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权》


技术赋权 第 1 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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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赋权》

    1。译者序（1）

    《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以下简称《技术赋权》）是郑永年教授撰写的一部解释互联网如何影响了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著作。***这部著作以英文撰写，以期向西方世界解释中国的互联网政治。东方出版社决定将其译成中文，希望其中的观察能够对中国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引导国家与社会积极地利用互联网技术来推动中国政治的进步。译者现对此书的大致内容和特点以及相关信息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技术赋权》：内容及特点

    （1）互联网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

    中国读者对郑永年教授的熟识，大多通过其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的专栏。作者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几乎深入到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外界观其特色，大多不明在这庞大的研究领域背后的真实线索。事实上，郑永年教授的学术兴趣在于研究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并且所有其他领域的问题分析视角大多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进行切入的。国家与社会在不同的问题领域中互动，从而造就了不同的行为体（ctor），作者对这些行为体的角色（role）进行准确定位，从而构建了其学术分析和时评分析的基本框架。

    《技术赋权》就是站在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上来写作的一部著作。作者在这本书中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互联网究竟如何影响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围绕着这个核心主题，全书七章分别从不同的部分对这个核心问题展开回答。

    在第一章中，作者进行的是历史回顾和文献回顾。作者先回顾了“科学”与“民主”在中国近百年来的演变和分野，阐释了中国近百年各政治力量一直追求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并接受“科学”为富国强兵的手段；而“民主主义”则为“民族主义”所取代，成为建设强大民族国家的精神动力。随后，作者回顾了中国研究领域里的三类著作，它们分别是：研究后**时代国家…社会关系的著作、研究技术官僚政治运动的著作和研究中国媒体改革的著作。在回顾了这些著作后，作者分别指出了它们在解释中国互联网政治上的不足。作者在第一类文献中又做了两个归类，即互联网对国家进行赋权的观点和互联网对社会进行赋权的观点，前者包括劳伦斯·莱斯格（lwrencelessig）、詹姆斯·博伊尔（jmesboyle）、香提·卡拉希尔（shnthiklthil）和泰勒·鲍尔斯（tylorbos）等人；后者包括迈克尔·切斯（michelchse）和毛文杰（jmesmulvenon）、杨国斌、埃里克·哈维特（erichrwit）和邓肯·克拉克（duncnclrk）等人。最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四个观察，为全书的铺开阐明了自己的理论观点。

    在第二章中，作者先将民族国家建设理论和信息技术联系起来，并阐述了为什么展信息技术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出“科学的思维观念”是如何以“技术民族主义”的方式影响了近百年来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从而推动他们利用科学技术来建设民族国家。信息技术的展在这种背景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作者随后列举了许多表格来证明这种展。这种展反过来催生了一个信息社会，这个信息社会使得国家和社会都受益，国家开始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开启了“电子政务”等一系列工程；社会精英则利用信息技术大大拓展了商业经营水平。当然，信息技术的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展，也导致了中国网络抗争政治的兴起，这些集体行动的原因，针对的是**和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在这里，作者借用了社会抗争理论的观点，来解释国家塑造的过程如何引了集体行动。最后，作者总结道，正是互联网的这种双重功能，开启了国家和社会在互联网公共领域内的互动，从而为后续几章的内容奠定了背景基础。

    2。译者序（2）

    在第三章中，作者先从国家内部的角度进行分析。作者明确指出，无论是分析国家还是社会，都必须对它们进行分解式研究，因为即便同样是在国家或社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不同的问题领域，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作者在对国家进行的分解式研究中指出：中国领导层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它不得不实施有效的政策来推动信息技术的快速展；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控制、监管和最小化由新技术带来的政治风险而不至于伤害到政权本身。这两种任务在多数况下是冲突的。作者进而对中国互联网的监管机制和控制机制分别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并列举了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最后，作者对监管机制和控制机制如何挥作用以一些例子进行了阐述。

    在第四章中，作者先就互联网如何影响了威权主义政权的民主化回顾了相关文献，并列举了乐观的观点及悲观的观点。随后，作者就西方民主国家背景下，互联网如何影响了公民参与进行了文献回顾，同样列举了两种矛盾的观点。接着，作者就信息技术、集体行动与政治自由化的关系作了解释。在其中，先对政治自由化和政治民主作了区分，随后，在信息技术和集体行动之间，提出了“事件”的重要性，并就这些概念和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探索。作者在本章中提出了四个假设，来探索互联网如何帮助集体行动的组织者克服了各种不同的困难来制造挑战政权的事件，并对这四个假设一一进行验证。这四个假设分别是：（1）信息技术提供了信息空间的新资源，使得个人能够在数字化的公共领域内形成共同体，并对这些共同体进行赋权来参与政治；（2）信息技术减少了潜在挑战者组织化的成本，增加了国家压制基于信息的社会运动的代价；（3）信息技术为体制内的改革派领导人提供了一个获得社会力量支持的渠道，造成体制的碎片化，并从而为政治自由化创造了条件；（4）互联网使得挑战者和政权之间可能形成一个“持续性互动”，即一个事件或一连串事件，并因此持续推动政治自由化。最后，作者得出了三个暂时的结论，即（1）信息技术使得社会群体有可能起新形式的集体行动；（2）通过向集体行动的组织者提供手段来制造事件、使事件“多事件化”，或利用一个事件制造另一个事件，信息技术促进了政治自由化；（3）在中国，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有着其局限。

    在第五章中，作者先回顾了信息技术对公民参与影响的相关文献，指出了信息对公民参与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提出了集体行动成型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需要有“社会资本”（或“信任”），或如西德尼·塔罗所说的“共享的理解和认同”，集体行动进而由丹尼斯·琼（dennischong）所说的“公共精神”（publicspirit）所驱动。随后，作者分析了中国的“数字鸿沟”并没有阻碍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并且，互联网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极高的信任度。社会群体频繁使用互联网对公共事务进行讨论，民众认为，通过使用互联网，他们能够更好地参与和理解政治，并对政府的行为有更多的权。与此相反，民众对公共机构缺乏信任，从而使得民众借助信赖的互联网来对不信任的公共机构施加压力。最后，作者展示了四个案例，来阐释民众如何利用互联网来对公共机构施加压力，并迫使当局作出调整。

