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国的衰落》 美帝国的衰落 第 1 部分阅读 《美帝国的衰落》 美国已经变成一个问题 对于世界而言，美国正变成一个问题。但在过去，我们常在它那里寻求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政治自由和经济秩序的捍卫者，今天却似乎成了国际上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到处兴风作浪，挑起冲突。它要求全世界认可自己的想法，将另外一些国家归入所谓的“邪恶轴心”，并加以摧毁：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令人厌恶，但其军事实力微不足道。另一个让美国寝食难安的目标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的伊朗。尽管伊朗的内外政策都在趋于缓和，美国依然斥之为邪恶轴心的正式成员。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因炸馆事件惹恼了中国。虽然两国首脑三次互访并热烈拥抱，还签订了两个裁减核武器条约，美国人仍不断对俄国人进行挑衅：操控自由欧洲电台播出车臣语节目，向格鲁吉亚派遣军事顾问，在中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与俄国军队对峙。使美国的这种军国主义狂热达到极点的事件是：五角大楼有意流传到外界的一些文件表明，美国曾考虑对部分无核国家进行核打击。华盛顿政府采用的是一种经典的，但并不适合于一个泱泱大国的战略模式：“疯子战略”。这种战略旨在告诫所有潜在的对手自己是不负责任的，以更好地吓阻对方。至于美国拟建的太空盾牌，它将破坏现有的核平衡，使得美国可以凭借恐怖统治全球，并把人类强行带入一个类似科幻电影的世界中。对于那些过去怀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惟一的超级大国首先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本国对外政策的国家来说，它们对美国的态度变得警惕、担忧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使美国的传统盟友和客户变得焦虑不安的另一个因素是这些国家离美国所划定的“敏感地带”近在咫尺。韩国利用一切机会表示它并没有感到北方旧式共产主义邻国的威胁。科威特宣称自己与伊拉克已无矛盾。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均以发展经济为优先目标，在战略上只有一个考虑：对美国的挑衅忍字当头，韬光养晦，努力维护世界的稳定和秩序——这种颠倒的局面在十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的主要盟国感到越来越困惑，越来越茫然。在欧洲，过去只有法国人闹独立，现在，令人意外的是德国人也被美国人激怒了，甚至英国人，忠臣中的忠臣，也表现得非常焦虑。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日本人的沉默说明他们的不安与日俱增，对美国也不再是过去那种无条件的服从了。欧洲人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拒绝解决巴以问题，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它完全可以说了算。他们甚至开始怀疑美国人在内心深处希望中东的这个热点地区永远如是，希望阿拉伯民族对西方世界的仇恨不断加深。基地组织，一个疯狂的却又神奇的恐怖帮派，崛起于地球上一个特定的区域——沙特阿拉伯，尽管本·拉登和他的部下招募了一些埃及的倒戈士兵和少数来自西欧城市郊区的贫民。美国却努力地要把它变成一支稳定、邪恶的力量，一种无所不在的“恐怖主义”：从波斯尼亚到菲律宾，从车臣到巴基斯坦，从黎巴嫩到也门，这样美国就有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任何形式的惩戒行动。将恐怖主义提升为全球性力量，使全世界进入了一种持续的战争状态：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这是第四次世界大战（这些脸皮超厚，不怕出丑的人视冷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Normn　Podhoretz；“How　to　win　world　wr　IV”；　Commentry；　février　2002；　～28。。）所有的事情似乎都表明，出于一些阴暗的目的，美国愿意在国际上制造某种紧张气氛，一种范围有限但为害甚虐的战争状态。　　“9·11”事件刚刚过去一年，对美国的这种看法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世界贸易中心遭袭之后，我们却领略到了美国霸权隐藏最深、但也是最动人的一面：这是一种为全世界所公认的权力，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承认经济生活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是惟一合理的和可行的选择。当时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的主要力量是它的正统地位。世界各国的同情和慰问迅即传来，并同声谴责这一恐怖袭击。欧洲盟友同仇敌忾，表现为北约的强硬表态。俄罗斯利用这个机会表明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与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正是俄罗斯为阿富汗北方联盟提供了所需武器，它还向美国军队开放了中亚的战略要地。没有俄罗斯的积极参与，美国在阿富汗的进攻是不可能展开的。“9·11”袭击使精神科医生着迷：美国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脆弱性在各处不仅使成人，还使他们的孩子感到震惊。这是一场真正的心理危机，它摧毁了全世界的精神大厦，而美国作为惟一的、正统的超级大国，是这座大厦的拱顶石。无论是反美人士还是亲美人士都感到茫然失措，就像孩子突然少了管教他们的人，无论他们从前是听话的乖孩子还是不服管教的捣蛋鬼。简言之，“9·11”袭击表明，我们臣服美国是心甘情愿的。约瑟夫·奈的“软力量”理论得到了极好的印证：美国主要不是靠武力来统治，而是靠它的价值观、制度和文化。　　三个月之后，世界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的平衡。通过几次轰炸，美国获胜，恢复了它无所不能的地位。附庸们认为可以各归本位，专心处理经济和内政。反对派们也准备重新恢复他们一度中断的对美帝国的无休止的抨击和诅咒。不过，人们倒是期待这次伤害（同战争给欧洲、俄罗斯、日本、中国或巴勒斯坦人造成的损失相比，美国人受到的伤害其实有限）能让美国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关心穷人和弱者。全世界都在做一个梦：所有国家，或者说差不多所有国家，都承认美国权力的正统性这一事实能够催生一个真正的善良帝国；世界各地的被统治者接受权力中央的领导，而身处中央的美国人则效力于正义。　　就在此时，美国在国际上的举动开始改变人们的看法。我们在整个2002年中看到的是单边主义的抬头，这种趋势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下半叶已经出现了：华盛顿于1997年12月拒绝签署旨在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渥太华公约，1998年7月反对成立国际刑事法庭。历史似乎在重演：美国人拒绝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如果美国人能够低调处理、谨慎行事的话，对基地组织的斗争本可以成为巩固美国正统地位的一次好机会，结果却恰恰相反，美国人任性和冲动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一个自恋、骚动和咄咄逼人的美国取代了以往它在人们心目中那受伤的、善良的、对维持全球平衡至关重要的形象。情况就是这样。　　目前最让人不安的是缺乏一个能够解释美国行为的理论模型。本来，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美国的形象应该是温和、理性的，为什么这个“孤独的超级大国”如今性子大变，上窜下跳，到处制造不和呢？是因为它的绝对强大呢，还是正好相反，因为它感到一个新生的世界正在脱离自己的控制？ 回到“美国衰落”的命题上来 那些根深蒂固的反美人士又抛出了他们通常的答案：美国具有邪恶的本质，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化身。对于这些永远反美的人士而言，现在是一次大好时机，无论这些人是否赞赏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否懂得统制经济的失败是无可挽回的。因为他们终于可以一脸严肃地指出美国对全球平衡和人类福祉所发挥的负面作用了。别搞错，这些顽固的反美人士对现实以及时代的认识就像那停摆的钟，一天中居然还有两次是准的。他们当中最典型的是诺姆·乔姆斯基。他根本意识不到世界在变化，在他眼中，美国在苏联解体前后没有区别，迷信武力、咄咄逼人、伪装自由，今天的伊拉克就如同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越南（例：Nom　Chomsky；　Rogue　Sttes。　The　Rule　of　Force　in　World　ffirs；　Pluto　Press；　Londres；　2000。。）但在乔姆斯基看来，美国并不仅是邪恶，它还绝对强大。本杰明·巴伯的《圣战对麦当劳世界》一书则更具文化性和现代性，书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饱受蹂躏的世界图景，那是令人厌恶的美国次文化与同样让人难以忍受的残存部族文化（Benjmin　R。　Brber；　Jihd　vs。　Mc　World。　How　Globlism　nd　Triblism　re　Reshping　the　World；　Bllntine　Books；　New　York；　1995。）间尖锐冲突的结果。书中的结局是美国获胜和世界的美国化，这说明本杰明·巴伯尽管摆出一副抨击的架势，但潜意识中仍是一个美利坚民族主义者。他同样高估了本国的实力。对美国估计过高的还有所谓　“特级大国”的概念。尽管于贝尔·维德里纳担任法国外长期间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表现令人心生敬意，但我们必须承认，他所推崇的这个概念对分析家们更多的是误导而非启迪。　　上述论述无助于我们对形势的理解。他们都对美国进行了夸大，有时夸大了它的邪恶，共同点是夸大了它的国力。这使得我们无法探寻美国外交政策的神秘内幕：应当到美国的弱点里去找寻答案而不是盯着它的强大。　要想对“孤独的超级大国”那飘忽不定、咄咄逼人的战略轨迹，或者说醉汉般的步伐做出合理的诠释，我们就必须彻底搞清楚那些尚未解决或无法解决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足和畏惧心理。　　阅读美国体制学派的论文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迪。尽管他们相互间差异巨大，但保罗·肯尼迪、萨缪尔·亨廷顿、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亨利·基辛格或罗伯特·吉尔平等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审慎地看待美国。在他们看来，美国绝非不可战胜，“在这个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发达的世界上，它应当正确面对一个事实：自身的相对实力在无可挽回地下降”。对美国国力的分析是多层次的：肯尼迪和吉尔平侧重经济，亨廷顿偏重文化与宗教，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研究外交与军事。但我们从中看到的都是对美国国力的担忧：美国在世界上的权力日趋脆弱并受到威胁。基辛格忠实于战略现实主义的原则，对自己的智慧亦十分自负，但最近一段时间，他显得缺乏全局观念。他的新书《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只不过对地区热点进行了一番罗列（Henry　Kissinger；　Does　meric　Need　　Foreign　Policy？　Towrd　　Diplomcy　for　the　21st　Century；　Simon　nd　Schuster；　New　York；　2001。）。保罗·肯尼迪出版于1988年的一部旧作《大国的兴衰》，对我们理解处于“帝国式拓展”威胁下的美国体系很有帮助：一国外交和军事的过度拓展往往源于其相对经济实力的下跌（Pul　Kennedy；　The　Rise　nd　Fll　of　Gret　Powers。　Economic　Chnge　nd　Milit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Fontn　Press；　Londres；　1989；　1988第1版。）。萨缪尔·亨廷顿于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再造》一书是对他1993年发表在《外交》季刊上的一篇论文的发挥，书中的调门着实令人泄气（Smuel　P。　Huntington；　The　Clsh　of　Civiliztions　nd　the　Remking　of　World　Order；　Touchstone　Books；　Londres；　1998；　1996年美国第1版。）。阅读此书时让人感觉像是在阅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的战略学版本。亨廷顿甚至对英语的世界性都表示异议，建议美国收缩战线，将其盟友局限在西欧国家，即天主教—新教集团，抛弃东欧的东正教国家，也放弃美国战略体系中的另外两个支柱——日本与以色列，任其自生自灭，理由是其迥异于美国的文化属性。　　罗伯特·吉尔平将经济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有很浓的大学学术气息，立论谨慎，论述精辟。坚信民族国家将长期存在的吉尔平在他的《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了在全球不断“区域化”背景下，美国经济及金融体系中潜在的弱点：如果说欧洲和日本各自划定了势力范围的话，美国作为世界中心就显得毫无意义了，在这一背景下，对美国经济角色的重新定位将困难重重（Robert　Gilpin；　Globl　Politicl　Economy；　Understnding　the　Interntion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一书中显得更为明智，尽管他对经济问题并无兴趣（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nd　Chessbord。　mericn　Primcy　nd　its　Geostrtegic　Impertives；　Bsic　Books；　New　York；　1997。。要想更好地理解他的分析，必须在眼前摆放一个地球仪，看清楚上面美国与世隔绝的特殊地理位置。人们常指责布热津斯基是个头脑简单的帝国主义者，傲慢而且粗鲁。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战略建议常惹人发笑，例如，他甚至提出将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作为美国关注的重点。但是，他对欧亚大陆的居民和经济的分析至关重要——这块因共产制度崩溃而重新聚合的大陆开始忘记那独处新大陆的美国——布热津斯基凭借灵光一现的天赋揭示了美国体系所面临的真正威胁。   福山悖论：美国从凯歌高奏走向徒劳无功 要想理解美国体系所面临的危急局面，我们还必须认真思考一下，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命题对美国人自己在战略上究竟意味着什么。1989至1992年间提出的这一理论使巴黎的学者们很感兴趣，令人惊异的是作者对黑格尔的思想作了简单化的但很容易让人接受的处理（Frncis　Fukuym；　The　End　of　History　nd　the　Lst　Mn；　Penguin　Books；　伦敦；　1992　；法语译本由Flmmrion于1992年出版）。。历史的发展是有方向的，其终点是自由民主的世界化。共产制度的崩溃只不过是人类争取自由过程中的一步，之前的重要步骤还有：南欧国家专制制度的崩溃：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土耳其民主运动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建立；还有拉美国家民主制度的巩固。人类历史的这一理论模型是在苏联体系崩溃的时期提出来的，当时大多数法国人将之视为美国人天真、乐观的典型例子。历史上的黑格尔臣服于普鲁士王朝、服从路德教派的专制、效忠国家，把他作为信奉个人自由的民主主义者只能使那些了解黑格尔的人感到好笑。福山笔下的黑格尔是经过迪斯尼式加工的黑格尔。此外，黑格尔对历史进程中人类精神的发展非常关注，可当福山谈论教育的时候，他总把经济因素放在优先位置，这一点更像马克思——另一位宣称历史终结的人，只不过“终结”的含义完全不同罢了前引文，第116页：教育似乎是工业社会的一个结果。。福山在其理论模型中把教育与文化的发展放在了次要位置，这使得他成了一个另类的黑格尔门徒，毫无疑问，他是沾染了美国知识界妄论经济的习气。　　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应当承认福山通过对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对历史的形成有着独到的看法。他早在1989年就注意到自由民主制度的世界化成为可能并应当加以研究，这本身就很了不起。欧洲的知识分子对历史前进的步伐不那么敏感，当时他们正集中精力研究如何清算共产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所研究的是过去。福山的贡献是能够关注未来：这样做难度更大但更有意义。在我看来，福山的观点中确有许多真知灼见，但他没能从教育和人口的角度充分认识世界的稳定性。先将福山针对世界民主化所提出来的假设放在一边，集中精力分析一下他的理论对美国可能产生的中期效应。福山将迈克尔·道伊80年代初提出的“民主国家间没有战争”的理论纳入了自己的理论模型，而道伊的理论主要是受康德的影响而非黑格尔（Michel　Doyle；《Knt；　Liberl　Legcies　nd　Foreign　Policy》；　Philosophy　nd　Public　ffirs；　1983年第1、2期，205～235页和323～353页。）。道伊是我们碰到的第二个盎格鲁—撒克逊式经验主义范例，表面上幼稚，但在实践中非常有效。民主国家间没有战争的论断是经过验证的：对具体史实的分析表明，尽管民主国家很难避免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开战，他们相互间从不动武。　　现代民主国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倾向和平。我们不能指责1933至1939年间的实行民主制度的法国与英国好战；我们只能遗憾地看着同样民主的美国直到珍珠港事件以前一直奉行孤立主义。不能否认，1914年以前，法国和英国也有一小撮民族主义者，但必须承认，是政府不对议会负责的奥匈帝国和德国使得欧洲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常识告诉我们，在一个人民受过良好教育、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议会中很难出现一个能够把国家带入全面战争状态的多数派执政党。两个制度相似的民族总能找到解决分歧的和平方案。但是，从本质上讲，一个不受约束的小集团领导下的非民主、非自由体制在挑起战祸方面拥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哪怕大部分普通百姓都心向和平。如果自由民主真的实现了世界化（福山），再加上“民主国家间没有战争”（道伊），那么世界将会进入永久的和平了。秉承欧洲传统观念的犬儒主义者将要发笑了，他们认为人类永远不变的本性是作恶与开战。先不必理会，继续我们的思路，探寻这一理论模型对美国的影响。在历史的作用下，美国的全球使命是捍卫受到威胁的民主制度，这些威胁曾来自德国纳粹、日本军国主义以及俄国、中国的共产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使得美国的这一历史使命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机制化。但是，随着民主制度在全球的胜利，我们最终会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作为军事强国的美国变得毫无用处，而它必须接受这一事实，成为众多民主国家中普通的一员。最使华盛顿焦虑不安的两个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作用的丧失，这也是我们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要害之一。美国的外交领袖们常常流露出这种焦虑的情绪，但其表述方式往往截然相反：1998年2月，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不得不解释美国为什么要向伊拉克发射导弹时将美国定性为“不可缺少的国家”“我们之所以需要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不可缺少的国家。我们站得高。我们放眼未来。”。沙夏·居特里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真理的反面已经很接近真理了：之所以会在官方场合强调美国“不可缺少”，那正是因为它在世界上的作用已经开始受到质疑。国家领导人的口误传达的却是战略分析家们的焦虑心情。外强中干的奥尔布赖特从反面阐述了布热津斯基的理论，后者认识到了美国的偏僻与孤独，远离欧亚大陆，而和平时代的世界历史必将由人口众多、工业发达的欧亚大陆集中谱写。　　布热津斯基在内心深处接受了福山悖论的潜在威胁，并提出在外交和军事上保持美国对“旧大陆”的控制。亨廷顿则显得有些笨拙：他没有接受福山模型善意的普世思想，拒绝承认民主自由观念有可能遍及全球。他顽固地认为各国人民之间宗教和种族的差别鲜明，并认为大部分民族从民族特性上讲并不适合采纳“西方的”观念。思考到这一阶段，我们不再需要在各种历史假设之间作出选择：自由民主能够全面推广吗？如果能，它能带来和平吗？但是，我们必须理解，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对福山作出了回答。尤为矛盾的是，尽管全世界都在担忧美国无所不在的攻势，这个国家却很可能会被边缘化，而这正是美国精英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美国人绝不愿意回到过去的闭门状态，他们害怕孤立，害怕在一个不再需要他们的世界中形单影只。可是，今天的美国人为什么这样害怕这段距离呢？要知道，从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到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与“旧大陆”的这段距离曾经是他们的生存之本啊！   不依赖别人，美国人休想过好日子 害怕丧失作用，并由此而被孤立——对于美国来说，这绝不仅是一个新现象，而意味着它的历史地位的彻底颠倒。美国的立国理想之一，或许是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与那腐败的“旧大陆”分离，自由、富裕、道德高尚的土地——美利坚合众国选择了独立于欧洲之外发展，绝不插手“旧大陆”堕落国家间的无耻争斗。美国在19世纪只是保持外交和军事上的孤立，因为它发展经济离不开来自欧洲的两个重要因素：资金和人力。来自欧洲的投资和文化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是美国经济的真正动力。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那时，美国经济不仅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而且是最能自给自足的：能够大量生产原材料，在国际贸易方面出超巨大。20世纪初，美国不再需要世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它的实力就会发现，美国最初的对外干涉（亚洲和拉美）其实规模有限。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开始需要美国。美国的反应相当踊跃，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17年。之后，美国再次选择了孤立政　　策，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直到珍珠港事件和德国对美宣战，美国才下决心在世界上取得与　　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地位，不恰当地说，这是日本和德国推动的结果。　　1945年，美国的国民产值占全球的一半以上，其对全球的巨大影响力毋庸置疑。当然，　　1950年起，从东德一直到北朝鲜，共产主义占据了欧亚大陆的心脏部位。但在众多盟友（这　　些国家的优先目标是与苏维埃体系作斗争）的一片颂扬声中，美国凭借海、空军势力控制着世界的其他地方。其霸权的建立取得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赞同，尽管到处都有不少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支持共产主义。为了更好地理解事情的后续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在过去几十年中是有益的。不承认美国在1950至1990年间统治地位在总体上具有正面作用，我们就无法把握美国从“有用”到“无用”这一变化的重要性，也无法理解这一“颠倒”给美国，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诸多难题。　　1950至1990年间，凭借其在世界的非共产主义部分的霸权地位，美国称得上是一个帝国。一段时间内，美国所拥有的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资源使其无论在哪个领域都堪称世界强大帝国。在这个政治上、军事上为华盛顿控制的圈子里，自由经济的原则居于突出位置——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全球化。美帝国还在一段时间内深刻地影响了属国的内部结构，使其经济削弱，使其社会扭曲。起初，这是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在人们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美国与其势力范围内属国的依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从70年代初起，美国的贸易赤字是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要素。共产主义的解体使得这种依附关系的建立大大提速。1990至2000年，美国的贸易赤字从1000亿美元提高到了4500亿美元。为了平衡其外汇账户，美国需要等额的外来投资。新千年伊始，美国不再能自给自足。因为教育的发展、人口质量的提高和民主制度的推广，世界开始觉得可以不再需要美国了，可就在这样一个时刻，美国发觉它已离不开世界。　　围绕“世界化”这一概念的论战与现实情况有所脱节，因为人们大都接受了一种正统的表述：贸易和金融交易是对称的、均匀的，没有任何国家能在其中占据特殊地位。劳务、贸易、资本的自由流通等抽象概念中缺少了一个关键因素：在世界经济新秩序中那个最强大的国家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如果说在相对经济实力的对比中，美国的地位下降，但它从世界经济中抽头的能力却大大增强了：美国在客观上成了一种捕食性动物。这种情况究竟说明美国是更强大了呢，还是衰弱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今以后，美国必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努力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否则无以保持其生活水准。经济依附关系的颠倒，加上前文所述民主国家的增多，是诠释当今世界奇特形势、美国古怪行为和地球上混乱局面的两大关键性因素。怎样应对一个经济上依附于人、政治上毫无用处的超级大国呢？对这个令人焦虑的理论模型的阐述到此为止，无论如何，我们总还可以放心地告诉自己，美国依然是个民主国家，而民主国家之间是不会有战争的，所以美国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不会攻击他人，不会挑动战争。经过多次尝试和失败之后，华盛顿政府一定会找到能够适应这个新世界的经济与政治道路。难道不是吗？可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发达国家的民主危机越来越明显，情况越来越让人担心，特别是在美国，因此，我们不能再将美国看成一个本质上和平的国家。　　历史是不会停滞的：民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大行其道，但我们不应忽视，几个最老牌的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和法国，仍然在变化。一切征兆都表明，它们正演变成寡头政治国家。“颠倒”一词可以用来界定美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也同样可以用来分析世界上的民主动向。民主制度在它过去影响薄弱的地方取得了进展，但那些有着悠久民主传统的国家却在退步。   美国民主制度的蜕变及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 福山的长处是很快就认定非西方国家正在进入平稳发展的时期。但前文说过，他对社会的认识受到了经济学派的影响；他不把教育因素当作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人口学毫无兴趣。他不认为全民性的扫盲运动是他所观察到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潮流的一个“独立的、解释性的变量”。这就造成了他的一个主要错误：从民主制度的普及推理出历史的终结。这一结论的前提是民主本身是完美的，至少是稳定的，一旦得到普遍实行则历史终结。但是，如果民主只是人类文化在初级教育阶段的政治上层结构，那么教育事业的继续推进（中级和高级教育的发展）将在民主的发源地动摇民主，而与此同时，在那些刚刚实现大规模扫盲（详细情况请参考拙著《经济幻象》，Gllimrd出版社1998年出版，“Folio”新版本，第5章。）的国家，民主制度刚刚扎根。在发达社会，中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中重现不平等概念。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和愧疚之后，认定自己真的高人一等。在发达国家中出现了一个新阶级，概括地说，他们在人口数量上大约占全社会的20％，在金融实力上占50％。这个新阶级越来越难以忍受全民普选制度对他们的制约。扫盲运动的进展使我们进入了托克维尔的世界，在他看来民主的进步是某种“天意”，是上帝的旨意。高等教育的发展使我们领略到了另一种“天意”，不过是灾难性的：走向寡头政治。令人吃惊的是这实际上回归了亚里士多德的世界，在那里寡头政治将取代民主。　　就在民主开始扎根欧亚大陆的时候，它却在自己的发源地褪色了：美国社会从根子上变成了　　一个不平等的压迫社会，迈克尔·林德在《下一个美国国家》Michel　Lind；　The　Next　mericn　Ntion。　The　New　Ntionlism　nd　the　Fourth　mericn　Revolutio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95。一书中对此有很好的概括。该书中首次对美国在后民主时代的新兴领导阶级，所谓的“超阶级”，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别嫉妒，法国在这方面不比美国人差。在这些奇怪的“民主国家”中，政治舞台上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激烈争斗，普选制仍在实行，可左右两派的政治精英们似乎已经达成一致，禁止对经济政策的方向作任何调整以缩减社会差距。这是个越来越荒诞的世界，经过一番规模庞大的媒体对抗之后，选战的最后结果总是维持现状。精英们之间的这种良好默契表明确实有某种“最高信条”存在，从而阻止了现行政治体制的解体，即便普选的结果已经显示出某种危机的征兆：布什是通过一种不透明的程序当选总统的，人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获得了算术意义上的多数选票。紧接着，在另一个“有民主传统的”　伟大共和国——法国，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有一位候选人以82％的得票率当选总统，这与沙夏·居特里的逻辑倒非常接近。之所以出现这种几乎全民一致的选举结果，原因是在法国存在另一种社会及政治封锁机制：处于社会底层的20％的人的心声被上层的20％所压制，后者同时还在价值观念上控制着其余60％的人。结果是一样的：选举过程几乎丧失了实际意义；弃权的比例日益上升。　　在英国，这种文化上的社会分层现象同样在进行。迈克尔·杨早在《知识精英的崛起》Michel　Young；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cy；　Penguin；　Hrmondsworth；　1961；　　1958年第1版。一书中已经分析过了：这篇短文确实有预言性，因为它发表于1958年。但是，英国的民主阶段来得较晚且不够彻底：贵族传统根深蒂固，那咬字清晰的贵族语音得以保留至今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英国向西方寡头政治的渐变过程会更容易一些。美国的新兴阶层对此非常嫉妒，他们在姿态上极力模仿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贵族，尽管那段历史根本与他们无关Michel　Lind：前引文，第145页。。因此，把民主危机仅局限在美国是不正确、不公平的。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古老的自由国家在历史上与美国的民主制度联系紧密，现在又与后者同时走上了通向寡头政治的衰亡之路。但在全球化的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中，这两个国家都是被统治者。它们必须考虑自己的外贸平衡问题。到了某一阶段，它们的社会发展轨迹必须与美国分离。我不认为将来人们会像从前谈论“西方民主政治”那样谈论“西方寡头政治”。但是，这正是解释美国与世界的困难关系的第二个大“颠倒”。民主在全球的进展掩盖了它在自己出生地的衰弱。这一颠倒很难为全球游戏的参与者们所认识。美国继续高谈自由和平等主要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因为脸皮厚。当然，世界的民主化进程还远未结束。可是，如果说美国将进入一个寡头政治的新阶段，那么道伊法则（认为自由民主的必然结果是和平）就不适用于美国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几乎不受约束的领导阶层会做出一些攻击性的举动，制定更为冒险的军事政策。事实上，如果说美国的寡头化使得我们可以缩减道伊法则的适用范围的话，它其实更可以让我们接受一个经验性的事实：美国具有攻击性。我们甚至不能排除美国进攻其他民主国家（无论其是新是旧）的战略假设。通过这样的分析，说句玩笑话，我们倒是把所谓“理想主义”和同属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背景的“现实主义”流派的理论观点融合到了一起（前者认为自由民主可以结束军事冲突，后者认为国际关系是一个各国争斗不休的混乱空间）。如果说自由民主可以产生和平，那就意味着民主的衰弱将导致战争。即便道伊法则是正确的，那也不会有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   “美国模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本文中我将建立起一个表面矛盾的诠释模型，但其核心内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就在全世界尝试民主并企图从政治上摆脱美国的时候，后者却在丧失它的民主特征，同时发现自己在经济上已经无法离开世界。我们这个星球正面临两大“颠倒”：世界与美国经济依附关系的颠倒；民主态度上的颠倒——欧亚国家态度积极，美国消极。上述社会历史进程影响巨大，凭此我们可以理解美国的一些外在的怪异行为。美国的目标不再是维护自由民主的经济秩序，其实后者在美国已经慢慢变了质。各类商品和资金的供给是首位的：美国今后的根本战略目标是对世界资源的政治控制。然而，美国日趋下降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意识形态优势使得它无法再对一个过于广阔、人口过多、人口识字率过高、过于民主的世界进行有效的控制。要想降服美国霸权的真正障碍、战略级的国际行为人，即俄国、欧洲和日本，那是痴心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应当同它们谈判，常常需要向其妥协。美国还须想办法解决它那棘手的 美帝国的衰落 第 2 部分阅读 的经济依附问题，无论这办法是否现实。无论如何，美国还应当处于世界中心的象征性位置上，为此需要它摆出自己的“实力”，哦，对不起，是“雄厚实力”！因此，我们看到一种炫耀武力的“军国主义”发展了起来，它主要包含三个要素：　　　永远不要彻底解决问题，这样“惟一的超级大国”可以永远在世界各地采取军事行动。　　　