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晚清映像》 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晚清映像 第 1 部分阅读 《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晚清映像》 写在前面的话（1） 文/沈弘 自十七世纪以来，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家、画家和探险家便逐渐开始渗入中国的内地。从那时起到至二十世纪初，凡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民党围剿苏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等，都有西方人的现场目击报道和大量的图片、文字资料。除此之外，那些来华的西方人还特别关注对中国地理、地质、动植物资源、建筑、考古等各方面的考察，以及对中国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社会各方面情况的探索，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要刺探中国的机密，以及调查中国的市场和人文地理，也是为了试图沟通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 西方人撰写有关中国的书籍，内容涉及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教育、宗教、民俗，以及各个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许多这样的书至今仍被束之高阁，难得有人问津。尤为珍贵的是这些书中含有无数张插图和老照片，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生动而直观地记录了中国近现代的那段历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相关中文近代史资料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空缺。这些图片资料的数量极其庞大（数以千万计），它们向我们展现了清朝和民国初这几百年间颇为绮丽壮观的中国历史长幅画卷，全方位地反映了清朝和民国初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直观而生动地再现了旧中国的历史原貌。 首先，这批图片资料集中反映了西方人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中国人文地理的独特视角。由于这些书的作者大部分都是汉学家、在华外交官、旅行家、建筑师、摄影师、探险家和传教士，有的甚至是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成员。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和用照片记录下来的北京风貌，往往是同时代中国作者所看不到和无法记录的。例如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在其回忆录中就用近百幅照片记录了慈禧太后召见七国公使夫人进宫、清廷皇族公主们回访，到美国公使馆做客，以及她与北京各界妇女进行的交往和互访，对于中西方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障碍有极其生动的描写。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丁韪良在其回忆录中也用图画和照片真实反映了清末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尤其是早期京师大学堂的情景。随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诸多西方记者更是以画笔和照相机为工具，用无数张图片真实地记录了八国联军从天津一路打到北京的全过程，其中对于八国联军如何从北京城墙一个涵洞攻进京城，在城里展开的巷战，试图用野战炮和云梯敲开了紫禁城的一道道大门，以及在故宫里举行耀武扬威的阅兵式等画面和镜头，全都是极其难得的真实史料。 由于申奥成功和举办人文奥运的宗旨，北京市目前十分重视恢复历史名城的原貌，计划要在2008年之前保护、修复或重建故宫、永定门、圆明园、恭王府、皇城四合院和胡同等一系列京味的古迹。但是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文资料中的图像和文字信息比较匮乏，大量的相关信息，尤其是老照片和图片，往往都藏于西文资料之中。所以正在被修复的历史古迹，如北京的恭王府和圆明园等，是否能够真正还原历史的原貌，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对西文相关资料的发掘和研究。因为在许多西文书中，作者们都自觉地用照片的形式介绍他们于清末民初在北京的家庭和社交生活、北京城里和近郊的旅游景点、庙宇建筑，以及各个时期的北京城区、郊区和周边地区的历史地图。而这些往往是中文史料所欠缺的。 出于传教、经商和学术研究等不同的需要，上述西文书的作者们对于中国的民俗、礼节和尊孔、祭祖等礼仪怀有浓厚的兴趣。例如在宁波出生，并于1912—1914年间在北京大学任英文教师的英国人燕瑞博在《北京生活杂闻》一书中用一百多幅照片记录了北京城里的各种小贩、胡同居民、当铺、餐馆、妓院、城墙，以及京剧、女子装束打扮等珍贵的历史镜头，并且对北京的土话和迷信做了详细的介绍。为了更好地让西方人了解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的社会风俗，总部设在上海的在华传教士组织广学会的编辑秘书华立熙特意撰写了《神秘莫测的中国礼仪》一书，对于晚清的穿着、仪态、人际交往、婚丧嫁娶，以及吉日良辰等均做了详细的描绘，忠实记录了十九世纪末的众多礼仪习俗。它就像一面镜子那样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中的民俗风情，至今仍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北京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国际大都市，其文化史的研究决不能只局限于中文的资料。 清末民初，许多在华外国人直接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例如赫德长期担任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傅兰雅作为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处的翻译，编译了大量的科学教科书。清廷在创建水师、训练新军，以及创办煤矿、铁路、电报、邮局和其他各种实业的过程中都雇佣了不少外国人。