    在第六章中，作者继续从社会群体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有些集体行动失败了，而有些集体行动成功了，作者认为，社会群体采取的互动战略非常重要。作者借用了阿尔伯特·赫希曼（lberthirschmn）的分析，明确了网络行动的三个主要类别：“退出”（exit）、“呼吁”（voice）和“忠诚”（loylty），并认为，在社会群体采取“退出”选项时，集体行动将遭遇失败，而采取了“呼吁”选项时，社会群体就能够和体制内的改革派领导人联手改变不合理的旧政策，推动变革。最后，作者用了几个案例来证实这一观点。

    3。译者序（3）

    在第七章，也就是本书最后一章里，作者提出了全书的一个终极问题：信息技术是否能够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作者先就政治变革的核心——政权变革作出了解释，同时对中国政治精英的政权变革观念作了分析；随后，作者阐述了三种政权变革的方案，并讨论了信息技术在各种方案中的可能作用和局限。在分析了以上内容后，作者认为，从渐进的政治自由化中生变革是中国更为现实的政权变革方案。其结果是政治自由化与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改造。这也就是作者在本书中所要回答的问题的最终答案和所要得出的结论。

    （2）构建一种政治学的分析

    作者一直以来都认为，西方的社会科学从15世纪以后开始展到近代，出现了马克思、韦伯等等，建立起一个宏大的体系，后来慢慢地展进入微观研究，而中国在宏大体系上还没有走过，就直接跑到了微观，这是“见树不见林”。郑永年：《中国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心太急》，原载《时代周报》，2011年9月29日，转引自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第203页。这种“宏大叙事”的缺失，导致了对中国许多问题的分析仅仅停留在一个受到时间和地点限制的框架内，一旦具体的被分析事项生了变化，所有的分析就要推倒重来。作者试图在这部著作中，对互联网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建立起一种政治学的分析。这种政治学的分析，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经受不住考验。作者最后没有为本书再写一个新的序，就是认为他对这一领域的政治学思考基本没有变化，而依然保留了其原来的观点。超越简单的政策分析思路和简单的二元对立思路，正是经典著作得以脱颖而出的原因。在当下中国受到热议的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极佳的例子。法国大革命之后，对这场革命进行研究的著作不计其数，但是大多数都是站在阶级对立或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评判。托克维尔的分析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正是因为他的眼光跳出了简单的阶级分析视角，以一个更加宏大而超然的角度来观察法国大革命生的原因。因此，任何对于此类作品的评论，如果仅是从政策和细节的角度批评，或是脱离了作品建构的写作基础和论述的环境，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因为这些评论和它们所批评的对象相比，完全不是在一个平台上交锋，从而失去了评论的意义。

    马凯特大学（mrquetteuniversity）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康勉（brrettmccormick）曾经为《技术赋权》一书写作了一个书评，并对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如果你只有时间来阅读一本有关中国互联网的书，那么这本简明扼要且可读性极强的书将会是一个好的选择。”thepolicystudiesorgniztion，reviewofpolicyreserch，volume17，no。1（2010），pp。89…91。麦康勉对这本书的详尽评述基本涵盖了本书的特色，不过在其提出的批评意见上，译者认为与此书所要论述的话题并不在一个平台上。麦康勉认为此书未能够就不文明网络暴行的兴起进行讨论，例如“人肉搜索”，但是在译者看来，此书写作的背景设定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而“人肉搜索”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和问题，还没有进入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领域中，即便是国家也没有采取相对应的措施来针对这一行为。相反，对这一问题讨论较多的是学界、思想界和媒体界，因此，这一问题在本质上还是“社会的”，在本书中不进行讨论是无可厚非的。

    因此，政治学分析的框架就是要超越一时一地的现象，通过剥离现象及现象之间的关系，探索出事物背后的本质和相互联系的逻辑，并使得这种观察能够经受住新的同类现象的检验。我们不难现，许多成书于几十年前、上百年前，甚至是上千年前的著作，对今天依然具有极大的启意义，就是因为这些著作的作者站在了一个超然的高度进行一种规律的解析。《技术赋权》的英文原作出版于2004年，当时盛极一时的互联网现象还是博客、bbs、聊天室等。今天，信息技术的展已经日新月异，手机的上网功能已经大大提高和普及，微博、微信、飞信等新事物已经逐渐使旧的互联网产品黯然失色，并以各种新的“网络问政”方式继续深深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展。然而我们会现，作者在书中的观察不仅没有过时，而且随着这些新事物的展进一步得到验证和巩固，因此，这就是《技术赋权》一书的价值所在。

    4。译者序（4）

    二、从《行为联邦制》到《技术赋权》

    这是译者为郑永年教授翻译的第二本书，第一本为《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东方出版社，2013年4月版。***结合之前译者翻译的另外一本书，译者试图将二者做一个类比分析。虽然这两本书的写作年限间隔较长，并且基本属于中国研究的不同领域，但是从这两部著作的写作特点中，还是完全能够看出作者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思路，译者现就以翻译这两本书的感受为途径，尝试分析其在政治学著作写作中的特点与风格。

    （1）解释中国

    “解释中国”端于郑永年教授在普林斯顿求学期间，成熟于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并通过近几年媒体对其的若干采访而为中国读者所知晓。参见郑永年：《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解释中国而不是改造中国》，原载《南风窗》，2011年7月6日；郑永年：《中国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心太急》，原载《时代周报》，2011年9月29日；均转引自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可以说，在这两部学术著作中，“解释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什么是“解释中国”呢？就是先要知道中国生了什么，任何对中国现象的深入分析，必须先要了解这一点，并从经验中提升出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其次是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经验来比对中国，更不能轻易套用从西方经验中得出的理论和逻辑来解释中国生的现象。在学术史上得享大名的著作，都先是当代最好、最为深入的时评作品之一，它们无一不是在对当时当地的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分析。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马克思的‘阶级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都是通过考察当时西方社会，把社会现实概念化、抽象化的结果。”郑永年：《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解释中国而不是改造中国》，原载《南风窗》，2011年7月6日，转引自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第185页。

