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史》 亚洲史 第 1 部分阅读 《亚洲史》 出版前言 亚洲是地球上一个辽阔而又多姿多彩的区域，它有着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和同样超过一半的世界历史经历，承载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传统。无疑的，亚洲人及其文化“代表着全人类历史中最重要、最丰富、最多彩的篇章”。　　《亚洲史》（第四版）是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作者是一位中国历史和地理专家，他对亚洲事务及其历史的研究生涯已逾40年。研究期间，墨菲长期居留亚洲，对这一地区进行实地的研究和观察。墨菲著述颇丰，除《亚洲史》外，还有《学习中国现代史的方法》（合著）《中国出迎西方：条约口岸》《外来者：西方人在印度和中国》等多种专著行世。　　《亚洲史》叙述了从史前直到21世纪的亚洲历史，它对这一区域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较为详尽的考察。全书尤其突出其“社会和文化史”的功能，是一部富有参考价值的亚洲历史著作。　　作者视野开阔、涉及面广，他力求客观地将人类历史上这个“最重要、最丰富、最多彩”的世界的信息传递给读者。应该说，这部著作的诸多分析是客观的、深刻的，能给人以有益的思考。但是，作者本人是西方的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自然不乏西方史学的观点，对此，希望读者在阅读此书时有所鉴别。　　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   作　者　序（1） 早就感到需要编写一本亚洲史了，这种需要因相关课程内容的膨胀及选修此课程的学生成倍增加而更为迫切。本书设想的读者主要是选修亚洲历史的学生，但对那些攻读世界史或非西方史的学生亦将有所助益。对大多数人来说，“亚洲”主要指波斯（伊朗）以东和苏联以南的地区及其文化，而这也正是本书论述的焦点。地球上这一辽阔而多姿多彩的区域，从公元前3000年前后直到现在，容纳了全世界大约一半的人口，它有时被称为“季风亚洲”，是亚洲的总体上比较温暖和潮湿的部分，它截然不同于中东地区的沙漠景观和苏联的寒冷地带。当然，它的温和气候造成了它那高密度聚居的大量人口，这又与人口远为稀少的西亚和北亚形成了鲜明对照。按照上述定义，季风亚洲是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壤处的开伯尔山口开始向东延伸，经过印度、东南亚的大陆部分及岛屿，直到中国、朝鲜和日本。　　季风亚洲的不同地区居住着不同的民族，它们各有其久远的文化，而且在2000年前或更早都达到了高度发展水平。考虑到这些亚洲文明所经历的悠久历史和它们在远古时就拥有的大量人口，在亚洲生活过的人应该比世界其余部分的总和还要多。亚洲人及其文化因而代表着全人类历史中最重要、最丰富、最多彩的篇章。对世界历史的任何探讨必须给予亚洲以显著地位，当然亚洲史本身也自有其重要的价值。　　了解亚洲主要文明的一卷本入门书　　本书可以单独学习，也可以辅之以每章后面列出的补充读物或正文中引用过的原著。各章的篇幅相近，全书内容既能作为半年学期或两个季度学期或全年的教程，也可以作为一门内容更广的世界史课程的一部分。其引言部分描述了全书框架，并充分说明了用一本书的篇幅讲述整个亚洲史的理由，其中介绍了通过比较分析所能获得的深刻见解，也强调了亚洲所有社会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其后各章讲述了每个重要地区或文化的历史，包括印度、东南亚、中国、朝鲜和日本，并辟有专门一章介绍了几乎被所有教科书忽略的中亚历史。第3章对亚洲各类传统社会的比较分析以及将它们与西方传统的比较，更是本书的突出特点。第11章叙述近代西方国家开始对伟大亚洲文明传统发起冲击，其后各章则越来越多地关注西方的逼压和亚洲的反应，内容从殖民主义、半殖民主义及掠夺性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亚洲的独立和革命运动的兴起。最后一章考察了20世纪行将结束时亚洲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包括它空前高速的经济增长率，这种高速增长的原因，以及亚洲向当代世界领导地位的攀升。　　几乎所有亚洲史教科书都专注于四大文明之一，仅有少数几本论述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相互紧密关联的历史，有时也略为涉及朝鲜，本书则对后者以及同样被忽略的越南给予了较多的注意。亚洲四大文明的每一个都有大批专家在研究，这些专家的大多数都不大会偏离自己的主要知识领域很远。但是，把亚洲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和学习的理由，对本科学生来说是特别强有力的，对于专家也不无裨益。本书坦然声称崇尚比较分析法，并对每个主要传统给出一种从其起始直到今天的均衡的历史。第20章又回过头来探讨有关亚洲的普遍特质和文化的交叉对照这一命题。作为一个整体，本书采用了最新的学术成就，它反映了作者40年涉足亚洲事务及其历史的职业生涯，其中包括长期居留亚洲进行的研究和观察。它是为那些对亚洲史毫无背景知识的新学生们撰写的，它用明晰简洁的语言向他们介绍亚洲史的主要特征。　　重点突出社会和文化史　　过去20年或更长时期内，历史著述的一个新特点是越来越重视社会和文化方面并力图更多地再现普通人的生活。本书对这些问题也给予了特别优先的关注。尽管有关古代亚洲，也和古代其他地方一样，可资利用的知识很少，本书每一章仍然除重大政治和经济事件及其进展外，还尽量收集了有关社会、文化动向以及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内容。另一个特点是介绍了亚洲所有主要宗教（第2章），考察了每一种宗教信仰如何适应并反映使它得以兴旺起来的社会状况。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强调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书中采用的大量照片。几乎每章都附有的地图进一步表明了所述事件发生的舞台。本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反复强调每一种亚洲文明的地理根据和该文明进步的环境作用。最后，每一章都特别注重了妇女所起作用的演变，既介绍了进入社会高层的妇女的个人作用，也介绍了每一个亚洲社会中妇女地位改变后的集体作用。　　特写和原始资料　　不单是为了使叙述生动，同时也为了实现前述各项目标，本书多数章节都附有该章节所述时代某个城市的市民生活图，而且特别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出于同一目的，也收入一些人物传记性质的肖像，其中很多是著名妇女肖像，它们同其他肖像一起有助于再现历史真貌。几乎每章都有独立加框的引文，它们出自有关的原始资料，这更加强了读者似乎身临其境的参与感，同时也提供了历史学家用于研究的文献样本。最后，除末章外，每章后面列出很多推荐的补充读物，它们主要选自有关该章内容的最新学术成就，但也有一些经典的或标准的史著，这些补充读物通常都反映了不同的学术观点。 作　者　序（2） 同其他学科一样，随着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观点的改变，随着每一代新人对历史事件的兴趣的改变，历史著作的撰写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本书反映了这些变化，它呈献给读者的是大多数专业人士今日心目中的亚洲史。它的及时性，它收集新近事件的完备，成了它的重要优点。亚洲史是一个迅速发展的知识领域，放弃西方史长期以来分别讲述单个国家的做法，而将它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呈献给读者的时候已经到来了。不论用何种标准衡量，亚洲史在全球舞台上至少与其他地区的历史同样丰富，同样悠久，同样重要。21世纪的世界看来多半会以亚洲为主导，它的影响将超过它那传统的和光荣的过去。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它，包括了解它的现在和未来，而达此目的的最佳方法，就是学习它的历史。　　修订的第四版　　第四版包含了更多有关整个亚洲妇女阅历的内容，增加了六处独立加框原始资料，这些资料给学生们提供了直接观察重大历史事件、人物和问题的机会，有利于促使他们进行分析和思考。地图的说明文字也有了改进，以便学生们对地理环境有更多的了解。每章末列出了若干加了注解的推荐网站，为学生们指出了扩展研究内容的途径。　　根据读者建议，所有有关日本的章节都增补了新材料，因而这个新版本大概更为均衡。其他章节的许多地方也增加了新内容，而探讨当代世界的章节都对新近事件有所涉及。　　鸣谢　　任何人的著作都不可能真正独立完成，我之所以敢于冒昧承担本书的撰写，无疑是其他许多学者所促成，他们有的是我在密歇根大学或其他地方的朋友和同事，有些则是我通过其作品才得以熟悉其姓名。我对所有这些人的感激之情是难以言表的，我永远无法指望能够报答他们。尽管我的感激永远不可能到位，我仍然要对一些不嫌麻烦读过部分或全部手稿、同我交换过意见以及指出过我的错误的同事和朋友们表示我的谢意：Dilip　Bsu、Michel　Cullinne、Krl　deSchweinitz、Roger　Hckett、Krl　Hutterer、Victor　Liebermn、Thoms　Trutmnn　和　Philip　Woodruff　等诸位教授。Jmes　Chn　阅读了全部手稿，提出了宝贵的批评和改正意见。我也要感谢那些收到出版社寄出的手稿并应邀提出宝贵意见的读者们：Sue　Chung　（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Ned　Dvis　（曼诺阿，夏威夷大学）、　Howrd　Didsbury　（新泽西基恩学院）、　Ron　Edgerton　（北科罗拉多大学）、　Edwrd　Gltfelter　（犹他州立大学）、　Jeff　Hnes　（厄巴纳—尚佩恩，伊利诺伊大学）、　Justin　Libby　（印第安纳大学/普尔丢大学）、Chin　H　Suk（宾夕法尼亚约克学院）、C　K　Yoon　（詹姆斯·麦迪逊大学）、　MingtePn　（苏尼奥斯威戈）、　Lis　Hollnder　（杰斐逊学院）、Willim　F　King　（圣安东尼奥山社区学院）、　E　Tylor　tkins　（北伊利诺伊大学）、　Dougls　P　Sjoquist　（兰辛社区学院）、　Trcy　Steele　（萨姆·休斯敦国立大学）、　Lorett　Png（卡皮奥兰尼社区学院）和　Sumiko　Otsubo（克赖顿大学）。我还要感谢为我修订新版提供了极其重要意见的读者们：Wesley　SskiUemur（犹他大学）、nit　ndrew（北伊利诺伊大学）、George　Hopkins（西伊利诺伊大学）和　Yong　Ho（中国研究所）。不言而喻，书中仍然可能存在的错误、不当之处以及材料安排的失调，当然完全由作者负责。　　我要同样诚挚感谢国内外许多大专院校研究亚洲的同行们，多年来，通过与他们的合作、交流及阅读他们的著作，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一直是而且仍将是我的老师，但我要特别感谢的是我最早的几位老师：John　Firbnk、Edwin　Reischuer、Dniel　Inglls、Rupert　Emerson　和Normn　Brown，我曾经以学徒身份向他们每一位学习的情景令人激动难忘，而且我今天仍在向他们学习。我愿意尊为老师的还有那些和蔼、爽快、通情达理、乐于助人、使人愉快的中国人、印度人、朝鲜人、日本人和东南亚人，我曾经在不同时期在他们中间累计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没有他们，我决不可能着手写这样一本书，也根本不会以亚洲研究为终生事业，他们是我的第一流的和最优异的老师，他们使我产生了对他们以及对他们那个世界的爱，正是这种爱促使我开始了对亚洲的研究，这种爱始终支撑我的事业。没有同情就不会有相互了解的愿望，他们给予我的同情始终是充盈满溢的。　　我还要特别感谢Julie　Routson，她不止一次忠实地打印出我的手稿，而且对我进行了持续的鼓励。　　我的老师和朋友们不仅鼓励我完成这一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而且把它变成了一件愉快的工作。我的妻子　Elenor　用她的鼓舞，用她对我的手稿的常常充满洞见的批评式阅读，用她始终一贯的支持，也让我感到了写作的愉快。我永远不会忘记所有帮助过我的人的恩惠，如果他们以及读过这本书的人觉得它尚可接受，如果初涉足此领域的人因阅读此书而走上进一步探索之旅，并进而为亚洲的丰富多彩感受到我的老师们曾经给予我的那种激动，那将是对我的极为丰厚的奖赏。　　罗兹·墨菲 作者致读者 任何单卷本亚洲史都不应该比这本极简略的入门书更长，我希望读它的人将它看成被邀请做进一步探索的请柬。篇幅的限制使得必须对亚洲史的所有重要方面进行缩减，放弃对各种材料完全公正地取舍。因此，我试图在这些限制下，多多少少能根据各个时代每种文化或国家的规模、人口以及发展水平，按比例分配篇幅。但是，我们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关于古代的知识，同另一些研究得较充分的领域相比显得很不够，于是又不得不对上述分配办法进行调整。这样一来，比如，我们对大约公元1500年前的日本、大约公元1800年前的朝鲜和大约公元1800年前的多数东南亚国家的论述，就远不如对印度、尤其是对中国的论述那样广博，因为后者比前者的文化发展要久远很多个世纪，留给我们的资料多得多。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安慰的是，论述较为简略的这些地区中，任何一个的人口只占印度或中国人口的极小部分，而且那里的文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中国或印度（或两者兼而有之）模式的示范和推广。所有这些考虑，也许最后一点除外，对中亚地区甚至更加适用。　　历史时期的划分永远是所有历史学家的一个难题，历史时期的命名也同样棘手。我在本书中有时候不得不既笼统又随意地给它规定一个时间上和地域上的适用范围。本书用的中世纪一词本是一个欧洲名词，它在欧洲历史上有着多种涵义，用于亚洲则不应引起与欧洲有关的联想。在本书如此一般性的叙述中，我们总归需要用一个名词代表“古代”或“古典”与“现代”之间的那个时期，我们用中世纪来代表它，比用其他任何词更简单又更清楚，但它不过是指“中间时代”或“中间时期”而已，我严格地在这一意义下使用它，决不带有那些欧洲涵义或类似的先入之见。当人们叙述不太久远的过去发生的任何事件时，常遇到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我们对大多数人的生活，特别是无文化人群的生活了解得太少，而直到不久前，这些人在任何地方都占绝大多数，但他们留给我们有关他们自己的东西只是一些间接的形迹。我们拥有的历史记录，基本上都是关于高贵者的生活与事迹、国家和王朝的兴盛与衰亡、不朽的功勋与战争、王权和征服。但我们仍然可能在这里或那里抓住普通人生活的隐约显现，我也努力在可能的情况下采用了这方面的资料，其中包括大众文学保存下来的东西，如喜庆节日、民间信仰和群体福利水平估计，不过我很清楚，我能提供的这些大概是挂一漏万。当然，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是重要的，他们在本书有限的篇幅中必然占据较大的比重。 引言　季风亚洲—一个完整的研究学习单元（1） 世界的一半在阿富汗以东和前苏联以南的亚洲：它拥有全球人口的一半和远远超过一半的世界历史经历，因为那里现存的文明传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度和中国远早于欧洲就有了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技术，它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技术上，都曾经领导世界达2000多年之久。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在罗马帝国消亡后的几个世纪内发展了它们各自的高度文明，而当时的欧洲却仍处在异族入侵的黑暗时代和漫长的中世纪。亚洲的伟大传统和生气勃勃成长中的近代亚洲国家及其经济，给学生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人类经验记录，这些记录涉及文学、哲学和艺术，治国方略和君权创建，以及人们多种多样的生活，但最重要的也许是对普遍人类状况和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和处理办法。印度、中国和东南亚的土地面积远远超过整个欧洲的一倍半，它们都拥有同等丰富的多样的文化。日本虽然较小，却有着另一类经验，有另一种引人入胜之处，因为日本以其独特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与近代西方接轨。　　所有这些主要亚洲文明都值得学习，它们的历史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大学必修课范畴。但是我们应该把它们看成是更大的整体亚洲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在研究法国时把它放在欧洲内部来考察，同时也把欧洲史看成由其各个部分的历史所组成。本书通过亚洲几大文明传统的历史来讲述亚洲史，是初学者的入门书。随着叙述的进展，不同的章节将把这些文明彼此联系起来，把它们与西方史联系起来，叙述西方和东方两大传统如何在16世纪初欧洲扩张时期相互融合。了解亚洲是了解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亚洲已经越来越深地卷入我们的生活。但是，亚洲经验的丰富和深刻，也许是给研读本书的学生们更加重要的奖赏。　　地理　　在地理上，习惯认为亚洲大陆起始于苏伊士、伊斯坦布尔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前苏联的乌拉尔山脉，因此，它占据了整个欧亚大陆块东边五分之四地区，面积超过1700万平方英里，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块大陆。但是，这些习惯的分界线，特别是乌拉尔山脉，并不代表自然景观或文化的重大或突然改变的地方。乌拉尔山脉比较低，容易跨越，覆盖大部分北欧和北亚的北方松柏林带在它的两边延伸，很少间断，这是一个人口稀疏、降雨量少、季节极端温度差很大的地区。　　与此类似，苏联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的南部三分之一，也是其西部地区的延伸。这是一个干旱地区，它向东融入人烟稀少的沙漠地带，它那传统游牧或逐水草而居的文化，至今仍与俄罗斯文化以及印度、东南亚、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形成鲜明对照。中亚这个干旱沙漠地区的很大部分，在公元8世纪初就被穆斯林入侵者征服，后来逐渐变得与其西边的阿拉伯国家和与其毗邻的伊朗相似。中亚的大多数居民起源于土耳其族；有些土耳其人族群曾经不断向西迁徙，到15世纪征服安纳托利亚，即今土耳其的亚洲部分。　　季风亚洲的降水量分布　　特点是：最大降雨量集中在沿海及喜马拉雅山脉的迎风面。　　亚洲南部和东部边缘地带，无论在自然条件还是文化特征方面，都与中亚地区完全不同。这里的降水量一般很充足，仅仅某些地方偶尔有干旱，在海洋的调节下，气候相当温暖；除最北边外，冬天也很少严寒。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季风亚洲”的地区，它与亚洲其余部分之间多有高山阻隔，使海洋对气候的影响达不到中亚。在夏季，比地球上任何地方离海洋都要远得多的巨大欧亚大陆块中央区迅速升温而形成热空气团。热空气上升时，周围海洋上饱含水蒸气的较冷空气涌入，到达陆地上空后便释放所含水蒸气，形成降雨。特别是遇到丘陵或高山时，被迫上升的湿气团迅速冷却、凝结而成豪雨。　　因此，在欧亚大陆东南部新月形地带和中亚之间的山脉的近海一边，夏季降雨量较大。到了冬季，受海洋调节作用较少的欧亚大陆中央区便迅速降温，到12月之前就被较重的冷空气团控制，海洋则因保存着夏季吸收的热量而较温暖，于是风向反转，从中央区吹向有着温暖上升空气的海洋。在季风亚洲的北部，这些向外吹的冬季风温度很低且不含或仅含很少水汽，因为它们来自干燥的中亚。到5月或6月，依地区而定，中亚又开始升温，海洋上的潮湿气团再次涌入，又一次产生季节性降雨。　　以上极其简化的描述基本符合实际情形，但季风的作用机理实际上要复杂得多。有人说，“每个小学生都懂得季风的运作，印度气象学家却仍然对它感到迷惑。”春、夏季风来临日期和持续时间的多变是众所周知的，在很多地方的不同年份相差极大，有时引起水灾，有时引起旱灾。东南亚诸岛还能从冬季风获得雨水，这是因为冬季风到达这些岛屿前已经吹过了大片海域，携带着很多水蒸气。这一点在较小程度上对日本也适用。　　季风亚洲的人口密度分布　　请注意高降水量与高人口密度在地域上的一致。主要的例外是平原占优势的中国东北部以及多山和热带丛林因而人口稀疏的印度尼西亚诸岛（爪哇岛除外）。　　人口密度　　总的说来还算充沛的降雨量，以及在内陆方向山脉屏蔽下形成的不太严寒的冬季，是造成被恰当地称为季风亚洲的区域与亚洲其余部分之间最突出差别的根本原因，这个差别就是：在季风亚洲生活着世界人口的一半，而且在有记录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就一直生活在那里（当然，直到一两百年前，季风亚洲的优势更加明显），但亚洲其余部分则是全球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见上图）。季风亚洲的山区和丘陵地带，包括东南亚、中国西部、朝鲜和日本的相当大部分，人口实际上也很稀少，然而低地的人口密度却达到了全球最高水平。 引言　季风亚洲—一个完整的研究学习单元（2） 毫不奇怪，季风亚洲在相对温暖、潮湿且拥有大片平原、河谷及三角洲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独特文化，是以其高效率的农业为基础的。最早的亚洲文明出现在一个大河谷的农业基地上，而农业今天仍然是季风亚洲除日本外的几乎所有地区居支配地位的行业和产品的主要源头。正是农业财富支持了传统季风亚洲历代帝国和灿烂文化，也是农业财富曾经维持了亚洲人总体上比其他任何地方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马可·波罗时代以来的欧洲观察家就指出过，直到不久前，即18世纪某个时候之前，亚洲要比欧洲富裕。　　中华帝国势力的扩张从公元前2世纪的汉代开始，逐渐将许多与季风亚洲总体特征不很一致的地区纳入其统治之下。由于西面和北面不存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强大的竞争对手，中国首先征服了现在称为新疆的地方。这是一个主要为干燥沙漠的地区。为了免受游牧民族的侵扰，之后又征服了气候干燥的蒙古的很大一部分，以及西藏喜马拉雅山区大片土地。最后，在17世纪，本来是游牧民族的满族人征服了中国，并把他们的满洲故乡并入了中华帝国版图。我们将满洲划入季风亚洲是因为它那并不充沛的夏季降雨的大部分是季风机理作用的结果，但是它的冬季漫长而严寒，土地大多贫瘠，不适于发展农业。蒙古和新疆的大部分过于干燥，亦不宜农作，它们在气候上或文化上都属于中亚范畴。西藏则是一个荒凉的高原，太干燥、太冷、海拔也太高，除很少几小块地方外，都不利于农业。　　这些荒凉地区加在一起，超过了中国国土面积的一半；西藏、新疆和蒙古，每一处都与西欧面积相近，而人口则远不及中国总人口的1％。即使是满洲，其人口也不到中国人口的10％。大多数中国人及中华文明的根源和主体一直是在农业占极大优势的中国东部和南部。中华帝国向上述各个地区扩张时未曾遇到地形上的障碍（西藏除外），但在喜马拉雅山脉及其北延山脉等一连串高山前受到了限制，这些山脉也就形成了西藏和新疆的西面和北面的边界；其他山脉则限制了中国向蒙古北部的扩张。　　另一个从自然地理角度看顶多可认为处于季风亚洲边缘的重要地区是巴基斯坦，那里从远古时起就有属于印度文化主流的人居住，它也确实目睹了印度次大陆文明的诞生。巴基斯坦的很大部分是沙漠或半沙漠，但新石器时代后期以来的灌溉，特别是在沿印度河及其支流地区，却使得发展高效农业和繁殖大量人口成为可能。和中国西北部一样，巴基斯坦位于季风亚洲的边缘，虽然从气候上看比较荒凉，它的大部分土地仍然在季风作用下获得了有限的夏季降雨。构成巴基斯坦西和西北边境的高而陡峭的山脉，一直是将印度次大陆人民及文化与其西方中东地区的波斯和阿拉伯人民及文化截然隔离开来的一道分界线，就像区分季风亚洲与亚洲其余部分之间的总体差别一样，这条线也最清楚地表明了两者在人口密度上的差别。　　共同的文化特点　　季风亚洲除了它那最重要的特点——位于阿富汗以东和前苏联以南、人口密度为世界之冠——之外，还具有其他一些有着普遍意义的特征，使得它成为一个合适的完整学习单元。虽然季风亚洲仅为亚洲的一个部分，它却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它的面积几乎是直到乌拉尔山脉的整个欧洲的两倍，它被山脉和海洋分隔成许多产生了不同文化的次级区域，在很多地区居住着不同人种的居民。季风亚洲的四个主要次级区域——印度、中国、东南亚和日本——在很多方面彼此不同，它们中的每一个又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细分为不同性质的更小的区域。但是，存在着大量各种各样具有传统亚洲特点的制度、思想、道德准则、规则条款以及办事原则，它们对季风亚洲所有四个主要地区显然是共同的，却至少在程度上与其他任何地方相异，它们是在亚洲这片土地上以其独特的方式演变而成。　　这些共同的文化特点包括：大家庭和家族关系网及其多重功能所具有的根本重要性；以纯粹获取知识为目的，或以获取知识作为通向世俗名誉地位之手段，而尊重知识、重视知识；尊重长辈以及长辈真实的或臆想的智慧和权威；至少在公开场合，妇女总是处于屈从和谦卑的传统地位（尽管东南亚和印度南部是例外）；社会等级结构；了解并重视传统的过去；集体福利优先于个人利益；以及其他许多季风亚洲所有地区共有的带强烈亚洲色彩的文化特征。　　农业　　除1920年代以来的日本外，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传统上一直是而且继续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亚洲的农业，包括今天日本的农业，从来都以劳动集约性著称于世，很多地区仍以人力劳动为主，包括花费在建造和维护灌溉体系的劳动。这种情况可以上溯到伟大亚洲文明的发端，因为亚洲文明就是在以手工为主的劳动集约型耕种，加上适宜的灌溉体系所生产的剩余农产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古时起，亚洲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就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高。后来懂得了施肥，加上近代化肥的使用，其产量仍然是世界最高的，尤其是在日本。高产农业维持了季风亚洲聚居在平原、河谷及三角洲的大量人口，那里的平地和肥沃冲积土壤（江河沉积淤泥），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这一气候温和、作物生长期长、雨量充沛地区的农业产出。 引言　季风亚洲—一个完整的研究学习单元（3） 泰国中南部种植水稻的水田。这是温暖潮湿的亚洲和它那大片河谷与平原等宜农地带的典型景色。（RMurphey）大约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或更早时期以来，季风亚洲囊括了全世界最大最有效的农业区，其结果之一就是在整个这一时期内，人口密度一直维持在高水平，在农业种植区中更是如此，而且直到今天仍高过其他任何地方。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说不清因果关系的状况。高效农业养活了越来越多的人口，人口增多需要更多食物，却也提供了为增加产量所要求的劳动力。这种模式与季风亚洲所有主要地区过去4000年的农业和人口发展史是相符的。　　社会等级结构　　极高的人口密度与各个亚洲社会本质上的近于一致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它们都强调集体努力和集体福利，都怀疑独立个性的重要，都信赖明确宣布的公认的行为规则。个人永远要服从集体领导和集体利益，人们被要求适应按等级组织起来的更大的社会结构；每一个个人永远只能占据为他或她指定的位置，发挥为他或她规定的作用。个人的幸福和福利，与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幸福和福利一样，总是被视为建立在这样一种结构之上。这些社会的大多数仍然保留着以男人为主宰的家长制特点，尽管不同地区可能有所差别；基本社会机构永远是家庭，家庭中的最年长者实行统治，有时是女人，但通常是男人。所有亚洲社会都加以颂扬的主要品德是尊敬和服从长辈及一切地位更高的其他人。年龄和学问被等同于智慧，这一观念在任何农业社会中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里常年累积的经验成了解决种种生活问题的最好指导，而少数几个饱学之士也是大批无文化群众难以望其项背的。　　令亚洲人感到奇怪的是，其他地方的人竟然不像他们那样服从年龄和学问——甚至对于任何个人获得成功必须走的最有效最受人尊敬的教育之路也不给予应有的重视。不过，个人成功也被认为能给家庭带来荣誉和物质利益，家庭责任仍然是大多数亚洲人非常强大的动力。即使在过去，出生卑贱的人也可能通过受教育而出人头地，这种努力只有在家庭的亲密支持和巨大牺牲下才能成功。那些取得成功的人，所有那些有权有势或饱学之辈，都被视为他人的优秀榜样。确实，一个社会终究是由那些上层人物——皇帝、大臣、学者、宗师、领导者以及家族族长——的模范行为维持成一体的。　　家庭是所有亚洲社会的基本结合纽带，它通常是三代同堂：父母、在世的祖父母、孩子。但它的感情及责任关系网会在不同家族中扩大到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叔、伯、姑、姨、舅、成年胞兄弟姐妹以及姻亲等等。这是一种现成的相互支援体系，困难时期显得十分必要，其他任何时候亦被视为对每个人有利，因而得到最高度的重视。当然，家庭内部和作为整体的社会内部也会出现关系紧张，特别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妇女、年轻后辈和其他地位低微的人容易产生不满。没有一个社会完满解决了人类的一切问题，但这些亚洲社会看来比其他社会更为成功，因为它们以这种基本相似的方式比其他地方的社会持续了更长的时间。　　除东南亚外，亚洲社会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妇女结婚后即成为丈夫家庭的成员，要搬到丈夫的家里和村子里居住。新娘往往要屈从婆婆的虐待，但如果她生了一个儿子，那就是为丈夫家庭延续后代立了大功，她也就赢得某种地位，时候一到，她也会虐待她自己的儿媳妇。这种制度在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和印度被视为准则，确切点说，它是在这些文明成熟过程中演变而成的。看来很清楚，在史前时代和出现书面历史记录（在日本相当晚）之前，所有这些文明都是母权制的，女子占支配地位。雅利安人入侵前印度的印度河文明看来就是如此；甚至今天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人还保留着浓厚的母权制形迹。日本人的主神天照大神是一个女人，又称太阳女神，这也绝非偶然。东南亚，包括被秦、汉征服后的越南在内，一直而且现在仍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那里的妇女居于支配地位，而且在诸如贸易等活动中起着主要作用；那里的男人娶妻时必须给新娘彩礼，而季风亚洲其他地方则要求女方带嫁妆。　　个人隐私几乎不存在，这是由于人口密度高，家庭结构复杂，以及其他一些共同特点，使得即使在乡村，房屋也是拥挤成村，而不像西方世界那样分散在各个农场中。亚洲农场都很小，多数地方的农场土地平均小于5英亩，人口稠密地区的农场则更小。集约种植模式形成的高生产率，意味着一个家庭能够用一块或几块小田地达到自给自足。小块田地一般就在平均20到50户的村庄周围，除幼儿老者外，全体村民每天早出晚归，到离村不远的田地上干活。人们几乎永远不会走出他人视听范围之外，因而很早就学会了适应环境，服从长辈和上级，为共同的利益一起劳动，习惯了实际上是在别人眼皮子底下与他人亲密生活在一起，当然他们也知道遵守明确的公认行为规则的重要性。婚嫁对象必须到别的村庄或城镇寻找；同村人大多有某种亲属关系，因而与外村联姻就比同村联姻更能扩大亲属网并加强相互支援优势。在其他方面，村子或小镇彼此之间是十分相似的，那里的大多数人过去是、今天在日本以外也仍然是乡下人或农民。 引言　季风亚洲—一个完整的研究学习单元（4） 在亚洲农民精心栽培下，亚洲的主要农作物水稻是所有谷类作物中最高产的。利用特别修建的水田进行灌溉，还有除草、施肥、收割等等，基本上都靠手工。水 亚洲史 第 2 部分阅读 水稻的原产地大概是东南亚的大陆部分，它首先外传到邻近的中国，然后才推广到印度、朝鲜和日本，到公元头几个世纪时已经在亚洲农业中占了统治地位。种植水稻要求很高，特别是水，但是，凡能种水稻的地方，就能维持很多人的生活，当然也要雇用很多人。在较干燥的地区，如印度北部和中国北部，小麦基本上取代水稻成为主要谷物，不过小麦也能以集约种植而获得好收成。更贫瘠的地方则种小米、高粱和大麦。除用于役使如耕田和运输外，肉用牲畜很少，猪、鸡、鸭的饲料也多为腐食。这是因为，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谷类作物提供的食物比放牧牲畜或用农作物饲养牲畜所获得的食物多得多，大量人口要求单位面积持续提供尽可能多的农产品。于是，季风亚洲相应地被称为“素食文明”，因为它的主要食物是谷类和其他植物（包括品种繁多的蔬菜），肉食品减至最少。建筑物基本上使用木材、茅草、稻秆、麦秆和泥土，金属只用于制造工具和武器，石头基本上只用于建造纪念性的宗教或官家建筑。　　所有这些均说明，季风亚洲是一个基本共同性多于差异性的地区，完全适合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和学习单元。当然，在语言和其他文化特征上——比如人们过去和现在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如何获取生活资料，他们如何相互影响，他们建立什么样的公用机构，他们仍在遵循的基本价值观念，等等——差异是巨大的，但考虑到地域的辽阔和人口的众多，考虑到大海和高山的阻隔，考虑到各个文化和社会在成熟之前的发展过程中缺少经常和密切的接触，那么季风亚洲各地区之间过去和现在的差异就小到令人吃惊了。季风亚洲的国家和皇权都是坚实地建立在发展了集约型高效农业的农民基础和由官员及文人领导并运作的组织完善的社会基础之上，前者负担了大部分赋税并输送了大量兵员，后者则以其价值观念为地位低微却数量庞大的人群所模仿，从而影响少数人通过教育脱颖而出跻身显赫高层。多亏亚洲的家庭体制、亲属关系网和基本相同的社会公共机构，乡村社会在相当程度上能够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从而构成了维护皇权的重要基础。　　中国南部四川之一景，是季风亚洲很多种稻为主的地区的典型景色。水稻种在精心平整的水田中，水田四周的低矮田埂能够蓄存并让水从较高田块慢慢泄漏到较低田块，从而使每块水田得到不断的灌溉。随着作物的生长，水面会提升，但收获前的几个星期内要将水排干。平缓的山坡被整理成便于灌溉的很多小块平地，形成如本图所示的梯田。维持这一体系要付出高强度劳动，但获得高产量的回报。（RMurphey）　　贸易则远远超出了村与村之间的规模，将相距遥远的大小地区联系起来了，在亚洲几个主要地区之间以及在更大范围内，甚至实现了跨海贸易。但直到不久前，除日本外，贸易作为就业手段或财富来源，其重要性从未达到能与农业匹敌。东亚地区产生了富裕商人，他们支撑了辉煌的城市文化，但除了很少几个昙花一现的人物外，所有地方的商人都未曾取得政治上的权力或高位。这些亚洲社会，全都始终由一群知识分子和其他通过某种形式的学习、再加上拥有土地及经营作为万业根基的高效农业从而跻身显贵的人士所把持。在这些方面，亚洲主要文明之间也很少差别。根据这些，我们确实可以认为，虽然季风亚洲面积为欧洲的两倍，它的语言和民族比欧洲多样而复杂，它的有记录的历史比欧洲更长，但季风亚洲曾经是而且仍然是一个至少能与欧洲并列的文化及历史单元。 关于季风亚洲的研究 欧洲各个社会及其历史虽有地域和时间上的差别，却无疑具有它们独有的同一性，我们一般也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学习，包括研究它们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差别。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季风亚洲至少同样适用，但这样做的人比较少，其主要原因是我们西方人对亚洲或亚洲史的了解比对欧洲的了解贫乏得多。随着西方人对亚洲的认识或重视的提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们已经集中精力学习了亚洲语言，以便能够读懂它们的文献和记录，然后再用这些资料分别考察每个主要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因为，比如说，懂汉语对于了解印度就很少用处，懂梵语或印地语对于了解日本也几乎无用。亚洲地域之广，地区与地区之间差异之大，再加上它那难有其匹的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更使大多数学者甚至学生不敢贸然尝试哪怕在初等水平上处理关于亚洲的总问题。　　中国台湾的低地：在亚洲温暖潮湿的合适气候下精耕细作的手工劳动。亚洲最高产的农作物水稻通常要求像图中四人正在做的那样十分勤勉地手工除草，这种努力的回报是高产量。（Getty　Imges）　　但随着我们进入21世纪，亚洲作为超过人类世界一半的存在日益逼人地矗立在我们面前，它的社会和经济迅速发展，在世界事务的一切方面赢得了重要地位。西方人对亚洲的研究已经足够成熟，发表有关亚洲各个重要地区历史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既重要又可能，不这样做，就会使我们在新世纪的世界上准备不足，也会妨碍我们从任何对亚洲各个部分进行的比较研究必然得出的洞察和见解中获益。在能够做出有益比较之前，首先必须研究每个主要地区历史上出现过的某些事物。本书不仅试图对亚洲每个部分这样做，而且将考察它们从古至今的相似和差别，它们之间以及亚洲与西方世界之间的相互影响。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发表有关亚洲的学术著作和普及读物比任何其他国家多。美国的许多大学是世界领先的亚洲研究中心。然而不幸的是，就国民整体来说，美国人是不了解亚洲的，而且不了解的程度显然比世界上任何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更甚。有些美国人对欧洲有所了解，因为欧洲是很多美国人的出身地及很多美国文化的源头，但对地球另一边的亚洲的一般性了解则要少得多，有些人甚至毫无概念。然而从1970年前后至今，同亚洲的贸易量却是美国对外贸易中最大和增长最快的份额。亚洲的好几个国家有着全球最高的经济增长率，有些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强国。亚裔美国人也是美国人口中增加最快的部分。　　最重要的是，亚洲的文化和历史经验，从过去到现在，超过了人类经验的一半。如果我们继续忽视它，我们将会虚弱无力；如果我们想在亚洲起着日益重要作用的当代世界上扮演全球角色而又不愿对亚洲文化和文明有所了解，那我们就会招致可能的灾难。也许，对于拥有悠久历史且重视自己历史的亚洲来说，我们如果不了解它的过去，就不可能了解它的现在或未来规划。但是，了解任何东西的最强有力的理由大概是能够丰富学生们的生活；本书目的之一就是扩展读者的眼界，使他们人人因亚洲而更加富有。 古代的和旧石器时代的文化 人类的直系祖先看来肯定是大约300万年前在东非首先进化而成的，又经过大约100万年或更长时间后，这些被称为直立人的比现代人稍矮、直立行走、会用火和制造粗糙石器的人，已经扩张到了亚洲和欧洲。亚洲直立人的证据最早于1891年在爪哇（今属印度尼西亚）、稍后于1927年在北京附近发现，分别被称为爪哇人和北京人，两者的年代均为公元前50万年左右，尽管其他一些发现物似乎说明这些人在150万年前就已经广泛分布在亚洲了。后来，直立人遗存物又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和西北部的西安附近发现，其年代前者约100万年前，后者公元前60万年左右。大约在公元前30万年后，直立人与后来的类人动物融合。考虑到从那时以来的时间跨度和人种的混合，把这些生物看成古亚洲人的祖先而非整个现代人的祖先是不相宜的。他们制作带刃的石斧，大概是用于砍剁、削刮和挖掘。他们很可能是食人者，或者至少在某些仪式上吃他们同类死后的大脑和骨髓。　　从散布在亚洲、非洲和远抵不列颠的欧洲许多地方发掘出的直立人制造的手持石斧惊人地相似，外观相差无几。大约在公元前15万年后，一个叫做尼安德特人的新人种（名称取自德国尼安德特河谷，那里发现了这种人的第一处遗存物）兴起并在旧世界旧世界，指东半球，即欧洲、亚洲、非洲和澳洲，尤指欧洲。——译者欧亚大陆和非洲取得优势。　　在最后一个冰河时期，约公元前70000至公元前20000年间，直立人的主要后继者尼安德特人逐渐被我们称之为智人的现代人取代；从那以后，智人已经成为地球上惟一的人类居民。智人的不同分支之间的肉体差异相对较小，主要显现在肤色的深浅和其他一些外表特质如毛发的颜色和纹理、体毛的多少及次要面部特征上。由于这些次要特质极少能在死亡很久后仍可辨别，我们无法知道这些细微的人种差别是何时出现的。很可能，一直生活在日照强的炎热地带的人保留了大概是人类的原始肤色——可保护皮肤抵御骄阳暴晒的暗色——而长期生活在较冷或多云地方的人则慢慢演化出浅肤色，以最大限度发挥阳光对身体的有益作用，特别是合成维生素D。　　直到不久前，非洲、亚洲和欧洲——旧世界的这些地区之间仅有狭窄水面（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苏伊士湾），因而有时称为“世界岛”——彼此隔离主要是因为相距遥远及它们之间的沙漠和高山。大约自公元前20万年起，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非洲和亚洲人之间的肉体差别开始慢慢出现。