤口还未愈合，探视者会将病菌带进病房，对伤口、对虚弱的伤员都极为不利；关师长身上还留着两块弹片没有取出，急需他的身体健壮起来，才能承受手术。所以要叶长官下一道命令：任何人在未经我们同意前，不得进病房探视他。” “好吧，我派卫士在病房门外站岗，禁止任何人探视。但是，现在要允许我去看一眼——只看一眼！” 院长同意了：“好，我陪叶长官去吧。” 叶挺点点头，看了关麟征一眼，这才走出病房。他当即布置了病房门外的岗哨，禁止任何人探视。 关麟征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身体情况有所好转，医院决定给他做一次较大的手术，取出靠近心脏的两块弹片。 在做手术的这天，叶挺、徐庭瑶等人闻讯赶到医院，守在手术室外等候消息。 手术做了近3个小时，突然出现了紧张倩况：手术前准备的血用完了，还需要继续输血挽救关麟征的生命。 徐庭瑶听了忙叫25师上校参谋处长覃异之：“快把警卫营调来，要多少血都不成问题！” 院长忙解释：“关师长是B血型，必须要同血型才能输……” 徐庭瑶说：“警卫营有四五百士兵，总能找出B血型的呀。” 院长指出：“现在是急救用血，哪里有时间给四五百人验血型啊！” 覃异之也说：“我们的士兵根本没有验过血型，现在验来不及了！” 徐庭瑶急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事先不准备好？” 院长解释：“我们事先准备了2500CC血——都是从医护人员身上抽的。因为这手术是靠近心脏，出血过多……” 徐庭瑶吼道：“少说废话！你说怎么办？” 医生建议：“我记得有个叫宋洪的军官，上次住院时，是B型血，他们血型相同……” 覃异之打断了院长的话：“宋洪在野战医院治疗，还不知是死是活哩！” 叶挺忽然说道：“院长，你们医院的医护人员一二百人，总有B血型的。你去传话：谁愿输血，我赏一根金条！有一个算一个！” 院长略显犹豫。 徐庭瑶被提醒了，忙说：“对！用本长官的名誉担保，事后立即兑现！” 这话一传出去，果然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时就有四五个医护人员站出来表示愿意输血。 结果又输了1200CC血，才算把关麟征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 这些血是从5个医护人员身上抽的。叶挺当即派人回去取了5根金条交付给输血人员。 徐庭瑶和17军在场的高级将领都十分感动，表示17军的后勤部远在蚌埠，一来北平就立刻将金条还给叶挺。 叶挺摆手说不必，17军是北平军分会属下部队，一切支出理应由军分会负担。 双方会心一笑，相知莫逆，再无中央军与地方军、嫡系与杂牌的隔阂。 对长城抗战特别是古北口、南天门一带的战斗，叶挺代表军分会作了评点：首先，报告指出，这是中日正规军之间完全由陆军进行的正面武装冲突。战斗的基本特点是，日方有备而来，连续进攻，中方仓促应战，节节抵抗。日方火力占优；中方兵力占优，有地利优势。总计日方折损兵力近万人，中方折损兵力3万多。战事旷日持久，出乎日方预料，两军后勤均告难以接济。纵观此战，为双方精锐军队第一次硬碰硬的作战，日军官兵训练有素，作战决心坚定；中方官兵守土卫国，士气高昂，势均力敌。中国方面，由于东北失陷，原有士气较为低落，但本次作战，找回了信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刀砍到日本军人头上，头一样会掉下来。其次，我方本次战役基本评点：一，第17军防守有大智慧。古北口失守，我军防守本已处于劣势，但新建南天门阵地又找回均势。南天门防守达1个月，杀敌数千，虽有八道楼子失守受挫，但2个主力师轮番上阵，最终也未让日军突破，居功甚伟；25师关师长，杜代师长，作战英勇，指挥有方，应予嘉奖；第2师黄师长先有失误，丢失八道楼子要隘，但在后来的战斗中，仍然不失作战方寸，功过相抵；第4旅的郑旅长，作战英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死战不退，硬在日军强大火力威胁下，重新建起新防线，终使战线不破，殊堪嘉许。二，29军顽强坚决，赵旅长，佟旅长，董团长等军官有勇有谋，大刀夜袭威震敌胆，加之反攻凌厉，杀敌上千，喜峰口防线固若金汤，功在第一；三，35军傅作义军长有勇有谋，驰援及时，独石口一役奋不顾身，阻住强敌，反攻察哈尔收复国土，重创“**”，功在千秋……日方本次战役基本评点：一，总指挥官武藤老谋深算，战役各段节奏清晰；但过于谨慎，节奏缓慢，不肯冒险，从未攻击马兰峪，黄崖关就是明证：害怕被围。二，战事已拖延，后援不继，伤亡甚大，再用此残军攻击平津唐，显然缺少胜算；其三，西方列强原本以为日本即将北进，进攻苏俄，甚至有报纸鼓吹：“全世界都在兴奋地注视着远东事变，大家都焦急地期待着（日本）与苏俄冲突的爆发。”有的还干脆说：“应该感谢日本在远东进行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然而，日本虚晃一枪，反而南下来夺华北，列强极度失望，愤怒，才开始全力封锁日本，援助中国。而此时日本正急需进口大量钢铁，矿石，石油，橡胶等等重要战略物资，为此只好暂时忍耐忍耐。其四，有秘密情报显示，武藤老儿在连续指挥作战近1个月后，身体健康出现严重问题，已罹患重病，难以支撑。而坂垣策划张敬尧叛变失败，日方失去内外夹攻机会。其五，日方西义一指挥沉稳，巧计偷袭八道楼子成功，战争经验丰富；川原、铃木职业军人，素质不低…… 总评此次长城大战，从军事上说，日略占胜机，约5。5比4。5。中方弱势终归政府，日方在国际关系上极度恶化，于长久不利。但华北重镇北平、天津、唐山等已在日军口边，形势仍然危殆。 第43章：绝密行动 3月下旬的一日深夜。辛欣和他的分队长景洋乘专车来到了北平西郊的西苑机场。 辛欣原来是东北军吉林部队92师的普通一兵，92师随粤军张发奎部南下广东编入十九路军后，经严格挑选，辛欣被编入了十九路军唯一的伞兵连，历经约半年的训练后，又被挑出进行了约两个月的特殊训练。辛欣有些纳闷，平心而论，他的身体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比连里别人差一截，为什么选他进行特殊训练。后来分队长景洋才告诉他，他能够入特训队，完全是因为他是吉林省东部的珲春人。 3月初，辛欣和景洋乘坐广东空军的法国大型运输机从广州飞到了北平，随即就被封闭了起来，全力训练操作一种古怪的武器。现在到了机场，眼前的一切既亲切又陌生。法国大型运输机正在试车，巨大的螺旋桨轰鸣旋转，月光下把地上的黄土扇起一股股黄雾。还有塔台、高射炮、身着帅气飞行服的飞行员和肮脏制服的地勤人员，个个红光满面，精神抖擞。 一个中等身材的军官走到辛欣他们面前，虽然不算魁梧，但冰冷的神色、不折不扣的标准军步、挺拔自信的美感还是让辛欣有些惶惶不安。当旁边的人介绍他就是抗日名将叶挺时，辛欣异常激动。虽然在十九路军已经大半年，但他还没有见过闻名天下的叶参座呢！他正要敬礼，叶挺摆手制止了。 叶挺交代了一些事项：“……跳伞后，一切行动按计划进行，务必完成任务，不得擅自行动！”叶挺说得很客气，但深邃的眼神里似乎掠过一丝杀机。 辛欣、景洋都噤住声，大气也不敢透。两人登上机，机舱里充斥着刺鼻的油味。不久，飞机腾空而起，带着隆隆的呼啸划破寂静，没入沉沉的夜空。 “叶参座，这次行动能成功吗？”问的人是随叶挺一起到北平来的梁华盛。 “我与黎天才谋划了一个多月，所有的细节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什么问题。” “只是他们还年轻，这个任务又太危险……”梁华盛吞吞吐吐地说。 “阿基米德说过：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他们就是撬动地球的人，付出代价也是绝对值了。梁师长，所谓‘不以霹雳手段，无显菩萨心肠’。你不必内疚。” 飞机起飞后，辛欣从舷窗中透视灯火通明的北平。灯光越来越稀落，渐渐一片黑暗。由于航程太长，辛欣很快就瞌睡着了。 迷糊中，辛欣的肩膀被推了一下：“喂，该醒了，准备跳伞。” 辛欣一乍乎，原来是分队长景洋。“多久了？”景洋回答：“已经5个小时了。” 只见景洋端坐着，冲锋枪斜靠在大腿上，右手食指和中指轻轻搭在扳机的护圈上，飞行帽下鹰一样的眼睛炯炯有神。敢情他一上飞机就保持这种姿势，不愧是伞兵连的头号王牌啊！ 辛欣不敢怠慢，立即做好跳伞的各种准备。机组人员也在安排好空投物资。 飞机俯冲到空投开伞高度，景洋率先跳出，辛欣紧跟着。机组人员推下空投物资后随即跳伞。驾驶员用事先准备好的特殊工具固定好飞行操纵杆和油门，也一跃而下。由于飞机已经接近没油了，不过这里接近海边，驾驶员估计飞机飞出海岸线几十公里后，就会一头栽进日本海，无影无踪。 夜空中，只见一串串伞花从机尾脱出，伞花在夜色灰暗的彤云下映出点点雪白，摇晃晃地飘向地面。 景洋跳伞后在黑暗中清点人数，机组人员包括驾驶员都在，惟独不见辛欣。景洋大惊，子弹上膛向林间搜索。 “狗日的，你荡秋千呢？”景洋猛一抬头看见一朵降落伞挂在一颗树冠间，不禁哭笑不得，压声笑骂。景洋口中说着，几下窜到树上，用伞兵刀连锯带剪把狼狈不堪的辛欣解救下来，一边吓唬道：“叶参座在机场说了，发现情况不对马上击毙，毁尸灭迹，不用解释。你该感激我手下留情。” 辛欣灰头土脸地跟着景洋回到集合点，其余人员已经把空投的设备搜集到一起，检查状况。这时一名机组人员已经带了两个猎户模样的人急速赶了过来。 景洋迎上前去：“我是分队长景洋。” “欢迎欢迎。我是吉林救**王司令手下的谷雨，这位是老张。” 辛欣介绍后，对方惊喜道：“还是老乡啊！” 黑暗中，几双大手有力地握在了一起。 景洋从腰间皮套掏出一把带锯齿的伞兵刀，把刀塞进剥离了降落伞、包装极好的木箱缝隙中，一用力，“吱嘎”一声，沉重的箱盖应声而开，拨开上面的稻草和油布，里面是崭新的新式武器部件，整整齐齐排列在箱里，发出暗幽幽的金属光泽和浓浓的枪油味。看来在空投时毫无损坏，景洋不由看得心花怒放。 谷雨好奇地拿起其中一个部件，见是一个圆柱形大铁筒，中空且两边通透，不禁道：“这是啥？大烟囱？” 辛欣接过“大烟囱”，道：“别问了，我们还是赶路吧。” 另一个木箱里看来装的是弹药，还有20根金条，是送给义勇军的活动经费。取了物资后，众人将降落伞和木箱深深掩埋，随即出发，谷雨在前面带路。一行人向密林深处走去。 这里是黑龙江与吉林交界处的图们江三角洲地带，中苏朝三国边境。侵略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已经占领了北边的绥芬河和东宁，以及南边的图们，但军队还没有伸到这一片密林中。离这里最近的日军反而是驻朝鲜的“朝鲜军”，但根据辖区原则，也没有越境过来。所以这一“三不管”地带就成了东北义勇军中“吉林国民救**”司令王德林所部活动的地盘。 黎明前凉爽的海风从海边吹来，带来山林原野的清香，缓缓流动的图们江在朝霞的映照中泛起艳丽的波光。由于天色已亮，景洋一行没有继续赶路，而是就地休息，老张将金条送回救**大本营，又在傍晚前赶了回来。经过长途飞行已经疲劳不堪的小分队好好休息了一整个白天，入夜再继续赶路。 3月30日傍晚，景洋、辛欣二人扛着新式武器，在谷雨和老张的带领下深入密林向边境进发。机组人员则就地等候消息。 经过一夜长途跋涉，4人终于在黎明前赶到了中苏朝三国交界的图们江边。这里距离图们江入海口非常近，平坦的荒草地上，兀立着两座100多米高的小山峰，与不远处的哈桑湖相依相伴，构成了这片草地上一道十分醒目的屏障。这两座山峰就是日后颇引人注目的张鼓峰和沙草峰。天气晴朗时登峰远瞰，向东几十里外，苏联波谢特海湾碧蓝的海水和布满船只的海参崴港口依稀可辨。东南18公里处，就是朝鲜的罗津港。 现在正是莺飞草长的暮春，这里却沐浴在迟到的春天的气息里，纯静的蓝天上浮满白云，和风抚弄着广袤的大地。从冰冻中苏醒过来的溪流、小河汩汩地流淌着，滋润得草肥肥的、树绿绿的。地广人稀，给这里留下了空旷的沉寂和毫无人工雕饰的自然气息、莽原上到处都弥漫着一种荒凉、悲壮的美。 景洋和辛欣将谷雨、老张留在后面，两人悄悄向江边的树林摸去。和熙的春风夹杂着青葱草叶的芬芳，在高大浓密的针叶杉林中穿过，树叶哗哗发出一种波涛声。黑颈白花的水鸭在水里扑愣愣起飞，不知名的鸟鸣与原始森林中特有的各种轻微响动融合在一起，构成宁静森林中奇特美丽的交响乐。 清晨，太阳已经爬起一树高，斑驳的阳光艰难地穿过密林枝叶的阻拦，星星点点地照射在地面上，常年积累的厚厚落叶腐烂潮湿，爬满苔藓和小虫。 经过严格训练的两人一路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和整出任何动静，宛如幽灵般前出到江边的树林。这里正是图们江的入海口，呈三角形向日本海发散出去，江面在这里突然变得十分宽阔。景洋和辛欣潜伏的这片树林几乎就在三角形的顶端，也就是宽阔江面的中央。 两列庞大的舰艇编队迎面驶来，分贴着两面江岸，显然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开主航道。北面的是苏联海军的图们江区舰队，隶属于阿穆尔河区舰队。南面的则是日本海军的图们江江防舰队。 两列舰艇滑过如镜江面，惊起万千羽水鸟，景象壮观。 就在关东军入侵占领中国东北后，就与苏联国境直接接触。除陆地边境纠纷外，就是江河上的岛屿和主航道之争了，特别是在黑龙江上（苏联称作阿穆尔河）。1933年初，终于发生了“干岔子”事件。干岔子事件，是围绕着黑龙江中的一个小岛进行的。1月，曾有日本人和满洲人登上干岔子岛（苏联称大别基切夫岛）。对此，苏联曾多次向“满洲国”方面提出抗议。到了月底，也许苏联认为只提抗议无济于事，于是派出少数兵力在二岛登陆。这时关东军调集一个大队的兵力到这里，苏联也调集了炮舰、炮艇，于是两军形成对峙。本来日本参谋本部认为，对这样一个地处偏远的小岛。不值得倾注兵力，采取了不扩大的方针。但是关东军不满这一消极态度，1月30日，竟独断专行地擅自向苏联炮艇开火，击伤了其中一艘。于是日苏冲突加剧。两**队特别是江河舰队在黑龙江隔着主航道对峙，紧张的局势也蔓延到图们江，于是每天清晨两方的江河舰队同时出巡、并列行驶也就成了“惯例”，实际上是武装示威。日本这边，对苏俄海军有对马海战大胜的心理优势，不把对手放在眼里；苏联海军这边，则在1929年富锦三江口海战（准确地说是“江战”）中几乎全歼了中国东北军的海军，总算在远东小小出了一口恶气，而且伟大的苏联岂是老弱的沙俄可比，隐隐约约中埋藏了复仇的愿望。双方的火药味可谓极浓，几乎一点就着。 望着历史上夺取中国领土最多、也给中国人民带来最深重灾难的两大列强并列驶来的江河舰队，景洋嘴角边露出了一丝轻蔑的微笑，在辛欣的配合下组合起新式武器来。在广东秘密训练时来自瑞典的教官介绍，这种武器叫作火箭筒，是利用空心装药原理制造的，属于步兵便携式武器，但威力不亚于重炮！秘密训练使用的火箭筒属于加强型，称作M9式，口径达88毫米，长度1。37米，重6公斤。为了适应空降作战，M9的发射管可分解为长度大致相等的两部分。火箭弹用M63球形弹首，破甲威力达到可击穿110毫米的装甲，环状尾翼在提高弹道稳定性的同时也提高了射程，使射程达到280米。 景洋和辛欣从帆布袋中取出火箭筒的零配件，熟练地组装起来。每枚火箭弹都用一个钢筒储存，装在专用帆布包中，每个帆布包可携带3发。射击时，射手（景洋）选择合适的射击位置，用简易瞄准具瞄准目标，副射手（辛欣）取出一发火箭弹，拔出保险栓解除保险，将火箭弹尾部的导线抽出，握住导线自由端，将火箭弹装入发射筒。完成这个动作一定要很小心，因为解除保险的火箭弹在很小的撞击下就有可能爆炸。最后，将火箭弹的导线与固定在火箭筒尾部的导线相连接，以构成发火回路。完成上述步骤后，副射手立刻避开发射筒的尾部，并给射手下达“开火”的命令，为了避免火箭射出后未燃尽的燃料灼伤，需要佩戴隔热手套和防护面罩。 瓦舒金海军少将此时正站在图们江区舰队的旗舰“雪尔若夫”号炮舰的舰桥指挥平台上，迎风站立注视着对面的日本舰队。他是一个极端的国家至上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白人至上论的支持者，在他眼中只有白人（尤其是俄罗斯人）才能够统治这个世界，享受这个美好的世界，其余的人全部都是低贱的人，是只配干活不配享受的奴隶，他不能忍受的是这些黄种人占据着富饶的土地，在他思想中这些土地统统都是属于伟大的苏联的疆域。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强大的俄罗斯帝国海军居然曾经会被这些他认为下贱的人组成的舰队给击败了，想想就觉得窝火，在例行的武装示威中，他发誓一定要找机会给这些黄种矮子好看。 突然传来了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一道滚滚的黑烟从舰首的主炮塔直冲九天，刹那间弥漫了整个空间，遮住了已经升起的艳阳。从舰桥上往下望去，刚才还威风凛凛的战舰，大火不断的燃烧着，扩大着。舰上的船员在奔嚎着，嘶喊着，不断有人从船上跳入海中。 瓦舒金头脑“嗡”地一响，但很快反应过来，冲着副手大叫：“快！赶快拉响战斗警报！” 凄厉的警报几乎在全舰队同时响起，清晨祥和的空气顿时无影无踪，指挥室和甲板上乱成一团，舷梯上匆忙的人们噔噔飞奔，一片忙乱。 几乎就在苏联旗舰中弹的同时，日本旗舰“平户”号炮舰的主炮塔也挨了不知从哪里打来的2发炮弹，被炸开了花，而且更惨的是引发了弹药殉爆，炮塔被撕开了一道大约5米的口子并由内而外的产生大爆炸，大火和浓烟又不停地从裂口中冒出来。舰体的一部分碎片甚至被掀到100多米的高空中，再迅速落下，漂泊在江面上。上甲板的建筑已在高温下开始变形、龟裂。 日本图们江江防舰队司令官兼“平户”号的舰长丹下熏二海军大佐几乎被震昏过去，他清醒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抢到通话器旁像个枪炮参谋一样高声吼叫：“击沉它们！击沉它们！” 被吓傻的水兵如梦初醒，立即手忙脚乱地操纵着舰炮，向对方猛烈开火。 由于双方呈两列纵队并排前行，这时根本不讲什么战斗队形了，炮弹雨点般互射，一团团火光轰然绽放，双方不时有舰艇在剧烈的爆炸和猛烈的大火中沉没了，这里已经成为了人间地狱。船只的爆炸声，大火的劈啪声，水兵的呼救声，人员死亡前的哀号声汇成了一片。其余十几艘未被击中的舰艇也乱成了一团。 日本海军毕竟训练有素，战斗开始时，“伏见”、“鸟羽”、“热海”、“比良”4艘主力炮舰呈V字型编队，切入了苏联舰队之间，将其一列纵队一分为二，并集中火力攻击苏联第二列纵队。苏联海军这边，继旗舰“雪尔若夫”号遭受重创后，随即第二波的攻击又来了，“塞沙锐维奇”号，“奥斯利比亚”号和“斯利维亚”号这3艘炮舰和1艘炮艇也没有逃过此劫，“刚谷”号炮艇右舷随即被一发76毫米的炮弹命中，12名水兵被击毙。接着又一发47毫米穿甲弹穿过了右舷，在汽罐室爆炸，杀死7名水兵。接着“塞沙锐维奇”号被一发炮弹贯入其侧舷，在后桅处爆炸，整个后甲板被打烂。最后被一发76毫米的炮弹打中弹药库，在浓烟和烈火中沉入了江底。日本海军“天龙”、“常磐”、“对马”、“宇治”4艘炮舰利用舰速优势，迅速通过苏联舰队正面后，包抄苏联舰队第二纵队右翼的4艘装甲炮舰，“天龙”号首先击中其中一艘“标准”号装甲炮舰的后甲板，引起了堆积在那里的弹药的连续爆炸，把它右舷后部炸开了一道大口子。“对马”号紧跟着开炮击穿了“标准”号炮台下的水线部分，引起江水倒灌，于1分钟后沉没。 左翼的战斗仍在继续。苏联舰队的5艘“鹰”级装甲炮舰在猛攻日本海军第二列纵队。双方相距仅150米，“斯利维亚”号首先用76毫米的主炮击沉了最边上日本的“二见”号炮艇，随后“奥斯利比亚”号也快速开炮打沉了日本“保津”号炮艇。虽然经过改装，但“鹰”级装甲炮舰毕竟是旧式军舰，航速不快，“奥斯利比亚”号在转舵时，被日本3艘炮舰猛轰，其舰体终于燃起了熊熊大火，渐渐向右舷倾斜，但其依然发炮不止，最后沉没。“斯利维亚”号也被一枚炮弹命中左舷，遭到重创，随即打出“我舰危险”的旗号退出了战斗。 整个战斗持续了半小时，双方不断有舰艇相继中弹起火，火光冲天，浓烟迷漫，旋即沉没。图们江仿佛是在弹雨中飘摇，整个江面被浓烈的硝烟所笼罩。 苏联红军第40师的师长波罗欣少将接报两国海军在图们江上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战报后，立即下令各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同时派出1个炮兵营拉上张鼓峰制高点，支援海军作战。驻扎在这里苏朝边境的日军第19师团的师团长森寿中将接报苏军占领张鼓峰的消息后，大喜过望，立即下令出动一个步兵大队，向张鼓峰猛攻。继海军之后，苏日两国陆军也很快爆发了激烈战斗。 打出全部3发火箭弹后（特别关照了日本人2发），景洋和辛欣见已完全达到引发双方冲突的预期目的，于是立即向后撤退，与后面接应的谷雨和老张会合。 已经走了5个小时了，尽管在遮天蔽日的森林中，正午的阳光还是把森林**的树叶蒸出丝丝缕缕的白烟，复杂的气味熏得辛欣头昏眼花。背上的火箭筒袋子也越来越沉重。终于来到一处偏僻地方，景洋和辛欣将火箭筒零配件隔得远远的分开深埋，看不出一点痕迹。即使有猎人意外发现了，估计也会以为是“大烟囱”而已。退一万步说，即使落到日本人手里，他们想破头也不会明白这些零件的用途（上面根本没有任何标志），因为这种武器还是世界上首次出现。 一番劳作后景洋感到有些闷热，他费劲地扯开脖子的纽扣，畅快地呼吸着。突然，耳边传来一声沉闷的呻吟，没有经验的人一定会忽略这一微弱的声音，但景洋受过特种训练，没有放过这显然是人的喉管中发出的声音。 “小崽子，又去荡秋千啦？”景洋停下脚步，低声呼唤左边的辛欣。 “小崽子……”没有回音，景洋有点着急：又出状况啦？回头透过树丛望望后面的谷雨和老张，一时拿不定主意。犹豫间，一人兔子一样敏捷窜出来，一手捂住他的嘴，一手有用匕首在他的喉咙果断地一抹…… 受过特种训练的伞兵王牌毕竟不是森林老练猎人的对手！ 景洋临死前朦胧的意识中，似乎感觉到后面短暂的搏斗和谷雨、老张被利物缓缓刺入**时发出的暗哑痛苦的嘶声哀嚎…… 第44章：远东惊蛰（一） 1933年4月，日本关东军大部精锐云集长城一线，战火愈燃愈烈。就在世人把目光投向华北之际，从远东传出一条惊人的消息再次震动了世界：日本向苏联开战了！ 一时间，大洋两岸的中国、美国和远在地球另一端的英、法、德、意诸国，都感受到了这股强震的冲击。令人惊讶的是，世界诸强似乎都以欢快的心情，注视着远东中、苏两国交界处的那座仅100多米高的小山峰：张鼓峰，以及图们江。 日本人胃口大得惊人，这个本土面积不及中国任何一个中等以上省份的岛国，不仅向身边的一条巨“龙”张开血盆大口，而且不待吞嚼化尽，又一拳向北面的巨熊身上擂去。日本人胆量也大得惊人，敢冒兵家之大忌，同时向两个大国挥动战戟。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就是败于两线作战，但自诩有天照大神护佑的日本人这么干了。弹丸小国日本，把刚刚趋于平静的世界，又搅得个动荡不安。刚从一次大战废墟上站起身的世界各国，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便又被浓重的战争阴云所笼罩。 欧洲，纳粹已在德国上台，众多中小国家面对这个即将崛起的可怕巨人，被箍得透不过气来，重重地呻吟着。而英、法等军事大国，也被这股冲天的邪气震慑住。混沌不堪的世界，正义一时失去了光亮。在亚洲，中国已在日本点燃的战火中挣扎了近一年半了，而朝鲜半岛已被日本的太阳旗融化。东南亚诸岛，随着英法力量的衰落，这里几乎成了防御的真空。关于日本的“神话”越来越多，越传越神。 日本，就象是从潘多拉宝盒里逃出的一个恶魔，转眼间便把平静的世界搅得个倾斜动荡，喧沸不宁。 如果说日后的疯狂之冕属于德国的话，那么1933年中最张狂、最急不可待的，则是日本。 4月1日，日本“朝鲜军”精锐第19师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向苏联远东红军踞守的张鼓峰等高地，发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攻击。苍茫、沉寂的远东之夜，被隆隆的枪炮声、喊杀声惊醒，在大风中呜咽着、颤抖着。兵力处于极度劣势的远东红军面对汹涌如潮的日本“矮脚虎”的猛攻，无力招架。当夜，张鼓峰等一线阵地尽数落入日军之手。 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也被这震动世界的消息惊呆了。 远东突发的战火，并没有搅扰莫斯科春夜的宁静。克格勃出色的保密工作使这座美丽的俄罗斯古城仍处于宁静之中。自从纳粹在德国上台，希特勒公开叫嚷要将布尔什维克从地球上抹掉后，这里似乎也嗅到了战争的气息。许多工厂早已停止了民品生产，急急忙忙投入到飞机、坦克和枪炮的制造行列中。斯大林冷酷无情的肃反运动已经启动（历史上苏联的肃反在1936年左右大规模展开，但在这个时空由于1931年底就开始整肃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革命集团”，所以肃反也提前开始）。白天劳作了一天的人们，似乎都想避开这动荡年月里随时都可能降临自己头上的灾难。天一黑，街道上便人迹稀落。人们早早溜到属于自己那一方小天地的家中，关门闭户，图个清静。这使得莫斯科美丽的夜晚有一种冷峻异样的宁静。 克里姆林宫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一盏台灯幽幽地照着四壁。墙上，映出个魁伟的巨大的身影。斯大林握着他那几乎不离手的大烟斗，忧心重重地在屋里来回踱着，思索着。上午，来自前线的报告惊得他半天说不出话。虽然他对日本挑起军事冲突并不感到意外，但这次冲突的规模、时机还是令他震惊。这其中有什么背景，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他觉得眼前的事情象一堆乱麻，扯不清、理还乱。这时，他感到头隐隐作痛。近几个月来，国际形势的不断恶化和国内的肃反，使他象一部昼夜运转不停的机器。他本来习惯于整夜整夜的工作，白天休息。可现在，白天他也很少能会上眼。 本来，苏联就处在东西方列强的夹缝中，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外部环境。一世精明的斯大林不可能不有所顾忌。但权力的高度集中，使他头脑发热，无端猜忌。初入克里姆林宫时尚能保持的谦虚有礼、善纳良言，随着民众个人崇拜的日益疯狂，早已象夏日的冰雪一样，荡然无存。“居功自傲”，这个曾一直令他生厌的东西，如今可悲地落在了他自己的身上。 他是伟人，但他也是凡人。为扫除个人崇拜的障碍，使自己的意志能够无条件地实现，他终于导演了让历史垂泪的肃反运动。一时间，党内、党外人人自危，担心有一天无名的横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一时怪云笼罩，血雨腥风弥漫全国。 斯大林就象是被怪物控制了大脑，挥刀猛砍自己的躯体。更令人遗憾的是，他一向意志坚定，坚定得可以说是固执、倔犟。他认准的道儿就一定要走下去。他从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也从不会为自己的所为而后悔。 内忧外患，更加重了苏联的危机。 苏联的危机，他有时也能意识到。尤其使他忧虑的是，红军指挥员**上的消失，必然严重损害红军的肌体，危及国家的利益。为此，他时常陷入矛盾之中。希特勒这个战争疯子，一向以**著称，与德国交战，只是时间问题。但他不会放弃已定的政策，也不可能走回头路。他只希望战争能晚一些到来，他首先需要的是党的“纯洁”，国内的安定，其次才是红军的强大。日本人这么早地闯了进来，打乱了他心中的计划，这使他既不安又充满怨恨。 “可恶的黄祸！”他心里恨恨地咒道。 门轻轻地开了，苏联国防委员伏罗希洛夫轻轻地走了进来，恭恭敬敬地立在一旁。可斯大林象是没看见来人，仍在那里想着自己的心事。 斯大林对日本人的警觉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日本征服朝鲜半岛，并在中国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苏日边境从此就不那么太平了。自1933年初起日军便屡屡在边境上挑起冲突，迫使他不得不强化国防建设，在边界处大修防御工事。咬着牙拿出有限的卢布，组建、充实了远东方面军和太平洋舰队，并同蒙古签订了军事盟约。但这一切仅仅是权宜之计，他并不想真正与日本人动手打起来，虽然他并不怕日本人。当欧洲局势象失去控制似的不断恶化并四处蔓延时，斯大林的头脑却越来越清晰。在他眼里，日本人再张狂，毕竟不如德国那么有威胁。德国人的扩张，不可能迈过苏联，尤其德国现在正控制在一个**产主义的战争独裁者手中。 他想避战，日本人却偏偏不放过苏联这个巨人。东京日本陆军少壮派势力日渐扩大，“北进论”在东京愈益猖撅，对苏联远东红军发起试控性攻击的念头一天比一天迫切起来。苏联国内政局动荡、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73 部分阅读 控性攻击的念头一天比一天迫切起来。苏联国内政局动荡、远东红军实力薄弱就不再是秘密。 斯大林终于被推入了困难的抉择之中。他吃不准日本人的真正意图。如果苏、日由此导致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苏联必将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觉得自己象是被推上了一座陡峭的山岩，稍稍处理不当，带来的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斯大林缓步踱回桌边，捏起一撮烟丝不紧不慢地往烟斗里塞着。桌上台灯发出的幽光照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明暗相向，一脸冷峻。他好了眼恭立一旁的国防人民委员，低低地开了口：“伏罗希洛夫同志，前线情况怎样？” “斯大林同志，敌军今天又进占了沙草峰。前线指挥员报告，敌人控制两座山峰后，全面转入防御，似乎没有继续进攻的迹象。” “我们后续部队在哪里？到达前线需要多久？” “预备队正向前线调动中。坦克旅大约需2天，而步兵师至少得3到4天。如果途中没什么意外发生的话。” 斯大林微微点了点头，突然，他停下了脚步，转向元帅问道：“这件事是不是有可疑？比如，中国东北的抵抗军穿着缴获的日本陆军制服，向我军开火，引诱苏日两国卷入交战，以缓解目前华北的战事？” 伏罗希洛夫答道：“确实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据图们江区舰队的司令瓦舒金报告，是他的旗舰首先遭到炮击，炮塔被打穿，才引发与日本海军的冲突的。这一点已得到其他目击者一致证实。但我方旗舰炮塔的装甲厚度达100毫米，而中国东北的抵抗军只有轻武器，最多是少量的迫击炮，决不可能有这么威力强大的重炮。能一炮摧毁我方旗舰炮塔的，只能是对面日本军舰76毫米主炮发射的高速穿甲弹。” 斯大林点点头：“你认为日本人挑起这场冲突的目的是什么呢？在这件事上东京和前线的军人们会不会存在分歧？” 斯大林两道锐目象两柄剑，伏罗希洛夫一时有些张皇失措。平时，斯大林很少要国防委员会的元帅、将军们单独拿意见。这使他极不习惯于今天这种场面。伏罗希洛夫元帅知道不开口不行，只得咽了咽唾沫，望着斯大林，慑儒地答道：“我想，驻远东一带日军有8个师团（注：含驻朝鲜的2个师团），兵力集中。而我远东军区防御面过大，兵力分散。也许日本人在东京的授意下想钻我们的空子。” “那么你认为日本人是想与我们大规模开战吗？”斯大林继续问道。 “从目前敌方兵力看，似乎不可能有大的升级。” “嗯”。斯大林轻轻点了点头，开口说道：“伏罗希洛夫同志，我们对这场冲突，还要认识到它的复杂性。东京这次采取军事行动，究竟是什么意图我们不清楚，但我总有一种感觉，今后时局的发展，也许就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态度。眼下，我们抽不出太多的部队到远东去，一定要设法把这次事件控制住。” 最后，斯大林从嘴上取下烟斗，表情凝重地吩咐道：“你现在回去抓紧布置反击工作。布柳赫尔要亲自去指挥远东方面军。告诉前线指挥员，一定要拿出全部力量，给人侵的敌人以迎头痛击。只有在军事上给敌人以教训，远东的安宁才能有保障。另外，总参谋部也得做好远东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准备。眼下局势这么动荡，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象是喃喃自语。伏罗希洛夫仍是僵直地站着，不敢开口。良久，斯大林才回过神来，看了对方一眼，说道：“你去吧！” 元帅如释重负，转身离去，斯大林又陷入沉思中，满屋散发着格鲁吉亚烟丝淡淡的香味。 莫斯科。斯大林愁肠百转，忧虑重重。而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却是心花怒放，连日来阴沉的脸上终于现出了阳光。当外交部转来苏日冲突的报告时，蒋介石眼睛倏地一亮，从沙发上一跃而起，一把抓过电文，兴奋之情毫不掩饰地从眼角眉梢流露出来，紧锁多日的眉头也舒缓了许多。末了，他放下电文，一声长叹；“好，好啊！天不负我，形势终于要变了！” 这一声长叹，道出了他内心的苦辣酸甜。1931年，当世界还处在通向混池的和平时期，内战不绝的中国就先尝到了外敌入侵的苦痛。天皇的野心，时时都在威胁着蒋介石那十分脆弱的国民政府，也使他的不抵抗政策受到了国民党内外地普遍谴责。热河丢失，装备低劣的国民党军，甚至大多的是他的嫡系部队，在战场上连遭败绩，目前的长城防线危如累卵，激愤的民众一片怨怒。政府人员也言战言和，莫衷一是，人心难测。更令他无法接受的是西方诸强对中国抗战的冷落。内外交困，使他倍感为政的艰难。他太渴望能有一个国际盟友，一个真正信得过的盟友，能与他共御日军。可有谁能与他同舟共济呢？一向标榜主持正义的美国人，在与日本的较量中从未拿出对国民政府的那股威风劲。老牌的大英帝国，“日不落”的辉煌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就远东问题，从未在日本人面前直起过腰，中国从未从它身上得到什么直接的援助。一向深受蒋介石器重的德国，希特勒刚上台，底还没有摸透。倒是一向没什么好感的社会主义苏联去年年底与中国复交，眼下长城告急，斯大林挟正义断然不相退让，在远东跟裕仁操起了家伙，这使蒋委员长犹如三伏天喝下杯清凉的甘露，那股舒心畅快劲就别提了。 下午，蒋介石一觉醒来，气色格外好。一个月来，前线的战事搅得他心里火烧火燎的，很少能踏下心来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今天的消息，虽没给华北战场带来什么显见的效果，但至少他心里踏实了许多。 门突然被推开，风韵不减当年的宋美龄面含桃花，款款走了进来。立刻，一股幽幽的香气和一片晃动的笑魇罩住了蒋介石，令他砰然心动。就在他机械地起身，向着夫人伸出双手时，宋美龄玉齿微露，带着股难抑的兴奋脱口道：“大令，有好消息了，是吗？” 真是尤物！什么大事看来都瞒不过她。蒋介石心中叹道，含笑不语。 宋美龄天生丽质，又颇会笼络人心，蒋介石身边的文武百官、侍从谋臣，谁不愿在她面前绕舌卖乖呢？更何况她还是第一夫人，所以很多事情蒋介石前脚知道，她后脚就能拿出令委员长叹服的主意。 蒋介石温情地拉着宋美龄的手，在长沙发上坐下。宋美龄仍微露笑魇，静静地看着他。他知道她在等什么。 “大令，你消息知道的好快啊！我看雨农（戴笠）也不及你。” 声音有些沙哑。蒋介石起身抓过桌上的温开水，喝了口，继续说道：“唉！大令，时局的安危也让你牵肠挂肚。现在好了，俄国人不再沉默。我想，我们的日子会好过多了。” “你认为斯大林会和日本人真正动手打下去吗？”宋美龄问道。 “这次冲突是日本人挑起来的。日本不知道天高地厚，集重兵于华北，又在中苏边境挑起战端。可对我们来说，这是件好事。斯大林嘛，绝不是等闲之辈，他不会看着日本人危及他的后方。仗是一定要打下去的。” 宋美龄静静地听着，神情极专注。不时下意识地抿抿鲜红的嘴唇。 “现在苏联红军的后续部队正在开往前线，更大的战斗还在后面。这种时候，一根导火索就能燃起一场战争。只要日苏开战，我相信，不论东北、华北，甚至本土的日军也得北上，那么整个战场的形势也许将发生根本的变化。” 蒋介石越说越兴奋，这种时候，他宁愿相信事情能如他所愿地发展，他甚至勾勒出一幅美妙的图画。身穿上黄色军服的日军，与皮帽皮靴的苏联红军在广袤无垠的西伯利亚杀得天昏地暗。一队队日军不断地撤离中国战场，从陆上、海上向北、向东，进入朝鲜半岛，进入蒙古，进入苏联。而他则驱动着国民革命军百万大军，沿着曾经败退的路径，杀向华北、东北，收复热河、辽宁，光复吉林、黑龙江。中国又重新归于他的国民政府，或者更确切地说归于蒋某人手下。果真如此，那他甚至比以前还光耀。民族英雄的美誉、一统的中国、控制更牢的军队，一幅多么美好的场景啊！蒋介石简直有些心醉了。 宋美龄也沉浸在喜悦中，看来受到蒋介石感染，她双眼放光，胸脯一起一落，激动难抑。精明的宋美龄有自己的考虑。当初，家产万贯、名闻十里洋场的名媛宋美龄顶住各方压力，下嫁给已有妻室、且下野赋闲的北伐军司令，便充分显示出她的精明。宋美龄正是这样精明且不乏远见的女人，一个令蒋介石的文武百官汗颜的女人。渊博的知识和机敏，为她搭成了一座座施展才能的舞台。 身在南京，宋美龄依然寻找着、观察着，终于抓住了一个良机。宁静的夜晚，她时常坐在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前，利用美国人提供的广播网，以一口悦耳、纯正的美语向美国公众发表广播演说。她再次成功了。很多美国人未必知道中国的蒋总司令，但绝少有人不知道一位曾留学美国“卫斯理”女子学院的中国女子在扮演着东方天使的角色。关于她的神话传说一时风靡美利坚。她也使西方公众突然发现在遥远的东方，一个文明古国正在抗击着日本人的侵略。一时间，同情、支持中国抗战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蒋介石靠自己娇小的夫人，在自己政治声誉、外交、军事上大大捞了一把。得意之余，对自己的这段姻缘倍感骄傲。 宋美龄跃上了政坛，但也把自己捆在了中国抗战的战车上。 今天的消息，同样令宋美龄振奋。但作为女人，她到底比蒋介石实际些。未来再好，那毕竟是一只未吃到的雁。眼下日本人就在中国，就在鼻子底下，这更厉害。想着，她低声问道：“大令，近来长城外围情况好吗？” 一声轻语，把蒋介石拉回到现实中来。尽管日军的压力仍是强大，但兴奋感仍在刺激着他的大脑。 “形势还好。各个关口都顶住了日军，中央军在古北口打得尤其好，傅作义在察哈尔组织了几次反击，收效不错。日本人也许没多久就要北调了。为适应形势，我们应该考虑考虑今后的军政方略。” 宋美龄柳眉蹙了几蹙，张嘴想说什么，但终于还是压住了。笑容重新浮上脸。她拉起蒋介石的手，说道：“出去走走吧，别老是闷在屋里。” 4月，正是树木葱绿，花草怒放的季节。蒋介石、宋美龄信步在庭院里走着，几名侍从官远远地跟在身后。这时，深得夫人宠爱的侍从官小张看着一旁身材魁梧的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神秘地问道：“今天先生、夫人气色不错，知道为什么嘛？” 俞济时扫了四周一眼，低低地叮问道：“少卖关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 “日本人和苏联人干上了，知道吗？！”小张得意地答道。 “嗯？！”俞济时睁大了吃惊的双眼。 第44章：远东惊蛰（二） 日本关东军是日俄战争爆发后不久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前驻扎在中国东北、扮演了日本侵略中国急先锋的一支日本殖民军队。关东军在战前的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独断专行。当时的日本，一个组织机构的下属单位，如果无视周围大多数人的意志而为所欲为，也还会被指责说：“唉，那是我家的关东军！”日本关东军是一支野蛮的殖民军队，从成立之日起，它就以俄国为假设的敌人。日俄战争后，来自北方的威胁逐渐消除。但另一方面，就在关东军的鼻子底下，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直至蒋介石完成北伐，中国内战连年，一片混乱，关东军看在眼里，认为干预中国内政的时机已到，并想藉此实现其侵略满蒙的旧梦。“九一八”事变以后，苏联因国防线直接与日本接触，神经变得极紧张。日本和“满洲国”共同担负防卫责任之后，苏联马上与外蒙古缔结同样的协定与之对抗。 伪“满洲国”为开发边境而着手建设军事铁路后，苏联也加速了完成西伯利亚的复线工程，全力开发东西伯利亚。西伯利亚铁路从赤塔绕着“满洲国”边境延伸到海参崴，故苏联的国防线东自沿海，北经东部西伯利亚，西绕外蒙古，三面包围了“满洲国”，而且“满洲国”的边境直接接触苏联最活跃的动脉干线，故此常常发生边境纠纷。 苏联和“满洲国”边境不清。原国境线是1689年的尼布楚等11个条约划定的，伪“满”政府不得不继承这些规定，但有些规定往往十分含糊，可以任意解释，而且界标设置得很少，且长年累月经风吹日晒雨淋，已失去界标作用，尤其是从兴凯湖到图门江的600公里的东郊边界和“满”蒙接壤的西北部呼伦贝尔草原一带。 日本关东军和东京参谋本部一厢情愿地确定了对自己有利的边界线，并准备随时发动闪电战，攻占外蒙古。苏联军队进驻蒙古，也是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决心与日本决一死战。“满洲国”的建立，使关东军迎来了新阶段。因为“满洲国”的建立，使得边境直接和苏联与外蒙的边境联结在一起。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关东军原来就有的“对付北方敌人”的性质，在与苏联直接接境后直接行苏军对峙，更变得现实了。双方之前小摩擦不断，但互有忌惮，都比较克制。 而现在，1933年4月1日，双方终于在图们江和张鼓峰爆发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张鼓峰是中苏边界附近一个标高为150米的丘陵，除满汉铁路由它身边通过外，在战略上并无多大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日苏两**队都在这里配备了国境守备队，围绕着不明确的国境线，日苏少数军队开始对峙，由张鼓峰到沙草峰一带，一直维持着由两**队轮流占领的局面。而现在，双方不但海军，陆军更是大打出手。 