集中力量对付一些微型的强权国家，如伊拉克、伊朗、朝鲜、古巴等等。保持世界政治中心地位的惟一办法是“挑战”一些小国，可以借此展示美国国力，自抬身价，阻挠（至少是延缓）其他主要国家与其分享对地球的控制权：欧洲、日本和俄罗斯，往远处说还有中国。　　　研究新武器，希望借此保持美国在军备竞赛中“遥遥领先”的优势地位，而这场竞赛应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这一战略显然会使美国成为世界和平的一个新的、出人意料的障碍，但并不具威胁性。目标国的名单以及这些国家的规模从客观上表明了美国的实力：最多也就能对付伊拉克、伊朗、朝鲜或古巴。没有任何理由因为美帝国的“崛起”而惊慌失措、横加指责。苏联帝国崩溃十年之后，美帝国实际上也在解体。通过上述针对全球力量对比关系的分析，我们自然要提出几个战略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不是为了使某一国获益，而是为了帮助所有国家更好地应对美国的衰落。   文化革命 在1998至2000年间，卢旺达的成人识字率，即能读会写的15岁以上人群所占比率，由40％提高到了67％；尼日利亚由33％提高到了64％；科特迪瓦由27％提高到了47％；阿尔及利亚40％提高到了63％；南非由77％提高到了85％；津巴布韦由80％提高到了93％；哥伦比亚由85％提高到了92％。即便是在阿富汗，在同一时期识字率也由18％提高到了47％。印度由41％提高到了56％；巴基斯坦由28％提高到了43％；印度尼西亚由69％提高到了87％；菲律宾由89％提高到　　了95％；斯里兰卡由85％提高到了92％；塔吉克斯坦由94％提高到了99％。在伊朗，能读会写的人群所占比率由1980年霍梅尼革命爆发时期的51％提高到了2000年的77％。中国的识字率则由1980年的66％提高到了今天的85％。　　所有的贫穷国家都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这些国家似乎在整体上走上了一条文化发展之路，即便是在最落后的国家，如马里，其识字率也由1980年的14％上升到了2000年的40％，尼日尔的进步则慢一些，由8％提高到了16％。这个比率虽然不高，但在15～24岁的年轻人中，尼日尔的识字率已经达到了22％，马里则为65％。　　这个过程还未结束，文化发展的水平依然差异巨大。但人们可以预见到，在不远的将来，世界将基本实现扫盲。考虑到加速发展的原则，我们可以认为对于青年人而言，2030年左右将实现全球性的扫盲。人类书写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也就是说，人类需要用5000年时间才能彻底完成书写的革命。   扫盲运动和全球一体化 对阅读和书写的学习，当然还有基本的计算能力，只是波及全球的精神革命中的一个方面、一个阶段。当人类学会了阅读、写作和计算，他们自然会考虑要对周围的物质环境进行控制。今天的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起飞，正如17世纪以及18世纪初的欧洲那样，是教育发展的自然结果。在自由贸易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中，经济的增长被压制、扭曲，但它依然存在。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心里明白，如果没有巴西、墨西哥、中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教育事业的进步，他们的工厂是不会搬迁到这些低工资水平的国家去的。　　这些前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工工资很低，又掌握读、写、算的能力，对美、欧、日等国的工人构成了很大压力，因此才具有剥削的价值。在那些教育进程尚未结束的地方，如非洲，是不会有人把工厂搬过去的。经济全球化不是一个永恒的原则，而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润优化的技术措施：在首批实现工业起飞的中心国家之外出现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有文化的劳动力。　　要想理解目前涌向欧洲和美国的移民潮，我们同样必须考虑教育因素。这些在富裕国家门前涌动的人群当然是因为本国的贫困而离开的，但他们这种摆脱贫困的愿望说明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值在提高，这本身就是这些国家扫盲运动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结果。教育所能产生的后果不可计数，其中一条是让人们在精神上“失根”，即失去家园。   人口革命说明了什么 等到人们，特别是妇女学会读写之后，就会考虑控制生育率。今天的世界除了　　期待2030年实现全面扫盲之外，还在完成一场人口的变革。1981年的世界平均生育率是每名妇女生育个子女。这一数字使得地球上的人口迅速膨胀，几乎让人以为贫困真的将在人类社会长期存在下去。到了2001年，这一指数下降到了每名妇女生育个子女，已经接近于的人口平衡标准（在这一比率下，人类将实现1∶1的简单繁殖，即总人口的零增长）。根据这些数字我们可以认为人类将在可预计的将来，大约在2050年，实现人口的稳定，世界进入平衡状态。　　人口转型并未彻底完成。比如，玻利维亚妇女平均仍生育个子女，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国家和大部分非洲国家仍保持较高的生育率。但即便是在非洲，除了个别边缘国家如尼日尔或索马里外，已经出现人口下降的趋势，而在大部分穆斯林国家中，这一趋势已很明显。　　对生育率数据的分析表明穆斯林世界在人口领域并非一个完整的整体。生育率数据变动非常　　大：从阿塞拜疆妇女的平均2名子女到尼日尔的名。伊斯兰世界就像是转型中的第三世界的一个完整缩影。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前苏联共和国受益于苏联政权时期出色的扫盲工作，在生育率方面处于前列：阿塞拜疆妇女平均2名子女，乌兹别克为。土耳其相当领先，为，远超阿尔及利亚的和摩洛哥的。从总体上讲，曾是法国殖民地的马格里布国家要比地处阿拉伯世界腹地、未经欧洲直接染指的中东进步得快。　　所有将受控制的出生率视做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人都必须承认，法国对北非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则更大。法国的行为是扩散性的，这是当时移民来来往往，当地居民不断接触法国习俗等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约瑟夫·顾贝日曾对此进行过阐述（Demogrphic　Trnsition　mong　the　Mghreb　Peoples　of　North　fric　nd　in　the　Emigrnt　Community　brod；　收入Peter　Ludlow；　Europe　nd　the　Mediterrnen一书中，1994年伦敦出版）。俄罗斯的行为则更直接、更具决定性：苏联在它境内全面实现了扫盲，从来没有哪个殖民强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殖民主义的共产主义变种做过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事。一些从来没有变成过殖民地的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如土耳其（2001年生育率为）、伊朗（2001年生育率为），几乎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型。离阿拉伯世界更远、接受伊斯兰教更晚的一些地方，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华人少数民族。，也已接近完成其人口转型，它们的数据分别是和。没有经历过殖民，或很晚才成为殖民地、殖民程度不深的阿拉伯国家则要落后一些，但它们进步得也很快。2001年，叙利亚妇女平均生育个子女，埃及则为，几乎达到了摩洛哥的水平。部分穆斯林国家刚刚开始人口控制的宣传工作，这些国家妇女生育率都在5以上：伊拉克是，巴基斯坦是，沙特阿拉伯是，尼日利亚是尼日利亚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基督徒少数派。。巴勒斯坦到达的生育率是基于它特殊的社会和历史情况：领土被占，需要提高出生率以便有更多的人力投入战斗，同样，以色列犹太人的出生率也很高，在教育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中是一个异数。通过对详细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以色列居民中有一道文化沟痕：那些“世俗”犹太人的平均生育率为，而“正统的”或“超正统的”宗教家庭中则为5，是后者造成了以色列整体生育率的上升（Youssef　Courbge；《Isrёl　et　Plestine：　combien　d'hommes　demin？》；　Popultion　et　sociétés；　第362期，2000年11月）。超正统的宗教家庭平均生育率为7。剩下来的穆斯林国家人口转型还未真正启动，生育率达到或超过6：阿富汗和毛里塔尼亚为6，马里为7，索马里为，尼日尔为。但是，这些国家识字率的上升保证了这些国家迟早也要加入到人类共同的命运中来，实行人口控制。   过渡阶段的危机 总的说来，大规模扫盲和控制人口的成功所描绘出的是一个与媒体所告诉我们的完全不同的、令人鼓舞的世界。以此为参照，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正逐步摆脱贫困。牢记这一点，我们不仅会更乐观，还会为能够见证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阶段而欣喜。然而，大众传媒不应当为我们扭曲的历史观负责。人类进步不是像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呈直线上升，各方面都轻松愉快。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与传统生活的分离，改变不识字、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时期的固定生活模式，这些改变在刚开始时给人们造成的迷茫和痛苦一点儿不比带来的希望和财富少。文化上和精神上的起飞，常常甚至在大多数时候，伴随着转型的痛苦。困惑的人们产生暴力性的社会和政治行为。精神领域的现代化通常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暴力发作。　　　　这一现象首次出现是在欧洲，而非第三世界。大部分欧洲国家今天是如此的平和，可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领域，它们都经历过一个狂暴、血腥的阶段，尽管理念各不相同：法国大革命喊的是自由和平等；俄国革命是平等和专制；德国纳粹是专制和不平等。别忘了英国，尽管它是如此地理性，但却是欧亚大陆上第一个掀起革命的国家：1649年砍掉了国王的头颅，由此进入了现代政治的新时代。古老的英国革命很好地说明了现代化悖论。没有人否认英国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起飞中扮演的决定性角色，这个国家很早就实现了全民扫盲。但英国起飞最初的、明显的效应是它所造成的观念、政治和宗教危机，结果导致了一场今天的欧洲人很难理解的内战。　　虽然我们谴责法国革命、俄国共产主义或德国纳粹的暴力，但我们认为自己理解其间各种冲突的基本含义。这些事件所传达的观念，无论它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给人的感觉都是现代的，因为它们是世俗化的。可是，有多少欧洲人今天还能够在克伦威尔的清教徒和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秘密基督教派的玄学斗争中选择一派加以支持呢？当时的人们是以上帝的名义在自相残杀。我想今天的英国人自己都会认为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统治是通往1688年自由主义“光荣革命”的必由之路。皮埃尔·马农把诗人兼革命者米尔顿1644年那篇关于“无须批准也没有审查的印刷自由”的杂文收入他那本关于自由主义的文集并放在首位是很有道理的（Pierre　Mnent；　Les　libérux；　2001年出版。）。在这篇文章中，宗教狂热和对自由的捍卫并存。这位作家兼斗士在这之后的五年后写了另一篇文章为处死查理一世而辩护。　　与之相比，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最近几年来以安拉名义进行的圣战的性质都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它与自由根本扯不上的话，圣战从本质上说并不意味着一种退步，而是一种转型期的危机。暴力、宗教狂热都是暂时的。伊朗的例子很有代表性。1979年，宗教革命赶走了国王。之后是20年的意识形态狂热和血腥斗争。但是，正是识字率的提高在第一阶段推动了伊朗百姓的行动，在第二阶段使得整个国家实现了精神上的现代化。霍梅尼夺取政权后不久，伊朗的生育率开始下降。用伊斯兰什叶派语言表述的教义对于基督教传统的欧洲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与克伦威尔时代新教各秘密派别之间的冲突相比，这些教义不见得更缺乏“意义”。什叶派教义指责世界的不公，这就意味着革命的可能，正如正统的新教玄学认为人和社会都是腐败堕落的。路德和加尔文，这些16世纪的宗教长老，为这个社会的再生和净化做出了贡献：那就是美国的诞生。同现代伊朗一样，美国也是宗教狂热的产物。伊朗革命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令人惊异的结果：民主得以稳定实行，实行多党选举（尽管还不够自由），有改革派和保守派，有左派和右派，尽管美国政府对此装做视而不见。扫盲—革命—低生育率，这种连锁反应虽然不具备世界性，却是相当经典的。除了安的列斯群岛外，男性识字率的提高速度都比女性快。因此，作为男人的产物，“政治动荡”一般来说总比“节制生育”来得早，因为后者主要取决于女人。在法国，节制生育的观念是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才普及的；在俄国，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是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后，并覆盖了整个斯大林时期关于这种互动效应的综合分析请参考拙著《世界的童年：家庭结构与发展》（索耶出版社1984年出版。）。   全球扫盲和生育下降的结果 扫盲和生育率的下降这两个世界性现象使得民主在全球推广成为可能：福山观察并预感到了这一点，但他未能做出解释，因为他不太清楚，推动历史脚步向前的是人类精神世界的转变。凭经验，我知道这个将出生率的下降和政治现代化联系起来的命题在那些非人口论者的政治学家和那些非政治学者的人口学家中可能引起的反应：他们或许会嗤之以鼻。把人类历史的各个不同方面拆开来研究是多么的方便啊，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本来就是互不相干的两回事么。完全可以将男人和女人划归不同的阵营，各管一摊：你搞政治，我繁衍后代。　为了试图说服读者，我想举我1976年的旧作《最后的坠落》为例，在那本书中，我通过出生　　率的下降幅度和其它指数预测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参见拙著《最后的坠落》，罗伯特·拉封出版社1976年出版。参见本书第5章。。当时最流行的理论，也是大部分苏联问题专家所接受的命题，是异端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为主提出来的“苏维埃人”概念，指的是通过60年专制和恐怖统治所锻造出来的一种新型生命。苏维埃人扭曲的、无法撼动的精神将保证专制政权的永生。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和专业的人口学者，我却从苏联出生率的下降（1923至1927年间，1000名居民中有名婴儿诞生，1950至1952年间为名，1975年为名）得出结论：正常的俄罗斯人将出现，他们完全能够将共产主义制度推翻（请参考Jen_Clude　Chesnis；　L　trnsition　démogrphique；1986年出版，第122页。）。同法国、德国一样，俄罗斯的转型期是非常动荡的，人们性行为方式的转变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扫盲运动所引发的混乱局面。尽管很困难，似乎也与事实情况不符，但我们应当认识到：媒体无休止地为我们报道的各种危机和屠杀通常并非简单的社会倒退，而是过渡期的不正常现象，与现代化进程有着联系。动荡的社会随后会自动恢复稳定，不需要外界的干预。   伊斯兰主义的转型 如果我们重新拿起新千年之初暴力现象最为严重的地区清单就会惊异地发现其中频繁出现的是一些伊斯兰国家。最近几年来，一种认为伊斯兰教特别暴力、邪恶、易生事端的说法甚嚣尘上。尽管亨廷顿将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对手，但他的“文明冲突论”中却把伊斯兰的暴力和它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放在核心位置。这部粗制滥造的作品的主线是以宗教来分类。把俄罗斯划归东正教，中国划归儒教，对于那些了解实际情况的人来说，这种划法显然很荒诞，要知道大部分俄国和中国农民是不信教的。宗教意识的淡漠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共产主义革命在这两个国家取得胜利。亨廷顿的“理论”基本上是现代圣战的产物；它只是霍梅尼思想的回归：同美国的“优秀”战略学家们一样，霍梅尼也相信文明的冲突。　　要想理解伊斯兰世界中宗教热情的高涨和屠杀事件的增多，并不需要我们对伊斯兰教的本质做出评判，更不需要对阿拉伯世界中妇女的从属地位指手画脚。从教育水平来看，伊斯兰世界发展非常不平衡，总体上比欧洲、俄罗斯、中国和日本落后。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历史阶段，众多的伊斯兰国家正处在一个实现伟大转变的关头。它们正在告别过去不识字时期平静的、循规蹈矩的精神世界，走向一个人人识字、社会稳定的新世界。在过渡时期，它们会因为精神上无所依托而体验痛苦和动荡。　　经历过原教旨主义的危机之后，一部分穆斯林国家已经完成了转型。这场危机首先触及的自然是刚刚扫盲的年轻人，排在最前面的是理工科大学生。伊朗革命已经平静下来。阿尔及利亚搞恐怖主义和暗杀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已经疲惫不堪。土耳其宗教政党的兴起未能动摇从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那里继承下来的世俗体制。我们必须认同阿塔图尔克的观点，他在《圣战》一书中描绘了伊斯兰教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在识字率极高的马来西亚（2000年达到88％），政治、宗教危机已经开始退潮，凯末尔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一点（Gilles　Kepel；　Jihd。　Expnsion　et　decline　de　l'islmism；　Gllimrd；　2000；　“Folio”新版本。）。凯末尔对伊斯兰教的衰落做了详尽的分析，还可以再加上一条，中亚地区宗教好战分子的失败。塔吉克斯坦确实发生过部族间的内战，其中几派自称信奉的是某种纯洁的伊斯兰教。乌兹别克斯坦则担心原教旨主义者的入侵。实际情况是，在中亚的前苏联国家，宗教的角色只是第二位的。许多分析家以为共产主义的崩溃会引起穆斯林宗教感情的大喷发。但俄罗斯为它的前属地完成了全民扫盲的工作，在1975至1995年间，这些地区实现了快速的人口转型。在1975～2000年间，乌兹别克斯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由　　个下降到个，土库曼斯坦则从下降到，塔吉克斯坦从到。它们的政治体制还有明显的苏维埃特征，远远没有实行民主（这是最客气的说法）；但宗教问题在这些国家绝不占主导地位。   即将到来的危机：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 有些穆斯林国家刚刚开始着手扫盲并实现精神现代化。其中主要的两个国家是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前者2001年人口为3500万，后者为1亿4500万。在袭击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事件中，这两个国家扮演过最重要的角色。作为基地组织的后方基地，塔利班政权是由巴基斯坦的军队和秘密机构扶植起来的。对美国进行自杀性攻击的恐怖分子中大部分都来自沙特阿拉伯。这两个国家民众中日益增长的反美情绪和他们文化素质的逐步提高是有联系的。在伊朗曾有过类似的情况，70年代下半叶扫盲工作的进展点燃了民众心中的泛美情绪。美国的领导人们已经有过教训：伊朗由盟友转变为棘手的仇敌，他们自然有理由为自己在波斯湾两侧战略地位的脆弱性而焦虑。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至少在20年中会是危险区域，有可能出现很不稳定的局面。卷入这两个地方会有危险，法国是付出代价后才认识到这一点的：2002年5月，法国军队综合代表团的一组技术人员在卡拉奇遭到自杀性攻击。不过，我们不能因为这两个直接纳入美国权力体系的国家的穆斯林民众中存在敌意就得出结论说存在一个世界性的恐怖主义。相当一部分穆斯林国家正走在和平的道路上。　　现在有关各种危机的统计材料很容易让我们妖魔化伊斯兰教。总体上讲，一个正在经历现代化危机的国家自然不可能是一块和平的绿洲。现在的发达国家、局势平静的国家没什么可骄傲的，它们只要回顾一下自己的历史就会谦虚得多。英国和法国革命极为暴力，俄国以及中国的共产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也差不多。因为历史和文化上的相近，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所要表达的价值观对于我们来说很容易理解。但美国也未能逃脱转型危机很经典的是，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正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口生育率下降的时候。这场战争造成62万人丧生，其中36万北方人，比1776年至今美国在所有其他冲突中丧生的人数总和还多（包括越南战争）。。与南北战争密切相连的是价值观念方面的争执，如极为重要的肤色问题，可是相关资料有时很难获取。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美国人的这种过敏反应与伊斯兰革命中有关妇女地位的歇斯底里的争论没什么差别。前南斯拉夫：错位的和重叠的危机　　共产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解体并没能逃脱社会进步伴随精神迷茫的一般规则，但有其特殊性，　　原因是前南联邦国家的诸多民族间发展水平、教育和人口情况差异巨大（有关本地区生育率的情况请参考；　Trnsition　et　fécondité　dns　les　Blkns　socilistes；　和B。　Kotzmnis　及。　Prnt合著L'Europe　des　Blkns；　différente　et　diverse？　Bri研讨会，2001年6月，Réseu　Démo　Blk。）。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人口转型虽然不如西欧国家来得那么早，但在1955年就已经完成了。当时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妇女平均生育个子女，塞尔维亚的整体水平为。在这些共和国中，扫盲运动同时引起了出生率的下降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推广。在南部的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被强加在了这些教育和精神领域未能完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身上。1955年前后，波斯尼亚的生育率仍达，马其顿为，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为。波斯尼亚和马其顿处于中间位置，这反应了当地信奉不同宗教的居民混居的实际情况：在波斯尼亚是天主教、东正教和穆斯林，在科索沃和马其顿是东正教和穆斯林。我们在这里只把宗教作为一种用来描述不同文化体系的标签集合体，必须承认，本地区的穆斯林人口与基督教人口相比，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落后许多。但他们也不能脱离转型期一般法则的控制。从1975年起，波斯尼亚的出生率下降到了，马其顿在1984年达到这个水平，科索沃为1998年。阿尔巴尼亚的差距也很小，1998年其生育率下降到了。　　通过人口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前南地区和阿尔巴尼亚先后出现过两场转型危机。第一场是从1930年到1955年，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将基督教徒，主要包括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人，引向人口与精神的现代化。第二场从1965年到2000年，使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同样实现现代化。但是，一个偶然的历史因素使得穆斯林人口迟到的精神革命与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交织在了一起。这对于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来说意味着他们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第二阶段。走出了现代化危机。所有这些民族混居在一起。事实上，走出共产主义本身在技术上就不简单，再加上穆斯林人口的转型问题，结果酿成了一场噩梦般的大杀戮。最先卷入冲突的是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危机的第一阶段不存在“穆斯林因素”。我们必须明白的是，由于人口转型有先有后，在前南联邦全境内，各民族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因此都急切地希望控制更多的空间。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的生育率早就得到了控制，他们发现己方人口增长放慢，与之对立的是穆斯林人口迅速增长，于是担心自己会遭到人口入侵或被淹没。人口增速的差异加剧了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种族强迫症，并渗入了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的分裂问题。　　我们从价值观和精神领域来谈问题，无法用严格的科学手段来进行验证。如果没有穆族的催化剂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在塞族和克族之间没有一个发展迅速但正在经历现代化危机的族群的话，两者间的种族灭绝行为不会发展到后来那么严重的程度。北部的斯洛文尼亚与穆族距离遥远，它的独立所引起的反响就很小，与捷克斯洛伐克分解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所引起的反响差不多。　　我的分析并不是为了证明人道主义干涉没有用。如果相关国家很小，那么来自外部的力量可以迫使其减缓紧张局势。但是，那些进行干涉的军事强国（它们很久都未体验过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痛苦了）应当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努力地去理解对方。南斯拉夫危机爆发后，很多人在道义上表态，但很少有人做认真的分析。其实，只要研究一下世界地图就会发现，地球上有一条漫长的战线，不过不是像亨廷顿所说的那样处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社会之间，而是在苏联东欧国家和伊斯兰社会之间，从南斯拉夫一直延伸到中亚。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衰退和伊斯兰的转型出于偶然交汇在一起，一边精神现代化已经完成，另一边正在启动——这样的情况在90年代相当常见。高加索地区的冲突，加上持续时间较短的中亚地区冲突，与南斯拉夫的情况有许多共同点。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两场转型危机的叠加只会是一次危机程度加深的转型，绝不可能使相关民族进入一种结构性的、永远的冲突状态。   耐心与漫长的时间…… 这个将各阶级、宗教、民族间的价值观冲突、政治矛盾与精神现代化（其中的两个关键要素是扫盲和生育率的下降）联系起来的理论模型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模型。有些国家虽然经历过艰难的转型期，但从未陷入过大规模的暴力。但要说出具体的国名，我却感到有些困难，怕的是遗漏掉哪场危机、哪次屠杀。丹麦、瑞典和挪威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许没有经历过大的灾难，但是芬兰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卷入了俄罗斯革命后红军对白军的内战。如果回溯到作为扫盲运动起点的新教改革时期，我们可以看到瑞士人也曾狂热过，为宗教热情所鼓舞，在某些崇高理念的名义下自相残杀，烧死异端和巫婆。但通过这场很久以前的危机，瑞士人形成了他们洁净和准时的优秀品质，之后又组建了红十字会，向全世界传授他们的协和之道。所以，出于审慎，我们还是别把伊斯兰看成另类并对其“本质”说三道四吧！　　不幸的是，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件所引起的后果之一是“文明冲突论”的普及。不过，在我们这个讲求“宽容”的世界上，这一点是从反面表现出来的：无数的知识分子、政客在事情发生后的几天、几周和几个月内表示不会有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的“文明的冲突”，这足以说明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作为我们的“最高信条”（实际上是占总人口20％的精英们的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良知不允许我们对伊斯兰教直接进行抨击。但是，在人们的日常语汇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常常变成了“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很多人愿意把后者看成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我们刚才说过，“9·11”是在伊斯兰狂热开始退烧的时候发生的。扫盲运动和节制生育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观察和解释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一定能发现：在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美国和在这一地区追随它的盟友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因为这两个国家刚刚向着现代化，向着现代化进程中常有的痉挛和阵痛，迈出了一大步。但是，　　世界性恐怖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让美国重新当上“十字军东征”的盟主，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目标明确、浅尝辄止的干涉，可以在乌兹别克斯坦或阿富汗建立基地，可以派精兵进入离车臣不远的格鲁吉亚境内，但是，在对世界的现实情况做出分析之后我们认为，这个概念没有任何社会学的或是历史学的依据。穆斯林世界认为它荒诞可笑。不需要任何外来干涉，穆斯林世界就能够自动进入和平进程，从而走出转型危机。世界性恐怖主义这个概念只对美国人有用，它需要一个永远燃烧着战火的旧大陆。   福山命题 在世界范围内对教育和人口因素进行研究可以为福山有关“历史具有方向”的命题提供佐证。扫盲和节制生育今天看来已经是人类的普遍现象。然而，这两种社会进步现象常常伴随“个人主义”的抬头，其结果必然是在政治领域内承认个人的价值。民主的最早定义之一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与现代定义非常接近：民主就是自由和平等的结合，以使人类“能够过上他想要的生活”。能读会写的人都会在自我意识方面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生育率的下滑说明这种心理转变的深度，它对人类的性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各国在扫盲和人口平衡方面都已取得共识，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实行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可以提出这样的命题：因识字而具备自我意识、要求平等的个人是不可能永远接受专制的统治方式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对自我意识已在一定程度上觉醒的人群实行专制统治所要付出的实际代价使得施行这一制度的社会在经济上毫无竞争力。其实，人们可以无休止地在教育和民主这两者的互动关系上摇摆。但对于像孔多赛这样的人来说，这两者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在《描绘一幅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画卷》写于1793年，1970年威兰出版社版本。一书中，他把教育的发展放在核心位置。凭着这关键一条，我们就不难理解托克维尔“民主的发展是‘天意’”的观点。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比福山的理论更加“黑格尔”，福山受制于经济学派，总想着物质进步。作为对民主国家的数量成倍增长（东欧、前苏联地区、拉美、土耳其、伊朗、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一种解释，这种说法在我看来还更为现实主义，更真实。因为，仅凭世界财富的增长是无法解释实行多党选举的国家如雨后春笋这一现象的。全球化时代在经济领域意味着增长率的下滑、大众生活水平提高速度的放慢乃至下降，还有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加剧。“经济学者”提出来的一系列观点实在不能让人信服：物质上不断增长的不确定性如何能够导致专制政权的垮台呢和稳定的选举制度呢？以教育为中心的假设却能透过经济领域表面上的不平等抓住要害：人们实际上在走向平等。　　不管人们怎么批评福山，他的学说不能说毫无道理：世界最终将统一于自由民主，其结果必然是广泛的和平，这是依据道伊法则“民主国家间不可能有战争”的理论推断出来的。但我们应当承认，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所走的道路差别很大。稍具常识者都能看出，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共产主义、纳粹运动、法西斯主义、霍梅尼主义、越南民族共产主义和红色高棉政权……历史经验千差万别的世界各国怎么可能完全统一于一种自由的经济和政治模式呢？福山在谈到现行的日本民主制度时对这一疑问自己做了回答，要知道，二战以后，除了1993至1994年经历过一次短暂的犹豫外，形式上非常完美的日本民主制度却有一个特点：实际上只是自民党一家执政。在日本，政府选举实际上只是这个占统治地位的政党内部各派别之间的斗争。在福山看来，虽然不是各党轮流执政，但这毫不妨碍日本政权的民主性质，因为这是选民自由选择的结果。瑞典模式的结构性特点是社会民主党长期领先，这和日本有些相像。由于瑞典的体制是由下而上自发形成的，不像日本那样源自外国的占领，因此，我们能够接受福山关于自由民主不见得一定要搞轮流执政的观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轮流执政和日本、瑞典的一党独大说明民主存在各种“次类别”，相互间差别很大，各国很难做到完全一致。   人种起源的多样性 经典政治学所碰到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难题是它不能对人类社会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在前一? 美帝国的衰落 第 3 部分阅读 人种起源的多样性 经典政治学所碰到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难题是它不能对人类社会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在前一章中，我们看到，各国的文化起飞都具有共同点：扫盲、生育率下降、民众的政治热情被激发，当然还有转型期因精神家园的丧失（失根）而产生的混乱和暴力。但必须承认，准许对立的新教秘密教派分享教堂的克伦威尔军事独裁政权和在整个大陆上到处建集中营的布尔什维克专制政权所表达的价值观是不同的。而且，特别强调人人平等原则的共产主义极权和以人的不平等为基本信条的纳粹在观念上也不相同。　　我曾于1983年在《第三个星球：家庭结构与意识形态体系》一书中提出以人类学的观点来解释不同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的政治差异索耶出版社出版，1999年被收入索耶出版社的《世界的多样性》一书中再版。。