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回忆:城记》 复活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回忆:城记 第 1 部分阅读 《复活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回忆：城记》 《城记》：沧桑历史破解城市命运 我们经常把城市喻为一本打开的书：石块和钢筋水泥凝固着几代人的抱负、理想、成败和恩怨。梁思成和北京城的命运就是这样一部很难让人平静，值得再三解读的大书。虽然这一主题已不再新鲜，但是，《城记》（王军著三联书店2003年10月版）仍然不同寻常，用谢泳的话说，是同一题材的书中最好的。 如果说大多数人是从身边光怪陆离的城市走向反思和怀旧，那么有两个人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清醒地预见了这一切。“不幸而言中”这样的话，说明的是学者的光荣和社会的失败。今天，人们比以往更迫切地想知道事物的真相，破解城市的命运，同时也在寻找它的恩人。我和王军正是在这样的共同经历中相识，从而目睹了这本大书由起初的“梁思成传”转为“晚年梁思成”，最后聚焦为“梁陈方案”之争的全景实录。书名也由原来的“城祭”改为“城记”——一字之别，凝聚了十年心路之旅由悲恸到淬炼成钢的大升华。 所谓“梁陈方案”，就是1950年由梁思成、陈占祥共同签署提交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他们建议为了整体保护北京古城，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建设新的中央行政区。相对梁思成而言，人们对陈占祥比较陌生。这位留英八年的翩翩才子查理·陈在二战期间的英国和今天的国际建筑与规划学界大名鼎鼎。他在中国建筑界暴得大名，是“反右”时所谓的“陈华联盟”。从法国归来、同样一片赤子之心的华揽洪，在建筑观点上其实是与陈占祥对立的，当时他支持拆城墙、在旧城建设行政区。这便是“陈华联盟”的冤中之“冤”。他俩真正的共同点，是对规划科学性的强调和重视，对自己学术观点的执著。他们一个英文好于中文，一个法文好于中文。唯一的一次“联盟”，是两人1954年联手设计的北京月坛南街，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大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1957年，陈占祥被划为右派后几致销声匿迹。70年代，心灰意冷的华揽洪举家迁回法国。 北京的悲剧在于，由于共产党人的远见，它在战火中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然后在和平建设时期却被逐渐毁掉。由于领悟了毁城背后民族的大命运，作者没有诉诸道德义愤，也超越了具体的人事臧否和恩怨，而以记者的冷静、客观忠实的记录，不厌其详地钩沉探微、采访众多当事人，用故纸和史实尽可能地逼近这桩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正是这份冷静和客观，赋予《城记》坚实的现场感，强硬的历史质感，以及真实的巨大震撼力。最令人震惊的事实，莫过于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正式提出了改造故宫和在天安门建政府大楼的设想。“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故宫和天安门的建筑艺术”！多么响亮、正当，多么熟悉的思维和语言，熟悉得令人不寒而栗！ 如同当年的许多巨变一样，那是一场同时代人共同参与的历史活剧。真正的悲剧性在于，各行各界的人是如此真诚而欢欣鼓舞地将它推向高潮。因而，认识城市变迁的动力结构是更为重要的。我们看到了来自苏联的经验和苏式教条主义，革命化和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必然性”对古城的“共谋”。梁思成曾赞誉苏联是“计划工作者的天堂”，认为土地私有制下的资产阶级城市难以避免杂乱无章；但苏联专家却以莫斯科改造的经验武断地裁定北京，给古城以致命的第一击。而除旧破新的动员是多么具有时代前进的蛊惑力啊——“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于是，被拆毁的城墙“像姑娘们一样年轻了”，“一块块方砖，从泥土中站起来，阳光下露出笑脸”……管理者的决策更看重的是经济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当时否定“梁陈方案”的重要理由是另建新区费用昂贵，国家财力有限。然而，历史的真实是即便在当时，在旧城区拆旧建新的成本也远比在郊区征地新建昂贵得多。国家真正无力负担的是在旧城区大规模拆迁和安置 居民问题，由于“麻烦”、“花钱”、“耽误时间”，许多部门“情愿去郊区建”。于是在西郊新建了大量机关建筑，当时的人反映说“不知道新房子都盖到哪里去了”。半个世纪之后，城市变化的动因与当年已大不相同。在近十年的房地产开发中，北京和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真正脱胎换骨，面目全非。然而，旧城已毁，新建凌乱，城市的命运仍让人忧叹，其中一脉相承的教训是什么呢？ 《城记》的另一大特点是图片丰富、精美、珍贵。书中多幅被拆毁的古城门与现址数字合成的照片，展示了原本可能的新旧并存、既古且新的北京城市图景，如我们今天在前门和天安门所看到的那样。当年被拆除的永定门，正在原址按原尺寸重建，但它将是个没有文化价值的“假古董”。而且，这并不妨碍有关部门在继续拆毁已经非常稀少的精美的四合院。这本大书仍在继续——在笔下，也在生活中。王军打算继续记录和揭示这一过程。 与书中的沉潜缜密不同，在现实中，王军是一个极其热忱、强烈的行动者，而被一些人视为眼中钉。在某种程度上，我更看重身体力行的行动者，因为他们不是仅用笔和相机去记录，而是用巨大的时间、情感，用泣血之心甚至是身家性命与推土机作战，与一些人的短见和贪欲作战。粤东新馆、曹雪芹故居、蔡元培故居、美术馆后街22号、南池子改造、东岳庙风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都有王军不屈不挠的身影。命运是如此地纠缠和传奇：当年“陈华同盟”之一的华揽洪迁回法国；90年代，华揽洪的女儿华新民从巴黎回到北京，成为岌岌可危的胡同和四合院执著的保护者，展开了与前辈同样艰苦卓绝的古城保卫战。我认为王军和华新民将如同梁、陈一样，也成为北京的恩人——历史会记住他们，感谢他们。（杨东平） 《城记》作者王军：我不是想拯救北京 在《城记》中，王军让人们看到的不仅是梁思成的智慧，更是那种痛惜古都文化、关注城市发展的情怀。这是2003年底几乎所有媒体对该书的同一评价。 “花10年做出来的东西必然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东西。这本书好不好我不敢说，但有 我一把力气活在。我相信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不相信今天播种，明天就有收获。” 多年以后，87级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同学聚会，当年的哥们看着王军感慨道：你当年那么爱玩的一个人，背个画夹，弹着吉他，现在竟然能挨得住冷板凳，做上学问，出成书了。时值《城记》在北京三联书店的销售榜单上位居一二名。 其封底印着一段话：“作者试图廓清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空间演进，还有为人熟知的建筑背后，鲜为人知的悲欢启程；历史见证者的陈述使逝去的记忆复活，尘封已久的文献，三百余帧图片让岁月不再是传说；梁思成、林徽音、陈占祥、华揽洪……建筑师多舛的人生，演绎着一出不落幕的戏剧；这一切的缘起，只是因为北京，这个‘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拥有一段抹不去的传奇。” 王军的名气其实在《城记》之前。学者杨东平在一篇文章中将王军称为“北京的恩人”，文中罗列着因为王军的努力而为北京城保留下了的古建筑、胡同和四合院的名称。“北京的恩人”王军表示自己不敢当，“我只是尽自己的本分，做了一个记者该做的事。” 王军善谈，还能让人从头笑到尾。遇到表达激烈情绪，或高兴或不屑或愤懑，王军身子向后仰，头一垂——这几乎是他习惯性动作。 王军生于贵州开阳磷矿，1991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社做记者，原本对教育感兴趣的他被安排去报道“城建”。从此，这个自诩是享乐主义者的年轻人跟伤楚和遗憾打上了10多年交道。在这10多年里，曾经采访过的老人一一远去。陈占祥、单士元、莫宗江、周永源、郑祖武……王军记得第一次见陈占祥，这位当年叱咤英伦的查理·陈，建国初同梁思成一起制定北京城市规划的“梁陈方案”的绅士在家里穿着笔挺的西装，等候着一位刚毕业不久、对建筑和城市规划尚皮毛未知的年轻人的采访。那时的王军称自己为瞎子。“登景山俯瞰北京城看了好几次，眼睛是瞎的，什么都看不见。故宫也看了好几次，什么都看不懂，还特累。” 之所以想要采访陈占祥，来自记者的好奇心。好奇于城墙拆除后修起的二环路，怎么拆的，又是怎么修的，这才不过10来年的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王军对于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当初一无所知。在中国人民大学度过4年的青春岁月还够他跟一帮哥们回味良久。那些有歌可唱，有诗可诵，如何偷打麻将，特别是在学校里打架的种种细节，说出来，都是快乐。 一个快乐的人即使说起危险和挫折，也能说成笑话，哪怕是生命受到威胁。他讲这些，像江湖大佬，“有人威胁我：杀人不过头点地。我对他说：杀人挺不好的，咱们最好别杀人。” 王军说自己并不是那种特有责任感、总是忧国忧民的人。他喜欢画画，弹吉他，唱歌、踢足球都曾是一把好手。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因为城建问题将自己变成了他人眼中的“斗士”，只是因为他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职业记者。“新华社要求记者写内参，写调查报告，这是我的工作。”《城记》成就了他的梦——“我喜欢做梦，做梦就要做出来，做出来是梦，不做出来只能是幻想。”　（李冬莉） 王军：追随梁思成的脚步　揭示北京古城的宿命 50年前，梁思成在“长官意志”面前，碰得鼻青脸肿，结果，北京的古城墙死了，牌楼消失了；50年后，梁思成的追随者在“开发商”面前，同样灰头土脸，结果，北京相当数量的四合院和文化遗址，面临、遭遇着在劫难逃的厄运。即使梁先生健在，又能如何？一个年轻记者写出一本皇皇巨著《城记》，向我们揭示了———北京古城的宿命。 几天前，35岁的王军又去了趟北京市八道湾11号，看着这座老四合院依然“健在”，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温暖。 在这座院落里，鲁迅先生写成了《阿Q正传》；也是在这里，他们兄弟失和。大学问家俞平伯常来这里和周作人品茗说文。“转角龙头井，朱门半里长……”10年前，王军就是念着俞先生这首诗，找到这里来的。 当时获知开发商要拆这座名人故居，王军追到北京市文物部门，又追到规划部门，终于用手中的一支笔，保住了《阿Q正传》的诞生地。 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当了10多年记者，王军报道了不少次北京古建筑的“保卫战”。一些重要的文物建筑，比如蔡元培故居，就是因为他的报道而得以幸存。 但王军坦承：“没保住的要比这多得多。”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建立保国会的粤东新馆就没能保住。1998年，在拆迁办指挥下，13名来自四川的庄稼汉抡起铁锄，拆毁了这座文物建筑。 “我在北京拆了8年，这种房子拆得多了。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拆迁办给我们钱，我们就拆。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具体负责这次拆迁的包工头理直气壮地对王军说。 这位包工头还抱怨：“其实那些‘破烂’不值钱，古砖没人要，木头也难找到买家，一块瓦只能卖四五分钱。” 1991年，王军当上一名跑城建的记者。之后，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大门轰然向海外敞开。香港及东南亚一带名商巨贾纷纷到京城购地置业，一派火爆景象。推土机在老城内开动了，成片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写上大大的“拆”字。 《北京晚报》惊呼：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在王军看来，北京正在重演北京古城墙消亡的历史悲剧。 王军是个爱较真儿的人。最早让他陷入北京古城研究的是同事一句不经意的话：“北京的二环路是拆城墙拆出来的。”王军乍一听吓了一跳。他一定要搞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他去找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谈了3个下午。他去找各种各样与那段历史有关的人。甚至打出租车，见到年龄稍长的“的哥”，他也会问，你小时候见过城墙吗？ 有段时间，他基本泡在图书馆和档案室里，做编年史料和读书笔记。“那是冬天，满屋子都是阳光，就我一个人，一张一张旧报哗哗地翻过去，过筛子似地过。” 像是发现了人生导师，梁思成从此成了他的精神指引。 王军注意到，早在1948年，梁思成组织清华大学师生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其中第一项文物即“北平城全部”，并注明北平为“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 为保护北京城，梁思成哭了好几回。天安门外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因为妨碍“几十万人民群众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于1952年被拆除，梁思成哭了；1953年，北京开始拆除一座一座牌楼，梁思成与主拆派据理力争，在会场上痛哭失声。毛泽东闻此斥责到：“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梁思成的确书生气，直到1957年，他还在抗辩：“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就针对北京市区规划提出，将北京的行政中心建到老城之外，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但这一方案很快被否决。批判者说，梁思成是为古而古，妄图将北京老城当做一个博物馆保存起来。对此，梁思成曾对当时北京市的一位负责人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跑了几年城建，王军越来越理解梁思成：“梁先生不是为古而古，而是与城市的现代化联系起来的。” 王军研究发现，就在北京开始在老城的“身体”上建筑新城，在原本人口密集的城市内再次塞进人口时，英国伦敦却在实施“大伦敦计划”，将人口从城区有机疏散出去。“‘梁陈方案’的提出，正是不愿让北京重走这些大都市由于人口密集而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的老路。”王军说。 梁思成当年躺在病床上预言：这个城市还没有长大，现在只会得一些伤风感冒的小毛病，但我已经看出，他将来会心肌梗塞，得高血压。 虽然他本人没有看到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但是王军看到了这个城市心肌梗塞和高血压的病症。今天，北京城已经不堪重负，人口密度过高，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资源稀缺，许多文物建筑被毁坏。 但令王军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梁思成当年没能阻止的悲剧，今天仍在上演。 近10年，北京开始成片拆除老四合院。有数据表明，2000年到2005年北京计划改造300多万平方米危房，但同时有600多万平方米并非危房的房屋将“陪绑”。 在“陪绑”的这些房屋中，有一座院落，至今令王军心痛。美术馆后街22号，一座明末清初的四合院，有着完整的院落格局，罕见的“象眼”砖雕与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它曾经标在乾隆时期的北京地图上。这里曾住过一位皇帝的御医，被拆前住着80多岁的赵景心老人。他的父亲赵紫宸是中国基督教领袖和抗日英雄，他的姐姐赵萝蕤在这里用十几年的心血，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篇。 王军试图用自己的笔保下这处珍贵的遗产。他前后写了4篇报道，组织过专家签名，帮老人请律师打官司，在推土机推动院墙时陪伴老人。在包括侯仁之、吴良镛在内的各方人士奔走了两年零8个月后，最终还是挡不住开发商。 老舍的儿子、学者舒乙痛心地说：“北京现在是在拆第二座城墙，胡同、四合院就是北京的第二座城墙！” 当年曾协助梁思成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吴良镛也目睹了历史的重演：“为了最大限度取得土地效益，老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做‘地皮’来处理，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做‘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做‘废铜’来使用”。 “新城和老城一定要你死我活吗？”有段时间，王军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有人给他泼冷水：保护古都风貌，从房地产专业看，根本不可行！你不懂房地产，搞得清这个问题吗？ 王军不服气。从1994年到1999年，他开始着手北京房地产市场的调查，每年都要写出几份调查报告。他要查清楚，这个城市的房地产是怎么运作的，哪一种开发是合理的，一定要把老城毁掉才行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王军得出斩钉截铁的结论，“我的调查表明，新旧分开发展并实现共荣在今天仍是这个城市的现实选择，否则，在我们把老北京毁掉的时候，新北京可能也就被毁掉了！” 但他的这些调查报告有时也给他带来麻烦。他曾被指责为“破坏北京申奥”。一度，他被一些新闻发布会拒之门外。 这些年里，王军一直“在故纸堆里和梁思成交谈”。为了这个城市的今天和明天，他觉得必须让今天的人们理解梁思成的意义。他正着手写一部《梁思成传》。 每年“五一”、“十一”长假，他驱车沿着梁思成、林徽因当年考察中国古代建筑的路线图，一一寻访。 在山西海拔2000多米的霍山，为寻访梁思成夫妇当年考察过的一处古建筑，王军驱车几个小时才上了山顶，而梁思成当年则花了12个小时步行上去的。 “在那个高度，我终于理解了梁思成。”王军深有感触地说，“他实际上被一种文化所化掉了，化到他的血液里了。” 王军介绍，“文革”中，当梁思成听到我国氢弹成功爆炸的消息时曾无比振奋，认为如果把他这样的人彻底批倒国家就能够进步，“宁可自己被千万只脚踩在下面，还要加上自己的一双”。 梁思成在检查中写道：“当初听说毛主席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思想上抵触情绪极重，这表明我当时竟然反对毛主席‘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这一重要指示。” 可接着往下写，他竟发出一声长叹：“我的检查写不下去，奈何？” 王军说：“他是真心想革掉自己学术上的命，可就是革不掉，他拿自己也没办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开口就放毒’。他除非把自己从物质上消灭掉，才可能把自己的学术消灭掉。” 50年前梁思成经历的悲哀与无奈，让50年后的王军继续体味。他只能向今天的人们讲述一段过去的故事：半个世纪前，在北京这个大舞台上，一群著名的政治家、建筑学家和文化人在激辩争论，到底该怎么处理祖先留下的北京城。几个回合下来，“梁陈方案”被否决了，于是北京的城墙和许多文物建筑及胡同、四合院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后，从地球上消失了，这两个书生的命运被改变了，北京城现在和未来的命运也被改变了。 王军把这本书叫做《城祭》，后改作《城记》，因为“我的使命只是记录”。但有评论说，这是“一部北京老城的死亡档案”。 一个月前，王军应邀到法国演讲，主持人介绍说：“王军先生是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王军有些窘迫，马上纠正说：“我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名记者。” 会后一周内，王军到巴黎四处走访。巴黎郊区那些新建筑、街道尺度、色彩，以一种缓慢的节奏与老城区融合在一起。真正现代主义建筑扎堆的地方，集中在距老城区凯旋门5公里处，位于从卢浮宫到凯旋门这条重要轴线的尽端，其大门与凯旋门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巴黎，你会感到，古和今、新与旧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就像我们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充满爱意，而不是你死我活。”王军感慨道，“这时候，我就真正意识到，梁先生不在了。”　（包丽敏） 改造北京（1） 来自四川兴文的13个庄稼汉抡圆了铁锄，大块大块的木头从屋顶上滚落下来，瓦片被杂乱地堆在一旁，砖墙在咣咣震响声中呻吟着，化作一片废墟。一时尘埃弥漫……　　这一幕发生在1998年9月24日，这一天成为了北京粤东新馆的祭日。　100年前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在这里成立保国会的历史，从此化作无法触摸的记忆。　　拆除这处古迹是要它给一条城市干道腾地方，拆的名义是“异地保护”这处文物。文物建筑的迁移要先选好迁建地址并予腾空，测绘、摄像，建筑构件要编号，原材料、原规制复原，由文物专业技术人员着手进行……然而，在庄稼汉的铁锄之下，粤东新馆成了“破烂”。　　“有没有文物人员指导？”笔者在现场目睹此景，对姓汪的包工头说。　　老汪答道：“他们来看了一下，指了指几件东西，说留下来，我们就动手了。”　　在老汪的引导下，笔者看到，几块雕花的木头已被拆放在一处。“这就是他们要的。”老汪说，“还有几块石头，嵌在墙里，他们说里面可能有字，也让留下来。”　　“那些砖、瓦和木头怎么处理呢？”　　“我们拿去卖。”　　“能卖不少钱吧？”　　“赚不了钱。古砖没人要，木头也难找到买家，一块瓦也只能卖四分钱、五分钱。”　　“老汪，你知道康有为、戊戌变法吗？”　　老汪两眼茫然。　　“知道孙中山吗？”　　“当然喽，这个房子还跟他有关系呀？”　　老汪眼睛大大的，皮肤黝黑。笔者跟他是6天前认识的。那是9月18日，他受工程部门委托，带着乡里众兄弟来拆粤东新馆的房子，没想到刚把瓦片揭下来，就被叫停。原来有人告了状，建设部门表示，要跟文物部门签完协议后才能拆。　　折腾了几天，眼下老汪终于做成了这笔生意。　　“我在北京拆了8年了，这种房子拆得多了。两三个月前，国子监那边的一个庙就是我拆的，那个庙真大。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拆迁办　　给我们钱，我们就拆。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　　老汪说到这儿，电话响了。运输车就要开过来，买家要来登门了。　　这个院子坐落于北京市宣武区南横街11号，原为康熙时期大学士王崇简、王熙父子的住宅，相传也是明朝权臣严嵩的别墅。清末广东人在这里修建了在戊戌变法时期叱咤风云的粤东新馆。　　100年前，中华大地就像砧板上的一块肉，长江归英，福建归日，德据山东，俄据东北，两广云南为英、法所争，台湾被日寇占领。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决心“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　　1898年4月17日，这个院子挤满了二百多个读书人，康有为振臂高呼：“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一席话道出亡国惨图，众人泪如雨下。　　这一天，全国性维新派组织——保国会在这里成立了。康有为草拟了《保国会章程》：“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国，名为保国会。”在此前后，北京知识界成立的各种学会达十余个，其中保国会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这些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渐渐唤醒民智，变法维新的呼声日益高涨。　　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变法维新主张，于1898年6月　11日诏定国是，宣布变法，戊戌变法运动自此拉开序幕。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失败。9月28日六君子菜市口刑场就义。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为弥合南北分裂，巩固共和制度，应袁世凯之邀，于1912年夏抵达北京。　　这一年的9月11日，粤东新馆又是一片热闹的场景，孙中山来到这里出席广东老乡为他举办的欢迎会。梁士诒为欢迎会主席，登台述欢迎之大旨，孙中山发表重要演说，提出海南建省、引进外资、兴建铁路等主张。　　如今，孙中山的这些愿望，均已成为现实。可是当年回荡着他铿锵话语的院落，成了一堆瓦砾。　　粤东新馆是北京市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共分东西两个院落，东院是主院，当年保国会成立及孙中山发表演说即在这里，而修马路　“迁建”的对象正是它。按计划，东院将被移至西院北侧。可是，所谓　“异地保护”已是空谈，包工头老汪不但把它砸掉了，还把它卖掉了。　　主张“迁建”者认为，东院仅存保国会正房、配房等建筑，均已破旧，而戏楼、花园已无存，原址保护技术上虽可行，但“代价太高”。　　这一观点遭到诸多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提出，粤东新馆院落保存完整，戏楼等完全可以恢复。道路为文物让行，在北京建设史上并非没有先例。　　1998年9月21日，正值戊戌政变100周年，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　　员会副主任郑孝燮、原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就粤东新馆的保护问题发出“刀下留馆”的呼吁。 改造北京（2） 4位学者提出：“值此戊戌百年纪念的重要时刻，戊戌变法的一处重要遗址——粤东新馆却被列为拆除迁移的对象，危在旦夕，这是每一位有着民族历史良知的人所不能接受的事实，令人痛心不已！我们郑重呼吁有关部门，重新调整建设方案，留下这一处凝聚民族百年沧桑的见证，慎重对待历史。”“近年来，不少珍贵的历史文物一遇到建设事项就被‘异地保护’，已是亟需引起各界重视的问题，文物建筑经常因此而作完全的牺牲。文物建筑的迁建必须慎重，是需要严格依法审批的，其迁建工作是必须严格按专业程序执行的。”　　可是，这并不能改变粤东新馆的命运。　　为粤东新馆的保存而奔走的还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灿炽。　1998年4月23日，他在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听取工程部门汇报工作时发言：“这样的做法是不行的。你说这个文物动一点，我的心里就跳一下，文物建筑缺胳膊少腿怎么行？粤东新馆是发生重要历史事件的地方，是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组织保国会、发表演说的地方，可是这个地方要拆掉，荡然无存了！孙中山在北京活动的地方不多，他在粤东新馆发表的演说，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如果拆了，太可惜！能不能像平安大街一样，让让路，躲一下？另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异地重建，这是下策，文物是不应挪动的呀！”　　拆除前的粤东新馆为一所中学占用，魏韬是这所学校的青年教师，一有人到这里参观，他就会主动上前诉说：“能不能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呵！保国会、戊戌变法是写进中学教材的，粤东新馆要是被拆掉，我们怎样向学生讲述这段历史呵？”　　2000年11月23日。　　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75号蔡元培故居。　　“这个院子，也就是沾了蔡元培的一点儿边，要不是，它值得保吗？你看，就这房子，是文物吗？”在蔡元培故居里，一位自称是市政工程部门的工作人员，向笔者大声说道。　　此时，蔡元培故居紧靠胡同的一侧，数间房屋被严重拆损，屋顶没了，院壁一片残痕，院内几间房屋也被捅破了顶，大门两侧，被刷上两个大大的“拆”字，而刻有“北京市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蔡元培故居”字样的石碑还嵌在墙上。　　故居院内最后一位住户胡锦才领着笔者四处探望。“这不是一般人的院子呵，这是蔡元培先生‘五四’期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住过的房子，听说当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从这里打着红旗出发，去争取民主科学的！”胡锦才感叹道，“蔡元培当过很大的官，但生活非常简朴，这确实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正因为它普通，才显出了蔡先生的人格！”　　蔡元培1892年中进士，甲午战争后，同情维新派，1902年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同年冬又创设爱国学社，宣传“排满革命”。后赴法留学，直至武昌起义后才回国，任南京临时教育总长，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影响并塑造了整整一代学人。　　1919年5月2日，蔡元培获悉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北京政府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当即告知北大学生代表。5月4日下午　1时，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三千余人齐聚天安门，示威游行，并赴赵家楼，火烧曹汝霖的住宅。此后，蔡元培为营救被捕学生努力奔走，5月8日，在军阀政府的重压之下被迫辞职。　　八十余载春秋逝去，蔡元培故居仍西望北大红楼，往东穿过赵堂子胡同，就可达火烧赵家楼的遗址。这个活生生的环境，见证着一段活生生的历史。　　可是，一个房地产项目计划在这里兴建，故居周围已被拆除一空，随即故居部分房屋遭到破坏。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赴现场制止了这一行为。所幸故居大部分房屋保存完整。　　开发方拆除的理由也是“异地保护”，但未获主管部门批准。北京市文物局明确表示，蔡元培故居只能原址保护，不许异地迁建。　　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等学者的呼吁产生了作用。2000年11月24　日，故居已开始由房管部门修缮。12月5日，笔者再赴现场，看见故居临胡同一侧的房屋已经修缮，墙上的“拆”字已被抹掉。但后院北房的门窗不翼而飞，房顶被捅破，后墙还被拆出一个大洞……　　2002年5月2日，抵京参加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和北京大学校史陈列馆开幕仪式的蔡元培先生之女蔡盎、之子蔡英多，来到东堂子胡同父亲的故宅前。他们想入内探访，遭到拒绝，进驻此院落的某公司人员态度强硬。　　次日，蔡盎、蔡英多再次前来，虽多方努力，仍不得入内。　　百般无奈之下，他们在父亲故宅的大门前，留下难忘的合影……　　2000年6月，北京市政府作出决定，在未来３年内，拿出亿元人民币修缮文物建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投入力量最大的一次文物保护行动。　　同年11月，北京市划定了包括什刹海、国子监、大栅栏、南池子等在内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占北京明清古城总面积的17％，加上古城内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占古城总面积的37％。　　同年12月，北京市提出5年基本完成危旧房改造的计划：需要成片拆除164片，涉及居住房屋面积934万平方米。   改造北京（3） 这意味着北京古城内未被划入保护范围的地区，将更多地成为改造的对象。　　推土机开进了老城区，保护区之外，成片成片的胡同、四合院被夷为平地。　　在这之前，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从城市设计价值看，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园林设计高度结合。这在古代城市规　　划和建筑学中是很独特的，在东西方古代城市佳作中尚无此先例。而北京城更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因此北京旧城被称为是古代城市规划的“无比杰作”或“瑰宝”是毫不过分的。　　……　　北京城的保护与发展是一对长期存在的矛盾。对于整个北京市　16800平方公里的范围，发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对北京平方公里的旧城来说，应以保护为主……不幸的是，为周恩来总理生前所关心的、由80年代规划工作者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拟定的旧城内建筑高度控制的规定，当前几乎已被全线突破。旧城原有的以故宫——皇城为中心的平缓开阔的城市空间、中轴线的建筑精华地区面临威胁，过高的容积率堵塞了宜人的生活与观赏空间，带来了城市交通日 复活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回忆:城记 第 2 部分阅读 日益窘迫和环境恶化。高楼和高架桥好像是增添了城市的现代文明，但事实上是中国城市文明瑰宝的蜕变，使北京沦为“二手货的城市”（the　second…hnd　city）。　　……为了尽可能最大地取得土地效益，旧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做“地皮”来处理，已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做“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做“废铜”来使用。目前，北京城似乎还保存有一些“古都风貌”，因为目前尚有什刹海、鼓楼、南锣鼓巷和国子监等支撑着旧城的基本格局；事实上，现在所看到的一些“风貌”已然仅仅是暂时的存在，因为一些取而代之的方案正在陆续得到批准，并非“危房”的“危房改造”在继续进行之中，如不采取断然措施，旧城保护工作将愈发不可收拾，今后就再难有回天之术了。　　2001年10月11日。河北廊坊。　　由国内多学科100多位学者参与编制的“大北京规划”——“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由建设部主持审定。　　评审会上，“大北京规划”课题主持人、79岁高龄的吴良镛，向人们描绘了大北京地区未来发展蓝图。　　他提出，发展世界城市是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取更大发展空间的战略选择，大北京地区应该借助它作为大国首都的影响，发展成为21世纪世界城市地区之一，为参与世界政治活动、文化生活、国际交往以及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等方面奠定最必要的基础。　　“大北京规划”提出了一个对北京城市发展的疏解性计划。研究表明，北京与12个国家同等规模的城市比较，用地是最密集的，人均用地是最少的，城市化地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4694人，远远高于纽约的8811人、伦敦的4554人、巴黎的8071人。北京长期实行的以改造旧城为主导方向的城市规划，已使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市中心区内，不但使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陷于被动，还带来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　　吴良镛提出，放眼京、津、冀北地区，对北京城市功能进行有机疏散已刻不容缓，必须改变核心城市过度集中的状况，在区域范围内实行“重新集中”，以京、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疏解大城市功能，调整产业布局，发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构建大北京地区组合城市，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对大城市进行区域性规划，在国际上并不鲜见。二战之后，伦敦制定了“大伦敦规划”、巴黎制定了“大巴黎规划”，调整了城市发展战略，在更大的区域空间内，转移了城市过度集中的功能，形成了健康、有序的发展模式。　　中国建筑学者梁思成、陈占祥曾于1950年试图完成北京的区域性规划，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正是本书探索的主题——但是，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下，他们未能成功。　　50年过去了，吴良镛仍倔强地延续着这两位学者的理想，而他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当年那保存完好的古都。　　评审会上，有记者提问：“‘大北京规划’能否真正实现？会不会再过50年，人们再来怀念这个计划？就像今天，人们怀念梁思成那样？”　　“让历史来回答吧！”吴良镛大声说道。   拆与保的交锋（1） 统计表明，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七千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约三千九百条，近一两年随着北京旧城区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在以每年六百条的速度消失。　　面对这一情形，文化界显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　　作家刘心武在其《四合院与抽水马桶》一文中，对现在四合院里居民们的生活状况感到担忧。“如果站在居住在北京胡同四合院里，四季（包括北风呼啸的严冬）都必须走出院子去胡同的公共厕所大小便的普通市民，他们的立场上，那么，就应该理解他们的那种迫切希望改进居住品质的心情要求。”　　作家李国文甚至提出，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对居民的文化心态产生了相当的消极影响。他在《超越四合院》一文中说：“封闭得紧紧的，是四合院最大的特色。”“中国人要不从心灵里走出这种紧闭着的四合院，要想有大发展，大成就，恐怕也难。”　　有“京味作家”之称的陈建功甚至为拆胡同而欣喜，他在一篇题为《〃拆〃》的文章中写道：〃生活就是这样前进的。没有那些写在胡同口的'拆'字，没有随之而来的轰隆隆的推土机，就没有即将崛起在西单西部的首都金融街，也没有多少年来被拥挤被不便困扰的居民们向拥挤向不便的告别。〃　　作家王朔索性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烦胡同》：〃我家住的那一带俗称：'朝阳门城根儿'。那一带的胡同大都是破破烂烂的房子，很少像世界标榜的那种规规矩矩的四合院。胡同里的居民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副食店买肉的人群没有买两毛钱以上的，而且都要肥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有什么快乐可言？胡同里天天打架、骂街〃，〃反正对我来说，满北京城的胡同都推平了我也不觉得可惜了的〃。　　然而，对立面的声音也同样强大——　　“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我在伦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见到过类似的胡同……他们舍得加固，可真舍不得拆。”已故作家萧乾在《老北京的小胡同》一文中，为拆胡同而伤心，“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多留几条胡同。”　　作家冯骥才提出，保存胡同、四合院，就是保护一种文化。2000年　3月，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对于城市的历史遗存，文物与文化是两个不同概念。文物是历史过程中具有经典性的人文创造，以皇家和宗教建筑为主；而文化多为民居。正是这些民居保留着大量历史文化的财富，鲜活的历史血肉，以及这一方水土独有的精神气质。比方，北京的文化特征，并不在天坛与故宫，而在胡同和四合院中。但我国只有文物保护，没有文化保护，民居不纳入文物范畴，拆起来从无禁忌。而现在问题之严重已经发展到，只要眼前有利可图，即使文物保护单位也照样可以动手拆除。”　　老舍之子、作家舒乙是一位态度强硬的保护派。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拯救和保卫北京胡同、四合院》：“随着危旧房改造迅速向市中心推进，随着商业大厦和行政大厦的拔地而起，北京城区内的胡同和四合院开始被大规模地、成片地消灭。北京人，以及全国来北京出差的人，甚至国外的旅游者都不约而同地瞪大了眼睛：北京还叫北京吗？”　　为北京古城命运担忧的还有世界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　　1999年9月与2001年6月，贝聿铭两次访问北京，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均提出北京应该向巴黎学习，实现新旧城市分开发展——　　记者：有学者提出，北京应该像巴黎建德方斯那样，把新的建筑都拿到外面去盖，您对此有何评论？　　贝聿铭：这是最好、最理想的办法，即里面不动，只进行改良，高楼建在旧城的外面。四合院应该保留，要一片一片地保留。不要这儿找一个王府，那儿找一个王府，孤零零地保，这个是不行的。四合院不但是北京的代表建筑，还是中国的代表建筑。　　记者：您的观点与梁思成先生很相似，50年前梁思成先生就提出在旧城外面建一个行政中心区，把长安街两边的新建筑都拿到那儿去建，从整体上保护古城。　　贝聿铭：是的，城墙你不要拆呀！城里面保留，高楼做在外面，这个最理想，巴黎就是这样做的。我跟梁思成先生没有谈过这件事，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北京。大概是在一九四七、四八年的时候，梁先生在联合国做建筑顾问，我跟他见过面，他说你应该回来，帮帮我的忙。那时候我回不来了，拿不着护照了。　　1950年，北京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遇。