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过间谍--十三位世界著名作家的间谍生涯》 他们当过间谍--十三位世界著名作家的间谍生涯 第 1 部分阅读 《他们当过间谍……十三位世界著名作家的间谍生涯》 萨默塞特·毛姆简介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月亮与六便士》《啼笑皆非》《人性的枷锁》《刀锋》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艾兴顿》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曾在瑞士充当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试图扶持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阻止俄国革命；二战期间毛姆重新出山，在英国情报处新处长威廉·斯蒂文森麾下效力。　　精彩旁白：萨然塞特·毛姆生于1874年，8岁时母亲去逝，10岁时父亲死于胃癌。他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成绩突出，但有一只脚畸形，不擅长体育运动，口吃。毕业于医学院，是一名同性恋。毛姆一生创作颇丰，1987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兰欠斯的莉莎》；1915年出版《人性的枷锁》；此后又有无数作品问世。后来，他当间谍的经历，创作了极有影响的间谍小说《艾兴顿》，“艾兴顿”已经成为世界间谍小说的一个典型人物。　　萨默塞特·毛姆是二十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脍炙人口的作品像他的名字一样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不同版本的传记作品也屡见不鲜。而他出于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曾经替军情六处工作的历史，却鲜为人知。　　英国军事情报局第六处（MI6），亦称秘密情报处，设立于1909年，他的主要工作目标是开展海外谍报活动。军情六处的第一任首脑是上尉曼斯菲尔德·卡明爵士，他姓氏的第一个字母C以后一直成了MI6首脑的化名。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是该处早期最有传奇色彩的成员之一。 同性恋者 从表面上看，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并不像一个MI6的特工人员。他出生于1874年，童年的创伤不仅在生理上，而且在心理上给他留下了永远无法消除的障碍。他在巴黎一直住到8岁，那年他的母亲爱迪丝在分娩时死去。两年之后，他的父亲罗伯特死于胃癌。由于他后妻挥霍无度，罗伯特死后遗产所剩无几。于是，毛姆被迫离开法国来到英国，在他的伯父身边度过童年。　　孤苦伶仃的身世造成了毛姆的口吃，这一缺陷和一只畸形足、加上身材的矮小使他常受人欺凌。于是，他只能躲在书堆中，以求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的海滨小镇狭隘的乡土观念，逃避他所憎恶的坎特伯雷皇家公学的教育制度。毛姆的三位兄长当母亲亡故之际都只有十来岁，在毛姆幼小的时候他们就离家就读于寄宿学校，如今都已是多佛大学的优等生了。只有毛姆一人不如意。在1915年出版的《人性的枷锁》中，他通过主人公菲力普准确地描绘出了他在皇家公学的那段日子：“他收藏着许许多多奖品……他的成功使他摆脱了欺凌，但是他却并不高兴。同学们之所以容忍他的成功是因为他有残疾。”　　毛姆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成绩突出，可是由于一只脚畸形，他在体育运动上相形见绌。及至读高中时，他已不再受人欺侮，但他萌生的自卫方式——一种讽刺的机智却无助于他赢得人心。这个“习惯”后来在他的谍报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使他能够洞察部下和敌手的性格。《人性的枷锁》中的主人公菲力普很想与一个名叫罗思的男孩建立友谊，但结果是一厢情愿。这种由单相思带来的痛苦折磨了他好一阵。　　萨默塞特·毛姆的传记作者泰德·摩根曾去皇家公学查阅档案。虽然没有查到罗思这样一个学生，但发现了和毛姆一同得过奖的一个同班同学，他的名字叫艾兴顿。这就是毛姆给他的《月亮和六便士》《艾兴顿》《啼笑皆非》三本书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起的名字。可以断定伦纳德·艾兴顿就是他在想像中或现实中交往甚密的某个人。倘若同性恋是植根于年少时候的话，没有比英国公学更肥沃的土壤了。　　1890年春，毛姆离开英国，在海德堡住了一年半。在那里，他第一次遇到了唯美主义者约翰·埃林汉姆·布鲁克斯，此人不仅影响了他的文学爱好，而且带走了他的童贞，因为他是个同性恋者。那年毛姆才十六岁。   医科学生的处女作 在1892年初回英国途中，毛姆决心瞒着伯父写作。他的伯父利用家庭压力迫使他从商。但毛姆在伦敦的会计事务所只干了一个月就回到了白马厩镇。生气的伯父求教于当地的一名医生。那名医生建议他的侄子最好学医。起初，毛姆坚决反对这个主张，以致惹得他伯父中了风。最后他不得不让步，成了一名医科学生。1892年9月27日，他入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学医，当时十八岁。很快他当上了妇产科助产士，有机会去附近地区接生。在学医的第三年，发生了奥斯卡·王尔德的丑闻奥斯卡·王尔德，英国唯美主义作家。著有小说《陶连·格雷的画像》，剧作《少奶奶的扇子》等。1895年他因遭指控犯有同性恋行为而被捕入狱。。他十分害怕，决定谨慎地隐瞒他的同性恋的秘密。　　1897年，毛姆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兰欠斯的莉莎》，取材于他学医期间对贫民窟生活的见闻。这本书虽然比较肤浅，但观察很细腻。在前言里毛姆如是说：“由于想像力贫乏，我不得不拘泥于事实。”不过，书的销路不错，9月7日《每日邮报》称：“全篇充满着小酒馆的气息，非常沉闷。但是笔触灵活动人，必须承认它描绘出了栩栩如生的生活景象。”　　毛姆毕业之后即赴欧洲旅行。1899年他回到伦敦，写出了下一本书《人性的枷锁》的初稿。稿子不断遭到出版商的拒绝。起初他灰心丧气，后来却渐渐认识到退稿对他特别有益。该书在1936年出版时，他在序中这样写道：“要是他们中有人当初接受了我的初稿……那我将会因我年纪太轻而无法正确利用这些素材。我与所描写的事情的距离还不够远，不可能处理妥当，而且当时我还没有那些后来大大丰富了小说内容的经历。”以后的十八年里，他致力于文坛耕耘，一年至少出版一本书或一个剧本，并不断外出游览观光。成名之后，他用极强的毅力克制同性恋的欲望，逐渐树立了进入社交圈的信心。   情场迷惘 在1911年冬的一次晚宴上，他第一次邂逅西莉·威尔康，发现她十分迷人。她与丈夫亨利·威尔康——制药公司创始人已经分居，但是她仍很富有，因为亨利每年给她2400英镑。她很时髦，有许多情人，其中就有英国百货商店巨子高登·赛尔夫里奇。但是，她的儿子患有精神病，主要由亨利照顾，只在夏天才来她这儿小住。　　两年后，毛姆向女演员苏·琼丝求婚。他之所以年届四十才打算结婚，一方面是因为面子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感到现在他能够和女人发生性关系了。然而，苏生活放荡，虽不想结婚，但愿和他同床。她根本不适合毛姆。数月后，她嫁给了伯爵安特里姆六世的次子奥古斯·麦克道奈尔。毛姆感到这是对他的莫大羞辱，后来在《啼笑皆非》中把苏写成了罗西。罗西是他笔下所有女性人物中最可信的一个。　　随后毛姆去了纽约，那里的评论家对他的剧本《福地》褒贬不一。1914年1月，他回到伦敦后重逢西莉·威尔康。西莉失去了对她精神病儿子的监护权，所以急于想再要一个孩子，毛姆勉强答应做她未来孩子的父亲。他们在波尔多同居了。当西莉突然告诉他，她正在考虑和威尔康离婚时，毛姆立刻惊慌起来。不久，西莉流产了。不过，当她怯懦地问毛姆是否想结束他们的关系时，毛姆却体贴地否认了。   “迷人的秘书”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毛姆觉得自己太老太矮，不够入伍资格，于是不很情愿地参加了救护队，开往法国协助救护伊普尔运来的伤员。他先是当翻译，不久发现那儿大量需要的是司机，便回英国受训。训练完毕，他被派往弗兰德斯，后又转到斯廷福德和波普林杰。波普林杰离前线非常近。　　就在前线救护队里，毛姆第一次遇见了对他一生颇有影响的一个人——当时二十二岁的杰拉德·赫克斯顿。他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他虽说貌不出众，但毛姆觉得他的冒险精神很有感染力。他能以轻松的方式与人交谈，始终缺乏这种才能的毛姆立刻被他迷上了。在毛姆眼里，赫克斯顿就是坎特伯雷皇家公学里那种生龙活虎充满自信的男孩。　　杰拉德·赫克斯顿当上了毛姆的得力秘书，在他广泛的游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毛姆的拘谨、口吃相比，他那开朗的性格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毛姆在1938年版的自传性随笔集《总结》中写道：　　我羞于结识陌生人，所幸的是旅途中我的一位旅伴有着不可估量的社交天赋。他那友善的性情使他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在船上、俱乐部里、酒吧内、旅馆中与人交上朋友。于是通过他我就可以从容地接触到许许多多原先我只能泛泛而知的人。　　可是，赫克斯顿也有弱点：酗酒、放荡、好闹事、不诚实。当毛姆渐渐发觉这些问题时，西莉在英国公开了她怀孕的消息，这个消息扰乱了毛姆的心绪。他明白生活过于复杂就不会舒适。1915年2月4日，他获准返回伦敦。　　1915年8月13日，伦敦的威廉·海曼公司与美国的道布尔戴公司同时出版了《人性的枷锁》。这是毛姆融事实和虚构于一体的自传体小说，在大西洋两岸首版5000册，这在当时已是他最大的成就了。《人性的枷锁》虽然在伦敦反响不佳，但是毛姆无暇顾及，因为他等待着西莉分娩（最终还是剖腹产）。他们的女儿莉莎于1915年9月1日降生。这时，杂务缠身的毛姆益发急于投笔从戎，但是救护队里没有空缺。他在伦敦彷徨无助地寻觅着一条出路。后来西莉出面安排他在一些社交场合结识了她的一位朋友约翰·沃林杰爵士，从而拯救了他。   “湖滨”旅馆的特殊房客 沃林杰爵士从前是印度警方人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是法国和瑞士情报机关的首脑。他提醒毛姆，他在法德的影响以及专业作家的身份使他具备了一流密探的全部潜力。当毛姆从惊愕中恢复过来后，沃林杰给了他一份工作，要求他以写书作掩护住到一个中立国家去。毛姆对此很感兴趣，因为那将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秘密生活，可以为将来著书提供素材。不久沃林杰通知毛姆，他被派往瑞士顶替一名患神经衰弱症的间谍，不日就要动身。　　在毛姆等待启程之际，心乱如麻的西莉告诉他，亨利·威尔康准备同她离婚，毛姆被指定为共同被告。毛姆闻言不由心惊胆战，以往害怕公开出丑的恐惧都涌上了心头。西莉为了博得同情吞药轻生，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却加深了毛姆的心灵创伤。毛姆把他越积越多的法律问题交给高级律师乔治·刘易斯爵士处理。乔治爵士劝他别傻乎乎地娶西莉，还是给她两三万英镑了结此事（这笔巨款毛姆还负担得起）。但毛姆拒绝了爵士的建议。他当然不想娶西莉，可要是不娶她，那么女儿莉莎会怎么样呢？虽然他知道他正在无可逆转地慢慢陷入感情的陷阱，但他同时也害怕孤独。童年的凄凉遭遇依然历历在目，触目惊心。　　毛姆与乔治爵士见面后不久，沃林杰告诉他瑞士秘密之行已准备就绪，要求他前往卢塞恩调查一个携德国妻子住在那里的英国人，任务完成后再去日内瓦落脚。沃林杰没有许诺给他什么嘉奖。“要是你干得好，”他对毛姆说，“你得不到感谢；要是你出了事，你也得不到帮助。”　　毛姆圆满地完成了卢塞恩的调查任务，汇报之后赴日内瓦，遵嘱住进了“湖滨”旅馆。后来，他发现那里有点像间谍活动中心。到1915年底，他已经干上了间谍这一行。　　毛姆每星期越过日内瓦湖去法国境内送一次报告。真正让他担心的只是他有可能因违反瑞士中立法而被逮捕。在此期间，他利用余暇研究这座城市，编写剧本。在1928年出版的《艾兴顿》的前言里，毛姆写下了他从事日常间谍工作的亲身经历：　　这些小说是由我塑造出来的人物贯穿起来的，所以尽管它们篇幅很长，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们取材于我的战时亲身经历。但我要让读者感到它们不是法国人称之为“报告文学”的作品，而是虚构的小说。……情报工作总而言之是单调乏味的，有些甚至是徒劳无益的。它所提供的素材零散而无聊，作者不得不亲自把它整理成连贯紧张、煞有介事的小说。　　1915年11月13日，杰拉德·赫克斯顿在考文特花园旅馆与一个名叫约翰·林德赛的人发生了同性恋关系，以严重猥亵罪被当场逮捕。虽说赫克斯顿最终被判定无罪，但污点却洗刷不了。结案不久，他离英赴哥本哈根。1919年2月他重返英国，满心希望丑闻已经淡漠，却不料被驱逐出境，禁止返回英国。毛姆决定定居法国南部，这样他可以在那里雇佣赫克斯顿当秘书。驱逐出境的理由似乎不很充足。即使罪行确凿，赫克斯顿的行为也绝对不适用这种惩罚。然而，这似乎并非是问题的关键。《毛姆传》的作者泰德·摩根在研究了内务部的资料之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赫克斯顿是因为“安全及其他理由”而遭驱逐的。他可能是为比利时情报部门工作的间谍。　　1916年，毛姆为排演他的新戏《卡罗琳》返回英国。同年2月13日他听到了西莉离婚的消息。判决结果是一项中间裁决在离婚诉讼中，指一定期限内无人提出异议，离婚判决方可生效。，亨利·威尔康正式得到了对他儿子的监护权。毛姆立即回到了日内瓦，不久西莉也来与他相聚。但她很快就厌倦了日内瓦的生活，并为毛姆的常常不归而烦恼不堪。后来她返回了英国，毛姆也如释重负。毛姆已被这种复杂的三角关系以及提心吊胆的生活弄得精疲力竭，于是赴法国的一处温泉疗养。到了七月，他发觉瑞士的谍报工作越来越零星。彻底失望之下，他决定辞职。沃林杰批准了，毛姆的一段庸庸碌碌的间谍生涯宣告结束。至此他已足足当了一年间谍。   邱吉尔的警告 英国作家康普顿·麦肯齐、美国剧作家爱德华·诺布洛克和画家杰拉德·凯利都是与毛姆同时代的情报人员。1928年，艾兴顿系列小说一发表就使麦肯齐的间谍小说《两极相通》黯然失色。麦肯齐相当气愤地在自传中写道：　　战时毛姆是作为中间人在瑞士收集情报，然后转送伦敦的谍报总部。我和他的经历截然不同。他能以最佳的毛姆方法处理他的情报，但是毛姆绝对无法处理我的情报。　　杰拉德·凯利是一名在西班牙工作的情报官员。他是毛姆的朋友，曾经给他画过一幅著名的肖像“弄臣”。至少有两篇艾兴顿小说《没有毛发的墨西哥人》和《黑女郎》是取材于凯利的生活。然而这些小说不管多么单调沉闷，大都十分贴近毛姆在1915—1916年的亲身经历。毛姆被迫焚毁了其他未出版的艾兴顿小说，因为温斯顿·邱吉尔阅过手稿后警告说他的小说内容违反了政府的保密法。尽管如此，残存的那些篇章还是相当逼真地描绘出了毛姆的间谍活动。　　譬如，有这样一个情节：瑞士警方在日内瓦艾兴顿的旅馆房间里要求他解释他在瑞士的活动，艾兴顿说他是在写作。他们问他为什么来日内瓦写作，他说英国太嘈杂，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创作环境。艾兴顿像毛姆一样遇到了他的间谍伙伴惹出的麻烦。如有一个驻塞尔的间谍把情报卖给了德国人，而另一个为了加薪竞威胁说，要向瑞士当局告发艾兴顿。在间谍接头、传递情报、等待英国方面的指示方面，艾兴顿的任务与毛姆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也写永远不会有人读的报告。可是，有一次他在报告中开了一个玩笑，遭到了顶头上司的严厉批评——毛姆也发生过一次类似的情况。艾兴顿还和毛姆一样被派到卢塞恩去监视一个英国叛徒以及他的德国妻子，却不料自己的作用仅仅是充当诱饵。　　约翰·勒卡雷约翰·勒卡雷——英国当代著名的间谍小说家。，曾告诉《毛姆传》的作者：“《艾兴顿》这部小说无疑是对我有影响的……我认为毛姆是第一个用清醒的近乎写实的笔调来描写间谍活动的人。”1928年4月12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道：“以前从未有人如此清晰地剖析过谍报工作。反间谍工作常常是一些谨小慎微的人或良心未泯的人不愿意做的道义上不可宽恕的工作。”艾兴顿和毛姆的雷同不仅限于某些经历。在个人特征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人到中年，头发稀疏，害怕秃顶，爱打桥牌，为人宽容，处事客观，尽管生性腼腆，但能与他所讨厌的人交谈；不过，艾兴顿却没有毛姆的两块心病：畸形足和口吃。如果把这些也写进去的话那太讨人嫌了。   西伯利亚快车 1916年夏，毛姆决定娶西莉为妻。不幸的是她的离婚还未办妥，毛姆自觉像一个死缓犯人，于是前往纽约。三个星期后，西莉来电说她已上路来与他相聚。接踵而至的短暂恐慌迫使毛姆不得不从速决断：去码头迎接她时，告诉她他正要去南太平洋构思一部取材于高更法国著名后期印象派画家。他厌倦都市文明生活，于1891年赴南太平洋塔希提岛隐居。毛姆构思的这部小说即是后来出版的《月亮和六便士》。生平的小说。实际上毛姆的确想去塔希提；毛姆还告诉她另一层意思，他想去疗养一下，因为他在瑞士谍报工作期间不幸患上的肺病还没有痊愈。然而，逃避不能是暂时的。1917年5月26日，毛姆和西莉在泽西市结婚。当时他四十三岁，西莉小他六岁。　　婚后不久，毛姆在纽约接到了老友威廉·怀斯曼爵士的电话。他访美的掩护身份是英国采购团团长，其实是英国情报处驻美负责人。他利用团长的身份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对外政策顾问爱德华·M·赫斯特打得火热。可以说美国加入大战主要是依赖于赫斯特的努力。不过，怀斯曼当时首先想到的是阻止德国在俄国的绥靖主义宣传。为此他打算派一个使团前往俄国。三月份俄国沙皇被推翻了，临时政府正面临着被布尔什维克推翻的危险，而后者无疑一定会同德国媾和。怀斯曼考虑到这些情况，急于寻找合适的人选，率使团赴彼得格勒去支持温和派孟什维克，促使俄国继续参战。经人推荐并经过仔细考虑，他找到了毛姆。　　起初毛姆并不感兴趣。他的肺病很严重，他担心俄国的冬天只会加重病情，况且他也不会说俄语。话虽如此，但他对那个辽阔而又神秘的国度心慕已久，能够收集新素材更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何况，这也是逃避个人责任的一种有效方法。　　6月20日，毛姆终于同意了怀斯曼的提议。使团的其他成员有身兼波希米亚民族同盟秘书和纽约的斯拉夫新闻社社长两职的捷克难民伊曼纽尔·V·沃斯卡、律师冯·施瓦克、纽约的斯拉夫移民协会会长·B·库克和设在俄亥俄州的一家社会主义报纸的编辑约瑟夫·马蒂尼克。　　沃斯卡出使的目的是想从奥匈帝国的手里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并与手下有7万人马，日后当上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托玛斯·马萨利克接洽。沃斯卡还受命去彼得格勒建立斯拉夫新闻社分社。他可以带三名部下，全部合理费用均可报销，行动完全自由。　　毛姆名义上是去俄国为各种美国刊物写稿，他的化名是他在《艾兴顿》中使用过的名字萨默维尔。以下是一些重要人物的化名：马库斯（马萨利克），兰恩（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戴卫（列宁）和柯尔（托洛茨基）。这项使命涉及的一些政府机构和政治团体以著名的出版社为代号，比如英国政府为“艾尔出版社”，工人士兵委员会为“肯特出版社”，最高纲领主义团体是“伯顿出版社”，俄国政府则是“沃林出版社”。怀斯曼替毛姆弄到了日本和俄国的签证，并答应提供2万1千美元作他本人的开销和资助孟什维克的经费。此时毛姆已经迫不及待了，对伟大的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的热爱使他满怀浪漫激情。从此，他开始涉足“真正意义上”的谍报世界。　　毛姆于1917年7月28日启程赴俄，但他不得不在海参崴逗留一日，等候沃斯卡等人乘坐的横贯西伯利亚的快车（不过毛姆奉命装作不认识他们）。他度过了沉闷的24小时，吃了一顿白菜汤加伏特加的粗劣晚餐，他发现服务质量也很差，有一个会说英语的俄国人向他抱怨：“革命以后在饭店里吃饭老是要等，真太可恶了。”   俄国亲王的女儿——毛姆的旧情人 秘密使团的成员们先后到达彼得格勒，在欧罗巴旅馆建立了活动总部。此时的俄国政治危机一触即发。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退位宣言导致温和的左派上台执政。克伦斯基出任以李沃夫公爵为首的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后为陆军部长。　　在该政府执政期间，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日益壮大，他们要求立即与德国讲和。正在此时，德国人允许列宁从战争初期的居住地瑞士穿越德国回到俄国，显然希望他能夺取政权，阻止俄国继续卷入战争。可是，在1917年6月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票数超过了布尔什维克，而且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的第一次武装夺权也失败了。李沃夫公爵辞职后，克伦斯基组阁执政。克伦斯基的力量还不足以控制布尔什维克，但他也不愿对他们作任何让步。这就是11月革命俄历为10月，公历为11月。前两个月毛姆及其同伴到达时的俄国形势。　　怀斯曼继续尽心尽力为毛姆提供在彼得格勒活动的方便。他电告英国领事馆的埃里克·朱蒙德爵士：“W·萨默塞特·毛姆先生去俄国负有机密使命。望能协助他通过英国驻纽约总领事转发电文。请电告他是否到达使馆。”这就是要求让毛姆使用专用密码，并可不经审阅发他的电文，为此英国驻俄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大发雷霆，他拒绝与毛姆合作，把毛姆推给了一等秘书H·J·布鲁斯。毛姆的口吃和缄默没有给乔治爵士留下什么好印象，反而证实了他的成见——毛姆只不过是一个爱管闲事的外行罢了。毛姆本人很快认识到大使馆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对他没什么帮助。　　幸好毛姆认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包特金亲王的女儿莎莎·克鲁包特金，他俩是旧日相好。早在她父亲流亡伦敦的时候，他们曾有过一段情缘。杰拉德·凯利还为莎莎画过像。毛姆则在一篇艾兴顿小说《哈林顿先生的衣服》里把她写成一个革命者的女儿安娜塔西娅·亚历山德洛芙娜·莱奥尼多：　　（她）双眸秀丽，身材苗条（尽管就现在看来过于妖娆），高颧骨，狮子鼻（很有鞑靼味），嘴巴很大，玉齿齐整，皮肤雪白……在那双忧郁的黑眼睛里，艾兴顿看见了俄国无尽的大草原，钟声隆隆的克里姆林宫，以及庄严的圣艾萨克斯复活节庆典。　　莎莎念及旧情，主动帮助毛姆，甚至答应做他的翻译。她熟悉克伦斯基政府，最重要的是她熟悉克伦斯基本人。这时，毛姆的捷克同伴带回来一些有价值的情报：饥荒蔓延，军心不稳，克伦斯基政府岌岌可危。列宁在彼得格勒伺机二次夺权。布尔什维克声势日壮。在山雨欲来之际，莎莎终于把毛姆引荐给了克伦斯基。他们俩谈得很投机。此后，毛姆常常每星期邀请他和一位内阁成员在彼得格勒最好的饭店“梅德维”共进晚餐（用英国政府的经费）。有时候，他也在莎莎的房里或自己的办公室里同克伦斯基会面。他很快明白：克伦斯基大势已去，他害怕任何变革，只能墨守陈规。这使他很失望。　　毛姆从熟悉俄国政治形势的马萨利克那儿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马萨利克说，尽力帮助俄国对协约国是有利的，虽说俄国对有条件的经济援助需要不多。他告诉毛姆：“要是你无条件地满足俄国的所有要求，俄国就会像小孩子一样把得到的钱全花掉，而你却得不到任何回报。”不过，要是有可能派出一支至少30万人的日本军队，那就有助于重振俄国军队的士气。　　马萨利克反复强调战争的胜负取决于西线，他力主在西线及时插入一支美国精锐部队。在他看来，俄国的衰弱就意味着同盟国的强盛，所以首先必须成立独立的波希米亚、波兰和南斯拉夫联邦，用这道中立防线抵御德意志主义，并且必须防止德国利用奥匈帝国的5千100万人口实现它独霸天下的野心。   舆论大战 芬兰的情况令人不安。瑞典和芬兰的某些领导人已经达成秘密协议：如果德国人占领彼得格勒，就力促芬兰倒向德国。这一迹象毛姆早有察觉，但协约国没有加以重视。因而他觉得马萨利克提出的在瑞典强化宣传的建议非常重要。德国间谍在瑞典花了很多钱；利用新闻界左右舆论。连俄国报纸也受其影响，而协约国的观点却没有什么市场。　　9月24日，怀斯曼在一份从美国发往英国的电报里归纳了毛姆的结论：　　以下系埃里克·朱蒙德专用密码：　　顷接彼得格勒毛姆电文称：　　（一）他将派人赴斯德哥尔摩和芬兰取有用情报。他报告瑞典和芬兰业已达成俟彼得格勒失陷后投靠德国的秘密协定。　　（二）政府对是否移都莫斯科回避最高纲领主义者踌躇不决。他希望派人打入最高纲领主义团体。　　（三）克伦斯基日益丧失民心，难以长久。　　（四）暗杀军官的事件层出不穷。哥萨克正策划叛乱。　　（五）俄国前线一片混乱，官兵消极反抗，没有片刻安宁。　　（六）毛姆请求与彼得格勒的英国情报军官合作，以便双方受益，避免造成紊乱。对此我无异议，只要他不泄露他与华盛顿官员的联系。DMI（军事情报局局长）徜若批准，我提议他和诺克斯联系，但决不能屈居诺克斯之下。　　（七）我认为为安全起见毛姆应把密码和文件存放在使馆内。他非常谨慎，不致泄露机密。我相信他不久就会在那里开展有效的组织工作。他发来的有用情报，我将一一电告您。　　毛姆不知不觉中又像在瑞士那样重新操起例行的公事，只是这公事不那么单调了。他上午的任务是了解俄国政治形势，晚上把给怀斯曼的情报译成密码，还得常常抽空去看戏、看芭蕾。在不参加政治集会或不同政治家共进午餐的时候，他就去观光游览，瞻仰陀思妥耶夫斯基墓，给欧洲和美国的友人写信。　　10月16日毛姆电告怀斯曼：克伦斯基日益失势，其政权已经动摇。并简述了建立斯拉夫新闻社分社的计划，强调支持孟什维克的重要性。他说，在目前动荡不定的形势下，对俄国政治生活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来自德国的影响。但他和捷克同伴现在决定利用俄国所有的反德组织团体，积极开展工作。怀斯曼回电道：“以其之道，分而治之。”　　筹建中的斯拉夫新闻社分社属于合法宣传机构，目的是掩护不太合法的活动。该社的部分费用将由俄国的团体负担，其余则由英国秘密情报处支付。它将下设三个处。第一处经销插图精美的俄国通俗文学，其中附有经过挑选的来自美国、协约国的新闻消息；第二处负责派人在政治集会上、礼拜堂内和军队中演讲。只要有可能还将亲自组织集会；第三处将声援热衷于重建军队、继续参战的孟什维克。它将在前线士兵中发行一份报纸，反击目前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其他的国情报纸已经准备援手，一个反德新闻机构已初具规模。　　这个机构的另一个专事反德宣传的分支将在毛姆的监督下由定居俄国的波兰人负责，它的经济来源也是英国秘密情报处。此处，毛姆等人还将利用别的独立性较强的秘密组织，揭露德国控制俄国舆论的阴谋。那是些波兰人、捷克人、哥萨克的组织。他们的密探将打入亲德的绥靖主义团体，达到两个目的：搜集爱国者透露的情报，对定居俄国的德籍工人进行宣传，使他们产生疑虑和恐惧。　　