今天，家庭因素可以用来描述和理解将在未来民主世界（就要诞生了）中持续存在的多样性。因为现代化而失根的各类乡村家庭体系所秉持的价值观差异巨大：自由主义或崇尚威权，讲求平等或搞不平等，后来，它们又被当做建筑材料用于构筑现代化阶段的意识形态体系。　　（一）　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引入了相互独立的价值观，而这正是英国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典型特征，另外，兄弟之间也缺乏平等观念。　　（二）　法国大革命将18世纪巴黎盆地特有的父母与子女间的自由互动、兄弟姐妹之间的平等关系转变成了自由、平等的世界性理念。　　（三）　俄罗斯庄稼汉对子女的态度平等，但父母一直到死都保持对子女的权威，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因此，俄罗斯转型期的意识形态，即共产主义，不仅具有法国式的平等，同时也讲究威权。所有具有类似俄罗斯家庭结构的地方都采用了这种模式：中国、南斯拉夫、越南，还有欧洲的一些传统的共产党选区，如多斯康、里摩日或芬兰。　　（四）　在德国，下层家庭中的威权观念和不平等意识（每一代只指定惟一的继承人）是宣扬专制和不平等思想的纳粹党崛起的保证。日本和瑞典从人类学角度上讲也属于这一类，但程度较轻。　　（五）　阿拉伯—穆斯林的家庭结构可以部分地解释同属转型期意识形态的极端伊斯兰主义，其特点是同时具有平等观念和团体倾向，难以凝聚成国家主义。这种特殊的家庭类型除了阿拉伯世界之外还包括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一部分。妇女地位低下是这种家庭类型的显著特征之一。在宗族化方面阿拉伯—穆斯林模式与俄罗斯模式有些相似——父亲与已婚子联系紧密；但前者有姑表兄妹近亲婚姻倾向，这与后者截然不同。亲姑表兄妹，特别是堂兄妹之间的婚姻在家庭和人们的观念中都引入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威权关系。父子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威权关系：孩子尊重父亲是出于传统，而兄弟之间呈水平方向的联系才是最为根本的关系。这是个非常平等，非常团体化的体系，但不会孕育对一般威权，特别是对国家的尊重详情请参考前引文《第三个星球》第5章。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哈萨克斯坦穆斯林崇尚父权，宗族化但不搞近亲婚姻。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穆斯林的家庭体系完全不同：妇女地位较高，常有“倒插门”现象。婚后夫妻一般生活在女方家庭附近。。近亲婚姻所占比例各地不同：土耳其为15％，阿拉伯世界为25～35％，但在巴基斯坦为50％。作为人类学者，我抱着某种好奇关注巴基斯坦这个高近亲通婚率，关注这个从人类学角度讲有缺陷的国家的精神和意识形态现代化进程。我们几乎已经能够做出判断，它所要面临的社会动荡无论在哪一点上都与近亲通婚率仅为25％的伊朗不同。美国的这位极不可靠的盟友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没有彻底亮出自己的观点，到时它将震动世界。　　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做更多的发挥。重要的是能从这里看出，在现代化进程启动之前，在农村和农村风俗中存在的那种最初的人类学形态。或快或慢，家庭观念各异的地区和民族相继被推入了精神上的“失根”状态。如果我们既抓住乡村世界最初多样的家庭形态这个人类学变量，又抓住人类识字率的全面提高这个历史变量，那么我们就能同时思考历史的方向和各种差异现象。   可能的模式：从歇斯底里到民主的大聚合 最初，转型危机会使家庭观念陷入疯狂。因现代化而引发的“失根”反过来会以意识形态的形式重新肯定传统的家庭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无不具有“基本教义派”或“原教旨主义”的色彩：所有这些理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都强调自己的恋旧，哪怕是那些自称高度“现代化”的思想主张，如共产主义。在苏联，一党专政，统制经济，当然更具代表性的是克格勃组织，所有这些都继承了传统农民家庭所扮演的角色。　　所有这些传统社会都经历过同一场社会运动：扫盲。但是社会转型使得各民族、各国间的矛盾激化。法国人和德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仇恨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说，所有人在意识形态的旗号下所喊出的都是自己所特有的传统家庭观念。今天，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最后一次激化其与西方的分歧，尤其是在妇女的地位问题上，尽管伊朗或阿拉伯世界的妇女已经因为避孕措施的推广而逐步得到解放。　　之后危机就会平息。尽管有先有后，但看起来所有的家庭系统无例外地受到过因扫盲而出现的个人主义的冲击。民主趋同的要素终于浮出水面。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类家庭体系都对民主个人主义的上升采取同样的态度。那是不可能的。其中的部分体系，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体系和法国体系，是自由观念的发源地，自由观念有着深厚的家庭基础，这场历史运动只不过是使之正式化了。德国、日本、俄国、中国或阿拉伯系统中，个人主义的上升对其传统的、特有的传统家庭观念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因此，在其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最严重的暴力倾向，而且最后的结果与英法也有所不同，其最初的威权或团体观念被淡化但并未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那些人口转型已经结束，享受着和平的国家中却有着各种不同的民主类型。具有不可撼动地位的自民党、团结稳定的社会、工业化和出口型的资本主义：日本的民主显然不同于美国。共产制度结束后的俄国，去霍梅尼化的伊朗永远不会采用美国式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模式。　　我们很难接受以下说法：经历过转型的民主国家将保持稳定，在运转模式上与盎格鲁—撒克逊以及法国的自由民主制度相似。预期世界可能恢复和平，承认个人主义上升的大趋势，相信自由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胜利：这是完全不同的几件事。但目前还没有理由对福山的论断表示轻蔑。　　问题是我们很难想象拉丁美洲能够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实现长期稳定：家庭结构分散，经济不平等根深蒂固，从19世纪开始，民主运动与军事政变交替上演。事实上，如果熟知它的历史，就很难想象，哪怕是在一个专制政权统治下，拉美能够获得长期稳定。然而，尽管遇到了经济上、政治上的诸多困难，阿根廷的民主制度挺了下来。2002年4月，在委内瑞拉，雇主、教会、私营电视台、一部分军队试图发动针对总统乌戈·查韦斯的军事政变，但该国国民在民主问题上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团结一致。那里的成人识字率至今保持在93％的水平上，14～15岁的年轻人为98％。几家私营电视台不足以摆布掌握阅读能力，而不是只会看电视的国民。观念的转变是深刻的：委内瑞拉的妇女控制生育，平均生育子女数在2002年初降到了个。委内瑞拉民主制度的存活使美国政府非常吃惊：它一开始就匆忙地宣布支持政变。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信号：美国对自由民主的原则变得漠不关心。可以想象一下福山获悉委内瑞拉的民主制度获胜后狂喜的样子，因为这符合他的理论模型。但是，他也许会同时感到难堪：当民主和自由在前第三世界获得全面胜利的时候，美国却正式表示它对这些原则不感兴趣。　　本书的视野有限，仅限于研究美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整。没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全球的民主化进程并从中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我们只需要搞清楚一点：达到某一现代化阶段后，所有国家都会恢复平静并找到一种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的非专制的政府形式。我们只需要接受福山命题的一个最小版本：自由民主将实现世界化。在运用“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的道伊法则时我们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态度。为什么不考虑提出一个非教条主义的、“外延扩大”的法则来说明和平国家间发生战争的机率几乎不存在呢？要知道，在这样的背景中，那些因全民扫盲而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会不会模仿盎格鲁—撒克逊或法国的自由模式建立相似的政治体制——这一点完全是次要的。   “欧洲合众国” 西欧肯定是运用福山、道伊理论的最佳地点，虽然由于欧洲大陆还没有能力独力维护本地区的平衡，它的经验还不具备绝对的说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在美国军事力量的保证下，本地区才确立了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同日本一样，西德曾当过几年美国的被保护国。经过两个世纪活跃的意识形态和战争行为之后，欧洲终于进入了一个和平、合作的状态，这本身就说明世界完全可以实现和平。在欧洲的心脏部位，法德关系由战争状态转变为某种形式的永久和平，这非常能说明问题。　　民主的稳定，和平的降临绝不意味在欧洲要全部采用同一种社会政治模式。有着各自的语言、社会结构和风俗古老的国家都很有活力。为了证明这些国家的执着，我们可以研究它们不同的矛盾处理模式、政党制度、政府更迭类型。我们还可以在人口层面上进行更加深刻的剖析。所有的欧洲国家在出生率方面都已完成了转型，但其生育率指数仍有较大差别，变化范围为到。如果只研究欧洲的大国（在世界层次上是中小国家），我们可以在生育率和传统意识形态两者间发现联系。英国和法国的生育率相对较高，也较为合理，分别为　　和，与美国的“白种欧洲人口”的生育水平相当从的美国全国平均值中扣除西　　班牙语人口和黑人。。三个古老的民主国家在出生率方面水平相当。其他地方就乱了：德国和意大利为，西班牙为，这三个国家在20世纪前半叶的转型期中曾产生过独裁政权。出现现在的生育率也许并不是偶然。在有着现代化避孕手段的今天，避孕药等工具使夫妇们很自然地处于一个社会性的节制生育的状态中。过去，他们需要与自然做斗争，“下决心”不要太多的孩子，可是今天，需要他们“下决心”才能生一个或几个孩子。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个人主义传统使人更容易做到这一点。那些具有威权主义传统的民族则在人口方面对生存持一种更消极的观点。生育子女今后象征的是一种更加积极的人生态度，因此，比较美英法国人，他们更难下决心。　　这种解释的前题是不同民族的精神世界有着深刻的差别，特别是在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这种脾气秉性上的差别不妨碍他们各自的政治体制在遵守民主游戏基本规则的基础上运转，虽然德国很少出现轮流执政的情况，而在法国，除非发生意外，很少有政党能连续两次赢得选举。虽然有着众多的共同机构、共同货币和技术合作，欧洲国家还是依然故我，把它称作欧洲联合国或许更现实一些，或许也更令人振奋。　　回到世界层次，站在普遍的历史领域，只凭我们的良知，不要偏听任何蛊惑人心的哲学或政治学理论——我们怎能怀疑一个扫除文盲、人口稳定的世界将会迈向持久和平，而今天的欧洲就是明天的全球呢？怎能怀疑今后世界各国将在和平的环境中致力于精神和物质建设呢？怎能怀疑今后的世界将走美国、西欧和日本二战后所选择的道路呢？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联合国理论的胜利。　　这个世界或许是个梦想。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世界，那么它的政治形态将来源于获得辉煌胜利的联合国，而不会让美国扮演任何特殊角色。到时世界会请美国变回一个普通的自由民主国家，毁掉它的军事机器，在全世界的感谢和友爱中完成战略上的撤退。　　这样的历史不会出现。我们甚至不知道自由民主的世界化以及和平是否是人类历史的必由之路。但我们已经知道，这样的世界会对美国构成威胁。经济上依附于人的美国需要混乱局面来证明自己在旧大陆保持政治、军事存在的必要性。现实主义战略的回归：俄罗斯与和　　平终点又回到起点。回到那个实现民主化并验证了福山理论的国家：俄国。凭借自己的广阔领土、众多人口和军事实力，俄罗斯在它发生意识形态巨变的前夜还能对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构成威胁。俄罗斯从前的军事扩张主义威胁了所有民主国家，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保护者的重要性。共产主义倒塌之后，俄罗斯经过一段时间或许会演变为自由民主国家。如果自由民主国家出于本性是不会对其他国家发动进攻的话，那么仅俄罗斯的转变就可以把地球变成一个和平空间。俄罗斯一旦变成温和巨人后，欧洲和日本就不再需要美国了。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个大胆的、痛苦的假设，因为它现在已经离不开三驾马车中代表工业制造力和金融实力的另两极了。　　我们的假设还可以更大胆一些。如果旧大陆迈向和平，人们不再需要美国，倒是后者在经济上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威胁和损害，俄罗斯的角色或许会和美国颠倒过来。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假设轮到民主自由的俄罗斯来保护地球，抵御美国想在全球称霸的帝国主义野心。　　我在后文中还会对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和战略角色进行详尽的分析。在这里只简单提一下：尽管它的军事实力有所削弱，俄罗斯仍是惟一一个能在核武器方面与美国绝对强大的军事力量抗衡的国家。2002年5月，乔治·布什和普京就削减核武器达成的协议依然为双方各保留了大约2000个核弹头，旧日的恐怖平衡没有变化。如果说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颠倒了，由原来的保护者变成了虚拟进攻者，俄罗斯和世界的关系也颠倒了，由进攻者变成了虚拟保护者。在这样的模式中，惟一稳定的因素只能是敌对的俄美关系。   美国与两大古帝国的比较 对于那些想要通过历史论据来对美国的体制进行一番思考的人来说，就必须将美国与两大古代帝国——雅典和罗马帝国——做一比较。前一种比较取悦那些美国的仰慕者，而后一种则会取悦那些具有抗美情绪的人。如果对于美国怀有一种赞许的态度，通常会导致选择雅典作为参照物。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美国来说，超越其国家框架的政治统治范围的建立并非来源于罗马式的军事征服。　　对于罗马来说，领土的扩张甚至成了其历史发展的方向。城邦的基因代码中似乎包含着一条通过武力扩张的原则。而所有剩下来的其他方面——国内政治生活、经济和艺术——都是次要的。相反的，雅典最初则是一座商人和手工艺者的城市，是悲剧、哲学和民主的诞生地。而希腊的军事命运完全是被波斯的侵略所强加的：正是因为波斯的侵略，雅典才和斯巴达一起率领希腊诸城邦进行抵抗。在第一次打败波斯军队之后，陆上城邦斯巴达撤出了战争，而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的雅典则通过城邦联盟——提洛同盟组织继续追击波斯。强大的城邦提供船舰，而弱小的城邦则提供金钱。就这样，在一种民主领导的模式下，第一次建立了雅典的势力范围。　　美国最初和雅典一样主要是海上强国，一直到珍珠港事件以前一直都奉行孤立主义，没有人可以谴责它搞罗马式的先天军国主义和领土帝国主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完全是出于美国的欧洲盟友的愿望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将大西洋联盟和提洛同盟相提并论相当恰当，苏联在这里则扮演了传说中的具有威胁性的波斯的角色。　　然而，这种对于大西洋联盟的乐观和自由的看法，只能够完全吸引那些遗忘了雅典历史下文的人们。不久之后，提洛同盟就解体了。联盟内的大多数城邦更倾向于卸下自己的军事义务，取而代之的是向雅典纳贡，而不是提供船舰和船员。最终，领袖城邦占有了存放在提洛岛的公共财富，不仅利用这笔钱教训同盟中的那些顽固城邦，而且还修建了雅典卫城的神庙。这个例子并不完美，或者是太完美了：它可以使欧洲人，还有日本人，用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重新思考自身的军事行为。　　最终，斯巴达变成了希腊自由的捍卫者，并将雅典击败。不幸的是，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不足以使我们对雅典从其帝国中得到的经济利益，以及这些经济利益对城邦自身社会结构的影响做出精确的研究。（以上这些问题参见R。　Meiggs；　The　thenin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美国在政治与军事上的统治地位 那些为数众多的支持以罗马帝国主义作为参照物的人强调，美利坚帝国的历史并不是从1948年布拉格政变开始的，不是对于苏联势力范围建立的一种反应。美国的体系早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通过确立其工业和军事霸权就建立起来了。1945年建立的美国体系的基本战利品便是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保护国，而这两个附属国都因为其经济实力而具有特别的意义。德国是战前第二大工业强国，而日本则是现在的第二大工业强国。美国正是基于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才建立起对这两个支撑点的权威，而这两个国家对于控制世界经济体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从经济和社会的层面来说，罗马比起雅典拥有更多的文献资料可供参考。通过这些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研究罗马帝国在其武力占领的广阔疆域内使财富向政治中心集中而导致的社会结构解体的过程。　　在取得针对迦太基的决定性胜利之后的几百年间，经过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迅速地扩展到东方，占据了整个地中海流域。从此，它便拥有了无尽的资源，包括土地、金钱和奴隶。罗马在其整个势力范围之内通过收税获得货币，能够进口大量的食品和手工艺品。在由于罗马的政治统治而“全球化”的地中海经济之中，意大利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丧失了作用。整个社会集中在两个相互对立的阶层上——经济上没有用处的平民阶层和寄生的富豪寡头。一个掌握大量财富的少数派更加突出了另一个群体的无产化。中产阶级的分裂导致了共和国的消失和帝国的建立，这一过程正符合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因为根据他的分析，中间社会阶层的存在对于维护政治体系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参见　G。　lfldy；　Histoire　socile　de　Rome；　Picrd；　1991。）　　尽管平民阶层并不顺从，但从地理上说却身处中央。既然不能消灭他们，最后只能动用帝国的财富，用面包喂养他们，用游戏给他们以消遣。　　对当前美国领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感兴趣的人可以将之与古代的模型做比较，无论是其相同点还是不同点都很能给人以启发。不管是以雅典还是以罗马为比较对象，都可以得出鲜明结论：经济统治圈的建立源于政治和军事。这种对于经济的政治视角纠正了目前被奉为圭臬的看法——即只是从全球化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出发，将全球化看做是一种完全非政治的现象。依据这种看法，在这种自由主义的经济世界中，既不存在民族，也不存在国家，也没有军事强国。然而，不管是从雅典还是从罗马的例子出发，我们都将不可避免地看到，这种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军事过程所带来的结果；而某些全球化经济的奇怪现象也不能脱离体系的政治军事层面来解释。   美国从制造走向消费 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在宣扬自由贸易的功绩时完全是不吝惜词汇的，在这种理论看来，只有自由贸易才能够使得生产和消费达到最为理想的状态，以满足世界上所有居民的需要。这种理论强调各个国家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必须进行分工，而只从事本国最擅长的专业内容。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同时无休止地夸大了市场自动调节的特征：通过国家货币价值的浮动，在生产和消费，进口和出口之间建立起伟大而完美的平衡。古典经济学构思、描绘并臆造了一个完美均衡的理想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每个国家占据着相等的地位，并且都努力为公共财富而劳作。是斯密和李嘉图使这种理论萌芽，今天它在美国80％的大学中生长繁衍。与音乐和电影一样，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也是美国主要的文化输出品之一。在现实中，这种理论就像好莱坞电影，其真实性非常脆弱。然而，在解释“全球化并非是以一种均衡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正相反，它是不对称的”这一使人发窘的事实时，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便失去了其一贯滔滔不绝的风头，甚至不得不保持沉默。整个世界越来越为了满足美国的消费而进行生产活动。这个独立自主的但同时又生产过剩的民族国家在战后立即变成了体系的中心，而在这一体系当中，美国的使命更多的是要消费而不是生产。　　美国的贸易逆差是惊人的，因为它包括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国家。例如，2001年度，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830亿美元，对日本是680亿美元，对欧盟是600亿美元（其中对德国的贸易逆差是290亿美元，对意大利是130亿美元，对法国是100亿美元），对墨西哥是300亿美元，对韩国是130亿美元；甚至以色列、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对美国的贸易当中也处于顺差地位，这几个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分别是45亿美元，35亿美元和5亿美元。（）　　根据以上处于贸易顺差地位的国家名单可以推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并非是由于原材料的进口，因为原材料进口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发达国家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例如，2001年度，美国战略中最牵动人心的物资——石油所导致的贸易逆差只占800亿美元，至于其他产品，主要是工业品的逆差额却达到了3660亿美元。　　如果我们不将美国的贸易逆差与其国民生产总值相联系（因为国民生产总值包括农产品和服务在内），而是仅仅与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相比较，我们得到的结果极为惊人：美国10％的工业消耗品依赖进口，而这种进口是美国的出口产品所无法抵消的。这一工业逆差在1995年还只占到5％。不要以为这里说的主要是低技术含量的产品，美国同样积极投身于尖端产品的生产。美国工业在某些领域内还是处于领先地位的：电脑行业是最明显的，不能不提的还有医药材料领域和航空业。年复一年，我们最后发现美国逐渐失去了在所有领域的领先地位，也包括尖端领域。2003年，空中客车公司将能够生产出和波音公司同样多的飞机，甚至有人预见，到2005至2006年，空中客车公司和波音公司在产值上将会不分伯仲。1990年美国先进的科技产品为其所带来的贸易顺差为350亿美元，到了2001年却只有50亿美元，而到2002年1月甚至处于逆差地位（；　Technology；　；　）。　　美国工业品贸易逆差表现出来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当前最有趣的现象之一。在1929年经济萧条前夕，的世界工业品都集中在美国，而只有的工业品集中在德国，在英国，7％在法国，在苏联，在意大利，在日本（rnold　Toynbee　及其协作者，Le　monde　en　mrs　1939；　Gllimrd；1958。）。70年之后，美国的工业产品已略低于欧盟，只是稍微高于日本。　　这种经济实力的下降并没有因为美国跨国公司的活动而得到补偿。从1998年以来，美国的跨国公司获得的返还到美国的利润已低于设立于美国的外国公司返还给它们各自母国的利润。   值得怀疑的美“国内”经济统计数字 在2001年世界经济衰退的前夕，绝大多数经济评论家都在颂扬美国经济所表现出的惊人的活力，以及一种高投资、高消费和低通货膨胀的新范式的诞生。70年代所无法解决的难题最终找到了答案：美国找到了实现增长的同时不会引起物价过分升高的途径。到2002年初，正当新闻界普遍担心欧洲或日本的生产力已经落后的时候，美国政府却在重新确立关税以保护其已被超越的钢铁工业；与此同时，美国微软公司的“X_Box”　电子游戏机在日本的“PS—II”和掌上游戏机　“Gme　Cube”面前无地自容，而微软本来是想以此来参与游戏机领域的激烈竞争的；此外，加利福尼亚正陷于电力的缺乏之中，而纽约也因为饮用水无法自给自足而备受煎熬。　　大约五年前，对于大西洋彼岸（美国）经济的乐观主义看法（这里就不用“自满”一词来形容了），以及一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真实意义（实际上人们再也弄不清它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对于我来说就已经变得不那么可靠了。我们越来越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是相信来源于在美国“国内”的所有企业所生产的附加值聚合而成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还是接受美国贸易逆差所描绘的事实——这一事实用以衡量“国家之间”的贸易，并且揭示出美国工业能力的丧失。只要一种产品的进口出现问题，真正的危机就会爆发。电力供应就是一例：加利福尼亚的供电障碍说明了电力方面的不足。　　长久以来我一直对于美国经济所表现出的活力将信将疑。安然事件，以及紧接着的安达信事件，是其原因。电网经营企业安然的倒闭导致了1000亿美元营业额的不翼而飞，这一数字被媒体称作是不可思议的虚构的和神秘的。安达信审计事务所伪造的账目使人无法说出这笔钱当中究竟有多少属于所谓的“附加值”，从而被记入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1000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又有多少公司在安达信，或是其他会计和审计公司（作坊）的帮助之下，篡改了他们的账目？最近此类事件的增加表明这些公司中的大多数都与此有关。美国的经济到底怎样？1994至72000年间，美国的金融、保险和不动产等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是工业增长速度的两倍，以至于其服务业的生产“价值”是其工业产值的123％。价值一词打上了引号，因为服务的价值之所以能够与工业品的价值相区分是由于大部分服务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当然，为美国经济保证资金供给、为保证进口提供现金的那部分服务业除外。由于参与诈骗的美国私营公司数目的不断增加，导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开始像前苏联那样注水。　　正统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美国工业活动收缩这一现象，美国已经转变为一个专门进行消费的场所，同时他又依附于外部世界为其提供生活必需品。作为一个罗马类型的帝国的代表，美国反而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政治和军事组织所能产生的经济效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面对着遭受战争破坏的欧洲和日本以及苏联体系实力的上升，美国将其势力范围组建为一个全球体系，并在其中居于中心地位。此后，美国又在贸易、金融领域逐步建立了符合其本国意识形态和好恶倾向的游戏规则，只有它们才可以保证其政治、军事控制区的统一性。毋庸置疑，美国最初希望保证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福祉的意图是完全正当的。如果将这一世界体系的出现看作是一种毁灭性现象无疑是可笑的：1950年到1975年的经济增长就可以作为证明。马歇尔计划给欧洲的重建提供了资金，同时也使美国可以避免再次发生类似1929年的经济危机，因此马歇尔计划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在历史上都可以算得上是鲜见的明智之举。在这一时期，我们必须承认这是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帝国主义。　　美国由于确立了反对共产主义的目标，同时对于其经济的领先地位的持久性和本体性过于自信，于是便将其军事统治范围的政治一体化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基于这一目标，美国对欧洲、尤其是日本的产品敞开了市场的大门，此举最终使美国工业牺牲了很多方面的份额，而它自己在开始时并未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后来才感觉有些不安。在70年代初美国首次出现了贸易逆差。其后，美国的贸易逆差扩展到与整个世界的交易中，甚至超出其最初的政治统治范围。　　共产主义的分裂使得许多新兴的重要国家加入到这个不对称的贸易体系中来：今天，是中国而不是日本或是欧洲，从对美贸易中获得最大的贸易盈余。从此，美国的过度消费已成为世界经济结构的关键因素，尽管这一结构在某些人看来具有帝国属性。然而，自由贸易导致出现了世界需求不旺这一结构性现象，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对于世界的重要性已不再体现为它的生产，而是它的消费。   黑非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一蹶不振 从经济理论上来说，贸易的自由化导致世界层面上不平等现象的增加，这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现象。贸易自由化导致在每个国家都出现收入差距，并使得这一点成为整个世界的总体特征。国际竞争促使世界各地出现工薪阶层收入水平的停滞以及利润的增长，更确切地说，是利润的爆炸。由于自由贸易而产生的工资紧缩使资本主义的传统困境重现，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两难困境：工资紧缩使得不断增多的产品难以被市场消化。英国马尔萨斯和凯恩斯，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大多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都曾经研究过这一屡见不鲜的现象，不喜欢遵循惯例的美国经济学家对此也理解得很透彻。　　如果美国高校体制派经济学家承认不平等现象的增加通常是由于贸易自由化的话，需求的停滞对于包括保罗·克拉格曼在内的虚伪的反传统者来说则是一个禁忌话题。敢于指出全球化的这一负面影响才是敢于与既有秩序决裂的标志，也只有真正的反叛者才敢于揭露这一点，正如亚洲专家查尔梅斯·约翰森所撰写的《回流：美利坚帝国的代价和影响》一书，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美国的行为描写最为犀利的作品之一（Henry　Holt　nd　Compny；　New　York；　2000；　有关需求的结构性分裂的内容。）。尽管罗伯特·吉尔平——全球化理论清醒的分析家——非常清楚国家和民族仍将持久存在，盎格鲁—撒克逊、日本和德国的资本主义体制存在着结构性不同，他对美国霸权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所表现出的脆弱性也十分关注，但他却不敢提及这个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提出可能会与体制派的行为准则相抵触。　　在这里，我可能有些不够公正，因为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顾问约瑟夫·斯特林茨就是一个反例。他是一个毫无争议的体制派成员，所获得的诺贝尔奖就是会员证。但在《大幻灭》一书中，他突出了世界的需求问题，而且不止一次地提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认清国家和地区需求不足（尤其是亚洲的需求不足）这一问题上的无能（Joseph　E。　Stilitz；　L　Grnde　désillusion；　Fyrd；　2002。　这本书的原名明显就没有那么有力：《全球化和它的不满》，Norton；　2001。）。但是另一方面，斯特林茨又是自由贸易制度的坚定的维护者，他在实际中就只能悲叹并不存在世界性的管理机构。我不知道这算是天真还是算机灵，很可能二者都是：一方面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僚们毫不留情，而另一方面对于其职业信条又看得无比重要。我们就不要苛求他了：这位美国经济分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继凯恩斯之后再次宣布世界需求可能萎缩，因此必须在世界层面进行调节——这本身已经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即便华盛顿政府在后续“谈判”中将处于相当 美帝国的衰落 第 4 部分阅读 鲎鄣悖幢慊⒍僬诤笮疤概小敝薪τ谙嗟辈焕奈恢谩！　⌒枨笄阆蛴谕Ｖ褪怯捎谧杂擅骋滋逯埔约肮ぷ实难顾酰庖宦劬萁馐土耸澜缇迷龀ぢ手鸾ハ陆档脑颍庵志盟ネ嗽嚼丛狡捣薄Ｋ姓庑┒疾皇切孪适拢欢颐潜匦胪贫匀蛳严籼醯难芯浚钡矫拦诱铰越嵌炔斡氲秸庀钛芯恐欣础Ｒ蛭怯捎谌虿忝嫘枨蟮耐Ｖ停拦庞欣碛砂缪荨叭蚧本玫墓芾碚吆吐佣嵴叩慕巧乓蟛⒗钟诔械？魉故降娜蚬业闹澳堋！　≡谑澜缇盟ネ撕屯Ｖ筒磺暗那榭鱿拢拦黄认殉芰Φ牟贰獗徽鍪澜缈醋魇且患檬隆Ｃ看蚊娑跃盟ネ耸保嗣潜慊岫悦拦阉硐殖隼吹某志没盍ψ琶裕庵只盍σ丫晌拦镁哂姓嬉庖宓母拘蕴卣鳎嗣欠炊愿丶囊坏悖疵拦牡拖律Γ佣患Ｃ拦募彝ゴ⑿盥式咏诹恪Ｈ欢看蚊拦玫摹　案此铡倍蓟岽罅拷诶醋允澜绺鞯氐牟贰６悦烂骋啄娌蠲磕甓蓟岵录吐肌５俏颐嵌源巳春芨咝耍蛘吒非械厮凳撬闪艘豢谄Ｕ庹缋獾け氏碌氖澜纾谡庋桓龅叩沟氖澜缰校煲峡仪蟛踅邮芩奈寡！　∥颐嵌悦拦恼庵痔龋褪侨蚩魉怪饕逭叨源业奶龋ㄋ前丫谜裥说南Ｍ耐杏诠遥Ｊ导噬希诳魉箍蠢矗业闹澳苤槐闶窍岩灾С中枨蟆Ｔ凇锻邸返慕嵛玻魉褂昧艘桓鋈蚀鹊淖盅劾葱稳菽切┙ㄔ旖鹱炙姆ɡ厦牵撬淙宦一ㄇ比从质蔷没疃墓芾碚摺Ｃ拦褪俏颐堑慕鹱炙庾鹱炙怯扇澜绲睦投С牌鹄吹摹Ｋ寄芸闯稣庵职衙拦弊魇澜绲目魉故焦业墓鄣阌肴蚧恼乌故投呤呛纹湎嗨啤Ｔ谡庖荒Ｊ街校拦拿骋啄娌钤虮豢醋鍪堑酃魇盏乃胺选！　〈泳醚У慕嵌壤纯矗拦缁嵋丫晌苏鍪澜绲墓摇Ｈ欢匀衔哂谐鹗庸业谋拘裕⑶彝ü锔降姆吹鹘谂跎俟以诠窬弥械幕疃Ｈ欢穸ü以谏缁嶂械淖饔米钪照錾缁岜涑闪艘桓龉摇Ｒ环矫妫诺渲饕搴托鹿诺渲饕宓木醚Ъ腋秤韫腋好娴奶卣鳎何奚芰σ约敖鹑诜矫娴牟桓涸鹑巍Ａ硪环矫妫魉怪饕宓木醚Ъ胰闯腥瞎业恼媲绷Γ丛诰盟ネ说墓讨写碳ば枨蟮哪芰Α！　∈澜绺鞴幕醣蚁低澄；姆嗣切睦硪跤芭ㄖ兀驮谡馐保切┏渎盍Α⒋硬晃肪迨б档拿拦巳闯膳乇涑闪苏鍪澜绲墓裨保闪宋奚芰Φ拇肯颜摺８鋈嗽鹑蔚墓扰蛘椭换岬贾录宓牟桓涸鹑巍?nbsp  美国社会的“帝国特色”发生扭曲 经济发展的这种“帝国”的进程，可以使我们联想起罗马帝国在征服了整个地中海流域之后的发展过程。这一进程以不同的形式触动了美国社会和经济的不同方面。工业和直到此时一直都被看做是中产阶级成员的工人阶级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他们的出局使人联想起历史：由于来自西西里、埃及和希腊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大量涌入导致罗马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受到巨大的损害。20世纪70至90年代美国工人的贫困化是相对的，然而有时也是绝对的。　　不用深入美国经济体制的细节，而仅仅只是停留在某种概况的层面上，我们也势必会观察到，经济帝国转变过程的趋势在于将美国社会的上层转变成超越一国范围的“帝国”（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全球”的）社会的上层，而这个处于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开始时便包含了整个自由世界，而现在随着共产主义的崩塌，几乎包含整个世界。　　甚至对于美国来说，1980年最富裕的5％的人所吸收的“国家”收入便超过其国家收入总量的，而2000年这一数字则超过。