    同样，“解释中国”并不意味着要抛弃西方的经典著述。相反，我们应当看看西方的经典著述是如何通过观察西方社会的实践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观察结果的。简之，就是要注重理论和逻辑提炼和产生的过程，而非仅仅重视其结果。例如，作者在文中所采用的西德尼·塔罗（sydneytrrow）的观察，就比照的是其如何观察并“指出了商业出版媒体和社团及社会化活动新模式的展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参见第二章）。此外，对于一些普适性的观察，或至少是在对中国经验进行观察后，现也可用于解释中国的，也可以大胆采用。

    因此，解释中国就需要对中国的经验进行总结和观察。在这两本学理分析浓厚的书中，有着许多的案例分析。《行为联邦制》分了4章，分别阐述了江苏、浙江、广东和西南经协会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通过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所称的“深描”的方法，向我们展示了中央…地方关系的许多重大细节，并通过读者自己的阅读去体会“行为联邦制”的具体内涵。同样，在《技术赋权》一书中，作者在第五章和第六章各用了几个案例，来分别表明民众是如何将互联网作为表达的工具，以及采用了不同互动战略的网络推动型集体行动是如何导致了不同政治结果的，从而最终解释了国家和社会如何在互联网所创造的新的公共空间里竞逐权力，并在特定的况下相互改造对方。

    出于“解释中国”的考虑，作者在书中采用了另一种“中体西用”的方式，因为要向西方社会解释中国，就必须使用西方的术语、文献和观念，以使得西方世界不至于感到太过陌生；又因为是要解释中国生的事，因此就必须在采用西方术语的基础上，对这些术语进行新的定义，也就是说，将这些术语的内涵“中国化”，同样一个提法，在解释中国的时候，其内涵与西方的内涵并不一致。例如，在解释中国领导人对技术的重视上，作者采用了“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tionlism）这一术语，并在第二章用了不少的文字来描述什么是“中国版”的“（新）技术民族主义”。再者，作者在解释互联网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政治自由化”时，为了避免与中国语境下略带负面词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相区分，也对其具体含义做了定义，那就是“推动了政治开放性、增加了政治透明度和产生了政治责任制”（第四章、第六章和第七章）。虽然作者没能在本书中就“政权变革”（regimechnge）做一个中国式的定义，不过，在作者的另外一本著作中，曾经对这个术语进行过详细的“中国式定义”，作者认为：“西方社会所讨论的regimechnge，中文翻译成为‘政权更替’，这个译法的意思并不是很确切……regimechnge比‘政权更替’具有更丰富的含义……这个概念更多指的是政权形态的变化，也就是要改变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这种变化不是革命，而是改革，就是对现存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进行变革，使其走上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因此对政权和社会都有好处。”郑永年：《全球化与国家的转型：西方、亚洲和中国》，转引自郑永年著：《危机或重生？——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命运》，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87页。考虑到这一层含义，译者在翻译本书的时候，将regimechnge翻译为“政权变革”而非“政权更替”。同样，为了向西方读者进行快速有效的解释，作者运用了类似“西方民主国家”这样的术语，但是作者自己的倾向并不完全认为民主只有西方的模式，这一点，在作者的其他许多时评和专著中都可以见到。

    5。译者序（5）

    虽然相比较《行为联邦制》一书而，本书采用的文献大多数为英文文献而非中文文献，但是书中用以提炼观点和印证观点所使用的21张表格和24张图的内容，几乎全部都来自于中国本土的社会调查数据和问卷反馈。套用一句中国人熟悉的话，本书可以被称作“从中国经验里来，到中国经验里去”。此外，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对西方概念进行新内涵的定义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能用西方社会的事实经验所提炼出来的概念来直接套用中国的现状。例如，作者在第五章中先对西方社会的现象和理论进行了简单展示，其中，信息技术的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展，导致了西方社会的公民离散（civicdisenggement），因为互联网只有利于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并且通过削弱个人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来减少公民的政治参与。显然，“公民离散”的概念是基于西方社会的现实观察得出的，不具备运用来解释中国现实的能力，因为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在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推动下，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2）对新制度主义及其相关事物的运用

    从这两本书的政治学分析中，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新制度主义”的影子，不难看出，作者深受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的影响。所谓“新制度主义”，用读者能够明白的话语来说，就是任何一个制度的创设者，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己所创设的制度的制约。一旦一个制度被创设出来，它就成为一个社会公共产品，制度的创设者也不能在自己所创设的制度中为所欲为。我们以这两部著作的具体内容为例。在《行为联邦制》中，中央为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创设了“行为联邦制”，即一种混合着强制、谈判与互惠这三种机制的灵活的弹性制度。中央借用这种制度来一方面维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另一方面促进地方展经济的积极性。但是很明显，这种制度虽然是由中央创设的，但是一旦将其付诸实践，它就成为一种公共产品，中央和地方两个行为体都在这个制度中活动，中央本身也受到了行为联邦制的制约，即便是在广东的地方主义偏离了中央的意愿后，中央也不能完全依靠强制手段来压制这种行为，而是不得不通过选择性再集权和其他手段的综合运用来限制这种不利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分税制改革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不得不带队到各个省份去与地方大员谈判，并最终相互做出让步来得出互惠的结果。项怀诚：《亲历分税制改革朱镕基同志“东奔西走做工作”》，2008年8月25日，凤凰网：http：//finnce。/news/history/jjsh/200808/0825_4467_744272。shtml。这是“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嵌入在“行为联邦制”里的重要例证。而在《技术赋权》一书中，作者先明确，展科学和技术是中国领导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因而大力推动信息技术在中国的展。信息技术的展创造出了一个新的领域和舞台，即互联网公共空间，一旦这个空间被创设出来，国家就无法不受到这个新领域的限制，按照作者的观点，国家和社会在这个新的公共空间内相互互动、竞逐权力。互动的结果则需要取决于互动战略，从国家（政府）的角度来说，罗素·哈丁（russelhrding）区分了三种互动战略：冲突互动、协调互动和合作互动。相对应地，从社会的角度出，阿尔伯特·赫希曼（lberthirschmn）则提出了社会团体采取的三个选项：“退出”选项、“呼吁”选项与“忠诚”选项。信息技术之所以使得双方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结果产生了新的变化，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分权性本质及其他特征，能够使得社会团体与改革派领导人形成隐性联盟，联手推动政治上的变化，且这种隐性联盟的效应是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出现以前所不具备的，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如果没有互联网，社会力量就无法在较短的时期里挥它们的影响力。”参见本书第六章。因此，与“新制度主义”的运用相关的，就是“互动”这一重要过程。