毛姆估计这些活动的总费用约为50万美元，因此怀斯曼建议英国情报处每年预支这样一笔款项。但是情报处认为要等到评估完毛姆的成果之后再决定。　　情报处打算在驻德奥的波兰、波希米亚和捷克军队中引发一场兵变，由毛姆亲自指挥。毛姆想，要是正在美国组建的波兰军队能及时地出现在西线，并打出波兰国旗，那在德国服役的波兰士兵必定会举旗响应，这时德军不啻是一场灾难；倘若能与驻奥地利的波希米亚和捷克士兵同时举行起义，那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了。毛姆禀告怀斯曼，穿过罗马尼亚边境与敌军接触比较容易。那也是一条到达波兰和捷克军营的交通线。   克伦斯基的密使 10月18日，克伦斯基紧急召见毛姆，请他带消息给劳埃德·乔治英国政治家，1916—1922年间任英国首相。。由于内容机密，要求他不能笔录。这个消息是一个不祥之兆：克伦斯基已无法支撑下去，他急需协约国支援枪炮弹药，并要求尽快更换英国驻俄大使，因为他发现那位大使根本不给予合作。他对毛姆说，他不得不让俄国士兵明白他们在为什么而战。他们既没有皮靴和御寒的衣物，更没有食物，然而却比英国多打了一年仗。他们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迫切需要重振士气。他接着说道：　　“德国人提出过三种和平方案，我们全部拒绝了。现在该我们提出方案了。如果我们提出无条件或不赔款的和平方案，德国人一定会拒绝，因为大多数德国人认为他们胜利在望。他们永远不会放弃波罗的海的三个岛屿。我们的外交活动不高明，所以我们必须改进外交手段。等到德国人拒绝我们的和平方案之后，我就可以去对我的士兵们说：‘你们看，他们不要和平。’那样士兵们就会士气高昂。他们愿为保卫祖国而战。”　　克伦斯基告诉毛姆，协约国可以帮他建立一支人数少而装备精良的军队。然而，要是协约国的援助物资不在严冬降临之前运到，那他无法让现有的军队留在战壕里。一旦他做不到这一点，俄国也就不可能继续参战了。　　三月份俄国的攻势中止了，因为协约国只运来一小部分枪支弹药，而且还是断断续续的。克伦斯基自然需要稳定持久的军火供应。他对毛姆说，首先要让全球新闻界用更为同情的眼光来看待俄国的事件。在他看来，不公正的舆论实际上声援了布尔什维克。俄国恳求协约国给予同情和支持，并增加一点经济援助。　　毛姆绕道返回英国，先取道挪威，然后在奥斯陆搭乘一艘英国驱逐舰，最后在苏格兰北部登陆。　　他疲惫不堪地抵达唐宁街10号。他对自己的口吃极为敏感，为此他在感到十分安全的时候用纸记下了克伦斯基的要求。首相劳埃德·乔治阅过毛姆笔录的报告后，神色黯然地说他实在无能为力，他不打算满足克伦斯基绝望的恳求，哪怕是折衷的方法都不愿考虑。毛姆沮丧地走回旅馆。越发感到失意和彷徨。正当他试图再作努力时，俄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1月7日，克伦斯基政府被推翻，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他的使命的失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情报处认为派一个间谍带一点钱去就能阻止俄国革命的胜利，这真是天真得可爱！   美国银行家之死 虽然由于出师不利，毛姆心境欠佳，但他知道俄国之行给他提供了极丰富的写作素材。艾兴顿系列小说里的一篇《给林顿先生的衣服》就是一例，它取材于沃斯卡对1917年的一件真实事件的回忆：“我们这些欧罗巴旅馆里的外国人理解了俄国人的心情，之后便像当地人一样处之泰然。我们当中只有一人死亡，一个美国银行家，他的名字我忘了，他是来磋商向克伦斯基政府贷款事项的。他不懂俄语，找了一个没落的俄国贵妇人做翻译。他达成贷款协议后高高兴兴回到旅馆。”沃斯卡说他不该给他泼冷水，“但我觉得那是我的责任”，所以他告诉他克伦斯基政府随时都会垮台。银行家犹豫了一阵，终于决定接受沃斯卡的建议，撤销了协议。他打算取回洗好的衣服之后便离开彼得格勒。他和他的翻译一起去了洗衣房。半小时后，沃斯卡听到街头枪声乍起，他没太注意，最后枪声终于平息了。不久，女翻译心急火燎地赶回来，告诉沃斯卡他们回来路上撞上零星巷战就失散了。她再也没找到银行? 他们当过间谍--十三位世界著名作家的间谍生涯 第 2 部分阅读 屑摇！　∥炙箍ǜ系匠鍪碌氐恪⑾炙涝诼饭道铮硐率且欢芽闪桶偷南春玫囊路！　∶返亩砉斜人娜鹗恐兄匾枚唷Ｔ凇豆侄傧壬囊路防锏卑硕倨舫淌泵纷既返孛杌娉隽俗约旱男奶骸　≌馐撬拥降淖钪匾氖姑允姑秤杷脑鹑胃泻苈狻Ｃ挥腥硕运弥钙梗逊浅６啵ㄋ聿刈诺耐饣闶咳绱酥蓿顾幌肫鹄幢闾嵝牡醯ǎＫ淙凰丫鲂娜プ鲆患λ荒艿氖虑椋床恢滥鞘羌裁词隆Ｋ急嘎承判牡乜贾葱腥挝瘛?nbsp  二下“谍海” 俄国的冬天果然加重了毛姆的肺病。他回家后发了烧，医生敦促他尽快去疗养。但是唐宁街催得更紧，召他出席一次紧急会议。怀斯曼也坐在与会的其他高级官员中间。毛姆把一份书面报告呈给官员们。当怀斯曼应邀宣读完报告后，毛姆又接到了新的任务——这一次是去罗马尼亚。在俄国退出战争后，英国情报处打算派一名特工去阻止那里可能发生的任何媾和之举。毛姆很奇怪他们对他竟如此信任，他受宠若惊，因为他依然认为俄国之行是一次惨重的失败。但是，他直截了当地提到了他的健康状况和医生的意见，决策者们收回了成命，反而劝他去休养。毛姆离开他们时，被这种出乎意料的关怀深深感动了。　　在自传性随笔集《总结》中，毛姆叙述了他是如何学会秘密接头、清除痕迹和把报告偷送出境的；谨慎而自豪地回顾了他的谍报活动。在回忆中，他觉得，对一切情况，乃至叛变出卖都可能习以为常。但是，战争对他来讲就像他所经历的大多数危险一样是虚假的。他留给读者的遗产便是艾兴顿系列小说。　　二次大战期间，毛姆重新出山了，在英国情报处新处长威廉·斯蒂文森（代号“勇士”）的麾下效力。斯蒂文森在给泰德·摩根的信中指出毛姆曾是他的部下，但明确地表示毛姆并不特别有用：　　说起萨默塞特·毛姆，他是我们在处理BSC（英国安全协调处）的档案材料时遇到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反纳粹战争中，许多志愿服役者不愿让别人知道他们是间谍机构成员，他们认为他们当间谍是为了在危急时刻报效国家。很少有人喜欢这一行。他们之所以干上这一行是因为别无选择。所以必须尊重他们的愿望。　　斯蒂文森手下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和熟人。他在自传《一个名叫“勇士”的人》中披露了那些人，后来指出他们并不在乎曝光。然而，毛姆更喜欢默默无闻。   戈培尔的预言 艾兴顿是第一个非英雄式的间谍。后来的非英雄式间谍人物形象有莱恩·德顿笔下的哈里·帕尔默和约翰·勒卡雷笔下的斯迈利。艾兴顿像毛姆一样为不快所困扰。他神经紧张，悲观厌世，四处游历，寻欢作乐：他嗜好享受佳肴、阅读、火车旅行和热水浴。在日内瓦，艾兴顿像毛姆那样担心自己被捕，但却在沐浴中得到了解脱。艾兴顿既不勇敢，也不成功，甚至不是情报处特别重要的角色。其实，他的生活就像毛姆那样平淡无奇。　　艾兴顿的公务非常枯燥。他像毛姆那样定期召见手下的间谍，发放薪水。有时候他会雇佣一个新手。他收集情报，经核实后送往伦敦。每周他去一次法国边境，与同伴接头，接受命令。逢上赶集，他会去见一个卖黄油的女人，看看她是否有来自日内瓦湖对岸的消息。总而言之，他干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工作。　　艾兴顿是一个文化人，对画展和看戏比对他不太在行的谍报活动更有兴趣。从《金小姐》中我们可以得知他的冷面上司R招收他当间谍的方式很像毛姆本人的经历：　　他向艾兴顿提出了好些问题，然后开门见山地说他具备进行特务活动的特殊素质。艾兴顿通晓好几种欧洲语言，而他的职业是极妙的掩护。他可以借口写作毫不引人注意地前往任何一个中立国家。讲到这里，R说：　　“要知道，你必须去收集对你的工作有用处的材料。”　　“我很乐意。”艾兴顿说。　　艾兴顿喜欢打桥牌，尤其以品尝美味为乐。他还热衷于出那些孤陋寡闻的人——尤其是R的丑。　　毛姆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冲突就很像短篇小说《大使阁下》中赫伯特·威瑟斯伯恩大使用刻板的礼仪和令北极熊也寒彻心肺的冷淡态度接待艾兴顿的情况。大使对艾兴顿说道：　　“真是稀罕事。我接到指示，要用专用密码拍发你的电报，而且密码电报一到就得马上转交给你。我想密码你已经拿到手了。”　　“我希望电报不会常有，阁下，”艾兴顿答道，“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密码译来译去更讨厌的事了。”　　赫伯特爵士沉吟了半晌。也许这不是他所期望得到的回答。　　在《哈林顿先生的衣服》里，从艾兴顿身上也反映出毛姆和他那四名执行俄国使命的旅伴之间的关系：　　他感到迷失在广袤的俄国，孤孤单单只影飘零……忽然有人敲门。艾兴顿高兴地用他学来的几个俄语单词嚷起来。门开了，他一下子站起来。　　“进来，进来，”他嚷道，“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　　走进来三个人。他认识他们。他们乘的也是从旧金山驶往横滨的那班轮船，但是根据指示他们不得在途中与艾兴顿联系。他们是因进行革命活动而长期流亡在美国的捷克人，他们被派来协助他完成使命。他们将替他联络上在俄国犹太人中有绝对权威的E教授。　　毛姆和艾兴顿都很了解上司的麻木和虚伪。当艾兴顿奉命下令破坏一家奥地利兵工厂，因而导致屠戮大批无辜的人时，他反省道：　　大人物们当然不愿和这种事发生任何瓜葛。尽管他们准备从闻所未闻的无名间谍的行动中捞取好处，但是他们却对肮脏的工作闭上眼睛，而那样他们就可以把干净的双手放在心口上，庆幸自己从未做过任何不光彩的事情。　　在《艾兴顿》1941年版的简介中，毛姆讲到二战中戈培尔曾在广播里预言：艾兴顿系列小说所描写的那种残酷和悲观失望的情绪无疑是对英国秘密情报机关的真实写照。毛姆成功地再现了早期英国情报机关里盛行的上流社会的价值观。《艾兴顿》对战后间谍作品有着深远的影响——比《沙滩之谜》和理查德·汉内的爱国冒险活动都要大得多。埃里克·安勃勒，格雷厄姆·格林，约翰·勒卡雷和莱恩·德顿都塑造了困在一系列情报活动规则中的常常玩世不恭的中年主人公，可是在所有虚构的间谍小说中，艾兴顿的冒险生活最接近他的塑造者的真实经历。   约翰·巴肯简介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三十九级台阶》《大权在握的人》《绿色斗篷》《斯坦德法斯特先生》《三名人质》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三十九级台阶》　　《绿色斗篷》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曾任军事情报部官员宣传局局长。　　巴肯出生于1875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获得过斯坦厄普论文奖和纽约迪盖特奖。曾任米尔纳勋爵的私人秘书，被派往南非，任军事情报部官员，宣传局局长，是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也是个富于超想象力，制造恐怖悬念的大师。　　1905年英国陆军大臣R·B·霍尔丹实施的军队改革促使军事情报部门的成立。但是总参谋部为情报部门的归属问题却争论不休，争论的结果导致MI5（军情5处）的成立，它起先归属于陆军部，后来由外交部接管。MI6（军情6处）后来也以相同的方式成立。   闯荡南非 约翰·巴肯是个才智超群的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可以读到他的特工生涯，生动的描述给情报机构抹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以致吸引了不少英美作家涉足谍海。　　1875年巴肯出生于佩思的一个加尔文派教徒的家庭，是皮布尔斯郡布劳顿·格林地区的牧师约翰·巴肯的长子。他曾在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布拉斯诺斯学院受过教育，在那儿他有过一段辉煌的学术生涯。1897年他获得斯坦厄普论文奖。1898年获得纽约迪盖特奖。1901年他取得律师资格，同年担任米尔纳勋爵的私人秘书，那时米尔纳勋爵是派往南非的高级专员。在这个岗位上巴肯卓有成效地干了两年。米尔纳勋爵对英帝国的使命有着坚定的信念，他在国外担任过各种重要职务，如1890年至1892年在埃及任财政次官，1892年至1897年他在国内担任英国国内税收委员会主席，1901年布尔战争接近尾声的时期，他出任南非高级专员；同时他忙于招募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因为他计划改组南非德兰士瓦和奥林奇自由省。他对他的同事珀西·菲茨帕特里克爵士说：　　我需要年轻人……这会有一些风波的，对小伙子们，对牛津大学，对工作，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会有不少议论的……可与经验比起来我更看重智力和性格。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弄不到，不管你给他多优厚的待遇，都不能使他们为之心动，并放弃手头的工作……不！我将离开这儿很长一段时间，但我走的时候打算把大量工作托付给年轻人。　　巴肯是由《泰晤士报》的利奥波德·埃默里正式推荐给米尔纳勋爵的，但那时他已小有名气，这位年轻人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结识了圣洛·斯特富奇（《观察家》编辑）和阿斯奎斯，他们对他的远见卓识赞叹不已，他在米尔纳勋爵的“幼稚园”内的工作因而得到了保证。一到了南非，巴肯就全身心地投入米尔纳的工作。1902年9月，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的工作五花八门，如同杂乱的陆海军军需品。这星期我参加讨论了一项法律委托业务，起草了数份公司成立规划书，组织落实了难民营，建立了两个新殖民地，查了一支非正规军的账目。这是一种极好的训练，只是肩上的担子稍微重了点。当我能把许多工作移交给各部门去办的时候，我会很高兴的。　　不过巴肯觉得工作极富有刺激性，对他来说，这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完美结合。他长途跋涉，走进灌木丛林。当起航回国的一刻来到时他深感遗憾。   伦敦社交界的活跃人物 1907年7月，巴肯与苏珊·格罗夫纳喜结良缘。苏珊的父亲是伊伯里勋爵的儿子、威斯敏斯特公爵的表兄，也是惠灵顿公爵的外甥，所以他们有许多名声很大的朋友和亲威。婚后巴肯当上了T·纳尔逊出版公司的编辑和文学顾问。该公司指望他能使出版业务有所改观。公司的业务人员缺乏当代文学修养，而巴肯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他又获得了主编《苏格兰评论报》的机会。他决心将这份报纸改为苏格兰《观察家》报。他开始吸收一些有名望的人为该报撰稿，其中包括R·B霍尔丹、伊莱尔·贝洛克和学者安德鲁·兰。他自己也定期写些社论。这段时间巴肯夫妇活跃在伦敦社交界，巴肯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苏珊常去伦敦经济学院听讲座，并在个体服务联合会工作。她还积极参加妇女运动，要求在宪法上规定妇女拥有选举权。尽管这些活动占据了她许多时间，但她还是坚持学习希腊语。为此巴肯写下这样两句诗：　　济贫争权为选举，　　驿车遗书希腊语一次她把随身带着的希腊语语法遗忘在车上。。　　1908年他们的女儿艾丽斯出生，1911年他们第一个儿子呱呱坠地。第二年巴肯成为苏格兰教会的长老。年轻的家庭过早地获得了英格兰长老会颁发的代表着权力的证书。他们与斯特雷奇夫妇和埃默里夫妇共进午餐，米尔纳和霍尔丹经常出席他们的家宴；他们也会见休·沃尔波尔和亨利·詹姆斯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小说家，著有《一个美国人》、《贵妇人的画像》等。，这两位作家抱怨巴肯的文学趣味——浪漫小说和惊险小说——品位不高，劝他重读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作品。　　巴肯已写作了一段时间。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发表了不少论文和政治理论著作。1910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普雷斯特·约翰》。但他对当专业作家不感兴趣，他是这样解释他拒绝陪同沃波尔出席皇家文学基金会举办的宴会的：“我确实不愿出席这类闹宴。我喜欢和作家聊天，但这是在私下单独见面的时候。云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像牧师集会一样令我感到恶心。”1912年他出版了一部短篇集《不落的月亮》，作为一名作家，这部短篇集开始显露出他独特的想像力。但他仍无意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当时他更热衷于政治。1911年他被选定为皮布尔斯郡和塞尔扣克郡的英国保守党候选人，尽管他出生于自由党家庭。但他旺盛的精力很快消耗完了，1912年医生要他卧床休息，改变饮食结构和戒烟，没人能确切地诊断出他究竟患了什么病，但胃痛一直折磨着他。　　由于不得不躺在床上，巴肯开始构思他最扣人心弦的具有独特氛围的小说之一《大权在握的人》，此书由威廉·布莱克伍德出版公司于1916年出版。　　1914年夏天，巴肯的健康状况又恶化了。起因主要是家庭问题，艾丽斯正动乳突炎手术，他妻子的一些亲戚在经济上遇到了麻烦，这只得由巴肯出面来解决。8月他们一家在肯特郡的布罗德斯泰尔斯买了一幢房子，为的是让艾丽斯静心养病尽快康复，巴肯也能找到一份宁静，但他安定不下来。他得不到休息，当然有许多重要原因：英国已对德宣战，猖狂的间谍活动引起人们极大的恐慌，巴肯急切地想参军，但得不到批准；极度的沮丧使他开始写第二部“恐怖小说”——《三十九级台阶》。   最年轻的少将 巴肯塑造的理查德·汉内这个著名的角色是基于他在南非遇见过的埃德蒙·艾恩赛德中尉这个人物原型。艾恩赛德的朋友们只知道他叫廷尼，他实际身高6尺4寸，多才多艺，能讲十四种语言。布尔战争中的风风雨雨他经历了许多。1902年他亲自护送斯马茨将军前往弗里尼金出席和平会议。他还从事情报工作，他十分适合干这一行。艾恩赛德伪装成布尔人的运输司机，讲一口极流利的南非荷兰语，让人看不出丁点儿破绽，甚至能骗过地道的布尔人的眼睛。他和手下的布尔人随同一支德国讨伐军镇压过两个南非的赫雷罗部落。不可否认艾恩赛德也犯过一些低级错误——虽然人们不得不认为这是些处于战争状态之下的英国绅士通常都会莫名基妙地犯的错误。幸亏是他们这些家伙犯错误，要不然会更糟。譬如他不拘小节：有一次一个德国军官在艾恩赛德的一条狗的颈圈上发现了他的真实姓名。为了摆脱这十分被动的局面，他靠智慧成功地蒙混过关，终于在迅速撤回南非之前获得一枚德国战斗勋章（1937年在被介绍给希特勒时，他非常得意地炫耀了这枚勋章）。所有这些都是那种令巴肯激动不已的素材，在汉内身上他打算塑造一位有各种探险本领的喜爱运动的英国特工人员。　　1914年勇敢的艾恩赛德第一个在法国登陆，随后他一直呆在西部战线，直到战争结束。1918年他被派去指挥进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联军；以后又去匈牙利执行一项情报任务，在那儿他和其他人一起负责绘制匈牙利边境地形图。他也参与领导了联军在伊斯米德半岛阻止一场将要发生的土耳其人暴动，并率领部队在北波斯防止布尔什维克可能发动的进攻。这些冒险行动结束时，艾恩赛德被提升为少将——成为英国军界中拥有这一军衔的最年轻的一位。　　汉内与艾恩赛德的区别在于汉内是被动地卷入冒险活动；而艾恩赛德则是受命执行任务。体现艾恩赛德的性格和功绩的素材极其丰富，以致巴肯的许多小说里都有他的影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艾恩赛德将军非常关注发生在英国的间谍活动。在1940年7月调任英国国民军总司令之前不久，他发出警告：“很明显有些人已为‘侵略者’准备好了机场”。这一警告促使情报部发行了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　　英国有间谍活动。任何人如果认为不存在这种活动，或者觉得“不会在这里发生”，无疑是中了间谍设置的圈套。间谍的首要任务就是让人们相信不存在这种活动。在其他国家，当时机成熟，很多受人尊敬的、待人十分友好的公民竟被发现是间谍。　　巴肯在艾恩赛德的记忆中可能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牛津大学毕业生，但我们都是苏格兰人”。在南非时他们经常交谈，巴肯的观察力和记忆力给艾恩赛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之间没有信件往来，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保持着。他们经常见面，就各种问题进行广泛的交谈。这种交往一直持续到1940年巴肯去世。巴肯的儿子特威兹穆尔勋爵回忆起父亲时说过，汉内这个人物主要来自于艾恩赛德。他还补充道，巴肯的其他人物角色大都是取自两三个生活原型的混合体，体现的通常是好几个真实人物的冒险活动。   《三十九级台阶》 汉内这个人物不是完全取自艾恩赛德以及他的英勇业绩。巴肯完成此书时已39岁，许多背景材料和看法来自于他对金色的青春时代的深情回忆：漫步于盖勒韦山间小径，垂钓于肯尼特河畔，在牧羊人屋内度过的良宵，一次次的政治会议，这些都是巴肯自己亲身的体验。《三十九级台阶》（1915年）里的一段描述就是他对自己青春年华的缅怀：　　春天，一个壮丽的黄昏，一座座山冈轮廓鲜明，宛如一块块切割而成的紫晶，空气中弥散着泥塘根茎的怪味儿，然而清新如同海洋的气息，它对我的情绪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奇特影响，我感到实实在在的轻松愉快。我似乎是一个在假日外出踏青的小男孩，而不是一名被警方追捕的已度过二十七个春秋的男子。　　一群撕下假面具的反面角色呆在城郊的一栋小屋里，一条三十九级的台阶通往海滩。这场景完全取自于布罗德斯泰尔斯的一幢房子，1914年夏天，巴肯正是在那儿休养。这幢房子有一条相似的台阶。　　在《三十九级台阶》中，汉内阻止有关英国舰队部署的绝密文件落入德国人手中，为此他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开始像巴肯那样出入于上层社会。在《绿色斗蓬》（1916）里，汉内阻止德国军队利用伊斯兰教徒的狂热情绪。在《斯坦德法斯特先生》（1919）中，汉内把自己伪装成和平主义者，从而摸清了一名以开明知识分子的面貌出现，在英国进行特务活动的德国高级间谍的底细。在《三名人质》（1924年）里，他和曾在《绿色斗蓬》中出现过的桑迪阿·巴思诺斯一起与国际罪犯展开搏斗。十一年以后（文学上的表述），当汉内由于为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而被授予爵士称号时，他又卷入了一次名为：“羊岛”的探险活动。在《羊岛》中出现了一个勾起他对南非往事回忆的人物。　　不过汉内有些地方缺少些感染力：他缺乏幽默，打架时嘴里嚷个不停，还常常为自己的胆量烦心，怕自己缺乏勇气，有一次他甚至称自己为“狡猾的懦夫”，不过到头来他从未真的害怕过。他不会支配人，但在执行秘密任务过程中能战胜不利因素，因为他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他擅长破译密码，尤其令人赞叹不已的是，作为一名业余爱好者，他在这个风险极大、专业老手出没的间谍世界里竟能干得如此出色。和艾恩赛德一样，汉内是个化装大师，在一些反映宗教道德思想的小说里，他以牛奶工、修路工、汽车司机和旅游者等各种面貌出现。在其他小说里又扮作电影制片商和士兵。他很晚才近女色。除开两次转瞬即逝的罗曼史，他只对一个名叫玛丽·拉明顿的专业女特工感兴趣，最后他同这个完全虚构的人物喜结良缘。　　汉内的英雄品质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他是一个服从命令、有责任心的人。汉内有着学者和诗人的描述能力，但他只会在战场上指挥人马——一旦离开战场他就显得不老练了，有时甚至非常天真。　　仍在布罗德斯泰尔斯养病的巴肯发现现在天天都有他朋友死亡的消息，他为自己不得不这么干坐着而深感遗憾。1915年春天，当他恢复健康时，《泰晤士报》请他当战地记者，他欣然接受。他已39岁，早就过了服兵役的法定年龄。　　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巴肯一直干到卢斯之战结束，随后在外交部工作了一阵子。1916年他被委任为军事情报部官员。这一年陆军部和外交部都给他下达了不少任务。外交部要他在生活上照料前苏联代表团。最后一个日程安排是带他们去斯卡帕弗洛。他在情报部的官衔是少校，直接受查特里斯将军的指挥。以此资格他还在法国的总司令部作短期逗留，有时受命陪同来访的贵宾巡视前线。他的任务之一是采写萨默战役第一阶段的宣传报道。9月，里格将军要求外交部将巴肯的逗留时间延长到年底，这样他能重返总司令部，继续写萨默战役的总结报告。可这时他原先怀有的战争热情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截然不同的厌恶情绪。他旧病复发，胃痛加剧，最后诊断为胃溃疡。   当代骑士 在1916年出版的第二部汉内惊险小说《绿色斗篷》里，巴肯引入了举止最为古怪的主人公桑迪·阿巴思诺特。他的原型是奥布里·赫伯特。巴肯是在牛津大学与赫伯特相识的，他那与众不同的奇异个性对巴肯特别有吸引力。他还在埃克斯穆尔·赫伯特的家与他一块儿度过一次假。　　当巴肯在布罗德斯泰尔斯一边疗养一边写作时，赫伯特已设法参加了爱尔兰卫队，当了一名翻译官；后被德国人俘获，但伺机逃脱了。他早在战前就已有许多年的冒险经历了。他周游了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和阿拉伯半岛，广交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是卡那封勋爵的同母异父兄弟，卡那封勋爵是1922年挖掘图坦克哈穆姆墓地的两名探险者之一。赫伯特也是下议院中的托利党议员。他不仅在1922年受到流亡在美国的阿尔巴尼亚人的邀请，让他领导由他们组建的一个团，而且还两次被推上阿尔巴尼亚的王位。L·E·琼斯在他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一书（1956年出版）中写道：　　奥布里的生活充满浪漫情调，每一位少女对他来说都是一首诗，他会给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写诗。激情在他胸中蕴动、奔涌、沸腾。不管奥布里的脑海里呈现出什么，他总能找到表达它的只言片语，有时是一句格言，更多的是一些诗句。他喜欢语言，就像有些女人喜欢珠宝一样。但他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像女人收藏贵重首饰那样缄口不语。他从不隐讳自己的思想，只要你想了解。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更是言无不尽。他不仅思想浪漫，而且见解独特，想像力丰富，所以一开口就能吸引住人。他的行为与他惊人的想像力是一致的。他是个怪才。　　对赫伯特这个人物，巴肯无需发挥创造力。没有人能比他更富有传奇色彩，没有一个原型人物比他更适合于在巴肯的小说中担任一个角色了。他能和艾恩赛德讲同样多的语种。他虽然是个贵族，但他常常看上去像个流浪汉，而且不断资助受苦人。在加利波利半岛，他成功地促成了双方的停战，从而数千具尸体得以搬移并入葬，但在战争进入尾声时，他的声望由于他拥护一项经谈判已达成的和约而一落千丈。　　在《绿色斗篷》里，桑迪·阿巴思诺特最初的几次冒险活动与奥布里·赫伯特战前在阿尔巴尼亚和黎凡特地区的冒险经历极为相似。该书的高潮是俄国人从土耳其人的手里夺得了欧泽伦市，而这一内容完全取自于1916年哥萨克人经过激战攻克该市的真实事件。桑迪·阿巴思诺特这个人物比理查德·汉内奇特的多，他的行为常常十分古怪。