在日苏两国边界冲突中，这是第一次投入大量军队进行的真正战斗。当日本军部接到冲突发生的报告后，他们的反应是复杂的。因为当时关东军正集中主力进行热河、长城作战，东北境内的义勇军也必须铲除。因此，对在这里同苏联打一场真正的战争，多持批判态度。日本天皇也下令当地日本驻军立即撤出战斗。 关东军可不是省油的灯。“九一八”时，关东军区区数百人就敢挑起整个事变，直至把中国东北四省尽数收入日本帝国的“共荣”圈中。这部裕仁放在日本本土以外最大的战争机器狂妄无比，大事上从不受东京约束，一向以专擅越权著称。关东军的肆意妄为其实也是日本军界的“作战至上”的传统有关，所谓的“作战至上”其实就是：战事一开，前线的战事必须由前敌指挥官做全权的决策，它可以不受政府出于政治考虑的约束。对于中国人来讲，这还是很好理解的，也就是中国人两千多年前就有类似的教导：“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933年2月25日，关东军总司令武藤信义元帅签发了一个题为《“满洲国”境纠纷处理纲要》的文件，名义上这是一个用以指导关东军各作战部队处理边境冲突的行动指南。在这份文件中白纸黑字写着的：“各部队在执行边境侦察、巡逻任务时，为达到目的，可攻入苏联境内，在国境线不明确的地区，防卫司令官有权自主性地进行国境线的认定。”表明，这份文件更准确地说，其实是一份促使各作战部队在边境冲突中动用武力指令。 当一班肆意妄为、胆大包天的关东军指挥官手上握着这样一份指令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一个有着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不难得出结论。而当每一个指挥官都有着自主地确实国境线的**的时候，将要发生的就肯定不会只是边境纠纷了。 在中国东北尝到甜头的关东军，按理绝不会放过这次向北大规模扩张的良机。4月2日，关东军电告朝鲜军（在作战上朝鲜军受关东军节制），并进行了一通挑动鼓蛊。随后，便退到了一旁静观事态发展。狂妄的关东军同样不乏精明。过去几年间，关东军几次大的军事行动，朝鲜军都冒险越境支援。这使他们觉得欠了对方一笔人情。今天在朝鲜军防御战面上擅自用兵，太不仗义。索性做个人情，把这事推给对方。当然更重要的，他们推出的是个烫手的土豆。“九一八”事变的对手是中国的东北军，一个被蒋介石操纵在手中的木偶兵团。但今天面对的，却是世界第一陆军大国苏联，弄不好赔了夫人又折兵，对谁都无法交待，赔本赚吆喝的事关东军不干。 朝鲜军情急中却没觉得这土豆的滚烫。几年了，眼看着帝国皇军攻无不克，所向披靡。军官们战功彪炳，权势步步登高。士兵们恣意淫掠，犒赏丰厚，却把他们冷冷地抛在了朝鲜半岛上。别说军官，就是士兵，也都憋足了一股走出朝鲜半岛去厮杀一番的冲动。似乎只要走向战场，等待他们的一定是征服的快感，外加诱人的权势和财富。 朝鲜军参谋长儿玉友雄，还有一股一般官佐难以意会的冲动。他的父亲，就是日俄战争时任参谋次长的儿玉源太郎，当时力主对俄国“动大手术”，终于促使天皇和军部对俄开战，声誉一时达到顶峰。在父亲的影响下，儿玉友雄也是一位坚定的“北进派”。作为从日本山形县乡间步入军界而青云直上的陆军中将，他有着一副魁梧的身材和令日本人羡慕的漂亮面孔，大和魂的浸泡使他浑身上下都透出股典型的武士气魄。唯一令他遗憾的，是他多年也没有改掉的乡音。他总以为，这讨厌的乡音影响了他标准军人形象中的威严成分。为弥补这份缺憾，他手下的官兵常常要遭到比实际要严厉得多的处罚。 “九一八”事变时，狂热鼓噪的策划武力解决事变的儿玉友雄，鼓动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主动”派出朝鲜军第20师团出兵东北“协助”关东军作战，很快就尝到了冒险成功的那种妙不可言的快感。为此，他肩上的金星越添越多，直到今天挂起了带有金穗的中将肩章。越爬越高，他也越来越坚信一点，战争年代的骄子是军人，而军队的宠儿又是那些富于冒险、敢于征战沙场的铁血军人。 1933年“满洲国”成立后，东京军部以武力试探斯大林手中红军实力的北进之风突然刮起。这股风越刮越猛，越吹越远，很快也吹到了朝鲜半岛上。一向激进的儿玉敏锐地发现了一方施展宏图的巨大天地。认准了道，他就会义无返顾地一头扑进去。很快，他成了“北进派”的台柱了。崇尚武力的儿玉是个实干家。他从不欣赏满腹经伦的石原莞尔等人：“一群‘空手道’。”他甚至把“北进派”不能在东京占据主导地位，归结到军部中“文人”说的太多，做的太少。在他看来，磨破嘴皮子也顶不上对苏联取得一次实实在在的胜利，这更有说服力。为此，他蛰伏朝鲜半岛，秣马厉兵，准备以一会惊天动地的举动，降服东京的“秀才”们。 图们江的海战，使他大喜过望。心中那股被他强压下去的欲火难以遏制地升腾而起。今天苏军又开进了张鼓峰，正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口实。打定主意，他丝毫没犹豫，急令其精锐第19师团主力开赴边境，与苏军决战。 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大将的“北进”思想不亚于他的参谋长。珲春上空战争的阴云似乎更浓了。林铣十郎频繁召集手下的师、旅团长，司令部的幕僚高参，研究边界起兵进退方略。透过鼻梁上那一圈圈厚如瓶底的眼镜片，一缕狂傲的目光无所顾忌地投在了眼前的地图上。留着稀疏胡须的嘴上，现出一丝令人难以捉摸的笑。 这期间，朝鲜军方与东京军部的电报往来更加密切。暗地里，林大将已在自己的大后方东京，找到了一座坚硬的靠山——日军参谋本部。 林铣十郎就象是东京军部放出的一只凶猛的鹰犬，敛毛蹬地，随时准备扑击前方。而远在东京的主人们，也为这只猛兽的最后扑击奔忙着。4月上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大将率先表态，电示朝鲜军，支持他们对苏予以反击。 日本军界元老、与天皇有着血缘关系的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硬着头皮前往叶山海滨夏宫，期望能从裕仁手中拿到用兵的上方宝剑。 裕仁的这支上方宝剑当然不会轻易放给别人。随着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不断胜利，东京军界就北进苏俄，还是南下华北莫衷一是，争论不休。加上已经开始的大规模的长城作战，更使裕仁徘徊瞻顾，举棋难定，年轻的天皇，这时就象一个闯进瓜园的玩童，这个西瓜想拣，那个西瓜想抱，一时反而不知如何是好。 裕仁静静地听完闲院宫上奏，半晌无语。他缓步踱到墙边那幅宽大无比的地图前，眯起了细小的眼睛。墙上，中国象只巨大的雄鸡，向东紧盯着青虫一般狭长的日本诸岛。北面，疆域无限的苏联象一座沉默的火山。他的眼睛越眯越小，眉毛拧成一个疙瘩。突然，他转过身来问道：“现在对苏俄动武，朕想知道，是局部小规模战斗呢，还是大规模战争？” 闲院宫不解其意，略一沉思，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 “从目前情况看，局部冲突的可能性大。当然如果有意外因素，战争也可能得到扩大。” “意外因素，那会是什么呢？”裕仁看了一眼闭院宫，他最讨厌这种模模糊糊的答复。 “对战争时刻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如果战端一开，能控制得住吗？要是失去控制，冲突演变为一场战争，我们该怎么办？以帝国目前的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能承担得起对苏俄、对支那两方面的战事吗？” 裕仁不紧不慢地把连珠炮似的问题抛向对方。闲院宫七时呆坐无语。浑身燥热。裕仁最后看了一眼面前这位年长他几十岁的本族亲戚，不冷不热地扔下句话：“回去好好想想吧。没把握的事绝不能干。” 4月初的东京，空气似乎令人躁动不宁。表面上看，这里与往常并无二样。但决策高层的政语风向，犹如东京湾充满礁石的水下暗流，相互交叠，左右撞击，一时扑朔迷离。 午后，外相内田康哉西服笔挺地驱车来到海滨夏宫。裕仁多数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这儿，除了能避开市区的暑热，还能极方便地乘着他的生物考察船漂浮海上。痴迷于海洋生物研究的痴好，看上去与他冷酷的性格极其矛盾。这一点也使许多研究历史的人迷惑不解。日本战后也据此把裕仁粉饰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对其加以庇护。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巧合。纵使一个杀人魔头，也可能对自己的宠物充满爱心。尽管裕仁酷爱海洋生物的研究，也为此在英、美获过各种科学头衔，但驱动日本的百万大军践踏中国，在太平洋掀起滔天巨浪，却把他的本性暴露无遗。 内田步入夏宫，心急火燎。陆军在苏满边境上已磨刀霍霍，而他却压根不知是怎么回事。若非上午去首相官邸走一趟，他可能还稀里糊涂的要派人到莫斯科谈判两国续约一事。想不到堂堂的一个帝国外相，昭和天皇的有功重臣，此刻却连一个域外服役的陆军少尉都不如，他感到怒火中烧。 内田本人介于“南进”、“北进”两派中间，出任外相后，难免与“北进”派撞车。在对苏问题上，他更是与“北进派”有着根本的分歧。半年前，他经不住斋藤实首相的再三恳请，才出任外相。他明白他接过的是副什么样的烂挑子。为此，他以四个条件为前提才走马上任。他企望利用自己的影响，挽回日本外交的不利。但很快，他发现自己在东京的舞台上，连个配角都算不上，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摆设。常常是他派出使节在前面谈判，陆军就在背后下黑手，名誉扫地不说，也把日本外交界弄得更加混乱不堪。在这点上，他恨透了陆军，也开始对他的前任有了一些同情之心。 望着精干瘦小、一身便装的裕仁，内田心中敲起了小鼓。但他清楚，能制约陆军的，也只有眼前这位面目严肃的天皇。 “外务省最近与英国大使的谈判开始了，是吗？”天皇望着眼前这位谨小慎微的外相，首先发问。 “陛下，谈判刚刚开始。尚未触及实质性问题。” “英国人最近对我们指责颇多，你认为谈判能取得什么成果嘛？” “陛下明鉴。克莱琪大使的确对我们提出不少诘问，这不会影响谈判的继续进行。皇军对支那的战争必然要侵害英国人的利益，他们抗议无非是为谈判加些筹码。英国人对蒋政权有一定的影响力，解决支那事变我们也离不开他们。双方的利益决定他们必然要与我们携起手来。外务省现在正是在竭力修补这种关系。” “嗯。”天皇微微点头，补充道：“要让英国人明白，我们出兵支那，是要帮助他们建设民主，实现共荣。我们绝没有什么野心，至于军队可能的过火行动，请他们予以谅解。” 内田一看有门，顺水推舟道：“臣已向克莱琪大使传达了这层意思，只是英国人对皇军的一些做法无法接受。陛下可否明示陆军，在对待英国的利益上慎重些。” “陆军早已接到朕的旨意，我相信他们会检查自己的行动的。”裕仁半推半就地打住了话头，令内田好一阵失望。但他马上想起今天进宫还另有重要的事，千万别给冲淡了。想到这，他费力地咽了口唾沫，正要开口。可裕仁却象是看透了他的心事，掐着指甲，直截了当地问道：“最近朝鲜军在苏、满边界上的事，你知道了吧？” “臣刚刚知晓。” “外务省有什么看法，内阁意见一致吗？” 内田暗自思付，盘算着如何才能一语击中天子的要害，把陆军拉下马来。 “内阁磋商意见尚无法一致，首相、藏相、海相等人认为此时贸然对苏开战，有失稳妥。外务省现倾力解决支那事件，也不主张现在去碰苏联人。只是陆相认为有军事解决的必要。” 内田说的是实话。行前，他已获知首相、藏相，海相等众大臣都反感陆军的功利思想，这与他不谋而合。作为外相，他当然更不希望日苏关系再度恶化。 “这事朕也新知不久。” 裕仁这句话，更壮了内田的胆。想到陆军平时的骄狂，内田初入宫时的不安已被胸中升腾而起的怒火融化了，消失的无影无踪。 “陛下，眼下对华战争尚处在关键时刻。一波未平，再掀一波，臣以为实欠妥当。以目前军力，朝鲜军绝无力单独解决事变。而且陆军常常心口不一，夸大实力，最精锐的关东军至今仍受阻于长城一线，久拖不决。眼下，如不置蒋政权于死地，待日后站稳脚跟将遗害无穷。势必影响帝国大业……” 裕仁指手止住了内田，眉头紧蹙。外相一时不知所措，心中怯然。 裕仁确实不悦。虽然内田说得有些在理，他也打心里恨荒木等人口出狂言，使热河作战久不能决，这几乎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但事到如今，外相痛贬陆军，军部指责文官，这种互不合作、相互拆台的作法使他恼怒。这事在他看来，甚至重于“北进”还是“南下”的争执。他最厌恶内阁和军部背后搞小动作。 “陆军有时考虑问题欠妥，朕自会加以制止。但他们为帝国大业而战，精诚可嘉。”说着顿了顿，放缓了语气：“眼下朕已想清楚，还是以外交解决为好。外务省可向俄国人表达两层意思：一是抗议他们越境挑衅，再就是我帝国希望和平解决争端。你回去吧。与英国人周旋，也别怠慢了蒋政权。对他们的谈判更要抓紧。只要他们不与帝国作对，承认“满洲’现状和帝国在华北的利益，我们仍可以和他们恢复交涉。支那事件解决无论何时都要放在第一位。” 这时的裕仁还是没有忘记他的老对手——蒋介石。他想不通，这个曾受过大和精神熏染的干瘦的中国独裁者哪来那么大韧劲。而中**队却象是打不完似的越打越多。裕仁大脑激烈的运转，他模模糊糊的觉得还是应首先解决中国。对苏俄，日后有机会。 抱定这个决心，在以后的几天里，他又婉转地拒绝了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奏请。在他眼里，解决北方苏联太遥远，毕竟不如解决中国更现实。 然而他忽略了一点，他把几部疯狂的战争机器放在了远离日本的海外，而他又是那么赏识那些甘于冒险的战争狂人。这足以使一切险恶、一片片战火环绕在他身边。而这火一旦燃烧起来，他最终将难以控制。 就在裕仁与闲院宫和东京内阁文官们扯皮推诿时，朝鲜军第19师团主力正披着夜色，悄然向张鼓峰前线挺进…… 第44章：远东惊蛰（三） 4月2日深夜，当朝鲜军第19师团的师团长森寿中将接到苏军在沙草峰以南构筑阵地的报告后，他怎么也坐不住了，立即命令国境守备队长对其发起进攻。他认为这一事件与张鼓峰事件不同，因此就强辩说，这与行前下达的当地守军返回原防地的命令并不矛盾，请求朝鲜军司令官允许他再次集结兵力。朝鲜军和大本营虽然同意这一事件与张鼓峰事件另作处理的意见，但原则上仍坚持不扩大的方针，禁止他们在追击时越过边境。然而森寿师团长本来就属于对苏强硬派，常常为没能参加在中国进行的战争而抱怨不已。他不满意这一方针，事先也未向朝鲜军司令部请示，就独断专行地擅自决定向苏军进攻。 3日拂晓，日军向张鼓峰到沙草峰一线苏军阵地发动夜袭，总共投入一个联队约1600人的兵力。进攻基本获得成功，苏军向东撤退。日军刚一行动，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员布留赫尔元帅便命令驻波谢特地区的第40师投入作战，很快爆发了激烈战斗。苏军于4月初投入了相当多的兵力，布留赫尔元帅把哈桑湖战争交给远东军区参谋长格奥尔基。什捷尔恩直接指挥其本部开始策划一次进攻。4月6日，首先对高地进行了轰炸和密集炮轰，随后苏联步兵发动攻击。4月9日，在双方遭到沉重伤亡之后，战斗实际上停顿了下来。 且说内田康哉领取圣旨后，又抖擞起精神，转动着狡诘的眼珠，一面向蒋介石的密使暗送秋波，一面频频召见英、美等国驻日使节，玩弄起外交游戏来。东京的风向，就象是清明的过眼烟雨，来的快，去得更快。几天前还四处活动的文臣武将，突然间都安静了下来，象是忘记了刚刚过去的日苏磨擦。 天皇的旨意是神圣的。真的吗？ 并非人人都甘于寂寞。4月3日，随着森寿中将手里的战刀有力地挥向空中，张鼓峰宁静的夜晚被融化了。刚刚平一静下来的东京再次被搅得波澜四起。震惊、忧愁、欢畅、愤慨、兴奋、矛盾充斥着大本营的各个角落。 叶山海滨夏宫，天皇裕仁也被震动了。突如其来的消息，使他忘记了港口外泊着的那艘浅蓝色生物考察船，也顾不上摆弄那些可爱的海洋生物。他急急忙忙带着人就起驾回京城。 东京城已经象开了锅似的上下翻腾。市谷军部那座灰色的小楼，各种人物进进出出。这里是“北进派”的巢穴，陆军的天下。而海军省和首相官邸，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南进派”的大本营虽说在海军省大楼，但为抑制势力强大的陆军，斋藤政府权衡利弊，还是把砝码压在了海军一边。起码，海军的“南进”策略短时间内还只是一幅蓝图，投向海军有利于压制陆军。何况，斋藤本人还是退役海军大将。无法进入战时大本营的内阁大臣们自然不愿听任陆军左右日本的内政外交，摆布大和民族的命运。 两派明争暗斗，甚是激烈。当然他们争斗的目标，都在于赢得一个人的最终赞同——昭和天皇，日本战时的最高统帅。 裕仁在两股激流憧击出巨大漩涡中回到东京。临近4月底，日本天气说变就变。炎炎骄阳被团团乌云罩住了。阴沉的天空，暗谈无光，潮湿的空气把四下都染得灰蒙蒙。这种天气最让他心情烦躁，即便是盛夏也没有如此令人讨厌。 “混沌不清，到处都是这样。”裕仁心里叹道，他感到眼前的事越来越乱，好象总也理不清。这时他的心里也变得昏暗下来。 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很快却让裕仁心中升起了太阳。 过去几年间，裕仁对参谋本部的工作还是很满意的。“九一八”事变时，参谋本部擅自作主，鼓励怂恿陆军，结果给他带来“满洲国”这颗巨大的宝珠。热河开战后，参谋本部忙里忙外，裕仁才没被拖得团团乱转。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74 部分阅读 过去几年间，裕仁对参谋本部的工作还是很满意的。“九一八”事变时，参谋本部擅自作主，鼓励怂恿陆军，结果给他带来“满洲国”这颗巨大的宝珠。热河开战后，参谋本部忙里忙外，裕仁才没被拖得团团乱转。几次国内陆军叛乱，又是他们秉承他的旨意，镇压及时、得力，国内才没有闹出大乱子。作为回报，裕仁是有功必赏，参谋本部在他的庇护下，充分展开了手脚。其权势、作用越来越大。它明为天皇的指挥中枢，可不仅出谋划策，还担负着对陆、海军的指挥、调节权力。眼下，参谋本部倒向陆军，犹如在“北进派”天平上加上了一颗决定胜负的砝码。 参谋本部里，“北进”势力确实猖撅。而其中一个人又起着巨大的作用。此人就是次长真崎甚三郎中将。自裕仁的皇族长辈闲院宫载仁亲王出任总长一职后，参谋本部的分量变得无人能抗衡，对天皇本人、对政府时时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但闲院宫年高老迈，耳朵根子又不那么硬，自然就给了真崎次长一个施展才华的巨大天地。而真崎本人也确实没有糟踏这个绝好的机会。 真崎正值壮年，长着一颗精明无比的脑瓜，尤其熟诸纵横之道。自位居次长的高座后，他紧紧地靠在闲院宫这棵充满浓荫的大树下。闲院宫每次罗罗嗦嗦地唠叨时，他总是垂首恭听，没有丝毫的不耐烦。对属下，他也是笑脸常开。屡屡点出一些中尉、上尉的名字，更是令对方受宠若惊。参谋本部上上下下都众口一辞：次长谦和有礼。而上了年纪的闲院宫就爱他这一点。 但真崎的高明，还在于他从不作附庸。讨别人欢心的同时，他的思想却在美妙的言语中流入了闲院宫的脑海里。一年多来，真崎如鱼得水，有如神助。4月中旬，日苏张鼓峰冲突，就一直有一个黑影活跃在幕后，指使朝鲜军不断激化事态。此人正是真崎。 4月的最后两天，真崎频繁出入皇宫。通报战况时，他一直在察颜观色，揣摸着裕仁的心思，他试图找到一个突破口，突破面前这道北进的最后防线。但他失望了。天皇面无表情，只是在听完通报后，偶尔追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的旨意不能贯彻。真崎一推二六五，把脏水都泼到了苏联红军身上。这个回答令裕仁天皇极度不满。有一次竟拂袖而去。这使真崎惶恐至极。 其实裕仁决不是什么善者。这个日本历史上最富侵略野心的天皇，还未成年时，便从他的恩师、“肉弹”战术的发明者乃木希典那里，领受到“八纮一宇”的使命。继承皇位后，这种使命竟不断地膨胀开来。对外用兵，他总是津津乐道。他甚至为那些曾杀死他手下重臣的叛乱士兵的死感到惋惜。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手下的人说道：“这些大和民族的血如能洒在战场上，朕该多么欣慰啊！”在他眼里，这一腔腔血，就是一座座城市，一道道江河、一座座山脉…… 但朝鲜军的行动，却曾使他十分愤怒。一怒他的旨意无端被手下人违背，更怒朝鲜军争功夺利也不看看对象。苏联红军岂是中国东北军。弄不好骨头没啃下，反倒崩了牙，失去日后染指苏联的机会。 但两天来，森寿的19师团似乎特别神勇，战果在不断扩大，而苏联红军似乎与第一陆军大国的称号并不相称。这使裕仁深藏不露的那股野心，终于象压制不住的火苗，腾腾地窜了上来，而两天前那股怒火却渐渐熄灭了。在他心目中，胜者毕竟是英雄。 4月的最后一天，当真崎再次入宫时，他终于使中将看到了希望之光。 “次官，朕想知道，苏联红军真的就那么不堪一击吗？” 真崎突然间象是发现了一座紧闭的大门，有了大大的松动。他的大脑飞速地旋转开来。一定要乘着这扇大门松动之佩开启它来，那时就将是一片光明。 “陛下，从各方面得到的情况看，斯大林发动的莫名其妙的肃反，已使红军军心出现涣散。远东红军，装备的补充落后于西部，士气、战力自然更低。朝鲜军反击得力绝非偶然。” “朝鲜军有能力保住胜势吗？” “我认为可以。这几年他们装备得到补充，训练也很得力。师、旅团长多为年轻敢干的军官，战力是很强的。” 裕仁听罢，沉思起来。很长时期以来，他感到驻外部队屡屡不听招呼，是个头疼的事，虽然在中国战场上曾经得到不少好处。但局势越来越乱，对手越来越多，仗肯定越打越激烈，一支军队约束不住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本来，他准备以此次冲突为机会，收拾几个主要将领，压一任专擅越权这股风气。可到手的利益又在诱惑着他，使他渐渐失去抗阻之力。他越来越感到难以自拔。他咬咬牙，狠下了心：这只能是最后一次了。 “次官，你回去后指示前线指挥官：可占握现有阵地。但绝不能再扩大事态。陆军省方面朕自会授意的。” 真崎眼见天皇接受了战争现实，不由一阵狂喜涌上心头。得到圣旨，这次冲突就不再是非法的事，那么追究责任一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有了第一步，自然就会有以后的第二步、第三步……真崎压住心中一阵阵涌动的狂喜，恭敬地回答道：“臣明白了。” “另外，参谋本部对部队，尤其是外派部队要加强管束。英国人几次对在华的前线士兵所为提出抗议。从这次远东冲突，看出陆军有必要整肃军纪。你们回去考虑考虑吧。” “是。” 真崎慢慢退出。可他狂喜的心已在欢唱了。 5月1日，陆军省向朝鲜军颁下大陆命163号，命令：朝鲜军司令官应暂时占握张鼓峰、沙草峰一带大致已进入地域，并对上述以外我军正面之满苏国境严加警戒。同日，参谋本部也发出大陆指第215号指示。真崎煞费苦心，终于为朝鲜军、更为他自己的“北进”战略领到了一块冠冕堂皇的金字招牌。 张鼓峰前线，战火越燃越烈。但经过几天的僵持后，形势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苏联红军虎伤魂不散，坚韧的后劲显示出他的强大来。5月5日，红军全线反击。密集的炮火、强有力的空中轰炸、凶猛的坦克冲击，使日本人难以招架，惊恐万分。19师团长的森寿中将象是输红了眼的赌徒，把手中的一个个预备队投入战场。但一堆堆血肉岂能挡得住钢铁的冲击。告急电话一个个打进了师团司令部。 森寿呆坐在司令部一角，再也无力去应付那些电话。他觉得前线的沟沟坎坎象个吃人的魔窟，把他手中的精兵强将一口口吞食下去。这对他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觉得恍惚几日，他就失去了一切。“第一个败将”，这念头一跃人他的头脑，就象个顽固的影子，紧紧地跟随着他，令他烦躁至极，寝食难安。 红军的大炮仍在欢唱着。坦克无所顾忌地在平坦的阵地上开来碾去，一个个日军尸首被炮火抛上半空，一队队衣衫不整的日军官兵被坦克碾成肉泥…… 森寿的精神防线彻底垮了。他艰难地向朝鲜军司令官伸出求援之手。 林铣十郎也无法再自负了，掩掩遮遮地向东京发出了哀报。 东京军部目瞪口呆，一片哀惋。羞愧。 内阁文官们幸灾乐祸之余，也捏着一把汗。 天皇裕仁懊悔中，内心震惊。如果5天前他出面阻止，陆军体面地撤出张鼓峰前线阵地。那么军事上、外交上，日本都占据了主动。如今战败，那就不仅仅是体面丧尽的事了，如果苏联人大步南下，满洲、朝鲜将发发可危，在中国的军队也将被截断后路，而且与苏联大规模战争也许将爆发。眼下一个师团不是一天就战败了？！日军全部这17个师团能顶多久？一种危机感使他再难坐住。 6日，大本营御前会议开了整整一天。裕仁终于发现，对苏联人，还是回到谈判桌上更理智些。但即使此刻，他也没忘了那些灰头灰脸的将军们。 会议结束前，他不失时机地抛出了一个悬在空中的香饽饽，以安抚羞愧、失望一整天的将军们。 “从这次冲突中能看出来，苏联人火力性能强、机动力也不弱。我们必须加强装备的更新、提高。来年，待这一计划实现后，我们还是有机会再跟苏联人较量的。” 海相和内阁文官们听后瞠目结舌。陆军将帅则感到了天皇的用心，备受鼓舞。心里象是又燃起了一线光亮。而且天皇的话，无疑给他们挽回一些面子。 人夜，裕仁离开东一厅，步入皇宫后院。阵阵凉意使他头脑格外清醒。他担心着外务省的谈判能否挡住苏联人的飞机、坦克。这时，一个遥远的人影门人他的脑际，希特勒正向他伸出双手。近一个时期来，希特勒向他频频招手，要日本加入德、意、日三**事同盟。由于海军和内阁担心得罪英美，陆军孤掌难鸣，所以他也在拖着。但今天想起德国，却使他心里踏实了许多。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想斯大林也不愿两线作战。” 这声轻语，不知是他的判断，还是他的祈求。 裕仁言中了。 6日下午，当莫斯科统帅部上上下下一片忙碌时，苏联外长李维诺夫神色匆匆地进入克里姆林宫，直奔斯大林的办公室。路上，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造访的前前后后象放电影似的，一遍遍在脑中掠过。 李维诺夫与重光葵关系还说得过去。近几年，日本人建立起“满洲国”傀儡，又在两国边界上频繁滋事。使原来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紧张起来。好在重光葵平日彬彬有礼，知识渊博，谈吐俊雅，颇具外交官的风度，与以往那些粗鲁的军人外交官截然不同。强者之间的相互敬重，使两人建立起一定的私交来。有时谈得投机，李维诺夫似乎也能从日本大使的口中听出些对日本陆军的反感和无奈。这使两人的关系多少有些复杂。 交谈开始时，日本大使似乎并不急于切人正题。而是在一些敏感的国际问题上兜开了圈子。一会儿，话锋一转，又扯起了两国的长久关系。李维诺夫也是在外交场滚了多少年，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人没碰到过。德国是个问题，可这以前已讨论过多次，今天也未见有什么新东西；两国长远关系是要考虑，可解决眼下两国在远东的战事岂不更实际些。外长决心抛开两人关系中那层别别扭扭的成分，开诚布公地谈谈正事。想着，他伸手止住了正琢磨词句的日本大使。 “重光先生，咱们平时交往不少吧。平日先生一向谈吐简明，言辞犀利，今天有何见教，何不明言。” 重光葵面色微红，露出一丝苦笑。略一沉思开了口。 “外长先生，我对近期苏满边境的武装冲突深表遗憾。就我帝国天皇陛下而言，更是以体恤民情、珍惜边境安宁为本。当今世界局势动荡，日苏两国更应友好相处。不知外长以为如何？” 重光葵果然老谋深算，沉得住气。尽管心里急得发痒，但不得早签和约解救日本军人。但表面上却不显声色。一句句想套出对方的底牌，可这并没逃过精明的犹太人李维诺夫的眼睛。 “大使先生，对维护和平，我想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望。但贵**人公然越境挑衅，引起战争，我更感到遗憾。如果贵国天皇确对维护和平抱有诚意，就该制止这类事件的发生。红军的反击，是为维护我国利益，正当合理。” 外长不卑不亢。日本大使有苦难言。陆军专擅越权，先斩后奏，可这丢脸的事如何对外人说呢。说了别人也未必信。一个颇有身份的外交官，此刻不得不为军人们粗野行为的后果奔波鼓舌，受人奚落。重光葵心中涌起缕缕的悲哀。 “外长先生，事情毕竟已发生了。为了东亚地区的和平，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能携起手来，制止战争。果能如此，作为外交官，我想我们将不辱使命。日本今天是真的希望和平的。” “请问大使先生，和平意愿是你本人的愿望呢，还是代表你的政府？你所说的“日本’是日本政府吗？” 重光葵骤然无语，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么好吧。我会尽快通知我国政府。” 临行前，李维诺夫带着一脸神秘的微笑对客人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一定是这次谈判的日方全权代表喽。那我们这几天少不了打交道。” 重光葵叹服地笑了笑，扭转身，拖着一条沉重的假腿（在上海被朝鲜义士自杀式攻击炸伤）向外走去。 第44章：远东惊蛰（四） 李维诺夫一面为转机的到来而高兴，心里却又在担心斯大林会不会放过日本人。战场上证明了红军还是好样的，转败为胜时，斯大林会轻易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平日他最恨的就是日本人这种偷偷摸摸的较量。 果然，斯大林听完外长的报告，并没有象他那么激动。但斯大林的脸上，却分明现出一丝嘲讽的笑容。战事不利就言和，形势有利就接着打，这是日本人一贯的把戏。这一点他清楚，斯大林同样清楚，但职业外交官的直觉告诉他，这次日本人是真想罢手了。可怎么才能让眼前这位决策人物相信呢？再说那毕竟只是直觉。 “日本人现在要谈判，是真有诚意呢，还是另有打算？”果然，斯大林脑中也在转着这个问题。 “从日本大使迫切的态度看，似乎对继续打下去信心不足。” “不是没信心，而是有所顾忌。”斯大林看了李维诺夫一眼，语气肯定地继续说道：“日本人并没有败。19师团身后还有数个精锐师团，要打下去他们有能力。但有一根粗大的绳索套在他们腿上。那就是中国。” 斯大林点燃烟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看来我们要给中国提供武器装备，派遣志愿人员。当前最重要的促使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起全中国的力量，才能拖住日本。中国就象是一块巨大的筹码，把握住她，我们在远东的后顾之忧就小得多。失去她，那我们面临的形势就很危险了。” 国内形势的动荡，并没有使斯大林对国际形势失去判断。欧洲形势日紧，已把他的目光牢牢吸引过去。要准备对付德国，就必须保持远东的稳定。他确实忌讳两线用兵。 “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与中国政府谈判，并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国**沟通。对日本人是不是再乘胜追击。”李维诺夫谨慎地试探道。 斯大林微微一笑，说出了一句令李维诺夫深感意外的话。 “不。我们一定要适可而止。继续打下去也许会把日本人逼急了，反而引火烧身。至于对中国的谈判嘛，眼下倒有必要。我们促使国共合作，是要让他们继续与日本人打下去，仅此而已。” 李维诺夫一点就通。他心里也明白，苏联积极备战，也急需装备和资源。 “外交部要重视这次谈判，尤其要掌握日本人的真实意图。只要可能，我们还是争取停战。西线现在更需要部队。” 就在李维季诺夫和重光葵你有心、我有意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时，远在南京的蒋总司令却满怀希冀地关注者进场远东的战事。 每天清晨，蒋介石睁开双眼，首先吸引他的就是套间外屋桌上的那些情报。似乎他睡觉的当口，天下形势已经大变。两天后，伶俐的侍从官甚至也看出了其中的道道。每天远东地区的报告，便总是放在了报告的最上层。当远东红军越来越多地调在张鼓峰前线时，总司令内心的喜悦便总是不加掩饰地写在他削瘦的脸上。 长城作战已进入白热化阶段。紧张、沉闷越来越沉重地笼罩着统帅部。武藤信义象只狡诈的老狼，阴隼的目光紧紧地盯在蒋介石身上，根本没把远东的战事放在眼里。关东军刚刚集结完毕，便又征尘未洗地向他劈面杀来。这令他既感到惊讶，又万般沮丧。眼下关东军大举进攻，象是要在远东爆发大战前结束长城战事。果真如此，那他可实在无地自容。不管怎样，眼下必须顶住。蒋介石的倔劲又上来了。他相信，只要长城能顶三两个月，形势终将要变化。他不管实力如何，就是不愿面对最糟的现实。 蒋介石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坐失良机，放过改变中国战场命运的关键一步棋。几天前，他就曾指示外长王宠惠致电莫斯科，除了给斯大林猛戴高帽外，还声称4亿中国人将同苏联战友一道反击侵略者。言辞中肯、热烈，透着尊敬，似乎一夜之间，斯大林在他眼里已由一个专治独裁，对中国有领土野心的红色魔头，变成了一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委员长对国内军阀远交近攻的手法曾屡试不爽，现在又用在了斯大林身上。他心急意切地想把水搅混，把斯大林拉入自己的怀抱。 中国**这边也在密锣紧鼓，向共产国际发来一批日本绝密文件。这批日本文件经契卡、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会仔细鉴定后，确认为真实文件无疑。斯大林看了这批文件后，不出所料，日本对苏联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的垂涎三尺令他十分震惊。 最令他吃惊的是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上奏给天皇的奏折： “本庄深知帝国之永久存在，必须乘此世界金融凋敝，苏联五年计划尚未完成，中国尚未统一之前之机，确实占领我经营30年之满蒙，并达到大正7年（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的目的，使上述各地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我帝国之国基始能巩固。……如此，中国已在我掌握之中，因而统一全亚，征服欧洲，均不难实现。 对以上进行次序而论，第一步应先占领中国之满蒙，使其成为独立国。第二步应利用东清铁路攻入西伯利亚，占领乌兰乌德，强使苏俄划勒拿河以东至白令海峡之大片土地归我，而我则赞助白俄及布里亚特人成立远东共和国，此二独立国均由我派遣人员统监管理…… 倘上述资源之广大地域归我管领，则帝国将成为金城汤池的一等国。考中国之满蒙，计有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蒙古之一部，广袤约74万多平方公里，大于我内地3倍……且其农、林、牧、渔、矿业之丰富，简直无从计算。长大的河流，广巨之湖泊更为宝贵，其水力发电可供该地区全部之需要…… 至于赤塔、热河之马，各地之牛皮、羊毛产量极丰，…… 黄金则有巨量储藏。…… 煤、铁更不待言，…… 林业之富可比加拿大。…… 倘以上各地归我经营，不出10年，我帝国富力可超过美国。到时世界尚有何国能与我帝国抗衡？” 附件有两份。一份是苏联远东贝加尔湖地区南部丰富的石油分布资料，这是1918年日军出兵干涉苏俄革命时，随军的地理学家、石油株式会社勘探专家在贝加尔湖附近勘探到的，初步估计其储量远超苏联目前的两大油田（巴库油田和秋明油田），足够日本帝国未来数十年之用。 另一份是对苏作战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日本关东军拟在预定方向对苏联军队实施一系列打击，击溃在滨海边区、黑龙江（阿穆尔河）沿岸和后贝加尔地区的苏军，占领主要交通线、军工企业和后勤供给基地，摧毁苏联军队的抵抗，迫使苏联军投降。日军计划在6个月内推进到贝加尔地区并结束战斗。 另外，日本陆军的行动还可以得到海军的支援，海军将帮助陆军在堪察加和北萨哈林岛（库页岛）实施登陆作战，占领苏联远东良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摧毁苏联舰队。 货真价实的文件促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远东的危机。贝加尔湖南部的石油产地是苏联自己都没有发现的，但现在看来可能性很大，只须派专家去核实即可。问题是日本又有重施故伎、成立“远东共和国”的野心，却不可不防。不过，现在还不是与日本全面开战的时候，相反应尽快结束战事，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之后才能全力经营远东。显然，最好的办法就是武装中国，拖住日本。 斯大林又拿起了桌子上的一封电报，是附送这批日本文件的人发来的。斯大林脑海中反复出现了一个人影。这个人影就象一道电光，在他脑中闪过。他见过这个中国人一面，他棱角分明的面孔，和他出色的业绩一样，已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这个中国人发来的电报中，对局势的精辟分析，十分对斯大林的味口，以致他在其中“武装保卫苏联”几个字下面重重划了一条线。这有点出乎斯大林的意外，他原以为这个中国人附送这批日本文件的目的，是要呼吁苏联与日本开战，消除日本对远东地区的野心。如果是那样，无非是要苏联替中国“火中取栗”，这点我斯大林绝不会上当，相反，还要把这个中国人彻底打倒。 这个中国人，就是蒋先云。 由于之前捣毁日军第6师团的司令部缴获了大批未来得及销毁的文件，叶挺吩咐军分会精心挑选，通过内线转交给胡底。蒋先云再以特派员的身份，通过中央特科转交给共产国际。他希望这批文件有助于斯大林认清日本人的野心和远东的形势。 看完蒋先云的电报后，斯大林似乎更坚定了自己要走的路。他指示苏联谈判代表：只要日本人停战，不必对日方太苛刻。他不想接过日本这个扎手的刺猬，也根本无心卷人这场战争。 几天来，日本特使重光葵心力交瘁。每天他都得拖着一条沉重的假腿往返苏联外交部一趟。战败言和，地点自然由不得他选。过多地走动，已使大腿根部被假肢磨得红肿起来。 接到外务省指示后，他的心就没有平静过。对苏开战。他当初就从心里反对。可他的意见东京听进去了多少呢？作为外交老手，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了。眼下是谈判最糟糕的时机。日军败端已露，要言和谈，这谈何容易。辱没使命的滋味他可没尝过。军人惹下麻烦，自己没本事解决，却要他这种外交文官来收场，他心里既悲哀，又充满了对陆军的憎恶。 但对谈判，他还是十分尽心。不管怎样，日苏言和，他作为大使，今后日子也好过些。一上谈判桌，他的头脑又清晰起来，言谈措词恰当得体。从阴沉的风雨雷电中，他敏锐地发现了远处的一缕微光。处境主动的苏联人似乎对停战同样不乏热情，是天赐还是神助？他不管这些。他就象一个夜行迷路的人，似乎看到黑暗的天边已现出一线黎明的光芒。他要抓住它，撕开天幕，托出太阳。他觉得他正一步步走向成功。 斯大林给了他这么个机会。在统帅部军事会议上，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元帅、将军们曾主张乘胜追击，让日本人喘不上气来，解除日后东线的威胁。但他却大摇其头，反问道：“要真正解除来自东方的威胁，我们需投入多少红军呢？” 见众人无语，他慢慢地说道：“一个人喘不上气时，就会豁出一切来拼命。那对我们来说很不利，甚至是危险的。现在希特勒正竭力拉拢日本，逼急了日本人很可能倒向德国人的怀抱。如果他们联起手来，那我们就是处在了一条夹缝中，一条西强东弱的夹缝中。这种局面正是帝国主义作梦都在想着的……” 说着想了想，点燃了手中的烟斗继续说道：“东京的意图是要试探试探我们。而红军战士的英勇和武器装备的优势会给东京一个不小的震动的。我相信，远东地区的压力将一段时间内得到缓解。” 斯大林不想直接与日本冲突，就要把中国推到前台。这一做法，斯大林虽不乏利己主义之嫌，但却为苏联避开两线作战创造了先机。不过，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给中国**发出新的指示，却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蒋先云的目的达到了。 日本天皇裕仁虽折了数千精兵，却从此仗中长了见识。他曾在御前会议上告诫军政要员：苏联红军火力极强大，实力比想象的要优越得多。对苏作战，必须在装备大规模更新后实行。这无疑给“北进派”兜头一棒。 斯大林少了一个对头，蒋介石多了一个敌手。 5月11日，在经过几天的讨价还价后，苏日停战协定在莫斯科正式签署。日军后撤，恢复战前原状。重光葵虽然憎恶粗鲁的陆军，却使他们摆脱了名誉扫地的厄运。 东京。日本军部闻讯后，上上下下群情激愤。他们似乎并不领重光葵的情。以日军的退让作为签字的条件，使一向骄横跋扈的陆军丢尽了脸面。愤怒中，外务省大臣内田、驻苏大使重光葵等人被污言秽语所包围。裕仁为息事宁人，安抚陆军，竟再次答应来年整军完毕后，再对苏联红军发起一场组织更为周密的试探性进攻，也许裕仁对于皇军的这次惨败也不服气。 受打击最大的，恐怕还是蒋委员长。闻讯后，蒋介石瞠目而立，一阵巨大的失落感紧紧罩在心头。事情来的快，去的也快。就象南京的暴雨。几天的梦想，转眼间便化作泡影。这让他心中酸溜溜、苦兮兮的不是滋味。 “俄国人也是外强中干，娘希匹，都是一样的软蛋。”蒋介石心里狠狠地咒道。不过，坐山观虎斗不成，能争取到苏联的支持也毕竟有了依靠。他抓起了桌上的电话；“喂，济时吗？告诉陈立夫，晚上召开会议。你抓紧安排吧。” 第45章：国共合作（一） （在这里集中回答部分网友的几个问题。 有网友提出主角多个章节潜水不见踪迹，这里有几个原因： 一是本文是全景式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设想国共提前实现合作，共御外侮，并借助苏、美等反法西斯大国之力，赢得更好的抗日环境。中**队使用的武器，不会超过上世纪30、40年代的装备水平，实际上是探讨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历史的另一走向，不可能过分YY。