政府放弃了梁思成等学者提出的新旧分开建设的发展模式，而是简单地以改造古城为发展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拆除城墙修建环路，使城市的发展失去了控制与连续性。这是错误的。如果城墙还在，北京就不会像今天这样。　　记者：您对北京城市建设有何评价与建议？　　贝聿铭：北京古城是世界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杰作，是中国历代都城建设的结晶。目前，古城虽已遭到一些破坏，但仍基本保持着原来的空间格局，并且还保留有大片的胡同和四合院映衬着宫殿庙宇。一些国际人士建议北京市政府妥善保护古城，并且争取以皇城为核心申请“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可见，古城虽已遭到一定破坏，但仍应得到积极的保护。北京古城最杰出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完整的有计划的整体，因此，对北京古城的保护要着眼于整体。   拆与保的交锋（2） 北京古城举世闻名，但它的很多美的东西现在看不到了，它们被大量丑陋的新建筑遮挡和破坏了；现在的天际线已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北京应以故宫为中心，由内向外分层次控制建筑高度。中心区的建筑高度要低，越往外，从二环路到三环路，可以越来越高。应该把高楼建在古城的外面，像巴黎那样，形成新的、有序的面貌。　　“向巴黎学习”的建议，并不为一些学者理解。在他们看来，如果要向巴黎学习，似乎更应该学习19世纪巴黎的市政长官欧斯曼，因为他给巴黎做了一次“大手术”。　　2000年6月，清华大学教授吴焕加以《北京城市风貌之我见》为题，在《北京规划建设》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杰出创造’也好，‘古代城市优秀传统的集大成’也罢，北京城从17世纪起的二百多年漫长时间内没有更新，没有进步，终究是非常令人感到悲哀的事情。我们对中国在近代经济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保守落后深感惋惜。城市也是如此，也有令我们深感遗憾的地方。”“北京的古城风貌早已不很完整了，古城新貌随之出现。因而，全面维护其古状、古貌已不太可能。”“有人预言，如此下去，北京终有一天将变成香港、新加坡。我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把问题简单化了。”“对于北京城原状建筑与环境只可采取扬弃的方针。”　　在这篇文章里，吴焕加举出了欧斯曼拆巴黎老城的例子，以佐证他的观点：　　巴黎于9世纪末成为法兰西王国的首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巴黎的街道曲折狭窄，到处是木造房屋。文艺复兴时期，巴黎才渐渐脱去旧时的面貌。17世纪以后，法国的国王们致力于对巴黎的改造，低矮破旧的房屋被陆续拆除，代之以多层砖石建筑，开辟了许多马路和广场。路易十四时期（1643—1715年）拆除旧城墙，改为环城马路。著名的星形广场和香榭丽舍大道也是那个时期开始形成的。至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巴黎人口大增，建造了大量五六层的楼房，出现了公共马车和煤气街灯。拿破仑三世时期（1852—1870年，相当于我国清咸丰二年至同治九年）巴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剧烈改造，即著名的由巴黎市政长官欧斯曼主持的巴黎改建工程。欧斯曼对巴黎施行了一次“大手术”，再次拆除城墙，建造新的环城路，在旧城区里开出许多宽阔笔直的大道，建造了新的林荫道、公园、广场、住宅区，督造了巴黎歌剧院。改建后的巴黎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美丽的城市。　　就在吴焕加发表这篇文章的前一个月，巴黎著名的《费加罗报》周末专刊登出封面文章，大字写道：“欧斯曼，是不是毁掉了巴黎？”直到今天，欧斯曼已去世130年了，巴黎人还在为那一次他所领导的对巴黎老城的“屠杀”大加声讨呢。　　在这篇报道中，面对《巨人欧斯曼》一书的作者乔治·瓦朗司，老巴黎保护委员会的年轻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卡迪发表了激烈的言论：欧斯曼是一个毁坏了无数历史文化遗产的蹩脚规划师！　　在这次对话中，即使是把欧斯曼誉为“巨人”、对其深怀理解之意的瓦朗司，也不得不承认“那时还没有现在这种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识”。欧斯曼对巴黎城彻底的改建，确有精彩之处，但是，在人类的文化意识已经觉醒的今天，卡迪对欧斯曼斩断巴黎历史文脉的指责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2000年8月16日，著名城市规划学者、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刘太格，来到北京出席北京商务中心区论坛，他就欧斯曼改造巴黎问题与笔者作了一次交谈。兹附如下：　　笔者：有学者认为北京应该像欧斯曼拆巴黎那样，把旧城改造一遍，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刘太格：我是完全不赞成。因为几世纪前城市开发的速度远远比现在慢得多，所以那个时候谈古建筑保留、古街区保留这个课题几乎不存在，它那个速度非常慢，现在推土机一进来，一下子就可以把整个城市推倒。这是一个现代的城市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老的问题，就是老巴黎也有重新规划，它的风格的演变也是慢慢的，你看老巴黎除香榭丽舍中轴线附近以外，其他地方还有许多哥特式建筑，这些还是存在的。其实你们现在，老北京周围的老建筑还有一些，所以我今天特别提出新旧城市一定要共存，要想方法结合。我刚才举了里昂这个城市，再漂亮不过了，你到了那里，从罗马时期到现在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北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笔者：有些人认为四合院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你怎么看？　　刘太格：四合院是我们国外的人对北京最向往的。所谓四合院的落后，是因为基础设施没接进去，其实它的生活环境是好得不得了的！我去过几个四合院，我知道尤其在春天、秋天的时候，院子里阳光明媚，那个居住环境太美了。四合院是因为北京的气候而产生出来的建筑造型，是最适合北京的，是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的智慧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保留。　　笔者：有人说四合院已经变成大杂院了，不改造它、不拆掉它不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太格：有的可能非拆不可，太破烂了，不过要想尽各种办法保留，保留有很多手法，一个是拆掉重建，照原型来建，一个是部分的改建，把现有的材料，如雕塑，修复好，再放回去。其实是有办法把它们保留下来的，就是有没有决心？你们珍惜不珍惜这些遗产？还有一个是找得到钱找不到钱？其实钱我觉得不是一个问题。   拆与保的交锋（3） 笔者：还有人说胡同窄，埋不进市政管线，所以必须拓宽，所以胡同难以适应现代生活需要，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太格：具体做起来这是技术性问题，但我认为这又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决心问题。四合院也有部分是需要全部拆除的，因为停车位问题，变电站问题需要解决。但我最近到苏州去看了一小部分新的苏州老房子的建筑；做得不错，我觉得只要有决心北京可以做得很好。　　2000年9月1日，在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召开的“旧城改造与古都风貌保护研讨会”上，88岁的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师张开济发表了这样的感慨：　　我到过许多地方，巴黎和北京最好。巴黎保护得很好，北京就惨不忍睹了！意大利团结报一位女记者采访我，她说北京是Poor　Hongkong。可悲呵，这么一个世界文化名城，竟连一个香港都不如了。　　北京的价值在两点，一是平面，可惜城墙拆了；二是在立面，　skyline。东方广场体量太大了，把故宫的环境破坏了，这是不应有的错误！　　巴黎曾盖过几幢高楼，大家反对，就盖到德方斯去了。可是，北京却无动于衷？！　　现在北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控制高楼。高楼就代表现代化？玻璃幕墙就是现代化？太幼稚了！　　2002年6月29日，来自马来西亚的世界著名生态建筑设计大师杨经文，在北京召开的一个建筑论坛上，结合四合院建筑，阐述了他的理论框架：建筑可分成几类，一类是无需电能与机械作用即可保证室内舒适度的，一类是部分需要电能与机械作用以保证室内舒适度的，一类则是完全依赖电能与机械作用的。　　他认为，最好的建筑应是第一种，比如北京的四合院，最差的则是最后一种。“你看，四合院无需电能与机械，只是把建筑设计与院落内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就冬暖夏凉，保证了舒适度。我的设计正希望达到这种效果。”　　在被问及如何评价四合院被大量拆除的情形时，杨经文以坚定的口气说：“把它们再建起来！”   “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1） 2002年8月7日，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一行23人来到北京考察　2008年奥运会筹备情况。　　这一天，经过几日的大雨，北京晴空万里。“我们很高兴看见北京灿烂的蓝天，这将是一个祝福，希望这个势头能够保持到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协调委员会委员卡拉德，一下飞机即向新闻媒体发表评论。　　他的赞美之辞含义颇多，暗示着环境问题对于中国首次举办的奥林匹克盛会是至关重要的。　　两天后，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就北京的交通发表了评论。他对这个城市每年增长25万辆汽车感到惊讶，认为这将给奥运会期间的城市交通带来巨大挑战。　　交通拥堵与环境污染，已成为北京最为棘手的现实问题。　　北京长期以来以旧城为单一中心，以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生长模式，被建筑学界形象地称为“摊大饼”。面对这块“大饼”越摊越大、越摊越沉，并可能在未来城市大发展时期急剧膨胀的状况，专家学者提出了警告。　　北京目前的城市问题集中表现在城市容量超饱和、超负荷。北京的机动车不到２００万辆，比国外许多大城市少，但交通已十分拥挤；　二环以内的古城区，登景山俯瞰，五六十年代还是一片绿海，可现在是绿少楼多。　　北京市区以分散集团式布局，即由一个以旧城为核心的中央大团，与北苑、南苑、石景山、定福庄等10个边缘集团组成市区，各集团之间，由绿化带相隔，并形成了以旧城为单中心、向外建设环线扩张的城市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种规划布局下，北京市区建成区扩大了倍，市区人口增加了近4倍。　　作为全市单一的中心，北京旧城长期承担着商业、办公、旅游等功能，大型公共建筑不断涌入，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中心区出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北京市即着手建设城市环路，提出“打通两厢，缓解中央”的口号，期望通过快速环路的建设，吸引中心区的交通，缓解其压力。现在，北京已建成了二环、三环、四环城市快速路，五环、六环路的建设也已开始进行，但中心区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据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2001年的一项统计，北京城区400多个主干道路口，严重拥堵的有99个。由于道路拥堵，按计划，在中关村路，332路公共汽车每小时应通过19个车次，而交通高峰时间经常只能通过9个车次；行驶在三环路的300路公共汽车，正常行驶一圈应是110—120分钟，而现在经常要花160分钟。　　与交通拥堵相伴而生的是中心区环境质量的恶化。大气污染是北京市目前首要的污染问题。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三环路以内的汽车尾气对大气污染的贡献率为30％多，现在翻了一倍。其比重的增加，虽与锅炉等其他污染源减少有关，但汽车尾气污染的增长趋势是明显的。这表明，北京市中心区的交通已相当繁重。作为一个单中心的城市，北京的中心区一直高强度开发，高层建筑不断增多，阻碍大气流通，导致局部大气恶化，污染物浓度增高。　　北京市中心区现已集中了全市50％以上的商业与交通，而目前市区的核心——明清古城内，商业性改造的步伐越来越快。东城区大规模发展王府井商业区，并提出建设北京“中央商业区”、“现代化中心城区”的口号；西城区则在加速建设金融街，同时还要把西单商业区发展到150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崇文区大力推进崇文门外商业街的建设；宣武区也在加快建设以菜市口为中心的商业区。成片成片的胡同、四合院，正在被一幢幢大型建筑取代，中心区的“聚焦”作用越来越强，其承受的人口、就业、交通、环境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疏解中心区的人口压力，多年来一直是北京城市建设的一个目标。　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改变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的状况，大力向新区和卫星城疏散人口。可是，这项规划提出的目标与执行的结果，出现不如人意的反差。由于城市的就业功能一直集中在中心区，人口疏散很难取得成效。相反，由于规划是以改造与发展中心区为导向，大量房地产项目涌入旧城，使市中心区的建筑密度越来越大，人口密度也越来越高。　　与市中心不断“聚焦”相对应的是住宅的郊区化无序蔓延。　　北京市区的“中央大团”集中了行政、商务、商业、文教等一系列重要的城市就业功能，“边缘集团”则以居住为主要功能；而在离城市更远的郊区，又规划有良乡、大兴、昌平等一大批由中心区向外辐射的卫星城镇，它们现已开始为市中心区承担居住功能。　　目前，北京市在近郊区建设的望京居住区，规划人口将达25至30　万；在远郊区建设的回龙观居住区，规划人口将达30万。它们的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一个城市，但它们的功能只以居住为主。为了就业，居民们必须早晚拥挤在往返于城郊之间的交通之中。在如此钟摆式的流动中，许多市民都要花很长时间奔走于家庭与单位之间，生活与就业成本难以降低，并使道路、公交等设施超负荷运转。　　与此同时，这样的住宅郊区化发展模式，又对市中心区的人口疏散产生消极影响。因为，缺乏就业功能的郊区，很难吸引市区的居民，从而导致中心区建设与郊区发展相互掣肘的“两难”。   “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2） 研究表明，从环境容量着眼，北京市区“摊大饼”式的蔓延发展已不能继续。北京规划市区1040平方公里，在其范围内，比较合理的分配是：建设用地614平方公里，其余426平方公里是保证市区有良好生态环境的绿色空间。北京市区人口规模以645万人为宜，人口过量增长会加剧资源的紧张。　　首先是水资源紧张。北京是严重缺水的城市，人均水资源量仅342　立方米，大大低于全国人均2517立方米的水平。北京可用水资源为年均42至47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22亿立方米，地下水20至25亿立方米，在市区周围约1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因常年超量开采地下水，已形成地下水漏斗区，水资源的供需缺口很大。　　其次是土地资源紧张。全市耕地减少，农业人口人均耕地已从　1952年的0．23公顷下降到0．10公顷，市区的有限土地资源也将制约市区发展的规模。　　此外，生态环境、交通设施、能源等都对城市发展规模产生制约的作用。　　值得警惕的是，北京经过50年的建设，到1999年，市区建成区面积已达到平方公里，市区人口达到万人，其中人口规模已接近市区的环境容量。这表明，北京市区已不能再无限制地膨胀下去了。　　对于目前日趋严重的交通与环境问题，北京市多通过架桥修路、控制排放等技术手段来加以解决。但是，技术手段只能解决某个技术环节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应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东京是用技术手段争取空间的典型。这个城市通过巨额投资，取得了很高的交通效率，但是，最后导致的结果还是要谈迁都，他们称为“行政中心转移”，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空间。　　东京与北京人口相当，城市形态也是“单中心＋环线”模式。20　世纪40年代，东京曾提出在市区及周围地区建设绿地系统和环状绿化带，厚度为1至5公里，距中心区10至15公里，面积计划为180平方公里。但是在二战之后，东京城市急剧发展，成为“飞速膨胀的大城市”，城市向郊区蔓延，20世纪50年代东京每年增加30万人，60年代人口即超过1000万人，迫使绿化带后退，不断修改计划，到1968年绿化带只剩下90平方公里，而到80年代，又提出广域绿化带构想，把东京绿化隔离带挪到距中心50至60公里的地方发展了。　　东京被日本建筑界称为“炸面饼圈”式的城市，犹如我国建筑界称北京为“摊大饼”。由于中心区功能越来越密集、“聚焦”作用越来越强，东京曾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政府不得不投巨资加以解决。现在，东京四通八达的地铁与地面铁路规格统一，不仅覆盖整个东京，而且与首都圈内其他城市直接相连，利用铁路要比利用小汽车快得多。快捷的铁道客运系统已成为东京居民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在东京23个区，公共交通承担着70％的出行，为世界之最。其中在城市中心区，％的客运量由有轨交通承担，车站间距不超过500米，公共交通非常发达。　　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东京的大气污染、噪音等交通污染仍十分严重，市民们纷纷抱怨市中心区是“工作者的地狱”，而每日在进出市区的地铁里被挤成沙丁鱼的样子，使他们很难感到这竟是一个经济水平一流的国际城市。东京政府当局已认识到通过扩充道路来解决交通问题以及通过技术手段来争取空间的政策已走到极限，为给城市的发展寻找空间，“行政中心转移”被提上日程。　　北京与东京城市形态相似，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相似：　　——绿化隔离带不断萎缩。北京在1959年明确的围绕市中心区的绿化隔离带有300多平方公里，这一面积到1982年减少到260平方公里，1992年减少到244平方公里，而这24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非建筑面积只有160多平方公里。现在北京市已把绿化隔离带的建设提上空前高度，但总的来看，在1040平方公里的规划市区内，绿化面积依然匮乏，而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城市目前的建设用地与绿化用地的比例约为1：2，北京相差甚远。　　——城市发展呈现“飞速膨胀”特征。1993年国务院批复北京1991　至2010年城市总体规划后仅过去两年，北京市区中心就提前15年实现城市用地规模，达到288．07平方公里，人口也达到527万人，比2010　年人口目标还多出82万人。　　——致力于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交通及环境问题，但由于中心区功能越来越密集，效果并不理想。　　目前，北京的城市问题虽然不像东京那样严重，但趋势是明显的。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北京会不会发展成为像东京那样的“死疙瘩”呢？　　北京的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帮助确定的，苏联专家在指导北京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已显现弊端。为解决城市功能过于复杂而带来的交通、生活等问题，莫斯科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制定新规划，把原有的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结构，并将连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可是，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设还在沿着苏联专家帮助确定的单中心模式发展。　　2000年2月22日，《经济参考报》以整版篇幅刊登青年建筑学者方可的文章《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尖锐指出：“精华日遭蚕食，京城‘撑’破在即”，“旧城内大规模拆房开路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当前的交通拥堵问题，而且会进一步加剧旧城‘聚焦’效应，使旧城陷入‘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恶性循环。考虑到日本东京由于城市过度拥挤而不得不准备迁都的事实，若北京旧城过分拥挤的局面不可收拾（百米宽的长安街目前已经经常堵车），北京被迫‘迁都’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长期以来，北京各届政府由于大都急于在任期内做一番‘宏伟’事业，并且常常把城市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中央的支持上，因而一直缺少对北京未来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研究。其结果导致城市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大都着眼于眼前的经济建设需要，并且多集中在旧城做文章，使北京多次错过了合理解决‘旧城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矛盾的机会。”   “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3） 在这篇文章里，50年前的往事被再次提起。方可介绍道，20世纪　50年代初，新中国定都北京，百废待兴，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定城市中心区的位置（当时的中心区主要是指中央的行政中心）。当时出现了两个对立的观点。一方主张行政中心应当在旧城基础上予以发展，主要理由是：旧城本来就是故都，行政中心放在旧城似乎顺理成章。另一方为梁思成、陈占祥等，主张在当时的西郊（现在的公主坟一带）另立行政中心。“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把旧城看作是‘封建社会’遗留，主张对旧城进行‘革命’和‘改造’，因此，这场原本非常学术味的争论，很快就被一些人从政治上加以否定了。”　　他认为，“今天，人们已经清楚地看见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带来的后果，不能不感叹梁思成当年的远见卓识。从北京1950年以来发展的事实来看：短短四十余年，市区建设已经‘摊’到四环一带，不算卫星城，今天的北京市区面积已经是旧城的六至七倍，等于又建了好几个北京旧城，如果当初能够有计划地集中建设，完全可以在旧城外建设几个新的中心。由此可见，梁思成的主张不仅是一个新的行政中心选址问题，而且是关于北京城市空间未来发展的一种战略思考。”　　历史就这样画了一个圈，许多问题又回到原点。   查理·陈（1） 查理·陈（Chrlie　Cheng）—陈占祥的英文名字，在“二战”时期的英国，为许多人熟知，在今天的国际建筑与规划学界还颇孚盛誉。　　很长时间，国际上关注他的人，只能通过一本题为《解放之囚》的书（Prisoners　of　Libertion…Four　Yers　in　　Chinese　Communist　Prison），了解到他的点滴情况。这本书，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北京收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两位美国间谍写的。　　书中，美国间谍李克（dele　Rickett）记述了1950年12月23日偶遇陈占祥的情景，他对这位充满活力、谈吐与举止非常西化的建筑师对共产党的狂热追求，以及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深为不解——　　12月23日，在一个结婚典礼上我见到了查理·陈。他是一位建筑师，还是政府的规划委员。他标准的牛津口音与一身脏兮兮的蓝色棉制服和破靴子完全不般配。他看上去十分友好并且乐于交谈，于是在婚典之后我就邀请他到北京俱乐部吃饭、喝酒。　　那天晚上那儿有一个小型舞会。干了几杯马提尼酒，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俱乐部最好的山鸡宴之后，他就成了场上最活跃的人物，邀大使馆所有的女士们跳舞。在暖气充足的俱乐部里畅饮、跳舞，他们很快就觉得燥热。他把棉袄扔到一旁，露出几层法兰绒睡衣和羊毛内衣。　　“规划委员会的宿舍比这儿要冷一些。”他咧着嘴笑道，“事实上，眼下我们那儿根本就没有暖气。”　　“那你怎能忍受？”我同情地问道，“我认为在那样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做任何事。”　　“哦，我们都习惯了，这比过去已经好多了。你要知道，我们真的要开展建设来改变现状了。解放前在南京的时候，我只能坐在一个大办公室里无所事事，画一些根本没有机会施工的草图。现在是我回国后头一次，能看到我画的图要变成真的了。”　　“这仗要这么打下去，你觉得这房子还能接着盖吗？”　　“你等着瞧吧。它们现在就把我忙得够呛啦。”他回答道。　　我随后又尽力回到老话题，即出兵朝鲜，中国不过是在替俄国人火中取栗。　　到这会儿，陈有些感到马提尼的酒劲了，他红着脸说　：“我的朋友，上海解放的时候，我在那里。我已看着当兵的在中国横冲直撞三十多年了，上海解放时我是头一次看到军队开进一个地方，不损人家一棵庄稼，不拿人家一根木头。我不了解你的国际政见，但是我知道，当我们的政府说它是人民的政府的时候，我 复活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回忆:城记 第 3 部分阅读 一棵庄稼，不拿人家一根木头。我不了解你的国际政见，但是我知道，当我们的政府说它是人民的政府的时候，我相信它并且支持它，因为只有人民的政府和人民的军队才会做我在上海看到的那些事情，而且还在这么做。当我们的政府说我们必须出兵朝鲜以保卫我们的国土时，我相信它。你尽管拿着你的俄国栗子说……”　　他尴尬地看了一眼戴尔，突然不说话了。然后，跃起身来，带着夸张的礼貌深鞠一躬　：“我可以请您跳下一曲舞吗？”　　当中国的这些变化甚至影响到我的那些最亲近的朋友时，我开始感到这个世界简直疯了。我曾以为他们会绝对崇信我所代表的那种观念的。　　陈占祥1916年6月13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商人家庭，祖籍浙江省奉化县。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建筑师董大酉在上海江湾五角场设计的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上海市政府新楼，影响并决定了陈占祥对事业的选择。他在晚年回忆道，在这幢建筑面前，“我感到一个中国人的骄傲。我暗下决心要走设计人董大酉先生的道路，要当一名造房子的工程师”。　　1935年，陈占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雷士德工专。1938年8月，陈占祥由上海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留学，书箱里装着一本梁思成的著作《清式营造则例》。　　第一学年开学不久，陈占祥应利物浦附近的历史名城吉斯特（Chester）一个古老的民间团体的邀请，作了生平第一次英语公开演讲，题为“中国抗战”，受到出乎意料的欢迎。　　此后，他又陆续收到利物浦市的民众团体，如“圆桌会”（Round　Tble）、扶轮社（Rotry　Club）、克利甫斯夫人援华基金会（Ldy　Crifs’　id　to　Chin　Fund）等的邀请，作了同样题材的演讲。　　但是，当时他并不能获得国内战争任何鼓舞人心的资料。他认识了《大公报》驻欧洲的战地记者萧乾，从他那里不断了解到中国战区的情况。同学中有几位英国共产党员，他们给了陈占祥一本刚刚由英国左翼出版社出版的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读后陈占祥才知道，在祖国的大地上还有这么一支部队——八路军在和广大人民在一起进行着真正有效的抗日战争。这使他无比振奋，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之后，他几乎所有的演讲资料都是从《西行漫记》中发挥来的。　　在8年旅英生涯中，陈占祥共做了五百多次演讲，接触了成千上万听众，其中有工矿工人、社会各阶层人士、家庭妇女、中小学生、各国部队。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伦敦的那天上午，陈占祥正在美国大使馆演讲，只说了几句开场白，就被那特大新闻打断。他被听众从讲台上抬出去，抬到格罗斯凡那广场，融入欢庆的人群……　　一次又一次的公开演讲与讨论，使陈占祥的口才有了极大的提高，英文水平已今非昔比了。他被同学们提名参加1942—1943学年度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竞选，获得成功，成为这家大学第一位担任学生会主席的外国人。   查理·陈（2） 1943年，陈占祥在利物浦大学结束5年建筑专业学习，就读于该校城市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决定将利物浦华侨经常集会的地方——壁铁街和乔治广场设计为“中国城”，以纪念二战中牺牲的中国海员，并为华侨创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1944年，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对这项设计的详细介绍，称赞利物浦中国城将是“镶嵌在利物浦市的一块璀璨的宝石”。陈占祥论文通过答辩之后，美国合众社还发出了电讯。　　长年在国外，陈占祥难以系统学习中国建筑与城市设计。1942年暑假的剑桥之行，使他找到了研究中国建筑传统的钥匙。他见到了对中国古代文明怀有崇高敬意、并已开始对中国科技史进行研究的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教授。　　李约瑟告诉他研究中国建筑要从中国固有文化着眼，不能套用西方标准。又告诉他《古今图书集成》是部伟大文献，可以从这里找到研究线索。　　这个假期，陈占祥在剑桥大学通读了《古今图书集成》。之后，他进一步研究了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等著作，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进行了探索。　　在英国著名的建筑理论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爵士（Sir　Nicols　Pevsner）的指导下，陈占祥于1945年写成一篇关于中国建筑的论文《中国建筑理论》。著名的英国《建筑评论》杂志（rchitecture　Review），以陈占祥的这篇论文为主，组织了英国一些著名学者撰稿，在1947年7月出版了“中国专刊”。　　陈占祥还撰写了《中国古代都市计划理论的探讨》一文，发表于利物浦大学《都市计划评论》杂志1945年的秋季刊（Town　Plnning　Review；1945　utumn　）。　　在利物浦大学，陈占祥的老师、城市设计系主任贺尔福教授（Prof。　Holford），是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阿伯克隆比爵士的学术继承人。贺尔福一生成就非凡，他去世后，英国圣保罗大教堂专门为他在教堂地下室设立纪念碑。　　贺尔福像对待自己的儿子那样爱护这位中国学生，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生活，陈占祥经常参加贺尔福的家庭下午茶，与众多名家交流。他的学术造诣与日俱增，本已娴熟的英语更加典雅。　　贺尔福告诉他，都市计划需要“都市计划立法”和“区划法”　（Zoning　Ordinnce）来实施，这些是都市计划的“施工手段”。于是，陈占祥在获得利物浦大学城市设计硕士学位之后，1944年底，争取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进入伦敦大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University　of　London），拜在他仰慕已久的阿伯克隆比爵士门下，研究都市计划立法，攻读博士学位。　　抗战胜利后，陈占祥遭遇到一件意外的事情。　　1945年10月31日至11月9日，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主要议题为：一、青年在争取自由、改进世界中的责任；二、青年在战后之需要；三、国际青年合作组织。来自63个国家的六百多名青年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采用5种正式文字，除英、法、俄、西班牙文外，还包括中文，体现了对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尊重。　　与会中国代表共25人，大多数为已毕业的留英学生。国、共两党均派代表出席。陈占祥名气大，担任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中国共产党派出陈家康、刘宁一赴会。　　在利物浦期间，在国民党领事的极力敦促下，陈占祥加入了国民党，后来他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尽管他1951年12月29日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但这件事，还是成了他人生关坎上的一个变数。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尴尬的场景出现了。陈占祥之女陈愉庆向笔者追述道：　　大会决定，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今后要继续开下去，因此要选举产生理事会理事，中国方面只有一位常务理事的名额。　　我父亲不愿看到的情况出现了。国共双方，为争取自己的代表当选，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焦点是陈占祥当选还是陈家康当选。　　他痛苦极了，冲上主席台，把话筒夺了过来，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打了8年，今天终于胜利了，可我们还为这个名额而争吵。我且不谈什么民族大义，就是我跟陈家康，都姓陈，我们就是亲兄弟，我凭什么不能把这个名额让给他！我看过《西行漫记》，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我宣布放弃！”会场响起热烈掌声。　　回到宾馆的晚上，陈占祥受到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的死亡威胁。　　次日的酒会上，来自苏联莫斯科的青年代表大会主席，看见陈占祥神情抑郁，便向前询问。陈占祥就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全盘托出了。　　这位苏联人闻罢当即宣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应该在理事会中，给予中国两个席位。查理·陈不但要当选，而且是副主席！　　会议结束，这位“副主席”回到了自己的书斋。作为阿伯克隆比的助手，陈占祥协助完成了英国南部3个城市的区域规划，并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学会的会员。　　就在这时，北平市政府建设局局长谭炳训向陈占祥发出邀请，请其回国编制北平都市计划。这得到阿伯克隆比爵士的支持。   查理·陈（3） 1946年，陈占祥启程归国。　　“副主席”回来了，蒋介石与宋美龄亲自接见。　　“这次见面，我很失望。蒋介石没什么魅力，也没什么文化。宋美龄，英文还可以。”陈占祥事后对家人说。　　由于内战开始，陈占祥北上计划无法实现。南京政府内务部任命他为营造司简派正工程师，同时兼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计划学。这期间，他主持完成了在明故宫遗址上规划的国民政府“行政中心”方案。　　此后，他又被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担任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图组代组长，编制上海都市计划，于1947年提出开发浦东新区的建议。在沪期间，他还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与著名建筑师陆谦受、王大闳、郑观萱、黄作，以振兴中国建筑事业为宗旨，成立“五联建筑事务所”，设计了上海渔管处渔码头及冷库。　　归国一年，亲眼目睹国民党腐败不堪，陈占祥深感绝望。“解放前的三年，我就这样留在南方，回国的初愿似已无望实现。那三年的岁月真是绝望和痛苦。”陈占祥回忆说。　　1949年5月，上海呈被包围之势。何去何从？陈占祥犹豫再三。　　由于不了解共产党，他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举家迁往台湾。他把行李包装好了，书都寄过去了，机票也买好了。　　5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溃退。他在上海衡山路（原名贝当路）集雅公寓4层的住所里，清楚地看见，国民党散兵退却时，四处抢劫，无恶不作。　　半夜，下起了大雨，解放军进城了，静悄悄地，只隐隐听见外面整齐的脚步声。　　隔窗而望，只见解放军战士在雨中三人一组，在马路边背靠背地坐下来了。战士们就这样宿了一夜。　　次日清晨，被此场景感动的陈占祥，让夫人烧了一锅牛肉汤，自己端了下去。但解放军战士谢绝了他的好意。　　他只好把这滚烫的汤再端回去。一上楼梯，他就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他对家人说，“一个党能把军队教育成这个样子，我凭什么不相信她能把国家建设好？”　　他把飞机票拽在手里，撕得粉碎。   筹划新市区（1）（图）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使我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途。我第一次给梁先生写信，说明我的情况，并表示愿同梁先生一起从事首都城市规划工作。梁先生很快回了信，热情邀我北上共事。”　　37年后，陈占祥回忆起1949年10月，他从上海到北京见到梁思成、林徽因的情景，仍备感欣慰。“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虽然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人的一生中能遇知音是最大的幸福。我庆幸有此幸福。”　　这位33岁的年轻人，一口宁波官话，有人笑话他讲英文比讲普通话利索，爱品咖啡甚于喝茶，殊不知这位“洋派”青年对中国建筑文化倾注的深厚情感。　　梁思成设宴为陈占祥接风，事前听人说，陈占祥在英国生活了8　年，吃不惯中餐。陈占祥席间闻罢哈哈大笑：我在英国吃了8年土豆，有什么不能吃的？　　“刚到北京，由于没有落实住处，我们就先住在梁思成先生家里。”陈占祥之女陈愉庆向笔者回忆道，“大家开心极了。梁先生家每天都有下午茶，每次父亲跟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金岳霖先生等都聊得特别高兴，他们说的都是英语，我那时候还小，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长大后问父亲，他说他们那时是在演戏，演莎士比亚的戏！今天你演朱丽叶，我演罗密欧，明天他演奥赛罗！我还记得，金岳霖先生还戴着英国式的假发，跟个大法官似的，太有意思了！我总想去摸。”　　陈占祥很快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宣布的，消息还上了《人民日报》。　同时，他还兼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计划学。　　在滞留南方的3年间，陈占祥没有停止思考自己在北平的使命。　　到了北京后，（陈占祥是1949年10月到北京的，同年9月27日，北平已改称北京。—笔者注）他发现自己的许多想法与梁思成完全相合，备感知遇之恩。而从陈占祥的角度看，他的许多设想正与他在英国的学术经历相关。　　1944年，他师从阿伯克隆比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这位大师领导的伦敦大学城乡规划系，正力求在继承和发扬英国规划传统的基础上，为今天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开拓道路。　　当时二战胜利在望，英国政府开始做战后重建准备。伦敦市已完成了市区计划，这是由伦敦总建筑师福赛斯主持的，阿伯克隆比是其顾问。随后，阿伯克隆比主持制定了一项宏伟工程—大伦敦计划。这个计划，对以伦敦为核心的大都市圈做了通盘的空间秩序安排，是世界规划史上第一次对城市与区域计划作出的重大实践，影响深远。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大城市已充分暴露出工业革命前期城市发展的各种复杂矛盾：城市人口激增，住房紧张，贫民窟问题严重，工业进入市区，环境恶化，交通拥挤，失业人员增加，城市危机重重，城市改建成为社会头等大事。　　而早在19世纪末，这种城市问题已经显示出来。最初的城市弊病惊动了几乎所有的人，如疫病爆发夺去数以万计人的生命以及贫民窟的出现。公共卫生学家首先揭示城市症结的所在。恩格斯对伦敦的贫民窟进行了调查，认为这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垂死病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重了城市危机，主要表现在市区内人口越来越集中，经济活动日益加剧，使市区不断向外扩展、膨胀，并超过了城市的容量。　　大伦敦计划以疏散为目标，在大伦敦都市圈内计划了若干新镇以接受伦敦市区外溢人口，减少市区压力以利战后重建。而人口得以疏散关键在于这些新镇分解了伦敦市区的功能，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一改过去“花园城市”（Grden　City）在城市周边建设仅供居住的“卧城”（Dormitory　Town）的缺点。　　陈占祥这样回忆道　：“一个城市最怕拥挤，它像个容器，不能什么东西都放进去，不然就撑了。所以，有的功能要换个地方，摆在周围的地区分散发展，这是伦敦规划的经验。规划师在伦敦周边规划了十多个可发展的新城基地。