在《绿色斗篷》中，汉内怀着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敬畏心情描述了这位把自己打扮成某些狂热的宗教舞蹈演员的领队的阿巴思诺特：　　他身材颀长，身披兽皮，光脚穿凉鞋，一条猩红色的布缠在肩头，一顶飘有尾巴的皮帽，严严地压在眉梢上。他踏着单调、刺耳、怪异的音乐节奏，模仿野兽狂乱地跳跃着，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绿色斗篷》中的外交官员沃尔特·布利凡特爵士以同样适用于奥布里·赫伯特的语言描写了阿巴思诺特：　　他骑马穿越也门，白人以前从未有过此举。阿拉伯人让他通行，因为他们认为他一定疯了，纷纷说，无须他们费心，真主会惩罚他的。阿尔巴尼亚匪徒全是他歃血为盟的兄弟，他也常常插手土耳其政治，并获得极高的声誉。　　1923年9月，赫伯特去世，巴肯悲痛欲绝，他认为赫伯特是惟一继承中世纪骑士风范的人，是他所认识的人中将刚柔结合得最为完美的人。   跨国界行动 1917年初，巴肯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两个小时的手术是相当成功的。医生再次嘱咐他休息，他却借此机会笔耕不辍。1917年2月9日，由米尔纳撑腰，劳埃德·乔治任命巴肯为宣传局局长——这对一名病人来说，并不是一份合适的差使，但巴肯喜欢快节奏的工作。他的工资是每年1000英镑，然而他的工作是极其繁重的。在“出版总部”的名下，陆军宣传局、中立报刊委员会和外交部的新闻局三方既不情愿、又不愉快地合并了。糟糕的是他们各自在不同的大楼里办公。巴肯为了使手下的人有事儿干，不得不定期拜访这几个部门。那时候，“宣传”两字在英国政府眼里是卑鄙的同义词。大臣们大都认为，应该单从实际行动来评价一个国家。为了使这些大人物放心，巴肯坚持不捏造事实，不夸张事实，在可能的情况下以最为直接的方式传达事实的政策。巴肯还负责将业务范围扩大到美国新闻界，使英国在战争中所获得的进展也能在美国得到准确的反映。　　巴肯的部门不仅仅采取借助汽球将传单散发到敌方的简便行动，而且还安排通过荷兰和瑞士秘密运送宣传小册子和传递消息的活动。为此，巴肯越来越直接地同秘密情报机构接触了。他总觉得自己好像已进入了他自己虚构的世界，在那儿他能充分利用自己十分活跃的想像力——一个米尔纳向劳埃德·乔治推荐巴肯时没忘了介绍的特点。　　偷运小册子的结果是使巴肯认识了海军情报部的雷金纳德·霍尔爵士。巴肯乐意进行这种接触，因为他一直很钦佩霍尔处长以及他手下的人。《绿色斗篷》里布伦基隆说的话很可能反映了他的思想：“假如我有一项重要任务要完成，而且有权选择助手的话，那我肯定会请英国海军情报部门帮忙的。”现在巴肯自己也使用特工人员了。他忙得不可开交，早上他常常去白金汉宫，因为王室成员开始对他的工作产生了浓厚兴趣，想定期听取有关各国对英国的看法的汇报；下午他要出席战时内阁会议；然后同劳埃德·乔治有一个不短的碰头会；完了还要同特工人员交谈，通信联系，一直忙到深夜。1917年7月3日，巴肯收到利奥波德·埃默里的一封赞扬信。埃默里那时已任战时内阁的助理大臣。他在信中说，虽然泄漏战时内阁会议内容是严重违反纪律的，但他认为如果他私下让巴肯知道他每周的情报工作报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的话，这没有什么要紧。　　巴肯的传记作家珍妮特·亚当·史密斯觉得应该将巴肯的一些公开的情报活动与任何可能涉及秘密情报的活动区分开来。她对巴肯直接参与秘密情报活动表示怀疑，但巴肯的儿子约翰·特威兹穆尔非常肯定地说他父亲参与了特务活动，尽管他找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珍妮特也承认，由于巴肯频繁地与雷金纳德·霍尔爵士接触，那他了解许多秘密情报活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谍报活动是由T·E·劳伦斯和奥布里·赫伯特这一对极有魅力的人前往库特执行的秘密任务。   秘密谈判 1915年7月，拿下纳西里亚之后，英国军队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地区，这意味着此战役的原定目标已经实现——将土耳其人从阿瓦士赶了回去，并在底格里斯河附近将他们打得一败涂地。这样英国在波斯湾的油田就安全了，威望又在各个方面得到了充分的恢复。遗憾的是当他们攀上成功的顶峰之际，其他问题又出现了。英国军队受到食品短缺、疾病蔓延等问题的困扰，而且炎热的夏季和当地人的不合作使英国士兵们的体力严重不支。印度远征军司令尼克松将军在应该后撤休整部队的时候，却决定向巴格达进军。受骄傲自满情绪的驱使，加上得不到来自印度的明确指示，他决定继续进逼，尤其是在印度许诺——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诺言——提供食品、运输工具、医药用品和增派援兵的时候。1915年11月，英国军队在巴格达城外的特西丰战役中严重受挫，汤森德将军——指挥官之一率部队被迫撤回库特。这时汤森德将军犯了错误：他决定驻守该城，抵抗土耳其人围攻。　　当一条救援船不仅未能冲破封锁线，而且还被缴获时，形势更加恶化了。于是要派人去完成一项同土耳其人谈判投降的绝密使命。陆军部提议派奥布里·赫伯特前去谈判，T·E·劳伦斯上尉——在更多的场合里被人们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也从阿拉伯局借调出来助一臂之力。赫伯特觉得通过中间人进行谈判不妥，因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他知道土耳其人看重荣誉，在这种情况下汤森德将军应该较为明智地直接与对方谈判。不幸的是在猛烈的围攻下将军变得很不冷静，于是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了。4月29日，奥布里·赫伯特、“阿拉伯的劳伦斯”和武装司令部的情报组长比奇上尉三人开始了同土耳其的谈判。他们卷入的冒险活动是值得巴肯记录下来的，也确实启发他写出了像《绿色斗篷》那样的小说。　　赫伯特·劳伦斯和比奇被蒙住眼睛，“手拉着手朝壕沟走去，不时碰撞在他人身上和拐角处的墙上，令人难受的汗水直往下淌”。他们走出壕沟时，蒙在赫伯特眼睛上的手帕已成了一块“绷紧了的湿布”。当他们终于收住脚时，发现接见他们的是军队指挥官之一——贝基尔·萨米·贝。贝基尔体魄强健，且快活有趣，他盛情款待了他们，拿出了紧缺食品、咖啡和酸乳酪。如赫伯特所述，他十分诚恳地问，还有什么他能做的。　　我们坐在那儿，浑身冒着热汗。他对我们说，他非常热爱英国，现在依然如此。当我们走时，我说，他让我们“开了眼”，我们扬了扬那块蒙眼湿布，随手放入自己的口袋。他大笑道：“不，不，既然你们选择了军人这一残酷的职业，那你们就不得不再蒙上它走几英里路。”　　虽然赫伯特为库特的战俘谈成了几条宽大的条件，但协议很快被破坏了，因为土耳其人对战俘进行了抢劫，体罚，还让他们挨饿。结果死亡人数达百分之七十，尽管有一阵子官方试图掩盖事实真相。   青云直上 巴肯发觉创作惊险小说可能是减轻他目前工作压力的最佳办法了，但问题是现在他一直“浮”在上面——听不到“汉内”的呼声了，情报部门里连“一般的争吵”也没有，而有的大都是名符其实的勾心斗角。沉闷的权力走廊里连一丝清新的空气也吹不进。巴肯的工作直接由首相劳埃德·乔治负责，但他现在难以与首相取得联系。1917年9月，他无法忍受无谓的争论、毫无意义的封锁和难以与首相接触的现状，请米尔纳以战时内阁成员的身份出面干涉，将他的部门置于他能直接联系的领导人之下，从而改善互不通气的状况。米尔纳立即作出了反应：爱德华·卡森爵士，另一位内阁成员受命代表内阁对方针政策进行把关，而巴肯仍然负责行政工作。事实证明这一变动并未给工作带来多大方便，巴肯觉得自己仍然被关在门外。最后，情报部成立，并接管了这一部门的大部分工作。这样情报部部长就可以在下议院里支持该部门的工作了。对敌宣传局在莫思克利夫的领导下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比弗布鲁克被任命为情报部长。巴肯当上了情报局长，从而进一步深入了理查德·汉内的世界。　　巴肯对比弗布鲁克颇有好感，为此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很忙，但发觉工作十分令人满意。比弗布鲁克非常坦率，而且好学。总之，我的日子比去年过得自在多了，因为我现在得到了许多帮助。”　　原先当宣传局 他们当过间谍--十三位世界著名作家的间谍生涯 第 3 部分阅读 克非常坦率，而且好学。总之，我的日子比去年过得自在多了，因为我现在得到了许多帮助。”　　原先当宣传局长时，巴肯不是一个一直受人欢迎的人，尤其是常常遭到反动报纸的攻击。“宣传”一词在许多人眼里还是说谎的同义词，他花了很大力气，试图说清楚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巴肯确实想把英国的国情以及战况告诉美国、被统治国、中立国和本国人民。他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第一次委托军队画家赴前线写生和派遣摄制组拍摄战斗场面等，然而新的工作充满诡诈。战后某年的一天，巴肯和他的儿子威廉在皇家咖啡馆共进午餐，蓦然他停住了手中的刀叉，打量了一下四周，说道：“一些情景忽然重现在我脑海里。这地方使我回忆起一些十分有趣的往事。我经常化名斯图尔特上尉在咖啡馆楼上的一间房间里会见某些人。”战争结束前，作为情报局长，他的工作充满了神秘色彩。奈查尔·韦斯特透露，巴肯还是军情五处的新闻联络官，这一职务是军情五处处长弗农·凯尔替他安排的。不过，情报局长的职位大概也能享有这些权力。但珍妮特·亚当·史密斯认为，巴肯忙于行政工作和为T··纳尔逊撰写《战争伟史》，根本无暇参与具体的特工活动。　　战后，他在政治上青云直上。1927年至1935年他是代表苏格兰大学的保守党议员，1933年至1934年是苏格兰教会的高级专员，1936年被封为荣誉爵士，1939年被封为埃尔斯菲尔德——巴肯的家乡——的首位特威兹穆尔男爵，同年被任命为加拿大总督——这是上帝的安排，因为巴肯将他的全部热情与智慧都投入到这份工作中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与罗斯福总统建立了友好而又富有成效的关系。   间谍游戏 威廉·巴肯对汉内和《三十九级台阶》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觉得这很可能是第一部有关“内奸”的小说。巴肯必须在一般的环境中形象地反映邪恶，但他对人性和人性战胜绝境的能力有着坚定的信念。不过，威廉·巴肯相信他父亲童年时代所受的宗教熏陶，使他觉得有必要时刻保持警惕，时刻意识到邪恶随时会抬头。　　巴肯觉得自己塑造的间谍在玩一场气势恢宏的游戏，以善克恶，给权力狂和国际罪犯一个漂亮的钩拳，尽管这是老一套，但他的主人公像无拘无束的中学生，仍然十分放肆地玩着游戏。他的间谍从来不对英国情报机构的道德问题提出疑问——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崇高的组织。在《斯坦德法斯特先生》一书中，当布伦基罗思对汉内说以下这段话时已强调了这一点：“我对英国的情报机构怀有敬畏的心情。无论如何苍蝇是不会叮在上面的。它有一张精致的大网，遗憾的是上面有一个破洞，我们的任务就是补织这个洞。”巴肯对邪恶的看法反映在1937年出版的评论奥古斯都皇帝的书中，他将处于上升时期的意大利人墨索里尼同古代罗马独裁者相比：“文明的外壳经磨损多次而变薄，已听得见下面原始之火的低语声。政府的许多原已被接受的原则再次被废除，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大间实验室，发育未全的狂热分子在对不可预测的力量进行试验。”　　实际上，尽管巴肯身居高位，但他的情报工作受到了官僚主义的束缚，也受到互相扯皮的干扰和与决策者缺乏沟通的影响。难怪他有时候会羡慕理查德·汉内的自由自在。   伊恩·弗莱明简介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007－詹姆士·邦德系列小说》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豪华赌场》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弗莱明在二战期间，曾率领情报突击队，捣毁意大利人在阿尔及尔的海军司令部驻地，缴获大量档案、密码本、暗语及舰队战术命令；也曾搞到最完整的西西里岛沿岸防御工事和雷区布图，为盟军攻占西西里岛做出了重要贡献。　　伊恩·弗莱明1908年5月生于伦敦。父亲是牛津郡保守党众议员、少校。1921年入伊顿公学。喜爱射击和散步。1926年入圣赫斯特皇家陆军学院。因他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好学生，后又退学。一年之后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曾作过记者；最差劲的证券经纪人，海军情报局局长私人助手。弗莱明的间谍生涯，比007更具传奇色彩。   克格勃的“眼中钉” 他就是007的化身　　破译密码一直是海军的传统。海军情报局尽管对一次大战前厄斯金·奇尔德斯的警告可能反应迟钝，但在海军上将“眨巴眼”雷金纳德·霍尔爵士的领导下，多年来它已经发展成一个高效率的部门。它在一次大战初期的一大成功就是破译齐默曼电文。这是德国外交大臣阿瑟·齐默曼发出的一封无线电报，齐默曼公爵以归还德克萨斯、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为条件争取墨西哥协助抑制美国加入一次大战。这封电报于1917年2　月译出，最终反而促成了美国参战。海军破译组的代号是40室，即它在海军部的房间号码。　　1939年，约翰·戈弗雷上将出任海军情报局局长。当时该局在从前的和平时代里已经丧失了进取精神，只剩下霍尔上将领导时著称于世的活力和效率的影子。霍尔不是一个正统的局长，他觉得情报局必须招募足智多谋的不同寻常的人。戈弗雷上将遵照霍尔的传统，上任后就一直在记者、律师、大学教师、科学家和作家当中寻觅这样的人。   伊顿公学的花花公子 二战期间，伊恩·弗莱明在海军情报局的冒险生涯，比他笔下的詹姆斯·邦德在007全集中经历的还要精彩得多。弗莱明本人的智谋也比邦德高超得多。他到海军情报局上任时年届31岁，相貌英俊迷人，从司机到海军大臣人人都喜欢他那充满了生气的堂堂仪表。一位熟悉他的战后海军情报局局长诺曼·丹宁爵士评价道：“伊恩有着人际交往的机智和天才。这个工作使他有了用武之地，他简直是无所不能。”　　伊恩·兰卡斯特·弗莱明，1908年5月28日生于伦敦。他是南牛津郡保守党众议员瓦伦丁·弗莱明少校和伊美琳·圣克罗克斯·弗莱明的儿子。小时候，他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他家有对乡间狩猎、射击、钓鱼的传统嗜好，但这些他都不喜欢。所幸的是他进了多塞特郡的一所叫顿弗德的奇特的预科学校，校长及其夫人都是以校为家的和蔼开朗的人。不久，弗莱明就狼吞虎咽地续起萨克斯·罗默、约翰·巴肯和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书来了。　　弗莱明在整个童年时代里都与家庭的志趣格格不入。他不喜欢狗和马，特别讨厌圣诞节的家庭聚会。他似乎受到了弗莱明家族的苏格兰血统的束缚，始终小心翼翼地避免越轨行为。久而久之他养成了两种个人爱好：射击和散步。他的传记作者约翰·皮尔森准确地捕捉住了他的个性，把他描绘成一个“天生的混世魔王”。　　1921年秋，弗莱明入伊顿公学1440年创办于伊顿镇的一所英国著名贵族男子中学，毕业生多升入牛津、剑桥等名牌大学。。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英俊相貌。他花了不少心思打扮自己，不惜动用了一种气味很刺鼻的发油。他哥哥皮特得过许多奖，是伊顿体育协会会长。但很快弗莱明就成为校队的神射手和第一流的运动员，独自称雄伊顿。他拥有连续两年独占鳌头的非凡战绩。　　可是，体育成就并不能使他循规蹈矩。果然他因为“与女孩子发生关系”而带着污点离开了伊顿。提早一年退出伊顿之后，他去一所补习学校临时抱佛脚，准备报考圣赫斯特皇家陆军学院。1926年秋他入学圣赫斯特后，似乎又不安分起来，于是又退了学。他的母亲绝望之下，把他送到奥地利蒂罗尔的一所像顿弗德一样不同寻常的学校里深造。·E·福布斯·丹尼斯及其妻子和小说家菲利斯·伯托姆管理的这所学校，主要采纳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奥地利心理学家；创立了个体心理学体系。的学说治校，他们认为孩子最初的五年对性格的形成最为重要。要让弗莱明得益于这种特殊理论似乎是太晚了，然而就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完全适合于他学习和交际的环境——这与其说是和阿德勒的教育理论有关，莫若归功于充满同情与理解的教学方式。　　弗莱明从蒂罗尔的“精修学校”中显然获益匪浅。1963年他给菲利斯·伯托姆写信说道：“回首住事，我深信我们三个人后来成为成功的作家，离不开您的影响。我清清楚楚记得，我写过一篇相当离奇古怪的短篇小说，竟然得到了您亲切的好评。而那其实是我的处女作。”福布斯·丹尼斯说：“伊恩总爱把事情做过头，他追求一种事事都是大团圆结局，令他永不感到失望的神话境界。那在过去或在将来当然都是不可能的。”弗莱明在牙买加的“金眼”别墅，也许是最接近他那种神话境界的地方。   斯大林谢绝采访 弗莱明在蒂罗尔逗留一年之后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就在那里，他目睹了第一次爆发的纳粹运动。同时他开始学习俄语。然后他到日内瓦继续求学，1930年返回英国。弗莱明掌握外国语非常轻松，因而促使他在1931年夏参加了外交部的考试。考试结果令他大失所望。他放弃了从事外交活动的念头，在伦敦路透社谋得一个职位。路透社给了弗莱明他一生中第一次冒险的机会。1933年，他被派往莫斯科采访以间谍罪被逮捕的大都市——维克斯电气公司的六名英籍工程师的审判情况。俄国给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他只能从英国新闻工作人员住处的隔离围墙里观察莫斯科，而且与俄国人见面交谈的机会也很有限，所以他被迫把视线集中到了空空荡荡的商店，排队购物的长龙，随处可见的列宁像，以及衣衫蹩脚的莫斯科人上。这种片面的景象导致了他用陈腐僵化的观点来看待俄国。当时，未通过外交部考试，以及经济上不得不依赖母亲的现实，对他的打击很大；因此，做一个成功的新闻记者就成了一件迫不及待的大事，他把莫斯科看作他有望大展拳脚的用武之地。　　事实上，弗莱明的的确确证明了，他足以成为一名机智伶俐的记者。尤其是在等候判决结果的时候，因为他不得不撰写许多单调的新闻报道。他的创新天才总能够把最枯燥乏味的新闻写得生气勃勃。他借助于开辟一条电话线的机会，比他的同行抢先一步发出了判决的消息，并在莫斯科逗留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力图采访斯大林。但是，结果他只拿到一封俄国领导人谢绝采访的签名信回到了英国。后来，邦德和斯默希（ＳＭＥＲＳＨ） 俄语“处死间谍”的缩写。在弗莱明所著的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说中，这是一个以专门暗杀敌方间谍为报复的苏联间谍机构。的多次交锋都是来自于对俄国的那种阴郁的印象。因为虽然他是一名优秀的记者，但是他没能理解俄国人生活的深层含义，所以使邦德和俄国人的交锋，染上了相当富于沙文主义偏见的色彩。　　弗莱明的俄国之行及其娴熟的报导技巧，使他名扬路透社。路透社把远东特派记者的要职授予他，这对于一个25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无上光荣的任命。若不是半路生出一个报酬优厚的就业良机，他肯定会接受的。但是自伦敦的证券银行家开设的库尔公司要聘用他，报酬比路透社的工资要高得多，但是他也受到了家庭的压力：他的祖父是一位证券银行家，而且弗莱明家认为这种职业远比肮脏的新闻界有前途。弗莱明于是决定为库尔公司工作两年。   最差劲的证券经记人 1993年10月，弗莱明加入了“罗尔——皮特曼”证券经纪行。然而不出所料，他很快就丧失了对证券经纪的兴趣，丰厚的酬金再也吸引不了他。他的同事休·维维安·史密斯记得：“老伊恩肯定是世界上最差劲的证券经纪人之一。”弗莱明感到彷徨无助，他把闲暇时间全用来享受美味佳肴和打桥牌、高尔夫球。他玩起来犹如学生时代那样精力旺盛，但是打桥牌他太爱冒险，当不了好搭档。他的机敏才智似乎都白白浪费掉了。他日益发现他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无聊之极。　　这时候，海军情报局局长戈弗雷上将在调查证券经纪行业的过程中，对这个由记者改行的年轻人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径直把弗莱明请到卡尔顿餐厅，享受一顿丰美的午餐。奥伯利·休·史密斯上将也在座，显然他既是观众，又是裁判。戈弗雷实际上想招收一名精力充沛、机敏伶俐的高级私人助手。这个关键职务要求出任者具备适宜的个性和进取心，而弗莱明受到邀请，则是因为英格兰银行总裁亲自出马极力推荐。但是在席间，戈弗雷只是告诫他，应该对担负“战时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有心理准备。　　弗莱明开始每星期上午从事证券经纪工作，至少用三四个下午来拜访这位海军上将。他穿过大战时一度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神经中枢”的39号房间，来到戈弗雷凛然独坐的38号房间。然后，他们两人就讨论起弗莱明即将出任的私人助手的工作，以及这职务的作用。戈弗雷几乎马上就明白了，弗莱明为什么会得到银行总裁的极力推存。弗莱明非但主意多，而且戈弗雷知道他那坦率的自信态度，也会为海军军部的高层人士所接受。　　大战初期，海军情报局的主要缺陷在于没有制定联合行动的策略。海军总司令罗杰·凯恩斯爵士主张，为高效地组织两栖、空降攻击，实现进军欧洲的前期准备总目标，应该统一指挥海陆空三军。可是海军许多高级将领极力反对。令人遗憾的是，戈弗雷为了表示他对这个主张的不满，有意把迟早要从海军调走的平庸的军官，分给联合行动处，对该处动辄呵斥，把它变成了情报局内最受歧视的部门。后来，弗莱明以极大的热情才扭转了这种情形。   情报局长的得力助手 1939年7月26日，弗莱明被任命为皇家海军预备役志愿兵上尉。戈弗雷上将解释他那别出心裁的任命时说：“从一开始我就想到要把一切情报都告诉伊恩，万一要是我出了什么事，那么就有人了解情况——他可以保证情报局继续正常工作。我还派他代我出席一些重要的部门日常会议。”这些会议的内容是宣传手段和计划，政治战和颠覆活动。　　对于弗莱明这样的人来说，这个新任命融合了新闻工作的变幻莫测和证券经纪的强大能量——从而激发起他的冲天干劲。他是一个天生的调解人，但是以强凌弱不是他的作风。他虽然特别精明圆滑，但是对高级将领并没有格外尊崇。他对他们都是一视同仁。戈弗雷上将说：“他也许比我更快就领悟到，情报工作有时候犹如必须裹上糖衣的一种很难烹制的食物。带来坏消息的膳食管理员是不受人欢迎的。如何迅速地调和糖衣和坏消息，是一种只有少数人才具备的才能。”　　弗莱明作为戈弗雷的私人助手，拥有比他原先想像的要大得多的权力，他比局里三个处的许多高级军官掌握更多的机密；所以戈弗雷担保他很快就会晋升少校、中校。他极为信赖弗莱明，在弗莱明去世后他说：“我曾经说伊恩应该是（海军情报局局长），我该是他的海军顾问。他若是年长十　岁，我年轻十岁，也许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建议。”但是，这个工作虽然满足了弗莱明的欲望，驱散了他的烦恼，他却依然精力过盛，觉得不自在。”39室的同事们注意到他从不介入轻松的玩笑，完全拒绝参加任何集体活动，不愿被集体情绪所感染。他是一个离群的人，他使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坐在39室里的戈弗雷上将的秘书爱德华·梅里特是弗莱明的邻桌，他可以仔细地观察他的举止。他回忆道：　　第一次看见弗莱明，我就把他当作孤僻忧愁的人，我从未改变过这种想法。我认为他的态度很像典型的老伊顿人。他一直持有那种孤僻的优越感。我从未忘记他是怎么使用他的那句口头禅的。他所烦恼和讨厌的事都是以那句“哎，就是这么回事”告终的。　　戈弗雷逐渐发现，他的这位才华横溢的私人助手的确有一个缺点：他办事不彻底——虽然他思维活跃，但他却爱叫别人代他去做核查细节的烦人的日常工作。然而，戈弗雷性格倔强，他坚持认为弗莱明不是做事虎头蛇尾的人。　　情报局里某些方面的工作使弗莱明想起了巴肯。通过海军情报局，他接触过执行诸如向被占领的欧洲地区空投人员、物资之类特殊任务的特别行动队，这激发起了他的想像力，并成了邦德小说的极好的素材。自然弗莱明还和军情五处和六处有着密切联系，他在军情五处第一次认识了马克斯韦尔·奈特。据说詹姆斯·邦德那个影子，一般的上司M就是以戈弗雷和奈特为原型的。　　弗莱明也从他兄长皮特的情报冒除活动中，获得了创作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说的灵感。这一时期对他影响很深的另一个人物，是厄斯金·奇尔德斯。弗莱明读完《沙滩之谜》后，就开始了他那半真半假的秘密历险。1960年，他驱车沿着德国北部海岸，饱览了弗里西亚群岛的陌生风景——后来他记下了这次旅行的情况：　　我认真地留意这些岛屿的名称——沃格鲁奇，斯皮克鲁格，诺顿尼，伯库姆。那时候，我无休止地研究海军部的海图，酝酿了一系列行动计划：把我和一名同样勇敢的报务员，用潜艇送到这些群岛上潜伏下来，报告德国潜艇和舰队的动向。　　弗莱明的梦想没有实现，因为戈弗雷不打算拿他的得力臂膀去作那样鲁莽的冒险。海军上将丹宁认为弗莱明的有些念头简直是疯狂的，但他又不得不承认：　　尽管他的许多不切实际的计划只有一线可能，但你不得不三思之后才把它扔进废纸篓。例如，就在袭击迪耶普前夕，他提出把人藏在大混凝土块里沉在英吉利海峡中，通过潜望镜监视港口。我们自然没有采纳，但是这个计划也许会奏效。   007在法国 弗莱明尝到了这种工作的兴奋滋味，但却开始嫌它太书生气。他越来越急切地想在大战中，担负更复杂更激动人心的任务。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军队投降时，他的机会终于来临了。当时巴黎随时都会沦陷，但在海军上将达尔朗指挥下的法国海军，作为世界第四大海军，仍不失为一支颇具实力的现代化舰队。在邱吉尔的计划中，达尔朗应该命令这些舰船驶入英国港口，划归英国皇家海军使用。但是达尔朗没有表示同意。而德军长驱直入巴黎，英法之间的联络随时有被切断的危险。戈弗雷对此已不再抱希望。这时，弗莱明建议把他和一个报务员用飞机送到法国，让他尽可能近地留在达尔朗上将的身边，直至达尔朗作出决定——最好是正确的决定。　　戈弗雷决定孤注一掷，他批准这个计划。6月13日，弗莱明和一名报务员乘飞机抵达布尔歇，前往达尔朗设在蒙巴宗的指挥部。不幸的是达尔朗似乎并没有认识到他处境的危险，尽管伦敦方面指示他从速移交舰只，并立即撤离，但他却丝毫没有改变态度的意思。就在达尔朗告诉伦敦方面，他认为他们的观点有些过于悲观的时候，德国飞机轰炸了他的指挥部，迫使他狼狈不堪地撤退到波尔多。在波尔多，弗莱明发现取道吉伦特湾是最有可能逃出西欧的一条路线。吉伦特这座小城里挤满了难民。正当英国人继续力图唤醒达尔朗的时候，戴高乐取道吉伦特逃亡到了英国。　　此时弗莱明通过他的秘密电台收到指示，要求他确保一批隐藏的飞机引擎和零件不落入德国人之手。他十分积极地把这批物资运上了一条驶往英国的船，那条船的船长对装运的货物漠不关心。弗莱明还花了不少时间焚毁他认为不能落入德国人之手的文件，但他最为大胆的成功之举，是他说服了一些泊在吉伦特湾外的中立国船只帮助疏散难民。那些船长们居然答应了他的要求，这很可能是因为抵挡不住权力主义者弗莱明的魅力吧。弗莱明不仅组织了那次大疏散，而且在混乱的人群中收容了一位特殊难民，阿尔巴尼亚的索古国王。索古国王携其家眷，扈从乘坐一队轿车，在最后一刻风风火火地赶到码头上。他带着一大批行李，其中有阿尔巴尼亚的皇室珍宝。弗莱明从未如此风光地指挥过这些皇室难民登上他的船队。　　