就连民国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和张作霖等军阀政府的首领也全都雇佣了外国顾问。这些外国人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有着第一手的见闻，与清廷和民国的官员和各方面的人士均有深入的交往，而且他们往往著述甚多，对于中国走向共和这一历史进程的几乎每一件重大事件都有深刻而直观的文字和图片记录。 写在前面的话（2）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这些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的图片和文字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1。它们大多是现场的目击报道，属于第一手的原始资料；2。它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观点和看法往往跟中文史料中的观点和看法相左，这就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照物；3。它们所报道的一些事件和中国社会生活的细节往往是中文史料中的盲点，是别处找不到的珍贵史料。例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为了要弄清中国水师的新式兵船，特意通过其商人在广州以中国人的名义秘密购买了一艘与满清水师中最大型兵船同一类型的大船“耆英号”，以打　　渔的名义驶到公海后即改变方向，经好望角开往伦敦，对其构造特点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之后该船又从伦敦驶往纽约。作为从中国到达英国和美洲大陆的第一艘海船，无论从近代史的角度，还是造船史的角度，它的图片都可谓是极其珍贵的资料。4。西方人关于中国报道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往往也是同时期中文史料所不能企及的。 在西方国家，人们对于这样的图片资料非常重视。在许多地方都有专门的图片资料图书馆；在很多大的图书馆中也有专门的图片资料收藏。然而在中国国内还没有相应的机构。有关老照片的收集和研究尚处于一种“玩票”的业余水平；由此造成了一系列尴尬的局面。众所周知，多年来中国慰安妇和其他受到过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人士在日本打官司输多赢少，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像老照片这样的确凿证据。即便是堂堂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圆明园学会和中国长城学会等专门的研究机构也拿不出多少跟各自研究领域相关和有分量的历史照片；甚至当文化部决定要拨出数亿元人民币来重修恭王府时，人们这才发现，急需用作修复建筑参考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的王府老照片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而严格说来，西文资料中这类的图片数量还是相当多的。虽然现在如杭州市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等许多单位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纷纷派人去国外找有关中国的老照片。但实际上，这些老照片在国内的图书馆中就可以找到许多，只是人们对于身边的这些珍贵资料尚未加以关注和重视而已。 本书中所包含的老照片和其他图片资料只是笔者近几年来所收集到的中国老照片的一小部分。为了收集这些图片资料，作者曾经访问了国内外的许多大小图书馆，并且得到了那儿的工作人员、朋友和学生的帮助，其中最值得感谢的当然就是笔者所在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同样需要感谢的是本书的编辑张剑和美编邱衍庆，以及《中国科学探险》杂志社。没有他们的鼓励、帮助和支持，此书也是难以问世的。 谨以此书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2005年1月6日 图像的力量 文/雷颐 摄影是工业社会对大众生活最有影响的发明之一，其触角从宏大的社会、政治场景一直伸展到普通人生活的最私密部分。它将稍纵即逝的种种影像摄取、封存，作为历史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受到空前的重视。它甚至还能通过人物无意识的瞬间表情，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正如瓦尔特·本雅明在《摄影小史》中所说：“我们即便能顺畅而大概地描述人类如何行走，却一点也不能分辨人在一秒瞬间迈开步伐的真确姿态是如何。然而，摄影有本事以放慢速度与放大细部等方法，透露瞬间行走的真正姿势。只有借着摄影，我们才能认识到无意识的视象，就如同心理分析使我们了解无意识的冲动。” 或许，正是由于摄影有如此“魔力”，人们曾以恐惧的心态看待这项能够见证历史——进步与邪恶、文明与野蛮、萌生与毁灭——的发明。本雅明还提到，摄影术在法国发明不久，德国的一家小刊物曾愤恨交加地要求及时对抗这项来自法国的恶魔技艺，认为“要将浮动短暂的镜像固定住是不可能的事”，“非但如此，单是想留住影像，就等于是在亵渎神灵了。人类是依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任何人类发明的机器都不能固定上帝的形象；顶多，只有虔诚的艺术家得到了神灵的启示，在守护神明的至高引导之下，鞠躬尽瘁全心奉主，这时才可能完全不靠机器而敢冒险复制出人的神圣五官面容”　。 尽管曾遇强烈反对，摄影仍不可阻挡地迅速普及，甚至刷新了现代人对世界的认知、感知方式，其传播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虽与其他来自异域的工业文明一同被视为“奇技淫巧”，但面世不久就进入了近代中国。所以近代史研究与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有丰富的影像资料供有心者研究，虽然这方面的“开发利用”现在还远远不够。当然，首先拿着相机的“拍摄者”是西方人，而对象、即“被拍摄者”是近代中国的种种“行状”。当然，外来者总有外来者的眼光，这种眼光与“猎奇”不无关系。但反过来，“被拍者”却也可藉此反观自身。因为“身在庐山”有时反而难识自己的“真面目”，一些“我们”自处其中的风俗、礼仪习以为常，认为“理该如此”、“天下”都应如此，因此习焉不察，更不觉得有“记录”的必要。正是外来者的新奇目光，把近代中国的许多方面“定格”下来，使“往事”并未如烟随时光消逝。 北京大学沈弘教授中西学俱佳，多年致力于“西方人记录的近代中国影像”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在中外图书馆潜心悉心、孜孜石乞石乞，所藏甚丰。他将零星搜集来、非常罕见的影像汇编成《晚清映像——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形成“整体性冲击”。