这些差别，包括很多次级人群如最初来自东亚的因努伊特人（即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差别，产生于杂交和相互隔绝的地域差异。肉体的进化与人类的任何时间尺度相比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对每个主要种群来说，当代人与生活在刚刚有历史纪录的时代的人之间没有可辨识的差别。例如，保存完好的公元前2500年的埃及人或公元前2世纪汉代中国人的遗体，都无法与当代埃及人或中国人区分开来；而且在很多方面，包括作为证据的皮肤和毛发颜色、牙齿和骨骼结构、重要器官、脑容量等等，也无法与任何现代人区分开来。几乎可以肯定，对于生活在公元前10000年或更早的人，情形也必定如此。　　我们无需关心漫长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几乎同样缓慢的演变细节——人们如何生活及他们做了哪些创造。旧石器时代从大约100万年前或更早时开始，持续到约公元前25000年。在这个时期，人逐渐学会了使用火，搭建蔽身处或利用洞穴，用兽皮或毛做衣；他们慢慢改进了他们的石制工具，提高了捕猎的效率，造出了带石质尖头的矛枪。但是，公元前30000年后不久，进步的速度开始加快，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冰河的推进及随后的撤退所促成。在曾经位于公元前28000年到前10000年间冰河边缘地带的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发现的优美动人的石窟画，见证了这些壁画创作者的技艺和艺术想像力，以及当时高度完善的社会组织。北非、中东和季风亚洲在同一时期较晚阶段的岩画和石窟画，证明这些地方的发展是相似的。在此时期或之前，智人已经从旧世界迁徙到美洲和澳大利亚。在新大陆新大陆，亦称新世界，指西半球，即美洲。——译者发现的最早遗存物属于公元前20000年前后，但有足够理由认为，人类在公元前40000年或更早就可能踏冰越过了亚洲最东端与今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又几乎同时从亚洲大陆通过当时可能是完整的陆桥而抵达澳大利亚。　　随着冰河自约公元前20000年开始最后一次从欧洲和亚洲撤退，到约公元前3000年抵达当前地域，森林缓慢地取代了冰层及其边缘无树苔原。旧石器时代人捕食的猎物，如多毛猛犸，也向北迁移或濒临灭绝。环境的这些根本性改变，要求人类做出根本性调整，就像冰层推进时必须做相应的调整一样。有些群体发展出在森林中狩猎的新技术，包括弓和箭；另一些迁到沿海，主要靠鱼及甲壳类动物为生，发明了新的或改进了旧工具，如主要用骨做的缝合用的针和鱼钩。但意义远为深长而且更迅速的变化，开始在以我们现在称为近东或西南亚的地区为中心的较干燥的地方发生了。 新石器时代的革命（1） 新石器这个称谓有点用词不当，因为它字面上意味着精致石器的迅速改进或新品种的大量涌现。但是，虽然石制工具继续大量制造，但骨骼和粘土的使用已经日益增多，而到这一时代的晚期已开始用金属制造工具和武器了。革命一词用于农业的发端较为合适，因为农业首次使得能够建立永久性大村落、大量增加人口、积累剩余产品、随之又出现了书写的需要（部分目的是保存记录）、诞生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而带有拉丁语、希腊语和梵语词根的文明一词也应运而生。大约从公元前10000年到前4000年的几千年间（与旧石器时代难以察觉的发展速度相比，这是极其短暂的一段时间），我们称之为现代文明的大多数要素都已浮现。　　到公元前3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美索不达米亚，西南亚一地区，亦称“两河流域”，即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平原，在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境内。——译者和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城市已经有了官吏、收税员、祭司、金属制造工、文牍员、学校、住房及交通问题以及现代城市的几乎所有特征。圣经的《旧约·传道书》在约公元前200年就讲了一个我们今天可能发生共鸣的见解：“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圣经：旧约·传道书》，第1章，9…10节。这实际上是一个亚洲色彩极浓的见解。我们现在如此清醒意识到的变化其实是建立在仅仅两个世纪前由蒸汽机发端而在20世纪下半叶大大加速进步的新技术之上的。但是，人类，人类社会和他们的问题，则从大约5000年前建立第一批城市以来并无多大改变。　　约公元前3500年的俾路支陶器新石器时代农业和城镇建设的革命性变化，改变了卷入其中的一切人的生活。这一变化是在几千年的时间内完成的，它首先发生在近东，然后扩大到旧世界的其余部分；东亚以及更晚在墨西哥和秘鲁的类似变化可能是彼此独立的。新石器时代指的是一个发展阶段，它在西欧和世界其余部分的大多数地区来得较晚；澳大利亚或热带雨林等孤立地区，在18世纪后遭受现代西方人入侵时还停留在旧石器时代。　　考古证据表明，稳定农业的最早发源地有两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低地周围的西南亚高地，和东南亚大陆部分沿海及近海区。安纳托利亚（现属土耳其）南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伊拉克北部及伊朗西部，都发现了古代村落的明确证据。这些半干旱地区，冬季有一定雨量，干草原上生长着多种禾草，其中就有小麦和大麦的野生原种。这里还发现了约公元前10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锯齿状石镰刀，上面还能看出割这种带谷穗的草留下的光泽。稍晚年代的小量储藏谷物也被发现。从野外采集禾草或籽粒，到把它们种植在平整过的土地上并照管它们直到收获，这必然是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一开始大概只是偶尔为之。单独种植所需要的谷类作物的土地显然能提供远远高于野外采集的产量，但这些土地却要求仔细的管理，因而通常需要在有水源的固定地方建立永久性的农业村落。公元前10000年后不久就出现了石臼，说明那时已将谷粒碾碎（磨成粉），这有助于维持当时已经开始增长到超过狩猎和采集所能供养的人口。　　到约公元前7000年，出现了许多大的谷物储藏窖，以及用于储存谷物、运水和存水的粘土罐。到这时，栽培的小麦、大麦和豆类肯定已经进化成比其野生原种更高产的品种，这可能是种植者悉心选择的结果。绵羊、山羊和犬已经驯化，不再是猎物或狩猎帮手。一千年以后，牛和猪也进入驯化动物之列。有关这一发展过程可信的明确记录已经在近东很多地方找到，其中包括巴勒斯坦南部的杰里科、安纳托利亚南部的卡幼努和加泰土丘、伊拉克北部的杰尔莫和伊朗西部的哈苏纳和阿里库什等等。　　到约公元前4000年或稍早，农业技术已足够发达，人口也足够庞大，使得有可能扩张到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低地的周围地区以及后来再到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流域，而后者是模仿伊朗东部和阿富汗的古农业居留地建立的。所有这些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大多为沙漠或半沙漠，仅伊朗有少量分散的宜人绿洲。但是，那里的河流洪泛区因有肥沃的冲积土壤和很长的高温生长期，只要能用可控灌溉体系合理供水，则是潜在的高产地。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及印度河，因雨水和山区融雪水的流入而易发季节性泛滥。这种泛滥的破坏作用必须加以控制，持久稳定的农业才有可能。排水问题也必须解决，尤其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因两河在那里会合并通过原本是潮湿三角洲的地方一起注入波斯湾。　　大约同时，下埃及也需要解决灌溉技术问题。公元前4000年后不久，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会合处及尼罗河下游的乡村开始扩大成小城市。尼罗河下游的古城遗址已经被淤泥埋没，我们无从得知它们的名字或位置。但在美索不达米亚，可能比埃及略早，这些首批真正的城市包括了吾珥、尼普尔、乌鲁克和埃利都。它们的名字在保存在粘土片上的世界最早书面文字中都有记载。　　新石器时代的革命随着金属加工的发达及青铜工具和武器（这是不幸的）的生产而完成。不论是新世界还是旧世界，铜是最早得到加工的金属，因为有时能在地表上找到纯铜，而且不必精炼和熔化，就能敲打成相当固定的形状，尽管它不能形成锐利刀刃而主要用于装饰。约公元前4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将铜与锡和铅按不同比例混合的持续试验，生产了较硬因而可形成并保持刀刃的青铜。但应该记住，是农业剩余产品使得这种劳动分工成为可能，使一些人得以从事非农耕的职业，有更多空闲时间进行试验和完善手工业技艺，包括金属的熔炼和加工。耕作农田，砍伐树木，建设城镇，都要求有更好的工具，这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进一步的刺激。 新石器时代的革命（2） 可能是通过贸易媒介，农业和灌溉技术从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西部向东传播，最晚到公元前3500年，这两类技术已经在伊朗东部、阿富汗、俾路支及印度河流域边缘的很多地方得到充分发展，尽管新近确定古代原始农业村落的年代约为公元前7500年。到公元前3000年或更早，灌溉农业已在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的洪泛区完全确立，那里出现了季风亚洲由新石器时代乡村和小镇发展而成的真正的城市。印度河流域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大概是从西南亚引进的经过栽培的品系而非野生原种。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历史将在第4章叙述，那里将从有记录的历史而非史前故事讲起，也就是从大约公元前3000年到约公元650年的历史。 东南亚农业的发端 水稻几乎肯定原产于东南亚，它原本是孟加拉湾海滨或印度支那半岛几条大河流域的一种湿地植物。可能事出偶然，迄今在东南亚发掘的遗址表明，泰国北部和中部及越南北部是古农业丛集之处，后来的发掘表明农业发端于河谷边缘的高地，而在海滨及近海地区，则除了采集和最初的种植外，还补充以捕鱼和在固定水域捕捞甲壳类动物。有理由认为，这个有着无间断生长期和充足雨量、拥有野生原始水稻和多种热带块根作物及木本作物的地区，应该最早完成了从野外采集文化到田间种植管理文化的过渡。　　东南亚古代农业的发展大概以容易种植的块根作物为主体，因为在热带气候条件下只需把切片埋入地下即可。芋头和山药至今仍以这种方式在整个东南亚种植，而且能用最少劳动获得丰厚产量。但迄今未能找到它们古代起源的有力证据，更不用说确定年代了。水稻大概也是在这个地区的某处最早获得人工培植，但证据同样不完整且令人困惑。一切有机物在湿热气候下迅速腐烂，在1000年的长时间里，除了石头、金属、也许还有些骨骼和火烧后偶尔留下的木炭碎屑，其他任何东西无法幸存。　　现有的证据表明，大约到公元前8000年，或者可能与近东一样早，一个叫做和平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已经在现在的越南北部发展。这一文化留下的石制工具和其他遗存物说明，从野外采集到拥有永久性固定村落的原始农业的过渡已经完成，不过部分村落还要依靠甲壳类动物。对较晚的泰国北部遗址的了解较多，但同样由于潮湿地区有机物的腐败，年代确定仍极困难。目前对定居水稻农业的起始和首批青铜器估计的年代在公元前4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少数几样得以认证的食品遗物究竟代表着采集品种抑或栽培品种，对此仍有争论，这其中就有以压痕形态出现在从最古老地层发掘出来的已变硬的粘土罐中的稻米。鸡和猪、青铜工具和武器等的遗存物，还有在一个遗址上发现的大墓地，都肯定是农业支持了数量如此巨大、技术如此先进的人群。　　东南亚其他地方的遗址和与其关系密切的中国南部的遗址，有可能提供更坚实的证据。水稻农业在中国南部很多地方可能与东南亚任何地方一样古老。爪哇岛和邻近的苏门答腊岛（两地今均属印度尼西亚）部分地区的极肥沃火山土壤，有力地支撑了古代农业的起步。猪（不是那些分布更广的野猪）和鸡（最初的原鸡）都是东南亚大陆区土生土长的动物，也几乎肯定是在东南亚首先驯养成功。它们与同为原产东南亚并首先在东南亚驯养成功的水牛一道，从东南亚向西传到印度、美索不达米亚和欧洲，向北传到中国、朝鲜和日本。　　其他证据显示，小米可能是东南亚第一种实际栽培的谷类作物。稻米可从野外采集，以补充在热带生长较易且产量较高的块根作物。小米不是本地的，而是从中国西北部或中亚引进的，因而只能由人工种植。作为一种旱地作物或类似小麦的干草原禾草作物，小米更适于种在高原或地势较高的地块而非洪泛区。这可能有助于解释迄今发现的东南亚最早的农业遗址何以都在这类地方。显然，一直要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在可控灌溉技术获得发展、洪水受到防范以及水稻上升为最优势作物后，农民才开始越来越多地占据并日益集中在较低的河谷和三角洲。从那以后，这些地方已成为主要农业区。早先，水稻可能曾经侵入块根作物栽培地但被视为杂草，后来认识了它的潜力才加以栽培。而此前，块根作物芋头大概在整个农业中占优势，因为它是一种喜水作物，在那些每个雨季都形成积水浅坑洼的高地最先栽培成功。　　有关性别在史前时代的作用的证据非常少。在季风亚洲，同其他地方一样，社会看来也是从母权制开始的，仅当物质福利比较普遍，肉体力量起重要作用的情况下，它才被父权制取代（东南亚除外）。妇女看来是农业劳动的先驱，播种和田间管理都靠她们，男人则出外狩猎和采集。在东南亚，原始母权制模式一直保留到今天。 东南亚的居民和古代君主国（1） 东南亚大多数现代居民最初来自今日中国的地域，主要是中国南部，也许还有西藏，后来又有少数来自印度。这些迁徙开始于可能比新石器时代更早的数千年前。迁徙者可能与更早的东南亚居民或其他种族通婚，其中甚至包括来自更遥远南方的矮黑人种和其他人种。但是，在人种渊源和文化特征上，在菲律宾及新几内亚以西的印度尼西亚与太平洋及澳大拉西亚澳大拉西亚，一个不甚明确的地理名词。狭义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其属岛；广义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译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后者包括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由此往东的南太平洋上众多小岛——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后者甚至曾经包括了夏威夷群岛（到美国人及其文化深入该地区为止）。因此，作为一个文化地区，东南亚中止于印度尼西亚最东端的摩鹿加群岛，尽管印度尼西亚于1950年代占领新几内亚西部作为其领土之一部。　　虽然学者们尚未弄清准确的来龙去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与大陆相连的马来半岛，可能曾经有持续接踵而来的移民定居，它们被称为马来人，属于共同的文化及语言体系。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马来人的大多数操同一种但带有地方差异的语言，而菲律宾的多种语言也全都属于同一语系。从人种渊源及肉体特征来看，所有这些马来人总的说来都相似。马来人也可能曾经是整个东南亚大陆区古代占优势的居民，但在后来从中国南部及西南部迁入并成为缅甸、泰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主要居民的各类人群排挤下向南迁移。我们无法确定马来人的迁徙以及其后其他人群迁徙的年代，我们只知道两者都开始于书面历史记录前很久，也在中华帝国形成之前。　　东南亚大陆区在很长时期内接受了来自北方的多批迁徙者，他们几乎成了缅甸、泰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惟一居民，他们的语言都与汉语和西藏语有关，却与马来语或印度各语种无涉，尽管缅甸语和泰语使用引自印度的书写符号。这些人的迁徙可能在公元前2500年之前就开始了，并以分批突发式的多民族移民群的形式持续到公元13世纪。　　然而，也可能有些人在更早时期从东南亚大陆区向北移居到了中国。从文化和环境上讲，直到第一位中国皇帝在公元前221年把中国目前疆土的大部分统一为一个单一国家之前，中国南部与相邻东南亚的联系要比它与环境条件大不相同的中国北部的联系紧密得多。越南北部实际上曾经是一个包括中国东南部很大一片土地，而且在文化及语言上极不同于中国北部的古代君主国（见第5章）的一部分。鸡、猪、水稻和水牛，从它们的东南亚大陆区发源地向北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南部，这一切，直到相当晚的时期，都发生在一个单一文化区的内部。总之，缺少来自南方的这些基本要素中的任何一个，中国的传统农业是难以想像的；有些人和其他文化要素可能已经迁移到了北方。　　越南北部与中国东南部的相互接触，通过河流和越过不高的山脉而容易实现。直到约公元3世纪时，这两个地区在居民、语言和文化上没有或很少区别。　　缅甸和泰国逐步由来自多山的中国南部稍微不同的人群定居，但跨越目前行政边界的相互交往一直延续到不久前。前文已经指出，农业和青铜技术很早就在东南亚大陆区和毗邻的中国南部得到发展，这一技术传播到了整个目前成为印度尼西亚的地方，但我们没有这一时期是否修建过真正城市的证据。书写，这个我们所指文明的另一要素，也从约公元前2世纪开始，由印度传播到除越南北部外的整个东南亚，这是更大规模佛教和印度教及印度文化其他要素向外传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借助了贸易媒介（见第4章）。越南北部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保证了中国书写方式和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在那里占优势。到了真正有据可考的东南亚最早国家或王权时代，这些国家或王权已经彻底印度化，而越南北部则中国化了。但在基本社会文化方面，与文学、治国方略、上层阶级艺术及天启宗教天启宗教，以神的启示为信仰基础的宗教（区别于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宗教）。——译者的较高水平相比，东南亚却保留了远为古老而独特的地区特质，包括妇女的较高地位、村庄组织模式、财产继承方式、价值观念、大众艺术形式、民间宗教等等。　　最早有记载的东南亚王国看来主要以贸易而非农业立国。东南亚实际上是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横跨亚洲内部主要海上贸易通道的一系列半岛和一串串岛屿（多岛海）。我们所知的本地区最古老国家大约于公元2世纪出现在今马来半岛狭窄腰部，即今泰国南部和马来西亚北部一带，正是东西方海上贸易需要通过地峡搬运货物的地方。（考古证据表明，一些更小的国家可能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经形成。）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大河流域、平原和三角洲更富庶的农业资源托出了更强大的国家，其中包括在河内附近入海的红河流域及三角洲建立的越南王国，及其他族群在今越南中部和南部的安南沿海平原及湄公河三角洲建立的扶南王国和占婆王国（中国称林邑）。 东南亚的居民和古代君主国（2） 根据中国的记载，所有这三个王国到公元3世纪前已经稳固确立，尽管扶南王国据说是在一位印度婆罗门教徒领导下于公元1世纪成立的。扶南王国成了东南亚最伟大的国家，控制了大陆区的很大部分，直到4世纪中叶被国势日强的占婆王国取代。扶南和占婆都是印度化的印度教王国，都修建了有围墙的大城市，都要依赖所控制的海上贸易。占婆在南方一直居统治地位，并将它的控制向西扩张到今柬埔寨及泰国南部，直到15世纪占婆人才最终被长期向南推进的越南人所败。在此之前，他们曾因8世纪初高棉帝国的兴起而被迫迁移（见第6章）。　　如前所述，来自中国南部一批又一批迁徙者已经定居缅甸，到公元前3世纪或更早，他们与毗邻的印度建立了紧密联系。这些迁居者采纳了高度发达的印度文化的很多东西，包括佛教、书写方式、法律体系和艺术形式，同时又与东南亚其他地方一样，保持了他们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最晚到公元4世纪前，印度化的王国已经出现在伊洛瓦底江流域，这是缅甸的主要核心地区。公元849年，第一个有详细资料可考的王国建立，定都蒲甘；它统一了今缅甸国的大部分并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与缅甸古代诸王国一样，蒲甘是一个奉行佛教的君主制国家，也仿效古代王国修建了佛教塔式寺庙和城市，所有这一切的基础，都是伊洛瓦底江流域高效水稻农业提供的剩余产品。从中国南部不断南下的泰人不时给缅甸诸王国带来破坏性袭击，但泰人的主要攻击目标是高棉帝国，到15世纪前已将它基本打败。从13世纪起，泰王国在至今仍是泰国核心地带和农业经济中心的昭披耶河下游流域建立。 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直到进入近代之前，马来亚的大部分地方依然人烟稀少，也缺少它自己的重要文化和政治传统。它的居民分散在一些相互隔离的小邦，都未曾修建过任何真正的城市或者哪怕是纪念性建筑。马来亚西部沿海地区曾被以近邻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或邻邦泰国为基地的多个帝国吞并或统治，并主要被用作经由西海岸的贸易基地。　　有详细证据的第一个印度尼西亚国家是室利佛逝帝国，其基地在苏门答腊岛东南岸的巨港，它从那里控制海上航道和商队通路，包括马来亚的港口。室利佛逝兴起于公元7世纪，统治该地区直到蒙古入侵的13世纪。爪哇岛的夏连特拉王朝曾于8世纪夺得室利佛逝的统治地位，甚至一度占领过占婆和越南，直到被日益强盛的高棉帝国驱逐。其他一些印度化王国统治过爪哇岛中部和东部。这些古代的和中世纪的东南亚国家在第6章有更详细介绍，然而我们对它们的起源却知之甚少。佛教、印度教和印度的书写、艺术及文化形式，从公元1世纪前后或更早开始在今印度尼西亚全境传播，但关于室利佛逝王国兴起前该地区的印度化王国，则仅有含糊的提及。新的研究表明，爪哇在同印度发生联系之前就已经发展了它自己的艺术文化，包括独特的印度尼西亚风格器乐大合奏（有锣、铃和鼓的乐队）、木偶影子戏和把棉布染成复杂图案的蜡染。　　中国同菲律宾的贸易联? 亚洲史 第 3 部分阅读 绺衿骼执蠛献啵ㄓ新唷⒘搴凸牡睦侄樱⒛九加白酉泛桶衙薏既境筛丛油及傅睦尽！　≈泄坡杀龅拿骋琢悼赡芊⑸诠?世纪前的唐代，但没有详细记载，而且看来对菲律宾的影响甚微。那时菲律宾各岛的居民虽然全属马来族，却分散在极多的小族群或部落中。菲律宾多岛的地理条件，再加上多山和茂密森林，这些族群和部落是彼此隔绝的。包括书写在内的我们称为文明的许多要素，在西班牙人于16世纪到来之前，几乎完全未曾进入这一地区。 史前中国（1） 中华文明的出现以黄河流域华北平原考古发掘提供的佐证最为翔实。但是，由于东南亚的农业和青铜技术的起源可能更早，而东南亚与中国南部早在中华帝国兴起之前就在人种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联系，因而中国中南部的发展看来也极可能比中国北部来得早。水稻、猪、鸡、水牛以及青铜器，应该已经从东南亚起源地，首先循着发源于广州地区北缘几条向北流的长江支流，顺利完成了向北方的早期传播。广州地区在文化上曾经与今越南北部的古南越（越语为越南）王国关系密切，而从约公元前3世纪或更早起，在政治上更是它的一部分，南越王国有两个都城——河内和广州，两地有共同的语言、人种特征和生活方式。　　青铜时代：青铜武士塑像，属于约公元前400年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Girudon/rt　Resource；　NY）　　华南的考古证据远不如华北的丰富，其原因与东南亚缺乏考古证物相同：高湿度、高雨量和高温度迅速分解了有机遗存物。南方的考古研究确实比北方少，未来的发掘有可能改变目前认识。1949年以来发掘的几处遗址，已经揭示华南和华中好些地方有过先进农业、青铜器制造和城市建筑的证迹；这些遗址远达长江流域北缘，与华北发现的文化特质相异的遗址几乎同样古老。年代确定相当困难，最古老遗址的估计年代范围是公元前5500年到前4500年。遗址主人种植经过培育的水稻，饲养猪和水牛。华南发掘的遗址太少，即使确有证据，也不足以说明以培植块根作物为主的更早期发展究竟如何。　　四川盆地以北和长江下游流域以北，基本上是黄河及其支流的洪泛区；相对而言，这是一个雨量有限而不定、冬季长而寒冷的半干旱地区。在这些方面，它与最早将野生小麦和大麦人工培植成功的西南亚古农业摇篮无大差别。华北农业的一大优势一直是它那半干旱地区常见的极肥沃的土壤，即风吹来的厚厚的尘埃沉积层，叫做黄土，其中相当部分被河流卷起并重新沉积。只要有足够水，耕种是容易的，而且土地肥力几乎用之不竭。基本无树的平原易于开发成农田和运输剩余农产品或其他货物，具有与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及印度河流域同样的优势，尽管淤积严重的黄河不太利于航运。　　华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生产的陶器可能与东南亚同样或甚至更加古老。日本出土的碎陶片年代为公元前8000年左右，它不太可能比大陆的更早。制造陶器表明有储存剩余农产品的需要，因而至少说明农业已经起步，但与其他地方一样，华北农业的出现无疑也是从更早的野外采集和狩猎经长期缓慢演变而来。华北古代主导的或者也许是惟一的农作物是小米，它同小麦一样是一种耐旱的干草原禾草，可能原产华北，并最迟在公元前4500年或早至公元前5000年在那里培育出两个变种。对小米的依赖说明华北的农业是独立发展的，并非从华南或东南亚引进。　　一个重要的华北古代遗址已在今西安附近的半坡村发掘出来，这是最晚为公元前4000年的一个规划完好的小村落。它的居民种小米，养绵羊、山羊和猪，补充以淡水鱼和野味。水稻和水牛要到约公元前1500年，当它们的基本用途在南方得到证明后，才大量传到北方。水稻引入北方迟缓，主要原因是它对水的要求苛刻，而并非北方寒冷的冬季和较短的生长期。最早从野生原种培育出的水稻品种适于温暖气候，随着种植区向北延拓，选出了一些适合较低温度和较短生长期的品种，也就是后来传到朝鲜，尔后又从朝鲜传到日本的品种。　　半坡遗址和多数其他古代北方遗址都在离黄河洪泛区主体相当远的黄土高原。同其他地方一样，必须能有效控制水，主要农业区才能转移到河谷和三角洲。在华北，这一转移可能开始于大约公元前2000年之前，但在随后的1000年里却似乎未能达到应有的势头。到这时，即公元前1000年前后，小麦开始夺取小米在北方原有的优势地位，并以水稻和大麦作为补充。现在，水稻灌溉已经可用河水、汛期雨水和浅井水。小麦和大麦并非东亚原产，因而必定是在公元前　4000年到前1000年间某个时候从西南亚传入，成为已经独立发展起来的农业体系的一部分。　　半坡人属于所谓彩陶文化又称仰韶文化的早期，名称“仰韶”源自该文化主要发现地河南省的仰韶村。仰韶文化持续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然后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其他文化融合，形成第一个有文字、城市和金属工具的文化，即商王朝的文化。彩陶表面覆以精致几何图案，色红或黑；器物大小形状相差很大，在窑中烧制，但制作时未用陶轮。彩陶文化原始地域从西北的甘肃向东进入河南，即与另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黑陶文化在地域上重叠。黑陶文化又称龙山文化，名称“龙山”源自该文化主要遗址所在地山东省龙山镇。黑陶文化地域东抵海滨。在此时期，华中和华南由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占据，已如前述，它们都生产了独特的彼此相异的各类陶罐。黑陶制品的质地精细、造型优美、用陶轮加工且在窑中烧至温度超过摄氏1000度。不论黑陶还是彩陶器物，都未显示出与美索不达米亚或印度河文明的陶器有任何关系。这两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华文化仍使用石制工具，包括精细加工并抛光的箭头和一些更小的骨质工具如针、鱼钩等。 史前中国（2） 大约到公元前2000年，与彩陶文化部分融合的龙山或黑陶文化已经在建造越来越大的更像小镇的村庄，生产华北最早的青铜装饰物和武器，它们大概基本上只用于礼仪目的，因为未曾发现此时期的青铜工具。很多居民点周围有用压实土坯逐层垒起的厚墙，这是后来中国史著有记载的沿用了数百年的技术。较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建有青铜铸造场，生产精致黑陶器，其品质和形制与历史上肯定存在过的第一个王朝，即兴起于公元前1600年前后的商王朝的陶器十分类似。确实，商王朝早期都城之一的隞，也作敖或嚣。——译者，就建在黄河洪泛区今河南省郑州市西北附近一个晚期龙山文化小镇的地基之上。　　另一个将晚期龙山文化与商代联系起来的根据是占卜用的动物骨骼，即所谓的卜骨。占卜说辞所依据的是骨骼在火上加热时产生的裂纹。然后，将问题，有时则是请求，刻到骨上，可能部分目的是作为一种记录。因此，从华北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到历史记录的出现，是一种明显的继承，而商则是现有历史记录确认的第一个有文字、有城市的中国文明。我们只能推测，同样先进的发展可能已经同时或更早在长江流域和/或华南发生了，而商在黄河平原较为突然的出现也许在相当程度上受惠于更遥远的南方的创新。看来十分清楚的是，中国北部和南部文明的崛起，即使有也很少受惠于西南亚、美索不达米亚或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发展。中国大概未曾与那些地方有过交往或接受过那里的任何东西。小麦、大麦、紫花苜蓿、驴、马以及马拉战车，要到很久以后，在公元前1800年到前600年间，才传入中国。商王朝的历史及统一的中华帝国向南方的扩张，将在第5章讲述。 朝鲜和日本（1） 小米为主的农业，加上驯养的猪、绵羊和山羊，约于公元前2000年从中国北部传播到朝鲜，尽管有些年代存疑的证据说明，早在公元前5000年，汉城附近的汉江流域已有小米种植。后来，水稻和青铜技术经由华北进入朝鲜，对此，约公元前1100年商王朝灭亡后涌来的难民可能起了作用。通过有目的地选择培育较耐寒水稻品种大概在朝鲜继续进行。朝鲜人的祖先是从北方经由满洲迁入的，其原始故乡大概在今西伯利亚和独联体东北部某处；而且这种迁徙一直继续到以后有记录的历史时代。关于这一点的最明确证据是朝鲜口语，它与汉语无关，属于东北亚的所谓阿尔泰语系。　　古朝鲜人是部落人，以渔猎和采集为生，也制作了技术先进的陶器；后来，农业出现以后，用石料建造了常用土覆盖的大型地上墓室。随着他们的文化开始向农业靠拢，兴起了永久性的村落和小镇，出现了可能引自中国北部的青铜武器和装饰物。朝鲜的传说将朝鲜国的建立年代定为公元前2333年，其统治者乃神与人形母熊的儿子。即使这一说法有某种可取之处，其年代也显然太早。另一个故事则说，中国商王朝灭亡后，一个王室难民建立了朝鲜国。这似乎也不可能，却颇为可信，因为它至少与商文化和技术的很多要素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传入朝鲜的事实相符。　　到公元前3世纪，炼铁技术从中国传入朝鲜。都城在今北京附近的中国边境王国燕显然对满洲南部和朝鲜北部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公元前2世纪，汉王朝的一名失败的反叛者逃到朝鲜，于公元前194年建立了一个中国化的国家，统治着朝鲜半岛的北半部。它的名字也是朝鲜，国都平壤，即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汉武帝（见第5章）于公元前109～公元前108年征服朝鲜国，将朝鲜半岛中部的更多疆土置于自己统治之下。在汉王朝于公元220年灭亡之前，大部分中国驻军已经撤走，而从公元220年起，朝鲜成了一个或多个独立国，因为它在很长时期内分裂成相互竞争的王国。　　虽然汉王朝统治期间移居朝鲜的侨民后代在朝鲜北部幸存下来，并继续传播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到公元4世纪，他们已被朝鲜的敌对者或部落族群压服，这与后来不列颠和北欧的罗马人定居地因日耳曼人、高卢人和不列颠人部落崛起而基本消亡十分相似。然而，与欧洲一样但在更大程度上，来自一个公认的优秀文明的影响在朝鲜以后各个历史时代一直继续着。与古罗马帝国不同的是，在公元7～18世纪，中国人在唐、宋、明、清诸王朝多次成功地重建了他们的帝国，恢复了他们灿烂文化的活力。历代朝鲜国家，在维护其政治独立的同时，公开谋求采纳许多中国文化要素，并始终将其颂为楷模。汉代中国的统治结束后，朝鲜出现了三个充满活力的王国；它们的历史以及它们之后朝鲜国家的历史，将在第8章叙述。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由四个主岛和许多小岛组成，离朝鲜最近的小岛也在120英里以外——保留了它独具的特点，它的文化是大陆文化的独特变种。孤立和褊狭既保护了日本在1945～1952年美国占领前一直未受到外国控制，又延缓了它古代文明的发展。与朝鲜人一样，现代日本人可以追迹到来自东北亚或西伯利亚的迁徙者。他们讲一种与朝鲜语相近而与汉语无关的阿尔泰语。他们与朝鲜人差别极微，直到多批移民在公元前300年到公元200年之间陆续进入日本后，情况才有所改变。我们对于这些迁徙所知甚少。另一些原已居住在日本列岛彼此无关的族群已通过婚姻被同化，日本人迁入后少数幸存者则被赶到北方。　　远早于这一时期，可能也有来自中国南方、东南亚马来地区甚至南太平洋的人进入日本，他们当然也带来了文化影响，不过这一切已经难以考证。至少在4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文化曾在日本广泛存在，它们与亚洲大陆的文化很少差别。根据现有考古证据，大约到公元前6000年，各种不同形式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在日本繁荣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叫做绳纹文化。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准确知识太少，但似乎绳纹人自己内部就有很多差别而且常起冲突。有些族群约在公元前300年可能已经开始从事初步的农业。大多数绳纹人制造带草绳印迹的陶器，居住在竖穴式蔽身所，从事狩猎、采集和捕鱼；换言之，他们看来已经与中国北部半坡人同样先进，而且可能稍早达到了这一水平。但绳纹人只是日本人的非常间接的、部分的祖先，因为我们已经指出，日本人是从北亚经由朝鲜迁入的晚得多的外来者，尽管他们已经部分地与日本原住民融合。　　绳纹文化从公元前3世纪起逐渐被一种叫做弥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文化取代。弥生人使用陶轮，种植水稻，实行灌溉，并开始用青铜器和铁器，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从发展较早的中国经由朝鲜进入日本。弥生遗址出土的几枚中国钱币和抛光青铜镜证明当时两地间有贸易。与龙山一样，弥生青铜器看来是装饰或礼仪性的；迄今发现的极少几件武器过于纤细，不太可能是用于搏斗。到公元3世纪，弥生人开始在重要人物墓上建大土丘，大概是从朝鲜人那里学来；确实，弥生文化的许多方面，还有弥生人，可以十分准确地看成搬到日本的朝鲜文化和朝鲜人。 朝鲜和日本（2） 约公元前500年的日本绳纹时代陶人。陶器仍然较粗糙，制作时不用陶轮。陶器上的印痕是用不同方式编结的草绳绕在未干燥的粘土坯上然后烧制而成。类似的绳纹器皿在亚洲其他地方的新石器时代也有制作。（The　Grnger　Collection；　New　York）到公元5世纪，出现了铁刀剑和铁盔甲，它们都与朝鲜的相似或雷同，在一些墓中发现的镶宝石王冠及其他装饰物亦无不如此。住所已经高出地面，农业因使用铁工具而更高产，陶器也变得更硬，烧制更精细，与弥生时代早期陶容器及程式化粘土人形大不相同。现在可以把本州和九州两岛的居民合理地称为日本人了，他们已经达到比他们早2000年的中国商王朝和早1000年的朝鲜的技术水平。日本仍然没有书写文化，我们也未能找到存在过真正城市或出现过真正国家的证据。　　日本最早的书面记事用的是汉语，编写于公元3世纪，描述的是经由朝鲜的路线。这些记事说，日本人是农夫和渔民，生活在一个等级森严、安分守己的社会中——这似乎应该得到中国认可才行。全国被分成100个王国——也许称为“氏族”更合理——每个王国有好几千户家庭。最早的日文书面记事是采用中国汉字的《古事记》和《日本史》，它们的记述年代分别始于相当晚的公元712年和公元720年。两部记事都是虔诚而又常显矛盾的神怪故事（尤其是古代的）与一些对较晚事件纪实性描述的混合物，而且两者都细述了日本列岛如何由神创造的故事。后来另一个神作为日本第一个天皇降临尘世，据说他的孙子或曾孙于公元前660年在京都地区建立了日本国，不过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指出，日本人的主要祖先就是再过400年也还未到达日本！　　比较可信的是，到公元5世纪后期才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的日本国，它的地域以京都…大阪为中心，古代氏族组织基础逐渐让位于它，尽管国家政权似乎仍然需要依靠家族关系，地理上也局限于奈良…京都…大阪地区的大和。“大和”就成了这个国家的名字，后来又成了全体日本人的总称，日本人从此自称大和民族。大和国的统治者一开始就叫做天皇，大概是模仿事事奉为楷模备受赞颂的中国制度沿用的皇帝。据称，天皇是直接从太阳女神天照那里降临人间的，这又与以人为中心的中国世俗体系不同。《古事记》和《日本史》极富想像地将日本历史向远古延伸，为的是赋予日本文明一个像中国那样的悠久传统和由此而生的对它的尊敬。天皇既是世俗事务又是精神世界的统治者，他统辖对太阳女神和对自然力的礼拜。后来，对自然的崇拜演变为神道教，但它从来不是一个充分发展的宗教，也没有形成有条理的哲学或道德准则。　　来自朝鲜的移民持续到公元9世纪。直到公元6世纪，日本人在朝鲜东南岸保留了一个据点，以帮助移民的转运，同时也象征着将两国隔开的对马海峡两边部族之间某种联盟。在日本，大量朝鲜人居住在他们看来已经占优势、或至少在日本上流社会中相当显赫的地方。在公元815年编写的一部家谱记录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日本贵族声称自己拥有象征荣耀的朝鲜或中国家世。朝鲜不但更为先进，而且是获得中国知识和技术之源。朝鲜人在日本不仅仅跻身贵族之列，他们也是熟练手工工匠、冶金专家和其他行业技术专家。　　对马海峡两岸居民不时发生的相互袭击或侵犯持续了数百年，但到公元5世纪时，这种暴力相向归于消失；留在日本的人开始从他们邻近朝鲜的九州岛原基地向北迁移，在本州主岛建立了较大的居留地。如前所述，奈良…京都…大阪地区的大和平原核心地带成了公元5世纪前大和国的诞生地；大和国当时关注的焦点是要在那里维持大约1000年，尽管直到1868年才将首都迁到东京。这些新的外来者首次到达之后几百年内，与当地各氏族原住民通婚，其中包括了当时可能占据日本北方大部分地区的体格特征大不相同的阿伊努人。在几个世纪内，阿伊努人地域的前沿就在京都北边不远处，但他们逐步被同化，或被逼向北方迁移，目前聚居在最北边的北海道岛保留地，已经衰落成一个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　　佛教似乎是在公元6世纪从朝鲜传入日本，它进一步带来了中华文化和朝鲜文化要素。但这种影响的速度和范围，随着中国唐王朝于公元618年崛起而大大加强。唐王朝模式新文化的繁荣强烈吸引了日本人。当时，日本人已经通过自身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为从基本属于氏族型的无文字阶段进入中国式文明做了更多准备。从7世纪初开始，日本相继派遣多批使节前往唐王朝的中国，坦率宣称要带回能够学到的有关中国模式的一切，包括书写和城市建设。于是，日本就在这一相当晚的时期进入了真正文明的历史阶段。这些都将在第8章介绍。 印度教（1） 印度教大概是全世界所有主要宗教中最古老的，今天仍以其超过8亿的信徒而充满活力。世界所有主要文明中，印度的宗教色彩最为浓重。印度教很难定义，何况宗教成分又很难与更一般的文化习惯区分开来。种姓制度就是最好的说明，这是印度教实施的一种制度，但又为南亚穆斯林、基督教徒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印度所在的南亚通常称为印度次大陆，它包括现代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在现代前时期，这一地区也常常径直叫做“印度”。遵守，因此可以将它作为一种非宗教制度从印度教分离出来，并把它看成对常处于分裂状态的社会规定某种强制性秩序的手段。（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制度的种姓将在第3章论述。）　　种姓的职能单位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亚种姓”，或查特，其结合纽带通常是职业、只能同本查特成员通婚的内婚制以及禁止与其他查特成员分享饮食的同一查特共食制。宗教信仰优先于种姓，这又一次强调了种姓的非宗教本质。萨图，即印度教圣人，永远高于种姓。同其他任何重要文明相比，印度教的圣人和其他神秘主义者长时间居于重要得多的地位。种姓曾经是维持族群一致性的根本和族群力量之源，但随着印度日益工业化、城市化和世俗化而迅速衰落，尽管在占人口多数的乡下人生活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印度教的教义和经籍　　这是一位现代的萨图（或圣人），他已经退隐，靠乞讨食物为生。他站在印度南部一座寺庙的雕带前。（Stell　Sned；　New　York）印度教常被说成是一种生活方式，此话不假，但无助于我们了解它。印度教没有创立者，也无类似古兰经、新约或佛学经籍那样惟一的教义经书。印度教部分地由印度河文明诸宗教演变而来，其中包括了对现在仍为印度教主神湿婆的崇拜。雅利安人带来了他们自己的部落之神，其中有战神因陀罗和火神阿耆尼。几个世纪后，到撰写出最早经籍《吠陀经》之前，吠陀教已经是哈拉帕、雅利安和达罗毗荼（印度南部）等多种成分的混合。