    6。译者序（6）

    在“互动”这一问题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两部著作将其深刻地嵌入在对问题的分析中。在《行为联邦制》中，作者用第二章的部分内容和整个第三章来阐述“互惠互动”这一“行为联邦制”中最为重要的机制。而被认为也较为重要的“谈判”机制，则是“特定互惠”，其强调的特点是自利；而“互惠”机制则是更多基于共享的权利和义务价值观念上。中央和各省之间的互惠互动，是以各省“迎合中央”和中央“迎合各省”来完成的。这样，就构建出了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相互义务，或者是谢淑丽（susnshirk）所说的“相互问责制”（mutulccountbility）。这种相互义务，或者说相互互动，不仅体现在中央…省的关系上，也体现在省政府…地方政府的关系上，而且还体现在地方政府…地方社会的关系上。因此，可以认为，没有互动，尤其是没有“互惠互动”，就没有上下连贯的“行为联邦制”。在《技术赋权》中，互动的影子则更加明显，嵌入得也更为深刻。全书的分析框架就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在互联网公共领域的互动上的，这种互动并非全然是一种零和博弈，在双方的互动中，有时候是国家胜出，有时候是社会胜出，而还有一些时候，是双方得到了双赢的结局，这时候，作者称之为二者“相互改造”mutultrnsformtion，本书作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将其称之为“相互转型”，考虑到其所蕴含的意义，本书将其翻译为“相互改造”。的结局就出现了，国家得以借助网络推动型社会运动来推动政治变革，改变现存的不合理制度和政策，改善自己的公众形象，增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而社会群体也从这种变化中受益，因为调整后的政策往往有利于社会群体自身的展与进步。

    与互动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互动的边界问题。有趣的是，我们依然可以找到这种两部著作中的相似影子，那就是：中央的视角非常重要。在《行为联邦制》中，什么样的放权和追求自主的展是可以被接受的？什么样的放权和自主展会被认为是“地方主义”的？尽管中央不能够在自己建立的制度中为所欲为，但是依然享有更重要的主导权。当广东的地方主义过度泛滥时，中央就采取了行动来应对它，从而动了一轮“选择性再集权”，因为广东地方政府追求的利益背离了中央的利益。同样，在《技术赋权》中，什么样的集体行动会被视为是挑战国家或针对整个政权，从而使其被视为一个“退出”选项？又是什么样的集体行动被视为是针对某项不合理的政策或实践，从而使其被视为一个“呼吁”选项？并最终使得改革派领导人，或者如奥唐奈和施密特所称之为“温和派”的领导人，愿意借助社会力量来联手推动政治上的变化，进一步推动在地方未能落实好的中央政策（例如第六章的“孙大午事件”）？这也取决于最高领导人对事件的看法。如果最高领导人认为这一事件是对整个政权的挑战，那么即便是身处其中的改革派领导人也不愿意看到政权的垮台，从而使得碎片化的国家（政府）也能迅速凝聚起来，共同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

    同样从新制度主义出，我们在两部著作中可以得到一个相似的“未完成”的命题。新制度主义强调一种或一组制度的演变过程，这是一种制度处于变化中的状态，也就是一种没有确定下来的事物。《行为联邦制》在最后一章里提出了一个命题，即中国的“行为联邦制”是否会向“法理联邦制”演进？“行为联邦制”在灵活调整中央…地方关系上有着巨大的优势，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问题，中央与地方在互动的过程中付出的代价也因此增大，互动过程的不确定性带有许多的风险。因此，作者在书中认为，“即使是对中央集权的支持者来说，联邦制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相比行为联邦制，联邦制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行为联邦制的制度化，对政治稳定是有利的，因为它减少了中央政府和省政府这二者之间的紧张。”不过，作者同样认为，“如果没有巨大的政治积极性，中央…地方关系就将维持着行为联邦制的状态，而非联邦制。”“实际上，对联邦制的合法化来说，时机似乎还不‘成熟’。”所以，“中央眼下所需要的，并不是中央和各省之间的明确区分，而是二者之间的模糊。”目前能够做的，是“选择性的制度化”。均参见《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第八章。同样，《技术赋权》也展示了类似的图景，尤其是展现了相同的“二者之间的模糊”。国家与社会在互联网公共空间的互动边界并不是清晰界定的，自然也就不是制度化的。这种非制度化的互动边界和互动模式，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双方不断调整互动的边界。社会在对国家起抗争的时候，能够汲取过去其他抗争的经验和教训，从而避免将社会运动变为国家的对立面；同样，国家也能够及时调整政策实践，一旦国家觉挑战的性质变了（或是国家对挑战性质的看法变了），压制可以转变为接纳，反之亦然。如果国家视一项挑战为一项善意的呼吁，就可以把调整之前的严厉政策，转变为一种柔和的战略去与社会互动，并改变旧有的政策和实践；而如果国家视一项可以容忍的活动转变为了一场严峻的挑战，就会扭转之前的宽松政策。“**”案例就是一个最好的诠释。因此，这种灵活的互动就为双方的博弈留下了许多模糊地带和可以调整的空间。不过，这样的互动也会带来问题，没有制度化和确定边界的互动往往导致了随意性，并且这种随意性随着中国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也为中国社会运动的生带来了不确定性，从而冲击了社会秩序。那么，至于互动的结果是什么，《技术赋权》和《行为联邦制》一样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预期，一个尚未生的预期。