同样的，20％的最富裕的人所吸收的国家收入从1980年的增长到2000年的，而其他80％的人总共所占的份额则从降低到。四个较低的社会阶层的份额分别从下降到，从下降到，从下降到，从下降到。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统计数字，2000年400个最富的美国人的财富比起1990年最富的400人来说多了整整十倍，而在这十年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增长了一倍。美国社会上层人士收入的这种惊人的膨胀，不能说与这种帝国模式毫无关联，正如绝大多数国民收入的停滞或是增长缓慢与此有关。　　1980年到2000年这一时期被分为两个阶段，这一现象表明，两极分化的增大并不是贯穿整个时期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帝国重组的第一阶段。　　在1980年到1994年间，收入的增加是随着人们的富裕程度所增加的：5％最富的人的收入增长了59％，而随着社会阶层的降低，其收入的增加也越来越少，甚至对于20％最穷的人来说，其收入的增长为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不平等现象的急剧增长。　　然而，在1994到2000年期间，这一变化的方向和性质都发生了改变：最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放慢了，对于5％最富的人来说，他们的收入只增长了19％；而所有其他等级，包括最为贫穷的人，他们所获得的收入取得了差不多同等程度的增长，从13％增长到16％。“新经济”在这种变化当中体现了现代化进程当中的平均主义阶段，而现代化进程刚开始时必然包含一个不平等现象加剧的阶段，这也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学者圈子里最被推崇的观点之一。　　但是如果继续将这一现象同罗马历史相比较，一方面，美国社会当前处于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国民收入的增长上更为平均主义；另一方面，美国贸易赤字急剧膨胀，从1993年的稍稍超过1000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4500亿美元，我们对于这两种现象的偶遇就不能不惊讶了。对物质资料的帝国式征收体系已经发展成熟，所有人都可以从中获益。　　在1970年至2000年期间，我们曾经见证过美国实现罗马式社会极化的过程，一方面是富豪寡头阶层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包括平民阶层的扩大。富豪寡头阶层和平民阶层的概念在这里所表明的并不仅仅是财富的等级，同时还有这一事实，即这种财富不管是多是少，都不是直接来自生产活动，而是来自于对于外部世界的政治统治（这并非偶然：美国历史大片《角斗士》对罗马帝国的基本原则持相当肯定的态度，但抨击了帝国的退化（退化到生活中只需要“面包和马戏”的水平）。这与以前对罗马持反对态度的历史电影差别很大，这些电影包括：《阴谋与爱情》、《斯巴达克斯》等。）。　　我在中将会研究在自由主义经济的背景下，这种奇特的征收和再分配财富的方式。然而，我始终坚信这种比较的确切性。在1994年至2000年间，美国本来可以达到“面包和马戏”（pnem　et　circense）的阶段而不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新经济”阶段。　　当然，我夸大这一特征是为了便于读者对于论证的理解。那些认为美国经济的高效、高生产力的经济学家并非毫无道理。在当前阶段，惟一真正没有道理的事情是1990至1995年间的辩论不再出现，或者说消失了，而这次辩论的中心之一便是对于美国经济的“真正”效率的怀疑。　　下面我们从模型回到历史现实，我们可以说美国最近20年间在两种类型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式间犹豫不决，即国家和帝国。美国还远远没有摒弃其国家的特征，而作为帝国它也必将失败。但是，很明显，在1990至2000年间，更具体地说是在1994至2000年间，向帝国发展的倾向正在不断加剧。　　美国贸易赤字（以10亿美元计）　　资料来源： 大辩论：是美国还是“美帝国” 走帝国式的经济道路是经过辩论和冲突后才确定的。在大西洋对岸（美国）比在欧洲有着更多的研究者在揭露自由贸易对美国工人阶层的影响，而且通常情况下这些研究者都来自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外。正是美国人重又发现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意义，他作为德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家，主张建立一个对外保护，对内自由的贸易空间（Friedrich　List；　Système　ntionl　d'économie　politique；　nouvelle　dition；　Gllimrd；　collection　《Tel》；　2002。）。那些赞同保护美国经济不受亚洲特别是日本的竞争的“战略贸易家们”，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并且在克林顿第一个总统任期之初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影响。　　这些“战略贸易家们”是从经济和贸易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迈克尔·林德在1995年首次根据自由主义贸易的论调构思并描述美国社会的发展。他并不仅仅满足于揭露工人阶层和市民阶层的崩溃，他最大的贡献在于界定并描绘了美国新的统治阶级——“超白领阶级”这一阶级不仅是通过他们的收入来定义的，同时也是通过他们的文化和精神习惯来确定的：这些人喜欢研究法律而不是技术，带有装腔作势的英国作风，在种族方面倾向于“肯定性行动”（有利于少数阶层的“正面意义的歧视”），能够灵活地让自己的孩子不受大学里的智力竞争之苦。林德勾勒出了一个分层次的美国，其中工会对于越来越不民主的民主党已经不再具有影响力（Michel　Lind；　The　next　mericn　Ntio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95。　在1984年，民主党获得的企业的捐赠超过了工会的捐赠，参见第187页。）。在我看来，是他第一个认识到了当前阶段欧洲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错位，即旧大陆比起新大陆要更为民主（同上，第231页。）。林德既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个斗士，他重申要对美国重新进行国家定义——应该是自给自足和民主的国家，而不是依附于人的，搞寡头政治的国家。　　那是在1995年。1994至2000年间美国的贸易逆差的不断增加和收入的变化表明从1995年到2000年，美国争取成为民主的和经济独立的国家的斗争失败了。如果我们不考虑俄罗斯（作为平衡体系中的一极以及美国的竞争对手）的发展变化，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份时间表以及它所暴露出来的美国帝国倾向的加剧。因此在论述美国对外政策的总体原则第六章，我将会具体谈到这一点。确实，美国向一个完全的和完整的帝国体系的演变并不单单依赖于，甚至首先取决于美国社会内部的实力对比。帝国是相对世界而言，而这个世界被国家权力所统治和吞并，从而变成国家权力的内部空间。　　我们是否有必要谈一谈美利坚帝国的未来？　　通过历史来看，真正的帝国的构成总是具有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两个特征：　　其一，帝国基于军事约束而诞生，而这种束缚使得帝国可以通过收取贡赋来满足中央的需要。　　其二，最终，中央将被征服的不同民族的人民都看做是普通公民，将普通公民也看做是被征服民族，二者没有分别。权力的作用导致平均主义的普遍发展，但这种平均主义并非发源于普遍的自由，正相反，它发源于普遍的压迫。在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不存在显著差别的政治空间中，这种来源于专制主义的普世主义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对于所有人的责任感。　　这两条准则使得我们可以立即看出：罗马一开始是征服者和掠夺者，后来又变成普救者以及道路、引水渠、正义和和平的分配者，它得到帝国的称号确实名副其实；与之相比，雅典的帝国化道路是失败的。我们必须承认希腊对于军事征服的怀疑也给它带来了利益，承认提洛同盟城邦所缴纳的贡赋实际上证明了它的军事实力。但是，雅典却并没有向着普世主义的方向前进。雅典在其权力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裁定结盟城邦之间的法律纷争，与罗马相反，在其中央权力得到确立的时候，它丝毫没有扩张自己城邦的权利，反而还对其进行了限制。　　参照这两条准则中的任何一条，美国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对于这些不足的研究使得我们能够肯定地预言：在2050年左右将不会出现美利坚帝国。　　美国尤其缺乏两种类型的“帝国”资源：它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束缚力”不足以维持对于世界现有的剥削水平；“它意识形态上的普世主义正在走向没落”，使得美国无法对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人一视同仁，也就无法达到向他们保证和平和繁荣，从而剥削他们的目的。　　接下来的两章将研究这些根本的不同点。   传统军事已经无能为力 因此，人们从一开始起就对美国的实际军事实力心存疑惑。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经济资源的惊人扩张也无法使人忘记美国军队在这片土地上军事业绩的相对逊色。让我们先将盎格鲁—撒克逊人狂轰烂炸这个问题放在一边：轰炸并没有产生令人称道的战略效果，只能从整体上加剧德意志人对于盟军进攻的抵抗情绪。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现实便是，在欧洲战线上，俄罗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之中和之后均做出了巨大的人员牺牲，但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打碎了纳粹的军事机器。1944年6月进行的诺曼底登陆来得太迟了，与此同时苏联的军队已经到达他们自己与德国的西方边界，并向德国推进。战后在大多数人的思想中，是共产主义的苏联打败了德国纳粹主义，并对欧洲的解放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如果我们忘了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战后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局面。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和军事专家利德尔·哈特所认识到的，美国军队在各个时期的行为都是官僚化的、拖沓的和缺乏效率的，与美国投入的财力和人力不成比例。（；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r；　Pn　Books；　Londres；　173。）每次行动时，只要是有可能，需要一定牺牲精神才能完成的任务都被交给了其他盟国的部队：在意大利的卡赞山是波兰和法国军队，封锁诺曼底山口的是波兰人。美国当前在阿富汗的“手段”是请各部落领袖出兵并提供金钱，而这只是一种古老手法的全新版本罢了。美国既不像罗马，也不像雅典，反而与迦太基比较接近，因为迦太基也曾出钱雇请高卢的雇佣兵以及西班牙巴利阿里岛的投石兵。具体说来，B—52轰炸机扮演了大象的角色，只是没有人扮演汉尼拔的角色。　　美国海空方面的控制地位是无可置疑的。自从太平洋战争以来，这种控制就是十分明显的。回想起当年的美日之战时，人们总想忘记双方当时物质力量明显的不对称。在最初几次英雄主义的战役之后（例如双方旗鼓相当的中途岛战役），太平洋战争迅速地变成了“印地安式的战争”，技术实力上的不平等导致了双方在损失方面惊人的不等（现有统计资料中未按战场和战区进行区分，但是在战争中死亡的总体人数已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美国（针对德国和日本）：300000；英国：260000；法国：250000；俄罗斯：13000000；日本（对所有对手）：1750000；德国：3250000。）。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军队与这场战争在陆地上的真正胜利者　——　苏联之间的冲突逐步激化，而这正从根本上反映出美国军事的脆弱性。在韩国，美国只取得了一半的胜利，在越南则根本就没有取胜；幸好并没有直接与红军对抗。至于在海湾战争，美国的对手是谜一样的伊拉克军队，一个只有2000万居民的不发达国家的军事工具。　　最近出现的“零死亡战争”概念说穿了就是倾向于搞不对称冲突，至少在美国人看来是这样。它承认并加剧了美国在陆军方面的传统弱势。　　在这里我并不是想批评美国没有能力像其他国家那样打仗，也就是说，愚蠢地屠杀对手的同时也屠杀本国国民。对于自身来说以最小的代价打仗，却让敌人付出最大的代价，这是一种纯粹的实用主义逻辑。问题是，美国的军队在传统上缺乏陆上优势，使其无法占领土地并构建一般意义上的帝国空间。　　今天，俄罗斯军队已经收缩到相对于它以前的实力来说很小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对俄罗斯在车臣的困境加以讥讽。然而，在高加索地区，得到选举团支持的俄罗斯仍然能够要求当地居民服兵役。这种能力是一种社会和心理类型的军事资源，而随着无死亡战争这一概念的发展，美国正在彻底丧失这种资源。   美帝国的疆域 1998年，即苏联体系崩塌的八年之后，在发动反恐战争的前夕，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部署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冷战时期的大对抗。在美国本土之外，美国在德国驻有60053人，日本41257人，韩国35663人，意大利11677人，英国11379人，西班牙3575人，土耳其2864人，比利时1679人，葡萄牙1066人，荷兰703人，希腊498人。（；　Sttisticl　bstrct　of　the　United　Sttes：　2000；　tbleu　580。）美国军队和军事基地在其势力范围之内的这种部署方式，确实给我们一种　“帝国”的感觉（如果帝国存在的话）。正如布热津斯基明确阐述的那样，美国对旧大陆的实际控制关键在于两个基本属地，即欧洲和远东这两个保护国，例如，日本和德国养活了85％的海外美国军事人员。否则美国就不存在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　　在上述屯驻地区附近，包括匈牙利、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马其顿等在内的东南欧地区，1998年的美军派驻人数仅为13774人，在中东强国包括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巴林仅驻有9956人，但承担多种功能，背靠俄罗斯面向中东的土耳其基地，这一数字就变成了12820人。但帝国的士兵们主要仍驻守在前共产主义圈的周边地带，实际上包围着俄罗斯和中国。在阿富汗部署12000人以及在乌兹别克斯坦部署1500人，与其说是改变还不如说是补充了这一基本地理布局。   先失败，再退却 上面的论述并不是说美国具有长期的、持续的侵略意愿。我们甚至可以提出完全相反的论据：在苏联体系崩塌之后的十年间，美国撤军、收缩战线等一系列动作是真心诚意的。1990年美国军费预算为3850亿美元，1998年则只有2800亿美元，下降了28％。在1990至2000年间，在全世界美国的现役人员从200万人下降到140万人，也就是在十年内下降了32％（'Hnlon　；　Defense　Policy　Choices　for　the　Bush　dministrtion　2001～2005；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s，该书是一本分析美国军费开支以及美国军事实力现状的优秀著作。）。不管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性质如何，军事开支占总额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下降到1999年的3％。我们无法将如此大动作的收缩看做是一种帝国意愿的显著信号。不断揭露美国企图统治世界的永久规划无疑是荒诞可笑的。美国军费开支的下降趋势直到1996至1998年间才停止，军费预算直到1998年才开始上扬。　　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的政策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90年代中期之后不久美国恢复了原先的战略。1990至2000年这一时期又一次表现出了前后不一致的特征。　　——在1990至1995年间，帝国在军事领域内的收缩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一时期围绕贸易保护主义的争论加剧，而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民族民主主义成为美国的选择。随着共产主义的崩塌，人们曾认真地思考是否要对美国重新定位：它既是所有自由和民主国家的领导，又要与其　　他国家地位平等。这一选择可能包含着重新恢复“相对”的经济独立，但这不意味着自给自足，也不意味着减少与国外的贸易，而是要具有“平等国家的经济特征——外汇账户的平衡”。　　——这一趋势逐步发生了反复。或者更确切地说，一步步地失败了。在1997至1999年间，美国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在1999至2000年间，美国重新又开始了它的军事化进程。这种经济依赖性的增加和军事机器的膨胀之间有联系。美国军队的发展是由于意识到美国经济脆弱性的不断增加。　　乔治·W·布什宣布将美国军费开支增长15％，这是在“9·11”事件之前就做出的选择。在1999年前夕，美国政治机构就意识到，面对其帝国类型的经济，也就是说依附性经济，美国的军事潜力确实不足。一个以攫取外部财富为生却无需补偿的超级大国的军事安全问题与那些需平衡收支账目的国家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然而，对美国来说，又很难把这种攫取财富的行为当成统意义、国家意义和帝国意义上的，通过武力或军事威胁而收取的贡赋。只有日本和德国为美国军队所付出的食宿开支可以作为典型意义上的贡赋来分析。美国消费之后却不用偿还　——　这种方式确实奇怪，甚至可以说是神秘的和危险的。   美帝国的特殊供品 美国不断地进口和消费。为了支付其进口的开支，美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征税，但是征收的方式却是一种在帝国历史中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奇特的方式。雅典向联盟城邦每年征收贡赋，开始这种贡赋是自愿的，后来就变成通武力强迫缴付了。罗马一开始只是掠夺地中海地区的财富，然后便以实物或货币的形式榨取西西里地区和埃及的小麦。这种野蛮的征收方式符合罗马的国家性质以至于恺撒承认，罗马不能征服日耳曼，因为日耳曼的农业是巡游式的，不稳定的，这样的日耳曼没有能力满足罗马兵团的需要。　　美国只征收必不可少的部分钱款和物资。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派驻在日本和德国的军队的食宿供给便是这种情况。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诸多盟友（除了英国和法国）并没有直接参战，只是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这个例子就非常接近于雅典式的贡赋。最后要说到的是武器出口。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商品，其销售可以带来利润，但其价值并不是根据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由个体消费者的偏好所决定的。武器的买卖取决于国家间实力的对比，因此它有时可以反映美国实际的约束力：最近在韩国，法国达梭公司那些天真的代表吃了亏以后终于认识到这一点。　　武器销售给美国所带来的资金，与美国通过政治和军事途径所征收的贡赋是相等的。然而其数量完全不能满足美国现有的消费水平。传统的反美人士曾为我们揭示了美国在武器出口方面所占据的绝对地位：例如1997年，美国出口武器总值3200亿美元，占全世界国外武器销售的58％。从军事角度出发，这一比例无疑是惊人的。如果说这一数字还具有经济意义的话，是因为这一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仍达1800亿美元，而比起2000年45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来说，这一数字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控制某些石油出产区，这是传统意义贡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跨国石油公司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性地位，使得美国可以榨取全球的利润，但其程度今天已经不足以为美国进口各种类型的物资提供资金支持了。但是，石油在美国贡赋体系中的统治性地位却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对这一特殊物资所给予的密切关注。　　无论如何，美国所征收的大部分贡赋并非基于政治和军事压力，而是通过自由主义的、自发的途径实现的。美国从世界上所购买的物资并不是免费的。货币市场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自由，美国的贸易界人士从货币市场上获得外汇，用以购买商品。他们将这些外汇兑换为美元，而美元这种不可思议的货币甚至在美国贸易逆差加重阶段（至少到2002年4月）都没有下跌过。这种行为是如此的神奇，以至于某些经济学家从中得出结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生产产品，而是生产货币。   奥内伊主义：国际贸易与外来投资 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美国需要外汇以购买世界各国的产品，同时，由于美国产品的竞争力越来越差，在全球层次上对于美元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少，这将导致美元的贬值。这种现象曾经在不久前出现过，特别是贸易逆差开始出现的70年代。与法国某些古典戴高乐主义者的看法恰恰相反的是，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作用并没有保证美国具有独立于其出口能力之外的购买力。　　无论如何，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也就是在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尽管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到的贸易逆差、低利率，与欧洲和日本比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美元仍然表现出了长久的强势。因为全世界的货币都涌向美国。世界各地的企业、银行、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都开始购买美元，这样就保证了将美元的外汇平价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在这种背景下，这些美元并没有用于购买美国消费品，而是用于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或是获取有价证券——包括国库券、私人债券和股票。　　正是金融资本的这一活动年复一年地保证了美国财政收支的平衡，简言之，资本的涌入使得美国可以购买来自整个世界的商品。考虑到以下情况：从外部购买的商品大多数是用于消费，以满足美国人的不断更新的短期需求，而在美国投资的金融资本大部分属于中长期投资，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机制中存在着某种矛盾，甚至是结构性的不稳定。　　在美国财政部长反复阐述之后，英国《经济学家报》不无忧虑地为他的主张取了一个好听的没有任何意义《回声》杂志访谈，2002年4月11日。。前美国驻巴黎大使菲利克斯·罗涵回忆说，美国每天需要有10亿美元的进账用以填补贸易赤字，这更好地表达了美国领导人对于安然公司的丑闻对外国投资的影响所表现的恐惧和担心（《The　Betryl　of　the　Cpitlis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2年1月31日。最近被转载刊于《世界报》。）。　　年复一年，美国经济分析办公室满怀焦虑地跟踪着外来资本填补进口资金缺口的情况。只要存在各国货币，就必须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奥内伊主义确实是使人宽心的——不管奥内伊究竟说了什么，他毕竟发挥市场稳定器的作用——但是，奥内伊主义只有在完全的和完整的帝国货币世界中才有意义；“条件是美元实行强制汇率，并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债务清算能力”，要想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具备绝对的军事和国家强制力。简而言之，美国必须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以合法的强制力实行韦伯式的垄断。然而，一直以来都没有抓到奥马尔和本·拉登的美国军队看来似乎没有能力履行这一使命。那么传统的法则将发挥作用：如果美国消费过量，同时涌入美国的资金流停止的话，美元就会崩溃。但是，也有可能我对于“帝国”和“权力”等概念的理解过于守旧了，过于看重强制力中的政治和军事因素。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阶段，现在的这种资金流可能成为新型经济的一种内在需要和稳定因素。这也是需要考察的一种假设。   美国已经不安全了 怕麻烦的经济学家做出的占统治地位的诠释（或者是由于他们属于美国名牌大学，或者是因为他们效力于那些靠资金流动为生的机构）宣称，美国之所以吸引投资，是因为美国经济比较有活力，可以更好地应付风险，并且严格地来说，是有利可图的。这种说法也有道理。美国在“体力”、科技和工业领域低下的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其金融收益程度不高。在物质丰富的特定时期内，一国经济中同时出现较高的企业收益率和无用部门的过度发展——这种设想并不会产生原则性问题。金融活动可以自给自足，可以从并不触及真正的生产范围的活动中获取利润。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金融在美国经济生活中所占的份额已超过工业所占的份额。我们甚至可以继续推论：“技术和工业潜力不足的行业却具有高收益率，正是这一点导致了美国的低下生产力。”从这一观点出发，安然公司从事的经纪行为就是一个典型，因为它不从事直接生产，从中间活动中获取利润，而经济理论向我们保证，这种活动可以最好地协调生产和消费。在虚拟世界出现之前我们还敢说，只有吃布丁的时候才能证明它的存在。很明显，从安然公司一案中可以看出，今后已经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可吃了。然而，正是安然现象的存在，几年的时间使美国实打实的经济走向了低生产力，从而走向越来越庞大的赤字。　　想不到的是，资金涌向美国是投资者们出于收益率的考虑，这也是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至高无上的“圣经”。将资金投向美国可以保证较高的利润率，当然同时也意味着较高的风险水平，于是对于富人们来说，美国便成为梦想的国度。这样一种动机——对于利润的追求以及冒险的爱好——导致外国在美国购买股票和直接投资成为一种结构性的主流。情况并非如此。并不是所有流向美国的资金都愿意投入所谓网络“新经济”和“信息高速公路”（代表的是一种对于新的全球疆界的充满活力和冒险精神的看法），我们将会看到，对于安全的追求将会优先于对于利润的追求。　　实际上，对于那些对美国财政收支平衡感兴趣的人来说，最吃惊的是，在美国赤字的融资过程中，购买国库券、私人债券、股票的外来资金和直接投资所占有的相对位置是变化不定的（Bureu　of　Economic　nlysis；）。这些剧烈的变动不能以利率的变化加以解释，因为二者变动的速度和幅度都不相同。购买国库券和私人债券的人自然逃不出追求利润的目的，但是同时也更好地保证资金安全（上述证券实行固定利率），因为这种固定利率是可靠的经济、政治、银行和货币体系所保证的。对于美国来说，这种出于安全目的的购买行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极为重要的日常资金来源。　　在分析中，让我们把各种银行和非银行的债务所占据的巨大的、不稳定的和神秘的位置放在一边，集中研究金融资本流动中经典的和令人宽心的方面。让我们再次集中研究90年代，正是在这决定性的十年中，世界消化了共产主义的崩塌，同时金融全球化达到极致。涌入美国的金融资本的增速是惊人的：1990年880亿美元，2000年8650亿美元。这些数字中当然不含资本的反方向运动，即资本的流出，但后者仅为流入资本的三分之一。2000年，资本顺差达4850亿美元，弥补了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逆差。然而，在涌入美国的金融资本数量的增加之外，10年间另一个惊人的现象，首先是涌入美国的资本类型的变化：1990年，由于外国在美建立尤其是购买企业，外来直接投资占首位（占55％）。1991年，股票和债券的购买占首位（45％）。在1991年、1992年、1995年、1996年和1997年，国库券的购买变得十分重要，主要是用于填补美国的预算赤字。从1997年到2000年间，股票和私人债券的购买数量大幅度增长，从总共28％增长到58％。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因为既高效又善于投机的自由资金大增。如果将2000至2001年间的“私人有价证券”分解为利润变化的股票和利率固定的债券，我们将会发现，购买股票——以最低的风险追求最大的收益的英雄式的投资模式并不占主要地位。　　在2000年的顶峰时期，外国人购买的美国股票达到1927亿美元；然而，同一时期，购买的债券达到2929亿美元。如果我们用它们在美国从世界上新获取的资金中所占的比例来评价这些交易额，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数字：股票占19％，债券占30％。2001年是经济衰退和充满恐怖主义恐慌的一年，股票在总额中所占比例下降为15％，然而债券以其43％的比例帮助维持了证券买卖的繁荣。　　这一研究结果并非无聊的文字游戏，正相反，它极为重要。正如凯恩斯早已清楚地阐明的那样，想要投资的人本身就生活在一种双重的焦虑之中：一方面担心自己投资的钱损失了，另一方面又担心不能赚到最多的钱。他同时追求着安全性和收益性。与当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张完全相反，真实的金融史表明，绝大多数人之所以选择美国作为投资地点，是为了保证资金的安全。就是这一点使得我们远离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传说，而接近了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政治概念和帝国观念。因为美国是经济体系的政治心脏，同时直到最近，美国似乎也是最安全的投资地点。而最近的不安全是由于美国会计诈骗案案发，而并非由于“9·11”? 美帝国的衰落 第 5 部分阅读 直到最近，美国似乎也是最安全的投资地点。而最近的不安全是由于美国会计诈骗案案发，而并非由于“9·11”恐怖袭击事件。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整个世界都偏爱向美国投资。但是世界怎么会拥有那么多钱用来投资呢？这就必须研究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中，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影响，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理解这个实际上很简单的机制。   为富人效劳的国家 即使我们认同资本主义是惟一合理的经济组织形式（这是我的看法），也必须承认这一体系由于某些基本的机能障碍而遭到破坏，包括对于富人。在这里我们试图做到真正的公平。让我们忘记劳动者阶层和他们受到的工资压榨，也忘记由于全球需求萎缩而导致受到侵害的大众利益。让我们试着从一个特权阶层者的视角，努力把目光变得短浅一些，关注富人们的忧虑，也就是说关注他们的利润。　　高收益率导致上层阶级收入的增加，但是这些膨胀的收入并不以任何形式反映为现实的物质。利润的集合是一个抽象的总额，一个货币符号的总和，其拥有者当然不能仅仅为了自己消费而使用它。他们可以增加人员开支，通过购买服务，向社会底层重新分配所独揽的一部分的收入。在美国这一机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服务业在美国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当代第三产雇充当仆人和士兵的依附者。新兴的财阀阶层雇用律师、会计和私人保镖。研究这些再分配体制的最好的分析家，可能就要算斯密那样的早期英国经济学家了。斯密在18世纪末时，就观察到了通过侍佣阶层向社会底层进行财富再分配的现象。“一个人通过雇用大群的工人而致富：他又由于要维持大批的仆人而变穷。”（The　Welth　of　Ntions；　Penguin；　1979；　拓展斯密的经济意义，仆人的概念毫无疑问包括美国相当大一部分服务业的新经济。）　　然而，今天抽取出来的资金总量的数目太庞大了。从前面我们可以看到，被20％最富的人所独揽（或者可以说是被5％最富的人所独揽的）的那部分美国国民收入以惊人的速度膨胀。“这种现象几乎是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的现象，只不过其他国家程度轻一些。”没有用于雇用的那部分收入怎么办呢？怎样将这部分收入保存起来呢？或者，如果我们从一个充满希望，而非担惊害怕的角度来替富人着想的话，怎样才能使这些钱带来收益，自我再生，自我扩大呢？　　金融投资是必需的；对于资本主义来说，一种利润透明化的、让人放心的机构的存在是一种内在需要。以前这一机构就是国家。国家作为借债者，其作用被马克思完美地描述过：公共收益很早以前就被资产阶级当作是一种金融安全工具。其后，又出现了证券交易所，人们将赚得的利润投入到证券交易所中。几年之内，在世界资本主义重又回到蛮荒状态的背景下，作为融资领域的领导国家和新经济体系的中心，美国在吸收已经减速增长的世界利润（一方面是为了保值，另一方面是为了安全）方面拥有相对优势。美国拥有所有的王牌：适宜的意识形态、最庞大的军事机器、最高的证券总市值。1990年，除日本之外的所有西方国家的证券总市值与美国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日本的民族主义经济处于保护之下，难懂的日语保证了日本经济的不透明性，所以日本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可能成为美国的对手。　　美国作为货币市场和军事领域的领导，从开始起就提供了最好的安全条件。华尔街的股票指数似乎指导着整个世界的股票指数的涨跌，成为证券市场资金流动的主要终点：1990年美国证券市值总额达30590亿美元，1998年达134510亿美元。然而，所有这些与经济效率，以及物质意义的即真实的生产力的概念都没有关系，即使这一过程也出现了“新技术”这一值得研究的神奇因素。　　证券总市值的增加，完全与美国经济的实际增长不成比例，实际上这种增加只代表富人数量的增长。提取出来的利润使富人的收入大增，这些钱被投入股市，而股市中可供采购的“商品”——股票——数量相对不足，于是其价格被抬到实际价值之上。   资金的蒸发 只要全球领导阶级，特别是欧洲和日本的保护国的领导阶级，能够从中获利的话，那么对于发达世界劳动阶级的剥削，以及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过度盘剥，是不会给全球化世界的平衡带来不可克服的问题的。美国霸权不断加深的脆弱性，一部分是由于这种调节机制威胁到了被统治区域内的特权阶级（这里指的是欧洲和日本的有产者以及发展中国家新兴的有产阶级）。因此，我们应该更为密切地关注利润的世界命运，我们不能仅限于在道德上批判这些利润的获取方式，还要研究它的挥发性。　　如果我们跳出使用资本主义、利润、财富和证券交易所等等词汇的普遍和抽象的模型，而将这些概念重新植入世界的现实之中去，显而易见，相当大一部分的世界利润流向了美国的证券交易体系。我没有妄想独自一人重新完整地构建这个国外收入在美国的再分配机制。太多的金融和意识形态陷阱使得这一体系变成了一个哈哈镜：资本的所有者雇用数不胜数的律师和会计作为仆役；中产阶级家庭负债累累；华尔街接连遭到大清洗。不要忘了贷款利率正接连下跌，实际利率相对于基准线接近于零，这投机经济中基准利率几乎等同于货币的免费分配。如果我们承认美国经济就其物质现实而言生产力很低，另一方面却大量进口消费品，我们就应当认识到，证券总市值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而流向美国的资金，用文学化的语言来说，流进了海市蜃楼。　　附庸国的特权者们将资金向美国流动看做是一种资本投资，然而美国人通过某种神奇的途径将这些资金转变成了用于从全世界购买日常消费品的货币。因此，资本投资便以这种或是那种形式蒸发了。经济学应当思考、分析和预见：股票指数的下跌，安然公司的消失以及安达信的倒闭都为此提供了线索，提出了假设。对于欧洲和日本的银行来说，每一家美国公司的倒闭都意味着资产的蒸发。另外，通过我们法国的经验教训，从里昂信贷银行的丑闻到让·玛丽·莫西耶的美式夸大症，在美国的大量投资就等于宣告大难将临。