达罗印度教创世观毗荼成分可能包含了主神毗湿奴的主要人形化身之一的黑天神；黑天代表温顺和同情，他出现时总是身涂蓝色或甚至黑色，被人称为“那个黑人”——因而猜想他出身于达罗毗荼达罗毗荼人，印度地理人种的一个亚群，主要由印度南部讲达罗毗荼语的居民所组成，其显著体征之一是皮肤色素比较浓重，因而猜想体色较黑的黑天神出身于达罗毗荼。——译者。　　《吠陀经》是世界最古老的宗教经籍，至今仍用于礼拜仪式中。它们是在约公元前1500年到前600年间次第编成的，起初口头传讲，后编写成一套用于献祭的圣歌、咒语、仪式和神秘诗。《奥义书》是年代最晚的《吠陀经》，成书于公元前7世纪，主要探讨宇宙的本质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其中包含了微妙的具有印度特征、却与古雅利安人格化的诸神相去甚远的玄学成分。在《奥义书》中，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被视为领悟贤哲和通向永恒真理的主要途径。　　《奥义书》还论述了善良与邪恶、法律、道德和人类的责任，常被当成经典印度教的核心。但印度教的主要伦理经籍则是晚得多的《薄伽梵歌》（公元2世纪），它讲的是阿周那王子面对由他曾经爱戴和尊敬过的朋友、亲属和老师们领导的叛乱时的故事。阿周那的事业是正义的，但他不愿意同那些与他关系如此亲密的人战斗并杀死他们。他站在战车里，与充当他的驭手的黑天大神交谈。黑天晓之以理，谓肉体之死不代表灵魂之死，因而无关紧要。任何个人的一生，重要的是责任和依责任采取行动，而不考虑个人得失。每个人有他或她自己的社会责任和角色，德行就在忠实履行这一规定的责任之中。　　这就是法的观念，就是要无私地履行自己的世俗责任，包括对种姓制度的遵守。阿周那是统治者，因而要遵守统治者的法，包括为提高自己正当权力而战斗的责任。其他社会角色各有其自己的法，包括较低种姓者服务于并服从于较高种姓者，以及适用于学生、妻子、父母等等的规则。业是人的行为的结果；忠诚于自己的法，就产生好的业。因此，德行带来奖赏，恶行必遭恶报。这里包含了很多人类的普遍智慧，但它也明确地维护现状，同时又在某些情况下宽容暴力。因此它受到甚至印度教领导人物的严厉批评，并在很多方面同印度教的其他教义不一致，尤其是不害，或非暴力和尊重一切生命。圣雄甘地认为《薄伽梵歌》与不害没有冲突，并把阿周那的故事看成不过是对责任的强调而已。　　印度教渐次吸收了各种不同的思想、经籍和习惯，将它们合并成某种过分强调赋予祭奠仪式以真正灵性的东西。但法和业的学说，就像默想和禁欲主义传统那样，一直是印度教的根本，曾经促进了印度教著名教义——宽容——的创立。一切信仰和一切禁欲戒律——一切宗教和一切对神界真理的追求——都有着同一目的，而神界真理是普遍适用的；通向它的道路当然多种多样，就像各人的法各不相同。甘地在谈到基督教传教士时说过，他对他们的布道并无异议，但他确实希望他们对于他们公开宣称的法更加诚实些，即要成为真正的基督教徒。　　转世 印度教（2） 可能起源于哈拉帕的转世及灵魂不死之说，在吠陀时代晚期重新出现，并成为印度教更深一层的基本组成部分。凡人一生中产生的业，决定了他的灵魂下次转世重生时，究竟是成为更高等或更低等的人，还是变成一头兽，或甚至一只昆虫。特殊的虔诚、默想、禁欲和对永恒真理的理解，可避免转世的生命轮回；这样境界的灵魂避开了这种轮回而达到超脱，这并非有形的升入天国，而是精神上与神或天地万物重聚的极乐。借助凡人肉体的不死灵魂，凡人的生命可以包含一个具有神的不朽创造力的永生幽灵，而灵魂则能够再生或转世。　　转世的信念加强了印度教尊重一切生命的情感。一个人的亲戚或祖先也许已经再生为一匹马或一只蜘蛛。从哈拉帕时代以来，牛得到特别的尊敬，这是由于它们的基本用途及母牛产奶造成的创造和母性象征。公牛自然象征着耐力和男子汉气魄（与地中海文化一样），母牛则以其有光彩的大眼睛而象征温柔。但对印度教来说，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任何生物都是显示神的存在的伟大生命链条上的一环。因此，虔诚的印度教徒都是素食者，除最低等种姓外，所有人都特别要避免吃牛肉。牛奶、凝乳、酥油、酸奶等等，都只用于宗教献祭仪式上。　　进入吠陀时代晚期（约公元前600年）之前，印度教的万神殿已由三位一体的毗湿奴、湿婆和梵天统治，他们都是至高神，都是造物主。随着印度教继续合并地区性及民间宗教神祇和传统，出现了五花八门、有各自的信仰和信徒的神祇配偶、神祇肉化身和小神祇的令人为难的局面，包括：仁慈的象头神，是湿婆和他妻子雪山神女之子，有象形头；象征忠心和力量的猴神哈奴曼；智慧和学识女神娑罗室伐底；黑天；毗湿奴之妻吉祥天女，兼财富及世俗功绩女神；还有始祖女神迦梨（又叫时母）或杜尔迦（又叫难近母），都是湿婆配偶的形象或其较阴森外表的女性等同物，有时称为死亡及疾病女神，但同湿婆一样，人们，尤其是妇女，也祈求她的帮助。　　湿婆成了最广受崇拜的大神。在人们心目中，他既是创造之神，又是毁灭之神、收获之神、丰饶之神、宇宙舞神以及瑜伽信徒（瑜伽功及苦修的实行者）的主神。他还主宰人的生和死及天才的繁衍，被人们与其他宗教的类似神祇并列，包括代表苦难（钉死在十字架上）和永恒生命的基督。在其他一些宗教中，用人做祭品作为祈求生命复活的手段；献祭的遭难者将生命让给他人，或献出生命为他人祈福。印度教承认这一观念，因为它把死亡看成生命的一个当然部分，并通过湿婆和迦梨女神的形象庆祝它。　　与佛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古代伊朗的主要宗教，传说为伊朗人先知琐罗亚斯德所创，流行于古伊朗和中亚细亚一带，现存于伊朗偏僻地区并盛行于印度境内帕西人中间。该教教义认为，宇宙间有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两种力量在斗争，善和光明终将战胜恶和黑暗，而火是善和光明的化身。其主要仪式是礼拜“圣火”，一切重大的祭奠祈祷都要燃起圣火。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称袄教、火袄教或拜火教。——译者一样，印度教接受邪恶的存在，愿意忍受比其他宗教更多的世俗痛苦，承认人——它们自己就是善与恶、爱与恨、悲与喜、低贱与高贵、自私与利他的混合——必须服从自己的本性和宇宙的本质。因而，印度教的主要男女神祇同时代表着毁灭者和创造者两个方面，既制造痛苦，又带来福祉，是本来面目的宇宙的真正代表。因此，大多数虔诚的、尤其是有文化的印度教徒，基本上都是一神论者，强调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和超乎类人神灵之上的惟一创造本原的尊严。即使没有宗教信仰，没有通过信仰、默想和对永恒真理神秘理解的各种中间媒介，也可能找到通向创造力和宇宙真理之门。正如印度教箴言所说，“神虽惟一，名号繁多，惟智者知之。”印度教的改良主义流派耆那教和锡克教（分别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14世纪后期）都崇奉一神论，就像出身于印度教的佛陀从印度教导出的佛教教义的万能真理未被赋予人格化身份一样，也与纯印度教的情形一致。与圣徒崇拜或其他崇拜的民间基督教不同的是，这一情形也适用于纯基督教。　　印度教从未规定过一成不变的与基督教或犹太教相当的统一礼拜仪式。虔诚的印度教徒天天在每个印度教家庭都备有的简陋祭坛前背诵规定的祈祷文，他们可能频频到印度无处不在的由叫做祭司的人照管的某个寺庙中祈祷或捐赠食物和鲜花。但不存在固定的刻板的仪式，没有固定的圣职委任或教士职务，也没有专门的类似基督教的星期日、犹太教的安息日或穆斯林的礼拜五那样的宗教节日供人礼拜。在宗教仪式中，担任专职书记员，和主要由梵文写成的吠陀经及叙事诗的朗诵员的人，都是最高等级婆罗门种姓成员，他们也是丧礼、婚礼、成年礼和代人向神祈祷的惟一执行者。这些无疑都是祭司的职能，然而并不要求执行人必为俗人与神灵之间的中间媒介。所有印度教婆罗门成员都不是祭司，虽然印度教祭司管理寺庙并接受供品，但他们远非基督教或犹太教那样正式任命的职务。　　印度教的节日也不少，其中大多数的文化色彩与宗教色彩一样浓厚，比如秋季的排灯节排灯节，印度重大宗教节日之一，为期五天，相当于现在通用日历的10月下旬。此节供奉财富女神吉祥天女，在孟加拉则供奉女神迦梨。——译者和春季的好利节好利节，印度教的春节，即公历2、3月间的望日。该节富于纵情狂欢的特征，届时人们不分种姓、性别、社会地位和年龄，力求尽欢。——译者。还存在到著名寺庙和圣地朝觐的古老传统。看一看现代印度节日和朝觐，就会对乔叟乔叟（Geoffrey　Chucer；约1342～1400），英国莎士比亚时代以前最杰出的作家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在晚年所写的长诗《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叙述了朝圣者骑马从伦敦前往坎特伯雷城朝拜殉教圣人的圣祠的情景。——译者时代英国和中世纪欧洲的西方大多数人满脑子宗教观念的情形有所了解。2001年，在恒河中游阿拉哈巴德举行的12年一次的无遮大会无遮大会，印度最盛大的河边法会，每三年在四个地方轮流举行，故同一地方每12年举行一次。据说在大会期间，人们沐浴于河中，可以净身、涤心、洁口。——译者，就吸引了3000万人参与。不过，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时遍及欧洲的还俗浪潮，已在受到城市化、工业化、技术革命和民族国家兴起等冲击的今日印度出现。对于数量日渐增加的城市职业印度人来说，宗教已经不如其他更世俗的机会重要。虽然这些人仍只占总人口的少数，但他们多半就是那些抛弃了种姓或对种姓抱无所谓态度的群体。现代印度很多领导人已经采纳了非宗教观念，甚至甘地也曾声言反对种姓歧视，并公开反对苛刻对待不可接触者。 印度教（3） 然而，印度教已经深深植根于印度传统，它今天仍是超过8亿人的基本指导准则，大概比任何其他宗教的追随者更多，尽管此类数字难以统计。虽然印度教具有很强大的精神要素，它长期以来也承认物质生活的安宁（利）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承认个体的人对家庭的责任，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爱和性（伽摩）的重要。这些内容都是人类本质的基本成分，因而被认为是善。印度教实际上不排斥神创造的任何东西，而是赞美一切生灵并将其深藏于内心，包括通过性的创造物，从而将圣与俗之间的差别减弱到比西方小得多；它认为任何东西都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　　印度教对生命中存在善良和邪恶的承认，可能已经让那些生活上遇到悲伤和痛苦但并无受罚或被欺之感的追随者过上了更轻松或心理上更健康的生活，当然也更能享受生活中的祝福。总之，幸福和痛苦两者都是每个存在的基本上无法避免的成分，与其力图否认或掩饰坏的成分，如肉体的死亡和邪恶、悲伤、苦难及残酷行为的存在，还不如承认它们。宗教对大多数印度人来说一直是生活的基本内涵，就像中世纪大多数欧洲人那样，为他们带来了安慰和自信，而这也正是宗教的目的。几乎所有宗教都相信灵魂不死；印度教的转世和解脱信念只不过把它又推进了一步而已。 印度的佛教及其向东方的传播（1） 印度教《奥义书》关于永恒真理的偏见，部分反映了帝国兴起前的那个时代世界所遇到的麻烦。一个混合型的印度正在 亚洲史 第 4 部分阅读 印度的佛教及其向东方的传播（1） 印度教《奥义书》关于永恒真理的偏见，部分反映了帝国兴起前的那个时代世界所遇到的麻烦。一个混合型的印度正在浮现，它包括建立更大的国家，以及随它们而来的战争规模的扩大。英雄骑士和贵族特权时代屈从于强权政治，很多人通过探索来世，包括从日常生活痛苦解脱出来的手段，来寻求安慰或逃避严苛现实。佛教和耆那教的创立者，大概是公元前6世纪的人物，开始探讨这样的途径，并起来反对印度教日益增强的程式化及婆罗门教士种姓的支配地位。这两种宗教都极力主张通过不求助祭司或仪式的默想和克己，达到独立接近真理。两者都认为人人平等，拒绝种姓差别及其代表的等级制度。但佛教和耆那教乃由印度教演变而来，仍相信印度教的法、业、轮回（转世）、解脱（涅槃，或与神的结合）、献身和非暴力或尊重生灵。两者都拒绝印度教神祇的民间形象，但重新肯定印度教基本的一神论，和它对造物主和伟大生命链条的非人格化崇拜。　　耆那教　　一个名叫大雄（约公元前546～前468）的人创立了笃信苦修的耆那教，大雄自己就裸体出行，最后绝食至死。耆那教重申印度教尊重一切生灵的学说，甚至今天，虔诚的耆那教徒为避免吸入昆虫而带面罩，因担心伤害土壤中的生命而拒绝从事耕种。所以他们投身商贸而变得富有，他们在商人的传统故乡古吉拉特邦占多数。　　乔答摩佛陀　　佛教的创始人于公元前563年前后诞生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麓小丘地区，其父为释迦氏族小王（邦主）。他姓乔答摩，名悉达多，但后来又被人称为释迦牟尼（“释迦族的圣人”）和悉达多王子。29岁前，他过着一个王子的常规生活，尽享世俗欢乐。19岁时与一位美丽的公主结婚，有了一个儿子。人们在他死后关于他及其他宗教人物编织的十分详尽的传说大致就是这样说的。我们还知道他成年后成为一个苦修者，多年云游讲学，招收了一批追随者，创立了一个宗教体系，于公元前485到公元前480年间年届80岁时死去。这就是关于他的较可靠生平情况的全部。后来经过渲染的有关他传奇一生的故事也很重要，因为它影响了印度以东大片地区一代又一代数百万亚洲人的生活。　　根据这个故事（最简略的形式），悉达多王子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不满，一天离宫外出漫步，相继遇到一位衰弱老者、一个满身脓疮高烧发抖的病人、一具正被运往火葬场的尸体（印度教徒总是焚化死者）和一个手捧讨饭钵身着简朴黄袍而又面带宁静及内心喜悦神情的云游萨图（圣人）。有感于凡人的痛苦和人间欢乐的空虚，带着苦修的希望，他毅然离开宫室，抛妻弃子，到处云游乞讨，探求真理。他除了一个粗糙的木钵（为了乞讨勉强糊口的食物）和破衣外，已经一无所有。一连几年，他云游各处，因禁食而体衰，直到他决定在一棵大菩提树下通过认真冥思默想来解答人生苦难之谜。他受到魔的引诱，被许以财富、权力和肉体快乐，均不为所动。49天后，他顿悟玄机，达到成道的境界。从这一刻起，他开始被称为佛陀或悟道者。之后不久，他在恒河流域中部的巴纳拉斯（今瓦腊纳西）第一次布道，并从此带领他的追随者巡回布道度过余生。　　这门新宗教教义的基础是第一次布道宣布的《四谛》：（1）生命充满了悲伤、不幸、挫折、无常和不平（苦）；（2）所有这些均由欲望、贪心和生存冲动所引起；（3）要终止苦，人必须断绝欲望，成为无欲者；（4）无欲境界可通过规范“正当行为”的八正道而达到。　　忠实遵循首次布道所提正道的人可以达到涅槃，即通过避免再生轮回而从凡间痛苦中解脱，使灵魂进入与心灵之神的极乐的融合，就像佛陀死时那样。然而，如此献身和对真理的如此领悟是罕见的，因此，虽然佛陀没有指示，佛教却采纳了印度教关于业的观念：不够忠实的人渐次再生为与其最后转世行为相适应的生存形式。八正道定义的“正当行为”是：善待一切生灵、纯洁内心、诚实、慈悲、不吹毛求疵、不猜忌、不仇恨、不诉诸暴力。此外还要加上不杀生、不偷窃、不通奸、不说谎、不诽谤、不饶舌、不献媚等特别戒律，否则就是偏离正道。佛陀本人教导的记述收集在叫做《三藏》的典籍中。关于佛陀生平德行的传说和有关事件的文学作品，以及对佛学教导的注释也为数不少，所有这些在很多方面与基督教的《新约》相近。对佛陀的遗物（舍利），如可疑的牙齿和毛发的崇拜，也成为佛教法事的一部分，这也与后来的基督教一样。　　与基督教一样，佛教在它存在的最初几百年内，一直是少数人的宗教，后来，它那原始教导的艰深难懂有所减轻，以适应更多的追随者。阿育王（在位时期约公元前269～约前232）的改信佛教，推进了佛教向大众宗教的转变，开始了佛教向外的传播，先传到锡兰和东南亚，后经由西亚传到中国、朝鲜和日本。在印度境内，佛教流行了几百年，但从公元100年左右达到极盛之后即开始缓慢衰退。对很多人来说，佛教与印度教的差别逐渐模糊，除几项寺院制度和某些非神职皈依者外，佛教实际上已慢慢并入印度教。许多印度教徒把佛教对感觉世界的排斥看成是“生命之否定”，并回归到他们自己的宗教对生命的肯定。恒河中游宗教腹地的残余佛教中心和寺庙被摧毁，少数幸存佛教徒也在12世纪穆斯林的屠杀中被迫流亡。至此，佛教在它诞生的土地上基本被消灭。 印度的佛教及其向东方的传播（2） 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　　阿育王时代之后不久，佛教即分为两个主要部派，叫做上座部（亦称小乘）和大乘。上座部佛教比较接近原始教义，当然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通俗化了。随着它的流行，其教旨中开始包含了更多作为“功果”获取手段的善行。例如，可以通过捐款给某家寺庙来弥补曾经以不道德手段获取钱财或其他非正道行为造成的不良业。上座部佛教是传到东南亚的佛教形式。在东南亚，尤其是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加上斯里兰卡），它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现在仍为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虔诚信奉；过去，几乎所有年轻男人都按惯例到佛寺中度过两年时光，现在这样做的人也很多，他们要剃光头、披黄色长袍、捧讨饭钵；成年后，他们将像大多数人那样，要比仅仅口头表示虔诚的人为上座部佛教的正道做出多得多的牺牲。　　印度中部桑奇的大窣堵波（佛塔），由阿育王于公元前3世纪始建，阿育王死后100年内扩建，增加了外圈和入口通路。该佛塔的形状代表宇宙及其巨大苍穹。上方三层式小结构物成为由印度传至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大乘佛塔的基本结构形式。（Government　of　Indi　Tourist　Office）　　大乘佛教稍晚于约公元100年到200年之间兴起于印度贵霜时代。开始时只是少数人的精神规范，后发展成为面对所有人的大宗教。经过通俗化和人性化的大乘佛教提供了多方面精神支柱，包括舍利子崇拜。佛陀本人被奉为超自然神，另外还有无数叫做菩萨的其他佛，也就是出于同情而推迟自己进入涅槃境界以帮助仍停留在尘世的人获得扶助的圣贤。对一个菩萨的信仰和崇拜也能给那些因任何目的而觉得自己需要神祇帮助的人带来安慰。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对包括佛陀诸化身在内的各种偶像的崇拜，推动了典礼或祭仪详细规则的制定。这样的崇拜本身就能帮助灵魂超度和解决各种世俗难题。　　菩萨成了大乘佛教的主要神祇。被称为无量光佛的形象原本是一个菩萨，中国人叫他阿弥陀佛，日本人称他西天第一救世主。另一位菩萨是富于同情心的观世音，或观音，是大乘佛教中最受崇拜的慈悲女神。很多人，特别是妇女，经常向观世音祈祷，为的是在尘世生活中得到帮助，而不是像经典佛教教义强调的从尘世解脱。与上座部佛教一样，大乘佛教也开始强调慈悲和善行可以赎罪，既能助人，也可助己超度。这种种演变已经与佛教原始学说没有多少关系，但它们确实将佛教与日常生活、与普通人及他们的需要连接到一起，而不是排斥眼前的世俗事务。尤其是日本佛教的某些教派认为，仅仅通过虔诚的信仰，或默念佛陀或菩萨名号，即可获得超度。西藏的喇嘛教也有类似的演变，包括对舍利威力的信仰和写有简单咒语的祷旗及祷轮的效用；认为，每当祷轮转动起来，或者祷旗被风扬起，祈祷者即能升入天堂，并可为推动祷轮或安置祷旗的人赢得功果。这些，加上对许多人格化神祇的崇拜和关于善行的教导，使得过去佛陀原始教导中的禁欲主义、克己和“无欲”的必要性大大减轻，因为这些终究是大多数人难以做到的，而随着佛教赢得更多皈依者，它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　　日本东京附近镰仓的大青铜佛。完工于1252年，原安放在专门修建的庙内，现置露天，至今每年仍有数百万人前往游览和参拜。该佛乃用镰仓管辖区普通人的集资营造，显示了阿弥陀佛的同情慈爱之心。（Cmermnn　Interntionl；　Ltd）大乘佛教的某些派别有着浓厚的魔怪色彩：菩萨带着随从们在空中飞行；崇拜者只需重复祭礼仪式用语或礼拜想像的佛陀舍利即可成圣。大乘佛教还构建了一处虔诚教徒将往生的具体天堂的详情，那里到处都是与涅槃全然不同的似曾相识的乐事。与此相呼应的，是一座由一群魔鬼把持、让邪恶卑劣者遭受各种各样可怕折磨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狱。我们可以再次把所有这些同基督教从开创初期到中世纪的形式的变化进行对比。同基督教一样，佛教的通俗化，特别是大乘部派之所为，导致绘画、雕塑和建筑等艺术表现手段之繁荣：不断翻新的佛陀和他的弟子的漂亮画像和雕像，还有各式各样的庙宇，包括大乘佛教国家的宝塔和上座部佛教国家的舍利塔。　　传到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是大乘佛教，因为那时它在印度已占优势。它在汉王朝后期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汉亡后佛教的流行普及将在第5章介绍），从中国内地再传至西藏，传至朝鲜。到约公元500年，佛教从朝鲜传到日本，原先形成于中国的许多僧侣等级制和大乘佛教各教派，包括主张禅定修心的神秘主义宗派禅宗也扩散到这两个国家。在日本，除禅宗外，其他流派和僧侣等级制也盛行起来。日本佛教的发展，在日本与唐王朝的中国直接接触时期（公元　8世纪），通过派遣很多佛教僧人前往中国留学而大大加快。　　在日本和朝鲜，佛教艺术也以各种形式繁荣起来。唐王朝后期，约公元840年，朝廷对佛教寺院财富和权力的增长感到忧虑和妒忌，没收了很大部分，并对佛教采取压制政策，使其在这个儒教占优势的国家衰退成少数人的宗教，这就是中国佛教此后的境遇。但在日本，直至今天，佛教保留了远为重要的地位，它名义上是主要宗教，但实际上大多数日本人对它的戒律或宗规并不关心，他们要么完全不信教，要么仅仅是随便哪种宗教信仰的临时追随者而已。 儒教（1） 很多人可能争辩说，儒教不是宗教，而仅仅是一套伦理规则，一种道德哲学。确实，儒教明确回避对神学、来世或超俗事务的任何关心。中国、朝鲜、越南和日本的多数儒教徒看来已经感到，为他们的宗教食粮补充一点点佛教、道教或神道教（日本传统的精灵崇拜或自然崇拜）的成分以弥补儒教遗漏的东西是可取的。将儒家学说称为宗教或是哲学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它是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一代又一代东亚人过去2000年来生活的准则。大多数东亚人接受并遵循那位圣人教导的程度，比其他任何信仰体系的伦理教导的追随者更加彻底，在这个意义上，儒教对信仰和行为的影响力大概比任何主要宗教都强大。儒教学说包含了有关人类相互关系的很多共同的观念，但它们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他们反映并形成了极有特色的一系列道德价值、行为准则和社会政治模式。儒教也有它自己的圣坛，也有它的学说纪念馆，但没有规定的祭礼仪式或正式任命的祭司职务；对于这些，前面已经提到，儒教徒们是不予理睬的，但他们始终是圣人教导的忠实勤勉的追随者。　　孔子和孟子　　孔子像：圣人死后2000余年清代所作拓片。孔子在世时从未有过肖像。（The　Grnger　Collection；　New　York）孔子（公元前551～约前479）是第一个统一的中华帝国出现之前很久，中国东部一个较小国家的一个小官的儿子。他成为了教育家，偶尔到一些地方统治者那里当顾问。他从无固定正式职务，也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势。他像柏拉图那样想找一个可能按照他的建议行事的统治者，但他也像柏拉图那样始终未能找到。他的一些学生成了他的追随者，尽管从未像柏拉图学园那样组织起来。他死后的最著名追随者和学说注释人是孟子（约公元前372～约前289）。孔子和孟子活在纷乱的春秋战国时代，他们想通过个人道德修养来恢复秩序和社会和谐，这一点与佛教和耆那教的起源背景颇为相似。　　儒教的观点　　东亚社会一直严格遵守等级制，社会等级表现为按地位区分的人群和按顺序区分的角色，从最高统治者，经官吏、文人学者、社会贤达、直到家庭中的父亲，他们全都拥有对地位更低者的权威，但也有成为优秀榜样的责任。关键的要素是针对所有相互关系——父与子、君与臣、夫与妻、兄与弟等等——仔细制定的“正名”。孔子和孟子给这一体系提供了学术上的支持。这样一个体系留给个人的地位很低，但却同时强调作为道德行为或“德行”惟一保证的自我修养和教育的极端重要性。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教育使人善良，而善良人行为高尚”。根据儒教学说，人天性善良，也天性爱好美德，但需要教育和长辈的道德榜样才能坚持下去。孔子强调“人情”、仁爱、尊重长者、孝顺、“正名”和知识，把这些看成是医治混乱的良药和达到“大治”这个他心目中的主要目标的途径。　　力和法不能代替个人的德或社会的治，也不能保证它们的实现；实际上，在一个运转正常的社会中，力和法是无效和不必要的。人必须向往做正当的事，这可以通过成为自己本性一部分的道德来达到。到了必须借助力或罚时，社会体系必然已经崩溃。儒教是一种关于人类和社会的高度实用主义的、现世的和积极的观点；儒教中几乎看不到抽象推测、超自然以及诸如罪孽或超度等概念。虽然孔子和孟子无疑是保守者、是等级社会制度的支持者，但他们的学说基于人人天生带来了德的种子这一信念，仍然给个人才能和献身留有余地。通过自我修养和仿效道德模范，任何人都能成为圣贤。这里需要的不是祭司，而是自我完善。　　这一概念后来被用于科举和不问社会出身从知识阶层选拔官员的制度。儒教甚至还重申了人民拥有反对因不行德政而丧失接受上天任命资格的无德或不义的统治者的权利；忠诚于长辈是儒教的一条基本教义，但忠诚于道德原则应不受其约束，尽管这常常造成严重的两难境地：例如，父亲虽然不义，却很少遭到公开反对。　　总的来说，儒教反映了中国人关于世界的基本上积极而现实的观点，它认为最大的快乐是长寿，或者更准确说，是“享受生命”，其中包括中国人特别强调的享受美食、生儿育女、活到儿孙绕膝的高龄。所有这些都是明显的中国价值观，以它们为中心的文化，吸引了那些从自己较为阴暗和神秘的宗教及社会传统的角度、同时往往联想到原罪、过失、报复、神灵判决来看待它的一代代西方观察家的赞美。同西方相比，儒教更加重视以人为本，它同印度教一样更加赞美生命。勤奋工作、成就事业、物质丰饶及物质享受，都受到重视和追求，但享受悠闲、享受自然、享受儒教所称的“自我修养”，也是远远优越于西方的重要目的。有教养的杰出人物显然有着更多机会来达到这些目的，包括撰写有关他们自己的文献，从而给我们提供显示其价值的证据。　　虽然农民的生活十分辛苦，但他们也能充分享受他们能够得到的闲暇，尤其是冬季包括长达两星期的中国传统新年在内的一连串节日。那些能够积累比糊口稍多的财富的幸运儿，很快就会采纳上等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到地里干活或聚敛更多财富，而是把土地租给佃户，靠租金过起只能算很普通的生活。按西方标准，很多地主拥有的土地非常少，仅靠8～10英亩地的收入生活，而不愿努力变得更富有，除有些人放贷外，几乎无人开创新事业。 儒教（2） 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或地震，一般被认为是上天对统治者的无德或对造反借口表示不悦而降下的不祥之兆，因为这些都会动摇儒教的最高目标——秩序与和谐。自然界被视为人类社会的榜样，两者都在井井有条的法则支配之下运转。自然界养育人类，对人类不存敌意，它比人类的创造物更加宏伟，它应该得到更多赞扬，人类应该调整自己去适应它而不是试图征服它。但是，正如孔子所讲的“天不语”，天仅仅给我们展示秩序与和谐供仿效。　　偶尔提到作为超出人类之上的非人类力量的天，这是儒教学说中偏离人类世俗社会最远的内容。当弟子们问到超人世界或死后生活时，孔子只说，我们在理解和处理人类事务方面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不要为其他事情劳神。虽然孔子未曾明说，但他确认了被错误称为“祖宗崇拜”的东西。民间宗教敬祖宗是想要祖宗提供帮助，正规儒教只不过把对年长者的尊敬扩大到已经死去的人，把他们当成模范，在家中一个小小的神龛前进行定期祭拜来保持对先人的清晰记忆。父亲死后，长子要负起主持丧礼的责任；这样代代相传，保持家世连续不断，从而保证家族的延续。孟子在强调这一点时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里他指的是男性后代，因为妇女婚后要离开父母家而成为丈夫家的成员。这样一种观念仍困扰着当前中国为降低出生率所做的努力，因为它明显有利于儿子，可能会使女孩的父母保持再生一个男孩的努力。　　公元12世纪，孔子和孟子逝世一千多年后，儒教哲学家朱熹（1130～1200）进一步思索了宇宙本质问题，他认识到抽象原理（与柏拉图的很相似）和最高终极或普遍宇宙力的作用。从朱熹开始，可以说进入了新儒教时代。新儒教也强调自我修养和人人可成圣贤的目标。与此前的经典儒教一样，新儒教也传到了朝鲜、越南和日本，成为那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主导哲学。　　中国云南省的一座孔庙，这是一幅现代照片，但建筑物的风格是古代的。（R　Murphey）　　由于儒教从未制定过祭司职务体系或固定的祭礼程式，一些分析家认为它不是宗教，尽管这一理由在较小程度上也适用于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虔诚的儒教信徒在中国和越南的几乎每个城镇、朝鲜的很多地方和日本的某些地方都修建了孔庙。这些孔庙由叫做祭司的人照管，他们也主持通常为纪念祖先或当地过去名流而举行的礼拜仪式。在山东省孔子故乡的大孔庙，也举行纪念孔圣人本人的类似仪式。儒教在汉王朝成为实际上的国教后，中国皇帝每年都要在帝都主持仪式，恳求上天赐予丰收，祈祷天降顺雨，终止洪水、时疫或内乱；或祭祀皇室祖先。皇帝有时也下罪己诏，真诚或假意承认自己为无德之君，以求感动上苍恢复繁荣或已被破坏的社会和谐。这样做的根据是儒教的一个训导，即如果事情搞糟了，那一定是“上边的人”的坏榜样或缺少德政所造成。　　有些分析家把现代日本、朝鲜、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较近期的大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率归功于它们共同的儒教传统所强调的集体努力、勤奋工作、教育和个人为集体——家庭、工作单位或甚至国家——的利益做贡献。这样的分析并不符合这些社会的情况和成就，因为它同样有助于解释中华帝国何以成功地存在如此长的时间。总的说来，儒教在提供给个人的自我发展或修养、因而也就是在个人成就方面的空间，与个人服从家庭和社会利益这两者之间，取得了很有意思的平衡。个人主义和自由是美国人心目中最基本的、积极的价值，但在东亚人那里，它们的基本内涵却是自私和没规矩（美国人的说法可能是“Dont　fence　me　in”）。自私和没规矩的结果则是可能使所有人受难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每个社会在个人自由与保护集体利益及用规则维护秩序这两者之间达到各自标准的平衡；儒教之所以能存在至今，是因为它成了人类历史长河中也许最成功的一个社会所遵循的教义。 道教 古代中国第二大宗教或道德哲学是道教。道很难定义，因为道教的基本格言是静，甚至是无为。可见的、理性的人类世界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那个大得多的自然的宇宙。人必须到宇宙中寻求指导，但不可能将它讲明白。道教的主要经籍《道德经》是一部难懂的神秘的言论集，即使是中文版本，其意义也很不清楚，更不用说西方人翻译的几百种版本的含义了。它的开篇首行就很典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它的意思大概是：“凡是可以言说出来的道，不是长住不坏的道；凡是可能标记出来的名，不是长住不坏的名。”我们猜想这些话意味着，真理不可能用词语表达；或者，如果可以，则只有通过哑谜或佯谬。《道德经》的很多内容据认为出自孔子的同时代人老子，尽管它目前的文本不会早于公元前3世纪，而且大概经过多人编撰而成。据说老子曾与孔子辩论，后到西方游历，获长生不死之道，老后不知所终。　　《道德经》有一点是明确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引自《道德经》卷下第19章。——译者这极可能是针对儒教而言；道教人物确实偶尔说过也写过，但所说所写通常是哑谜或与大自然呼应的类比，而其全部目的就是要说明，人世间的各种努力，尤其是政治，不仅无用而且错谬。他们的使命就是放松，顺应潮流，停止“改善”事务的努力（儒教徒则总是这样做），要仿效水那样能绕过障碍物、适应环境和寻找最低位置。凡存在皆天然之物，因而是好的。　　道教的另一主要人物是哲学家庄子（死于公元前329年前后），他留下的论说文进一步推进了道教学说原已有之的相对性、神秘性和无是非性，他的一些论例至今仍使我们着迷，其中最讨人喜欢的论例之一说的是，庄子梦为蝴蝶，醒来不知自己是梦为蝴蝶的庄子，还是梦为庄子的蝴蝶。　　文人赏月图。这幅作于15～16世纪的明代彩墨帛画反映了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美丽和奇妙的喜爱。（The　Settle　rt　Museum；　Eugene　Fuller　Memoril　Collection）道教与民间宗教，即与古老的精灵崇拜和自然崇拜、对超自然力的信仰以及各种神秘习俗融合后，就发展成了一门宗教，出现了道士、道观，制定了出家制度（而这已经与早期的使命不符了），原先相当深奥难解的哲学变成了大众性的宗教。较晚期的道教徒，尤其是在汉王朝以后，从事巫术和炼金术，追寻可保长生不死之妙药灵丹。这些活动，与他们原来就有的无责任感的享乐主义或追求享受的习性一样，使他们在规矩的儒教徒面前名誉扫地。不过，道教探寻药用草及其各种有关试验，则对中医药学和其他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可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又偏离了道教创立者关于不加探究地接受大自然的训令，因为他们开始尝试探究自然的秘密了。　　赢得大批追随者后，道教也推出了它的神祇，让他们帮助处于困境的人们，或帮助人们更轻松走上道教的天堂。但正如前面说过，儒教徒尽管可能嘲笑道教的迷信，却发现它也有吸引人之处。有人相当准确地指出，大多数中国人，诸事顺遂时（或当政时）是儒教徒，诸事不谐或退休或老迈时则是道教徒——平日是儒教徒，周末是道教徒。儒教的积极行动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用道教的消极主义和放任主义哲学做补充。这个两重性迎合了一切事物处于和谐平衡之中以及阴阳原理等较古老的中国学说。在这里，阳代表刚强、果断、积极、理智、光明、男性；阴代表柔软、和缓、消极、直觉、暗淡、女性。道教徒和儒教徒看来都同意，自然界和人必须接近一种阴阳成分的平衡，也都同意将自然界当做人类的榜样。但是，儒教强调通过教育改变世界，道教则极力主张原封不动地接受事物本来面目，坚信人类的参与不可能改进宇宙真理，因为同宇宙真理相比，人的改造力无论如何总是极其渺小的。 亚洲的犹太教 印度西海岸长期与美索不达米亚、而从亚历山大时代后又与地中海国家保持着经常的贸易接触。在罗马人于公元70年洗劫耶路撒冷城时摧毁了犹太教庙宇、犹太人纷纷迁往国外后，印度南部西海岸，特别是海港城市科钦，建立了一些小规模犹太人聚居点。（大约在同一时期，印度南部也建立了一座基督教教堂，大概是使徒圣·多马圣·多马（Sint　Thoms；？～53），耶稣12门徒之一。据传多马到了印度，在马德拉斯殉教。——译者创建的。）　　科钦的犹太人与印度人长期通婚，到英国人统治的早期阶段（17世纪）或更早，他们在体貌上已经与印度人没有差别，但他们仍保留着他们在宗教上的一致和犹太教祭仪。他们已被印度人完全接受，既由于印度人对外来宗教信仰的宽容，也由于犹太人对宗教和圣经的忠诚，因为这些价值观都是印度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但犹太人社区的规模一直都很小——开始时一般约1000人，往后的增加主要是通过与印度人通婚，或改变信仰后加入的印度人，其中很多可能来自最低种姓。低种姓印度人把犹太教视为同基督教一样能让他们至少摆脱某些种姓歧视的手段和提高地位的途径。经过几百年，科钦的犹太人很多方面简直成了印度化诸多宗教群体中的一个，他们的犹太渊源只剩下了历史上的意义。到1980年前，自认为仍然是犹太人的大多数已经移居到以色列或其他地方。　　另一个犹太人聚居区不晚于公元7世纪末出现在相当国际化的唐代中国；中国史书将它描述成为京城长安众多外国人群之一。犹太人可能更早就已经侨居中国了，但我们不知道在何时及经由何路线。与此同时，长安还有一个聂斯托利派聂斯托利派，基督教的一派，源起于小亚细亚与叙利亚。该派强调基督有一人一神两个位格，两者各自独立，若即若离，仅在道义上合而为一。4至10世纪聂斯托利派教会在中国十分兴旺，称景教。——译者基督教徒聚居地，他们是那些从前离开了地中海地区以及后来被从那里驱逐出来的人。聂斯托利派基督教教义于公元431年被拜占庭教会谴责，尽管他们可能是来自波斯（伊朗）。对这两个外国人群体都有十分详尽的描写，流传下来的相当可靠的绘画也展示了他们的面部特征、服装和宗教典籍。聂斯托利派教徒看来很快就消亡了，或是被中国文化同化，但犹太群体则获得了宋王朝一位皇帝的恩典和照顾，这位皇帝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尊敬他们对知识和圣经的强调。确实，他们被中国人称为“圣经上的人”。　　11世纪早期，这位皇帝赐给他们一块位于宋王朝都城开封的地和其他一些特殊照顾，他们在那里建了一座犹太教会堂，而且显然一度很繁荣。但从12世纪中叶开始，中国遭到蒙古人入侵的蹂躏，尤其是开封几乎被完全破坏，我们没有关于犹太人社群在这一大浩劫中命运的记载，但耶稣会传教士于17世纪到达中国时，开封仍有一些幸存者和一座重建的会堂。随着1850年后中国被迫开放门户，渴望在中国重新找到犹太人的外国传教士到了开封，他们发现那座会堂及其文字记录已被洪水席卷一空，而可能的犹太人也与中国人难以区别。有几位老者还记得一些希伯来短语，却已忘记了它们的意思。显然，犹太人已经与中国人通婚，早就放弃了他们的饮食规则，已经融入中国文化，仅仅保留了他们以往出身的淡淡痕迹。中亚的高山和沙漠将他们与其他犹太社会隔离开来达数百年，再加上中国文化的强大吸引力和影响力，他们的犹太特征已被侵蚀殆尽了。 亚洲的伊斯兰教（1） 伊斯兰教是世界几大宗教中最年轻的。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约于公元570年生于阿拉伯半岛麦加一个兴旺的商人家庭，年轻时曾参与家庭的生意，做过一段时间的赶骆驼人，但他对麦加地方的社会不公和腐败感到苦恼。当他反对这些丑恶现象的说教吸引了一些支持者后，他于622年出走到北边约200英里处的麦地那镇。这次迁移在阿拉伯语中叫做“赫吉拉”，一直被认为是穆斯林纪元的起始年或称“先知年”。穆罕默德说教的中心内容是只承认一个神，以与部落泛神主义宗教中的诸多自然神祇对立。他根据新的观念在麦地那建立了一个宗教社团，并继续发展他的教义。　　从这一时期起，开始出现伊斯兰教主要圣典《古兰经》。它大概编写于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相信，《古兰经》得到了神的授意，代表了真主安拉的亲口教导，并直接传授给了他的使者穆罕默德。因此，一个字也不能改动，至少在开头几百年内也确实如此。但是，从一开始，《古兰经》就附有解释和说明被认为是神祇口述经文的注解，这一做法在以后数百年篇幅日益增加的版本中一直继续着。13世纪编辑的版本则是现代正统穆斯林的标准本。　　伊斯兰教虽然发源于阿拉伯半岛，而且至今在整个中东和部分北非国家占统治地位，但它已经传到了印度，从印度又传到了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南部，并经由中亚传到了中国北部。大约从18世纪起，印度尼西亚实际上已经至少在名义上（因为那里还有很多非穆斯林居民）成为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排在它后面的是印度（穆斯林人数很多，但仍然是少数派）、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中东的任何国家反而相形见绌。阿富汗以东地区的穆斯林人数远多于世界其他地方所有穆斯林的总和。伊斯兰教进入印度，最初是穆罕默德死后伊斯兰教大举东扩的结果，后来进一步向东传播则是贸易通道上印度及其他地方的新皈依者，他们通过海路进入东南亚各海岛国家。来自中亚的陆路商贾中的教徒则将这一新宗教引进中国西北地区。　　《古兰经》的一页，是用许多种阿拉伯语书写体中的一种写成。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宽恕我们，保佑我们，怜悯我们。你是我们的保护神，请助我们反对不信教的人。”　（The　Metropolitn　Museum　of　rt；　Rogers　Fund；　1937）。（37992）用古典阿拉伯文撰写的《古兰经》的内容大量借用了古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包括基本的一神教原则。穆罕默德还采纳了基督教关于肉体复活（即天国来世）和最后审判（有罪者将被罚入燃烧的地狱）等信条。人可以通过有德行的生活和对他人尤其是对穷人的同情来避免真主的惩罚。但是，超度灵魂并进入天堂的主要手段则是祈祷，再加上善行和施舍。　　穆斯林以崇拜真主为快乐，但也害怕和敬畏他。他的话可通过神界和人间的使者，即天使和先知，传达到信徒。这些使者包括原属基督教的天使加百列和先于穆罕默德的一大群先知们：亚当、摩西、亚历山大大帝（多么令人惊讶的选择）和耶稣。穆罕默德自命为最后一位先知，尽管他不像耶稣那样赋予自己任何神性。他在凡间的一生和他的教导所树立的榜样，足以让他的信徒们在一名朗诵者或宣礼员的召唤下每天祷告五次，这是整个伊斯兰世界都遵循的宗教仪式。宣礼员通常要爬到一座细高塔顶上，从那里呼唤信徒们进行祷告。当礼拜者跪在地上，屈体朝麦加方向鞠躬，口中背诵祷? 亚洲史 第 5 部分阅读 们进行祷告。当礼拜者跪在地上，屈体朝麦加方向鞠躬，口中背诵祷词时，其他一切活动都要停止。从一天的最后一次祷告，到次日黎明前第一次祷告之间，只隔了短短的夜间几个小时。　　虽然不设教士职务，但精通《古兰经》及其注解的男人（绝不会是女人）被承认为毛拉，他们通常被请求给人们提供忠告或指导。在整个赖买丹月期间（一连几年中的几个连续月份进行庆祝，直到月亮周期完成为止），虔信者每日从黎明到黄昏必须禁食，甚至要避免喝水。在他们的一生中，还必须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朝觐。赌博、放贷、收取利息、一切酒精饮料以及吃猪肉，都被禁止，不过允许占有奴隶和一夫多妻。妇女的地位显然低下，她们可被丈夫随意遗弃，她们必须在自家居住区（她们实际上基本上被限制在这里）之外遮住身体和面部，她们必须在一切事情上服从父亲、兄弟和丈夫。虽然伊斯兰教的基本教旨同其他宗教一样是仁慈、和平和博爱，但《古兰经》却赞许针对非信教者的“圣战”，认可杀死异教徒。进行圣战的手段有四：心、舌、手，当这些手段全无效时，则用剑。　　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死后的一个世纪内，伊斯兰教势力席卷整个北非和中东。北非伊斯兰教摩尔人征服了西班牙，但在向法国进军时，在732年的图尔战役中最终被逐回。