更为难得的是，这些图片都附有详细的文字说明，恰如本雅明所说：“相机会愈来愈小，也会愈来愈善于捕捉浮动、隐秘的影像，所引起的震撼会激发观者的联想力。这里，一定要有图说文字的介入，图说借着将生命情境做文字化处理而与摄影建立关系，少了这一过程，任何摄影建构必然会不够明确。”本书中详细的图说使一幅幅历史画面更具内在联系性，这种“图文并茂”使读者对近代中国的感受、理解更加直观、生动、强烈。 面对这些图片，人们不能不百感交集。或许会感到古国文明的厚重，一种文化自豪感油然而生；或许会感到旧文明的蒙昧，痛惜自家文化的愚陋；或许会为烽火夕阳中传统的衰落感伤落泪，或许会为一种新文明旭日东升般的兴起振奋激动…… 或许，应如斯宾诺莎所言，面对过去时“不必赞许，不必惋惜，也不责难；但求了解而已”。 最初的印象 殷勤好客的杭州人 难忘钱塘潮 除了杭州的城墙和西湖的风景之外，给丁韪良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还有钱塘江的潮水。对于后者，《花甲忆记》中也有一段专门的描述： 杭州湾的特殊构形造成了一种罕见的海洋现象，即钱江潮——潮水雷鸣般地涌入钱塘江，它所掀起的浪涛看上去就像是一道水墙。加尔各答的胡格利河潮汐也许更加有名，而芬迪湾的潮位更高；然而钱江潮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以致在十月份潮位最高的时候，当地的执政官员们会向它磕头烧香，因为他们相信潮水预示了海神的降临。　（见《花甲忆记》第113页） 过了好多年之后，丁韪良在《中国的觉醒》一书中再次提到了钱塘江的潮水威力之大，竟能把一条鲸鱼送到了杭州城外： 可别小看了杭州城外的钱塘江，那可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七八年前，有一条巨大的鲸鱼在这条江的入海口处搁浅。教士裘德生博士——之江大学的校长——亲自跑去观看了那个场面，并且向我仔细描述了当时情景。他估计那条鲸足有100英尺长，尾巴已经被当地人割走了。解释这件事情就必须要提到一件事实：这个漏斗状的海湾潮位出奇地高。每月两次，初一或十五的时候，太阳和月亮的吸引力出于同一方向的时候，海水便咆哮着冲向岸边，形成了潮汐。胡格利河以及芬迪湾的潮汐或许也就不过如此。钱塘江大潮不仅摧毁船只，就连深处的那些庞然大物也无法抵御它不可抗拒的推动力。　（见《中国的觉醒》第23页） 丁韪良在中国前后生活了六十二年年之久，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接触了从乞丐到皇帝等社会各阶层的人，翻译和写作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其见识不可谓不广。但杭州和西湖的印象却始终深深地铭刻在了他的头脑之中。在他后来所撰写的文章和论著中，丁韪良还时常怀着留恋的心情回忆起当年初探杭州城的那段冒险经历和西湖风景给他留下的美好印象。　　（沈弘/文） 来者通名 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解除了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禁令，新教各教会传教使团在中国的势力得到迅速扩张。新教传教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总结罗马天主教在华传教的成败经验，开始认识到要想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劝说人们信奉基督教，首先必须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礼仪。为此，总部设在上海的广学会编辑秘书华立熙特意撰写了《神秘莫测的中国礼仪》一书，对晚清的穿着、仪态、人际交往、婚丧嫁娶，以及吉日良辰等做了详细的描绘，忠实记录了19世纪末的众多礼仪习俗。本文摘取该书一个章节的内容，对于西方旅行者来到中国后，拜访当地官员所应遵守的一些礼仪细节和注意事项做一番简略的介绍。 凡是来中国的西方旅行者，无论他们是传教士、商人或其他人，下船后都必须从他们本国设在中国开放口岸的领事馆里获取一个登记证明，以及允许他们到内地旅行的护照，以便在旅行时能受到当地中国官员的保护。由于这种护照是给中国人看的，所以它们必须用中文来书写。而西方人的姓名若是音译的话，必然会十分拗口，不仅让中国的百姓难以记住，而且在过关卡时，守关的中国士兵也难以辨认他们的护照。这就要求西方人最好能起一个跟自己名字发音相近的中文名字。例如著名美国传教士给自己起名为“丁韪良”，另一位美国传教士Gilbert　Reid的中文名字为“李佳白”，而1907年来到中国的英国画家T。　Hodgson　Liddell则自称为“李通和”。这样，他们在跟中国人打交道时，由于起了地道的中国名字，双方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晚清的中国文人除了名之外，还有号，所以为了能更好地融入上流社会，有的传教士也有自己的名号。丁韪良的别号为“冠西”，据说这还是恭亲王得知这位美国人精通中国典籍以后亲自为他起的雅号。 拜访前的准备 西方旅行者在到达目的地或是中途要停留的地方以后，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以便及时递交自己的证件，以及解释自己来此地的目的。这就迫使他要了解一些相关的中国礼仪，以及注意事项。如果这位洋人不懂中文，他就必须带上一个合格的翻译；即使他能说汉语，最好也带上一个可靠的中国仆人或朋友，以便能应付某些方言的翻译，或者应答一些官员通常要问外国人的问题。 拜访者应该穿上他最好的礼服，也就是他在自己国家去拜访一位官员所应穿的那种衣服。有时候西方人来到中国后会选择穿中国服装，然而这个问题在礼仪上并不重要。穿着民族服装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无可厚非的。但这儿也有一个小诀窍，即客人穿过膝的长衣服往往可以从主人那儿获得更多的尊敬，因为在晚清的中国，只有那些常年做苦力的乡下人才总是穿短褂的。所以拜访者应该尽量注意这一点，尽管穿长衣服可能会给行动带来不便。 在拜访官员之前，最好先写信告知；如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送一张名片就足够了。主要是询问一下大人在预定那一天是否有空接待客人。中国的官吏很少有上午在家的，所以拜访的时间最好是定于下午的三四点钟。送信的仆人会带回一张附有官员回话的名片。假如是寄信的话，回信中也会夹着一张官员的名片。 见面之前 如果愿意的话，拜访官员的西方人也可以走着去。但是按照严格的中国礼仪，他应当坐有两三个轿夫抬的轿子去，或是乘当地式样的马车去，而且陪同的仆人要穿长衫和靴子，并头戴饰有流苏的帽子，手捧拜访者的“护片”。在快要到衙门的时候，仆人先赶到前面去向守门人通报主人的到来，并将护片递进去。守门人接过护片之后，便转手交给另一位仆人让后者去通报。拜访者的轿子进了衙门之后，穿过几个院子，在一个紧闭的大门前停下来。拜访者依然坐在由轿夫抬着的轿子上，直到从大门里出来一个仆人，对客人说“请进”。假如主人不想见客，就会借口“不在家”，而让仆人直接对客人说“挡驾”，其原意就是“让马车停下来”。 