我们还不知道，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会以怎样的方式和速度被骗取钱财，但是总会有那么一天的。最有可能的是会发生规模空前的金融恐慌，接着便是美元的崩溃，其影响是导致美国“帝国”的经济地位的结束。我们还不知道，在安然和安达信事件之后，从2002年4月初开始的美元的贬值，只是这一体系的偶然事件，还是这一体系结束的开始。所有这些都是人们所不愿看到的，也没有想到的。这一机制的崩溃将如它的出现一样震惊世界。　　从1995年到2000年，美国穷人、中产阶级和特权阶级的收入以差不多同等的速度增长，道德家们对此会感到一丝宽慰，以为美国的平民阶层也囤积了整个世界（尤其是欧洲）的一部分利润。这其实在本质上是向杰斯·詹姆斯1860至1880年间著名的美国西部不法之徒，和他父亲一起带领一帮人专门抢劫银行和火车。的回归：将从富人那里抢劫的东西分给穷人——他的穷人。这样一种机制所表现出的美国的帝国实力，是不是与罗马的帝国实力较为相似呢？　　然而，美国并不具有罗马的军事实力。它对于世界的权力，需要得到周边被保护国领导阶级的认可。如果利润抽取的比率和金融不安定的程度超过某种水平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加入这个帝国可能就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只有当美国公正地对待我们，或者，更理想的情况是，美国越来越将我们看做是中心统治社会的成员，我们才能继续自愿地向美国表示臣服，这甚至可以说是保持帝国活力的基本原则。美国人应当通过其普世主义，通过语言，还要通过经济行为，来使我们接受“我们都是美国人”的观点。然而，我们距离美国人的待遇越来越遥远，相反，我们更多地是被当作是第二等级的人，因为美国当前意识形态的中心趋势便是普世主义的衰落，这对于世界是个不幸　　的消息。   普世主义 既代表活力又意味着稳定的普世主义原则是帝国的基本力量之一，也就是说，帝国应当平等地对待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民族。这种态度能够将各被征服的民族和个人纳入帝国核心，从而不断扩大帝国的权力范围，超越最初的民族基础。被这一体系所同化的人群规模不断扩大，因为它允许被统治者将自己重新定义为统治者。在被征服者的眼中，征服者最初的暴力转变成宽宏大量。　　我们可以看到，罗马的胜利，雅典的失败，其主要原因并非是军事能力的不同，而是由于罗马公民权的逐渐开放以及雅典公民权越来越封闭。雅典人仍旧是一个由血缘关系决定的种群：从公元前451年开始，要想成为雅典公民，其父母双方必须都是雅典公民。罗马人的民族意识起初一点也不比雅典人差，但是，随着罗马不断扩张，其公民的范围也不断扩大，逐渐包括了整个拉丁语区的居民，全意大利的居民，最终囊括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居民。公元212年，卡拉卡拉敕令赋予帝国所有自由民以公民权。罗马的大部分皇帝也都是来自外省。　　我们也可以列举其他的例子来说明，普世主义的体系可以通过平等地对待不同民族和不同人民来削弱后者的军事潜力：中国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将如此众多的人口集中在一个统一的国家权力之下；第一个阿拉伯帝国闪电般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是由于伊斯兰的极端普世主义，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征服者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罗马和帕尔特国家的解体。在当今时代，经济上非常脆弱的苏联帝国也是建立在对不同民族平等相待的基础上的，这从根本上说似乎是俄罗斯民族的特征，而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特征。法国在其人口下降之前，在欧洲确实可以算是一个真正的帝国，它也是按普世主义的规则运作的。在最近失败的帝国中，可以举纳粹为例，纳粹的失败是因为其种族中心主义禁止将被征服群体的力量补充到德国本身的力量中去。　　这种比较研究表明，征服民族平等对待被征服群体的能力并非来源于外部因素，而是发源于民族内部的家庭观念。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先决条件。那些在家庭内部兄弟之间实行平均主义的民族——罗马、中国、阿拉伯世界、俄罗斯和法国巴黎盆地一带都属于这一类——通常情况下倾向于平等地看待不同的民族和人民。融合的倾向就取决于这种平均主义的先决条件。家庭传统结构中并不包含兄弟间严格平等原则的民族（雅典、德国则更明显）就很难培养平等看待不同民族和人民的意识。与外界的军事接触更倾向于加强征服者的自我“民族”意识，从而导致一种对于人类分裂的，而非大同的看法，对各民族采取的态度是差别对待（差异主义），而非普世主义。　　很难以“普世主义”和“差异主义”为基轴给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定位。英国人很明显是后者，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成功地保留了高卢人和苏格兰人各自的民族特性。基于绝对的技术优势而在海外建立的不列颠帝国昙花一现，因为它一点也不想融合被征服民族。英国人间接的权力，即“间接的统治”，并不排斥各地的特殊风俗文化。大不列颠帝国的非殖民化是其实用主义的杰作，相对来说也并不痛苦，因为，对于英国人来说，以统一的标准将印度人、非洲人和马来西亚人转变成大不列颠人，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而很多法国人都曾经梦想着将越南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变成不同的法国人，因此对于法国人来说，接受帝国的衰落要困难得多。这种潜在的普世主义导致法国人投入到维护帝国的抵抗中，而这种抵抗给它带来的只是接连不断的军事和政治灾难。　　但是对英国的这一特点也不应该夸大。考虑到英格兰面积狭小，而它所构建的大不列颠帝国辽阔广袤，尽管这个帝国昙花一现，但它能够证明英国人具有一种以相对平等和得体的方式对待被征服民族的能力。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杰作当数爱文斯—皮特卡德有关苏丹纽俄族研究，以及梅耶·福特斯对于加纳的塔伦西族的研究。这些在殖民时代完成的作品，其敏锐性和严密性令人叹为观止。书中的分析既体现了英国人描绘民族差异的传统能力，又对多样化结构下所掩盖的人类的普遍性进行了敏锐的捕捉。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个人主义使之能够直接抓住个人或具有普遍性的人进行研究，而不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　　面对相互对立的普世主义和差异主义原则，美国也表现出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两重性，但这种表现是阵发性的。一方面，美国可以被描绘成极端普世主义催生的民族和国家。不管怎么说，美国都是一个由来自欧洲各个民族的移民互相融合而诞生的社会。最初的英国人核心显示了一种吸收不同民族来源的个人的绝对能力。移民的过程在20世纪后半叶中断了，然而在60年代重又开始，并且扩展到亚洲、中美洲和南美洲。这种融合的能力，以及“扩大中心”的能力，带来了美国的成功，也带来了美国命运中的帝国式胜利。根据人口统计美国在2001年有居民亿，而2025年预计则为亿，这些数字本身便证明了这种能力。　　但是，从相反的方面，美国也可以被描绘成一个极端的差异主义者。在美国的历史当中，总是存在一些不同的、难以同化的种群，遭受毁灭的命运，更常见的情况是遭受种族隔离。印度人和黑人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黑人和印地安人现在仍在继续以“西班牙语人口”的形式扮演着这种异类的角色。美国的意识形态体系将普世主义和差异主义融合为一个整体：这两个表面对立的观念，实际上在运作过程中是互为补充的。刚开始时，确实有些外来人员无法确定是“同类”还是“异族”。过了一段时间，其中部分人被当作是同类，享有平等的待遇；而另一些人则被当异类，享受低等的待遇。相同和相异，平等和低等，是在“极化”的过程中“同时”产生的。对印度人和黑人的抛弃，使得爱尔兰、德国、犹太、意大利的移民得以享受平等的待遇。而赋予这些移民平等地位，反过来又进一步将印度人和黑人定位为低等人。　　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他人地位的不确定，并非一种现代现象，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某种人类的原始特性。英国人从历史文化层面上属于旧大陆的边缘地带，没有被纳入先后兴起的几个帝国或虽被纳入但程度不足。英国人也没有很好地掌握平等和不平等的原则。这种原始特性只是与家庭有关；而根本没有妨碍英格兰和美国在最近的历史阶段中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先锋者。　　因此，英国文化的特征是其平等和不平等观念的不确定，而欧亚大陆的其他国家对此通常都非常明确在我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中，我将详细探讨家庭体系的起源。这本书将从人类学的角度，展现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式家庭形式的特征。对于具有此种特征的地区来说，这种贵族家庭形式绝不意味着没有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潜力。我还将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展示一些从人类学角度讲高度成熟的家庭形式，如阿拉伯和中国的家庭形式，并分析它们是如何阻碍发展的。简而言之，家庭的发展可能会阻碍教育和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重新回到将家庭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先验观念联系起来的人类学模型上来，我们就可以在传统的英国家庭中，辨识出一种与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不确定性：兄弟都是“不同”的，既不是平等的，也不是不平等的。德国人和日本人奉行非平均主义的继承原则，俄罗斯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实行平均主义的继承原则，英国父母则有立遗嘱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在自己的子女中分配财产。除了贵族阶层之外，通常情况下这种自由不会导致重大的不平等现象的发生，如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一个孩子而排除其他孩子的继承权。　　普世主义和差异主义的对立使得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待他人和外来人的态度非常地有趣和特别：即不稳定的态度。　　普世主义的民族一开始将所有外来民族都认为是与他们自己相似的民族，这一态度导致他们一旦发现具体的外来人并不符合其既定意识形态时，就会失去耐心。普世主义民族存在明显的排外倾向：法国人对于闭门不出的阿拉伯妇女感到神经紧张，古代中国人和罗马人则轻视那些并不压迫本民族妇女的周边民族，不要忘了还有仇视黑人的俄罗斯人，他们很难习惯于黑色的肤色，等等。但是，这种人类学上的对立体系从来没有上升到理论的层次，也没有受到过抨击。而赤裸裸搞差异主义的民族，至少在他们的对外征服时期——德国人直到纳粹主义，日本人直到军国主义时期——将其领土上的民族固定地划分为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　　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世界的态度是变动着的。在他们的头脑中存在着一条人类的疆界，这条界线使他们成为缺乏普世主义，而接近差异主义的民族，但是这条疆界是可以移动的。也就是说可以扩展也可以收缩。世界上既存在我们，也存在他们；在他人当中，有一些是和我们一样的，但也有一些是和我们不同的。在那些不同的人当中，也有某些可以被重新划为我们同类。而在那些相似的人当中，也有某些可以被重新划分为异类。但总存在一条区分完全人类和另类的界限，“在某些地方，你必须要划一道线”。英国人的精神空间可以收缩到最小——只包括他们自己，但是也可以扩展到所有的不列颠人，今天则是全体欧洲人。　　美国的历史可以看作是一篇研究这条分界线的波动的论文，从美国独立到1965年，中心群体的范围持续扩大；而从1965年至今，则表现出收缩的趋势。　　先是英国人，后来美国人也学会了融合所有的欧洲人，但曾对给予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平等地位有过犹豫。但是，这次扩大是不完全的，而“白种人”是扩大的标准，印度人、黑人和亚洲人则被排斥在精神壁垒之外，而正是这道壁垒将同类和异类分开。在1950至1965年间，新的扩大开始了：土生土长的亚洲人和印度人被重新定义为完全、完整意义上的美国人，这一现象通过他们进入美国普遍的婚姻市场可见一斑。特别是这些民族的妇女对于统治群体的男性来说不再禁忌，他们之间从此可以互相通婚。1950至1965年间，黑人问题却成为普世主义和差异主义之间最尖锐的矛盾：在有意识的政治领域，争取公民权的斗争试图将他们吸纳进中心空间；在潜意识的信仰领域，情况几乎没有得到改变，黑人妇女的婚姻种族隔离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中心群体扩大的趋势可以被乐观地解释为，随着时代的改变，人类的理性最终促使他们承认彼此之间的相似性。这样一种阐释意味着存在一种追求平等的原动力，平等原则本质上比不平等原则优越。但是，如果想要完全理解为什么美国会在1950年到1965年间达到普世主义的顶峰（但不幸的是为时不长），我们不可以将经济作为一个次要因素：来自苏联帝国的竞争。冷战时期是美国普世主义最大化的时期。　　俄罗斯创造了共产主义，并意图将共产主义强加给世界，当然，共产主义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最为普世的意识形态。俄国革命的“古拉格”是针对全世界、针对所有人的，也很平等啊。无论共产主义存在什么样的缺陷，我们不能谴责它没有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其统治下的各民族。对于苏联帝国具体运转方式的研究表明，中心地区所承受的暴力和国家的剥削要比附属民族沉重得多，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享受了最为充分的“自由”。　　俄罗斯的普世主义是清楚而明确的。它具有强烈的吸引力，通过共产国际建立时的活动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一点。正如法国的革命者，布尔什维克人，他们似乎具有以同一种方式看待所有人和所有民族的天然的能力，这种态度不仅可以引起好感，同时也有利于政治扩张。　　冷战时期，美国不得不面临这个潜在的威胁。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外部。普世主义在外部表现为将同等的自由经济扩展到所有的发达盟国，以及在整个西方范围内鼓励实行非殖民化运动。在美国社会内部，共产普世主义的竞争使得反对黑人种族隔离的斗争成为必然。将在两种社会模式之中取舍的世界，不可能赞同一个将本国部分移民当作下等人来对待的美国。对于日本人和犹太人的吸纳是不可否认的一大成功。将黑人融入到政治体系当中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经济的解放，也没有使他们散居到美国各地。黑人中产阶级发展起来了，但是有他们自己的集中居住区，只能作为大量黑人贫困街区的补充。　　最近一个时期，随着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竞争的崩塌，美国的普世主义也开始衰落。这一现象似乎在表明，竞争的压力使美国在普世主义方面超水平发挥，而一旦压力消失，美国的精神体系重新找到了自然的平衡，开始缩减吸纳外来民族进入“它”的世界的规模。   美国国内普世主义的衰落： 美国社会和统计的“多种族”的特性使得我们可以“从内部”研究美国普世主义的衰落，并通过统计分析黑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失败和第三个独立社群——“西班牙语人口”的出现。实际上，这些操西班牙语的人指的是拉丁美洲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印地安和墨西哥人后裔。　　然而，美国统计学研究表明，在世纪之交，美国男性黑人的跨种族婚姻数量有轻微的上升：55岁以上者为，而15～24岁的比率上升为11％。但是与黑人妇女通婚的白人数量增加得却并不显著，这表明这种种族禁忌的顽固性：被统治群体的女性不能够嫁给统治群体的男性。黑人和白人种族间的通婚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内部会稍微频繁一些。从统计数字来看，这种增加是显著的，同一年龄层次的通婚比率从增长到。美国犹太年轻人跨族通婚的比率达到50％，犹太人进入美国普遍的婚姻市场，也就是说，族群不断扩大，同时伴随着与以色列政府互助关系的不断升温，当然由此引发的议论也很多。　　最近的统计数字表明，在1980至1995年间，黑人跨族婚姻的轻微上升趋势很快就停止了。在美国统计年鉴中我们可以看到1980至1995年间跨族婚姻稍有解冻，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又被冻结。妇女跨族通婚的比率在1980年是，1990年是，1995年这一比率上升到，而1998年又停滞在3％。但是对于美国的统计学家来说，这一比率可能已经太高了。尽管实际上升的幅度微不足道，但他们本能地感觉这已经不可思议了：“足够就意味着已经太多了。”1999年，他们聪明地将黑人和白种西班牙语人的婚姻排除在统计之外，这使得当年黑人妇女与白人的通婚比率又下降到美国2000年统计摘要，第54页，图54。。这是个假警报：波多黎各人——奉行普世主义的西班牙语少数民族与黑人通婚的比例是巨大的，这是比例上升的主要原因。当前，大约98％的黑人已婚女性的配偶是黑人。作为对这种几乎是绝对的种族内婚制的补充，我们还可以加上以下事实：超过一半的黑人妇女是未婚妈妈，这当然是因为她们无法与白人结婚，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种族主义问题惊人的顽固性。更确切地说，这一问题恶化了，人口学方面的几个其他指标证明了这种退步。　　第一个指标是幼儿死亡率，即一岁以前婴儿的死亡比率。美国传统上黑人幼儿死亡率就比白人要高得多：1997年，白人的幼儿死亡率是6‰，而黑人则是‰。对于美国白人来说，这样的成就并不值得夸耀，因为美国白人的幼儿死亡率比起日本和欧洲来都要高。不过，毕竟这一数字还是在下降的。1999年，美国白人的幼儿死亡率降低到‰。相反，黑人的幼儿死亡率却“成绩斐然”，在1997年到1999年间，又从‰上升到‰Ntionl　Vitl　SttisticsReports；　；　；September　2001。。读者可能不习惯运用人口统计指标来解释社会现象，可能会善意地认为这一上升幅度是微小的，也可能会认为幼儿死亡率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实际上，幼儿死亡率是一个关键性的指标，因为它表明了在社会中，或是在社会的特殊领域中最脆弱的个体的真实处境。1970至1974年俄罗斯幼儿死亡率的轻微上升，使我明白从1976年开始苏联情况的逐渐恶化，也使我可以预见这一体系的崩溃E。　Todd；　LChute　finle；　。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之后，美国黑人的幼儿死亡率依旧在轻微上升，使它成为种族融合失败的标志。　　然而在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美国的精神体系并非是划分为两个种族的，而是划分为三个种族，即在统计学和社会生活中，西班牙语人口，实际上是来自墨西哥的印地安人，因其规模之大而构成了第三大基本族群（实际上，美国统计学包括五个群体，除了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语人之外，还有亚洲人和印度人。在现阶段，印度人由于数量不多，同时通过通婚的融合，和通婚融合的亚洲人一样，应当被看作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残余”或“诱饵”。）。美国社会重新又形成了如同其独立时期的三重结构，如托克维尔在14世纪初所分析的那样：印地安人、黑人和白人。　　墨西哥人社会的命运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仍是陌生的。某些指标，诸如儿童对于英语的良好掌握，表明了融合的进程还在继续，这与关于西班牙语区的激烈争论所表现出来的趋势完全相反。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在跨族婚姻经过一段时间的增长之后，最年轻一代中跨族通婚的比率在下降：超过50岁的人通婚比率为，35～54岁为19％，25～34岁为，而15～24岁只有（mericn　Demogrphics；　Novembre　1999。）。这一降低并不一定表明美国国民态度的改变，而是由于在最靠近国界的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出现了大量来自墨西哥的居民。虽然这只是一个地方现象，但它仍表明从白人群体中分离出了一个所谓的印地安西班牙语族。1999年不同族群的出生率证明了这一点：非西班牙语白人为（这种从语言和种族角度划分的类别奇异之极），非西班牙语黑人，“西班牙语人”（）。2001年，墨西哥人的出生率为。　　在这样的一个以神圣化了的“多样性”（不同的出生、文化和种族，美其名曰“文化多元主义”）代替了全球化的平等权利的社会中，种族融合的失败难道真的会让人震惊吗？在美国社会中，平等价值观的退步，并不仅仅表现在种族关系这一个领域。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1980至1995年美国经济的发展可以被看成是强制低收入群体（主要是黑人，看上去是碰巧了）走向不平等的步骤，走向倒退和分裂。　　然而，我们还是必须避免夸大这种描述的阴暗面，应当努力从整体上理解盎格鲁—撒克逊精神体系的运行机制，对于这一机制来说，为了吸收其他人，例如日本人和犹太人，必须对某些人实行种族隔离，这些人当然指的是黑人，可能也包括西班牙语人口。这与其说是一个普世主义的吸收过程，不如说是差异主义的种族融合过程。　　在美国国内普世主义衰落的背景下，犹太人却融入到美国社会的中心，对于那些对美国的战略选择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个现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过程是与外部普世主义的衰落相共鸣的，显著地影响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于解决中东地区的冲突具有明显的意义。将以色列纳入美国的精神体系是从外部和内部同时进行的，而对于阿拉伯人的排斥则是与对黑人和墨西哥人的排斥相一致的。　　在美国，并不只是犹太社会对希伯来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忠诚不二。美国普世主义普遍衰落的假设使得我们能够理解这种忠诚。尽管历史的真相很不容易被发现，我们还是应当进行研究：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一个新现象，以前从未出现，因此，这里并不想对其做出“解释”，而是要利用它来“揭示”美国深层次上的根本趋势。选择以色列是美国普世主义衰落和差异主义势力上升最显著的表现，这一点在外部上表现为对于阿拉伯人的排斥，在内部上表现为墨西哥裔融合的困难以及对于黑人长久以来的种族隔离。   美国国外普世主义的衰落： 对于战略分析专家来说，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忠诚确实是一个谜。对近期经典作品的阅读对我们没有丝毫启示。基辛格曾经仔细研究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在他看来，那是几个不理智民族在争夺这块“希望之土”，作为调停人的他在书中发泄了一个“现实主义门徒”由此而生的怒气。亨廷顿将以色列置于西方文明圈之外，而他的设想是把后者变成一个战略集团。美国犹太人联合会出版的新保守主义杂志《评论》，在其1997年3月对亨廷顿作品的书评中对此采用了一种典型的机会主义态度：对该书将犹太人排斥于西方圈子之外不置一辞。布热津斯基根本没有谈到以色列。福山也没有。美国一方面和阿拉伯世界，或者更广泛地说，和伊斯兰世界的普遍对立，另一方面又如此重视与以色列的关系，确实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们很难合理地理解这种关系，说明它的好处。民主国家之间必要的合作这一假说也无法支持这种做法。长久以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所剩无几的土地上建设定居点，他们强加给巴勒斯坦人不公正的待遇，本身就是对于民主的基础——平等原则的否定。而其他的民主国家，尤其是欧洲民主国家，并没有对以色列表现出那种美国式的毫无分寸的同情。　　以色列军队的作用也许是个较为有力的论据。美国陆军十分脆弱，动作迟缓却又不能接受失败，使其在陆上行动中越来越倾向于大规模地使用盟国的军队，甚至是外国雇佣军。出于控制石油收益的执着，美国领导人可能还不敢放弃中东地区最强军队——以色列军队的地方支持。以色列不大的面积，特有的形状和高度的武装使它越来越像是一艘固定的航空母舰。不管是从美国军方的还是民间的战略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出发，比起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感情和感谢，可能更重要的是能够依靠这支能在几天内或是几周内消灭无论哪个阿拉伯国家军队的军事力量。但是，如果是出于这种考虑的话，为什么“现实主义”的战略家们没有提起过呢？以色列的军队曾经为守住黎巴嫩南部地区，如今则为约旦河西岸付出了巨大的损失，我们又怎能真的让以色列的军队控制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油井呢？　　有一些解释强调美国的犹太社会的作用和它影响选举进程的能力。这便是“犹太院外压力集团”理论。在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用阿拉伯非院外压力集团的理论对其进行补充。对于任何一个处于连任困境中的政客来说，在阿拉伯团体的力量不足以作为抵消力量的情况下，支持以色列几乎不用付出任何政治代价。如果不能赢取同样多的阿拉伯选票，为什么要放弃犹太选民的选票呢？但是我们也不要夸大犹太群体，毕竟犹太人只有650万人口，只占美国人口总数的。此外，美国并不是不存在反犹传统，我们完全可以设想的非犹太美国人中出现大量的选民投票惩罚那些支持以色列的政客。但是，那些反犹现在已经不反以色列了。我们靠近了问题的要害。　　那些在美国犹太人看来反犹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群体，在政治上都遵从共和党右派（The　mericn　Jewish　Committee；　2001　nnul　Survey　of　mericnJewish　Opin　ion；）。然而，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却是在共和党的选战中登峰造极；而支持布什的美国宗教右派，对以色列政府重新产生了热情，以此作为平衡? 美帝国的衰落 第 6 部分阅读 郑词窃诠埠偷车难≌街械欠逶旒欢С植际驳拿拦诮逃遗桑砸陨姓匦虏巳惹椋源俗魑胶庖了估己桶⒗澜绯鸷薜牧α俊４送猓挂钩涞氖牵姆种拿拦烫思绦蛑凶笈桑镀备裰鞯常⑶液ε履切┗浇淘讨贾饕逭撸庋颐蔷偷玫搅艘桓龉丶缘你Ｂ郏涸诿拦烫撕椭С忠陨械拿拦∶裰浯嬖谧琶飨缘亩粤ⅰ！　∫虼耍斫饷拦裁椿岣沉斓枷碌囊陨性嚼丛蕉嗟闹С郑捅匦爰偕璐嬖诹街掷嘈托灾释耆煌闹С郑饬街掷嘈偷慕岷霞捌湎嗷ッ艿亩梢酝苯馐兔拦砸哉叩某中院筒ǘ！　∈紫仁敲拦烫硕砸陨械拇持С帧Ｒ虼耍裰鞯痴迫ㄊ本】赡芗缺；ひ陨杏肿鹬匕屠账固谷说娜ɡ？肆侄傥〈魑推叫樗龅呐Γ褪浅鲇谡庖欢！　×硪恢直闶枪埠偷秤遗啥杂谝陨械闹С郑庵种С掷犯蹋犹乇稹９埠偷秤遗墒导噬鲜窃谥卸段诶┥⒆约憾杂诓黄降鹊钠茫庖黄谜堑鼻懊拦奶卣鳌Ｒ蛭耆赡艽嬖谝恢侄杂诓黄降群筒还钠谩！　∑帐乐饕宓囊馐缎翁锼忻褡宥际瞧降鹊摹Ｕ庵帧肮钡奶仁刮颐窍嘈牛虢⒚褡寮涞牧耍降鹊脑蚴潜夭豢缮俚摹５牵颐窃谟氡鸸啻κ蓖耆梢圆豢悸瞧降仍颉Ｔ诓薇寄崛稣秸诩洌诺渥魑裰鞴业暮次勒撸看味蓟峋∑渌苤С窒＠胺段诘拿裰鞴摇６拱痛镒魑淹氛蔚暮次勒撸空剂炜刂埔桓龀前睿突嵩谀抢锝⑵鸸淹氛翁逯苧istote；Politique；　livre　；　（14）；Les　Belles　Lettres；　1989。。到19世纪末，欧洲不同的君主制国家没有费多大力气便成功地相互勾结起来，以反对法国大革命所孕育倡导的民主原则。最惊人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和德国政府，它们不仅反对平等原则，还认为各民族之间应建立等级制度，因此两个地理距离遥远的国家趣味相投。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希特勒为了表示与日本一条心而向美国宣战。由此可见，在国际关系中就如同在人际关系中，如果自己本身就是邪恶的和不公正的话，那么可能会偏好“恶”的东西，往轻里说也是对于不公正的偏好。因此，与他人投缘并不是因为在他那里发现了善，而是因为发现了自己。　　我们甚至可以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知道自己变坏的人必须再找到一个同类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我觉得，只有从这种意义出发才能解释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种新的、强化了的情结。因为，就在美国自己变坏的同时，以色列也变坏了，美国对于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越来越残酷的行为表示赞同。美国越来越偏向于认为人类不平等，越来越不相信人类的同一性。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论断，不做任何改动，运用于以色列政府。以色列对于阿拉伯人的政策导致以色列社会内部由于经济的不平等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分裂。以色列人越来越不把阿拉伯人看作是正常人类了，这一点对于那些关注报刊和电视新闻的人来说不难看出来。但是，我们对于以色列社会内部分裂过程的认识却不够清醒，以色列社会正如美国社会一样，陷入一种非平均主义的狂热中（参见以下精彩文章：IlnGreilsmmer　dn　Le　Début；　118；　jnvier_février；　～131。）。在发达的“民主”国家当中，以色列是收入差距最为巨大的国家之一。在俗教徒、阿什肯纳齐（东欧）犹太人、地中海域犹太人和极端东正派教徒等不同群体相互分离，这一现象可以通过不同群体人口生育率的差距加以衡量：比率最低的在俗教徒，每位妇女至少育有两个孩子，而比率最高的极端东正派教徒，每位妇女至少育有7个孩子。　　一开始，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中存在着二者同属于自由民主国家范畴的因素。此外，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具体联系——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犹太海外社团。不要忘记还有加尔文教派和犹太教之间在圣经教义方面的联系。当新教徒仅从字面意义来阅读《圣经》时，便会对犹太民族产生认同感。具体来说，17世纪，清教徒移民到美国这块希望之土时，他们对偶像崇拜民族的恐惧（即圣经差异主义）便转移到了黑人和印地安人身上。　　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时间不长、但非常全面的支持并非基于最初宗教的同源关系，对《圣经》的热爱或是与以色列当选政府积极、良好的关系。我坚信，如果共和制的和天主教的法国，始终陷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镇压、监禁和屠杀阿拉伯人，就像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所做的那样。如今实行差异主义、非平均主义、思想邪恶的美国，将会认同为一个丧失了其普世主义的殖民主义法国。当人们抛弃正义之时，没有什么比看到其他作恶的国家更让人放心的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丝毫不感到惊讶（在我写下以上的话时，我偶然（但是这真的只是一个偶然吗？）看到了《解放报》对于让·玛丽·勒庞接受以色列自由主义报纸《国土报》采访谈话的分析，法国极右派领导人表示他理解以色列军队领导的反对恐怖主义和反阿拉伯的斗争，在他看来，这似乎与法国在40年前进行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十分相似。（参见《解放报》，2002年4月22日））。　　对于全球战略分析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分析美国行为的深层逻辑：美国之所以无法将阿拉伯人看作是正常的人，这是美国社会内生的普世主义衰落的结果。   美国犹太人的忧虑 这一模型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犹太群体的狂热，人们本以为他们只会对成功地融入美国社会感到高兴，赞赏美国对以色列的忠诚。实际上，与此相反的是，这个特权群体正陷入一种对于“燔祭”参阅Peter　Novik；　L'Holoscustedns　l　vie　méricine；　Gllimrd；　2001。的，令人焦虑甚至令人担忧的迷恋之中。他们不停地纪念当年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们不断指责仇犹主义在世界各地的上升趋势，替所有的海外犹太人聚居区的安全问题担心，尤其是对法国郊区的犹太聚居区，但即使是在2002年春法国郊区犹太教堂遭袭之后，法国犹太人自己也没有感到那样恐惧。与美国的犹太人相比，“燔祭”对属于阿什肯纳齐人的法国犹太家庭更具体、更现实，但后者的反应远比美国人平静，对未来也更有信心，尽管大西洋彼岸不停地将他们称作是丧失社团意识的叛徒，认为他们将来会成为法国经久不衰的仇犹主义的牺牲品。在拥有所谓“最强大的犹太院外压力集团”的美国，犹太人却始终感到如此恐惧，这确实是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参见保守主义周刊《WeeklyStndrd》在法国大选第一轮结束之后的惊人的封面，在三色的背景上，书写着“自由、平等和仇犹主义”的格言（2002年5月6日）。。美国普世主义衰落可以说帮助我们理解美国犹太人挥之不去的焦虑。　　让我们来概括一下这个诠释模型。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有两个特征：排斥是为了接纳；被排斥者和被接纳者之间的界线并不稳定。有的阶段扩张，有的阶段收缩。　　接纳犹太人是为了排斥黑人，可能还有墨西哥人。这一过程出现在普世主义衰落和差异主义的上升阶段，或者用美国人的话说，重新确立种族情感的阶段。今天，美国发展的动力并非平等的价值观，而是不平等的价值观。面对一个如此矛盾的民族融合进程，美国人怎能做到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呢？怎么可能不感到这一脆弱的进程正受到威胁，充满各种臆想的危险呢？美国的犹太人之所以向外部世界扩散他们自身的恐惧感，因为他们隐约地感觉到，他们更多的是美国差异主义倒退势力的玩物，而不是普世主义征服者慷慨态度的受益者。　　这种观点并非只是理论思考的结果。在80年代初，我第一次在这一点上受到启发，是通过与我的一位叔祖父、一个奥地利裔犹太美国人的对话。有一次参观迪斯尼乐园时，以正在跳舞的米奇老鼠为背景，他向我表达了他长久以来的忧虑：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狂热，使他并不愉快地回想起他十几岁时的维也纳。在这之前，我从未在我们这个住在法国的犹太家庭成员当中观察到这种担忧。   真正的“帝国”不可能是一边倒 美国对“邪恶帝国”、“邪恶轴心”或地球上其他邪恶势力的大肆渲染，因其明显的荒谬性，根据场合和每个人性格的不同，有时令人发笑，有时让人怒骂。然而，经过剖析之后，我们必须认真地看待它。它从客观上表现出美国对于邪恶的执着观点，美国人所指责的邪恶都来自外部，但实际上却来源于美国国内。确实，邪恶的威胁无处不在：放弃平等，不负责任的富豪寡头阶层的上升，消费者和农民赊账为生，死刑越来越频繁的使用，以及种族主义思想的回潮。不要忘记还有令人担忧的炭疽袭击事件，这一事件很有可能是某些秘密部门的精神错乱和不受控制的分子所为。美国之所以到处揭露邪恶，是因为自己运转不良。这种倒退可以使我们意识到那些我们正在失去的东西：1950至1965年的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大众国家，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一个社会权利扩大化的国家，一个为争取公民权利而斗争的国家，那是一个善的帝国。　　人们所说的美国单边主义实际上是差异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激烈表现。在这篇论文中，不应当完全从精神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它，应当思考它的产生原因和实际结果。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其基本的原因在于美国本国平等思想和普世主义的倒退，而其根本性的后果是美国丧失了作为帝国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资源。一个不再认为天下大同的美国是不可能统治如　　此广阔和多样的世界的。美国也不再拥有正义这一武器。在战后初期，即1950至1965年，在美国历史上是普世主义的鼎盛时期。正如罗马帝国，辉煌时期的美国普世主义是谦逊和慷慨的。　　罗马人知道必须认可希腊在哲学、数学、文学和艺术上的优势；罗马贵族将自己希腊化，军事征服者掌握吸收被征服国家的先进文化。