后来，政府换了许多届，但这个规划没有变，建成了一系列的新城。现在，伦敦老市区的人口已从当年的一千二百万下降到七八百万。　　“当年，他们还做了一个剑桥的规划。剑桥是一个古城，战后要发展，怎么办？规划师同样是把新的发展搬到外面去了，不然古城一动，里面的每个学校都受影响，而每个学校都有好几百年历史，这一碰，古的风貌就全毁了。　　“剑桥规划是我的老师贺尔福做的。这里面也包含了我的基本思想，就是不能什么都硬塞进去，最好到别的地方另外做。北京当时的地方太大了，昌平等远郊县都可建设起来，可来个大北京规划。干吗都要挤到城墙里面不可呢？应该搬出去！”　　贺尔福20世纪30年代访问过苏联，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叫《国家计划》（Gos　Pln），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工作，把苏联说成是计划工作者的天堂。陈占祥虽没有读过此书，但多次聆听贺尔福的介绍，其中最使陈占祥难忘的是苏联土地的国有化以及国家权力至上，确使一切计划工作的实施有了可靠的保障。于是，陈占祥也与其他同学一样，格外向往社会主义。　　“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风尚，尤其是对我们学建筑与规划的学生来说。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却很少知道，这也许与现代建筑运动思潮有关。”陈占祥说。   筹划新市区（2） 苏联这个“计划工作者的天堂”，也同样引起了梁思成的关注。　　1944年，苏联建筑学者窝罗宁所著《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在伦敦出版，此书立即引起梁思成极大的兴趣，并着手翻译。1952　年5月，经梁思成与林徽因翻译，此书的中文版由龙门联合书局出版。这两位学者在“译者的体会”中，首先就高度赞扬了“苏联在一切建设和工作中的高度计划性和组织性”。　　而在此前，梁思成、林徽因1951年7月在为《城市计划大纲》（雅典宪章）的中译本所作的序言中，就从更深层次剖析了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认为欧美城市的“土地私有制度始终妨碍着任何改善都市体形的企图”，导致城市“无限制无计划地像野草一样蔓延滋长”的“恶性循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使他们的城市得了严重病症”，　“惟有在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下”，这种“病症”才能被治好。　　可以说，梁思成与陈占祥走到一起，不仅仅出于对北京古城的爱惜之情与对彼此学术思想的认同，这当中，还有他们作为城市规划学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真诚向往。　　一到北京，陈占祥就与梁思成共同投入了对新市区发展计划的研究。　　“在我到达北京之前，梁先生对首都城市规划已有一个初步方案。那是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已惨淡经营过的‘居留民地’（今北京西郊五棵松一带）为基础而设计的一个市中心方案。”陈占祥回忆道，“梁先生的指导思想是要保护北京历史名城。我完全赞成梁先生的这一指导思想，但对原有的初步方案发表了我的意见。”　　陈占祥认为　：“日本侵略者在离北京城区一定距离另建‘居留民地’，那是置旧城区的开发于不顾。我主张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将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现国家经委所在地）作为新的行政中心，像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到新中心的规划中来。”　　这个建议得到梁思成的认可。就在这时，一场激烈的交锋到来了。   与苏联专家的较量（1） 在聂荣臻市长的主持下，1949年12月北京市在六部口市政府大楼召开城市规划会议，梁思成、陈占祥等中国专家、北京市各部门领导和苏联专家到会，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作《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苏联专家团提出《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　　巴兰尼克夫在报告中说　：“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现在北京市工人阶级占全市人口的4％，而莫斯科的工人阶级则占全市人口总数的25％，所以北京是消费城市，大多数人口不是生产劳动者，而是商人，由此可以理想到（原文如此——笔者注）北京需要进行工业的建设。”　　在建设行政机关房屋的问题上，巴兰尼克夫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最好先改建城市的一条干线或一处广场，譬如具有历史性的市中心区天安门广场，近来曾于该处举行阅兵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典礼和人民的游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广场成了首都的中心区，由此，主要街道的方向便可断定，这是任何计划家没有理由来变更也不会变更的。”　　巴兰尼克夫具体提出了他的建设计划：“第一批行政房屋：建筑在东长安街南边，由东单到公安街未有建筑物的一段最合理。第二批行政的房屋：最适宜建筑在天安门广场（顺着公安街）的外右边，那里大部分是公安部占用的价值不大的平房。第三批行政的房屋：可建筑在天安门广场的外左边，西皮市，并经西长安街延长到府右街。”　　苏联专家团作的《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则对巴兰尼克夫把行政机关建设在旧城中心区的计划进行了论证，并对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予以反驳，指出这是不经济的，是“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　　建议书说　：“为了北京市将来的发展和加速建设，关于建筑行政房屋的位置问题是重要的，有的建议在城西五六公里，所谓‘新市区’日本人开始建筑城市的地方，建筑行政房屋。这个建议的意义是在新地区建筑房屋能便宜，政府职员的住处距离政府的房屋不远，在这里建立政府中心区的全部建筑。按我们的意见，新的行政房屋要建筑在现有的城市内，这样能经济的并能很快的解决配布政府机关的问题和美化市内的建筑。”　　建议书还着重论证了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城内的经济性问题，提出　“认为政府的中心区建筑在城外经济是不对的。在苏联设计和建筑城市的经验中，证明了住房和行政房屋，不能超出现代的城市造价的50％—　60％，40％—50％的造价是文化和生活用的房屋（商店、食堂、学校、医院、电影院、剧院、浴池等）和技术的设备（自来水、下水道、电器和电话网、道路、桥梁、河海、公园、树林等）。拆毁旧的房屋的费用，在莫斯科甚至拆毁更有价值的房屋，连同居民迁移费用，不超出25％—　30％新建房屋的造价。在旧城内已有文化和生活必需的建设和技术的设备，但在‘新市区’是要新建这些设备的”。　　建议书还以莫斯科的经验阐述道：“当讨论改建莫斯科问题时，也曾有人建议不改建而在旁边建筑新首都，苏共中央全体大会拒绝了这个建议，我们有成效的实行了改建莫斯科。只有承认北京市没有历史性和建筑性的价值情形下，才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　　苏联专家的这番评论可能出乎梁思成、陈占祥的意料。这两位学者提出建设新市区的设想，本意是使旧城得到保护，可苏联专家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指出他们否认北京的“历史性和建筑性的价值”，甚至是“放弃”旧城。　　在这次会议上，梁思成、陈占祥与苏联专家发生了争执。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当时我是极端的无知，根本不知道那些领导是谁，在我看来，苏联朋友毕竟是友好使者，会议不过是讨论北京都市计划方案的构思而已。团长阿白拉诺夫（即苏联市政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笔者注）介绍方案后好久无人启口，我就不假思索地说了我的意见。”40年后，陈占祥对这次会议作了这样的回忆，“我认为在城中心建设行政中心只是增加旧城的负担，解决北京的城市建设计划应把周围地区联系起来考虑，于是我又反问苏联朋友对城乡关系有什么考虑？对于孤立地考虑城市中心我表示不同意。阿白拉诺夫的回答我不甚同意，他说城乡矛盾是个复杂问题，要由社会主义建设来回答，因此是将来的问题，现在答复不了。说实在的，我不过是搬用英国城乡计划理论，而且当时自己也不能说吃透到多大深度，但我们的设想的确是对保护古城有利。伦敦除了当时需要疏散人口外，另一目的是为了保护伦敦古城，所以才有了大伦敦计划。”　　梁思成没有保持沉默。从苏联市政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的讲话摘录中，可以感受到这次交锋的激烈程度：　　梁教授曾发表过几项很有意义的意见，对于这些意见让我来发表一些意见。　　梁教授曾提到：中心区究竟是在北京旧址还是在新市区的问题，尚未决定，所以对各区域的分布计划工作，为时尚早。　　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曾告诉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曾同毛主席谈过，毛主席也曾对他讲过，政府机关在城内，政府次要的机关设在新市区。   与苏联专家的较量（2） 我们的意见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是最经济的。　　行政中心区迁移能变为怎样一种情形呢？　　那是要建筑为机关用的房屋和工作人员的眷属住宅。你们也是这样设计的，收获是什么呢？　　譬如陈工程师和齐工程师都是在政府工作，齐工程师在城内有住房，陈工程师没有住房，他才来到北京不久。你的建议是在城市建筑两所房屋来代替一所房屋。城市中心区移出城外，就是承认市内130万的人口对政府是没有益处的，在哪里建筑房屋比较经济，在城里还是城外？　　……　　我们也有过这样的建议，将莫斯科旧城保存为陈列馆，在它的旁边建设新的莫斯科，被我们拒绝了，并将莫斯科改建，结果并不坏。　　拆毁北京的老房屋，你们是早晚必须做的，三轮车夫要到工厂工作，你们坐什么车通过胡同呢？　　北京是好城，没有弃掉的必要，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将新市区建设成如北京市内现有的故宫、公园、河海等的建设。所以我们对于建设行政中心的问题是明确的。　　阿布拉莫夫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这就是毛泽东认为政府机关应该在城内。这位苏联人还提出，建设新市区“就是承认市内130万的人口对政府是没有益处的”。　　苏联专家坚定地认为要改造北京旧城，与1931年的莫斯科城市规划有关。1953年梁思成随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时候，苏联建筑科学院副院长格也格也罗曾对他说　：“1931年莫斯科总计划的国际竞选中的许多方案不是要把旧的莫斯科完全铲平重新另建就是要把它当一个‘博物馆’保存下来，在郊区另辟新城。斯大林同志指出了那些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合实际的幻想，把计划的正确道路指出，制定了改建的总计划。这个计划无论在城市的整体或建筑形式上都是发展的：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预见今后新的远景的发展。”　　梁思成、陈占祥陷入了孤立。　　这次会议之后，1949年12月19日，北京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副局长赵鹏飞提出《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　　《意见》说：“如果放弃原有城区，于郊外建设新的行政中心，除房屋建筑外还需要进行一切生活必须设备的建设，这样经费大大增加（据苏联专家的经验，城市建设的经费，房屋建筑占百分之五十，一切生活必须的设备占百分之五十，如果因新建房屋而拆除旧房，其损失亦不超过全部建设费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且必须于房屋建筑与一切设备完成后始能利用。新建行政中心区一切园林、河湖、纪念物等环境与风景之布置，限于时间与经费，将不能与现有城区一切优良条件相比拟。同时如果进行新行政区之建设，在人力、财力、物力若干条件的限制下，势难新旧兼顾，将造成旧城区之荒废……我们认为苏联专家所提出的方案，是在北京市已有的基础上，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及现实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以达到建设新首都的合理意见，而于郊外另建新行政中心的方案则偏重于主观的愿望，对实际可能的条件估计不足，是不能采取的。”   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1） 会议结束后，梁思成、陈占祥感到，必须立即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阐明自己的观点。　　“我与梁思成先生商量，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开会以后我做规划，梁先生写文章，这就是方案出来的经过。”陈占祥回忆道。　　1950年2月，著名的“梁陈方案”，即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成了，梁思成自费刊印，报送有关领导。　　梁思成接受陈占祥的建议，修正了在五棵松“新市区”建设行政中心区的观点。“梁陈方案”提出：“为解决目前一方面因土地面积被城墙所限制的城内极端缺乏可使用的空地情况，和另一方面西郊敌伪时代所辟的‘新市区’又离城过远，脱离实际上所必需的衔接，不适用于建立行政中心的困难，建议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的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这份长达2．5万字的建议书，共分“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发展西郊行政区可用逐步实施程序，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比较拆改旧区为经济合理”3　个部分，并附8项说明。建议书在最后连用了7个“为着”以表达殷切之情：　　我们相信，为着解决北京市的问题，使它能平衡地发展来适应全面性的需要；为着使政府机关各单位间得到合理的，且能增进工作效率的布置；为着工作人员住处与工作地区的便于来往的短距离；为着避免一时期中大量迁移居民；为着适宜的保存旧城以内的文物；为着减低城内人口过高的密度；为着长期保持街道的正常交通量；为着建立便利而艺术的新首都，现时西郊这个地区都完全能够适合条件。　　在“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一节中，《建议》提出，行政中心区的确定是此次都市计划的最主要因素，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事关全局，必须慎重：　　政府行政的繁复机构是这次发展中大项的建设之一。整个行政机构所需要的地址面积，按工作人口平均所需地区面积计算，要大过于旧城内的皇城。（所必须附属的住宅区，则要三倍于此。）故知这个区域在何位置将决定北京市发展的方向和今后计划的原则，为计划最主要的因素。　　更具体的说，安排如此庞大的，现代的，政府行政机构中的无数建筑在何地区，将影响全市区域分配原则和交通的系统。各部门分布的基础，如工作区域，服务区域，人口的密度，工作与住宿区域间的交通距离等，都将依据着行政区的位置，或得到合理解决，或发生难于纠正的基本错误，长期成为不得解决的问题。　　《建议》强调，历史文化名城不容伤毁，行政中心区的确定，涉及交通、拆迁、市民生活与工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发生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　　北京为故都及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它的形体不但美丽，不允许伤毁，而且它们的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正是这座名城壮美特点之一，也必须在保护之列，不允许随意掺杂不调和的形体，加以破坏。所以目前的政策必须确定，即：是否决意展拓新区域，加增可用为建造的面积，逐步建造新工作所需要的房屋和工作人口所需要的住宅、公寓、宿舍之类；也就是说，以展拓建设为原则，逐渐全面改善，疏散，调整，分配北京市，对文物及其环境加以应有的保护。或是决意在几年中完成大规模的迁移，改变旧城区的大部使用为原则，——即将现时一百三十万居民逐渐迁出九十万人，到了只余四十万人左右，以保留四十万的数额给迁入的政府工作人员及其服务人员，两数共达八十万人的标准额，使行政工作全部安置在旧城之内，大部居民迁住他处为原则。现时即开始在旧市区内一面加增密集的多层建筑为政府机关，先用文物风景区或大干道等较空地区为其地址；建造政府机关房屋，以达到这目的。（不考虑如何处理迁徙居民的复杂细节，或实际上迁出后居民所必需有的居住房屋的建造问题；也不考虑短期内骤增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居住问题，和改变北京外貌的问题。）……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发生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的。关系北京百万人民的工作、居住和交通。　　在第二节“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中，《建议》首先列出建设行政中心区的11个条件，包括部署须保留中国都市计划的优美特征、建筑形体表现民族传统特征及时代精神的创造、要有足用的面积和发展余地、避免大量拆迁劳民伤财、不增加水电工程困难、住宅区与办公区接近以减轻交通负担、促进全市平衡发展、控制车辆流量、取得与旧城体形的和谐、保护文物建筑等。《建议》指出：　　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使其平衡。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城市因为无计划，无秩序，无限度的发展，产生了人口及工商业过度集中，城乡对立尖锐化的现象，造成了人口过挤的“城中心区”，极拥挤的住宅楼房，所谓“贫民窟”，以及车辆拥挤等等病态，是我们前车之鉴……因政府中心在城内，人口增加，则 复活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回忆:城记 第 4 部分阅读 挤的住宅楼房，所谓“贫民窟”，以及车辆拥挤等等病态，是我们前车之鉴……因政府中心在城内，人口增加，则供应商业亦必更加发展，城内许多已经繁荣的地区必更繁荣起来，或是宁静的住宅区变成嘈杂的闹市。世界上许多工业城市所犯的错误，都是因人口增加而又过分集中所产生的。伦敦近年拟定计划以五十年长期及无可数计的人力物力去纠正它的错误。我们计划建都才开始，岂可重蹈人家的覆辙？   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2） 《建议》对苏联专家提出的利用东交民巷操场空地并沿长安街建办公楼的设想，予以批评，指出这将导致“欧洲十九世纪的大建筑物长线的沿街建造，迫临交通干道所产生的大错误”。即使沿长安街建设，所能解决的机关房屋“只是政府机关房屋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他部分仍须另寻地址”。而且，“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的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这就是基本产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这样模仿了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则，在体形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并且各办公楼本身面向着嘈杂的交通干道，同车声尘土为伍，不得安静，是非常妨碍工作和健康的。”　　《建议》强调，“日后如因此而继续在城内沿街造楼，造成人口密　度太高，交通发生问题的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则这次决定将为扰乱北京市体形秩序的祸根。为一处空址眼前方便而失去这时代适当展拓计划的基础，实太可惜……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将建设新行政中心计划误认为仅在旧城内建筑办公楼，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加增问题。这种片面的行动，不是发展科学的都市计划，而是阻碍。”　　《建议》还对苏联专家提出的所谓在旧城内建设行政中心区可利用原有的文化、生活、市政等设施因而是经济的观点，予以反驳，指出，行政中心区进入旧城，将引发大量人口外迁，而“政府绝对的有为他们修筑道路和敷设这一切公用设备的责任，同样的也就是发展郊区。既然如此，也就是必不可免的费用。”　　对于在旧城内建造新的行政区，《建议》提出“不但困难甚大，而且缺点太多”。理由是：　　（1）它必定增加人口，而我们目前密度已过高，必须疏散，这矛盾的现象如何解决？　　（2）如果占用若干已有房屋的地址，以平均面积内房屋计算，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余间，即是必须迁出十八万二千余人口，即使实在数目只有这数的一半，亦极庞大可观，这个在实施上如何处置？　　（3）如果大量建造新时代高楼在文物中心区域，它必会改变整个北京街型，破坏其外貌，这同我们保护文物的原则抵触。　　（4）加增建筑物在主要干道上，立刻加增交通的流量及复杂性。过境车与入境车的混乱剧烈加增，必生车祸问题。这是都市规划设计所极力避免的错误。　　（5）政府机关各单位间的长线距离，办公区同住宿区的城郊间大距离，必产生交通上最严重的问题，交通运输的负担与工作人员时间精力的消耗，数字惊人，处理方法不堪设想。　　《建议》还进一步论述道，在旧城内建设行政中心区，将通过兴建新住宅、迁移人口、拆房、处理废料、清理地基等一系列过程，“而且在迁移的期间，许多人的职业与工作不免脱节，尤其是小商店，大多有地方性的‘老主顾’，迁移之后，必须相当时间，始能适应新环境。这种办法实在是真正的‘劳民伤财’。”　　两位学者特别指出：　　这样迁徙拆除，劳民伤财，延误时间的办法，所换得的结果又如何呢？行政中心仍然分散错杂，不切合时代要求，没有合理的联系及集中，产生交通上的难题，且没有发展的余地。　　这片面性的两种办法都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产生问题。最严重的是同住宅区的地址距离，没有考虑所产生的交通问题。因为行政区设在城中，政府干部住宅所需面积甚大，势必不能在城内解决，所以必在郊外。因此住宿区同办公地点的距离便大到不合实际。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万至十五万人在政府办公地点与郊外住宿区间的往返奔驰，产生大量用交通工具运输他们的问题。且城内已繁荣的商业地区，如东单、王府井大街等又将更加繁荣，造成不平衡的发展，街上经常的人口车辆都要过度拥挤，且发生大量停车困难。到了北京主要干道不足用时，惟一补救办法就要想到地道车一类的工程。一一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已发现的痛苦，而需要不断耗费地用近代技术去纠正。这不是经济，而是耗费的计划。　　《建议》进而提出了在西郊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地区建设政府行政中心的设想，认为这将为城市的保护与发展“全面解决问题”，有利于　“为人民节省许多人力物力和时间”，有利于“建立进步的都市”，有利于　“保持有历史价值的北京文物秩序”。　　《建议》提出，在这里建设行政中心区，是根据“大北京市区全面计划原则”出发的，是“增加建设、疏散人口的措施”，是“保全北京旧城中心的文物环境，同时也是避免新行政区本身不利”的“新旧两全的安排”。这个行政中心区“必须同足用的住宅区密切相连，经济地解决交通问题，减轻机械化的交通负担”，它还能“保留将来发展余地”。　　其中，两位学者重点论述了向旧城之外转移城市功能，是解决旧城人口密度最基本而自然的办法：　　疏散他们，最主要是经由经济政策领导所开辟的各种新的工作，使许多人口可随同新工作迁到新工作所发展的地区。这也就说明新发展的工作地点必需在已密集的区界以外，才能解决人口密度问题……   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3） 我们应注意脱离工作地点的住区单独建立在郊外是不合实际的。它立刻为交通产生严重问题。工作者的时间精力，及人民为交通工具所费的财力物力都必须考虑到。发展工作区和其附属住区才是最自然的疏散，解决人口密集，也解决交通……　　反此办法，在已密集的旧市区内增添新工作所需要的建筑，不但压迫已拥挤的城内交通，且工作者为要接近工作，大部会在附近住区拥挤着而直接加增人口密度。这不但立刻产生问题，且为十年十五年后工业更发展，人口增多时更加问题。　　在《建议》中，两位学者还充满诗意地提出在新的行政中心区建设新中轴线的设想：“这条中线在大北京的布局中确能建立一条庄严而适用的轴心。这个行政区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北面为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面则为丰台铁路交通总汇。一切都是地理上现成形势所促成，毫无勉强之处。”　　他们在《建议》的第三节里分别列出了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所需的7项费用和在城外建设政府办公楼所需的4项费用，并进行了比较，指出：“在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地区，目前是农田，民居村落稀少，土改之后，即可将土地保留，收购民房的费用也极少。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显然是较费事，又费时，更费钱的。”　　查看《建议》中的规划草图，可以发现梁思成、陈占祥还在行政中心区以南规划了一个商务区，尽管在文字说明中，他们没有对这个商务区进行论述，但可以想像如果按照他们的设想实施，北京将呈现的面貌：这个城市将拥有三个相互联系又功能区分的中心区域，旧城是文物遗存丰厚的文化中心区，旧城西侧的行政中心区将集中体现新中国政治中心的形象，而其南侧的商务中心区将是一派现代都市的景象。这三个功能区将配套足用的住宅，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跨区域交通的发生，从而控制住“源头”，避免出现交通拥堵。　　两位学者强调，他们提出这个方案，是根据大北京市区全面计划原则着手的，他们将依此进一步草拟大北京市的总计划，再提请研究和讨论。　　这恰似陈占祥的导师阿伯克隆比在指导完成“伦敦市区计划”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以伦敦为核心的广大区域的“大伦敦计划”。　　但由于后来的复杂境况，梁、陈二位的“大北京规划”一直无法着手进行。   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拆除（1）（图） 就在梁思成对自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对北京旧城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却使他陷入深深的困惑。　　就在城墙存废的讨论余波未了之时，在天安门前，一场“遭遇战”　开始了，这就是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拆、留之争。　　今天，我们在开国大典的纪录片里，还能看到在天安门东西两侧的这两幢明代建筑的身姿。它们与天安门城楼、中华门共同围合成了一个“T”字型宫廷广场。但是，这两个门，被认为妨碍了交通和游行活动而需被拆除。　　主张拆除者认为，“每年有几十万人民群众雄壮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在东西三座门没有拆除之前，它们在交通上妨碍了这样重要的活动。”“节日游行阅兵时，军旗过三座门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前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三座门，看不着毛主席。”　　梁思成与林徽因想方设法阻止拆除行动。今天，文化界仍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林徽因说，如果要拆三座门，她就到那里上吊！　　林洙回忆道：　　拆东、西三座门梁思成反对，因为他认为天安门形成这么一个广场，东、西三座门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东、西三座门是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要拆的，当时提出的原因是妨碍交通，尤其是妨碍游行队伍。他们特别希望游行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笔直地走过东、西长安街。有三座门在这里，游行队伍就要绕过三座门，或从门洞里通过，队伍肯定是要乱的。　　他们就开人民代表大会，找了很多三轮车夫来控诉三座门的血债，说他们多少多少人在这里出了交通事故，一定要把三座门拆掉。这时，施工队伍已经摆好了，准备就绪了，你这边一举手他那边就动工了。　　讨论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　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召开的。原《北京日报》记者杨正彦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回忆道：　　林徽因代表梁思成发言。当时会场设在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这里没有固定座位，只能运去大批的软椅，为了代表便于出入，不得不留出若干条通道。林徽因一上台，就以她雄辩的口才先问各位代表：台下的椅子为何要这样摆？还不是为了交通方便！如果说北京从明代遗留下的城墙妨碍交通，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她这番话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因为当时矗立在天安门前东西两座“三座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不太方便，每年都在此处发生几百起车与车相撞或者车与人相撞的事故，市委市政府早已下决心先将这两座“三座门”迁移，施工力量都已准备好，单等代表会议一举手通过，就立即动手。彭真同志考虑到那天会场的情绪，怕一时很难通过，便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的决定，举手同意先拆除天安门前的两座“三座门”，由于代表中党员居多数，这项决定便这样被通过了。一夜之间这两座三座门就不见了。　　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经大会表决被判“极刑”，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而梁思成却在这次会议上，当选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这场“遭遇战”，持续了近三年之久。　　开国大典之后，毛泽东主席提出改建天安门城楼，在城楼前建检阅台，以接近群众。　与此同时，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计划被提出，梁思成被令对此进行研究。　　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回忆道：　　天安门曾经要改造过，后来搁置起来了，而且方案是强迫梁思成做的。毛主席嫌在天安门顶儿上离群众太远，又比了一下说列宁墓离游行群众是多高，天安门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所以要在天安门下面，就是现在跨在金水桥上搞一个矮台子，二层台，这个图、草图我都看过。要搞一个二层台，天安门的门洞就变得非常之长，它的前面就等于伸出一个台阶式的东西，台阶和门洞是连着的，上面也是汉白玉栏杆，让毛主席在上面挥手。这个东西出来就顶到金水河了，把金水桥都占了。当时梁思成还煞费苦心，没办法，这是中央定下来的。梁思成就想方设法让它从正面看还不是感觉太离谱，想方设法让加上去的台子变成原天安门城楼的一部分，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虽然做出了这个方案，但是梁思成还是想方设法不让它实施。　　1952年5月22日，他致信彭真，认为所能做出的方案，“都是既不能好好解决问题又损害了天安门的办法，因此实在未敢草率从事。”眼看在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之下，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已难免一拆，梁思成建议“请延至决定采用哪一种方案后再动手”。　　他争取到了短短几个月的“研究”时间，并立即在5月31日召开的天安门改建工作会议上提出　：“三座门迁至何处？”　　他希望把这两处建筑迁移重建、异地保护，可这只是一厢情愿。　　孔庆普，现北京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桥梁所退休总工程师，当年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综合技术工程队队长，参加了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行动。他向笔者追述道：　　人们常说的天安门前的三座门，实际上是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长安右门是由建设局拆的，我参加了。东边的长安左门是由建工局负责拆的。   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拆除（2） 拆长安左门与右门，当时民主人士不同意。因为它确实影响交通，影响广场扩建，经过几次研讨，意见统一了，同意拆除，但是要求把部件保留下来，移到别的地方重建。为此，彭真主持会议，梁思成要求移建在广场里面，多数人不同意建在广场里。市里领导人也不同意移到广场里面去，因为当时要把天安门广场建成世界上最大最雄伟的广场。多数人认为广场内放入一些孤立的建筑物是不适当的。　　梁思成对拆长安左门与右门意见很大。北京市建设局王明之局长有一次跟我们讲，梁教授说长安左门是他的左膀，长安右门是他的右臂！　　拆的那一天，我们建设局的人在中山公园，建工局的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下午4时，我们正准备吃饭，接到通知：市里的各界代表会议开完了，决定拆了。我们就立即动手，用了一天一夜拆完。我们文明施工，瓦件都是人工一块一块地拆，拆下来的部件，运到中华门北侧，东边摆长安左门的，西边摆长安右门的。　　我们用吊车拆，吊车是解放前北平工务局的，是美国制造的，建工局没有吊车，就搭着架子拆。我们差一点出事故，在吊基座石时，由于石件太重，吊车差点儿倒了。吊车转臂时，大臂突然向右倾斜，有一年轻工人，抓起大绳的一头，勇敢地爬上吊臂，把绳子系紧，我们好不容易才用绳子把吊杆拉了回来。　　拆的时候很费事，因为要一件件地拆，无论拆什么都不许往下扔。我们是使用木槽一件件地往下溜瓦，下面用草垫子接着。大的构件，如吻兽等，就装筐用绳系着顺下来。晚上，由于探照灯晃眼，我们用烧煤油的汽灯照明。到第二天下午，长安左门与右门都拆完了，天黑前路面已修补平整。　　拆下来的料移交给房管局了，听说故宫博物院用了一些。基座的石料我记得在中华门北侧摆了好些年。　　听说拆的时候，梁思成、吴晗、柴泽民等都去了。领导说市长们都在这儿，行动要有秩序。　　当年的那一幕，陈占祥记忆犹新：“梁先生哭了……”　　在梁思成眼里，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是北京旧城的精华——建筑中轴线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而在天安门前这“最大胆的空间处理”上，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起着关键作用。　　如果“梁陈方案”能被采纳，如果长安街及天安门广场周围能够不作为行政中心所在地，人们考虑这两幢北京少有的明代建筑时，也许就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对于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所引出的北京交通事故问题，梁思成事先也作过考虑。其实，他才是“控诉”车祸之最佳人选。　　1923年5月7日，梁思成与弟弟梁思永乘摩托车参加北京学生举行的“国耻日”纪念活动，行至南长街出口处，被北洋军阀陆军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伤，急送协和医院治疗，诊断为左腿股骨复合性骨折，三次手术后始康复，从此左腿比右腿短了约一厘米。他为此休学一年，出国留学不得不推迟。　　由于身体受伤，梁思成从小立志“做一个军人”来救国的理想破灭，遂决心学习欧美建筑学的知识，以应用于祖国。这次车祸，给梁思成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40岁左右，他受伤的脊椎患软骨硬化病，忍受着中枢神经受压的剧痛，不得不改在内业工作，并长期身穿铁马甲支撑腰部。　　对于北京的交通及车祸问题，梁思成是较早发言的一位。1949年　5月8日，他以一个“有二十七年经验的老司机，曾经在欧美、南洋和本市领过司机执照，而又是研究都市计划的建筑师”的“双层资格”，对北平车祸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认为要防止车祸，应该治本。“治本的方法，有动的和静的两方面。动的方面，就是管理和指挥的问题……静的方面就是将本市的街道，尤其是交叉路口加以改善，增加安全设备，务使车辆交错时不致互相挤撞，或伤害行人。”他还特别指出，　“‘静’的方面，是属于都市计划的问题。这方面的工作是将主要的街道和交叉路口，加以改善……这种工作须先作车辆数量和动态的调查统计，以及对于将来的预测，然后计划道路网或道路系统，改造道路交叉口，增辟城门洞等等。”　　可见，梁思成对于改善交通的设想，一是加强交通管理，二是要有合理的都市计划，要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道路系统来解决。在后来的“梁陈方案”中，他又与陈占祥将这一思想进行了发挥，提出应通过合理的分区及居住与就业的平衡，“经济地解决交通问题，减轻机械化的交通负担”。这种思想，在今天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如果我们再从这个层面来看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存废，思考的空间是不是会更大一些呢？   吴晗发难（1） 1950年11月，北京市决定拆除明清北京皇城的西城门——西安门，以改善交通，准备会都开了，就要动手了，西安门却意外地于当年的　12月1日凌晨被大火烧毁。孔庆普回忆道：　　我记得是在1950年初冬，那时我还是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的工务员，头一天我们都开会准备拆西安门了，第二天一早，科长对我们说，不用拆了，夜里给烧了！科里的一位同志上班时路过西安门，看见了。　　火是从西安门的南头烧起的，那里面住着清洁队，他们夜里取暖，不慎失火，就跑到附近居民家借水来灭火。那时候，普遍还没有自来水，居民们都是打井里的水，存在自家的水罐里，这点水哪救得过来？他们那儿也没有电话，报火警也难。　　对西安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处意见很大，认为影响交通，即使不拆，周围也得修路。后来，市里决定拆除。　　1950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此事的报道，西安门被焚毁事件，被表述为“西安门市场失火”，“西安门过道之大部分”被烧毁，并称“火警发生的原因系起于西安门南旁摊贩临二十六号住户王朝宗家，王朝宗是经营干果、纸烟、火柴等易燃物品的摊贩”。　　这次火灾事故的责任人究竟是谁？孔庆普坚持认为就是清洁队。他说，当年在建设局听传达时上面就是这么讲的，而清洁队当时归公安局管。当时西安门南侧为道路，周围没有住户，因此，外面的火很难烧到里面来。　　笔者注意到，《人民日报》的那篇稿件是由北京市公安局的宣传部门提供的。难道公安局是要推卸自己的责任？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又极小。　　姑且就把这个疑问留在这里吧。反正，西安门被一把火烧没了，这把火还帮了拆除工人的忙。　　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　　牌楼昔日曾是北京城里街道上的重要建筑物，它装点并衬托着市容的美。清末，跨于街道上的木牌楼，计有前门外五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交民巷牌楼、东公安街牌楼、司法部街牌楼、东长安街牌楼、西长安街牌楼、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4座）、西四牌楼（4　　座）、帝王庙牌楼（2座）、大高玄殿牌楼（2座）、北海桥牌楼（2座）、成贤街牌楼（2座）、国子监牌楼（2座）。临街的牌楼有两座，一是大高玄殿对面的牌楼，二是鼓楼前火神庙牌楼。　　民国时期拆除了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并将部分牌楼改建为混凝土结构，它们是前门外五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交民巷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成贤街牌楼、国子监牌楼、北海桥牌楼。　　1950年9月初，在天安门道路展宽工程中，北京市建设局拆除了东公安街和司法部街牌楼，石匾由文化部文物局收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拆牌楼。　　也就在这个月，为配合国庆活动，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对东、西长安街牌楼进行了油饰。政务院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精神，发文给北京市人民政府，要求保护古代建筑等历史文物。市政府随即要求建设局对城楼、牌楼等古代建筑的状况进行调查，并提出修缮计划。　　当年参加这项工作的孔庆普向笔者追述道：　　1950年，有市民反映城墙有一些地方坏了，需要修缮。薛子正秘书长要建设局管这件事。从那时起，我具体做这项工作，即维修城墙、城楼、塔、牌楼、影壁等社会公共建筑。　　