    7。译者序（7）

    此外，我们还无法忽视的是，中国社会的变革力量从哪里来？作者在两部书中都反馈了他一贯坚持的观点，那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强人政治时代之后的没落。***由于中央的分工负责制和集体领导制，碎片化的条条和块块使得中央的改革创议能力已经大为削弱。那么，改革的动力从哪里来呢？作者在两本书中的回答很明确：地方政府和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有效的改革基本先来自地方。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端不是中央政府的创议，而是小岗村农民的创议，虽然事实上之前已经有其他地方开始了类似的举动，但是小岗村的经验是最终得到国家认可并作为模式推广的。参见［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著，徐尧、李**译：《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随后受到了地方政府的保护，并在卓有成效之后上升为国家经验，最后推广到全国。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行为联邦制”为地方的改革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保护。同样，旧有的不合理的政策实践在中国是如何得到改进的？社会创议在这中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它们并非是唯一推动改变的因素。政策实践不合理，体会最深刻的群体先必然是直接受到相关政策影响的社会群体。由于缺乏正式的制度化表达渠道，这种影响不得不通过社会运动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诞生，使得这种社会运动以更加便利的方式组织起来，从而有效地推动政策的转变。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再提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国政治的碎片化。其中，中央的改革派领导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地方政府的经验进行保护、提升、总结和推广的，毫无疑问是中央的改革派领导人；同样，对社会运动的诉求作出回应和改变的，也是中央的改革派领导人。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中，无论是在处理中央…地方关系上，还是处理国家…社会关系上，改革派领导人的作用得到了极大的挥。因为现存的结构允许他们拓展自己的手脚与外部的世界形成合力，无论是与地方政府，还是与社会。中国政治的碎片化，进而要求对国家（政府）进行分解式研究，国家（政府）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不同利益的条条和块块，它们之间可能彼此协调，也可能彼此冲突，在每一个问题领域挥着不同的功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同样，在社会群体里、在地方政府中，这种碎片化现象也是存在的。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不同的问题领域里也有各自不同的利益；与此类似，在面对集权还是放权的问题上，东部省份与西部省份、甚至同一个地区的不同省份之间，都会存在受益与损益的问题。因此，在围绕每一个问题领域展开互动博弈的时候，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独特的定位和所扮演的角色，分解式研究为我们观察每一个角色的定位提供了一个视角，并且有助于理解每一个角色在特定场景下的立场和利益，从而作出符合其利益定位的分析和判断。这也是这两本著作最大的特色所在。

    三、中国的互联网政治及其新展

    除了《技术赋权》一书外，作者并无其他专著论述这一话题，不过，还有另外一本编著涉及了这个主题，那就是作者与张晓玲教授合编的英文著作《中国的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社会的变化与国家的反应》，xiolingzhng，yongninzheng，chin‘sinformtionndcommunictio

技术赋权 第 2 部分阅读

    nstechnologyrevolution：socilchngesndstteresponses，london：routledge，tylor&mp；frncis，2009。该书主要是一本论文集，集中了国内外许多有关互联网与中国政治的高水平论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参看。另外还有一些采访、演讲、会议论文等，均可在网络上搜寻到。例如郑永年：《互联网的宏大叙事：内政外交的双刃剑》，光明网：http：//int。gmw。cn/2013…01/21/content_6444266。htm；郑永年：《网络时代的中国政治变革》，载《联合早报》，2013年1月1日，http：//www。zobo。com/forum/expert/zheng…yong…nin/story20130101…55038。作者在这些文章或采访中的基本观点是，互联网起到了打破“城堡政治”的作用，迫使官员开始回应社会的需求，增加了政治透明度和政治开放性，网络问政、网络参政和网络反腐等已成为中国政治领域的关键词。但是，也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表明，互联网可以直接促成一个国家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因此，作者认为，如何充分释放互联网有助于社会秩序建设的功能，而削减其弱化社会秩序的功能，这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这与作者长期主张的渐进变革具有的内在性是一致的。郑永年：《政治渐进主义：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前景》，中国台北：吉虹资讯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8。译者序（8）

    中国的互联网政治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其规模效应。根据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2012年6月，我国网民中用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用户占比已达72。2％，次超过台式电脑，成为我国网民第一大上网终端。截止到今年（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亿，其中手机网民达4。64亿，占网民总数的78。5％。彭波：《移动互联网正以空前的深度推动社会展》，中国信息产业网：http：//www。cnii。com。cn/internetnews/2013…08/13/content_1202822。htm。这不仅在商业上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的规模效应也是非常巨大的。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虽然时常遭到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网络问政”模式。

    先，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缔造和扶持了大量的国内互联网民族企业，在面对微软msn、谷歌（google）、社交网站fcebook和微博服务平台推特（twitter）的强势全球攻势下，中国企业借助网络管制，打造了属于中国的相应产品。腾讯、百度、人人网和各大门户网站的微博，都取得了与国外相应跨国企业一较高下的能力。同时，管制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各大互联网巨头都在市场上争夺互联网用户，并不断推出能够适应新需求的产品，或推出能够创造出新需求的产品。在网络管制较为松散的国家和地区，很难见到如此大型规模且成体系的互联网企业。网络管制使得所有的企业在一方面服从市场规律运作的同时，一方面也要接受国家（政府）的指导。这为建设性的网络问政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破坏性的网络政治效应。虽然“建设性”与“破坏性”的边界还很模糊，但是这种效应确实是不可否认的。

    其次，中国庞大的13亿人口的市场为这些企业的生存和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在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这些华人社会里，缺乏大型的网络通讯服务商不仅出于可以便捷地利用美国明创造的应用的考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没有庞大的消费市场来支撑这样的企业，企业最终也无法与强势的美国企业竞争，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美国的互联网行业在全球占据了强势地位，就是“互联网”本身这个词，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也是美国的互联网，目前国内公众使用的网络的准确称呼应当是美国的国际网。吕述望：《中国没有互联网》，载《看历史》，2013年4月，第10页。互联网的国际化给国家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随着斯诺登事件的出现而为全球所关注。中国的互联网行业的展，使得中国民众可以借助自己的网络体系来在中国内部推动渐进的政治变化。