罗马曾被来自东方的几种宗教所征服，最终皈依于其中惟一的一种。美国在其完全帝国的时期，对于外部世界是充满好奇心的和毕恭毕敬的。它通过政治学、人类学、文学和电影艺术，抱着欢迎的态度观察和分析着世界上不同社会的多样性。真正的普世主义保留了所有社会的精华。征服者的力量保证了文化的融合。对于美国来说，这个结合经济、军事实力，体现知识、文化包容性的时期似乎已经逝去很久了。2000年的美国国力下降、生产力低下，变得越来越不宽容。它自视为人类的惟一典范，拥有取得一切经济成功的钥匙，只有它才能生产出可看的电影。美国最近这种在社会和文化领域称霸的意图和自我陶醉的膨胀过程，只是其实际经济和军事实力严重衰落的标志之一，也是美国普世主义衰落的标志之一。既然没有能力统治整个世界，美国便否认世界能够自主存在，否认人类社会的多样性。   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社会不平等和经济无效率这两种现象的发展最终改变了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1945年的美国是个自主的超级大国，然而，半个世纪后在世界经济中美国却成了某种黑洞，它吸收商品和资金，又不能提供等值的物质财富。为了确保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它需要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凯恩斯式的消费者角色。这并非易事。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其霸权只能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它必须充当全球霸主，凭借合法的暴力来垄断世界。但美国并不具备进行这种战略调整所必需的资源，引用约瑟夫·奈的术语就是美国既缺乏“硬力量”，又缺乏“软力量”。　　人们发现自由贸易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经济增长困难并阻碍世界繁荣。在短期内它使美国陷入一种奇异的机制：自由贸易引起的需求不足让美国扮演“必不可少的消费者”的角色，与此同时不平等现象的加剧造成的利润膨胀又给美国提供了消费所必需的现金。　　美国的中央调节者的地位愈发脆弱。前文说过，帝国部落的概念并不能以专制的方式强加于人，它的产生必须基于某种“自由”、自愿、微妙和不稳定的机制，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所控制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和日本的领导阶层的意愿。我们可以指责华尔街和美国银行数不胜数的欺诈行为，可华尔街和美国银行并没有强迫它们的客户在那里挥霍钱财。　　不规则的资本主义体制越来越不具备合法性，美国则首当其冲，以至于2002年《外交季刊》在其1～2月号里开始探讨并质疑全球化带来的战略威胁。　　美国军事制约能力的不足使经济问题更加复杂化。美国的海军航空力量无疑是有效的，然而美国的部队并不能直接控制为其提供必需的商品和大笔资金的区域。理论上讲，美国凭借空袭的威力足以发挥绝对的影响，但实际上它仍受制于当今世界上惟一有可能利用其防空技术全部或部分抵消美军作用的国家：俄罗斯。只要俄罗斯一息尚存，美国就不具备在新的世界形势下保证自身长期经济安全的绝对把握。　　除了经济上的依附性和军事力量不足外，普世主义影响力的减弱是阻碍美国形成平等、公正、负责任的世界观第三大因素。普世主义对于任何一个意欲统治和管理某一民族乃至多民族帝国的国家来说都意义重大。　　以上这些因素揭示了美国全球地位的根本矛盾：美国需要保证帝国长久的经济平衡但缺乏相应的军事和思想手段。要更好地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还要剖析这种根本矛盾为什么会出现，描述这种半帝国主义、半自由主义尴尬处境形成的轨迹。美国出台各种决策时缺乏一个长期的规划导致出现了现在的窘境。　　美国选择帝国之路是新近的事：它不是源自强烈的愿望而是美国领导人解决问题的一项权宜之计，是形势发展的产物。苏联解体让美国顷刻间萌生全球霸主的幻觉，全球稳定的霸权梦由此引发。但是美国做出抉择的时间确切地说应是1995年而非1990年。   共产主义体系解体和前苏联之分崩离析 美国的领导人和战略家都没有预测到苏联的解体，同这个强大的共产主义对手的竞争使整个自由世界在二战后处于某种消极的和谐状态。90年代初美国已经开始感觉到自身的经济衰退。从1990年开始迈克尔·波特就在《民族的竞争优势》里描述了不同的资本主义体制，他指出日本、德国、瑞典和韩国在生产能力方面都胜过盎格鲁—撒克逊人，自由竞争的规则使他们获益匪浅（Michel　Porter；The　Competitive　dvntge　of　Ntions；　Mcmi　lln；　1990。）。　　共产主义苏联这一主要敌人的倒台，一时间使美国同欧亚其他资本主义强国的竞争上升为主要矛盾。1993年，莱斯特·撒罗在其著作《对峙》中提出美欧日之间即将爆发经济战（Lester　Thurow；　Hed　to　Hed。　The　coming　Economic　Bttle　mong　Jpn；　Euro　pe　nd　meric；　Willim　Morrow；　Nichols　Breley；　1993。）。当时美国政府和几年前没有预料到苏联解体的其他国家政府也都未曾想到俄罗斯的超级大国地位会走向衰落。发达国家在高估苏联的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低估了俄罗斯走出共产主义的艰难。　　90年代初，人们都认为俄罗斯虽然丧失了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仍是世界格局重要的一极，世界上仍然有两个超级大国，我们甚至可以梦想一个均衡的、平等的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接受同样的游戏规则。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开始尝试恢复国家间的均衡，在裁军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参见supr；　～103。）。当时它没有显示任何充当帝国的征兆。但在1990至1995年间，前苏联势力圈在政治上分崩离析，在经济上一泻千里。　　俄罗斯的生产在1990至1995年间下降了50％，投资减少，货币的使用程度降低，在某些地方竟然出现了以物易物的贸易形式。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人口中有一半为俄罗斯人）的独立造成7500万人口脱离俄罗斯。俄罗斯从而在人口上失去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1981年，苏联共有人口26800万，美国为23000万。到2001年，俄罗斯仅有14400万国民，而美国则达到28500万。　　更糟糕的是，要求民族独立的不仅是前苏联各共和国，也包括俄罗斯联邦内部的自治地区：从高加索到鞑靼斯坦。俄罗斯中央政府失去了对遥远的西伯利亚地区的控制。人们开始看到俄罗斯各地区之间的裂痕以及俄联邦的分化1996年L　Découverte出版的Jques　S　pir所写《Lechosrusse》（俄罗斯的混乱）一书对此阶段有较好的描述。，这一切都预示着俄罗斯全面的解体。到1996年左右，美国的战略老对手眼看就要消失了，一个处于美国军事控制下的失衡的世界已经初现端倪，美国于是开始选择帝国之路。在美俄的大棋盘上，美国只需动一下小拇指，稍微刺激或者挑衅俄联邦的边缘地带也是俄罗斯的两大软肋——高加索和中亚，它就能赢得这盘棋。在1997年出版的逻辑严密的战略学著作《大棋局》中，布热津斯基指出了美国在欧亚大陆进行不对称控制的必要性和手段。　　俄罗斯的瓦解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惟一的军事超级大国。与此同时，金融全球化加速发展：1990至1997年间，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贸易顺差由600亿美元激增至2710亿美元，美国可以超出其生产能力尽情地消费。帝国之梦并不能说明美国领导层思维清晰、精于计算、善于做出战略决断并持之以恒地贯彻执行。美国之所以会充当全球帝国，恰恰相反的是因为他们在事情发展正常时却选择了放弃，从来喜欢走捷径。美国领导人甚至不具备其欧洲卫星国首脑们所拥有的积极意志和长远计划，虽然后者常被人指责软弱。无论如何，欧洲一体化建设所必需的巨大的协调和组织能力是美国领导层现阶段可望不可及的。　　集中力量于本国之内——从长远来看这对于美国兴许更可靠、更具现实意义，因为它本身疆域辽阔，金融体系又高度集中。但这也需要政府切实地履行组织和调节的职能：能源政策、保护工业政策加上对外的多边政策（鼓励其他民族和地区向独立自主的方向发展，这对大家都有利）。在地区化基础之上来重整发达国家的经济可以有效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地区保护主义也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减少。这样的世界规划可以奠定美国永久的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地位，只是从构想到最后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将是劳神费力的庞大工程。　　于是美国人带着某种满足感轻率地相信俄罗斯的最终崩溃，认为美国将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相信资金将潮水般地涌入，从而放任美国的永无止境的贸易逆差。从心理学角度上讲，以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帝国化道路正是自由放任的结果。　　野心勃勃但动机不足的帝国战略蕴涵了一大风险：人们在1997年仍不能说强大的俄罗斯已经消失了，将如此不确定的假设看成既成事实必然使美国承担巨大的风险——陷入严重的经济依附性又缺乏真正的军事优势，总之就是由半帝国状态向伪帝国状态过渡。　　如果选择帝国之梦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结果，源于强大的意志，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外交军事战略至少应该得到有序而且持久的执行。事实并非如此。证明这一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分析所有帝国规划中堪称最有理性、最完整的布热津斯基模式，然后检验美国领导人是否身体力行地贯彻它。回顾最近的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做了所有简单易行的事情，放弃了那些需要大量投入时间和精力的计划。   在外交的大棋盘上群雄逐鹿 布热津斯基方案简洁明了，他出于私利建议给俄罗斯致命的一击，将乌克兰并入西方，利用乌兹别克斯坦使中亚脱离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他并未直言包围俄罗斯将促使俄联邦土崩瓦解：大战略家也会有最基本的外交谨慎。还有更加不可告人的东西：布热津斯基对美国的经济衰退及美国从政治和军事上控制全球财富的必要性只字未提，他的地缘政治学功底使他采用了一种间接的方式来表达这一基本企图。首先他指出欧亚是世界人口和活动重心所在，然后他强调美国远离欧亚。由此演绎出维持美国上层社会和庶民生活水平所必需的商品和资金来自欧亚。　　尽管有所保留，但布热津斯基的设想是极其严密的。美国要建立帝国的惟一威胁来自俄罗斯，因此有必要孤立和瓜分俄罗斯。瓜分的方式与当年俾斯麦所用的方法如出一辙。俄罗斯就像1871至1890年战败的法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1870至1871年打败法国后成功地统一德国，在其后的20年间，俾斯麦刻意和欧洲其他所有强国修好关系，以孤立惟一的对手——法国，因为他认为法国人对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耿耿于怀，复仇心切。同样的道理，布热津斯基建议美国同除俄罗斯之外的所有国家建立统一战线。他清楚地认识到美国要真正占领欧亚首先必须征得被保护国欧洲和日本的同意，为此他主张美国应承认日本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而非亚洲强国，同时对欧盟建设要给予充分的理解。只有对英国可以带着优越感地表示关心，同时将其视为无为者。法德二轮马车的主要战略角色应得到尊重。布热津斯基将其政治智慧发挥到顶点，提出对法国应采取更加友善的态度。出发点很清楚：只要欧洲和日本满意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帝国就坚不可摧。这样美国就可以将世界技术和经济力量集中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除了上述战略核心外，他还建议美国同中国和伊朗修好关系，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潜在威胁是个长期的问题，而伊朗不大可能同美国对峙。这样一来俄罗斯就夹在欧洲和日本之间，又与中国和伊朗隔绝，在中亚必定丧失行动能力。概括地讲，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应该同所有的二等强国合作最终消灭惟一能对美国霸权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俄罗斯。　　布热津斯基方案的哪部分被美国外交所实现了呢？惟有对俄罗斯的行动上：北约东扩，向乌克兰敞开怀抱，利用一切借口扩大美国在高加索和中亚的影响等等。同“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的战争使美国在阿富汗部署了12000名士兵，在乌兹别克斯坦部署了1500名战士，在格鲁吉亚的美国军人也达到近百名。在这些行动中，美国满足于利用形势小打小闹，还远不足以导致俄罗斯发生决定性的动乱，而美国实际上并不具备这样的手段，我们将在以下的章节里具体探讨这个问题。　　此外，美国外交远没有达到俾斯麦时代的水准，而是非常糟糕的威廉风格。德国的威廉二世刚刚摆脱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控制便迫不及待地同欧洲两大强国——英国和俄国发起武装冲突，给法国创造了牢靠的联盟，并直接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德国霸权的消亡。美国现在大搞单边行动，忽视、羞辱它的欧洲盟国，任由它主要的权力工具——北约走上歧途。美国蔑视日本，称其经济落后于时代，事实上日本经济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经济，对美国的幸福也有利无弊。它还不厌其烦地挑衅中国，将伊朗划入“邪恶轴心国”。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似乎要建立这样一个欧亚联盟：成员之间差异巨大但都对美国喜怒无常的脾性非常恼怒。在加上美国固执地支持以色列，将它同穆斯林国家的冲突全球化，当然这有些超出了布热津斯基的理论框架。　　美国的愚笨不是偶然的。它就像当初选择走上帝国之路那样背弃了事物发展的常态，只图一时之需。美国有限的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资源使它只有通过虐待小国才能确保自己的世界地位。在美国盲目的外交决策背后隐藏着某种逻辑：现实的美国太虚弱以至于只能同军事侏儒对抗。同这些二流角色作战至少还能显示美国的强大。而对世界的经济依附性又迫使美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全球存在。实力不足的美国只能歇斯底里地、大张旗鼓地对付那些次要冲突。由于普世主义在国内影响减弱，美国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想继续主导全球，就要平等对待欧洲和日本这两大盟友，这两者共同主导着世界的工业。   军事攻击只是一枚小棋子 美国在历史遗留问题上执拗地同朝鲜、古巴和伊拉克制造不必要的紧张关系，显示出美国政策缺乏理性。更别提美国对伊朗这个明显走向正常民主化的国家的仇视心理和对中国没完没了的挑衅。真正的帝国主义政策所追求的必定是“美国治下的和平”，这要求美国耐着性子，放下架子与那些必将昙花一现的国家建立关系。如果没有外部干涉，朝鲜、古巴和伊拉克政权将会自动倒台。伊朗也会在我们眼皮底下和平演变。然而，正是美国的好斗性格让伊拉克政权稳如泰山，巩固了伊朗反美的保守派的地位。最近，既是放火狂又是消防员的美国找到了新的战场：印巴冲突。美国本应对巴基斯坦的动荡和当地甚嚣尘上的伊斯兰运动负主要责任，但它现在又介入其中当上了不可或缺的调停人。　　以上种种行为对世界不利，激怒了美国的盟友，但至少还有一点意义。这些冲突可以使美国无处不在，但在军事上却是零风险。美国幻想整个世界永不太平，充满危机，好让它来充当保护神。　　老布什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在某种程度上给美国此后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模式。人们几乎不再敢谈论战略，因为哪怕极短的理性时期都会在一段时间后从根本上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地位。　　伊拉克为何物？一个被独裁者统治的石油国家，其威慑力只不过是地区性而已。伊拉克发动战争想侵吞科威特，尽管当时形势不甚明朗，但人们并不相信是美国人暗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将伊拉克陷入不义之地的。有一点是肯定的，科威特的解放给美国提供了一种选择：全力介入军事力量薄弱的国家的冲突，将其定义为“流氓国家”，以描述他们的可恶和渺小，通过战争来显示美国的力量。但对手必须是弱者。以越南为例，它一直保持共产主义制度，但在美国看来越南具有现实的军事打击能力，原因自不必多说，因此相安无事。美国鼓吹伊拉克（它居然被认为是世界上第四军事大国）的威胁实际上是在无中生有地编造地球受到威胁的谎言。　　“9·11”事件引发的阿富汗战争就是例证。美国领导人陷入一场不曾预料的战事之中，在战争中他们的军事思想得到了肯定，这种思想我们可以称之为“战区微观军国主义”，即通过镇压微不足道的对手来显示世界离不开美国。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并非尽善尽美，它提醒世人任何一个不具备有效的防空能力或者核威慑力的国家都会受到来自空中的恐怖袭击。美军在地面战争的无能也反映了这个超级大国的根本性不足，他们在地面上必须依赖当地军阀，得到近在咫尺的俄罗斯的配合，只有俄罗斯才能迅速武装北方联盟。而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美国既没有擒获毛拉奥马尔也没有抓获本·拉登。当地军阀将一些小头目交给了美军，这些无关紧要的战俘被关在位于古巴的关塔那摩基地，而古巴的领导人卡斯特罗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领袖只有一个共同点：喜欢留大胡子。古巴问题和基地组织之间的联系纯属虚构。传媒大肆宣传的“邪恶轴心国”只不过是为了达到美国的目的而已。   对伊斯兰问题咬住不放 美军在世界上的力量分配显示了帝国实际结构，也可以说是美帝国残余部分的实际结构，如果你认为美国正处于解体而不是上升阶段的话。德国、日本和韩国是美军在海外部署的重点所在，1990年起，美国开始在匈牙利、波斯尼亚、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部署军事基地，但始于同共产主义斗争时期的军事部署重心并未改变。如今只有古巴和朝鲜是公开的对手，这些国家时不时遭到美国的谴责，但言辞还不至于引发军事行动。　　美军的军事行动重心以后将转移到穆斯林世界，名义是“反恐战争”，这是前文提到的“战区微观军国主义”的最新官方术语。有三大理由可以解释美国缘何选择既是宗教概念又是地理概念的伊斯兰作为靶子，而每个原因都可以推出美国在帝国资源三大方面（即思想、经济和军事）的不足：1。普世主义对美国人思想影响下降，使他们不能容忍伊斯兰世界妇女的地位问题；2。经济效益下降使美国人对阿拉伯石油念念不忘；3。军力薄弱是穆斯林世界的致命弱点，自然成为军事实力不足的美国的首选目标。   女权主义和对阿拉伯国家的蔑视 美国越来越不能容忍世界的多样性，本能地将阿拉伯世界看做仇敌。这种对抗是人类原始的、下意识的反映。它超出了亨廷顿所提出的将穆斯林世界排除出西方势力圈的宗教对立情绪。对于习惯研究各地风俗的人类学家而言，盎格鲁—撒克逊和阿拉伯绝对是两大对立的体系。　　美国人的家庭结构是原子核式的，崇尚个人主义，妇女地位较高。阿拉伯人的家庭则是父系式的复杂体系，妇女对丈夫依赖程度极高。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看来，表亲通婚是一大禁忌，而阿拉伯人恰恰提倡这种婚姻。美国的女权主义随着年代的发展已经越来越专断、富于攻击性，对世界多样性的容忍度不断下降。美国似乎注定要和阿拉伯世界发生冲突，尤其是和那些家庭结构与阿拉伯世界类似的穆斯林（我们可称之为阿拉伯穆斯林）发生冲突，包括巴基斯坦、伊朗以及土耳其的一部分，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非洲印度洋沿海地区除外，这些地区妇女地位较高。　　美国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对峙既是不愉快的人类学冲突，也是难以准确定义的两种价值观之间失去理性的对抗。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对抗正变成塑造国际关系的一个结构性因素。这场文化冲突自“9·11”事件后展现出了滑稽的一面，成了一幕世界化的街头喜剧。一方面，美国妇女严厉专横，前总统就曾经为了证实他没有和某位女实习生睡觉而接受某调查委员会的审讯；另一方面，本·拉登娶有多个妻子，还有数不清的异父或异母兄弟姐妹。这是一幅世界漫画，但漫画中的世界正在消失。即便没有美国的建议，穆斯林世界的风俗习惯也会发生改变。　　大部分穆斯林国家的妇女生育率下降本身就说明妇女地位的提高。首先她们必须有较高的识字能力，其次像伊朗这样平均每个妇女只生个孩子的国家一定有许多家庭放弃了养育男孩的愿望，也就是与父系传统决裂（假设每对夫妇生有男孩后不再要孩子，若生女孩就继续生育，理论上就可以使每个妇女只生两个孩子和重男轻女的习惯兼容。但这个假设不大现实，倘若如此，一对夫妇就不可能有两个儿子，阿拉伯传统家庭结构也将改变，兄弟之间的团结和近亲结婚也将随之消失。）。埃及就曾开展过一次表亲通婚率的跟踪调查，1992年的比率为25％，到2000年则降为22％（1992年和2000年《埃及人口与卫生调查》。）。　　阿富汗战争之后，在欧洲大陆尤其是英美两国爆发了关于阿富汗妇女地位的文化战，要求改革当地的风俗。甚至有人提出用B—52轰炸机来结束伊斯兰的反女权主义。西方的这种苛求简直有点可笑。风俗的变迁是个漫长的过程，盲目地发动现代化战争只会适得其反，因为战争会将西方的女权文明与无可争辩的军事威慑力结合起来，产生的间接后果就是给阿富汗军阀的超男性化伦理学蒙上一层荒谬的高贵色彩。　　盎格鲁—撒克逊和阿拉伯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布什夫人和布莱尔夫人在阿富汗妇女地位问题上采取女权主义的态度更是火上加油。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已露出某些退化的迹象，人们不再像爱文斯—皮特卡德或者梅耶·福特斯那样对不同体制采取包容和理解的态度，? 美帝国的衰落 第 7 部分阅读 崖冻瞿承┩嘶募Ｏ螅嗣遣辉傧癜乃埂ぬ乜ǖ禄蛘呙芬じＬ厮鼓茄圆煌逯撇扇“莺屠斫獾奶龋《氖悄承┱「九握挠⒐九孕录改谘悄腥ㄍ持蔚慕衣逗投蕴股Ｄ嵫羌澳１瓤苏饬礁瞿滤沽秩丝诰佣嗟墓沂敌械哪赶凳献逯频男廊辉奚汀Ｈ绻テ疽幻叛Э凭涂梢远隙ㄎ幕挠帕樱颐怯衷跄芤笳途颖３挚凸酆凸俊　∏拔乃倒帐乐饕宀⒉皇强砣莸拇省１热缢捣ü送耆梢猿鹗永醋月砀窭锊嫉囊泼瘢蛭⒗九匚坏拖拢敕ü姆缢紫肮呦嚆！５庵直灸艿姆从Σ⒉淮腥魏我馐缎翁剩膊簧婕岸园⒗说淖芴迤琅小Ｆ帐乐饕宥圆钜煜缘梦薅谥裕换岬贾露阅骋惶逯频墓丛稹Ｏ喾矗纯终秸词姑烙⒖梢远园⒏缓谷耍ɑ蛘甙⒗耍┳鲎钪盏摹⑽奚纤呋岬钠琅校庥肫降鹊南染鲈蚴峭耆环摹！　∥颐撬鄄斓降南窒蟛⒉皇桥既皇录募虻ゼ希率凳瞧帐乐饕逶诎桓衤场隹搜诽逯浦械乃ヂ涫姑拦荒茏既饭懒抗使叵担蚨簿筒荒艽诱铰越嵌扔行У亍⒑侠淼囟源滤沽质澜纭?nbsp  “石油”这个永远摆脱不掉的烦恼 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石油政策实际上是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力量对比中地位的真实写照。历史上美国曾一度率先进行石油开采、生产和利用，最近30年却大批进口石油。如果和欧洲或者日本相比，美国还算正常，因为欧洲和日本的石油产量微不足道，甚至完全依赖进口。　　1973年，美国每天生产920万桶石油，出口320万桶。1999年石油日产量为590万桶，日进口860万桶2000年《美国统计摘要》，第591页。。按照目前的开采节奏来算，美国的石油储备将在2010年衰竭。我们于是可以理解美国的石油情结，更何况布什政府里有众多的石油巨头。美国对石油能源的关注既不是出于理性的思考，也不是为了制定有效的帝国战略，理由有如下几点：　　首先，鉴于美国经济对进口的严重依赖程度使得石油问题只具有象征意义，确切地讲并不是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没有石油消费会下降，有了足够的石油但商品供应不足也会造成消费下降。石油进口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但却是次要的因素，2000年石油进口额为800亿美元，美国的贸易逆差则为4500亿美元。无论哪种类型的封锁都将使美国变得脆弱不堪，石油问题的中心地位并非源于理性的经济分析。　　对石油供应不足的担忧并不一定会导致对中东耿耿于怀。美国的石油供应国遍布全球，阿拉伯世界虽然产量可观，石油储存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根本没到掐住美国咽喉的程度。美国一半的石油进口来自新大陆：主要是墨西哥、加拿大和委内瑞拉，从军事角度说这些国家对美国更安全。从这些国家进口来的石油总量加上美国自产的石油量达到美国石油消费总量的70％，这些石油都来自门罗主义所界定的西半球的美国势力圈。　　较之依赖中东供给石油的欧洲和日本，美国的石油安全是有保障的。波斯湾国家只供给美国所需石油的18％。美国在沙特阿拉伯部署的海军航空部队和地面部队，针对伊朗的外交战，不断攻击伊拉克等等，都处于美国的石油战略框架内。美国所要控制的并不是美国的能源供给，而是世界的能源供给，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控制美欧日大三角中其它两极——生产力强大、国际贸易出超的欧洲和日本的能源供给。美国的这一行动确实带有帝国色彩，但未必使人放心。　　现阶段，伊朗、伊拉克，甚至还有沙特阿拉伯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不得不出售石油来缓解压力。欧洲和日本根本无须担心这些民族的行动自由。美国宣称为盟国的石油供应而战，然而通过控制欧洲和日本所必需的能源对他们施加强大的压力才是美国的真正企图。　　我所论述的是一位老战略家基于简单的几组数据和几幅地图之上的空想，这位战略家的原型就是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已经失去了对伊朗和伊拉克的控制。沙特阿拉伯正在脱离美国的势力范围，海湾战争后美国在此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不过是做最后的努力，以免完全失去对该地区的控制。这种做法是美国的战略趋势。没有当地力量的支持，任何海空力量都不可能在距离美国本土如此遥远的地区长久地维持其军事优势。因此可以说在技术上沙特和土耳其的美军基地比美国的航母更重要。　　对穆斯林世界石油的关注与其说反映了美国扩张帝国的实力，不如说体现了美国对遭受排斥的恐惧。它所表现出的是美国人的焦虑而非强大：美国人担心其经济的全面依附性——石油缺口只是这种依附性的一个象征；美国人担心失去对美国的两大保护领地欧洲和日本的控制。   短期内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击弱国 除了对阿拉伯妇女地位的不满和对石油的关注这两个显而易见的动机外，还有一个因素促使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将穆斯林世界作为靶子，企图以最小的代价来表现它的“绝对的战略能力”：阿拉伯世界的脆弱。阿拉伯就如同任人宰割的羊羔。亨廷顿提到穆斯林文明并没有一个中央控制国，借用他的术语来讲就是“核心国”（corestte），至于他对此是惋惜还是满意我们无从知晓。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无论在人口、工业还是军事方面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强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拉克和伊朗这些国家在人力和物力上都不能和美国抗衡。以色列还三番五次地提出证据显示当今阿拉伯世界的军事无能，认为它们的发展水平和国家组织目前还不足以形成有效的军事机构。　　于是该地区理所当然成了美国的理想舞台，美国在这个地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屡战屡胜，让人不由想到电子游戏。美军早已从越战的失败中记取了教训，深知自己的部队在地面的无能。从一位美国将军把阿富汗和越南混为一谈的口误和美军向地面派遣部队的恐惧中都可以看出，美国从没忘记他们只擅长一种战争——那就是同一个孱弱的没有防空力量的对手作战。毫无疑问，选择弱小的对手当靶子，打不对称战争可以让美军重温昔日差异主义时代的某种军事传统，即对印地安人的战争。　　同阿拉伯世界对抗是美国做出的轻率选择。这种选择是多种客观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国装出帝国态势采取行动的必不可少的一环。她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为帝国寻求长期的良机。恰恰相反，美国领导人总是习惯走捷径，每一次他们选择的都是难度最小，对经济、军事和智力要求最低的行动计划。为何虐待阿拉伯人？因为他们军事力量薄弱，拥有石油，石油神话可以让美国人暂时忘记他们需要全球源源不断地为其供应商品的事实；因为在美国国内政治游戏中不存在有力的阿拉伯压力集团；因为美国已经不能继续用普世主义、平等主义的方法思维。　　要想理解当前形势，我们一定不要误以为美国正依据一个理性的总体规划有条不紊地采取行动。美国的对外政策也有一条路线，它就像河道中的水流，总会流向某一个地方。所有的小溪和河流不断地向下流淌、汇合，最终流入大海。它在总体上有一个方向，但其过程没有理性，不受控制。美国制定了霸权路线，但又无力控制这个纷繁复杂的广阔世界。每一次做出的轻率选择都使它本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变得更困难。再用水来打比方，它不能再顺流而下，而要涉水逆行几百米：重振工业；考虑盟国的利益，对它们的忠诚给予报酬；敢于挑战，而不是满足于不断地撩拨真正的战略对手俄罗斯；迫使以色列接受公道的和平等。　　美国在海湾地区指手画脚，攻击伊拉克，威胁朝鲜，挑衅中国——这些都体现了美国夸张的“微型军国主义战略”。它一时让媒体津津乐道，一时又让它的盟国迷惑不已。美国对别国事务指手画脚使它的现实战略出现了几个重心，而美国本该保持在美欧日大三角中的主导地位，采取友好态度来抵消中国和伊朗的作用并粉碎惟一的军事对手俄罗斯。在本书的最后两章里，我会论述俄罗斯是如何恢复平衡的，欧洲和日本如何走上自治趋势的，而这种趋势一段时间之后如何会让美国的领导地位崩溃，美国的微观军国主义又是如何让几大主要战略角色（欧洲、俄罗斯和日本）互相接近的——而美国要实现其霸权统治本应阻止这一趋势。布热津斯基的梦想后面所隐藏着的噩梦正在变成现实：欧亚大陆甩开了美国开始寻求自身的均衡。   如意算盘正在落空 美国想要让俄罗斯一蹶不振或者更委婉地说孤立俄罗斯的如意算盘正在落空。美国似乎认为过去的战略对手已经不复存在，不管这是为了侮辱俄罗斯，还是为了向危在旦夕的俄罗斯表示怜悯或者二者兼而有之。2002年5月底，布什总统一面跑遍欧洲大谈和俄罗斯的合作，一面派遣部队进驻格鲁吉亚的高加索地区。华盛顿经常乐此不疲地向世人暗示即便没有俄罗斯的同意北约依然可以东扩，美国的太空盾牌依然可以开始建设。说俄罗斯不存在是否认事实，如果没有俄罗斯的鼎力相助，美国不可能落脚阿富汗。只是美国夸张的微型军国主义需要摆出这种姿态。帝国需要伪装，尤其是美国在战术上依附俄罗斯的时候。　　美国对于俄罗斯的战略有两大目标，第一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第二个目标也越来越难达到。　　其一，利用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并配合美国在中亚驻军来分化俄罗斯。美国通过炫耀武力来鼓动俄联邦部分地区（哪怕其居民为俄罗斯族）的离心趋势，这完全低估了俄罗斯民族的凝聚力。　　其二，保持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避免使欧洲和俄罗斯相互接近——比如说欧亚大陆西部的统一，尽可能长时间地延续冷战时期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但美国中东政策造成的混乱和不确定性反过来给俄罗斯提供了融入国际社会的契机，普京也很快利用了这一点。2001年9月25日，普京在德国议会以德语为主发表了一篇令人难忘的演讲，向西方世界宣告冷战已经真正结束了。他所指的西方是哪个西方呢？难道是为了在短期内帮助美国对阿富汗这个臆想的战略要地展开微型军国主义的和高度媒体化的行动吗？这在俄罗斯人看来只是表面文章。普京的主要意图在于接近工业实力在全球居首位的欧洲。对进出口物流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微妙的俄美欧三角游戏中真正的利害关系。　　2001年，俄美之间的物资交换共计100亿欧元，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物资交换则达到750亿，相当于俄美的倍。俄罗斯无须仰仗美国，但少不了欧洲。俄罗斯委婉地向欧盟提出双方合力抵消美国在军事和能源供应安全方面的影响，这个建议对欧盟来说不无诱惑。　　无论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中体现着多少智慧，但该书标题中以国际象棋所做的比喻总让我感觉缺少点儿什么，甚至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有种失败的前兆：和俄罗斯人下棋不能说是上策，国际象棋堪称是他们的国家运动。他们训练有素，不至于犯下对手期待的错误，比如愚蠢地回应美国在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没有任何实际战略意义的挑衅。拒绝交换，拒绝占领，拒绝对手提出的小范围的地区对抗，这是下国际象棋的最基本知识，尤其是当自己处于弱势的时候。也许将来的某天人们会在外交教材里看到对“普京防御”的专门论述，这个理论的精髓就是要在己方国力衰落的背景下扰乱对手的联盟关系。　　然而，我们也不能夸大政府运筹和谋略的作用。世界的平衡既不取决于小布什政府的行为，也不取决于普京的政治智慧。俄罗斯社会是否充满活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看起来俄罗斯正从苏联解体后的十年混乱里摆脱出来，重新成为一个稳定的可靠的强国。当然我们也不能将这种情形过于理想化。   俄罗斯危机的人口因素 俄罗斯社会已经完全扫除文盲，中、高等教育比较发达。但它依然贫穷，充斥着极端的暴力。90年代末，俄罗斯每10万人中有23个杀人犯，35人自杀，比例如此之高在全世界屈指可数。　　根据已经掌握的数据来看，俄罗斯的个人暴力程度仅稍逊于哥伦比亚。在哥伦比亚，无政府状态使社会变得疯狂，即便这种疯狂有时是通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伪革命主义言论表现出来的。自杀和凶杀是俄罗斯人寿命短的主要原因。俄罗斯在前苏联末期的1989年人均寿命为64岁，1994年降为57岁。1998年略微攀升到61岁，1999年又降到60岁。婴儿死亡率也可以让我们了解俄罗斯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悲惨景象。1990年每1000个婴儿中有人死亡，199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998年重新下降到人，1999年则又升至人。鉴于俄联邦民族混杂的特性，这些统计数据尚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最新的统计数据拿到发达国家中根本不算什么，但在俄罗斯这已经是有史以来最低的记录了。　　人口因素中最令人担忧的，后果已经很明显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目前的数据表明2001年俄罗斯妇女平均只生育了个孩子，白俄罗斯与之持平，乌克兰更低，为。这些极低的数据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源于苏联特殊的文化传统，因为它们倒是与东南欧国家的统计数据接近。西班牙的生育率为，意大利、德国和希腊均为。　　一些令人忧心的中期预测指出，高死亡率和低生育率最终将使俄罗斯人口大量减少：2001年俄罗斯总人口为14400万，2025年将降至13700万。乌克兰在同期将由4900万降至4500万。这些预测的前提条件当然是目前不利的社会经济环境将持续下去。但目前这一领域的情况正在好转，甚至可以说正回归繁荣。   经济复苏和国家强权政治的回归 自1999年起，俄罗斯经济开始恢复。1998年经济增长率为，1999、2000和2001年则分别上升至、和。经济增长并不仅仅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这两大强项促成。1999至2000年俄罗斯的工业增长率达到了11～12％。在机械制造、化工、石化和造纸等领域尤其突出。轻工业的景气也不容忽视。俄罗斯似乎已经走出经济混乱的时代。它已不再是一个深陷困境的国家。物物交换经济造成的非货币化进程得以遏制，货币的作用重新受到强调。看起来像要蒸发掉的国家重又浮出水面，充当社会生活的主导角色。可以用最简单最基本的方法来证明这一点：它仍可以征税。1998年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999年为，2000年为16％。2000年国家财政预算盈余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1—2002年经济调查》第五章——俄联邦。