那时，铁狮子胡同的影壁墙上面，还有“反内战反饥饿”、“美国佬滚回去”等标语，我们都要负责清理掉。只要人民来信反映这些事，到建设局，我们都要负责。我当时是建设局工务员，主管桥梁维修，兼养路工程事务所综合技术工程队队长。　　我们对城楼、牌楼做了保护性处理后，写了个报告。市里要求进一步调查，以便更好地加以修缮。建设局老工程师林是镇管这个事，我是帮他跑腿儿的。林先生老了，跑不动了，我年轻，就帮他外出调查，那时没有专车，自行车也没有，就坐内环线的有轨电车。　　写完报告，10月中旬报给张友渔副市长，张副市长跟吴晗副市长说，你去找梁思成，告诉他北京要修城楼、牌楼。梁思成非常高兴。　　11月下旬的一天，在市府东大厅开完会后，薛子正对建设局副局长许京骐说：“修缮城楼的事，总理　　批了，政务院还将拨一部分款子来。总理说　：‘毛主席很关心北京的古代建筑和历史文化古迹，城楼和牌楼等古代建筑是我们祖上劳动人民留下来的瑰宝，应注意保护好，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修缮工程暂以保护性修理为主。’估计拨款不会太多，先编制一个修缮计划和预算，等政务院拨款后再具体安排。”　　那时，文化部下面有一个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简称文整会，俞同奎是负责人。　　就城墙、牌楼修缮问题，市政府给文整会去函，挂上了钩，明确此事由北京市建设局主办，文整会协助。这样，林是镇、俞同奎管这件事了。　　两家单位从1951年起开始共同调查，文整会搞设计，做预算，建设局负责招标、发包、监理工程。建设局的王怀厚是专职监理员，他跟我是林是镇的助手。　　1951年1月上旬，建设局和北京文整会拟定出城楼和牌楼修缮工程实施方案。4月中旬，由养路工程事务所综合技术工程队对东、西长安街牌楼进行全面维修，完全按照古代建筑修缮工程技术程序进行操作。   吴晗发难（2） 4月25日，市政府通知建设局：政务院拨给北京市修缮城楼工程款　15亿元（旧币），牌楼修缮工程，由建设局年度投资内列支，修缮从简。于是建设局将牌楼修缮工程改为维修工程，投资压缩近半。　　但一年没有修完，弄不了这么多。1951年底，我们又写出二期古建修缮报告，但没有批下来。　　这之后，风向陡转。　　1952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此问题由公安局交通管理处首先提出。他们认为，大街上的牌楼附近交通事故频繁，牌楼影响交通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建议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拆除牌楼。　　这一年，在文津街北京图书馆门前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原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总建筑师李准回忆道：　　那里的交通环境的确不好，自北海大桥下桥向西正逢下坡道路，车速一般较高，经过通视条件稍好的金鳌牌楼后即面临原北京图书馆门前附近的“三座门”。它有3个门洞，开间不大，一般只能通过一部汽车，再向前又遇到向北的弯道，行车视线受到较大的障碍。当时一部汽车自东向西疾驶，但快要进三座门时突然发现转弯过来的另一部汽车迎面驶来，这位司机看到迎面来的车里有前苏联专家乘坐，在已无法采取任何措施躲避的情况下，这位司机出于对“老大哥”的尊重，毫不犹疑地把车撞在三座门的门垛上，专家的车有惊无险地顺利通过，这位司机却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当时，这类事故已有多起，很显然，道路间建筑物与交通的矛盾已达到非常尖锐的地步，应该迅速合理地予以解决。　　1953年5月，北京市的交通事故简报称　：“女三中门前发生交通事故4起，主要是因为帝王庙牌楼使交通受阻所致。牌楼的戗柱和夹杆石多次被撞，牌楼有危险。东交民巷西口路面坡度过陡，又有牌楼阻碍交通，亦属事故多发点。”　　5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就朝阳门、阜成门和东四、西四、帝王庙前牌楼影响交通的问题向中央请示：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5月9日，　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指出进行此项工程时，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以取得人民的拥护。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据吴良镛回忆，梁思成一次当着吴晗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说　：“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的保护”。　　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起梁思成与吴晗的一次冲突：　　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同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同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这都是我们这些在场作记录的同志耳闻目睹的事实。　　1953年的一个夏夜，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那是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席间，郑振铎感慨道，推土机一开动，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就此寿终正寝了。林徽因则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虽然那时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梁思成致信中央领导，认为以“纯交通观点”来决定牌楼存废是片面的，应该从城市整体规划的角度来考虑文物保护以及避免车祸的办法，例如可建设交通环岛，将牌楼保留为街心景观等。另外，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如历代帝王庙前的一对牌楼“所在的一段大街，既不拐弯也不抹角，中间一间净宽6．20m，足够两辆大卡车相对以市区内一般的每小时20km的速度通过，不必互相躲闪，绝对不需要减低速度；若在路面中线上画一条白线，则更保绝对安全。两旁的两间各净宽，给慢行车通过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绝没有丝毫的‘思古幽情’，我们是尊敬古代劳动人民卓越的创造，要我们的首都每一条街道更能够生气勃勃地代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的伟大面貌。片面强调‘交通’，借口‘发展’来拆除文物，确有加以考虑的必要。”他建议对古建筑进行调查，立法分级保护，“把文物组织到新的规划中，而不应用片面的理由或个人的爱恶轻率地决定文化遗产的命运。”　　交锋越发激烈。　　1953年7月4日，北京市建设局奉市政府指示，牵头组织关于交民巷和帝王庙牌楼拆除问题座谈会。会议同意拆除交民巷的两座牌楼。关于帝王庙牌楼，文物部门的意见是最好能够保留，或易地重建。　　8月20日，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文物建筑保护问题。薛子正、梁思成、华南圭、郑振铎、林徽因、罗哲文、叶恭绰、朱兆雪等出席。   吴晗发难（3） 郑振铎态度强硬地说：“如有要拆除的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　　但吴晗绵里藏针：“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中央决定。”　　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不是“全国性的问题”，就不需要“请示中央决定”呢？　　林徽因提出，“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保护旧的是为新建筑保存优良的传统”，“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她认为民居建筑的保存也是重要的方面：“艺术从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梁思成在发言中指出，“北京市的发展是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一定要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城市的风格。有些单位（如公安、交通、经济部门）考虑得片面”，“在保护古文物建筑工作上，首都应起示范作用，慎重是必要的”。　　他搬出了苏联经验，提出“在莫斯科建设中，古建筑在原则上尽量保存下来”。他还以“土地私有”讥讽破坏文物建筑的行径　：“北京各机关好像有‘土地私有’的观念，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爱拆爱建，一点不考虑整体。”　　可是，吴晗作答：“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会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与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等部门共同组织的联合调查小组，对北京城区的牌楼及其他一些古建筑进行调查。　　最后，对牌楼作出了保、迁、拆三种处理方式，即在公园、坛庙之内的可以保下来；大街上的除了成贤街和国子监的4座外，全部迁移或拆除。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吴晗与郑振铎组织的这次对牌楼调查测绘的所有资料，全部遗失。被迁至陶然亭公园的东、西长安街牌楼，也大约在1971年9月，被江青下令拆除。　　1953年12月20日，吴晗主持召开首都古代建筑处理问题座谈会。　　他在总结发言中说　：“座谈会已取得一致意见的几处古代建筑处理意见：第一，景德坊先行拆卸，至于如何处理，另行研究。第二，地安门的存废问题以后再研究，先拆去四周房屋10间，以解决交通问题。第三，东、西交民巷牌楼可以拆除。”　　由于? 复活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回忆:城记 第 5 部分阅读 拇娣衔侍庖院笤傺芯浚炔鹑ニ闹芊课?0间，以解决交通问题。第三，东、西交民巷牌楼可以拆除。”　　由于梁思成的坚持，周恩来总理不得不亲自出面找他做工作。梁思成与周恩来恳谈了几乎两个小时，并极富诗意地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斜照，渐落西山时的美丽景象。周恩来则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作答。　　孔庆普主持拆除了历代帝王庙景德坊和东交民巷牌楼。他向笔者追忆了当年梁思成向这两处牌楼告别的情景：　　市里对梁思成先生非常尊敬。1954年3月6日，我们开始拆东交民巷牌楼，脚手架都搭好了，第二天接张友渔副市长通知　：“交民巷牌楼暂停施工，等梁教授看完后再拆。”我们当天晚上又把脚手架拆下来，把杉槁等放在中华门前面。可是，等了两天仍不见梁先生来，我们就报告局秘书室，12日由秘书室出车接来梁先生，由我在现场接待。　　梁先生只看了东交民巷牌楼，他说，这两座牌楼都是改造过的，是混凝土牌楼，已不属于古代建筑，既然影响交通，拆就拆吧。他还问长安街牌楼的情况，问什么时候拆，说要是拆也应该挪到别的地方再建起来，东、西长安街牌楼是古建筑，都是木质的、老的。我说，东、西长安街牌楼计划在“五一”前拆完，6月15日上汛前，计划拆完东、西四牌楼。他没再说什么就走了。　　梁先生走后，我向局里汇报，说梁先生没说什么，还说东交民巷牌楼已不是古建筑。局里又向市里汇报，市里就指示，动手吧。没过几天，市政府又来通知：长安街牌楼暂缓拆除，东、西四牌楼拆否未定，另行通知。　　后来，这几处牌楼还是被拆除了。长安街牌楼是8月21日下午7　时正式开工的，两座牌楼同时施工，25日凌晨做到场光地净。东、西四牌楼在12月21日同时开工拆除，26日凌晨6时，两处同时做到场光地净。　　历代帝王庙牌楼也是我们拆的。1954年1月8日，我们开始准备拆卸。10日，梁思成先生来到现场，这是他自己去的，当时我们正在搭脚手架。他就在旁边看，见到我问这两座牌楼计划什么时候拆完？照了相没有？拆下来的部件存在哪里？重建的地点定了没有？我说，相片已照了，立面、侧面、局部、大样都有。上级布置是拆卸，要求操作仔细，力争不损坏瓦件，木件不许锯断，立柱和戗柱必要时可以锯断。拆下的部件暂存于帝王庙内，由文整会安排，重建地点尚未确定。据文整会俞同奎同志说，民族学院拟将牌楼迁建于校园内。　　梁先生说，北京的古代牌楼属这两座构造形式最好，雕作最为精致，从牌楼的东面向西望去，有阜成门城楼的衬托。晴天时还可以看到西山，特别美，尤其是傍晚落日的时候。为争取保留这两座牌楼，他曾给周总理写信，总理很客气，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唉！也难说！这里的交通问题确实也不好解决。　　拆这座牌楼，是因为它影响交通。支撑牌楼的戗柱，老被车撞。可梁先生说，这座牌楼被挪了就没有意义了。他还问我，牌楼的木件腐朽程度如何？我说，经初步检查，木构件大部分腐朽很严重，拆卸时尽力小心吧。梁先生最后说，感谢！感谢！这次来主要是向牌楼告别。   吴晗发难（4） 之后，我又陪他到历代帝王庙里去看，当时这个庙被女三中用着，后院东房已腾出来摆牌楼拆下来的料。梁先生很满意。　　以前我还真不知道帝王庙牌楼是构成一幅美景图画的主体呢。此后就天天等待梁先生所说的美景的出现。晴天和晚霞都出现了，只是牌楼已被脚手架包围，无法为美景留影了。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向笔者回忆道：“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名为拆迁，但事先并未落实迁建地点，拆下一堆料后来也不知去向；大高玄殿门前原有两个习礼亭，是一个院子，习礼亭与故宫角楼相仿，比角楼还漂亮，也被拆了，说是拆迁，但是，拆到哪儿？没定下来，也是拆下一堆料，后来不知去向，没准在‘文革’中被当成了柴火烧掉了。”　　后来，毛泽东对上述争论定了这样的调子：“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以下是从1954年1月开始的北京牌楼被大规模拆除的过程：　　1954年1月8日，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开始拆卸历代帝王庙景德坊，20日拆卸完毕。　　3月15日，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开始昼夜施工拆除交民巷牌楼，　21日清晨东牌楼场光地净，25日清晨西牌楼场光地净。　　4月中旬，拆除打磨厂西口、织染局西口、船板胡同西口和辛寺胡同南口的4座小牌坊。　　8月21日下午7时，长安街牌楼拆卸工程正式开工，两座牌楼同时施工，25日凌晨4时做到场光地净。全部木件、瓦件、石件等，运至陶然亭公园北门内分类放置。　　11月27日，市政府批准拆除大井砖牌楼。12月9日开始拆除，20　日拆完。　　12月15日，市政府下达通知，要求于春节前将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大高玄殿牌楼及北海三座门拆卸完毕。　　东、西四牌楼于12月21日同时开工拆除，26日凌晨6时，两处同时做到场光地净。拆下的石匾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收存。　　1955年1月2日开始拆除北海三座门，6日晨拆完。　　1月8日，大高玄殿两座跨街的牌楼拆卸工程开工，1月14日完工。　　5月下旬，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对房管局下达拆除正阳桥牌楼任务。6　月12日开始拆除，21日拆完。　　11月，金鳌玉牌楼在北海大桥加宽工程中被拆除。　　1956年5月28日至6月10日，在景山前街道路加宽工程中，大高玄殿对面牌楼及习礼亭被拆除。同期被拆除的还有北上门等古建筑。　　至此，北京城内所剩跨于街道上的牌楼仅有4座，即两座成贤街牌楼和两座国子监牌楼。此后再未拆过牌楼。　　梁思成也有为数不多的成功，例如北京团城的留存。　　团城，明、清两朝皇家园林的重要建筑，因其平面为圆形，周围以城砖垒砌，成为一座带雉堞的砖城。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部文物局（1951年10月至1955年5月称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就在团城上办公，而这处名胜竟也险些被以“改善交通”的名义拆除。　　在讨论拆除团城的会议上，梁思成愤怒了。他说：干脆填平三海，踏平故宫，修一条马路笔直地穿过去得了！　　他说服了苏联专家，又找到周恩来，恳请其阻止拆除行动。1954　年6月，周恩来赴团城调查，决定道路拐弯，保下了这处重要文化遗产。　　团城保住了，团城迤西的金鳌玉桥怎么办？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如下方案：　　原金鳌玉桥不动，在其南面再建一座新桥，将交通分为上下两单行线，把两座牌楼移至两桥之间，南桥正对故宫之角楼，改造北海公园前广场，在正对北长街处设一个酒楼，将景山南墙开漏洞，墙前设廊子，便于游人休息观景。　　后来，梁思成又指导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关肇邺做了一个改进方案。特点是：新桥较宽，能容交通上下行，原金鳌玉桥仅作步行之用。　　可是，这个方案未获采纳。最后实施的，是苏联专家提出的拆掉原金鳌玉桥，在原位置重建一座新桥的方案。尽管如此，团城还是保住了。　　对梁思成来说，这样的成功来得太少了。　　在都市计划委员会，人们经常听到他的呼吁　：现在当务之急是如何保留地安门，否则又要被动了！　　地安门是中轴线上重要的文物建筑，为保留它，梁思成提出交通环岛方案。但是，1954年年底，地安门还是被拆了。　　大马路就是这样所向披靡。　　庆寿寺，元大都修筑城墙时遵元世祖忽必烈诏令：“远三十步环而筑之”，使之得以保存。　但在1954年，它碍了马路的事，被令拆除。梁思成建议将其保留为街心环岛，以丰富道路景观，遭到众人反对，特别是遭到交通工程师的强烈抵制。在这种情况下，梁思成提出了他称为“缓期执行”的方案，建议将双塔寺保留一段时间，看看效果如何，再定存废。这也未获成功。很快，这处珍贵的古建筑即被拆毁。　　1957年11月14日，吴晗写了一篇文章，抨击“右派分子”认为文物保护“今不如昔”的言论，称北京市的党、政领导对文物保护工作是十分重视的，其中提到：“为了解决城市发展，交通流量的拥挤，我们拆除了东四牌楼、西四牌楼、羊市大街的景德坊以及长安街的几座牌楼，在拆除前，都经过了慎重的研究讨论，征询了专家的意见，彭真同志曾几次到东四、西四看过，才决定拆除，拆除以后所有材料都分别妥善保存。另外在修理国子监、孔庙以前，在拆除大高殿牌楼和习礼亭以前，彭真同志都十分关心，在百忙中，亲自看过，才作出决定。”   吴晗发难（5） 这样的“重视”，显然不能让梁思成满意。　　当时，部分领导认为　：“改造北京还是少保留一些旧东西好，像故宫可以保留下来，让后代看看过去的情形，有一些东西可以不要就不必保留了。”而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地安门、牌楼等古建筑之被拆除，被认为是“今后彻底迅速地改建旧城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甚至有人认为故宫也可以改造，还做了方案。这是后话。　　梁思成想不通，竟认为毛泽东“自食其言”。　　他被令必须批判地吸取建筑遗产，必须看到城市和建筑是革命的，发展的。　　可他硬说自己的主张正是“批判地吸取遗产的精华”，就是“革命的”，就是“发展的”。　　他对彭真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大院自成小天下（1） 在除旧布新的过程中，梁思成等规划学者深感困惑的不仅仅是文物保护的问题，同时困扰他们的还有在现实与计划之间，那似乎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1949年9月19日，梁思成致信聂荣臻，对一些单位未获得都市计划委员会同意就随意兴建的现象提出批评，指出“这种办法若继续下去，在极短的期间内，北平的建设工作即将呈现混乱状态，即将铸成难以矫正的错误”。　　他希望聂荣臻“以市长兼市划会主委的名义布告所有各级公私机关团体和私人，除了重修重建的建筑外，凡是新的建筑，尤其是现有空地上新建的建筑，无论大小久暂，必须先征询市划会的意见，然后开始设计制图。这是市划会最主要任务之一，（虽然部分是消极性的）若连这一点都办不到，市划会就等于虚设，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当时，各机关为解决办公问题，陆续占用城内空房较多的王府，如卫生部占用了醇亲王府、解放军机关占用了庆亲王府、国务院机关占用了礼亲王府、全国政协占用了顺承郡王府、教育部占用了郑亲王府、国务院侨办占用了理亲王府、国务院机关占用了惠亲王府、外贸部占用了廉亲王府等。　　而在城外西郊，大幅土地一下子就被部队分完了，形成一个个大院，如海军大院、空军大院、国防学院大院等　；而在西北郊的文教区，民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一圈就是一大片，形成了“谁盖楼中央就拨钱，谁就跑马占地”的现象。　　由于各部门来头都很大，疲于招架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几成“拨地委员会”了。一位部队首长竟在薛子正的办公室质问王栋岑　：“你们要我们的用地计划，这涉及军事机密，能告诉你们那么具体吗？我们的发展规模，连我们自己都说不出，你们能估计出来吗？”王栋岑哑口无言，只好要多大地块，就给多大地块。　　1952年12月22日，梁思成在《人民日报》发表《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一文，借苏联专家穆欣之口，对各自为政“圈大院”的现象予以批评：“现在有许多建筑还保持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每个单位都用围墙把自己围起来，自成一个小天下。”　　1953年1月31日，梁思成在北京市政府的一次学习会上，听到作家老舍对“赶任务”的抱怨：“文艺干部不惟无时间写，更严重的是没有时间念书。要有生活，有理论。市府任何部门有任何运动，就向文艺部门要东西，如向百货公司要一打铅笔一样。婚姻法给了两个月，也只是婆婆打媳妇而已，要写媳妇如何反抗，两个月不够的。不如写一出永久有价值的恋爱剧，而不必按婚法第Ｘ条、第Ｙ条写。望给文艺工作者一些自由，做出好东西，不要太逼着赶任务。”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们的总平面图也如此。”　　就像陈占祥的老师贺尔福把苏联描绘成“计划工作者的天堂”一样，梁思成自从解放前读到苏联建筑学者窝罗宁所著《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一书后，也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向往。　　1949年新中国建立，梁思成无比振奋，认为城市规划的黄金时代到来了。梁从诫回忆道：　　1949年，我父亲兴奋得不得了，我母亲病成那样，也是同样的兴奋，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计划的制度，只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大家都会遵守，而不是像资主义制度那样各干各的。我父亲当时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规划很难实现，土地是私有的，你要规划，对不起，这块地是我的，我要盖成什么样是我的权利，国家不能干预。他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土地是公有的，一切活动都是计划性的，这样才有可能来通盘规划一个城市，使这个城市能够按最科学、最合理的方式来加以总体规划、总体建设。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一条街他要盖成十样八样你都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他有法律保护，那是他的私有财产。只有共产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1951年，梁思成曾这样追述当时的心境：　　使我留在北京不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对反动政府已不存丝毫幻想，另一方面幻想着“社会主义”。我从研究都市计划的理论开始，我以为自己是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我不只赞成计划经济，并且希望它表现在区域、城乡、都市、住宅等计划上……我自己认为在思想上同共产党是接近的，所以愿意留在这里等共产党来。　　梁思成对土地公有制的推崇，与他的父亲梁启超大相径庭。　　1906年，梁思成5岁的时候，父亲梁启超与孙中山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这被现在的一些史学家称作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孙中山等人明确提出以土地国有的方式，实现平均地权的政治主张，而梁启超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自己有“扫荡魔说”　的“义务”，写了两篇文章予以反驳。　　梁启超从分析土地私有制产生的历史和原因入手，提出土地私有制是历史的产物，“土地自共有制度递嬗而为私有制度，实有历史上之理由，而非可蔑弃者也”。在他看来，私有制是现代社会一切文明的源泉，“盖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人类以有欲望之故，而种种之经济行为生焉。而所谓经济上之欲望，则使财物归于自己支配之欲望是也。惟归于自己之支配，则使自由消费之、使用之、移转之，然后对于种种经济行为，得以安固而无危险”。这种经济行为产生的效果是，“非惟我据此权与人交涉而于我有利也，即他人因我据此权以与我交涉亦于彼有利”。因此，“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基上。人人以欲获得所有权或扩张所有权故，循经济法则以行，而不识不知之间，国民全体之富，固已增殖”。   大院自成小天下（2） 梁启超还结合社会主义对土地国有论进行了评论，认为剥夺了个人土地所有权将导致国民经济与“个人勤勉殖富”的“两败俱伤”的局面：“若将所有权之一观念除去，使人人为正义而劳动，或仅为满足直接消费之欲望而劳动，则以今日人类之性质，能无消减其劝勉赴功之心，而致国民经济全体酿成大不利之结果乎？”“今一旦剥夺个人之土地所有权，是即将其财产所有权最重要之部分而剥夺之，而个人勤勉殖富之动机，将减去泰半。故在圆满之社会主义，绝对不承认财产所有权，而求经济动机于他方面者，固可行之；若犹利用此动机为国民经济发达之媒，而偏采此沮遏此动机之制度，则所谓两败俱伤者也。”　　梁思成在“土地国有”这个问题上，走向了父亲的反面。　　显然他的认识角度是与父亲截然不同的，他既没有从土地私有制的历史渊源入手，也没有从经济发展的欲望动机入手，更没有从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的社会契约入手，他在这个问题上，也丝毫没有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政治主张，他只是朴素地从自己的规划与建筑本行出发，就认为土地公有制比土地私有制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　　但是，1949年之后，北京城市建设中出现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无计划状况，却使梁思成忧心忡忡，他试图寻找答案。　　1953年梁思成访问苏联。归国后，他写文章极力称赞苏联城市建设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没有规划就建造起来的城市不可能为有计划的经济服务，犹如一个没有按照生产计划和科学的生产过程建造起来的工厂不能为生产服务一样。现在苏联全国所有的城市、村庄，都是有建设和发展的计划的。而这些城市村庄的规划，都是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城市建设原则进行的。例如乌拉尔河上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西伯利亚西部的新西比尔斯克，就是无数斯大林式城市的两个例子。　　在这样的城市中，工业区都放在居住区的下风和下游，使煤烟和污水都不侵入居住区。居住区与工业区都适当地隔离开来，同时又极方便地联系起来。不但居住区和市中心区都有高度绿化的街道、广场和公园，而且工厂中也种植了幽美的花草、树木。居住区中，都按人口中的学龄儿童的比例分布学校，使儿童在几分钟内就可以步行到学校，而且不必通过车辆繁密的交通干道，确保儿童的安全。此外，还按人口比例分布医院、幼儿园、托儿所、文化宫、图书馆、商店、剧院、运动场、小型公园等，使得每一个居民在住处附近就能得到文娱、福利、休息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这样处处为国家的经济，为生产，为劳动人民生活的需要而规划建造的城市，惟有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主义惟利是图的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1957年，梁思成再次呼吁重视苏联城市建设经验：　　在苏联，城市规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是与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及提高劳动人民生活的各项巨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配合进行的。由于消灭了阶级压迫和剥削，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城市才有了可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规划，统一建造，统一管理。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的。　　可是，长期以来，缺乏计划的发展，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1954年，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提交报告，指出“在城内有空就挤、遍地开花，在城外则各占一方、互不配合，现在这种现象，必须停止”。　　1964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向中央提交《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指出，“由于建设计划是按‘条条’下达，各单位分别进行建设，北京市很难有计划地、成街成片地进行建设，至今没有建成一条完整的好的街道。许多单位总想自成格局，造成一些地区建设布局的不合理和建筑形式的不谐调。不少单位圈了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设，造成用地的严重浪费”。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今后不能再搞‘大院’，要打破自立门户‘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　　到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在重新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时候，规划工作者发现，北京的各种大院，已达2．5万个。   总图绘定（1） 遭到梁思成、陈占祥、华揽洪猛批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在1957年3月，经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北京市又对它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整与补充。　　1958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一面以草案形式把修改后的《方案》印发各单位研究，一面上报中央。　　北京市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　：“北京不只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还应该迅速地把它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这个规划方案，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制定的。这个问题多年来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　　这个报告根据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提出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北京旧城拆除改建的计划　：“虽然解放以来我们盖的新房已经有二千一百万平方公尺，而城内古老破旧的面貌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根据中央和主席最近的指示，我们准备从1958年起，有计划地改变这种状况，北京城内80％以上是平房，而且多数年代已久，质量较差，还有相当数量已成危险建筑，每年都要倒塌几百间以至上千间，比起上海和天津，改建起来是比较容易的。而且从改善城市交通的需要来看，也必须对城区进行改建。我们初步考虑，如果每年拆一百万平方公尺左右的旧房，新建二百万平方公尺左右新房，十年左右可以完成城区的改建。”　　可就在这时，全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进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又对《初步方案》作了重大修改，于1958年9月草拟了《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提交市人民委员会审核。　　这个修改方案，仍将北京的城市性质定义为　：“北京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还要把它迅速地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　　方案在指导思想上，突出了城市建设将“着重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特别为加速首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服务，要为工、农、商、学、兵的结合，为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严重差别提供条件”。　　方案提出，要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　　旧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集中地反映了伟大中华民族在过去历史时代的成就和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但是旧北京是在封建时代建造起来的，不能不受当时低下生产力的限制，而当时的建设方针又完全是服从于封建阶级的意志的，它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集体生活的需要，也和六亿人民首都的光荣地位极不相称。因此，一方面要保留和发展合乎人民需要的风格和优点；同时，必须坚决打破旧城市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与风格，进行规划和建设。把北京早日建成一个工业化的、园林化的、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首都。　　对旧城所进行的“根本性的改造”，包括“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把城墙拆掉，滨河修筑第二环路”：　　要迅速改变城市面貌。在五年内，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以及其他主要干道要基本改建完成，并逐步向纵深发展。宣武区及崇文区也要成片地进行改建。拆些房屋，进行绿化。　　在居住区里选择适当位置，拆些房屋，建设一些无碍卫生的工厂，以便利居民就地参加劳动生产。　　展宽前三门护城河，拆掉城墙，充分绿化，滨河路北侧修建高楼。故宫要着手改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中心区建筑层数，一般是四、五层，沿主要干道和广场，应以八、九、十层为主，有的还可以更高些。　　城墙、坛墙一律拆掉。　　……　　在城内把连结菜市口、新街口、北新桥、蒜市口的道路改建为第一环路；把城墙拆掉，滨河修筑第二环路……　　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仍设在旧城：　　天安门广场是首都中心广场，将改建扩大为四十四公顷，两侧修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大厦和革命历史博物馆。　　中南海及其附近地区，作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中央其他部门和有全国意义的重大建筑如博物馆、国家大剧院等，将沿长安街等重要干道布置。　　方案还提出，城市布局将采用分散集团式，集团与集团之间是成片的绿地；一些对居民无害、运输量和用地都不大的工业，可以布置在居住区内；新住宅一律按照人民公社的原则进行建设　；东西长安街、前门大街、鼓楼南大街要展宽到一百二十公尺至一百四十公尺，并向外延伸出去；一般干道宽八十公尺到一百二十公尺，次要干道宽六十公尺到八十公尺，等等。　　后又经过一年左右时间的修改，北京市于1959年8月把这一总体规划草案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并报送毛泽东主席。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主要是“三年困难”和中苏矛盾公开化，这个草案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复，但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北京城市建设大体上是照此进行的。   总图绘定（2） 方案的执笔者之一、时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　总图室主任的陈干，于1959年1月写了一篇文章，阐述草案的形成过程，并把“梁陈方案”称作“来自‘右’边的干扰”，有言曰：　　来自“右”边的干扰，主要表现为要把旧城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作为世界最完整、最典型的封建帝都艺术陈列馆。为此提出在月坛至公主坟之间另建新城作为首都，以道路联系新旧两城的规划方案。这种干扰遭到了历史的否定……　　为什么要把原封不动地保存旧城称之为来自“右”边的干扰呢？既已决定定都北京，旧城如果不能利用，大量建造新房又没有力量，即使有力量，一时也来不及，定都云云岂不成了子虚乌有？而且旧城污秽、破烂、肮脏，拥挤的地方很拥挤，空旷的地方又非常空旷，也都无从处理。从人民的立场来看，这样的首都成何体统？旧北京城的确是我们的瑰宝，但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欣赏这个瑰宝，对于正直人来说，于心何忍？　　在这篇文章中，陈干还明确表示支持拆除北京内外城城墙，理由是：不能“削足适履”，不能让“死人”管住活人。否则，就“违背宇宙万有的共同发展规律，即新陈代谢规律”，“人不能为文物活着，应当相反，文物要适应人的需要。”　　1954年至1955年与高汉合写3篇批梁文章而闻名的陈干，1919年生于浙江省天台县，1945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　1949年7月抵北平参加都市计划委员会工作，在陈占祥领导下的企划处任助理工程师；1950年至1953年，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资料组组长；1953年7月，调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城市规划小组；1954年至　1955年批判“复古主义”之后，任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总图组副组长、组长，成为编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主要技术人员。　　刚抵北平时，陈干对梁思成十分敬重。　　陈干之弟高汉向笔者回忆道：“陈干带我到梁思成家里玩过，他们夫妇俩是才子佳人，对年轻人很热情。当时，陈干特别注意听梁思成对北京建设的意见，大家对他很尊敬，我也这样。”　　但在日后的工作中，两人产生矛盾。　　分配给陈干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负责拟定整治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规划，内容包括：确定升第一面国旗的旗杆和未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设计天安门城楼内部的装修和广场上旗杆的台座。　　陈干认为，只要旗杆一竖起来，加上还要设观礼台，金水桥边的两对华表和狮子就显得摆得不是地方。如果要挪动它们的位置，就会和梁思成早就对他说过的原则相抵触。　　据高汉回忆，到北平之初，陈干曾与同学专程拜访过梁思成。梁思成对他们说，整个北平城的平面设计，是一件伟大的艺术杰作。这个城市可以成为一个历史艺术陈列馆，像罗马、雅典那样。　　陈干问梁思成：新中国首都要设在北平，这两者怎么调和呢？　　梁思成答：第一，可以像美国的华盛顿，北平只是政治中心，不发展工业；第二，可以把行政中心放在西郊，即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这大片空地上，北边可以发展到动物园，南边可以到莲花池。这样新旧分明，各得其便，互不干扰。　　“既然梁公的意思已经说得这样清楚，连新的行政中心都要为保护旧城让路，怎么能允许在故宫范围内挪动华表和狮子的位置，影响了它固有的格局呢？”在开国大典前，投入天安门广场整治与规划工作的陈干，一次着急地对前来看望他的弟弟高汉说。　　他问高汉是否知道马、恩、列、斯当中，有哪一位讲过什么关于城市改造的话。只要能找到一句管用的，说不定就会给解决这个问题带来希望。　　他们找来一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发现其中一处讲到0的性质：0是任何定量的否定，但也有非常确定的内容；在解析几何中，只要它的位置一定下来，它就成为一切运算的中心，从而决定其他点和线的方向。　　陈干极为兴奋，他对高汉说，按恩格斯对0的观点来分析，把北平内城作为一个坐标的话，0点就是紫禁城，城市其他部分，都要据此安排，所以有分明的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格局、有相应的道路系统等。