    再次，国家借助互联网与社会进行互动，从而不断学习和实践了有关互联网管理和控制的尺度所在，并根据不同时期的特征对网络的控制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并显得愈成熟。最近一次对互联网的整顿集中在打击所谓的网络谣上。新上任的领导人在2013年8月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点强调了国家要“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com/zgjx/2013…08/21/c_132648439。htm。。这个被称为“8·19”讲话的全面反映了国家对在网络上与社会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决心。随后，一方面，各省市、各大宣传媒体都纷纷表达了捍卫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决心，另一方面，对互联网谣的清理工作也随之开展，随着“两高”司法解释的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多名网络大v被逮捕，国家管制和引导网络舆论的意图十分凸显。与以往对网络的清理不同，此次政府在一手打击网络谣的同时，也主动出击，倡导传播正能量的秩序，鲁炜：《网络空间的自由与秩序——在第五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上的主旨演讲》（全文）（2013年9月9日），新华网：http：//news。xin**。com/world/2013…09/09/c_125349386_2。htm。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来进行“互联网’植被‘”，例如扶植有“专业背景的中v崛起”，他们“将以扎实的专业背景和学理分析，赢得网民的理性认同，而不是像先前的大v一样单单’吸引眼球‘”。祝新华：《打击谣背景下的网络舆论新格局》，千龙网：http：//news。qinlong。com/28874/2013/10/10/7《　href=〃milto：044@9026489〃》044@9026489。htm。这与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治理上，以技术干部政治的“专”取代意识形态治国的“红”有着极其相似之处。国家在对互联网的管控上采取“网络舆论”的“技术干部路线”，将有助于国家在网络舆论中的主导优势。此外，近期一则《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的短篇卡通视频走红网络，也可以被视为是国家主动以新方式推动网络宣传的手段。《中国领导人卡通形象网络走红点击破百万网友热议》，新华网：http：//news。xin**。com/zgjx/2013…10/18/c_132809131。htm。

    9。译者序（9）

    然后，社会群体和民众在网络活动中也愈成熟。***近年来，较有影响、并取得的积极效果的网络民意针对的主题主要是：网络反腐、司法公正、环境保护、城管执法和土地拆迁。民众在针对地方政府的渎职或不法行为时，积极背靠国家的政策和方针，援引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法律法规来为自己的权益辩护。例如，各地民众反对在当地建设px项目，乌坎事件中村民对省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呼吁与肯定等等。借助国家推动科学展观、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主流大势，民众更加善于利用好互联网来为自己的权益呼吁和呐喊。

    最后，互联网反映出了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张力。针对某一事件而集中表达意见的网民事实上是非组织化的，除了少数演变为集体行动的案例外，大多数的压力最终转变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张力。在“两高”司法解释出台后，和其他矫枉过正地执行中央政策的况类似，地方官员对网络谣的打击远甚于中央。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16岁的初三学生因在网上“造谣”被当地警方先抓后放事件，不仅引起了网络的关注与热议，而且还引起了《人民日报》文，隐晦批评地方官员是“歪嘴和尚”，将两高司法解释“念歪了”，因为司法解释既是“授权”，也是“限权”，目的是告别依靠个人意志、行政命令的管控，“依法治网”应当是要将其进一步纳入“依法治国”的框架，而非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力，甚至将其作为拒绝舆论监督的手段。范正伟：《依法治网要警惕“歪嘴和尚”》，载《人民日报》，2013年9月25日，第5版。中央对网络的治理，是出于社会稳定和整体秩序的考虑，是对国家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和舆论导向的考虑。而地方则借着这股“东风”掺杂进了自己的“私货”。因此，不仅在互联网的管理上体现出了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张力”（中央与地方目标和手段的不一致），而且最后又是网络的曝光使得这股“张力”再“升级”（中央对地方的批评）。这种张力在互联网推动的其他事件中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最后啰嗦几句，出于某些原因，本译本有删节处理，对本书主题感兴趣并计划深入研究的读者，若不嫌麻烦，也可找来英文原著仔细研读，定会有更多收获。

    邱道隆2013年10月20日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英文版序

    1993年，中国第一次联入了互联网，从那以后，互联网在中国的崛起可谓是非同凡响。到2006年中期，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了1。23亿，这意味着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在全世界国家中仅次于美国。超过一半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拥有宽带。在过去的几年里，使用即时通讯系统的中国人的数量已经翻了一倍多。到2005年底，中国的博客（网络个人日记）数量超过了3000万，搜索引擎每天收到的请求超过了3。6亿次。新的信息技术也进入了中国的内陆地区。几乎每一个县（事实上许多乡镇和村）现在都拥有宽带。即便是在遥远的城镇里，能够进行快速联网的网吧也随处可见，而且价格低廉。在农村家庭里，固定线路的互联网连接依然不太普遍，但是在乡村的许多地方，人们能够使用移动手机来上网，网速能够达到用有线电话调制解调器上网的速度。

    中国互联网的展已经成为一个日益热门的话题，不仅在学术和政策圈里如此，在商界也是如此，尤其是在美国的商界。一种新形式信息技术的出现会激起如此热烈的辩论，此前还从未有过。中国的互联网展之所以引起了如此巨大的诧异，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展的速度。考虑到中国人口的庞大规模和这个国家快速的经济展，互联网和其他形式信息技术的使用还会继续增加。所有与互联网有关的辩论的核心，在于这种新技术会带来的潜在社会…政治结果。人们普遍认为，互联网的展，很可能会对中国造成巨大的社会…政治影响。

    一些人开始指责跨国公司，认为它们助长了中国互联网的展，这些公司包括思科（cisco）、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和雅虎（yhoo！）。一些分析家认为，如果没有从美国公司和其他国家的公司进口的技术和装备，中国就无法建立起如此成熟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10。译者序（10）