陶醉在成功之中的弗莱明，提出了打破达尔朗举棋不定的僵局的一个有点好高骛远的方案。他向驻法英国大使建议，英国政府是不是能在大战期间把怀特岛交给达尔朗上将，作为法国领土驻扎他的舰队。然而，他的建议遭到了冷眼和非议。两星期后，海军上将詹姆斯·萨姆维尔爵士，为阻止拒绝妥协的达尔朗上将把舰队交给德国人，开始不顾一切地炮击聚集在奥兰海岸的法国舰队。　　——俟弗莱明勉强回到伦敦的办公室里，戈弗雷立即决定不再放他离开半步。弗莱明尽管独立做出了一些成绩，但他依靠了很不可靠的运气和脸皮。所幸他人虽被禁锢在办公桌后面，但是作风还未完全被束缚住，他依然能够想出一些特别新颖的主意。   锦囊妙计 在不列颠之战初期，海军情报局得到了有关德国的一种新型的大功率汽艇的详细情报。这种汽艇德国人用来运送在荷兰、法国北部沿岸被击落的德军和盟军飞机的乘员。弗莱明提议截获一艘这样的汽艇，以便研究船上所用的密码。他的想法被批准了。他决定布下一条锦囊妙计。他需要一架缴获的德国飞机，一个会说德语的英国飞行员，和一次上演一幕假坠毁的好机会，借此把德国人引到海峡中靠近法国沿岸的某个地方，然后冒充德军的机组人员，一举俘虏汽艇上的德国人，对汽艇进行全面搜查。　　弗莱明带了海军情报局军官皮特·史密瑟斯，去寻找德国枪械和一套真正的德国飞行服。最后在皇家空军一座专门存放缴获的德国军服的机库里找到了。弗莱明凭着他特有的冲动试穿上一套德国军服，大摇大摆地冒充德军飞行员去找兄长皮特·弗莱明少校。当时皮特·弗莱明少校派驻在坎特伯雷附近地区。这种无边无际的玩笑正反映了弗莱明式的幽默。可是，最终这个计划被取消了，原因不是设想欠妥，而是被缴获的完整无损的德国轰炸机找不到。　　邦德之所以喜欢小巧的凶器，主要是因为弗莱明本人对那些致命的玩意儿很感兴趣。譬如，他尤其钟爱一支一按笔尖就能够射出大团催泪瓦斯的自来水笔，其他的各种致命物，如氰化物胶囊都可以藏在笔内。他经常随身携带这支笔。　　然而，即便戈弗雷一直器重和发挥弗莱明的才干，他的秘书爱德华·梅里特仍然不失为一个挑剔的评论者，而且他的话里嫉妒成份很强：　　你不能对伊恩在海军情报局的工作形成错误的观念。他不是詹姆斯·邦德。他是一个像我们大家一样甩笔杆子的人……当然，他了解局里的全部工作情况，但是他好像从来不是真心喜欢参与这些工作。即使他心里有这种渴望，但我从未看见他流露出来。简而言之，伊恩的“战争”就是挥汗、流泪加苦干，但是绝对没有真实的流血。　　从弗莱明在法国的举动来看，这不是一个公正的结论。纵然此刻他坐在办公桌前，但他肯定也会做出一些重要的成绩。这些成绩中有一些还得归功于他的私人关系。1939年他把《每日邮报》的塞夫顿·戴尔默介绍给戈弗雷，从而为建立“大西洋广播电台”奠定了基础。那是戴尔默和海军情报局联合筹建的电台，专事向德国潜艇官兵提供假情报。弗莱明和海军宣传科的关系也非比一般。戈弗雷设立该科是用来骚扰德国海军的。宣传科里全是货真价实的作家：科长唐纳德·麦克莱伦后来当上了《星期日电讯报》编辑，曾是他的副手的小说家罗伯特·哈林后来成为《住宅与花园》的编辑。别的文人如威廉·普洛默和小说家查尔斯·摩根也在该科负责编写宣传报告。   纳粹党魁媾和之谜 弗莱明种种别出心裁的计划虽然名闻遐迩，但其中许多近似于异想天开。有一个计划竟然欲把鲁道夫·赫斯德国纳粹党魁，1941年他秘密飞往英国，要求媾和，被作为战犯拘禁，战后在狱中自杀。和埃雷斯特·克劳利扯到一起。当赫斯经过周密策划于1941年5月空降在苏格兰，欲与英国进行和谈的时候，弗莱明拟定了起用克劳利的计划。克劳利是汤姆·德莱伯格、丹尼斯·惠特利和马克斯韦尔·奈特等的熟人。弗莱明像他们一样被克劳利的古怪举止和自我吹嘘的魔法迷住了。他一直追到德文郡海滨胜地托奎，请求那个老恶棍协助审讯赫斯。克劳利乐意从命，但是情报局的其余人员拒绝为他效劳。所以，弗莱明只能把他的名字存档参考。那个自封的魔法师没准将来会派上些用场。许多高层纳粹分子的脑瓜里满足占星术和玄学，弗莱明确信有这一技之长的克劳利在某一方面可能会有用处。　　据称弗莱明本人首先得对引诱赫斯来英国一事负责。他无疑一直在研究海军上将巴里·道姆维尔爵士的全套档案——那是军情五处反颠覆科科长马克斯韦尔·奈特提供给他的。在1927到1930年间，道姆维尔上将曾是海军情报局里特别亲德的首脑人物。他创立了一个叫“联谊会”的组织，奈特的部门一直在侦察这个组织。于是弗莱明想出了一个奇特的主意。他想向纳粹德国披露这个亲德组织虽已转入地下，但吸收了一些能为推翻邱吉尔政府铺平道路的有权有势的新成员，使这个已经遭禁止的组织起死回生。弗莱明期望把这个消息捅给纳粹领导层，促使德国同英国进行接触，从而使它暂时或永久地搁置它的进攻计划。然而，他明白这个非同寻常的计划不可能受欢迎，戈弗雷也不会赞赏它，因为它显然风险太大，而且很可能会玩火自焚。　　据说弗莱明把这一计谋交给他的两位挚友执行。一个是英国情报部门的成员，另一个则是瑞士的占星术权威。很明显，弗莱明断定赫斯是他计划中的关键人物，后来他通过关系证实，赫斯肯定是纳粹领袖中最醉心于同英国媾和的人，而且他十分迷信占星术和玄学。因此，弗莱明的一个瑞士朋友，便把一名也是占星师的英国特工安插到赫斯的部门里。那名特工从赫斯所信任的占星师那里，设法搞到两张真命天宫图，于是他就可以算出与赫斯过去见惯的相似的天宫图，丝毫不会引起他的疑心。假天宫图就能把英国之行的“黄道吉日”告诉赫斯。　　这个故事根本无法一一证实，也没有什么真实的证据可以表明赫斯那戏剧性的英国之行，是弗莱明的计划引起的。然而，《英国谍报史》的作者理查德·狄肯认为这个故事的某些细节可能是真实的。他对弗莱明的才智评价很高——尤其是他那“不可思议的本事：他在指示中只告诉部下所需情况的一部分，就这样完全掩盖了行动的目的，却诱使莫名其妙的部下去做要他做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做的事。”   赌场之夜 1941年，弗莱明开始了一次旅程。这次旅行的经历，后来用在了他的第一本惊险小说《豪华赌场》中。英国海军情报局决定与美国同行加强联系，为此弗莱明和戈弗雷上将一起飞往华盛顿，与美国海军情报局进行秘密磋商。途中他们乘坐的“空中岛”式飞机在里斯本停留一夜。军情六处已经通知弗莱明，里斯本和相邻的埃斯托里尔到处都有德国间谍晃来晃去。当弗莱明得知那些间谍的头子，每天晚上都带着两名助手在埃斯托里尔狂赌时，他就决定公私兼顾，来个办公玩乐两不误。他竟把戈弗雷上将哄进了赌场。弗莱明日后曾一再声称，他曾亲自上阵和德国人赌博。　　我们到了那里，看见有三个男人在高高的台面上玩“十一点”。局长不懂这种玩法。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后，心里忽然涌起一个狂热的念头：坐下来和他们对赌，把他们的钱赢过来，削减一下德国情报机关的经费。但这是一个蛮干计划……我“抢押”一回输掉了，再“跟押”一回还是输，第二次“跟押”就被清除出局了。真丢脸。　　然而，戈弗雷上将则称，他们度过了一个特别漫长而无聊的赌场之夜。他留意到弗莱明自从大战爆发以来这是第一次坐下来玩，他的眼睛里闪出了光芒。但是赌注下得很低，因为那夜只有少数几个葡萄牙人在赌场。弗莱明继而对戈弗雷小声说，如果那些葡萄牙人是伪装的德国间谍，那么他们俩的收获相当可观——想方设法让德国人输得干干净净。可是，戈弗雷认为他的推测不可靠，戈弗雷一心只想着上床睡觉。　　达斯科·波波夫，代号“三轮车”，这个为英国某组织工作的双重间谍，在弗莱明抵达之际也在里斯本。他知道不少弗莱明当时的轶事。那天夜里，他刚刚收到德国人支付的8万美金报酬，第二天早晨他必须把这些钱上缴给军情六处。他相信弗莱明也知道这件事，而且为了保证钱安然上缴一直在跟踪他。波波夫在旅馆大堂里碰到弗莱明之后，在晚餐前上咖啡馆时又遇到他，而在餐厅进餐时竟然三度发现了他的身影。那一夜开始显出喜剧色彩。波波夫后来在《间谍与反间谍》（1974年）中写道：　　英国秘密情报处信任我，所以把8万美金托付给我。但在我的头脑中携带的秘密比这要值钱得多。我和我的“影子”步入赌场，察看着每一张赌台。我高兴地发现一个我极其讨厌的家伙就在那里——一个无足轻重，但很富有的名叫布洛克的立陶宛人，他竭力摆出傲慢的下注架势，弥补矮小身材的缺陷……当布洛克报出“做庄全押上”的时候，我竟鬼使神差地脱口报出“5万美元”。我瞥了一眼弗莱明，他气得脸色铁青。立陶宛人身上显然没有那么多钱，他尴尬地在椅子里蠕动着。　　最终赌本没有输掉，弗莱明的神经大概又放松下来。不过，波波夫的故事也许有点不太可信。　　酒席上的陷阱　　弗莱明来到美国，遇到了英国情报机关驻美代表，加拿大百万富翁威廉·斯蒂文森爵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斯蒂文森是立过功勋的战斗机驾驶员，他还曾是欧洲业余轻量级拳击冠军，弗莱明把他看成一个标准的英雄。斯蒂文森还擅长在1夸脱的大杯子里调制马提尼酒。他是出了名的沉默寡言的人，那可能与他的酒量有关。弗莱明把他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中的许多特点提炼之后，移植到了邦德身上。他对斯蒂文森收藏的包括密码机在内的那些精致的小玩意特别感兴趣，他常常长时间流连忘返地观察那些小玩意的运作原理。　　1941年5月，弗莱明开始了他对大战贡献最大、最富创造力的工作。在德军入侵克里特后，他开始对奥托·施考齐尼的活动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在《探月号飞船》中以此塑造了雨果·德莱克斯这一人物。三十出头的施考齐尼，当时已在德国纳粹党中执掌大权。有一次，他率人袭击了设在克里特的马莱迈和伊拉克利翁的英军指挥部，企图抢到英国的秘密文件。他和他的手下好像非常清楚要找什么东西。弗莱明突然之间恍然大悟，原来施考齐尼率领的是一支德国情报突击队。他一面研究他们的方法，一面逐步得出结论，英国海军情报局也可以效法德国人，创建一支自己的部队。　　一次，他和英国同事在皮卡迪利大街的司各特餐馆请一些德国战俘吃午餐。他打算灌醉被俘的德国潜水艇艇长和驾驶员，从他们嘴里打听他们是如何避开在挪威和丹麦之间连接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斯卡格拉克海峡内的盟军布雷区的。弗莱明先是巧妙地设法放他们出战俘营“观光”，然后，他和他的同谋扮演被迫为政治家打仗的急于亲近他们的友好军官的角色。然而，酒精还没有起作用，就有一个侍者注意到那些德国人的衣着很古怪（更不用说口音了）。特别调查局派员到餐馆了解情况，最后把所有人统统逮捕。这是弗莱明的一个不太成功的计划，结果弄得戈弗雷相当难堪。　　事后，厚脸皮的弗莱明若无其事地又着手实施另一个类似的计划。偶遇德国沉设的俾斯麦号舰上的一个军械官之后，他策划了一次夜游，想使这个德国人，怀念战前他所熟悉喜爱的古老典雅的伦敦，满心希望他酒后泄露一些情报。这一次酒精确实如愿以偿地 他们当过间谍--十三位世界著名作家的间谍生涯 第 4 部分阅读 个德国人，怀念战前他所熟悉喜爱的古老典雅的伦敦，满心希望他酒后泄露一些情报。这一次酒精确实如愿以偿地发挥了作用，但是，那个德国军官却醉得语无伦次，别提泄露什么机密了。如此结局实在可惜，因为弗莱明费尽心机安排了那个如此美好的怀旧之夜：在“法国埃居”餐馆和几个会说德语的英国海军军官共进晚餐，然后去斯隆广场一幢讨人喜欢的房子里喝咖啡，欢度良宵。日久天长，连弗莱明本人也逐渐认识到这种出游计划太不可靠，难以找到真正的成功机会。   弗莱明的私家军 1942年初，弗莱明的思路回到了施考齐尼及其情报突击队上面。当时海军情报局正在筹划袭击法国海岸。弗莱明建议由一支他称为“情报清道夫”的特种部队，配合常规的先锋突击队行为。戈弗雷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同意弗莱明负责指挥。这显然是弗莱明发挥创造力的大好时机，但是同意的命令下得太迟，他无法把方案考虑得尽善尽美——实施起来可能得非常谨慎，并不断进行调整。　　当袭击法国海岸的时机成熟之际，弗莱明挑选了两名海军上尉，拨给他们一支由十名精锐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的掩护小队，命令他们偷袭德军指挥部。弗莱明又一如既往地请求戈弗雷允许他和小队一起去——可是他也明白希望渺茫，他太重要了，戈弗雷不能失去他。尽管如此，他还是获准在一艘参与进攻的军舰上观战。可惜由于加拿大部队的耽误，他的情报小队未能离船登陆。　　不管怎么说，至此弗莱明感到他的想法得到了重视，他还会有机会大显身手。这个机会最终在1942年夏末到来了。当时，海军情报局正在计划配合英美联军进攻北非。对于这一次尝试，弗莱明拥有足够的时间，更为细致地组织他的情报突击队。他认真挑选了两名指挥官：北极探险家昆廷·莱利和在先前袭击圣纳撒尔中坐镇旗舰的邓肯·柯蒂斯。弗莱明得到了七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士兵。他奉命负责训练这支队伍。这些优秀的士兵正式被称为“30突击小分队”，私下被称为“弗莱明的私家军”。柯蒂斯说：“伊恩太兴奋了。你会以为他也是一名即将出发的突击队员。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大冒险。”为了训练手下这些人员，弗莱明把他们带到苏格兰营地，在那里学习如何爆破保险箱，溜门撬锁，以及破门而入。一旦他们掌握了那些技术后，他又把他们带到白金汉宫中的一幢房子里，再学习有关轻便武器、雷达、伪装地雷、布雷区、葛里炸药、可塑炸药的知识，以及如何把情报译成密码和破译密码等技术。这一切都给詹姆斯·邦德的历险活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专门知识。　　——俟踏上阿尔及尔的土地，弗莱明的人马立刻证明了，他们没有辜负还在那儿甩笔杆子的总指挥的一片苦心。在几分钟的登陆过程中，他们征用了一辆法国卡车及其受惊的司机，并意外地发现了意大利人的海军司令部驻地。意大利人被敌军的突然袭击搞懵了，根本来不及烧毁秘密文件就被捕了，弗莱明的私家军满载档案、密码本、德国和意大利正在使用的暗语以及舰队战术命令等材料凯旋而归。这不啻是英国情报部门的一次大捷。　　至此弗莱明的“30突击小分队”已经证明，它足以承担未来的各种行动任务。弗莱明力争扩充队伍规模。结果，他又得到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一个班，用以加强突击队的防御和攻击力量。弗莱明的私家军还得到了自己的运输工具和正式身份，其标志就是他们的特殊军服——卡其布战斗服和海军军帽。　　然而，这是弗莱明最后的军事成就，因为戈弗雷上将调任皇家海军驻印度将官，他的接替者——海军准将E·G·N·拉什布鲁克，却并不怎么赏识弗莱明。弗莱明的影响力虽说削弱了，但私家军却越来越强大，并仍旧处在弗莱明的严格控制之下。1943年4月，英美联军在北非海岸与蒙哥马利的第八军团会师时，“30突击小分队”搞到了最新的、完整的、西西里沿岸全部防御工事和雷区分布图，对攻占西西里岛作出了重大贡献。最后，这支队伍一分为二，一支配合盟军进攻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另一支回到英国后，继续在弗莱明领导下受训。私家军的编制此时又扩大了。弗莱明启用罗伯特·哈林充任部队的地雷专家。另一个被启用者是著名的播音员、作家拉尔夫·伊沙德。这支部队受训是为D日进攻作准备。当他们计利在阿罗兰什滩头登陆，阻止德国人破坏他们的大雷达站，此时私家军人数已增至150名。多亏弗莱明的周密计划，这次袭击又获成功。但是，由此在私家军中产生的骄奢淫逸的风气，却激怒了思想单纯的弗莱明。他的传记作者约翰·皮尔森写道：　　当他队伍里的人擅自开始实施那种给詹姆斯·邦德带来无上光荣的孤胆行为时，弗莱明的反应是大发雷霆，犹如笨手笨脚的部下对最佳的计划不屑一顾时老M的表现。在这种怒火之下，似乎蕴藏着均衡主义者的强烈失望，他对事物的单纯而美好看法，又一次被现实打破了。　　实际上，弗莱明已经开始怀疑他的私家军是不是由于他埋首办公桌的缘故，他们正在逐步脱离他的控制。行动中弗莱明在部下面前，不是一个精明老练的领袖人物。　　大战日益接近尾声，“30突击小分队”不断缴获大量先进的德国装备，其中就有第一艘德国单人驾驶潜水艇。当盟军攻入德国本土的时候，弗莱明的私家军，袭击了汉堡的潜艇工厂和埃肯福德的鱼雷试验站，最后挺进到符腾堡森林里的坦巴赫地区的一座城堡，发现了一座密窟，里面藏着起自1870年的德国海军档案，以及比较有用的新材料。弗莱明亲自乘一条渔业保护船，把文件和一个企图焚毁文件的德国海军上将一起带回英国。弗莱明给“30突击小分队　”的最后指示是：“立即找十二位德国海军最高指挥官，命他们每人写一万字，解释德国为何海战失利。”这最后一笔是典型的弗莱明式的奇思妙想。　　1945年11月4日，弗莱明离开了海军情报局。临行时戈弗雷上将对他作出了最后一句闪光的评语：“他的热情、才能和见识都是无与伦比的，他对海军情报局的战时发展和组织活动作出了巨大贡献。无须多言，仅此足矣。”   从“金眼”别墅里走出来的“邦德” 复员之后，弗莱明重操战前收集珍贵藏书的旧业，并在牙买加买下了“金眼”别墅作为他的写作书斋。“金眼”其实是海军情报局的一个针对佛朗哥的行动计划的代号。海军情报局计划，如果佛朗哥决定投靠纳粹就封锁直布罗陀海峡。但是，弗莱明坚称这个名字来自卡尔森·麦库勒斯的小说——《金色眼睛里的影像》卡尔森·麦库勒斯是美国“南方文学”流派中代表性的女作家。以擅长描写孤独者的内心世界著称。《金》一书出版于1941年，曾改编成电影。。凯姆斯利勋爵在他的报业集团里，给了弗莱明一个对外新闻服务部经理的高位。工作悠闲，薪俸可观，他闲下来就去旅行——尤其爱去他心爱的“金眼”别墅。　　罗伯特·哈林有一次问弗莱明战后打算干什么，他回答说，要写一部“旷世间谍小说”。1952年1月，他实现了诺言，写出第一部邦德惊险小说《豪华赌场》。邦德丛书的销售奇迹已经谈得很多，此处无需赘述其成功的原因。弗莱明的俄国之行及其令人咋舌的战功，为他所有的邦德冒险活动提供了极好的素材。邦德是达斯科·波波夫和西德尼·雷利（俄国间谍大师）的合成（尽管弗莱明认为邦德从未达到他的创作要求），当然，邦德身上还有弗莱明本人的影子。邦德像他一样讨厌房间里的鲜花，喜欢鱼子酱和不甜的马提尼酒。不过，007小说虽然十分畅销，邦德仍是一个苍白的一维人物，只不过是理查德·汉内或布尔道格·朱蒙德的更加通达世故的翻版而已。然而不管怎么说，邦德体现出了50年代的思潮：他虽然爱国，但他却是滥杀无辜的外国人，不论好坏随随便便就和女人上床。他代表着那个时代里，某些人梦寐以求的道德沦丧的肉体自由。但是，弗莱明自己的冒险生涯，远比邦德的要精采奇异得多。　　邦德的性格尽管无关紧要，但是俄国人却把他当作一个严重威胁，把他和斯默希的交锋看作是一种反俄宣传。克格勃为了反击邦德，委托保加利亚作家·古雅什写了《扎霍夫的使命》，在书中邦德败于一个共产党英雄之手。这本书在《共青团真理报》上以“阿瓦库姆·扎霍夫大战007”为题连载。1968年终于在英国出版了一个译本，此时弗莱明大约已故世四年。   格雷厄姆·格林简介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第三个人》《一支出卖的枪》《密使》《我们的人在哈瓦那》《人性的因素》《荣誉与权力》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我们的人在哈瓦那》《忧虑重重的内阁》《事情的实质》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军情六处的情报员，被派往非洲工作。　　格林1904年出生于英国中部赫特福德郡。曾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学学院攻读历史。当过记者，信奉天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军情六处的官员被派往非洲。战后他创作了大量的间谍小说。被指控的间谍作家。　　1923年，俅·辛克莱上将接替曼斯菲尔德·卡明上尉，担任军情六处处长，但由于他年事已高，工作逐渐由他的几位副手斯图尔特·孟席斯，瓦伦丁·维维安和克劳德·丹西接管。这三人中孟席斯权力最大　，格雷厄姆·格林就在他手下工作，基姆·菲尔比也是根据他的命令被录用进来并得到提拔的。孟席斯精明强干，但属墨守成规、不合潮流的人。在他任职期间发生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思的变节事件。   “卖国贼”的儿子 1939年冬，格雷厄姆·格林虽然通过了体检，但未被批准入伍。后来经过种种努力，他终于被录用为情报部战时参谋人员。格林发现他所在的部门存放着一些像休·沃尔波尔、迈克尔·阿伦和杰弗里·温这样一些著名作家的信件档案。马尔科姆·莫格里奇当时也在情报部工作。他们俩饶有兴趣地阅读了这些表示愿为国王和国家效劳的信函。　　格林的父亲，查尔斯·亨利·格林是赫特福德郡伯克哈姆斯德学校的校长。读初中时格林快活得很，但进入高中后不久，他就觉得不自在了。他在1971年出版的自传《一种生活》中写道：“我离开了文明，进入了一个有着奇异风俗但充满着困惑的野蛮国度，我成了异乡人，嫌疑犯，一个不折不扣的猎物。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猜疑的国度。因为我父亲是个校长，所以我就像个‘卖国贼’的儿子”。　　格林的哥哥雷蒙德不仅是个级长而且还是学生会主席，毫无疑问，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卖国贼”的帮凶。格林觉得自己处于各种反抗力量的包围之中，要么背叛父亲和兄长，否则永远被周围的人排斥在外。他的堂弟本是格林家族中的“有趣人物”之一，当时是初中年级长，他却没有这种压力，格林认为他暗中反对雷蒙德。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被不公正地投入监狱时，格林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同情。　　为了减轻学校生活给他造成的痛苦，格林一头埋进书堆，并渐渐迷上了约翰·巴肯的主人公理查德·汉内。他会藏身于伯克哈姆斯特公地，把自己想像成巴肯笔下的主人公。随着校园岁月的流逝，他的孤独感愈益加剧，他觉得这是由于他不知倾向哪一方为好所造成的。背叛的主题由此根植于少年格林的脑海里，并构成了1939年出版的小说《特务》的写作基础。这部突出被追捕者的小说大受基姆·菲尔比的推崇。虽然格林对自己的作品一贯很挑剔，但这部作品他一直非常喜欢，因为它用道德原则揭示外国间谍进退两难的精神世界。   寻求刺激 格林最初的间谍经历有些不同寻常。1924年当他还是牛津大学学生时，他读到一本杰弗里·莫斯写的书名为《战败》的短篇集。莫斯在书中描写了德国被占领区的情况，有一次法国当局试图在廖泽尔河与莱茵河之间组建独立的帕垃坦共和国，并已经把德国罪犯从法国监狱和马赛等地转移到那儿，目的是让他们为法国当局效劳；但英国和美国政府反对这一计划并阻止了这一行动。　　格林之所以会写信给德国大使馆，自荐当他们的通讯员，是因为他既喜欢冒险，又十分关心那儿的局势，他寄去了他当通讯员和目前担任《牛津展望》刊物编辑的证书。也许编辑这一职务打动了德国人，他竟很快得到了答复。一天傍晚当他回到巴利奥尔的寓所时，发现有个陌生人在他屋里喝着白兰地酒。这个自称康特·冯·伯恩斯托夫的男人是德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不过这身份是格林以后证实的。格林还发现这个白白胖胖的冯·伯恩斯托夫是个穷奢极欲的同性恋者，常去“阿比西尼亚”——一个相当隐蔽的黄色夜总会。但冯·伯恩斯托夫不完全是个享乐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开通一条帮助犹太人从德国逃往瑞士的秘密路线。他最后在莫阿比特监狱被处死。　　不久，经常去格林宿合的不仅仅是冯·伯恩斯托夫，还有其他德国侨民，他们中许多人酷似音乐喜剧里的人物角色。来访者中有冯·伯恩斯托夫的表兄，他十分引人注目，他的一只洒了香水的手套遣忘在格林那儿；还有一位头衔繁复的年轻人和一个脸有疤痕、人称P上尉的诡谲老头。格林以后在军情六处的经历，使他得出与莫格里奇相似的结论：谍报活动是一种游戏，玩者通常是一些古怪的人。   打着救济会幌子的绑架组织 几星期后格林被召到德国大使馆，在那儿冯·伯恩斯托夫亲手递给他一只内装25英镑旧币的信封——去德国“度假”的费用。为了预防万一，冯·伯恩斯托夫叫格林烧毁信封。　　图片一个面容阴险的老头　　格林的父亲看见儿子与一些陌生人来往，很是担忧，主动提出承担这笔旅游费用，但格林拒绝了。他仍沉醉于冒险的遐想之中。于是他与作家克劳德·科伯恩一起去了德国，格林的堂兄图特（爱德华·格林）因为会讲德语也随同前往。此行是以一个略带戏剧色彩的场景为开端的：当他们安然登上去哈维希的火车，在包厢内坐定时，门突然被打开了，P上尉溜了进来，在他们身旁坐下，他脸上因决斗而留下的伤疤瞧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狰狞可怕。后来格林在《一种生活》里描写道：“车厢里的笑声戛然而止，我们竭力想使自己看上去像个符合身份的观察员。”　　令他们扫兴的是，此行并未和风云诡谲的间谍世界发生任何联系。尽管P上尉的出现带有神秘色彩，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平淡无奇的旅游。在科隆他们会见了一位政治领袖和一位实业家；在埃森他们目睹了一家工厂因工人罢工而变得一片死寂。他们开始集体构思一部巴肯风格的惊险小说，可毫无结果。在爱德华·格林的记忆中，那次旅行是一次充满困惑的体验：“我们坐在克虏伯斯的会议室里听人演讲，格雷厄姆在作记录。旅游期间，他是个热情的同伴，但喜怒无常——情绪波动很大。我们受到热情款待，住的旅馆都是非常豪华的。旅行过程中我注意到格雷厄姆是一位目光非常敏锐的观察家。”　　直到进入被占领区附近的海德尔堡时，他们想体验间谍生涯的愿望才得以实现，但非常有限。在访问帕垃坦流亡者救济基金会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打着救济会幌子的绑架组织，头子是一名身穿灯笼裤，人称“埃伯莱因医生”的男子。埃伯莱因雇佣年轻打手以最快速度驾车驶入法国占领区，绑架与法国当局合作的德国官员，然后在没有正常法律程序的边地法庭上以重大叛国罪加以判决。格林回到英国后给冯·伯恩斯托夫写了封信，暗示资金难以从秘密的民族主义组织那儿运送进被占领区，他还指出，让一名牛津大学的在读生当信使，极不容易引起怀疑。冯·伯恩斯托夫回信说，柏林的“朋友”问他，是否有兴趣返回法国占领区，与分裂主义者的领导接触一下，弄清他们未来的计划。这个建议使格林欣喜万分，心想他终于在十九岁的时候走上了间谍之路——这是一种将脱俗与“冒险”相结合的生活。在以后的岁月里格林热衷于“冒险”，他在《一种生活》中写道：“我猜想……所有的小说家都有与间谍相似的地方；密切观察，偷听，探索动机，分析人物性格，为了文学甚至不讲道德”。   两面人 1924年的整个秋季学期，格林在自己的寓所里继续接待陌生的外国客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一方面他要听指导教师的课和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另一方面他又要同伯恩斯托夫接触，他还完成了第一部未发表的长篇小说。不久，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一名双重间谍。《爱国者》是一份右翼杂志，老板是诺森伯兰公爵，此刊物支持过主张独立的分裂主义者。格林非常殷勤地表示愿意充当他们在特里尔的通讯员。他们对这一提议甚感兴趣，因为格林不计报酬，而且还是一名巴利奥尔的学生。假如格林能反映他们的观点——不夹杂任何其他观点——《爱国者》将乐意雇佣他。格林随后给伦敦的法国大使馆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他将在特里尔为《爱国者》撰稿，如果他们有什么指示的话，他乐意接受。　　遗憾的是他想当双重间谍的梦没有圆成。着手解决德国战争赔款问题的道威斯计划已经制定，欧洲各有关国之间已达成一致的协议。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不再需要格林了。马里耶·弗朗索瓦斯·阿兰在他的《另一个人：与格雷厄姆·格林的谈话》一书中引述了格林的话：“与其当特务，还不如当个双重间谍。可我得到通知，他们不再需要我所提供的服务了。作为我学生生活中一个重要内容的那些神秘的德国人全都不可思议地消声匿迹了”。