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阿拉伯人及其归附者完成了对中东的征服，并用战争和改变宗教信仰的双重手段，通过波斯（伊朗）和阿富汗直逼季风亚洲前沿。在这场旋风般的扩张过程中，中亚的突厥语族人改信了这一宗教，并随之进行了他们自己的征服和圣战。从10世纪开始，突厥人和他们的阿富汗同盟者将伊斯兰教带入印度，虽然这些入侵者一直只占印度人口的极少数，但他们用武力争取了一些皈依者。其他人的皈依是因为他们觉得，伊斯兰教对所有人（妇女除外）在真主面前一律平等的强调，是可用来取代东亚社会特有的族群等级制度的一个颇为吸引人的选择。 亚洲的伊斯兰教（2） 长期与亚洲进行海上贸易的阿拉伯商人也促进了伊斯兰教传入马来亚和东南亚各岛国，但这个漫长过程更为重要的进一步发展，则是皈依伊斯兰教的印度商人所促成，因为他们与东南亚的贸易作用更大也更久远。大陆东南亚国家则仍然保留着对上座部佛教的信仰（越南北部信仰儒教），但马来半岛的马来人除外，因为后者与东南亚诸岛国的联系更为紧密。在中国，伊斯兰教只在西北和西南边远地区赢得了相当多信徒。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穆斯林总数也达到数百万人，但仍只占中国总人口的极小部分，而且大多数终于发现最好还是改变一些伊斯兰教教规，包括每天五次祷告、朝觐、严格遵守赖买丹月规则以及饮食禁忌。他们的大多数与汉族妇女通婚，他们的后代除不吃猪肉外也几乎与汉人无法区别。大多数中国人坚持对前面介绍过的儒教和道教的信仰，继续拒绝任何神学宗教，尤其是起源于外国的，如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公元9世纪后，佛教已基本上被抛弃——见第7章。）　　伊斯兰教的一个神秘主义派别——苏非派禁欲神秘主义——于8和9世纪在巴格达发展起来，后来在穆斯林世界流传。苏非派认为，人只能通过默想和祈祷及断绝与社会的联系，像印度教萨图那样生活，才可获得超度。苏非派教徒学习《古兰经》，遵循其他一些心灵修养，但他们主要从通过默想来理解纯粹真理的个人努力中获得心灵启示。他们的目的是要与真主亲密沟通和一睹真主的创造情景。苏非这个名称来源于皈依者穿的与基督教修道士长袍十分相似的白色羊毛斗篷。苏非派在印度的流行特别顺利，因为那里的神秘主义、对物质世界的否定和冥思默想等老传统提供了合适土壤。印度巴纳拉斯的穆斯林盲诗人迦比尔（1440～1518）是一个苏非派教徒，在他的感召下，数千人起而仿效他的榜样。印度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皇帝（1542～1605）也成了苏非派教徒。苏非派的教旨不带宗派性，除伊斯兰教外，它对其他宗教的很多教徒也有吸引力。苏非派基本上是无教义的，但是，特别是在印度，苏非派的组织体系则由正式入教仪式和信徒及其心灵指导者的等级决定。苏非派教徒从事各种各样职业：学者、政治家、教师和云游圣人，等等。他们寻求对于神妙现实的直接可感经验和祈求神的恩典。随着伊斯兰教传入并在南亚和东南亚流行，苏非派在很多方面充当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纽带，使伊斯兰教的要求和《古兰经》禁令适应各种不同文化环境。有些苏非派人物死后被尊为圣人，他们的坟墓也成了朝觐的目的地。　　穆罕默德继承人之间的争吵，导致分裂成自称“常规追随者”的逊尼派和分离者什叶派。他们之间在教义和实践上的分歧并不大，但什叶派坚持认为《古兰经》文本不完整，虔诚的穆斯林可以雇一个代理人、或者参拜很多什叶派圣徒之一的坟墓的方式，来完成去麦加的朝觐。季风亚洲大多数穆斯林属逊尼派，而波斯人（伊朗人）则是什叶派，这就成了伊朗与莫卧儿印度之间冲突的根源。但是，所有穆斯林都承认，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承认的最后一位先知，只有他掌握了真主的全部教旨。因此，伊斯兰教被视为惟一全面而完美的宗教，是其他一切宗教的终极，当然也包括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因为这两门宗教的先知也为伊斯兰教接受。伊斯兰教的信条是简单的，它在每天五次的祷告中被一再重复：“除安拉之外，再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神道教 古代日本以自然崇拜为中心的祭祀仪式后来被称为神道教，主要是为了与佛教进入日本后的佛教仪式相区别。在现代日本，神道教以一种地方性自然崇拜的强化形式保存了下来，成为独特的、有自己一套祭祀制度和庙宇的日本宗教。不难辨识，神道教还保留着在其他地方早已被压制或消灭的大多数史前社会原始精灵崇拜的残余。神道教从未成为一种有条理的思想的主体，甚至也从不是可以称为真正宗教的现象；它也从未提出过明确的道德准则或自恰的哲学，但它确实保留了古代礼拜仪式的单纯。肉体的不洁、死亡、婴儿出生、疾病、月经和性交，全被视为污秽，必须由祭司进行正式的净化和驱除。祭司也像朝鲜萨满教萨满教，以据说能治病并通鬼神的萨满为中心的宗教，主要指亚洲北部乌拉尔…阿尔泰一带诸民族以及北亚若干民族的各种宗教体系和宗教现象。萨满教形成于阶级社会产生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但该宗教痕迹目前仍可见于一些已改信其他宗教的民族。——译者巫师那样从事占卜和降神活动。　　神道教不但将神性赋予自然力，而且赋予它的各种显现，如山、大树、瀑布、或怪状岩石，认为它们全都包含着神或神的精神。较古老的生育力崇拜或它的某些方面也被采纳，如稻神、生殖器象征等。现代日本社会仍以高度洁癖著称，虽然不总是在“公众空间”、但在家中和所谓的“私人空间”肯定如此。水，尤其是流动的水，仍被视为纯净而能涤荡污垢——于是，每座庙宇或神社（不单是神道教的）前院都提供备有带柄勺的泉水（有时是人造的）和水池，让参拜者或旅游者在正式进入圣区之前清洁自己。这是神道教特别尊崇的观念。很可能，日本人的喜爱沐浴，尤其是每天入睡前的热水浴，起源于古代神道教或神道教前的时代。如果考虑到多火山的日本有着日本人喜欢前往沐浴的大量天然温泉，这一说法就更可信了。天然温泉体现了大自然的伟大威力，被认为是进入产生了巨大力量的大地深处的通道，而作为这种巨大力量的火山爆发显然与温泉紧密相连。　　在整个日本，到处可见美丽的神道教庙宇或神社。它们美丽，是因为它们歌颂大自然，是因为它们都坐落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中，也因为它们那古典式简单建筑风格。大多数神社为高大树木环绕，有一些则小到犹如大鸟舍，它们都有树皮做的屋顶，点缀在远离人类聚居地的群山之中。最著名的神社建在从京都向南伸展的半岛上的伊势——太阳女神崇拜的主要中心。这座叫做伊势神宫的神社的简洁优美外形是为了与树木及附近溪流谐和相配而设计的，它大概竣工于公元6世纪的某个时候，后来每隔20年忠实准确照原样重修一次，让今人得以了解古代日本神社建筑风格的真貌。进入每座庙宇和许多神社的入口是一个简单的露天牌坊，叫做鸟居，它提醒圣区就在前面。神道教神社和庙宇的参拜仪式都很简单：拍手以引起神的注意，鞠躬，通常还要留下一件小礼物作为供品。神社和庙宇也常常是节日庆祝场所，聚集大批甚至喧闹的人群和卖食品的货摊，狂欢气氛极其浓厚。神道教的保留至今，不但显示了日本人在中国及后来西方影响大潮面前坚持了日本的独特性，而且也表达了他们对日本美丽风景的赞叹。 关于亚洲宗教的若干反思 大多数东亚人在宗教信仰上一直持折中态度，他们在自己的信仰中编织了各种不同宗教传统的教义和仪式成分。儒教和道教在日本以外的所有地方占优势，而在日本，则由佛教和神道教与儒教共领风骚。这些互补的成分构成了一个整体，代表了全球近三分之一人口的宗教。在这种结合中，每一种成分都有其不可否认的魅力，而且不难看出何以大多数人会依自己的情况和情绪而信奉两种或全部三种成分。基督教传教士发现亚洲的宗教地盘已经被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神道教和伊斯兰教这些全都是古老、深奥且具有久远文化哲学传统的宗教所占领。虽然从罗马时代以来，印度南部一些支系家族中，甚至在唐代的中国，有少数人自称是犹太教徒或基督教徒，但后来的传教活动，在亚洲这片拥有早已成为各个主要文化组成部分的丰富宗教的土地上，从未取得多大进展。　　印度教基本上保持了它的印度特色，它在很多方面简直成了包括非宗教要素在内的整个印度文化的媒介。中国儒教的情形与此相同，它在传往朝鲜、越南和日本时几乎原封未动。由于这些不同国家赞赏并不加改变地大量接受中国文化，更像道德体系而非宗教体系的儒教就变成了它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儒教成了一种跨越文化和国家界线的学说，而印度教则一直是印度人的宗教的同义词。佛教很早就分裂成上座部和大乘两大部派，随着它从印度向东传播，它也带上了印度文化中诸如艺术形式等等内容，并发展了一些与接纳它的文化有关的特色。　　所有起源于亚洲的主要宗教中，只有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自称是适合一切地方一切人的万能教义，而且只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用强迫或征服和讲道等手段，进行了改变人们信仰的系统努力。然而这两门宗教都带有它们深深植根其中的文化的多种要素：基督教的西欧文明和基督教价值观；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虽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起源于西亚，但绝大多数亚洲人却满足于他们自己远为古老和奥妙的宗教传统，而且，那些由讨厌的外来者倡导的异域信仰，很难找到进来的渠道。　　所有起源于季风亚洲的宗教，从印度教、佛教和儒教，到道教和神道教，都承认世间存在邪恶或甚至邪恶之人，但它们都没有提出善良与邪恶之间明确的二分法（或二元论），而后者正是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特征。在印度人和中国人看来，一切创造皆为神（或创造之源的天）的事务，因而必然同时包含善与恶，或者在人类看来的善与恶。因此，不存在人生来就有原罪的概念，不存在伊甸园，即不可能开始时天真善良，后来却犯错，并因违反上帝规则而受罚。邪恶被理解为神创造的世界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人的某种错乱。基督教关于罪的概念，在亚洲无意义，正如人们常说的，“乐园在东方”。　　恶行虽然得到承认，并可能在今世或来世受到惩罚，但根本的观念却是，人生来就是而且保持本质上善良，不存在内在的“作恶”倾向。人的恶行被视为神所创造的不完美世界的不足，是人们如儒教所说偏离了长辈或上级的教导和榜样，或如印度教所说违背了由祭司和圣徒明确示范的各人的法所定的规则。人偏离正道，并不意味着已经道德沦丧，而是永远可以通过教育或通过重新努力端正行为加上虔诚和默想而得到挽救。要争取回归德行或“功德”，必须靠善行，包括仁爱和过一种如基督教所称的“虔诚、正直、朴素的生活”，而决不是靠通过某种宗教仪式不可思议地让罪得到宽恕，因为罪在这一思想体系中是不存在或不被承认的。不论是忠诚还是对任何教义的承认，即使重要，也从不被认为是首要的；人必须根据他的行动来评价。　　所有这些东亚宗教与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另一个差别是，它们认为自然世界是美好的，是神创造的一部分，它比人类更伟大也更有力，但它同人类一样是宇宙的一部分。在神的创造物中，人的地位较为卑下，因此人必须适应他的地位，要到自然界中而非他们自己中间寻求神的形象。圣人在寻求智慧和对神或宇宙的理解时，总是到自然中去，到远离人类烦心事的深山中去。自然界从不被看成需要与之战斗或加以征服的敌人，而这正是较晚期基督教常常持有的观点。相反，自然界被看成养育人类的母亲或鼓舞人心的榜样。适应大自然和理解大自然，对于建立世俗功绩和领会精神及道德真谛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样的思想深深贯穿在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和神道教的全部教义中；而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这种观念极为淡薄、甚至缺乏或公开遭到反对，比如基督教《创世记》就号召人类“支配整个世界”，以及19和20世纪西方竞相“征服自然”的倾向。人们可能会争辩，犹太教、部分从犹太教脱胎而出的基督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是在一个比较荒芜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而亚洲主要宗教产生于遥远的东方，那里可能比较容易看到大自然的仁慈和滋养，那里的人更容易通过适应自然、接受自然和赞美自然而获得繁荣。不管什么原因，印度以西的亚洲总归走上了另一条宗教之路。　　同圣保罗基督教一样，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特别贬低妇女，尽管程度稍轻。然而应该记住，妇女极有可能是史前时代主要的宗教形象，支持这一观点的是在很多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大量大地女神雕像。妇女曾被当作生育力象征而受到崇拜，大地女神的形象就有着膨起的腹部和巨大的乳房。可能在这之前某个时候已经意识到男人的授精是怀孕的必要条件，但无论如何，主要宗教人士在很长时期内曾经是女祭司和女记录员，就像现代印度和古代希腊那样。妇女被认为具有较大的精神力量和较强的感知本领。对圣母马利亚和天主教教堂其他许多女圣徒的崇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点。雅利安移民带入印度的宗教反映了他们的尚武文化，而它与印度人原已有之的宗教融合仍然反映了这点，尽管像湿婆那样的男性形象总有雪山神女、迦梨女神和杜尔迦女神等女性形象相伴。儒教是后来出现的，它所反映的东西演变成了父权社会。佛教、道教和神道教已经不大区别男性和女性，但佛教确有女性神祇，其中最重要的是妇女最喜欢向之祈祷的观世音。 综合评述 亚洲的传统社会，考察它们的差别，了解它们的共同点，特别是它们都强调的社会等级顺序（如印度的种姓体系和东亚盛行的等级体系）、以家庭的休戚与共和集体努力为基础的家庭第一或更大范围的家族第一观念、婚姻和生养子女的习俗。然后考察妇女状况、性风俗、教育和知识的重要性、社会物质福利水平的推测、对自然界和人类生命的态度以及法律的作用。　　传统亚洲社会强调按年龄、性别、职业或社会角色划分等级群体，它们在这方面显示了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保留到了今天，它们仍然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的共同利益，而集体可以是家庭、村庄、种姓、协会或其他行业单位等等。除年龄因素外，个人的荣枯决定于集体的兴衰。传统亚洲的很多成就可以归功于这种为达到共同目标必须进行的集体努力。　　个人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是不受鼓励的，试图挑战、破坏或改变集体所遵守的社会制度则肯定不允许。对于遵守社会制度的人，社会给予回报，为他们提供物质和精神双重保障。事实上，直到进入近代之前，改变它的企图非常少。想“捣乱”或缺乏“团队精神”的人，常被视为惹是生非者或对集体团结和福利甚或整个社会秩序的安宁这一首要目标构成威胁的危险激进分子。现代西方高度评价的个人主义和个性表现，在亚洲被看成反社会的、分裂的、自私的、对集体利益起破坏作用的东西（常常也确实如此），不过这种看法在东南亚程度较轻。因此，行为不轨者常被流放或受惩罚，总之是被判有罪。　　虽然传统亚洲社会相对稳定而且取得显著成就，但必须指出，它们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却与现代西方准则大不相同。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重新流行的一句中国传统谚语说，“大河有水小河满”。这句话的意思是，为加强集体事业贡献个人能力，个人亦将从集体事业的回报中获得最佳收益。反之，如果人人都按自己的偏好或欲望行动，就必将导致无秩序甚或危及所有人的最严重的混乱。另外一种说法是，亚洲社会的运行原则是“知足常乐”。现代西方的自由观念在传统亚洲社会几乎没有位置。自由这个词虽然被大量使用，但用英文或按美国的理解来定义它并不容易。很多亚洲语言中，与自由最接近的是“没规矩”，这大概与美国人的说法“Dont　fence　me　in”或“Dont　tred　on　me”相当。但在亚洲人的概念中，没规矩基本上只有坏的涵义，它意味着混乱，意味着削弱或破坏集体努力可能取得的成果。　　这样一个传统社会制度几乎无变化地在印度和中国存在了大约2000年，在亚洲其他地方存在的时间稍短，单是这一点就说明它十分成功。甚至现代日本，虽然它在政治和法律体系上已经高度西方化，它的工业和技术进步创造了惊人的物质财富，但前面概括的很多社会准则仍然适合它；确实，日本人的现代成就常常被归功于等级社会内部的集体努力。现代中国和朝鲜经历了一条类似道路，各自取得了它们的现代成就（它们都讨厌接受西方式的“自由”）。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莫不如此，尽管程度各有不同。印度受到英国长期殖民统治的深刻影响，它的政治和法律体系，它的经济体制，都比较接近西方模式，但凡是稍大的集体，包括家庭和村庄（这仍然是大多数印度人生活的地方），依旧保留着前面概括的很多传统准则。就整个亚洲来说，威信、权力、社会身份的影响力，仍然由家庭、村庄、工作单位、行政辖区、公司甚至国家等等各类集体的头头们所享有。　　传统亚洲社会能够长期存在表明，它们在大部分时间里，为大多数人带来了回报和满足。在过去，每当某个政权崩溃或新统治者上台，通常总是重申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却很少对其进行根本改革。地位较高者，比如家长和前辈，其权威地位很少被怀疑，遭公开反对则更少，他们的指导必须被遵守，这是在今日亚洲依然到处可见的规矩。这个传统目前仍在使我们叫做民主的东西在亚洲至少在社会形式上显得十分独特，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模式和观念。个人可以通过教育发迹，这一点比任何非亚洲社会更受强调；但这样做时，他们会成为由受过教育的人（几乎全是男人）组成的精英小集体的成员，他们倾向于作为一个统一集团而非松散行会进行活动。这在中国文人…绅士群体身上展示得最清楚。　　传统社会制度特别不利于妇女（东南亚除外）和年轻人（包括弟弟们），因为它倾向于窒息个人主动性。没有哪个社会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没有哪个社会制度能满足所有正当权利和要求。在亚洲，对群体的强调可能与经济上居主导地位的高集约化农业体系需要进行有领导的集体努力（包括灌溉）有关，也与制造业和长途贸易规模不大有关。妇女受压制也许与农业劳动对体力的要求有关，尽管妇女曾经像今天正在做的那样，参与了全部农业劳动和其他手工劳动。在最近几个世纪里，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非农业职业的增加，妇女作为参与劳动的可能性降低，因而受压制更甚。　　更重要的是，对儿子的渴求表现得十分明显。妇女的价值主要看生育力或潜在的生育力。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妻子们被要求成为丈夫家的成员（今天依然如此），她们不可能赡养自己的父母。因此，儿子对于照顾父母，尤其是照顾年迈的父母，就显得特别重要，而且他们还要承担延续家族香火的重任。然而，大多数家庭的规模都很小，平均略微超过两个孩子；死亡率也很高；只有富裕家庭才养得起很多子女。随着死亡率的降低，生育儿子的渴望进一步削弱了印度和中国计划生育措施的效果，因为父母总是希望至少生一个、最好两个儿子——这也延缓了妇女地位的改善。 社会等级（1） 传统亚洲文明是以等级制为基础的，它不但表现为印度独有的种姓制，而且也体现在与王权、封建式关系、职业、年龄、性别以及读写能力和知识水平相联系的不同地位的群体中。强调通过学习来获取地位，仍是今日印度、中国、朝鲜和日本社会的特征。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加强调教育和知识对于声望和出人头地的重要性，但高于初等或中等的教育至今尚未在日本以外的亚洲人中普及，当然过去受到的限制更大。在多数传统亚洲社会中，只有很少的精英获得了充分的先进知识，并借此取得高级地位、威望和权力。对于大多数亚洲人，个人在社会等级顺序中的位置依然是决定他或她应该如何行事的最重要因素，而正确遵守等级制规则是维护社会和政治和谐的最基本手段。东南亚则一直与中国、朝鲜、印度和日本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强调品质的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东南亚社会本身的、促使它们接受这两门宗教的固有特性。王权和与它相关的等级，在东南亚也很普遍。　　印度的种姓和社会组织　　与中国根据考试确立的成绩审核制度以及这一制度在越南、朝鲜和日本的变种不同的是，种姓是由血统决定的，它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生活在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南亚人。种姓的演变过程表明它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而非宗教的习俗。由于它至今仍在南亚穆斯林、基督教徒和斯里兰卡及尼泊尔的佛教徒中实施，显然可以将它作为一种比印度教发展更晚的体系和使本来会出现混乱的社会恢复秩序的手段，而从印度教中分离出来。南亚（印度）在笈多时代结束后，或者在大约公元650年后，多多少少经受了慢性政治混乱的折磨，未能形成一个主导的、更不用说一个民族的国家。伊斯兰教凭借武力站稳脚跟后，印度宗教的多元性和极其复杂的语言多样性，使得文化舞台更加复杂甚至相互倾轧到了令人迷乱的程度。而种姓则提供了一种在其他情况下必然缺乏的社会组织体系，给予每个人一种成为一个超越基本家庭关系之上的更大群体成员的归属感。种姓也起着一种互利社团的作用，它帮助物质生活有困难的种姓成员，调停争端，以全体种姓成员名义争取该种姓的共同利益，包括提高种姓的相对地位，协助安排婚姻配偶，以及为满足其他需要制定措施。　　礼仪污染和纯洁成为了种姓定义的精髓，它划定了不同群体间相互交往的界线，但它的实施单位则是亚种姓——查特。查特的划分通常依据职业：陶工、织工、农夫，等等。每个查特过去和现在都实行同族内婚制（限定只能与同查特的成员结婚），其成员被禁止与其他查特任何成员共食或从其他查特成员接受食物和水。种姓不可能改变，就像人的出生地不可改变。个人地位的提高或降低，决定于他所属的种姓在等级结构中位置的上升或下降。　　不属于四大原始种姓（僧侣、武士、商人、农夫——见第4章）的人被视为种姓除籍者，而在近几个世纪中叫做“不可接触者”，因为被他们接触甚至他们的影子都会造成污染。他们的职业本身就是肮脏的——他们主要从事清洁、打扫等服务性工作以及处理动物和人的尸体，包括鞣制皮革和生产皮革制品。大多数不可接触者吃肉，甚至吃较高种姓印度教徒或佛教徒禁食的牛肉，他们被指定住在隔离的贫民区。在信仰佛教的日本，出现了叫做贱民的类似群体，他们也以同样原因被视为不可接触者，尽管日本人未曾采纳或者可能根本不知道有关种姓的其他东西。　　一位博学的萨图（亦称圣人）。通过苦修献身和知识，他已经上升到超越种姓或教派信仰之上的地位。（Stell　Sned；　New　York）但种姓的区别看来直到戒日王时代（公元7世纪）之后相当久的印度历史晚期阶段并未严格遵守。通过宗教献身活动来逃避种姓戒律总是可能实现的，这又一次说明种姓的非宗教本质。苦修的萨图（或圣人），不管什么世俗出身，其地位总在种姓之上而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在印度，这样的人物和其他神秘主义者，同僧侣（婆罗门）一样，过去和现在比任何其他地方多得多。许多世纪以来，所有南亚人都知道自己出生在什么查特，但这并非他们所信奉的宗教的一部分，而不过相当于基督教徒家谱、社会阶级或职业而已。　　种姓一直是一个高度灵活的制度。虽然每个人出生在一个特定的亚种姓中，但任何查特都有可能通过持续的集体努力来提高地位。集体努力的方式常常是采纳较高地位群体的宗教、饮食和其他习俗，维护较高地位群体的主张等。这一过程叫做“梵化”，这一称谓来自婆罗门所采用的梵语礼仪。此外，集体行动的威力可以成为强有力的手段，特别是在政治上，这一特点对于亚洲社会尤为显著，因为个人只有在作为集体的一分子行动时才能发挥重要作用，而不管这个集体是家庭、氏族、种姓、行会或者地区性的或语言上的派别。　　种姓也是在多种成分杂处的复杂地区建立某种等级顺序的需要。随着新入侵者、新宗教和新民族进入印度，任何单一的文化、语言、宗教或国家都不可能居于永久的统治地位。在这种令人为难的情况下，种姓就提供了某种集体身份意识，某种支援和保护手段和某种文化媒介，因为每个种姓必然是操同一种语言的地区性群体。大多数亚种姓的行业协会的功能与行会或互助群体的功能相当。种姓的宗教功能小于社会地位排序功能，它包含的等级意义大概也不如它提供的日常支援功能显著，它同时也使群体成员社会地位的升降成为可能。 社会等级（2） 婆罗门的分布地区与印度教一样广泛，但几乎所有其他种姓群体（查特）却局限在较小的地区，他们操同一种地方方言，有着共同的地方文化。这类地区的半径通常很少超过50或75英里，再远就进入语言和文化都不同或者多文化杂处的地区。同所有近代前社会一样，人们很少远离他们的出生地，在这一点上，印度与亚洲其他地方或中世纪的欧洲并无不同，只不过印度有较多的人定期到有时离故乡很远的宗教圣地朝觐。朝觐者结队旅行，不仅仅是为了安全和结伴，而且也因为他们常常无法同来自其他地区的朝觐者交谈。他们在朝觐地的帐篷也挨在一起，他们只同本群体的人共同做饭和交往。　　东亚的社会等级制　　尽管有独特的种姓，印度的社会在其他方面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主导社会模式还是一致的。中国曾是东亚其他国家最早的样板，也是在东亚无论领土还是人口均占压倒优势的单元。在从约公元前3世纪一直延续到1911年的中华帝国，权力、职责和地位形成一种金字塔结构，皇帝在塔顶，代表着真正绝对的独裁大权。皇帝以下是被任命的不同等级的官员：中央政府官员、省级官员、将军，直到塔底的大约2000个县的地方官员，他们全是从那些通过了科举三级考试的文人…绅士群体中挑选出来的。　　但这并不仅仅是政治金字塔，它也并非独立运作。皇帝和官员把树立良好的“道德行为”榜样作为自己的最高责任。他们被视为也自视为人民的父亲，因为同其他地方的社会相比，亚洲在更大程度上把家庭看成社会秩序的基础。在理论上，如果皇帝和官员的行为是正当的和负责任的，那么社会等级中的其他人也会行为正当。在实践中，社会秩序，或儒教所称的“大治”的维护，则主要依靠家庭体系；这一模式在亚洲其他国家同样发挥作用。家庭是微型化的国家，年轻人服从他们的长辈，妻子服从丈夫，社会“下层”服从“上层”。这就是儒教追求的幸福和社会和谐，它同儒教的其他教导一起，传到了朝鲜、越南和日本。不过它在很多方面也与印度社会相似。对所有亚洲人来说，年龄等同于智慧和威望。　　东南亚　　社会等级结构在东南亚不那么显著，这有时被归因于佛教和伊斯兰教共同强调的平等主义，但即使在这两门宗教传入这一地区之前，其古代社会就已经比较开放，社会等级之间的界线也不太严格，妇女也享有多得多的机会甚至平等。但是，年龄和知识在东南亚同样受尊重，尽管地位或威望通常与王权、宗教信仰或成就有关。东南亚妇女在经济上起过重要作用，甚至今天仍然如此，尤其是在贸易和家庭商务经营方面。妇女的职能与男人有别，但她们也种植水稻、制作手工艺品和推销商品。她们与男人的主要区别可能是生育孩子，这使得她们在人们眼中似乎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奇能力。　　部分由于这些原因，女儿比亚洲其他地方或欧洲受到高得多的重视；确实，她们被当成经济资源看待。结婚时，丈夫家要给妻子家送钱财，而在其他亚洲国家则是新嫁娘要给夫家带嫁妆，这对于今后失去女儿侍奉的父母常常是一个沉重负担。很多东南亚国家的新郎必须给女方送聘礼，新婚夫妇通常要住到妻方的村庄或家中，这也与亚洲其他地方相反。家庭财产由夫妇双方共同拥有，财产继承一般由所有子女不论性别平均分享，这又有别于亚洲其他地方由长子继承全部或大部。东南亚很多国家的妇女婚后仍保留自己原来的姓名和个性，并可转移给子女；财产也可以按女方家世继承。妇女在婚前求爱和婚后性生活中甚为积极甚至主动，她们在这方面看来即使不起支配作用至少也与男人完全平等。男女双方要求离婚都比亚洲其他地方容易，但除统治者外，一夫一妻制是标准婚姻准则。妇女可以主动提出离婚，离婚后的妇女再婚也相对容易，这又与亚洲其他地方不同。儒教的伦理观　　儒教最喜欢强调责任感，而且经常能使掌权者强烈意识到这种责任感。　　16世纪的欧洲观察家，以他们当时的文化背景，对性事相当拘谨并厌恶婚前性行为，曾经对东南亚人的作为感到异常吃惊。葡萄牙人把马来人描述成“爱好音乐和喜好性爱”，而所有东南亚人也被说成“不论男女均极其淫荡好色”。但荷兰观察家却说东南亚女人“婚后极为忠贞，单身甚是放荡”，而这被“认为是女孩结婚时已非处女的原因”。妇女经济上的相对独立和她们主要通过做买卖赚钱的本领，也使妇女较容易摆脱不满意的婚姻，这些看来使得配偶双方必须更加努力以维持婚姻的稳定。　　被称为“临时婚姻”的婚姻模式，是一种给外国商人提供女性伴侣以代替卖淫的手段。这种做法看来并不给女人带来耻辱，甚至提高了她作为结婚对象的 亚洲史 第 6 部分阅读 种给外国商人提供女性伴侣以代替卖淫的手段。这种做法看来并不给女人带来耻辱，甚至提高了她作为结婚对象的吸引力，部分原因是她因服务而获得不菲的报酬。丈夫，包括临时丈夫，都尊重妻子。1606年一位英国观察家看到一个中国人殴打他的越南妻子时（他们当时住在爪哇）评论道，如果他的妻子是当地人，他决然得不到宽恕，“因为爪哇人不能容忍他殴打他们的女人。”英文出处：本段及前一段的所有引文均出自　Reid；　Southest　si　in　the　ge　of　Commerce：　The　Lnds　Below　the　Wind　（New　Hven：　Y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60ff。在亚洲的大陆区（东亚和南亚，加上缅甸、泰国和越南）存在反对妇女问鼎政治的深刻偏见，但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女性政坛领袖十分常见，而且在好几个领域的大多数掌权者都是女性。妇女也常常被任命为外交或商务谈判代表，因为她们被认为比较理智，也较少受到男人们喜欢故意咄咄逼人或“荣誉感”等情绪因素的支配。 家庭（1） 除东南亚外，家庭也是一个集体福利优先于个人偏好的等级结构。父亲就像一个小皇帝，不但掌握绝对权力，而且也负有绝对责任。子女的服从是亚洲人的基本品德；对父母和年长者的忠诚和义务是严格的和不可改变的，这使家庭成为紧密无间的单位。在家庭关系中，年龄是主要的决定因素。通常是三代同堂，因而祖父就成了支配者，当然他的地位在他死后可能由在世的祖母取而代之。年幼的男孩要服从兄长，妻子和姐妹要服从丈夫和兄弟，而他们全体要服从最年长的大哥。除家长外，个人主动性是不允许的；一家之长所理解的家庭福利是第一位的，因而一切决策相应地由家长做出。每个家庭由年长者掌权，同时承担起照顾年长者的责任。比家庭更大的社会集体不具备有效地照顾老人的功能，所以老人们死时若不是在他们出生的家庭成员中间，就是在无子女照顾的赤贫环境下。　　家庭的延续也带有半宗教色彩，这不但体现在中国、朝鲜、越南和日本的“敬祖宗”习俗中，而且在印度亦然。所有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都要求在世的最年长的儿子负责主持父母的葬礼及此后每年的定期祭祀仪式，这一责任理论上是永远的，其目的是保证死者心灵的安宁和今后继续给家庭提供帮助。在中国和印度，每一代人中间的长子还可能要负责用点名的方式为过去几百年间的各代祖先举行祭奠。在越南、朝鲜和日本也流行类似习俗，不过对祖先的追祭不必回溯那么久远，通常只点几代人的名。但是，对家庭的根本重要性和家世延续的重视，对家庭永恒性和同宗性的重视，所有这些亚洲式的普遍信念，都进一步表达了家庭作为所有个人的依靠和个人在世俗及精神世界中的位置这一中心作用，也着重指出了生育男孩的关键重要性，因为男孩能够延续家世并为死者主持祭祀，而这被认为对死者和生者同样重要。　　亚洲的新婚妻子是丈夫家的仆人，她常常要受专制婆婆的虐待。同西方相比，亚洲姑娘更多地违背自己的意志被迫结婚，几乎没有任何拒绝的权利——除非自杀。大量亚洲故事都和这个主题有关。有一则典型故事说的是一个新娘被用一辆封闭的车子或轿子送到新郎家，当帘子揭开时，发现不情愿的新娘已经自杀身亡。婚姻常被视为家庭与家庭间的买卖，而不是个人选择的爱情归宿。前几个世纪中，缠足风俗在中国十分普遍，这无异于把妇女当作色情工具，给发育中的女孩造成可怕的痛苦。大约在同一时期，深闺制度，即用面纱和帷幔将妇女遮挡起来的习俗，随着穆斯林征服者的到来，而在信奉印度教的印度北部流行。　　很少亚洲人对家庭等级制提出质疑。家庭就像一个集体存在；每个成员在社会上和法律上都要为所有其他成员承担责任。集体责任感、家族自尊感和对家丑的羞耻感，仍然是亚洲犯罪率相对较低的原因。更高一级社会机构的管理在此无多大必要。亚洲社会被认为能够自我调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代价则是牺牲个人主动性、独立性和自我实现抱负的精神等等在现代西方受到高度赞扬、如今在现代亚洲许多地方也日益具有吸引力的诸多品质。　　个人终生都是家庭成员，就像是更大集体如种姓、氏族或行业协会的成员一样。但中国社会存在令人惊异的社会地位纵向变迁。根据大量成功地通过科举考试的人物传记判断，每个世代有多达三分之一的发迹者都来自新血统。中国有一句类似我们的谚语，叫做“贫不过三代”，而跻身上等人之列的新来者多半是在社会上经历过坎坷——“由巨富到赤贫”——的人，这类故事也不少。财富的腐蚀作用和放弃勤奋品德去追求奢侈懒散生活，常常是社会地位降低的促进剂。在亚洲国家中，家庭，有时是村庄、氏族或互助性团体，常常尽可能用集体资源支持有前途的年轻人通过漫长的教育以求进入读书人行列，希望能作为代表人物为集体带来荣誉和利益。许多亚裔美国人家庭和学生仍在继续这一传统作法，至少在头一代或两代人中间是这样，他们知道，教育也和其他值得争取的任何东西一样，不通过勤奋是得不到的。　　规模更大的社会团体几乎不具备支援个人的功能。没有家庭或后代的照顾，病人或穷人以及老人就无法活下去。在印度教和佛教国家，所有的人可从寺庙获得最低限度的栖身所和食物，这种情形至今仍存在。但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儿子，才是保障简朴的自给自足生活的首要目标。家境好的人有义务不仅帮助兄弟姐妹，而且要帮助叔、伯、姑、姨、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等亲属以及他们的家庭。　　拉贾斯坦的一位祖母和她的孙子。祖母体现了家庭的安全保障，孙子代表家庭的延续及对未来的希望。（Stell　Sned；　New　York）义务感和集体责任感的结合力可惠及整个大家族，包括父方和母方的亲戚，或至少包括一个核心家庭及与之保持交往的那些人。幸运的是，完全没有任何亲属关系而无处请求帮助的人并不多，不过对于那些只有穷亲戚因而得不到多少帮助的人，生活无疑是艰难的——所幸这样的人也很少。大多数亚洲社会甚至今天仍保留着复杂多样的针对每一类亲属关系的称呼。他们不像西方人那样不分年龄长幼地称兄弟、姐妹等等，而是按年龄、父方或母方关系明确区分开来，因而他们的称呼有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大伯、二伯、三叔、爷爷、外公，等等。这一张涉及范围广泛的关系网，虽然给个人加上沉重义务，却也提供了相互间的支援。那些不幸失去了子女、配偶或近亲的人，尤其是寡妇，往往陷入赤贫境地，经常挨饿，或者靠乞讨勉强维持悲惨的生存。 家庭（2） 婚姻　　婚姻几乎总是当事双方家庭协商安排，在东南亚以外地区，尤其在印度，嫁妆总是婚约的内容之一；而在东南亚，却是男方家庭要支付聘金。女方嫁妆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印度，常常是新娘个人用的珠宝饰物，它可在困难时期帮助度日。平均适婚年龄比中世纪或现代西方早期的低（也比现代亚洲的低）：中国是男21岁，女17岁；印度男16岁，女14岁；日本男20岁，女16岁。　　除东南亚大部地区和印度南部一个小地区外，大多数婚姻都要求婚后住在男方家，也就是，为避免近亲繁殖而从外村娶的妻子要离开她原来的家而成为丈夫家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她在生育儿子之前是地位最低的家庭成员，她可以偶尔去看望父母，但已经不是父母家的成员或帮手，而且为嫁妆耗去了父母一大笔财产。女孩虽与男孩得到同样的宠爱，但实际上她们远不如男孩被看重，尽管女孩要做很多家务事。男孩才是家庭延续和安全的根本。由于生命充满各种不定因素，加之死亡率高，特别是在童年，所以大部分家庭都想至少生两个男孩。而女孩则有可能在家庭困难时被卖给富人家做仆人或妾。没有子女的家庭会真正感到没脸见人，因而可能出高价领养一个儿子。未能生育儿子的妻子，经过一段时间后，常常作为无用之人退还给她的父母，因为婚姻的首要目的在于维持男性家世绵延不绝。直到不久之前，人们还不知道孩子的性别决定于父亲，也不知道不能生育的原因既可能是男方、也可能是女方的不育症，于是受埋怨的总是女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大多数妇女会成为丈夫家心甘情愿的甚至积极的成员，并且把她们的这种情绪传达给子女们。她们有些人最终会掌握相当大的权力。　　所有的人都认为，婚姻也是家庭之间着眼于未来利益的约定。几乎所有婚姻都是双方家庭通过媒人安排的。媒人通常是上了年纪的寡妇，她对本地区的适龄男女进行搭配，她的工作就是了解情况，她会调查适婚人的性格和他们的家庭境况，而且至少做一些预备性谈判，由此获得的少许费用往往成为她们的主要收入。新娘和新郎通常在婚礼前从不谋面，他们有时被允许表达自己的喜好，但一般会因不符合家庭利益而被驳回。很少考虑婚姻双方是否彼此合适，基于爱情的婚姻极其罕见，尽管时间可能培养感情。　　除东南亚外，亚洲人离婚的很少。离婚是不容易的，但并非不可能；再婚即使可能，却也更为困难。这反而促使人们更加努力维持正常婚姻关系，当然这也使得对浪漫爱情的期待远不如现代西方那么强烈。人们已习惯于将个人需要服从家庭利益。从人物传记、回忆录、通俗文学作品和法律记录中可以找到大量证据，说明在上述各种情况制约下的大多数婚姻是成功的，多数夫妇都能够互敬互爱，在家庭这个集体中再现亚洲的主导社会模式。　　子女养育　　在印度和东亚，男孩和女孩都被教导学会服从，但在七岁前，他们都备受宠爱。由于家庭对男孩的特别渴求，所以对男孩的宠爱变成明显的娇纵。但总的来说，男孩和女孩都是家里的宝贝，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孩子们要到存活较有保障的一岁左右才正式起名；更早起名常被认为会招引灾难。父母有时为了让民间神祇听见而大声埋怨他们的孩子多么丑陋多么讨厌，希望这样能使孩子避免夭折，希望由此引来更多福气和快乐。女孩从小就被教导接受在家庭等级中的低下地位，这几乎不会遭到反抗。　　一些现代心理研究实际上已经证明，至少在西方，女性远不如男性那样赞同按等级制规则思考和行动或承认这种等级为合理，但我们没有亚洲的类似现代研究。妇女低得多的文化水平也许意味着，她们可能早就对她们的普遍受压制心怀不满，但尚未有表达的机会。然而，男孩也并非完全不受压迫，至少他们难逃父亲、兄长和其他男性长辈们的管制和欺负。他们儿时习惯了的极端娇纵常常到七岁时突然终止。有些人的自传表明，这是男孩们多半要经历的一个感情伤害期，他们再也得不到服侍和溺爱，而要服从往往十分严厉的纪律，这在日本和中国尤甚。　　不过，童年生活还是安排得尽可能轻松和快乐。按照现代观点，这是个人发展的关键时期。婴儿通常由母亲哺乳至少到两岁或三岁，他们被带着到处走动，先是用背带绑在母亲背上，稍晚则由母亲或姐姐用手臂抱着。母亲、父亲或兄姐们常同幼儿嬉戏，触摸他们，爱抚他们，同他们保持亲密接触，直到他们满五岁或六岁。父亲也经常亲自照看孩子。从小受到这样的爱护，孩子们到七岁时，感情上已相当牢靠，足以承受成人式训练可能引起的精神创伤。　　总之，西方观察家（以及很多亚洲人）发现，亚洲成年男性，尤其是长子，整个一生都十分依赖他人，他不但准备好接受社会等级制和他在其中的位置，而且认为人们——特别是他的妻子和整个社会，他的上级，他的朋友——会关心他。这种极端依赖性以日本和印度成年男人表现得最突出。有些观察家说，他们永远长不大，他们在日常事务上十分无能，他们除了做他们自己特定专业或职业角色分内的工作外，总是期望妻子或其他人为他们做一切事情。当然，任何社会都可能有类似现象，然而在我们西方社会中，依赖他人的成年男性屈指可数。这种性格看来确实与印度和东亚的儿童培养习俗有关。我们今天仍能亲眼看到这种现象，但大量证据表明，上面介绍的习俗已有很长的历史，它是传统亚洲社会的一个内在成分。 家庭（3） 妇女的地位　　虽然很多女人在他们的家中掌了权，但她们的作用总的说来是极其次要的。她们的世界无疑是一个男人统治的世界（只有东南亚在一定程度上是例外），她们的主要职能就是生育儿子。作为女人，一开始要服从父亲和兄弟，后来就得服从丈夫和丈夫家的男性亲属。大多数亚洲寡妇，当然还是指东南亚以外的，大概是不准再嫁甚或不允许有男性朋友。考虑到高死亡率和命运的难以逆料，很多女人——往往还是姑娘的时候——就注定要在守寡、孤独和穷困中度过大半生。“贞节寡妇”受到赞扬，虽然她们有些人自行安排自己的可怜生活，但大多数都是按照预定模式受苦。寡妇自杀在中国相当普遍，在印度则达到极致，而且那往往就是印度教高种姓企盼的结局。印度教丧葬习俗要求焚化死者遗体，寡妇通常要自己跳进丈夫火葬柴堆的火焰中。这一殉节风俗叫做萨蒂，大约有多达五分之一的印度高种姓无子女寡妇用这种方式牺牲自己。　　中国曾经有一种同样不人道的习俗叫做缠足，它显然首先在宋代（960～1279）实行，而且与萨蒂一样只限于上层阶级，不幸的是在以后几百年中流行开来，成为女孩子要嫁好丈夫就必须接受的虐待。我们很难理解导致产生这一习俗的恋足癖，然而所谓的三寸金莲竟然被当作性用品而受赞美，并大肆描写它的色情魅力。当女孩子年龄尚小、骨头柔软易弯时，她们的脚被紧紧裹住不让它们继续生长，或让它们变形直到足底弓折断，脚趾下弯。受害者实际上已成残废，只能痛苦地蹒跚跛行；她们成了男人尤其是阔男人的玩物，她们的行动自由进一步受到限制。　　在通向一座中国城市的道路边为一名贞节寡妇立的牌坊。牌坊上的题词是“贞孝”。（RMurphey）与西方一样，在家境困难时期，女孩子有时在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就被杀害，以使家庭其他成员能够活下来，女孩也可能作为未来的仆人或妾卖掉。卖孩子看来特别残酷，但卖掉的女孩却可能成为富人家的奴婢或妾而过上较好的日子，她们至少避免了与自己的家人一同饿死的命运。妇女很少受到正规教育，有些即使受到教育，也主要是由母亲或婆婆指导如何成为一个贤惠、听话的妻子、母亲和媳妇。　　家庭的权力给妇女带来了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中特别重要的报偿。妇女为保证家庭延续所起的关键作用让她们甚感满足。在大多数家庭中，妇女作为孩子的主要抚育者塑造着未来。