假如主人确实愿意见客，关闭的大门就会敞开，轿子就会被抬进宅门和更里层的屏门，一直来到二堂，官员很可能就在那儿等着客人。但假如主人不想对客人表示出太多礼遇的话，屏门也许就会一直关着，这样的话，拜访者就不得不下轿，跟着仆人走进客厅。而主人往往不一定会等在那。所以这扇门的敞开或关闭暗示着主人是否态度友善或怀有敌意。 所有县级以上的衙门都要经过四重门，才能抵达官员居住的那个院落。开在街面上的第一道门称做头门，第二道是仪门，第三个是带有门的大堂，第四个是宅门。再进去就是屏门，紧接着是二堂和被称作“花厅”的客厅。 倘若主人的官衔为道台，拜访者的轿子是不能进入大堂的；若是知府，轿子会停在宅门外面；而有时即使主人的官衔只不过是知县，轿子也不能被抬进屏门。但拜访者的身份有时会打乱所有这些例行的安排。如果客人的身份高贵，或是主人为了表示尊敬，他就会在二堂里等候客人的到来，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在花厅。 行礼客套 入座攀谈 在大家入座之前，主人会在每一个茶几上摆上一杯茶，客人们会拱手表示感谢。当仆人为主人放好茶杯时，客人就会假装要用双手来帮忙，主人就会从座位上欠身，做一个制止的姿势，嘴里一边说：“不敢，不敢。”沏好的茶并不是要立即就喝，然而交谈随即便开始了。拜访者若是跟主人已经熟悉，便会说“今日又来吵扰”，而主人则回答“客气劳驾”。如果客人中有一个新来者，跟主人熟悉的那一位就会介绍说：“某某先生最近刚到，专程前来拜访您。”主人会答：“不敢，不敢。”拜访者如有要事相商，此时便会开门见山地提出来，同时说些感谢大人对居住在当地的外国人提供保护等奉承话。对于拜访官员的西方人来说，下面这几点尤其值得引起他们的特别注意： 1。拜访者一定要像摄影师所要求的那样“面带微笑”，而且在跟主人说话或回答主人问题时不能笑得太过分。 2。说话时嗓门不能太响，而是音量应该有所控制。 3。对于西方先进机械装置的宣传不能过于露骨和夸大，最好是先等到主人提起这个话题时，再开始进行介绍。 4。对于中国各种制度和方法的批评，尤其是对于官员腐败的抨击，不宜太公开和直接，因为这很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 5。当说话者提及自己时，应避免直呼姓名，而应自称为“兄弟”。对于主人也不能直接以第二人称“您”相称，要委婉地称他为“阁下”，假如对方的官衔高于知县的话，就要称“大人”。在说到中国时，拜访者应尊称“贵国”，而说到自己国家时，则应说“敝国”。 6。正式的拜访不宜时间拖得过长，因为官员一般都被认为是公务缠身，如果要找一个借口离去很容易，可以推说主人一定很忙，不敢再多打扰。 7。客人“直视”主人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跟主人谈话时，拜访者的眼光一般只停留在对方的胸部，只是偶尔才抬头看一下他的脸——凡是过于放肆的举止都应该避免。 8。在跟不太熟悉的人谈话时应小心谨慎，以防有失检点；跟熟人交谈时更应注意谈吐，以免冒犯对方。要时刻牢记：言多必失。虽然言者无心，但听者会有意无意地将其加以夸大和曲解。 9。假如主人会说英语，那么谈话就应该用英语进行，这样就可以省去许多繁文缛节。 请茶送客 主人若认为谈话时间已经够长了，他就会说：“随便请茶。”这是一个暗示客人应该告辞的信号。反之，如果客人急着要走，他会首先对主人说“请茶”。但假如客人在听到主人请他喝茶时，还有事情尚未办完，他就可以忽略这个暗示；但主人若是命令仆人给客人进挽茶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信号。客人必须长话短说，或者打住话头，立即起身告辞。然而在有些情况下，主人显然不想急着让客人走，而只是撤换杯子里已经凉了的茶；这样的话，他自己就会滔滔不绝地谈个不停，并且在还没说完时就命令给客人换一杯新茶。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全凭拜访者自己的观察和理解来加以判断。但应该记住，换新茶是一个拜访该结束的信号。 在喝茶时；客人要用双手捧起茶杯，随着主人的动作把茶杯送到嘴边，跟着他抿一两口茶，在主人放下茶杯的同时也将茶杯放下。客人在品尝了茶之后应说“叨扰”之类简单的客套话，然后起身告辞。主人与客人互相拱手，与此同时，仆人会去把轿夫叫来。主人会引导客人走过好几重门，来到停轿子的地方。客人走在主人的前面，每到一个门的时候，就试图要阻止主人再往外走，嘴里说“请留步”或“岂敢”；主人会回答“应该的”或“您太客气了”。到了停轿子的地方，主人和客人又一次打拱。客人从旁边跨过轿子的抬杠时，要注意不让背脊朝着主人，在做最后一次拱手前说“再会”，接着就坐进轿子被人抬走。 客人若是走路回家的话，他在门口与主人告别时，必须弯腰面对主人，徐徐而退，然后再转身离去。倘若是坐马车，客人要先请主人回身，然后才上车。但假如主人客气的话，他就会留步看着客人上车，然后主人和客人互相拱手作别。但如果主人年事已高，或是官衔很高的话，客人在门口告辞以后，要先走一段路以后再上车。 在拜访总督、巡抚一类高官时，轿子不应该一直抬到里面，而是应该下轿，一路走着进来。他也不应该当着官员的面上轿，而应在门口分手之后，徒步走到停轿子的地方。 不同等级的官员们都可以使用轿子，但他们轿子的颜色和抬轿的轿夫人数有所区别。只有皇帝才可以坐由十六个轿夫抬的轿子；直系亲王的轿子由八个轿夫抬，行省的最高行政首领也可以坐由八人抬的轿子，但除了重大场合外，一般不这么做。更低一级的官员可以坐四人抬的轿子，而官衔低于知县的在职官员，只能由两个轿夫来抬，有时候会有第三个轿夫作为替补。 高官的轿子用绿布覆盖，外国公使按照条约的规定与中国的道台平级，所以他们的轿子也可用这种颜色。道台以下的小官吏和外国侨民一律都用蓝布覆盖。普通供出租的轿子盖布是黑色的，并饰有红色条纹。抬新娘的婚轿则总是大红颜色的。　　（华立熙/文，沈弘/编译） 洋街坊的杭州日记（1） 洋街坊的杭州日记（2） 1月17日，星期一 我跟着多德先生去拜访目前在杭州的各位传教士。发现这儿的传教士们都很和蔼可亲。全城被一条长达十二英里的城墙所环绕，杭州的城墙有十个城门和七个水门。 1月18日，星期二 打开了行李并整理好我们的房间。我们的传教使团占据了皮市街上的一幢中式建筑，这条街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鞣皮工和鞋匠。传教使团的隔壁就是一个鞣皮工场。在整理完房间以后，我们想跟倪维思博士交换房间，但遭到他的谢绝。他被长期派驻山东省，目前他是临时在杭州教授一个神学班的学生。 1月19日，星期三 我们开始跟一位杭州的教师学习汉语。经过长时间讨论之后，决定采用威氏汉语读本，该课本由英国外交官威妥玛所编写。我发现最初的几课十分沉闷和单调；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练习一张表格中的发音。但是我们受益于倪维思博士的经常劝导和建议。 1月20日，星期四 前晌学习汉语，下午跟倪维思博士一起散步。他带我去了大街，那条街只有十至十二英尺宽。我看到了许多新奇而陌生的东西。在城隍山上，我们走进了一个很大的寺庙。在那儿我第一次看到了人们拜菩萨。 1月21日，星期五 跟昨天一样。倪维思博士整个早上都在上课，而下午经常在城里长时间地散步。我们的长老会传教使团是于1859年首次在杭州开张的。当年倪维思夫妇在两个本地助手的陪伴下于4月8日从宁波来到了这儿。在六和塔附近住了两个星期以后，他们终于在城隍山上租到了房子，那儿他们一直住到5月10日。