他在《一种生活》中评述道：“谍报工作是一门奇特的职业——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根本不讲道德，不考虑经济利益，甚至不考虑国家利益的职业——为当间谍而当间谍”。   菲尔比其人 格雷厄姆·格林是由他姐姐伊丽莎白介绍进军情六处工作的，他姐姐在特务机关当私人高级助理。当命令下达后，格林相信谍报机关大门是很容易进的。这就是为什么格林始终觉得菲尔比所说的他畅通无阻地打进了英国情报机构的话是非常确切的。菲尔比案件发生后，他们按照名字查阅了他的档案，答复如下：“历史清白”。他比格林更幸运，因为格林早已在警察局备过案。电影明星秀兰·邓波尔指控他有诽谤行为，这起因于他发表在新文学杂志《日日夜夜》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格林的材料不仅被呈送到C（孟席斯），而且还转送到检查总长那儿。格林相信菲尔比有一阵子甚至吃不准自己是否真的打进了秘密情报局，因为他最初的报告使得与他联络的苏联情报官得出结论：也许他应该离开这个并不是他们要打入的组织。　　格林喜欢菲尔比写的《我的无声战争》一书。在他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评述道：“我们听说（书中）有大量说教内容，但实际上一点也没有，除非他庄严阐述自己的信念和动机的话可以称作宣传。”不过，格林用犀利的批判眼光评论了菲尔比对第五部主任费利克斯·考吉尔的控制，并视之为自我放纵的权力游戏之一。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格林最后没有接受菲尔比提供的晋升机会。但是《我的无声战争》中菲尔比承认他排挤走考吉尔是为了便于“接触枯燥乏味的材料”。格林现在意识到他当时把菲尔比看作一个喜欢操纵别人的利己主义者是错误的，他现在认识到菲尔比只是在为一种完全不同的事业服务，在军情六处根本没有任何个人野心。　　格林愉快地回忆起他们星期天经常在圣奥尔本斯餐馆共进午餐的情景，边喝边聊无拘无束，因为他们只有在中午才有数小时的消遣时间。当在执行火灾警戒的时候，他们也会在伦敦圣詹姆斯街后面的一个酒吧里碰头，并喝上一盅。格林回忆，如果有人判断错误的话，那肯定是因为菲尔比用非常风趣的话遮遮盖盖地淡化或掩饰这一切，“他对自己的同事很讲义气，当然对于他对另一种事业的‘忠诚’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潜伏非洲 格林和莫格里奇一样，也是作为军情六处的官员被菲尔比派往国外的。1941年冬，他搭乘一条小货轮“埃尔登—登普斯特”号，沿着一条曲折迂回的航线，在军舰的缓缓护送下穿越北大西洋，前往西非的塞拉利昂。他将途径弗里敦去拉各斯接受训练。（这已不是他首次前往法属西非，1934年他访问过那儿）。格林通过写一部篇幅不长的书《英国剧作家》，或在船上图书室内苦读来消磨时间。他还随身带了一箱书籍，但他在塞拉利昂的逗留期间要靠这些书来消遣，所以在船上他不愿去翻动它们。航程大半过后，格林替《忧虑重重的内阁》设想好了情节，也读完了侦探小说家迈克尔·英尼斯写的一部书。躺在睡铺上，格林犯起了乡思病。蓦然，他决定写一部逃避现实的惊险小说。　　1941年12月30日，漫长而又单调的航行因突然瞧见葡萄牙班船上闪耀的灯光而显得有了些生气。这种中立国家的班船将支配格林在弗里敦的生活，因为它们涉嫌走私不纯的金刚钻，而他后来将这些素材写进《事情的实质》的情节里。　　1942年1月3日，格林终于抵达弗里敦。他在日记中写道：“天气酷热，大约上午10点。弗里敦背后的山冈笼罩在薄雾和高温之中。中午之前我们进了港。港湾很大，但十分拥塞，许多船在忙着装运。奇异的水泡状山脉，黄色的海滩，具有诺曼底建筑风格的英国圣公会大教堂历历在目。”随即格林被派往拉各斯接受三个月的训练，在那儿他刻苦学习编码和译码的技术。他和一名同事住在一栋以前归警方用的平房里，这房子坐落在一条小河边，蚊子成灾。夜里他们不得不打着火把捉蟑螂。　　训练结束后，格林回到弗里敦。他住在欧洲人住宅区，那儿全是平房，地处山脚，上面有避暑山庄。他住的那栋房子是一名叙利亚人建造的，两层楼结构，有楼梯间。起初，格林还弄不明白，为什么地方军医认为这房子不符合医生要求，后来雨季来临，房子地基很快变成一块沼泽地，其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而且对面的运输营地还招引来了许多令人惊恐不已的苍蝇和秃鹫。不过，他很快就稳定下来了，将平常仅有的一些空余时间用来写《忧虚重重的内阁》一书。　　早晨6点用早餐，7点格林通常驾驶他那辆莫利斯牌轿车前往市区采购东西，并从警察局长那儿领取密码电报。他以假身份为掩护，通过这些密码电报与特别行动部保持联系。回家后立即破译电文，然后起草回电，写报告；吃过午饭，午睡片刻，醒来后喝点茶，4点30分他通常沿着一段废弃的铁路轨道散步。这段铁轨位于避暑山庄下面半山坡上，欧洲官员曾经使用过它。从那儿他可以俯视弗里敦海湾。“玛丽皇后”号常常停泊在港内，搁浅的“爱丁堡城堡”号在废酒瓶堆上腐烂。黄昏时分，他便回家。这里耗子很多，且喜欢傍晚出来透透空气，他想赶在成群耗子出现之前洗完澡。有一次他回家迟了，发现一只耗子竟蹲伏在浴缸边沿上，令他气不打一处来。更糟的是没法对付耗子夜间出来活动的怪癖，醒来常常发现一些耗子咬住卧室里的窗帘快活地荡来荡去。要不是蚊帐起了隔离作用，他的床连同他的身体早就成了它们嬉戏的场所了。格林觉得正是这种插曲使得《忧虑重重的内阁》失去了一些原本应该有的幽默。   葡萄牙班船上的嫌疑犯 尽管有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已38岁的格林还是爱上了非洲。他日子过得很快乐，惟一的问题是他没时间写作。不过，他还是想方设法完成了《忧虑重重的内阁》，用打字机把书稿打出后寄给了出版商。有时他也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内地旅行，这是他最愉快的经历之一。第一次是1934年，他搭乘窄轨火车去靠近利比里亚和法属几内亚边境的彭登布，这在《没有地图的旅行》中有描写。他发现这些年来那儿没发生什么变化，他坐在火车上的“服务员”专座上，睡在“服务员”的铺位上，以“服务员”的身份领用油灯和食物。火车在泊站停下过夜——乘客们下来住进政府管理的休息大楼，第二天一早火车喷着气，缓缓爬坡朝彭登市驶去。由于格林对彭登市宾馆内的厨师存有疑心，所以他在铁路边吃起了罐头晚餐，野餐桌轻巧地支在铁轨上，十分有派头。　　格林在弗里敦是能享受就尽量享受，但很快陷入了经济困境。伦敦来的电报毫不客气地指出，离开驻地的官员每天所能得到的津贴是3畿尼——足以支付旅馆费用，电报还要他确认他会调整好开支的。格林对此的反应是打开办公室的保险箱，取出40英磅纸币，放入自己的口袋，然后回电声称已调整好开支。　　他同住在拉各斯的顶头上司合不来，其实一开始他们就互没好感。他的老板是个对非洲情况根本不了解的病态者，他发觉格林会耍花招，而且脾气暴躁不易对付；而格林以洗练的文字写出的不无讽刺意味的报告搅得他寝食不安，弗里敦送来的文件袋他常常有意拖延几天才打开，为的是尽可能迟点读到格林影射的文字。他视格林为粗鄙的业余密探，难以约束的人；他甚至试图断绝格林的资金来源。不过格林能向他的朋友警察局长借款，所以这一办法没有奏效。当格林计划去利比里亚边境的凯拉汉旅游时，他与老板的冲突更为明显了。他很快接到一份电报，要他别离开弗里敦，因为葡萄牙的一艘班船马上就要到了，所有来自安哥拉的葡萄牙船只都必须接受检查，以防混入非法邮件和走私工业金刚石。但格林认为这纯属警察局的工作，于是拒绝执行。他甚至向伦敦提交了辞职书，但伦敦没有同意，菲尔比帮他摆脱了来自拉各斯方面的麻烦。　　突如其来的解脱，使格林重新精神抖擞地开始了因忙于应付矛盾而一度放弃了的写作。其实船上很少发现有金刚石，邮件也从未发现有什么问题。惟一引起注意的事件是据说一条早已离港的班船上有一名间谍嫌疑犯，殖民部大臣命令海军前往拦截，然而没有人被逮捕。令人诧异的是从一名受到怀疑的乘客身上搜出一本通讯录，上面有格林的法国朋友翻译家德尼·克莱罗万的名字，而这个法国朋友后来被德国人发现是英国特工人员，最后死于集中营。　　不光彩的审讯方式　　在弗里敦写作困难重重，而将书稿寄回国也是个问题。格林意识到，如果他将仅有的手稿作为邮件托运回国，万一遭到潜水艇的袭击，那他就有可能遗失整部作品，所以每天晚饭后，他用一根手指费劲地打字，复制书稿。　　《忧虑重重的内阁》仅仅因为题目吸引人而被美国一家影片公司悄悄地买去了版权，尽管格林对小说的结局并不满意。他希望自己能用不太离奇的手法处理一连串的间谍事件。不过，他认为特别行动部的普伦蒂斯先生这一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这一角色是依据在军情六处工作时结识的某个人所创作的。　　确实，格林在后期创作中大量使用他在弗里敦时所观察到的材料。他保存着一本小笔记本，里面记录着他在那儿工作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他觉得这些材料没准会闪现一些将来可以用作小说主题的思想火花。其中一部分已计划用在以弗里敦为背景的小说《事情的实质》里。　　许多发生在他执行任务期间的事情不是令他恼怒就是令他作呕，特别是那个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海员的案件，那人被怀疑是法国间谍。格林的任务是讯问他，但他得到指令，用一种特别不光彩的方法胁迫嫌疑犯就犯。这位年轻人有个情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假如他供认不讳，就能回到她身边，要是他拒不承认，格林就不得不告诉他，他将作为残余战俘而遭拘留。格林大为恼火，因为他知道这也是警局的分内事，结果却踢给了军情六处。他不认为自己是被雇来干这种卑鄙的胁迫勾当的。于是他毫无结果地提前结束了讯问。　　为了从同伴那儿得到些慰藉，格林常常用密码电文与在洛伦索马贵斯的马尔科姆·莫格里奇互通信息。他们以前并不亲密，在英国的时候他们还互存戒心。然而在这里，他们俩都忍受着某种孤独。相同的境遇成了一种巨大的安慰，甚至成了一种粘合剂。他在拉各斯度过的三个月和在弗里敦工作的一年里，为了安全起见，格林没有写日记。他为未能留下记载他那段奇特经历的材料而深感遗憾，只是依稀记得并无恶意的军情五处人员逼疯警察局长和自己与两千英里以外的上司争辩这样一些插曲。他并未意识到，一部小说将产生于那些岁月。五年后当他开始写作《事情的实质》的时候，由于缺乏详细的记载材料，他的情绪大为低落。　　在那本书里，斯科比少校——日益衰败的西非殖民地的一名警官因默默无闻而得不到晋升。为了送幻想破灭的妻子路易丝回伦敦度假，他向叙利亚商人约瑟夫借钱。斯科比是一位天主教徒，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为了使他妻子幸福，他什么都愿意干。可后来他追求异性，爱上了一位年轻姑娘。于是，他的良心和他对上帝的真诚的爱使他陷入了危机，最后惹出了祸。格林大量利用了他在弗里敦的经历。   假情报 当格林1944年回到伦敦时，他发现自己已不适合在军情六处工作了。他回归的是菲尔比的部门，这个部门负责伊比利亚半岛的反间谍活动。格林是专门负责葡萄牙的。菲尔比在《我的无声战争》中评述道：“高兴的是格林被分配到我的部门，我让他负责葡萄牙……他在寄来的信件中发表的尖刻的评论使我每天在精神上得到些恢复。”　　在葡萄牙，德国反间谍机关的某些官员一直向国内寄送完全编造的报告，报告中提及的情报来源于假想的特工人员。他们之所以这么干，是为了增加个人收入。他们想中饱私囊，确保工资和经费源源不断。既然德国政府已处于如此摇摇欲坠的危险境地，人人都想乘机捞一把。当时格林想到过，如果他不满足于自己微薄的工资，在西非玩这相同的把戏那简直是易如反掌。比如他可以利用一份有关法属几内亚的维希机场的报告。写这份报告的特工是个文盲，数学盲，根本不识罗盘上的罗经点。他声称某一混凝土制的车库里藏着一辆坦克，然而格林早就收到另一名特工写来的报告，得知那个车库里存放着的全是破旧的长统靴！凭经验格林知道平淡无奇的报告更可信，所以他认定先收到的那份报告是准确的。尽管格林断定那个文盲是不称职的，但他的上司们却认为他的报告“非常有价值”。格林对“特别行动队”送来的报告也不敢轻信，因为他们的情报来源显然是相同的。靠胡编乱写报告骗钱的主题十二年后在格林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我们的人在哈瓦那》里终于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由于当时格林认为菲尔比在玩权力游戏，所以他放弃了晋升机会，并在1945年离开了秘密情报机构。他抱着能被派往战后法国的愿望，来到外交部政治情报局工作。该情报局虽然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并未履行诺言。于是他去贝德福德街的“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工作。格林觉得他留给军情六处的惟一礼物是他独立编纂的一册只有20本复制品的《名人录》。其中包括在亚速尔群岛活动的德国间谍名单和两篇简论该群岛行政管理和农业情况的文章。他还收进了一篇基姆·菲尔比写的旨在为英国侵略军提供帮助的文章，是论无线电通讯的。   如何使“威尔逊”离开阳台？ 在“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格林与道格拉斯·杰罗尔德共用一间房间。杰罗尔德和格林一样也是皈依天主教的教徒，但他成了极右分子，支持佛良哥将军；而格林当时更倾向左翼，提? 他们当过间谍--十三位世界著名作家的间谍生涯 第 5 部分阅读 在“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格林与道格拉斯·杰罗尔德共用一间房间。杰罗尔德和格林一样也是皈依天主教的教徒，但他成了极右分子，支持佛良哥将军；而格林当时更倾向左翼，提倡天主教与马克思主义对话。他们俩构成了极易冲突的统一体。　　1946年当格林开始写作《事情的实质》时，他很快发现在塞拉利昂编写和破译没完没了的密码电文阻碍了他创作能力的发挥。他还发觉写作这本书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因为他私人生活远非轻松自在。他在1980年出版的《出路》中写道：“我一直以为战争通过闪电战、被潜水艇击沉的船只；在非洲则借助里尿病毒带来死亡，以此作为种种解决方式；然而我在这里活着，将不幸带给我所爱的人们，干着臭名昭著的勾当。”格林的堂兄爱德华透露，是他妻子维维安使格林皈依天主教的。他娶她的时候她还很年轻，后来他们早已分居。　　格林在写作《事情的实质》的最初阶段就遇到的技术难题是他不知道如何使威尔逊这个角色离开阳台。他正在西非殖民地的一家旅馆的阳台上注视着主人公斯科比警官。很显然，两部完全不同的小说都可以始于阳台，格林必须作出抉择。最后他决定与其写一部娱乐性的作品，还不如写一部严肃小说。但小说完稿后格林对它并不满意，觉得情节太多，宗教道德思想强调得太过分。然而，尽管他有许多遗憾，但事实上读者对这本书还是十分欢迎的。他否认他的好朋友塞拉利昂的警察局长是斯科比的原型人物，他也否认威尔逊是根据他所认识的任何一个在西非海岸活动的军情六处情报人员塑造的。惟一取材于他特工生涯的真实细节是葡萄牙班船和以此为非法运输工具的金刚石，以及信件。   维也纳“谍影” 1948年格林在维也纳为亚历山大、科达试写电影剧本，结果不仅使令人难忘、风格独特的影片《第三个人》上演，而且此剧本还改写成了同名小说，并于1950年出版。《第三个人》不是一部真正的间谍小说，但很容易使人想起间谍活动一直很猖獗的维也纳。战后维也纳被四个列强瓜分，它们各有自己的地盘。1948年2月格林来到这座城市里，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句话：“一星期前当哈里的灵柩埋入二月冻土之中时我已向他作了最后的告别，所以当我在施特兰德的人群中看见他视同陌路地从我面前走过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施特兰德在这部影片中成了一个更有异国情调的外景，但哈里·利姆这个人物给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格林曾和一位向他透露过“地下警察”情况的情报官员共进过午餐。这位情报官员告诉他“地下警察”在纵横交错的下水道巡逻，这个巨大的地下网络已成了这座被肢解的城市的地下走道。这支特殊的警察部队主要是拦截来自这四个地区的间谍。另一个激发格林想像力的因素是人们可以从设在人行道上的不引人注意的广告亭内进入下水道。　　巴西电影导演阿尔韦托·卡瓦尔坎蒂也请格林替他写个电影剧本。为此，格林决定写一部间谍题材的喜剧剧本，取材于他在葡萄牙时所了解到的有关德国间谍机关欺骗行径的情况。《我们的人在哈瓦那》中的主人公沃莫尔德是个经济上没有保障的真空吸尘器推销员，却有个花钱大手大脚的女儿。军情六处把他吸收了进来。为了维持日趋好转的经济状况，沃莫尔德声称他已发展了一些其实根本不存在的谍报人员，接连不断地向伦敦发送有关他们的假情报。卡瓦尔坎蒂在正式开拍这部影片之前，决定先征得军情六处的许可。结果非常不幸，军情六处很快给了他答复：嘲弄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影片是不会获得许可证的。至少卡瓦尔坎蒂是这么对格林说的。对整个计划已丧失信心的卡瓦尔坎蒂心想会不会只是因为他没有编造出一个能推卸掉责任的借口，才遭此厄运。然而格林并不打算搁置这个不恭的主题思想。当他后来访问哈瓦那时，他明白这儿才是上演这部离奇喜剧的地方。沃莫尔德完全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那位征召新兵的军官霍索恩喜欢躺在床上通过电话给他的厨师下达命令的习惯则是辛克莱上将的习惯做法——这一细节是辛克莱的侄女告诉格林的。　　对格林来维也纳，俄国人心存疑团，因为他们知道他在秘密情报局干过，猜测他是来维也纳接管军情六处分设机构的工作的。他们还了解到格林曾是共产党党员，但这段历史非常短暂。据说一名克格勃特工曾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对等官员说过，遗憾的是格林只能以小说家的资格在维也纳逗留，因为他现在比那儿的英国特务机关头子更清楚地了解发生在下水道里的事情。　　《沉默的美国人》（1955年出版）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幕后活动为背景，呼吁人们运用常识防止一场小规模的残杀演变成大规模的屠杀。这是一部含义深刻的小说，只能出自目光敏锐的前情报官员的手笔。   两种忠诚 几年后，在布伦特曝光之前，格林写出了《人性的因素》，小说的背景放在前苏联。这是反映特工内幕的最冷酷的小说之一。非正统派主角莫里斯·卡斯尔是个双重间谍。情节的发展极其微妙，张开的网最终以其毫不宽容的精确性围住了卡斯尔。格林战后打算写一部不搀杂任何非理性的暴力行为的间谍小说，而这种非理性的暴力行为则在以后的詹姆斯·那德历险记中可以找到。格林想把谍报工作描述为没有浪漫色彩却受到职业约束、而且领不到养老金的行当。不过他承认《人性的因素》用的都是些过时的材料，因为这部1987年出版的小说动笔动得比较早，可是写了二三年后又弃笔不写了，主要是因为发生了菲尔比的背叛事件。虽然卡斯尔这个双重间谍和其他角色都与基姆·菲尔比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但格林非常担心公众舆论会认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从菲尔比身上获得了灵感。　　在该书出版之际，格林接受了《星期日电讯报》的一次难得的采访，在采访中格林说：“在所有书中，也许《人性的因素》是最难写的了——大概还有《名誉领事》。完稿后如释重负。”他又说《人性的因素》含有强烈的离奇成分，这是在写作间谍小说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因素。在这次采访中他再次明确表示，就个人而言，他是喜欢菲尔比的。他常常自问，要是当时他发现菲尔比是个密探，他会怎么做？但由于他们那里面临的是共同的敌人，所以格林认为，“假如他醉后无意之中说漏了嘴，我也许会给他24小时澄清事实的机会，然后向上汇报”。格林对忠诚的看法在书中是显而易见的：　　互相抵触的忠诚是我经常谈及的话题，它强烈地震憾我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人性的因素对整天忙于工作的特工的作用就是家庭生活对他的影响，它从一个完全不同于领导所希冀的方向牵制他。我是指对他妻子的爱，对他所抚养的孩子的爱。我是指这种比对国家的忠诚还要伟大的忠诚。　　《人性的因素》这部小说格林写了2万5千字之后就将它束之高阁了，但时时牵挂在心。当他决定继续写下去的时候，他内心充满了疑虑和犹豫。虽然他觉得菲尔比丑闻已成为过去，但他写完后仍然没马上将书稿寄给出版商，一直考虑着是否要用笔名发表的问题。拖延的另一个原因是格林已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了。随着戴维斯这个重要人物的被谋杀，暴力悄然登场。他不认为珀西瓦尔医生是一名现实主义的英国特工人员。但他最后裁定这部小说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它的书名。他后来把小说的成功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爱情故事。   叛逃 格林给在莫斯科的菲尔比寄去了一本《人性的因素》。菲尔比的看法是卡斯尔的前苏联背景太惨淡了。菲尔比虽然认为自己是一名比卡斯尔重要得多的间谍，但觉得卡斯尔本可以像他一样为自己多作些准备。至于吸收进来的珀西瓦尔医生，他断定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珀西瓦尔多少有点像菲尔比和格林两人在军情六处认识的L医生的影子，他的诊断十有九误，声名狼藉，但他不可能杀人。格林另一位在莫斯科的朋友瓦连京娜·伊瓦舍瓦教授写信告诉他，集中供暖设施现在非常普及，前苏联使用火炉的日子已经过去。当这本小说再版的时候，格林将“火炉”改为“取暖器”。但是他没有改动卡斯尔公寓内的家具，因为他是根据《我钟情的间谍》一书中的描述设计的。这部1968年出版的《我钟情的间谍》是埃莉诺·菲尔比写的。　　格林的老朋友莫里斯·奥德莫尔德爵士发现在《人性的因素》里格林使用了奥德菲尔德手下的一名特工的化名——事实上纯属偶然，他感到十分有趣。　　格林并未把菲尔比当作卡斯尔的原型。虽然这一点非常清楚，但他确实从菲尔比的动机和活动方式上获得许多灵感。　　马尔科姆·莫格里奇在他的自传《地狱般的丛林》中写道，格林“以其独特的行家眼光来看待人们对我们的期望，冷静地探索把耻辱和其他不可思议的偶发事件化为发生在拉丁美洲的心灵之战，并使我们获得优势的可能性”。格林在他给菲尔比的《我的无声战争》写的序言中说：“今天间谍战确实已成为心理战的一部分。主要的目的是使敌方阵营内的各同盟者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猜疑。”他认为莫尔比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而且发现他工作极其勤奋——比他的同事要勤奋得多，从不惊慌失措。虽然最初他和他的同事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当他后来新设立了一个反俄国间谍的部门时，他一定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在菲尔比得到英国首相的准许参与机密工作的许可之后不久，哈罗德·麦克米伦、格林和莫格里奇三人在事先未打招呼的情况下，前往东萨塞克斯郡的克罗伯勤看望菲尔比。当时谁都没料到他们会在一个非常不祥的日子里抵达那里。菲尔比住宅的花园长满野草，门铃响过之后没有人来开门。他们透过窗户往里望去，只见地板上散乱地扔着一些未启封的邮件和小册子。厨房里只有几只空奶瓶和放在洗涤糟里的一只不干净的茶杯和茶托。格林觉得它不像一个有妻儿的男人的家，倒更像一个被遗弃的吉普赛人的营地。其实菲尔比早已离开此地前往贝鲁特——投奔前苏联的最后一站，虽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一点。　　这个住宅的荒凉景象深深地印刻在格林这个能够制造独特氛围的作家脑海里，而《人性的因素》的成功恰恰在于对主人公卡斯尔的家庭生活的描写。   约翰·勒卡雷简介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冷战谍魂》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召唤死者》《出色的谍杀》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50年代后期，加入军情五处，接受过各种各样的间谍技术培训，1960年调入军情六处工作。最初的掩护身分是英国驻德国波恩使馆上等秘书，后又担任了汉堡的领事，建造柏林墙时，帮助有价值的东德情报人员逃离苏联的控制，这是一项风险很大的任务。　　约翰·勒卡雷是戴维·约翰·穆艾·康韦尔的笔名。他1931年10月19日出生于英国沿海小镇普尔。他的童年动荡不定，充满传奇色彩。他的父亲为了假冒贵族身分，送他进圣安德预备学校。后又进入瑞士伯恩大学读书，大学期间曾服兵役，退役后进入牛津大学的林肯学院学习现代汉语。195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他过人的聪慧和观察事物的反应能力，颇受老牌间谍奈特的赏识，因此他得以进入军情五处，并以外交官的身分亲历了秘密情报工作中的无数大风大浪。　　不受间谍欢迎的间谍作家　　50年代后期，当戴维·康韦尔加入军情五处时，罗杰·霍利斯局长因涉嫌出卖情报，而受到怀疑。虽然当时康韦尔并不知道此事，但能清楚地看到高级军官之间存在着猜疑和憎恨。正当军情六处全力对付基姆·菲尔比事件时，最优秀的校官之一乔治·布莱克因向俄国人出卖情报而被判处四十二年徒刑。同时逍遥法外的安东尼·布伦特作为女王照片的保管员不仅享受着这一职位给他带来的荣耀，而且因获得爵士称号而沉浸在喜悦之中。   孤独者 约翰·勒卡雷是戴维·约翰·穆尔·康韦尔的笔名，他1931年10月19日出生在多塞特的沿海小城镇普尔。他的童年动荡不定，充满传奇色彩，专制的父亲罗尼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欢乐。他一直生活在狂妄自大、诡计多端的父亲的阴影之下。罗尼是一个奇特的人物，正如康韦尔在1980年接受《观察家》采访时对米里亚姆，格罗斯所说的：　　他是个乐天派。他的开销总是两倍于他的收入。他是个幻想家，也许是一上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喜欢使用好几个化字。很多人都觉得他有些不可思议。小时候我大概也是这样。我们兄弟俩发现自己常常过着一种既像百万富翁又象乞丐的生活。　　康韦尔五岁那年父亲因犯诈骗罪被捕入狱。不久母亲奥利夫也离家出走，直到二十多岁时才与她取得联系。戴维与他的兄弟很快明白，与他们原先以为的完全相反，他们的父亲根本没有钱。在经济上他们一直过着骗人的生活，经常发生账单未付，佣人工资拖欠的事。罗尼过去一直干着偷税漏税的勾当。他想入非非，谎话连篇。他还非常好色，秘而不宣的风流韵事不少，因而伸手向他要钱的情人也很多，这使本来就不很充足的家庭经济来源更加枯竭。为了继续假冒贵族身分，孩子们必须去私立学校读书，为此祖父母替他们付学费，让他们进了泰晤士河畔潘伯恩地区的圣安德鲁预备学校。但后来当他们仅仅依靠父亲不稳定的收入时，他们便不得不转入公立学校。康韦尔和他兄弟因而感到自己像个贼，在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层社会里不受人欢迎，并深刻意识到，父亲的抱负犹如流动的沙滩，他们的一切就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　　和格雷厄姆·格林一样，康韦尔在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忍受着童年的孤独，这种环境无论对他日后成为作家，还是充当间谍来说，意义都是很大的。