当然由于主角穿越，会有一些新式武器，但主要以轻兵器为主，因为以当时中国的虚弱国力，是无法与大工业化的日本抗衡的。因此，本文的背景有着严格的历史限制，现在网上许多抗日战争的穿越小说都是中国横扫天下，亡日屠德不说，还打垮了苏联，迫使斯大林签订城下之盟，中苏两国以叶尼塞河为界，回到尼布楚条约以前的水平。这样当然很好，但前提是主角穿越回去，要不提前几十年，一番经营连航空母舰也弄出来了；或者是整支现代化的军队和整个军火仓库、整座工业城市震回去，喷气式飞机、导弹满天飞，那样当然可以使中国做到笑傲寰球。而本文基本是依据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的兵棋推演，可能使网友不爽，这也是本文点击率不高的原因吧！但本人保证自己是进行了严肃的历史思考的，不会随便忽悠。 二是主角之一蒋先云只是地方大员，不能参加中央决策，他只能创造条件，使红军提早结束肃反扩大化并发展壮大，也避免了长征，使红军能够以30个野战师以上的强大实力投入抗日战争，从而推演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的兵力和装备水平与日军较量的情形。主角蒋先云不可能自己直接去指挥红军，否则时空管理局定要出面干涉；而叶挺作为**称赞的“人民军队的第一任总司令”，却是有这个资格和可能的，但他作为宏观上的战略统帅，也没必要直接干预具体的小型战斗，所以战斗场面出场的机会也不会多。但蒋先云作为“黄埔首杰”，指挥国民革命军与日军作战倒没有问题，但本文还没有进展到这一步，所以主角出场的机会并不多，多是幕后策划，前台产生效果。 三是本文倡导国共合作，凝聚起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与日军殊死奋战，重点塑造一批国共双方的抗日英雄群像，以不忘历史，唤起台海两岸共同的集体记忆，为中华民族的最终融合统一贡献个人绵薄之力。主角只是起穿针引线的作用，笔墨不会很多，主要是大背景下的叙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文涉及到的中国**方面的统帅和将领，以建国前已经牺牲的为主，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否则即使是在异时空，也难逃时空管理局的罗网。 特此说明，望各位大大不吝指教。） 叶挺和蒋先云的精心谋划，终于开始开花结果。 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对中国最有利的，就是挑起苏联和日本的冲突，使苏联感到远东巨大的压力，从而寄望于中国这个泥潭陷住日本。挑起冲突的地点，自然是边境纠纷紧张的地段。张鼓峰和图们江就是最好的选择。历史上的1938年，苏日双方就是在此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可以说是一个火药桶，一点就着。 不过，这一“卞庄刺虎”之计，还有许多关键细节需要考虑。 一是要有与张鼓峰边境附近的义勇军联系的渠道。幸好东北军情报专家黎天才在东北有现成的情报网，从而与吉林东部边境的王德林救**取得了联系（王部有大功率电台，历史上王德林率部退入苏联时仍保持了与黎天才的联系）。 二是要有威力巨大的便携式武器。因为苏军和日军均拥有大威力武器，如爆发冲突必会使用。相反，如果只是让义勇军穿上日本军服用轻兵器去小打小闹的，很容易被识穿，且苏日双方各自怀疑之下也难大打出手。这样的武器，只能是火箭筒。蒋先云将火箭筒原理告诉了叶挺，叶挺转卖给瑞典的博福斯公司，不到半年就试制出样品（参见本文第24章：军事工业）。 火箭筒在战场上的出现，曾经引起了一场革命，使得位于狭长堑壕内的单个步兵一下子达到了近乎与庞大的坦克势均力敌的地位。不仅如此，它也是当代抛射武器的先躯，就其简单性、有效性和低成本这几方面来说，它和现在正在服役的很多武器相比仍然毫不逊色，唯一的缺点是射程太近。 火箭筒的原理是空心装药技术。空心装药技术源于1888年美国人门罗在炸药试验中发现的聚能效应（通常称为“门罗效应”）。门罗发现：有锥形空心药柱的炸坑要比同样外形的实心药柱的炸坑深得多，这就是聚能效应，就是破甲最基本的原理。实验时，将一锥形桶内表面粘上炸药，然后大头朝下放到一块约10厘米厚的钢板上面，用电*引爆，跑过去一看钢板被击穿，拿开钢板地上还有个洞，拿个棍子去探探约有1米深。这是因为：平常炸药爆炸，能量是向四面八方释放的；而这种锥形装药方法使爆炸的能量向一个方向集中，整个实验过程并没有使用到弹头，击穿钢板完全是靠爆炸时产生的高温、高压的聚能流。 这就是“门罗效应”的最基本的原理，但是人们对这样的效果是不满意的，1930年，瑞士人伍德进一步改进了门罗的实验，把金属做的漏斗形药型罩加在炸药的圆锥上，这样，爆炸后，炸药的能量就作用在这个空心漏斗药罩上了，制作药罩的金属迅速被使熔化合拢，被炸药的能量‘压’成了“三高”金属喷流。这“三高”是高速、高温、高压。这股射流的头部（最快）速度可达7000－10000米每秒，温度可达1100度，高压就更不用说了，再加上金属本身，普通的装甲遇到这“三高”的冲击，顿时就象高压水枪下的稀泥，什么势如破竹、飞流直下、门户洞开等等形容词简直就是为它们准备的。更可怕的是，破甲后，金属射流并不会就地“休息”，它继续高速前进，再加上破甲后的喷溅作用，接下来就是破坏装甲目标内的设备，杀伤乘员。要是碰上炮弹或油箱，就是油箱起火，弹药诱爆，产生“二次杀伤效应。”（所以景洋向日本旗舰“平户”号的主炮塔发射了2枚火箭弹，炮塔外表只是两个洞，却连炮塔都炸飞了，就是这二次殉爆效应的杰作了）。 金属射流的破甲性能可以从改变药型罩材料、锥角和直径而改变，实践表明，药形罩锥角35－60度之间比较合适。根据研究，密度越大，延展性越好的金属越适合来作药型罩，密度大好穿透，延展性好就更容易成型（做药型罩的金属一般用紫铜，还有用钼、钨、钽等金属的）。 门罗是美国人，但不知为什么，瑞士人掌握了这一技术，而美国人却对祖先的这一发明一无所知。瑞典博福斯公司的首席专家林德伯格在叶挺指点下，迅速向瑞士人伍德购买了这项专利（仅5000美元！），立即进行研制，很快制成了M10式火箭筒，安装了肩托、手柄和一个采用手电筒电池的电击发机构，又安装了机械瞄准具，口径75毫米，射程为150米，能穿透80毫米的装甲，对付日本的“小乌龟”战车和一般的工事那是绰绰有余。当然，要打穿军舰的装甲，就需要特殊的型号。叶挺花了重金，使瑞典方面研制出了口径达88毫米、破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75 部分阅读 毫米、破甲厚度达110毫米且可以分解空投的M9式火箭筒（这样就能打穿苏联或日本两国海军炮舰主炮塔的100毫米装甲），而且为了隐匿踪迹，专门特制了无烟火药。当然这种M9并非量产型，而是供十九路军伞兵连的特种部队使用。 第三个条件就是保密。如果从陆地向中苏朝边境渗透，风险太大，因为日军严密封锁了连接东北的通道，一旦被发现不堪设想。所以需要飞机空投，而飞机飞行时需要地面的电台不断校正航向。这一点王德林部正好具备，这架飞机也不能要了（沉入日本海）。叶挺给王德林部送去了20根金条作为“活动费”，保证小分队（景洋、辛欣）安全到达边境，但王德林并不清楚两人的使命（黎天才下达给王德林的命令是保护二人与边境外的苏联情报机关取得联系），但他也接到命令，无论成功与否，要将小分队和带路的向导杀人灭口（包括毫不知情的机组人员）！加上飞机坠毁，器材掩埋，一切都“人间蒸发”，无影无踪。就算王德林部被日军打垮、活捉，他们也是打死不知道计划的全貌，也根本不知道火箭筒这一绝密武器。 知道整个计划全貌的仅3人：叶挺、蔡廷锴、梁华盛。连黎天才也被蒙在鼓里。 图们江和张鼓峰的冲突发生后，叶挺立即给广东的蔡廷锴发去了绝密电报，只有两个英文单词：Insectswken。 翻译成中文，就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 虽然苏联和日本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如愿发生，但无论叶挺还是蒋先云都保持了冷静的头脑。世界大国之间不到万不得已，是很难爆发全面战争的，特别是在双方都各有顾忌的情况下（苏联是忌惮纳粹德国，日本则是要灭亡中国）。历史上的1939年，苏联和日本在蒙古边境的诺门坎发生大规模交战，双方总计出动10多万大军、数百辆坦克、上千架飞机，血战了几个月，最终还是签订了停战协定。眼下张鼓峰的冲突远不能与之相比，虽然蒋先云通过中央特科向共产国际转交了货真价实的日本秘密文件，但也未必能将苏联拖下水。毕竟，斯大林对中国将日本“祸水北引”的企图是十分警惕的，一个不小心后果不堪设想。 将苏联拖下水的办法不是没有，那就是日军要把苏联红军打得落花流水，助长日本“北进派”的气焰，也使苏联惊恐不安。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没有可能的。与当时世界第一的陆军大国苏联相比，日本陆军是一支已经落后的二流军队，无论炮兵、装甲兵和自动武器都远不是苏军对手。特别是作为陆军突击力量的坦克部队，苏联红军早在30年代初就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坦克军，在远东也部署有坦克旅；而日本陆军的坦克部队一般只是中队规模使用（对付中**队倒是很有威力），坦克质量也远不如苏军。无论是现在的张鼓峰，还是历史上1939年的诺门坎，日军都惨败于苏军装甲坦克部队之手，无数日本兵成为坦克履带下的肉泥。至于空军，日本也占不到便宜。要使日军战胜苏联红军，也不是不可以做到，比如通过“汉奸”把火箭筒技术出卖给日本（日军对单兵武器倒是非常重视）就可一举抵消苏军坦克的优势。但问题是，日军拥有这一威力巨大的武器后，也可用来屠杀中**民，也给中**队消灭日军带来巨大困难（想想那拼死战斗到最后一人的“武士道”精神吧！）。蒋先云与叶挺反复商量，觉得他们毕竟拥有21世纪的思维，对付日本是绰绰有余，而且，抗日战争，主要还得靠中国人自己来打，不必过于依靠大国，以免战时、战后受制太多。对苏联，只要能促成国共合作，以及中苏两国政府的合作，就达到目的了。 所以蒋先云采取了十分实际的策略。他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提到，日军在张鼓峰的军事行动，很可能只是军中少数强硬派挑起的局部冲突。但日本人在战场上常有些违反常规的战法，比如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日军兵力并不多，可仗却越打越大，所以不可不防。当务之急，是促成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条王明和康生早已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将日本拖住。 巧妙的提示，使多疑的斯大林安下了心，对蒋先云也更加信任。 在远东紧张局势巨大的压力下，斯大林终于向共产国际发出了至关重要的指示。 1933年4月25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通过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代表王明、吴玉章按照斯大林的旨意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自行发表《中国**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指出：“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处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不久，王明又发表了《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文章，表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并明示要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但由于与**的隔阂，这些文件都未经国内的中央批准，甚至没有通过电报告知国内。 江西南城。**和彭德怀等刚在前线指挥完击败中央军胡宗南部的战役（胡宗南的第1师由鄂豫皖调来），一封电报送到了他的手中。 **凑近油灯一看，是从赣州（江西的苏区中央局已从瑞金迁来赣州）发来的急电：“**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已到赣州，带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宣言精神的内容。估计南城一仗已经总结，开一详细讨论的会议。你意如何，请速回电。”落款是洛甫（张闻天）、项英。 **从前线回来，进了赣州，一碗杂面片、一碟红辣椒刚刚下肚。周恩来的声音已经从门外传来： “主席，张浩同志来了！” 周恩来对**很尊重，毛曾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所以周这样称呼他。 “润之，你好！”张浩快步走进房内。他是**的堂兄，**中少数的工人分子之一，当年曾在长沙帮助**领导**湘区助工作，和**很熟，所以还以当年的习惯称呼毛。 “育英，你辛苦了！”**伸出一双大手，紧紧握住张浩粗黑的两只手，声音发涩，两眼湿润，“我听博古、闻天说了，你从苏联回来，一定没少吃苦！” “是啊，”周恩来说，“张浩同志真不简单。他担心路上出事，《宣言》全文，全靠脑子背下来了！” 张浩说：“我看国内同志更辛苦！你们知道吧，4月25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时，我们20多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会场正中间悬接着苏联党旗。党旗对面是什么？是一幅中国大地图！上面插满红旗，并注明：中国40万红军正在浩浩荡荡大进军。因为中国**是所有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党组织中，除已经夺得政权的苏联之外，惟一一个拥有自己军队、自己武装的政党，为众兄弟党所敬重，更为共产国际寄予厚望。” “噢，如此乐观地估计中国革命形势，如何又产生统一战线的宣言呢？”**招呼张浩、周恩来入席吃饭。 油灯下，**靠着被褥，张浩倚着桌子。周思来坐在床头，一人一杯热水暖着手。张浩打从头细细地说起经过。 1933年1月30日，德国法西斯头子希待勒上台，疯狂取缔**和社会民主党，极力迫害犹太人。希特勒叫喊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德国连根拔掉”，为达到目的，2月27日精心策划了“国会纵火案”。张浩为了了解情况，由**旅德支部负责人王烦南陪同特地到出事现场，看到被烧毁的国会大厦还在冒烟。希特勒将“国会纵火案”的罪名转嫁到**人身上。于3月9日逮捕了共产国际著名的活动家季米特洛夫，宣布德国**为非法，大肆逮捕**人，把德国推人了白色恐怖之中。 3月27日，受尽法西斯迫害的季米特洛夫经过艰苦斗争，终获无罪释放。他回到莫斯科，担任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在他主持下，共产国际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承认各国**所面临的情况不同，纷繁复杂，开始改变过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作出了今后不再干涉各国**的组织事宜的重要决定，强调各国党要从本国的特点出发，把马列主义运用到各国的具体环境中去，共产国际只“对**运动实行总的政治上的领导，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给予各国**以指导”，提出要纠正“机械地模仿、简单地抄袭”苏共的工作方法和方式的错误倾向，认为这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季米特洛夫深知法西期主义的崛起是人类之大敌，因而提出共产国际当务之急是建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以此为指导思想积极着手筹备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这时，德意日势力在东西方已先后崛起，世界面临着法西斯的进攻。在西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取得政权，正向外扩张。在东方，日本帝国主义继占领中国东北之后，1933年又继续南进，占领热河，又大肆向华北入侵，使中华民族面临异常沉重的危机。 消息传到莫斯科，在那里的**人忧心如焚。**代表团成员、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吴玉章急电王明，共商对策。当时作为**代表团团长的王明正在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王明回到莫斯科后，即与**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和国内华北事变的严重局势，酝酿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初稿，经代表团的几天反复讨论修改，在代表团的会议上一致通过。随后由王明译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受到赞许。 “宣言首先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主要矛盾。提出了救国的任务。”张浩晃了晃手中已经整成文字的《宣言》，连看都不看，全文一字不差地说下去，“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全国同胞要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无论各党各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害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他那浓重的湖北口音，抑杨顿挫地在房间里回荡着。 **点燃一支烟，赞同地点点头。他之前并未获悉宣言的内容，这是第一次原原本本地听到。显然，他对这个文件颇有兴趣。 张浩说完文件内容，解释道：“我们当时起草时是想表达中国**团结御侮、共同抗日救国的真诚愿望，还第一次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以及国防政府的施政方针，就是十大纲领。我们在国外，不太清楚国内情况，恐怕是隔靴搔痒，具体条款，也可以商量修改……” “对《宣言》，共产国际反应怎样？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发表什么意见了吗？”**问。 “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他明确批判了关门主义，正式确定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提出了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建文起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郑重宣布：‘我们拥护兄弟的中国**的这一决议：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张浩讲话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快捷流利，季米特洛夫报告那么长的题目，也不曾打一点磕巴。他突然意识到什么，不好意思地笑了：“看我像小学生背书吧？别见笑，这一阵子我连做梦也在背这些内容，就怕忘记，就怕记错！” 是啊，这是一项多么艰难的任务啊！张浩回国要穿越层层封锁，因此，一份文件、一封介绍信都不能带，只能把一切装进大脑。 “育英同志，你真是为党立了一大功！”**伸出大拇指，“你来得及时。大敌当前，统一战线确实是个宝，关门主义要不得，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政策的转变太及时了。等中央开会，你好好讲一讲。你是亲眼目睹法西斯罪行，你讲的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那一夜，**房间的油灯通宵达旦。宁静的夜空里，不时响起三个人爽朗的笑声。 次日，赣州中华苏维埃政府小会堂，坐满了说说笑笑的**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王稼祥、**、邓发、凯丰、张浩……。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宣言》，**作了主题发言。会议在讨论军事战略等问题时很快就形成了一致意见，但一讨论到政治问题特别是统一战线问题时，便发生了争论，会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高声说道，“有人认为，关门主义是惟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以致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的浪费弹药。” **的一席话。像刀子一样划在项英的伤疤上。自宁都会议以来，他多次听到各种批评，有时也能听得进去。但听到如此尖锐且带嘲讽的批评，却忍不住血往上涌。他压住火气。尽量不紧不慢地说：“听了国际的意见和《宣言》，我已经了解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确实，在中国，只有动员千千万万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才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但是，我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属于一个阶级的范围，他们剥削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怎么能够从大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分化出来呢？怎么能够参加统一战线呢？斯大林同志早就说过，在一切敌人中，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嘛！” 项英话音刚落，**又亮开他的湖南乡音，犹如针尖对麦芒地说：“难道我主张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对祖宗的不忠、对祖先的不孝吗？”说到这儿，他拿眼睛瞟一下比他年轻的项英，语含讥讽，“人中间有3岁小孩子，3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国家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大事的道理。” 项英有些坐不住了，脸色憋得通红。**不管他的表情，只顾滔滔不绝地讲下去：“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当斗争是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过去这种狗打架的事多得很。远的不说。不久前胡汉民和两广军阀也打出“收复失地’、‘抗日御侮’的旗号同蒋介石对应。你们看是不是有些奇怪呢？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痛又痒的矛盾。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人民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而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队伍都赶到敌人那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刚一停下，又觉意犹未尽，接着说，“关门主义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实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 话说到这个份上，项英纵然不服，也不便争吵下去，只见他向后一仰，躺在椅子上不吭气了。其他人有的吃惊，有的沉思，都不再做声，会场气氛有些不自然。 “我讲几句，”周恩来打破沉默，发言道，“共产国际七大精神非常及时，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十分必要。现在我们应该调整我们的政策，抓住历史转折的好时机，发展红军，走上抗日第一线。现在的政治形势中心是开展民族战争，党的任务是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红军、游击队要成为反帝的宣传者、组织者，红军在民族战场上出现就可以吸收学生和白军。做白军的工作，应提到新的高度。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在政治上反对关门主义。要改变对于党员成分问题的机械理解，还要克服对知识分子的狭溢观点，欢迎他们参加革命。” 大家最终达成了共识。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决定派**去北平，做华北局的书记，在白区发展党组织；同时决定派周恩来全权负责对白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胡宗南率兵到江西作战时，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修书一封给“宗南同学”，其中写道：“黄埔分手后，不想竟成敌对。数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 周恩来在信中还希望胡宗南“立停内战，共谋抗敌”。这位黄埔一期生却忠实执行“校长”蒋介石的命令，率兵大举向红军进攻。 蒋先云向**中央发来贺电，又表示说，胡宗南也不过一血性军人，对其不宜一味硬打，给以教训后亦应施以政治攻势。 **对此表示同意，复电称：对胡宗南正用一切方法争取之，彼不再进决不打他，仍进行统一战线政策。 **中央强调说，无论对蒋、对胡，只有战争的刺激和教训才能使其悬崖勒马。**对此也形容说，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懂得礼让。 果然，蒋介石在秘密谈判中的条件很快有了改变。 第45章：国共合作（二） （以下内容为国共和谈的曲折过程，没兴趣的也可跳过不看。） 热河、长城抗战后，蒋介石对日态度渐趋强硬，致电何应钦：“今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又让驻日大使蒋作宾转告日本政府：如果中国政府“被逼到无法忍耐的时候，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与侵略者作战”。 1933年4月11日，国民党五全大会开幕。在会上，蒋介石作对外关系的报告，他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同时表示，如果日本的进攻使和平完全绝望，“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大会后，国民政府进行改组，蒋介石取代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大部分部长为亲英美派所担任，亲日派多被排除。不久。蒋介石对“五大”所确定的外交方针又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略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于是，蒋介石一面准备寻拢**，一面试图寻求苏联在军事上的支持。 4月13日，在蒋介石授意下，南京政府行政院剧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秘密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缔结中苏两**事互助条约的问题。鲍格莫洛夫显然没有想到孔样熙会提出这样一种建议。两国是1929年断绝双边关系的。自1932年底两国复交以来，南京政府就一直在同苏联谈判互不侵犯条约问题和贸易协定问题。由于蒋介石力图通过互不侵犯条约来约束苏联同**的关系，阻止苏联插手外蒙古和新疆的事务，而苏联始终怀疑南京政府极力对日妥协意在鼓励日本北进，只是拿对苏交涉作为压迫日本让步的一种筹码，因此双方一直末就互不浸犯等谈判达成谅解。想不到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尚未得出结果、孔样熙竟然又提出军事互助条约问题来，这自然让鲍大使感到惊异。 当晚，孔祥熙再度不打招呼径直来到苏联大使馆，告知鲍格莫洛夫说，明晚蒋介石希望能够在孔的宅邸与大使单独会晤。 这次会晤十分秘密，除了蒋、鲍外，只有孔祥熙一人在场兼作翻译。 鲍大使首先向蒋说明了苏联政府的立场，表示愿意根本改善两国关系，但仍主张通过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浸犯条约来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回答：“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定将改善中苏关系，因为如果两国都受到威胁，那威胁来源是共同的。缔结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是必要的，但问题是，这些条约都只是表面性的，希望中苏之间能够有一个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 鲍问：“您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协定？” 蒋答：“我国与苏联之间应该有一个非表面性的协定。实际上我们希望在下列两个问题上得到苏联政府的回答：第一，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同中国签订一个多少能保证远东和平的协定。我要强调的是，我在这里不是以中国政府代表的身份，而是以中**队总司令的身份来提出这一协定的。第二，如果苏联政府给予肯定的回答，那么我想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个协定有什么样的想法。” 鲍格莫洛夫很清楚蒋介石以中**队总司令的身份暗示的这个“非表面性”的协定是什么，但他很怀疑仍在对日妥协的蒋介石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因此，她没有回答蒋介石的话，反而问道：“是否有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和缔结反苏军事同盟的事情？” 蒋介石答道：“日本政府并没有正式提出这些要求，只是非正式地提出了第一个要求，至于第二个要求，问题是笼统提出的没有指明苏联。只是要求结成反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同盟。” 鲍强调：“您能够了解，我所感兴趣的不是泛指的布尔什维克，而是苏联。” 孔祥熙插话：“应该认为，从日本的观点看，这样提出问题是包括苏联在内的。” 鲍大使接着问：“那么，如果日本政府一味要求中国政府缔结反苏军事同盟，中国政府将持什么立场？” 蒋介石毫不犹豫地表示：“中国政府绝不会同意这样的建议！” 由蒋介石亲自出面来向苏联提出这样的要求，清楚地显示出长城抗战给了蒋介石强烈的刺激，南京政府的对苏政策因此有了重要的变动，它异常迫切地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 蒋介石此举引起了莫斯科的重视。苏联政府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对各方面的情报作了反复研究，尔后作出了比较积极的反应。苏联外交部向鲍格莫洛夫发出秘密指示，明确答复；“苏联政府不反对（缔结军事互助）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详情待函告。请将上述内容告诉蒋介石。” 12月19日，蒋介石在孔祥熙陪同下与鲍格莫洛夫共进早餐时得知上述消息，十分高兴，当即表示了对苏联政府的感谢。并且急切地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得知苏联政府对于这一谈判购详细复文？” 在谈话当中，蒋介石似乎是顺便问起鲍格莫洛夫近日与国民党中委陈立夫以及南京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见面的情况。他特别问道：“邓文仪是否向你讲起了希望会见加伦将军（即现在苏联远东方面军的司令员布柳赫尔元帅）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协助安排这一会晤。” 蒋介石会见鲍格莫洛夫两天之后，邓文仪便受命赶回了莫斯科。邓文仪原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几个月前任驻苏武官、他是3月上旬回国述职的。他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发言摘要。蒋介石在这份摘要里读出了这样的新消息：**愿意同国内各个党派团体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结成统一战线。蒋介石虽然对“反蒋”之类的字眼感到气愤，但他分明发现，**也要改变政策了。 邓文仪赶回莫斯科前，蒋介石在官邸召见了邓文仪。蒋单刀直人地说：“你马上再回莫斯科，去见王明，问一问政治解决他们的可能性。” 邓文仪告辞时，又被蒋介石叫住了。邓文仪垂手而立，等待训示。蒋介石背着手踱了一会儿，沉吟般地说：“日本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现在要抗日，非首先集中80个师不可、否则必受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如今，这80个师却被红军牵制住了。你去告诉王明，国共军队停战之日，即为中国与日本宣战之时。合作的前提是统一指挥。如他们能取得苏联的援助，一切都好说。” 邓文仪刚走几天，蒋介石又特派国民党中执委常委、组织部长陈立夫和中执委委员、蒋的亲信张冲一起秘密出使苏联。陈立夫化名“李融清”，张冲化名“江帆南”，以驻德大使程天放随员身份为掩护，秘密登上一艘德国邮船，计划先到法国马赛，然后乘火车抵达德国首都柏林，在这里住下，伺机再往莫斯科，商讨军事同盟问题。 此时的蒋介石对可能同苏联建立军事互助同盟的前景其实是又喜又忧。喜的是他竟然能够说动苏联与之联手对日，忧的是中苏结盟苏联会不会继续暗中支持**。因此，他刚一得到苏联同意讨论军事互助条约的消息，第一个反应就是提醒苏方，苏联政府必须遵守当年在《孙文越飞宣言》中所承诺的内容，不能支持中国**及中国的苏维埃运动。 **毕竟是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他从清共、讨共到剿共。他中落骂名也不肯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就是为了彻底清除这个“心腹之患”吗？怎奈“数年剿共，末竟全功”！如今被迫联苏抗日，并不等于他准备把**问题搁置一边。恰恰相反，自决定联苏之日起，他就在寻找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途径。除了要求苏联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支持中国**以外，他这时已经明确提出了“政治解决共党问题”的设想，希望通过政治的方法，佼中国**彻底放弃武装对抗的政策，服从南京政府。 蒋介石听了鲍格莫洛夫一再表示“苏联拥护中国的政治团结”。“欢迎中国得到统一”后，他对苏联支持他政治解决**问题有了更多的幻想。当鲍大使告诉他不久即可收到莫斯科有关谈判的具体指令之后，他当即表示“准备同意**合法化”。并且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命令陈立夫迅速准备秘密绕道欧洲。一面就近指导邓文仪与王明谈判，一面准备在邓、王谈判取得接近之后，立即开始与苏联政府接洽讨论军事互助条约问题。在蒋介石看来，苏联政府同意与南京政府商谈军事同盟间题，自然是建立在它承认南京政府是全图统一政府的基础上的；既然苏联赞同由南京来实现中国的统一，那么它出面说服**服从南京政府的统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问题应当可以在莫斯科迎刃而解。 不过蒋介石还是多留了一个心眼儿。他这时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由邓文仪首先在莫斯科与**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谈判，在达到预期目标后，第二步再由陈立夫出面与苏联政府秘密商洽军事互助问题。后者须视前者的结果为转移。 再说驻苏武官邓文仪重新返回莫斯科，末及洗去征尘，即俯案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他们转达王明，要求会面。 国共双方反目成仇已近十年，邓文仪采取这种“自由恋爱”的方式求见王明，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邓不肯放弃努力，随即找到了胡秋原，请胡代为说项。胡秋原是十九路军设在香港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这个组织也在倡导抗日联蒋，与**的主张相符，同时，十九路军的将领原来都是蒋介石的部下，因此，胡秋原也就具有了当“红娘”的资格。王明同意与邓文仪见面，但决定先由潘汉年出面谈。谈话时间定在晚上，地点是胡秋原家里。 当年轻潇洒的**代表潘汉年出现在胡秋原的寓所，邓文仪早在那里等候了。略一寒暄，潘汉年单刀直入：“我受王明同志委托来谈国共联合抗日救国问题，请问先生是私人资格或正式代表南京当局？” 邓文仪也不兜圈子，如实答道：“我这次来莫斯科，是受蒋先生之嘱，来找王明先生讨论彼此联合抗日问题。我们曾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的关系，用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又想到江西直接去找红军谈判，但怕事先毫无联系。进不去，只好作罢。王明先生的演讲和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蒋先生已经读过。可以说，联合中国**的事情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当然还要请示。” 潘汉年问：“在全国同胞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贵党和南京政府有什么明确的表示？” 邓文仪说：“蒋先生已在高级干部会上提出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得到一致拥护，联合抗日的原则已经定了下来。如今，国内只有我们和你们两个力量，如像十年前那样的合作，肯定有办法。蒋先生说，双方停战之日，便是对日宣战之时。所以，早日谈妥就能早日抗日。” “合作条件如何？” “统一指挥。努力取得苏联的援助。” 潘汉年眸子里的亮光暗了下去。统一指挥，虽无主语，但绝对不是**指挥国民党。**如今仍提“抗日反蒋”的口号，无论如何也不会立即承认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权威。 邓文仪与王明进行了四次晤谈。邓文仪的态度很积极，他除了代表蒋介石提出在中国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条件以外，突出强调了国共两党合作和联苏抗日的愿望。王明表示反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统一方式，坚持双方平等合作共同组织国防政府的主张，不过仍旧表示愿意进一步谈判。