现在，时代变了，皇权成为过去。如果让北平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城市仍以紫禁城为中心，那跟过去还有什么区别？时代特点又何从体现？　　他认为，新中国的首都，城市的0点应该定在天安门广场，说得更精确些，应定在升起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旗杆位置上。　　怎样实现0点从紫禁城向天安门广场的转移？陈干说，北平城的中轴线上承先秦时代的城市规划思想，所以0点仍然要在这根纵轴线上选定，当然横轴就要随着这0点南移，这只能也必须是东西长安街了。这条大街未来的历史命运，就要被这0点所决定：打通、拉直、展宽恐怕都将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就难以和中轴线相称。在这个意义上讲，华表和狮子的位置挪一挪，换个地方，完全顺理成章。它们都必须离开旧的0点，对准新的0点重新定位。从把旗杆位置定下来那一刻起，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的中心就历史地被规定了；随之而来的，就将是整个北京城的改造和新中国首都在亚洲大地的崛起。   总图绘定（3） 陈干的“反抗”成功了，华表与石狮双双向斜后方挪动了位置。　　之后，陈干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资料组组长。　　这时，正值梁思成、陈占祥的“梁陈方案”与朱兆雪、赵冬日的《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对峙之际。　　由于在天安门广场整修时，有了对“0”的思考，陈干赞成将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城，他认为对旧城不敢动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胡乱动则是不懂历史和没有学问的表现。既然中古时代的先人们，能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建起北京城来，那么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就不能保存和发展好北京城呢？　　他称“梁陈方案”的“致命弱点”在于：1、没有深刻认识“经济必然性”对建都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对解放战争创造者的意愿也没有充分认识，而他们当时正是决定历史主导力量的代表。　　陈干希望通过长安街的规划建设，形成一条横贯城市东西的轴线，与传统城市中轴线相交于天安门广场，从而确定城市新的0点。后来，这成为北京城市规划的一大主导思想。在晚年，陈干为使长安街能够按规划建设，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后话。　　梁思成、陈占祥是反对像长安街这样沿大街盖大楼的建设模式的。　“梁陈方案”的一位主要反对者——赵冬日，也不赞成长安街东西轴线这种提法。　　他与朱兆雪于1950年4月20日提出的《对首都建设计划的? 复活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回忆:城记 第 6 部分阅读 者——赵冬日，也不赞成长安街东西轴线这种提法。　　他与朱兆雪于1950年4月20日提出的《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所畅想的与“南北中心线并美”的东西“新轴”，是一条像中轴线那样的建筑实轴，而不是一条两侧盖满大楼的马路。　　时隔42年后——1993年1月，赵冬日在《建筑学报》发表了他的　“新轴”方案，指出，目前天安门广场还未成为城市的“中心”，东西长安街也没有形成政治性与文化性中心，并且不是东西轴线：　　多年来，一直寄希望于把东西长安街作为重点体现全国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突出新中国的“首都风貌”。而且一直根据这一主题，按大干线进行构思与规划，并作为首都的“东西轴线”与古都的“南北轴线”并驾媲美。但是从它完成部分的建设来看，在一条干线上，难于体现出“首都”的政治与文化性质。加之多年来长安街上的个体建筑也没有按规划实施。除天安门广场、民族文化宫等个别地区外，从艺术角度要求，也不太理想。反之，如北京饭店东楼影响了古都风貌的完整。东西长安街本身也无法与“南北轴线”相比，因为它不是轴线，和前三门大街一样，只是一条大路。北京城的南北轴线上有内容，有城门、有广场、有宫殿等多层次建设，每一层次都构成一处景场，每处的景色各异，前后又互相呼应。人在不同的景色、不同的层次中移动，视觉伴随着动态开展，随场景的气氛、韵律、节奏而起伏与深入。其大小空间的变化都具有艺术性、统一性与整体性。这种风貌不是一条大干线及其建筑所能体现的。　　他的“新轴”方案是：东起建国门南大街，西至复兴门南大街，轴心通过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中心线，分别向东西两方向展开，由一系列广场及重要建筑组成，其中心规划区，分为政府系列区、文化系列区、科技综合区三部分。　　但这只是一个梦想，它被赵冬日坚持了半个多世纪。　　陈干与梁思成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过程中。　　1949年9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大会结束。会议一致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并通过了纪念碑的碑文。傍晚时分，毛泽东主席和全体与会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破土奠基典礼。翌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随后向全国征集纪念碑设计方案。不久，收到方案约一百七八十份。大致可分为几个主要类型：1、认为人民英雄来自广大群众，碑应有亲切感，方案采用平铺在地面的方式；2、以巨型雕像体现英雄形象；3、用高耸矗立的碑型或塔型以体现革命先烈高耸云霄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质。在艺术形式方面，有用中国传统形式的，有用欧洲古典形式的，也有用“现代”式的。　　接着，都市计划委员会邀请各单位、各团体的代表以及在京的一些建筑师、艺术家共同评选。平铺地面的方案很快就被否定了。于是用雕像形式还是用碑的形式就成为争论的焦点。　　梁思成与陈占祥均力主以中国传统碑的造型为主体进行设计，但他们是少数派。陈占祥在晚年回忆道：　　在西方，纪念碑是极多样化的：凯旋门、雕塑群、尖碑、立柱等等，不胜枚举。为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邀请了许多我国著名建筑师来京共同创作。除了一般西洋纪念碑设计方案，更多的是现代手法，根据设计人对人民英雄的不同解释提出了许多截然不同的造型设计，从抽象到具象，琳琅满目，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是要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它的碑文，很清楚，主题词是“碑”。那么，我们对碑是非常熟悉的。当然要有一块碑，把碑文铭刻于上。可是这一最简便明了的设想，当时却被绝大多数设计人嗤之以鼻并讥讽地“建议”，此碑下应有“王八”驮着！在大家反对之下，都委会企划处黄世华同志自告奋勇为“碑”执笔。确实是极简单的构图，最后被周总理圈定为备用方案。设想图并非最终设计，对此需要精湛的加工。这是由梁思成教授和林徽因教授两位主持完成的。   总图绘定（4） 在梁思成、陈占祥、黄世华等的努力与周恩来的支持下，采用碑型得以通过，并明确了下述原则：　　一、鉴于政协会议通过建碑，通过了“碑文”，碑的设计应以“碑文”为中心主题，所以应采用碑的形式。　“碑文”中所述的三个大阶段的英雄史迹，可用浮雕表达。　　二、考虑到古今中外都有“碑”，有些方案采用埃及“方尖碑”或罗马“纪念柱”的形式，都难以突出作为主题的“碑文”。以镌刻文字为主题的碑，在我国有悠久传统。所以采用我国传统的碑的形式较为恰当。　　三、中国古碑都矮小郁沉，缺乏英雄气概，必须以革新。　　四、考虑到“碑文”只刻在碑的一面，其另一面拟请毛泽东主席题“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后来彭真又说周恩来总理写得一手极好的颜字，建议“碑文”请周恩来总理手书。　　此后，即由都市计划委员会参照已经收到的各种方案草拟“碑型”　的设计方案，但雕刻家仍保留意见，认为还是应该用雕像为主题。　　在探索各种方案的过程中，彭真说中央首长看到颐和园“万寿山昆明湖”碑，说纪念碑就可以采取这样一种形式；还说北海白塔山脚下不是也有这样一座“琼岛春荫”碑吗？根据这一指示，都市计划委员会开始进行设计。　　1951年夏，都市计划委员会设计组提出一个方案，其特点是将碑体置于一个下开3个门洞的大平台上。设计人员还提出碑的上端的几种不同的处理手法，并画出3种草图。　　据高汉回忆，这个方案主要设计者是陈干，当时得到北京市领导的欣赏，展览时，还专门做了一个大模型。　　可这时，梁思成的一封信使这一切发生变化。　　8月29日，梁思成致信彭真，认为这个方案是“万万做不得的”，因为“有极大重量的大碑，底下不是脚踏实地的基座，而是空虚的三个大洞，大大违反了结构常理。虽然在技术上并不是不能做，但视觉上太缺乏安定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太不妥当了”。　　梁思成具体指出，“现在的碑台像是天安门的小模型，天安门是在雄厚的横亘的台上横列着的，本身是玲珑的木构殿楼。所以英雄碑是石造的就必须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形体：矗立峋峙，雄朴坚实，根基稳固地立在地上。若把它浮放在有门洞的基台上，实在显得不稳定，不自然。也可说是很古怪的筑法”。“它的高台仅是天安门台座的具体而微，很不庄严。同时两个相似的高台，相对地削减了天安门台座的庄严印象。”　　他还认为，这项设计在天安门广场内“塞入长宽约四十余米，高约六、七米的大台子，就等于塞入了一座约略可容一千人的礼堂的体积，将使广场窒息，使人觉到这大台子是被硬塞进这个空间的，有硬使广场透不出气的感觉。由天安门向南看去或由前门向北望来都会失掉现在辽阔雄宏之感”，“碑台四面空无阻碍，不惟可以绕行，而且我们所要的是人民大众在四周瞻仰。无端开三个洞窟，在实用上既无必需；在结构上又不合理；比例上台小洞大，‘额头’极单薄，在视觉上使碑身漂浮不稳定，实在没有存在的理由”。　　这封信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产生重大影响。最后，三个门洞式的方案被否定，梁思成在信中随手画出的方案得以实施。　　陈干的设计在即将大功告成之际就被梁思成否定了。知情人向笔者介绍，当时陈干的心情十分痛苦。　　1954年，陈干在与高汉合写第一篇批判梁思成的文章时，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并表示，相信像梁公这样的大学者，一定会有容忍发表不同意见的雅量。　　在《文艺报》登出这篇文章并引起轩然大波之后，梁思成就一病不起，这时，他还委托病弱的林徽因到西单横二条宿舍看望陈干，并送去一袋牛奶。　　那时，病入膏肓的林徽因，在家里走动都得扶着桌沿了。   拆除城墙行动（1）（图） 书写北京的城市史与中国的现代史，1958年都是无法绕过去的，狂热的“大跃进”在这一年开始了。　　话题还得从3年前讲起。1955年7月，毛泽东指责某些同志像“小脚女人”，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以尽可能高的速度向前发展。　　此后，随着对“右倾保守思想”批评的不断升级，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掀起，短短几个月，农业合作化完成，迅速对其他经济领域产生影响。　　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多快好省”的要求。在此前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几乎成了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各方面的高指标一并压来，贪大求快，急躁冒进，使国家人力、物力、财力负担加剧，周恩来最先觉察到了危险。他在1956年2月8日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5月11日，他又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强调，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刘少奇也深有同感。5月，他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正式讨论这方面的情况。会议确定了一条重要方针：经济发展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刘少奇交代参加会议的中　宣　部部长陆定一组织一篇《人民日报》社论，讲一讲这个问题。　　社论稿完成后，刘少奇送毛泽东阅，毛泽东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篇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一年后，毛泽东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　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作了公开批评，认为这是“右倾”，是“促退”。　　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相应地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　　带着这个“军令状”，毛泽东回到北京。在1958年1月、3月召开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不断对反冒进提出尖锐批评，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干，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教授、不迷信菩萨、不迷信外国人；8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这年夏季，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避暑，毛泽东出了一个题目：粮食多了怎么办？农业部长廖鲁言则向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提出，现在是农民能办到的事情，科学家办不到，科学现在已经显得无能为力。　　这期间，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对北京的城市面貌表示不满。本书在前面相关各章已有介绍，但笔者还是愿意在此集中一下——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同月，在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同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今后每年由国家经济委员会增加一定数量的市政基本建设投资，首先把东、西长安街建设起来。今年先拨款在西长安街建筑一二幢机关办公用的楼房，即请北京市进行安排和列入规划。建成以后，由北京市统一分配使用。”“今后中央各机关所有在北京市、郊区内的办公用房和干部宿舍，除中南海地区范围以外，一律交由北京市统一管理、调剂和分配。”“在进行建设的时候，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不要过于分散。同时，要注意和长远建设规划相结合。应当建筑什么，哪些应当先建筑，哪些应当后建筑，建成以后又如何使用，都要有明确的目的性。”“东单通往建国门的马路，要在今年拆通，请北京市列入今年的计划和着手进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市对1957年春提出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作了重大修改，提出了一个10年左右完成北京旧城改建的计划。　　一群活泼的青年，　　在拆运城墙上的砖；　　阵阵的歌声笑语，　　惊醒了古老的城垣。　　古老的城垣，　　一直沉睡了多少年！　　荆棘遍体，　　灰尘满面。　　它充当过封建帝王的卫士，　　忍受过帝国主义的炮弹；　　在悠长的岁月里，　　谁知道它满腔的辛酸？　　今天，它翻身了，　　奔向祖国建设的前线；　　“我能为社会主义服务？　　没想到有这么一天！　　可不是，　　哪见过这么光明伟大的世面？”   拆除城墙行动（2） 它像姑娘们一样年轻了，　　丢开破烂的城堡，　　一块块方砖，　　从泥土中站起来，　　阳光下露出笑脸。　　它听年轻的姑娘说，　　用它砌小高炉，　　搞土煤气罐……　　兴奋地跳得大高：　　决心在技术革新中，　　做个新时代的好汉！　　这首诗是王栋岑写的，描述的是他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大学生，　1960年4月16日参加拆除城墙义务劳动时的情境。　　北京城墙的拆除，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外城城墙被彻底拆除；1965年修北京地铁，内城城墙开始被连根挖掉。　　外城城墙是从1952年开始被陆续拆除的。　　那个时候，有一位年轻人背上了他心爱的画夹，踏上孤独的旅程。他要为他所热爱的古城墙作最后的“遗照”。　　在城墙被陆陆续续拆除的岁月里，这位年轻人以写实的手法绘制了大量古城楼水彩画，它们在今天已成为不可多得的研究北京古城墙的珍贵史料。1994年出版的《北京地图集》收录的23幅撼人心魄的古城门水彩画卷正选自其中。　　当年这位为古城墙挥抹丹青的年轻人，今天已愈古稀，他就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顾问、北京电影制片厂一级美术师张先得。1995年，笔者拜访了张先得，写下这段文字：　　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地道的“老北京”：穿着一件中式褂衫，一口纯正的北京话，满脸老北京人特有的和气。　　谈起城墙，张先得的眼里闪动着思绪。他没法忘记当年北京沦落于日寇之手时，由于家境衰落，年仅13岁的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去天津当学徒。在天津，面对满街洋房，张先得想家、想北京。每次乘火车回家，从前门车站下车，正阳门像慈父一般召唤着这位游子归来；他没法忘记小时候他随父亲出城采蘑菇的情景，从高大的城楼下穿过，仰视着已满是锈迹的铁皮城门，他似乎感到自己永远也走不出这城门的雄视；还有他和小伙伴们上城墙玩耍的情景—城墙上长出碗口粗的酸枣树，雨燕在城楼里欢飞，城楼顶上长满荒草，弥漫着一种神秘而古朴的历史情调。“城墙是岁月的记忆，是时间的痕迹。城墙像一位老人，它身上的裂缝就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我爱城墙就是爱它的古老，爱浓缩在它上面的北京城悠久的历史。”张先得动情地向我诉说着。　　对于北京的老百姓来说，除了胡同、四合院，没有什么比城墙更让他们亲近的了。紫禁城是皇上的，王府是皇亲国戚的，城墙虽围护着这些权贵，也保卫着小老百姓。明清以来，永定河屡发大水，有好几次是城墙用它坚实的身躯挡住了洪水，全城老少幸免于难；明正统十四年，也先兵犯京师，兵部尚书于谦在德胜门大败敌军，大将军石亨挥舞铁斧，追杀来寇至阜成门外　；在广渠门，袁崇焕正是有了城墙作依托，才大败清军，威震敌胆。　　在以往老百姓的心中，城墙是不容割舍的　；在北京这座古城里，城墙也是不容割舍的。这个伟大的城市，正是因为巍巍城墙的环抱，才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然而，从50年代开始，古老的城墙却被视为封建腐朽的东西遭到无情的批判。尽管有一介书生梁思成竭死为之辩护，可这并不能改变它最终的命运。　　古城墙终于走到了它漫长岁月的尽头。先是开豁口、拆毁一些城门，再是如“蚂蚁啃骨头”般被逐段肢解、蚕食，最后干脆是“墙倒众人推”、连根挖掉。小人物张先得又能奈何什么？他只能拿起手中的画笔，在工作之余赶赴拆除现场，记载下古城墙的风烛残年。　　张先得的这项工作是从皇城的北门——地安门开始的。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　1954年底拆地安门的时候，在拆除者的铁钎之下，在一堆瓦砾之中，那即将被砸毁的巨大的龙吻足有近两米之高。在这段时间里，张先得每隔一两天就要去看一次地安门，而每一次都使他越发地心碎。他痛苦地支起画夹，他的画笔在颤抖。　　北京城墙的拆除，是从50年代初开始的。外城城墙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即被拆光。　　在外城的城门中，永定门无疑是最重要的一座。因为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北京雄伟的城市中轴线的起点。1956年，张先得匆匆赶到永定门的时候，永定门已像一位孤苦的老人徒手等待着末日——它周围的城墙已被挖毁。强抑着悲伤，张先得画下了它那孤独残破的身躯……　　这段时间是北京外城城墙最后的日子，张先得痛苦地挥动画笔，他的心与古城墙一同哭泣。　　在拆城墙这个问题上，梁思成等反对者是孤独的。　　1952年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讨论工程项目，吴良镛表示可以通过城墙开券洞的办法解决交通问题，戴念慈认为“城墙可保留，可拆一段，保留一段”，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局长曹言行则“主张拆城墙，砖做市建”。　　1957年5月，红学家俞平伯以人大代表身份赴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考察，对北京城市建设工作发表意见，明确表示，“不同意拆除内城城墙”，“城市建设同保存古文物是有矛盾的，但是对这个问题应该全面考虑。城墙的存废，中央应当从全国范围考虑，确定保留哪几个城市的城墙，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从北京远景规划考虑，要发展地下交通，那末保存内城城墙并不妨碍交通”。他特别提出，“不同意拆除前三门”，“天安门所以显得突出和壮丽，是因为有一套东西互相配合陪衬起来的。如果把前三门拆掉，广场四周都变成了新建筑，那天安门就会显得孤单。”   拆除城墙行动（3） 然而，在这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叶恭绰、陈公培、刘定五均认为北京城墙应该拆掉。陈公培认为，城墙应该拆除，但是要有计划地拆除。他曾经沿着四城城墙步行一圈，看到有些地方的城墙已经坍塌或损坏，有的城门楼也已经成了危险建筑物，所以迟早都要拆除。但是，目前还比较完整的城墙，如陶然亭和西便门一些墙段，现在应该绿化，加以利用。叶恭绰也同意有计划地拆除城墙。他建议先作计划，如可以考虑用前三门的城砖砌护城河两岸。刘定五认为，北京城墙应以拆除为原则，可以选择完整的墙段作为文物遗迹保存下来。　　1955年，在梁思成遭到批判之后，中国建筑学会召开会议。梁思成在清华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班同学陈植为北京城墙的命运焦虑万分，他说，梁先生说话不方便了，现在得我们说了。很快，学会会员陶宗震写出了意见书，陈植率先签名，任震英等学者也签名响应，但华揽洪拒绝参加。意见书交上去了。不久，上面有人发话：查一查是谁写的？幸亏学会秘书长汪季琦抹了稀泥。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也是坚决反对拆除城墙者。1957年6　月3日，他以辛辣的笔法，写了一篇题为《拆除城墙问题》的文章，发表于《政协会刊》，全文附下：　　古老的城墙在古代是发挥了它的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作用的。在现代的战争里，城墙是没有什么用处了，于是有人主张拆除，也还有人举出几十条理由来助长拆除之风的。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该拆除的东西，非拆不可的东西，那一定得拆，而且应该毫不犹豫的主张拆。可是城墙是不是非拆不可的一类东西呢？是不是今天就要拆除干净了呢？我主张　：凡是可拆可不拆、或非在今天就拆不可的东西，应该“刀下留人”，多征求意见，多展开讨论，甚至多留几天、或几年再动手。举一个例。北海前面的团城，是北京城里最古老的古迹名胜之一。当决定要改宽金鳌玉桥的时候，有好些人主张拆除团城，连根铲平，否则，这道桥就没法修宽。但经专家们的仔细研究的结果，团城是保留下来了，金鳌玉桥的工程也按照计划完成了。这不仅不矛盾，而且还相得益彰，为北京市维护了这个十分美好的风景地，同时，也绝对地没有妨碍交通。　　许多名胜古迹或风景区，都应该照此例加以十分的周到的考虑，予以同情的保护，万万不可人云亦云，大刀阔斧的加以铲除，像对付最凶狠的敌人似的，非使之从地图上消灭掉不可。要知道古迹名胜是不可移动的，都市计划是由专家们设计施工的，是可以千变万化，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最高明的城市计划的专家们是会好好地把当地的名胜古迹和风景区组织在整个都市范围之内，只显得其风景美妙，历史长久，激发人民爱国爱乡之念。只有好处，没有任何坏处。不善于设计的，不懂得文化、历史、艺术的人，则往往认为有碍建设计划，非加以毁坏不可。小孩们走路跌倒，往往归咎于路石，而加以咒骂踢打。仰面向天，大摇大摆的行者，撞到牌坊的柱子上了，就以为那柱子该死，为何不让路给他。古迹名胜或风景区是不会说话的，但人是会动脑筋的。如何技巧地和艺术地处理一个城市的整个发展的计划是需要很大的辛勤的研究，仔细的考虑，广泛的讨论，而绝不应该由几个人的主观主义的决定，就操之过急地判决某某古迹名胜的死刑的。人死不可复生，古迹名胜消灭了岂可照样复建！在下笔判决之前，要怎样地谨慎小心，多方取证啊。城墙也便是属于风景线的一类。“绿杨城廓是扬州。”（如今扬州是没有城的了！）城墙虽失去了“防御”的作用，却仍有添加风景的意义。今天拆除城墙的风气流行各地。千万要再加考虑，再加研究一番才是。除了那个都市发展到非拆除城墙不可的程度，绝对不可任意地乱拆乱动。三五百年以上的城砖，拿来铺马路，是绝对经不起重载重高压的。徒毁古物，无补实用。何苦求一时的快意，而糟踏全民的古老的遗产呢？　　苏联专家也站到了梁思成这一边。　　1953年1月，穆欣在与梁思成等座谈北京规划建设时，明确提出，　“城墙不应拆，应作利用及保存计划”。　８月10日，巴拉金与梁思成、陈占祥等讨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甲、乙、丙方案，对保留城墙的乙、丙方案表示赞赏。　　1955年，来京帮助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苏联专家勃得列夫，也向中共北京市委明确提出了保留城墙的建议。　　“苏联的建筑师在规划改建一个城市时，对于文物建筑的处理是非常温存珍惜的。”梁思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虽然在整体保护北京古城的问题上，苏联专家与梁思成意见不一，但他们对个体文物建筑的保护是相当重视的。　　反对拆城墙者的声音迅速被无情的现实湮没。　　1956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展开，一些建设单位开始在外城施工现场附近就地取材，从城墙上拆取建筑材料。　　同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汗夫的《拆除和兴建》一文，对梁思成等作了不点名批评：“去年，东西四牌楼拆除的时候，听说有人心疼得一夜睡不着觉，也有人大发感慨道：‘四牌楼，四牌楼，从今以后，徒有其名，连尸骨都找不到了……’”，“有的人爱古建筑，却不怎么热心新建筑，看到城墙拆豁口不顺眼，除掉了牌楼也不顺眼，总之，是破坏了他的习惯看法，于是对新建筑也无好感。由于对旧的留恋，产生了对新的冷淡，这冷淡遮住了他的眼，只往后看而不往前看。”“去掉旧的东西的时候，总难免有些人留恋不舍的，但是当他看到新的东西确比旧东西好时，那留恋就会被快慰代替，觉得那旧的原就该去掉了。这一变的关键在于想不想和肯不肯去爱新的东西，也就是在必要的关头有没有和旧习惯旧传统彻底绝缘的勇气。”   拆除城墙行动（4） 同年10月9日，朝阳门城楼被拆除完毕。《北京日报》刊登的报道称：“这座城楼有二十四公尺高，墙身楼顶等共重约四千六百吨。由于年久失修，发现墙身多处下沉、裂缝，部分柱子向外歪斜，飞檐和柱子接榫处很多糟朽，南面楼门劈裂下来。如果不拆除，随时都有倒塌危险。为了保障来往行人的安全，以及防止楼坍后砸坏城楼东面（距离不足一公尺）的高压线，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把它拆除。”　　朝阳门城楼正位于文化部大楼的东南角，文化部文物局的专家们从办公室的窗口就可以看见它，拆这座城楼给了他们极大的触动。罗哲文回忆道：　　1954年最高当局决定拆北京城墙的时候（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不仅在社会人士、专家学者之间产生了分歧，就是在文物工作者之间也产生了不同的派别。少数人是主张拆的，多数人是不主张拆的。不主张拆的被称之为“城墙派”。当时文物处内，我和谢辰生、庄敏、臧华云等同志都是属于“城墙派”，并且还展开过公开辩论……引发争论的原因是，1956年要拆除朝阳门时，文物处的办公室正位于文化部大楼的东南角，从窗口正好可以看见要被拆的巍巍城楼。　　……由于专家们呼吁保护，国务院曾经下文北京市政府和文化部共同召开专家会讨论，但北京市政府未曾理睬。文化部（由文物局起草）主动去函北京市政府，希望共同召开讨论会，但这个公文，主持工作的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不敢签，而是推请从不签发公文的部长沈雁冰签发了，而北京市政府仍未回应。至此，北京城墙的拆除成了定论，无人再提反对意见了。于是，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各路人等，根据需要就可以去拆。　　从1956年5月到1957年5月，北京市共举办了4次城市规划汇报展览，参观人数共计万余人。“关于城墙存废问题，不少‘八大’代表和来宾主张城墙还是拆了好。也有的明确提出，城墙可拆，城门楼不应拆　；少数同志表示不应拆，或者持怀疑态度。”　　1958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又登出署名王启贤的《束缚城市发展的城墙》一文，号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形式”，“拔除”城墙“这个障碍物”：　　生产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如果不能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改进，就不仅不能促进生产，还束缚了生产。然而生产力是最活动最革命的，你要束缚也束缚不住，最后终于被它突破。　　城墙的情况也仿佛如此。它在过去对城市的建设也起着促进和保护的作用，但是现在显然已成了城市发展中的障碍了。以北京城为例，如今到处都是豁口就足以说明。　　城墙开了几个豁口只是点的突破，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彻底清除。特别是在目前节约建筑用地的号召下，城墙却占用了大量土地，这是可以充分发掘的潜在力量。　　要拆城墙，特别是要拆北京的城墙，从保护文化古物的角度来说，不免容易产生一种惋惜甚至抵触的情绪。我想这里需要清醒地估计一下，文化古物需要保护，但也要看它的价值有多大，无论如何总不能影响当前的发展；天安门前面的三座门，还有各式各样的牌楼，不都已全部拆除了吗？那末对于一座到处是豁口的城墙又有何足惜呢？　　让我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形式，拔除这个障碍物吧！　　在大跃进潮流中，先进单位的“事迹”是把城墙进行了“废物利用”。　　1960年8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称赞北京宣武钢铁厂“克勤克俭加速生产发展”，“这个拥有九座小高炉和四座转炉、电炉的钢铁厂，是1958年用城墙上的旧砖，在一个野草丛生的苇塘上兴建起来的。现在全厂职工仍然保持着建厂时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　　这家报纸同日配发的评论更是“画龙点睛”般指出：“宣武钢铁厂的出名，是勤俭起家的缘故……原来，这个小厂是在一个苇塘上用城墙上的旧砖建起来的。”　　拆除城墙的行动，在1957年曾出现一次小小的“波折”。　　1957年6月，国务院向北京市批转文化部的报告，称：“北京是驰名世界的古城，其城墙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对于它的存废问题，必须慎重考虑。最近获悉，你市决定将北京城墙陆续拆除（外城城墙现已基本拆毁）。针对此举，在文化部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很多文物专家对此都提出意见。国务院同意文化部的意见，希你市对北京城墙暂缓拆除，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并加以综合研究后，再作处理。”北京市接通知后，制止了拆城墙之举。　　但是，195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拆除北京城墙；随后在“大跃进”　浪潮中，北京市又在总体规划草案中明确提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　9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作出拆除城墙的决定，这使得零星的拆除城墙行动，变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次年3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又决定：“外城和内城的城墙全部拆除，需争取在两三年内拆完”，随后就有组织有计划地拆除了外城城墙和内城的部分城墙。　　1993年11月16日，当年的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周永源，就北京城墙拆除问题，向笔者作了这样的回忆：　　毛主席主张拆城墙，毛选五卷里也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一建国就这样定了，因此很多领导人都主张拆。   拆除城墙行动（5） 彭真对拆城墙在公开场合坚决得很，可在底下和我们搞规划的人谈时，说要慎重。主席说要拆，他当然公开得说拆，但他又问我们：历史上北京发过大水没有？城墙起过作用没有？城墙可以利用起来吗？比如在上面修高架铁路、搞交通等，能不能搞个规划？就这样，我指挥做了规划方案。　　彭真还说，如果非拆不可，能否保护城的四个角，能否把城门楼保留下来？只拆一部分，把城里城外连起来就可以了，留下四个角，让后人知道城墙的位置？　　关于城墙，主席说这是皇帝老子怕农民造反的，要这些干吗？主席对旧东西是有看法的。　　拆城墙这件事，从解放至今，一直有争论，大家都动感情。甚至有人说，毛主席搞“文革”错了，拆城墙也错了！为什么不做结论：拆城墙也错了？　　我认为拆错了！可以打几个豁口，但城门楼应该保护。　　当年都市规划委员会道路组组长郑祖武，在50年代中期，做了一个保留城墙、在护城河外建设二环路的规划。后来，他又奉命研究如何利用城墙并加以保留。　　1995年4月26日，郑祖武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道：　　拆城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据主张拆城墙的专家说，解放军见了城墙就恼火，因为城墙死了多少人！陈干就不止一次这样说。两年前西安开会讨论保护城墙的问题，兰州一位老专家，叫任震英的，就说北京的城墙拆错了。陈干说，西安的城墙应该保，但北京应该拆，解放军为城墙死了多少人？这个说法在当时也有一定道理。　　我个人的看法是，我既无拆城墙的想法，也无保护城墙的想法。50　年代，我做二环路的规划，在距城墙以里30米处建房，如新侨饭店就是。我就向里划了30米红线。城墙外怎么办？城墙与护城河? 复活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回忆:城记 第 7 部分阅读 仿返墓婊诰喑乔揭岳?0米处建房，如新侨饭店就是。我就向里划了30米红线。城墙外怎么办？城墙与护城河有一定距离，大约是三四十米，有的地方也只有一二十米，过了就是护城河。为什么不在护城河以外修路呢？我们是要在那里修快速路的，那个位置是需要路的。在这里修路，就可以在出城门的桥下面挖下去做立交，这很节约。于是，我们在这以外几十米划了红线。当时苏联专家斯米尔诺夫、勃得列夫也认为这是对的，他们都同意。1954年、1955年，这个规划就部分实施了。　　这表明了我对城墙的态度。我虽然没有拆城墙的想法，但按照我做的方案实施，城墙自然也就保下来了。　　后来要拆城墙，我也没什么反应，领导说要拆就拆。后来市政府也决定了，毛主席说话一句顶一万句。那时候，毛主席说话是非常有组织性的，从战争年代过来以后，解放军的组织纪律性和觉悟都很高。　　过去我是从工程角度来考虑修滨河环路的，我也不是很爱城墙。但我想，这玩意怎么拆得完？多少土方量？也不是一句话就拆得掉。　　“大跃进”期间，大伙儿拆城墙取土取砖，那时是极左高峰，外城拆完了，内城剩下了一半。　　大约是1963年、1964年，郑天翔让我研究城墙的防水问题，让我查历史上北京被永定河淹过几次，城墙起过多大作用。我还真找到了一个史料，表明一次城墙防住了水，城门打不开了，后来还是用大象打开了城门。那时市里有一个想法：能不能利用城墙剩余的部分挡水防水？　　1964年，又让我做城墙上走车的方案，这被叫做“高台方案”。但是第二年修地铁，要从城墙直挖下去，“高台方案”也就没有了意义。　　“文革”期间，有不少人贴了我的大字报，批我搞“高台方案”是想恢复城墙。其实，我并无保的意思，但按照50年代我做的滨河环路方案，城墙也就保留下来了。　　当年在北京市委负责城市建设工作的郑天翔，在1989年对拆除城墙一事作了这样的回忆：　　城墙和城门楼是北京城最显眼的标志，要不要拆除或怎样拆除，争论很大，问题也很复杂。1953年，为了交通方便，曾考虑拆除西直门城楼和箭楼。随后的实践表明，为了疏导集中的交通流量，在交通要道道口还需要设置大小不等的转盘，证明环绕城门楼可以建造成交通干道的转盘，采取适当措施，城门楼不会妨碍交通。因此，我们在规划总图上对城门楼明确予以保留。城墙封闭了城内外的联系，决定拆除；但对于是全部拆除，还是保留四周的城角，或者是拆到底改建为环城路，还是拆到一定高度改建为立体交叉的高速干道等等问题，都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因而，1958年虽有过拆城墙的指示，研究结果还是暂缓行动。崇文、宣武城门楼是在修地铁时拆除的。朝阳门城楼有坍塌危险，当时又无力修缮，1956年拆下来，材料一律保存。十年内乱中，在拆除城墙时，除正阳门、前门箭楼、德胜门外，其余各城门楼通通被拆除。古城风姿，为之减色。　　“大跃进”结束之后，全长公里的北京城墙的状况，正如郑祖武所言，“外城拆完了，内城剩下了一半”。   未被实施的故宫改建计划（1）（图） 1957年底，北京市对几年来拆下来的一批古建筑材料作了处理。　　12月20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印发市财政局、房地产管理局、文化局、园林局、道路工程局联合上报的《关于检查现存各处拆除的古建材料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及张友渔副市长对此的批示。联合报告称，这个报告是遵照市人民委员会第5次行政会议的决定，由几个有关局约同文化部古建修整所，对北京市拆除的古建筑物，作了一般检查和鉴定之后提出的。　　联合报告及张友渔批示附下：　　（一）朝阳门门楼：该门楼拆除后由房地产管理局保管，共管有材料398立方米、琉璃瓦件21455块，其中缺棱短角的约占30％。现在琉璃瓦件仍如数保管；木料由修缮公司动用了350余立方米，现存约40　余立方米，大部分腐朽，不能再做修缮古建之用，拟请准予报废。（张批　：可以。文化局研究是否复建，并鉴定材料是否可用。）　　（二）广安门楼：共存有大小方木元木、椽子、飞头等812根、板片碎木立方米、花边构件2014件、天花板21块及砖瓦兽头等件。部分腐朽，部分尚可用作修缮古建（经查在五公尺以上的有66根，约合51立方米）。其余木料拟拨给房管局选用；再不能用的即由财政局　　处理。（张批：可以。）　　（三）牌楼等项：由道路工程局保管。除帝王庙牌楼（必须照原样迁建）外，尚有东西四牌楼、东西交民巷牌楼、北海三座门、月坛牌楼的一部分木料、天安门红墙过木、天安门东西三座门、东西长安街牌楼剩余的木料瓦件、云绘楼剩余的残破木构件、瓦件及远年　保存下来的琉璃瓦件等。联合报告的处理意见是：　　（1）天安门东西三座门是否复建须由市决定，其余均无古文物价值，可以不复建。（张批　：另行讨论。）　　（2）所存木料虽已腐朽，但大部分仍可用于修建小房，可先拨交房管局、园林局选用，不能用的由财政局处理。东西三座门的六根过木是楠木，另行处理。（张批　：可以。）　　（3）天安门东西三座门除过木与大门是木料的外，其余都是琉璃构件，已有一部分缺棱短角或碎，使用困难。400立方青白石，材料很好，如不复建，应予利用。　　（4）所存的全部琉璃瓦件，已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根据1955年9　月市人委办公厅薛字第610号的指示，其完整可用者由园林局接收，破碎不能用者，请准予报废。（张批：可以。）　　（5）广安门牌楼、东西四牌楼及云绘楼，还有一部分普通灰瓦件，拟拨给房管局利用。（张批：可以。）张副市长对第（三）大项的总批示是：文化局研究是否复建，并鉴定材料是否可用。　　（四）帝王牌楼：该牌楼是因大木糟朽，牌楼倾塌拆除的。前文整会计划在复建时，将柱子、大额枋等件，改为水泥钢筋制。其上部构件如等，经文物调查研究组会同道路工程局检查，保存尚完好，损坏不多，仍可照建两座。　　（五）大高殿、习礼亭与牌楼三座：习礼亭两座及“大德曰生”牌楼一座（指拆下的材料）现在房管局拆迁所保存。牌楼柱子是水泥制，上部木构件较完整，复建时须略添补。习礼亭的木结构已有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腐朽损坏，琉璃瓦件保存尚好。（张批：习礼亭，文化局提意见。）另外两座牌楼，现在园林局北海公园存放，等件尚完整可用。在拆除时因限期较紧，为拆除迅速，其额枋的榫子多已锯掉，木料也大部糟朽。这些材料如复建不能使用，拟拨给园林局就地利用。（张批：可以。）　　（六）北海大桥的金鳌玉牌楼：金鳌玉两块石额存市文物组，其他材料现存北海公园，瓦件多系水泥制。约已损40％，如不复建，可拨给房管局使用。（张批：可以。）　　（七）后门门楼，　已决定建天坛北门时用，因木料有部分损坏，须以大改小，建成后比原样要小。（张　　批：再研究。）　　（八）另外，房管局还存有西长安街双塔寺的材料。塔顶葫芦与铁箍，拆时已由文物组取走保管，现存只有旧砖瓦。文物组认为如领导决定不再复建，旧砖瓦可拨给房管局利用，但檐头仍应保存。（张批：暂缓处理。）　　张友渔副市长还批示：凡是交给房管局、园林局等利用的东西，都须算入基建或修缮投资额内。　　1958年，在毛泽东“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鼓动下，“以钢为纲”　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首都和全国迅速形成全民运动的高潮。为了争取全国完成1070万吨钢的任务，北京地区各行各业、各部门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夺钢战斗”。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居民院内都兴建了“小、土、群”（小型土法群众炼钢），日夜奋战。截至年底，在北京城区内，就建立了七百多家街道工厂和两千余座土转炉。　　