1983年3月他在《南岸奇观》杂志上，怀着与格雷厄姆·格林相似的心情回忆道：“我从小就过着一种自我封闭的生活，说话极不坦率；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敌占国，因为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实在太令人震惊了，我不敢让外人知道，只得以一种伪装的面貌出现在众人面前。”他渴望成为真实世界的一分子，但他明白，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暴露家庭背景。　　康韦尔许多孤独的情感反映在他塑造的比尔·罗奇身上。罗奇是1974年出版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一书中的人物，他在瑟斯古德预备学校当学生时，感到自己无论是在劳动，还是在游戏方面都表现得非常无能，即便是校内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譬如铺床和叠衣服他都干不好……他还为父母亲离异的事而责备自己。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活得真有价值。孤独和困惑不时袭上心头。   有其父必有其子 在圣安德鲁预备学校，康韦尔初次尝试了文学创作，他描写了一匹勇敢而又经验丰富的赛马，但靠它赢得胜利的骑师却是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他在他的马鞭里装上了大号铅弹。小说完稿后他说服学校的文书帮他打了出来，后来被校长知道了，他大为恼火，厉声对康韦尔说：“这种拙劣的文学作品你想写是可以的，但必须自己掏钱请人打字。”不过，在圣安德鲁学校他还是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由于经常搬家，兄弟俩也不得不经常转学。这种动荡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使康韦尔养成了追求个人享受的习惯。他会在寝室里想方设法占据最佳床位，他会留心寻觅最多情的女郎，他会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与厨师建立起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父亲罗尼也没闲着。他开办了数十家没有任何资本的公司。50年来他不止一次破产，但他从不吸取教训。他先后有过三个妻子，数十位情人，还有许多善解人意的朋友，但他们常常受他捉弄，成了他的牺牲品。他的外表如同他的生活方式，显得很有身分，这对一个骗子来，是再理想不过了。他在切尔西有一套公寓，在杰明街设有许多办事处。他有好几辆漂亮的轿车。他虽然没有任何现金，但仍出手大方，而且什么合同都签。　　整个童年加上大部分的青少年时期，康韦尔都是在父亲的监视下度过的。父亲搜查他的房间，拆看他的邮件，通过电话分机偷听他的电话，试图将自己的孩子囚禁在自己封闭专制的世界里。作为一种反抗，康韦尔也对父亲进行反监视。他常常翻看罗尼的私人书信文件，搜查他的开士米套装、骆驼毛外套的口袋，偷看他的日记。他学会了蹑手蹑脚地走动，因为他注意到父亲做事从不弄出声响。他在家里成了一名双重间谍，他既替父亲监视别人又监视父亲。罗尼拥有特工所需要的全套东西。他有数个藏身之处，一个必需经常沟通的社会关系网络，用于贿赂的资金，秘密交通工具和情报员。他编造谎言，使用化名和假冒各种身分。面对审讯，他也拼命抵赖。他的孩子都成了他的情报员——他一共有四个孩子。这些情报员非常听话，会定期去向父亲的众多债权人说“支票已汇出”。罗尼对孩子的管教很严，“希望把我们的生活提高到一个他自己也不清楚的水准。”他出生于一个富有而又受人尊敬的家庭，从未吃过苦。”然而他坚持认为自己受到了亏待，以致这成了他追求一种不仅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的生活的理由。”　　离开圣安德鲁预备学校之后，康韦尔去多塞特的舍伯恩学校继续求学，而他的兄弟去了拉德利。康韦尔在舍伯恩学校过得很不愉快，因为学校靠惩罚来维持秩序。战争使学校的教职员工锐减，各种文化设施遭到破坏。体育活动成了衡量学生成绩的最高标准。在这种过于偏颇的教育氛围下，校方向这些不幸的学生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他们的前途在于为帝国效劳。当时只有十三岁的康韦尔，对这种如此狂妄的推断大为反感。他逐渐觉得学校的生活越来越无法忍受了。终于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开始逃学了，拒绝返回这所培养奴才的学校。经过说服，罗尼终于同意他去瑞士的伯恩大学读书。罗尼一定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去那儿求学至少在面子上讲得过去。他在伯恩大学呆了一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学德语和瑞士语，当然日子也过得很勤俭。这期间他访问了柏林。战后的德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目睹了希特勒理想王国崩溃后的废墟。　　第二年他应征入伍，在奥地利的英国占领军内服役；由于他精通德语，被分配到情报部门工作，在那儿他参与对难民营里的流亡者的审讯和安全检查。这使他第一次接触了有心理障碍的对象，也使他熟悉了当时约翰·宾厄姆正在从事的谍报工作。康韦尔后来在约翰·宾厄姆手下工作过。两年后，他的服役期满，康韦尔回到英国。尽管他不够资格，但他还是挤进了牛津大学的林肯学院，学习现代语言。　　然而在1953年，由于父亲又惨遭破产，大学二年级的康韦尔只得停学，极不光彩地离开了林肯学院，因为他无力偿还欠款，他不得不在米尔勒尔德公立学校教了一年书，直到罗尼替他凑足了钱他才返回林肯学院。在米尔勒尔德公立学校教书期间，康韦尔又遇见了一位有心理障碍的对象，一个差点酿成悲剧的孤独者。那是他第一次值夜班，他坐在公共休息室内的维多利亚式壁炉前，等待着学生们上床睡觉。这时一个年级长奔进来说，有一个低年级的学生企图自杀。康韦尔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冲向楼梯井，仰头望去，只见一个戴眼镜的矮胖男生抓住楼梯的扶手，看上去他不像是在开玩笑。假如他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的话，那必死无疑。幸好在他爬上楼梯顶之前一名学生已将他救了下来。这位自杀未遂的学生后来承认，由于自己不会铺床，不会安排时间，不会自学，所以认为自己不适合在校学习——事实上是认为自己不配活着。这件事在康韦尔的心灵上引起了强烈的震憾，对他后来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塑造比尔·罗奇这一角色起了很大的作用。　　康韦尔返回林肯学院后，他的导师维维安·格林（他曾当过舍伯恩学校的牧师，是勒卡雷仅有的几位朋友之一）准许他推迟交纳学费。作为对他导师的报答，康韦尔于195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在牛津大学期间，他与皇家空军高级将领的女儿艾的森·安·韦罗尼卡·夏普喜结良缘。　　康韦尔离开牛津大学之后走了一步非常出人意料的棋。正如他在1983年3月的《南岸奇观》上所述：“我对困扰我的事情特别感兴趣，这是巴甫洛夫观点的最好体现。我希望在伊顿公学研究他们的文化，或着说接受他们的文化。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伊顿公学找到了一份教授现代语言的工作，并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他以前从未接触过英国的统治阶层。他承认这段经历“可能比其他任何经历更为深刻地影响了我以后的作品”。他不喜欢他的学生，不仅批评他们言谈举止的方式，而且谴责他们对所持有的比他在舍伯恩学校所遇到的更为固执的偏见。老伊顿学生参政意识都很浓。康韦尔在伊顿公校教书期间，就有十多人是内阁成员。不久发生了苏伊士危机，这一事件促使康韦尔和其他的一些年轻教师写信给《泰晤士报》，以说明他们与内阁中的老伊顿学生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安东尼·艾登对这种造反行为十分恼火，于是派出外大臣约翰·霍普勋爵前往伊顿，向教师们解释采取苏伊士行动的理由。这一反应确实令他们高兴。　　虽然康韦尔对上层阶级始终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他承认在某些方面伊顿令他感到新奇。1974年他告诉《听众》的记者迈克尔·迪安，“处于全盛时期的伊顿是进步的，开放的，不仅适应性强，而且非常民主。”然而他尖刻地补充道：“伊顿使我对犯罪以及虚伪的天性不再陌生。而这两种东西在外交界并不少见，只是表现形式不同。”1958年康韦尔离开伊顿之后，成了一名插图画家，但是从事这一自由职业的时间不长。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漫画家，尤其擅长于画鸟。他替马克斯韦尔·奈特的《会说话的鸟儿》一书中画过插图。这本书于1961年出版。   天才间谍 奈特在军情五处里负责反颠覆工作，是个老资格的领导，当时已快退休。他一眼看出康韦尔很有天资，特别是特工人员所需要的那种极强的观察能力，于是劝他为情报机关工作，康韦尔竟也爽快地答应了。　　康韦尔认为无论是作家还是间谍都需要观察能力，他记得L·P·哈特利说过：“别把我单独留在你的书房里，否则我一定会看你的信件的。”康韦尔觉得自己不会做得那么过分，但他知道，作家脑子里负责观察和记忆的方式与用于从事谍报活动的方式完全相同。就像谍报工作需要敏税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像力一样，写作也需要这些东西。康韦尔早就认识到，一个出色的间谍是由脑子的灵活性、创造性、反应的敏捷性和能言善辩的本领所构成，而他在这几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为父亲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作家在构思小说情节时，恰恰需要的也是这几个方面。童年的家庭环境、学校的生活、伊顿的那段经历，特别是父亲罗尼，使他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间谍世界”里。一次次地搬家，一次次地转学使康韦尔开始渴望探索宇宙的奥秘。假如他揭开了宇宙的奥秘，那他也就了解了隐藏在疯狂的世界背后的真实面目。正是这个疯狂的世界构成了他童年生活的背景。“似乎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康韦尔的学生手册里有这样一句含有贬义的话语。但康韦尔认为，这个世界要比他们的美好。七岁那年他读了一篇由G··享蒂写的短篇小说《志愿兵奥斯卡·丹尼》，这篇主要描写一位勇敢的少年侦察员的故事，使他产生了在德国行刑队面前英勇就义的强烈愿望，几星期以后他对别人讲，他父亲在情报机构工作，并且补充说父亲目前正在接受训练，很快将被空降到德国。很难说七岁的康韦尔对罗尼真有一种直觉，但无疑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幻想。　　康韦尔刚被奈特录用时，内心充满了期望。那时他已结婚，自认为已是成年人了。尽管他对自己的潜力有着强烈的意识，但他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才能使他获得成功。他的思想偏左，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但有一点他是明确的，就是他愿意像他过去常常搜查父亲的抽屉和衣橱，寻找了解父亲神秘生活的线索那样，深入地了解自己国家的潜意识，发现它的秘而不宣的动机。1986年3月在接受《星期日时报》的采访时，他说：“我渴望献身，我渴望发挥我所有的个性特点和才能。一个三心二意的人是干不了大事的”。他感到惊奇的是，那些所谓的情报专家，竟不理解想当特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秘密本身所具有的诱惑力，”以此作为高人一等的途径，作为超然于生活之上而不是参与生活的方法，作为逃避现实的场所，否则我们会视为畏途。它吸引的不是喜欢冒险的强者，而是我们这种没有秘密组织的帮助，一天也无法面对现实的懦夫。”   特殊使命 但一旦进了军情五处——后来又调到军情六处——所有的浪漫色彩都消失了。他发现“一群人互相询问神秘的世界在哪儿”。康韦尔是在情报机构内部因互不信任、互相欺骗而造成内耗的背景下涉足谍海的。他很快察觉到了同事中间存在着互相猜疑的情况。那些了解内情的人诡秘地暗示，安东尼·布伦特是个叛徒，他的暴露只是个时间问题。康韦尔始终不相信罗杰·霍尔斯是个敌方间谍；确切地说，他不相信“他会是个工作不称职的人……失败的小说家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便称他为叛徒，并利用轻信谣言的报刊来进行这方面的宣传。成功的小说家可能不受特务机关的欢迎，但他们比那些失败的小说家可靠”。　　康韦尔直言相告，他在斯迈利三部曲中称之为“马戏团”的情报部门纯属虚构。而且康韦尔曾经呆过的那个庸俗不堪的军情五处，现在也已不存在了。　　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内部有一些人，也许为数还不少，是同性恋者，但这些事与康韦尔的背叛理论没有联系。这些以社会等级为基础的精英们控制着英国特务机关，康韦尔认为这些人对国家构成的威胁很大。　　1960年，戴维·康韦尔离开军情五处，调到军情六处工作。他最初的掩护身分是英国驻波恩使馆的二等秘书，后来又担任了汉堡的领事。一些前情报人员透露，康韦尔去德国之前，在英国的一个谍报训练基地接受过强化训练，在那儿他从驾船无声登陆技术到最尖端的密码技术和显微照相技术，无所不学。很可能那次强化训练为康韦尔描写萨拉特——赫特福德郡的一个苗圃，在那儿“马戏团”的新人员接受训练，老特工人员接受任务——提供了素材。可是一到了德国，康韦尔发觉自己非常讨厌外交方面的社交活动。但身处要职，能使他了解许多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偿因素，于是也就想通了。那段时期，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危机不断——柏林墙事件，猪湾事件和阿登纳阿登纳（1876—1967）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1949—1963）主张西欧联合对抗苏联。政府的垮台等等，负有使命的康韦尔处理这些棘手事件全力以赴。他在波恩的任务，是向国内报告西德政治形势和陪同两德高级代表团访问伦敦。这两方面的任务使他有机会私下会见英国内阁成员和高级官员，详细了解英国政治体制，并为他后来构想情节复杂的“马戏团”的阴谋活动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建造柏林墙的时候，军情六处要他及时报告事态发展的情况，并帮助有价值的东德情报人员逃离苏联的控制，这是一项有风险的任务。   叛逃西方的译码员 这时，康韦尔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了。他在最初的两部小说《召唤死者》（1961）和《出色的谋杀》（1962）里，塑造了一个日趋成熟的英国间谍，名叫乔治·斯迈利。康韦尔承认他与斯迈利之间有着一层奇特的关系，因为斯迈利不仅在年龄上与他父亲相仿，而且无意之中被描写得有点像他父亲。　　50年代后期，在英国最出名的惊险小说家当首推伊恩·弗莱明。詹姆斯·邦德历险的书每年出一本。每一本都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当时人们普遍担心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邦德在同苏联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中，成为一贴理想的镇静剂。弗莱明传递的信息是，英国仍然能成为强国。但康韦尔凭借他所获得的涉及上层社会动向的第一手资料，则认为英国已经衰败。从某些方面来看，《召唤死者》是对邦德超常的男子气概作出的一种反应。康韦尔讨厌邦德，称他为“最高级的男妓”，“最完美的背叛者”，但在1974年9月接受《听众》的采访时他否认这样一种说法：　　谁说《召唤死者》是一部反邦德的小说？　　那是胡说。当时我没精明到能做这样的事。我写我了解的事，写我在柏林目睹的紧张形势。我从自己的外交生涯中采撷一些用得着的素材。周围有许多报纸可供我看。　　斯迈利与邦德迥然相异，正如他妻子在《召唤死者》中所言，斯迈利“平凡得令人惊讶”，实在缺乏魅力：“又矮又胖，性情温和，他似乎把一大笔钱花在一些极不合身的衣服上。”斯迈利的主要志向是研究晦涩难懂的17世纪德国文学，并愿为此贡献毕生的精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斯迈利离开了情报机构，从而能有时间关心自己的妻子和在牛津大学从事学术研究。1947年他被情报机构召回。康韦尔塑造的一些人物与许多真实的事件有联系。譬如《召唤死者》中把斯迈利重返谍报工作岗位的原因说成是：“由于渥太华的一位年轻的译码员提供了不少情报，所以需要一批有斯迈利那样经历的人”。现实中的那个译码员名叫伊戈尔·戈赞科，1943年9月他叛逃到西方，并提供了苏联向英国情报机构渗透的情报。他还在这部小说里多次提到了核能间谍克劳斯·富克斯和唐纳德·麦克莱恩。　　斯迈利和康韦尔一样，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两人在政治观点上尤为接近。正如康韦尔在1980年2月对《观察家》所解释的那样：　　（斯迈利）参与反对苏联的战斗确实是一种理智的行动。我认为我们俩的立场是一致的。他觉得投身于反对任何“主义”的斗争是表示了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如果说得体面点就是一种攻势。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政治思想都要求你把博爱的天性搁置一边。   发疯的世界 1963年康韦尔第三部长篇小说《冷战谍魂》出版。这部小说给他带来了声誉，从而促使他离开了外交部，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他在《冷战谍魂》中注入的激情，远比前两部小说要多。很大程度上是，他被罗尼的可耻行径扭曲了的个人生活，在他的创作中激发出了一种少见的特质。他也承受了政治压力，在使馆里他不断收到电文，警告说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康韦尔承认《冷战谍魂》是一部充满抱怨的小说，与弗莱明的小说完全不同。“我是说这个世界，通过报纸意识到，有大量阵线不清的冷战专家、叛徒、间谍和越境分子存在着。文学奉献给读者什么？这个壮实的伊顿公学校，友似乎确实在道德上存有疑惑。他是个棉花糖形象。”　　对比之下，《冷战谍魂》的情节更多地涉及谍报活动的道德准则。在这一段里主人公亚力克·利马斯，为了逃脱敌人的魔爪驱车直奔柏林。他的女朋友在这场间谍战中也遭追捕，她就这一职业的道德问题指责了他：　　“这是战争”，利马斯答道，“它轮廓鲜明，而且残酷，因为它规模小，距离近。我承认有时殃及无辜者，但比起其他战争来它根本算不了什么——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哦，上帝”，莉茨轻声说道，“你没弄 他们当过间谍--十三位世界著名作家的间谍生涯 第 6 部分阅读 保虼那嵘档溃澳忝慌靼住Ｄ阋膊幌肱靼住Ｄ闶酝妓捣约骸Ｋ堑乃魉翟谔钊司Я恕Ｋ窍仁乔缘萌嗣堑娜蚀戎模ㄎ业暮湍切┍凰抢玫娜说模缓罄萌嗣堑娜蚀戎娜ド撕蜕焙θ耍拖袼鞘种械奈淦髂茄薄　　芭叮虼模崩硭辜鼻械厮担翱丛谏系鄣姆稚锨胂嘈盼摇Ｎ液拚庖磺小Ｎ乙蜒峋肓恕？墒钦飧鍪澜缫丫⒎瑁鋈死嘁丫⒎琛Ｎ颐鞘俏拮闱嶂氐男∪宋铩墒堑酱Χ家谎嗣巧系笔芷灰肫缤荆馇股保煌度爰嘤娜耍踔琳鼋撞愕娜吮荒涿畹厣焙Α！薄　≌饫镂颐窃俅慰吹铰弈岬挠跋臁！八毙衅宋笕肫缤荆踔烈砸患胰说纳郏蝗∷约旱模蛘咚邓堑男榧傩蜗蟆！　】滴ざ醋畛跞啃∷凳币馐兜阶约阂巡辉偈屎贤饨徊康墓ぷ髁耍拖袼缧┦焙蛞馐兜阶约翰辉偈屎弦炼俟У墓ぷ饕谎Ｋ岢忠涤啻醋鳌Ｕ庵辽僭诒砻髯约河涤幸环葑杂桑谧非笞晕业耐骋弧！墩倩剿勒摺肥撬诖痈窭滋孛咨堑铰锥氐耐饨徊康耐局校靡槐颈颈始潜拘聪碌摹！冻錾哪鄙薄非『檬撬状谓邮苋蚊笮从诓ǘ鞯摹！独湔降辍肥鞘艿叫私ò亓智降钠舴ⅲ黄浅傻摹Ｕ馊啃∷等撬谠绯可习嗤局型瓿傻模栽凇独湔降辍吠迅逯埃辽僖丫靼祝醋魇强梢猿涫邓粘Ｉ畹囊恢窒病？滴ざ衔独湔降辍肥且徊堪樾∷怠Ａ礁鋈讼喟傻阶詈笫且砸恢秩嗣撬煜さ谋缍嬷眨浩渲械囊桓霾坏貌槐撑蚜硪环健Ｕ獠啃∷档某晒κ顾还衔招∷导遥馍⑽词顾跏炙踅牛喾创幽承┓矫媸顾嘈牛庖恢中醋魇撬钅檬值模淙凰⒉蝗衔约罕局噬鲜且晃患涞∷导摇！　∷裁从迷己病だ湛ɡ鬃魑拭两袢匀皇歉雒眨踔亮约阂膊磺宄５蔽送小じ昀即木龆ǔ霭妗墩倩剿勒摺肥保滴ざ胨镒约喝「龌蛭谕饨徊抗ぷ鳎荒苡谜媸敌悦８昀即慕ㄒ槊旨纫行曰忠诤羁蹋┤绮榭恕な访芩梗坏滴ざ肫鸬檬摈值悖詈冒岩桓雒植鹂钇鹄创阃夤叮菀资谷嗣羌亲　Ｋ倒赜谡飧雒值睦丛次侍猓恢嘣旃嗌俑隼肫娴墓适拢灾滤约阂布遣磺逅畛跏窃趺此档摹：罄此诿拦餮不胤梦适保侄猿谱约菏窃谌ネ饨徊康墓财瞪希萍患倚甑纳戏接欣湛ɡ渍庋桓雒帧！拔抑哉饷此担且蛭椅薹ㄊ谷讼嘈耪飧雒质敲挥谐龃Φ摹！?nbsp  一封字迹可疑的信 毫无疑问，他的父亲给他的小说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素材。罗尼为了阻止马克斯韦尔·奈特征募康韦尔，私拆了康韦尔的一封信，这封寄自外交部某部门的信，引起了罗尼的怀疑，因为外交部根本没有这个部门。于是罗尼打电话给白厅内的一个熟人，请他帮忙查出谁在动他儿子的脑筋。要不是康韦尔态度坚决，那次军情五处的官员，在旅游者俱乐部约请康韦尔共进午餐，并同时进行初审时，罗尼真会去那儿警告这些情报官员，别来打搅他们。“二十年后”，康韦尔说，“有一次我接受电视采访，由于我没有称罗尼为我的生活的设计师，于是他威胁说，要上法院告我，后来又去我的会计那儿索要一万英镑，以此作为和解的条件。”这就难怪康韦尔在描写要挟行为方面是如此得心应手。　　戴维·康韦尔多次想动笔写他父亲，但一番苦心总得不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他受罗尼的影响太深了，所以没法客观地分析他。他觉得自己在写罗尼的时候，带有一种戈斯戈斯（1849—1928）英国文学史家、评论家、翻译家。的自我意识色彩，希望读者把他看作一个被暴君压垮了的弱者。然而事实上康韦尔始终没被压垮，为了自身的完善苦苦地拼搏着，而他父亲一直试图剥夺他的个性。不过后来他认识到，原先试图将父子关系与他的特工生涯分割开来构思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说他不仅删去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忽视了这样一个可能性，即他的信仰和追求至少在某一方面是他同父亲展开秘密战的继续。　　就是在罗尼死后，康韦尔仍然打算能在他客观地看待父亲之前，再多写几部小说。二十五年来，他每写完一部小说，总要反复修改描写罗尼的章节，就是那些总是不很明朗的部分，但到后来，常常将它们搁置一边，在斯迈利——值得注意的是，斯迈利是个孤儿——这在父亲的形象里可以寻求安慰，并怀着一种不很明确的爱和忠诚，置他们于困境之中。康韦尔认为这部专写罗尼的重要著作、可能是一部他永远也写不出来的作品，这样其他书都成了卫星，围绕着这个空缺的中心旋转着。　　然而，康韦尔深知自己一直在悄然追踪罗尼，尽管他从未成功地捕捉到他的身影。他在1971年出版的《纯真的情人》中，把主人公，一个懒散而又无责任心的商店老板，非常勉强地描绘成一个像罗尼那样的父亲。　　卡西迪对他父亲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在卡西迪看来，父亲透过屋里的大玻离窗注视着自己的儿子步入这个世界，就像上帝的眼睛曾经注视着该隐穿越沙漠一样。没有什么东西能逃过他的眼睛。他悟性极高，即使失灵，直觉也会取代它，为他效劳。处境恶劣的时候，卡西迪把他看作不受欢迎的人，并密谋杀害他。一帆风顺时他非常崇拜他，尤其佩服他的眼光。年轻的时候卡西迪对他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在夜总会采访过堕落的老相识，在伦敦档案局查阅过档案，但有关他的材料就像有关上帝的材料一样，很难搞到。　　康韦尔写作《纯真的情人》时，罗尼还活着。罗尼虽然事实上从未读过这部小说，但从他的朋友那儿得到了有关消息。为此他曾考虑向法院指控他儿子，但最后决定打消这一念头。　　康韦尔在1977年出版的《荣誉学童》中，试图再次描绘罗尼。这次康韦尔让他扮演一个地地道道的报界巨头：“一个生活奢侈的父亲，长着一头和他儿子一样的金发，养着许多赛马……和他儿子一样，他从未安分过，女人和住宅像走马灯似的一直在更换；他老是对人怒吼，如果不是冲着他儿子的话，那就是冲着某个过马路的人。”康韦尔第三次的尝试反映在1983年出版的《女鼓手》里，但这次他用更加隐晦的手法刻画了罗尼。女主角查莉喜欢吹嘘她父亲，目的是为了惹人注目。然而许多事实上并未发生在查莉父亲身上的事情，倒是他父亲罗尼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既然罗尼已进了坟墓，康韦尔觉得可以写得更放开些。《女鼓手》是第一部没有出现斯迈利的小说，虽然几年前，尤其是罗尼在世时，康韦尔还有把斯迈利写进每一部小说的打算。他之所以不让斯迈利出场，是因为他已下意识地在为他父亲留出空间。   罗尼阴魂不散 罗尼的死并不意味着他对康韦尔的影响随之消失。那时候有关罗尼的各种自相矛盾的消息搅得他晕头转向。他那些繁复的交易，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种种诈骗行为开始受到报应了。其中有这样一个插曲，一位住在欧洲某国首都的女士，在罗尼死后不久给康韦尔写了许多信，在这些由他的出版商转来的信中，那位女士坚持说，她与康韦尔在罗马快车上曾有过风流韵事。这些信不像是精神病患者写的，因为她不仅字斟句酌，而且写得非常细腻，令人不能不信。她埋怨康韦尔失约。声称她去火车站接过各种车次的车，满心希望他能在其中的一列火车上。她甚至寄来一些她坐在炉边阅读的照片，她看上去很寂寞。罗尼过去一直在冒充他儿了？康韦尔虽然觉得不可信，但最后的还是接受了这一推测。估计是罗尼为他儿子的成功而欣喜若狂，随即声称自己是约翰·勒卡雷的文学辅导老师和经纪人——经纪人这个身分对他更具吸引力。这一切显然都不是事实，但罗尼并不为此而感到羞愧，反而常常吹嘘，自己为康韦尔签订了好几份拍片合同，在文学事业的各个方面，他心爱的儿子是如何请教他的。有时候他的离奇想法会与事实巧合。譬如，康韦尔曾收到数封令他困惑不解的信。信是西柏林的一家电影制片厂的老板寄来的，在这个老板的印象中，康韦尔的下一部影片该是由他来拍了，实际上是罗尼前往该制片厂签订这份合同的，他还索要了一笔金额不太大的经费。尽管如此，由于康韦尔与他父亲的关系非常密切，对罗尼的这种骗术他没有加以指责，只是写道：“我们几乎能够原谅父母亲的一切，如果他们是为我们而感到自豪的话。”　　同时那位不幸的欧洲女士仍然固执己见，没完没了地写信来指责康韦尔。康韦尔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好奇心一定也起了作用，他一直保着沉默。但令他迷惑不解的是，他的书上配有照片，小说行销世界各地，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女士怎么会看不出罗尼与他儿子之间的明显区别？于是他脑子里又产生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疑问：会不会有第三个人，年龄相仿，外貌相似，他曾冒充过他的身分？