更中她们意的是，她们就像今天亚洲妇女所做的那样，掌握着家庭的财务。有些妇女成了作家、在位的女王、以皇后或皇妃的身份垂帘听政的实际掌权者，她们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在印度、中国和东南亚，好几位妇女凭着自己的能力成了统治者。但只在印度才有妇女当上了卓越的将军和骑兵战士，如占西土邦的女统治者拉尼。当然，在整个亚洲来说，这样的妇女只是沧海一粟而已。　　缠足图解，其上重叠一只正常足以作比较。（引自　John　K　Firbnk；　Edwin　O　Reischuer；　nd　lbert　M　Drig　Est　si：　Trdition　nd　Trnsformtion；　Revised　Edition　Copyright　　1989　by　Houghton　Mifflin　Co　Used　with　permission）　　但在最重要的方面——家庭、家庭的安宁和绵延不绝——妇女在其地位和职责范围内的关键作用是得到承认的。在占人口压倒多数的农民中，妇女在农业劳动中也起了关键作用，而且通常是制造供出卖或实物交换的工艺品的家庭手工业的主要工人。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人，妇女和男人同样重要，尽管她们获得的社会回报低得多，而且备受歧视。上层阶级的妇女一般过着懒散的日子，她们通常把孩子交给保姆或家庭教师照顾。　　传统上，东南亚的性别歧视不如印度、中国或日本严重，它的大多数地区文化包含有入赘婚姻、妇女控制和继承财产以及妇女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等内容。财产一般按女性家世继承，孩子常用母亲家庭的姓。在亚洲其他地方，前面介绍的传统模式形成于很多世纪之前，且一成不变地一直持续到20世纪。当然也有性格刚强的妇女——同男人一样多——而很多东南亚以外的妇女在丈夫家中掌握了支配权，她们在公开场合的举止可能是温柔恭顺的，但在家中的作为则大不一样，尤其是那些亲生儿子已经长大和丈夫过于软弱的上年纪的女人们。　　在伊斯兰教区（主要是印度北部和西北部以及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根据妇女应该与外界隔绝和带面纱的教导，妇女参加家庭以外的活动是不受鼓励的。带面纱的习俗显然是当妇女出现在公共场合时强制她们隐姓埋名的一个实用手段。东南亚以外，从事贸易和教育工作的妇女是罕见的例外。正统穆斯林对妇女实行的各种限制，甚至在东南亚的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南部的伊斯兰教区也行不通。其他地方妇女的主要任务是结婚和生孩子，尤其是男孩，她们被视为她们丈夫的财产，这是《古兰经》后来添加的一条规定。《古兰经》被公开用于使妇女从属论合法化，这是17世纪一名伊朗神学家简明申述的，他硬说妻子的第一位神圣责任就是从属于她们的丈夫：“妻子必须服从她的丈夫，永远不违抗丈夫的命令，未得到丈夫的许可永远不离开家。”早在1200年代，伊斯兰教社会就让男人和女人过着不同的社会生活。 性风俗 东南亚以外的亚洲妇女被教导应该谦卑和贞洁。上层阶级妇女很少出现在公共场所，向配偶公开表达爱情被视为禁忌，这种情形今天仍存在。而同时，上等亚洲人的文化却以色情文学和艺术以及比任何其他现存文化发展得更早的高等妓女传统而著称。日本的传统艺妓及其原型中国“歌妓”和“花船女”众所周知，同样，在印度，高等妓女常有渊博学识和教养。印度艺术中出现毫不隐讳的性描绘，经典印度性爱手册《爱经》更是世界闻名。但这些行为只限于少数特权者，亚洲高等妓女的主顾多半是充当她们保护者的机智博学又健谈的上等人，甚至还有熟读经典、能与这些保护者的机智博学匹敌，或能用漂亮的即兴创作接引经典名篇的女诗人。　　与犹太教…基督教的西方世界不同的是，印度、中国西藏和部分东南亚地区存在一种将性用于礼仪的宗教传统，这在某些方面与古希腊的狄俄尼索斯狄俄尼索斯，希腊罗马宗教中的丰产与植物之神，尤其以酒与狂欢之神著称，在奉祀他的仪式中男性生殖器占突出地位。——译者崇拜颇为相像。印度雕塑和绘画中的性表现采用男女神祇而非普通人作为主题，并以此赞美神的生命创造力。密教和印度教庙宇的性礼拜仪式也有着同一目的。女　商人早期抵达东南亚的欧洲和中国商人惊奇地发现同他们做生意的当地商人往往是妇女。下面是他们对这一现象的评论。　　　在柬埔寨，负责生意的是女人。　　　他们［暹罗人］的习惯是所有事务都由妻子经营……大大小小商业交易全如此。　　　暹罗的妇女是惟一购物的商人，有些人的生意做得很大。　　　与东京一样，这里［亚齐］的货币兑换人多半是妇女。　　　交趾支那［越南］的所有男人都是懒汉，商业活动全由女人料理。　　　缅甸猫之国的妇人……经营她们丈夫的较为重要的商业事务。　　　讨价还价、处理事务、买和卖，全是［马鲁古］的女人在干。　　　［马六甲］的妇女们开了夜市。　　丈夫通常把他金钱上的事务委托妻子全权处理。女人独自上市场，进行所有买和卖的业务。大家都说，爪哇男人在金钱事务上全是笨蛋。　　英文出处：　Reid；　Southest　si　in　the　ge　of　Commerce：　The　Lnds　Below　the　Winds　（New　Hven：　Y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64所有这些——上等人同姘妇、歌妓调情的乐趣，春画及色情故事，伊斯兰教统治者在后宫的欢娱——远非大多数民众所能经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性只能是夜晚降临后短暂、有时是偷偷摸摸的快乐（这是最起码的隐私），而且目的在于生育。多数人的住所彼此靠近，多数家庭三代同堂，顶多共用两个小房间。隐私是不存在的，人们几乎从不离开别人的视听范围。在日本，尤其是东南亚大部地区，婚前性经验是允许的，甚或得到鼓励。尤其是东南亚部分地区，处女并非有魅力的新娘候选者，不过大多数人一旦成婚就恪守一夫一妻原则，婚后任何一方的性不忠都受到谴责，也往往予以惩罚。但在亚洲其他地方，任何新娘若被发现为非处女，一般都会被拒绝，甚至男人大概也避免婚前性行为。与西方一样，东南亚以外地区，存在着婚后的双重标准。妻子严禁通奸，违反者会遭到严厉惩罚，而男人的性不忠则往往得到宽恕。实际上，如前所述，调戏、嫖宿歌妓或其他娼妓的人基本上都是高贵者，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能力支付这种乐趣的费用而同时养活妻妾和姘妇。　　一名武士（注意他的剑）和艺妓在茶馆休息。（日本奥村政信（1686～1764）画作，表现两国桥边傍晚纳凉情景，约作于1735～1740，木刻，446×565厘米。）（Clrence　Buckinghm　Collection；　19321355　Photogrph　　2003　The　rt　Institute　of　Chicgo　ll　rights　reserved）　　亚洲大部分地区视同性恋为耻辱，并对同性恋者予以谴责和处罚，部分原因是认为这违反了人的天性和不能达到婚姻乃至整个社会的主要目标——生育，对儒教信徒来说，无后代是对父母的最大不孝。然而同性恋在多半不结婚的日本武士中间颇为普遍而且常被允许，所有国家的统治者和上层阶级中也时有发生。 教育、识字和印刷品（1） 亚洲人远比欧洲人更加崇尚并遵循柏拉图关于“教育使人善良，而善良人行为高尚”的断言。他们认为，教育是通向威望和权力的必经之路，认为有学识的人必能负责任地为大众利益办事。对知识的这种崇拜在亚洲随处可见。写下来的文字，甚至有字的碎纸片，都要妥加保存，这不仅由于在亚洲各地文化中起过巨大作用的哲学、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典籍本身的重要性，而且也由于读写能力和知识水平是取得世俗成功的最可靠最光彩的道路。即使在日本中世纪或武士支配的早期近代社会上，儒教传统也使人们对这一观念深信不疑；很多武士都掌握了经典学识而成为“有身份的勇士”。　　在宗教色彩比中国更浓重的文化中，特别是印度和信佛教的东南亚，读写能力和知识同样造成了祭司和僧侣的荣耀地位；他们在地位等级中甚至高过统治者，就像伊斯兰教区的古兰经学者那样。印度婆罗门集学者和祭司角色于一身，而佛教国家的僧侣职业从来最受尊敬。学者、祭司和僧侣可免除体力劳动，法律对他们的惩罚也不如对其他人严厉。对农民劳动及农业的价值和重要性的褒奖不过是空口应酬，真正的奖赏和地位全到了不必参加体力劳动的人手里。甚至亚洲的国王和皇帝也得尊敬博学的圣贤和正直的学者。　　免除有教养者的体力劳动体现在服饰、生活方式和他人的尊敬上。有关行为规范的法令禁止地位低的人（包括商人）穿高贵者、武士、僧侣或祭司的华美服装或长袍。青春期的印度婆罗门被授予一根带在胸部的圣线，在精心安排的梵语仪式上宣称他作为“再生族”的特殊地位。社会有义务通过定期捐赠和施舍来支持僧侣和祭司，资助他们的寺庙和祭典。僧侣、祭司们的活动也确实与普通人的生活有关，包括婚礼、孩子起名、丧葬和宗教节日庆祝。从知识阶层提拔起来的官员也穿独特服装并享受专门的特权，如免除体罚。特别是中国，广大人民出于对官员可怕威严的服从，把他们当成皇帝的直接代表来尊敬。产生了官员的中国高贵者，穿的是学者风范的蓝色拖地长袍，从臂弯处下垂着宽松的长袖。身着这样的长袍，根本不可能完成任何体力活动，因此它实际上成为免除他们体力劳动的标志。有教养的高贵者们还常常让指甲长到可怕的长度，有时甚至用特制套子加以保护，也是为了突出这一点。　　顾恺之（344～406）所作宫廷画《女史箴》。一位女教师正在给她的学生们写指示。这些学生都是宫女，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这些宫女都被期望成为有文化知识、精通几门艺术的才女。（　Copyright　The　British　Museum）　　高贵的上等人分三级，反映了三级科举考试。只有通过了第三级考试的人才能候选当官，但通过了下面两级考试的人也被承认为学者，可以过上高贵者的生活方式，穿高贵者的服装。他们中的很多人当上了下一代候选者的老师，主持私办或公办的学校，教导男孩子读写汉字，在严厉管束下学习儒教经典，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准备。大多数上等人并不做官，而成为无官职的地方显贵，他们成为老师、争端仲裁者或地方事业主持人而受到地位较低者的服从。　　所有亚洲文明国家的商人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读写能力，因为他们不但要与国家和地方的官僚主义打交道，而且也需要记录、算账及长距离通信等等。但他们中的一些人确曾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无疑能读经典的或通俗的诗歌和小说。我们没有可靠办法来估计传统亚洲社会的读写推广程度，它可能高达总人口的25％以上，这至少在最基本的读书和写字能力上大大超过18世纪末之前的欧洲。读写普及率在1600年后的日本要高得多，到18世纪前男人中间可能达到50％。而在缅甸和泰国男人中（主要在佛教僧侣中间）的普及率至少为40％。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汉字十分难学，而且还是日本、朝鲜和越南书面语的主要基础，那么即使25％的普及率也是相当惊人的。　　中国有学识的上等人集团，以及其他亚洲社会的类似精英们，大概从未超过人口的大约2％。除这些外，有文化的人还应该加上商人和小贩（往往有最起码的读写能力）、各类办事员和文牍员，以及某些乡村的元老。妇女尽管不上正规学校，但有些人可向兄弟或父亲学习或偶尔通过自学而能读书写字。最好的例子是令人尊敬的一批亚洲女作家，其中包括世界最早的心理小说《源氏物语》的作者，即著名的紫式部夫人。像紫式部夫人那样的宫廷妇女，有闲暇去学习读书写字，她们有文化甚至精通音乐、绘画和舞蹈，应该是在意料之中。在东南亚的佛教国家，有人要求所有年轻人至少当两年的僧侣，使得任何时候的僧侣数量（包括原来的）达到人口的10％～15％，这些僧侣几乎全都有文化知识。印度的婆罗门，作为惟一的祭祀执行人和伟大经传的记录人，则必须是有文化的。　　纸和印刷术都是中国发明的，前者在公元1世纪前（汉代），后者在8世纪前（唐代前期）。活字印刷出现在公元1030年的宋代。这些发明很快传到朝鲜和日本，也慢慢传到印度、东南亚、伊斯兰教地区和西方。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经书及其注释的重要性，使得甚至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就已经由文牍员抄写了大量副本。与西方一样，印刷术的推广大大增加了读书人的数量，其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加强了各类著作的流通，先是在中国，然后逐步扩及亚洲其他地区，其中包括了经典作品、哲学和宗教典籍、诸如印度《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那样的史诗传说以及取材中国、日本及朝鲜古代传说中英雄事迹的类似史诗和记述的副本。 教育、识字和印刷品（2） 中国在唐代（约公元600～900）印刷了面向广大读者的文学作品，亚洲其他国家很快仿效。这些作品包括戏剧、短篇小说、诗歌和最早的长篇小说。在比中国唐代早很多的印度显赫的笈多时代（公元300～500），宫廷诗人和剧作家迦梨陀娑创作了一系列辉煌的戏剧。随着印刷术的推广，他的戏剧和诗歌拥有了大量读者。在整个亚洲，印刷术的出现也意味着，讲故事和演戏这两种艺术形式长期以来靠口述传播的老传统获得了新生，过去很多故事已经失传，或仅存后来印刷发行的版本，但从唐代开始，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口语化大众文学，它尽管不如经典作品高雅却更为踏踏实实。关于普遍人性弱点的小说和戏剧——类似西方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得到越来越多读者热爱，读者中竟然包括高贵的文人，他们在枕头下偷偷读这些他们不敢公开读的作品。中国甚至还有公案小说，讲的都是聪明的地方长官侦破复杂案情的故事。印度也有类似小说，迦梨陀娑的部分作品即是。有关各种奇遇和阴谋的记述在整个亚洲到处流行。 物质福利（1） 我们无法确知过去很多时代人们的物质福利，我们只能根据游记、有关人口和生产量的估计数字、贸易额、对生活方式的模糊了解、饥荒记录和医疗手段等资料，粗略计算生活水平。对于近代前的时期，上述资料以中国的最完全，我们可以找到大量官方和地方文献以及内容广泛的文学作品。总的说来，大概到19世纪中叶前，大多数中国人在食、住、衣方面的物质生活看来一直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多数人。不过，真正防止了绝对贫困的则是提供内部相互支援网的亚洲家庭制度。　　最大的问题是干旱、洪水和蝗虫引起的不时发作的饥荒。中国北部和印度西北部特别多发周期性干旱，有时迟到的季风雨对拯救农作物为时已晚，雨量过大反而引发洪水而加剧灾情。季风气候的变幻无常是众所周知的，不论是雨量还是来到的时间都逐年不同。中国北部和地处内陆的印度西北部十分接近主要季风气流带的边缘，受这种变化的影响特别严重。然而集中在这两个地区的大量农业人口，已经增长到了即使丰收年也仅仅能勉强维持的程度。干旱的发生并无严格规律，对上述两个地区来说，平均大约每三年一次，饿死数百万人的严重旱灾或水灾约每30年一次。　　英国历史学家RH托尼RH托尼（Richrd　Henry　Twney；1880～1962），英国经济史学家、社会批评家和改革家。1920年发表《贪得无厌的社会》，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贪得无厌是道德败坏的原动力，它使富人和穷人都受到腐蚀。托尼将其渊博知识应用于研究中国问题，1932年写了《中国的土地和劳工》；他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在于实现民主化。——译者形容中国农民好像生活在深及颈部的水中，最轻微的涟漪也可能淹死他。离海洋较远的地区，干旱也比较严重和频繁。对饥民的救济，包括免税和开仓抑价卖粮，也并非总能做得到；即使做了，其数量往往杯水车薪，无大帮助。在亚洲其余大部分地区（灌溉系统完善的日本和岛屿部分东南亚除外），也有周期性干旱，但规模较小。在干旱严重地区，传统灌溉系统往往也干涸或水量不足。因而总的说来，北方大多数种植区根本无灌溉可言而只能依赖不可靠的降雨。最干旱的地方，气候变化也最大，这符合基督教圣经的指示：“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29节。　　多数中国农民设法用腐食饲养一两头猪和几只鸡；雨量较丰沛的南方，人们的食物还包括鸭子和塘、河、湖、海中的鱼，有时也用蛋补充，但肉则多半出售或仅在节日自食。古代日本人大多素食，以遵守佛教观念，但由于大多数人聚居海边，所以鱼就成了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亚洲史 第 7 部分阅读 谌兆允场９糯毡救舜蠖嗨厥常宰袷胤鸾坦勰睿捎诖蠖嗍司劬雍１撸杂憔统闪说鞍字实闹饕丛础３嗜撕驮侥先艘谎八子胫泄嘟悸堑搅焦用穸嗉泻１撸蚨婊窳坑Ω媒洗蟆６涎堑囊恍┓鸾痰厍惨运厥澄鳎比灰渤３杂愫偷啊Ｔ谟《龋颊既袢种坏尿嫌《冉掏胶透咧中帐遣怀匀獾模芏嗳松踔敛怀缘昂陀悖匆讯嘀侄嘌讨破罚缢崮獭⒛逃秃湍汤遥约翱商峁┑鞍字实男”舛购推渌箍浦参铩＃ǔ赡甓侨说囊糯氐悖顾遣皇室讼毯湍讨破罚源成纤遣皇秤萌魏涡问降哪讨破罚比灰徊糠衷蚴悄讨破肥撬强床黄鸬闹醒怯文撩褡宓氖称贰＃┰谀滤沽值厍砣庥裳蛉馊〈仓挥猩偈蝗顺缘闷稹Ｗ苤蠖嗍侵奕丝抗壤嗌睿核尽⒏珊档厍男÷蟆⒏吡弧⑿∶缀蛙衤蟆２硕埂⑼愣埂⒕硇牟恕⒛瞎稀⑶炎印⒗苯泛推渌卟司椭衷诹柑锱员呋蚣彝ゲ嗽袄铩Ｗ艿乃道矗潮冉先鄙俚鞍字剩谄渌匣蚴澄镒芰可希蚝糜诮暗呐分夼┟窕蛱辶投叩钠骄乘健Ｆ鸪踔辉诙涎遣庞械募Γ罄闯晌蟹撬厥车厍芎玫牡鞍字世丛础！　∈澄锸谴蠖嗍┮祷蚺┟裆缁嵛幕耐怀瞿谌荩庠谘侵抻壬酢７ü鸵獯罄俏鞣降闹樱庥胨枪糯徒呐┮导芭┟翊秤泄亍Ｖ泄陀《仍蚴茄侵薜闹印９ィ猩缁岫贾芷谛缘爻鱿质澄锕┯Χ倘保蚨匙匀怀闪松畹闹匾谌荩称芬簿统晌揖澈痛偷谋曛尽Ｔ谘侵蓿怨任铩竺缀托÷蟆鞯氖澄铮嵬ü髦值魑镀返拇钆浜陀孟拭乐吓氲鞯鞍字始俚脑隙簧佟４车亩涎鞘称吩谂氲鞣椒ㄉ虾芟裼《群椭泄乙煤芏嘞懔稀Ｔ谥辽倜迳闲欧稹⒁蚨缟兴厥车娜毡荆髦至侠淼挠闳〈巳猓灿肴庖谎米髅追股系母笔常拖窈Ｔ搴托孪驶螂缰频氖卟恕Ｇ苛业娜毡旧竺拦凼肿⒅厥称返难丈⑿巫础⑹泳跖帕泻驮洗钆洌酝怀鑫⒚畹奈兜蓝员取！　≈泄陀《仁称啡缃裨谖鞣郊湮琶饫锊槐囟运亲鋈魏巫沤樯堋５秸哂攵涎鞘称芬谎际窃诿追够蛎媸常嫣酢⒈〖灞虿环⒔偷母猓┥戏派倭拷搅诵晾笨钢娜狻⒌啊⒂慊蚴卟恕：苣严嘈牛壳耙殉晌《群椭泄称分腥绱酥匾暮炖苯罚畛蹙谷皇抢醋孕麓舐健俏靼嘌廊嗽?6世纪末通过马尼拉引进亚洲烹饪的。　　食物是大多数节日、生日宴会、婚礼和其他类似场合的中心内容和最有效的娱乐媒介。每当此时，往往会做出更加精美的菜肴，其中有一些可能要烹调好几天，它们包括肉、鸡、蛋、鱼，或一些日常生活中罕见的原料，西方国家的印度、中国、东南亚和日本餐馆中的食品就属这类——筵席菜肴——切勿以为这些代表了过去和现在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日子里吃的食品。然而，多数亚洲家庭都以能在特殊日子做得一手绝妙美味佳肴而自豪，而为烹调这样的菜肴往往得花费好几个小时和家庭储备的很大一部分。 物质福利（2） 在亚洲文化中，食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基本成分，亚洲人对食物重视程度之高，为其他大多数文化所未见，只有法国和意大利可能是例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亚洲人强调的不是为了活着而吃，而是为了吃而活着，尤其是在一些特殊场合下——而一个家庭能够支付得起的这类场合非常多，甚至家庭成员间的一般性访问也包括在内。无疑，食品用任何标准衡量都是精美的，这是重视食物而且要求很高的这一悠久文化传统的结果。皇族和上等人当然可以享用特别精美而昂贵的菜肴，但普通人只要支付得起吃得也不错；大多数人当然不可能经常如此，穷人则永远不可能。但只要有机会，普通人的食物也得与最高亚洲传统相配。　　营养不良、周期性饥荒，还有地方病和流行病，是估计寿命很低的原因。但是，尽管没有准确数据，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满五岁的人大概比近代前的欧洲人活得长。近90％的大量人口居住在乡下小村庄里而非孤立农场中，每个村庄可能有50～200人，住房极其简陋，多为泥土篱笆做墙茅草盖顶的小屋，通常全家共用一间房。而且役用牲口往往就关在毗邻的破屋中。在城镇里，人们常受传染病主要媒介——污水和拥挤住房之苦。霍乱、伤寒、斑疹伤寒、疟疾、各型痢疾和天花，曾经是主要流行病或地方病，偶尔也爆发淋巴腺鼠疫大流行。儿童死亡率特别高，死亡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生活现实。　　家庭之上的亚洲社会机构几乎无力干预穷人的生活。在中国，政府通过降低赋税、治理洪水、维持治安、荒年平价出售仓储粮食——一项叫做“和籴法”的政策——等措施，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严重困难。这些努力在王朝衰弱或崩溃时——大约占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往往执行不力或失败。即使王朝强盛，国家也无力应付大灾荒。在印度和东南亚，以及较小程度上在朝鲜和日本的佛教地区，寺庙能给穷人提供某些庇护，但这也远远不够。总之，相互支援的家庭体系能保证在大部分时间里维持多数人免于赤贫，但没有任何办法足以避免反复出现的大规模灾祸，如所有近代前社会都经历过的旱灾引起的饥荒、水灾或长时间的内乱。　　价值观　　亚洲和欧洲的显著差别之一表现在对自然界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态度上。作为犹太教…基督教教义的反映，西方倾向于将人类看成宇宙的统治者，亚洲人则把自然界视为比人类能够创造的任何东西更宏伟、更强大、更值得赞美、仿效和服从的存在。这一观念并非道教和神道教所独有（不过这两门宗教表现得特别强烈），而且也是其他所有亚洲宗教及产生了这些宗教的社会的共同特征。它们在极大程度上把自然界看成仁慈的养育万物的力量，而不像西方那样把它当成敌人或应该加以控制的对象。基督教圣经教义用下面一段文字将人类尊为万物的主人：　　神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按着我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圣经·创世记》，第1章：26～28节。　　亚洲人的观点是，人必须调整自己去适应更加伟大的自然界，人类是自然界的一个比较低微的部分；这一观念不仅在哲学上正确，而且也是人类繁荣兴盛的最佳途径，尤其是考虑到农业在所有亚洲文明中的根本重要性则更是如此。他们完全没有“征服”自然的想法，更没有以滥用方式破坏环境景观的意图。人口增加的压力确曾日益严重地消灭了印度和中国的大部分原始森林，导致今天的灾难性后果，但至少最初只是为了开辟土地以便耕种，而这样做也是要让大自然提供更高的生产力。　　自然界的反常行为或灾祸，如洪水、干旱、火山爆发、或流行病、各种不合时令的气候，尤其是地震和日月食，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是上天发怒的信号，对此，人们必须报之以虔敬的行为或安抚的祭奠。在中国，在很多类似场合下，皇帝会发布忏悔诏书，自己承担过失责任，罪己“无德”，并许诺成为臣民更好的榜样。这样做的一个理由是，自然灾害通常被视为失去上天垂顾的皇朝行将覆灭的预兆。农民到处给地方土地神搭盖简易窝棚或小庙，求它保佑丰收或结束干旱、洪水或其他自然灾害，但总的说来，自然界仍被看成仁慈的，不但必要时应给以抚慰，而且应尊敬和赞美。上流阶层会分出很多时间观赏和颂扬大自然，著文描写大自然的美丽和情绪，甚至建造亭台楼阁，以便能够从那里欣赏特别美丽的自然风光或变幻的四季景色。大自然是亚洲绘画最常用的主题，通常被描绘成祥和的、冥想的或感悟的景观，不像西方人常把它画成某种野性的或险恶的东西。　　亚洲人对待自然界的积极和谦恭态度可能与他们感受到大自然的仁慈有关。季风亚洲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具有高得多的农业生产力。相比之下，欧洲，尤其是罗马帝国覆灭后的欧洲，远不如亚洲繁荣，而且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以北气候寒冷又缺少日照。农业是主要的财富之源，这在亚洲尤其显著，而人类的繁荣就是直接起源于幸运的季风亚洲拥有的天赐温暖潮湿气候、很长的生长期以及肥沃的冲积土壤和火山土壤。大自然的可怕威力和它的变幻莫测——极端的气候和周期性干旱——表现得如此明显，致使人们必须对它保持敬畏；人类必须适应大自然的法则并祈求它的恩典，但又在很大程度上把它看成对人类的滋养而非威胁。男神和女神往往就是人格化或象征化的自然力，它们代表了畏惧和尊敬加拥护的双重感情。 物质福利（3） 勤奋和世俗成就得到高度评价，被认为是社会的基石，但悠闲和享乐同样受重视。每个亚洲文明，尤其是印度，都有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传统，但大多数亚洲人并非禁欲主义者，而愿意享受生活的快乐，他们认为享有闲暇和利用闲暇是人生目标和幸福。但聚敛财富的倾向使大多数人在人生早期阶段抵制享受悠闲的引诱。在早期近代和近代西方，聚敛财富成为很多人的目标。RH托尼实际上把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的早期近代西方叫做“贪得无厌的社会”。另一方面，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根据他对印度和中国的研究以及他所了解的日本和东南亚，指出（意译），对于已经解决了为生存而斗争的紧迫需要的亚洲人，赚取更多财富不如少干活更具吸引力。　　这些都只是有文化的上等阶层表达的价值观，但很多农民、体力劳动者和手工业工人也持同样观念，他们只要支付得起就这样做。频繁的节日和朝觐活动在每年日程表中比比皆是，有些节日庆祝活动可能持续好多天，有大量的机会供人们休息、宴乐、跳舞、奏乐、演戏、互访和一般的享受。欧洲中世纪的庙会和节日与此相似，但被称为新教伦理学的价值观在约1600年后逐渐在欧洲占优势。每一种亚洲传统每年都有一系列节日，如持续两周的中国新年喜庆活动（朝鲜、日本、越南亦然）、印度的秋季排灯节和春季好利节、东南亚的嘎麦兰（器乐大合奏）和戏剧表演，还有许多其他定期节日。在这些节日期间，人们很少或完全不工作，他们参加各种典礼和乐事。这些周期性的欢乐场合吸引了全民主动或被动的参与，而且不限于上流社会。而王室的婚礼和加冕当然提供了更多群众娱乐机会。　　法律、犯罪和刑罚　　总的说来，亚洲的思想体系没有犹太教…基督教所界定的罪，更不用说“原罪”那样的概念，因而也就没有谚语所称的“乐园在东方”的比喻。改正不轨行为和尽量通过再教育或恢复虔诚的改造方法要比惩罚更受重视，尽管也用惩罚手段而且往往十分严厉。亚洲的犯罪或社会不轨行为的发生率几乎肯定比其他地方低，这得力于家庭的自我规范作用和个人不轨行为可能殃及全家的羞耻心产生的约束力。人们有时说，西方社会强调罪恶，而东方强调反社会行为的不可接受性并用羞耻心来加强道德准则。罪恶和羞耻心当然相近而且相互关联，但罪恶更多地被看成永久的内在品行，而羞耻心可在一定程度上用惩罚和补偿行动予以抵消或洗刷。除不轨行为造成社会上的污名外，常常用公开羞辱进行惩罚。犯人被公开示众或公开处决，而且往往身上挂着写有所犯罪行的牌子或标语在街上游行。　　盗匪活动是沦为赤贫的人经常采取的不轨行为。盗匪活动最常发生在政治动乱时期，因而在印度的某些地方实际上成了地方病，在中国的发生率则随着政府效率和农民贫困状况的变化而起伏。盗匪最易得手的地方是政府控制区的边缘和各行政司法区交界处多山多林地带。在东南亚、中国南部沿海以及朝鲜和日本沿海，盗匪多以海盗形式出没。这些地区集中了大量穷人，靠近沿海及海上贸易主要通道，有森林可供造船，海边有很多远离国家管辖中心的小港湾，易于逃跑和躲藏，这些都是盗匪活动的有利条件。海盗和土匪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抢劫对象的贫困。虽然抢劫的主要目标是富户和商家，但这些人得到的保护好于普通人民和村庄。　　有些盗匪群变成了反叛者，他们依靠心怀不满者的支持试图推翻政府，以建立可能更好地为群众办事的新秩序。大量通俗小说描写盗群的冒险故事，他们多被写成罗宾汉式的人物。而且一律被视为英雄而非罪犯。小镇和城市也有犯罪，大城市尤其是大商业中心的下层社会存在真正的罪犯和组织严密的乞丐帮会。控制城市犯罪是困难的，因为人们都拥挤在胡同、街道和大杂院式居住区的简陋小屋中。　　土匪和海盗活动的发生率常被看成政治及社会制度的活力与公正性的晴雨表和经济困难程度的估量标准，它肯定与这些因素尤其是经济状况有关。一般认为，土匪和海盗活动加剧是社会政治体系正在恶化的标志，这是最大的灾祸，而中国的说法则是在位的王朝“天数已尽”。当然，在通常归咎于无德统治者的自然灾害之后，往往在受灾最严重的地方盗匪活动加剧。很多盗群和大多数叛乱者给自己蒙上一层宗教和魔幻的神秘气氛，他们通常仿效佛教的秘密仪式来矫正人们对儒教教义的信仰。反叛行为常常是在有自己的仪式程序和地下组织的秘密会社开始；秘密会社参加反叛组织或与它融合后，仍然保留其最初的程序，包括表示忠诚的歃血盟誓和给成员传授刀枪不入本领的仪式。印度的盗匪和反叛集团也利用秘密会社和宗教的激励作用。　　罪犯要受审判，法律和刑罚由国家掌管的非军事法庭实施，法庭则由地方长官、统治者或他们的代表、社区元老或学者主持。在亚洲，不预先假定有罪或无罪；要经过审理，根据包括证人证词在内的证据进行判决。除缅甸外，亚洲没有站在人和法律之间的律师；原告和被告分别为自己陈述。在中国和其他大部分亚洲国家，被控有罪的人仅当自己供认有罪才会被判有罪并给予惩处。如果他们无视不利于自己的有力证据而拒绝认罪，就会被拷打以逼出认罪口供。 物质福利（4） 应该指出，中世纪和早期近代欧洲也用拷打的方法，有时能逼出口供，有时不过是一种处罚。同欧洲一样，亚洲也采用试罪法，也就是被告用忍受长时间浸泡水中或紧抓烧红的金属来证明自己无罪。同欧洲法律一样，亚洲法律也是为了让人们面对威严感到畏惧而拟定的。跪在地方长官或法官面前的原告、被告和证人，如果表现得不够尊敬就得受鞭打——这是严格等级制和权力主义的又一种表现。此外，鞭笞也是常见的刑罚——东南亚岛国除外，因为击打身体被视为致命的侮辱，故多数小罪行用罚款处分；无力支付罚金者则成为受害者的奴隶。在很多伊斯兰教地区，则要遵守《古兰经》法律；例如，截去右手以惩罚偷窃罪。在中国，被告有时被罚跪在碎玻璃或烧热的链条上。　　亚洲对重大罪行的刑罚同欧洲一样几乎都是死刑，一般是斩首或绞杀。特别严重的罪如弑父母、谋反、叛乱或其他不孝及政治上不忠，还用过更可怕的刑罚：用马将罪犯四肢从躯干上拉下来的分尸、中国的“凌迟”、印度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钉尖桩和象踏，以及欧洲用过与分尸相似的“挖内脏和四裂肢解”。对那些未遂罪犯，刑罚具有威慑作用，并给罪犯家庭或集团带来耻辱。被斩下的首级挂在柱子上示众直至腐烂，这种做法在欧洲一直使用到18世纪末。对所有儒教信徒、大多数印度人和很多东南亚人来说，身体乃受自父母之托付，对它的损伤就是不孝，因此对身体的任何刑罚毁损或分尸（当然还有斩首），都是加倍的耻辱。（这种心态当然也对外科手术十分不以为然，因而妨碍了本来通过尸体解剖可能获得的解剖学或其他医学知识的进步。）　　中国对较轻罪行的一种刑罚。沉重的木枷既难以支撑，其形状又使犯人够不着自己的嘴，故若无他人喂食就得挨饿。犯人的罪行通常写在贴在木枷上的告示上，但这幅照片中仅显示1872年上海地方官的官衔和印鉴。当众羞辱是中国刑罚的重要形式之一。（Photo　by　John　Thomson　Hrvrd　Yenching　Librry；　Hrvrd　University）对于较轻罪行，东亚或某些东南亚地区的犯人可能被关在极其狭小的笼子里，让他们不能坐、不能卧、不能直立，或像印度和欧洲广泛实行的割去耳、鼻或舌。中国另一种常见刑罚是给犯人戴上沉重的木制颈枷，其形状使犯人无法自己进食而不得不靠旁人怜悯，这显然也是一种更深的羞辱。牢房也同欧洲一样，是可怖的地方，如果没有亲属送饭，犯人就得挨饿。至于轻罪，亚洲法律通常强调再教育或改造。罪行、或至少品行不良，不但被认为可以改正，特别是在家庭帮助下，而且也被视为社会的失败。误入歧途的人可通过再教育和学习“长辈”的模范行为来赎罪。　　人们担心与法律和审判机构发生冲突是很自然的，在刑事案件中更是如此。对此，需要做两点重要说明。第一，全部争端或轻罪——也许所有类型罪行——的大约90％是从不上法庭的，因为家庭、村庄、上层阶级人士或其他非官方名人或地方机构会加以解决或处罚。第二，现代西方学者断言，司法公正可能是靠上述各种手段和比西方更协调一致的法律及法庭整个体系来达到的，它甚至与司法公正远非完善的今天同样成功。亚洲在这方面的经历是可信的，大多数地方长官和其他法官都勤于收集证据，他们是审慎的和关心司法公正的，他们不但不理睬可能导致丢官的指责，而且有着相当高的责任心。　　但是，如西方所常见，关于司法公正也存在双重标准；对待穷人比对待社会上层阶级更严厉，而穷人犯罪一般不过由于缺吃少穿。对于较轻罪行也是对社会地位较高者的处罚较轻，这也是现代西方法律在处理所谓“白领”罪犯时常常表现的一种司法不公。法律是由上等阶级制定和执行的，他们对保护自身特权地位和财产的兴趣，往往至少与维护司法公正的公心一样大。然而，不正直、不忠诚或无能的官员常被严厉处罚或甚至流放和处死，尽管这类处罚有时也许是由于统治者的更换或无根据、甚至卑鄙的谗言所引起。　　在考察近代前的亚洲社会时——以及在读到16或17世纪到亚洲旅行的欧洲人写的游记时（他们通常将在亚洲的所见所闻与他们对自己所处社会的了解进行对比）——人们强烈感到，亚洲的社会秩序比任何其他社会好得多。这至少部分由于它们的等级结构以及整个社会尤其是一个大家庭对集体身份和分担责任的强调。他们实际上不知现代意义的个人“自由”为何物，但却获得了安全、保护和集体努力所能取得的成果。　　估量个人或集体的幸福程度是不可能的，但这些传统亚洲社会制度的长寿表明，它们在大部分时间里给大部分人带来了满足，它们有助于维持亚洲社会哲学家高度重视的和谐。当然，也存在任何地方都有的紧张关系和个人或集体之间的冲突，但其中大多数的解决并不求助于正式的法律。无疑，妇女和年轻一代较多受到这种传统习俗之害，但除新娘自杀这类悲惨事件外，并无很多证据表明大多数妇女认为自己的角色是悲惨的，特别是她们成为地位确立的家庭成员和生育儿子之后，照顾和抚育儿子就基本上在她们掌握之中；而作为儿媳妇的婆婆，她们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有时成了家庭中的统治人物。 物质福利（5） 除东南亚及一定程度上除日本外，妇女很少有或完全没有性的自由，几乎没有离婚的可能性，而且即使丈夫去世后也往往不允许再婚。但大多数妇女看来承认了这些规矩而无明显反抗。少数上层妇女掌握了文化，有些人成了著名作家，尤其是在日本，但她们几乎无例外地都未曾染指政治权力，当然极少数通过丈夫、男性亲属或儿子而掌握权力者除外。经济上，尤其在东南亚，妇女在操持家务和经营家庭商务中起着重要作用。　　文学相当繁荣，特别是在造纸和印刷术从中国传开以后。多数文学作品是由上层人士所写，内容往往是经典故事的重述，也有一些显然是为大众读者构思而涉及人间日常问题和人性弱点。上层阶级的形成和成分在不同亚洲社会中有所不同，但全都以知识作为晋升的关键阶梯；不过权力也意味着特殊的责任。一部分有教养或有知识的无官职上层人士成为了教师和地方元老或权威，他们在各种争端的调停中起了主要作用。　　亚洲人对教育的强调和读书人的优越地位，有助于产生具有一定主见、洞察力、仁爱心和责任心的掌权者；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如此。人的本性和权力的腐蚀作用总是处处皆然。同所有社会一样，特别是在近代之前，大多数人按当代西方标准是贫穷的，无法避免周期性灾祸或死于旱灾、水灾、饥荒和流行病。物质生活水平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相差悬殊，但多数亚洲人，包括社会低层，其物质生活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高于近代前的大多数欧洲人。　　所有亚洲社会十分关心社会的以及被他们当成人类榜样的更伟大自然界的秩序与和谐。它们对闲暇的重视等同于甚至超过工作，频繁的节庆大多是按阴历安排的农业生产周期中的季节性日子。他们强调秩序和羞耻心及道德的重要，这有助于抑制犯罪，但对罪犯的惩罚是严厉的。官员执法有时极其严格，其目的是弄清真相，做到处罚只及于真正的罪犯。对于较轻的罪行，则通过再教育和学习长辈榜样以达到改造和赎罪的目的。　　所有时代、所有地方和所有社会的人大体上是相同的。亚洲社会形成了独特的哲学思想和社会组织制度，但这些都产生于并且应用于处理人类的普遍问题：贫穷、冲突、贪婪、猜忌、嫉妒、权力和财富的腐蚀以及其他人类社会处处存在的弱点。亚洲社会的漫长经历表明，它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在大部分时间里是成功的，甚至好于包括近代西方在内的其他社会的解决办法。 印度文明的由来 印度文明出现前很久，农业可能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彼此相距很远的地方独立发展起来了，这些地方包括热带的东南亚、亚洲的最西端（今土耳其东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非洲、以及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的中南美洲。非洲和美洲古代农业的独立发展直到晚得多的时代才导致出现完善的书写体系和金属加工，尽管美洲农业社会最终建立大城市的时候在其他方面却仍然停留在技术落后的石器时代。与采集文化不同的是，耕种永久性农田要求有永久性居住地，这类由农民居住的村庄或小镇在公元前10000年后不久开始出现在亚洲最西端。但文明一词的拉丁文civits有城市的含义，它指的是多数居民不再是农民的大居留地；它的居民应该包括办事员、文牍员、行政人员、工匠、金属加工工人、店主、商人以及其他标志劳动分工并把城市与村庄或小镇区别开来的专业人员。有关这一发展阶段的最完整的考古和文献证据是在亚洲，尽管如今在非洲和美洲发现的越来越多的证据有可能改变我们当前的认识。然而看来可信的是，我们定义的文明是按照上述线索演变过来的。　　从苏美尔到印度并不远，交通也方便。水路出平静的波斯湾后沿海岸航行可直达印度河河口，需要通过伊朗和郫路支很少绿洲的沙漠的陆路也很常用。在这条陆路沿线和印度河以西的郫路支边境高地，就有公元前5千纪期间出现的好几个新石器时代农业发达地区和大型村庄或小镇。虽然这些地方的发展可能与苏美尔无关，但它们大概得益于古苏美尔的成就。印度河洪泛区到公元前6千纪和公元前5千纪时也有了农业，因而大概是独立发展的。大约到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出现了真正的城市，而美索不达米亚周围高地的农业后来才扩张到河边低地。与美索不达米亚一样，洪泛区向古代农民提出了新挑战：如何控制河水泛滥、实行人工灌溉和排除洼地积水。经过长期改进各项农业技术所积累的经验，终于成功开发了低地潜在的丰富农业资源。稳定的剩余农产品为建设真正的城市而非小镇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些城市的居民有文化，会金属加工，靠剩余农产品生活，有劳动分工，在艺术、建筑和城市规划上具有丰富的经验。 印度河文明（1） 迄今发现的主要古城市集中地在今拉贾斯坦的卡利班甘（大概是印度发现的最古老的城市遗址）、巴基斯坦旁遮普的哈拉帕和印度河下游的莫亨焦…达罗。三地共有近200个同一时代的较小城镇或村庄的遗址，它们散布在从印度河流域向东至恒河上游、向南几达今孟买的广阔地域内，它们展示了相似的居住区、陶器、印章（用于标明财产所有权）和艺术品。所有这些遗址的发掘深度和地层性质都相同，这进一步表明了哈拉帕文化的同一性。这个在地域面积上超过所有其他地方所有已知古文明的文化综合体被称为印度河文明，它无疑与这条河及其支流有密切的关系，如同苏美尔和埃及文明与河流的关系。印度河与尼罗河及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一样，也是一条不稳定的河流，即发源于多水的地方。它的多条支流从有充沛融雪水和夏季季风雨的喜马拉雅山区出发，流过旁遮普和干燥的拉贾斯坦低地，进入信德的沙漠后在今卡拉奇附近入海。所有这些低地都缺雨，而印度河流域的下游部分实际上与苏美尔一样是沙漠，因而农业必须依靠灌溉。一年一度的洪水既提供了水又带来了极肥沃且容易耕种的冲积土壤，再加上长而温暖的生长期和终年不断的日照，构成了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这些条件与促成埃及和苏美尔在掌握了管理利用洪水的方法后达到古代突出地位的条件是相同的。印度河也提供了运输粮食和建筑材料等大宗货物的廉价而方便的手段，它和少树而平坦的平原一起，创造了便利的交通，这对于互通有无和劳动分工都是十分重要的。　　与苏美尔的关系　　我们对印度河文明的了解远少于对苏美尔和埃及文明，原因之一是印度河文明的书写体系虽经不止一代密码专家和语言学家努力却仍然未得译解。我们发现的文句刻在泥版和印章上，共有超过300个不同的符号。这些符号可能提供某种关于写下这些文句的是什么人的线索。从语言学上看，他们似乎是今印度南部居民的部分祖先，也有些学者猜想他们可能更接近伊朗人。但印度河文明的书写体却与苏美尔的任何东西，尤其是与楔形文字毫无共同之处。这本身就令人信服地证明印度河文明不是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旁支，而是一种独立的创造。最晚到公元前3200年，即几乎肯定在印度开始出现以城市为基础的文明之前，楔形文字已经取代了苏美尔更早的象形文字，它作为书写体的明显优越性保证了它迅速推广。如果印度河文明是苏美尔文明的派生物，那么它一定早已用上了楔形文字或至少显示某些与更早期苏美尔书写体的联系。　　古印度　　可以看出，在纳巴达河和达布蒂河护卫下的温迪亚山脉和萨特普拉山脉，将印度拦腰截为南北两部分。印度南部另有隆起的德干高原做屏障。在北部边境，兴都库什山脉、苏莱曼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壁垒。古城市遗址——卡利班甘、哈拉帕和莫亨焦…达罗——全都紧靠印度河及其支流。印度河文明瓦解后，居民区开始移向孔雀王朝崛起的恒河流域。　　约公元前2500年的莫亨焦…达罗遗址出土的青铜舞女像。人物形象的风格独特，甚至有些抽象，但十分传神地表达了舞者的兴致和动态。（Ntionl　Museum　of　Indi）　　印度河流域居民的艺术和他们非凡的城市规划，也是全然独具特色而与苏美尔无关。他们用的印章与美索不达米亚之前或同时代的印章极为相似，而我们知道，最晚从公元前2500年起，两地之间已有贸易往来，因为这一时期的印度物品已在苏美尔发现，苏美尔的物品也在印度发现。看来十分可能的是，由于印章大概主要用于标志财产或货物的所有权，印度河的居民在与苏美尔人的贸易过程中采纳了它们。　　印度河文明究竟何时出现难以确定，粗略的估计应早于公元前3000年。城市遗址，包括卡利班甘、哈拉帕和莫亨焦…达罗这三处主要遗址，都紧靠印度河或其支流，这些地方的地下水位都很高。最深的（也是最古老的）遗址如今都在今天的地下水位以下，这给考古发掘工作造成严重困难。自从这些古城市在大约5000年前建成以来，江河流向发生了很大变化。洪水和沉积的淤泥已将大多数最早期的证据冲走、埋葬或淹没。与尼罗河三角洲一样，由于同样一些原因，我们没有可能再看到比我们目前所能证明的更久远的早期阶段。