他同时提出，由于**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均在国内，因此，两党谈判应当也只能在国内进行。对此，邓文仪当即表示赞成。 邓文仪明确告诉王明，他已经收到蒋介石的来电，同意他和**代表一同返回南京进行谈判。根据双方当天商定的办法，决定**代表团以潘汉年为代表，由邓文仪随同，从莫斯科动身前往海参崴，然后乘船经上海去南京进行谈判。 但出人意料的是，就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邓文仪突然求见王明。说蒋介石来电要他取消同**代表团去南京谈判的计划，马上改去柏林见“李融清”，准备参加李融清所进行的谈判。据邓文仪声称，李融清不仅负责与苏联的谈判，而且还要直接参加与莫斯科的**代表的谈判。而蒋介石也明确要求必须首先在莫斯科与**代表达成协议，再拿着协议到国内苏区去签字。 邓文仪没有告诉王明究竟谁是这个神秘的“李融清”。不过、事实上他也没有能够在柏林见到这个“李融清”，更不要说去参加由这个“李融清”在柏林主持的对苏谈判了。邓文仪当时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就急匆匆赶往德国柏林。“等候会见我国派赴欧洲的高级代表，会商重要外交问题”，可是一连几天也未见到这位高级代表。在柏林会同南京驻欧洲各国武官开了五天会之后，他才又接通知说他可以前往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会见这位代表，“但在布达佩斯住了三天之后，仍未得到消息，第四天我在一家书画店买画，刚巧遇上陈立夫先生也在那里买画”。 陈立夫说，蒋介石这时也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说，赴苏时机尚未成熟，让他离开柏林到欧洲其他国家去走走。于是，他带上张冲，两个人开始了颇为惺意的欧?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76 部分阅读 陈立夫说，蒋介石这时也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说，赴苏时机尚未成熟，让他离开柏林到欧洲其他国家去走走。于是，他带上张冲，两个人开始了颇为惺意的欧洲旅游。只是数日后得知邓文仪到了柏林，他才通知驻土耳其大使贺耀祖，通知邓到布达佩斯见了一面。至于所谈，已与中苏谈判和国共谈判没有太多关系了。 蒋介石为什么突然决定中断谈判呢？这是蒋介石5月2日与鲍格莫洛夫谈话的结果。 这一天，蒋介石再次在孔祥熙的宅邸会见鲍格莫洛夫，听取鲍大使转述莫斯科复文的主要内容。但是，在鲍大使花了将近20分钟说明莫斯科复文内容之后，他敏感地注意到蒋介石的反应相当冷淡。 这次会见总共进行了两个小时，除了鲍大使占用的不足10分钟以外，其他大部分时间几乎都被蒋介石占用了。蒋介石反复强调着一个话题：苏联必须劝告**服从南京政府。 鲍格莫洛夫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们绝不能扮演阁下讲话中所说的任何居中调解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内政。” 眼看无法说服鲍格莫洛夫，蒋介石转过脸去同孔祥熙商量一下，然后对鲍说：“我认为可以依据这样的原则同中国**达成协议，即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 鲍格莫洛夫重申：“按自己的意向同中国红军谈判这是您的内政。” 鲍格莫洛夫的这种态度，加剧了蒋介石对苏联与**关系的恐惧，他恍然发现他此前对苏联态度的估计可能完全错了。 几乎就在一天以前、蒋介石还相信与莫斯科**代表的谈判能够取得预期的结果，因而同意将谈判移到南京来举行。而与鲍格莫洛夫谈话后，蒋介石清楚地意识到，苏联其实丝毫没有压迫**向南京输诚的意思。这意味着，苏联并不准备为了同南京结盟而放弃它昔日的盟友。这种前景对于蒋介石宋说无论如何是可怕的。一旦同苏联签订了军事互助条约，当日本对西北发动进攻、苏联军队根据条约出兵中国助战之际，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帮助那里的红军呢？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在与鲍格莫洛夫会谈的当天晚上就改变了主意，决定停止对苏谈判。 蒋介石要鲍大使把他的强硬态度转告莫斯科，并期待着苏联方面回心转意。莫斯科随后给鲍格莫洛夫的指示甚至更强硬，它明确表示：苏联政府不仅不能承担劝说**服从南京政府的责任，而且不能接受以《孙文越飞宣言》为中苏关系的基础的建议。因为“这样做会对英勇的中国**和中国红军背后捅上一刀、这样的建议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不妥当的”。这样一来，陈立夫赴苏谈判就更无指望了，邓文仪的使命也糊里糊涂地终结了。 蒋介石深知，打苏联这张牌，将会得罪英、美等国，再加上苏联此时从自己民族利益出发，也不愿公开得罪日本，这又使蒋疑虑重重。于是，蒋介石经过慎重考虑后，便决定取消陈立夫的莫斯科之行，指示陈立夫、张冲回国。 5月9日晚，身处前线的**、彭德怀致电洛甫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的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职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保存至今的电稿后面有一个注：“此电刚发，接到洛甫来电。所说立场同意。” 随后，**、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又发表对哥老会的宣言：“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 正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直接干预国共关系这个问题了。 潘汉年接王明指示后，在南京见过陈立夫，直接了解了国民党的基本条件后，抵达**中央所在地赣州。上午，潘汉年向**中央口头传达了王明来信的内容。 同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国共关系。会上，**作了报告，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已不合适，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又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尽管**等人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王明的来信迅速作出了反应。但还是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书记处电示**中央书记处，批评**中央在此之前的“抗日反蒋”方针。主张提出“民主共和”的口号。面对这份电示，**是否有点哭笑不得呢？ 其实早在四个月前，他已在电文中提出过不再用“抗日反蒋”的口号。前一天，他一口气给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等**将领写了六封信，希冀各方面合力形成统一战线。晚上，又致信北方局负责人**，要刘一有机会即做傅作义、阎锡山、商震等人的工作。要这些地方派高级将领“千万注意”各自的军队在统──战线中的地位。再前─天，他还给杨虎城写了倍，策划成立联合战线。为了能尽快实现抗日，为了能使**和红军能有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倾尽了智慧。这世界上还有第二个人比**更会应付这种复杂的局面吗？你们在遥远的莫斯科向中国眺望，到底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但对共产国际和苏联人，还应该讲一些交往艺术和说话分寸。**决定以**中央的名义向共产国际作一次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语言出现在以**中央发出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里。指示称：“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同看待是错误的……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即便是一次“认错”。其强烈的个性十里之外仍可以嗅到。联蒋抗日时机尚未成熟，反蒋抗日已不适应当前的形势。那就用个“逼”字吧。“逼”字很好。能体现主次，能使自己占据主动，同时又能利用各种矛盾不致使自己失去那些根本不愿和蒋联合的可能的朋友。 **中央随即起草了《中国**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责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实现“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此前已决定以潘汉年为先锋、周恩来为主将前去和国民党方面谈判。5月下旬，**中央起草了一份《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让周恩来带去谈判用。 且看看发生在南京城里，与**的心愿相吻合的一件大事吧： 宋庆龄、何香凝早拟了一份旨在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致抗日的建议书，拿出去征求附议签名。两天里，十几个领袖级人物在建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其中有冯玉祥和孙科。这样大的动静，不可能不惊动蒋介石。这份建议书如果传到各路诸侯那里，后果将不堪设想。蒋介石想来想去，决定给这些人一个说法。如果将他们都召集在一起，不是太嫌自己的胆怯了？最好能找一个人来独对。对！这么办最好。和他们交个底，让他们去**那里当说客，一举两得。 可是，找谁来独对呢？有这种资格的，只有宋、何、冯、孙四个人。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遗孀，何香凝是廖仲恺的遗孀。辈高位尊，不是好相与的角色，弄不好就会被她们当作逆种来训斥。找孙科独对？别逗了！虽说已经共和了，虽说蒋介石屁股下面坐的也不是偷来的江山，虽说他也可以毫不留情地整治过孙科，但他一想到和孙科单独坐在小客厅里促膝谈心，这心里就有点发毛。在儒家典籍里浸泡几十年，对曾文正公心仪几十年的蒋介石，脑袋里装的不仅仅是文稻武略，还有三纲五常的规矩。如果中国还在搞世袭，孙科就是名正言顺的皇上！合适的人选只能是这个冯玉祥。把兄弟加败军之将，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让我们用最简略的白描录下这场对话吧。 冯：联共问题怎么办？ 蒋（手抚茶杯）：同**妥协问题，我已经考虑很久了。去年年底已开始找他们了。 冯（面露诧异）：哦？这么说，你真的要实行三大政策了？ 蒋（眉梢微挑）：先总理的遗训，我怎敢不从。都吵我不抗日，谁能来体谅我的难处？和共党妥协，有问题不好解决呀！ 冯：人的问题？ 蒋：这不是问题，从前大家一桌吃饭，一个屋子开会，后来才成冤家，现在再合一起，有什么不可以？ 冯：是这个理。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党的问题？ 蒋：这更好办。实行宪政，各党各派都可参政，共党当然不能例外。 冯：哪还有什么问题？ 蒋（猛地一蹲茶杯）：军队（白了马玉详一眼），谁能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他们连改编都不答应，抗什么日！ 冯（叹了一口气）：是难。你准备怎么办？ 蒋（眼露亮光）：你能不能想法让他们服从呢？ 冯：试一试吧。 蒋：我看还是把他们送到外蒙吧！ 签名运动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致函冯玉洋和孙科，鼓动冯、孙二人扯旗抗日。 **最先想到给冯玉样写信。冯玉祥如真的登高一呼，而他从前的部将又有反响，整个中国的局面肯定为之改观。处在和日军对峙地位的，几乎都是冯的旧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现在西安的杨虎城，也曾是冯玉祥的积极追随者。冯玉祥若扯出反蒋抗日的大旗，他的这些旧部很可能会起兵响应。 写给孙科的信，就不好贸然评判了。孙科如今正在搞一部《五五宪法草案》，无兵权，又无深厚的政治资本。**却在给孙科的信中写道：“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然国民党中如不战胜其降日派与妥协派则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属望于国民党中抗日派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着降日妥协之辈进行坚决斗争。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先生。”这很可能是孙科一生所得到的最有意味也最值得珍视的一次恭维，因为它出自后来入主中国的**之手。**希望国民党内部爱国抗日力量聚合成气候，这一点很好理解。然而他为什么愿意推举孙科为国民党的反对派领袖呢？难道他也竟是看到了孙科的血管里流的是孙中山的血？ 在这炎热的季节，上海《申报》忽然刊出了一条醒目的“寻人启事”，被寻者名叫“伍豪”，启事要求他务必在6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亚饭店与落款者一晤，谓有要事相商。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白区的化名。那么，究竟是谁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寻找周恩来呢？ 此人正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干将张冲。张冲，字淮南，浙江乐清人，是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行委员，时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颇受蒋介石和陈氏兄弟器重。 《申报》的“寻人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人在约定的时间昼夜等候。**中央经慎重考虑，几经曲折，终于在香港豪华的九龙酒店，化名“叔安”的潘汉年和假名“黄毅”的张冲见面了。“是他？”两人略一惊诧，旋即恢复常态，握手致意，心照不宣。对眼前的这位“叔安”，张冲是太了解了，这位“叔安”先是郭沫若、李一氓挂帅的“创造社的小伙计”；后又以**中央宣传部代表的身份筹备了著名的“左联”，被戏誉为“小开”；再担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专事情报、侦察及反谍工作。此后，他作为自己的主要对手，几经生死存亡的激烈交锋，曾多次密谋抓捕他而始终未果。时下，他又和自己一样，摇身一变，同时受命互为谈判对手，这不是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吗？这也许说明国共两党难以调和的政治立场是可以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他与自己不也随之转换了角色，变更了使命吗？ 潘汉年和张冲这两位“江南才子”，虽然是国共两党的情报干将，但都有着很高的政治修养，属于务实的“识时务者”。 而后，双方一同乘船北上，在上海，在南京，他们又多次洽谈了合作事项，取得了一定的谅解。 **电告潘汉年，要潘邀张冲来赣州商决双方合作各种问题。第二天，蒋介石即作出反应，通过张冲表示欢迎周恩来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去杭州见他。 国共在杭州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贺衷寒。其间，张冲携带蒋介石的意见，也赶赴杭州加入会谈，并成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谈者。 一见张冲，周恩来就主动伸出了手：“欢迎，欢迎，我们终于见面了！久闻淮南先生大名，今日相见，果然年轻有为。” 张冲面露羞愧，忙答：“不敢，不敢，淮南过去对恩来先生多有不恭，实在惭愧，还请多多包涵。”原来，张冲早年在上海滩炮制过“伍豪脱党启事”，以诬陷周恩来。之前又曾率特务按叛徒顾顺章的口供由南京赴上海搜捕周恩来，但一次次均告失败。 周恩来爽朗地笑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不是走到一起来了吗？还是向前看吧！” “是的，是的，淮南将恪尽职守，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张冲这番话，既像是对周恩来说的，也像是对自己说的。 会谈起初较为顺利，**中央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了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二、在特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不难看出，**中央作出了重大的原则性让步。在这─电文中，我们再也嗅不出多少**的气息。这是审时度势后的选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是以全民族的生存为最高利益而对党的利益的高风亮节的割舍。本党的理想、信念固然重要，但不能不服从全民族的最高利益。**当时就说：“此电发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托派必说我们投降，左派怕我们上当。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 据此，周恩来与顾祝同继续谈判，并陈述了**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意见。双方就**在适当时刻公开、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扩大民主、分期释放在狱的**员等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协议。 关于红军的编制，周恩来明确要求：红军拟编4个路军（相当于集团军）、12个军、40个师，以**、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路军总指挥。上设一个总指挥部，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对于这一方案，顾祝同表示不同意。 蒋介石在给顾祝同的电示中强调：“八师兵已在十万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今央派充。”顾祝同接此电示，对**能接受这一条件深表怀疑。 等了二天，才派参谋赵启禄约叶剑英谈话，叶剑英听完后。当即表示：“且不说什么主义，你认为红军编八个师十万人合适吗？”赵启禄答道：“这是蒋先生的意思。”叶剑英与赵启禄有私交，开玩笑道：“黄埔时我和聂荣臻教过的学生如今有多少个军长师长？蒋校长未免太厚此薄彼了吧？” 6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上，孔祥熙作政治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张群作外交报告。宋庆龄从1927年7月以后第一次出席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她在演说中批评道：“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内战期间，国力都耗费在内争上面，日本军团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跳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已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用包括**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此外，杨虎城、于学忠提出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的议案，督促政府尽快停止内战。两广的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李宗仁等9人提出保障言论出版自由、保护爱国运动、解放群众及加强救国运动案。 会议虽没有制定明确的抗日方针，但在国内政策上确认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等原则，部分地接受了**和国民党抗日派的要求。但同时，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根绝赤祸决议案》称：“……**入加入本党后，竟食誓言，在本党掩护之下，初则对本党阴分壁垒，继则对本党多方分化……演成两湖之恐怖，构成宁汉之痛史，北伐大业，几致停顿。又复言创立红军，破坏本党干部，鼓动阶级斗争，夺取革命政权。”历数**的“罪行”后，提出彻底取消红军和苏维埃。 **中央在此严峻情况下，被迫再次让步。周恩来提出的、得到**中央认可的方针里增加了这样的内容：放弃**信仰绝无谈判余地，但可以服从三民主义；取消**绝无可能，但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如果国民党改组为民族革命联盟，**可整个加入；军队改编人数可退至35万。 蒋介石笑了。在他看来，**一旦服从三民主义。政治障碍已基本消除。他命张冲带着新提议去西安和周恩来谈判。在这个提议中，蒋介石也作了一些让步，把改编人数加了一倍。8师变成了16个师。谈判中，周恩来提出红军最少改编30个师，上设─总指挥部。 张冲为了不无功而返，以蒋介石高级幕僚的身分，给周恩来透了这样的“机密”：“蒋先生一味压缩编别，并非轻视红军。只是怕其太壮大。我估计最多他只能答应编20个师20万人。” 周恩来道：“恐怕不行。淮南兄，现今主要障碍已经消除．多一两个师真的就碍了大局？此事最终要蒋先生定夺，不如就这么告一段落。” **接到周恩来的报告电，眉头舒展了许多。蒋介石不再纠缠政治信仰问题。实在让他意外。在一切竞技场上，再没有比发现对手的致命弱点更值得庆祝了。军队？军队存在人民之中，只要时机成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党能取得合法性和独立性，其它问题都不复存在了。他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把改编人数调整至30万。 两日后，**再电周恩来，指出谈判的中心是取得合法地位。“把红军数目夸张太大，使对方恐惧，对于我们亦不利。” **抓住了处理国共关系的纲。 周恩来与张冲就军队问题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30个师。周恩来、叶剑英与顾祝同、贸衷寒、张冲经过磋商，决定将取得一致的谈判结果形成文件。然后交蒋介石审核。 下午，这件文件像一个难产的婴儿躺在一张八仙桌上。 该喝喜酒了？是的，是该喝点酒了，但不是喜酒。老头子还没应允呢！这不是**一再让步，完全按蒋先生的旨意造出的孩子吗？他能不同意？别忘了，此一时彼一时！这酒还是叫解乏酒的好。 蒋介石再次食言，令贺衷寒修改协议再谈。贺衷寒当年是号称“黄埔”三杰中的一个，哪里不明白蒋先生的意思？两日后，他和顾祝同将修改得面目全非的协议草案推给周恩来。 周恩来拿着修改案拂袖而去。**中央书记处电示周恩来：“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针对两星期来国民党方面的步步紧逼，提出“应改换姿势”向之进攻“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的政治立场。绝不能迁就”。要“申明西安已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中央再电周恩来并转张冲：“顾、贺提案完全不能接受，因其带有侮辱性，已引起我方干部极大愤慨”，前次“周提十五条，关于国民党方面，我们认为不满意。关于**方面，亦当须部分修正”。因此“谈判须重新作起。两星期内周回延安开会。” 由此，谈判收效甚微，许多问题看来需与蒋介石直接谈判。**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由他向对方“申明杭州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于是，经双方多次秘密磋商，蒋介石电约道：“恩来兄22日至25日到沪再约地相晤。”这就促成了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西子湖畔的直接谈判，史称“西湖会谈”。 此时为5月下旬，沪杭公路上这辆黑色轿车仍在急驶。轿车里坐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和潘汉年。 此前，周恩来接到蒋介石的秘密邀请，遂经潘汉年和张冲共同安排的路线，由张冲陪同从杭州抵达上海，下榻于那家著名的新亚饭店。 一别上海多年，周恩来触景生情，感慨良多。当年，他置身中央领导核心，在秘密状态下纵横沪上，“伍豪之剑”令敌胆寒。而今非昔比，又要与老对手在特殊的领域进行一场特殊的斗争。 5月的西湖，正以她“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的妩媚姿色吸引众多的游客。而位于湖滨的“澄庐”别墅，也悄悄地迎来了蒋介石夫妇。 周恩来和潘汉年的轿车抵达西湖。张冲安排他们下榻于昭庆寺旁的“柏庐”别墅里。 一切安排妥当后，张冲告知：“委员长的意思，明天上午就开始会谈，地点是烟霞洞。” 烟霞洞，坐落在西湖南边的烟霞岭上，此地洞幽林深，岚烟袅袅，是个僻静的地方。难怪当年胡适爱在此读书养性，瞿秋白要来这著书立说。张冲也可谓好眼力，选中这“一角夕阳藏古洞，四周岚翠遥接村”的好地方，作为秘密会谈的场所。 次日清晨，车抵烟霞岭下，周恩来和潘汉年脚踩石阶青苔，耳闻鸟鸣莺啼，如约准时登临烟霞洞。张冲趋步迎上，把他们引进洞旁烟霞寺内。 “哦，恩来、潘先生来了，很好，很好。”蒋介石面带微笑，与**代表一一握手，寒暄，又做着手势说，“恩来，为了早日完成抗日大业，请！” 入屋落座，蒋介石心绪颇佳，指着侍卫刚上的茶水说：“恩来，请先尝尝家乡的龙井茶虎跑水。” 周恩来啜口茶水，点头称好。放下茶杯，问道：“委员长有何指教？我们想听听。” 蒋介石也不推辞，显得很爽快：“**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全国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紧接着，话锋一转：“但你们要检讨过去的决定，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而是与我合作，永远合作，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都好商量。” 凭着多年的了解，机敏的周恩来一下就洞悉了蒋的内心，明白他的真实意图在于“领袖问题”。周恩来开门见山，直入主题：“我们拥护委员长的原则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立场上的，决不能容忍投降改编之诬蔑。如果委员长决心抗日，**一定竭诚合作，决不谋取一党之私利。” “好的，好的，这些小节己不成问题。即使没谈好，也坚决不会再打。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几个月后都可参加嘛。行政区当然可以是整个的。不过，为了结各地方派有个交待，须由你们推举一个南京方面的人充当正的。15万人、15个师及指挥部都可以嘛。给养方面的问题，可告诉顾祝同解决。。”蒋介石很高兴。 但周恩来又严正申明：“我们承认委员长是全国抗日领袖，并不意味着我们丧失作为一个政党的独立性，如果说抗日是合作的基础，那独立则是我们的原则。” “这个……再谈，再谈。”蒋介石敷衍道。 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周恩来和潘汉年不卑不亢，据理力争；而蒋介石和张冲也步步为营，讨价还价。谈判进入了艰苦的拉锯之中。 接下来的几天，双方又易地再谈，几经交锋。**为民族大业计，又作了些让步；蒋介石也迫于全国抗日浪潮的高涨和为向各方有个交代，采纳周恩来的意见，提出要商量一个永久的合作办法。 周恩来问：“委员长有什么具体设想？” 蒋介石滑头地答：“我正在疗养身体，还没有具体办法，你回赣州先商量。”不过，他许诺说：“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我也决不再打你们！”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至此，国共有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取得了一定的谅解。蒋介石总结道：“过去合作的失败。双方都要检讨。这次合作─定要保证永久性，不能只计眼前。而且要计及将来：关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纲领，一个是领袖。你们听了我的，将如何处置你们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关系重大。在以往**所提方案中，这─问题被回避掉了。蒋介石到底是蒋介石，一下子就问到了根本。周恩来没有贸然答复。 蒋介石发话了：“那你回去商量出办法了再来见我。” 周恩来当即向赣州请示。 **其他领袖一听是这个结果，异常兴奋。在他们看来蒋介石只看到中国**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形式，要的是权力，这就很好对付。从策略上讲，完全可以满足蒋先生的权力欲。共产国际那里很好解释，因为它也同意国共合作的方针。因此。在他们看来，国共合作的成功即将分娩。周恩来电告蒋介石：“赣州方面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央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 就在西湖会谈将要结束之时，潘汉年收到了共产国际发自莫斯科的一份急电（潘汉年又是共产国际代表）。 次日，周恩来和潘汉年给蒋介石带去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委员长，我们已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苏联内务部已查到蒋经国先生的下落，并批准他立即返回中国。” 蒋介石忽闻此讯，惊喜交加，动了真情。尽管蒋经国有“不孝”行为，但关山万里，父子分离，音讯全无，今朝终有团聚之日了。他感激地说：“恩来，你是**最有理智、也最有人情味的同志。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请你们先开一张名单过来，查实后分批释放。”见此情景，首倡此事的张冲站在一旁舒心地笑了。 7月中旬，蒋经国船抵上海，**、周恩来还派李克农会同张冲到上海见蒋经国，希望他以民主思想影响蒋介石。 蒋介石又嘱咐张冲：“淮南，你尽快编制一套密码，交恩来带回赣州，以便今后直接联络。” 蒋介石尚寄和平希望于西方各大国。他接见美国大使詹森，差不多都讲得要掉眼泪了，美国人仍不为所动。再约德国大使陶德曼和法国大使齐雅会晤。陶德曼一屁股坐在日本的榻榻米上。齐雅给蒋先生讲了一个已经显得古老的故事：十四十五世纪之交，英国企图征服法国，最后败退英伦三岛。这则寓言表明日本也必败。蒋先生问法国有何高见，齐雅答非所问：“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蒋介石去向法国讨计策，实具讽刺性。60年前，它在普法战争中、在投降书上签过字，几年后，它再次向德国投降。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才暂时对“和平”绝望了。第二天，他电催**到庐山会谈。 这次随同周恩来上庐山的，还有陈赓、蒋先云这“黄埔双杰”。 蒋先云见到蒋介石时说：“校长，我们有几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些。” 蒋介石点点头说：“巫山，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蒋先云回答说：“只要校长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校长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 蒋介石又对陈赓曰：“陈赓，你瘦了。”陈赓对曰：“瘦吾貌而肥天下。”陈赓对蒋介石曰：“校长也瘦了。”蒋介石对曰：“国家如此，生灵涂炭，寝食不安哪！”陈赓曰：“身为一党一国领袖，校长瘦而天下更瘦，这是为何？” 蒋介石哑然。 先谈军事和边区问题。激烈的争执发生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蒋介石对这一点看得特别重，而且更向后倒退了。蒋先云道：“苏区抗日武装已发展到37万人，我们认为应编为10个军30个师为宜。” 顾祝同道：“统帅部认为，最多可编5个军15个师。” 蒋介石告诉周恩来：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 洛甫、**致电周恩来，指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 周恩来将急需确定的具体问题写成12条，其中包括洛、毛的上述意见，通过来美龄交给蒋介石。 蒋介石仍然十分强硬，在指挥权上寸步不让，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各师的管理直属行营；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选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为副主任。 **对指挥权问题看得更重。从红军初创时起，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没有了指挥权，**、红军还有什么独立性？他们还能够生存吗？在这一点上，**是决不会让步的。周恩来听了蒋的意见，当即严正表示：“蒋先生对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 鉴于蒋介石态度越来越强硬，国共谈判越谈越后退的情况，**开始冷静下来，重新确定自己的对策。根据抗日热潮已经形成的局势，**中央认为蒋介石已失去进一步讨价还价的资本。而己方也已退让到不能再退的地步，这时再以退让求团结已不是最好的办法，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改变自己在谈判桌上的被动地位。洛甫、**致电周：“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周恩来等随即离开庐山，飞往上海。21日，他们电告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在庐山，我们力争无效，遂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在华北全面开战，则《宣言》即可发表。并建议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着手改编工作。 再说蒋介石指望英、美、德、法诸国制止日本的侵华行动未获成功后，转而求助于苏联。但是，蒋介石既想得到苏联的援助，又忧俱苏联借机引来“赤化”，更使**如虎添翼，因此在同苏联的交往中犹犹豫豫，进进退退。他隐藏心底的一句话是：“倭祸亟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 与此同时，苏联也做出了与国民党接近的姿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为蒋介石准备了三份重重的礼物：一是不反对在苏联居住长达8年的蒋经国回国，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甚至据斯大林指示亲自安排他的回程。二是苏联同意向南京政府提供相当于5000万墨西哥元的贷款，用于购买苏联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技术装备。同意为中国培养飞行员和坦克手。三是，向中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苏联接受鲍格莫洛夫的建议，决定派遣艺术家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一外交姿态对于蒋介石，对于正在艰苦奋斗的中国人民是一种有力的声援。 季米特洛夫安排蒋经国到莫斯科，同蒋经国谈话时，季氏特别强调过去试图以苏维埃救中国的做法是错误的。**现在有诚意同蒋介石、国民党合作，团结抗日，因为蒋介石是“能干的战略家、杰出的政治家、中国最伟大的领袖”。 莫斯科明显地看到，“反蒋抗日”方针已经不适合中国国情，靠十九路军和红军建立一支军队的计划很难实现，因之让**依靠这支军队为后盾立即掌权已经不可能；而建立抛开蒋介石的统一战线，不仅行不通，而且引出了大的麻烦，把苏联过早地牵涉到对日作战中，显然是十?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77 部分阅读 了大的麻烦，把苏联过早地牵涉到对日作战中，显然是十分危险的。 既然国民政府是中国的正式政府，蒋介石并非没有能力抗战，莫斯科方面即苏共、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便决定让**立即在苏维埃化的道路上“刹车”，立即放弃中国苏维埃化的口号，惟恐**给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添乱”。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本着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电报的精神，直接地询问**，是否认为在苏区放弃苏维埃制度而转向在民主基础上实行人民革命制度的时机已经到来？这意味着首先，1。把苏维埃政府转变为人民革命政府；2。把红军变为国民革命军；3。大的中心城市保存苏维埃，但不是将其当作政权形式而是作为群众组织；4。放弃一切没收土地的做法。 接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询问**，是否认为这样的方针有利于团结全中国人民的力量来保卫祖国和建立全国性的民主共和国。电报的语气是商量，实际仅仅是语气而已。**几乎已经没有不同意的余地。 尽管如此，莫斯科并没有放弃对**的援助和支持。毕竟**是“自己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告诉**，已经为其拨出80万美元。今后还有补充援款继续拨出。 在此期间，国民政府要人孙科、陈立夫、王宠惠、张冲等先后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会面商讨两国缔约问题。孙科在会谈中，婉转地批评了蒋介石的对苏政策，说蒋以往在同苏联的关系上过于谨慎，但他本人和冯玉祥是想中苏关系积极化的。 “如果苏中关系发展太慢，这不是苏联方面的过错。”鲍格莫洛夫这样说。 王宠惠则直言不讳：“我们总是过于寄希望于英美等国。但是，美国是不干涉并完全拒绝某种集体行动；英国曾准备对日本采取集体行动，终因美国不同意而只好告吹；法国是友好地对待中国，但它不能没有美国而决定任何行动……现在我们要采取一切措施来改善中苏关系。” 眼见得时机渐渐成熟，蒋介石便亲自与鲍格莫洛夫就缔约问题举行会谈。蒋介石显得轻松而自信地说：“在不损害中国主权的条件之下，我在原则上同意与贵国立即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不过我想，是否有可能在互不侵犯条约之前签订军火供应协定？