2002年5月。）。　　国家财富对维持社会内部平衡必不可少，国家功能的强化在国际上产生了两大影响。俄罗斯既然能毫无困难地应对外部债务问题就能成为可信的金融伙伴；此外，面对美国变化无常和富于攻击性的行为，俄罗斯开始重新建立基本的军事力量。1998年俄罗斯仅将国内生产总值的用于国防，1999年升至，2000年为。我们绝不能说俄罗斯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或者是最重要的问题，但很显然普京时代是一个俄罗斯社会生活稳定、经济问题开始得到解决的时代。　　1990至1997年间俄罗斯在美国议员帮助下进行的卤莽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将国家引向灾难。吉尔平认为崩溃的国家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俄罗斯过渡期社会和经济无政府状态的原因，这一论断是可以接受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全球政治经济》第333～339页。）。   俄罗斯的民主制度问题 经济保持活力并不是决定俄罗斯未来的惟一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当前政治体制的命运，谁也不能断定它将来是否会是发展成民主和自由的体制。西方报刊杂志和广播一直在向我们宣传普京治下的媒体真的走向正常。政府把一家家电视台和报社陆续收服，西方媒体居然承认这是为了打破1990至2000年伪自由的无政府时期诞生的寡头统治，并非为了取消新闻自由。不管怎么说，不久前法国还存在电视垄断，受到人们的质疑并肯定会被取消。但任何明智之士都不会因此而认为戴高乐主义的法国会走向集权制。　　俄罗斯的总统是全民投票选举出来的，他集大权于一身，还有民选出来的议会，但权力比总统小。此外，各种政党层出不穷，它们都像法国一样由国家资助，而不是像美国由财团资助。我们可以分清三大政治派别：共产党，政府的中间派和右派的自由党。俄罗斯和日本一样没有效仿美英法等国采用的传统的轮流执政制度，如果现行的政治制度稳定下去，我们可以说它将成为人类集体民主的另一种形式。　　俄罗斯的民主目前处于政府的控制下，这也是经历了1990至2000年十年无政府状态后所必需的。普京政府在俄联邦的边境地区车臣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们完全可以抨击它所使用的那些手段。但我们也要承认一点：俄联邦境内少数民族繁多，禁止俄罗斯征服车臣会让国家最终走向分裂。美国中央情报局近十年在高加索的活动以及在格鲁吉亚设立军事顾问都使车臣冲突扩大到国际范围。那里还有俄罗斯和美国的冲突，由此造成的人员伤亡这两大强国分别负有重大道义责任。　　如果一定要评价俄罗斯，我们必须往远处看，以免后人批评我们短视。我们应该在俄罗斯今天面临的数不清的经济和社会困难中看到过去十年里俄罗斯取得的成绩。　　它废除了人类历史上建立的最复杂的专制体系，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东欧卫星国的独立，以及此后波罗的海三国、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几个共和国的独立。它接受了俄罗斯国家核心区域的解体，容忍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脱离联邦。它承认，新独立的国家拥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的事实并不妨碍这些国家的独立。任何事情都不能理想化。我们注意到俄罗斯别无选择，让这些少数民族独立出去是俄罗斯为将来的强大投下的赌注。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不得不佩服俄罗斯领导人的智慧和冷静，他们将问题留给遥远的将来，而不是轻率地采取无用的暴力手段。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都拒绝接受的撤退，十年前还是个超级大国的俄罗斯却接受了。俄罗斯的这种做法显示了它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精于算计且富有责任感。将来某天我们会不得不带着对斯大林主义的恐怖承认俄罗斯对人类历史所做的积极贡献，包括俄罗斯享誉全球的文学家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屠格涅夫等等。一味谴责从前的共产主义并不能全面地描述俄罗斯历史。   国人的“全球化”理念 要评价俄罗斯给当今世界带来的积极影响，首先要认识到过去它对世界的影响力有多大。它所创造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在沙皇俄国以外还吸引了大批的工人、农民和教师，他们使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变成了一支全球力量。共产主义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世界上很大一片地区尤其是欧亚大陆的中部存在着专制的信奉平均主义的家庭结构，他们易于接受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它是美好的、自然的。俄罗斯又何以成功地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共产主义并成为共产主义帝国的核心呢？　　俄罗斯具有普世主义气质。在俄罗斯的农民家庭中，因为实行完全对称的继承制度，平等二字深入人心。早在皮埃尔大帝时期，俄国的贵族们就放弃了长子继承制。如同法国在大革命时期刚刚脱盲的农民一般，20世纪刚刚脱盲的俄国农民本能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首先应该是平等的。共产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的、传遍世界的学说（不过我承认世界因此而受难）。普世主义的观点让沙皇俄国演变为苏联，布尔什维主义使苏联领导人笼络了帝国的少数民族：波罗的海居民、犹太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像法国一样，俄罗斯因其人人平等的习惯而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共产主义垮台了，前苏联地区开始慢慢地演变。新的俄罗斯民主如果成功必然会有保留自己的特性。我们要预见俄罗斯重回国际舞台就要大胆设想这些特性。俄罗斯自由化的经济永远不会是盎格鲁—撒克逊式崇尚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它将保留集体特征创造横向联合形式，现在对这种形式下定义还为时过早。它的政治体制也不会仿效美英实行两党联合组阁。想要预测俄罗斯未来形态的人一定要读一下阿那道尔·勒鲁瓦—博里尔1897至1898年出版的的古典名著《沙皇帝国和俄罗斯人》参见该书的最后版本。第一版于1881～1882年间出版。最近的一版见自1990年Rober　t　Lffon出版社发行的Bouquins系列中。，该书在共产主义大获全胜之前20至40年就详尽地描述了俄罗斯人的集体化的个人行为和组织机构。　　普世主义对俄罗斯处理国际政治的影响将继续存在。对待国际问题时，它会像法国一样本能地做出反应，但同时也会进行思考，比如俄罗斯用平等的态度处理以巴问题从而激怒了美国。与美国人相反，俄罗斯人头脑中没有先天地将拥有全权的人和印度人、黑人和阿拉伯人等其他人截然分开。从17世纪征服西伯利亚起，他们也没有对当地的“印地安人”（指巴什客尔、奥斯底亚克、马利斯、萨莫耶德、布里亚特、通古斯、雅库特、尤卡吉尔、土库什等土著民族）实行种族灭绝政策——正是这些民族的繁衍形成了俄联邦今天复杂的民族结构。　　最近国际政治中极为缺乏俄罗斯的这种普世主义精神。苏联曾一度给国际关系打上平等主义的烙印。它解体后，美国、以色列等国家开始肆无忌惮地对其他国家搞三六九等。法国人的小小普世精神失去了苏联的威力成不了气候。俄罗斯在国际力量对比中占有一席之地对联合国而言只会是一张王牌。假如俄罗斯不陷入无政府主义或者专制主义的深渊，它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平衡因素：一个强大的民族，不称霸，向其他民族宣传其平等观念。更何况俄罗斯不像美国那样在经济上依赖世界为其供应商品、资金和石油。   俄罗斯经济战略的自主性 鉴于当前仍然存在的人口和医疗问题我们还不能将俄罗斯的复兴当成世界新面貌中的一个确定因素。但我们可以将假设进行到底，考察俄罗斯一旦恢复均衡和经济增长潜力后可能拥有的特殊优势。俄罗斯将成为一个独特的经济强国，兼具就业人口教育水平高和能源完全自给自足两大特点。同拥有北海的石油资源的英国相比还不能说明实质性问题。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足以使它在能源方面扮演世界性的角色。不要忘记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蕴含丰富的其他自然资源。与依赖世界的美国相比，俄罗斯十分独立。它的贸易处于顺差状态。　　这种情形不是人们可以随意选择的。它取决于社会系统：俄罗斯国土辽阔，它的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使之有可能实行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当人们热衷于讨论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性时，就像一个集中了所有最美好假设的剧本，俄罗斯可能会作为一个巨大的民主国家出现在世人面前：平衡外部债务，能源自主。总之在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里，俄罗斯将体现一种戴高乐式的梦想。　　如果说美国领导人的焦躁不安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所面临的商品、资金和石油中期供应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想象将来俄罗斯领导人必定高枕无忧：只要能够稳定政权和边界现状（无论是车臣还是其他地区），他们就不会依赖任何人。俄罗斯已经拥有罕见的制胜法宝：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俄罗斯的弱点在于人口上，但它也可以成为一张王牌。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一切都会让非共产主义化的俄罗斯成为一个令人极其放心的民族，因为较之依赖别国维持生计的美国，俄罗斯不需要世界其他地方的能源。   俄罗斯竭力重新成为东欧国家的盟主 俄罗斯的首要问题不在于它的国际形象，而是找回它的专属战略空间，这一空间既非严格意义上的内部空间也非外部空间。前苏联结构独特，一部分继承了沙皇时代的某些特征，不能排除这种影响比共产主义要深。围绕俄罗斯形成了两个圈子：首先是“斯拉夫核心”或者说是广义上的俄罗斯民族，包括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其次是独联体的剩余部分，包括高加索和中亚各国。俄罗斯的经济复苏将逐渐给这些国家带来生机，重建前苏联的势力范围，但不是恢复传统意义上的统治地位。　　俄罗斯的经济活力原因有二：首先，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衰落削弱了西方经济，使其未能在过去10年中填补俄罗斯曾经出现的空缺；其次是得益于俄体制核心圈内的经济复兴。　　惟有波罗的海三国真正进入了欧洲势力范围，确切地说是斯堪的纳维亚范围。苏联势力范围的重现不比俄罗斯的复兴更加确定，但俄罗斯的重组无须经济有多大起色。在前苏联的废墟上诞生的那些民族早在共产主义诞生以前就存在着亲缘关系。　　这一势力范围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拥有共同的家庭结构，传统的社会框架将父亲和已婚的儿子们联系在一起。波罗的海和高加索乃至中亚地区的民族都很重视这一点，惟一可见的区别在于某些伊斯兰化的民族略微倾向于族内通婚，比如阿塞拜疆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塔吉克人和土库曼人。哈萨克人同俄罗斯人一样实行跨族通婚。这种人类学上的亲缘关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否认各个民族的存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和其他穆斯林民族一样存在着，即便中亚那些共产主义解体后诞生的国家原来基本都是奥里维·鲁瓦所说的苏联的“政治产品”（Olivier　Roy；　L　nouvelle　s　iecentrle　ou　l　fbriction　des　ntions；　Le　Seuil；　1997。）。在前苏联各民族间还存在着广泛的文化共同性，尤其是团体观念的普遍存在。该地区的民主进步是建立在反抗任何过激的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这种人类亲缘关系就可以让我们解释前苏联各国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社会的近况并预见其将来的发展。　　近况是：自由革命发生在俄罗斯领导核心的内部，并没有很快波及周边各国，这些共和国和俄罗斯一样不认为个人主义是很自然的事情。各共和国的独立，不管它们是否属于斯拉夫民族，使之避免了发生在俄罗斯的第二次革命——自由革命，也使这些国家的政权较之俄罗斯更加专制。　　可预见的现象：俄罗斯周边国家的民主进程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的影响力，在这个地域西方的影响力是微弱的，而且不适合该地区。俄罗斯在寻求走出共产主义的道路，确定解除束缚的政治经济体制，同时兼顾强烈的团体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将成为该地区的领头羊。　　前苏联各共和国共同的人类学根基让我们很容易在整个地区观察到相似的文化事实，比如暴力的猖獗，无论是自杀还是凶杀。与俄罗斯具有同样高死亡率的国家有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如此惊人的相似并不完全归罪于俄罗斯少数民族的存在，尽管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境内俄罗斯人相当多。从低于国家和政治层面的精神世界中，苏联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除。　　当波罗的海三国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时候，它们曾想为自己编出一部与俄罗斯不断抗争的民族历史。站在人类学的基础上分析，这几乎是不现实的。俄联邦的北部和中部是俄罗斯的发祥地，波罗的海三国和俄罗斯同受一种团体色彩很浓的文化的影响，具有共同的家庭结构和共同的现代化转型期意识形态。1917年苏联举行立宪选举时，从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分布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到，拉脱维亚支持共产党的选民远远超过了俄罗斯的北部和中部。拉脱维亚还为苏联贡献了大批的秘密警察。因此，我们能够观察到波罗的海文化和俄罗斯文化之间的诸多相似点——思维方式、高犯罪率和高自杀率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之相反，阿塞拜疆的低自杀率恰恰说明了这是一个典型的穆斯林国家，原因是伊斯兰亲密和温暖的家庭结构往往不会导致家庭成员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中亚其他从前苏联独立出去的共和国却有着穆斯林国家罕见的高自杀率，包括半数人口是俄罗斯人的哈萨克斯坦，也暗示了苏联留下的印迹，除了上述特点，还要加上后苏联时代中亚地区的其它特征，诸如完全脱盲、低生育率、伊斯兰教义变得无足轻重等。奥里维·鲁瓦在其杰出的著作里也许低估了俄罗斯文化在整个地区的渗透力。他所记录下的俄罗斯文化的痕迹仅仅是俄语的使用，中亚各国领导人广泛使用这门语言，但奥里维·鲁瓦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OlivierRoy；　L　nouvelle　sie　centrle；　；　et　L'sie　centrle　contemporine；　Presses　universitires　de　Frnce；　2001。），他根本不相信前苏联势力范围还将在地下延续。如果我是美国的地缘战略家，我说这些话时一定会谨慎。美国在乌兹别克斯坦部署的1500名战士不足挂齿，更何况他们远离美国本土。他们今天是美国的尖刀部队，明天也许就变成了人质。   乌克兰问题 1990至1998年间，俄罗斯的解体速度惊人，国家失去了对俄罗斯族人口的控制。在波罗的海三国、高加索和中亚等非俄罗斯民族为主的地区，这股移民潮可以被看成是非殖民化进程，是帝国的大撤退。俄罗斯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北部也失去了其传统的势力范围。白俄罗斯以前从未是一个自主的国家实体，哈萨克斯坦北半部也不是，俄罗斯失去对这两个地方的控制可以看做是当时无政府状态下，机械地遵守前苏联时代所划定边界而引起的矛盾后果。乌克兰的情况更加复杂，它包括三个次区域：西部信奉天主教，中部信奉东正教，东部则是俄罗斯族居住区。更现实的做法可能是使乌克兰永远分裂。但是，亨廷顿认为乌克兰注定要回到俄罗斯的轨道上来，听起来比布热津斯基更有说服力。但我们不能认同亨廷顿所作的简单化的宗教诠释。乌克兰对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存有一种微妙的、但程度很深的依赖。　　乌克兰的革新始终来自俄罗斯，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历史常量。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俄罗斯爆发，更确切地讲是在其历史上统治的地方爆发，即围绕莫斯科——圣彼得堡的广泛地带。这是俄罗斯的发源地，15～16世纪所有的现代化浪潮都是从这里开始的。90年代的自由主义的渗透也起源于此地。今天的俄罗斯废除共产主义，开始改革浪潮并以俄语为载体向外输送。不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何忧虑不安，脱离了俄罗斯的乌克兰的改革只能缓慢地进行。　　乌克兰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讲是个结构模糊的地区，从没有什么重大的现代化现象发源于此。它似乎是俄罗斯的郊区，受制于中央政府，以保守主义为主要特征：1917至1918年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和仇犹运动，1990年后斯大林主义又在此根深蒂固，比俄罗斯都厉害。西方人被其位于西部的地理位置和拥有大量亲天主教会的合并教徒的事实所迷惑，不明白乌克兰在宣告独立的同时也脱离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民主革命，尽管它可以获得西方的贷款，我们也不能对乌克兰的保守主义夸大其词。它走出独裁总统制的难度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相比显然要低多了。　　布热津斯基描绘的场景其实并不荒谬。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文化要区别对待，让乌克兰意识到自己的特性。由于自身缺乏动力，乌克兰要逃避俄罗斯的影响就会选择依靠另一个强国。美国太遥远，在物质上也不能和俄罗斯对抗，欧洲是以德国为中心的强大经济集团，但其在军事和政治上还不是有影响的一极。即便欧洲想要如此，也没必要使乌克兰成为其卫星国，因为它需要俄罗斯这支平衡力量以逃脱美国的监护。　　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区的经济? 美帝国的衰落 第 8 部分阅读 蛭枰砺匏拐庵胶饬α恳蕴油衙拦募嗷ぁ！　⊥ü芯浚颐强梢苑⑾郑谂费谴舐街行牡厍木蒙钪校拦负醪淮嬖凇Ｃ拦那看蠓⒀匀ú⒉荒苊植顾谏系呢逊Γ庹俏诳死甲魑桓龇⒄怪泄宜枰摹Ｃ拦司潞图扑慊饧负趺挥斜鸬氖裁炊骺梢猿隹凇Ｋ荒芨诳死汲隹谒匦璧纳拖炎柿稀Ｖ劣诮鹑谧时荆拦嶙吡朔⒄怪泄宜璧呐分藓腿毡镜淖式稹Ｃ拦┮荒茏龅木褪抢枚怨驶醣一鹱橹褪澜缫姓饬酱蠡沟恼魏退枷肟刂评锤私鹑谇抗幕镁酰砺匏沟靡嬗诿骋姿巢钜丫辉傩枰饬酱笞橹恕！　∶拦比豢梢匝≡裣盐诳死即丛斓奈镏什聘唬湓谂分蕖⑷毡净蚱渌胤骄鹑〉那浦Ц陡诳死肌５诳死嫉拿骋字饕览刀砺匏购团分蓿拦懦谕狻?000年，乌克兰从独联体国家的进口额达到亿美元，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额则为亿，其中主要来自欧洲。从美国进口的物资和服务总额为亿，占乌克兰进口总额的。同年乌克兰对独联体国家的出口总额达亿美元，对其他地区的出口共计亿，其中包括对美国的亿，仅占总量的6％。乌克兰对独联体国家的出口额仅占它从这些国家进口商品总值的56％，对世界其他地区则保持顺差，出口额达到进口额的170％。　　这就清楚地显示了美国的物质匮乏：美国对乌克兰的出口只占它从该国进口商品总值的22％。不要忽视了一点：美国对乌克兰的贸易逆差始于1994年。1992和1993年美国都略有顺差。在国际体系中消费越来越成为美国经济的一大特色。至少可以说美国已经不再处于战后的生产过剩状态，也没有能力为走出共产主义的国家提供他们可能需要的另一个“马歇尔计划”。美国开始成为捕食性的动物。　　关于乌克兰，我们有一点可以确信无疑：它将继续保持独立。它似乎正在接近俄罗斯，但莫斯科不可能将其重新夺回手中。如果俄罗斯经济复兴，它将成为超出本国地域的地区重心所在。独联体也许会用新的政治形式把俄罗斯的领导权和各共和国的自治地位结合起来。白俄罗斯将被吞并。乌克兰仍保持自治地位，但会成为第二个俄罗斯，小俄罗斯或新俄罗斯。“各种俄罗斯”这一概念将在各地区和国际行为主体的意识里重现。高加索以外的亚美尼亚也会保持其俄国盟国地位，怀着对土耳其的恐慌向俄罗斯靠拢。而土耳其在以后几年里仍会是美国青睐的盟国。格鲁吉亚也会回归原位。中亚各共和国将明白无误地受到俄罗斯的影响，哈萨克斯坦有点例外，它的半俄罗斯性质必然使其在整个体系里占据特别的地位。俄罗斯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文化行为主体，必然使美国驻扎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部队陷入一种奇特的状态，“奇特”一词将包含它所能表达的各种含义。这样，在已经扩大的欧共体的东面就会马上形成以俄罗斯为指挥中心的第二个多民族政治实体。双方复杂的政治体系将使任何攻击性行为变得困难，也让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变得难以想象。   弱点变成了王牌 我所勾勒的这幅理想的、为世界所需要的俄罗斯肖像有点走样。我所描述的是个虚拟的民族。目前俄罗斯的个人暴力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国家正在同这种现象作斗争，以保证能收到税并维护高加索边界的完整。它忍受着美国在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造成的对俄罗斯与其说是有效的不如说是挑衅的包围。西方报界假充圣人谴责俄罗斯压制媒体，谴责俄罗斯的极右派青年，总之，指责一个从痛苦中重新站立起来的民族的种种不完美之处。我们的许多媒体太习惯于高度发达社会的甜蜜滋味，喜欢津津乐道地谈论令人担忧的俄罗斯。　　美国的战略家们不停地说，要想确保美国的长期安全，就必须让俄罗斯意识到它的帝国时代已经终结。这样做恰恰表明美国对自己的帝国地位深感忧虑。稍有头脑的人都会认识到俄罗斯并非一个扩张中的强国。无论俄罗斯的政权采取哪种形式，专制也好，民主也好，它的人口毕竟在减少。人口减少并老化的事实让我们感到这个民族只会给全球带来稳定而不是威胁。　　站在美国的角度看，俄罗斯的人口运动产生了一个古怪的反常现象。最初俄国的人口减少和经济崩溃使美国一跃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使之沉浸在不可能实现的帝国幻想之中。美国于是起了打倒俄罗斯熊的念头。后来，人们发现缩小了的俄罗斯不仅不再另人担心，反而自动成为一大平衡伙伴，抗衡过于强大、太具侵略性、在国际舞台上过于游离不定的美国。普京在柏林如是说：没有人怀疑欧美关系的极大价值，但我认为欧洲要想成为真正独立的世界强权，必须联合俄罗斯，利用其在人力、领土和自然等方面的资源以及它的经济、文化和防务潜力。是我在“防务”一词下划的线。　　在内心深处，我们并非绝对确信俄罗斯将建立民主社会，永远或者至少长期地服务于福山所倡导的普及自由社会的梦想。俄罗斯在政治方向上未必完全可信，但在外交上又是可信的。有两条主要理由：首先因为俄罗斯的脆弱。这一点很矛盾，俄罗斯的脆弱加上其内部的稳定成了普京争当欧洲潜在盟友的一张王牌。其次，无论俄罗斯是否是自由社会，它的普世情结使之以平等和公正的方式来思考国际关系。脆弱让俄罗斯丢掉了统治幻想，加上普世主义的传统，俄罗斯只能对世界的均势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种将俄罗斯作为平衡力量的乐观看法对于美国经典学派里的现实主义者们来说毫无必要，无论其是否基辛格派。对于现实主义战略家而言，作为军事上的平衡力量根本无须考虑道义因素。　　希腊人厌倦了雅典强权，最后不得不向斯巴达人求助。斯巴达人并不是民主和自由的典范，他们惟一的优点就是不愿意扩张领土。雅典最终消亡，毁于希腊人而非波斯人之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未来的俄罗斯将扮演斯巴达人的角色，一个实行寡头政治却被邀请为捍卫自由而战的城邦。此前俄罗斯扮演的是波斯人的角色，一个对其他所有民族都构成威胁的多民族帝国。这样的比较不可能推得太远，今天的世界太大、太复杂了，不可能发生一场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很简单：如果欧洲和日本愿意，美国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军事实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来阻止它们重新获得自由。   美国成了捣乱者 “9·11”事件发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欧洲人曾认为这是一个显示团结的良好契机。欧洲领导人在北约这个针对某些国家的防务联盟中明确表示要加入定义含糊的反恐战争。此后的一年里，人们目睹了欧美关系持续降温的事实。表面看来这令人费解，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又变得不可避免。面对恐怖主义暴行，盟国充分地显示了它们之间的团结，但美国领导方法的粗暴无效、目标模糊的反恐战争却又暴露出了欧美之间的对抗。对“邪恶轴心”没完没了的指责，对以色列不变的支持和对巴勒斯坦人的蔑视，渐渐地改变了欧洲人对美国的看法。曾几何时美国还是一个重要的和平因素，现在倒成了捣乱者。欧洲人长久以来像忠实的孩子一般尊敬拥有家长式权力的美国，最后不得不怀疑美国这种不负责任的、危险的最高权力。难以想象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国际上，法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都对美国变得越来越敏感，而且这一进程还未结束。　　法国人对美国的怀疑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德国人的态度转变却是令人吃惊的。西德受到美国的保护自然对其领导人忠心耿耿，这是美国维持在欧洲大陆影响力必不可少的工具。这种暗含的信仰又包括两层意思：美国人在1943至1945年用炸弹粉碎了德国，德国人出于服从强者的天性屈服于最强大的美国；此外他们对美国心存感激，美国让他们免受共产主义的影响，而且恢复了经济。有了这种基于力量和利益之上的关系，德国人的永久忠诚似乎是有保证的。　　英国盟友迟疑不决的新态度同样令人吃惊。英国向美国看齐对于美国的战略分析家而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先天的，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禀性和文明。布热津斯基提到英国给予美国的支持时的从容和随便足见一斑。英国政治左派和右派中出现的反美情绪是个反常的现象，因为英国曾以一种史无前例的强硬态度表态要站在美国那边。不过以前英国人也曾成功地避免了参与越南战争。英国时而紧随美国之后，时而若即若离，这并非什么新现象，欧洲所有国家都程度不同地有过相同的体验：与某物或者某人过于接近的话就会有完全不同的、令人难以接受的感受。　　旧大陆各北约成员国报界的详尽分析，描绘出了欧洲由恐惧到愤怒情绪的上升过程。就其后果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看出欧洲态度的这种大转变。让美国军政领导人大为光火的是欧洲人最后同意制造用于军事运输的空中客车。他们还启动了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计划以打破美国全球定位系统的垄断。这让人们看到了欧洲实实在在的经济和技术力量，因为该计划要把30多个卫星送入轨道。只要欧洲想做，也就是说只要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想做，他们就一定能做到。2002年6月，德国和英国甚至威胁将针对美国提高进口钢材关税采取多种反击措施。此后，在国际会议上就能经常见到美国的大学领导、军官、记者尖酸，甚至是尖刻地公开责备欧洲人不够理解美国，欧洲人不够忠诚，还有（尽管他们没有明说）欧洲财富、权力的增长和自主权的上升。　　仅仅一年的事态发展并不能解释欧洲态度的转变，它只是表面现象。要研究近期美欧间的政治不和，关键要看欧洲人的自我意识如何觉醒，而不能只盯着对抗本身。所以要研究深层力量。有些力量让欧洲人和美国人靠近，其他力量则让它们分离。当前的进程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吸引力和离心力同时增长，这使我们的分析愈发复杂。在欧洲，想要和美国融合的力量逐渐增长，但更强劲的是与美国分离的力量，而后者越来越占上风。美欧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与闹离婚的夫妻非常相似。   成为美帝国版图的一部分或者独立自主 反恐战争伊始，欧洲领导人对美国的态度同美国领导人对欧洲一体化建设一样具有两重性。美国需要法德和解以保证北约的凝聚力，对付俄罗斯；但从没预料到它们的和解最后会导致一个竞争性的战略实体的诞生。美国从亲近、鼓励到怀疑、尖酸最后到反对的态度转变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欧洲领导人，在布拉格之春和东欧的苏维埃化之后他们理性地感到需要美国的保护；二战创伤愈合、共产主义苏联垮台之后，他们又开始怀疑美国，怀念以前的独立时期。无论如何，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层看来，每个欧洲民族的历史都比美国短短两三百年的历史要厚重、丰富和有趣。欧洲人赶上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但这越来越让他们对美国的领导地位产生怀疑，也给解放运动提供了理由。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日本就是范例。　　最近20年也出现了推动欧洲完全融入美国体系的反向力量。自由主义变革（左派术语称之为“极端自由主义反映”）在欧洲上层社会形成了一种新的诱惑。发达国家受到寡头政治趋势的烦扰，新兴的社会阶层需要一个领导。当世界在军事领域不再需要美国的时候，它却成了全球不平等革命和寡头政治转变的先锋，诱惑着所有社会的领导层。美国今后所倡导的再也不是捍卫自由民主，而是替那些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人维护他们的金钱和权力。　　1965至2000年间，欧洲领导人没有在融合和解放之间做出取舍。他们同时实现了经济自由化和欧洲的统一，并于21世纪初将美国置于一个尴尬处境：他们不知道欧洲人会是忠实的仆人还是叛徒。欧洲像美国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区，除了共同农业政策外几乎不再有关税保护。欧元自诞生之日至今贬值了25％，对欧洲经济形成了一种保护，出口价格降低，而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价格则上涨了同样的比例。2002年上半年当布什政府宣布对进口钢材实施保护性关税、增加农业补贴时，欧洲领导人和记者的叫喊表明他们并非不了解自己行为所产生的效应。欧洲人并不希望欧元是对付美国的惟一工具，无论其汇率是走低还是走高，因为当时欧洲还没有在融入美国还是获得解放之间做出最后的选择。　　选择融入美利坚帝国对欧洲领导人有双重精神革命的意味：一方面意味着要摈弃自己的国家，缔结帝国婚姻；另一方面放弃捍卫民族独立，作为交换理所当然地进入美国领导阶层，“9·11”事件后，当大家都觉得自己很“美国”的时候，欧洲和法国大部分的精英都曾有过这样的冲动。这也曾是让—玛丽·梅西耶（法国威望迪集团总裁——译注）的梦想。　　当越来越多的欧洲富人被华尔街榨取了钱财之后，美国的企业和银行让这种选择越来越失去诱惑力。尤其是美国右派中出现了厌恶欧洲的情绪后，欧洲人开始怀疑美国是否想自己解决问题，同时还想让欧洲人明白他们将来永远只能是二等公民。美国差异主义抬头的趋势不仅涉及黑人、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还包括欧洲人和日本人。　　选择解放则是基于欧洲客观的经济实力，以及欧洲人与美国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这意味着欧洲必须有能力保证自身的防务安全。在短期内不失为现实的选择。欧洲工业实力胜过美国，军事上又无须再担心遭到削弱的俄罗斯。但欧洲必须通过提升核打击力量来达到真正的战略自主，虽然欧洲人从未把这一点挑明。美国和俄罗斯的威慑平衡给了欧洲充裕的时间发掘军事潜力，但欧洲面临的惟一问题是人口下降，因此欧洲未来的实力与美国相比将处于劣势（与俄罗斯相比则未必）。　　给出几种方案就意味着要从中选择，意味着我们的领导阶层需转变为意志坚定的行动者，团结得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品位和价值观来决定未来的方向。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的奇迹：罗马共和国的参议院、伯里克利时期雅典民主体制的领导人、1793年发表《人权与公民权公约》的法国、格拉斯通和迪斯累里时期的维多利亚帝国精英们、俾斯麦时期的普鲁士贵族等等。我们并不生活在这样的伟大时代，甚至今日美国的社会上层也勉强可以算作此类，但由于他们总选择最容易的方案，因此谈不上是在做真正的选择。欧洲的领导阶层有能力做出艰难的、痛苦的决定，但其国民思想的四分五裂使人不能对欧洲集体思想的产生抱任何幻想。　　决定欧洲和美国相互间立场的将是沉重的、潜在的因素。正如过去人们所说的那样，事情的发展终将使欧洲脱离美国。   欧洲与美国文化传承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 使欧洲和美国分离的力量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文化因素也在起作用。我们不能将文化与经济截然分开。欧洲文化推崇不可知论，追求和平与平衡，这些对于当前的美国社会是很陌生的。　　亨廷顿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将他所说的“西方世界”列入美国的统治范围。为了给美国的攻击性披上文明的外衣，他拿穆斯林世界、信仰儒教的中国和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当靶子，提出西方文明圈的存在。这个文明圈的性质哪怕用他自己提出的标准来检验都是不确定的。这个杂乱的“西方”概念将新教和天主教纳入同一个文化和宗教圈里。这种合并使人反感，尤其那些研究神学和宗教礼仪冲突的学者或熟知16、17世纪这两大教派教徒间血腥战争史的人。　　亨廷顿提出的研究变量中包含宗教，虽然他自己在这一点上也未能做到前后一致——这个我们暂且不论——如果我们严格地以此为尺度来衡量当前的情况，我们很容易看出欧洲和美国之间潜在的对立。美国人在宗教上喜欢漂亮而空洞的词句，一半的美国公民嘴上说去做周末弥撒，实际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真去了。受不可知论的影响，欧洲人几乎不怎么遵守教规。但欧盟更好地遵守了《圣经》中禁止杀人的教义。欧盟废除了死刑且拥有极低的犯罪率，每年100000个公民中仅有一人犯罪。在美国处决犯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犯罪率略有下降后现在仍居高不下，每年100000人中有6～7人犯罪。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观念不同，而不是因为它的普世精神而令人神往。它的暴力电影妙趣横生，但当这种暴力以外交和军事的方式对外输出时就让人无法容忍。欧美文化差异之大简直没有尽头，作为人类学家，还必须提到的是美国妇女的专横和霸道让欧洲男人担忧，就像阿拉伯男人的全权让欧洲女人担心一样。　　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欧美观念分歧更深刻、更古老的原因是其社会形成的进程，在这一分析层次上习俗与经济已很难区别，可以用更合适的一个概念，即“文明”来取代它们。　　欧洲社会是靠处境悲惨的农民祖祖辈辈的辛勤劳动而成型的。在多少个世纪中它因其领导阶层的好战习性而饱受其苦。欧洲很晚才享有财富与和平。日本和旧大陆（欧、亚、非三洲）的大部分国家都有相同的经历。通过世代相传的某种遗传密码，它们都对“经济平衡”这一概念有一种天生的理解力。在道德方面它们会把劳动和报酬联系起来，在财富方面则把生产和消费联系在一起。　　与之相反，美国社会是近代成功的殖民主义的产物，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它依靠无限的矿产资源、未经开垦的土地和已经脱盲的外来移民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得到飞速发展。美国并没有认识到它的成功来自对上述资源无成本的开发与消费，而这些资源并不是它所创造的。　　欧洲、日本或者任何其他一个欧亚民族都懂得维持生态平衡和贸易平衡的重要性，这是长期农业社会历史的产物。