迄今能够确定的最古老文物的年代都集中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但它们全来自遗址较高层面，因而必然来自城市文化已经相当先进的时期。在文明开始形成的阶段，它的发展比较缓慢，因而可以设想，它应该比公元前2500年更早许多个世纪就开始了。在公元前2500年以前这一时期内，它演进并建成首批城市，达到了我们今天见到的公元前2500年的形式和水平。因此，公元前3000年这一推测较为合适，尽管仍然是一个带任意性的整数。　　我们不知道这些城市的建设者们怎样称呼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居住地。我们今天用的是现代地名——如莫亨焦…达罗的意思是“寂静的地方”。希腊人把他们在亚历山大时代遇到的地方称为Indi，这个名称起源于雅利安人给那条河起的梵语名字Sindu，由此联想到Indi大概就是指的印度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波斯人及印度人自己用的名称是Hind，显然与Hindu、Hinduism和Hindustn（意思分别为印度、印度教和印度斯坦——斯坦意为“国家”）以及印度河下游的Sind或Sindh（信德省）同词根。有关印度的第一部外国人记述是波斯人在居鲁士大帝居鲁士大帝二世（CyrusⅡ　the　Gret，公元前590/前580～约前529），波斯政治家，伊朗西北部古代国家米底的国王之外孙。在约公元前550年起兵造反，进攻他的外祖父，获胜后继承米底王位。——译者（公元前550～前530年在位，其帝国曾短暂兼并印度西北部疆土）时代所写；波斯人将Sind或Sindh改回到Hind或Hindush，从而最后确定下来并沿用至今。 印度河文明（2） 与苏美尔人的贸易从水陆两路进行。水路通过印度河入海口附近的洛塔尔港口，那里有石砌大码头和仓库遗迹。所有这些，都与一个显然属于哈拉帕文化（印度河文明的一个别名）的城市有关。这里及哈拉帕印度的另一些地方，都发现了苏美尔的货物，苏美尔也发现了哈拉帕的货物，而在这两地之间巴林岛上一处遗址则发现了两地的货物，看来它曾经是一个大贸易中心，是来往苏美尔的许多贸易路线的交会地。苏美尔文献谈到一个名为迪尔穆恩的地方，是从他们河流入海口向南航行数天即可抵达之处，大概就是指的巴林。那里有来自东方美鲁哈地方的商品：象牙、孔雀、猴子、精美的石头、祭祀用的香和调味品，总之有圣经上说的“猿人、象牙和孔雀”。美鲁哈肯定就是印度，但究竟是苏美尔人到了印度、还是印度人或中间商把货物运到迪尔穆恩，则尚无定论。　　印度河文明的城市米诺斯，希腊文化中克里特某个统治者或其朝代的名字。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把他发现并挖掘出土的克里特文化称为米诺斯文化。——译者　　印度河文明的两件明显不同的文物：莫亨焦…达罗的祭司模样人像和哈拉帕的残缺人体躯干。风格独特的“祭司”很像米诺斯①（克里特）艺术，人体躯干则颇似古典希腊艺术。两 亚洲史 第 8 部分阅读 和哈拉帕的残缺人体躯干。风格独特的“祭司”很像米诺斯①（克里特）艺术，人体躯干则颇似古典希腊艺术。两件文物都来自印度河文明，表明它们可能制作于不同时期，因而反映了风格随时间的演变。（左：Stell　Sned/rcheologicl　Survey　of　Indi；右：Borromeo/rt　Resoure；　NY）印度河文明最惊人之处也许是它的城市规划设计，几乎每座房屋都有水井、供水管道系统、浴室和废物排放管道或排水沟。如此发达的城市建设实为古代任何地方所未见，甚至西欧和北美要到19世纪晚期才有类似规模的成就。滋养这些城市的河流供给城市的市政用水，是从上游靠自流方式引来的，这一方式后来为数代莫卧儿皇帝用来给他们在德里及阿格拉的宫殿供水。印度河文明的居民对私用水源的重视，说明印度人特别强调沐浴、洗涤以及祭祀仪式的纯洁。已经发现的宗教人物多种多样，但其中很多似乎是印度的创造及破坏之神湿婆、丰收之神、以及主管出生…生命…死亡…再生循环之神的古代形象；还有最早的瑜伽瑜伽是印度教的一种哲学，它规定了严格的精神及肉体磨炼，以求达到与宇宙精神合一。修行者，那时就已经表现为坐姿、抱臂并定睛凝视来世的形象。始祖女神、男性生殖器形象以及牛崇拜，提供了与古典及现代印度文明之间联系的另一些线索。有些学者指出，印度特色的转世及无穷生命轮回观念就曾经是哈拉帕人的信仰。确实，包括宗教及其他成分在内的大部分传统及现代印度文化的根源，都能在由印度河文化拼合成的图景中找到或推断出来。　　有隆肉的公牛。印度人对牛的尊敬起源于印度河文明。（Jehngir　Gzdr/Woodfin　Cmp　&　ssocition）这些古城市的房屋惊人地相似，说明社会分工还不很细；房屋沿着规则的街道排列成半格栅式图案。有少数较大的建筑，而大多数城市的较大建筑中都有一间公共澡堂，可算是最大的单一结构体；另一些较大建筑可能是市属粮仓或栈房。我们尚不认识的这些城市居民留给我们的艺术，不仅品质高超而且形式极其多样。多样性可能表示它们是在一个艺术风格发生了变化的很长时期里创造的，恰如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在1000年内风格的变化：抽象派、现实派、理想派，等等。最吸引人的艺术品是大量形态各异的泥土或木头制造的儿童玩具，其中有极小的牛拉的极小的车和会爬绳的猴子。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繁荣到能够生产这类非必需品——这是灌溉农业高生产力的贡献——而人也具备了受钦佩的价值。另外，这些遗址中很少见到武器或其他战争迹象，看来那里的文明是平和、仁慈、有高度组织的高级文明。印度的土产棉花也是在这里最早用于织布制衣，这一创新晚得多才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动物雕塑和浅浮雕，包括很多印章上的作品，工艺极其精良，其中大量牛科动物形象多为我们熟知的弓背牛，说明从那时起牛已经受到尊敬。这些以及其他证据使我们相信，早在哈拉帕时代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和非暴力要求，这些都是印度人一贯强调伟大生命链条和万物同源的标志。　　印度河文明居民的主要食用农作物是小麦，它最初可能是从西方地区引进的；作为补充的有大麦、豌豆、菜豆、油用种子、水果和蔬菜以及家养牛和羊的奶产品。工具用青铜、石头和木头制造，较晚的若干世纪中出现了铁，并被用于制造比如车轮轴的销钉。只是到了印度河文明末期，水稻才以次要作物出现，那是通过与恒河流域交往而从东南亚原产地输入的。甘蔗也是印度土产，并在印度河流域最先人工种植，但今天在灌溉系统更优的恒河流域种植更多。在印度河地区，靠近河边的地块不但必须加以灌溉，而且一再遭受无规律的、偶尔灾难性的洪水之害。相继建造的堤堰遗迹说明，甚至保护城市本身免遭洪水或河流改道之害的努力并非总能成功。在这片平坦、半干燥或甚至沙漠地区，没有可用于建筑的石料，城市是与苏美尔一样用晒干的土坯或烧制的窑砖建造的。烧砖用的燃料或取自河边的树丛（很快就消耗殆尽），或从林木更茂盛的丘陵或河流上游多山地区运来。哈拉帕的废墟最早在1850年代由一位英国军事工程师进行了考察，他敏锐地注意到，承包铁路道渣的印度人给他送来的砖块和其他碎片的尺寸很奇怪，同样奇怪的还有某些碎片上的符号，其实那就是印度河文明的书写体实物样品。这位工程师追根溯源一直追到哈拉帕遗址，并且意识到那些都是比当时已知印度文明更古老的一种文明的遗物。 印度河文明（3） 衰落和瓦解　　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之末，印度河文明开始衰落。尽管只能推测衰落的原因，但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耕种或灌溉的土地和城市所占地区的面积都逐渐缩小。洛塔尔港口约于公元前1900年前放弃，其他大居住中心维持的人口也比原先大为减少，且拥挤在衰败城市的某个小区域中。在某些遗址上也发现了暴力迹象：灰烬和未掩埋或无头的尸体，大概是遭匪帮袭击的受害者，因为那些城市基本上无力抵御掠夺。任何文明存在很多世纪后，都可能出现衰退迹象，但印度河居民遇到的却是由他们的沙漠或半干燥环境引起的一些特殊的、短期内即可变成难以克服的问题。任何干旱地区经长期灌溉后，必然逐渐积累因水蒸发又无雨水有效冲刷而留下的盐碱。灌溉使地下水位提高，甚至可能上升到作物根部。当积累的盐碱达到对作物有害的水平，或作物根部被淹，农业就可能相当突然地宣告完结。就是今天我们也能在很多包括美国在内的干燥灌溉地区看到这两个问题造成的影响。　　在印度河流域古代耕种过的地区中，有大片地块看来就是由于这些原因而被放弃的，因为古代耕地表面有白色沉积物。另外，一再发生的洪水和江河改道，不但直接威胁城市，而且所携带的淤泥破坏或堵塞给农田供水的灌溉渠道而间接危及农业基础。江河改道也可能使城市或灌溉区失去水源。所有这些都是发源于山区然后流经少树沙漠地带的不稳定河流的行为特点。没有气候变化的证据，尽管有人无视相反证据而断言如此，但有不少证据表明曾经造就了城市、滋养了艺术的剩余农产品减少了而终至消失，残余人口居住在一度辉煌的城市废墟中，靠他们从幸存的、生产能力远为低下的农田榨取的些许收获，再加上狩猎和采集，过着比较简单的生活。在这种衰退状况下，他们越来越无力保护自己免遭外来人的袭击。后来抵达这里的雅利安移居者，从未看到过印度河文明的鼎盛时期，因而不可能是它瓦解的原因。创造了印度河文明的人或他们的后代，随身带着他们的文化和技术，大概向东疏散到恒河流域或向南迁徙到了印度半岛。 雅利安人（1） 严格说，雅利安是一个语言学名词，但它已经被用于（而且广泛误用于）指一个民族或更不恰当地指一个人种。约公元前2000年以后的若干世纪里，一波又一波的人群，从包括今伊朗的中亚南部向东或向西迁徙到更富庶的地方。公元前1000年后，一群这样的移民大概从海上侵入希腊；另一群叫做喀西特人喀西特人，古代民族，公元前2千纪侵入美索不达米亚，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建立据点，创立巴比伦第二王朝。后为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译者，约公元前1750年入侵并征服苏美尔；而一群叫做赫梯人赫梯人，公元前2千纪初在安纳托利亚出现的古印欧语系民族，大概来自黑海以北地区。他们在安纳托利亚建立赫梯人的帝国，在苏皮卢利乌马斯一世在位年间（公元前1380～1346）臻于鼎盛。公元前1193年赫梯帝国突然崩溃，到公元前710年完全丧失政治独立。——译者的移民，在约公元前1900年占领安纳托利亚北部；还有一群移民于公元前1800年后的某个时候向东越过兴都库什山脉的几处山口进入印度，他们自称雅利安人。他们操一种早期形式的梵语，但仍然是无文字的、城市前时代的、放牧牛羊的半游牧民族。他们部分依靠狩猎、种植小麦和大麦，也部分靠抢劫更先进农业居民和商业中心或商队。我们对他们不多的了解，来自他们祭祀仪式上的圣歌《吠陀经》以及后来讲述英雄业绩和战争故事的叙事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些都在很多世纪以后才用印度古典语言梵语形诸文字。到那时，雅利安人才算有了读写手段，以及农业艺术、城市建设和文明的其他要素，而这些可能是他们通过与原已在印度的更发达民族的交往和通婚才得到的。　　吠陀时代文化（约公元前1000～约前500），与创造它的人一样，是原雅利安文化、哈拉帕文化和其他印度本土文化的结合。梵语是现代欧洲诸语种的前身中最古老的书面语，也是现代印度北方诸语种的直接祖先梵语的nv（船）、dev（神）、du（二）——　诸如此类以及其他许多梵语词汇，很容易看出就是拉丁语或有关英语词汇（nvl、divine或deity、dul等等）的词根。。这种联系，直到18世纪末英国驻孟加拉法官威廉·琼斯爵士进行开创性研究后才为人所知。琼斯证实了所有印…欧语言之间的联系——希腊语、拉丁语、凯尔特诸语种、波斯语和梵语，以及它们的现代派生语种，最初全都起源于语言相近的民族从公元前2000年前后开始由中亚南部向东西两方向的伟大迁徙。后来的研究证明，印…欧诸语种的共同祖先可能就存在于约公元前4000年的西亚，从它派生的下一代语言则随着不同时期的迁徙人群各奔东西。　　雅利安人的统治　　虽然雅利安人的文化比较原始，但他们有着明显优势：他们在到达印度前，不但已经掌握了带金属尖头的武器，而且拥有用两匹或更多马拉的带辐轮的轻便快速战车。这种战车与荷马时代的希腊战车相同，有一名驭者和一名弓箭手或投枪手。他们的文化赞美战争，他们对较温和的印度人施加了超出必要的军事打击。入侵埃及的喀西特人、赫梯人和喜克索人喜克索人，一群由闪族和亚洲人混合而成的侵略者。他们约于公元前1674年占领埃及北部，在第十五王朝期间进行统治。他们把马和战车、排弓、改良的战斧和先进防御工程技术传入埃及。——译者，还有多里安或迈锡尼的希腊人，曾用同样方式进行打击。印度人此前已经知道马，但未用于战斗。《吠陀经》和英雄史诗讲述雅利安人对“外来”人的胜利，讲述他们如何围困并征服“外来”人的城市，描绘领导他们取胜的战神、手挽巨弓驾车战斗的因陀罗。和大多数由胜利者撰写的历史一样，《吠陀经》和英雄史诗把雅利安人描写成神勇的英雄，而被征服者则被说成“不信教”的低贱者。印度河文明的考古发现鲜明地否定了这种宣传，但措辞上必得说雅利安人获得胜利，这可能是由于雅利安人虽居少数却成了统治者。在梵语中，ry（“雅利安”）的意思是“高贵”或“纯洁”，同一词根也出现在希腊语的rios（“优良品德”）和伊朗语及爱尔兰语的名词中，这些再次表明了印欧之间的联系。　　我们不知道将印度社会分成地位等级不同、限定只能与相同地位者结婚和共食的种姓制度最早出现的准确时代。但有一种可能性是，它是后来从吠陀时代规定人数少而感到不安全的雅利安人征服者集团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差别中演变出来的，尽管这种差别本来应该通过相互通婚和文化杂处而逐渐消失。总之，种姓差别和种姓规则，包括婚姻方面的禁忌，可能直到很晚的公元5世纪前，并未被人们广泛遵守（有关种姓更多详情请参看第2章和第3章）。雅利安人带来了他们好战的男性神祇和男性至上文化，它们慢慢与古印度女性神祇和母系文化融合到一起。　　约公元前1000年，好战的雅利安人集团已经征服或同化了温迪亚山脉以北的大部分印度领土，而温迪亚山脉则像一道屏障，将半岛部分的印度南方及德干高原与北方恒河及印度河流域隔离开。雅利安人的语言从未在南方流行，南方人至今主要操四种非印欧语言，统称达罗毗荼语，其中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大量古代文学作品。南方也试图对迄今名之为“雅利安”的压迫或影响进行抵制，但实际上南方与“雅利安”北方在宗教、艺术、文学、哲学及其他许多文化领域的双向密切交流已经持续了数千年。印度文化中无疑存在南北差别，但印度文明是南北通用的整体名称。我们只能推测吠陀时代的南方是什么样子。伟大的叙事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说，南方及锡兰栖息着曾经与吠陀英雄战斗过的野兽和恶魔，这样说是为了维持对被他们征服的北方人的轻蔑性描述。但是，虽然也可能发生过战斗和袭击，得到大山屏蔽的遥远南方，除温迪亚山脉东西两端近海平原易遭侵扰外，其余部分一直未受雅利安人控制。不过，锡兰（今斯里兰卡）在公元前6世纪曾被一群操雅利安语的人从海上侵入并定居，不久后或可能稍早，也遭到过印度南部达罗毗荼人侵略。 雅利安人（2） 吠陀文化　　传统印度文化的基础和它的大多数细节是在约公元前1000年到约前500年的吠陀时代发展而成的。我们对这个发展过程及实际发生的事件知之甚少。《吠陀经》和英雄史诗热衷的是涉及神祇和魔鬼的虚构冒险或哲学及宗教事务，而不关心记述世俗事件或日常生活。我们只知道，这几百年见证了一种先进文化的成熟，它不再是简单的雅利安或雅利安占优势的文化，而是印度文化。我们可以通过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度北部后的希腊人的眼睛，首次用世俗眼光一窥这一文化的所有细节。这些希腊人给我们描绘的这一文化，不但异常关注哲学和玄学，而且在世俗事务方面也取得惊人成就。古典时代晚期的西方，与中国一样，知道印度是最先进医学知识和实践的故乡，是包括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数字体系（被误称为“阿拉伯”数字，其实是阿拉伯人从印度人那里学来的）在内的数学的发祥地，也是钢铁加工的基地。印度的钢后来通过阿拉伯人以“大马士革钢”和“托莱多剑”的形式传到西方，但钢本身则是印度的。被称为yurved（yur是“长寿”，ved是“知识”）的印度医学，丰富了希腊和中国的医学知识并广为传扬，当然它也从希腊和中国医学实践受益匪浅。　　印度科学的这些及其他要素与吠陀时代对宇宙及物质世界的假设有一定关系。像某些希腊哲学家那样，但可能更坚定地，吠陀时代的印度人思考时所依据的是影响万物的普遍法则——一种最高原则或存在于灵魂中的本原，一种他们称之为Rt的自然秩序。与希腊观念不同的是，这一自然秩序甚至存在于神之上和神之前，它决定着一切可见和不可见的现象。没有这样的假设，现代科学和技术是不可想像的。在这些方面，希腊人走上了正确道路，但印度人抢了先并且可能影响了希腊人。后来欧洲人的观念转到了其他方向，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恢复到希腊路线上来。考虑到印度和中国早期科学成就，很久之后欧洲人的决定性飞跃则颇具讽刺性。尽管这样，欧洲人的飞跃必然是建立在古代印度、中国和希腊人的基础之上。 孔雀帝国的兴起 到了约公元前500年，在已经成为印度的居民、生产、城市和商业主要集中地区的恒河流域出现了很多王国。这个地区传统上叫做印度斯坦，它从上游的德里伸展到恒河入海口附近的孟加拉。自印度河文明瓦解以来，恒河流域的人口增长了好几倍，农业也从印度河流域转移到了这里——这是一个由季风雨保证更充分灌溉、兼得肥沃冲积土壤和长生长期之利的生产潜力更高的区域。在哈拉帕时代，恒河流域覆盖着大片森林，稀疏散居着不多的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随着约公元前1000年以后越来越多使用铁工具和人口的增长，森林逐渐被砍伐，印度斯坦的大部分都已有人定居和耕种。人口的增加和剩余农产品的供应，提供了建立靠征税的地区性国家和维持官员、城市、大路和军队的物质基础。　　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　　公元前326年（这是印度史上第一个确切的年份），刚刚征服了波斯帝国，又急于吞并波斯人原先控制的印度西北部的亚历山大大帝，大举通过西北地区各个山口时，印度还是由很多遍布南方和北方、互相对抗的国家组成的。亚历山大遭遇并击败了印度河流域和旁遮普的若干国家，但遇到其他国家激烈反抗。他与拥有强大军队和战象部队的西旁遮普国王波罗斯的战役，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当自豪但负伤的波罗斯被带到他面前时，亚历山大问他愿意怎样被处置。艰难地站着的波罗斯勇敢地回答：“用适合我——一个国王的方式。”亚历山大深为感动，让他作为同盟者回到自己的王国，这个盟约波罗斯信守终生。亚历山大的入侵带有强烈的使命感，就是要统一东方和西方，建立一个全世界的文化大联合。这是一个已经开始实施的计划，合并希腊、波斯和米底文化成分，以及他从波斯带回一个妻子和男性伙伴，都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他鼓励他的一万名希腊和马其顿士兵娶印度妻子，以跟上他更宏大想像的步伐。他的士兵也与长期离家的人一样，早就需要某些刺激。于是希腊人的基因注入了血统早已混杂的由希腊人统治的西北部诸王国的居民中，这些王国此后又生存了大约三个世纪。甚至今天，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睛仍偶尔在印度西北部居民中出现，尽管他们更可能是以后波斯、中亚甚至英国各次入侵所造成。给印度君主们的建议　　《政事论》除了向君主提出如何攫取和保持权力、如何用往往是无耻的手段来胜过对手等方面的建议外，也强调君主有责任关心他的臣民。　　国王的神圣誓言应随时准备付诸实行，　　他的献身是他应尽的责任。……　　他的兴盛就在他的臣民的幸福中。　　国王的美德不在于让自己快乐，　　他的美德应该让他的臣民高兴。　　因而国王应该永远勤奋，　　应该为繁荣而斗争，　　因为繁荣有赖于努力，　　反之就要失败。　　一个轮子难以滚动，　　治国要有成效必须他人辅佐，　　因而国王应该任命顾问官，　　并倾听他们的建议。　　英文出处：　L　Bshm；　The　Wonder　Tht　Ws　Indi；　3d　ed（London：　Mcmilln；　1968）；　p89然而，在印度与西方的长期联系中，希腊人的影响，无论在共同的语言根源上，还是在物质和文化方面，都最为显著。西北地区由希腊人统治的王国如大夏和犍陀罗，仍继续生产希腊风格艺术品，这对印度佛教艺术产生了影响。印度的各种哲学思想，也因亚历山大入侵加强了交流，而在西方更广为流传，它们显然影响了古典希腊的哲学、数学和医学。亚历山大本人就是一个对广泛事物好奇的人，他意识到印度人对哲学的强烈爱好，就召集一批印度学者，向他们请教，同他们辩论，同时把他学到和观察到的许多东西记录下来提供给他的私人老师亚里士多德。有一位被召见的印度圣人开始时拒绝前往，说亚历山大带着征服和皇权的明显偏见，不可能给哲学以应有的地位。亚历山大让人把他带来，两人显然都对对方产生了深刻印象，他们从此成了朋友和伙伴，直到亚历山大最后于公元前323年逝世。在他那思念家乡并有反叛倾向的军队逼迫他撤回故国之前，在尚未达到沿恒河而下直抵孟加拉湾的目标的情况下，他又订立了若干盟约（类似与波罗斯的盟约），在西北部建立了几个王国，接见了一些印度君主，其中就有后来建立孔雀王朝印度帝国的年轻人旃陀罗笈多·毛里亚。 孔雀王朝 到公元前322年，旃陀罗笈多已经成为一个包括整个印度斯坦和西北地区大部的帝国首脑。这个帝国定都恒河边的华氏城，位于今比哈尔邦巴特纳附近。那时，《吠陀经》和叙事史诗中记述的英雄骑士时代早已过去，无情的权力政治时代也已到来。这一点，我们也能从旃陀罗笈多的大臣考底利耶所著《政事论》一书加以推断。这是统治者掌权指南这类书籍的最古老范本，它就如何攫取、维持和使用权力等问题提出建议，西方最著名的类似著作是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chi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他一生坎坷，仕途大起大落，但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所有著作，包括历史、政论、小说和喜剧，都表现出杰出天才，其中《君主论》是他的名著之一。——译者的《君主论》。《政事论》也论述贤明而仁慈地实行公正管理，但这本书显然是考底利耶时代之后几百年间很多人撰写而成，尽管考底利耶本人很可能是已经失传的原始著作的作者。总之，不管什么地方，建立一个帝国总是一场艰难的游戏，而这样一本手册符合当时情况的需要。大约一个世纪后，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另一边，出现了极其相似的著作《商君书》《商君书》，据传是中国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商鞅的著作。——译者，以及征服战国诸雄建立第一个统一中华帝国的秦始皇帝的丞相李斯的学说。　　在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和中国，战争和政治对抗已开始冲击更早时代的制度和价值观。这一时期人们提出了新哲学和新宗教以尝试恢复社会秩序（中国的儒教）或通过沉思默想、神秘主义和其他世俗超度来逃避世间争斗（中国的道教，印度的佛教和复兴的印度教）。这些宗教和哲学新事物已在第2章介绍。对于印度，孔雀帝国兴起前几百年间的实际政治模式或事件几乎一无所知。我们掌握的文献资料，如前所述，几乎全是英雄业绩或玄学及宗教事务。政治斗争和王国的兴衰，本质上是短暂而无常的，它们同印度人一贯强调的对人类和宇宙秘密的无止境探索相比，不具备值得记录下来的价值。我们知道孔雀王朝建立前夕的几个国家的名字，如地处恒河流域腹地的摩揭陀王国，它看来就是旃陀罗笈多原先的根据地。但是，即使是关于孔雀王朝的现有记述也仍然出自希腊人之手，包括幸存的麦加斯梯尼麦加斯梯尼（Megsthenes；约公元前350～约前290），古代希腊历史学家和外交家，著有《印度志》4卷。——译者著述的残本。麦加斯梯尼曾被亚历山大的后继人、希腊国王塞琉古一世任命为驻旃陀罗笈多的华氏城宫廷的大使。 华氏城和孔雀印度的光荣 麦加斯梯尼的著作本身已经失传，但后来希腊和拉丁著作家回忆出很大部分。这是已知由外国人撰写关于印度的最早书面记述。在麦加斯梯尼时代及其后两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内，华氏城大概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先进的城市和文化中心，在它的晚期也许只有中国汉代的首都长安可与之匹敌（见第5章）。希腊人的记述说它比西方任何城市都大，它甚至可能大于鼎盛时期雄伟的罗马。据说它的木城墙每边长达22英里，它有一所著名大学和图书馆吸引整个文明世界的学者们来访。城中有宏大的宫殿、庙宇、广场和公园。麦加斯梯尼描写了一个组织完善的管理孔雀印度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官僚体系，它甚至有一个秘密机构暗中监视潜在持不同意见者、嫌疑罪犯和腐败或无能的官员。但他明确赞扬旃陀罗笈多诚实公正的行政和帝王风范，说这位皇帝亲自主持法庭定期开庭，倾听案情，接受诉状。他在帝国各处巡视时也以同样方式裁决争端。他在华氏城的巨大宫殿是一组华丽的建筑，来访者无不对它的宏伟和国务接待处的大批朝臣、顾问和宾客肃然起敬。　　华氏城的巨大城墙有570个哨塔和64个门。所有矿藏和森林属国家所有，由国家经营。还有大型国有农场和国有粮仓、船坞及纺织棉布的工厂，所有这些都由相应的政府部门监管。为了防止腐败和徇私，管理部门要由一名以上官员领导，而且官员经常调动。甚至卖淫也由国家控制。麦加斯梯尼将孔雀印度描绘成拥有大量财富的繁荣国度，他还谈到了忙碌的贸易和富裕的商人。那个时候，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已经有了范围可能远抵东南亚的繁忙的海上贸易和位于孟加拉的大海港城市塔姆拉里皮蒂，它紧靠恒河入海口，距今加尔各答不远。道路对维持帝国的统一十分重要，在孔雀时代以前，印度的主要大路已从塔姆拉里皮蒂开始，沿恒河流域修建到了华氏城、巴纳拉斯、德里，然后穿过旁遮普直达阿富汗边境，另外还有分岔道路向南抵达印度河入海口，从而把印度斯坦所有主要城市连接起来了。道路系统看来维护得不错，设有里程碑，每隔一定距离就有水井和客栈，路旁种树以提供荫凉。麦加斯梯尼说未见过饥荒，但这很可能只是他驻印度的几年内没有听说罢了。直到近年实现了大规模廉价运输之前，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旱灾、水灾、不合时令的霜冻或虫灾造成了农产品短缺，就必然发生地区性饥荒，而印度北方由于季风雨的反复无常而特别容易受旱灾之害。阿育王的目标　　阿育王把他陈述官方政策和提供指导及建议的诏书刻在广泛散布于印度全境的岩石和柱子上。在一份诏书中，他如是详述他观念的改变并概括了他的新目标。　　当品德仁慈的神所钟爱的国王被奉为神圣已经八个年头的时候，羯陵伽被征服了。15万人被俘，10万人被杀，还有更多人死去。征服羯陵伽后，神所钟爱的立刻开始追寻正义、赞扬正义、指导维护正义。当一个尚未臣服的国家被征服时，很多人被杀死。……神所钟爱的对此心生怜悯并深感悲痛。……任何人犯了错，只要还能够宽恕，就将能得到宽恕。神所钟爱的甚至要劝说帝国的森林部落并谋求改造他们。……神所钟爱的把正义的胜利看成是一切胜利中最伟大的胜利。　　英文出处：　L　Bshm；　The　Wonder　Tht　Ws　Indi；　3d　ed（London：　Mcmilln；　1968）；　p53…54 “神所钟爱的”阿育王 孔雀时代艺术最著名的样品大概是阿育王设立的通常刻有佛教敕令、顶上带雕塑形象的石柱。这件石刻上的三个一组高贵雄狮至今仍是印度的正式象征，它是阿育王石柱之一的柱头，强烈表达了孔雀印度的光辉。底部是佛教的象征——独特风格的荷花饰，它从稀软污泥中生长，开放出充满灵气的白色花朵，体现着佛陀关于灵魂战胜世俗尘缘的教导。（Stell　Sned/rcheologicl　Survey　of　Indi）旃陀罗笈多约于公元前297年逝世，但准确年份不详，有一则传说讲他厌倦了国务活动，依照印度传统成为了云游苦修者度过余生。他的儿子频头娑罗进一步扩张并巩固了孔雀帝国，继续保持同希腊的联系，与叙利亚塞琉西国王安条克一世交换礼物。但孔雀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是旃陀罗笈多的孙子、世界历史上伟大君主之一的阿育王。可惜我们在此又看到了印度对政治史缺乏兴趣的传统。阿育王大概是迄今印度统治者中最伟大的一位，然而却差点儿被遗忘了，直到19世纪末英国文物学者和考古学家才重新发现了他，这还多亏阿育王喜欢把他的名字和皇帝诏书刻在遍布庞大帝国各处的岩石和石柱上的习惯。阿育王在约公元前269年即位，他在其统治的头几年进行兼并南方的军事征战以扩张帝国。根据他刻在岩石上的诏书可以看出，阿育王看到他贪图更大权力所造成的大屠杀，并对此深感悲痛。他对奥里萨的羯陵伽和德干高原北沿的安德拉北部发动的战役，显然是一个转折点。战役结束后，他断然放弃进一步扩张以支持他所称的“赢得正义”。阿育王从此转而信仰四个世纪前去世的佛陀的教导，发誓用他的余生以及他的伟大皇权和威望，来传播那些高尚的真理。　　雕刻精细的岩石和石柱，不但标志他的帝国版图可能已经远远越过了深入南方的安德拉，而且也见证了军事征服之外的精神征服。我们不知道，阿育王时代的南方在多大程度上受华氏城的统治，尽管孔雀王朝曾经给南方省份任命了一名行政官员。阿育王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他不但要传布佛教，而且还要在行政方面树立一个能够说服其他地方人仿效的正义的榜样——更人道的帝制形式。他宣布，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是他的孩子（也许用“兄弟姐妹”还不足以显示荣耀！），他削弱了旃陀罗笈多推行的警察国家控制手段中较严厉的方面，提倡古印度的非暴力观念（也为佛陀所采用），号召用朝觐代替狩猎，鼓励推广素食主义。但他保留了他的军队、法庭和刑罚体系，包括对重罪犯的处决。他在任何意义上仍然是一位皇帝，他仍然牢牢站在政治舞台上，尽管他的精神已经上升到更高更可敬的目标。然而他在位的时代以富于人道和美好事物著称于世。当代印度共和国采用阿育王石柱之一的柱头上雕刻的狮子作为国玺是非常恰当的。阿育王公开派遣佛教使团前往锡兰，后来又派传教士到缅甸和爪哇，使这两个国家几乎完全改信佛教并一直持续至今，同时将佛教作为一门新宗教向东南亚其他国家推广。印度商人和冒险家，以及祭司和学者，也将印度在艺术、文学、书面语和治国方略方面的高级文化带进了东南亚。印度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向外传播，标志着广大东南亚地区很多国家的印度模式文字文化的开始，东南亚文明的这一起源特点至今在很多方面仍然十分明显。 贵霜人和希腊人 阿育王约于公元前232年逝世后，孔雀帝国看来很快就瓦解了，各地方首脑之间发生内战，尽管华氏城以后几位统治者继续保留着孔雀之名。到约公元前180年，印度又回复到更常见的地区性独立王国分治局面。西北部再次受到亚历山大后继者希腊人的入侵，北印度也随之被中亚西部的萨卡人（西徐亚人）和中亚东部原游牧民族（他们在蒙古族祖先及公元前3世纪末新兴起的第一个中华帝国秦的压迫下离开他们的游牧故乡）等新的外来族群侵略。有一个外来族群在公元前100年前后穿过山口进入克什米尔直抵印度平原，他们在那里打败希腊人、萨卡人和印度诸王国，将北方大部分地方统一成一个新帝国，即贵霜王朝。贵霜王朝也定都华氏城，它恢复了孔雀时代的很大部分辉煌，经过大约三个世纪后衰落了，而到约公元200年，北方也像南方一样又形成地方割据。贵霜人接纳并推广了佛教，并把它传播到他们原来的故乡中亚，然后从那里再传到中国。在其他方面，贵霜人也与几乎所有入侵并征服印度的外来人一样，通过接受印度文化其他成分和印度语言，通过广泛相互通婚致使居民原已不纯的血缘关系进一步混杂，而彻底印度化了。贵霜人最显著而恒久的遗产也许是在他们统治和保护下创作的优美动人的佛教雕塑。有趣的是，贵霜时期的印度雕塑仍带有希腊人和古希腊艺术重要影响的痕迹，这种影响既来自西北部尚存的希腊式王国，也来自与古希腊世界的海上直接交流。　　母夜叉。印度雕塑的特点在哈拉帕时代就已确立，以后千百年间又得到进一步发展。这里的女神形象是一件绝妙样品，它表明，即使在公元2世纪外族贵霜人统治下，印度雕塑家也能像以后笈多时代那样创造出妖娆优美的石雕作品。本图中的人物形象是爱神，她手中的鸟笼表示“我逮着他了！”她那甜美的微笑也说明了她的喜悦。（Indin　Museum；　Clcutt）　　亚历山大之后的许多世纪中，希腊商人和旅行者一直保持着对印度的经常造访。希腊船将印度货物——调味品、珍贵石头、祭祀用的香、黄铜制品、精细棉纺织品、象牙、孔雀、猴子、甚至大型野生动物——运到地中海。印度哲学家访问了地中海和黎凡特黎凡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地中海东部诸国的通称，用于小亚细亚沿海地带和叙利亚，有时也包括希腊和埃及之间所有的沿海地区。该词也是中东或近东的同义词。——译者的城市，他们带去的那种永远以宗教以及人类与神及永恒之间的关系作为最重要内容的文化，大概也对西方知识遗产做出了一定贡? 亚洲史 第 9 部分阅读 サ哪侵钟涝兑宰诮桃约叭死嘤肷窦坝篮阒涞墓叵底魑钪匾谌莸奈幕蟾乓捕晕鞣街兑挪龀隽艘欢ü毕住７粗负趺挥欣碛苫骋捎《然浇掏缴扑枪糯慕烫媚耸雇蕉嗦硭冀ǎ嗦泶蟾诺焦《龋⒃谀抢锝⒘撕芸赡苁鞘澜缟献罟爬系幕浇檀迳纭４铀找潦俊虼邮雇矫遣嫉赖难抢酱蟆龇⒌接《鹊穆眯校诠?世纪时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印度与希腊…罗马世界早有联系，如果竟然没有一位使徒执行《马可福音》第16章15节的命令：“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反而令人奇怪。今天，聚居在西南部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往使用过的港口的很大部分印度基督教徒都以多马为姓。　　我们有关这一时期印度史的最重要原始资料，是希腊文的印度贸易旅行手册，叫做《红海漫游记》，写作年代约公元80年，它提供航行指导、印度货物价格及货源信息和印度文化简介。用于支付印度出口货款的大批窖藏罗马货币和罗马陶器，已在西海岸许多港口——从锡兰的马纳尔，经科钦和卡利卡特，到孟买地区以及今已废弃的印度河入海口以南诸港口——发现了。 南印度和马杜赖城 印度南部有地势高耸的德干高原和其北缘的温迪亚山脉及萨特普拉山脉的屏蔽，再加上纳巴达河（讷尔默达河）及达布蒂河的补充护卫，而免受北方历代王国或帝国的压迫。来自北方的多次征讨都遭到南方的猛烈抵抗。我们对大致在阿育王时代以前的印度南半部了解得很少，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南方的文化和国家，即使分裂成了相互对抗的集团，也完全与雅利安人控制下的北方的文化和国家同样丰富和先进，它们是公元前3或公元前2世纪以前形成的共同的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其内容包括印度教、哲学、价值观、艺术形式和物质生活等方面。南方三个最大的独立政权国家是朱罗、潘地亚和帕那瓦，它们为取得地区支配权而相互竞争，但谁也始终未能将整个地区统一起来置于自己控制之下。每个国家都主要与东南亚保持着发达的海上贸易关系，每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都围绕各自的以寺庙建筑为主的首都展开。在这些首都中，最大而且保存得最完整的是潘地亚的首都马杜赖。　　印度境内的希腊：公元前2到公元前1世纪印度西北部一个由希腊人统治的王国犍陀罗的立佛像。佛像风格，包括长袍皱褶的传统表现手法和总体上逼真的描绘，与古希腊雕塑极为接近。（Lhore　Museum；　Pkistn）　　在所有有关古印度城市的资料中，最完整、最详细的描述，记载在公元3世纪的古泰米尔诗体文《马杜赖的花饰》中：　　诗人通过巨大城门走进城市，城门柱上雕刻着女神吉祥天女像。那天正逢节日，城中到处彩旗飘扬。为了纪念英雄业绩，国王赏赐的彩旗高高飞舞在官员邸宅上；为了推销棕榈酒（用棕榈树的花发酵而成的饮料），商店门前也竖起彩旗来招揽。宽阔的街道变为各色人种汇成的洪流，他们在市场上买和卖，或听着流浪音乐师演奏的音乐唱歌。　　鼓声响起，皇家游行队伍沿街行进，领头的是象队和螺号吹奏手。一头不守规矩的象挣脱锁链，东奔西窜，像颠簸在怒海上的一艘船，但它终究还是被制伏。随后跟进的是战车，当然还有那些高视阔步的马和令人望而生畏的马夫。货摊主人勤劳经营着买卖，出售甜饼、花饰、香粉和槟榔子卷［供咀嚼］。老妇们挨家挨户兜售芳香花束和小物件。高贵者驾车在街上穿行，他们穿戴着色彩鲜艳的长袍和花冠，他们的金鞘宝剑闪闪发光。满身香气的妇人从阳台和塔楼上观赏，她们的珠宝在阳光下闪亮。　　大群的人齐往寺庙听着音乐做礼拜，把鲜花放在神像前。手艺人在自己店铺里劳作，有制镯匠、金匠、裁缝、铜匠、花匠、木雕工和油漆匠。食品店忙碌地出售芒果、冰糖、米饭和大块熟肉。［在那个时代，只有一些比较虔诚的印度教徒是严格的素食者。］晚间，城里的妓女在古琵琶伴奏下唱歌跳舞取悦她们的主顾，大街上到处听得到音乐声。进城过节喝醉的乡下人在街上蹒跚摇摆。受人尊敬的女人晚间偕子女和朋友，带着点燃的灯作为礼物，前往寺院拜谒。她们在庙殿上跳舞，殿里回响着她们唱歌和聊天的声音。　　终于，整个城市睡着了……只有贪恋黑暗的鬼怪妖魔和带着绳梯、刀剑、凿子的入室窃贼在活动，但夜间警卫也时刻戒备着，于是城市平安度过夜晚时光。早晨在婆罗门吟诵圣诗的声音中到来；流浪乐队重新唱起歌；店主重新打开店门；卖酒人向口渴的早起旅行者使劲推销棕榈酒；酒鬼双腿还在摇摇晃晃。整座城市到处只听见一片开门声，妇女从她们的院子里扫掉庆祝节日用过的已经凋落的花，忙碌的城市日常生活重新开始了。英文出处：　L　Bshm；　The　Wonder　Tht　Ws　Indi；　3d　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59）；　pp203…204。　　以上就是当时城市生活真貌的忠实描述，只需稍加调整，它甚至可用来描写今日印度小城市的节日庆祝活动。泰米尔爱情诗　　南印度很早就创作了美丽的诗篇，尽管大部分存留下来的诗篇的年代仅仅到约公元3世纪。下面是那个时代的诗作之一，它描述的是一个年轻人对他爱人的厨艺的赞美。　　房前每根柱子上，　　拴着弯角水牛的温顺小犊，　　那里住着我的爱人，婀娜多姿又可爱，　　她戴着大圆耳环，倦怠地凝视着　　纤细手指上小小的戒指。　　她从园子里割下大蕉叶，　　把它们撕成小片直到叶柄，　　用来做装菜的大浅盘。　　她的眼睛还蒙着炊烟，　　她美如新月的眉毛上，　　还有几颗汗珠。　　她用衣袖挥去汗水，　　站在厨房里思念着我。　　进来吧，如果你想吃顿饱饭！　　你将看到她的微笑，还有那　　我常常亲吻的皓齿红唇。　　英文出处：　L　Bshm；　The　Wonder　Tht　Ws　Indi；　3d　ed（London：　Mcmilln；　1968）；　p467 锡兰 锡兰岛（1975年恢复其古代名称斯里兰卡）与印度南端之间仅隔约20英里宽的浅水保克海峡，目力可及，海峡中有几个孤立的小岛。然而这两个国家在政治上一直是相互独立的。尽管锡兰发展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并且具有独立的身份意识，但它无疑仍是较大的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公元前6世纪的某个时候，一位讲梵语或雅利安语的君主维阇耶带领大队随从，由印度西北部航海到达锡兰并建立了一个王国。印度商人很可能更早就到了锡兰并在那里定居，但我们没有这种早期接触的记载。维阇耶的随从们自称僧伽罗人（“狮人”），后来成了锡兰的主要民族。僧伽罗也是他们所讲的一种与北印度诸语种有关的印…欧语的名称。他们带来的不光是读写能力、书写体系和吠陀晚期北印度的宗教，而且还有该文化很多其他成分和技术，包括水稻灌溉和培植知识。他们可能很快就联合并同化了从孟加拉来的第二批移居者。尽管起初几个世纪里，僧伽罗人曾经与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技术远远落后的原住民维达人相互通婚，但前者不久后就排挤了后者，极少数幸存维达人现在仍生活在偏远的丛林中。　　到公元1世纪以及其后几个世纪中，僧伽罗人建立了人工灌溉的粗放型水稻农业体系，人口主要集中在岛的北半部，首都在阿努拉德普勒，并兴建了第二个中心城市波隆纳鲁沃。这个地区就是所谓的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固定耕地农业的锡兰干燥区的一部分，它拥有肥沃的土壤，平坦的地形，而几乎不间断的强日晒高温生长期，在人工灌溉条件下，可保证作物高产。那里，大量雨水集中在季风亚洲东北部冬季的短短三个月期间内，而其余月份基本上干旱。僧伽罗王国修建了大型蓄水池来截留冬雨和溪流的水，然后通过复杂的沟渠体系输送到水稻田。在为数不多但常年不断的流经该地区的河流上建起了水闸以截水灌溉。干燥区的人口大大增加，约公元10世纪鼎盛时期的阿努拉德普勒的居民达到了10万以上，而整个锡兰的总人口可能达300万或400万。正是由于国家通过劳役掌握了如此多的人口，才得以建成和维护了大规模灌溉工程，并在阿努拉德普勒建起了众多的大宫殿和寺庙。近代以前世界任何地方，都未曾见到过如此密集、技术如此高超的灌溉工程，而这一切靠的是国家保持着对群众劳动力的支配。　　阿努拉德普勒的大窣堵波（佛塔）；它是在20世纪修复的，它的附近还有许多与它类似的佛塔。（RMurphry）　　锡兰是印度以外第一个接触到佛教的地区。宗教界有一个传说，说佛陀的弟子阿难陀本人在佛陀生前亲自传达教义。但在阿育王于公元前3世纪特派传教士前往锡兰和缅甸之前，佛教大概未曾传到北印度以外，而且肯定未曾传到锡兰。阿育王的使者使僧伽罗人很快接受了佛教并保持信仰至今。他们创造了漂亮的印度传统风格的佛教雕塑和建筑，包括世界最大的土堆佛塔（或窣堵波）和佛陀及其弟子们的巨大雕像。阿努拉德普勒的大佛塔比古埃及除一座外的所有金字塔都要大，它周围数英里范围内还有许多差不多大的佛塔，以及一大群漂亮的纪念性石头建筑和大浴场。所有这些华丽的建筑表明，锡兰的农业经济提供了大量稳定的剩余产品来支付建筑及艺术费用，而且还有多余劳动力投入这些活动。由佛僧编撰并保存下来的古典僧伽罗编年史主要记述了历代国王的这类虔敬行为，特别是他们修建佛塔或给寺庙资助，这些都间接反应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总体上的有序状况。　　考虑到南印度和锡兰之间旅行的方便，它们的相互交往可能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就开始了。到基督纪元开始前或更早，锡兰北端已有南印度达罗毗荼操泰米尔语的人定居，他们带来了他们自己的使用水井灌溉的农业，他们成了贾夫纳半岛及紧邻锡兰北部的地区的占统治地位的居民，但他们保持着与南印度的文化联系和印度教。来自南印度的移民持续了几个世纪，且与僧伽罗人有一定程度的通婚。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这两大印度移民群体在锡兰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一直共处，但他们的分歧到了1950年代终于演变成诉诸暴力的政治争端。　　