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们于7月1日抵达杭州，仍然住在城隍山上。可是中英之间的战争迫使他们在经历了两个月的动荡之后又回到了宁波。现在杭州的气候十分宜人，在城隍山上尤其使人感到心旷神怡。 1月22日，星期六 对于一个新的传教士来说，今天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日子……我和多德先生早上九点出发去大约十英里之外的萧山办事，随身带上了枪，以便能打野味。我们走路来到钱塘江边，乘免费的渡船来到对岸，再换乘用水牛在泥浆地里拉的牛车。然后我们走路来到西兴，在那儿再换乘一条脚划船去萧山，并及时赶到那儿跟中国内地会的尼科尔先生共进午餐。下午三点，我们开始返回，但那位船夫的手脚很慢。我们付了他二百四十个铜钱作为路费。从西兴我们沿着江岸的石堤走。我们看见石堤下面远处有成群的野鸭，但天色已晚，我们没时间去追逐它们。急忙赶到码头之后，我们发现已经没有牛车带我们越过那段泥沼地。我们花了一块银元雇四个人将我们背过泥沼地，来到用竹竿撑的渡船处。这是我第一次坐这样的渡船！多德先生在渡船上向乘客们讲道。我一句也听不懂。当地人似乎赞同他的说法，但这只是礼貌而已。我们到达对岸时，天刚刚擦黑。紧赶慢赶，我们终于在城门关闭前进了城。回到家时，我们又累又饿，但为我们不必因城门关闭而被迫睡在露天感到庆幸。 莱昂的描写虽然质朴无华，看不出有什么鲜明的价值取向，但却引起了我心中的强烈共鸣，因为十四年前，我作为国家公派的联合培养博士生只身赴英国牛津学习进修时，也曾有过不少类似的冒险经历和感受。而且当时我也像他那样，逐日写下了身边的这些琐事。如今拜读洋街坊的这本《1870年杭州日记》，怎能不使我感到分外的亲切？　（沈弘/文） 江边的白河城 参观造纸作坊 旬阳县 第二天我们在旬阳县这个小城的前面登了岸。这个县城坐落在一个离江岸有一段距离的高地上，周围全都是崇山峻岭。从江边望上去，那县城就像被分作三层，就像三个圆形的舞台，其形状颇似一个式样独特、呈半圆形的露天剧场。 另一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是停泊在城前江岸上的船寥寥无几；总共加起来也不过一打左右。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大部分船只都隐藏在一条环城的小河（旬河）里，因为汉江在流经这个地方时水流特别湍急。船的航行也非常困难，我们不得不在纤绳的牵引下把船停在上游很远的地方，并且靠划桨的方式渡河；然而湍急的水流又将我们卷到了下游，然后再靠纤绳的牵引才使我们把船停好。 分层次建在一座小山上的县城并没有展现出任何与众不同的东西：房屋都很小，有三个墙被刷成粉红色的寺庙，一座建在山顶的宝塔，在城市的中央还有一个郁郁葱葱的小树林。 很少有人从城里出来看我们，因为县城离汉江还有一点距离，而且必须要穿越旬河。那些来看热闹的都是些粗鲁的人；他们取笑我们的鼻子，并且管我们叫“洋鬼子”。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要进城去，正在这时，有人劝阻我不要去，说有位信使要给我们带信件来，所以叫我再等一等。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这儿没有电报，但中国的消息传播还是那么的迅疾。例如，我不明白人们怎么知道，一位来自汉口的信使带着要送给我们的信件和包裹居然会到达了这儿？这可能只是个假定吧？但是中国人的口气却很肯定：“信使马上就要到了，他离这儿已经不远了。”信使送来的信件原来是从俄国寄出，再由汉口那些热心的同胞们加急转送来的。在中国并没有邮政系统；所有加急的官方信件都是由信使通过驿站的快马层层传递的，有时候同一个信使要带着邮件走很长的距离；然而他所传递的银两和信件都可以准确无误地到达目的地。那些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向我保证说，信使们是值得信赖的，从来没有过邮件丢失或送错的先例。 我们在船上给信使发了赏金，并让他把我们写好的信件再带回去。 兴安府就在江的右岸，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它的城墙，在城墙的后面还可以看到许多寺院的屋顶；在兴安府的后面还有一些远山耸立在树林和一些光秃秃树干之上。远远望去，那些光秃秃的树干酷似一根根的立柱。 汉江的河床变得很宽，我们把船停在了城市的对面，即汉江的左岸，从附近村庄来的一群中国人围住了我们这条船。兵勇们将人群驱散，而后者在说话的时候丝毫没有显示不满的情绪。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十八岁的年轻人，面目清秀。他问我们是否卖“外国眼镜”，也就是双筒望远镜，以及想要知道我们做买卖的商品种类。人们向他解释说，我们根本就不是商人；他对此表示十分遗憾。我建议为他画一幅肖像画，他很爽快地同意了。当这幅肖像画快要完成的时候，人群中有人对他喊了一声；他非常激动地突然起身，对那张画连看都没看一眼，就跳下船去。我想他可能想起了什么事情，人们只是为了某件急事才叫他的名字，所以我也不再为他感到担心，他的肖像画几乎已经完成了。 突然间，他又出现在我的面前，但却在转瞬间变得气势汹汹，他不再是那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而变成了一个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疯子。 “把我的画像交给我！”他声嘶力竭地喊道。“拿来，快把那幅画拿来交给我，我要那幅画，我要拿走。” 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尴尬的场面? 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晚清映像 第 2 部分阅读 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尴尬的场面，但我不想失去那张放在船舱内的肖像画。那年轻人趁我不注意，一头闯了进去，正要伸手去拿那张画时，我成功地抓住了他的手；这时那个哥萨克人像老鹰抓小鸡一样用胳膊夹住他，把他拎到了门外。 哥萨克人把他放在了船的甲板上，正好碰上了船主，跟他进行了一番神秘的交谈，在那之后，年轻人似乎渐渐镇静下来，下了船，消失在人群之中。 我后来问船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回答说是那些看热闹的人使那位年轻人感到害怕的，因为他们告诉他，如果他的肖像画留在洋鬼子的手里，那么他将必死无疑，年轻人问他怎样才能躲避死亡。“我安慰了他几句，他就安静下来了。” 谜底终于得到了解释。人们在自己的肖像画完成后对于死亡的恐惧，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欧洲的一些民族之中。在中国，我已经给人画过好几幅肖像画，然而还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事。 兴安府 我们的船一直停泊在兴安府的对岸，等待官府的船到来，直到一位衙役前来询问我们是谁、有多少人和要到哪儿去。他想知道我们是否就是他们已经等了好久的那些外国人，他还想知道我们总共有多少人，以便能为我们准备住宿。 