从中世纪开始，欧洲、日本、中国和印度不得不同土地和自然资源枯竭现象作斗争，而没有过去的美国看到的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美国经济不再注重对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而是一味追求不顾平衡的活力。美国拒绝《京都议定书》和奥尼尔对贸易逆差的轻描淡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文化传统。美国在发展的同时耗尽了它的土地，浪费了它的石油，并从别国找来人才为其服务。   美国社会模式对欧洲构成威胁 欧洲社会已经根深蒂固。其人口流动性比美国小两倍，包括英国在内。1981年，英国每年更换住地的居民比率仅为，法国为，日本，而美国高达（；Residentil　mobility　differences　mong　developed　countries；　Interntionl　Regionl　Science　Review；　1991；　；n°2；～147。）。美国人的居住不稳定性常被当作活力的证明，但美国目前工业的低生产率让人不得不怀疑它是否会造成经济内在的低效率。日本人的迁居率仅为美国的一半，但其生产能力却是美国的两倍。　　欧洲的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的较低层次，即思想观念层次上是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代表国家和公民的机构从不互相为敌。美国却正好相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只是公民与国家关系的一种表面的、可以见人的形式，在较低的观念层次上，这种关系则是绝对的偏执。英国的自由进程比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都要快，但在那里我们看不到美国所发生的武装民兵反抗联邦控制的现象（nthony　King；　Distrust　of　government：explining　mericn　exceptionlism；　in　Susn　J。　Phrr　et　Robert　D。　Putnm；　Disffected　Democr　c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98。）。欧洲社会平衡的中心就是社会安全。因此，美国输出其失常的资本主义模式对欧洲社会是一种威胁，对远离欧洲，但在上述领域又和欧洲如此相似的日本来说也同样如此。　　1990至2000年间人们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间取舍不定，莱茵河畔的德国工业模式注重社会凝聚力、稳定、劳动力的培训和技术的长期投资；与之相对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模式：鼓励利润、工作的流动性和短期的资金。日本和德国在经济模式和家庭结构上（都属弗雷德里克·勒普来所珍视的根式家庭结构）大体相近，只有细微的差别。人们对两种模式的利弊进行了猜测，1980至1990年间大部分评论家认为德国和日本模式更有效率，1990至2000年间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影响明显增大，但主要是在思想方面而非工业方面。　　经济模式的利弊问题尚在其次。美国体系不再能保证本国人民的物资供给。更严重的是，旧大陆不停地想使其根深蒂固、受国家控制的社会适应美国的自由模式，现在导致了社会的爆炸，这个现象从极右势力在选战中接二连三地获胜就可见一斑。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奥地利都受到影响。一个黑圈正在包围德国，德国出人意料地上升为欧洲抵御“法西斯主义”的中流砥柱，这不禁让人想起30年代的情况。英国得以幸免，首先由于它能更好地适应极端自由模式。但英国人也忧心忡忡，重新感到一种让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冲动，包括在教育、卫生和铁路管理等领域。西班牙和葡萄牙知道自己之所以能避免极右势力的抬头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目前德国和日本顶住了这股势头，并不是因为它们更适应一个多变的、不安定的社会，而是因为强大的经济使其民众直至现在免受其害。我们可以肯定这些社会凝聚力很强的民族一旦发生美国式的混乱局面必定会导致极右势力的上升。　　准确地说，意识形态和战略之间的平衡正摇摆不定：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对坚决抵抗这种模式的欧洲社会成了一种威胁。主要工业国如德国和日本一度曾受惠于自由贸易体制，现在它们面对世界需求不足感到窒息。日本的失业率在上升。工人阶层已经感到全球化带来的压力。极端自由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优势使这些社会内出现了质疑当前模式、足以摧毁当前思想和政治平衡的言论。　　美国经济报界不断地要求那些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封闭的经济体系进行改革，但事实上它们的错误仅仅在于生产能力太强。在世界经济萧条的阶段，工业经济强国往往比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更加痛苦。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打击了当时的工业强国——美国的经济。2000年生产能力低下的美国对付需求不足时却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经济报刊要求德国和日本实行现代化体系的文章让人忍俊不禁，因为人们不禁寻思如果德国和日本都开始像美国那样贸易逆差，世界经济将如何运转。归根结底，美国所施加的意识形态压力和国际贸易界自由主义思想至高无上的地位，给美国的两大盟友——世界上工业出口能力最强的国家造成了问题。起初，美利坚帝国体系的稳定主要依靠的是它在二战期间占领并驯服的两大支柱国家——德国和日本来维系。现在的美国被贸易逆差、各种挫折和焦虑折磨着，不再能容忍其它国家，这使它慢慢失去了这两大盟友。　　在欧洲，经济强国德国的新举动值得注意。美国的自由革命对德国社会凝聚力的威胁远远超过对法国共和模式的威胁，法国的自由传统更悠久，它将个人主义和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法国和美国之间的社会价值观冲突只能算半个冲突，而德国与美国的观念冲突则是绝对的。2002年5月，布什的欧洲之行显示了德法之间的差异。德国反对布什的游行规模比法国要大得多。法国还沉浸在对戴高乐将军的回忆中，认为只有法国才能实现独立。它很难想象德国会挺身捍卫自己的价值观。而欧洲的解放——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既依赖德国也依赖法国。　　欧洲人清楚地意识到美国给他们带来的问题，长久以来，美国在保护它们的同时也对它们进行了压迫。但欧洲人对于自己给美国造成的问题则认识不足。美国常常讥笑欧洲是没有自我意识、缺乏政治行动能力的经济巨人。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它忘了经济实力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从中诞生的融合与集中机制必然具有中、长期的战略意义。这就是为何在欧元诞生之前，美国就已经感到不断上升的欧洲经济对它造成的威胁。   欧盟正在形成经济强权 自由贸易没有创造一个统一的世界，但它促进了各洲之间的物资交流。全球化只是这个过程的次要方面。最主要的是自由贸易强化了地理上邻近的国家间的交流并进而诞生了各洲的经济联合：欧洲、北美、南美，还有远东。美国领导制定的自由主义规则将会打破其霸权地位，并使各国脱离北美控制，组成区域经济组织。　　欧洲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变成了自主的强大经济实体。对美国而言，更糟糕的是经济强国之间的游戏将使欧洲扩大其边界，占领新的空间，无论是出于毗邻效应还是辐射效应。它几乎是不自主地展示了自己的力量：凭借自己影响整个大陆的经济实力和庞大规模，欧洲逐渐冲淡了美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影响，甚至可以将美国的基地吸收进来。　　战略上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剖析世界：在军事领域，美国在旧大陆依然存在；在经济领域，美国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欧亚大陆都越来越被边缘化。　　从军事角度讲，我们必须列举美国在欧洲、日本、韩国和全球其他地区的部署情况。如果我们缺乏辨别力的话，我们就会以为美国部署在乌兹别克斯坦1500名茫然不知所措的士兵和关在阿富汗基地的12000名战士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两个据点就像两家效益不佳的银行代办处，专门负责为当地部落头领发放补贴。这些头领始终手握实权，例如，他们可以拒不交出美国想要抓捕（或者说装样子要抓捕）的恐怖分子。这种资助数量很小但够用了。当地经济是如此的落后以至于美国的援助足以支付当地雇佣兵微薄的薪水。　　如果我们从经济视角来看待战略问题，如果我们回到世界上那些经济蓬勃发展、工业正在诞生、社会正在觉醒和民主化的区域，比如在欧洲的边缘地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和物质影响几乎不存在。　　再看欧元区的周边地带，这里有三个国家在军事上对美国具有关键意义：　　·土耳其，美国的重要盟友，也是欧洲、俄罗斯和中东之间的枢纽；　　·波兰，为了彻底忘记从前遭受共产主义专政统治的历史正在加快进入北约的步伐；　　·英国，美国的天然盟国。　　我们当然可以采纳军事战略学家们的观点：在这些大孩子们看来，上述三国是美国全球战略中强大、稳定的阵地。例如，在孩子气的拉姆斯非尔德眼中，世界上只有肢体力量最为重要。倘若我们将美国的这几处练兵场放在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关系中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都处于欧元的势力范围内。英国同欧元区的贸易是它同美国贸易的倍，土耳其为倍，波兰则为15倍。一旦欧洲和美国之间发生贸易冲突，波兰别无选择，土耳其的选择余地也极其有限。至于英国，与欧洲大陆的任何直接冲突都需要它在经济上做出一定的牺牲——不过，它倒是很有这种英雄气概。　　情况不是静止不变的。1995至2000年的数据表明波兰慢慢融入到欧元区中，土耳其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对美国的出口多，进口少。美国如同杂食动物，力图充当全球消费者的角色。英国虽然表面上属于欧洲贸易区，但在最近五年间稍稍偏向了美国。英国迈向欧元的进程考虑欠周，造成了通货紧缩，对英国成了一个阻碍因素而非吸引因素。　　研究这些数据就会清楚地发现，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地缘毗邻因素非常重要。全球化在两个层次进行：世界层次和地区层次。国际贸易越来越朝着区域化和次区域化方向发展，这正是美国战略分析家的忧虑所在。只要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美国的角色就是资金和物资的消费者，而不是为之作正面的贡献。但经过严格的数学计算我们可以看到，地理毗邻造成的互动效应必然会使全球化现象的深层效应显示出来：世界经济重心向欧亚转移，美国将被孤立。　　美国倡导的这种力量游戏促成了一个统一的欧洲。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大陆相比，欧洲在地理位置更佳的亚欧大陆上占有事实上的统治地位。东欧、俄罗斯、穆斯林国家（比如土耳其和伊朗）以及整个地中海盆地的发展使欧洲理所当然成为一支强大力量和增长的一极。它与波斯湾邻近的地理位置使美国的政治“学者”们认为这是美国在全世界遇到的最为严重的威胁。　　分析危机的方法也让我们更好地看到了军事力量对比和经济力量对比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欧洲对土耳其经济施加压力，迫使土耳其拒绝美国在发动伊拉克战争时使用其因西尔利克军事基地，事态将会如何发展？今天？明天？后天？土耳其必定要向欧洲看齐，这会让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潜力大大下降。现在的欧洲人还没有这样考虑问题，但美国人已经开始设想了。   欧洲向俄罗斯及阿拉伯世界摇动橄榄枝 与美国相反，欧洲和外部世界之间不存在特殊问题。欧洲和其他地区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关系，从别国进口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用出口收入来支付进口。它所追求的长期战略利益是和平。但美国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取决于两个主要的矛盾，涉及两个与欧洲紧邻的对手：一个是美国霸权统治的主要对手俄罗斯，它太强大以至于美国不可能将其击败；另外一个则是穆斯林世界，是美国的表演型对手，专门用来展示美国的军力。欧洲的利益在于和这两大近邻和睦相处，它的战略优先目标从此与美国的选择完全背道而驰。　　只要波斯湾迫于日趋增大的人口压力不得不向外出售石油，欧洲就无须担心任何石油禁运。欧洲不能无限期地接受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制造的混乱局面。经济现实表明该地区应该将合作集中在欧洲这一区域，在很大程度上排斥美国的存在。土耳其和伊朗完全明白这一点。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欧洲和美国间的中期对抗也有可能就此引发。　　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虽然遭到削弱，但它是一个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大国，现在又是理性的合作伙伴，欧洲只能与之扩大共识。面对俄罗斯，美国在战略上毫无办法，这倒减弱了它与俄罗斯的矛盾。在采取攻击性行动后，由于担心将来被完全排斥在欧洲和俄罗斯的谈判之外，美国不得不向俄罗斯表示友谊。　　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伤害正在加深而且越来越具体化。欧洲有很多穆斯林移民，比如英国的巴基斯坦移民、法国的马格里布地区移民、德国的土耳其移民等等。这些移民的后代成了接受国的公民，包括刚刚通过出生地法的德国（这使它缩短了与法国的距离）。欧洲同穆斯林世界保持友好关系不仅出于地理毗邻的考虑，也有保证国内稳定的考虑。而美国则以在国内和国际制造混乱的捣蛋者的形象出现。2002年第一季度，法国发生了生活贫困的年轻马格里布人攻击犹太教堂的事件：法国第一个体验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破坏稳定的政策所造成的苦果，尽管这次事件的深层原因在于法国自身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将来德国（因其境内的土耳其人）和英国（因其境内的巴基斯坦人）又怎能逃脱同样的命运呢？   美帝国的法国伉俪和英国情人 谈及欧洲的强大以及它对美国不断上涨的对立情绪，就要给“欧洲”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一个经济区域，一个文化范围，一个民族的集合体。总而言之是处于运动中的一个实体。目前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在继续。这个实体正以自己的成功吸引着东欧的国家，而且似乎注定要排除万难接纳土耳其。经济本能扩张的过程在政治上产生的第一个效应就是混乱，它使得欧盟机构处于无效率 美帝国的衰落 第 9 部分阅读 定要排除万难接纳土耳其。经济本能扩张的过程在政治上产生的第一个效应就是混乱，它使得欧盟机构处于无效率状态。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政治体制以及思维方式让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很难建立所有成员国都能接受的决策程序。　　从全球战略的角度看，这种情况可以被看作是趋向瓦解的苗头。看来真的要建立一个简化的“三头”领导体制了：即德国、法国再加上英国构成的三头领导体制。经过几年的不和后，德法似乎已经实现和解。英国的角色是全新的，但我们不应该犯下布热津斯基最初所犯的错误，认为英国不同于法德，不是一个“地缘战略角色”，“其政治不值得我们持续关注”。英法合作对制定欧盟的军事政策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布热津斯基的论断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1990至2001年间，法德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德国的统一使欧洲失去平衡。统一后的德国拥有八千万人口，总人口只有六千万的法国相形见绌。货币统一本应是乐观的进步举措，但它被用来束缚欧洲。为了保证这一点，欧洲接受了极其严格的管理标准，忍受了几年的经济萧条。在此期间，尤其是在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德国陶醉于失而复得的统一，它的表现让欧洲感到不安。这个阶段已经结束，因为德国政策趋于灵活，趋向享乐主义，在思想上开始和法国人接近。　　回到力量对比这个政治现实主义主题。德国的人口危机让它不可避免地回到欧洲民族大集体内。德国的生育率略低于法国。两国人口将不相上下。德国的精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统一的狂热已经过去，德国领导人知道德国不会是欧洲的政治强国。重建东德的困难也让他们很快地回到现实中来。　　至于法国，自从弱欧元使它实现了经济上的解放，它不再受制于强法郎的货币政策，加上有利的人口优势，法国开始恢复活力和自信。建立在互相信任基础上的法德合作重新启动的一切条件都已具备。　　但我们再一次看到，人算不如天算。人口的重新平衡并非人为决定的，它在社会演变的过程中突如其来，对领导人而言是个已知条件。法德人口重新平衡也只不过是世界人口稳定的一方面。在东部，俄罗斯的人口下降自然减轻了德国和欧洲的忧虑，它们担心被这个人口膨胀的民族所淹没。　　俄罗斯人口减少，德国经济停滞以及法国人口相对稳定使欧洲重新保持了平衡，这个过程与20世纪初欧洲由于人口造成的不稳定恰恰相反。当时法国人口下降，德国人口急剧膨胀，一时间法兰西忧心忡忡。而俄罗斯人口增长比德国更快，德国由此滋生了厌恶俄罗斯的情绪。从今以后，世界各国的生育率都很低。这种低生育率造成了新的问题但至少有一点值得称道：让欧洲自动平息下来。如果这种情况延续太长时间，欧洲将面临真正的人口危机，这必然会威胁欧洲大陆的繁荣。而在最初阶段，尽管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人口压力减小会有利于自由贸易引起的欧洲各民族的经济融合，与此同时，它也会淡化各行为主体对政治不平衡和外部攻击的担忧。　　任何关于英国未来行为的推测都是带有偶然性的。但英国跨两大阵营——盎格鲁—撒克逊体系和欧洲体系，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自由主义革命触及英国的程度远比欧洲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剧烈，尽管今天英国人只想着将铁路重新收归国有，通过合理的财政增支来巩固医疗体系。美英关系远远超越了狭隘的社会经济层次：语言、个人主义、天生的政治自由意识等等。英国人比其他欧洲人更了解美国的弱点和美国的发展。如果美国在运转中出了问题，英国人绝对能最先意识到。英国是美国的特殊盟国，但也更直接地感到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压力，何况它又不像德国、法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那样有语言作为一道保护屏障。这就是英国的窘境：在欧洲和美国之间摇摆不定，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又问题重重。　　可以肯定的是，英国最终是否选择加入欧元区，这对欧洲和美国都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伦敦是旧大陆主要的金融和银行业中心，它若融入欧元区将给纽约沉重的一击，对严重依赖世界资本的美国也将是沉重的打击。在目前美国生产效率降低的背景下，伦敦进入欧元体系必然会从根本上动摇世界的平衡。很有讽刺意义的是，被布热津斯基认为不足挂齿的英国一旦选择欧元就会让美国霸权顷刻间崩溃。   结语 在即将完成的教育和人口转型的痛苦中，世界走向稳定。经过意识形态和宗教狂热的第三世界正走向发展、走向民主。并没有任何全球性威胁需要美国发挥保护自由世界的特殊作用。对全球平衡的惟一威胁正是美国本身：美国正由保护者转变为捕食者。在它的政治和军事作用不再明显的时候，美国发觉自己已经离不开其他国家的产品。但是，这个世界是如此广阔，人口如此之多，相互间差别如此之大，又有过那么多无法控制的力量，无论多么高明的战略都不可能让美国把它的半帝国状态转变为真正的、公认的帝国。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实在是力量不足。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它试图巩固自己对世界的控制权时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它的战略态势。　　最近十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两大帝国曾经对峙，但其中一个先行沉没（苏联帝国）。另一个，美国，同样开始解体。共产主义苏联的突然坍塌最初确实让人产生过美国将要一家独大的幻觉。苏联（后来是俄罗斯）的崩溃曾让美国人以为自己可以将霸权拓展到全球范围，实际上连它自己的势力圈都有些控制不住了。　　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的全球霸权，美国在与他国的实力对比关系上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首先，必须保持对其被保护国（欧洲和日本）的完全操控，而这两个国家已经是真正的经济强国了，因为使它们强大的是生产而非消费。　　其次，需要对俄罗斯的战略力量进行根本性的打击，从而使前苏联势力圈完全解体，建立在核恐怖基础上的战略平衡完全被打破。只有美国有能力进行单边核打击且不会有任何被其他国家报复的风险。　　这两个目标中无论哪一个都未能达到。欧洲走向团结和自治的势头没能被遏止。日本的表现含蓄一些，但它保留了在需要的时候自主行动的能力。俄罗斯的局面稳定了下来，面对美国嚣张的新帝国主义，俄罗斯开始对其军事机器进行现代化改造，并在外交领域下出了好棋。　　美国想在工业领域抑制日本和欧洲，在核军事领域打压俄罗斯，但它已无法控制这些新时期的真正强国。为了建立起一个形式上的帝国，它不得不在一些小国中选择对象采取军事和外交行动——包括所谓的“邪恶轴心”和阿拉伯世界，这两个圆的相交点正是伊拉克。根据其烈度和风险程度，这种军事行动的性质大约位于真正的战争和电子游戏之间：对一些没有防卫能力的国家实行禁运，对没有什么战斗力的部队进行轰炸；自称研制或生产出了更先进的武器，其精度大约是电子游戏的水平；但对非武装平民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程度的惨烈轰炸。对于美国军队来说这样做几乎没有风险。但是，对于美国百姓来说，美国对他国的这种非对称控制并非毫无影响：它在被控制区域里催生了恐怖主义，最为成功的一次行动就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　　美国这种夸张的军国主义行为本意是想显示其他所有国家在军事技术方面的无能，但其结果却使真正的强国，如欧洲、日本和俄罗斯，感到担忧，从而促使他们相互接近。这正是美国手法最为失败之处。美国领导人本以为顶多会使俄罗斯（主要强国）、中国和伊朗（次要强国）等国相互接近，并保持对欧洲、日本等被保护国的控制。但现在的情况是，如果美国不改弦更张，那么走到一起的将是主要的核大国俄罗斯和工业两强欧洲、日本。　　欧洲逐渐认识到，俄罗斯不仅不再是战略威胁，还可以对其军事安全做出贡献。要是没有俄罗斯的战略制衡，天晓得美国会不会同意欧元的启动，因为那将在不久的将来对美国的金融保障构成可怕威胁；天晓得它会不会同意欧洲的伽利略计划，因为那将打破美国在卫星对地军事侦察方面的垄断。这正是北约东扩失去意义或者说意义改变的深层原因。当苏联在有序、和平地解体的时候，将那些前人民民主国家纳入北约是令人费解的，只能被视作针对俄罗斯的挑衅行为。于是有人建议在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建立一种象征性的联系机制。今天，这种机制已经在书面上建立起来了，作为对俄罗斯步步紧逼的包围的一种美化。但是，在欧洲人看来，将俄罗斯纳入北约的磋商圈乃至决策圈的前景越来越有吸引力了，因为这样做可以使这支抗衡美国的战略力量实现机制化。我们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对北约越来越不感兴趣，在军事领域越来越愿意选择炫耀性的“单边行动”。　　美国选择在弱国圈中动武的合理目的似乎是为了控制波斯湾或中亚地区的石油资源。这种合理性只是表面上的，因为美国对外界的依赖如今已不仅限于石油了，而是全方位的。但是，正是美国的这种行为激起了其他国家严重的反感。美国人在海湾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他们控制欧洲、日本的能源来源地的企图只会迫使其被保护国将俄罗斯（世界第二大产油国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当成必要的合作伙伴。美国在中东的狂热行为促使世界石油市场周期性地狂涨，这实际上成了对俄罗斯的支持，使其从中受益：俄罗斯对这一慷慨馈赠额手称庆。美国外交政策所引发的骚动和不安最后让俄国在石油出口上多挣了外汇。　　在能源问题上同受美国控制的欧洲与日本肯定会加强它们的协调合作。经济上的许多相似之处必然会使同属工业化国家的欧洲和日本相互接近。最近日本对国外的直接投资（购买或建立企业）说明了这一点。1993年日本在美国投资了万亿日元，在欧洲仅为万亿。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颠倒了过来：在欧洲的投资为27万亿日元，在北美为万亿（）。　　对理论模型感兴趣者可以把美国的行为当成一个典型案例来研究：如果战略行为人提出的目标超越了自身的能力，那么必然会引发负面效果。美国为了保证自己对全球的控制所迈出的每一步都会导致新问题的产生。　　游戏的过程是缓慢的，因为，不仅是美国，所有的强国都有几处重大缺陷。欧洲因为缺乏团结和人口危机而脆弱；俄罗斯因为其衰弱的经济和人力；日本则因为它的孤立和人口问题。这就说明为什么这盘棋最后的结果不是象征某一方胜利的“将死”，而是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占据优势的“僵局”。欧洲、俄罗斯和日本加在一起相当于美国国力的倍。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异常举动会不断地将这北方三强往相互接近、长期合作的道路上推。　　正在形成的新世界不是某个强权控制下的帝国，而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由属于同一等级的诸多国家、国家集团共同组成，哪怕它们之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完全平等。有些国家，如俄罗斯，自己就可以构成一极。日本也一样，虽然它在地图上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其工业产值达到了美国的水平，而且，如果它愿意，可以在15年内建立起一支技术水平与美国相当，甚至超过美国的军事力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中国会加入这个群体。欧洲作为一个国家集合体以德国和法国为核心，但其实际力量能达到什么水平还取决于英国的加入。南美诸国似乎注定将在巴西的领导下组织起来。　　苏联帝国崩溃，美国体系解体，新生的世界不会像福山所梦想的那样实行完全一致的自由民主。但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回到过去纳粹、法西斯或苏联共产主义式的专制体制下了。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是一种双重运动：在大规模扫盲运动的推动下，使文化水平快速发展的国家向着民主的方向前进；三架马车中的发达国家则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寡头政治的趋势，因为在教育因素的解理作用下，社会被重新分割为“上层”、“下层”和众多的“中间”阶层。　　不要忽视这种不平等的分层教育的反民主效应，发达国家扫盲工作已经完成，但必须处理好“全民识字”和“产生精英阶层的高等教育”两者间的矛盾：前者走向民主政治，后者趋于寡头政治。　　在地区或国家集团等更高层次上建立起来的新保护主义有利于发展民主，因为可以在经济活动领域和国民收入（或集团内各国国民总收入）再分配的过程中对工人和工程师做出有利的安排。　　绝对的自由贸易加重了收入的不平等倾向，反而会有利于寡头政治获胜。美国对国家体系的控制产生了一个新现象（1995至2000年间初露苗头）：美利坚民族转变成了所谓的帝国平民：全世界的工业产品供养着他们。但我在前文已经说过，这种帝国化的趋势不太可能彻底完成。　　如果说我们身不由己受到某些经济、社会和历史力量的操纵，那么，作为普通公民或是国家要人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首先要学会观察世界的本质，不要受意识形态、暂时的幻觉和“长期发布假警报”（尼采语）的媒体所蒙蔽。能够看出真实的力量对比关系，这已经很有用了，可以使我们避免走错方向。美国不是一个“特级强国”。现阶段它只能吓唬一些弱国。就那些真正的全球冲突而言，如果欧洲、俄罗斯和日本能达成一致，美国必须听它们的。它们在理论上有能力扼杀美国。美国再也不能自给自足，为了维持现有的消费水平，它需要外来资金，按照美国现在的生活水准，每天需要12亿美金。如果美国闹得不像话，担心受到禁运的应该是它自己。　　我担心的是欧洲人并不清楚他们的某些战略决策有多么厉害，一些美国战略学者倒是对此心知肚明。特别是在冲突和犹疑中诞生的欧元，如果能坚持住，那么它将在未来对美国体系构成永久的威胁。它创立了一个与美国相等或超过美国的大规模经济集团，能够在统一的领导下协调行动，其力量足以打破美国的经济平衡，更准确地说是加剧它的经济不平衡。　　欧元创立之前，美国可以依仗其在金融领域的不对称地位胡作非为。美元的波动对全球产生冲击。小币种相互作用，但对美元没有任何影响。好日子结束了，美国从此以后要受到全球货币单向流动的影响了，例如：欧元从它诞生之日起到2002年2月的持续下跌。这不是人们期待的现象，也没有人能预料到，其原因是资本大量涌向美国，但其结果是欧洲货物的价格下降了25％，欧元事实上构筑了一道汇率壁垒。后来，欧洲人抗议美国针对其钢铁产品提高海关关税，显示出他们内心的怒气。更糟的是，欧洲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力量，他们本来是主人，却像奴仆一样地去抗议。欧元的升值从长远讲同样对美国工业有利，但反过来会异常迅速地抽干美国金融资本的供给。　　欧元的存在会促使欧洲国家加紧相互间的经济协调，采用全新的形式制定共同的财政政策。如果这个过程无法完成，欧元就会消失。但欧洲人应该知道，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层次上推出共同的财政政策会对全球宏观经济发挥作用，从而在事实上打破美国进行结构性调节的垄断权。欧洲人已经开始制定刺激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这将抵消美国对世界的惟一实际贡献，即对市场需求的凯恩斯式的支撑。如果欧洲能够成为世界市场独立一极，发挥凯恩斯式的调节作用，那将粉碎美国体系，实在是最好不过了。　　我没有胆量在几页的篇幅中探讨这种行为方式的变化在贸易、金融和移民等领域可能带来的诸多后果和互动效应。但总体结果是可以预见的：欧亚大陆上会出现一个新的调节中心，离世界中心更近，而滋养美国的物资流、货币流和移民流将为此枯竭。美国届时将像其他普通国家一样生存，努力平衡自己的外汇账户，这将使美国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15～20％。这里的描述暗含着一个前提，只有进出口货物才具有国际价值。目前，记入美国国民产值的大部分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价值，被严重高估了。　　这样的调整前景没什么可怕的。生活水平下降的程度与俄罗斯当年走出共产主义时的遭遇相比不值一提（俄罗斯当年下降程度超过50％），特别是俄罗斯的人均产值比美国要低得多。美国经济在本质上是灵活的，可以预见它将很快适应新形势，这在整体上对世界体系是有益的。我们也不能因为对美国目前趋势的批评性意见就忘记了它固有的优点：经济上的灵活性、对政治自由原则的坚持等。我们需要理智地对待美国，这样就不会想要摆脱它、打击它或对它采取任何其他暴力的或不现实的态度。世界要求美国的并不是彻底消失，而是恢复其本来面目：民主、自由、富有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应尽其所能，当然，无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动物界都不可能实现真正彻底的、百分之百的回归过去。恐龙就没能再回来。50年代那帝国化的、慷慨大方的美国再也不会回来了。　　在争取认清世界的实际情况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保持低调，行为谨慎，让社会转型自我进行。根据当前的世界经济、人口和文化力量对比关系，没有任何国际政治势力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我们只能尽最大可能避免暴力冲突，希望将来能够诞生一个合理的国际政治上层建筑。　　在目前美国经济、社会形势不确定的情况下，核恐怖基础上的平衡还是很有必要的。这种平衡可以通过俄罗斯的潜力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建立一支欧洲威慑力量来实现。　　有进口支付能力的欧洲和日本可以与俄罗斯、伊朗以及阿拉伯世界直接谈判石油供给安全的问题。他们没有任何理由采用美国式炫耀武力的军事干涉主义。　　联合国既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个政治组织，应当成为世界格局大调整的工具。对联合国深怀敌意的美国准确地预见到了它的威胁。为了让这个大型国际组织更加高效，它应当更好地体现当今世界的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在这个打经济战的世界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中没有当今世界的两个主要国家——德国和日本，确实是个错误。它们在安理会的缺席足以说明它们为什么会成为美国的附庸。　　为日本要求一个席位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作为惟一一个受到过核攻击的国家，日本已在根本上成为和平主义国家，其要求合情合理。它的经济观念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差别很大，对于世界而言是一支有用的抗衡力量。至于德国问题，解决办法不那么简单，因为欧洲国家在安理会中的席位已经过多了，不可能再增加一个席位。法国应当抓住这个机会表现它的政治智慧：提议与德国分享自己的席位。一个与德国共享的席位要比现在的这个席位分量重得多：法德组合从此可以真正地运用自己的否决权。　　把部分世界性组织由美国搬到欧亚大陆同样会有利于世界政治上层建筑的重新调整。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机构如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大大下降了）搬家而言，成立新的国际组织也许是更简单的办法，引起的纠纷也少。　　上述行动建议只不过是要把最关键的东西机制化，最关键的就是要正确认识世界上的经济力量对比关系。如果通过人口、文化、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自然作用人类就能走向平衡与和平，那么制定大战略根本就没有必要。千万不要忘记，无论到了什么时候，真正的力量来自人口和教育，真正的权力是经济。最没有意义的就是迷失在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幻影中（可以称之为“伪军备竞赛”），或是无休止地对一些战略上无足轻重的国家进行干涉。我们没有必要跟在美国军队后面用新的“战区行动”概念替换原来的“行动战区”概念。与美国人一起进攻伊拉克只不过是在一出血腥的闹剧中扮演一个小角色。　　在20世纪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通过战争，或是通过增加军队数量，提高了国力。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都在这一点上吃过大亏。美国之所以能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出20世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置身于旧大陆的军事冲突之外。我们应当以早先的美国为榜样，即那个作为胜利者的美国。为了自身的强大，要学会拒绝军国主义，集中力量搞好我们社会内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至于现在的美国，如果它愿意，就随它去吧，让它在反恐斗争中耗尽最后一点能量。“恐怖主义”只不过是美国为了维持它已不存在的霸权而制造出来的一个虚幻概念。如果美国一门心思地要表现自己的“绝对实力”，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让世界看清楚它的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