古锡兰的艺术：干燥区南部锡吉里耶要塞岩柱上公元5世纪画中的美丽仙女正在向地面撒花，这幅画比同一时期十分类似的大多数印度壁画保存得较为完好。（Stell　Sned/rcheologicl　Survey　of　Indi）　　以阿努拉德普勒为基地的僧伽罗王国时常对其北边的泰米尔人地区实行压制，但它又必须保护自己免受大得多的南印度泰米尔族诸王国的间歇性侵袭。当提出王权要求的敌对僧伽罗人与入侵者结成联盟，尤其是在约公元6世纪之后，这类袭击往往刺激或加剧了它们之间的内部不和。公元纪年的头几个世纪兴起于南印度的朱罗帝国，在11世纪发起对锡兰的特别猛烈的入侵，并在1017年掠夺了阿努拉德普勒。于是僧伽罗人迁都至波隆纳鲁沃，从那里凭借地方武力，到1070年终于将朱罗人驱逐出境。接下来一个世纪里，波罗迦罗摩巴忽国王（1153～1186在位）统一锡兰全境，以首都波隆纳鲁沃为基地进行统治，入侵了南印度和缅甸，修建了巨大的新灌溉工程和公共建筑，使首都几乎与阿努拉德普勒一样令人难忘。但他死后即爆发内战和来自南印度的新的毁灭性入侵，到13世纪前已经实际上放弃了干燥区，那里的高效灌溉工程再也得不到维护，从那以后，大大缩小的人口就在锡兰中部丘陵和山峦屏蔽之下，聚居在中世纪首都康提周围，后来又转移到科伦坡港市周围的低地。 笈多王朝和戒日王帝国（1） 印度还有一个可视为孔雀帝国复活的王朝——笈多王朝，它从约公元320年到约550年统治北方。华氏城再度成为帝国首都，而且似乎又一次成为了周围地区的文化中心。这时，与西方的接触看来已经萎缩或停止；罗马人的活力已经衰退，定都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已采取守势，它同印度的联系基本上因波斯萨桑王朝的兴起而被阻断。然而，印度与东南亚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仍很频繁，尽管这些交流多半是与笈多王朝控制范围以外、仍属大印度文化组成部分的朱罗、潘地亚和帕那瓦等南印度王国以及东南沿海港口之间进行。与以前一样，由于印度传统上不关心记录世俗历史，我们对笈多时代的很多知识也得依靠外国观察家的资料，其中主要的是中国佛僧法显法显（约337～422），中国东晋僧人、旅行家、翻译家，中国僧人赴印度留学的先行者。法显出国前后14年，足迹遍30余国。他根据旅途见闻撰成的《佛国记》，是研究当时佛教史地的重要资料。——译者的日记。法显在公元5世纪初，历尽艰辛长途跋涉，经中亚和喜马拉雅山，抵达印度求取佛教真经，并在印度居住游历了六载。作为一位典型的中国学者，他详细记载了在华氏城和其他地方的见闻，他给我们描绘的是一个5世纪初可能正处于极盛期的富饶而高级的社会和它那具有灿烂文化的首都。　　笈多时代的生活和文化　　法显认为，笈多王朝的印度是太平的，政治是温和的。他的日记指出，犯罪很少见，人们可以安全地从帝国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而且无需旅行证件。他特别提到私人捐助的免费看病的医院，还说所有“受尊敬”的人（这可能是指高级种姓）都按照阿育王时代以来的习俗坚持素食，但地位较低的群体则吃肉，因而被视为“污染”源。法显是第一个描述与种姓制有关事物的外国人。他认为佛教仍然繁荣，但显然正处于与起初产生了它的印度教融合的过程中。总的说来，他的记述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繁荣的、平静的、运转顺利的社会，这可能与他当时身处其中的中国社会仍在遭受着从汉王朝灭亡后到唐王朝再度兴盛前绵延不断的政治混乱形成了鲜明对照。　　马图拉县的青铜立佛像，属于公元6世纪的笈多浮普那时代。（Ntionl　Museum　of　Indi；　New　Delhi；　Indi/Bridgemn　rt　Librry）　　笈多时代是包括诗歌和戏剧的梵语文学及古典印度雕塑和雄伟建筑的黄金时期，尽管不幸只有零星艺术作品经过以后漫长困难岁月留存了下来。文化的这次兴旺在笈多统治范围外的南方同样强劲，而不论南方还是北方看来都恢复了孔雀帝国辉煌过去的很多东西。被广泛赞颂为印度最伟大诗人和剧作家的迦梨陀娑，就生活和创作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即接近于笈多王朝最强盛和其后进一步文化繁荣的时期。他的许多作品和一些作品的片断都保存下来了，这可能是由于他的作品被广泛复制的结果，它们至今仍是新鲜和迷人的读物，那些有关人性弱点的感人记事，实可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诗歌媲美。　　笈多王朝的崩溃　　到约公元550年，笈多王朝的统治被叫做白匈奴（可能是伊朗人或中亚突厥人）的新入侵者摧毁。这些新入侵者是历次被印度财富和先进所吸引而侵入印度、而后又融入印度混合血统的在种族上和文化上均不相同的多批外来种族中的又一个。与以前及以后的入侵者一样，他们是从西方通过惟一方便的西北边境山口进入次大陆的。正如语言特征所表明，至少从哈拉帕时代以来，除与东南亚的海上联系外，印度与西方的往来一直占主导地位，而几乎与东方及亚洲另一主要文化中心的中国没有接触。当然，佛教确实先从印度传到中亚，然后于汉代前传入中国，但它除某些艺术形式外几乎未曾携带印度文化的其他要素，而且中国文化也几乎完全未曾进入印度。印度土产棉花传入中国比印度河居民首次织成棉布晚了大约3000年。中国和印度两大社会之间的贸易，以及其他共同的文化交流媒介极少而且是间接的，其原因只需看一下地图即可明白：世界最高的山脉横亘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山的那边则是中国的新疆和西藏的沙漠或山峦荒野。在印度和中国两大文明的中心地带之间，即从印度斯坦平原到黄河和长江下游流域的旅行路线非常遥远而且极其艰难。较短路线是从东印度经缅甸进入多山的中国西南部（这仍然离中国中心地带很远），但道路更加难走，因为要越过很多高山、深谷和雨林，因而在相互接触方面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随着笈多帝国的崩溃，印度再次形成地方王国分治的局面。来自中亚的新入侵者未能建立他们自己的帝国，政治混乱持续了一段时期，但7世纪上半叶，本土势力终于再度实现了统一，这就是戒日王（606～648年在位）建立的王朝。戒日王通过一系列战役将北方各独立王国联合到一起，促进了梵语文学和艺术的又一次繁荣。戒日王也赞助佛教，中国佛僧玄奘玄奘（602～664），中国唐代佛教学者、著名佛经翻译家、旅行家、增进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通称“三藏法师”。629年从长安西行，历时17年，行程5万里，途径138国。回国后，19年间翻译经论75部，1335卷。后人以其西行事迹为题材的著作有元吴昌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和明吴承恩小说《西游记》等。——译者访问了他的宫廷，留下了有关戒日王宫廷和他游历所见当时印度的宝贵记述。他的日记把戒日王赞为具有超凡魅力、精力旺盛、能干的管理者，是他的帝国的令人难忘的皇帝。他多次在统治区内旅行，监督他政令的实行。他与以前和以后的印度皇帝一样，亲自主持他所到之处的法庭，倾听申诉，伸张正义；他与其他皇帝一样，生活奢侈浮华，但也爱好文学和哲学，是一位慷慨的赞助人；他甚至抽出时间自己写剧本。玄奘的记述表明，那时佛教正在衰退，印度教重新占优势。但是，可能由于戒日王统治时间不长，法律和秩序不如笈多时代完善。玄奘日记中有关于盗匪的报道，他自己在旅行中曾经两次被抢。戒日王的帝国过多依靠他个人的能力，以至他于648年死后竟无适当继承人，帝国又分裂成相互争斗的小集团。 笈多王朝和戒日王帝国（2） 古印度的妇女　　中世纪和近代前期的印度似乎也遵循大多数传统亚洲社会共有的普遍陈规陋习：严重的男性统治地位和妇女的从属或甚至奴隶地位。当然这种情况在20世纪的整个亚洲都有了很大改变，而且即使在过去也和其他陋习一样并非完全真实。尤其是，它忽视了几乎所有妇女在亚洲基本家庭制度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与公开作用不同的一种隐蔽但往往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忽视了很多女作家和包括政治领袖在内的社会活动家。然而，在这方面，古代印度和较晚时期的印度有很大不同。很多证据表明，古印度社会，尤其是在南方，是母权制的；妇女掌握着重要的经济及社会权力；财产、身份、家庭姓氏多按女性家世传承。这一古代模式的残余至今可在印度南部的一些地方找到。从吠陀时代以后，雅利安人的北方显然属于父权制，妇女一般被认为应该服从她们的父母、丈夫和男性亲属，但她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个人财产，有些妇女甚至经营自己的商务。妇女不能当祭司，但有当尼姑的自由，有些尼姑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成书于公元前7世纪的经籍《奥义书》讲了一个名叫迦尔吉·瓦卡克纳维的突出博学女人的故事，她积极参与圣人述祀氏组织的讨论，大大胜过所有男性对手。另外一些妇女听了圣人的讲座，掌握了吠陀经。吠陀教中的女神和男神同样重要，有一位女神的名字总是默念在一位男神之前，这是一直保留至今的习俗。　　然而，到孔雀时代开始之前，妇女在宗教及知识追求方面的机会看来减少了。社会习惯转而强调妇女的正当职能是结婚和照顾家庭。不过很多上层阶级妇女继续在家中接受教育或自学，其中有些人创作了拥有广大读者的诗歌和戏剧；另一些人学习音乐——既演奏，也作曲——舞蹈和绘画。在古吠陀时代（我们对哈拉帕时代了解太少，很难推想当时情形），未婚男人和女人可以自由交往，而到《政事论》出台时（公元前3世纪），上层阶级妇女已受到习俗的较多限制，不过寡妇仍可自由再婚。到笈多时代晚期（公元6世纪），对妇女的限制加剧，寡妇已经不允许再婚了；妇女都受到钟爱，但却是在被保护、受限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看来开始于孔雀王朝，至少在北方是如此。在南方，妇女一直比较自由，也不那么顺从。赞美妇女　　《摩诃婆罗多》的一段诗文对妻子的美德倍加赞扬。　　妻是男人的一半，是最好的友人，　　是生命三大目标的根，　　也是来世给于他一切帮助的根。　　有了妻，男人成就宏伟业绩，　　有了妻，男人找到非凡勇气，　　男人最安全的庇护所就是妻。　　被痛苦煎熬着心灵的男人，　　被疾病折磨着肉体的男人，　　妻能给他安慰，犹如热渴难耐喜得甘霖。　　狂怒中的男人也不生硬对待女人，　　牢记她就是诞生了你的永恒的地方，　　是她给了你幸福、美德和快乐的爱情。　　几百年后，成书于约公元2世纪的《摩奴法典》则反映了社会对妇女操持家务和她们的从属地位的强调。　　她应该永远使人愉快，要能够熟练操持家务，保持家用器皿干干净净，抓紧钱袋的扣绳。无论什么时候，也不管在这个还是另一个世界，通过神圣典礼与她结婚的她的丈夫，都会让妻子幸福。即使他笨拙粗野和喜好玩乐，即使他毫无可取之处，贤惠的妻子也应该永远将丈夫当作神来崇拜。　　英文出处：　L　Bshm；　The　Wonder　Tht　Ws　Indi；　3d　ed　（London：　Mcmilln；　1968）；　pp181…182古印度最自由的妇女可能是高等妓女。在很多传统社会，包括印度，高等妓女通常受过良好教育，精通古典文学、音乐艺术、舞蹈、诗歌，并擅长做诗、插花、出谜语和其他智力难题。也有较低级的妓女，但标准一般都相当高。与中国、日本和古典西方一样，这样的妇女常因学识不凡和巧言急智而受赞美，有时甚至超过对她们的美貌的倾慕。据说甚至佛陀也曾挑选某高等妓女而非显然较笨拙的城市元老共进晚餐。很多高等妓女都是著名诗人，但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被认为似乎有着“伟大灵魂”的特别敏感的人。　　另一个妇女群体是寺院礼拜仪式上的世袭舞女；她们大多数也卖淫，但任何情况下她们认为自己已经献身于神而永不结婚。在印度，跳舞是特别重要的宗教仪式，也是优美的艺术形式。人们相信湿婆大神就是通过他的宇宙舞蹈创造了世界，他自己就作为生命及创造之神在收获场地上跳舞。最晚从笈多时代起，古典印度舞蹈开始与寺院舞女结合，这些舞女既是神的仆人，又是混杂有妓女在内的一群特殊类型的女人。她们因其艺术修养而得到尊敬和赞美，但在社交上却受到歧视；而由于这一群体的存在，其他妇女跳舞是不受鼓励的。直到不久前，当古典舞蹈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复兴，它才再次得到尊敬。　　萨蒂习俗，即妻子在丈夫火葬柴堆上自焚，看来在印度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并非大多数寡妇的命运。虽然古印度也与古苏美尔和古中国一样有过这样的习俗，但看来并不普遍；而实行寡妇自焚时，它也不过是要求将死去的统治者或官员的所有信徒、随从、马和财宝一同焚烧或埋葬掉这一殉葬习俗的一个部分。萨蒂是比较罕见的；直到笈多时代晚期，寡妇再婚开始遭到强烈反对或严厉禁止，才逐渐多起来；虽然表面上看可能是表示极度忠诚的自愿行为，但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加上年轻寡妇精神空虚和物质生活的艰难，都无疑对此增添了刺激作用。萨蒂让早期西方观察家毛骨悚然，19世纪被英国人禁止，但它并不是古印度的特征。很多古代甚至中世纪的印度作家和诗人谴责它，19世纪印度教的复兴和改革运动，最终使印度舆论起而反对它。 印度的遗产（1） 建立并维持大的帝国，在任何地方都需要付出沉重的人力代价，印度在笈多帝国崩溃和戒日王死后恢复到较正常的地方主义不能被视为悲剧，但它只留下了片断的资料，却使得历史学家在处理印度的整体历史和文化问题时，感到好像探究绣花挂毯上丝线针脚一样头绪纷繁。然而，地区性王国的再度兴起确实促进了构成印度社会组织的各地区丰富文化的持续发展。如果考虑到印度地域之大和地区特色的多样性，那么次大陆统一成单一帝国的时期比较短暂就毫不奇怪了；即使在阿育王和英国统治下，也有一些地区在帝国控制之外。尽管欧洲的大部分曾经被同一个罗马帝国统治了近400年，尽管欧洲各国有着共同的希腊、罗马和基督教传统，我们也习惯于认为由大量独立国家和文化组成的欧洲是正常的。印度同样有着悠久的共同传统，包括印度教在全境的流行；它也同欧洲一样经历了多次试图通过征战实现统一。但印度各个地区文化和国家的影响力一直至少与欧洲的一样显著，而且因不同的语言、文学和政治竞争而得到加强。印度不久前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或者宁可说建立了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三个国家，这虽然与欧洲继续处于政治分裂状态形成鲜明对照，但却仍然是立足于地区特质之上，这些地区特质既重要，又正常，其中每一种都有可以追溯到阿育王之前时代的值得骄傲的传统。从这些方面考虑，对于印度和对于欧洲，尤其是在次大陆这样大面积和多样性的地区，地区分治并无不合适或落后之处。印度与欧洲一样，如果没有众多的文化和地区传统，就会更加贫穷。戒日王死后的几百年政治分裂时期，各地区各自对文学、哲学和艺术的贡献，不断丰富着印度文明这块多彩的绣花挂毯。然而我们所了解的那些世纪中的政治局势，却显得混乱、多变且极度缺少资料。　　作为一个整体的古代和古典印度，对知识和教育，从读写能力和数学，到哲学和吠陀经，都抱着深深的尊敬。但教育只是上层阶级享受的特权，而吠陀时代以后则基本上限于男性，这在几乎所有近代前的社会都一样。正如前面指出的，高等妓女都受过良好教育，她们博学，是成功的舞蹈家、歌唱家、音乐家和诗人；她们的作用就是尽心取悦她们的保护人。然而，大多数人民是与上层阶级事务无关的乡下村民，他们过着他们自己活跃的村社生活。好几位希腊和中国旅行家访问了古典印度，他们在留下来的记述中，把乡村描绘成具有高生产力的繁荣之地，认为印度乡村景象和村民命运优于他们自己的祖国。印度在那几个世纪中受群众贫困和社会关系紧张困扰的程度看来要比今天小，不过我们没有进行量化估计的手段。那个时代的人所做的记述，当然只能是根据他们对其他地方的了解得出的判断。我们现代的着眼点已经不同了，但我们掌握的古典记述几乎全都着重指出当时物质生活水平较高，社会秩序井然，科学、技术、哲学和艺术成就令人难忘。这是一个值得现代印度人引以为荣的传统。　　从现代观点来看，古典印度的科学成就具有特别高的价值。起源于古代的数学，到笈多时代进一步发展出很高水平的复杂形式，包括基本代数和用九个数字加一个零的计数法，这一计数法与我们今天用的完全一样，远比麻烦的罗马数字计数法方便而有效。将这一计数法传到西方的阿拉伯人称数学为“印度艺术”，没有印度的数学，后来欧洲的科学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戒日王时代之后的中世纪印度数学家提出了负数和正数的概念，计算出平方根和立方根，求解了二次方程式和其他方程式，懂得了零和无穷大的数学含义，求出到小数点后九位的圆周率数值，并在三角学、正弦函数、球面几何学和演算法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到公元6世纪，印度天文学家超前哥白尼近1000年描述了一个日心行星系和在轨道上绕太阳运行的地球，这些知识后来也被阿拉伯人吸收了。象棋是在印度发明的，后来才传到西方。古印度科学家在公元前6世纪早于希腊人提出了元素的原子理论——20世纪西方科学的基础，真是极富想像力的朝着现代基础物理学的大跃进。传统印度医学已经拥有内容广泛的药典，使用了多种草药和西方人很久以后才发现并使用的药品。内科医生看来已经懂得了脊髓和神经系统的功能，成功的外科手术包括了剖腹产、复杂骨骼镶嵌、整形术和残损四肢修复。印度外科手术一直领先欧洲到18世纪。在它的很多王国或帝国，穷人的医疗是免费的。预防天花的疫苗接种最早是在笈多王朝的印度得到应用，比西方早1000多年。医生受到高度尊敬，公元1世纪末著名内科医生阇罗伽的医药论著中就有与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誓言希波克拉底誓言，据说是出自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之手的医学道德准则，一直被医务人员视为行动指南，至今仍在许多医学院校的毕业典礼上宣读。誓言包括：医师要发誓尽其所能为患者谋福利；在私生活及医务方面要堪为楷模；保证决不帮助意图自杀的人或企图堕胎的妇女；要保守在诊疗过程中得悉的秘密等等。——译者相似的一段话：　　如果你想成功地行医……你必须每天从早到晚为所有人的福利祈祷……并全心全意为恢复病人的健康而努力。即使要以你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也决不辜负你的病人。……你必须言辞亲切……考虑周到，随时注意提高你的知识水平。 印度的遗产（2） 你到病人家里去时，你应该心无旁骛，而将你的话语、精神、才智和意念全部集中在你的病人和病情诊治上。……病人家里的任何事情都不要向外透露，病人的病情也不能告诉他人，以免有人利用这些信息危害病人。英文出处：　L　Bshm；　The　Wonder　Tht　Ws　Indi；　3d　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59），p500。　　十分可能，外族入侵和内部斗争引起的政治动乱，在大部分时间内未对大多数人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我们缺少足够资料来弄清楚历史上各代帝国、王国、冲突和令人迷乱的政治变迁的来龙去脉，但这并非关键所在。我们所知道的已经足以展示一个先进的文明，一系列非常人道的价值标准，一幅普通人的生活画卷，足以证明远古和古典印度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是人类经验的重大成就之一。英国伟大的印度学家　L巴沙姆说，奴隶制的劳役比任何古代社会都要轻微，古印度以其仁爱著称于世，那是“一个强调宽厚和温顺的地方”。英文出处：　L　Bshm；　The　Wonder　Tht　Ws　Indi；　3d　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59），p9。　　本章首先扼要介绍了约公元前3000年到约前2000年间印度河文明的起源、繁荣和衰退，以及它的主要城市中心卡利班甘、哈拉帕和莫亨焦…达罗。约公元前1800年后，迁入印度北部的操雅利安语的中亚人创造了在北印度大部分地方居统治地位的吠陀文化。公元前500年左右出现了地区性王国，其中有一些曾经与公元前326年入侵西北部的亚历山大大帝遭遇。旃陀罗笈多·毛里亚到公元前322年建立起孔雀帝国，统一了北方的大部分，定都于恒河流域中部的华氏城。旃陀罗笈多的孙子阿育王皇帝大约从公元前269年到约前232年在位，他把帝国疆土向南方扩张。对征战造成的杀戮感到不安的阿育王改信了佛教的非暴力教义，并将自己在位的余下时光用于推广佛教。阿育王死后，孔雀王朝势力衰落，北印度和南印度都转变为地区分治。希腊人和西徐亚人对北方的新入侵建立了征服者的又一个王朝，即约公元前100年到约公元200年的贵霜王朝，而南印度和锡兰则维持着众多独立而繁荣的王国，创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纪念物。约公元320年到约550年的笈多王朝再次定都华氏城，并在北方恢复了孔雀时代的很多辉煌业绩；而606～648年在位的戒日王重新统一了笈多帝国。戒日王死后，印度再次进入较正常的地区性王国分立的政治模式，它的艺术、科学、哲学和商业继续发展繁荣。（较晚时期的印度史见第6、9、13、14? 亚洲史 第 10 部分阅读 厍酝豕至⒌恼文Ｊ剑囊帐酢⒖蒲А⒄苎Ш蜕桃导绦⒄狗比佟＃ń贤硎逼诘挠《仁芳?、9、13、14、15、16、19和20章。） 中国的起源 我们无法判定以城市为基础、有文字、会用金属的中国文明出现的准确年代，它同其他所有地方的文明一样，是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漫长过渡时期。但是，到约公元前2000年时，我们称之为龙山或黑陶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已经开始建设有围墙的比村庄大的居民点，制造青铜工具、武器和装饰品，使用极易辨认为书面汉语前身的象形和表意书写符号。他们的小镇或城市已有大群大群的非农民的居民——抄写员、冶金技师、手工业者、也许还有官员——龙山人已经学会了丝织方法这一中国长期独有的技艺。大概4个世纪后，约公元前1600年，第一个有据可考的中国王朝——商——建立在华北平原黄河大拐弯处主要龙山居民点集中的同一地方或其周围或附近。商文化可能是早先龙山和仰韶（彩陶）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结合，或是在这一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但这两种文化及其他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可能早得多就已出现，而且也许就是中国传说中所指但考古上未得到证实的夏王朝。　　不管夏是否是一个实在的国家或王朝，夏这个名称一直被使用，因为商不可能没有它的前身。尽管古代文献提到商而且列出了商的各代王的名号，但与夏一样，近代史学家对商的存在也不全信，直到1920年代考古发现展示了它的首都和甲骨文，后者列出的各代商王名号与古代文献所列者完全吻合，商的存在才得以确认。夏可能仍是晚期龙山…仰韶文化最后发展阶段的合适名称。大约到公元前2000年，龙山文化的城镇已相当大，有了带厚重大门的夯实土围墙，显然不再是农民村落而可能是某种形式的王国。古史籍所称郑州附近的阳城大概就是那个时期（可能是夏）的首都，它有高20英尺的夯实土围墙，大小达一平方英里，墙外有两座青铜铸造场。　　具有相似物质文明的龙山居民点分布区，东至海滨，南达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古中文文献提到夏之前的五“帝”，可视为凭空想像的英雄；归功于他们的功绩有火、农耕、牲畜驯养、历法、书写文字等项“发明”和洪水治理。其中最后一位叫做大禹，被说成是夏的创建者。夏的存在年代姑且定为公元前2000到公元前1600年，但此外关于夏的其他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最早的文献是很多世纪后撰写的。　　总之，到了商代，中国特色文化的许多要素已经形成。关于商及商以前各中国朝代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如果有所得益的话）从遥远西方传播开来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的成就，存在着长期的争论。看来，小麦、较晚时期的驴、紫花苜蓿、葡萄和某些数学知识无疑是从西亚传入中国的，但那发生在远远晚于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作为商代重要战斗武器的轻便辐轮战车似乎也是到约公元前1500年才传到中国，这也许与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有关。水稻、水牛、鸡和猪亦非中国北方土产，而是很久以前从东南亚原产地通过华南传入的。确实，中国得益于南方的东西远远超过得益于西方，尤其是考虑到这些最初从南方引进的东西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基础地位时，则更是如此。　　商代青铜器的工艺极为先进，其主要器物是用于祭祀的各种器皿。本图所示可能是礼仪场合用于斟酒的柄盂，它的盖子可以取下。与其他一些商代青铜器一样，其形象是一头身上有很多抽象图案的想像的神兽。（Courtesy　of　the　Freer　Gllery　of　rt；　Smithsonin　Institution；　Wshington；　DC［6133］）在新石器时代，华南在文化上也同物质上一样，与毗邻的东南亚的关系，比它与干燥寒冷的华北的关系要密切得多。新近在长江下游流域和长江以南的考古发现表明，华南文明的起源可能与考古普查更彻底、古物保存更完好的华北一样早或甚至更早。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东亚青铜器和最早的水稻种植证据来自今日泰国北部和越南的地区。青铜器大概就是从那里与猪、鸡和水牛一起较顺利地传到了邻近的华南，这可能远早于商代，而所有这些事物到商代早期已经在北方出现。到那时，虽然华北和华南在人种和语言及正在形成的文字方面均不同，但两地在文化上已充分融合。　　在商代及其后许多世纪中，中国的主要农作物不是小麦而是可能为本地谷类的小米。商文化的所有成分，包括商代的艺术以及书写体系和青铜工艺这两样决定性要素，都未显示与美索不达米亚或印度有任何关系。书写体系和青铜工艺都是先在美索不达米亚而后在印度得到发展，但最早的中国书写体系与它们两者都不同。如果中国人曾经与美索不达米亚有过接触，或者从那里引进了有关的观念或技术，那么他们极不可能不接受或不改用楔形文字而采用了远为麻烦的表意汉字。至于青铜，商代中国在技术的完善和器物的美观上一直鹤立鸡群，大异于任何古文明的青铜器，证明中国经过长期试验，用不同比例的铜、锡、铅和锌混合，取得了最佳比例的成就。地理上离商文化中心越远，青铜制品越粗糙；这里没有苏美尔或哈拉帕文明的任何痕迹。由于这些及其他原因，中国文明，同印度文明一样，显然是一种独立的创新，它早在与其他同样先进或古老的文明实际接触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点也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证据表明中国石制工具一直在类型上与从印度经中亚到欧洲这一地区制造的工具不同的情况相一致。中华文明是在早得多的时代从南方引进某些农业要素之后，基本上独立自主发展的。 商王朝 商王朝的都城先后有好几处，先是在今洛阳附近，然后在今郑州附近（两处都靠近黄河），最后是安阳附近当时叫做殷的城市。我们不知道商的政治辖区有多大，但文化遗存物表明，虽然商在其西、东、东北、也许还有南方均拥有或宣称拥有物质文化上与商有很多共同之处的属地，但它本身却局限在黄河中游洪泛区内。那时，小麦已上升到与小米同等重要，水稻虽有种植，但主要在长江流域和南方。狩猎仍是家养牛、猪和禽类之外的补充食物来源。商代蓄奴，奴隶多半是来自较不发达或商王朝边境被征服族群的战俘；奴隶可能曾经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劳动力，也被大量用于建筑城市和宫殿，可能也充当军队。　　尤其是安阳，其纪念性建筑令人难忘。该城在极盛时可能大到10平方英里，有十余座带各种陪葬物的王室陵墓。陵墓证明当时已有剩余产品以维持奢侈的夸耀，如装饰华丽的战车配有青铜附件和鞍辔鲜明的拉车马；马匹是带着挽具向后退着进入地下墓室然后被杀死。王室或贵族成员死后的陪葬品不但有贵重的用具，而且有数十或数百个随从或部下，他们牺牲自己以供死者来世驱使，当然也是为了显示死者的地位。异常精美和工艺高超的青铜器皿和武器，证明商代的技术达到极高水平。　　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书面记录，但存在大量多半刻在扁平的牛肩胛骨或龟甲上用于占卜的商代甲骨文。卜辞通常以问题的形式刻在经过火烤或用烧红铁棒加热因而出现裂纹的骨板上；裂纹被认为能给出所提问题的占卜答案，不过更合适的也许是把这种答案视为一种获得满意结果的愿望。另一些所谓占卜甲骨文，比如使用十分接近古典中文的汉字而且大多数能辨识的卜辞，则提供了商代诸王的名单和王室活动的简要记述。　　总之，这些甲骨文所提供的材料，勾勒出一个等级制贵族社会。它与周边民族的战争常年不断；它的弓箭手使用一种强有力的复合弓；持矛战士有各种等级；贵族及其驭手乘坐的轻快战车与印度及欧洲人的相似。王室围猎一直是一项重中国和朝鲜　　要而往往十分隆重的活动，参加者达数百人，猎杀动物数以千计。甲骨文清楚表明，王族甚至可能所有贵族的祖先的灵魂，要求活着的人虔诚地为先人举行祭拜仪式，他们则替生者向至高神祈福——这是中国人“敬祖宗”习俗的根源。奴隶被视为没有精神或灵魂，因而可以随意杀害；商代贵族显然未曾想过自己如果成为战俘将遇到什么样的命运。虽然最上层阶级生活极端奢侈，普通人的住所看来非常简陋，往往不过是穴居野处的坑穴，肯定无法与印度河文明的住房相比。很多占卜所提问题是关于天气，说明那时华北的气候和今天一样是半干旱性的，容易发生旱灾和河流泛滥引发的水灾；但却未见到大规模人工灌溉的迹象，想必当时只利用洪水。华北没有印度河流域那样干燥，其农业看来主要依靠降雨，当然某些靠近河流的小地区或小规模利用浅水井的长期干旱地区除外。小米是高度耐旱的作物，在其他作物不宜的地方也能高产。华北农业的重大优势是极肥沃而容易耕种的黄土土壤（风成冲击土）及便于运输和交往的基本无树的广袤平原。 周王朝（1） 商与它的诸侯之间的关系是不融洽的，与周边外族的长期战争，加上主要依靠强制性奴隶劳动和工匠们建立起来的王室建筑的奢侈和炫耀，过度消耗了商的资源。最后一代商王纣是一个体力上的巨人，一个残忍成性的恶魔，他暴行累累，包括用被他征服的敌人的头盖骨做酒杯。商王朝在约公元前1050年的一次奴隶大反叛中覆灭，参与反叛的有它的诸侯之一——周。周原来守卫在西部边疆的渭河流域，都城在今西安附近。　　最初，周大概是被商征服的异族，是强悍的边民，他们可能一直在等待机会征服整个王国。到约公元前1050年，他们联合奴隶反叛者打败最后一代商王而终于成功；他们洗劫了安阳，迫使商王在自己宫中自焚。周继承了商文化和技术的大部分，它的征服不仅仅是武力讨伐，而且将已经开始的文化及技术发展接续到了一个新朝代。获胜的周拥有充分发达的书写文化，他们在自己的记述中，把商的暴行和压迫作为他们讨伐的理由，第一次讲出了后来成为中国政权更迭的标准辩护词：“殷商恶贯满盈，吾受天命灭之。”换言之，商因自己的错误统治而失去了“上天的授权”，明白是非的人有责任推翻它。　　周将新国都建在他们的原根据地渭河流域。他们继承并扩大了商时期的封建诸侯（从属的同盟者）制度，于是周围各民族和地区（它们不久后就开始以国家形式出现）通过承认周王元首地位的效忠誓言保持它们与周的关系。这一制度与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在细节上不尽相同，但基本体制和实行这一体制的理由则一样：治国初期的中央王国有资格但无手段控制或管理自身直辖领土之外的任何一片较大地区，于是与各地方首领签署封建契约式协定，以求至少在名义上扩大中央王国的权威。另外，当时也有需要联合起来抵御周围的敌人或劫掠者。周王朝征服的地域显然比从商王朝继承的大得多，从渭河流域向东直至海边，向北深入南满，向南抵达长江流域腹地。发展中的各王国（周朝称它们为公国，所用名称与中世纪欧洲几乎相同，包括各种等级的爵位称号如侯爵、伯爵，等等）的共同利益，可能也促进了它们联合起来保卫“文明”地区对付外域蛮族以维持内部秩序。　　这一制度在一段时期内看来运转得不错，它的另一基础是后来命名为“井田制”的体制，就是像农奴制那样大部分耕地归世袭领主所有，耕者可以用中央地块上的浅水井进行有限的灌溉。农奴也像中世纪欧洲那样与土地束缚在一起，不允许离开，实际上成了领主的财产。不论是在周王朝的宫廷，或是其他属国的宫廷，建立在原商代基础上的技术和艺术在继续发展。青铜仍是主要金属，庄严的祭祀器皿往往相当巨大，越来越多地铸上了记述各种事件或法令的长篇文字。　　虽然大多数著作这时已经用毛笔和墨书写在帛或竹片上，但用这些易腐蚀材料写就的作品均未保存下来，我们不得不依靠很久以后可能被大大改动了的副本。但一般都认为，中国古典名作大部分起源于周代早期，其中包括《周易》（占卜者的神秘手册）、《诗经》、《周礼》和历史文献集，后者包括涉及文化上的五位英雄帝王和夏朝的历史，以及目前得到肯定的商和周的征讨的记述。中国人已经开始纪录历史事件，对保存历史记录给予了特别的重视。　　但是，后来导致周王朝全面分裂并最终灭亡的根本性变化也在进行着。由于技术的改进，铁逐渐变得便宜，数量也大大增加，开始有可能用于制造农具，如中国人发明铁头犁比西方人早了1000多年。借助更优良工具，对半干旱的华北特别重要的灌溉开始普及，越来越多的土地开发成良田。铁斧头加快了对华北周边多山地区和长江流域剩余森林的砍伐。在农业生产量提高的刺激下，人口增长大大加快，到周代中期可能达到2000万，而商统治时期大概只有400万。除反复发生旱灾的年份外，人口看来并未超出食物供应能力，稳定的剩余农产品奠定了发展贸易的基础。　　新的农业生产力将越来越多的人从农耕劳动中解放出来，变成了手工工匠、运输工人、士兵、官员、学者和商人。城市作为贸易中心的重要性超过作为王室或封建主统治中心的作用，城市居民以商人居优势，星罗棋布的城市出现在华北平原和更富饶的南方长江流域，而长江流域因水上运输的便利进一步刺激了贸易和城市中心的兴起。不可改变的世袭农奴身份和地主贵族的统治，日益显得与变化的情况格格不入，这种局面在某些方面可能与中世纪欧洲封建主义晚期相似。与此同时，周代最早的诸侯中，有很多在朝着独立王国演变，它们各自发展了独特的地区性文化。周代经过大约400年统治后，它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开始出现紧张而终于导致分裂。　　战国　　公元前771年此前有关古中国的年代记录肯定不准确，但从现在开始则完全可靠，这已由其他证据所证实。现存最早古籍来自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8世纪周代记录的一次日食确实发生在所纪录的时刻。，渭河流域的周王朝都城遭北方蛮族抢劫，周王被杀。其子于翌年即王位，建新都于较易守卫的洛阳，希望从更接近王国领土中心的地方进行统治能够比较可靠而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统一。然而这种希望是徒劳的。为了守卫西北边境，周将渭河流域的老根据地作为采邑（封赏的地方）赐给了忠诚的贵族秦；500年后，秦却扫灭了周王朝支离破碎的残余势力，建立了第一个帝国。 周王朝（2） 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阳后，周王对周围属国的权威衰落，诸侯变成了相互征战的国家：西方的秦，北方的晋，东北方今北京周围的燕，东方山东地区的齐和南方长江中游的楚，另外还有一些小国如四川的蜀和山东的鲁。鲁就是孔子诞生和担任过顾问的地方。现在把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或甚至把周王朝称为“中国”都为时过早；每个国家在文化、语言和政治上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可能还有人种上的差别。我们知道，中国是在公元前3世纪秦统治下才形成的。秦帝国把自己强大的印记烙在了其后2000年居统治地位的中国式治国方略及社会组织之上。可以相当准确地说，中国这个名称，最早是从中华帝国身份的创造者秦王朝开始使用的。　　直到这时，在众多不同民族、文化和国家中，还没有一支占优势的力量拥有今日中国的领土。这些势力相互不断攻伐，抵御文明地区边界周围更加异己的民族，而当时的边界仍远远在今日中国版图之内。但民族与民族之间技术的传播和交流可能相对容易和快捷，到周代中期，大多数民族看来已经多多少少分享了冶金、农耕和灌溉及其他技艺的共同成果，但它们在口语和书面语以及文化其他许多方面和政治制度上，仍存在如同中世纪晚期欧洲各形成中的国家那样的差别。　　楚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跨越长江流域中段两岸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各竞争国家中生产力最高、占地面积最广；它的农业得益于较充沛较可靠的降雨、华中地区较长的生长期和远为方便的灌溉。但它有自己独特之处，特别是商人群体的规模和他们的重要地位，以及依靠水运的贸易和城市在其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楚国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过去商代的模式，因为商的权力由世袭地主贵族把持，商建立在奴隶或农奴劳动基础上的农业实际上是惟一的财富来源。与华北诸国不同的是，楚还是一个海军大国，它在长江及其支流和湖泊上都有舰队，甚至拥有数量更多的平底帆船（内河船）。然而，楚国终于还是在公元前632年和前301年两次被北方国家的联盟打败；虽然它继续存在，但国力和后来的发展势头大大减弱，其他国家却强大起来。这也许是那些改变了历史进程的竞争之一，它把未来交给了以农业为基础的独裁主义帝国，而不是贸易和商人占优势的国家。一个按照楚国模式发展的国家势必与秦的最后胜利所建立的国家大不相同。关于秦王朝的情况将在本章后面部分更详细介绍。　　随着农业单产和总产量的提高，已经有可能把大量军队投入战场，因为至少在一年的某些月份可以把人力从农业生产中抽调出来并给他们提供剩余农产品。战争规模扩大了，也更残酷了，战争性质也从过去贵族之间为荣誉的英雄骑士式竞争，变成了规模更大的为生存的征讨和战斗。这时期发明的装有触发机构的石弓极大地增加了杀伤力、射程和准确性，而到公元前4世纪时，步兵更得到了骑兵的支持。这一系列新进展，共同削弱了世袭贵族、他们的战车和他们的扈从们早先拥有的优势。　　中国发生的事情很像约一个世纪前印度的情形。第4章曾指出，印度的英雄骑士时代让位于国与国之间的权力斗争及由此建立了孔雀帝国，其基础则是铁器的推广、农业技术的改进和人口的剧增。同印度一样，中国这一时期铸造青铜和紫铜钱币的国家多起来了，贸易和城市迅速成长，修筑了道路，常备军剧增，国家官僚机器也开始出现。所有这些，为有才干的平民提供了各种机会。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值得欢迎的变化，但对另一些人，旧秩序的消逝及战争带来的分裂和痛苦只能意味着混乱和道德迷茫。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孔子明确指出，他的处方就是要按照过去某个“黄金时代”的价值观，重建秩序和他所称的“和谐”。 圣人孔子 孔子约公元前551年出生在周王朝势力范围内山东的一个较小国家，卒于约公元前479年，因而他大致与佛陀同时代，在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诞生前几年去世。他的家姓孔，中国人称他孔夫子（“孔老先生”），现代欧洲人用拉丁字母拼写成Confucius。孔家看来是相当低级的贵族，家道已衰，但尚能让儿子受教育。那时离科举考试的实行还有很多年，孔子以教学为生，不时给一些封建领主当顾问或参事。他不仅教给学生们读写文化知识和古典名著，而且讲授他自己的为人之道和治国哲学。他的一些学生在国家行政机构谋得高级职务，但孔子本人在这一方面却始终不太成功；他在晚年显然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但实际上，从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2500多年来追随其观点以及今天仍受其深刻影响的人数来看，孔子堪称人类历史上也许最成功的哲学、道德和伦理体系的创始人。　　我们没有见到过孔子亲自撰写的著作，有关他本人或他的学说的资料也不多。我们确实知道的，全部来源于叫做《论语》的谈话或格言集，是他死后由他的信徒们收集并不太系统地整理而成，因而可能不完全准确。后世的注释详细说明了他的教导的意义和运用。孟子论德政　　孔子的第一位主要继承人孟子生活在约公元前372年至约前289年，他写下了他自己的道德教导和轶事。关于仁德的政府，他给战国时代的一位君主进言如下忠告。　　狗和猪吃掉了老百姓的粮食而不想办法制止；看见路上有饿死的人而不救济饥民；老百姓死了就说，“这不是我的错，是年成不好造成的”。这与用刀把别人刺死却争辩说“这不是我杀的，是刀杀的”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只要大王不老是归咎年成不好，那么普天之下的人民都会归顺您了。（原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出处：原文见《孟子》，梁惠王（上）篇第3章。根据《论语》，我们了解到的孔子本人及其思想即使不太完整，但也相当鲜明地表明，他是一位思想丰富、通情达理的人。他抱怨他一直未能找到他向往的那类好学生或他向往那类职务，他在谈到他成功乏术时相当坦率：“我不在意没有职位，只担心没有任职的本领。我不担心无人认可我，只求做到值得人们认可。”（原文：“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原文见《论语》，里仁篇第14章。然而他抱怨他受到的对待说：“我难道是个无用的苦葫芦，只能挂起来而不能吃？”（原文：“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原文见《论语》，阳货篇第7章。看来他异常迫切想获得作为顾问的职位，以至考虑过为反叛集团工作，因为他相信，不管得到什么样的机会，他都能够按照自己的哲学改造人和国家——这也是100年后柏拉图的同一态度。不过孔子也相当幽默，甚至喜欢拿自己开玩笑。　　孔子学说的基本要旨是，人的品格可以通过教育或通过长辈的道德榜样来陶冶和提高，这样塑造出来的“有教养的”人将向往做合乎道德的事，而不是把这当作权宜之计，因此也将维护社会的“和谐”。这正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用暴力和威胁进行统治是无效的；只有将社会准则内在化的价值观才能导致正确的行为。行为也应该以从家庭长辈直到最高统治者这些不同等级的上等地位的人的行为做榜样，上位者因而必须使他们的权力同他们的责任和公正相一致。处理人与人的一切相互关系时，则应该“自己不喜欢的事，决不要强加给别人”。