我们要他传达对于地方官员的感谢，并且告诉他，不用专门为我们准备住宿，因为我们并不想在城里面逗留。不一会儿，我们的同事们也赶来了，跟我们一起渡江到了对岸，在那儿有一大群粗鲁和凶猛的人试图袭击我们的船，我们不得不停泊在离江岸比较远的地方，以免搁浅。 到今天拿着一把雨伞在兴安府的街上散步为止，我离开圣彼得堡已经整整一年了。中国的兵勇们在我的前面驱赶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以便开出一条路来。马图索夫斯基想要测绘一张这个城市的平面图，而我想在城里面走走，画一些最有趣的建筑。天上不停地下着毛毛细雨，没有雨伞的话根本就无法工作，我的那些新朋友非常热心地来帮我的忙。他们搬来了他们的椅子，并且帮我在头上撑着阳伞，或是用他们的雨伞为我遮雨。 兴安府是由两个特征明显的城市所组成：旧城（旧界）更靠近江边，而新城（新界）则离汉江更远一些。我沿着用石头砌成、维修得很好的城墙顶上绕旧城走了一圈。我没能访问那个在中心建了一座漂亮宝塔的新城。 回到船上以后，我又发现那儿密密麻麻地围了一大群人，但是比起城里那些人来要显得更加安静和恭敬，无疑这有赖于衙役们的努力。我发现有一位老衙役长得很像拿破仑三世。他精力充沛，办事干脆利落，几乎可以说是独当一面；谁要是第一个靠近那条船，他就会往你身上泼一勺水，要是再这么做的话，那么棍棒就会像雹子般地落在身上，或者揪住辫子，拖到衙门里去。 这与我在石泉县碰上的那位穿着非常华丽的中国人不同，他是一位“大人”。中国的下级官吏对于自己的上级官员们都是这么称呼的，并不说出他们的名字和官衔。这位地方长官和穆斯林抓住了我的手臂，说了几句客套的话。他请我上他家去喝茶，并请我画张速写，留个纪念，同时还要送我两盆花作为礼物。当我回到船上的时候，那些花已经送来了，半个小时以后，那位官员还亲自带着他七岁的女儿前来对我们进行回访。 他以前是兰州府的官员，那个地区是我们前往哈密必经的地方，过去一直忙着镇压叛乱，但今天终于可以过清闲日子了。　　（皮亚赛特斯基/文　沈弘　/编译） 大婚前的演练 在北京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从公主府到皇宫的一段路程被选中，道路中央被填平，并撒上了一层新的沙土，这些沙土表示皇室的黄｜色。在举行婚礼前的一个星期当中，那条路段每天早上都有一次运送被“洋人们”称作“trousseu”（新娘嫁妆）的婚礼行列。但经过打听，有人解释说这些都是从中国各地送来的贺礼。而且由于所有这些贺礼都被送进了皇后未来所要居住的内宫，这儿有位女士用苏格兰方言中的“plenishing”（给房屋安装设施）这个词最贴切地描述出了这些婚礼行列的真正性质。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有官员、旗人、兵勇和身穿红底白斑长袍的皇家轿夫们（我不知道他们的中文名称是什么）排成长长的队列来运送这些结婚贺礼。这些结婚贺礼囊括了各种各样的物品：有些是庞大的橱柜，有些是小巧的玉盘，还有椅子、高脚酒杯、花瓶、洗手盆底座和各种金银器皿。那些小型的物件都是放在黄｜色的桌子上抬着的，但必须都被缚住。它们是用黄｜色或红色的丝带缚住的，这是一种皇家和婚礼的色彩组合。为了能欣赏到这些皇家内宫的日常用品，北京的居民一大早就出来，在沿途两旁驻足观看。有一天早晨，由于运送的物品要比平时更为贵重，所以婚礼行列天还没亮时就出发了，结果使后来出门想看这些东西的人们大失所望。有人解释说，只是为了防止意外，即害怕北京的痞子们半路冲出来，抢了这些东西就跑。 另外一个吸引观众们的项目就是轿夫们对于抬皇后新娘花轿这个中国婚礼中最重要的部分的演练。皇家轿夫们之所以要演练，是为了抬花轿时能更加平稳，轿夫们换杠的时间更加迅速。据说为了测试抬花轿的平稳程度，特地在花轿里放了满满一瓶水，看瓶子里的水是否会溅出来。每当宣布要演练抬轿的时候，人群就会聚集起来看花轿，但在这种时刻花轿绝不会出来，抬轿演练总是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进行的，以便能避开围观的人群。 这种对于皇家婚礼行列的演练表明，至少从其外表而言，这种壮丽景象也是值得看的。假如说看不到皇帝和皇后，民众们至少可以见识一下皇室是如何的气派和辉煌。人们注意到，在沿途两旁和通向那条街道的每个街口都竖起了竹栅栏，最后在那些栅栏上又蒙上了蓝色的布和垫子，以便阻断人们的视线。经过打听，有人说这是管这些事的官员为了不让民众看到婚礼行列而布置的。除此之外，清廷还将请求发给了各国驻京的公使馆，要求每一位公使禁止自己的公民在15日或16日上街去看婚礼的行列椪飧銮肭笳欣锤髦指餮某靶ΑＨ嗣亲匀灰剩偃缋褚堑募苹肥等绱说幕埃钦饷锤焕鎏没实幕槔裥辛杏直硌莞茨兀课抑烙猩偈巳肥悼吹搅嘶槔裥辛校俜绞墙谷魏稳斯劭凑馓趼废呱系幕槔裥辛械摹Ｓ屑柑豕放苌狭四翘酢盎坡贰保坪趺挥腥硕源烁械皆谝猓运抵挥姓庑┕泛徒稚系谋旅怯行壹ち苏獯位始沂⒌洹？ 大婚白天的故事 10月16日是预定要举行婚礼的日子。虽然我有很多偷窥皇家婚礼行列的计划，但仍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清廷送到公使馆的请求似乎更增加了不确定性。有人向我提出了两三个冲破这种封锁的计划。最终我接受了一位跟当地传教士有联系的女士的邀请，后者在中国人中结交了很多朋友，并发现紧靠主要街道旁的一家店铺可以由她支配。在讲述那天晚上的故事之前，我必须讲一下在白天发生的事情。 两个金匾被送到了新娘的住所。这些是她的证书，在普通的婚礼中通常是用彩笔写在红纸上的，其中包括新郎、新娘的姓名和其他的一些称号。在这次婚礼中，这些金匾便成了把新娘提升为中国尊贵皇后的文件。大约下午四点的时候，送新娘花轿的行列离开了皇宫，穿着绮丽华贵衣服的蒙古亲王和蒙古首领们走在这个行列的前面。排行第五的亲王和一位姓林的天朝命官负责操办婚礼的礼仪。蒙古亲王的手里拿着一个中国式样的白羊毛披肩带，它是皇帝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众所周知，它就跟皇帝本人一样的神圣，因此赋予了这次婚礼行列最高级别的礼仪。走在队伍前面的还有三十匹披有黄金和其他黄｜色饰品的白马。队伍行列中主要包括了绣有龙凤、颜色各异的旌旗和很高的三重华盖。在很高的木杆上还悬挂着圆形、方形和心形的扇子。在木杆顶端的“金瓜”是另一种皇帝权力的象征。队伍的后面部分是代表皇权的华盖或万民伞，它们的形状就像是释迦摩尼的光环，但却是三重的。跟随在华盖之后的是皇后的新娘花轿。它完全由黄｜色的绸缎覆盖，轿子的顶上有一个像皇冠一样的金顶，花轿上到处装饰着龙凤图案。花轿上看不到粗俗的珍珠和黄金饰物，相反，它的整个装饰效果显得既质朴又贞洁。正因为这花轿队伍的朴实无华，我听见别人说，跟中国其他的皇帝婚礼相比较，这次显得寒酸。从理论上来说，这是新郎送花轿来把新娘抬到自己的家，是中国所有婚礼的规矩。花轿会一直放在新娘的家门口，直到她被花轿抬走为止。这也是中国婚礼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通过花轿的公开展示来赋予婚礼的合法性。回来的新娘花轿行列跟去时是一样的，其区别就在于新娘坐在花轿里，这一点虽然人们看不见，然而却是至关重要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在回来的路上，会有人举着金匾走在万民伞的前面，使得金匾与万民伞和花轿形成同一组行列，在它们的后面会有一支雄壮的骑兵队伍殿后。