最后他经过考虑给那女士寄去了一份法律文件，正告她这种有害无益的行为必须结束了。从此她再也没有来打扰过他。假如确实是罗尼与她发展了这种关系——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大——那他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呢？1986年康韦尔在接受《星期日时报》的采访时对此作了推测：　　为了讨她的欢心，他把一个作家为寂寞生活所带来的种种痛苦都说了出来？我吃不准。他向她描述了我的困惑，我遇到的障碍和风险，以及夜间我在设置情节、塑造人物时闪现的种种想法？在假设的各自有别的幻想境地，里是否存在着某个秘密战场，在那儿我们正以战斗的方式来一争高低……为了避开父亲，我躲进了间谍天地。为了着手写作《荣誉学童》，我和想像中的伙伴斯迈利一起出发，前往东南亚，虽然我应该料到罗尼的幽灵会在那儿早早地等候我的光临。　　1980年，仍想写写父亲的康韦尔，在考虑是否要派一个人去研究罗尼祸患无穷的生活轨迹。1965年出版的《战争倒影》主要是揭示，罗尼与其他自高自大的骗子所共同具有的一种特殊才能。这种欺骗他人的才能是以欺骗自己为先决条件的。在他的特工生涯中，康韦尔目睹过心智健全的人、屈从于这种自我欺骗的行径。而罗尼则是有野心的，想当下议院议员。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他应该明白——他脑子里的某一根神经一定意识到——一旦他参加竞选，他过去的一切都将暴露无遗。然而他作为未来的自由党党员继续参加竞选，不仅操纵全家，而且拉拢朋友支持他。　　1986年，当康韦尔终于能在文学色彩最浓的《出色的间谍》中，客观地描写他父亲的时候，他也认识到，罗尼并不奇特，他逃离的乱糟糟的家庭生活，与那些受人尊敬的政府官员的生活相比，并无特殊之处。罗尼与他们相异的地方，只在于那些官员打着为国家效劳的幌子说谎和行骗。康韦尔认为，为罗尼辩护的理由，在于“他的天敌表现出一种有罪的顺从，而我由于急于逃离罗尼，刻意追求体面，成了他的这种天敌。”康韦尔相信，只有把儿子的罪孽看得和他父亲的罪孽一样深重，只有把两人的罪孽看得轻于那个集团所造成的罪孽，而这个集团正是他们交替进行欺编和服侍的对象时”，《出色的间谍》才能获得成功。   电视连续剧引起的风波 由于谍报人员在斯迈利三部曲中形象不佳，情报机构的上上下下被大大激怒了。“我们决不是像我们的作家所描绘的那样”，莫里斯·奥德菲尔德爵士，在伦郭伊伯里大街的拉波尔奥布特餐馆，与亚历阿·吉尼斯爵士共进午餐时口气坚决地说道——他们两人的会晤是康韦尔安排的。奥德菲尔德曾任军情六处的首脑。他父亲是德比郡的一个农场主，有十一个孩子，莫里斯最大。他原先是想走学术道路的，曾获得曼彻斯特大学的奖学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在陆军侦察部队服役时，他在谍报活动方面的特殊才能得到了上级的赏识。这次是因为吉尼斯将在由BBC电视台改编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电视剧中扮演乔治·斯迈利，非常想会见一位优秀的职业间谍。在共进午餐时，奥德菲尔德显然想否定康韦尔笔下不光彩的形象，因为他反复强调特务机关的道德标准很高，明确表示他不赞成康韦尔的观点。亚历克爵士对这次会晤非常满意，他发现奥德菲尔德性格开朗，富有魅力，而且非常风趣。他们通了几次信。电视连续剧播出以后，他写信给吉尼斯：“我仍然认不出我自己。”也有人传说，奥德菲尔德是弗莱明笔下M的原型。　　奥德菲尔德与乔治·斯迈利外貌特征相符。“矮胖，刚步入中年，外表看上去很温顺，毫无野心。他的腿很短，步态显得不很灵活。”奥德菲尔德走路也有点平脚，和斯迈利一样，他也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不过，奥德菲尔德似乎并不在乎这种类比。确实，他虽然憎恨出自康韦尔笔下的军情五处的间谍形象，但他也感到有趣，只是没有外露。当然，电视连续剧引起的风波一出现，他便正式退休了。这一定与他的看法有关。　　1986年3月奥德菲尔德去世之后，连伦郭的《泰晤士报》也撰文推测他是斯迈利的原型，英国独立电视台“10点钟新闻节目”竟然声称康韦尔承认了这一点。为此康韦尔立即加以否认，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署名勒卡雷的文章：　　我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的声明，尤其是在莫里斯爵士不幸去世的日子里……对此我作最后一次说明：乔治·斯迈利的小说出版后很久，我才听说莫里斯爵士这个名字。我根本不了解他，无论是他的名声还是他的个性，都是如此。我们社交上的接触事实上是在他退休之后，也只不过是共进了两次午餐。餐桌上他有责怪我之意，尽管口气非常友好。他认为我把他以前待过的机构描绘得不讨人喜欢。应他的要求，我曾把亚历克·吉尼斯爵士介绍给他，因为他一直是亚历克爵士的崇拜者之一，尽管他表现得非常克制。为此莫里斯非常高兴。　　不过，斯迈利与奥德菲尔德之间还有一些褒义的相似点。两人都毕业文法学校，都是东南亚问题的专家，都酷爱历史。除此以外，再没有相似之处了。   一份奇特的礼物 克兰莫里斯女勋爵玛德琳·宾厄姆，约翰·宾厄姆的妻子和奥德菲尔德一样，也不赞成康韦尔诋毁特务机关。她写信给奥德菲尔德的传记作家理查德·迪肯：“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就会相信莫里斯，奥德菲尔德爵士就是斯迈利的原型。惟独他不在人世时，我们才会被告知，事实并非如此。”她自己也写了一本书，说明她丈夫是斯迈利最初的模特儿：“显然戴维并不想公开承认杰克杰克：约翰的昵称。就是斯迈利，虽然杰克在军情五处一直工作到60年代末。但当他退休的时候，我想戴维会说出真正的模特儿是谁的。”她认为康韦尔事实上是用漫画手法描写了她的丈夫。她的书被军情五处禁止出版，但实际上书中没有任何有害的内容，根本不能说它违反了安全条例。玛德琳·宾厄姆写道：“就书的内容来说，它只涉及一名情报官员和他家庭的情况，选取的素材是用来为情报机构辩护，反击戴维·康韦尔的荒唐可笑的指摘。”　　奥德菲尔德和宾厄姆之所以不可能是斯迈利的原型，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理由。勒卡雷的小说中曾多次提及一些其他的组织，很值得注意。譬如“精英（即倡导者，一个艺术团体。许多毕业于剑桥大学的间谍是该团体的成员）……一个上等阶层的基督教会团体，大多数成员是伊顿公学的老校友……一个重要基地的秘密智囊团。”他用剑桥约三一学院代替牛津的基督教礼拜堂。这样真正的来源便更为清晰可辨了。所有迹象表明，维维安·格林——康韦尔在舍伯恩学校时的牧师，以后又是他在林肯学院的高级导师——是斯迈利的原型。康韦尔也告诉我们：“大多数搞秘密活动的英国人，都是在战前被卡拉征募去的，他们来自上等阶层……内心充满着狂热，这种狂热远远超过他们的工人伙伴。”格林后来告诉理查德·迪肯：“去年10月当戴维携妻与我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收到一份鱼子酱加伏特加酒的礼物，其中还夹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来自卡拉（勒卡雷小说中‘英斯科中心’主任）的问候。”康韦尔证实了这一个插曲。　　玛德琳·宾厄姆不单单关心斯迈利的原型究竟是谁的问题，她还告诉我：“杰克对康韦尔描写情报机构的方式大为不满，并一直耿耿于怀。我这里有一封他写给杰克的回信，针对杰克提出的异议，康韦尔写道：‘我写西部小说　。由于我写得合情合理，人们信以为真了。’”当康韦尔成为特工部的一名官员时，宾厄姆发觉他变得冷漠无情了，和他手下的特工人员相比，他不够尽心。后来宾厄姆在一份未出版的匿名手搞中，猛烈抨击了康韦尔，他这样写道：“在许多间谍小说家的影响下人们相信，情报官员都是些夜猫子、低能者、庸人和同性恋者，从而使得情报工作难以开展。”玛德琳说得更为坦率，在她看来，“戴维是在给特务机关的形象抹黑，严重丑化了特务机关一直在夸耀的忠诚的真正品质。通过诋毁杰克的工作，他挖了我们国家的墙脚，使我们成了苏联人的笑柄。”   叛逃后的反思 据说苏联人在康韦尔完成《冷战谍魂》之后，在希腊与他接触过。为此，在他获得萨默塞特·毛姆奖时，他明确表示不愿去俄国。但另一原因可能起着支配作用，即情报官员在他们离开特务机关之后的五年内，不准去铁幕国家的条例。康韦尔相信，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仍有必要进行。他认为相当一部分英国人，并不知道英国特务机关在这场斗争中陷得究竟有多深。他觉得斯迈利的世界我们都应该熟悉，因为“对读者或观众来讲，阴谋本身是一种安慰剂。人们想用阴谋两字来解释自己的生活。他们知道阴谋就发生在他们周围，他们知道我们以各种方式生活在一个日趋诡秘的社会里，在这种社会里，他们与权力决策无缘”。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荣誉学童》和《斯迈利的伙伴们》里，康韦尔为读者编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阴谋。他认为他引导着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事实上存在着他们通常在官场政治风云中看不到的东西。　　康韦尔创造了许多独特的情报术语，只有少数几个是可信的。“传奇”意指伪造的个人经历或掩护身份，是克格勃的行话。“夜猫子”也是克格勃的隐语，因为它意思含蓄。其他一些术语都出自他丰富的想像力。康韦尔认为在敌对两方的情报官员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费解的拘拘束束的同志情谊。为了使读者有置身于秘密世界的感觉，他觉得运用神秘的行话是非常重要的。　　康韦尔在他为佩奇·利奇和奈特利含著的《菲尔比——出卖一代人的间谍》一书写的前言里告诉我们，在他看来，菲尔比从他父亲约翰·菲尔比爵士那儿，从他自己不切实际的想法那儿，秉承和发展了支配人的性格。菲尔比长大后也有这样的想法：他生来就是帝国的继承人——统治这个世界的人；在他降生的世界里“他的玩具正在被历史一件件地夺走”。康韦尔认为，这是菲尔比走上背叛道路的更有说服力原因，尽管他确实也是一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这篇前言激怒了格雷厄姆·格林，他认为康韦尔在贬低一个他喜欢的人。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也猛烈评击康韦尔，认为他根本不了解菲尔比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时代背景——那就是30年代。但康韦尔泰然自若，仍然相信并坚持自己的看法。　　康韦尔认为布伦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作为一个颇有名气的同性恋组织的成员，布伦特早就从事秘密活动了。康韦尔对他在电视上的表演大为恼火。在那次公开亮相的电视采访中，布伦特首次承认自己的背叛行为。当康韦尔听到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俄国间谍的人，竟一本正经地寻求公务保密条例的保护时，觉得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他还发现布伦特十分傲慢，“他在《泰晤士报》社的所作所为几乎激起了全社会的愤慨，我至今仍然怨气难消。”　　50年代康韦尔在军情五处工作时，发现格雷厄姆·格林极受冷遇——他几乎步了康普顿·麦肯齐的后尘。一天康韦尔在白厅餐室里撞见军情五处的律师，只见一本尚未出版的手抄本《我们在哈瓦那的人》，躺在他面前的一张塑料贴面的桌上。那位律师说，格林可能会受到起诉，因为作为一名前特工人员，他真实地描绘了英国使馆内的一位情报站站长，与他手下的一名在第一线的特工人员之间的关系。这书肯定不能出版了，尽管律师认为这部小说文学价值很高。在为次谈话后的几个星期里，康韦尔怀着浓厚的兴趣注意起报纸来了，他是在等格林被捕的消息；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如释重负。二十五年后，格林打算写《人性的因素》。《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把特工人员描绘成一群傻瓜，但在《人性的因素》里，他视特工人员为一帮杀人犯。在序言里他特别强调了，自己没有违反公务保密条例。在《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最初的几版里，他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康韦尔在1986年对《星期日时报》说了如下的话：　　作家是一伙颠覆分子，十足的叛徒。一个作家越出色，他的背叛倾向就越明显。秘密组织花了很大力气才了解到这一点，因为我得悉秘密组织现在不再乐意让我们到国外去了。不过麦肯齐去世时还是获得了爵士称号。格林死时至少也能获得一枚勋章。如果在奥秘无穷的各种文学奖中还有公正的奖赏的话，那就是诺贝尔奖了。   不速之客 60年代中期的一天，罗杰·霍利斯突然闯进了康韦尔的生活。那时已成为专业作家的康韦尔，住在萨默基特郡靠近韦尔斯的一栋房子里，敲门声响起的时候，他正从花园里的工作室内出来。打开前门，他发现霍利斯站在台阶上。霍利斯声称他在为附近的教会学校募捐。那天他似乎是来寻求安慰的。他和康韦尔坐在那间工作室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追忆着过去。过了一阵，霍利斯问康韦尔，他是否能翻阅一下他的报纸。随后他们吃了些面包和干酪。霍利斯给康韦尔的印象是，他好久没看报了。以后他又来过三四次。渐渐地他们之间没什么话题了。于是康韦尔在楼上写作，霍利斯——“一个普通得令人伤感的男人”坐在楼下。后来康韦尔才知道，那段时期他正受到一个政府委员会的审查，因为他被怀疑是苏联间谍。对他来说，来到这安全可靠的地方拜见康韦尔，无疑是在品尝自由的滋味。　　戴维·康韦尔对谍报工作中的政治性东西不感兴趣，但对那些脱离了平凡世界，进入了他们认为对自己已有道德约束力的神秘世界的人兴趣盎然。在这种环境里，一个特工人员极易变成叛徒，出卖与他最接近的人。康韦尔认为，背叛将永远伴随着我们，因为每一时代不仅能产生叛徒，而且还能造成滋生背叛行为的幻灭。一些与康韦尔联络的情报人员经常对他说，一旦把30年代征募的特工人员清洗出去了，始终不渝的忠诚就会占据支配地位。但康韦尔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在他活着的年代里，英国任何一代人的希望都已落空。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后果是，“失败的社会主义和失败的资本主义之间形成了令人气馁的拉锯局面……写作主题很多，足以表现各种愤怒和绝望”。他说2000年的时候，他不想当安全机关的官员，只愿保持现状，与新的一代展开竞争。这新的一代是由令人绝望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们生活在市中心的贫民区里，住房条件低劣，父母亲又处于永久性失业状态。在康韦尔看来，英国目前幻灭和失业的状态，必定成为背叛者的温床。   约翰·宾厄姆简介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第6号谋杀计划》《奈特手下不光彩的特工》《双重间谍》《犹大》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所有作品都取材于他的间谍生涯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曾受雇于英国军情五处，从事反间谍工作；战后作为情报官被派到德国汉诺威，任务是调查可疑的难民；1948年回国后，他又在反颠覆部工作了二十年。　　约翰·宾厄姆1908年11月出生在英国，曾在切尔滕纳姆学院接受教育，后在法国和德国学习语言。曾当过《赫尔每日邮报》记者、《星期日电讯》的美术编辑；1960年继承了爱尔兰的克兰莫里斯男爵的爵位。　　持枪的间谍作家　　1940年夏天，当国家安全执行委员会成立，正式接管英国所有的安全机构时，军情五处处长几易其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弗农·凯尔被迫辞职，前警方人员哈克接替他的职务。很快，代号“碧玉”的哈克准将又被戴维·皮特里爵士取代。由国家安全执委会主席斯温顿勋爵任命的皮特里处长，对这一机构实行了改革。他决定任命一批具有不同背景的官员。马克斯韦尔·奈特领导的B5（6）部门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反映。   真假间谋 约翰·宾厄姆不仅是一位大大受到低估的作家，而且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公开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辩护的人之一。他以自己在军情五处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极为忠实的惊险小说。　　约翰·迈克尔·沃德·宾厄姆出生于1908年11月，先是在切尔滕纳姆学院接受教育，然后花了三年时间在法国和德国学习语言。他当过《赫尔每日邮报》的记者，后来又任《星期日电讯》的美术编辑。1960年继承了爱尔兰的克兰莫里斯男爵的爵位。　　他的妻子，传记作家玛德琳·宾厄姆写道：“也许是因为在报刊工作，几乎每天都要读到大量有关纳粹分子猖狂活动和残害犹太人的文章，这使我们具有比大多数人更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对可能引发战争的事件更为敏感。况且1936年我们一直住在切尔西，目睹了莫斯利莫斯利是纳粹组织黑衫党头目。黑衫党行进在国王大道上的情景。”宾厄姆因为近视眼，最初未被批准入伍，后来他把视力测试表默记在心，终于混进了皇家工兵部队。在这期间他和他妻子开始创立旨在反对绥靖政策的英国民主党，正是借助这一新建立的政治团体，宾厄姆抓了一个所谓的“间谍”。　　当一个名叫沙弗罗特的德国侨民申请加入英国民主党时，从小就喜欢阅读奇尔德斯和巴肯小说的宾厄姆顿生疑窦。他无法理解一个德国人为什么想反对自己的国家。事情也凑巧，沙弗罗特竟在一个兵工厂工作。充满自信的宾厄姆慢慢地认定沙弗罗特是一个间谍，并决定把他送交法庭。宾厄姆写信给他的叔叔赫伯特·狄克逊议员，请他与情报机关联系一下。然而狄克逊更关心的是他参与英国民主党活动的事。他把宾厄姆召到下议院，当面指出一个地方部队的军官组织政党是违法的。宾厄姆说自己只不过是个卑微的皇家陆军工兵部队的司机，赫伯特叔叔仍不改口。但他答应派人调查沙弗罗特，宾厄姆则静候消息。他确信自己尽了职，一名重要的间谍就要露出真面目了。　　结果，沙弗罗特是完全清白的，宾厄姆大为失望。不过，此番调查为宾厄姆进入安全机构创造了条件。几星期后他被召到军情处五处总部接受面试，自己成了一名间谍。   詹姆斯·邦德的“老板” 马克斯韦尔·奈特，是军情五处的一名经验丰富的官员，专门负责反颠覆活动。他可是个风云人物，伊恩·弗莱明笔下的“007”詹姆斯·邦德的老板M，就是以他为原型的。他还是研究秘学的学者，精力旺盛的板球运动员，爵士音乐的行家，自学成才的博物学家。晚年他还主持过BBC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和自然史节目。　　出色的成绩早已使奈特在军情五处里赢得了声誉。他成功地在英国共产党组织和法西斯主义联盟内安插了特务。1938年他还破获了受到共产党支持的伍尔维奇·阿塞纳尔间谍网。不过他的私人生活很不幸。他的第一个妻子是自杀的，以后的两次婚姻也是危机不断。奈特是军情五处里最神秘莫测的人物之一。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他周围聚集着一些年轻精英。他所领导的B5（6）部门是军情五处最秘密的前哨部队，该部设在海豚广场靠近泰晤士河的一幢独立的大楼内。当初对宾厄姆进行面试的就是奈特，在宾厄姆的印象中：“他约四十岁，长的十分英俊，鹰钩鼻，脸上常挂着微笑，能当巴肯笔下主人公的原型。他穿一件灰色的花呢服装，与他的头发构成协调的色彩。可是面试后没给他回音。于是宾厄姆回到舰队街的《星期日电讯》社，仍去当他的美术编辑。随后的几个月里奈特偶而把他召去，问他一些关于某些有法西斯倾向的记者的问题。有的他能回答，有的他没法回答，但他意识到，自己已在报社内充当“间谍”的角色了，因为报社老板罗瑟米尔勋爵曾是莫斯利的支持者。　　1940年春，宾厄姆终于收到奈特的一封信，信中提及了军情五处的一份年薪400英镑的工作，请他考虑一下。玛德琳·宾厄姆回忆说，那天她丈夫从奥尔德肖特打电话告诉她，他已经接受了奈特的提议，调令马上就要下来了。“我无法相信这一事实。约翰竟成了巴肯笔下的人物之一。真是太有意思了。”但奈特对理查德·汉内式人物不屑一顾，他想要一帮能适应各种社会环境的年轻人。他近来吸收的这种适应性很强的年轻人中，有神秘小说家丹尼斯·惠特利与他第二个妻子所生的儿子比尔·杨格、一个自取笔名威廉·莫尔的侦探小说家、一个负责监管反共产主义行动的前报社记者诺曼·希姆斯沃恩和花花公子托尼·吉尔森。宾厄姆即刻开始在海豚广场工作。他拥有两个套间，一个套间是用作办会室的，另一个套间则出于安全考虑用作卧室。宾厄姆受奈特的直接领导。奈特要他在玛德琳面前守口如瓶，幸好他在《星期日电讯》当记者时就来去行踪不定，所以没引起亲戚朋友的怀疑。　　宾厄姆很快看出，奈特用人非常谨慎，被他选中的人不多，因为在他的部门“情报官”与“特务”之间没有区别，他们都必须是多面手，有时得像情报官一样考察征募对象和审查嫌疑分子，有时得像特务那样进行刺探活动。奈特的观点是，在反间谍活动中特工人员必须百分之百地可靠，而最可信的是他手下的情报官员。那儿的气氛轻松愉快，常常有人开玩笑地说：“这些长着一双鹰眼的人老是不停地进进出出。”其实奈特手下那些独当一面的官员都是些相貌平平的人，而且无一人与鹰有相似之处，然而他们的这种平凡却越发显得有魅力。　　奈特战时最漂亮的一次行动是逮捕安娜·沃尔克夫和泰勒·肯特。他们俩人卷入了盗窃罗斯福与邱吉尔之间往来的绝密信件副本一案。这些信件的内容一旦泄露，罗斯福政府就有可能垮台，并由此阻碍美国参战。这次成功的行动给他的部门带来了荣誉。宾厄姆也从奈特身上直接学到了如何井井有条地开展工作。   夫唱妇随 1940年，当大规模的战争行动开始后，宾厄姆着手撒网围捕外国嫌疑犯，并为在曼岛囚禁被指控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人游说。玛德琳终于作为军情五处的一名秘书，去新设在牛津郡布莱尼姆宫内的总部上班了。外界对军情五处的印象是，办公室的打字员、秘书和文书档案管理员，都是些疯疯癫癫初出茅庐的年轻女子，她们把安全保密工作看作无足轻重的事情。但玛德林觉得，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强烈的安全保密意识。她们中大多数人是军人的女儿或妻子。她的同事基本上都住在基布尔学院内，环境死气沉沉。从卧室到浴室得穿过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哥特式庭院。但奈特和他手下的人则全都在海豚广场那儿工作。像材料归档、审核报告等琐碎的事他们不用操心。只是在出席最高级会议时，奈特才去布莱尼姆宫，那时他会穿上少校制服 他们当过间谍--十三位世界著名作家的间谍生涯 第 7 部分阅读 档、审核报告等琐碎的事他们不用操心。只是在出席最高级会议时，奈特才去布莱尼姆宫，那时他会穿上少校制服——一套他不真有资格穿的制服，显得英俊潇洒。宾厄姆曾这么评价他：　　奈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领导。他喜欢动脑筋，想办法，点子多。我们都愿意铁心跟着他。当炸弹倾泻而下时，他像母鸡爱护小鸡那样，对我们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他把我们看作他的孩子……尽管我们长得高矮胖瘦不一。   在占领区 宾厄姆拿着400英镑的年薪（不用付税，因为军情五处并未正式登记注册），在奈特身边一直工作到战争结束。1946年他作为一名情报官去了德国的汉诺威。他的任务是调查数百名值得怀疑的难民，他们在城里四处转悠，没有固定的落脚点。他对汉诺威的最初印象生动地描绘在他的日记中：　　一幅灰蒙蒙的凄凉景象。宽阔的街道两旁耸立着高大的建筑，碎石破瓦堆积如山。一切都是灰濛濛的……　　许多大楼的窗户都已没有了玻璃，炸弹炸裂了屋墙。幸存的住宅从屋内伸出一截临时用的烟囱，以此证明里面有人居住着。　　宾厄姆注意到，过路人都用茫然若失的目光盯着他，里面没有仇恨，也没有好奇。假如他同他们说话，他们会用一种绝无个性色彩的方式，礼貌而又诚恳地作出反应。有些男子穿着破旧的德军制服；有些女人穿着用撕下来的纳粹旗帜做成的红裙子，给人一种哀婉凄楚的感觉。商店里食品少得可怜，而棉布、缝针、梳子、剪刀等已绝迹。火柴每月配给一盒。外衣大多是用染过色的旧军毯改做而成的。煤已停止配给。至于对军政府的态度，人们表现出一种矛盾心理，既充满了怨恨，又流露出一种无动于衷的接受，因为他们认为军政府的用意可能是好的，但由于无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宾厄姆的工作非常繁忙，常常为了研究各种公文忙到凌晨3点，其中包括许多涉及俄国占领区的情况和被莫斯科当局怀疑在向英国或美国传递情报的人的命运问题。俄国人逼迫对象“开口”的方法之一，是臭名昭著的“瓦瑟尔卡策尔”法，即在冬天，每隔十分钟往受害者赤裸的身体上浇冰冷的水。这种折磨要持续2至14小时，直到身上结成一层薄薄的冰为止。开始宾厄姆认为，俄国情报机构在监视英国占领区方面已快智穷才尽了，因为在那儿没发生任何与他们有丝毫利害冲突的事。后来宾厄姆发现，俄国人并没有停止活动，于是他想会不会是他们在进行和平时期的演习活动？最后他得出结论，在俄国人的眼里“安全工作与谍报活动是生活的本质内容。”现在表现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种假象。   审讯 受到宾厄姆审问的俄国人中，有一个名叫弗洛连斯基的人。他被德国人逮捕后，与其他囚犯一起接受强制劳动。当德军溃退时，他逃往捷克斯洛伐克，在那儿他生活和工作了一段时间。捷克人明确指出，不强迫俄国前战俘回国。毫无疑问，他根本不想回去，他甚至非常放心地考虑起婚事来。他是个军官，这是他后来告诉宾厄姆的。由于战争爆发，中断了他的法律学业。他在捷克警察局就是这么登记的。可不久公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俄国战俘必须回国。这是不祥的征兆。出于求生的本能，弗洛连斯基抛弃了新生活，先逃入美国占领区，然后又躲入英国占领区。在汉诺威，他去了市政厅，如实讲了自己的情况，怀着天真的自信申办身份证，申领配给卡，并反复说明，他想在汉诺威工作和生活。然而他立刻被逮捕了。　　占领区当局给宾厄姆的指示是明确的：　　1941年6月22日起成为俄国武装部队一员的俄国俘虏，如果尚未正式释放，将移交给经办部门，由他们负责遣返工作。　　宾厄姆问弗洛连斯基，被遣返回国的俄国战俘将得到什么待遇。他答道，他们连同自己的家属都将受到迫害，因为俄国人推行着这样一条路线：任何投降的士兵都是叛徒，将被“发配”许多年。至于那些明确表态不愿回国的人，他们的命运将会更糟。弗洛连斯基对宾厄姆说，他会遭枪杀的。听了这话，宾厄姆感到毛骨悚然。　　宾厄姆一度怀疑弗洛连斯基是否为了留在西方，甚至想结婚，故意把事情说得严重些。当然这种解释不是没有可能。当宾厄姆告诉他，他的任务就是把他送回俄国时，弗洛连斯基顶撞了一句：“如果你把我送回去，他们会枪毙我的。既然这样，赫尔少校，你为什么不现在开枪打死我呢？”在未向自己的上司汇报，也未曾得到任何人授权的情况下，宾厄姆给了弗洛连斯基一个新的身份证和所需的德国证件。随后这人就在一幅破败景象的大街上消失了。　　另一个接受宾厄姆讯问的是个乌克兰人，名叫诺沃西利斯基。他身材魁梧，穿一身黑衣服，光秃秃的大脑袋上扣着一顶贝雷帽。