（原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文见《论语》，卫灵公篇第24章。　　儒教是在人际关系和政治管理中实行仁爱的处方，但它本质上是保守的，它强调的是秩序。然而，突出仁爱意味着坏的政府理当予以抵制，即使因此可能危及秩序也在所不惜，这是《论语》中好几处一再提到的观点。儒教心目中的模范是不顾任何后果，哪怕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坚定不移遵循正确道德规范的正人君子。孔夫子的一生看来符合他所宣扬的教导。也许他确曾像苏格拉底那样过分坦率地希图赢得他那个时代权势人物的恩惠，但他的教导和他的榜样，远远超越了当时他生活其中的渺小政治，而一直流传至今。 秦的征讨 秦本来是周王朝属国中最穷、最小也最边远者之一，似乎很容易被其他对手超过。然而它的历代能干的统治者把相对贫困、农民基础和边远地域等劣势变成了自己的长处。他们强调勤劳、俭朴和纪律的重要性，重视农业和农民士兵，排斥商贾或知识分子，把这些社会成分转变成军事力量。秦的强悍军队在一连串战役中击败了竞争的敌国，而这些战役都远离秦国在渭河流域山峦环抱的老根据地，却给依靠商业的敌国较脆弱的经济往往造成严重破坏。秦的对手们看出日渐强大的秦的威胁并打算联合抗秦时已经太晚，终于被秦逐一灭亡。秦的将军和政治家是战略战术大师，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外交、宣传、叛逆、谍报和各种形式的心理战术。关于改革的意见　　孔子死后不久出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哲学家墨子较少因循守旧而更热衷于社会改革。　　圣贤的责任在于管理天下；因而他应该知道为何产生祸害，才能够加以控制。……那么祸害何以产生呢？产生于缺少博爱。……世上一切祸害都是由于这一原因，也只能是这一原因。……如果世间处处博爱占上风，就不会有一个国家攻打另一个国家、一个家族扰乱另一个家族的事情发生；窃贼和盗匪将不复存在，君与臣、父与子都会忠孝善良。做到这一点，天下就应该管理得井井有条。……那么天下有哪些祸害呢？国家与国家相互攻打，家族与家族相互扰乱，人与人相互仇视和侵害，……这些祸害何以产生呢？产生于不讲博爱。……这种博大普遍的爱有极大的优越性，而且实行起来比你想像的要容易得多。如果不实行它，那一定是统治者不喜欢它。如果统治者以实行它为乐，人民就会争相仿效。……因此，实行博爱，实乃圣贤君主的大道理，它能使王公大臣安其位，能保证普天下百姓丰衣足食。（原文：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天下之害何也？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爱生邪。……况兼相爱、交相利，与此异矣。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焉？特上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　　杀死一个人是一件违法行为，是要判死刑的罪恶。照此推论，杀死十个人是十倍的违法行为，必须判十倍的死刑；杀死一百个人是一百倍的违法行为，必须判一百倍的死刑。当今天下所有君主都知道应该给予惩罚，并谴责那是违法行为。然而最大的违法行为，即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他们却不给予惩罚，反而颂扬它并宣称那是合法的！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他们自己多么不公正。（原文：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　　出处：原文见《墨子》，兼爱（上）、（中）、（下）篇；非攻（上）篇公元前230和公元前220年代一系列胜利的战役，以公元前221年最终击败所有对手而告终。华北和长江流域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秦统治者将称号改为皇帝，自称秦始皇帝，并把构建了秦国权力的制度运用于整个新帝国。公元前221年后的进一步征讨，启动了中国吞并南方诸国的漫长过程。首先是打通从长江南下的路线，拿下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包括今越南北部领土在内的越王国。在整个帝国版图内，像前秦国那样废除了长子继承权（即长子继承父亲的全部财产和地位的制度）和除小家庭内部仆人外的奴隶制。过去的封建土地占有制也一并废除，土地成为私有，可以自由买卖。国家以抽取一定份额收成的形式从所有土地征税。制定了适用于一切臣民的无歧视性的统一新法律，结束了沿袭数百年的贵族特权，这一改革显然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过去各独立国家和文化中差异颇大的货币、度量衡和书写字型，也根据皇帝命令统一采用秦制，这些改革对帝国极为重要。一个全国范围道路及运河系统也开始修建，渭河流域今西安附近建起了新的华丽都城咸阳。甚至规定了统一的车轮距，使所有车辆适应统一车辙。　　长城也许是秦始皇最著名（也许是臭名）的工程。图中所示乃北京以西沿中国东北和蒙古之间山脊的一段蜿蜒的长城。城墙宽度足容两辆战车并行。现存各段长城均系明王朝于公元15世纪大规模重修时所建。（Dnielle　Hyes/Bruce　Colemn　Inc）　　新政权的工程中最宏伟最著名的大概是长城。这是秦始皇下令将很久以前好几个国家沿北部干草原边界修建的一系列城墙连接而成的整体壁垒，每隔一定距离设置瞭望塔。这一工程及以后的重建（现存长城是公元15世纪明代所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单体工程。长城可能是依靠农闲季节从农民中抽调的劳动力建成的，据说有100万人在修建过程中死去，应征者的劳动充当徭役（即用劳动作为国家税收的一部分，与服兵役相当）。讽刺的是，长城从未如预期的那样有效抵挡游牧民族的侵犯；绕过两端的迂回进攻和内外勾结打开城门的诡计，常能轻易突破壁垒。敌人与朋友，无害的商贾或旅行者与捣乱者、入侵者或潜在的入侵者，往往难以区分。但长城总归是帝国权威的象征性肯定和领土主权的象征性声明。中国人可能说过罗伯特·弗罗斯特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美国诗人。——译者作品中的话：“有好围墙就会有好邻居。”但蒙古人及其祖先也可能用过同样是罗伯特·弗罗斯特作品中的话作为回敬：“世上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围墙。”新兴强大国家对群众劳动力的掌握，刺激了好大喜功的皇帝提出越来越多的巨大工程计划，其中包括修建全国道路网、开挖新运河（可用于运送军队和给养及灌溉）；除新的军事征讨外，皇帝还为自己修建了宏伟的皇宫和陵墓。 秦的独裁主义（1） 农业被强调为经济和皇权的基础，吃苦耐劳的农民农闲时可从事徭役或从军。贸易和商人被认为是寄生者和潜在危险的皇权竞争者，因而部分地危及能减少地主势力威胁的长子继承权的废除。但秦制度的主要靶子则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会提问题，会考虑其他的可能选择或指出缺点。中国已经存在着以孔子和孟子（孔子死后的追随者）为光辉榜样的学者、哲学家和道德家的悠久传统。秦视这些人为破坏现状的捣乱者（这一点可能没错）。秦是公开的极权主义国家，它的使命感使它更加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见。　　秦始皇开始迫害知识分子，下令活埋对他的政策提出质疑的数百名学者，焚烧所有可能助长不良思想的书籍。被毁的文献包括自古以来积累的宝贵资料。不允许赞美过去；不允许批评当今；不允许对未来提出建议，除非来自官方。这些政策，尤其是焚书，深深背离了中国人尊敬书写的文字和保存记录的传统，引起后世学者和史学家对秦始皇的谴责。秦始皇无疑是一个残忍的暴君，他渴求权力达到了不近人情甚至堕落的程度。但是，他的手段尽管严酷，却在一团纷乱中建成了一个帝国，并且奠定了秦及其后各代中华帝国的大部分基础。　　秦始皇葬在今西安附近一座巨大地下陵墓中，大批真人大小的陶俑组成的军队守卫着陵墓的进路。1970年代的发掘让他们经过2000多年后重见天日；陶俑相貌不同，表情各异，栩栩如生。（Erich　Lessing/rt　Resource；　NY）　　秦始皇的政策中，很多都是丞相李斯制定的。李斯的生涯颇像印度孔雀王朝的考底利耶。他是将秦代严厉管制一切的国家政策具体化的新哲学学派法家的奠基人。这种管制通过大大膨胀的国家官僚机器和严厉监视一切教育而加强。只有那些支持国家意图的价值观被反复灌输；强调实用技艺，压制批评性质疑。同孔雀时代的印度一样，成立了严密的警察组织和秘密机构，来搜查和惩处持不同政见者。另一个造成人心骚动的原因是，不论国内还是出国旅行，除特许外，一概禁止。　　建立一个帝国，在任何地方和以任何方式，都是一件艰难的事业，任何情况下都会有人怀疑其效用。以巨大生命代价强制统一在一个帝国内，或分别保留各自的地区文化和国家，这两者之中究竟哪种方式能带给人们更好的处境呢？不幸的是，力求建立帝国看来是人类的普遍弱点，如同借宗教之名行残暴之实。两者都冠以崇高思想或者不过是不惜代价的自尊而至少对某些人有吸引力。中国即使以这种手段一旦统一，从此就抱定了庄严的统一 亚洲史 第 11 部分阅读 想或者不过是不惜代价的自尊而至少对某些人有吸引力。中国即使以这种手段一旦统一，从此就抱定了庄严的统一思想。每次王朝覆灭后的分裂时期都被看成失败，而且每次的结局都是帝国的重建。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秦所代表的新秩序的魅力。那时，大多数人显然已经准备好与封建主义的过去决裂，转向以成就而非出身为基础的制度。秦人坚信他们的制度是进步的；他们不现实地自信创建了一个更好的社会。为一个振奋人心的全民目标献身，这本身就极具吸引力；其目的显然是替那些针对人民的背信、残忍和野蛮等等手段辩护，而人民却被认为是新制度的受益人。　　先秦政治家和法家学派的真正先驱商鞅，将治国策略概括为如下的极权主义论点：　　轻罪也要重罚。……如果无人敢犯轻罪，重罪就更不会发生。这就是所谓的“通过立法制令来统治人民。……”（原文：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　　一个国家如果上下目标一致能保持十年，它就会强大一百年；能保持一百年，它就会强大一千年……因而将能成就霸业。……（原文：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　　人民想要的东西多得无法计数，但能使他们受益的只有共同的一件。除非人民齐心一致，否则无法让他们满足欲望。因此，他们要统一起来，这样他们的力量也就加强了。……（原文：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则力摶，力摶则强。……）　　如果你规定了人民喜欢的东西，他们就会因为存在他们不喜欢的东西而烦恼；但如果你规定了他们不喜欢的东西，他们就会因为还能享受他们喜欢的东西而快乐。（原文：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原文见《商君书》，四段文字按顺序分别引自说民篇、农战篇、说民篇、开塞篇。　　换言之，团结就是力量，但政府最了解什么对人民有益。法家学派主要人物是哲学家韩非子（卒于公元前233年），他也强调严刑峻法的必要，认为那是在统治者领导下建立秩序的惟一手段。人本质上是自私的，他们必须为相互行为彼此负责。公元前221年前，从其他国家到秦国访问的人指出了他们在那里感受到的积极而自信的氛围，他们确信秦代表着“进步”，是理应普遍仿效的榜样。　　然而，法治下的新平等原则也有其优点，它提供了升迁的新机会；雄心勃勃的工程，尤其是那些与帝国建设有关的工程，具有吸引人们给与支持的诱惑力。最清楚表明秦更具创造性的是被任命为蜀郡（四川）守的李冰这个人物，他因主持秦国包括控制黄河水患的水利工程在内的许多大型工程而闻名。正是李冰提出了治理已经使黄河恶名远扬的水患的最佳方案：“深掏滩，浅作堰。”这种方案有助于防止淤泥在河床堆积，因为淤泥堆积将使河床经过若干时间后上升到高出周围地面，从而大大恶化不可能永久维持在堤堰之内的洪水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李冰的正确建议只是在1949年后共产党中国领导下才终于得到实际实施。但李冰负责设计并修建了四川西部灌县的著名灌溉工程，使从山区发源后进入蜀郡首府成都周围大平原的岷江改道。很多人参观过的这些灌溉工程连同李冰及其儿子的雕像至今仍在。完成了这些工程的李冰父子俯瞰着它们，他们被认为拯救了自那时以来数百万人民免于洪灾和饥荒。同所有大工程一样，灌县工程动用了大量劳力，经历了艰难困苦，主要依靠征调的工人在铁的纪律下完成。根据100年后汉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著作，李冰在晚年曾说： 秦的独裁主义（2） 人们享受成果时能互相信赖，但决非开始时能彼此协商。现在上了年纪的人和他们的子孙不喜欢我这样的人，但几百年后再让他们想想我讲过和做过的事情吧。　　今天，李冰仍得到人们尊敬的怀念，他的皇帝却遭人唾骂。 汉王朝（1） 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帝位拟传给他的长子，李斯和其他大臣因害怕发生暴动，对秦始皇死讯隐而不发，然后立其次子为傀儡。但秦的苛政已将国家推入混乱，人民饱受苦难，国库空虚，并且疏远了有教养的上层阶级。没有他们的合作，政权就会陷入窘境。秦帝国实际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好几位军事统帅已经叛变。公元前206年，叛军攻占首都，焚烧了壮观的新秦宫。接着就是对立势力的争权斗争，大群大群的士兵、劳动者和前官员到处游荡。到公元前202年，叛军的一个新领袖刘邦在混乱中脱颖而出，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定国号为汉。中国在汉朝统治期间取得的领土和确立的政治及社会制度一直维持到20世纪。中国人至今仍然称自己为“汉人”，他们因为是汉代首次确立的典型中国式文化和帝国伟大传统的继承者而甚感骄傲。但汉代及以后各朝代的成功所依靠的，却是秦代留下的许多统治方法。管理一个地域面积与欧洲相当、人口到汉时也许达到6000万的帝国，可能也无法采用其他手段。　　从汉开始，秦代法家统治中较严厉的手段，由于人们观念上趋于一致和儒教较富人性的道德观这两个因素，而得到缓和。汉的第一代皇帝汉高祖刘邦强调儒教关于政府存在的意义在于为民服务、不义的统治者理当丧失上天授权和民众支持等观念，他废除了招人怨恨的对旅行、教育和思想的控制，降低了赋税，鼓励学习以求培养大批备用人才供需要时按照儒教模式为国家效力。但是，征兵和强制征调劳力进行诸如道路和运河等国家工程建设的做法依然保留，同时保留下来的还有帝国行政区划的郡县制，每县由政府任命的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帝国政府在一个长期存在政治及文化差异的广大而地区色彩多样的国土上，在包括货币、度量衡、书写字型和正统思想等等的所有方面，加上了它要求推行的标准。在仁慈的统治之下，这是一个行之有效并可能获得普遍支持的体系。汉代早期是一个高度繁荣和热烈向往新秩序的时期。　　汉武帝的扩张　　青铜铸造在汉代继续发展。这匹公元2世纪动人的马证明汉代工艺和艺术的精密和复杂。（The　Grnger　Collection；　New　York）然而权力会腐蚀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建立在秦基础上的汉帝权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引起以后几代皇帝进一步征讨和扩大帝国光荣的欲望。刘邦的儿子和孙子继承了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俭朴和仁慈作风，但到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时，关于秦悲惨结局的记忆已经淡薄，他开始加强政府管制力度，取消了刘邦为褒奖忠诚效力所封王侯的剩余权力，对贸易和商人实行强制性政府管理，确立新税制，对盐、铁及粮食供应推行新的国家管制办法。最后这项措施后来叫做“和籴法”，即由政府在丰收年或在粮食富裕地区以低限价收购粮食，以避免歉收年出现饥荒。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以后各代王朝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实施过，但这个想法，如同李冰的工程计划，并不总能为各地粮食生产者普遍接受，更不用说商人了。　　整顿好帝国内部秩序，增加了政府岁入并提高了国力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开始实行野心勃勃的新征服计划。矛头首先指向位于东南部福建和广东地区、秦亡后一直脱离中国控制的越王国。当时属于越的今越南北部人民和文化，再次并入了中华帝国，由此开始了越南人重新主张和维护其独立地位的长期斗争，尽管他们吸收了中国读写文化的很多成分。在汉代，南方的越人及其文化被看成外来的，它实际上也确实与北方大不相同；这种不同甚至今天仍相当明显，如广东人的语言和烹饪等，但华南作为中国一个组成部分已达2000年，已经基本上按照更强大的中国方式改造过来了。越南人及其文化则依旧保持了较大差异，并且在汉亡后从中国重新赢得了他们的独立。一则汉代的故事　　可惜汉代的小说类作品未有幸存者，我们只能通过其他参考资料来了解它。公元220年汉朝灭亡后的几十年里，尽管政治上相当混乱，同样风格的文学创作则仍在继续。下面是当时流行的通俗故事之一，大概写作于公元3或4世纪。　　从前有一个庙祝，他有一只杉木枕头，用了30年后，枕头背面裂开了一道缝。一位路过的行商到庙里求神保佑他好运。庙祝对他说，“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就可以试用一下我的枕头上的裂缝。”他设法让商人爬进了裂缝。商人立刻就看到了世上任何东西都比不上的精美的朱红色门、大理石宫殿和玉石柱廊。他遇到一位将军，将军把女儿嫁给他，他和她生了六个孩子。商人当上了大官，地位显赫。他在枕头里从没有想起要回去，但庙祝最后还是命令他出来了。当他再回头看那只枕头时，他明白了他在枕头里面度过的那些年实际上只不过是短短的片刻而已。（原文：焦湖庙有一玉枕，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门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乡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旁。林怆然久之。）　　出处：东晋干宝撰《搜神记》中的《玉枕》。公元前109～前108年，汉武帝挥师北上，征服了南满洲和朝鲜。而另几场战役则建立了对西南部的云南及贵州与中国关系更远的各民族较松散的统治。南满洲时而脱离，时而并入中国领土，但总体上确实是中国体制的一部分，因为汉武帝在那里设立了原为军用、后来变成肥沃的辽河流域农业居民区的大片殖民地。 汉王朝（2） 类似的驻军也派往了朝鲜，自汉以来，中国在那里的影响甚为深刻。但朝鲜人也与越南人一样，一直急切要求收回他们的民族身份和独立。朝鲜已经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明和文化风格，而且尽管存在中国文化的强大影响，他们在语言和种族上仍然与中国不同。公元220年汉亡后，朝鲜和越南都脱离了中国的控制——朝鲜成了有名无实的属国；越南则还要忍受后来唐代中国的再一次征服及其后一场接一场一直延续到现代的独立战争，留下了反思过去2000年相互猜忌的沉重遗产。越南人关于他们的民族主义者在驱逐貌似强大得多的中华帝国势力的斗争中一再取得成功的记录，应该足以劝诫美国不要在那里为自己制造灾祸；不懂历史的人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边疆则因另外的原因曾经是一个长期存在麻烦的地方。长城本为解决这一麻烦而建，但它无法阻止策马驰骋的游牧民族的渗入。游牧民族占据干草原边缘地带，他们不时到中国农业区和商贾必经之路抢劫。当时主要国际商路是通过河西走廊和沿新疆塔里木沙漠（沙漠中有相距很远、由来自周围山区的河流滋养的绿洲）北缘和南缘的著名丝绸之路。两条路在塔里木西端的喀什会合，然后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货物在中亚易手后，再长途运往黎凡特，最后抵达罗马。丝绸是自龙山时代以来中国垄断的主要出口商品，西方需求量很大，尤其是喜好奢侈的罗马帝国。罗马人为此支付大量黄金。罗马作家兼行政官普林尼和其他一些罗马历史学家认为，黄金的外流削弱了经济，导致罗马最后崩溃。中国则在这项贸易中获益，而汉武帝对其新皇权的自豪，使他无法容忍游牧民族对贸易的妨碍和对中国的侵犯。　　汉帝国　　本图已接近包括新疆和内蒙古在内的现代中国领土范围，当然越南北部不在现代中国版图内。那个时代的主要游牧民族是突厥诸族之一的匈奴，他们策马驰骋的机动性和骑兵战术，使他们具备了后来蒙古领袖成吉思汗军队那样的作战效能。汉朝将领曾抱怨说，匈奴“骑快马飞驰，他们胸中跳动着野兽的心。他们像鸟群一样从一地飞到另一地，故而很难把他们逼入绝境而后加以控制。”（原文：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出处：《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列传第五十二《平津侯主父》，但此语非出自汉将军，实为李斯谏秦始皇伐匈奴时所言。——译者由此不难理解汉军何以屡受挫折，但汉武帝还是在一系列战役中打败了他们，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将他们赶出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的大部分地区，然后在那些地区及沿丝绸之路安置中国军事殖民地和驻军，现在在那里还能看到已成废墟的当年汉军的瞭望塔。新疆和内蒙古在以后中央政权衰弱的若干时期脱离中国控制，但多半都被继起的强盛王朝作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予以收回。直到20世纪，诸如匈奴和蒙古等非汉民族一直是干草原的主要居民。突厥人的另一支维吾尔族成为多沙漠的新疆地区占优势的居民。维吾尔人后来皈依伊斯兰教，并促进它向中国内地传播；今天中国的穆斯林仍然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　　中国和罗马帝国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朝臣张骞出使西域，试图与其他游牧民族结成反对匈奴的联盟，并对其国土进行更普遍的侦察，不料反被匈奴俘获，10年后才逃脱。他最后于公元前126年返回渭河流域的汉朝首都长安。他带回了关于中亚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少许有关印度和前往印度的路线的情况，也提到丝绸出口最后目的地的遥远西方一个大帝国，这是中国首次得到的关于罗马帝国的消息，但他们从未设法了解更多。很久以后，一些自称到过罗马的旅行者，包括公元120年的一群杂耍艺人和公元166年的一些商人，在汉朝廷讲述了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两起朝廷召见都记录在汉编年史中。罗马人仅仅知道中国是丝绸产地，因此把中国称为Seres，即拉丁语的“丝绸”。　　张骞的报道引起汉武帝急于前往中亚的欲望，于是将中亚列为征服对象，这既是他的虚荣自负，也是出于想保证中亚良马供应，以充实皇家马厩和他的骑兵。如果他或他的后继者真的这样做了，中国和罗马两大帝国，或者它们的前方军队可能已经相遇，它们就可能互相取长补短。公元1世纪时，汉王朝屹立未衰，偶尔也尝试西扩；罗马帝国则在进行反对波斯（伊朗）安息王国的战争。如果罗马人征服了安息，他们可能至少遭遇了汉巡逻队，或者他们会走上已经听说过的丝绸之路，从中亚抵达中国边境。但两国军队都远离家乡，加之安息人和中亚各民族都是可怕的对手，都极想维持他们在丝绸之路贸易中有利可图的中间人角色而不愿两大帝国直接接触。汉朝使节曾经抵达安息，但被建议返回，汉使节接受了这个建议。　　于是，中国和罗马这两个在领土大小、发展水平、国力和成就方面都相近的帝国，除旅行者讲述的故事外，基本上互相不了解。如果中国人与罗马或印度帝国及其先进文明有过接触，他们很可能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不同的更开放的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与中国一样，罗马和孔雀印度都修建了道路、堤防和规划完善的城市，在扩张主义的世界性体系下融合了不同的文化，与自己帝国边境的“野蛮人”进行过斗争。三国之中，汉帝国最大也可能人口最多和最富裕，尽管它的文化发展水平和技术成熟程度也许与古印度和罗马相当。 汉王朝（3） 汉武帝无休无止的出征和强加给人民的赋税，耗尽了国家的承受力和资源。他早期的改革之一是设立政府监察官，其职责在于保持官员甚至皇帝忠实履行自己为民服务的责任。监察官最终让汉武帝承认自己忽视了这一基本训诫，说服他颁布一道著名的“罪己诏”为自己的过失道歉，并许诺要成为一个不辱天命的更好的统治者——如此便不大可能被已在酝酿之中的反叛所推翻。这一监察制度成为以后所有王朝的一项自我约束措施。　　汉武帝的直接继承人尽管基本上放弃了进一步的征伐，却仍继续压迫匈奴作为一项防御战略，甚至派遣一支远征军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撒马尔罕进行追击。那里，公元前42年，在中亚塔什干附近的塔拉斯河两岸，他们击溃了包括一些雇佣军的匈奴联军。根据中国记述，这些雇佣军可能是罗马派来的援军，因此，中国人也许看到过罗马士兵用盾牌交搭头上以避剑矢的龟甲形连环盾编队——这是与罗马的一次面对面短兵相接。越过沙漠和高山进入中亚的汉军，比罗马正规军离开自己的首都更远。这是汉王朝国力强盛的顶峰，由汉武帝联合在一起的帝国版图，除很久以后并吞西藏（当然还有朝鲜和越南的丢失）外，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没有明显的改变。　　贸易规模扩大　　从史前时代以来，跨越欧亚大陆的交往相当频繁。苏美尔对印度文明的起源可能做出了一定贡献（反之亦然），并可能间接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影响。考虑到古代和中世纪中亚各不同文化的民族的多样性和他们之间的相互敌视，思想和商品经这一地区的双向流通必定是缓慢而困难的。中国和印度的商人肯定曾经到达过西亚、希腊和罗马。至少从公元前600年起，开始有了将印度和东南亚的香料和调味品运到地中海和欧洲的海上贸易。但是，除了希腊和罗马人访问过印度沿海、罗马人可能到过遥远东方的马来亚（那里发现了罗马商品）、少数印度哲学家访问过希腊和罗马以及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度外，从那时直到13世纪的马可·波罗时代，东方和西方文明之间再无其他直接接触。阿拉伯船队从事海上贸易，若干不同的中亚民族也在欧亚大陆之间传递思想和商品，但这些传递是不完全的，有些思想在传递过程中丢失或被篡改在所难免。　　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间的贸易肯定晚于印度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也没有见到可能是周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打通以前中国商品出口到西方的证据。中国商人最远只把丝绸运到新疆，脱手后由一长串中亚商人转运数千英里至地中海滨，然后再由那里的叙利亚、希腊和罗马商人运往更远的西方。这条商路在汉亡后继续存在，后来并且因增加了瓷器和漆器出口而扩大了规模。所有这些商品都很贵重，其价格在经过如此长途运输后大概极为昂贵。运送这些商品的骆驼商队经常遭沿途其他中亚民族抢劫，此种风险更抬高了这些中国出口物最后抵达目的地时的价格。到11世纪时，中国出口货品的很大部分改经海路运往印度，而印度出口物——精细棉纺织品、调味品、宝石及其他——则从古代到中世纪一直主要从印度西海岸装船运出。回程船只肯定也带货物从印度到中国，但除了前面提到印度商人很可能到过华南沿海外，其他几乎一无所知。　　汉文化　　汉王朝统治的头两百年也是诗歌、绘画、音乐、哲学、文学和撰史方面的文化大繁荣时期。儒教更坚实地被树立为官方正统的从政思想体系，著名的中国式国家文职官员制度吸引了受儒教学说教育的才德人士通过不问出身的竞争性考试获得官职。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就出身农民。新制度重视的是才能和教育程度而非继承的地位。这一制度一直是此后2000年政权的力量和效能的源泉，当然得到了坚信“教育使人善良，而善良人行为高尚”的柏拉图的现代继承人的称赞。担任官职的有学识的上等人，每一代都有出身农民或平民阶层并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显贵之列的新人加入，因而当官成了声誉最佳的职业，这反过来又有助于保证真正才德之士进入行政部门，并整体上防止政治舞台和政府官员染上腐化、平庸和低效这些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政治制度都难以避免的通病。　　这个叫做民谣歌手的陶俑是四川一座汉墓出土的随葬品之一，来世显然被想像为充满世俗欢娱的快乐时光。此形象完美地抓住了汉代民间文化中的人性。（Innervisions）　　中国远非不存在这类问题，也远非不存在其他缺陷，但每个新王朝都重建了自汉开始的制度，并且总体上把政府管理问题处理得可能比大多数其他国家、甚至比大多数现代国家都好。我们应该为此感谢孔子，是他强调了责任、学识、“人类爱心”和仁德。中国社会从诸子百家中选择了这一家，并且对这个早在任何帝国观念产生之前、由公元前6世纪一个小封建主的卑微顾问提出、曾经被视为毫不足道的学说一再重复加以肯定。大地主贵族家庭仍然存在，而且同宫廷贵族太监太监是年少时被阉割因而无后代的男人。他们往往充当不可能为自己儿子而耍阴谋的宫廷侍臣。但是，他们常常组成自己的权力集团，却很少能够负责地运用权力。和抱有野心的将军一样，不时成为权力核心——这是罗马和波斯（伊朗）帝国及其他地方同样存在的现象。在中国，开始于汉的理想经历了其后各代王朝的兴衰更迭，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缺陷，终究是造就了一个悠久而值得骄傲的权力与官员相结合的强大传统，它至今还在起作用，人民共和国就是它的自觉的伟大继承者。 汉王朝（4） 从一座汉墓出土的浮雕陶瓦，通过杂耍艺人、舞者和乐师来表现喜庆场面。（Werner　Formn/rt　Resource；　NY）　　汉朝的统治由于太后之侄王莽发动宫廷政变、并在公元9～23年自立为帝而短暂中断。作为信奉儒教的典型统治者，王莽试图削弱重新抬头的商人和豪强地主势力，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这一切都是力求重建孔圣人教导的平等主义。他的改革措施包括废除逃税日益严重的私产和土地国有化。这些政策严重冒犯了富人和权贵，王莽在得到遭受旱灾引发的饥荒之苦的农民和商贾权贵双重支持的赤眉起义军的打击下败亡。　　土地占有方式及其弊病是所有古代和中世纪帝国的难题，也一直是所有中国王朝的麻烦事。拥有土地意味着权力，长子继承权的废除并不总能防止豪强家族累积大量土地。大地主不但聚敛财富，而且以其增长的政治势力威胁国家的无上权威。他们通常以权势集团成员身份，通过官方或非官方的各种关系，在地方上巧妙施加政治影响，设法减少或避免对他们的土地征收的国税，或甚至完全从税收花名册上勾销。这是大多数王朝遇到的大难题。耕种他们土地的佃农往往遭到残酷剥削而被逼造反。政府中的改革分子不时试图改正这些弊病，如王莽的流产变法及后来许多朝代的类似努力；但中央政权从来未能完全克服地主家族的势力。　　公元25年，汉朝中兴，新统治者出于同样理由，仿效周朝建都于洛阳，史称东汉或后汉，而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的长安时期叫做西汉或前汉。连续几位新统治者都是强有力和认真负责的皇帝，他们恢复了汉武帝时期的国势、繁荣和文化活力。教育、哲学和艺术再度兴旺，上流社会过上了更富足、更讲究和更高雅的生活。通过再次征伐，帝国全部边疆地区重新实现了和平；公元97年，一支汉军长途跋涉直达里海。侦察员也派往更远的西方，到达波斯湾或黑海才返回，又一次未能与当时同样处于权力和征服顶峰的罗马邂逅。公元89年，汉军侵入蒙古，又一次击败匈奴，这可能是迫使匈奴人开始西迁并最终与中亚其他民族融合的原因。匈奴人后来侵略欧洲而被欧洲人叫做Huns。新疆、北越南、朝鲜、南满洲和内蒙古，全部重新并入帝国版图；贸易兴旺，中国因自信地重建了它的威望和文化领袖地位而自豪。　　东汉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几位最著名的将军，尤其是在西北边疆出击游牧民族并一再取得成功的那些将领。其中最著名者之一是班超，其弟与妹均为一部著名汉朝历史著作的共同作者。据说是班超最早说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名言。公元73年，他奉派率一支分遣队前往新疆南部地区进行安抚，但他被本欲与之谈判的敌对部落集团的军队围困。他策划并实行了一次大胆的夜袭，派遣部分兵力绕道敌军阵线后方擂响战鼓作为佯攻，其余兵力则在敌人要塞前燃起大火。敌人完全陷入慌乱，很多人在逃跑中被杀，更多人死于火中。敌部落首领投降，重新发誓从属于中国。　　公元1世纪后，曾被王莽正当限制的地主阶级的势力和压迫再次抬头，农民起义增多。皇室及豪强的亲戚们设法谋取地位和权势。贵族，特别是软弱皇帝身边的宫廷贵族，沉迷于奢侈的生活而无视周围的问题——所有问题都与同时代的罗马帝国所面临的一样。宫廷阴谋猖獗到了失控的程度，太监集团攫取越来越大的权力，各地方的将军在镇压了农民起义后变成了互相对立的军阀。整个帝国处在崩溃之中，终于迫使最后一位汉帝于公元220年退位。　　汉王朝中国的国力、财富和扩张，部分依靠与蒙古、朝鲜、中亚、越南和北印度的贸易，以及新臣服的华南地区的生产力和商业。这些地区的并入帝国版图（印度和中亚除外）给了它牢靠的边疆，因为边疆四周有高山和沙漠形成的壁垒保护，再往外扩张的价值不大。但是，对于中国主体部分以外的所有这些地区的控制，随着帝国的崩溃而丧失。到此时，几乎所有原来作为驻军定居新疆的中国人都已撤回，他们遗留在丝绸之路沿途的瞭望塔和军事基地，在以后几个世纪中，都同长城一样逐渐变成废墟。贸易和岁入的丧失固然促成王朝覆灭，但主要原因则是自毁性的沉迷奢侈生活、宫廷派别争斗以及各地区或领地势力的相互对抗。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没有一个帝国，尤其是靠征服建立的帝国，能够持续存在超过几世纪。各地方、各领地的反抗和被征服民族为重获独立所进行的斗争，同中央政权衰败的共同作用，几乎是所有帝国垮台的原因。中国的独特之处是，每个新掌权的集团都建立起一个新王朝，而且力求把它重新建成最先由汉王朝创立的那样的帝国。　　我们对妇女在古代中国的作用所知甚少，只知道儒教的出现引起将妇女降低至从属地位的倾向。但也有一些著名的例外，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历代汉皇后和她们家族的势力；其中有很多位皇太后，她们同丧夫之后成为家庭主宰的妇人一样，掌握了实际上是绝对的权力。女性形象也出现在中国神话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西王母，她统治着日落之国，因而管理来世，这大部分是道教的构想。按照中国人的价值标准，历史学家班固之妹班昭甚至更为杰出，她同她的哥哥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撰写了讲述汉代历史的巨著《汉书》，该书成书于约公元82年。 汉王朝（5） 汉制度的崩溃　　汉亡后，新王朝魏宣告成立，但魏无力维持帝国的统一，对立的王国很快纷纷出现。此后，华北渐次被匈奴和其他干草原游牧民族蚕食，到4世纪初，他们掠夺了长安和洛阳。北方分裂成了错综复杂的一系列外族控制下的小王国，南方也类似地分裂成几个竞争的国家。从公元220年汉亡到公元589年中国重新统一，这一段时期有时被相当错误地称为六朝（实际上远远超过六个）；这是一个很长的不和睦的时期，侵犯、分裂和战争持续了近四个世纪，损害了政权的庄严形象，把大部分中国人推入沮丧之中。不过，从前高度发达的文化，尤其是艺术，几乎全部得以幸存，中国知识阶层没有忘记它们；然而那段岁月终究被视为一个艰难时期。除许多逃往南方的上层阶级外，很多人都在受苦。　　中国的这几个世纪与稍晚的罗马帝国分裂及南欧外族入侵十分相似，也被看成黑暗时期；它也同欧洲一样，丧失了自信而提倡来世超度之说的新群众性宗教，在西方是基督教，在中国是佛教。起初由野蛮民族建立的魏，成为佛教强有力的推行者，留下了极其丰富的佛教艺术遗产，尽管他们的统治局限在北方。正统思想继续是中国人的骄傲；经过一段时间后，它终于随着新的统一、强盛和繁荣的唐王朝的诞生而重新确立。 古中国的城市 商代的都城和它的直接前身龙山城，主要是用于天地祭祀的礼仪中心，是王权的象征。今郑州遗址上的晚期龙山城，及洛阳和安阳的商都城，都有大型城墙和城门。围在城墙里的是王室的宫殿和陵墓，王族的居所，若干供祭司、奴隶或受人控制的工匠和军事卫队居住的街道；但城墙里的很多地方并无建筑。大多数非王族居民和大多数工人住在墙外类似村庄的居民区，这些居民区看来未经过像城内区那样的规划。至少到商代晚期，“城”的汉字和口语同“墙”的汉字和口语具有相同的意义，这一点一直保留到今天。换言之，城是作为权威的表现而设计的；墙则是国家或（后来的）皇权的一种象征，它把城与无规划的村庄或市镇区分开来。除中央的首都和地方的首府外，大多数城市开始时都是国家行政区中最低一级的县所在地，它们是汉以来地方行政长官的根据地。　　中国城市主要用木材建造，因而很少能够保存古代证据来展示当时城市或城市中建筑物的模样。到周代，我们至少有一些书面文件，描述了所有有城墙的城市的细致规划（如准确测定的南北方向及城墙内部王室或政府建筑的排列和面积）和它们在礼仪或象征上的意义。宗教崇拜，如敬祖宗和对中国人所谓的天（或至高神）的崇拜，则在任何城市中都由专门的、仔细选址的神殿来代表。　　到了汉代，中国已有了近2000年的城市经验；其中很多经验反映在首都长安的建设中。长安的地点是汉朝第一代皇帝刘邦仔细选定的，但直到他的继承人统治时期的公元前192年，城墙才开始修建。墙高27英尺，墙基厚52英尺，墙体为夯实的土，方形，每边长超过3英里。城墙内有皇宫、陵墓和神殿，其中有专门祭祀祖宗的。但与商、周、秦一样，城中很多地方没有建筑，尽管它可能仍然具有象征意义。政府管理和监督城内和城外的市场区，而全城划分成160个区。有宽直的大街从东、西、南、北的每个大城门通向其他地方，但显然每个街区都有许多缺少规划的小街和小巷。理想的城市是正方形，汉王朝的长安已经与此接近，它的每边城墙有三个门，即中间一个主门和两侧各一个辅门。　　汉统治着一片庞大的国土，其中很大部分是征服的，特别是南方。中央政权对这些新土地的管理主要通过建立有围墙的城。一旦原住民被征服，土地得到清理、移民和耕种，原来由驻军居住的小镇或要塞就成为或改造为有围墙的县府所在地，中央派来的地方行政官员便从那里维护秩序、行政司法、监督税收以及强派徭役和征兵。在多山的南方，城市为了适应地势，有时不得不对四方形稍加改变，但所有城市，包括它们的政府建筑、神殿、兵营和城墙内外划定的市场区，都能看到明显的正统模式。通过新的、带围墙的县城依次出现的先后，我们实际上可清楚看出汉王朝的征服和中国式农业居民点向南方扩展的过程。这些县城首先出现在从长江伸向南方的河流沿岸，然后渐渐从河流向内地扩展。城市与城市之间，包括同首都和地方首府之间，由始建于秦、大大扩充于汉的全国道路网连接。 汉代的成就 汉代中国在技术和文化上都高度发达，长安和洛阳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但我们拥有的文献表明，这两座城市的规模和壮丽，足能与罗马帝国首都匹敌。这个庞大的官僚政治帝国还以高度重视教育和学识著称于世，促使它在公元100年或更早就率先发明了纸，比造纸术传到欧洲早1000多年。汉代的另一发明是早期形式的瓷器，这是中国献给世界的另一件礼物，全球到处直呼瓷器为“chin”（“中国”）。水力磨坊也是汉中国的发明；还有现代马轭和肚带的原型，它们能使役用牲畜更有效地拉动重得多的负载而不至喉部被扼。漆也是汉武帝时代出现的，汉墓中已经发现了精美漆器样品。汉朝的炼金术士发明了蒸馏法，而欧洲到了12世纪才掌握它。造船采用了防水隔舱、多重桅和船尾柱舵；磁罗盘的使用也比欧洲早1000年。已经很先进的冶金，由于发明了往复式活塞风箱而得到进一步推动，这是西方到17世纪 亚洲史 第 12 部分阅读 的使用也比欧洲早1000年。已经很先进的冶金，由于发明了往复式活塞风箱而得到进一步推动，这是西方到17世纪才有的东西。独轮手推车出现在汉末，它比后来的西方类似推车更容易平衡，因为它的惟一轮子放在中间而非一端，故而用较小的力可以推动大得多的重量。运送或提升水的方板链式抽水机和吊桥也都是汉代的发明。血液循环也是首先在中国发现，尽管西方人宣称是17世纪的威廉·哈维威廉·哈维（Willim　Hrvey；1578～1657），英国医师、生理学家、胚胎学家，实验生理学创始人之一。西方人认为他最先阐释了血液循环原理。——译者发现的。　　汉代最伟大的文学成就也许是撰史，这是中国历来强调保存往事记录的传统。被秦始皇焚毁的很多有关周代的记录，通过汉代学者回忆得以再现，因而我们拥有的文本基本上出自这一时期。帝国传统的新精英中出了一位杰出人物，就是被誉为伟大史学家的司马迁（卒于公元前85年）。他在他的皇皇巨著《史记》中，把古代文献资料综合在一起，编出一部从商代以前开始的历史事件准确记录，外加对地理、文化、经济和名人传的短论或随笔。一百多年后，班固（卒于公元92年）编撰了一部同样全面的汉代历史《汉书》，它成了以后各代王朝委派撰写本朝正史的范本。这是汉朝为后世树立模范的又一个方面。　　汉代作家为历史学术规定了高标准，很多西方学者相信，直到18世纪，其他国家无人能与之相比。这里可以把中国和罗马再次进行比较。罗马帝国的史著也达到很高标准，它反映了对所取得的成就和导致这些成就的传统的类似自豪感。罗马帝国的理想继续对欧洲思想界有吸引力，并且依然是现代西方很多国家的基础；但是，在中国，汉代最先建立的国家制度、政权模式以及其他形式机构和组织的大多数，则持续地存在并左右着其后2000年的进程。　　中国文明起源于公元前1600年的商，然后经过公元前1050年周灭商，周朝最后几百年有名无实统治下的战国时代，公元前221到206年的秦帝国，以及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汉王朝的兴起、繁荣和衰亡。汉以后的中国历史，基本上已经由很大程度上以公元前6世纪的孔子创立的儒教为基础的汉帝国的成就所确定。从起源于有限华北平原的商代开始，中国政权和帝国版图到汉代时已经扩大到包括了现代中国边界内的大部分地区。在这同一时期，中国文明的传统模式也已经确立，那就是在此后20个世纪中一直坚持不败的模式。（中国历史的更晚阶段见第7、10、11、12、14、15、16、17和20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