    中国政府担忧信息自由流动所带来的不良政治后果。如今，政府已经放松了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以便向其移交一些原先由政府履行的职能。这些年来，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平稳地增长。然而，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重要性各有不同，这取决于它们的性质和功能。在一些领域里，例如在减贫、慈善和环保问题上，国家鼓励非政府组织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悲观主义者将中国的互联网仅仅视为政府进行控制的一个工具，而乐观主义者则指出，技术在产生自由化效应上几乎有无限的潜能。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总是能够利用新展的技术来使政府的控制更为无效。我们以博客作为例子。博客使得审查人员的工作即便不是不可能开展，却也使它变得更加困难了。通过不使用禁忌的关键词，包括那些由程序植入中国版微软网络服务（msn）微软网络服务的英文全称为microsoftservicenetwork，一般简称为msn。中国版的msn空间指的就是博客服务。——译者注空间的敏感词，中国快速增长的互联网用户人群知道如何越过审查。由于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激烈地竞争，以吸引博客大军到它们的门户安家，因此，似乎没人审查谁在撰写这些博客。在中国的门户网站上，一个博客能够轻易而快速地建立起来，并且没有人会要求博主提供可证实的个人信息。

    与更为传统的媒体（例如报纸、电视和广播）相比，新的信息技术为中国网民之间的相互交流提供了可能。移动电话、短信和即时通讯、windowsmessenger（微软公司开的即时通讯系统）和qq（中国腾讯公司提供的聊天工具）都帮助人们形成了大规模的联系网络，这种形成速度远远超过了政府的控制能力。

    与互联网相关的信息自由也反映了市场和政治之间的矛盾。出于各种市场原因，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一样，不得不与中国政府进行合作。但又正是由于市场的原因，企业不得不“放宽”政府设立的规则和要求，以便在市场中具有竞争力。例如，中国政府近期布了一项规定来限制手机卡的销售。根据这一规定，卖方必须检验买方的身份证。但是中国人很快就现，这一规定极难得到执行。将手机卡销售仅限于几家商店，并让它们能够办理注册业务，这对依靠这项行业吃饭的手机公司和大量的私人卖主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市场和政治之间的竞争变得异常剧烈。政府能够频繁地试图限制市场的运作，但是市场则往往战胜了政治。

    政府确实在控制互联网，但是它也在利用这项技术来动员社会力量支持自己的路线。乐观主义者似乎过分关注政府控制互联网的技术能力。但是，一旦政府利用互联网进行社会动员，就为其他的社会力量创造了机会来进一步推进它们的路线，而这未必与政府的路线是一致的。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是一个例证。由于民族主义已经日益成为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相比其他形式的政治评论，民族主义的谩骂有更大的机会来越过审查。但是，民族主义也为社会力量试验新形式的激进主义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外衣。例如，2005年4月，当即时通讯被用于组织中国多个城市中针对日本的游行抗议活动时，它的力量变得异常明显，这些城市包括了北京、xvi上海、广州和深圳。在抗议活动的起过程中，新浪网（sin）组织了一场网络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展现中国民众对日本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反对。大约2000万民众在这个运动中署名。为了与新浪竞争，搜狐网（sohu）也征集了超过1500万个签名。这些网络民族主义运动确实为政府的对日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然而，政府很快就现，它必须约束这些民族主义的动员，因为一旦社会力量被动员起来，它们就开始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

    还有其他许多案例也表明，政府在利用互联网来动员社会支持。如今，政府希望曝光各种形式的不法行为，例如**和矿难。政府正在向一个更加“以人为本”的治理模式转变，这为特定形式的曝光提供了合法性，它意味着公民能够推动合法性的界限。曝光什么是合法的，曝光什么又是不合法的，这二者之间的边界线总是处在不断变化当中，这为网络活跃人士引政治变化提供了可能性。当政府内部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尤其如此。例如，在“孙志刚事件”之前，关于修改收容遣送规定，有着许多内部的讨论，但是直到这一事件广为人知，才真正有所改变。接着，支持修改这些规定的人就战胜了那些抗拒修改的人。变化中的问题和政策议程允许改革从制度的漏洞中出现。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技术确实能够加强这些趋势。

    11。译者序（11）

    由于互联网快速增加的影响力，即便是党的领导层现在也不得不关注大众评论的泛滥。***领导人重视民众的支持和意见，但是又希望保持既有的秩序，于是他们试图通过互联网来诉诸群众路线。在2006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总理表示，政府应当广泛地听取互联网上表达的观点。由于几乎没有其他的方式来评估民意，互联网事实上成为一个晴雨表，尽管调查表明，网民几乎不能代表普罗大众，因为他们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男性。

    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都能够找到经验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在本书里，笔者并不试图增加更多的证据来支持乐观的观点或悲观的观点。一般而，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能够促进特定类型的政治变革，但并非促进所有的政治变革。例如，互联网更有可能促进政治学文献里所称的“政治自由化”而非“政治民主化”。相应地，对国家起的特定类别的网络推动型挑战，有可能推动政府的政治改革，xvii但是其他类别的挑战则有可能失败。在现阶段，哪一个行为者会胜出，是国家，还是社会，依然之尚早。国家和社会在网络上的多个场合中打交道，在这些场合中，有时候是国家胜出，而有时候则是社会胜出。在可预见的将来，这样一种状况很可能会在中国继续持续下去。

    本书旨在提供一个概念框架，来帮助我们理解互联网在中国的政治影响。互联网和相关的信息技术是相对新鲜的事物，它们还没有恰当地整合进我们的理论考察中。考虑到它对我们日常生活影响在快速扩张，在对中国政治变革进行理论思考时，互联网必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为了将互联网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概念化，笔者将互联网作为国家…社会关系文献的一部分。采用这样一种方法，将使得我们能够观察互联网在规范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上的相互改造效应。互联网是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往往日益频繁。国家和社会之间互动的结果各有不同。一些互动能够为双方都创造更多的力量。在这样的案例中，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赋权型的。但是其他的互动则损害了每一方的利益，在这些案例中，斗争的标志并非相互赋权，而是相互排他的目标。