他非常焦虑不安，声称自己是在一个DP因战争、饥荒、政治等原因被迫流落异国的人。营地被逮捕的。DP营的高级行政官员们指控他是俄国间谍，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和俄国负责遣返工作的官员一块儿到达那里的。诺沃西利斯基显然被这一指控激怒了，他说他被克格勃的前身内务人民委员会囚禁过，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还在梅尔贝克的DP营地。他告诉宾厄姆，他是一位音乐家，想用手风琴赚钱买食品养家糊口。虽然疑点很多，但宾厄姆还是决定放了他。于是这个人也在街上消失了。留下宾厄姆独自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心肠太软，太容易上当受骗，不适宜干目前这项工作？他的同情心连同观察事物的客观性，后来成了他的小说的重要特征。   突击搜查 宾厄姆经常带着枪参与对DP营地的突击搜查行动。这些营地里分别居住着乌克兰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比利时人、捷克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外国流亡者。棚屋里的地板和床都是木头的。有些棚屋里只住男人，有些只提供给已婚夫妻，床用帘子隔开。　　突击搜查者常常乘坐卡车和吉普车在深夜11点30分左右出发，午夜时分到达营地附近；然后熄灭车灯，将车停在距离环形栅栏200码的地方。然后，英国军队、情报官员和德国刑事警察同时开进营地。每栋棚屋有两名士兵把守在门口，以防止任何人逃离（那儿总共居住着两千多人）。随后情报官员、士兵和德国警察核对屋内人的身分，搜查他们的行李。他们的目的是搜捕危及安全的嫌疑犯，以期发现潜伏的特务。　　这些突击行动给宾厄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记中描述了其中的一次。宾厄姆的搜查小组一进屋，便命令所有的人立即起床。受到惊动的人们困惑不解地坐了起来。他们穿着短裤衬衣，有些男人戴着睡帽。这种时候容易看出破绽。桌子上搁着吃剩的饭菜，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数只箱子，里面放着一些个人物品——几双鞋，一堆难以形容的破旧衣服，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在用作营地警察局的棚屋内，穿着制服，佩带着标有“营警”臂章的乌克兰人——头儿佩带标有“警察局长”字样的特殊臂章——都站着，个个愁眉苦脸。两名情报官员则在一旁等候着。终于嫌疑犯被带进来了，通常是一个一个地由两名士兵持着上了刺刀的枪押进门的。   红头发嫌疑犯 那天夜里捕获了两名来自柏林的少女，她们没带身份证；一名妇女，她说丈夫被送进了医院，两人的证件都在他那；一名法国男子，他的证件没办妥；一名穿着长统靴的德国青年，圆脸红发，傲气十足，他说他的证件遗失了。对最后一位的审讯，宾厄姆作了记录，并一句不落地记下了针锋相对的对话：　　“你从哪儿来？”　　“哈雷。”　　“俄国占领区？”　　“对。”　　“你的证件呢？”　　“我丢失了。”　　“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前天。”　　“你是怎么进入汉诺威的？”　　“越过边境。”　　“目的？”　　“想在诺德海姆找一份工作。”　　“昨天你在哪儿过的夜？”　　“在汉诺威。”　　“哪儿？”　　“在克莱弗尔德区。”　　“哪儿？”　　“我不知道那条街名。”　　“你知道。”　　“不，我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诺德海姆有活儿干？”　　“我在报上读到的。”　　“哪份报纸？”　　“《汉诺威新闻报》。”　　“怎么弄到的？”　　“在哈雷时有人给我送来的。”　　“谁送的？”　　“我叔叔。”　　“《汉诺威新闻报》上没登诺德海姆的招工广告。”　　“不，它们登了。”　　已有丰富审讯经验的宾厄姆，凭直觉知道这个德国小伙子给他的答复中有明显反常的地方。他不能确切地说出漏洞在哪里——他依赖于他已开始相信的一种直觉。也许是这位小伙子回答得太圆滑了，好像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盘问；或许是他回答得太沉着冷静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宾厄姆都是要拘留他的，这一点毫无疑问。那夜需要进一步审问的嫌疑犯一共有七人。四名从事黑市交易的人被移交给德国警察。第二天凌晨，嫌疑犯在武装警卫人员的押送下乘卡车离去了。红头发的德国青年坐在车尾，当卡车在拐角处放慢速度时，他突然纵身跳出车外，在公路上翻了一个筋斗后便消失了。警卫人员朝他开了三枪，但他逃脱了。宾厄姆明白他的预感是准确的，但他并不怎么担忧——这小伙子很可能只是一个三流的苏联特务。   代号为“B”的奥地利人 与宾厄姆共事的一些陷入困境的情报官员中，有一个代号为“B”的奥地利人，他是这场大混战的受害者。1942年6月，当托布鲁克市快要沦陷时，他面临抉择：要么他自己逃跑，要么把这个机会让给一个已经上了德国人“黑名单”的捷克情报官。结果他选择了后者，尽管他的未婚妻在奥地利正等着他，以后又有几次表现出他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由于意大利人断绝水源，与他关押在一起的俘虏，快要渴死了，是他挡住了一支开赴前线的德国部队，让德军从自己的水壶里倒出了水让大家喝，而当时他不仅已筋疲力尽而且身患重病。还有“B”在战俘营里，充当英国人与德国人之间的联络官——因为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并帮助组织越狱。当战败国宣布投降时，“B”和一名军士又被派往不伦瑞克的监狱，去解放那儿的政治犯。宾厄姆在日记中这样描写“B”：　　“他慢慢地咧开嘴笑了起来，笑使得他那双棕色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发光。他笑得那么舒心，配上永远翘在脑后的几撮头发，他看上去就像一只刚孵出的画眉鸟”。但是当他回到维也纳，发现他的未婚妻在他被俘期间已另嫁他人时，他的笑容一定消失了。   英国人的弱点 1948年宾厄姆回到英国。马克斯韦尔·奈特请他回到原来的部门，于是他在反颠覆部又工作了二十年。他从未失去仁慈心，按照一个社会工作者的道德标准，善待他手下的特工人员；他仍然相信传统的手段，尽管军情五处越来越依赖于窃听器和电子设备，但宾厄姆不为所动。他曾经对他的妻子玛德琳说过这样一段话：“没有什么东西能胜过一名特工。窃听器无法告诉你谁同谁在睡觉，谁妒忌自己的上司，谁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厌倦，以及谁在喝酒。”　　1952年宾厄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我的名字叫迈克尔·西布利》。接着他写了一些更为冷酷、可信、写实手法的间谍惊险小说，譬如《第6号谋杀计划》（1958），《奈特手下不光彩的特工》（1960），《双重间谍》（1966）和《犹大》（1976）。在《双重间谍》一书的序言里他谈到：　　当前在对我们情报机构的认识上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情报机构雇佣的是一帮杀气腾腾、能量极大，两面三刀的玩世不恭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民们养活的是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软弱无能的流浪汉。可以认为这两种极端的思潮源于推断模糊、愚昧无知，可能还要加上政治或气质上的一厢情愿。　　宾厄姆自己对军情五处的看法和小说中反映的一样，认为它是一个本质上根植于绝对忠诚的高效率服务机构。他认为情报收集是一项单调乏味极需耐心的工作，而俄国人首先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要把一名特务安插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得花二十年的话，俄国人是不会介意的。宾厄姆觉得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就是他们的强大所在；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缺乏爱国主义精神是英国的一大弱点。作为作家，他自己的原则是对存在着各种弱点的人性表示理解。他始终认为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就是背叛。一个信任自己丈夫的妻子有时极易遭到背叛，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一个情报官员。宾厄姆常常对他妻子说，俄国的叛逃者比西方多，但他们从不公开这些事件！宾厄姆永远也无法接受的是，约翰·勒卡雷小说中出现的双重标准和不断显现的背叛倾向。从《冷战谍魂》约翰·勒卡雷的成名作。问世以来，他就积极开展反对丑化英国情报机构的活动。但是，随着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变节，以及后来菲尔比的叛逃，英国情报机构的形象无可挽回地受到了损害。   马尔科姆·莫格里奇简介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三套公寓》《莫斯科的冬天》《画宫》《地狱之路》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蹉跎岁月录》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成功地劫获了一艘德国潜艇。　　莫格里奇1903年出生于一个极普通的市民家庭。他17岁考入剑桥大学，在赛尔温分院攻读自然科学荣誉学位。曾在埃及的一所英国学校当过教师。二战爆发后，他为军情六处工作，后被派往德国，负责监视德国潜艇的动向。他曾险些遭到敌国间谍的暗杀，曾成功地劫获一艘德国潜艇。　　险遭暗杀的间谍作家　　二次大伊始，英国秘密情报处里依然弥漫着约翰·巴肯所描述的那种奇特的氛围。高级管理人员主要是行伍出身的高级军官，他们自命不凡地忙忙碌碌，为能在秘密行动中打破社交常规而天真地沾沾自喜。一名情报处新雇员彼克汉姆·斯威埃斯科特记得他曾被带到陆军部里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里面有一个衣着很像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军官在等他。“我无法告诉你那是怎样的一种工作，”这名军官说，“我只能说要是你加入我们的行列，你不能害怕欺骗，也不能害怕谋杀。”　　军情五处负责反间谍工作。秘密情报处（军情六外）负责间谍工作。1940年这些组织陷入了致命的互相竞争之中。   忠实的追随者 耄耋之年的马尔科姆·莫格里奇和他的妻子基蒂在东萨塞克斯的宁静偏僻的村庄里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他不仅是一个城市作家，还是一个极有争议和影响的新闻人物。莫格里奇是一个直觉很强的人，有时候会突发奇想。那种永不停息的追求精神引导他进入了秘密世界。他的很多谍报工作有时候使他得意非凡，有时候使他心灰意懒，一度还曾逼得他差点自杀。　　今天，老莫格里奇像以往一样诙谐机智。他那红润的慈祥面容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滑稽之处。他就像一个以思考人生为乐的饱经忧患的潘趣先生英国成功的木偶剧《潘趣和朱迪》中的钩鼻，驼背的滑稽主角。。虽然他胸藏锦绣，但却决不吹嘘他的传奇生涯。他通过严格的自我检讨，反省自己过去的一言一行，表现出虚怀若谷的君子之风。　　然而在基蒂眼里莫格里奇是一个锋芒华露的圣人，一个有着独特风格和辛辣的讽刺才华的淘气的“爬格子虫”，一个生活快到了尽头还不知停歇的流浪者。他喜爱从丰富的谈话中汲取养分。“马尔科姆和休（休·金斯米尔）过去每夜都要畅谈数小时。我真想朝他们扔一本书。”基蒂·莫格里奇这么说道。　　莫格里奇生于1903年。他的祖父在潘奇承办丧事，在莫格里奇的父亲12岁的时候他抛弃了家庭。于是，莫格里奇的祖母不得不开一家旧家具店，勉强维持生计。　　莫格里奇的父亲13岁辍学，在一家生产衬衫的公司里打杂。他毕生都是这家公司的职员。他经过奋斗当上了公司秘书，漫长而艰难的奋斗却丝毫没有动摇他那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他常常在家乡克劳顿的萨里街集市的讲坛上发表演说，与商贩们展开辩论。演说内容主要是抨击旧秩序，宣扬社会主义新理论。他的听众不多，但他确实有几个忠实的追随者。其中就有他的儿子马尔科姆。在莫格里奇的自传《蹉跎岁月录》第一卷《绿枝》（1972年出版）中，他写道：“我和父亲以及他的两个忠实听众一起旁若无人地大唱《红旗颂》，我那走调的声音就混杂在他们深沉的嗓音之中。”莫格里奇的父亲理所当然地成了一名市工党议员。莫格里奇一家戴上了红玫瑰花饰，替他的竞选演讲压场，热烈地为他助威。这种家庭助阵是有根源的。既然布尔什维克打算让俄国妇女成为国家的主人，那么一支强大的家庭军队则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家里，莫格里奇从克鲁泡特全的《回忆录》中第一次知道了俄国。虽然家里藏有《资本论》的普及本，但他和他的父亲谁都没去读它。他和他的兄弟们在当地小学读书，后入塞尔赫斯特文法学校。他的毕业成绩并不出众，但他还是考进了剑桥大学。十七岁那年入赛尔温分院攻读自然科学荣誉学位。四年后他勉强通过了考试，但是他所修的科目化学、物理和动物学对他没什么影响，他以后再也没有对它们产生过兴趣。在剑桥大学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上层阶级的子弟。不久，他发现他们的文化教养与他自己格格不入。剑桥的生活令他十分厌倦，他把漫长的闲散时光消磨在薄雾迷濛的乡间散步之中。在他毕业那一年他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他遇到了后来成为杰出的神甫、学者和神学家的埃里克·维德勒。他们的友谊一直绵延到今天。由于维德勒的缘故，他搬进了剑桥的礼拜堂（神甫的住所）。在大学生涯中，他第一次过上了快乐的日子，长期与友为伴使他获益匪浅。   埃及应聘 莫格里奇离开剑桥后去印度旅行。那块大陆上遭受贫困和英国统治而仍保持心灵安宁的印度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到英国后，在伯明翰一所人满为患的学校里代授英语。1927年，他和伦纳德·道布斯的妹妹基蒂结了婚。他在剑桥搬出礼拜堂后是和伦纳德·道布斯共住一室的。基蒂成了他的终生伴侣。基蒂的姑妈碧丽斯·韦勃是一个费边社会主义者，而基蒂的母亲则是一个波希米亚艺术家，来自于一个倾向社会主义的制陶工人家庭。道布斯夫人对女儿的婚事很高兴，但是她的丈夫却显得比较犹豫。莫格里奇既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又没有远大的前途，而且看不出有丝毫的转机。　　莫格里奇通过丈人结识了享利爵士的儿子休·金斯米尔，他后来成了一名著名的作家、散文家。他和莫格里奇之间牢固的友情一直延续到金斯米尔去世。　　莫格里奇婚后不久，他那心急如焚的岳父注意到了埃及一所英国学校招聘教师的广告。薪水比莫格里奇目前在伯明翰得到的高得多。莫格里奇按捺不住兴奋心情去报了名。结果他被录取了，不久即和基蒂一起出发去了埃及北部的明亚。　　到达明亚后，莫格里奇马上注意到那里的某些地方很像他所鄙视的印度社会的状况，只不过在埃及英国的统治软弱得多罢了。这份教师工作也令他大失所望，简直与他在伯明翰的情况毫无二致——不同的只是学生的肤色和文化而已。晚上，他坐在打字机前埋头写作，希望成为一名作家。这个梦想好像还很遥远，幸运的是他遇见了来开罗的《卫报》特派记者、作家阿瑟·兰森。十月革命时兰森就在俄国，他对那场伟大革命的亲身经历立即吸引住了莫格里奇。兰森肚子里有数不胜数的秘闻掌故，他说有一次他还和列宁下过棋。兰森把莫格里奇推荐给《卫报》编辑C·P·斯科特。几周后，斯科特回信建议莫格里奇先当三个月见习编辑。莫格里奇欣喜若狂，他那一无所获的教书生涯也许要宣告结束了。　　莫格里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埃及。1932年8月莫格里奇夫妻俩回英国时他还在襁褓之中。莫格里奇在担任《卫报》社论作者期间结识了社会主义文学家金斯利·马丁，莫格里奇一家暂时就寄居在曼彻斯特他的家里（后来，他们一家搬进迪兹伯里的一套公寓里），有时候C·P·斯科特会来他家喝茶。莫格里奇除了写社论外，还开始为《曼彻斯特每周卫报》和评论杂志写稿。他的剧本《三套公寓》由戏剧协会在威尔士王子剧院上演后颇受好评。波特南出版社总经理康斯腾特·享廷顿在美国出版了《三套公寓》，并提议莫格里奇写些小说。于是他写出了取材于他对克劳顿的童年回忆的《衰容》（1931年）；这本书同样受到欢迎。莫格里奇觉得他终于实现了理想，但是他打消了当自由作家的念头，他认为脱离活跃的报界和他现在很喜欢的闲话专栏太冒险太孤立，他就是在报界工作中形成自己那种辛辣尖锐的幽默感的。   俄国寻梦 1932年保守党政府卷土重来，莫格里奇的父亲失去了罗姆福德众议员的议席。年轻的莫格里奇对未来感到悲观失望，认为英国是一座腐朽衰败的城堡，如今在强盗的统治下变得更加贪得无厌了。在阿瑟·兰森的影响下，他对俄国的新时代兴趣倍增。他深信那鲜为人知的革命圣地即便还不成熟，但却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可是怎么才能到那里去呢？《卫报》恰巧给了他一次机遇，莫格里奇的新闻编辑，自然也是他的竞争敌手，建议他去取代即将返回美国的《卫报》驻莫斯科记者威廉·享利·钱伯林。　　1932年末，喜出望外的莫格里奇一家满怀希望动身前往俄国。他们对战后俄国的田园生活很有信心，并计划在那里定居。莫格里奇象征性地烧掉了他的餐服，而基蒂则烧掉了她的晚礼服。他们变卖了珠宝，撤销了银行账户，甚至还处理掉了他们觉得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里不会受欢迎的书籍。他们想把以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痕迹统统消除干净。《卫报》安排莫格里奇去俄国做一名自由撰稿人，这种安排原本很可能使他踟躇不前，但是当时十分乐观的他确信一到那里他很快就会放弃《卫报》的工作，过上完完全全的苏联人生活。基蒂此时又怀孕了，他决定让他的第二个孩子成为苏联公民。　　可是莫格里奇一家刚到莫斯科就交上了坏运。当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克莱斯摩找到一幢乡间别墅时，基蒂却生了病，一度莫格里奇觉得她生命垂危，这种充满忧愁的恐惧完全替代了他对俄国空想式的热爱。基蒂病愈后返回英国生产，而莫格里奇则留在俄国继续寻觅俄国梦，但是他找不到。当他给《卫报》撰写完第三篇有关俄国饥荒的调查文章时，他的头脑完全清醒了。他知道这些文章一旦发表，他的签证就会受阻。但是那决不能使他放下笔来，因为他在俄国的一些富饶地区亲眼目睹的人为饥荒使他深恶痛绝。他目击了一场导致深重苦难的军事行动，他的俄国乌托邦梦想破灭了。当基蒂打电话告诉他，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已经安然降生，并且他们有望住进一幢瑞士木屋时，莫格里奇很高兴地抛弃了他的新生活。随后他在1934年出版的《莫斯科的冬天》里写下了他的俄国之行。　　1933年秋；莫格里奇去日内瓦的国际劳动部工作了一段时间；而后又转入国际联盟的一个分支机构。不出所料；他回到伦敦后；他的《莫斯科的冬天》果然遭到了社会主义刊物的严厉谴责。厄运接踵而至：他失了业，他觉得是俄国之行把他给毁了。然而，专业作家的运气变幻莫测。阿尔——斯波蒂伍德出版社买下了他的小说《画宫》的版权，乔纳森·凯普还委托他写一本塞缪尔·伯特勒的传记，计划在伯特勒百年诞辰之际发行。这时莫格里奇似乎时来运转了。   时来运转 倒霉的是《画宫》惹出了麻烦。《卫报》威胁说要以诽谤罪对他提出起诉，因为书中一个主要人物的性格过于接近《卫报》编辑C·P·斯科特。《画宫》的出版商不得不收回此书。莫格里奇又一次囊空如洗，他将不得不在自由作家生活的暗礁丛中挣扎度日。然而，就像先前发生的那样他又时来运转了：他接到了印度《加尔各答政治家》的邀请，欣然受命出任助理编辑。基蒂刚刚生下女儿范伦坦，她决定和孩子们留在伦敦，让养家糊口的丈夫一个人启程赴印度。　　莫格里奇在加尔各答极其惦念家人，凄凄惨惨过了一年光景。多亏《旗帜晚报》以每周20镑薪金聘用他到“伦敦人日记”编辑组工作，从而使他结束了“流放生活”。回国后他在“伦敦人日记”编辑组遇到了布鲁斯·洛克哈特。洛克哈特是英国派往俄国的第一个间谍，他在1932年出版的《一个英国间谍的回忆录》中追述了他的冒险经历。他的传奇色彩深深地感染了莫格里奇，使他对早期谍报世界的奇谋秘计发生浓厚的兴趣。　　莫格里奇一家搬到东萨塞克斯的巴特尔附近的沃林顿后不久，夫妇俩发觉分离使他们的爱情更加甜蜜，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此时他们膝下有了四个子女——三男一女。但是，莫格里奇很快又躁动不安起来，他离开了“伦敦人日记”编辑组，替《每日电讯报》撰写书评，为罗达夫人的《时间与潮流》捉刀代笔，又开始了一段自由作家的冒险生涯。他的脾气似乎生来就是如此，除了写作以外什么事也干不长。他们在沃林顿的生活过得十分简朴：不得不从井中打取洗衣水，提着水桶去远处取泉水饮用。生活虽说艰难困苦，但那是最快乐的一段日子。休·金斯米尔就住在附近，他和莫格里奇的友谊越来越深。他们俩一起开始为《夜与昼》写稿，那是一份由格雷厄姆·格林担任文学编辑的杂志。供稿人有伊夫林·华尔、奥斯伯特·兰卡斯特、伊丽莎白·鲍温、约翰·贝杰曼、安托妮娅·怀特和安东尼·鲍威尔，集中了现今文坛的众多光辉人物。   过时的情报课程 英国宣战后的那个星期一，莫格里奇报名参军，但当天下午他不得不打道回府，因为军队里只招收专业技术人员，他被坦率告知新闻工作职业不予考虑。他沮丧气愤地继续撰写评论。然而不久，他在情报部里谋得了一个职位。　　莫格里奇对能为战争效力而感到高兴，他喜欢变幻莫测的工作。自从俄国梦破碎以来他第一次感到兴奋激动，准备接受战争可能带来的命运转折。他暂时收敛起他那躁动不安的老脾气，全身心地投入到富有刺激性的工作中去。他平生第一次决定为人民的共同目标展露他的才华，但这意味着他必须与基蒂和孩子们分离——这真给他出了一个难题。他极其坦率地写道：“我这么做不是被迫，也不是出于什么真正的责任感，而只是由于虚荣和冒险心理的缘故。我想，最为重要的是因为我想独自去干我所爱干的事情。”然而，后来他非常想念家人，变得异常消沉。　　情报部在布鲁姆茨伯里区的伦敦大学新楼里草草成立。部里好像主要有两种人：一大帮进进出出的信使和拿着公文包忙忙碌碌的穿制服的人。莫格里奇在一个宣传部门工作，由于他有新闻工作经验和活跃的创造力，他赢得了同仁们的欢迎和尊敬。这个部门也吸收了别的作家：乔治·奥威尔，他在牛津街的英国广播公司录音棚里对印度和东南亚地区播音；格雷厄姆·格林，他也在情报部针对拉丁美洲地区展开工作。　　格林和莫格里奇由于工作关系，彼此很熟。格林住在情报部附近一幢鸽笼似的狭小公寓里，莫格里奇有时候前去拜访他。如果留下来吃饭，他就会发现菜谱很简单，主食是香肠。他注意到格林不管境遇如何，好像总是过着最节俭的寄居生活，他很像是一个流亡者。二战后期他重逢格林时，格林所住的克拉彭公共宿舍在大空袭中已经被炸毁了，他的家人都搬到了乡下。在莫格里奇的印象中格林喜欢一个人独居。　　几个月后，莫格里奇参加了汉普郡阿什维尔的陆军秘密警察部队。一旦穿上制服，在军纪约束下，他就感到这种呆板的生活令他很不自在，不免又向往在情报部里那段坐办公室喝茶的惬意日子。他学了一门安全情报课程，他对课程训练中的某些荒唐之举，诸如利用最初在布鲁塞尔创建的戴姆斯·布兰奇斯组织很不满。那个组织的成员是一群坐在窗前一边织毛线一边数军列车厢，估算德军集结动态的比利时妇人。这门老掉牙的课程中还包括从出租车司机和理发师之类的老百姓那里搜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的方法。虽然有教材，但却散发着一股子外行做戏的强烈气味。学员们一致认定这种情报网太落后了。最后，莫格里奇被调到谢佩岛，核查德军入侵法国时溃逃的法国军队的情况。他在那里获得了比较实用的保安工作经验。   艾恩赛德将军被撤职 莫格里奇的下一个工作是在伦敦奈勒大楼内的统帅部值勤。随着德国进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他渐渐陷入千篇一律的事务里。值班军官的职责就是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准备发出德国进攻的警报。万一德国果真进攻英国，他们就要立刻警告总部。随后总部就会对广播大楼和电话局之类的通讯枢纽展开大规模的保安行动，并把一些人员调往弗吉尼亚湖边的一座构造特殊的地下指挥部，在那里设立紧急行动中心。此外，莫格里奇的职责还有参与防止敌国间谍打入总部的反间谍工作。　　莫格里奇不喜欢他的行伍生涯。“我不受人欢迎，”他记得，“我被赶出了那个鬼地方是因为我的说话方式太特殊的缘故。”然而事实上他是一个机敏过人的人。他在奈勒大楼最引人注目的行动就是调查总司令员恩赛德将军——巴肯笔下的理查德·汉内的原型——此人和某些法西斯组织有着颇为可疑的神秘纠葛，后来他被撤了职。　　在大空袭中，莫格里奇常会穿越因爆炸和防空炮火而被照亮的街道，走在伦敦黑暗空荡的马路上。有时候，格雷厄姆·格林是他的同伴。格林还会和他一起去“风车”剧院看戏。那里的观众无聊乏味，上演的全是低级庸俗的戏。莫格里奇觉得格林之所以喜欢格调不高的东西是因为他偏爱观看恶魔戏的缘故。这种悲凉的心态在他的许多作品中肯定有突出的体现。格林还告诉莫格里奇，只有内行人才知道在“风车”剧院里坐在何处才能获得最佳视角。　　莫格里奇注意到空袭时格林在冒险外出之前都要作特别的忏悔，这使莫格里奇心里很不安。他觉得自己好像手握一张三等车票和一位重要人物一起乘坐头等车厢旅行。他心想，格林一定会升天堂，而他则要入炼狱。莫格里奇从认识格林起就注意到，他对他的小说中描绘的激情抱有一种特殊的超脱态度。在他看来，格林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也颇为相似。当他偶遇格林时，常常发现他脸上有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神情。伶牙俐齿的莫格里奇有一次公开说格林是一个想当却当不成罪人的圣人；而他，莫格里奇，则是一个想当却当不成圣人的罪人。这句广为流传的评语激怒了格林。莫格里奇说：“格林的观点是如果你出卖你的祖国，那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出卖你的朋友，那就大有关系了。他总是说他宁愿住在俄国，我看他准是疯了。这肯定不是真的。”至于格林笔下描绘的秘密情报处，莫格里奇对此也有他的非常深邃的看法：“我认为以特雷弗·威尔森（一名军情六处办案军官）为原型的《人性的因素》是一部三流作品。他最优秀最真实的间谍小说是《我们的人在哈瓦那》。”　　莫格里奇遇到的一个军情五处的官员是借住在本廷克街一幢地下公寓里的盖伊·伯吉斯。伯吉斯和莫格里奇只见过一面，但印象深刻。如今莫格里奇把伯吉斯形容为：“经受道德折磨的邪恶的化身”。伯吉斯在空袭时常常没完没了地发牢骚，莫格里奇认为他说话过于随便。例如，他知道伯吉斯把D日计划随身带到了美国。大多数时间 他们当过间谍--十三位世界著名作家的间谍生涯 第 8 部分阅读 Ｃ煌昝涣说胤⒗紊В窭锲嫒衔祷肮谒姹恪＠纾啦拱袲日计划随身带到了美国。大多数时间他和基姆·菲尔比的公文包里都带着秘密计划。尽管伯吉斯得了某种顽症，但莫格里奇并没有感觉到他身上有任何阴谋气息，他只是散发着一种腐朽衰亡的气息，象征着一个阶级和一种生活方式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