土法炼“钢”，实际是烧结废铁，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由于把大炼钢铁说成是“炉里炼钢，炉外炼人”，是“超英”、“赶美”的具体行动，此事就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内容。不同意见者，即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批判。　　一时间，空想、蛮干、“一言堂”、说假话成风。1958年北京郊区农业虽然丰产，但人们忙于大炼钢铁，许多粮食却无人收割，烂在地里。   未被实施的故宫改建计划（2） 到处都要搞“小、土、群”，城区内又用地紧张，怎么办？人们就把眼睛盯准了那些略显空旷的古建筑，要把它们改造成工厂，来为1070　万吨钢服务。　　在“大跃进”高潮迭起的三年间，北京市被处理掉的文物数量惊人，请看以下记录：　　1958年1月25日，北京市崇文区人民委员会拟将本区部分寺庙中的佛像拆除，请求北京市文化局派人前往鉴定；　　4月1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极乐寺前殿泥质四大天王和弥勒佛。正殿木质佛像为明代雕刻，不得拆除，可移地保管。古建筑内不得安装重型机器。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北京市第五棉织生产合作社拆除普贤庵大殿内的泥佛像；　　4月9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北京市房管局拆除永定门内大街观音寺内的泥塑佛像；　　7月23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万善寺石碑及观音庵等寺庙中的9座佛像。同意拆除法华寺、天宁寺内佛像；　　8月2日，未经市文化局许可，市上下水道工程局擅自拆用定陵门前10米左右的月牙河人工泊岸的石料，破坏了这处古遗址。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该局拆用定陵南北外墙基的石料和景陵、德陵、永陵已废弃的栏板、望柱等石料作修缮十三陵七孔石桥之用。　　同日，北京市文化局致函上下水道工程局，同意该局将十三陵定陵、德陵、永陵废旧石料用于十三陵水库七孔桥工程；　　8月8日，北京市周口店区人民委员会发出《支援工业建设，处理文物工作的通知》。其主要内容是：为支援工业跃进，按照“厚今薄古”、　“古为今用”的原则，以天井、石窝、琉璃河等乡为重点，把寺庙中的铜、铁佛像、古钱币、铜器等投入工业生产。据周口店区统计，投入工业生产的铜钟、铜佛等共35件，多为明代万历、嘉靖、成化年间文物，造成巨大损失；　　8月16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崇文区拆除雷音寺、卧佛寺等25处庙宇的53间房屋，同意宣武区南横街小学拆除圣安寺东西配殿的佛像；　　8月23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五显财神庙佛像；　　8月27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劳动人民文化宫为支援“工业抗旱”，处理原太庙中存放的一批铜质文物共18件。其中有大铜缸8口、大小铜器9口、铜钟1口　；同意西城区教育局拆除观音寺、双关帝庙、永泰寺、玉佛寺中的佛像　；　　同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广通寺大殿内佛像、药王库的旧建筑、北京市劳动教育所的3尊佛像及东城的13座寺庙内的佛像；密云县古北口镇的长城被当地拆毁，损失严重；　　9月3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门头沟区人民委员会拆除双林寺中的佛像；　　9月16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北京市教育局、东城区人民委员会拆除柏林寺内的佛像　；　　9月24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北海公园拆除玉虚观内的泥质佛像；　　9月28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崇文区粮食加工厂拆除北大殿中3尊木质佛像；　　9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右圣寺中泥质佛像，保留其铜质佛像；对承恩寺、五显财神庙、崇恩寺、海潮观音庵等5处佛像作出处理意见，决定保留其中铜质佛像1尊、明代泥质佛像3　尊，其余均可由市寺庙组处理；　　9月，延庆县东三岔村长城被当地拆毁一部分，铁炮一门被永宁乡东三岔工作站变卖充作菜金；　　12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地藏庵小学内的和尚塔；　　1959年1月15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朝阳区半截塔；　　1月17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朝阳区豫王坟大殿；　　1月26日，昌平区马坊乡的清代诚亲王、郡王两坟石碑被该乡当地农民推倒，折为两段，龟脖子被砸碎，区文教局前往制止；　　2月23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用密云县北宫王爷坟的石料；　　3月26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朝阳区清代九天普化宫庙门；　　4月2日，延庆区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保护文物的指示》，指出春秋大炼钢铁之际，东三岔长城的两处城墙和城楼、城堡遭到破坏，其中城堡毁坏最为严重，要切实注意保护；　　4月7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朝阳区十八里店村肃王坟、十里河庙、弘善寺半截塔；　　5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西城区车公庄房管所拆除阜外大街81号衍法寺的四大天王殿；　　同月，十三陵公社第七生产队变卖定陵宝城城墙砖约307立方米，昌平县文物主管部门立即调查处理；　　8月29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通州王各庄药王庙、于家务菩萨庙；　　11月14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地藏禅林庙内泥质佛像4个　；同意拆除劳动人民文化宫部分红墙；同意拆除中南海茂对斋；同意拆除通州镇内鼓楼；　　12月24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平谷农林水利局院内小型明代砖塔一座；   未被实施的故宫改建计划（3） 12月29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将西观音寺17号大殿内3座铜佛迁到广化寺，泥质佛像可就地处理；　　1960年1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朝阳门内大街三官庙以兴建各省驻京办公大楼　；　　2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南观音寺小学拆除南观音寺山门与钟鼓楼；同意国家体委拆除体育馆路玉清观南部残存部分；　　3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新街口北广济寺大殿内十八罗汉泥塑；　　8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崇文区人民委员会拆除蟠桃宫内所有佛像；　　9月，北京市文化局同意府右街小学拆除永佑庙内3间大殿；　　……　　“1958年以来共腾出426座寺庙的房屋22000平方米，拨交工厂、机关、学校等单位使用；处理一般金属文物5381件，重约500余吨，支援工业。”这是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62年1月23日对“大跃进”以来北京市文物工作做出的一段总结。　　旧城改造者把目光瞄向了故宫。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就有这般字样：“故宫要着手改建。”　　《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毛泽东的那句话　：“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在此得到了最高的阐释。　　1952年10月，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讨论工程项目，梁思成在笔记本中记录了一位发言者的意见　：“不同意天安门内做中央政府。”　可见当时在天安门内建设中央人民政府，已被列入讨论事项。　　“改建故宫”，与一般人的认识有关。　　何祚庥1955年在批判梁思成的文章中说　：“旧北京城的都市建设亦何至于连一点缺点也没有呢？……　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1965年1月编辑的《教学思想讨论文集（一）》中，收录了一篇题为《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故宫和天安门的建筑艺术》的文章，其中说：　　今天劳动人民当家作了主人，故宫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宫殿，而成为人民的财富，所以我们也就改造它、利用它，使它为今日的社会主义服务。　　但是由于故宫的建造本身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因而今天群众对它并没有多大感情。我们访问过的一位解放军刘同志说：我去故宫是解放初期，看了之后觉得空空荡荡、松松垮垮，台上放个破椅子，看着　“腻味”！比行军还累！而现在人大会堂比它大的多，我上上下下倒一点也不累。咱们不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不合咱们的需要。另一位退休的建筑工人张大爷说　：“故宫在我们这些老手艺人看来，也不过拿它当个‘古物’，其实也不怎么样，老式样！”一位妇女主任也说：“皇宫盖的拖拖拉拉，死板，不好看！”……　　另外大家还说　：“又费工、又费料。”“大木头垛着，人家可以盖五十间，它只能盖一间，也呆不了几个人！”“占那么大的地方，而且还在城中间。”　　……今天大家去看故宫比较多的是拿它当个展览品。然而，我们过去有些人，却被故宫的建筑气派吓唬住，拜倒在封建帝王脚下，至今还不起来。　　……　　刘同志说　：“四九年进城，我乍一到天安门，首先觉得不舒服：这是国家经济、文化中心，可是气氛不对头。往这边一瞧，是城门楼　；往那边一瞧是五个黑洞洞；中间连着一条窄路，两旁红墙夹着。东西摆的不少，但用途不大，像三座门、红墙当然过去是有用的。围护紫禁城，不让老百姓接近。当时我觉得这么大的国家，应该有一个好的中心。”……　　群众喜爱天安门，可是对天安门的建筑形式并不十分满意。前面说过刘同志还说：“现在有了大会堂、博物馆的搭配，天安门又经常修缮，所以也壮丽，从整个广场看，北边显得配不起来。”居民委员会马主任也说　：“天安门是老房子，要能盖一个新的主席台，修得比人大会堂更漂亮，那更好！两边的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的大门像庙门，我看得改！”张大爷说得更具体　：“天安门也不过是城楼上加一个殿座。老人谁没见过城门楼？要是新盖一个大楼，比大会堂高出一倍去，可多威望，要比天安门精神！”　　……　　我们现在认为　：人民建造故宫，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是他们建造的东西，不代表他们的意愿，他们是被迫劳动、按着统治阶级的意图行事的。所以故宫决无“人民性”，它是封建帝王的建筑。　　当年的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建筑师陶宗震，至今还记得一位局领导的发言：“他说，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改建方案开始制定，被令操刀的建筑师1993年11月17日接受了笔者的采访，有言曰：　　58年以前有改造故宫这么一说，这东西不落实，是刘少奇提出的。都这么一说，不落实。要把整个故宫改造。市中心嘛，搬到首都中心嘛，不是首都中心找不出地方吗？当时叫我做过方案，我也就瞎画了一下，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我估计他说也是随便一说，不是正式要干。我估计他说也是瞎说，   未被实施的故宫改建计划（4） 不可能的。　　1993年11月16日，周永源向笔者回忆道：　　当时彭真说，故宫是给皇帝老子盖的，能否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你们有没有想过？技术人员随便画了几笔，没正经当回事。“文革”　期间，把这事翻出来了，有人说你们要给刘少奇盖宫殿。其实，彭真说的话，实际是主席说的话。　　梁思成日记对此事有所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8月　16日，梁思成在日记里写道　：“下午约5　：30，市规划局×××等二人（其中女一人）来问彭真想拆故宫改建为党中央事，及关于改建广场及长安街事。”　　笔者在探解此事时，还听到一个细节：改建方案交上去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看罢，哈哈一笑就扔到一边。   行政中心进入旧城（1） 1958年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要大规模庆祝国庆十周年，展现建国后各方面的成就。为此，要建设一批国庆工程，以　“检验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　　“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自己建设现代化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行动和事实作出回答。”　这是1958年9月8日在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上，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的讲话。　　十年大庆，将邀请数千名外宾和华侨参加，不但社会主义国家要来人，资本主义国家也要来人。国庆工程又称“十大建筑”，它们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钓鱼台迎宾馆、华侨大厦，总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　这项工程从1958年10月开工到竣工，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　　国庆工程将采取什么样的建筑形式？具体负责国庆工程建设的万里，在动员大会上明确指出：　　在设计中大家要敢想、敢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过去曾经反对过浪费，也反对过一阵大屋顶，我看这些框框可以打破，如果认为琉璃瓦大屋顶能搞出高度艺术水准就可以尝试搞大屋顶；如果有其他更好的形式，就应当去创造更好的形式。总之，要讲究美观，大胆创新，不拘一格。我们讲美观，它的标准不应是洋标准而是中国的标准，既要有现代的特色，更要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在天安门前的建筑，应该和天安门相协调，必须要花的钱还是要花，要搞出好的建筑形式来，让六亿人民满意。　　“大屋顶”又可以搞了，这无疑是一个重大信号。“十大建筑”在建筑艺术创作方面作出大胆尝试：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采用了欧洲古典立柱建筑形式，但在内部和外部装饰等方面则以民族建筑的手法进行了处理；民族文化宫、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更是直接顶上了几年前还在被批判的“大屋顶”。　　“十大建筑”有6项建设在北京旧城区内，它们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火车站、华侨大厦。天安门广场的改建无疑是国庆工程的核心任务，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酝酿的中央行政区要在旧城中心建设的计划，要真正从图纸上走下来。　　一时间，全国最优秀的建筑师、规划师云集北京。　　北京市委发动全市建设工作者，并邀请全国一千多名建筑师、艺术家和青年学生参加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竞赛。　　天安门广场原为一“T”字型广场，形成于明代，是作为宫廷广场来设计的，这里又名“天街”，其寓不言自明。广场南端为中华门，门内东西两侧，沿宫墙之内一丈多远，建有联檐通脊、黄瓦红柱、带有廊檐的千步廊，东西相向各百十间，其北端分别折向东西，各34间，共有144间平房，作为存放文书档案的地方。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是其东西收口，乾隆15年又在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之外建东三座门与西三座门。　　这个宫廷广场在中轴线上是北京内城与皇城、紫禁城的过渡空间。广场两侧宫墙之外，明代时集中布置了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钦天监、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锦衣卫等衙署　；清代承之，也为诸多权力机构所在地。这些中央行政机构通过宫廷广场与皇城、紫禁城连为一体，象征着皇帝拥有最高权力。　　辛亥革命之后，这个封闭的广场开始允许平民进入。担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出于城市交通方面的考虑，对广场及其周围进行了改造。其举措，一是1913年将千步廊拆除，拆下来的木料用来建设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社稷坛所在地，今称中山公园），园内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一带廊舍，即用千步廊木料建成；二是1915年拆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之间的瓮城，在正阳门两侧城墙处开４个券门，以缓解正阳门及东西火车站的交通紧张；三是在皇城的南城墙开南长街门洞、南池子门洞。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一次整治，立国旗旗杆，移天安门前的华表与石狮　；1950年，拆除东、西三座门；1952年，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将观礼台改建为永久性建筑。　　1955年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建，拆除了沿公安街和西皮市的东西两道宫墙，广场面积扩展了近一公顷，天安门前的榆槐树换植油松，广场铺砌了混凝土方砖。　　天安门广场终究要建成什么样子？从1950年至1954年，北京市陆续做了15个方案，当时对天安门广场的性质、规模，对古建筑的处理以及广场的尺度等都有很大争论，不同的方案反映了不同的观点：　　第一，关于广场的性质。有人认为天安门是新中国的象征，广场周围的建筑应以国家的主要领导机关为主，同时建立革命博物馆，使它成为一个政治的中心；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周围，不应当也不可能以修建国家的主要领导机关为主，而应当以博物馆、图书馆等建筑为主，使它成为一个文化中心。　　第二，关于广场周围建筑物的规模。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代表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在它周围甚至在它的前边或中间应当有一定的（不是全部）高大雄伟的新建筑，使它成为全市建筑的中心和高峰；有人认为，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都不高，其周围的建筑也不应超过它们。   行政中心进入旧城（2） 第三，对古建筑的处理。有人认为古建筑（正阳门、中华门）和我们新时代的伟大建设比较起来是渺小的，在相当时期后，必要时它们应当让位给新的高大的足以代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建筑；有人认为古建筑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应当保留。　　第四，关于广场的大小问题。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是我国人民政治活动和群众游行、集会的中心广场，应当比较大，比较开阔（三四十公顷左右）；有人认为从建筑的比例上看广场不宜过大（20至25公顷即可）。　　1955年成立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以后，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北京市又编制了10个方案，与前一轮方案相比，比较注意新旧建筑体量尺度的协调；广场中间类似“苏维埃大厦”的高大建筑取消了，广场中的建筑高度一般不超过天安门；天安门与正阳门都保留了下来。　　其中5个方案广场宽度大体保持在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之间的距离（500米左右），长度为天安门南墙至正阳门北墙（860米左右），北部为游行集会广场，南部为绿化广场，在两个广场的结合部安排大会堂、博物馆等公共建筑，办公楼安排在广场两侧。其中一个方案在广场内搞一个三合院柱廊，向天安门开口，正阳门方向封闭，把天安门与正阳门之间的视线切断。　　另外5个方案除了集会广场外把绿化广场缩窄，中间除安排文化建筑外还安排了办公楼。跨正阳门护城河的桥，有的是一桥方案，把桥放在轴线上　；有的是两桥方案，把桥放在轴线两侧。　　这些方案在1956年与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同时展出，各方面意见不尽一致，多数认为，广场要开畅一些，大体保留“T”字形广场的形式。　　毛泽东一语了结争论。　　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向彭真指示，天安门广场要从原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处一直向南拓展，直抵正阳门一线城墙。按照这一指示进行的天安门广场改建，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最终实现的面积达到44公顷。　　另一个原则也被确定下来，广场两侧分别建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　　北京市经过反复筛选，选定了7个代表性的方案供中央审查，即陈植方案、赵深方案、刘敦桢方案、戴念慈方案、毛梓尧方案、张博方案，另还有第10号方案，出自谁的手笔已无从考证。这些方案仍有广场南部收缩较小与较大的区别，刘敦桢方案则把正阳门城楼与箭楼加以扩建联成一体。　　万人大会堂是天安门广场建设的重头戏。这是一个典型的“毛泽东工程”。　　“万”是毛泽东最爱用的数量级，如他的诗词中“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百万雄师过大江”，“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等。他的诗人般豪情体现在他的建筑观上，也是以“万”论之。如进城后不久，他就提出建设“百万人广场”的指示，而万人大会堂之容万人，也是他确定的。　　1959年9月，毛泽东视察这个工程时，向万里询问：“你们现在怎么叫这座建筑呢？”万里答：“施工中叫人大礼堂工程，有人提议叫人民宫。”毛泽东说：“有些封建。”万里接着说　：“还有人说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毛泽东听后打比方说：　“我们的总路线前边应有主语，但把它省略了，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们要问老百姓，你到哪里去了？老百姓一定说，到人民大会堂去，就叫人民大会堂吧。”　　从此，这座建筑有了正式名称。　　对于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建筑师们倾尽全力。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先后由北京34个设计单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建筑工作者和学校师生们提出84个平面方案和189份立面图。经过反复评比，终于1958年10月16日采用了现在的这个从广场规划到个体设计孕育着各种方案优点的综合性方案”。　　时任北京市规划局技术室主任的赵冬日与总图室副主任的沈其，受中共北京市委委托，对“十大工程”及天安门广场规划征稿全面把关，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为重中之重。　　当时中央提出的设计条件很简单：人大会堂的条件是由一万人会场、五千人宴会厅两部分组成。后来，又提出增加人大常委会楼。至于为满足这三部分的需要，还应该有些什么附属要求，则完全由设计者自己设想，不受任何约束。人民大会堂最初确定的建筑面积是5万平方米，后放宽至7．5万平方米。　　但是，　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步测后，认为7．5万平方米的方案不够宏伟，没有很好地体现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精神，就提示北京市规划局加以扩大。　　之后，北京市规划局提出了17万平方米的方案。而其他参加设计竞赛的单位，并不知刘仁的指示，仍是大体按照7．5万平方米的要求进行设计的。　　1958年10月14日，当夜从外地返京的周恩来，连夜审阅人民大会堂方案，送上去的方案共3份，是由万里、齐燕铭、赵鹏飞3位选定推荐，经刘仁批准上报的。它们一是清华大学方案，二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方案，三是北京市规划局方案。最后，周恩来选定了采用欧洲古典立柱造型的北京市规划局方案。　　对于毛泽东确定的天安门广场规模，梁思成表示反对。他说，这不符合人的尺度，是人掉到沙漠里了。   行政中心进入旧城（3） 对于周恩来选定的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梁思成也认为不妥。他认为，在艺术风格上的优劣顺序应是：一、中而新；二、西而新；三、中而古；四、西而古。而中选方案是师法了文艺复兴之古，属于“西而古”，是最差的一种。　　梁思成还称中选方案的立面失去尺度感，类似圣彼得教堂在尺度上的失败，即为了追求伟大、庄严、隆重而在尺度上犯了简单放大的错误，把开间、层高简单放大了一倍，甚至门、窗、户、壁也同样放大一倍，使人进去之后，似乎变小，有到了巨人国的感觉。他称这种办法是“小孩放大”，是重复了历史上的错误。　　中国建筑学会根据梁思成的意见，对中选方案的建筑艺术形式，开展学术性讨论。与会人员一致同意“中而新”的提法，认为退一步可以把中而古排在第二，西而古不合国情、民情。　　会后，来自上海的吴景祥、冯纪忠、黄作? 复活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回忆:城记 第 8 部分阅读 岱ǎ衔艘徊娇梢园阎卸排旁诘诙鞫挪缓瞎椤⒚袂椤！　』岷螅醋陨虾５奈饩跋椤⒎爰椭摇⒒谱鳌⑻吩⒄陨睢⒊轮?位专家联名向周恩来送上一份书面报告，对500米宽的广场表示担心，惟恐出现旷、野和与建筑的比例失调，并认为中选方案的立面，类似当年在日内瓦国联设计竞赛时的中选方案，也是西洋古典的形式风格。　　1959年1月初，周恩来、彭真与齐燕铭、周扬、赵鹏飞、沈勃、张等研究大会堂方案。彭真说：“有人说大礼堂太高，人显得太渺小。天不是很高吗？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怎么不觉得自己渺小呢？”周恩来指示将大会堂内部顶端，设计成圆曲而下的形式，以达到水天一色、浑然一体的效果。　　1月20日，鉴于各方面对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还有不同意见，周恩来和彭真在市人民委员会交际处召集在京建筑、结构专家和美术家座谈。　　会上，周恩来首先讲话：听说大家对人民大会堂还有很多意见，这个房子如果有缺点，大家就当有病的孩子来对待，首先考虑治病的问题，“人民大会堂这么个房子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垮得了垮不了，一个是好看不好看，垮不垮是主要的。大会堂的寿命起码要比故宫、中山堂长，不能少于350年。”“一个建筑物总要有它自己的风格，要做到人人满意那很难，只要盖起来不垮，又适用，尽可能漂亮一点，就不能反对它。大家对这一点要取得一致意见，否则就会争论不休。”　　梁思成再次提出这个方案的“西而古”问题，周恩来作答：“我们中国人民之所以伟大，就因为我们能吸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要使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现在问题不在于是古非古、是西非西，而在于一万人开会，五千人会餐，八个月盖完。这样就得马上定案，立即施工。如果两三年完成，就可以更多地征求些意见了。无论谁盖房子，我们的方针都是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的美观。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建筑物不好，将来可以搞更好的，事物的发展总是后来者居上。所以大家提意见，要在现有设计方案的基础上进行，能采纳的当尽量采纳，使建筑搞得更完善。”　　梁思成在笔记本上记录了周恩来的发言：“路是人走出来的，革命的路线是犯了多次错误找到，在实践中证实的。建设的路线未完全找到，这些大建筑也是摸摸路线。在现在条件下多征求意见。党的领导就是集中大家意见。”“人大是个政治工厂，利用率一年一次就够本了。”　　仅用10个月，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落成。《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十大建筑”是“大跃进的产儿”。周恩来在《伟大的十年》一文中，称赞人民大会堂“不但远远超过我国原有同类建筑的水平，在世界上也是属于第一流的”。　　从此，人民大会堂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它长久地牵动着人们的特殊情感，也许用作家冰心的这句话来概括最为准确：“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十大建筑”告竣之后，梁思成遭到赵冬日反诘。　　《建筑学报》1959年第9、10合期发表赵冬日的署名文章《天安门广场》，有语云：　　有少数同志受限于广场的封建格局，认为原天安门广场是建筑艺术上不可逾越的，无上珍品，“增之一分太长，减之一分太短”，不肯一动。例如天安门前的原东西三座门，正座在东西长安街的中央，它不仅阻碍着游行队伍的顺利进行，同时严重的影响交通，时时贻害行人，群众一致要求铲除掉这两个障碍物，但是这些同志强调这两个东西的文化艺术价值，强调它们与天安门之间恰到好处的比例，恐怕拆去了就会冲破固有的格局。皇城前卫的，壁垒森严的，压倒百姓的封建格局是必须冲破的。在1952年市人民代表会上一致决议，搬去了这两个拦路虎，大快人心。　　……　　在广场规模大小问题上，多数同志要求打破封建格局，资产阶级的建筑理论和现有一些广场尺度的束缚，广开思路，大胆的去考虑广大群众集体活动所要求的尺度；去正确认识新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去发展中国传统中的开朗的建筑布局；把广场建设得更雄伟，更开阔。但是有少数同志却恐怕把广场搞大了，“就太空旷了，成了沙漠，不合乎人的比例”。　　关于广场上新建筑尺度的问题，有一些意见认为新建筑的尺度是不能超过天安门的。为什么人民时代的建筑不能超过帝王时代的宫门呢？尤其人民大会堂，从使用上就要求有高大的体形，其中万人礼堂和5000人的宴会厅都是寻常的尺度所不能解决的。当然从天安门今天的政治意义来看，它在广场上仍应保有相当的地位。也还有些意见认为就是因为广场搞得太大了，才不必要的把人民大会堂强撑到这样的尺度，这样提法和实际是有距离的。   行政中心进入旧城（4） 关于新建筑艺术形式问题，有的意见是把世界上建筑艺术遗产和创作分成几份：曰中新，西新，中古，西古；凡属被认为是西古，中古或西新的便不应吸收；相反的有的意见认为这样便会忽视历史，固步自封，便会局限了中国建筑艺术的发展。　　在这些问题上通过实践，逐步取得统一。广场的规模不但要满足群众游行集会的需要，也要显示出开朗，雄伟的体形。建筑的尺度，不但要满足使用上的需要，同是要和广场及广场上的建筑物，互相衬托，取得均衡的比例。在建筑艺术和技术上不分古、今、中、外，兼包并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这些都是通过了争辩、实践、再争辩、再实践而取得的，十年来争论的问题能够得到完满的结论。并据以进行了广场的建设，这不能不说是建筑艺术思想战线上的一大胜利，是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一大胜利。　　在赵冬日看来，围绕着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设计的这场争论，所取得的“大胜利”，其意义不仅在于“打破封建格局，资产阶级的建筑理论和现有一些广场尺度的束缚”，更深层的在于“十年来争论的问题能够得到完满的结论”。这让人回想起1950年赵冬日与朱兆雪联手反对“梁陈方案”的往事。　　梁思成也写了一篇文章，与赵冬日的同名，也叫《天安门广场》，有言曰：　　……人们纷纷辩论，将来的天安门广场要多宽呢？原来的100米是绝对不够了。加宽一倍？250米？300米？400米？城市规划人员提出了30多个方案。500米！这是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辩论后的选择。最初有些建筑师用中世纪和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广场的尺度来衡量这个大胆独创的尺度。他们害怕它不合乎“人”的尺度，不合乎“建筑”的尺度。但是经过反复讨论，我们体会到，除了“生物学的人”的尺度和合乎他的“生理学”的建筑的尺度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政治的人”、“新社会的人”所要求的伟大集体的尺度。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生活的要求改变了中国建筑师的尺度概念，当然，这种新概念并没有忽视“生物的人”的尺度，也没有忽视广场上雄伟的天安门的尺度。在这种新的尺度概念之下，1958年9月，中国的建筑师们集体建设了广场和它两侧的两座建筑物。　　……　　在建筑形式上，这些建筑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它们不是外国的形式，也不是中国建筑传统形式的翻版。它们采用了一些中国传统的特征，特别是大量用廊柱的手法。此外，中国传统喜爱的琉璃，也在这些建筑物上用作檐部装饰。这种形式是按照今天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喜爱，以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技术，在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发展而创造出来的。　　这些建筑广场的巨大尺码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尺度感”。一方面这些建筑不能脱离了平均身高1．80米的人的尺度，另一方面它们更不能忽视五千、一万乃至百万人集体活动的尺度。它们也不能忽视天安门的尺度。在这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我们自己只能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一次大胆的、打破了传统概念的尝试。　　新的广场在平时是一个交通广场。它是北京东西主干道和南北轴线干道的交接点。在节日，它是游行集会的广场。广场的绿化部分还是北京市民的游乐休息的好地方。规划工作者相当完满地满足了各种功能的要求。它的幅员十分广阔，在尺度的处理上也是掌握得相当适当的。　　在这篇文章里，梁思成似乎放弃了自己曾坚持的主张。但是，1961　年7月26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建筑和建筑的艺术》一文，重提“小孩放大”及“合乎人的尺度”问题：　　一座大建筑并不是一座小建筑的简单的按比例放大。其中有许多东西是不能放大的，有些虽然可以稍微放大一些，但不能简单地按比例放大……由于建筑物上这些相对比例和绝对尺寸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产生了尺度的问题，处理得不好，就会使得建筑物的实际大小和视觉上给人的大小的印象不相称。这是建筑设计中的艺术处理手法上一个比较不容易掌握的问题。从一座建筑的整体到它的各个局部细节，乃至于一个广场，一条街道，一个建筑群，都有这尺度问题。美术家画人也有与此类似的问题。画一个大人并不是把一个小孩按比例放大；按比例放大，无论放多大，看过去还是一个小孩子。　　梁思成对人民大会堂设计的评论，被迅速政治化。　　1960年1月15日，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总支会议上，一位教师作了自我检讨：“对国庆工程同意‘西而古’是否定大跃进。”　　“很长时间以来，系内有些老师和同学，对我国解放十五年来的新建筑，特别是天安门广场和十大建筑议论纷纭。例如，认为‘天安门是封建帝王和劳动人民爱戴的统一形象’，抹煞了建筑的阶级性。对十大建筑，则冷嘲热讽，指手画脚，认为‘人大会堂是个大小人，中不中，西不西，折衷主义’。”这是1965年清华大学建筑系一位学生的评论。　　还有学生不解道　：“为什么教师花那么多的精力作有关西方建筑、流动空间、中国古代园林的讲座，却没有一个人开一个专谈十大建筑的讲座呢？”　　“文化大革命”中，梁思成更是因此遭到猛烈攻击，他被迫检讨：　“‘中而新’在实质上是反动的。”   行政中心进入旧城（5） 正如前文所述，“十大建筑”有6项是在旧城区建设的。　　在人口密集的旧城区展开如此大规模的建设，必进行大量拆迁。这当中，天安门广场的拆迁量最大。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领导拆迁工作，仅用一个月时间，于1958年10月上旬基本完成天安门广场工程拆房　10129间的搬迁工作，保证了工程的开工。　　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全部妥善安置被拆迁居民，是难以做到的。有相当一批居民被安置到了简易平房之中，一些地方条件很差，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逐步得到改善。　　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对天安门广场工程提出批评。民革中央委员于学忠甚至说，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　　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李云仲，1959年6月9日给毛泽东寄去一封万言书，列举了“大跃进”中出现的一系列严重经济问题，批评豪华的高级宾馆、饭店建得太多，国庆工程也有些过分，“今年各地用在‘国庆工程’投资恐怕有八九亿元之多，这可以建一个年产300万吨的钢铁企业或1600—1800万平方米职工住宅。”　　毛泽东对此信作了批示，认为“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了一切”，但对他敢于直言的精神表示赞赏。　　可是，毛泽东能够接受李云仲的万言书，却无法接受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递交的同样是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万言书，彭德怀及其同情者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遭到批判。　　庐山会议本来是要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错误，没想到彭德怀的一封信让毛泽东雷霆万钧，反“左”成了反右，引发了1960年更大的“跃进”。   城市人民公社（1） 1959年，在白塔寺西北角，一幢巨大的“公社大楼”拔地而起，这幢住宅楼又被称为共产主义大厦。　　这幢8层高的大楼内，每家每户没有厨房，要吃饭，你就到公共食堂里去打。这个大楼，更像一个旅馆，它与真正的旅馆所不同的是它那巨大的集体概念，如此众多的家庭拥挤在一幢大房子里，每一层40　多户。　　笔者访问这幢大楼时，看到众多人家都在昏暗的走道里搭建了小厨房，而笔者与一位老住户在楼道里的交谈，竟如此有趣：由于楼道内安装的是声控灯光，我们必须通过跺脚的方式获得照明，灯一亮，看见彼此的都是那个大踏步姿势……　　自从毛泽东1958年8月在河北徐水称赞“人民公社好”之后，全国各地掀起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仅几个月的时间，人民公社的浪潮淹没了农村，后又滚滚涌向城市，迅速完成了“包围城市，夺取城市”的历程。　　率先实行农村公社化的河南省，一鼓作气，在城市建立了人民公社。到1958年9月底，河南全省9个直辖市共建立人民公社482个。　195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肯定城市人民公社是“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是“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放手发动群众，组织试验各种形式的城市人民公社。　　于是，城市人民公社浪潮兴起。到1960年7月底，全国190个大中城市就建立了1064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人口达到5500多万人，占到这些城市人口总数的77％。　　人民公社及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高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它是真正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全部被改为全民所有制，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在农村，房子姓了公，树木归了公，鸡、鸭、猪充了公，铁锅砸了去炼铁，家家户户不冒烟，全都去吃食堂。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还真没有什么私人财产了。　　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是许多人的梦想。可是，徐水这个典型却因此在1959年和1960年严重缺粮，甚至还饿死了人。不过三四个月，全民供给制就在这里夭折了。　　与农村人民公社一样，城市人民公社也刮“共产风”。