当然我是说，履行供应可以在条约签订之后。” 鲍答道：“如没有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军火供应协定就没有任何意义，至少两个文件要同时签订。” 蒋介石摇头：“这将使我处于非常难堪的处境。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条约将明显地作为军火供应协定的报偿。” 鲍大使持持上唇的一字胡。仍然坚持互不侵犯条约在先，军火供应协定在后。蒋介石无奈。只好允诺。于是，双方互相递交了条约草案。同时，鲍格莫洛夫向莫斯科报告了有关向中国提供军火的问题。苏联政府回电，特别强调一点：在签订条约的有效期内，南京政府不能同任何一个国家签订**条约，因为这种协定实质上带有反苏性质。王宠惠表示同意。 双方商定正式签订条约。中国外交次长徐漠来到鲍格莫洛夫处。寒瞳之后，徐漠称中国政府坚持同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军火协定。 鲍格莫洛夫一听就火了，一拍桌子：“蒋介石的这一立场会在莫斯科产生极不利的印象，并拖延整个问题。”他越说越气，冲着徐谟大声警告：“中国政府是在玩火！我根本不明白中国政府要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是同日本战斗的飞机或仅是书面的承诺？不清楚为何目的！” 他如此气恼，也是事出有因。原来他已获悉，昨天日本大使川樾茂返任来华，当即会晤了蒋介石。随后又同前外长张群进行谈判。苏方以蒋介石同时与日、苏谈判深感不满。 在徐漠告辞时，鲍还在嚷嚷：“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的条约可能作为交易品被利用，以便表明如果日本不让步，中国将如何如何，是不是？” 蒋介石闻讯，也气呼呼的，声明他绝不向鲍氏妥协。宋美龄、孙科分坐在他两边，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劝他。蒋介石还是说：“不行！日本、苏俄都想以中国为战场，以中国为牺牲品，不先得到军火的保证，岂能先签互不侵犯条约？” 宋美龄和孙科还是坚持劝说：“在自由主义的列强国家援助迟缓之际，而又要扩大抗日力量，还是应该迅速与苏缔约。” 慢慢地，蒋介石板着的面孔松开了：“好吧。但要告诉签约的代表，外蒙问题与不宣传**问题，应特别注重。” 当晚蒋介石邀鲍格莫洛夫谈话。他把上午徐漠的说法解释为一种“误会”，并告知已令王宠惠立即签约。晚10时，鲍格莫洛夫和王宠惠代表两国政府在条约文本上签了字。中国外交部对此发表谈话时，留了一个活口：“中国今日虽受外来极度之侵凌，不能不以武力抵抗武力。然酷爱和平为我国人之特性。今日以武力侵凌我者，苟能幡然觉悟，变更其国策，则我国人亦深愿与之签订不侵犯条约，共维东亚之安全，而谋人类之幸福……” 签约后，苏联向中国派来了“重量级”特使。 第45章：国共合作（三） 朦朦胧胧的南京城，长江边的一幢小楼格外引人注目。 此地名叫怡园。幽静的小院，有青松、槲树环护，两扇铁门紧紧地关闭着，门前有士兵荷枪站立。 在这座威严而又神秘的小楼里，住的不是别人，乃是苏联领袖斯大林派来中国的特使布柳赫尔。2天前，他飞越千里来到中国，要使从来没有放弃对立态度的两大党捐弃前嫌，携起手来，平复战争留下的累累伤痕，建设和平、团结、统一的中国，共同抗日。 布柳赫尔迈着轻快的脚步从住室中走出来，站到堂皇的客厅中。他高高的个头，虽然已经50岁了，身板还挺得笔直，一身戎装，胸前缀着苏联元帅的勋标。翘起的鼻子，浓重的眉毛，深深的眼窝里射出两道自信的目光。他从军后智勇双全，在苏俄成立后的国内战争中更成为功勋卓著的英雄。 作为20年代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亲自参与策划和指挥了北伐战争的加伦将军，他对蒋介石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蒋介石昨天会见他时，动情地说：“每当忆及加伦将军对我国的帮助时，我的感激之情总是油然而起。”这其实也是一种暗示，即希望能够与加伦将军再度共事，言外之意，便是缔结两国之间的军事同盟，以及迫使**让步。 加伦将军在南京约见了**方面的代表林伯渠和董必武。一开始，他就拿出他那雄辩者的姿态，微笑着说：“我是代表斯大林同志来促使中国团结的，决不会对党派有所偏袒，分配物资也不偏重某一方。**武装的组织和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蒋介石是全国公认的领袖，但他的政府不民主，需要改进，不过他对**的态度已变缓和，他同意我与你们会谈，也允许我必要时去赣州。” 林伯渠和董必武对望了一眼，乐呵呵地说：“好哇，我们代表**欢迎你去赣州，对你所谈表示赞赏。” 第二天，加伦将军请林、董吃饭。饭桌上，加伦将军热情不减，谈兴更浓：“国共合作，对抗战与国家都是有利的，**应取得合法地位，军事领导机构中应有**人员参加；苏联在远东要大力援助中国，给予飞机、坦克、大炮，还要援建钢铁厂、军工厂……但国共不团结，苏联要双方接洽，对军事行动有大妨碍；你们过去对国民党宽容忍耐，以国家为重，这是很值得称赞的……” “我将约王宠惠和你们举行三方会谈，有初步结果后，再与蒋介石谈，然后去赣州，求得双方合作的基础，蒋介石与**见面，发表宣言，两党便合作起来了。” 次日再谈，加伦将军换了一副低声小嗓，处处显出神秘：“告诉二位，蒋介石前两天交给我一份国共合作方案，我当场退回了。我想我要是**，也不会接受！” 林伯渠一愣，探问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 加伦将军的声音压得更低：“因人格关系，绝对保守秘密。” 董必武捋捋胡子：“你只打个比方吧！” 加伦将军瞅瞅窗外，将椅子挪近他俩：“他叫你们在前面打，他们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灭你们。我问蒋，为什么不可以并肩作战？蒋说，无适当人指挥。我说，我去！但我不是指挥，是作两军的连锁。于是，蒋只好起草新的方案。我告诉蒋，要马上行动，不能再等了……” 晚上，林、董二人给**中央起草了报告。**、周恩来接到林、董的报告，十分重视。**主持六届四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研究这件事。**分析道：“蒋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对国民党问题，加伦将军看得相当乐观。加伦将军如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同志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会议决定，对谈判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但可留点余地，不点蒋介石的名字。 在这段时间里，加伦将军亲手写了一份国共谈判方案，交给蒋介石修改。直至次日早晨，蒋介石才把修改好的方案用俄文打出来交给加伦将军。加伦将军于是乘坐飞机自南京飞往赣州。 飞机降落在宁都机场，公路上腾起一股烟尘。**和周恩来乘坐着用救护车改充的大轿车来到机场，后面紧跟着一队行色匆匆的士兵。双方握手后，就地进行了一次临时的仪仗检阅。加伦将军兴高采烈，在检阅时，竟异乎寻常地表演起红军打仗时的呼喊，情不自禁地跳起了欢快的俄罗斯舞蹈。 **笑了。他们乘上“救护车”离开机场，前往赣州。 第二天上午，第一轮会谈开始了。地点在赣州南门外交际处。**方面有**、朱德、周恩来，苏联方面有加伦将军及译员和秘书。这一次主要是听加伦将军谈。 加伦将军说：“今天所谈的一切请不要公布。我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讨论关于中国的事情。我这次来此，还得到蒋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我希望大家理解：苏联不愿意干预中国的内部政治，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共同合作，击败敌人与支持民主。在南京，我曾与蒋委员长详谈。他对我说希望与**得到谅解，承认**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他将考虑吸收**员参加军事委员会的问题。他承认有必要在公平基础上成立统一机构，在这种机构里，**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同样的待遇。这是一个简略的提纲，蒋委员长认为这个提纲是可以同意的。我愿意请**、朱总司令考虑以这个提纲作为谈判基础，并请建议增改不同意的地方。 接着，他拿起一份题为《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宣读起来：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中国**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 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 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当天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谈，主要是**发言。 **一路思索着，反复斟酌着各种想法。一坐下便说：“中国的事情很难办哪！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一个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政府。推迟这一改组，将引起国民党政府的崩溃，但委员长却正在阻止这一改组。” “有那么严重？”加伦将军摇头，并不停地用手帕擦汗。 “正是。”**请加伦将军抽烟，自己也点着一支，继续说，“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机构，而不在于**的存在。国民政府的军队已经没有作战能力了，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部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红军。关于薪饷待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饥寒交迫，走路都走不动，士兵月薪50元，只够买一包纸烟。我们的军队士兵吃得饱，穿得暖，走起路来蛮有劲。现在要我们拿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酬，那不是要我们军队也和他们一样吃不饱，穿不暖，走路都没有力吗？这如何使得呢？因此，应改造的正是国民党的部队。” 与蒋介石有良好私人关系的加伦将军脸色渐渐变了，话也变得不中听了：“毛先生，我听你的话，像听中国的敌人的声音！” **将抽到一半的香烟一下掐灭，不客气地反驳了一句：“加伦将军，我刚才讲的这些话，庆龄女士、宋子文都曾讲过，难道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加伦将军胳膊肘支在桌子上，脸涨得通红，说道：“为国民政府辩护，非我所愿之事。这些责备中国士兵的言论，是那些希望中国继续分裂的人们所散布的。我感到**所说的，和我们的敌人所说的，有相同之点。我想我们应该设法使中国的领袖们在一起冷静地商讨目前的局势，寻求中国各种力量团结的可能性。在我再去和蒋谈话之前，我愿**说明希望国民政府做些什么。我曾与蒋委员长长时间谈话，要他合理地采取有助于全中国利益的行动。我现在要求**给我一个声明，你究竟可以做什么？以便与蒋合作。” **说：“这个可以办。” 加伦将军接着说：“刚才**说话，有重复敌人所说的地方，这是不公平的。蒋周围的贪污腐化分子利用了他。**应当帮助蒋肃清这些分子。” **立刻抓住了这句话，说：“你承认那里有贪污腐化分子？” 加伦将军脱口而出：“是的。” **反攻了：“既然如此，将军不应该说我表达的看法是中国的敌人的看法。我所重复的是孙夫人和宋子文、孙科先生的话，我想重复这些人的话是可以的吧！说我重复敌人——日本人的话，那是不合事实的。” 加伦将军忙解释：“我的意思不是说日本人，而是说那些希望中国继续分裂的人。” **接着讲出一番道理：“正因为不切结，我们才谈团结，正因为不民主，我们才谈民主。如果中国已经团结，已经民主，那么又何用我们来谈它们呢？有两类人说中国不团结不民主的。一种人希望中国继续分裂，还有一种人希望中国团结民主，他们批评中国的缺点，但希望使中国团结民主。我的话决不反映前一种人，而是反映后一种人的意见，就是反映希望中国团结民主的人的意见。” 加伦将军说：“现在我们有一致意见了。” **继续自己的话题：“我们必须承认事实，中国缺乏两个东西：团结和民主。” “同意。”加伦将军面露笑容，“蒋、毛两位知道中国情形，当然非我局外人能比。以你们的智慧和你们掌握的材料，你们当能达成协议。我现在再问**，是否可以给我一个声明？” “将军所提的‘为着协定的基础’，有几条可以被充分接受。” “那么，就请**对此文件加以修改或增补。” 于是，**当场修改起来。蒋介石加在“进步和民主”后面的“程序”被去掉了，加伦将军说好；**提出在“服从命令”前加“一切有利于抗战，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民主”，加伦将军也赞成；**提出增加改组政府，成立“联合国民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加伦将军居然也同意了。 **把第二、第四条放在一起考虑，提出苏区的民兵游击队也是战斗人员，要求按国防需要规定其编制。加伦将军说：“有了联合政府，一切军队都要国家化，不要特别化，这一条如果放进去，反而会妨碍前几条的效力。” **说：“好吧，不提了。一切抗日军队皆应服从联合政府的命令，并应为联合政府所承认，这样改好不好？”加伦将军表示同意。 第五条，**改成了：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这样一来，国共两党就处在了完全平等的位置，而改变了过去只是要求国民党承认**的一主一从的局面。加伦将军似乎没看出其中奥妙，居然评价道：“修改得非常好！” **说：“就是这几条，为了让步不再多提了。” 加伦将军完全被征服了，当即表示：“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受到了**的热忱和智慧。我刚才误解了**的意思，后来明白了。请各位将我误解**的话，从记录上完全勾去。” **提出：“加伦将军回去以后，可以把我们所同意的要点征求蒋介石先生的同意。如他同意，那就非常好。” 加伦将军说：“如果**愿意见蒋先生，我将以苏联的国格来担保**及其随员，在会见后安全回到赣州。不管**、朱总司令或周副主席，无论哪一位到南京去，都将成为我的上宾，由我们供给运输，并住在我的房子里。” **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现在有苏联出面，加伦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如果事前取得一致，我见蒋先生的时候，就可以没有多大争论。就是说，在双方见面以前，实际问题早巳解决，这样的步骤比较恰当。” 加伦将军回到南京，似乎忘了周恩来在赣州的提醒，没有直接把五条协定交给蒋介石，而是派人送给宋子文和政府小组的其他人，要求他们转交蒋介石。 当天晚上，宋子文和王宠惠急匆匆地来到加伦将军的卧室。 “加伦将军，你被**的旧货单子骗了。国民政府永远不会答应**的要求。”宋子文开门见山地质问道。 加伦将军尚未反应过来，一脸迷茫。 宋子文接道：“你签的这份文件有太多的缺陷。**希望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实际上是要改变中国政府的名称。” 加伦将军不以为然地说：“这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很容易得到纠正。我认为，**的提议至少已经提出了一个基础，在此之上完全可以达成协议。” “不可能！”王宠惠大声道，“在这样的基础上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 “为什么不能？”加伦将军忽然想起了什么，“你们把这份文件交给委员长没有？我认为他是可以接受这份文件的。” 宋子文说：“我们刚从委员长那里来。他认为，在他没有承认国民党被**彻底击败时，不能组成联合政府。如果这样，必然会导致**控制政府的局面。” “那你们说该怎么解决？”加伦将军火了，“你们谈了几个月了，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你们不要骗**，你们说军队好，贪污腐化是敌人造谣，可是，**告诉我，贪污腐化的事，孙夫人、孙科都谈过，新闻记者也报道过，我看你们就是这样的人。你们说**不愿团结，我到赣州看毛他们都是爱国分子，提出的要求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共产的。他们是愿意团结的，我看你们才不愿团结。我不和你们谈，我要和委员长谈。” 第二天，加伦将军来到蒋介石官邸。蒋介石问候了他的情况之后，说：“你的意图是对的，但你同**订的这五条未免太宽了。” 加伦将军苦笑道：“你说太宽了，**方面还嫌它不公平呢！” 蒋介石说：“加伦将军，他们是在玩弄花招，得寸进尺。我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无法以这个东西作为谈判基础。” 加伦将军：“我想知道为什么？” 蒋介石：“这个五点建议与孙逸仙博士在遗嘱中为中国制定的程序相抵触。如果我接受这些建议，中国的形势就会雪上加霜。” 加伦将军：“我还是不能理解。” 蒋介石：“事情很清楚，他们这是要搞垮我！我和他们打了多年交道，我比你更清楚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他们是一些极端危险的分子。” 加伦将军：“我不这么看。他们要求团结比你们更加迫切。你们这么恐惧和他们合作，似乎只能表示你们的虚弱。中国内部不统一，局势无法好转。难道这样一个协议没有它的合理性吗？” 蒋介石耐心地解释道：“加伦将军，你和**签的这个协议，如果在国际上，可作为同类争端的解决办法为双方接受。但是，由于中国人特殊的心理，这么做就意昧着我和我的党彻底失败了。” 加伦将军：“这个建议你还可以修改，譬如采用两党、多党或党派代表组成政府，避免使用联合这个词，问题不就可以解决了吗？我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下，政府和**达成协议，将在政治上、道义上加强政府，而不是削弱它，这是防止崩溃的最有效办法。” 蒋介石：“中国不会崩溃的，我们虽然打得艰难，但这个协议不能要。不过，我们还可以商量出更好的解决办法。” 加伦将军：“周恩来同我一道回来了，你可以和他再谈谈吧！” 蒋介石：“先不谈，等我们拿出几条办法再说。” 眼看七八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周恩来电告**：“蒋在目前至多只能接受联合统帅部，请客式政府，决不会答复协定。我们须以联合政府及苏区委员会去逼求，最后关键恐在莫斯科。” 这几天，国民党方面已经研究出三条反建议。加伦将军两次拒绝转交给**方面。最后他只好接了下来。不过，他当场向王宠惠表态说道：“我只同意转交这个建议。你刚才说这个建议是由我准备的，代表了我公平解决问题的思想，这是不对的。反建议中，没有一个宇可以认为是我的，也没有一个字是作为我的公平调解思想而转送的。” 这天上午，在加伦将军的办公室，周恩来看到了国民党的反建议： 一、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期实现迅速击溃日本，及战后建国之目的，允将中国**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其军队各项军械及其他补给，与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并承认中国**之合法地位。 二、中国**应在抗战建国方面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并经由军事委员会将其所有部队，交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国民政府愿就中国**之高级军官中，选员参加军事委员会。 三、国民政府愿遵孙中山所倡导并经中国**表示拥护之三民主义，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中国政府。国民政府并愿采取政策，以策进步而促进政府之民主程序。兹依《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其他公民自由权利，予以保障。各该自由权利，仅受抗战期间军事安全需要之限制。 周恩来看完后，问道：“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 加伦将军一耸肩，两手一摊：“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稍停，他又解释说：“蒋委员长现在还是只肯承认**的合法地位，不愿承认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他们开始也不愿你们参加中枢机构，我说服他们接受了。至于联合政府，他们是怕你们插进一只脚，会把他们挤掉，我叫他们不用怕，他们却说我帮你们说话。不过，蒋告诉我说，他允许你们参加政府，但不愿写在这个建议上。现在看来，也许他们这个建议才是谈判的基础。” 周恩来苦笑道：“将军，你不了解情况，军委会的委员都是挂名的，不但没有实权，而且从不开会，冯玉祥和李济深就是例子。我知道得很清楚。此其一。其次，只要**只参加军委会而不参加政府，你知道，蒋委员长一切以命令行事，因而我们仍不能参加决策。” 加伦将军耸耸肩，也许表示不理解其中奥妙，也许表示无可奈何。 次日，周恩来在南京冠生园宴请于右任、孙科、左舜生、沈钩儒、张申府、章伯钧、李璜、冷橘、王昆仑、屈武、陶行知、郭沫若、邓初民、谭平山、鲜英、黄炎培等，报告最近国共谈判经过和昨天同蒋介石会谈的情况。指出：国共谈判的大门虽然没有完全关闭，但蒋介石对**提出的最起码的民主措施都不愿予以考虑，只想在谈判桌上向**施加压力，以“军事统一”为借口，达到“整编”**军队的目的。 蒋介石劳神费心，自从加伦将军促成的国共合作不了了之，**一直我行我索地干着。谈也谈不拢，撕又撕不破，双方都在拖延时间，调整部署。蒋介石最先想到的是武力解决。但是人民早厌倦了战争，如贸然再向**开战，定会失去民心。在国际上，美英苏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 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的原因，促使蒋介石踱到办公桌边，写下了这样一份电报： **先生勋鉴：倭寇逼凌华北，局势危急。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金陵，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蒋中正。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达到两个目的：其一，如果**拒绝到南京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加到**头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蒋估计毛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如果**真的来了，就给**几个内阁职位，迫使**交出苏区，交出军队。 **复电蒋介石：“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绘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短短的电文，回避了是否去南京这一关键问题。 蒋介石这时断定**不敢赴宁，决定假戏真做，把事情闹大，以获舆论上的优势，遂采取了以报纸发邀请电的妙计。他向陈布雷口授了一篇电文。次日晨，《中央日报》上赫然出现这样一个标题：《蒋主席再电**，盼速来宁共商大计》。电报曰：“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族迟迟未发，无不歉然。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看到报纸，大笑不止：“蒋介石要把假戏唱到底喽！果真以为我不敢去南京了！” **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和周恩来、王若飞等赴南京，与蒋介石谈判，与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央日常工作由张闻天负责。**这样披露心迹：“去，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陕北，第二步是川陕，第三步是湘鄂西，但赣南和鄂豫皖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南京是可以去，必须去。” **、周恩来、王若飞飞抵南京。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有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黄炎培、郭沫若等。飞机在金陵机场徐徐降落。《大公报》记者子冈作了这样的报道：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宁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蓝的布制服。到**、加伦将军一起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赣州来了九个人。 **先生，三十九岁，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几年前在井冈山的人，今天踏到了首都的土地了。” 当晚，**、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战地党政委员会秘书长邵力子的陪同下，由张治中官邸桂园应邀赴蒋介石的林园官邸出席欢迎宴会。作陪者有江苏省主席张群、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国民党中宣部长吴国帧、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青年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以及加伦将军。是日晚，**应蒋介石之请，在林园下榻。 次日下午，**与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商谈，并确定双方的谈判代表：**方面是周恩来和王若飞，政府方面是王宠惠、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蒋介石提出谈判三原则：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行法统之外。并表示一切问题愿听**方面的意见。当晚，**仍宿林园。 次日晨，**、周恩来从林园进城，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加伦将军等。**在南京13天，一面主持复杂而艰难的谈判，一面同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这日下午，**、周恩来来到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张澜担心地对毛、周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 **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张澜颔首，说：“蒋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转，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呀！”当晚，**等出席张治中家宴，于右任、孙科、邹鲁、叶楚伦作陪。四个陪客者，一个监察院长，一个立法院长，两个中常委委员。孙科还有另一种特殊身份：国父孙中山之子。 随后，**出席了加伦将军主持、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有宋庆龄、孙科、陈立夫、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300多人参加的鸡尾酒会。 这天下午，**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去柳亚子的寓所拜访。柳亚子早知**擅诗词，因而索句。**以手书旧作《念奴娇&mp；#8226；昆仑》相赠：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柳亚子展读之余，惊叹不已，称毛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手，虽苏、辛犹未能抗”。即席赋诗作答： 阔别羊城十一秋， 重逢握手喜宁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 遍地劳民乱倘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 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 一笑昆仑顶上头。 柳亚子得到**的《念奴娇》后，得意之际，邀来亲朋好友一起鉴赏。于是，这首词不腔而走，竞相传抄，一时间大有“洛阳纸贵”之势。后来，上海《新民晚报》将这首词全文照登出来，并加以“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的赞语，更轰动了金陵朝野。 蒋介石看到这首词后，十分恼火，焦躁不安。他对陈布雷说：“我看他**野心勃勃，想当帝王，称王称霸，想复古，想倒退。你要赶快组织一批人，写文章批驳他。要全国人民都知道，**来南京，不是为和平民主而来，他是为称帝而来。” 一时间，双方文营对垒，展开了一场“颂毛词”和“批毛词”的笔墨大战。按下不表。 数日后，周恩来、王若飞和王宠惠、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里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签字仪式后，政府代表邵力子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接着，**从楼上走下来，同在场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贺。 晚上，**、周恩来、王若飞到山洞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应蒋介石之请，**在南京的最后一夜又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78 部分阅读 表示祝贺。 晚上，**、周恩来、王若飞到山洞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应蒋介石之请，**在南京的最后一夜又住进了蒋介石的家里，二人长谈到深夜。 第二天早晨，蒋介石、**继续谈话。 蒋介石说：“苏区的问题，我不能再作让步了。” **说：“恩来留在金陵，《纪要》还没有解决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商量嘛。” 上午9时许，**在王若飞陪同下从桂园前往机场。临行前，他同桂园的工作人员和担任守卫的国民党宪兵热情地一一握手告别，向他们表示谢意。到机场后，他又同前来送行的蒋介石的代表及各界人士握手道别，然后登上一架草绿色的运输机。 2个小时后，**回到了赣州。他在当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道：“《会谈纪要》是蒋介石提议，由周恩来起草的，也采纳国民党方面意见略加修改。国民大会和苏区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如地方自治，还有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等。邵力子讲，不发表这个会谈纪要不行，你这么大的面子来了，就总得搞个什么。” 政治谈完后，深知军队重要的蒋介石对来到中国只有两个星期的加伦将军说：“斯大林在他对华政策声明中提到中**队的问题，现在应是整编军队的时候了。” 加伦将军因此时尚不知**的态度，故而说：“此事还不能列入我的日程。现在，停止冲突是主要问题，插入其他重大问题，可能会使局势复杂化。” 蒋介石不便再说什么，可并未放弃自己的打算，而是授意给了张群。第二天，张群就对加伦将军说：“成立一个军事小组，过去国共双方代表曾经讨论过，并且达成了协议，不过这个小组从未集会过，因为**未派出代表。” 张群又向周恩来提出建议：“应该建立一个军事小组，以便制定出办法，来整编中**队。” 周恩来明白这是蒋介石的用意，也知道**并不反对这个做法，所以表示态度说：“我们也赞成建立这样的小组。” 信守“国共同意我不反对”的加伦将军，当然乐意。于是，以加伦将军、张群、周恩来三人署名建议成立军事小组的备忘录，分别送到了蒋介石和**的手上，并且得到了他们的同意。军事三人小组正式成立，国民党代表张群，**代表周恩来，加伦将军充任顾问。随后，他们连续举行了6次正式会谈和会外协商，终于获得了一个方案。 当三人握手问好走进会议室时，桌上已放着中、俄两种文字书写的一份《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部队为**之基本方案》。方案的开头这样写道： 兹有政府代表张群将军及**代表周恩来将军，并由加伦将军充任顾问所组成之军事小组会议，经受权宣布：双方已就《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部队为**之基本方案》获至协议。 本军事小组会议，现正根据方案拟具详细实施之办法，并将责成向各军传达必要之命令，并监督其实施。 为减少整编期中之种种困难起见，上述各项办法，规定于8个月内逐步实施完成。 本方案之目的，在于减少军队支出，侮促进国家经济建设，与确立造成足以保卫国家安全之精练**之基础，并包括若干办法，保障人民权利不受军队干涉。 接下去是具体的内容，共分八条：第一条，统帅权；第二条，职责与权限；第三条，编组；第四条，复员；第五条，整编及配置；第六条，保安部队；第七条，特别规定；第八条，一般规定。每一条内，都有详尽的细节，兵力的人数，军官的配备，完成的时间，都写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按照这个方案，**部队在8个月内编成30个师，为国民党部队90个师的三分之一。 加伦将军、张群、周恩来三人端坐在各自的位置上，谁也没有去看面前的方案，甚至连扫一眼也没有。根本不用看，里面写了些什么，他们早就烂熟于心，而今天的签字，只不过是个形式，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 尽管这样，加伦将军还是高兴的。来到中国一个月，搞成了停战令，接着又搞出一个整军方案，这不是奇迹吗？当然，这中间经过多少困难和曲折，他是不会忘记的。 此刻，加伦将军禁不住扫了一眼“整军方案”。他心里有点疑问：**怎么会接受这个方案呢？在他的想像中，**的要价似乎会更高些。为此，他曾制定过一个对**更有利的方案，不过蒋介石没有同意。 在加伦将军原先制定的方案中，关键之处有这样三点： 中国陆军应编成野战部队及后勤部队。野战部队应包括由；个师组成之各军，再加不超过总兵力20％之直属部队。各军军长应经由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至各条款所定复员时期结束之时，作战部队应有40个军，包括120个师；每师人数不超过1万5千人。120个师中30个师应由**领导。 中国空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空军将接受来自**领导之官兵，使受飞行、机械及行政之训练，其比率至少占实力之30％。 中国海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中国海军将接受来自**领导部队之官兵，其比率将占总实力30％。 这即是说，改编之后，准予**陆军与国民党陆军成一与三之比，而海、空军是**原来没有的，**也向来未提过这种要求，现在突然可以取得30％的兵力，当然为国民党方面所料想不到。这份草案送到蒋介石手上，蒋感到非常诧异和震惊，马上请加伦将军来谈话，表示绝对不能接受。加伦将军赶紧修改草案，海、空军两点不再提出。 这个方案，**当时是不知道的。那么，**为什么同意了后来的方案呢？周恩来是这样说的：“整军方案是使中国人民的武装受束缚的，但也受保障的，这有它的两面性。在数目上，对我们是一个束缚，但也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规定要经过苏联装备，我们的30个师也包括在内……苏联人是想经过这些东西来控制我们，但这是否能把我们完全困死了呢？不会的。整军方案还有它好的一面，这就是地方自治。人民的武装是地方自治的东西，60个师只是用在国防上的。地方自治要依靠人民的武装的自卫，我们这里已经自治了，不再需要国家的军队来防匪了，这样就保障了我们解放区人民自己的武装不受国家军队的干涉。这样一看人民并不吃亏……在整军方案中，我们在军事上取蒋军的平等地位。蒋以他的统帅地位来压我们，但在谈判过程中，加伦将军来后，在地位上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与蒋军的平等地位，结果蒋成了一方面的统帅，而不是两方面的统帅。” 加伦将军再赴赣州。他没有想到，他在赣州会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一走出机舱门，他就看到机场入口处矗立着一座彩色的牌楼，横匾上悬着中、俄两种文字写的“欢迎加伦、张群、周恩来三将军！”的横幅。两旁的红色标语上写着：“国共合作万岁！”“中苏合作万岁！”舷梯下边，有1万多人的欢迎队列，最前边站着一排**的首脑人物。 一首专为加伦将军谱的歌在人群中响起：“我们称颂你的伟大精神，你用你的力量去扑灭战火。啊！加伦将军，我们尊敬你……” “欢迎加伦将军来赣州！”**操着湖南口音说。 “感谢**先生的盛意！”加伦将军笑容可掏。 这时，高亢、激越的口号声，在机场的上空飘荡。 加伦、张群、周恩来检阅了赣州卫戍司令部的仪仗队，又穿过手持红缨枪的自卫队和机关、学校的队列。走到哪里，都响起一片“坚决拥护和平决议！”“坚决执行整军方案！”“热烈欢迎三人小组！”的欢呼声。 应**和朱德之邀，加伦将军乘车向苏区政府总部驰去。 宴会正式开始。**起身端起一杯酒，举在半空。人们全部站立起来。**大声说：“我代表中国**中央委员会，向军事三人小组的加伦将军、张群部长、周恩来同志致敬！祝斯大林同志、加伦将军及苏联人民健康！请为和平使者加伦将军，为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伟大成就，干杯！” 加伦将军说：“我非常感谢这里的主人，感谢**主席及**各位领袖的热情欢迎和盛情招待，请为中国人民干杯！” 人们酒杯相碰，说着热乎乎的语言，在明亮的灯光下，绘出了一幅喜庆的画图。 接着，军事三人小组一行应邀来到大礼堂，参加歌咏晚会。 朱德致欢迎词后，加伦将军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发表讲话。他说：“朱总司令谈到关于中国和平民主事业与实行军队整编方案的困难，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幅员的广大、交通的不便与过去几年中国内部的对立，那么这种困难是不足为奇的。可是最令人惊奇的是最近短短的时期内造成了停战的局面，这种奇迹意昧着谅解和好意。它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现在我和张群、周恩来将军到各地视察，就是为了找出困难的原因和解决困难的办法。我们每到一地，都获得保证和平、恢复交通、让人民自由来往和生活的许诺。我今天从**那里再次得到保证，他说，**将用一切力量加速使各地情况恢复常态，周恩来将军也向我这样保证过。