几天前在皇宫附近也出现过一些色泽鲜艳的黄｜色马车和轿子，据说那些都是皇室女眷们的，但这些马车和轿子在那天晚上都没有出现在婚礼行列之中。在队伍的末尾，夹杂在骑兵中间，有两辆普通的北京骡车，它们据说是用来装载新娘的普通奴婢的。有四五个皇妃要在第二天早上送到皇宫，所以这些骡车也许是为了接送她们和她们的仆人的。但这也反映了这儿婚礼的法规，因为这些妃子不是跟皇后一样从皇宫的南门进去，而是必须从北面的一个门进宫。 入夜后的偷窥（1） 中国的婚礼是一长串的礼仪，读起来冗长无味，要经受这些礼仪肯定也是冗长无味的。婚礼的最主要部分就是，在新娘到达新郎的家之后，他们俩会坐下来，一起喝一杯酒，他们的两个酒杯是用红丝带连在一起的，并且还要在喝酒的时候互换酒杯。还有喝茶和重复吃各种食品的礼仪。最重要的一点是新郎和新娘要在一起拜天地，而妾或妃子是从来也不会跟新郎一起拜天地的。新郎新娘还要一起拜祖宗。大摆酒席和跟亲戚家的互相拜访要持续许多天。皇帝的婚礼在细节上几乎跟普通的婚礼相同，只是在一两个地方有所区别，这主要是由于客人的官衔和地位所造成的。 要了解北京和中国的婚礼，最好让我来描述一下人们是怎么试图偷看新娘婚礼行列的。据说这个婚礼行列要在午夜时分离开公主府，这样就可在凌晨两点之前到达宫内，因为过了两点进宫，就会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有关婚礼的一切都是根据吉利或不吉利的概念来进行安排的。在结婚之前要对新郎新娘的八字仔细地研究；等一切准备完毕之后，就要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于是一个精通此道的占星术士便成为所有婚礼中最重要的人物，在这次皇帝的婚礼中自然也不例外。结果新娘的婚礼行列是在晚上十一点，或十一点之后某个时间，从公主府出发的。我们这些人在晚上十点左右来到了预定地点。我们一行共有四人，包括一位女士、一个急于想看新娘花轿的小姑娘，以及作为我们向导的一位中国老太太。这个店铺是一个简陋而肮脏的鸦片馆。这种看上去很不起眼的状态正是我们安全的希望所在。 这个鸦片馆位于一条狭窄街道的街角，并在这条街上有一个后门，可以不经过在通向那条婚礼行列所要经过的大街的街口处所建的栅栏就可以走到街上。虽然如此，但我们对于它离栅栏那么近仍然感到有些担心。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悄悄地进入了那个鸦片馆，没有被人看见。我看到那儿已经有了很多人，但他们都很友善，而且对于领我来的那位喜欢冒险的女士十分忠诚。我们来到了鸦片馆的后院，因为在前面还有许多正在抽鸦片的顾客。当我们用小茶杯喝茶的时候，不时地可以看到那些鸦片鬼从后门出去。最后我们被带到了鸦片馆的前面。在我们穿过后面房间的时候，那儿有两三个人平躺在席子上，正忙于抽那可以镇定神经的鸦片。他们对我们连看都不看一眼。我们来到了前面那个幽暗的房间里。那儿的窗户是由糊在木制窗格上薄薄的一层窗纸所组成的，我们用手指在窗纸上戳一个洞，就可以从里面向外窥看，而且只要有月光的话，就能够看清楚外面的一切。 街上零零落落地挂着照明的灯笼。有一些八旗兵或营兵勇——他们的服装几乎相同——零零落落地站在街上，由于所有的店铺都已经关门，所以街上显得空旷而凄凉。这令我想起了镇压巴黎公社起义期间，巴黎街头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街上除了士兵空无一人的情景。大街中央新修筑的那条路当天上午刚撒过了一层新的黄沙，使它看上去能有表示皇室的色彩。在我们与这个严密把守的大街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纸，况且在这张窗纸上还有些洞，这令我着实有一种怪异的感觉。　我们可以听到街上正在执勤的兵勇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其中有些兵勇就坐在我们的窗户下面。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持寂静，要说话只是用微弱的吐气声来进行耳语。可是令我们大惊失色的是看见有一位八旗兵来到了鸦片馆门口，并推开门走了进来，他进门时衣服碰到了我的身体。他目不斜视地径直向后面房间走去。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这些兵勇白天已经在街上站岗多时，没有时间来抽那些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鸦片，都已经压抑不住他们的鸦片瘾了。一看到这个鸦片馆，就不顾一切地冲了进来。鸦片馆里的人解释说，即使他偶尔发现我们在那儿，也不会去报告的，因为他在执勤时进鸦片馆来抽鸦片是犯法的，他绝不会冒泄露自己的危险去举报我们。结果果然如他们所说，其他兵勇们在那天晚上也曾进来抽鸦片，但在进出大门时似乎都低着头，经过我们身边时都不想看见我们，或是被我们所看见。那些兵勇们对于这个鸦片馆十分熟悉，因为有许多兵勇前来光顾。当一位官员带着骑兵前来巡视街道情况时，他问我们窗前的那些兵勇，他们有没有阻止人们向街上窥视？当那些兵勇大声回答说没人“胆敢如此放肆”时，屋里的人全都哑然失笑。 后来，骑兵们来得越来越频繁，人数也越来越多；最后，到了快要十二点的时候，新娘婚礼行列先头部分终于出现在大街上。那些白马、旌旗、高高的华盖和扇子在幽暗的光线照耀下，显得惨白和鬼影憧憧，因为月亮躲到了云层的后面，似乎它已经听说了不许窥视的禁令。尽管如此，那“惊鸿一瞥”也足以撼人心魄。婚礼行列并不算太长，然而那些服装和家具堪称精美绝伦。 首先是一位骑在马背上的亲王，紧接着是四十八匹带有黄｜色缰绳的白马，牵马的人都穿着猩红色的长袍；那些身穿猩红色长袍的鼓乐手们没有吹奏他们的乐器；三十二面旌旗和四十八面扇子（巨大的圆形扇）；两顶黑色的华盖；两个白色的假人、六个黄｜色的假人、六个红色的假人、两个蓝色的假人、两个用刺绣锦缎做成的黄｜色假人和192盏灯笼（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由身穿猩红色长袍的人举在手中）；在马上的恭亲王显得英俊潇洒，他身旁有一个四杠大轿；这个轿子呈金色和黄｜色，由十六个身穿猩红色长袍的轿夫抬在肩上，另有十六名轿夫手持杠棒，走在轿子的旁边，随时准备替换正在抬轿的那些轿夫（在这个轿子里显然坐着皇妃）。大约有一百名官员穿着他们的朝服，骑马跟在这个轿子的后面；另有两百名左右的官员徒步行走在婚礼行列之中。婚礼行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百盏装饰有双喜字样的红灯笼。然后是举着的金匾，后面跟着华盖和新娘花轿，在这个轿子里坐的是皇后。新娘花轿的旁边有一个手持焚香的人。此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滑稽的角色，即给新娘逗乐，使其不至于过于悲伤的人—然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花轿没有任何的窗口，而且坐在里面的新娘也是蒙着头的。原来这是一位天文学家，或者说是占星术士，因为他的官衔是“钦天监监正”。他手中的焚香上刻有标记，以表明时间的流逝。无疑他是在计算婚礼行列的前进速度，以便能在一个预先计算好的“吉时”到达皇宫。 入夜后的偷窥（2） 新娘的婚礼行列仪式刚刚结束，鸦片馆的门口就聚满了那些刚才参加了礼仪演示，现在想要进来过一把瘾的鸦片鬼们。