城里人有的兴奋，有的恐慌，一些人向银行提取大量存款，商店里的手表、金钻戒指等商品迅速脱销。　　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一大特征。到不到食堂吃饭被看成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1959年反“右倾”时，一些不愿意去食堂吃饭的人，受到以“大辩论”为名的激烈斗争和断粮等打击，一些支持和同情不去食堂吃饭的干部，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有些省还喊出了“食堂万岁”的口号。当时全国农村有4亿人口在公共食堂吃饭，占农村总人口的72．6％，一些省还实现了“食堂化”。1960年，为巩固公共食堂，中共中央发过一系列文件，认为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各级党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　　人们终于为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付出代价。很快，因为饥饿而导致的水肿病，因为缺粮而出现的“瓜菜代”，成为难以下咽的苦果。在　1959年至1961年出现的三年困难时期，人们必须为吃饭而奋斗。那时，清华大学提出的口号是：“健康第一，是政治任务。”　蒋南翔校长的号召是　：“生活为基础，争取不浮肿”，　“希望浮肿不再恶化……要配合起来；来个‘保健大合唱’”。　　狂热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浪潮，使一切尺度发生变化。　　在1960年4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城市人民公社好得很”成为代表们众口一词的称赞。“许多代表在发言中热烈欢呼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群众运动，认为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必将进一步使我国城市的政治、经济面貌和城市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颉伯发言说：“目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按照自愿原则建立了一批城市人民公社，公社人口近二千万人。河南、河北、黑龙江等省多数城市，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现在，城市人民公社正在迅速地大量地发展起来，已经开始形成汹涌澎湃、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可以预料，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全国城市将基本上实现人民公社化。　　“当我国人民正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庆贺我国城市人民公社运动高潮到来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及其应声虫，又在像对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一样，对我国城市人民公社进行恶毒的攻击和污蔑，进行疯狂的叫嚣……让他们悲泣叫嚣去吧，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这一历史车轮前进！”　　城市人民公社运动，被纳入“大办”之列。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人大会议的报告中提出：“现在，全国各城市正在大办人民公社，大办街道工业，大办郊区农业，大办公共福利事业，大办公共食堂，广泛地组织居民的经济生活，把城市人民进一步地组织起来，并且使成千成万的城市家庭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社会劳动。”   城市人民公社（2） 梁思成在人大会议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如何根据城市人民公社发展的要求进行城市规划，是摆在建筑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新问题。我们应该很好的加以研究。”“城市规划要考虑进一步妥善地安排为家庭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所需要的街道工厂和为全体居民服务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生活福利设施。除此而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城市人民公社这个新思想、新生活、新问题、新事物是我们过去所不熟悉的。我们对于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可能不那么习惯。在这方面如何改造我们的旧思想、旧观点和旧的生活习惯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梁思成希望城市规划能够研究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没想到半年之后，得到的答案却是“三年不搞城市规划”。　　1960年11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报告严厉批评了“四过”问题，宣布“三年不搞城市规划”。　　何为“四过”？即城市建设中出现的“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求新过急、标准过高”。　　“四过”问题是1957年4月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城市建设部部长万里等率工作组到西安、兰州、成都等地检查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工作后提出的，但是这些问题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快在“大跃进”期间，在“大办工业”、“大炼钢铁”等高潮中，城市规划过分扩大，城市人口过分膨胀，超过了国家财力所能承受的限度，并出现城市规划和建设严重失控的局面。　　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发出勤俭节约、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的指示，决定三年不上工业项目和大型基建项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前召开。　　这对于城市规划界无疑是重大的打击。一时间，各方面对城市规划的认识产生了混乱，各地的城市规划机构被大量精减，直至被撤销，规划队伍大为削弱，遭到严重破坏。　　北京市虽然作出总体规划暂不变动的决定，却必须面对基本建设任务大大压缩的现实。北京市许多建设项目中途下马，基础设施工程也处于停滞状态，面临着1949年以来罕见的城市建设低潮。从1961年至1965年，北京市采取措施，5年内动员42万人返回农村。　　在几近崩溃的经济状况下，北京市1957年提出的10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只能搁浅了。   “大马路”之争（1） 1964年，经历“三年困难”重创之后，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望到来。　　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东西长安街两侧已经有不少拆了房子的空地，应当尽先安排适当的建设项目把它建设起来。同时，考虑到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首都面貌应当逐步改变，如果中央同意，即可让北京市迅速作出东西长安街的改建规划。”“沿街要多建一些办公楼和大型公共建筑。但是，其他城市不得仿效。”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北京市决定利用长安街上已拆空的两片地方，即西单东北角和方巾巷东科技馆原址，建设百货大楼和办公楼，并着手编制长安街规划。　　为此，北京市政府发动北京市规划局、建筑设计院、工业建筑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等6家单位分别编制规划方案，并于1964年4月10日至18日，邀请各地建筑专家审核、评议规划方案。　　这次会议首次形成了长安街较完整的规划方案。而在此前相当一段时间，对长安街的规划，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进行天安门广场规划的同时，北京市规划部门就开始研究长安街规划。占用东交民巷操场建设的公安部、燃料部、纺织部、外贸部办公楼，由于建得早，没有达到后来规划提出的道路宽度要求。　　1954年9月，《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提出，为便利中心区的交通，并使中心区和全市的各个部分密切联系，计划将南北、东西两条中轴线大大伸长和加宽，其一般宽度应不少于100米；1958　年6月，北京市上报中央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的要点》又提出，东西长安街、前门大街、地安门大街是首都主要的街道，将要展宽到100至110米，并且向外延伸出去；同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案）》又将东西长安街、前门大街、鼓楼南大街3条主要干道的宽度调整为120至140米，并提出一般干道宽80至120米，次要干道宽　60至80米。　　国家计委多次对北京的道路宽度等提出质疑，有人以“房必五层，路必百米”相讥，更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　　但是，北京市的态度是坚决的。1956年10月10日，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会上提出：　　伦敦、东京、巴黎、纽约等城市的交通都很拥挤，据说有的地方坐汽车不一定比走路快。莫斯科有些窄街道，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道路不能太窄。1953年提出东单至西单的大街宽九十公尺，就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大马路主义就大马路主义吧。不要害怕，要看是否符合发展的需要。道路窄了，汽车一个钟头才走十来公里，岂不是很大的浪费？　　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会是太宽。我们不要只看到现在北京全市只有不到一万辆小汽车，要设想将来有了几十万辆、上百万辆汽车时是什么样子。总有一天会发展到几十万、上百万辆车的。主要的马路宽九十公尺并不是太宽了。直升飞机也要场地。在座的青年同志们，等你们活到八十岁九十岁时，再来看看是谁对谁错，那时由你们来作结论。　　由于对道路宽度存在争论，北京市决定改建长安街先从北侧开始，因此电报大楼和沿长安街安排的国庆工程，如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以及水产部大楼（现国家经贸委商业机关服务中心），都放在北侧。当时西单百货大楼、科技馆和长途电话大楼也确定了位置，有的已完成了拆迁，腾出了空地，有的打好了基础，有的已完成首层的结构，后因1959至1961年出现经济困难而停建。　　1958年，东西长安街被展宽并朝着古城墙方向打通延长，道路断面形式为一块板，即机动车与两侧非机动车道之间没有绿地相隔，连为一体。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董光器认为，这在当时主要是从备战考虑的，双塔庆寿寺之拆除也与此有关：　　50年代末，世界战火不断，抗美援朝刚结束，在征求对总体规划意见时，来自军队方面的同志曾提到：“从国防上看，例如道路很宽，电线都放在地下，这样在战争时期任何一条路都可以作为飞机跑道，直升飞机可以自由降落。假如在天安门上空爆炸了一个原子弹，如果道路窄了，地下水管也被炸坏了，就会引起无法补救的火灾，如果马路宽，就可以作隔离地带，防止火灾从这一区烧到另一区去。”“道路中心种树不好，不如在路两旁行道边种树好，因为人们不会到路中间去休息、散步的。”这可能就是长安街定为一块板的主要出发点，也可能是搞一块板的另一种考虑。在马路上连树都要靠边，在街心堵一个双塔寺自然是难以成立了，因此，尽管在当时规划人员一直把双塔保留在街心，迟迟未拆，但最后还不得不奉命拆除。离开了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分析，就很难说清双塔寺拆除的道理。　　就在北京规划建设大马路的时候，西方各大城市却在大力发展单行线，力求不以道路的宽度，而是以其密度取胜。　　在路网规划方面，北京市长期以来实行道路“宽而稀”的双向交通模式，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道路红线规划一直执行至今，机动车道路一般相隔700至800米一条。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则走了一条道路“窄而密”的发展模式，如华盛顿，机动车道路一般相隔100至150米一条。由于路网密，这些西方城市大力发展单向交通，注重路网与道路系统的建设。   “大马路”之争（2） 从交通技术上看，提高路口的通过能力是解决拥堵的关键，因为车辆就是堵在交叉口上。而双向交通最大的问题就是路口通过能力低，因为既有直行、又有左拐，相互干扰严重，而单行线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据测算，单行线比双行线提高车辆通过量50％至70％。　　二战之后，许多西方城市就是看准了单行线这个“法宝”，使堵车的问题得到改善。纽约交通管理局在1949年开始推行单行线，创造了“奇迹”；伦敦借助其密度较高的路网，大力发展单向交通，把2/3的道路辟为单行线，事半而功倍。　　北京的路网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院”太多。对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兴起的机关“大院”热，苏联专家曾予以批评，但把住宅小区建设到城市里面来，却是苏联人的创造。在西方，住宅小区一般建在城市的郊区，城市里以街坊布局。街坊的优点是：所占地块不大，能够适应路网密的要求。而苏联的规划师们认为，小区比街坊好，因为它配套完善，能够使社区生活更加方便。于是，小区就被他们从郊区搬到市区里来。　　一个新的矛盾出现了。小区占地大，路网就无法加密，便捷而经济的单向交通就很难实行了。　　道路红线规划是北京市至今执行得最不走样的一项规划。所谓红线，即在规划图中标示道路两侧建筑间距的“红色”警戒线，任何新的房屋建设都不可越雷池一步。　　红线图上，道路宽而直，被划进去的有一处处文物建筑，还有更多的胡同、四合院、历史街区，这些都是计划要被拆除的；什刹海也被红线穿过，一条计划中的道路要东西横贯。　　道路红线与其涉及的文物成为了一对你死我活的矛盾。1989年，北京著名元代道观——东岳庙的山门，因被划在红线之内，在道路建设中被拆除；也是同样的原因，1998年，粤东新馆被拆除。　　当年都市规划委员会道路组组长郑祖武，奉命作了红线规划。1995　年，已逾古稀之年的郑祖武，向笔者检讨北京城市建设的得失，认为发展单行线，加密路网，是解决城市交通的有效途径：　　从现状来看，北京的交通太困难了。伦敦700万人口、280万辆汽车，道路面积率23％，与北京一样。巴黎也是这个数字。伦敦这么多人和车，只有几个立交，高架路只有1公里。而我们搞了100多个立交，交通却更挤了，道路增长与车辆增长速度要成正比，哪个国家也做不到。伦敦路网密，我们道路宽。伦敦靠两个，一是单行线，2/3的道路是单行线　；二是交通自动化控制。北京的市中心区这么紧张，还要大规模改造王府井，建设东方广场。这怎么办？交通怎么维持？　　对于长安街的宽度，1957年5月2日，梁思成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曾作出一段幽默的评论：　　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结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着，留作停车场，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场，我看不太妥当……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道就更困难了。   城墙的最后拆除（1）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发生出人意料的转折，这两个曾以兄弟相称的社会主义大国，一时剑拔弩张。　　中苏关系的变化，始于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并由此在国际共产界引发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毛泽东对此十分警惕，并明确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　　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可这一次，他却在“和平共处”问题上，跟毛泽东吵翻了。　　所谓“和平共处”路线，即赫鲁晓夫要与美国搞缓和，希望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他。毛泽东不理这一套，认为赫鲁晓夫到中国来，是为美国当说客，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乞求美国的缓和，是“投降主义”。　　后来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批评，更令毛泽东不快。　　1960年2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东欧几国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继续推行“和平共处”路线。中国共产党派出的会议观察员康生，遵照毛泽东指示，作了主题相反的发言。　　从此，一场影响深远的中苏论战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论战拉开序幕。　　1960年初，在中印边界纠纷没有得到缓解，印度尼西亚也出现反华排华活动的时候，赫鲁晓夫不顾中方规劝，于2月访问印尼，并途中停留印度4天。　　4月，中共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在《红旗》、《人民日报》上对苏共的思想路线及其内外政策，引马恩列之经典，进行了全面、系统和严厉的批判。　　6月，中共代表团与51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一同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发动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中共方面立即予以回击。双方几乎到了对骂的程度。　　7月，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这完全打乱了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安排，又正值中国“三年困难”时期，无异于雪上加霜。毛泽东愤言道：“还不如法国的资产阶级，他们还有一点商业道德观念。”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22大，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发动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新批判，会议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列宁公墓中移出，并予以焚毁。率中共代表团参加此会的周恩来，提前退场以示抗议，并专门到红场墙边的斯大林墓献了花圈。　　从1963年3月开始，中苏两党围绕着所谓“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论战。论战于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一切领导职务后结束。但是，事态并未好转。　　1964年11月7日晚，在苏联政府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随中国党政代表团前来访问的贺龙说　：“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　　周恩来立即向苏方提出抗议。苏共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 复活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回忆:城记 第 9 部分阅读 效我们，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　　周恩来立即向苏方提出抗议。苏共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道歉。通过这件事联系到其他情况，中共中央得出勃列日涅夫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结论。　　此后，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增兵至百万之众，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进驻军队，对中国形成大兵压境之势。　　反修防修的调子越唱越高，刚刚复苏的中国经济建设进入一个特殊时期。　　按照设想的军事地理区划，中国沿海为第一线，中部为第二线，后方为第三线。1964年8月19日，李富春、罗瑞卿、薄一波向中央报告：　　一切新的建设项目应摆在三线，布点分散、靠山、隐蔽；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要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库；筹建北京地铁，并考虑上海、沈阳地铁。报告经批准后纳入1965年计划和“三五”计划，并以惊人的速度执行着。　　北京古城墙，终于走到了漫长岁月的尽头。新社会的建设者们要从城墙直挖下去，建造北京地铁。　　1965年1月，工程部门为备战需要，就修建北京地下铁道问题呈书中央。报告称：修地下铁道是军事的需要，也兼顾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同时，由于现有城墙大部分已经拆除或塌毁，地下铁道准备选择合适的城墙位置修建。这样既符合军事需要，又避免了大量拆房，在施工过程中也不妨碍城市正常交通，可方便施工，降低造价。　　这个报告得到中央批准。毛泽东主席批示：“杨勇同志：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是为至盼！”　　1965年7月1日，北京地铁工程开工，地下铁道工程局和铁道兵负责施工，北京市负责拆迁。由于工期紧，拆除城墙、城楼的主要任务就由铁道兵承担。一期工程拆了内城南墙、宣武门、崇文门、徐悲鸿纪念馆（馆址迁移），全长23．6公里　；二期工程由北京站经建国门、东直门、安定门、西直门、复兴门沿环线拆除城墙、城门以及房屋，全长公里。　　地铁开工建设之前，周恩来驱车沿城墙看了一周，指示把正阳门城楼和箭楼保留下来。周恩来显然看重这组古建筑对于天安门广场空间布局的重要性。早在1958年9月安排　“国庆工程”时，周恩来就提出天安门广场的扩建，不能拆除正阳门城楼和箭楼。   城墙的最后拆除（2）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横扫一切”的狂潮中，地铁线上原为明清两朝天文观测中心的古观象台也被列入拆除对象。1968年12月21日，周恩来指示　：“这个天文台不要拆”，要地铁绕行，使之得以幸存。　　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4月，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准备打仗”，随即在群众中掀起挖防空工事运动。从10月中旬到　11月中旬，全市平均每天有30万人参加义务战备建设，拆城墙、取城砖、修建防空工事。这项战备活动在“文革”期间延续了若干年。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拆除北京城墙和城门楼的行动。前一次发生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外城城墙被基本拆除，内城的部分城墙被拆毁；而这一次，为修建地铁，内城城墙遭到了彻底的毁灭。　　宣武门。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南拓北京南城墙时修建，沿称元“顺承门”之名。正统元年（1436年）重建城楼，增建瓮城、箭楼、闸楼，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取张衡《东京赋》“武节是宣”，有“武烈宣扬”之义，改称“宣武门”。　　1965年，宣武门城楼被拆除。　　崇文门。俗称“哈德门”，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南拓北京南城墙时修建，沿称元“文明门”之名。正统元年（1436年）重建城楼，增建瓮城、箭楼、闸楼，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取《左传·昭公十二年》　“崇文德也”之典，以示“尊重文治，文教宜尊”，改称“崇文门”。　　1966年，崇文门城楼被拆除。　　东直门。原为元大都东城墙中门“崇仁门”，永乐十七年修葺后，取“东方盛德属木，为春”，杨雄《太玄经》“直东方也，春也”，天地发育之气始于木，木生于春，而行于东方谓之“仁”，联系原名崇仁，又结合东方为春，更名为东直门。　　1957年，北京市有关部门提出，为了东郊飞机场建成后的交通便利，计划拆除东直门城楼。如果不拆除这个城楼，改建道路时将要多花几万元的费用。1957年5月2日，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梁思成据理力争：　　听说有关方面在修筑道路中要拆东直门城楼，我看要好好考虑，这个城楼是现在北京明朝留下来惟一的楠木建筑物。1934年，袁良作北京市长的时候，有一个日本木匠见到是古代楠木建筑物，愿意补贴两万元进行维修。人们不要把这些古东西只当作古董看待，它们在城市中起着装饰的作用。外国有许多城市的马路上，很讲究装饰，看来不单调，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当然不必花钱去兴建，原有的建筑要好好地利用它为城市服务。　　但是，梁思成只获得了短暂的成功。　　1965年，东直门城楼被拆除。　　安定门。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陷元大都之后，将元大都北城墙东侧门安贞门改称安定门，取“天下安定”之义。明大将军徐达后修整元大都旧城垣，另在北城垣南五里另筑北土垣为第二道防线。明洪武四年（1371年）改建北平城垣，废元大都北垣及北垣之原“安贞”、　“健德”二门，以徐达新筑北土垣加高加宽，东侧门仍称安定门。　　1969年，安定门城楼、箭楼被拆除。　　31年后，文物学家罗哲文发表《安定门的拆除》一文，追忆道：　　城门中除前门外，惟独西直门和安定门，还把城楼与箭楼同时完整地保存到“文化大革命”中。　　1969年夏，我在拍摄西直门拆除照片的时候，很快就想到了安定门的命运，于是又立刻骑车绕到了安定门。沿着护城河的外侧，时而骑行时而下车，不断观赏幽静的护城河景色。河水清清，重杨拂水，偶尔还有一些逍遥于“文革”之外的男女在河边坐歇。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未动手拆除，城楼、箭楼和大部分瓮城还在。待第二次来时，城楼已经搭上了拆除的脚手架。第三次来，城楼已拆了一半，箭楼也搭上了拆除脚手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紧张“战斗”和其他一些事情缠身，我隔了一段时间才又来，城楼已经无影无踪了，只好叹息一番。　　德胜门。明军攻陷元大都之后，将元大都北城垣“健德门”改称“德胜门”，意为明军“以德取胜”。明洪武四年改建北平城垣，北城垣西侧门仍称德胜门。　　德胜门瓮城及闸楼于1915年修筑环城铁路时被拆除；德胜门城楼于1921年因梁架朽坏被拆除；德胜门城台及券门于1955年被拆除，扩大为德胜门豁口。　　修筑北京地铁时，工程部门因德胜门箭楼未阻挡地铁路线而未立即拆除。1979年，就在它行将被毁之际，全国政协委员郑孝燮的一封信使其幸存。兹附信如下：　　陈云副主席：　　听说北京即将拆除一座明朝建筑—德胜门箭楼。为此建议，请考虑对这类拆毁古建筑的事，应迅加制止。　　（一）北京是个历史悠久的世界名城，风景名胜较多，特别是古建筑更是独具风格。目前除加强保护好城区和郊区的风景名胜外，还需要考虑在整个城区或郊区也能适当保留一些中小型的风景文物。这些中小景物应同北京风景名胜的主体风格取得谐调或有所呼应。德胜门箭楼是现在除前门箭楼外，沿新环路（原城墙址）剩下的惟一的明朝建筑，如果不拆它并加以修整，那就会为新环路及北城一带增添风光景色。   城墙的最后拆除（3） （二）德胜门箭楼位于来自十三陵等风景区公路的尽端，是这条游览路上惟一的、重要的对景。同时它又是南面什刹海的借景，并且是东南面与鼓楼、钟楼遥相呼应的重要景点。不论在新环路上或左近的其他路上，它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映入人们的眼帘。在新建的住宅丛中，夹入这一明朝的古建筑，只要空间环境规划好，控制好，就能够锦上添花，一望就是北京风格。从整个北京城市的风景效果来看，保留它与拆掉它大不一样。　　（三）拆除这座箭楼，可能是出自交通建设上的需要。但是巴黎的凯旋门并没有因为交通的原因而拆除，这很值得我们参考。风景文物是　“资源”，发展旅游事业又非常需要这种“资源”，因此是不宜轻易拆毁的。　　（四）破坏风景名胜有两种情况：一是拆或改。二是不拆。但在周围乱建，破坏空间环境，喧宾夺主或杂乱无章，如北京阜内白塔寺（1096年辽代建，1271年元代重修）就是一个教训。国外如日本在这方面是有严格限制的，欧洲有些城市把上百年历史的建筑也列为保护对象，为旅游服务。我们的城市规划、文物保护、园林绿化工作，迫切需要有机配合，共同把风景名胜保护好，并且应由城市规划牵头。　　（五）像德胜门箭楼的拆留问题、白塔寺附近的规划建设问题，可以请有关单位组织旅游、文物、建筑、园林、交通、城市规划等方面的领导、专家、教授座谈座谈，听听他们是什么意见。　　谨此建议，如有错误请批示。谨致　　敬礼！　　全国政协委员　郑孝燮　　　　一九七九、二、十四　　　　　西直门。原为元大都西城垣之中门“和义门”。永乐十七年修缮后以原“和义”之名转承为“西直”。“和义”与“西直”之义相通。古以西方属“义”，又有“师直为壮，壮则胜”之说。直，有理，理直，即为“义”。故将“和义”改为“西直”。西直门明清时每晚关城后，于午夜为给皇宫送玉泉山泉水的水车开城一次，故有“水门”之称。西直门瓮城是北京各城门中惟一的正方形瓮城，也是北京地铁动工之前，北京惟一保存完整的瓮城。　　1953年，为了交通方便，北京市曾考虑拆除西直门城楼和箭楼，遭到梁思成的强烈反对。梁思成提出在城楼两侧的城墙开券洞通行，城楼、箭楼、瓮城当作交通环岛予以保留。此建议得到采纳，西直门因此得以幸存。可是，好景不长。　　1969年，西直门城楼、瓮城、箭楼、闸楼一并被拆除。　　这一年5月，拆除西直门箭楼时，从城墙内挖出元大都和义门的瓮城城门。城门洞用砖券砌筑，比明代城门洞矮小，所用砖料是一种薄型城砖。在门洞上有1米多高的城楼残壁，在上面还发现了为抵御火攻用的石制设备。　　这一发现，为研究元代城门建筑及元末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元至正十八年三月，一支由毛贵率领的红巾军，从山东进入河北，直逼大都近郊。风雨飘摇中的元朝统治者赶忙下令，向四方征兵，同时加强大都的防御。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在离大都100余里的柳林地区，遭到元军偷袭，放弃了进攻大都的计划，返回山东。但是，元朝统治者仍心有余悸，害怕起义军再次进攻，于至正十九年十月初一日（1359年10月22日），下令大都11　个城门都要加筑瓮城，造吊桥。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全部建成。从和义门瓮城的发掘来看，当年工程质量极差，甚至连地基都没有来得及做，这从一个侧面证明瓮城是由于元军忙于抵御起义军的进攻而仓促建成的。　　负责和义门发掘工作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曾向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反映此事，希望他能出面呼吁保护，但未得到响应。很快，和义门就被拆除了。　　后来才知，郭沫若当时处境十分困难，随时都等待着批判，检讨多次还未过关。“文革”结束时，郭沫若说：我自己都难保，哪还有力量来保护和义门呢？　　1971年7月，郭沫若在新华社经周恩来批准播发的报道各地考古发掘的公开稿件上，加上这样一句话：“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的重见天日，要归功于北京市拆卸城墙的工人。”　此一语足见其对和义门发现之重视，而“归功”之说，并不指拆城墙有功，是指这些人在拆城　　墙时没有把和义门先行毁掉，而是主动将其报告给了政府主管部门。　　文物学家罗哲文拍下一组西直门被拆毁的照片。他回忆道：　　1969年夏，西直门的厄运临头了。为了修地铁，西直门瓮城必须拆除。西直门本来已经成了“破四旧”的对象，只是由于拆除非常费力，所以在“文革”初期还没有人来顾及它。文化部门已经瘫痪，无人来管，就只好任它去了。我当时已无班可上，但也还在以个人的力量，有时和其他同志一起，关注着文物保护的事情，并尽一点力所能及的绵薄之力，如北京古观象台的保护、甘肃炳灵寺的保护等等。有一天我从西直门经过时，看见城楼和箭楼都搭上了脚手架，看起来不是维修，向在场的工人一打听，才知道是要拆。我也无可奈何，无计可施，因为它不像古天文台那样，具有科学的价值，能向周总理反映。于是我只好用自己买的国产相机和国产胶片拍摄一些照片留作纪念。先是拍了城楼搭上架子的照片，过些日子，又去拍了拆到一半只余立柱的照片，又过一些日子，再去拍了拆除闸楼、闸门的照片，最后还拍了拆除出元代和义门城楼遗址的好些照片。   城墙的最后拆除（4） 西直门被拆除28年后，当年被令在此“劳动”的“摘帽右派分子”　郭源，回忆了发现和义门的经历：　　1969年初，冬春之际，我在德胜门外新风街新都暖气机械厂三车间当壮工。我在这个劳改厂劳动改造一年半，留厂就业九年半，身份是长期临时工、摘帽右派分子、劳改释放人员。　　一天忽然接到命令，三车间六七十人全部去拆西直门瓮城。瓮城有东西南北四面墙，构成“瓮”的样子，东西墙是砖砌的，南北是土墙，当时好像东城墙已拆完，只剩下西、南、北光秃秃的三面墙。北面的土墙没费多大劲，几天就推倒了，撤回了一些人。接着拆南墙，任务不太紧，又撤回一些，剩下了一二十人。南瓮城墙从外表上看是土加石灰，但是一镐下去，仅仅是个白印，连一点粉末都不掉。啃不动南城墙，只好转拆西城墙。　　……　　这时的北京已是春暖花开。毛衣都穿不住了，偌大一个西直门瓮城，只有两个“摘帽右派分子”拆西城墙，一个是我，一个是《六十年的变迁》插图画家江荧。没人管我们，爱干多少就多少，一点不干也没人理你。我和江荧像两只被放飞的鸟，在破烂城墙上“自由”飞翔。我们俩从西城墙上往下扔砖，那是明代的砖，比常见的城砖小，扔着扔着发现底下的一层砖跟明砖不一样，我把江荧叫过来，认真观察，发现下面的砖青中透黄，不像明砖是纯青色，比明砖长三分之一，宽三分之一，但薄二分之一。江荧腆着大肚子说：“管他呢，往下扔吧！”我说　：“还是一层一层的扔，如果掏着扔，掏空了，咱俩不好下去了。”　江荧同意我的意见，不过江荧扔了两块跑去买冰棍了，这时露出一大片又薄又脆的青黄相间的砖，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层就是元城“和义门”……　　下午仍派我和江荧西直门拆砖，城墙下一片狼藉，大砖、小砖，整的、碎的，堆积如山，这里虽是交通要道，各种车辆早不通行，行人也不从这儿过，整个瓮城圈就江荧和我。江荧没扔几块就站到城墙顶尖处，观看四面八方的春景，街头树枝已有绿意，春风一吹，倒也十分惬意。我照旧扔砖，大概两点多钟的光景，砖下忽露出一个月牙形空洞，这离地面也就一米多点，我跳进空洞，用力一推，余下的墙砖忽啦一下倒向东边，露出一个小城门洞。　　我一惊，拆瓮城墙拆出什么了！　　我第一个钻进洞内，阳光也第一次照进这个近六百年的洞口，洞内很潮湿，忽然间看见南面墙壁上还有题字。我虽然喜欢历史，尤其喜欢明清史，但只是凭兴趣看书，对明代的官制记住一些皮毛……南墙题的是修城墙的官名，肯定有“东、西”两个字，是“东提辖、西提辖”还是其他什么官，我就说不好了，接着有七八个人名，我估计都是修城墙的工头，名字也绝不会见于明史，最后几个字我记得非常清楚：“大明洪武十年。”我想明建国是　1368年，洪武十年是1377年，这时我忽发思古之幽情，这五百九十二年里，经过多少风风雨雨的历史事件啊！看看墙上的字迹，湿润得很，就像刚写上似的，我感到新奇，思古之幽情跑掉了，奔出门口大喊：“江荧！快来看！”这时我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又拼命的重复喊了一声，在很远的地方才听见江荧的回声：“小郭子！干什么？”我说　：“快来！这儿有城门洞。”江荧很胖，虽尽力跑也不快，到了跟前，我拉着他快走，“洞内还有字。”江荧和我忙进洞口，可惜，墙上的字一个也不见了，江荧问我：“有什么字？”我一歪头说　：“怎么没了？”当时我大惑不解，后一想近六百年了，因洞内潮湿才留住字迹，这一见空气，一见阳光，还不风化了！我说：“刚才真有字，怎没了？”江荧笑说　：“你小子瞎说。”我起誓发愿一番，不是活见鬼，确实有。我们又发现洞内东南角、西北角各有一堆土，方圆有四五米，西北角那堆上的夯印很特别，才有碗那么大。眼看到下班时间，我们也就离开现场了。回去想想，西直门瓮城整个把那个小城门洞包住了，真是城中有城。　　第二天上头命令新都厂多派人拆砖，当然有我和江荧。早晨又到西直门，我先进了小城门洞，这时已有两位文物局的人来了（估计是附近街道办事处值班的人向有关部门汇报了），洞内除了两堆土别无它物，西北角土堆上的夯印引起了工人们的注意，人们议论说这是元夯，明夯比这大。我想洪武十年离元朝才十年，恐怕明夯还没出现，只能用元夯了。我本应把我见到的一切包括稍纵即逝的字迹告诉文物局，　　那对考证明朝建西直门那一带城墙的年代很有意义，可我是劳改厂的释放人员，如果文物局问我的身份实难出口。再说我见国家乱成这个样子，处处破四旧，快破到国破家亡的地步，别扯这份淡了。当天来的人多，砖扔得快，到中午平地上露出一座小城门楼子。样子我好像见过似的，忽然间我想起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眼前的小城门楼子和图上的城门一模一样，城门上窄下宽，呈斜坡状，洞门口上有三个字“和义门”。　　当时的考古专家夏鼐、苏秉琦，建筑专家梁思成，都成了“牛鬼蛇神”，只听说郭沫若下午来过。文物局当天派人照了相，城墙仍照拆不误，元砖被扔得满地都是，一天时间，和义门──极为罕见的相当完整的元代建筑──夷为平地。   城墙的最后拆除（5） 与和义门的发现相似的是，20世纪70年代在拆除北城墙过程中，在后英房、后桃园、旧鼓楼大街豁口、安定门煤厂、德胜门以东及北京106中学等地，发现10余处元代居住遗址。其中，后英房胡同元代居住遗址最为重要。这是一处非常讲究的大型住宅，由主院、东、西跨院组成，总面积2000平方米。　　墙内“藏宝”的事，还在1952年8月19日开辟安定门东城墙道路豁口时碰到过。当时在城墙内掘出元代刊立的“元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去思碑”一块，碑文记有元代漕仓制度等，史料价值极高。和石碑一同出土的还有许多焦残的大木梁材，木材上彩画轮廓清晰可辨。　　阜成门。原为元大都西城墙南侧门“平则门”。明洪武十四年（1381　年）重修，明正统元年（1436年）重建，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取《尚书·周官》“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之典，改名“阜成门”。阜成门是通往京西门头沟的门户，明、清所需煤炭，皆由阜成门进京，故在阜成门洞内，北侧平水墙上砌有镌刻梅花之石条，以谐“煤”之音，有“阜成梅花”之称。　　1965年，阜成门城楼被拆除。　　内城西南角箭楼。位于今复兴门南大街与宣武门西大街交会处，形制与东南角箭楼略同，建于明正统元年至四年（1436年至1439年），　1920年楼顶已残破，30年代拆除箭楼，仅存城台。　　1969年，内城西南角箭楼城台被拆除。　　经历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北京地铁的修建之后，北京的城门只剩下了“一对半”，“一对”即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半”即德胜门箭楼；角楼只留下了内城东南角箭楼；城墙只在崇文门至东南角箭楼之间以及内城西城墙南端残存了两段。　　这两段城墙和内城东南角箭楼，是因为地铁拐弯而得以留存。遗憾的是，1988年，内城西城墙南端的那段城墙被修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假古董，大量夯土被挖走，外表“焕然一新”。就其形制来说，修建者显然想将其设计成内城城墙与外城城墙交会处的碉楼形制，但原来的碉楼是与内城城墙的敌台相接的，并非筑于敌台之上。　　下表为北京内城、外城、皇城城门被拆或毁的基本情况：　（表略，见原书）　　多年以后，一位当年参与拆除城墙的中学生写下如此之忏悔：　　昏日。人海。尘雾。1969年冬春之交，复兴门城墙边。　　城墙像一根巨大的糖葫芦，黑压压的人群像是那趴满糖葫芦的蚂蚁。在昏黄的阳光下，北京市民从四面八方扑向城墙，用锨镐撬杠肢解这条奄奄一息的长龙。从它身上剥下来的鳞片—那一米多长的方砖，被各种卡车、三轮车、板车、马车、排子车和手推车，源源不断地运到全市各个角落去砌防空洞。“深挖洞”是不可违抗的最高指示，而城墙则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对象，于是北京人拆得极为疯狂，各单位着劲干，比谁的装备多，人力强。在那尘埃漫漫、刀斧霍霍之中，一种同那个时代非常对味儿的破坏欲支配着这些人，使他们除了冷酷和残忍的竞赛之外，压根儿没想到自己是在剜挖北京的骨肉和民族的精魂。　　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也陶醉在复兴门城墙边的狂潮中，挖得同别人一样起劲儿。那时我还不知道世上有个梁思成。那时，北京城墙在我的想像中绝不比郊外任何一个土丘更有价值。那时，对一个中学生来说，历史是从红旗如海的天安门广场开始的……　　当这座城墙消失之后若干年，我才从北京史专家侯仁之教授的书里读到，在50多年前，当一个青年学生面对北京城墙时的惊魄销魂——　　“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向往之，终于在一个初冬的傍晚，乘火车到了前门车站。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突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把我引进历史的殿堂。”　　……杠撬锤击，夜以继日。城墙虽然出乎意料的坚固，但终于崩溃了。　　被剥尽了鳞片之后，她就像一个扒光了裙衫的老妪，露出了千疮百孔、惨不忍睹的身体。在她身边，剥下来的鳞片堆成小山，标上某某单位或个人所有的记号；暂时运不走的，派人日夜看守。当全市“深挖洞”和居民盖小房的原料基本满足后，“拆砖热”渐渐凉了，人们便不再理会这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只有清华园里还有一个老人在暗暗为她哭泣。