我感觉我们现在有把握前进一步，这一步就是最有意义的整编全中**队。这一步实现就可以使中国人民减轻负担，大批士兵恢复正常生活，这样就可重建中国，获得全球的尊重。” 加伦将军这样结束了他的讲话：“我这次有机会到延赣州，认识和会见**的各位领袖，深感荣幸。对你们的诚恳和友谊招待，特表衷心的感谢！”掌声经久不息。尔后，加伦将军欣赏了散发着泥土气息的歌舞。 第二天，和平使者即告别了赣州。 张群握着**的手说：“欢迎**到南京去。” “那里太热，我这个人怕热，还是赣州凉快。”**幽默地说。 张群大笑：“国共合作了，要开会，要商量建国大事，你一定要到南京去的。” **眨了眨眼睛：“那我就开会的时候去，平时住在赣州。” 站在一旁的《大公报》记者插话：“**准备什么时候到南京去？” **笑着说：“蒋主席什么时候要我去，我就去，像上月到南京去一样。” 加伦将军登上飞机舷梯前，对**说：“我在赣州过得很愉快，再次谢谢主席先生！” **摇了摇加伦将军的手：“我也再说一句，一切协定保证彻底实施。” 加伦将军的声音里充满了激动：“我相信，会是这样的！” 周恩来是最后一个登上飞机的，他紧紧握住**的手，说：“请您保重！” 中国**在国民党统治区取得合法地位后，需要在各地设立公开的办事机构。南京谈判中，国民党同意**在南京、上海、北平、南昌等地设立办事处。以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又先后在武汉、长沙、兰州等地陆续增设**代表团办事处、通讯处等机构。 **早就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自己的报刊。周恩来在庐山和南京谈判过程中，同国民党几经磋商，终于达成了**可以在南京出版机关报《新华日报》和机关刊物《群众》周刊的协议。周恩来、朱德还在南京探望了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请他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于右任欣然同意。 周恩来根据与蒋介石达成的协议还要求南京方面释放在狱中的**员。他和叶剑英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看望被捕的**员和爱国人士。当天，将夏之栩、熊天荆、王根英三人营救出来。随后，陶铸、钱瑛等也分批获释。这段时间内，周恩来还到北平会见了叶挺，请他出面来做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的工作，叶挺欣然应允。 经过前后几个月艰难曲折的谈判，在客观形势发展的推动下，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当年的10月19日是中国传统的重阳节，也是传说中轩辕黄帝乘龙升天的日子。为了祭奠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轩辕，国共两党分别派出张继、林伯渠来到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举行祭祀活动。表达团结御侮的决心。在黄帝陵前，张继、林伯渠和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等相互问候，合影留念，颇有合作抗日的气氛。林伯渠代表**、朱德所致祭辞更有特色，像一篇声情并茂、言简意赅的政治宣言。 辞因：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胃衍祀绵，岳峨河洁。 聪明睿知，光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 越数千年，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墟； 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做，敌欲岂足； 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 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 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屡俱奋； 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 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 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 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 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 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当时、日本对于中苏接近极度警觉，竭力张开情报网，以图摸清苏联对中国援助的实情。据所获情报，由苏联经库伦（乌兰巴托）已向中国华北运送了战斗机了2架，轰炸机5架，侦察机2架，以及许多装甲车、大炮、弹药。此外，日本惟恐因中苏接近而强化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影响力，对此十分警戒。 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顺利实现，国民政府也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和军火协定，比历史整整提前了4年。中国提前结束了内战，避免了百万精锐官兵的伤亡（红军的反“围剿”和长征，两广军阀与蒋介石的开战、四川等地方军阀的混战等等）。更重要的是，中国工农红军不是以历史上的3个师、而是以30个野战师的强大实力投入了抗日战争，而且武器装备精良得多。这些势必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无比沉重的打击，中华的历史走入了新的一页。 叶挺和蒋先云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谋划已经完成实现！ 第46章：铁军北上 国共两党的合作谈判和中苏两国政府的谈判同时在密锣紧鼓的进行，但远在北平的叶挺却顾不上这些，当务之急是要挽救长城一线的危急局势。到3月底，长城战事已经逐渐稳定下来，叶挺屈指一算，历史上关东军休整一个半月后，到5月中旬才恢复战力，重新在密云、滦河方向发动进攻。而现在关东军承受的损失大于历史上数倍，要再启战事可能会到6月左右。自己必须利用这两个月的宝贵时间，调动两广十万大军北上，才能取得有利态势。 国共谈判虽然磕磕碰碰，但好在**内部没有多大阻碍。在邓文仪的游说下，蒋介石终于同意两广军队北上。这样，除了已经装船并即将抵达天津的坦克、火炮等重型部队外，两广3个军的10万步兵部队立即在火车站装车，沿粤汉铁路、平汉铁路北开，空军部队则运送要员和重要物资在广州和北平间穿梭飞行（中间在汉口机场转场）。 此次北上的3个军是： 十九路军第4、11军。 第4军的军长薛岳，下辖第12师（师长李汉魂）、13师（师长邓龙光）和90师（师长吴奇伟）。 第11军的军长黄琪翔，下辖张炎的49师、梁华盛的92师、翁照垣的161师。92师原是东北军吉林保安部队。 北上的4、11军均为日械装备（考虑与日军作战有一定缴获可补充），统一由十九路军前敌总指挥张发奎统率。已在北平的叶挺为参谋长，负责具体谋划。 广西方面出动的是第8军，辖第22、24、42师。桂军是杂牌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7军更是号称“钢军”，**中一直就流传着“川军、滇军、黔军是只羊，湘军是头狼，桂军是虎又是狼！”的谚语。第8军的军长廖磊，乃新桂系“李白黄”三大首脑人物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时人对新桂系“四大金刚”的评价是：黄旭初：“剑胆琴心”；李品仙：“贼胆薰心”；廖磊：“孤胆苦心”；夏威：“赤胆忠心”。廖磊原是湘军唐生智的部下，后来转投新桂系，时人称呼为：“廖磊将军治军严明，与官兵同甘苦，勤政爱民，视吏民如弟兄，威德兼施，刚柔并济。平时不苟言笑，言出必行，力行贯彻，不成功不止……”，作战也非常勇猛，号称虎将。历史上抗日战争中他率桂军经营大别山，与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关系极好，与**有良好的合作。不幸去世后，**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董必武等均送花圈致哀。本来桂系原以刘士毅为第8军的军长，叶挺通过李济深、、蔡廷锴、张发奎等的关系，促成廖磊接任。8军下辖的3个师中，22师的师长覃连芳；24师的师长苏祖馨（24师即后来著名的172师，乃“钢军”第一主力，号称“桂军之花”）；42师的师长莫德宏，均为桂系悍将。 由于日本推行“华南大亚细亚运动”，与桂系合作年余，所以桂军也有大批日械装备，此次全部调剂给第8军。第8军是桂系新成立的部队（历史上只存在了很短时间），桂系的老本7军和15军（15军即后来著名的48军）则留守广西。 两广10万大军北上海陆空三箭齐发： 平静的海面象一块平滑的蓝锦缎子，汽笛鸣响的声音惊得海鸥上下翻飞。 美国货轮“乔治亚”号作为船队的先头，巨大的烟囱冒着滚滚浓烟，从香港起航前往天津美租界。一个多月的航程已经接近尾声，远处已经可以看到灰蒙蒙的陆地，低矮破烂的房屋间散落着几个烟囱，时断时续地冒着黑烟。张着破旧的船帆的渔船在远处缓慢的前行，看见这列庞大的船队就远远地避开，生怕给浪沉了。 乘坐美国货轮先行北上的，是周士第的机械化师部队。这也是唯一不受国民政府限制的途径了，机械化师将作为十九路军的先头部队首先赶到战场。 前面就是大沽外海，不远了。周士第站在船头甲板，船头将波浪撞的粉碎，海风将咸湿的海水星星点点的扑到他的脸上。 一艘日本远洋巡逻舰挂着旗耀武扬威地开过，光着膀子的日本水兵在甲板上向“乔治亚”号哇里哇啦地又蹦又叫。幸好是美国货轮，如果是中国船只，日本人肯定要借机挑起“事故”了。周士第狠狠地啐了一口，转头回舱。 打扮得象个南洋阔商（乘坐美国船须穿便服）的炮兵旅的旅长蔡忠芴正在二等舱里跟打扮成跟班的第7装甲连的连长高常胜闲谈。第7装甲连是主力连，总共180多人，基本上由知识青年组成，许多是军事骨干。 货轮总算摇摇晃晃地在大沽港靠岸。派来接应的华北军分会的联络员们还真是那个劲，因为是在美租界，他们只好便装打扮，穿着大马褂，歪戴着礼帽，油光光的中间分片瓦片头，一口纯正的天津腔，就差斜挎个盒子炮了。 庞大的船队开始卸货。由于叶挺给码头拨了专款，许以丰厚奖金，所以无论工人和工头都干得欢，大批重型装备源源不断卸下码头：美制50辆M24式坦克和50辆T4式战斗汽车，日制72辆92式重型装甲车，德国制造的150毫米榴弹炮12门、105毫米榴弹炮36门，75毫米博福斯山炮36门、37毫米反坦克炮72门、日本制造的105毫米榴弹炮36门、75毫米野炮108门、75毫米山炮48门、37毫米速射炮（即反坦克炮）48门，50门瑞士厄利空20毫米高射机关炮、50门瑞典博福斯40毫米高射炮，以及大批弹药、油料、物资…… 在码头亲自督导卸货的叶挺看着货轮尾舱源源不断吐出的庞大装备，不禁十分感慨：这可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机械化部队了，发动一场局部“闪电战”不成问题。正如先云说的，只要战略思想领先，就足可制敌先机。 周士第跑到穿便装的叶挺面前，开玩笑地说：“老团长（周士第曾是叶挺独立团的营长，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好久没见，北方白面没把你养肥啊？” 叶挺苦笑道：“战事如此吃紧，忧心都还来不及，你看我这样子，能肥得起来么？” 跟着把周士第引见给军分会的参谋长黄绍竑：“来，周师长，这位就是黄绍竑将军。季宽，这位是我的老搭档周士第，字力行。” “啊！久仰大名，铁军虎将嘛，与黄军长（黄琪翔）并称‘虎鹤双形’……”黄绍竑与周士第热情寒暄。叶挺又与老朋友蔡忠芴和机械化师的两个旅长谭启秀、余华沐打招呼，黄绍竑则留心机械化师的装备，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早就闻说十九路军大换装，但没想到装备这么精良，毕竟是德国、美国、日本来的，一律簇新的武器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令人目眩。 周士第还担任为两广军队建立华北前进基地的重任。前进基地设在通县，规模宏大的海运不仅震惊了华北军分会的将领，也惊动了一些不想惊动的人。从海运的第三个晚上开始，通州兵营的警卫就由十九路军的战士担任，李金波的特种部队或明或暗在兵营周围不停兜圈子，发现可疑人等立即拿下，交军分会反谍处审查。 这晚队长周强放心不下，连夜在兵营一带巡查，细心的他果然最先在兵营旁边一个山包的草丛里发现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俩小子偷偷摸摸看见有人来急忙钻到草丛里想躲过去，谁知早被眼尖的战士发现。冲上去大喝：“什么人？” 其中一个见躲不掉了，拔出手枪就要打，另一个战士见状抽刀扑上前一刀下去，连手掌带手枪一起斩落。这家伙痛的用母语大声嚎叫——原来是个日本人。真是冤家路窄，班长最后没拦住，脆生生一顿嘁里垮嚓，一阵刀光闪过。最后战士们只好架着汉奸（没见过这么砍人的，吓得走不动了），拖着被砍的七零八落的鬼子尸首回队部报告，鬼子身后留下一条血道，拖到队部只剩下半截子，结果给李金波好一顿臭骂。 汉奸腿软的不行，一见到官长知道有救了，急忙跪到泥地上倒豆子一样啥都招了。队长周强俘虏政策掌握的不太好，趁着李金波出去的机会好不容易准备下的辣椒水老虎凳楞是没用上，气的直翻白眼。 “你说你是驻天津的鬼子派来的（天津为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所在）？” “是、是、长官，我叫张德彪，那个——”一指后边那半截子：“叫木谷一郎，是皇军侦……” 裸着袖子的特种队员小张上去就是一个嘴巴： “什么狗屁，你也配姓张，别说爷爷听不懂的。” “是、是、不敢姓张、不敢姓张，那个木谷一郎是皇、”急忙啐了一口，自己狠狠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是鬼子中尉侦察参谋官，这几天我们一直呆在天津和大沽打探情报，一路找到这里来的。” 一见小张又要打，急忙叩头：“句句是实，句句是实，小的不敢，老总饶命，老总饶命。” “嗯”，李金波想了想，对小张说：“送反谍处吧。” 李金波对小张说的声音小，张德彪听不明白，见小张右手拎着刀，左手来拉他衣领。杀猪般得叫了起来： “饶命呐，饶命呐，我也是被逼的啊，总爷，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啊，总爷……” 张德彪给押走了，李金波却被他最后那句话触动了痛处，沉默良久，长叹了一声。 空运的任务也很繁重，主要是一批不能见光的“绝密武器”不能暴露，用火车运送风险太大，所以一律由飞机运到北平西苑机场（这个机场保卫最严密，当时日本人一般比较注意华北最大的南苑机场）。5架法国大型运输机（有1架在前面提到的绝密任务中损失了）、广东空军原有的20架中小型运输机分成两班，分别从白云、天河机场陆续起飞，先起飞爬高到6000米再向北，途中汉口加油，经过前后5个多小时的连续飞行，每两架一组降落在西苑机场，第二天深夜再空载长途跋涉返回广州。第三天夜里又满载着飞到北平。 代价是昂贵的油料和时间，一个航次也要耗费几千升燃料，幸好华北军分会属下的东北空军已经几年没有作战，积存了大量航空汽油，因此广东空军的飞机可以全部装货，在西苑机场添加燃料后返航。 广东空军第1、3大队的60架战斗机、轰炸机、攻击机和侦察机也通过汉口转场，以西苑机场为基地。东北空军原有的30架旧式飞机由西苑机场转到南苑机场，频繁起降，以迷惑日本人。 连续的大规模空运共飞了350多个航次，用了30多万升汽油，把广东空军油库耗得见了底，新建的茂名炼油厂还未投产，空军压力太大叫苦不迭。空军运输部队损失惨重，虽然没有跟日本空军遭遇上——先后3架运输机在降落滑跑时发生事故，一半以上的飞机经受不住这种频繁高强度、恶劣起降条件的摧残，要进厂维修保养。人员也极端紧张疲劳。 火车的运送相对正常，虽然蒋介石开了绿灯，粤汉、平汉铁路当局全力配合，将能调用的车皮几乎都用上了，但由于中途要在武汉转运（当时还没有长江大桥），耽误了不少时间，故步兵部队只能陆续抵达，进度缓慢。叶挺心急如焚，唯有寄望日军的再次进攻能晚点发起。 冯玉祥作为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手下聚集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军分会参谋长黄绍竑、第2集团军总司令张学铭，以及军长宋哲元、商震、徐庭瑶、王以哲、黄显声、于学忠、何柱国、莫雄等众多将领，20多万军队，只是缺钱缺枪，已经发电报给上海、广州、广西方面号召募捐。正在此时，张发奎代表两广送来大洋100万元，真是雪中送炭，冯玉祥大喜，当即召集将领摆宴招待两广将领。 当即言谈尽欢，酒过三寻，冯玉祥拉着张发奎的手感慨不已：“向华贤弟，唉，国家当此不幸，蒋公居然危坐南京，令我华北大好河山即将陷于敌手。实在是……” 众将唏嘘不已。看着冯玉祥斑白的头发在灯光下黯然颤动，张发奎安慰道：“焕公也不必过分伤神，抗日乃头等大事，焕公北方领袖，登高一呼，必将令国人竭诚拥护。我两广定将竭力襄助，此番我等前来，就是与众位商谈共同抗日大计。” “得两广如此大力协助，真是要请贤弟代我多多谢上任公（李济深）、如公（陈铭枢）、德公（李宗仁）等西南领袖。唉，以前粤桂连年血战，打得难分难解，你们跟他们……” “哦，那是以前，现在两广联合亲密无间，钢铁联军联袂北上，廖军长可以作证。”张发奎指了指廖磊：“抗日之责，人人有份。我西南也不甘落后，欲组两广子弟兵与贵军组成联军，共同抗敌，还望焕公不弃。” 冯玉祥喜出望外：“那当然再好不过了！” 冯玉祥一片赤诚，张发奎看在眼里，笑道： “我等只要能为国出力，得以持鞍坠蹬就心满意足。” 军分会众将领立刻一片过谦、赞颂之声。他们都是豪爽的北方人，性情耿直，面露真诚的喜色，被来自南方的一腔热血深深感动。 在冯玉祥等爱国将领的号召下，平津及华北等地的爱国青年和学生纷纷涌向征兵点，华北军分会武装力量迅速壮大。6月初，军分会第一次召开了军政大会，冯玉祥、方振武、张学铭、杨杰、黄绍竑、邓演达、张发奎、叶挺，以及**北方局的代表宣侠父和张慕陶等都出席了大会。会上通过了抗日纲领、军事问题、财政政策等数个决议案。 会场上情绪激昂，各路将领穿着各式制服慷慨发言，痛斥日本狼子野心，引来阵阵喝彩。穿着长袍马褂的地方代表们唯唯诺诺，暗自计算着得失。 第47章：引君入瓮 北平北郊，密云九松山（现在的密云水库附近）。 几辆汽车卷着华北的尘土，来到山脚停下。北平军分会的首脑们和下属各军的军长下车后走上山顶，只见辽阔的蓝天、流云、远山、叮咚流淌的小河，好一派北国的初夏风光！张发奎、薛岳、黄琪翔、廖磊、周士第、蔡忠芴等刚刚来自南方的将领仰望着蓝蓝的天空上粼粼的白云，大口大口呼吸着华北大地甘冽清醇的空气，好不惬意。 军令部次长杨杰指着周边的地形说道：“诸位请看，从密云直到北边的石匣镇、南天门，是一片低洼的谷地，这里又正是长城向北的突出部，兵法上乃一块典型的死地！我的意见，实行后退配备的战略，在这里即九松山一带构成一个口袋阵地，周密部署，适时放开南天门阵地，诱敌深入，一举歼灭！” 军分会参谋长黄绍竑摇头道：“把敌人放进长城，风险太大！南天门外的古北口一带，有日军1个师团的兵力，如果放其进入长城，占领密云，我们是否有力量和把握将其全歼？如果吃不掉敌人，让敌人杀出密云南下，距离北平不过百余里，我们能否挡住？届时华北震动，平津危急，我们数月长城血战才勉强挡住日军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甚至弄巧反拙，那才是真的自毁长城！我认为，前一段时间我们既然能挡住日军的进攻，不妨继续利用长城和燕山的有利地势消耗日军，等敌人筋疲力尽，再利用两广精锐突然发起反攻，将日军压出古北口，再直出滦平，收复热河，这样稳妥得多。” 东北军的军长们都觉得这样可行，暗暗点头。 冯玉祥松开军装下摆没打武装带，活脱就是普通一兵。这时他说：“我们是否把目光放远一点，不要局限于南天门、密云一线？与以往不同，两广精锐陆续抵达，大量坦克和装甲车已进抵通县，我们手上还有4个骑兵军，我看不如把装甲部队和骑兵混编成一个大集群，利用速度优势和察哈尔草原的平坦地形，秘密运动到多伦，再向经棚、林西出击，直出赤峰、叶柏寿（建平），将热河的日军全部合围并歼灭之。” 张学铭脱口赞道：“好！焕公大气魄！如此不但可一举解决长城、热河战事，还能乘势而下辽西，卷击辽河流域，东北光复指日可待！不知择公和张总指挥意下如何？”作为东北军的代表，冯玉祥这个方案很对他的胃口。 张发奎道：“我们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一切听军分会决断，坚决执行就是。” 邓演达却冷静说道：“还是听听希夷的见解吧！” 众人连忙把目光集中到叶挺身上，急切想知道他的想法。毕竟，自淞沪到长城，叶挺是唯一保持了对日军作战长胜的名将，他的意见举足轻重。 说实话，乍一听到冯玉祥的计划，叶挺不禁一振，为其恢宏的气势所鼓舞。事实上长城抗战前，还在张家口的冯玉祥写给张学良的信中，就提出了集中几个骑兵军从察哈尔直出热河西部卷击日军侧背的建议，如今两广机械化部队开到，这一计划似乎更添胜算。冯玉祥能有如此超卓的见识，不愧为北方领袖人物。但从实际出发，叶挺不能同意这一计划，但冯玉祥作为军分会委员长，必要的权威还是要维护的。 于是叶挺说道：“焕公之计大气磅礴，我辈自愧不如！只是焕公有所不知，这装甲部队虽然威力巨大，机动力强，但也十分娇气。比如，坦克每行驶几十公里就要调整一次履带，而且发动机故障率也比较高，而我军的维修能力也不尽如人意，这一点与马匹仅需草料和水就可长途奔袭远不能相比。如果从察哈尔草原迂回，路途长达数百公里，这样高强度的行军，只怕坦克早就趴窝，肯定跟不上骑兵打鬼子了。热河西部林西、丰宁一带，有鬼子1个师团和1个骑兵旅团，我们仅靠骑兵，是打不动的。” 冯玉祥恍然大悟，说道：“那希夷的意思呢？” 叶挺道：“以我军目前的装甲机械化水平，出击距离以百里之内为宜。我赞成杨次长的意见，在密云布下一个口袋阵，将日军引入而聚歼之，就是引君入瓮。” 杨杰大喜：“我只是提出一个框架，具体还要请希夷谋划。” 26军的军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79 部分阅读 而聚歼之，就是引君入瓮。” 杨杰大喜：“我只是提出一个框架，具体还要请希夷谋划。” 26军的军长肖之楚道：“我还是觉得这一计划冒险。南天门外日军第8师团战力很强，我军的装备和素质都难与日军相比，两广军队再厉害，能挡住就不错了，去年十九路军在上海最终不是以退却而告终吗？如果吃不掉敌人，反而会崩了自己的牙。我赞成黄参谋长意见，依托长城稳守反击，如果能收复承德，就可以给国人一个交代。” 26军是新调入北平军分会的部队，属于中央军旁系。该军是由北洋时直系第15混成旅与原革命军方振武第5军一部合编而成的，隶属第十六路军。该军下辖：第44师，肖之楚兼任师长；第97师，孔令恂任师长；独立第4旅，王金镛任旅长。26军历史上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不错，不过原军长肖之楚作战中有保存实力之嫌，第二次长沙会战时，萧之楚最先挡不住日军，之后又导致74军失去侧翼掩护，薛岳建议枪毙萧之楚，但由于萧之楚原为西北军出身，蒋介石决心拿自己的嫡系开刀，让大家无话可说，于是枪毙的是74军58师的师长廖龄奇（后证实为冤案平反）。丁治磐接任26军的军长后主战较为主动，几次会战都充当主力，抗战后该军更是与第3快速纵队合编，作为装甲突击部队使用，在著名的鲁南会战中被粟裕指挥的华东解放军全歼，华东解放军还利用此战缴获的坦克、装甲车、榴弹炮和汽车组建了特种兵纵队。从这个意义来说，26军又是一个“运输大队”。 由于26军在即将展开的歼灭战中肩负重任，所以叶挺也没有与肖之楚计较，只是解释说：“光复承德固然将是重大胜利，但我们作战的目的，主要是消灭鬼子的有生力量，因此必须打歼灭战，还要打得干脆利落点，打出威风，务求全歼。自九一八以来，中**队还没有全歼日军1个师团的先例，此战如果成功，必将大大振奋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对全国的抗日局面也是一个绝大的改观。北平军分会就不仅是在为华北地方驱逐日寇，而将成为全国抗日的一面旗帜，对南京政府下决心结束内战、一心领导起全面抗日也是一个推动。长城与燕山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当然这肯定会是一场硬仗，那又怎么样，况且日军绝不会想到我军有如此胃口，防卫不严，我们有机可乘。日军的优势在于援军较近和士兵作战经验丰富。而我们两广军队的单位火力强于日军是肯定的，广大官兵求战心切，士气鼎盛。只要部署得当，取胜并非全无希望。所以我的意见，密云这一战必须打，放弃这个改变战局的转折点，才是最大遗憾。” 叶挺平静地讲述完自己的部署，坚定的目光直视冯玉祥和邓演达。冯玉祥显然被叶挺的计划打动了，张学铭显然还在犹豫——毕竟两广联军的实力让他担心啊。 肖之楚理解北平军分会内部的微妙关系。军分会属下的部队，以东北军、西北军和两广军队为主，这里中央军才是“杂牌”！他望了望17军的军长徐庭瑶，希望得到这位蒋委员长特别看重的嫡系军长的支持。 哪知徐庭瑶奋然道：“焕公，卑职支持叶参座！” 众人一片哗然，叶挺悄悄地长出了一口气，邓演达沉思的眼光冷静地注视着徐庭瑶。 “我们名为北平军分会，将士却来自五湖四海，必须以一场完胜振奋士气。只要日寇在我中华一日，抗战之责不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死何足惧？我徐某哪怕粉身碎骨，也要激起全国抗战之同忾！” “月祥（徐庭瑶字月祥），日军悍勇，装备精良，以我疲弱之师送入虎口，恐怕不是擅兵长计吧？！”肖之楚冷冷地道。 “景湘（肖之楚字景湘），大敌当前，人人惧死，国家何在，民族何存？” “抗日非一日之事。奋匹夫之勇，轻易置数十万热血将士生命不顾，岂是良将所为？” “哈哈，徐某固知抗日非一日之事，只是民众蒙昧，高层惧死。日寇欺我华夏不齐心，方敢肆意胡为。徐某愚鲁，确非将才，景湘兄自可统兵压阵，为徐某收尸。”徐庭瑶慨然长笑，力战之心已决。 “你——”肖之楚气得满面通红。 一直没出声的税警总团的总团长莫雄冷静的道：“叶参座所言虽然用兵极险，但一旦出敌不意，也可能是绝佳的妙棋！若我示弱退守顺义，而以装甲精锐趁敌立足未稳奇袭敌之后方，尚有取胜之机。只是军分会属下中以两广联军装备最为精良，主攻非张总指挥莫属。” 张发奎当即朗声答道：“向华不才，愿向焕公请命主攻！” 冯玉祥终于下定决心，对叶挺说：“作战计划就请希夷费心了。” 叶挺道：“细节还未完全想好，大致如莫总团长所说，我军稍战即放弃南天门、密云，主力退守怀柔、顺义至北平一线，以顺义牛栏山为主要抵抗阵地阻住日军进攻，再以装甲部队和骑兵断敌退路，各路大军对日军逐步合围，聚而歼之。其中关键是出敌不意，发挥坦克和骑兵的速度优势。当然，最关键的是取得制空权，否则一切免谈。” 邓演达担心地问道：“希夷，打败日本空军有把握吗？” 叶挺爽朗地回答：“已谋划好了，对日本关东军航空队来一次‘空中闪电战’，当可一举取得空中优势。” 一众将领原本最担心日本空军肆虐，地面作战被动挨打，如今叶挺担保能夺取制空权，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冯玉祥爱民如子，问道：“放弃密云，是否事先将密云百姓撤离战场，否则，即使不被日军屠杀，也会被我军炮火误伤。希夷可有办法？” 叶挺苦笑道：“焕公，这是没办法的事。我们一定要做到使日军认识到我军是精疲力竭，被迫放弃长城退守顺义这一北平最后防线，如果事先撤离百姓，日本人在北平周围眼线密布，势必会引起怀疑，我军计划就有落空可能！唯一的办法，是撤退时以在牛栏山一线大规模修筑二线阵地为名，征调密云的青壮年前去修筑工事，如此尚能保存一部分百姓。” 冯玉祥想想也是，只好同意了。 且说关东军在长城一线受阻，下一步如何打？日军内部又有所争论。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认为战争的“扩大与不扩大要对时间、地理、兵力三方面进行考虑，如时间能缩短，地域和兵力的扩大都可认为是次要的，时间的延长才是大忌”。东京方面对扩大长城战事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为向东京上报与此有关的事项，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元帅决定让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面奏天皇。5月13日，关东军司令部将上述内容以电报向中央部报告后，5月17日接参谋本部庶务课长来电，内称：“24日陛下赐见，可能垂询长城作战问题，应做准备。”冈村宁次“推测并且直感到，由于长城作战已触到了东京最上级机关的痛处，因此，必须把不得已而行使武力这一点作为上奏重点”。 这时，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的日子颇不好过。东京方面排挤他，遇事往往甩开他直接找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下面的人也瞧不起他，司令部工作一般避开小矶，以冈村为中心。自觉没趣儿的小矶向武藤提出辞意，顺便诉说一下心里的委屈。 武藤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叠信放在小矶的面前，小矶读罢哑然，这几十封全都是部下、日本侨民甚至“满洲国”官员告其状的信。 “我是信任你的，不想再说什么了，我不是那种听到别人说自己部下坏话就高兴的人。”说完，武藤把这些信丢进炉子里烧掉。 小矶见状，感激涕零地紧紧握住武藤的手。其实，武藤已有些讨厌荒木和真崎给他派来的那位冈村副参谋长，希望利用小矶国昭来平衡和制约冈村的权力。 冈村于5月19日动身，23日到达了东京。24日在参谋本部报到时，接到午后进宫上奏的紧急命令。 冈村这时的身分仅为少将，能单独面奏天皇已是破例的“殊荣”。上奏时，他将自己由前方带来已经污损了的地图，放在御案上，见天皇没有介意，才开始奏报。 冈村从下午3时10分起用了约20分钟，将热河及长城作战经过作了汇报，重点是表白关东军已用尽了各种办法，最后不得已才使用武力。 天皇并未提问什么，只是颇为热心地听着冈村宁次的上奏。这位日本的现人神，常常对什么都不置可否，实际是任由下边的臣子蛮干。这次关东军在热河得手后，他亲赐敕语鼓励道：“于热河省方面作战之关东军将兵，冒风雨逾艰险，长驱迅进以寡破众，得以宣扬皇军之威望于中外，朕深嘉其忠烈，惟世界形势不容顷刻苟且，汝等将兵应益益养其锐力，朕深有厚望焉。” 冈村一回到长春，便立即通过电话传达了军部允许突破长城线进攻作战的命令。于是陆军省与小矶国昭新制订了“以迫和为主”的越过长城线作战计划。武藤信义遂6月3日下达作战命令，其要点为“决续予敌以铁锤的打击，以挫其挑战的意志”，准备以更大规模的作战来夺取整个北平北郊地区。突破重点选在日军唯一夺取的关口古北口，为此，将在冷口、喜峰口接连受挫的混成第14、33旅团调至古北口一线，加强第8师团。 这时，南天门阵地已由西北军第42师（师长冯钦哉）接防。该师战斗力不强，6月10日，日军第8师团主力夜袭新开岭（古北口以南1公里）第42师阵地。经过3天的战斗，日军突破南天门，占领重镇石匣（密云东北30公里）。第42师损失惨重，无力再战，冯钦哉遂下令后撤。 冈村宁次请求武藤司令官，批准他亲往担任主攻任务的第8师团去指导作战。武藤信义自然也乐得让他离开自己的身边，省得他在司令部专权。 6月11日，冈村在伊藤副官陪伴下，由长春飞至奉天。由于要在战场附近古北口小溪的河畔降落，所以乘坐蚊式轻型轰炸机于12日晨由奉天起飞。午后2时许，飞机到达古北口上空。但由于风向不好，不能与小溪平行在河岸降落，同时，又因河岸狭窄，与小溪成直角降落也很困难，因而驾驶员提议暂时飞回承德，等候天气好转。 “这使我非常为难。因为战斗已从昨天打响，所以我说服驾驶员慢慢地多转几圈，找个好机会降落。驾驶员终于理解了我的想法，试着盘旋了七八圈，才在离水边仅二三米处停止滑行，真是非常危险啊！” 下飞机后，冈村乘车驶往设在郝家台的第8师团战斗指挥所，去见正指挥作战的西义一师团长和久纳参谋长。 当时的战况是：该师团官兵们士气很高，狂呼着“占领北平！占领北平”的口号。冈村觉得这种气氛与上面的意图不符，便在协助部署完部队新的攻击阵势后，将西义一师团长叫到指挥所外边谈话：“阁下有担任侍从武官长的经验，我想定能拜察陛下的心情。我本人5月中旬晋京时，陛下竟命我这一少将即时进宫觐见，我向陛下上奏了长城作战迫不得已的理由，并对陛下保证今次绝不进攻北平，进攻到怀柔、顺义一线为止，对北平形成威慑，迫使支那人签订停战协定。目前战况，阁下已经了解，这一次进攻是为了警备上的需要，好不容易取得中央谅解，这才发展成这次作战。现在听到贵师团冲往北平的口号，使我非常担心，因此，无论如何务必严格遵守适时停止的命令。” 西义一师团长当即回答说：“您的看法十分正确，我也非常理解。本师团为了鼓舞士气说是冲向北平，但一定会遵守上级命令的，请放心好啦。” 在冈村宁次的协助指挥下，第8师团很快突破中**队的防线，向密云、怀柔一带压迫，其师团指挥所也前移至白河洞。冈村为观察攻击进展情况，要求乘汽车到前沿，久纳参谋长不同意说：“连这里都受到枪炮的攻击，再往前去非常危险，副参谋长来到这里，我们已感谢不尽。”但是，冈村见站在一旁的西义一师团长默不作声，便强行登上一辆汽车，和伊藤副官一起驶往前沿。 在前沿阵地，冈村宁次见到了正指挥战斗的川原旅团长，目睹了中日双方官兵的累累尸骨，并指导日军坦克部队攻击密云。 不久，密云被攻陷。是夜，饱餐一顿当地特产粟米粥后，冈村一伙宿于密云。其他一般官兵破城后，四处杀鸡宰羊、奸淫虏掠，这里暂且不表。 6月20日，冈村宁次返回奉天。参加完在大连满铁俱乐部召开的第16次军事运输协商会议后，又到了伪满“首都”——新京（即长春），因为这时他还有一份兼职：日本驻“满洲国”大使馆副武官。 这一“兼职”，使冈村宁次逃脱了在密云被包围的命运。 6月20日，东北军第36师奉命开往牛栏山西部一线布防。日军为胁迫国民党当局接受苛刻的停战条件，于6月21日以第8师团一部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36师阵地进攻。师长牛元峰亲临指挥，全体官兵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牺牲精神，英勇抵抗，在牛栏山一带与日军白刃相接，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与此同此，晋军61军（军长已换为陈长捷）一部在怀柔以东阵地也奋力挡住了日军进攻，双方一时形成拉锯态势。 第48章：长空闪电（一） 30年代初，中国大地炮火连天、伤痕累累。空气中，刺鼻的焦糊味和浓浓的血腥气四处弥漫着。昏暗的天空中，日本一群群、一**“川崎”87式重型爆击机、“三菱”87式轻型爆击机、“中岛”91式战斗机，象饱食着中国人血肉的魔鬼，骄傲地抖动着翅膀，幽灵般在天空飞来窜去，向地面抛洒着死神的飞吻。尖厉刺耳的俯冲，撕扯着很少见到过飞机的中国士兵和百姓的神经。成吨的炸弹带着令人惊恐的嘶鸣，飞向中国守军阵地，飞向安宁的城市，飞向大路上蜂拥逃难的人群。大地在震颤中龟裂开来，横飞的血肉染得天空一片殷红。一张张扭曲变形的脸孔，一双双惊骇恐惧的眼睛，透着对这种战争利剑的恐怖。 中国再次落后了。当世界空军理论家杜黑的“空军制胜论”在世界上盛行一时时，中国的军阀、政客却在为一块块地盘、一堆堆金钱，甚至为一个女人而逼着手下的兵士你死我活地厮杀不停。蒋介石也在为稳固江山，剿灭**而大把大把地扔着白花花的大洋。陆军在畸形地膨胀着。可空军这个被世界军事界公认为有可能主宰未来战争命运的新军种，蒋介石知道得甚至都不多，金钱自然也不会在空军上扔。当战争突然来临时，中国空军能投入作战的战机，甚至不足百架。战争还未开始，中国就已面临失去天空、失去诸多胜机的危险。 日本空军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骄傲的日本空军，驾着先进的战机，掠过树梢楼顶。在他们眼里，也许只需些超低空飞行，只需些尖厉的嘶鸣，中国人便早已魂飞天外。他们似乎从未想到会有什么危险。在中国的天空飞行、作战，犹如在一片充满阳光、令人心旷神怡的绿地上散步。中国空军算什么？！他们有空军吗？！轻浮孟浪的嘲笑声中，“日本武士”飞得更低、炸得更猛、扫得更凶。执行轰炸任务，笨拙的轰炸机甚至无须战斗机护航。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空军此刻正躲在大后方的哪个荒郊野地里学飞行呢？！ 日本空军也是残暴的。他们从不带弹回返，反正基地有的是炸弹。当然，他们不会把炸弹白白扔掉。轰炸完中国守军阵地，一堆堆多余的炸弹便在他们的笑声中飞向城市，飞向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凄厉的惨叫，横飞的血肉，化作禽兽们残忍的笑料。日本空军，就象是握住了一柄沾满鲜血的利剑，不停歇地在中国人头顶上挥舞着。他们要把这柄剑挥舞得淋漓尽致、他们要让中国人瘫软在这柄剑下。 中国的天空，一时成了恶魔施展剑法的舞台。中国，一时失去了稳定、安宁的后方。中国守军，一时也被这凶狠的利剑缠住了身。国人震惊、痛恨，牙咬得格格响。一道道金牌连降各地中国空军；空军要参战，要出击，要夺回天空！ 前线需要空军！ 中国需要天空！ 弱小的中国空军被推向战争前台。 1933年6月22日，中国空军史上一个特殊的日子。 凌晨，大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北平西郊几十里外的西苑机场上，如注的大雨中，标志着战机起落的一排排小旗孤零零地耷拉着。整个机场，死一般地静。只有雨点打在地上的哗哗声。 雨中，一个身材粗壮的年轻空军军官身着飞行服，透过浓密的雨帘水雾，焦急地等待着。雨点打在脸上，浇在身上，他却浑然不觉。他的心在激烈地跳动着、烧炙着，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一年多了。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字子恒，辽宁通化（今属吉林）人。他1920年考入东北陆军军官教育班，后被选派赴法国学习两年飞机驾驶，继而专修战斗机专科。毕业后又授军士军衔前往南锡的法国陆军航空队见习。1927年1月，高志航学成回国，任张学良的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队员；再担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时年19岁。他正当青年，在技术方面刻苦锻炼，精益求精，在每次演习中均获奖励。不幸，在有一次演飞行中，因机械发生故障，降落时，将右腿折断。在医院治疗后，腿稍有些弯曲，对驾驶飞机有障碍，后有到哈尔滨医院，作第二次手术，打断另接。愈后，腿比原来短一分，设法穿后跟鞋，调剂成功，对驾驶飞机毫无影响，而且技术上比以前更有进步。因此人们均称：“瘸子飞行员”。 “九一八”事变那天清晨，当他迈出家门，走上通往机场的路上时，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样。太阳旗在高大的建筑物、城墙，在沿街的电杆上骄傲地飘扬着，象一面又一面刺眼的太阳。一队队日本兵高昂着头，迈着整齐的步子，“卡、卡”地行进在沈阳城大街上。枪刺在大枪上闪着森人的寒光。城门哨卡前，粗野的日本哨兵对身着便装的他无礼地吼着：“回家去。事变了，不许随便走动。皇军膺惩暴戾支那。” 高志航的心淌了血。第二天，他便撇下慈父、爱子，离开了俄国娇妻嘉莉，乘车南下而去，前往国民政府军政部所属的航空队任职。 当时东北军有飞机300多架，“九一八”事变就被日军完整缴获飞机达262架！而南京国民政府也只有不到100架飞机。高志航到南京报道后，首先分配到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担任空军少尉见习。当时南京政府歧视东北人，一次检阅，飞行员纷纷表演，惟独他是见习人员没有表演资格。航空主任下令让高志航表演一下看一看，恰巧降落时飞机轮子放迟，飞机受伤，由此好多人都说：“他是东北人，来搞破坏的。”高志航自修自练，刻苦学习，夜里不用打灯起飞无阻，把飞行各种技术，如倒飞、弧形飞等等，练得精益求精。航空主任在第二次校阅时，认为他的技术是中国飞行员中独一无二的，晋升他为空军上尉教官。在航校半年后，又提升为空军教导总队少校总队附。当时他与总队长毛邦初不合（毛是蒋介石前妻、蒋经国生母毛夫人的亲侄子，历史上以贪污空军军费636万美元著称，是为“毛邦初事件”），矛盾重重。 一年多了，高志航没能再见上妻儿父兄一面，没能再看上一眼生他养他的白山黑水，哪怕是在飞机上。他在痛苦中挣扎着，挣扎时心中又总是隐隐燃起一股希望的火光，这是他全部生活的支柱。他怕黑夜，那寂寞的黑暗，是他痛苦的深渊。那里飘荡着他苦难的故土、悲惨的乡亲、殷切思念的亲人，还有被迫离开他而去的白俄娇妻嘉莉。事业上的挫折更使他心灰意冷。这时候，一种扭曲的压抑、一种壮志难酬的痛苦，毫不留情地啃啮着他的心。他盼着白天、盼着阳光，那里有他充满希望的天空和复仇情感的积淀。一层层皮、一身身汗，他拼了命，苦练着自己，训练着手下的飞将。 苍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叶挺通过他的好友邢铲非，请他重回北平军分会属下的东北空军任职，谓广东空军主力已经北上，即将与东北空军联袂出击，一举消灭日本关东军航空兵！