但在打开大门之前，我们就悄悄地回到了后院，在喝了一杯茶之后，我们便离开鸦片馆，回家去了。此时北京的街道上已经寂静无声，空空如也。　　（威廉·辛普森/文，沈弘/编译） 看不见的葬礼 灵柩出城 城外的辞别（1） 从城里出来的送葬道路大多是下坡路，道路两旁都是小土丘，因此从亭子那儿可以把送葬行列看得非常清楚。打头的是一队穿着现代军装的长矛轻骑兵，装束齐整，举止得体；接下来是由仆役们用手牵着，成一列纵队的小矮马；再后面就是一大群身穿猩红色绸缎衣服，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的仆役，大约有几百人，他们是轮换着抬灵柩的仆役。 紧接着又是另一队长矛轻骑兵，在他们的长矛上飘扬着红色长条旗，后面跟着马枪骑兵。他们属于皇家禁卫军，身穿有红镶边的灰色军衣。后面又有一排排穿着红衣服的仆役，举着绿、红、紫、黄等各种颜色的旌旗和低垂的绸缎条幅。那些举着鲜艳旌旗的仆役行列没完没了，似乎他们把皇宫里的旌旗全都搬出来给已故太后送葬了。 再往后是一个奇异而庄重的场景，三匹排成一列纵队的白色小矮马分别拖着三个装置在四轮轻便马车上的轿子。在我身后有人解释说，这些是慈禧太后最喜欢的轿子，那些白马也是她的宠物。后面跟随的其他白马身上都有黄｜色绸缎饰物。这个小矮马组成的队列行进时缓慢而又悲怆，此情此景令人为之动容。 接下来是来自戈壁滩的高大骆驼，满身绒毛，体格壮硕，就像是远古时期的怪物。它们成二列纵队，行走在道路的两旁。它们背负着用黄绸包裹的搭帐篷　的必需品，因为这个送葬行列在到达清东陵之前要走整整五天的路程。这一队行列是多么具有东方色彩！首先是披着黄绸、色彩鲜艳的轿子，然后是白色小矮马，而现在则是高大而威严的骆驼。这情景离我们的时代是多么的遥远，而且又是多么的原始。 一时间，送葬行列中出现了一个空隙。接着又有一群穿着红色衣服的仆役，杂乱无章地在我们面前经过。路中央有一个模样怪异的家伙，嘴里正在嚼着一大块面包。在一些穿黑衣服的官员走过去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空隙，之后还是杂乱无章的仆役队伍。接着突然出现了两顶用金黄｜色绸缎装饰，并由轿夫抬着的轿子，还有一些相当欧化的现代葬礼花圈，然后又是一个空隙。 刚才被经过的马匹和骆驼粪便弄脏了的路面现在又由仆役们打扫干净。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前面的只是开路的仪仗队，因为后面的队伍一时还看不见。 但是在远处土丘之间的下坡路上很快就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旗帜。猎猎红旗映衬着天空，一排排的骑兵向我们走来；更多的黄｜色轿子自上而下地过来，在这些轿子后面，闪烁着一团耀眼的金黄｜色火焰，体积大得吓人，而且离地面很高。慈禧太后的灵柩非常缓慢地向前挪动着，方形的灵柩上顶着一个偌大的金球，而且是用一块边幅很宽的织锦罩起来了。它被一百多个轿夫用长长的竹杠抬着，高高地耸立在他们的头顶上，以威严而庄重的方式向前移动。早在一个半小时之前，太阳就已经升起，使得那个灵柩上的黄｜色绸缎就像是天上的一道燃烧着火焰的金色河流。我首次意识到这种黄｜色是代表皇帝的颜色。以前我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黄｜色，像太阳那样灿烂和明亮。那金色的灵柩前面有数百面黄｜色的旌旗作为先导，那些旗帜被人们用红色和蓝色的旗杆高高地举在空中。在阳光下，这支马队的到来类似于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敬神仪式，就像要下葬的是一位神祗。 一队护送灵柩的长矛轻骑兵经过了我们的看台，后面是马枪骑兵和其他静穆地徒步行进、手里没有拿旗帜和锣鼓的其他士兵。接着来了一大群身穿飘逸的长袍和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的仆役。他们的后面是一批身穿紫红色长袍，上面有象征长命百岁，用金线刺绣着“寿”字。这些人也手持黄旗。到处都是一片黄｜色的海洋，有无数方形或圆形，上面绣满了龙凤的黄、绿、红、蓝等各色旌旗。在其他浩瀚如云的轿子、小矮马、旌旗和丧旗的后面还跟着一大批身穿深黄｜色袈裟的喇嘛和尚，他们分别来自西藏和蒙古。 最后，一大批清朝的高官走上前来。他们身上只穿着黑色的丧服。他们的官帽上摘掉了表示官衔的饰物，即红珊瑚和蓝宝石顶子，以及孔雀羽毛。他们是大清王国最高层的官员，其中包括了亲王、御史和大臣。所有的人都带着哀悼的神情从我们面前经过，衣着质朴，就像老百姓那样，身边都未带随从。 庞大的灵柩现在已经离我们很近，距离地面很高，这个用黄｜色织锦覆盖着的庞然大物像一团火似的燃烧，闪耀，发光，释放出明亮的金黄｜色。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代表中国皇族和只有皇帝才配穿戴的黄颜色，任何人如果僭越违规是要杀头的。它由一百多个轿夫抬着，缓慢地向前移动。它前进的行程是如此的困难和复杂，恰似这黄澄澄的灵柩是一沉重的纯金块，其柩衣也好像是用金属，而非织锦制成。在阳光下，它显得像是一道金色的瀑布。在这个皇家的金黄｜色灵柩中居住着一个以蓝凤凰与红花为象征的造物。沿路的士兵们全都持枪致敬，外国公使的警卫们也都向灵柩敬礼。现场像死一般的寂静，连一下锣鼓声都听不见。站在土丘上那成千上万的人们也都静穆无语。就像一位女神正从他们面前被抬过，其灵柩一摇一晃，庄严地向前挪动。 有一位喇嘛用小木鼓敲击出了轿夫们抬灵柩的步伐节奏，木球击打着羊皮，在令人抑郁的寂静中发出一种冰冷和阴沉的声音。 城外的辞别（2） 看台上所有的西方来宾都站起身来，脱掉了他们的帽子。那个庞大的灵柩就这样在我们的面前经过，那蓝色的凤凰在柩布上翱翔，红花在鲜艳的金黄｜色绸缎上怒放，交织出一种斑斓的色彩。灵柩顶上的金球像太阳一般放射出光芒，那黄｜色的绸缎流光溢彩，耀人眼目。 慈禧太后就是这样辞别了人世，这位奇妙而可怕的女皇。在其老迈灵魂的驱动下，她跟现代世界展开了一场悲剧性的决战。然而她也有足够的勇气来启动新时代的改革。正是她于1900年命令野蛮的甘肃将领董福祥攻打欧洲驻京公使馆。　然而，她最终还是召来了她最痛恨的西方文明。这个女人只要一皱眉就会令总督们心惊胆战，一微笑就会给他们带来荣耀和财富，一生气就会使他们身败名裂。 人们把她抬出了北京的城门，并且穿越过灰色的土丘。这位一生充满传奇，不顾忌任何事物和任何人，其意志即是法律的女人，如今已成了一具冰冷和枯萎的尸体。她是神圣和古老理念的最后一位代表，当另一个新的黎明降临在这个已经成为世界未来一部分的奇妙王国时，上述理念就已经随她一起死去了。 我长时间地注视着西太后的灵柩，直至它消失在远处的一个拐弯处——那金黄｜色的巨大绸缎柩衣，那皇族的　尊贵荣耀，那像太阳一样发光的闪耀金球。 我深信随着慈禧太后堕入湮没无闻的冥世，眼前这一切也成为了神圣皇权的一个葬礼。这种神圣皇权据信由上天授予天子皇帝，使之成为万民顶礼膜拜的半神半人。虽然我因这个浪漫神圣皇权梦想的破灭而眼眶里含着眼泪，但一想到现代的新思想正在把这个信息传播给亿万刚脱离愚昧和黑暗的人民，使他们从内心感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天神，我的嘴角便又露出了一丝微笑。　　（亨利·博雷尔/文，沈弘/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