梁思成1950年曾撰文力陈城墙存废之得失，他说：北京城墙除去内外各有厚约一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这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粗估约1200万吨，堆积起来等于12个景山，用20节车皮需用85年才能运完。　然而，这位大师所不敢想像的事情，在仗着人多、具有“愚公移山”传统的中国人看来，不过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就解决了，只是他们不知道糊里糊涂移走的竟是自己的血脉。于是愚公的后代子孙只有到外国人写的书里去凭吊北京城墙的遗容了。1924年在巴黎出版的十三万言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便成为世界上最完整的此种资料，书的作者是瑞典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城墙的最后拆除（6） “我所以撰写这本书，是鉴于北京城门之美，鉴于北京城墙之美，鉴于它们对周围古老的建筑、青翠的树木、圮败的城壕等景物的美妙衬托……它们与周围的景物和街道，组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别具一格的优美画图。”　　城墙被剥走砖石后，其夯土被肢解、倾倒——　　1966年，因地铁弃土，金中都莲花池被填公顷。　　1970年，地铁要修车辆段，西北城墙外的太平湖就势被城墙的灰土填平。　而在3年前，在“文革”风暴中不堪凌辱的作家老舍，在此投湖自尽。　　天坛、日坛，也成了堆放城墙灰土的“垃圾场”。　　……　　备战，一直是拆毁城墙压倒一切的理由。　　1950年，为在“抗美援朝”期间可能遭遇敌机空袭时疏散人口，北京市在内城城墙上开了6个豁口。1号豁口是大雅宝胡同豁口；2号豁口是北门仓豁口，即十条豁口；3号豁口是旧鼓楼大街北豁口；4号豁口是新街口北豁口；5号豁口是官园西豁口；6号豁口是辟才胡同往西的松鹤庵胡同豁口。　　而这一次，备战彻底要了城墙的命。　　与城墙一块遭殃的是护城河。在修建地铁的同时，内城东侧、西侧和南侧的护城河被盖了板、修成暗沟，这显然与战时由东向西往山区疏散人口的计划有关。　　郑祖武被委任为北京地铁规划设计的主持人。他向笔者回忆道：　　修地铁一期工程的时候，地铁从北京火车站出发，经崇文门、正阳门绕过去。正阳门正在维修，架子都搭好了。大家就说，不必修了，要拆了。这时，总理出现了，要求修下去。　　侯仁之老先生，当时是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他提出崇文门、宣武门必须绘图留资料。规划局就派人做了。　　“文革”一开始，我们就被打倒。彭真倒了，紧接着杨勇也倒了，万里也倒了。过去的地铁领导小组不存在了，又成立了一个新的领导小组。我被扣上了“黑帮爪牙”、“市委黑帮”的帽子，被下放到密云、怀柔劳动。我整天推石头，腰被扭坏了。1971年，我从山里被放出来，那时地铁二期工程、二环路全线已开工了；城墙被全部拆完了，发动了群众，地铁的槽都挖出来了。　　地铁一期工程搞的是三级防护，埋得比较浅。可是在极左、搞备战的情况下，地铁二期工程比一期深四五米，稀里糊涂地搞成了二级防护。这要花多少钱？！是谁决定的？到现在也没有人承认。　　我最大的意见是：地铁二期工程费钱，比一期工程费得多；车站大，附属设备多，很浪费。这个费钱不是百分之几十的问题。　　我回来的时候，还被视为犯错误的对象，还是敌人的一头。当时二期工程还没有设计，但深度已确定了，各施工单位抢活就挖。　　周永源向笔者回忆道：　　1965年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就修地铁，从城墙挖下去，把护城河填了。　　这之前是外城城墙拆得多；内城城墙，朝阳门要塌了，不修它，就拆了，其实修修也可以保护。以前内城城墙是拆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是修地铁拆的。　　拆以前，周总理看了一圈城墙，看来看去说　：唉呀，前门楼留下吧！　　德胜门可能由于工力不够了，先搁一搁，腾出力量再说吧！到了　“文革”末，地铁快修完了，拆了吧！专家反对，谷牧副总理负责处理此事，他说：不拆！作为兵器博物馆。　　东南角楼，为什么留下了呢？是地铁转了弯，侥幸留下来了。西南处的城墙也是如此，地铁是圆角过，这个方角就躲开了。后来，维修时搞得不好，不像原来那样了。　　北京气候干燥，应多保留水面，改造小气候。可用城墙的土填了太平湖，把莲花池填了三分之一。这是胡闹！无政府！　　梁思成呢？他被“文革”的风暴打倒了。　　一张大字报给这位“反动学术权威”画了一幅漫画——脖子上挂着北京城墙，下书他的那句赞叹：“我们北京的城墙，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璎珞了。”　　在梁思成的日记和工作笔记中，关于北京修地铁拆城墙的事，只在1966年留下两次记载：　　4－3　星日　晴　　选举区代表，流动票箱送到家投票。　　10：00，地下铁彭家骏等三人来谈正阳门地基，约定星二上午去看。　　血压190／90……　　4－5　星二　晴　　上午至正阳、崇文看城楼基础，顺便取回洙　手表。　　今日清明，山桃已盛开……下午5：00散步，甚晕。　　那时，“文革”的阴霾就在眼前了。为使修地铁不拆正阳门而去看地基，梁思成当然愿意。可是，日记里仅有的这两段记录，是那样不动声色。　　林洙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当思成听到人们拆城墙时，他简直如坐针毡，他的肺气肿仿佛一下子严重了，连坐着不动也气喘。他又在报上看到拆西直门时发现城墙里还包着一个元代的小城门时，他对这个元代的城门楼感到极大的兴趣。　　“你看他们会保留这个元代的城门吗？”他怀着侥幸的心情对我说，“你能不能到西直门去看看，照一张相片回来给我？”他像孩子般地恳求我。　　“干吗？跑到那儿去照相，你想让人家把我这个‘反动权威’的老婆揪出来示众吗？咱们现在躲都躲不过来，还自己送上去挨批呀？”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忽然，我看到他的脸痛苦地痉挛了一下。我马上改变语气，轻松地说：“告诉你，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那个亲爱的丈夫的健康。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想。”我俯下身，在他的头上吻了一下。但是晚了，他像一个挨了龇儿的孩子一样默默地长久地坐在那里。   城墙的最后拆除（7） 也许没有人能理解这件事留给我的悔恨与痛苦会如此之甚。因为没有人看见他那一刹那痛苦的痉挛。在那一刹那我以为我更加理解了思成的胸怀，但是没有。当我今天重读《关于北京城墙废存问题的讨论》及《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时，我感到那时对他的理解还很不够。如果当时有现在的认识，我会勇敢地跑到西直门去，一定会去的。   度日如年的巴黎之行 就在北京地铁开工建设的前两天——1965年6月28日，梁思成动身出访法国巴黎。　　他此行的身份是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团长。代表团一行7人，赴巴黎是参加国际建筑师协会第八次大会和第九次代表会议。这是1928年与林徽因旅欧考察之后，梁思成第二次来到巴黎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可以想像梁思成此行的心境——　　这一年，巴黎在经过痛苦抉择之后，制订了与“梁陈方案”主旨一致的“大巴黎地区规划和整顿指导方案”。　　这一年，彻底否定“梁陈方案”的拆毁城墙行动，在北京如火如荼。　　而偏在此时，梁思成从北京来到巴黎。　　将古与今分开发展，有机疏散，以求得新旧两利，是“梁陈方案”的精义所在。在北京，梁思成与陈占祥腹背受敌；而在巴黎，这样的规划思想，正理性地引导着城市发展。　　1965年，巴黎政府制定了以“有机疏散”理论为指导的大巴黎规划，预计2000年大巴黎地区人口为1400万人，提出以下措施：　　一、在更大范围内考虑工业和城市的分布，以防止工业和人口继续向巴黎集中。　　二、改变原有聚焦式向心发展的城市平面结构，城市将沿塞纳河向下游方向发展，形成带形城市；在市区南北两边20公里范围内建设一批新城，沿塞纳河两岸组成两条轴线，现已基本建成的有埃夫利、塞尔杰、蓬图瓦兹等5座新城。　　三、改变原单中心城市格局，在近郊发展德方斯、克雷泰、凡尔赛等９个副中心。每个副中心布置有各种类型的公共建筑和住宅，以减轻原市中心负担。　　四、保护和发展现有农业和森林用地，在城市周围建立5个自然生态平衡区。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巴黎市区主? 复活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回忆:城记 第 10 部分阅读 、保护和发展现有农业和森林用地，在城市周围建立5个自然生态平衡区。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巴黎市区主要改建了5个区，其中，在接近市区边缘的弗隆·德·塞纳区和意大利——戈贝兰区建了一些高层建筑。1969年以后，又在市中心进行了一些改建尝试，如整顿马海区，重新进行了圣·马丹运河区和中央商场区的规划设计，建设蓬皮杜艺术和文化中心等。　　在巴黎古城区进行的改建，特别是新建的高层建筑，遭到了市民的反对。巴黎政府从70年代起，开始在古城之外的香榭丽舍主轴延长线上建设新的城市副中心——德方斯，并将新建筑集中在那里建设。　　德方斯区位于巴黎西北的塞纳河畔，距凯旋门5公里。这个新区在　80年代初基本建成，每幢建筑的体型、高度和色彩都不相同。有高190　米的摩天办公楼、跨度218米的拱形建筑，有各种外墙装饰，景观丰富多彩。　　这样的规划布局，使古与今相映生辉，并为城市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缓解了“单中心”城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矛盾，完善了城市功能。　　就在梁思成抵巴黎访问的前一个月，世界各国建筑师聚会威尼斯，通过了著名的《威尼斯宪章》，明确把文物的环境纳入文物的保护范畴。而这些思想精华，梁思成、陈占祥在1950年的“梁陈方案”里早就提出了。　　可是，就在梁思成访问巴黎之时，在北京，“梁陈方案”仍没有躲过批判者的锋芒。　　这一年，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篇研究生论文，仍一如既往地把“梁陈方案”指责为“把旧区撇在一边另搞新中心，实际是在保护文物建筑的借口下连同一切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甚至破烂不堪的劳动人民居住区一起保存下来，由古代的文物建筑来束缚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一个学术方案，就在一篇“学术论文”里，被这样升格为一个政治问题。　　身在巴黎的梁思成，心头是怎样滋味？　　6月29日，代表团经莫斯科抵巴黎。次日，梁思成即感不适，“昨夜一夜不眠，晨出冷汗”。　　7月2日，梁思成出席国际建协第九次代表会议。7月4日，他漫步巴黎拉丁区，身体仍感不适，“在St·Gerine大街旁小坐饮coffee，甚冷……今日甚冷，伤风流涕。”　　7月5日，梁思成出席国际建协第八次大会开幕式，一天活动后，　“已精疲力竭”。　　7月10日，他在日记里写道：　　来Pris已是第十一天了。　　这次出来，深深感到身体远不如前几年了。即使前年在古、墨、巴，身力似还可以。这次出来，巴黎天气之冷，远出预料之外，尽其所有而穿之，还是大大伤风，一周来涕流不止，鼻子都擤破了，好在没有发烧病倒……应明确这是最后一次出国任务了。　　昨天大会虽已结束，但还有一周参观时间。若从我自己想，真想什么都不看就回家，但许多人初次出国，怎能不让他们看看？归心似箭，度日如年。　　7月18日，梁思成一行离开巴黎飞莫斯科。在中国驻苏联使馆，他读了两天《矛盾论》。7月22日，梁思成等从莫斯科起程回国。　　他没有写下任何有关巴黎城市规划的文字。他读《矛盾论》，或是想排解内心的不安。　　1965年确实让人不好受。这一年，英国公布了324个历史文化名城、镇、村，而中国又在做什么呢？　　现在，美国把凡有200年以上历史的城市，均列为历史文化名城。　　前苏联也公布了957个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而在文明积淀深厚的中国，截至2002年2月，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只有101个。不是中国的名城太少，而是被毁得太多。它们不是毁于战争，而是毁于短短几十年的建设。   “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1） 梁思成从巴黎回来后不久，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一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点名批判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引起全国上下一片躁动。　　一时间，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仅仅涉及所有以海瑞为题材的戏剧、文艺作品，而且扩大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各主要领域。　　多年后，人们才清楚地看到，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内的分歧，竟是通过姚文元的这篇文章，通过一个名声不佳的文坛棍子之笔，以批判一个历史剧的面目出现的，而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文化大革命”竟由此引发。　　梁思成被令向吴晗开火。这一对“冤家”的故事被“演绎”到极致。　　1966年4月26日，梁思成完成了民盟中央交付的重任，写出了一篇批吴文章。5月11日，他又受命为民盟通讯写了一篇批判吴晗的社论，感叹道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写这种文章。”　　而在这之前，梁思成只是以旁观者的心态面对这一切，1966年4　月5日的日记载　：“今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是两株大毒草》，看来像是‘总结’性的文章。”　他的确有些摸不准方向。　　《海瑞罢官》是吴晗响应毛泽东的倡议，写的一出反映敢于直言进谏的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的京剧剧本。此剧于1961年1月在京首演，可后来被指为要替彭德怀翻案。　　1962年1月，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致毛泽东的信，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了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话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6月，彭德怀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递交了一封约8万字的长信，详谈了个人历史，要求审查。　　毛泽东对此不悦。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彭德怀的申辩信被作为“翻案风”的一种表现，受到毛泽东指责。在这样的情况下，时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多次对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不同意，后来被“说服”了。　　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是江青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的。整个写作活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除毛泽东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　　这篇文章在《文汇报》刊出18天后，北京各报刊才陆续转载。毛泽东十分不满，更加确认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各级党组织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会议，拟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毛泽东听取汇报后未表示反对，遂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二月提纲》试图将已经开展的批判运动加以适当的约束，限于学术范围之内，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些话后来被张春桥称为是针对毛泽东的。　　与此同时——2月2日，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搞了一份纪要，毛泽东修改了三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个《二月纪要》，即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　　《二月纪要》认定文艺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几乎同时讨论和制定的两个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导倾向是完全对立的。后来，人们才搞清楚，毛泽东支持的是江青搞的《二月纪要》，而不是彭真搞的《二月提纲》。　　毛泽东在1966年3月17日至2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专门谈了这场学术讨论的性质，称吴晗“反共”：“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　　1966年3月底，康生在上海对毛泽东说，彭真查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这是“整到主席头上了”。毛泽东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　宣　部却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　宣　部打招呼呢？《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　宣　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　宣　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　宣　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2） 毛泽东点名批评彭真，认为中央很可能出修正主义，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终于从后台走上前台，亲自指挥这场斗争了。4月9日至1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按照由康生传达的毛泽东讲话精神，批判了彭真的“错误”，撤销《二月提纲》。　　彭真被迫匆忙决定于4月16日在《北京日报》公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及《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在这样的情况下，民盟北京市委对吴晗进行了一场后来被指为“妄图舍车保帅”的“假批判”，梁思成也被卷入其中。　　“‘剥笋’已经剥到市委的领导核心，邓拓和廖沫沙也被批上了。我们不能不天天注视，天天研究。但是，就是跟不上。”当年的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郑天翔回忆起1966年4月中共北京市委的处境，感慨万千。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揭批，林彪在大会发言中毫无根据地把他们　4人定性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诬陷他们要搞反革命政变。彭真的一切职务被撤销。　　5月16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　一六通知》，全面批判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　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文化大革命就这样纲举目张了，大风暴迅雷不及掩耳。　　被林彪污蔑为“修正主义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中共北京市委，土崩瓦解了。　　市委书记彭真、刘仁、郑天翔等7人和副市长吴晗、乐松生等6人分别被扣上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市委20名常委中，有10人被非法逮捕监禁，刘仁、邓拓、吴晗被迫害致死。　　1966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组进入北京市委机关，接手各部门工作。　　8月18日，毛泽东身着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上百万“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检阅游行队伍，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运动。从这天起，至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共8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共一千三百多万人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达狂热程度。　　在“八·一八”庆祝大会上，林彪借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中的话，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号召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　　8月19日，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在北京发起，迅即席卷全国。　　最初，北京有的中学生红卫兵在市内主要街道上张贴传单、标语和大字报，声称“向旧世界宣战”。接着，有更多的红卫兵唱着“拿起笔作刀枪”的《革命造反歌》走上街头，进行集会、演讲和宣传，全市所有街道、胡同、商店、工厂、学校、医院，以及许多日用品中被认为是“四旧”的名称或牌号，一律被红卫兵或单位自动改成“革命化”　的新名，红卫兵们认为，这就是打碎了“旧世界”，建立了“红彤彤的新世界”。　　附北京市东城区部分道路被改名情况如下：（表略，见原书）　　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愈演愈烈。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北京红卫兵“杀”向社会、“砸烂四旧”的行动向全国广播。次日，全国主要报纸又在头版刊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消息。《人民日报》在同一版面还刊登《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两篇社论。这不仅把“破四旧”运动推向全国，而且使北京的“破四旧”继续升级，掀起新的狂潮。　　8月23日下午，北京的红卫兵在国子监、孔庙大院内开始烧毁北京市文化局收存的戏装和道具，并把北京文化界知名的作家、艺术家分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权威”、“牛鬼蛇神”等大牌子，押到焚烧现场批斗。人民艺术家老舍不堪凌辱，次日深夜舍身太平湖。　　自“八·一八”大会之后，仅二十多天，北京市即有11．4万多户被抄家或被迫主动交出各种财物，按当时牌价作价处理的款项达7523　万元；被收存、收购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达万余件，大批珍贵文物被毁　；残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打、砸、抢、抄、抓在北京横行，全城内外一片混乱。　　8月22日，北京市文化局向中央文化部提交“关于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的紧急报告”，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红卫兵提出“破四旧”的口号。8月21日以来，他们要求对本市过去作为文物保存下来的带有封建、反动、迷信色彩的旧物质文化全部打倒，彻底清除（有些已采取了行动），来势异常迅猛。据此，市人民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确定：积极给予支持。凡是合理又能立即办到的，已由有关部门进行清除。但有些涉及今后保护文物的问题，因情况复杂，需要上级领导给予明确指示。现将已处理的原则和不好解决的问题报告如下：   “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3） 一、已进行处理和确定的处理原则是：　　（1）对要求拆除现有古代建筑物上的旧碑匾、旧对联，我们已同意由各使用单位全部摘掉或涂掉，暂时保存起来。　　（2）要求将古建上的彩绘涂掉的问题，我们原则认为可以涂掉。　　（3）要求拆除全市所有佛像的问题。我们意见，除少量有特殊价值的采取封闭、迁移的办法把它们保存下来外，原则上都可以拆除。　　（4）要求清除旧石碑、石刻。我们意见　：需要保存而又能保存的，采取就地埋掉或封闭，一般寺庙和园林内的石碑、石刻不再保存，而由各使用单位自行处理。　　二、几个不好处理的问题：　　（1）现存国子监的十三经碑、孔庙的进士题名碑等，有一定文物价值，需要保存，拟采取封闭或就地掩埋的办法。但由于量多、形体大，施工有困难，又需一定的时间，在来不及的情况下如果群众坚持清除、打碎，或者封闭、掩埋群众也不答应，我们将尽量做解释工作，如果群众坚决要求清除、打碎，我们支　　持群众的要求。　　（2）明十三陵上的石人、石兽和各陵上的碑亦应保存下来，但是量多，形体特大，封闭、掩埋都不好处理，应采取什么办法，如何处理，我们考虑不定，请给予指示。　　（3）北海团城的玉佛、碧云寺五百罗汉、卧佛寺的卧佛、法海寺的壁画，文物价值较大的艺术品，能转移的转移，不能转移的就地封闭。但如果群众坚持清除，解释无效，我们也将支持群众的要求。　　（4）本市个别街道、一些机关门前摆放的大石狮子。有的红卫兵已发布通告，限期清除，我们意见由各使用单位自行处理。　　三、对拆除掉的佛像，又无转移保存必要的，我们认为，可根据不同情况无价调拨给特艺出口部门、金属冶炼部门、稀有金属提炼部门处理。　　红卫兵与“革命群众”们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令人发指。　　1967年1月26日，北海团城承光殿内玉佛阁门锁被砸毁，原玉佛头顶及袈裟泥金镶嵌的红、绿宝石被凿损取走10余处，玉佛手捏宝珠也被砸毁。　　2月下旬，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普查中发现，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天坛、北海及团城、颐和园、明十三陵的古建筑和附属文物均有被变更和损坏的情况，大多是由于管理使用单位在破“四旧”中，自动破坏或迁移的，尤以天坛圜丘墙被损最甚。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被破坏的情况更为严重，圣安寺、卧佛寺、碧云寺、潭柘寺、戒台寺、西山八大处、延寿寺等处佛像已大部被拆除。　　3月22日，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向北京市文化局提出：牛街清真寺无人管理，部分文物被移动，下落不明，须采取措施保护。　　8月11日上午10时许，南苑四海乡太和生产队和义和庄大队金星生产队部分社员赶着大车到东南城角楼拆城砖，下午又有开大卡车拆城砖的人。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派人前往制止，将拆砖人带至建国门派出所，要求处理。　　1969年，北京市城建局批准西城区房管局将白塔寺山门、钟楼、鼓楼拆除，盖成新式楼房，作副食商店用。　　1970年1月23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向驻市直属文化系统宣传队指挥部反映：北京市水产公司、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等几十个单位，为修建防空洞到圆明园遗址拆挖砖石，已有20多天，使圆明园遗址的重点地区，如“大水法”、“西洋楼”一带，遭到严重毁坏。　　4月，明十三陵的石牌坊、永陵的台基石条被人拆走。　　11月24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向驻市直属文化系统宣传队指挥部汇报房山县云居寺塔及石经的现存情况，“文化大革命”的几年中遭到破坏的有：武周长寿二年（693年）“清信女宋小儿敬造碑”浮雕；一佛二菩萨手、面被砸毁；“唐范阳袁方金刚经碑”碑额浮雕手、面被砸　；雷音洞内4个佛石柱的部分石佛面被砸毁，雷音洞直棂窗被砸，洞内　“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残段被扰乱，可能有丢失。9个石经洞中已有6个洞门旁的直棂窗被打破。两座唐代石塔门楣及两侧“金刚力士”的手、面被砸　；北塔自然损坏日益严重。　　1972年3月13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对天坛等18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调查，发现存在大量人为破坏，如明十三陵各陵宝城、明楼砖石被拆走　；姚广孝墓塔被挖掘；潭柘寺砖塔遭破坏　；金代镇岗塔平座外皮砖被剥掉，石制保护标志被砸毁等。还发现使用单位擅自在保护范围内进行施工建设，如五塔寺院内两年盖房六十余间，并在金刚宝座附近设粪池积肥。　　6月15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对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墓情况进行调查。该墓在“文革”初期被拆毁，原有3座墓碑已就地掩埋。　　。。。。。。　　北京市1957年、1960年分别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80项，“文革”中被毁掉了30项；　北京市1958年确定的需要保护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就有4922处遭到破坏。万里长城的精华北京段被拆毁108华里，　城砖被搬走垒猪圈、盖房或铺路。至于古墓葬、碑刻、雕塑、书法、绘画和珍本、善本图书等的被毁、被盗，更是难以计数。仅林彪、江青等人窃取的文物即达三千多件，古书、旧书　万件，字画万件。   “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4） “旧北京市委”垮了，“旧北京市委”的城市规划也垮了。　　1967年1月4日，国家建委下令暂停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执行，明确提出　：“经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研究后初步商定　：旧的规划暂停执行　；在新的规划未制定前，某些主要街道如东西长安街等，应本着慎重处理的原则，暂缓建设，以免造成今后首都建设上的被动；1967年的建设，凡安排在市区内的，应尽量采取见缝插针的办法，以少占土地和少拆民房；今后除了对现有的居住小区进行填平补齐外，不再开辟新的小区。”　　文件还特别指出：“有的部门对于贯彻‘干打垒’　精神认识还很不够，总认为北京是首都，或者片面强调本单位的特殊性而不愿降低标准。”“为了进一步贯彻‘干打垒’精神，建议北京市组织有关部门的设计单位，按照近郊、远郊、城市、农村、工业、民用等不同情况统一制定北京城区的房屋建筑标准，以便各单位据此执行。”　　1968年10月，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被撤销，此后长达4年内，北京的建设是在无规划状态下进行的。在旧城区出现一百多处扰民工厂；四百五十多处房屋压在城市各类市政干管上，造成自来水被污染，甚至引起煤气泄漏，酿成火灾；西山碧云寺风景区由于乱采煤堵塞了泉眼；全市四百多公顷绿地被占；建起来数十万平方米墙薄、屋顶薄、无厨房、无厕所的简易住宅，增加了人口密度，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形成了“新贫民窟”。　　1974年北京市允许各单位在自己的用地内自建住宅，不少单位纷纷在各自的大院内就地扩张，拆平房建楼房，挖小块空地见缝插楼。至1986年北京市政府明令禁止此行为时止，12年平均每年拆房3　万至5万平方米，拆房最多的年份为15万平方米，每年新建房高达70　万至80万以至近百万平方米，12年共新建房屋1100万平方米，占新中国成立后旧城新建房屋总量的一半以上，其中新建住宅700万平方米，占新中国成立后旧城新建住宅的70％。　　由于空院大、密度小的旧房大多是明、清时期留下的王府和园林宅邸，它们分布在旧城中心地区，因此，见缝插楼给北京古城造成灾难性破坏　；同时，城市布局也被搞乱，　　环境恶化，不少地方堵了胡同，断了交通，增加了市政公用设施的负担。　　建筑一旦成为事实就难以更改，“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民族造成的心灵巨创，就是这样直白地刻在这个城市的脸上。   找不到答案（1） 1966年6月，清华大学出现批判梁思成的大字报，称他是与彭真同伙的反党分子，是反动学术权威。此后，各种批斗接踵而至。　　1968年8月27日，在康生等编造的《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中，梁思成被列入“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名单，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11月7日，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革命师生”召开批判梁思成大会。此后，梁思成病情急剧恶化，11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住入北京医院，边治疗边检查思想。　　在生命的最后旅程里，梁思成回想起1950年他与陈占祥提出的　“梁陈方案”，对林洙说　：“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林洙回忆道：　　思成说：“……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指《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1971年底的一个冬日，陈占祥来看梁思成了。　　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陈占祥被送往京郊沙岭绿化基地。　　在两年多的劳动改造期间，他数度站在高高的山顶上，一次次闪过跳崖轻生的念头。　　与他共同被劳改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被划为“右派”的翻译邱连璋回忆说：　　那时，我与你同睡一屋时，你的打鼾声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别人都不愿与你同屋而睡。可我生来不怕鼾声，也听你的鼾声形成入睡的习惯。每当你挨批之后，曾有多少个无眠之夜，听不到你的雷鸣般的鼾声，你在木板床上辗转翻身的吱嘎声，使我也感受到你内心里所受到的委屈确有多重。后来才知道，正是你那些不眠之夜，曾在你的脑海中一霎间闪现过几次轻生的念头。然而，老陈！你终于又挺过来了。　　在他被划为“右派”之后，一家人惶恐度日。5个子女的升学、工作、生活均受影响。　　孩子们问父亲，为什么当年是到英国留学，而没有去延安参加革命？父亲看着他们，满怀歉意：“因为那时中国太穷了，受人欺负，我以为只有科学可以救国。”　　后来，孩子们才知道，父亲那时只知科学救国，并不了解共产党，更不知道延安。　　在沙岭基地的山崖上面，使陈占祥没有跳下去的是他对家人的责任，还有他那未酬的壮志。　　1960年，他终于被从山里放出来。可回到城里，体力劳动仍然等着他。他那双绘图的手已变得粗糙不堪。　　1962年，他终于在设计院情报所理论组当了一名译员。　　他把赖特的名著《未来建筑》、维特鲁威斯的《建筑十书》译成了中文，随时介绍国外建筑期刊中一些有分量的文章，通过各国专利报告收集技术资料，供设计人员使用。　　1963年建设首都体育馆，馆内所有设施——从屋架到滑冰地面乃至扫冰车，都需要参考国外专利报告进行设计。他就跑到中国科学院情报所专利馆去查阅、研究。专利馆的人对他说　：“你是建筑师中第一位到这里查看专利的。”　　拆除北京城墙、填埋护城河、长河改道、高梁河变暗沟等等，令他痛苦万分。他想到了二战时希特勒对伦敦的狂轰滥炸，由于缺水，伦敦市民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烧毁，感叹道　：“应即时保护北京现存这些可利用的水系，不使再被湮没。”　　他隐隐感到前途难卜。在夫人的提议下，1963年，一家人来到中山公园合了影。　　那一天，在故宫筒子河上，他把船划得飞快，引得岸上的人驻足观看。他边划边告诉孩子们，他是在英国留学时喜欢上划船的。孩子们这才知道了泰晤士河上，牛津与剑桥竞舟的传统。　　灾难终于降临。　　“文革”风暴中，凝聚他多年心血的译稿被烧成灰烬；他被造反派从家里抓走，剃阴阳头，“坐飞机”，　扇耳光，吐唾沫；他的藏书被撕毁了，他身上的衬衣被撕成条状……　　一位正直的院领导被毒打关押。　　他回到家中，气愤不已：“太不像话，把人关起来，还不让人吃东西。”　　他边说着边做起了三明治，还调了一瓶奶茶。　　他就把吃的送进“牛棚”去了。这一去就没能回来。　　给他送吃送穿的是他年仅13岁的小儿子。　　每次孩子总是把一包烟偷偷地藏在给他换洗的衣服中。　　一回家，孩子就失声痛哭……　　对与梁思成的诀别，陈占祥作了这样的回忆：　　1971年底，当我去北京医院看望病重的梁先生时，他还鼓励我要向前看，千万不能对祖国失去信心。他说，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对祖国一定要忠诚，要为祖国服务，但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信念。这，可说是梁先生对我的宝贵遗言了。而他正是这样生活的。我敬佩梁先生待人的诚恳和正直。遗憾的是最后我连参加梁先生的追悼会的机会都没有……在那个难忘的寒冬日子里，梁先生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情真意切地向我说　：“占祥，这几年，多亏了林洙啊！”   找不到答案（2） 1972年元旦，梁思成听完了《人民日报》社论，对林洙说：“台湾回归祖国的一天我是看不见了，等到那一天你别忘了替我欢呼。”林洙的泪水夺眶而出，紧紧攥着他的手说　：“不！不！你答应过我，永远不离开我。”　　这一天，梁思成在他的日记本上留下最后一行字：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1月9日，梁思成与世长逝，终年71岁。　　在他呼吸万分困难，与死亡作最后搏斗的时刻，他对女儿梁再冰说：“我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一定能胜利……”　　4个月后——1972年5月24日，梁思成的好友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在阔别中国25年之后来到北京。　　在他们到来之前，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乘专机抵北京访问，这是来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位美国总统。费正清为促成尼克松此行建立了功勋。　　“对于我和威尔玛　来说，1972年重返北京仿佛是我们毕业40年之后的一次同学的聚会。”费正清回忆说。　　在这次“同学的聚会”上，费氏夫妇见到了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周培源、陈岱孙等30多年前梁家茶座上的老朋友。可是，他们再也看不到梁思成了，仅仅因为迟到了一百多天。　　在中方安排的晚宴上，费正清致辞：“我们对中国有深厚的情感，很高兴能够回来访问。遗憾的是，这次回来，我们失去了一半的中国！我们最好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都已经去世了，他们在我们的心中就等于中国的一半，可是，这一半，我们永远地失去了！”　　那个时候的北京城，城墙已被基本拆尽，到处都在挖防空洞，费正清深感茫然：　　对于40年以前的老北京，我们可以说了如指掌，虽然导游一直不停地邀请我们去参观新地铁，但占据我们脑海的仍然是那些古色古香的旧建筑。北京的旧城墙现今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两座城门幸免于难，看到这种景象，威尔玛的脸上现出了无尽的感伤，旧城的原形早已不复存在……这种惨痛的结局或者由于局势失控，或者由于领导者的无知。在城外的新建筑物下，我们意外地发现了明代修筑城墙用的巨砖，古人留下来的建筑遗产就这样化整为零了。　　今昔对比最强烈，也最令我们感到凄惨的要数我们过去在东城区居住过的住宅了。前院和下房住着我们过去的5个仆人，盘绕在正厅过道顶上的翠蓝紫藤萝架后面就是我们的后院，现在，这两座庭院已显得破败不堪，几乎与贫民窟一般无二，里面杂居着老少三十几口人，既没有鲜花，也没有菜畦，我几乎认不出它了。我过去用过的三间书房现在由我们的老房东金氏夫妇的儿子和媳妇居住着。这里的居住者大都是公职人员。北京的人口已经增加了好几倍，所以才出现今天这样的结局。　　在我们从前的庭院里，我们还看到了通贯附近地区的防空洞入口处的封盖，每户的防空洞都是该户居民自己挖的。后来在前门商业区，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令人惊讶的景象，商店中的地板被掀开，下面露出了深达二十几英尺的楼梯，里面有装有电灯的盥洗室，整个结构像是急救站，我们来这里时，里面传出悦耳的音乐，还焚着香。怪不得我们在街上见到那么多的砖块、沙堆和U型水泥拱门，原来是为修筑这些防空洞准备的，那些水泥拱门肯定是架筑在砖墙上的拱顶材料。全北京市民一直在挖防空洞备战，以防苏联的入侵。居民们的士气一定非常高。但实际上，这是杞人忧天，劳民伤财的一件事，既不实用又非常危险。防空洞的宽度可以容两个人并肩而行，他们虽可能使人从战火中逃离，但也可能把人们活活埋葬。直到1976年 复活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回忆:城记 第 11 部分阅读 险。防空洞的宽度可以容两个人并肩而行，他们虽可能使人从战火中逃离，但也可能把人们活活埋葬。直到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的确是个不祥之兆）之后，中国的挖洞风潮才告结束。不久毛泽东便离开了人世。　　对这次北京之行，费正清作了这样的总结：“仿佛做了一场犹如温克尔式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