高志航激动不已，他终于有机会率领手下的飞将，用燃烧的火和热血，照亮中国的天空，也照亮自己心中的黑暗！于是，他和手下的东北籍学员刘粹刚等来到北平，与广东同行一起谋划空中作战大计，计算好每一步细节。如今，他睁着喷火的双眼，焦急地仰视天空。他在等待最后命令的到来。 叶挺在军分会拥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现在没有人来打搅他。作为军分会作战计划的实际决策者，具体的工作需要由其他人来完成。 广东空军副司令杨官宇在与同幕僚们彻夜筹划后，走进了叶挺的办公室。张学铭已同意统一由广东空军指挥军分会原来的东北空军，杨官宇实际上是军分会空军的总指挥。 宽大的黑色办公桌上，摆着由杨官宇起草的那份题为“刑天计划”的文件。 首先映入叶挺眼帘的是扉页上的“”，这是军分会最高密件等级的标号。即使在军分会中，这种密级的文件也只供委员长冯玉祥和几名核心人物阅看。 在他的身后，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冀热辽地图，这是他特意让人挂上去的。他仿佛在寻觅着什么？ “敌方情况如何？”叶挺问道。 “一切比预想的要好！”杨官宇进一步解释道，“据情报反映，日本人毫无防备之心，连机场的空中警戒也取消了！我们有能力确保突袭成功。刑天行动是否按计划实施？” “按计划进行！没有必要推迟。”叶挺回答道，虽然广东空军还没有完全集结好，物资保障更是不足，但他不能再等下去了，现在必须有所行动，“命令：刑天行动开始！” “刑天计划”正本扉页上多了一行遒劲的毛笔字，那是叶挺的亲笔签名。“我要去机场接见他们，就现在！” 一小时后，叶挺的车队驶进了西苑机场。高志航率队在机场入口处列队恭候。 杨官宇向他们宣读了“刑天计划”。 此时的叶挺也已经进入“一级战备”。考究的呢料深黄色将军制服，已经被一身飞行服所取代。 “我有我的理由，”叶挺曾私下对杨官宇说过，“每当我穿上和你们一样的飞行服，就会产生一种亲临前线的感觉，仿佛我已在前线率队冲锋，这将有益于我神经高度亢奋，反应更加敏捷。” 叶挺与全体飞行员握手后，来到高志航面前，“我想问你一句，这次行动会不会失败？” “失败不属于中国空军！”高志航立正高声回答。 哀兵必胜，叶挺深知这一点。 “有一点我要重复一下。”杨官宇说：“全部作战行动必须在22日清晨7点半前结束。那时我十数万大军将向密云鬼子发起毁灭性的进攻！进攻的成败，一切都取决于你们是否能夺取制空权！” “还有什么训示？”高志航问。 叶挺和杨官宇交换了一下眼色，神情庄重他说：“中国空军的荣誉在此一战！” 几十架P－26式战斗机、“福克沃尔夫”式攻击机的螺旋桨立刻怒吼着转动起来。紧接着，10架B－9式大型轰炸机也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大轰鸣，强烈的气流顿时吹得沙飞石走。 盛夏的北平，气候已极其炎热了。跑道上升腾起一片热雾，飞机轮胎似乎在熔化，粘糊糊地升不起来。满载航空汽油和炸弹的B－9式大型轰炸机仿如一头负重的老牛，两台功率强劲的发动机吃力地咆哮着，直到跑道尽头，飞机才腾空而起。 机群在空中绕场一周，编队完毕后，转舵向东北方向飞去。 这是一群钢铁雄鹰，它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军事科技的全部最新成果（以上飞机的主要性能参见本书第25章：碧海长空）。从现在起，它就要以每小时300多公里以上的速度，朝热河、辽东呼啸过去。这一次，中国空军要砸烂的目标是：日本关东军航空兵支援长城作战的3个主要机场！ 此次热河、长城作战，关东军飞行队总计9个中队100多架作战飞机，就出动了7个中队80多架作战飞机。其中，辽西走廊的锦州连山机场是主要机场，驻有战斗机第11大队的2个中队（“中岛”91式战斗机24架）、轰炸机第12大队的2个中队（“川崎”87式重爆击机12架）、侦察机第10大队的1个中队（88式侦察机12架）。此处还储存有各类航空炸弹2250枚，共83吨。另有2个战斗机中队驻绥中机场，一些旧式飞机在承德机场。 按照“刑天计划”，广东空军第3大队（大队长刘植炎）负责突击锦州连山机场，由高志航亲自领航。由于这里航程最远，所以使用了航程最大的P－26式战斗机和B－9式大型轰炸机。广东空军第1大队（大队长邓粤铭）负责袭击绥中机场，使用“福克沃尔夫”式攻击机。原东北空军的旧式飞机则攻击最近的承德机场。 空中战争的机器已经开始运转，但却被装上了“消音器”。极善此道的叶挺知道：惟有隐蔽性最大的突袭，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尤其是这种类似于21世纪“外科手术”式的袭击（当然提前了80年），突然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先发制人所具有的优势。为此，广东空军特地调来2个机场警卫团，将北平周边的南苑、西苑机场包裹得严严实实，所有制高点都派人把守，军分会反谍处对任何靠近机场的可疑人员均审查，一时难以查清的也要到“刑天计划”实施后才放行。 战争、对于有准备的一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场演习的重复，但对于毫无准备的另一方，却绝对意味着灾难！ 1300米高空，突袭机群在风驰电掣般高速飞翔。啊，渤海！这俏丽无比的姑娘无声无息地迎了上来。想说什么？什么也别说了。你那婀娜多姿的躯体和含情脉脉的神情已经足够了。你是否知道，驾驶着60架现代化飞机的炎黄子孙，已经开始了这场生命赌博？ 第48章：长空闪电（二） 第1、3大队两大机群在锦西葫芦岛附近的海岸线分组，第3大队向东偏北飞往锦州，第1大队飞往绥中机场。 机群前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红色信号。这是高志航的领航机发出的红色指示灯。为了保持静默，只能由事先约定的灯光信号进行联系。在能见度大大降低的晨曦中，只有一丝蹒跚于天边的太阳发出的微弱眩光，驾驶员完全凭借平时练就的高超技术，完成了别人白天都感到困难的动作。 高志航引导第3大队飞到大洼上空，然后左转向西，顺着渤海的海岸，飞抵小凌河口的崔屯，再右转向北经松山，顺着初升的旭日光芒搜寻着锦州连山机场。 高志航选定这一航线，是经过精心研究的。因为小凌河两岸全是偏僻的村庄，即使地面有人发现机群也无法通过电话、电报向锦州报警；此时的小凌河，夏季的水位很高，愈近河口水面越宽，在旭日的阳光下尤为明显，利于空中保持航向和判定位置；机群从海面飞向海岸，顺着阳光易于搜索，也便于瞄准，而地面上却由于逆光而很难判定机群位置。 连山机场出现了，东西偏南并列的两条硬地跑道，太阳旗高高的飘扬在塔台上，22架“中岛91陆战”战斗机并列排在跑道左侧，另外2架正被掀下帆布，十几个日军地勤准备把它们拖上候飞区，进行空中巡逻。12架“87重爆”轰炸机宝贝一样停在停机坪最里面，几个地勤正在擦洗换油。由东向西分别是军官宿舍、维修厂、士兵宿舍、食堂、操场、油库，相隔跑道对面是弹药库、了望塔和高射机枪阵地。正值清晨，干完活的鬼子们排着队准备午餐。 编队在距离目标20公里处转入超低空飞行迅速接敌，了望塔上的日军奇怪地听到飞机马达轰鸣由远及近，手搭凉棚却张望不到有飞机的影子。正奇怪呢，40架银色战机突然出现在机场上方。机场上数百日军顿时大乱。 中队长罗英德率僚机第一轮攻击负责压制敌高射机枪阵地，2架战机拉高至800米高度依次进入斜飞俯冲。 近地俯冲的怪响夹杂着的是4道凶狠的火道子，了望塔上的日军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火鞭无情的连人带塔一起卷飞。战机怪啸着依次俯冲过机枪阵地和弹药库，暴风雨般的航空机枪子弹首先将机枪阵地犁翻，机场防空的笨重的7。7毫米高射机枪被怪异地掀上半空，未及开火的高机中队值勤小队四散奔逃，不时有人活生生被飚起1米多高尘烟、“咻咻”作响的弹道撵上，顿时被削的七零八落，撕撤成碎块连同鲜血脑浆一起四溅。 按照攻击计划，弹药库最后攻击（击中后殉爆弹药可能会影响下一轮攻击），罗英德双机畅通无阻地掠过机枪阵地，逐次改为平飞拉高，转向准备第二轮攻击。 与此几乎同时，王潘洋编队见罗英德攻击机枪阵地得手，于是展开双机楔型编队，分别攻击成群的日军和停机坪上的战机。广东空军第3大队内部又称“华侨”大队，因为飞行员大多来自海外华侨家庭。王潘洋就是来自西雅图的一名华人志愿者，他的僚机黄新瑞则是生于洛杉矶的华人志愿者。 应该说日军还是比较冷静的，在突然的打击下，几个飞行员拼命跑向战机，其他人纷纷跑向营房取枪。可惜人还是没飞机快，王潘洋编队如出笼猛虎般直扑成群的日军和战机。 屠杀、绝对是屠杀！当罗英德中队几个来回扫射投弹后，连山机场已是人间地狱。 跑道、营房、草坪，各处躺满日军肢离破碎的尸体，停机坪上硝烟滚滚、烈焰腾腾，已经溶成废铁的战机东倒西歪，姿态各异地摆着高难度动作，挂满了地勤和飞行员的肢体，不时触目惊心的爆炸把人与机械的残骸送上半空。关东军飞行队的队长牧野正迪大佐也被当场炸死。王潘洋甚至没把油库给罗英德留下，油库燃爆的烈焰浓烟直冲云霄。精锐的日军关东军飞行队的主力已经不复存在了。 罗英德只好无奈地摇摇头，好吧，只好攻击跑道和弹药库了。 机场的防空火力开始还击。残余的7。7毫米高射机枪的串串火舌，在空中交织成数道弹幕，硝烟和横飞的弹片充斥半个天空，附近航楼门窗的玻璃全部被震碎。但中国空军的机群自东向西背向阳光发动攻击，视野清晰，可以准确投弹，保证命中精度。而驻守的日军防空部队，对从旭日升起的方向飞来的敌机只能迎着阳光射击，准确性必然大打折扣。 呼啸而来的轰炸机全部打开了加力装置，雷爆般的轰鸣震撼着大地。250磅的重磅炸弹向弹药库猛砸下去。随着几阵猛烈的爆炸声响，巨大的烟柱立刻冲天而起，浓烟席卷烈焰，火柱高达数百米！ 中国空军的飞机在连山机场上空横跃翻飞，如入无人之境。“命中目标！”“目标起火！”激动的驾驶员不待脱离目标区，便争先恐后向带队长机报告战果。 22日清晨7点，锦州，日本关东军临时司令部（原驻长春，因热河作战而在锦州设立临时司令部）。 武滕信义大将（已有元帅的荣誉军衔）没有休息，彻夜未眠。 旧白俄时代阴冷的花岗岩外墙、枝状水晶大吊灯、红黑色柚木墙格使得整个建筑与东方清净甜俗的建筑格调格格不入。让人觉得那样阴森、空旷、无助。 元帅照例对这种高寒民族风格的空间感觉很不感冒，直到聪明的总务参谋把他的官邸和秘密作战室布置得跟京都富市町的感觉一样，元帅才多少找到点感觉。 元帅将于7月离任，把司令官的宝座让给那个出身鹿儿岛渔民、浑身散发着鱼腥味的、曾任台湾军司令的菱刈隆大将。短短的任期本来那个完美的句号已经落笔划上一大半。 和室里，与青铜色带着磨砂玳瑁罩子吊灯座不同轴旋转的吊扇轻轻转动着，为几位高级将领调制茶道的艺伎有些惶惶然。她们当然不敢奢望平时亲昵暧昧的调笑捏弄。在貌似平静、正襟危坐的几位将领对面，她们的背后，和室的趟门全部打开，参谋部的官佐们在与装饰幽雅的和室极不协调的宽大作战室里忙碌着。 武滕信义端坐在矮桌前，面沉似水，双手拢在宽大的和服手肘处，闷闷地思忖。几个将官都没敢太出声。中下级参谋官佐们不时在趟门处探头鞠躬，情报课长喜多诚一大佐就?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80 部分阅读 武滕信义端坐在矮桌前，面沉似水，双手拢在宽大的和服手肘处，闷闷地思忖。几个将官都没敢太出声。中下级参谋官佐们不时在趟门处探头鞠躬，情报课长喜多诚一大佐就会亲自起身过去接过电报纸看看，才把它呈给武滕。 武滕通常用两个胖胖的指头拈过来浏览一下，就随手放在桌面上。桌面上已经积起厚厚的一叠。 这些都是战况汇报，总司令部的命令刚刚已经发出，他们暂时只能焦急地等待进一步的进展。 趟门外，作战室的军官们忙碌地在巨大的冀热地图上标注着红、蓝、黑色的小旗和箭头，电讯课收发部里官佐们紧张地收发编译着电文。 任何无端的猜测都是多余的，从各方面的情况来源充分表明：支那军队已在顺义、怀柔一线暂时守住了防线，而且两广的地方军队约10万人已进驻通县兵营，空中侦察和地面谍报人员的报告表明，这支军队正向顺义牛栏山一线移动，估计很快就会与密云的第8师团正面交战。精心搜集的情报显示，两广地方军有一支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完全是现代机械化军团的装备，恐怕不在参加了张鼓峰冲突的苏联红军之下，装备之精良令人费解。 种种迹象显示，必须考虑有北方势力在幕后策划这次作战的可能性。 用心良苦啊！武滕端起茶盏品了口茶，脸上的肌肉不自觉的跳动了两下。 皇军动用了10万部队参与此次意在试探支那政府反抗决心的热河作战（支那称为“长城决战”），应该说，前期的计划完成的较为顺利。英勇善战的皇军打垮了30万支那军，虽然也出现了类似喇嘛洞、喜峰口那样所谓的失败，但毕竟还是胜利了，皇军打破了古北口、南天门，进抵密云，寒光闪闪的刺刀已经抵在了北平咽喉。正当皇军将士们准备唱着凯歌返回关外时，卑劣的叶挺居然把两广10万地方军从南调到北，继淞沪后要再次与皇军大打出手，妄图继续吹嘘他那“抗战名将”的虚名。 哈！恐怕连三岁的小孩也猜得出谁是幕后的真凶！皇军在满洲和华北的胜利到底踩痛了谁的尾巴，惹红了谁的眼睛？！又是谁想利用叶挺这个前共党分子，试探皇军的战力，并醉翁之意不在酒地想挑动关东军向察省热河增兵。一旦支那政府支撑不住寻求国际调解，列强照例干打雷不下雨的作壁上观时，又是谁可以借助调解之名趁关东军南下满洲空虚、近水楼台挥兵南下，鲸吞帝国在东北的利益？哈哈！好一付精明的算盘哪！简直天衣无缝。可惜呀、可惜，碰到的是我武滕信义。一番心机恐怕要尽付东流了。 可悲的是军部大本营至今没有一点反应，武滕在东京的同好不无遗憾的告知，大本营现在连开会的人还没聚齐呢！官僚！ 有鉴于此危险微妙的局面，武滕信义毫不犹豫地果断下令驻热河的第6师团原地戒备，骑兵第4旅团全部回缩至赤峰、林西，与第6师团形成严密的三角防守支撑。 “阁下，”面目蛮野的作战课长斋藤弥平太大佐向前跪爬半步。 “长城局势紧张，两广地方军云集，第8师团居于劣势，恐怕有陷入重围的危险。万一造成严重损失，难免给帝国陆军的声誉带来恶劣影响，请阁下定夺。” “课长所言极是，”武滕信义谦和耐心地解释道：“这个问题我早已考虑过了，第8师团是为了顺利解决华北作战、经过各种混成部队加强的超级师团，第7师团14旅团，第10师团33旅团均在其属下，我很信任经验丰富的西义一师团长的能力，这是支装备精良、士气如虹、屡创奇迹的部队。要说因为轻敌暂时陷入困境是有可能的，但是说什么灾难性后果恐怕太夸张了。支那地方武装只凭着一点外国装备，想要歼灭常备第8师团，只能说明敌人幼稚，必然会碰的头破血流，敌人的疯狂进攻只能再次用累累横尸证明皇军的无上战斗力。课长要相信西义将军和第8师团将士的能力，目前全局微妙，我们不可贸然调遣兵力造成漏洞，现在在满洲皇军的数量您是很清楚的。” “可是……” 武滕罕见的微笑了一下，摆摆手： “对支那这样拥有广大国民的国家来说，策略是很重要的，要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具有共同敌人的‘盟友’。” “啊？” “对，共同防范赤化的‘盟友’。”武滕信义接着道：“我已命令第8师团步步为营，稳住阵脚，缠住冯玉祥的精锐，使其不得脱身。我们正可以趁这个时机请求军部向满洲增兵，而且……嘿嘿。” “哦——，司令官阁下的意思是——”虽然对这个解释的正确性半信半疑，可一时斋藤大佐倒也想不出更好的法子。 突然，一道强烈的闪光将整个室内照如白昼，接踵而来的剧烈爆炸使室内灯火瞬间全灭。屋内的军官们被气浪冲的横飞起来，恐怖的尖叫声仿佛世界末日！ 广东空军第3大队王森水驾驶的B－9轰炸机将2枚重磅炸弹扔向了锦州关东军临时司令部大楼（位置由高志航引导），炸弹从距大楼150米的空中径直落下后，由重力加速度产生的巨大动能，使炸弹垂直贯穿了水泥隔层，引起了大楼主体内部猛烈爆炸。紧随其后的另外4架轰炸机依次飞过带队长机的中心投弹点，投下了炸弹，扩大了对大楼的破坏效果。 关东军临时司令部几成一片废墟，包括司令官武滕信义在内的几乎整个司令部成员都无一幸免地被活埋。 高空，风轻云淡，浓厚的云层遮盖了地面目标爆出的巨大火团。云彩被阳光镶了美丽的金边，5架轰炸机从棉花团一样的云朵间轻盈的穿出，灵活的压舵转翼，阳光下机翼边缘划过柔和的金光。 就为了干掉关东军司令部，第3大队特地分出了一支打击力量。 “什么，锦州司令部被炸？元帅也……！”昨天抵达承德的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声音颤抖，尽管他竭力保持镇静，但是整天跟随左右的副官长高知延冈中佐还是敏感地觉察出语调的变化。 “唔——”小矶放下听筒，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目光无神呆滞。 “是——”高知延冈小心地询问：“是司令部的电话？” “是啊！司令部遭袭，元帅以及大部分参谋人员殉国，这是幸存的参谋发来的通报。”小矶心情非常沉重。 “是空军？”同样大惊之后，高知延冈判断后方遭到这样强大的打击，只能是敌方空军。 “是，”小矶眼中精光大盛，“是空军，是支那空军。” “怎么可能？”高知延冈非常费解：“据前期情报，在北平的支那空军只有几十架破旧飞机，没有那样大的航程飞到锦州啊？” “说的也是，不过，确实是空军。” “不会是——”高知延冈想说：苏联。 “高知君，请不要随便猜测。”小矶心有灵犀地立即阻止他说下去，因为他也是这样想的：支那空军哪有那个能力在15分钟内彻底毁掉锦州机场，又摧毁司令部？那需要同时出动多少飞机？只是苏联为什么攻击日军，这个问题太敏感了，不是他这个层面应该去猜测的。 “参谋长阁下，”侦察参谋主任官浅见正信中佐不顾体面，惶惶张张地跑了进来。 “什么事？”小矶略微皱了皱眉头。 “密云以东发现大股敌军。” “什么？”高知延冈大惊失色，“是喜峰口过来的29军吗？” “不象，听说有装甲车。” “你亲眼看到吗？” “不是，是便衣队看见的。” “哦，又是支那人，他们见过装甲车吗？”高知轻蔑地笑了一下。 小矶国昭却敏感地意识到不对头，命令道：“不管怎样，当务之急，要在承德这里设置临时司令部，掌握住情况，指挥起部队，同时向东京发报，请求立即向满洲增兵！令第8师团加强戒备，修筑工事，防备敌人袭击；第6师团派出有力之一部，由丰宁向滦平急进，确保第8师团后方！” 高志航刚到北平不久，还来不及熟练驾驶新式的B－9轰炸机，只能暂时充当“领航员”（作为东北空军的元老和教官，他对东北各个机场都非常熟悉）。不过轰炸时，他临时客串了一把“投弹手”，就在关东军司令部上空，高志航汗津津的大手重重地扣了下去。 “嘟嘟……” “轰！” 一声沉闷的惊雷在大楼顶部炸响，一团红亮的火球夹着浓浓的黑烟飘向天空。高志航重重地吐了一口气，象是吐出了很久来一直憋在胸中一股浊物秽气，顿觉舒畅。他咧了咧嘴想笑，却没有笑出来，一股热热的清泪淋漓痛快地滑下面颊。 中国没有空军，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高志航、被中国空军一阵舒心痛气的猛攻，打得稀碎。 中国阴沉多日的天空上，一缕阳光终于透过浓重的阴霾，射向大地。 天空、大地又归宁静。太阳这时也从阴云里探出面孔，俯视着一架架得胜归返的战鹰，俯视着美丽的燕赵大地。夏日的北平古城，终于又象一个多情的仙女，撩开神秘的面纱，露出了美丽的面孔。 叶挺立即在北平、在全国发动了宣传攻势。整个攻击过程都由广东空军空中摄影所的主任刘锦涛负责摄制，回来后经剪接成纪录片，在北平各大公共场所的露天银幕免费播出，观众人山人海： “看，中国空军摧毁日本机场，击毁了几十架敌机呢！” “快看，快看啊！关东军司令部大楼全垮了，倭寇头子肯定一个都没跑掉！（当时还不知道关东军司令部内的人员死活，确认武藤信义元帅被击毙后另外再补上战果）。” 还有报纸头版头条： “号外！中国空军参战啦。大败小鬼子啦！” 满街飞奔的报童，得意地挥舞着手中墨迹未干的报纸。仿佛他们也成了空战的英雄。他们最先尝到了中国空军大捷的喜气。一向不被人注意的街头报童，今天却成了传播光明的使者。一向冷冰冰的行人，今天却充满热情，慷慨得令这些报童心花怒放。塞过一张大票，转身挤出人堆，贪婪地看起来，似乎根本没意识到还有零头要找。报童自然乐此不疲，他们更不愿错过这发一次小财的机会。报袋一会儿空了，转身飞跑回印刷厂，再来一袋，而且总要塞得满满登登。平日里为多要10张、少要10张而反复琢磨的小家伙们，今天却没有了顾虑。 夏至的北平古城，天黑得很晚。外面欢呼的人海，震天的锣鼓鞭炮，喧闹的街头巷尾，使年轻人再也无法在家里呆下去。他们冲出家门，汇入欢乐的海洋，欢呼、高唱、跳跃。忘了时间，忘了地点，忘了一切。中日战争爆发以来（自“九一八”算起），这是他们第一次放纵自己的激奋、冲动，第一次这么亢奋、这么投入。 年迈的长者有着自己独特的渲泻方式，东方人特有的含蓄，更多地在他们身上流露出来。一阵阵鞭炮锣鼓，一声声欢呼呐喊，一条条振奋人心的喜讯，一个个精彩动人的细节，引得这些尝尽人间苦辣酸甜而很少动情的老者也叹洒长流。他们咀嚼着报上的字字句句。品味着久违的欢畅，任老泪纵横，嘀嘀嗒嗒浸透手中的报纸。这是痛苦、屈辱的宣泄，幸福、欢畅的流露。饱受磨难的中国人，谁不愿在这扬眉吐气的一刻，去喊、去唱、去哭！ 6月22日夏至之夜，北平城万家灯火。街道上、广场上，人潮涌动，久久不愿散去。而几十里外的西苑机场，空战的英雄们却早已进入了梦乡。白天，他们以骄人的战绩，给古都送来了一笔丰厚的见面礼。这让他们睡得踏实、睡得香甜。梦境中，有欢笑，有叹息，但更多的还是对日后再战长空的企盼。 南京。蒋介石闻报，惊讶得瞪大了双眼，难以置信。也难怪，这么些年来，手下各部争功心切，有时战果大得离谱，让人啼笑皆非，到头来无不让他一阵阵空欢喜。今天的对手，可是他一向敬畏的日本空军，关东军飞行队几乎全军覆没，80多架飞机被毁，这使他不由得脑中充满一团团疑雾。在他眼里，年轻的中国空军。只要能击落敌机，哪怕是一架，就可算是大胜了。 但他的惊喜，就象他的惊疑一样来的快。北平空运过来的纪录片拷贝、一份份情报，甚至有侦获对手的前方报告，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元帅确实死于非命，证实了6月22日大捷的可靠性。欣喜中，日军逼近北平城下的阴影似乎已荡然无存。他咧开嘴竟笑出了声，忙吩咐侍卫找来陈布雷，尖着声对刚进门的笔杆子陈布雷说道：“布雷，来，来。今天有好消息喽。北平的空军竟然将关东军的航空队全歼，真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文胆”陈布雷已伴蒋多年，是蒋介石形影不离的心腹，蒋介石在他面前，喜怒哀乐可尽情渲露，从不掩饰。今天一见陈布雷，蒋介石高兴得有些忘形。 “日本空军技艺如此拙劣，今日可见一斑。好！好啊！” 日本人的飞机、舰炮太凶，使他顾虑重重。可如今有了空军这张牌（虽然是广东空军，但中央空军岂非同样能做到这点？），他觉得自己又多了个天空，他觉得自己施展能量的天地一下开阔了许多。陆军可能失败，但他似一乎又发现了一片新的大陆，看到了一片新的希望。在他眼里，昨日还被日本人攫在手中的天空，好象又回到了他的手中，起码在天上，他也能和日本人分庭抗礼。 他愣愣地立在桌边，嘴角漾着一丝笑。 “北平一战挫敌锐气，长我声威。全**民士气定能大振。”陈布雷一把就扣住了蒋介石的脉搏。他一面揉着惺忪的睡眼，一面在心里嘀咕道：“今晚看来又睡不成了。” 蒋介石转过身，看了一眼陈布雷，“布雷，你回去拟个稿，以我的名义，对北平空军予以嘉慰。我看也有必要把空军战况通报各战区，空军的胜负关系到战场全局，你一并拟个稿子好了。”蒋介石轻松地吩咐道。 夜深人静，蒋介石坐在灯下，兴冲冲地在日记上写道：“倭寇空军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这时，他开始真正关心起空军来。 中国大地在严酷时刻，终于冒出了自己的空军，闪射出缕缕胜利的光芒。中国空军一役成名，令世人刮目相看。沉睡在梦境中的高志航，作梦也想不到，正是他，开辟了中国空军的一个新的时代，在中国空军史上，写下了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按照叶挺的吩咐，此次空中大捷，着重宣传高志航、刘粹刚等东北籍飞行员的事迹，广东空军的参战飞行员另行重赏）。从这一天起，6月22日成了中国空军的节日。高志航从这一天起，也被中外舆论推崇为“中**魂”、“抗日天神”。远在海外治病的少帅张学良闻说东北空军的事迹后也激动不已，亲自为高志航题词：“东北飞鹰、空军战魂”！ 第49章：鹰从天降（一） 就在西苑机场的大机群出击之前，6月22日傍晚，叶挺已将另一份绝密命令发给了在南苑机场等待的十九路军特种部队伞兵连那里。特种部队的队长兼伞兵连的连长李金波接到命令后，“好！”仅用一个字来表达他的感觉，随后下达了他早就下的命令：“准备行动！” 已待命多时的100多名伞兵活动起来了，几个小时前他们接到了命令，检查伞具、装备等工作完成之后，他们就开始焦急的等候进一步的命令，然而一等就是一个下午，所以一接到命令大家就争先恐后的登上外面的卡车，卡车将伞兵们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机场的停机坪，在那里几架大型运输机已经等候多时了。 伞兵们背上了沉重的伞包登上了运输机。新兵马强以前在广东训练时，也多次跳过伞，但这次是第一次进行实战打鬼子，很兴奋，也很紧张，希望快点跳下去，可又有点怕，万一伞包不开怎么办？心里又把遇险后的程序默背了一次。 黑蒙蒙的，没有一丝光亮，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马强紧张的舷窗外望去。没有月亮，在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虽然离地面很近，却看不到一点燕山山脉反射出的光。 机长提醒“5分钟准备！”红灯一闪一闪的，让马强感觉气氛很紧张，汗都冒了出来。大家站起来，排成两排，一排20个人，最前面的是两个班长，他们首先跳下去，给部下示范和信心。带队的队长大喊：“检查伞包装备！”后面的帮前面的检查，然后是大声地报告——9号准备完毕，8号准备完毕……马强是这一排的第10个。 队长举起手，用食指做个钩状，示意挂伞钩。士兵们把伞钩挂在横条上，马强怕挂不好，还用手扯了两下。“3分钟准备！今天有偏东1－2级风，大家小心。”飞机后舱门打开，新鲜的风一下就灌了进来，在耳边呼呼直响，混杂着飞机螺旋桨嗡嗡的声音。马强脑子里因为兴奋一片空白，机械地跟着前面的，他走我也走，他停我也停。最前面的两个空降兵已经站在踏板上准备好下跳了，两个班长站在踏板边上，绿灯，下跳！队长挥舞着手，大喊着：“跳！跳！跳！” 前两个一前一后错开时间，“呼啦”一下就不见了，只留下两条拉伞绳随风乱晃。士兵们大多数都很紧张，在踏板前犹豫。不过，队长和后面的空降兵可不犹豫，一脚就把他们踹了下去！马强跟着队伍向前，越近舱门风越大，吹得都快站不稳了。马强歪歪斜斜地站到了踏板边，伸头一看：妈呀！好高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屁股就被狠狠地踹了一脚，没等喊痛，马强就一个“平沙落雁”式飞出了飞机。一刹那，觉得身后有东西一扯——是拉伞绳，然后是自由落体向下。不一会儿，有更大的力往上一提，主伞打开了，这时候马强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不在飞机里了。伞开了，他也不紧张了，取代的是兴奋，在半空晃悠晃悠的感觉真好玩。抬头看，飞机还“嗡嗡”地朝前，不断有伞兵跃出飞机，四处模模糊糊是飘落的黑色降落伞（为了夜间空投专门涂黑的）。 1－2级风在平时看起来没什么，不过对伞兵来说已经算很大的风了。风把他们的位置吹偏了，吹向空降场的边缘。马强努力地拉伞绳控制方向，拉伞绳可是个力气活。他朝上看，一个又一个黑色的花朵在空中绽开，士兵和随身携带的轻武器跳伞下来，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同时把重武器和弹药也捆绑上降落伞从舱门推了下来。他们应该降落在跳伞场的中央部分，不过，风把他们都吹偏了，运气好的降落在草地上，有些被吹到了跳伞场边缘的树林里，伞兵变成了“散兵”，散得到处都是。马强落地的时候伞衣被风吹偏，把他拉倒了，背朝下被伞拖着跑。马强拍开了解伞锁，抖动肩膀把伞解开。伞被风吹得继续跑，马强爬起来追，感觉就像小时侯追气球。 把伞按到地上，胡乱收好，马上去帮附近的伞兵拉伞。一帮伞兵被伞拖得连滚带爬，甚至几个去拖一把伞，样子很是狼狈！ 草地上的解决完之后，就到树林里去找其他的伞兵了。有一些运气好的降落在树林中的空地上，有些被树枝挂着，不高的话一般他们都自己解伞跳下来。有几个倒霉的家伙被挂在老高老高的树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被吊在半空。 马强找到一个老伞兵，被挂在离地10多米高的地方，他说：“大哥，跳下来啊。”对方在半空骂骂咧咧：“你娘的，老子下来拔光你这雏鸟的鸟毛！” 嘿嘿，总算出口恶气了，马强说：“大哥，你们不是很拽的吗，怎么也有狼狈的时候啊？” 对方气呼呼的，却对马强无可奈何。几个伞兵爬上树，用伞绳把他拉回来，他一下来就朝马强踹了一脚，说：“你娘的，幸灾乐祸！”还好躲得快！马强心里那高兴啊！嘿嘿，老兵也没什么了不起，还不是也有狼狈的时候！ 集合好队伍后，李金波低声训话说：“你们每个人，都是用金子堆出来的。虽然我们不怕牺牲，可是我们的战斗，就是尽量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李金波自豪地看着这些装备极其精良的特种兵。这些装备，都是叶挺花费巨额外汇从美国买来的，是当时世界上最顶级的特种兵装备。 要知道蒋先云虽然是书生一个，但对于21世纪的特种战那是耳熟能详（即使是一般军迷也有很深的特种作战知识），于是倾囊告知叶挺。叶挺大喜，以21世纪的特种战战法，对付30年代初毫无这一概念的日军，那肯定是出奇不意、威力无比，当即按照蒋先云提供的线索，向美国购买了大批特种作战装备，高薪请来美国参加过一战的退役特战教官（当时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价格也不能算贵），训练了1个伞兵连，主要是跳伞、潜伏、行军、摸哨和远程狙击。当然由于时间有限，不可能全方位进行特战训练，什么粪坑潜伏、活吃蛇蝎之类就免了，经过为时半年的高强度训练，终于使伞兵基本掌握了特种作战要领，终于勉强赶上长城抗战。十几个参加过淞沪抗战、经验丰富的老兵尤其出色，令美国教官也赞叹不已。 伞兵连的跳伞地点，选在南天门外石匣镇西面的石城村，长城下边树林。由于长城作战时，日军后勤运输跟不上，于是动用大批运输机为前线空投物资，一天平均空投弹药数吨，所以运输机在长城内外昼夜飞行那是常事，地面日军听到飞机响也不以为意。加上漆成黑色的降落伞，以及偏远的降落地点，日军做梦也想不到有支神兵已经空投到他们后方。 伞兵连的任务非常艰巨！他们要连夜秘密潜伏到南天门下，夺取南天门、421高地等制高点，且尽量不能弄出声响惊动日军，并且至少坚持一个上午，等待援军赶到。他们的任务就是扎住口子，将日军整个第8师团3万多人关在长城以南，确保主力部队对这支日军的围歼，而他们只有一个连的兵力，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叶挺对伞兵连能否完成这项任务也没有把握，暗地里也作了伞兵连全部牺牲的准备，虽然那样聚歼第8师团就困难得多，不过他手下只有这么一点特种部队，只好寄望于装甲穿插部队尽快突破日军后方与伞兵连会合。 伞兵连已经在树林中走了大半夜，3个排间隔几十米。马强握着手中的枪，刚入树林时的紧张，随着行军已经减轻不少，代之而起的是疲惫和闷热，考验着他的身体和意志。排长江浩突然举起左手然后握成拳头，慢慢蹲下。看到手语，士兵们停止前进，向排长靠拢。本来不熟悉的手语和暗语，在用上几遍后也慢慢地熟练起来。 “我们进入了敌人出没的地带，大家小心！”排长从地上拾起一个弹壳对他们说。 “6。35枪弹，38系列。”马强在心中默念道。然后看了一眼大家，发现他们都在看着自己。马强点了点头，表示听到！看来大家都在害怕自己出状况，怕自己出状况就不要让我来啊，出了事也不应该怪我啊，马强一面在心里咒骂一边跟着向前走。又走了一会，排长示意停止前进原地休息。马强长出一口气，靠着一棵树拿出身上的水壶，“咕咚咕咚”地喝了两大口。正仰着头喝水的时候，忽然听见背后的草丛中“哗”地响了一声，吓得马强把水壶一扔，靠树为轴一转身把枪对准声音的来处，就要扣动扳机，一只手忽然从后面抓住了他的枪，推下枪机保险。 “别激动，不是人！”是排长江浩。 马强扭头看了一眼，其他人也已经把枪口放了下来，他疑惑地看着江浩。 “声音是小型动物冲撞草根部的声音，不是人类的脚下压发出的声音。多听就能听出来了！”江浩一边说一边拨开草丛，一只叼着东西的黄鼠狼露了出来，小家伙看见伞兵扭头就跑了。 大伙走了不一会，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臭气，准确地说，是肉臭的味道，所有人都拉枪上膛，小心地向臭气传来的方向慢慢地前进。拨开一片草丛，一个令人作呕的场面出现在他们面前。一小块空地上立着八根树桩，上面绑着16个人，全部被砍了脑袋，旁边的树上还吊着十七八个被剁掉了四肢的“人棍”，所有的尸体都开始腐烂了。 排长江浩对先锋陶海使了个眼色，陶海就转身潜入山林，其他人则原地待命。闻着刺鼻的臭味，挥挥手驱赶着身边的苍蝇，马强觉得鼻子的嗅觉在逐步丧失，臭气似乎直接冲入胃部，勾起一阵阵的吐意。“哇”地一声，马强把肚子中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吐到什么也吐不出来了，肠胃还在一阵阵抽搐。带起了一身的虚汗。日本人真能干出这种事？太残忍了！ 这时传来陶海的声音：“前面还有很多尸体，大约100多人，多数是平民，大多是被刺杀；少量被枪杀，估计是俘虏！” “OK。现在，先锋，你在前面开路，其他人在后面跟上，不要碰任何东西！明白吗？”江浩下达命令。 “Yes，Sir！”陶海领命向前去了。 在凌晨3时的时候，伞兵们接近了南天门敌方营地。天公作美，下起了小雨。对于行动来说，雨声可以掩盖行动的声音。 仰看敌军营地，面南背北，建在一个圆坡上，有3个木屋，成三角形排列。背后一个警戒楼，前面一个机枪掩体。3个屋子中黑灯瞎火，警戒楼上架着一挺轻机枪，两个警戒哨，掩体中估计有三个人，因为他们正在抽烟，离老远就能看见三个小红点一晃一晃的，这种士兵比我还菜！马强心中想。 “排长，掩体中3个，2个警戒哨，3个木屋中的人正睡觉呢！”先锋来报。 “OK，先锋，警戒哨。其他跟我走。等我命令，Go！”排长一声令下，所有人摸向敌人营地。 陶海悄无声息地摸到阵地附近，伏下身来，静静地察看警戒哨的位置。 很快，不远处暗黑的角落里传来轻微的跺脚声，执行警戒任务的鬼子大概是冷得受不了了。陶海无声冷笑，探手拔出锋利的猎刀，弯腰朝目标移动过去。 不久，黑暗中闪过一抹寒光，小鬼子一声未吭地瘫倒在地上，咽喉被深深地割开，几乎断头。摸哨时切记要将对手的气管切断，就算暂时不死也无法出声，但很多没受过训练的新手往往忽视这一点，致使岗哨没有死透，还能发声示警。 陶海可不是新手，老练狠辣得让人心里发毛。他直接用猎刀横贯鬼子的脖颈，随后在顺势使劲一旋，整个脖子被割开三分之二，就算是神仙也喊不出声来。 把猎刀在小鬼子的军服上来回抹了两下，拭净血迹，陶海熟练地还刀入鞘，起身朝阵地内潜进。他脚上的那双褐色长筒皮靴是特制的，不仅轻便结实，还采用牛筋混合橡胶作靴底，走起路来像猫一样无声无息。 站在屋子外放哨的鬼子兵穿的是夏季军服，哪知薄薄的布料根本挡不住夜晚山顶寒冷的夜风，那刺骨的滋味别提多难受了！他躲在一棵大树后面避风，不断地跺脚搓手，步枪靠在树上。过了一会儿，风小了，小鬼子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根皱巴巴的香烟，用手捋了捋，叼进嘴里，摸出火柴点烟。 微弱的火柴光在风中一闪即逝，烟点着了。小鬼子急忙狠狠地吸了一大口，深深咽进肺里，可还不等鼻孔里朝外冒烟，陶海的猎刀突然闪现，风驰电掣般贯入鬼子的脖颈，刃旋颈裂，血喷如泉。 小鬼子倒在树下，身体无声地抽搐，刚刚抽了一口的香烟掉在尸体旁，红红的烟头在风里亮了亮，旋即被自己鲜血浸灭。 进出房屋唯一的门虚掩着，隐约有灯光透出。 陶海悄悄掩至房门前，侧身贴墙，探头向屋内观瞧。客厅里没有人，鬼子们应该是睡在两侧的卧室里，具体人数不详。他瞅了一眼夜光手表：3点30分。 不能再等了，天一亮就无法突袭了。 在狭窄的房间里作战，单发手动式狙击步枪是难以胜任的。陶海摘下斜背的狙击步枪，顺手横放在墙根下，这样做是怕进屋后会影响移动速度。 他掏出腰间的手枪，打开保险，检查弹匣，送弹入膛。 这是一把比利时FN兵工厂生产的M1919型自动手枪，也称做“勃郎宁9毫米大威力军用手枪”，是美国著名枪械大师约翰。M。勃郎宁设计的一款手枪。此枪口径9毫米，发射国际通用的9x19毫米巴拉贝鲁姆弹，并采用勃郎宁独创的双排供弹方式，让弹匣的容量达到了惊人的13发，大大提高了火力的持续性。 威力大，火力猛，杀伤作用强。还加装了无声装置。 叶挺正是看中了此枪的这几种优点，才花重金购买了加装了消声器的“大威力”；当然，FN兵工厂的做工和质量也绝对是一流的。 虚掩的房门被轻轻推开，陶海闪身而入，没发出一丝声响。他入屋后立刻蹲下身，双眼迅速一扫昏暗的客厅，确定没有人，反手小心地将房门无声关上，随后起身搜索前行，单手持枪，枪口与目光始终保持同步移动，左侧卧室。 卧室的门关的很紧，用手推开，门缝里透出灯光来，侧耳倾听，一片粗重的鼾声。陶海当机立断打开房门！ 卧室里点着一盏油灯，火苗昏黄不定，但足够使人看清屋里的情景：十几名日本兵赤身**挤在一张土炕上，破门声响，一名未睡熟的日本兵惊醒，猛然坐起。他刚想发声示警，枪响了，9米铅芯弹头准确地击中脑袋，日本兵的头如同被踩烂的西瓜般爆裂开来，仰头栽倒，脑浆流了一炕。 陶海箭步纵到土炕前，挨个一枪干掉，必是鬼子无疑。有两名鬼子被枪声惊醒，傻乎乎地挺身坐起，只听砰砰两声，子弹穿心，重新躺倒，另一名鬼子则在半睡半醒间爆头而亡。 还有两间屋子没有清除，陶海夺门而出。 月光下，警戒岗楼上的人影在来回晃动着，外围的岗楼上架着机枪。在几个环型工事后，有几个家伙估计是睡着了，好半天都没动过一下。 靠在岗楼上抽烟的机枪手猛地摇晃了一下，从喉咙里喷出了一大团黑色的东西，顺着身体流下。到底是王牌狙击手，陶海精确地命中了目标的咽喉。这样的射杀不但可以让尸体保持倚着建筑站立的姿势，而且连烟头都不会掉下来，不走到面前，根本不知道那是一具尸体。另一警戒哨的头顶也喷出了黑色的液体，保持着原有的姿势一动不动！ 陶海使用的是带消声器的春田M1903式狙击步枪。 关于狙击手的电影很多，但是电影史上最为亮眼夺目的狙击手莫过于他，一个电影中的配角，一个完美、冷俊的杀手。那就是《拯救大兵瑞恩》中的狙击手杰克森。 杰克森使用的就是M1903式步枪，这是一种旋转后拉式枪机步枪，由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Springfield，直译为春田兵工厂）生产，是美军在一战、二战及朝鲜战争中的制式步枪。 M1903式步枪是经德国毛瑟兵工厂的特许下生产。外观上，整枪长度比98式毛瑟步枪短，枪管长度缩短为610毫米，拉机柄向下弯曲。由容量5发子弹的弹仓供弹，用5发分离式弹夹装弹，也可直接往弹仓里添装子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研制了带25发弹匣的M1903步枪，战士再也不用每打完5发就装一次弹了。这在当年的堑壕作战中应该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 M1903式步枪加工工艺堪称精良，在各种恶劣环境下，精度和动作可靠性均能保持良好。这支旋转后拉式枪机的步枪也被改进用于执行特别任务，比如在堑壕内远距离精确射击，在深邃的丛林作战，发射枪榴弹，或用作狙击步枪。 它的附件也是五花八门，有刺刀、光学瞄准镜、榴弹发射器、消声器等等。 在装备后的许多年内，M1903步枪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军用步枪。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军狙击手装备的就是斯普林菲尔德1903式狙击步枪，配装沃纳－斯韦齐公司的6倍瞄准镜。美军狙击手还经常使用装于枪口部的“马克沁”消声器（世界上第一种消音器是现代重机枪的发明者海勒姆。马克沁于1908年发明的，美国陆军将其安装在狙击步枪上进行了实验）。美军狙击手的训练要求是，在200码（183米）距离上命中头部目标，在400码（366米）距离上命中人体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第82师（就是二战中出名的那个空降师）的约克中士——来自田纳西的猎手，就使用该枪。1918年10月8日，他所属的部队遭到德军阻击。约克使用一支M1903式步枪进行射击，总共射击了20发子弹，击毙了21名敌人。敌人被约克吓倒，迅?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81 部分阅读 发子弹，击毙了21名敌人。敌人被约克吓倒，迅速投降。约克一个人俘虏了132名德国兵，成为一名传奇的战斗英雄。 至于德军的狙击手则使用毛瑟98K型狙击步枪。在一战西线的堑壕战中，英法士兵不害怕炮击与机枪扫射，只怕狙击手的枪响，有些士兵竟然患上了狙击恐惧症，一听到毛瑟步枪的声音就立刻丧失了战斗力，不得不送往后方的医院治疗，狙击手的威慑力由此可见一斑。 在大致了解了狙击作战的历史后，叶挺根据蒋先云的建议，使用M1903式步枪作为狙击步枪，且配备了瞄准镜、消声器等部件，以适应特种作战的需要。 且说陶海用带消声器的狙击步枪干掉一名警戒哨后，又潜入一个最靠近岗楼的掩体，突然跳进，飞快地割断了里面一名日本兵的脖子，接着是下一个，1分钟后，所有的掩体清除！ 第49章：鹰从天降（二） 目标在夜色中是那么显眼，就像一颗钻石，吸引着无尽的黑暗。 接近营地是个上坡，在坡下面，马强他们都最后检查了一下装备，然后悄无声息地爬向木屋，各自找好掩护。看着眼前屋子里人来人往的身影，马强不禁握紧了手里的枪，屏住呼吸，等待命令。 随着警戒哨无声无息地倒在楼上，看来排长他们也得手了，该我们了。马强刚准备动手，忽然，木屋的门开了，一个端枪的日本兵走了出来！ 看见走出来一个士兵，马强赶紧缩回来趴下，顺便看了一眼旁边的李龙，李龙已经抽出军刀对马强使了个眼色，如果被发现就让马强吸引对方，他好干掉他！马强我怎么这么倒霉。趴在草丛中也抽出了军刀，没敢用消声器手枪，因为不管消声器手枪声音多小，这么近的距离，枪机撞击子弹底火的声音，是瞒不过人的。不管对方多菜，他也不想冒这个险！ 这家伙迈着方步，哼着小曲走到离马强一米多的头顶停了下来，不一会，一股带着浓浓的酒气的尿水，从天而降，淋了马强一身。那恶心的骚气冲得马强火冒三丈。这小子尿起来还没完了，一泡尿尿了快2分钟了。操！哪儿尿不行？非冲我趴的地方尿！以后再也不趴小树后面了！看李龙充满讥讽之意的笑脸，明显地表示出早知道会出这种事情一样，怪不得这么好的掩护他不要！ 总算尿完了，那小子一转身，准备回屋时，抬头望了一眼警戒楼，一看没有动静，他一愣！一把就把肩上的枪捞在手里，张嘴就要喊人。在他抬头向上看时，马强就知道不好，爬起来就冲了过去，左手一捂他的口鼻，右手的军刀就从背后扎了进去。由于动作不利索，右手的刀没有如预期的斜着扎进他的肺部，而是扎在了他的右腰上。那家伙“唔”了一声，一手肘打在了马强的肚子上，打得马强手一松让他从怀里转了出去，眼见他嘴又张开，可是还没出声，一道血线就从他脖子上喷出，李龙已经一刀把他的脖子划断，人头“咚”地一声掉在地上，身体还没倒下，就被李龙一把接住。 李龙就是那个跳伞时挂在树上被马强讥笑的老兵。 不到半个小时，江浩伞兵排就干掉了南天门上的鬼子警戒哨兵。跟着又如法炮制，连续夺下了八道楼子、421高地，整个南天门阵地神不知鬼不觉地落入了伞兵连之手。这固然是日军绝大部分兵力都顶在前方，后方警戒兵力薄弱的缘故，也是根本没有想到后方会出现一支特种部队。这就是所谓“有心算无心”了。 “弟兄们，叶参座要求我们守住南天门，是有道理的！你们看，这里地势险要，我们守住这里，就能将3万多鬼子关门打狗！大家一定要坚持到明天中午，装甲部队会来援助我们的！从现在起，大家轮流执行巡逻任务。”李金波说，他有预感，敌人会在这里拼命突围。 瞄准镜中的山路上一片寂静，风吹过，草木摇曳。 没有太阳，不必担心物镜的反光。 陶海潜伏在南天门高地一处山脊上，位置比山路略高，直线距离在千米之内，占尽地利。美中不足的是，山脊上光秃秃的，没有任何可作掩蔽的物体，岩石也很坚硬，无法挖散兵坑。不过，山脊上到是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处石坑，想必是经过千万年风蚀雨击而留下的岁月之痕。 陶海找了个最大的石坑作狙击点，先将坑内淤积的碎石和泥土清理干净，然后人躺进去试了试，腿能伸开，宽度稍差点，深度正好能将身体遮住，总体来看还不错。 他没有清除坑边石缝中枯黄的草，那是最好的风向标。 美式野战背包放到旁边的石坑里，取下防风防雨的军用毛毯，折成两层垫在坑内，冷时可以掀起一层把自己裹住御寒，他无法确定潜伏多长时间。陶海坐在坑内，左手持枪，右手反复拉动枪机，将弹仓内的子弹一一退出，用净布擦亮后再挨个压回去，最后自弹药包内掏出2个上满子弹的弹夹放到顺手处。他架起枪，瞄瞄对面蜿蜒而上的山路，空搂了一下扳机，随后满意地拍拍枪身，自言自语道：“宝贝儿，这十几天憋坏了吧！别急，一会就可以开荤了！” 当细密的小雨落下时，远处的山路上终于出现了模糊的人影。陶海赶忙举起挂在脖子上的“蔡司”8倍望远镜，聚精会神地观察起来。 出现在山路山的日军约有1个中队的兵力，赶着10多匹骡马，背上驮着弹药箱和轻型迫击炮，没有看到大口径山炮一类的重武器，应该是轻装的步兵，看来是换防来的。日军的行进速度很快，排头兵离狙击点有2000米，不久便可以进入射程。 陶海放下望远镜，打开枪机保险，推弹入膛，枪托抵肩，右手食指放到扳机护圈外，微曲。野战背包里有一副细羊皮手套，但是他没有带，怕影响手指的灵活性，狙击手只有一次机会。 光学瞄准镜中的鬼子越来越清晰，全部穿着卡其色带兜帽的军大衣，军衔标志不太明显，不过军官一般是不会走在最前面的。 没有合适的目标，继续等待。 长长的队伍在崎岖山路上快步行进，身旁就是陡峭的山谷。陶海射程内的这段山路比较直，大概有200米长，没有任何掩蔽物，视野良好。 鬼子军官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身材中等略胖，头带软式战斗帽，上面缀有黄色五角星，身穿高级呢制军大衣，足蹬黑皮长马靴，军刀挂在马鞍旁，大衣上有肩章，是名少佐。山路虽狭窄，但是坡度比较平缓，鬼子少佐没有下马，夹杂在队伍中间向上走。 瞄准镜的十字分划线从鬼子少佐的头部下移至胸口，交叉点定格在心脏处，距离较远，要确保首发命中。陶海抛却一切杂念，心如止水，身心似乎和枪融为了一体，达到人枪合一的境界。 石坑旁的枯草微微摇晃，说明风速不快，对子弹飞行线路的影响降至最小，机会难得，果断开枪。 扣动扳机，拉机退壳，重新上弹，再次瞄准，不到1秒。 陶海的动作可以用神奇来形容！ 抛飞的弹壳与鬼子少佐的尸体几乎同时坠地。唯一不同的是，黄铜弹壳在山脊上弹了两下后静止不动，而鬼子少佐却直接滚落山谷，死定了！ 日军果然训练有素，惊变下队形依然保持不乱，在下级军官的指挥下，跑步前进，准备快速通过这段没有掩护物的山路。鬼子的机枪手开始向山脊方向进行试探性射击，弹头击中岩石，碎石四溅。 陶海根本不在乎这种盲目的散射，再度握枪寻找新的目标。他这次不准备射人，而是射马，一匹负伤受惊的健马在狭窄的山路上发起飙来将会是什么样子，而且还驮着弹药？ 不可想像！ 马的体形大，横截面宽，走在山路上是绝佳的活靶子，新兵都能打中。夏少校选中一匹体格十分健硕的马，马背上驮着一座60迫击炮和炮弹箱，他当然不会打马的要害，不然怎么折腾小鬼子呢！ 瞄准镜对准马臀，枪响，命中。 弹头掀飞了一大块皮肉，惨不忍睹。 健马狂跳而起，悲鸣不绝。两名鬼子兵拼命拉住缰绳，竭力想使健马安静下来。 “啪！”又是一声枪响，两个鬼子兵的脑袋竟被一枪对穿。 健马摆脱了束缚，嘶鸣着在山路上狂奔起来。 在同一地点连续开枪是狙击手的大忌，敌人可以通过枪声准确定位，反狙击火力顷刻便至。可陶海对此并不担心，日军根本没有反狙击的意识，现在更不可能组织火力反击，因为他们首先要对付的是一匹受惊的马。 好戏已上场，静待佳音。 马嘶、人喊、枪响、惨叫，乱作一团，久久不绝，山路上。 陶海冷静而熟练地开枪射击，那神态就如同是在靶场上练习一般。7。62毫米尖头弹先后洞穿两个鬼子鲜活的心脏，在他们从山石掩体后跃出的瞬间。突然，一梭子机枪子弹横扫过来，击中身前的岩石，几发跳弹擦着他的头顶飞过，惊出一身冷汗。 “歪把子”机枪架在一块低矮的乱石上，不断喷吐火舌为进攻中的鬼子提供火力掩护。“歪把子”构造独特，外形丑陋。该枪的双脚架过高，射手必须抬高身体才能正常射击，恰好被狙击步枪的瞄准镜套个正着。陶海轻松一扣扳机，鬼子机枪手的头立时变成了一个被捏爆的番茄，惨不忍睹。 机枪顿时哑了。 山下准尉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伤亡惨重之下，距目标只有200米，但是最重要的机枪手死了，失去活力掩护意味着将会付出更大的伤亡。 冲锋时最怕犹豫，当断不断，必受其害！ 山下准尉一咬牙，命令所有人上刺刀，准备白刃突击。200米的距离，用不了1分钟就能冲到，他不相信对手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他们全部射杀，除非有奇迹出现。 在“一。二八”凇沪抗战的时候，陶海就曾亲眼目睹鬼子兵手持刺刀整队冲锋，还用日语疯狂地吼叫着。他当时不知道鬼子们在喊什么，后来询问日语翻译才搞明白，原来鬼子们是在喊“天皇万岁”。 今天这一幕又重演了，声音在空旷的山谷中传的更为响亮，嚣张的不可一世。狙击步枪的射速较慢，不利于快速射击，尤其是在近距离交战的时候。陶海打完枪内的最后两发子弹，没能命中鬼子。 鬼子离他已不足百米，重新装弹已来不及，该拼命了！ 突然，听到一声吼叫：“打！” 与此同时，排长江浩手里的狙击步枪响了，“啪”一声，那个在人群后面的山下准尉应声倒地；同时，崔中华发射的子弹也无情击碎了那个60迫击炮炮手的脑袋。 前沿战壕里的伞兵冲锋枪手纷纷投出了手榴弹，然后用各种冲锋枪猛烈扫射，“轰轰轰”“哒哒哒哒哒”，一片措手不及的日本兵顿时倒地。 第二道战壕里的步枪手也纷纷用缴获的38式步枪开火，一个个点射敌人。 而侧面那些缴获的火力凶猛的92式重机枪也纷纷开火，“嗤嗤嗤嗤”、“哒哒哒哒哒”、“咚咚咚咚咚”，威力巨大的重机枪子弹拖着亮光无情地收割那些靠近的日军。 这批的日本兵遭到了突然的打击，一下子死伤惨重。但是前头的敌人被打退了下来，后面的敌人马上组织了火力反击。 “咣”、“咚”、“轰”，60毫米轻迫击炮向伞兵阵地开火了，接着，“哒哒哒哒”，机枪子弹也打上了我军阵地，前沿战壕的冲锋枪手被压制在战壕里不能抬头，一挺92重机枪也被打哑了。 江浩看到了800米外一个迫击炮手正在开火，他瞄准了那个迫击炮手，扣动了扳机。“啪”一颗高速旋转的子弹钻进了那个家伙的脑袋，那门炮马上沉寂了下来。当第二个炮手再上炮位时，江浩又一枪击毙了那个家伙。江浩开了枪后，马上变化了阵地，刚刚变化阵地，一排12。7毫米重机枪子弹就扫到他原来的位置。 “嗖”一发迫击炮的炮弹打到了阵地上，“轰”一声，一个冲锋枪手倒了下去。 江浩东操作着一挺92式重机枪，占领了一个有利的位置，他对准了敌人的一挺“歪把子”一串扫射，“嗤嗤嗤嗤”不到3秒种内就打完了一条50发子弹的短弹链，那挺“歪把子”机枪的正副射手和后面的替补射手都被打死。他打完一条短弹链，马上换了个阵地，再换上一条250发长弹链，对准了下面的敌人一阵扫射。 凶猛的火力压制得敌人抬不起头，而那些企图操作迫击炮、机枪的敌人则被狙击手一个一个击毙。 我军士兵也不时被敌人步枪击中，看来出征前敌情介绍的确实不假，鬼子步兵步枪的射击极为精确，个个堪称狙击手。 江浩换了狙击步枪，找到了一个躲在乱石后面露出一支步枪的家伙，那个家伙正准备对我军一个重机枪射手开火，“啪”一声，江浩抢先开火了，那个家伙一头重重栽在地上，一支38式步枪从石头上掉了下来。 崔中华也找到了一个敌人狙击手，一枪就把那个家伙干掉了。他们两个各击毙一个敌人步枪手后，马上缩回到战壕里，敌人步枪的子弹擦着他们的头皮过去，就差那么零点几秒就能击中他们。 鬼子的这个中队近200人终于被伞兵们全歼了，剩下几个想跑的也被狙击手干掉。伞兵们立即小心前去，对每个鬼子尸体都补上一刺刀（这是战场手册特别提醒的）。然后搜集武器，毕竟他们孤军作战，弹药极端重要。幸好他们在广东训练时就有练习使用日军的全部步兵轻型装备，如今正好用得上。鬼子们的武器被集中到一起，有2挺92式，4挺“歪把子”、100多“三八大盖”、6具89式掷弹筒、2门60毫米迫击炮，几百枚91式手榴弹、两把质量极差的士官军刀。 眼看着战友们痛快地屠杀日本兵，仰身躺在石坑内，陶海点上烟，美滋滋地吸着，莹洁的雨点从天而降，落在脸上，钻入脖中，感觉凉飕飕的。 他开心地笑了。 南天门这边打起来了，北边的421高地也没有闲着。 一处公路弯道距李龙的散兵坑约800米，视线良好，利于狙击。他和新兵马强已在此地潜伏了4个多小时，缩在散兵坑里等待目标。散兵坑是利用天然的坑凹扩建而成的，精心伪装后与四周的环境合而为一，除非走近绝难发现。 唯一令人担心的是，公路两旁地形开阔，掩蔽物极少，粗大一点的树木全部被砍掉了，一旦被发现，安全撤离是个问题。但战争向来就是智慧加冒险的游戏，而胜利也往往属于那些敢于冒险的人。 远处传来喇叭声，大约有5辆鬼子的军卡开了过来，估计是为前线补充物资的。 车队临近，李龙据枪瞄准，马强手持望远镜当他的观察员，密切注视车队的动向。狙击步枪的弹仓里压了5发7。62毫米的穿甲燃烧弹，弹尖涂成红色，弹头中部含有少量白磷燃烧剂，用来射击卡车的油箱最合适不过了。 但白磷是剧毒物质，经常会自燃，在生产和使用中很不安全，所以李龙也没敢多带，只有5发。 第一来辆卡车驶入弯道，减速慢行，车厢内满载武装到牙齿的护卫兵，两侧护拦和驾驶室顶上都架着机枪，高度戒备。瞄准镜的十字线锁定卡车油箱，枪口与车身同步移动，手指轻轻扣住班机，心跳平稳。 马强不断低声报告观察结果，确定其余车辆的跟进速度和距离。车队由5辆军用卡车组成，除头车满载士兵外，其它车上装的都是军用物资。 眼看头车就要拐过弯道了，李龙瞬时搂动扳机，穿甲燃烧弹准确击中油箱，白磷引燃汽油，爆炸瞬间发生，卡车顷刻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烈焰重霄！ 望远镜中的场景让马强重温儿时玩的“火老鼠”游戏，将逮住的耗子全身淋上油，点燃后看着它四处乱窜，开心的不得了。有一次玩时差点引发大火，挨了父亲一顿痛打，至今难忘，只可惜今后再也没有挨父亲责打的机会了。 全身着火的鬼子兵哀嚎着跳下卡车，像“火老鼠”一样疯狂地四处乱蹿，那景象惨不忍睹！一名鬼子军官从第二辆卡车的驾驶室里快速跳下来，掏出手枪，对准惨叫着扑过来求助的士兵连续开火，直到全部打死倒地为止。后面的车上装有大量的弹药，一旦被点燃引爆，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李龙没有有瞄准鬼子军官，他想打爆最后一辆卡车，把鬼子车队堵在公路上，然后再挨个痛宰。可是尾车停靠的位置已超出狙击步枪的射程，勉强打没有把握，想想还是选择射程内的卡车比较保险。他无法确定那辆车上装有弹药，决定自第二辆开始依次射击，还有4发穿甲燃烧弹，不信蒙不对！ 车队的护卫兵全完了，没有能力搜索袭击者，那名鬼子军官命令车队驶离公路，越野而行，绕过燃烧的头车，快速脱离险境。李龙正发愁射程不够呢，这下问题解决了，想跑可没那么容易！ “别观察了，新兵，拿起枪朝车厢打！”李龙说话间打出了第二发穿甲燃烧弹。没必要再瞄准油箱了，卡车上的货物目标更大，更容易击中，而且连瞄准镜都不用。 马强抄起狙击步枪，快速打光一个弹夹，全部命中一辆卡车，却没引发爆炸，真让人生气！正当他极为熟练地往枪里压子弹时，李龙终于命中了一辆弹药车：第四发穿甲燃烧弹。 时间仿佛停顿了一秒，然后突然起爆！先看到眩目的火光，紧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巨响，地面猛然颤动起来，散兵坑内的落土能埋过人的脚面。卡车上装载的各种弹药持续不断地爆炸，纷飞的弹雨又引爆了另外几辆弹药车，发生连环大爆炸，其声远达十里之外。 引起如此惊人的连锁反应，李龙也始料不及，那场面简直太壮观了！但他却没时间欣赏，急忙拉着马强卧到在散兵坑内，躲避四处乱窜的流弹，尖锐的呼啸声从散兵上方急速掠过，久久不绝…… 5分钟后，听不到流弹的破空声了，李龙和马强小心地趴起来察看战果。整个车队都在燃烧，看不到一个活人，熊熊火焰吞噬着残缺不全的军用卡车，浓烟滚滚。 马强想走过去仔细瞧瞧，没准还能拣到什么有用的战利品。李龙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说是不是活腻了，靠近燃烧中的弹药车极度危险，搞不好炸得连毛都找不到！马强不以为然地吐吐舌头，但没再坚持。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伏击战，全歼日军运输车队，战果辉煌，前线的日军第8师团恐怕要饿肚子喽！ 第50章：关门打狗 6月21日傍晚7时，太阳的余威刚开始渐渐褪去，经过一天艳阳高照的华北大地，暑热却从地缝里钻出来似的依旧笼罩着地面。北平军分会属下的各个营地更象开了锅似的躁动。 对密云日军第8师团的围歼行动即将开始！ 按照叶挺的计划，以4个步兵军的兵力负责对日军的合围： 第4军和机械化师在密云东南的平谷县集结，沿蓟河河谷向北穿插，占领石匣镇，完全封住日军第8师团撤回南天门和古北口的退路。支援这一路作战的还有以卓特巴扎普为军长的蒙古骑兵军，下辖3个骑兵师。这个骑兵军是石王和奇俊峰专门调拨给军分会的。 第11军的军部设在平谷，从东南面向密云进攻，同时封住日军从东面向兴隆方向突围的去路。配属这一路的是东北军第63军（骑兵军，辖9个骑兵师）。 第8军替换下东北军36师，占领顺义牛栏山一线阵地，由南向北进攻密云。军分会的炮兵主力摆在牛栏山上。 税警总团接替第61军防务，占领怀柔一线阵地，并以总团直属坦克队和孙良诚的骑兵挺进军组成快速部队，向北直插长城脚下的河防口，封住日军向西退往丰宁的要道。 以上部队负责对日军第8师团的围歼。 封闭合围圈后，以第26军负责阻援，其中一部占领南天门阵地，主力在交界河一带顶住丰宁方向日军第6师团的援兵。 东北军4个军（51、53、57、67军）全部集中在冀东方向，防止日军从山海关入关。 29、32、35军等部负责把守各自的要隘，保证主力歼敌。前段损失最重的17、41、61军等部撤下整补，并作为军分会预备队。 合围作战的关键，就是出奇不意，迅速断敌退路。要做到出奇不意，就要使敌人陷入习惯性思维。此次作战的主力两广军队和税警总团，平时都集结于通县和顺义以南一带，如要赶到日军第8师团的后方石匣镇，一般要两天左右的时间。但是，那是步兵行军的时间，叶挺打破常规，以机械化师和骑兵部队为先导，隐蔽而迅速向日军的后方穿插，不出意料的话，半晚即可抵达！这还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集中强大的装甲机械化部队进行大纵深突击，也可以说是第一次实施“闪电战”，绝对会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一般中国人都会认为日本人善于模仿和学习，但那些都是战术层面的“小道”。实际上日军的战略思维非常保守，二战中希特勒的“闪电战”和苏联红军的大纵深攻击打了几年了，日本人居然无动于衷，还盲目相信步兵和刺刀是解决战斗的主要手段，坦克装甲车、自动武器的配备虚弱不堪，以致1945年在远东战役中被苏联红军的装甲机械化部队打得关东军七零八落。就算是在日本人引以自豪的经济方面，90年代被美国一个“广场协议”就搞得陷入十几年的衰退期，至今没有恢复过来，可见日本人战略思维之贫乏。现在是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人做梦也不会想到居然会成为“闪电战”的实验品。 装备精良的机械化师无疑是主攻部队的中坚，周士第亲率装甲团作为开路先锋，2个机械化旅和骑兵跟进。部队入夜出发，用本师100辆汽车拖运火炮和补给，军分会调拨的近300辆卡车（其中200辆是缴获热河军阀汤玉麟的）装载着步兵疾驶直奔石匣镇，蒙古骑兵军是装备马匹较多的部队，也作为快速部队一起出发。其余部队浩浩荡荡跟在后面——几百辆卡车把先头部队送到预定地点后再调回头分批接他们。 车少人多，坦克和装甲车的上边都坐满了人。叶挺、薛岳带着作战参谋和通讯员乘一辆小汽车夹在装甲团直属队中间随大队前进，沿着侦察兵事先确定的路线乘着夜色在群山间穿行而过。 车队经过一块山腰平地时，叶挺透过车窗看见装甲团的2辆日制92式装甲车黑黝黝地停在那，几个装甲兵打着手电好像在检查故障。叶挺和薛岳下车查看，原来一辆是水箱开了，一辆是变速箱烧了。叶挺不由得叹口气，现在毕竟是30年代初期，而二战时就算德军、苏军那样强大的后勤保障维修能力，也有许多装甲车辆趴窝，别说现在远离广东基地了。何况，装甲兵都是新手，道路状况也非常恶劣，叶挺只希望抵达目的地之前损坏的车辆尽可能少些。我军最大的优势在于士气、火力和战役意图出敌不意，要点在于主攻部队的快速集结、挺进速度和石匣镇、河防口两地穿插部队的效率。如果有一点差池，他只能宣布战役失败而撤退，命令预备队在顺义一线布防，阻击日军，为大举反攻热河重整旗鼓争取时间了。 薛岳下了车，清新的夜风扑面而来，真是舒服！ 他站在山腰边望去，嚯！好一派激动人心的场面啊！银色的月光下，威严的长城黑沉沉的剪影映在天边，长长的车队象一条黑色的巨龙在群山间蜿蜒行进，此起彼伏的混响与隆隆的马达轰鸣声、大群马队的马蹄奔忙声融在一起在山谷间来回激荡，一队队数不清的蒙古铁骑“哟霍霍”呼叫着与车队竞赛着飞驰而过。 自豪！骄傲！薛岳身上有一点不自觉的发抖，眼窝里有一点热热的感觉。想想仅仅在半年多前，铁四军还只剩下不到四千人的兵力且寄人篱下，而如今……这一切全拜希夷所赐，自己只有打好这一仗，才能不辜负信任，重振铁军雄风！ 一晚行军不提。清晨，叶挺看了看手表，7点37分，先头部队用了14个半钟头到达石匣镇以东的四海山，他对这个速度非常满意。 机械化师先头部队除了十几辆汽车和几辆坦克、装甲车抛锚和事故外全部到齐，骑兵部队却被长途行军拖得七零八落，马也是血肉做的，一夜赶百里的山路哪里吃的消，绝大部分都落在后面，少部分赶到的骏马已经累得口吐白沫，跪地不起。叶挺决定清晨的突击只由装甲部队实施，步兵乘坐汽车随后跟进。 薛岳兴奋莫名，这还是第一次真切体会到机械化部队的神速。一夜的辛劳，他毫无倦意，爬上四海山观察地形。 “报告军长，石匣镇穿插部队准备完毕，请求出发！” 叶挺、薛岳、周士第一行走下山脚，看到装甲7连已经整装待发，连长高常胜满身戎装上前一步立正敬礼。 三名将领在高常胜的陪同下走在比尺子量出来还要整齐的队列前，尽可能地注视着每一个战士的眼睛，想把他们全都记下来。年轻的战士们在将军们的注视下把笔直的腰身挺的更直，叶挺却心潮起伏，张了几次嘴，却发不出声音。 叶挺甚至连第二批穿插部队（由返回的空车运输的机械化步兵）也没有等，就下令发动进攻。时间不能再拖，事实上装甲主力已经全部到齐，这是在敌占区，一旦被敌人发现，战役就会陷入被动。 高常胜开着一辆日制89式中型坦克（这是日本人援助陈济棠的为数不多的几辆之一，按二战标准只是轻型坦克），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直往甲石匣镇方向开去。不多久，就开到了石匣镇外围。果然不出所料，那里是鬼子的后勤辎重部队所在地，各类物资堆积如山。高常胜下了命令：“全连跟着我，驾驶坦克冲进去！” 镇外的鬼子哨兵，向开过来的坦克举手敬礼（那上面的日军标志还没有涂改，其余几十辆92式装甲车也是如此）。坦克隆隆开了过来，突然，坦克开炮了，“轰”一炮，镇外的警戒炮楼就倒了下去（89式坦克装备的是57毫米火炮），接着，坦克的并列机枪怒吼起来，“哒哒哒”，门口那两个鬼子哨兵当场倒在地上。坦克加速向镇里的日军兵营碾压过去，“轰”一声，一座房子被坦克撞塌，来不及起床的鬼子士兵不是被坦克碾成肉饼就是被倒塌的房子埋葬。 跟在后面的坦克“轰”一炮，那座带有天线的房子轰然倒塌，里面的鬼子通讯兵没有一个活着出来，这里和别的地方的鬼子通讯被切断了。 “轰”，又一辆坦克开炮，又一座兵营塌了下去，来不及跑出来的鬼子士兵被埋葬在里面，跑到门口的鬼子士兵被暴雨般射来的机枪子弹打成筛子。有清醒过来的鬼子士兵拿着手雷，偷偷绕到坦克的后面，突然，一颗12。7毫米子弹射碎了他的脑壳。那是后面的美制M24坦克发射的大口径机枪弹。 石匣镇是个简陋的小镇，上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冲入镇内，用泥土简单干垒的房屋被坦克碾压成了渣土，燃烧的茅草屋顶正在烈日下喷吐着火焰，几百具日本兵尸体散布在镇中。有的尸体被坦克上的机枪打成了马蜂窝，还有的干脆就被那宽阔的履带碾成了一张张干瘪的人皮！ 石匣镇只驻有日军第8师团的辎重联队，虽然人员有3000多人，但大部分只配备有刺刀（日文称“短剑”）等冷兵器，而且有部分人员支援前线去了。这里本有1个步兵大队负责守卫，哪知今早前去南天门换防的1个中队没有回来，才知被中**队摸了后方，大队主力前去争夺，镇内的武装更是虚弱得可怜。剩下几个岗楼很快被轰塌了，不多的战斗人员用手榴弹也阻挡不了敌人庞大的装甲车辆，有些步兵用步枪向坦克射击，毫无用处。高常胜操起航向机枪疯狂地扫射起来，200发的弹链在1分钟之内就到了尽头！高常胜吼叫着换上弹链，开始了新一轮的射击，边射边狂笑着：“这才过瘾啊！开近点，把弹链连接起来，杀啊！！！” 89式中型坦克内，高常胜像一头发怒的公熊般怪叫着扫射，镇内的日本兵已经所剩无几，将近100多人几乎都拥挤在镇公所大门前毙命，企图逃窜的无一例外地被紧跟在后的坦克射杀，少数几个吓傻了不知向两旁躲避，竟在坦克前疯跑，被坦克履带吞噬前的惨叫声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发出的最后的声音。 没有武器的鬼子后勤士兵，在坦克面前，就好像待宰的羔羊一样，毫无还手能力。很快，坦克就开到镇公所门口（这里是辎重联队的联队部），里面冲出来的几个鬼子中级军官顷刻间就被打成马蜂窝。一个大佐模样的家伙，带着一个中佐模样的家伙，企图往山后跑，坦克一顿狂扫，将两人击毙。在坦克的轮番碾压扫射下，一个接一个鬼子倒下了，很快，这个联队部就被全部歼灭，除了被击毙的鬼子外，一大堆鬼子伤兵躺在地上呻吟着。 乘坐汽车赶来的步兵下车逐屋搜索，把那些鬼子伤兵纷纷刺死。其中，有几个日本的慰安妇，正用哀求的眼光看着那些中国士兵，有的甚至脱下上衣以求活命。铁军士兵不为心动，把那些日本慰安妇全部刺死。他们很快就将这座不大的小镇清理完毕，连躲藏在地下室的一个日本老头都没有放过！ 如果说辎重联队武装极差的话，那唯有汽车极多。镇外的汽车队发现形势不妙，纷纷发动起来企图逃跑。高常胜率领装甲7连迅速突过去，机枪喷吐着火舌，一些傻楞楞站立奔跑的日本兵纷纷被打飞了出去！日军的汽车仍然纷纷扭动着车身躲避着炮火，速度一下子减缓了。坦克的机枪仍然猛烈扫射，即使被浓重的硝烟阻挡了视线，被子弹击中后的嚎叫仍纷纷响起，人群太密集了！ 原来这里除了大量日本兵外，还有张海鹏伪军上千人，正准备乘坐汽车去支援步兵大队作炮灰的。如今，好像从来没有学过卧倒的伪军大量地被屠杀。几十辆军卡属于优先照顾对象，车上拥挤的士兵纷纷被射倒，而驾驶员更是被密集的弹雨打成了筛子。坦克炮响了，有十几辆军卡爆炸燃烧起来，把车上和旁边的士兵炸成肉酱。坦克中传来了高常胜的吼叫声：“下次记得都配发些燃烧弹什么的，这高爆弹打起来不过瘾啊！” 话虽如此，坦克炮弹仍然精确地落在了敌军最密集的地方。看着已经完全崩溃的敌军，副射手石宏拍拍狂喊乱叫、一脸兴奋的高常胜：“要俘虏吗？” “俘虏？什么是俘虏？”高常胜打开通话器，冷冷地命令道：“赶尽杀绝，寸草不留！” 步兵挥舞着刺刀呐喊着冲向那些丧失了反抗意志投降的伪军，这些人自热河一路南下对同胞没少干坏事，比日寇还更可恨！坦克被迫停了下来，人都混到一起了还怎么打啊？除了几辆装甲车追逐着逃跑的日军，其余大部分装甲车辆都停下来欣赏着这场大屠杀！步兵拿着刺刀冲上去就刺，活活把人变成了一堆烂肉。更离谱的居然还有把倒在地上呻吟的日本伤兵扔进燃烧的汽车里面的。 整个战斗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铁军的伤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日伪军的3000多具尸体已经证明了这是成功的一战。 不说装甲团主力和步兵在石匣镇周边据守等待主力，高常胜的装甲7连所在的装甲营继续北开，以与坚守南天门的伞兵连会合。 盛夏的骄阳是很毒的，烤得路边上的大槐树叶子都蔫了，知了拼命叫渴。坦克和装甲车的钢板晒的碰都不敢碰，为能迅速出击支援伞兵，装甲兵们顽强地待命在蒸笼一样的车体里，汗如雨下。因为怕高速行驶时树枝插进来，所有的车窗都关闭了，前车浑浊的尾气油烟还是渗进狭窄的车厢里。石宏把脑袋探出炮塔顶，想透透风，不小心把胳膊撑在滚烫的顶舱盖上，烫的直咧嘴。后勤人员忙着给车辆插上树枝挡阳光，用大毛巾湿了水扔给装甲兵当包头。 装甲车队沿着平热大道疾驶着，每辆车的车头和两侧都糊满了烂泥和枝叶的残骸，被履带卷起斗大的泥团和石块飞散下来，砸的钢板嘣嘣响。 沿途经过不少村落，连汽车也没见过的村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条看不见尾的钢铁长龙呼啸而过。连最顽皮的孩子也吓的躲到大人后面，惊恐地大瞪着眼。 日军大队长平田次郎一招手，正指挥着残余人马对南天门高地再次冲击，突然一阵奇异的声音触动他职业军人敏感的神经，回头一看…… 几十辆坦克、装甲车出现在后方，暴风滚雷般的炮火瞬间将这个无处藏身的山坡上的日本兵裹了?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 82 部分阅读 芬豢础?br /> 几十辆坦克、装甲车出现在后方，暴风滚雷般的炮火瞬间将这个无处藏身的山坡上的日本兵裹了进去，夹杂着重机枪、大口径机枪子弹编织成致命的火网将不及卧倒的士兵们扯成碎片。背后突然的打击令正在向上冲的日本兵乱作一团，慌乱地就地卧倒了一大片，一些人没命的奔跑，不时有人摔倒，也不知是绊倒的还是被远射程的大口径机枪流弹击中。 平田大队长在炮火落下之前的一刻就被来自不同方向的机枪子弹击中，他不知道是他那个招手的“招牌”动作引来了噬血的飞蝗。机枪子弹的强劲冲击力将他年轻魁梧的身躯以奇怪的姿势平甩在长着稀疏野草的温软土地上。 在生命逝去的瞬间，他不解而留恋的眼神望向天空中苍白的流云，部下被金属扯烂的残肢肉块在他余光中飞舞，充满血腥的鼻腔中却欣喜地嗅到最后一缕野草的芬芳…… 装甲部队胜利与浴血苦战了半天的伞兵会合。此时其他方向也传来好消息，各部的穿插均已到位，密云的日军第8师团已被完全合围！ 第51章：炮兵革命 6月22日清晨，京畿北郊屏障顺义牛栏山。 山间的云雾被冉冉东升的旭日渐渐驱散，密云县城遥遥依稀可见。放眼望去，牛栏山顶全是密密麻麻的炮兵黄蓬蓬的身影，成群的汽车和牵引车喷着黑烟正在隆隆开向预定攻击始发阵位；重炮因为射程已可以达到密云，也以山顶作为远程地面压制阵地。这是中**队前所未有的强大炮兵力量：德国制造的150毫米榴弹炮12门、105毫米榴弹炮36门，75毫米博福斯山炮36门、日本制造的105毫米榴弹炮36门、75毫米野炮108门、75毫米山炮48门，还有军分会直属的77毫米野炮……超过300门重炮（以中**队的标准，75毫米火炮就是重炮了）分成数行一字排开，炮兵战士正在喊着号子拉开巨大的驻锄，瞄准诸元手飞快地摇动手轮，检查方向高低机油的润滑程度，装填手拼命将重达数十公斤乃至上百公斤的单发弹药箱从卡车上卸下来，抬到大炮旁，两个人用装弹夹抬起炮弹，另一个人用推弹棍将沉重的炮弹推入炮膛…… 冯玉祥、邓演达、杨杰、黄绍竑、张发奎等一干军分会首脑和桂系第8军的军长廖磊亲临牛栏山观看炮兵集群发射，看着如此众多的重炮，激动心情溢于言表，不由兴奋地指点江山。炮兵旅的旅长蔡忠芴可没那么潇洒，连续十几天研究侦察机航拍的资料，实地精心测量地形，用计算尺呕心沥血推算各种射击诸元参数……已经把他这位当今中国首屈一指的炮兵专家搞得晕头转向，不过今天是检验成果的时候了，一切辛苦即将有了丰厚的回报。 清晨，密云城东日军第8师团司令部驻地。 师团长西义一中将5点准时起床，比第一遍起床号还要早半个小时。这是师团长20多年军旅生活养成的习惯。他是第8师团的元老，从未调出过第8师团，他深深为能成为光荣的帝国骄傲——陆军第8师团的一员而自豪。 按照预定计划，第8师团在从南满攻入长城向支那军显示帝国的浩浩军威后，一期作战任务已经完成。西义师团长率部进占密云，支那军望风披靡，若不是贵族院害怕引起国际干涉，攻占北平也是完全有可能的。那帮**的、人头猪脑的贵族！中将虽然并非帝国陆军“实力派”，但是为帝国建立赫赫军功的热望在他的心中却从未熄灭。可惜支那军除了在长城沿线几个关隘殊死抵抗外，大部一触即溃。听说南京政府急着与帝国议和，由英勇的帝国陆军精锐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战功就要被肮脏的政客玷污了。据冈村宁次上次来通报，密令已经下达，一待议和生效，第8师团将随时有可能撤到长城一线。 垃圾的政治！每次想到这里，中将象刀刻一样的嘴角轮廓就更加深深地向下弯曲。 第一抹曙光从东方浓厚的云层中透出，那是帝国的光辉。军号哒哒吹响，第8师团的精兵只用10分钟就装备整齐列队开始晨操。 这些年轻的皇军士兵就象中将自己的孩子，勇敢无畏地为了帝国的光辉而勇猛冲杀，中将每次看到这些整齐的队列，就感到自己全身的血液已经沸腾。他为他英勇的士兵感到无比自豪。 几匹战马飞驰冲向营门，哨兵看见马上的军官，急忙拉开障碍。战马越过一层层营扎和一队队早操的官兵，飞奔到师团部驻地。一个军官飞身下马进帐。 “师团长阁下，”第8师团的参谋长小林角太郎大佐立正向师团长敬礼。 “哦，小林君，这么早，请坐吧。” “谢谢，师团长阁下，” “有紧急军务吗？” “是的，师团长阁下，据线报，昨夜冯玉祥的军分会部队有所行动。” “哦，”中将漫不经心地点了点硕大的头，就象自视甚高的棋手不愿与棋艺低劣的棋手下棋一样，中将对装备低劣的支那军队的具体动向不是非常感兴趣。只不过支那军居然敢于主动出击大日本皇军的占领地，倒是让人觉得可笑又可叹。 “小林君的线报是否可以判断冯军的意图？” “这个嘛，”小林正信犹豫了一下，“线报的电台杂音极大，我们通宵未睡等待信号，至凌晨才破解出敌军可能想进攻石匣镇。” 中将故作认真地注视着参谋长，其实支那军进攻石匣镇不足为怪，这里是第8师团的总后方，如果被占领，第8师团就被断了后路了。但是即便如此，比起他们现在威胁的六朝故都北平来说，太微不足道了。况且石匣镇驻有一个步兵大队和辎重联队，加起来有近5000人，支那军队岂是啃得动的？中将故作认真只是为了不想让他认真敬业的参谋长失望。 “不必太过紧张，支那军要去石匣镇，最近只能从平谷出发，到达石匣镇外围至少要两昼夜，那还是精锐的大日本皇军的速度，至于支那军嘛——嘿嘿！” 当然，必要的姿态还是要作的。中将叫来第8骑兵联队的联队长三宅忠强中佐，命他派2个搜索骑兵中队向东北方向侦察。 老鬼子西义一是个不折不扣的职业军人，虽然在密云只是暂时驻扎，竟然也不辞辛苦地严格按照《大日本帝国陆军作战条例》中的《驻营例》，将军营严密布防。第8师团直属队驻在密云城内，其中师团部、骑兵联队、第1坦克队（队长百武俊吉大佐）驻城西；炮兵联队（联队长广野太吉大佐）、工兵大队（大队长小泉于搜弥大尉）驻城东（说是城东、城西，其实营房间有安全走廊相联，只是根据地形防守方向不同）。外围一圈摆开4个作战旅团：南面是第4旅团（旅团长铃木美通少将），负责进攻牛栏山；西面是第16旅团（旅团长川原侃少将）；东面是混成14旅团（旅团长服部兵次郎少将），属于第7师团配属过来的部队；北面是混成33旅团（旅团长中村馨少将），属于第10师团配属过来的部队，也是师团总预备队。尽管没有明显威胁，日军还是沿军营外围修筑了暂时性防御阵地。特别是正在开挖的一条宽10米，深3米的防步兵壕，本是为了提防中**队的袭扰，误打误中居然给铁军的装甲突击群造成了前进障碍。只是因为时间和人力的关系，这条“防步兵壕”修的断断续续，远远没有完工。 7时30分，蔡忠芴对着步话机下令：炮火急袭密云，放——、放——、放——！ 集结在牛栏山顶的数百门重炮同时开炮！刹那间，地动山摇，天地动颜，一串串炮弹拖着密集的弹道飞向密云！ 还在进行早操排成密集队形的鬼子立即就被集群的弹幕包围，被如雨泼洒的钢风铁雨血肉淋漓地削倒！“皇军”不断经受着惨痛的杀戮，被钢流扯得稀烂的太阳旗在朝阳下漂浮升腾，樱花武士的肉身在密集的爆裂下复归尘土。在密云城内的坦克和炮兵部队也被猛烈的炮火同时袭击。中国空军派出的日制88式侦察机这10多天来每天都在日军营地上空盘旋（同样的，机身上日本军徽的标志没有涂改，日本人还以为是自己的空军），将日军人员和武器的部署拍照得清清楚楚。日军整齐排列的坦克和大炮顿时被团团爆火包围，在突如其来的炮火前，坦克手和炮兵连滚带爬地寻找掩蔽物，找不到的哭喊着向后面的战壕拼命爬。有些坦克兵努力驾驶着坦克规避着弹坑寻找遮蔽，却不断被直接命中或被近爆的榴弹炸散了架。火炮及旁边堆积的炮弹被密集落下的炮弹引爆，缤纷的殉爆火光中，火炮零件在空中漫天飞舞。 铁军炮兵旅的火力袭击完全达到了预定效果，日军炮兵和坦克部队的战力大部被摧毁，士兵也遭大量杀伤。这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炮战理论在中国第一次实战检验。 蔡忠芴采用的，是美军的TOT炮兵战术！ TOT，是TimeOnTrget的缩写，翻译成中文就是同时弹着集火射击技术，不论口径大小各种火炮一律瞄准指定目标区域中心，射击距离或有远近，发射时间或有先后，但调整到全部炮弹在同一时间到达目标区，视数量多寡落弹差距可能只差几秒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虽常有许多门火炮发射弹幕的场面，但老兵根本不在乎，因为和TOT同时弹着比起来，不过是距离与时间都仍有空隙可躲的零星落弹而已。但遇到TOT这种集火射击，人员或车辆完全没有闪避或掩护的余地。 实施TOT同时弹着，各型火炮操作方式不变，炮连一级的射控程序不变，计算能量也没有增加，只有炮营一级（含）以上单位的射控多出一个倒数计时的统合射击指令。执行这种战术是美式初级炮兵军官训练班队就要学习实作的，并非什么高级和困难的炮兵战术。主要是透过有线电话交换机将炮兵连与炮兵营建立直接命令系统，立即将目标位置换算为本军战斗地域方格坐标，包括请求与调配，每一级的反应时间通常不超过3分钟。 TOT战术的关键是炮群如何协调射击，因为光知道目标坐标然后用图上作业的方法炮击，需要的计算量不是一般大，准备也时间太长。美军的标准办法就是编制表格，预先对每个座标编制射表，然后拉计算尺插值。精度也没必要特别高。如果火炮已就位，标尺均已定好，那就可以随叫随打。叶挺对此早有准备，之前税警总团驻扎密云数月之久，叶挺请总团的美军教官精确测定了密云周边的精确地形坐标，日军进驻密云后又通过涂有日本军徽的88式侦察机对日军营地进行了详细的摄影和拍照，确定了敌方目标的大地诸元。 其中最困难的是如何在没有电子计算机（1946年才发明）的帮助下解算大地坐标，如何快速翻查大量的射击诸元表。其实这些都是美军炮术的基本功，打不打TOT同时弹着都时时刻刻得操作。例如150毫米榴弹炮的HE榴弹用6号发射装药，射击距离1万码，所对应的炮口仰角ELEV，390（密位），对应的弹头飞行时间FS约30秒。FS也是定时信管的设定对应时间。只要推动透明的游标对准距离刻度就立即可取得仰角、偏流DRIFT、F值、飞行时间等基本射击诸元，这些数据及刻度误差在大多数的实战状况下不会大于弹道散布差或任务性质要求，所以根本没有必要翻查及加总几十栏的射击诸元表，也没有必要动用电子计算机求取更精密的读数。当代美军炮兵专用数字计算机或射击电脑，如果没有把全球坐标定位系统GPS及情报资料链整合进去，单就射击诸元输入与读取一项来作比较，反而比拉动计算尺还要慢。 想当年使用计算尺可是工科青年的认证标准，叶挺在主政广东后，临时征集大量大学理科学生和中学生从军，主要是炮兵等技术兵种，简化了大量队列、内务训练，由蔡忠芴专心训练炮术，总算来得及赶上热河、长城抗战。而且美军透过许多省时省力的方法，将营连一级的炮术实用化到中学生就可以应付得来的境地。所以叶挺的学生兵完全能迅速学会。 以德制混合炮兵营（装备150、105毫米榴弹炮和75毫米山炮）的战斗为例，TOT炮击的过程是这样的： 营长命令：“营部呼叫1、2、3连，射击任务！坐标6－3H，全单位，榴弹，三群，瞬发信管，同时弹着，准备好报告！” 各连通讯兵立即逐句大声复诵命令，听到“射击任务！”全连立即就战斗岗位。作图手以扇形尺在图纸上量出坐标6－3H与本连阵地之间的距离与方位，计算手根据作图手报来的射击距离；拉动射击尺的游标读出对应的射击仰角，由于命令要求同时弹着，计算手还要额外读出对应的弹头飞行时间。在此同时，炮班已根据先前命令准备适当弹药数量并结合弹头信管。 营长继续命令：1、2连，5号装药，方向1350，仰角930，同时弹着，准备好报告！（2连105毫米榴弹炮的射击距离是8000码，但炮目线【GT】上有高地阻隔，须采取52度多的高角度射击，弹头飞行时间45秒。） 1连的连长命令：全连，6号装药，方向1260，仰角390，同时弹着，准备好报告！（1连150毫米榴弹炮的射击距离是10000码，弹头飞行时间30秒。） 3连的连长命令：全连，2号装药，方向1430，仰角550，同时弹着，准备好报告！（3连75毫米山炮的射击距离是5000码，弹头飞行时间24秒。） 得令后各炮水平手装订方向，高低手装订仰角，弹药手根据指定发射装药将药筒内多余的药包丢进废药坑，装填手将弹药塞入后膛，炮长闭锁后膛，大声回报：“第一炮准备好！”全连各炮都备好后战炮队长（副连长）向连长回报：“全连准备好！”从炮兵连接到上级的射击任务，到战炮队长回报全连准备好，美式炮操要求的标准反应时间是3分钟，如果命令是“准备好发射！”那么各炮炮长在闭锁后膛后就立即拉索发射了。不过本命令是：“同时弹着，准备好报告！”所以各连便向营回报：“1连准备好！”当3个连都回报准备好后，营部便准备同时弹着的倒数计时。 营长命令：各单位，T加60秒同时弹着，准备倒数，5，4，3，2，1，T！ 连长手上捏着计时码表，在T加15秒后下令：“1连，发射！”并向营长回报：“发射了！”T加30秒后2连的连长下令发射并回报，T加36秒后3连的连长也下令发射并回报完毕。此时各级单位派遣的观测官也从有线或无线通讯得知发射完毕，并且在弹着时间前数秒被告知：”观测弹着！”这时他们才对着目标区举起望远镜，因为观测中是全神贯注不许眨眼的。T加60秒左右，第一群由3个炮连3种火炮从5000至10000码外发射的几十发炮弹就在目标区同时爆炸了，且不论这种震撼力对装甲车辆能造成多少破坏，未被杀伤的人员肯定有长短不等的失去战斗力，无法应变，而后续的炮击已一波又一波的抵达，再想躲避也来不及了。 TOT是美军的“独门绝技”，一战后期参战的美军在圣米耶尔之役中就曾经实施过9个炮营108门火炮的TOT同时弹着射击，在二战中的冲绳之役更有动用22个炮营的TOT纪录。二战中美军炮兵TOT战术简直炉火纯青，从战术支援角度来说，起到的效果甚至高于战术轰炸机的对地攻击，往往把德军、日军轰得一点办法都没有。巴顿将军战后曾回忆说：“不用告诉我是什么使我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那就是我们的炮兵。” 这一高级战术并没有使用什么高深的技术设备，就是普通的炮兵配备。从二战到越战结束，美军参战的野战炮兵单位从来不曾采用过任何电子计算机，所依赖的工具就是通讯用的有无线电话机、观察用的望远镜、指北针、地图，测量用的方向盘、卷尺、标杆、射控用的扇形尺、作图板、图纸、射击尺，整训时作精密检验才用得着的厚厚一叠的射击诸元表，以及世界上最好的计算机——训练良好的人脑和手上的笔纸。 TOT战术与二战中威震天下的德军装甲部队“闪电战”十分相似。二战初期，德军的坦克无论数量和质量都不及法军，但却将法军打得落花流水，因为法军是将坦克以营为单位分散配备到各师，而德军却将几千辆坦克集中起来，组成装甲师、装甲军甚至装甲集团军，形成威力巨大的“铁拳”。美军TOT战术也是如此，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只是将现有的技术整合起来，就形成了“炮兵革命”，令二战中以“大炮兵主义”著称的苏军和德军都相形见拙。叶挺、蒋先云深知，以目前广东乃至中国的国力，与大工业化的日本无法整体抗衡，但集中使用有限的装甲车辆和火炮，辅以先进的战略理念和战术组合，发动局部的“装甲闪电战”或“炮兵闪电战”，力挫日军个把师团还是有把握的。 TOT战术炮击下，密云城内一片狼籍，死尸横陈，伤兵遍地。凭心而论，遭受这么大的损失确实不应该责怪西义一：蔡忠芴运用的是最先进的TOT炮兵战术，这当然是西义一所无法想象的，要知道，帝国陆军中将一心一意想要对付的对手——中国政府军的装备水平甚至比一战时的西方国家军队还不如，你想难为中将去做什么高难度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