    为了明晰互联网在调节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上的作用，本书强调三点。第一，必须对国家进行分解式研究。在网络舞台上与社会进行互动时，国家不应当被误解为一个统一和单一的行为者。国家是由不同的组分构成的，例如关键的单个领导人、政治派系、官僚机构和各级政府。在互联网的展上，所有这些行为者都有着不同的偏好和利益。每一个行为者

    都可能利用互联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涉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时，国家内部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非常重要。国家内部的利益冲突或权力斗争，能够为社会力量创造新的机会来对它们进行赋权，一方面它们施展自身的政治影响，或在另一方面致使国家采取强硬政策来针对它们，这取决于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权力谋略的性质。

    第二，社会与国家一样，也必须进行分解式研究。不同的社会力量对互联网有着不同的偏好和利益。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下，社会力量并非独立xviii自主地追逐它们自己的展，因为它们依赖于与政府的关系。一些社会力量比其他社会力量更为独立自主，也组织得更良好。例如，相比组织较差的工人和缺乏组织的农民，组织良好的商业力量能够对政府施加更多的政治影响。相应地，社会力量在网络公共空间的政治行为和权力能力各有不同。即便是对同一个社会群体而，它的政治行为和影响力也取决于政府在一个特定时段里给予其的政治分量。

    第三，通过它们在网络公共空间的互动，国家和社会力量在相互改造。有些观点过分强调互联网仅仅是政府控制社会力量的一种工具，这种观点表露出一种误解，它误解了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在真实世界的权力斗争。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参与和离散的结果是可感知的，甚至是重要的，但是这一结果却极少反映任何一方的最终目的。它们的互动日积月累地重塑了国家和社会力量。国家有时候能够将其自身的政治变革版本强加给社会力量，但并不总是如愿。它或许能够对一些社会力量这样做，但是对另一些则不行。多半况下，国家必须调整自身来容纳社会力量。另一方面，社会力量也许会现，它们在与国家的互动中需要调整自身。在所有的案例中，国家和社会力量不断地相互改造，而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互联网在引导中国生有意义的政治变革上起到了作用。

    12。致谢（1）

    在研究和写作期间，笔者从许多个人和机构那里获益良多。***先，笔者要感谢笔者的朋友吴国光。这项研究计划最初的一些观点来自于与他的几次探讨。笔者相信，他将会在这本书里看到他对笔者的思考所产生的影响。笔者许多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想法来自于库利（tulkohli），在笔者于普林斯顿就读期间，他教会笔者如何思考像中国这样的展中国家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白霖（lynnwhite）教会笔者如何将不同社会力量的影响纳入我们对中国政治展的思考。笔者从王赓武那里受益匪浅，尤其是他有关技术进步与政治变革的智慧。黄朝翰经常与笔者分享他有关新信息技术（例如互联网）对社会…经济展影响的洞见。伊丽莎白·赖特（elizbethwright）和裴士高（richrdpscoe）与笔者分享了他们作为记者在中国的经验，并为笔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作为政治变革一种来源的信息技术。曹聪帮助笔者理解，中国人有关科学的思维观念如何影响了领导人的科学和技术政策。在这项工作的不同阶段里，梁若冰、黎良福和赵凯提供了很好的帮助。笔者还要感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穆里尔·贝尔（murielbell）、克里斯汀·奥斯特（kirstenoster）和朱迪思·希巴德（judithhibbrd）。他们指导笔者走过了评审、编辑和出版的漫长过程。特别要感谢杨丽君，她提供了最强大的精神和智力支持，并陪伴着笔者一路走来。本书中任何余下的毛病和错误，笔者必须独自承担责任。

    本书的研究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以及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进行的。这两个机构都为笔者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效的研xx究环境。笔者还想要答谢约翰与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thejohnd。&mp；ctherinet。mcrthurfoundtion）对笔者的研究和写作给予的资助。

    第二章和第五章的部分内容来自于笔者和吴国光合著表在《比较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38期的《中国的信息技术、公共空间和集体行动》。yongninzhengndguogungwu，“informtiontechnology，publicspce，ndcollectivectioninchin，”comprtivepoliticlstudies，38：5（2005）。笔者非常感激塞奇出版社（sgepublictions）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它们。

    1。老问题，新答案（1）

    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否会在中国引政治自由化甚至是政治民主化？近年来，尽管科学和现代政体之间的关联性已成为社会科学学者的一项重要研究议题，例如gilis。***drori，johnw。meyer，frnciscoo。rmirez，ndevnschofer，eds。，scienceinthemodernworldpolity：institutionliztionndglobliztion（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2003）。但是，在中国的政治展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尤其富有意味并具有重要性。中国**长期以来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事实上，**与近代中国的其他主要政治力量没有太大的区别，它们都相信科技展和政治进步之间的关联性。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知识界精英们就认为，只有“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才能使中国免于内部崩溃和外部侵略。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界领导者之一，在他1919年1月表的论文里，他赋予了民主和科学各自的昵称，即“德先生”和“赛先生”。他认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参见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第10…11页。转引自edwrdx。gu，“whowsmrdemocrcy？themyfourthdiscourseofpopulistdemocrcyndtherdicliztionofchineseintellectuls（1915…1922），”modernsinstudies，35：3（2001），p。580。还可参见merlegoldmnndleoou…fnlee，eds。，nintellectulhistoryofmodernchin（cmbridge，m：hrvrduniversitypress，2002）。在这场运动中，中国的精英们呼吁建立起一个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并摒弃一切中国的封建传统遗毒。那一代人认为，应当全盘否定中国核心的传统和迷信的价值观念，因为它们是中国积贫积弱的象征和根源。另一方面，这场运动的追随者们也真诚地认为，应该全盘接受“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因为它们代表着理性、现代性和进步。有关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解读，参见chowtse…tsung，themyfourthmovement：intellectulrevolutioninmodernchin（cmbridge，m：hrvrduniversitypress，1960）；ndverschwrcz，thechineseenlightenment：intellectulsndthelegcyofthemyfourthmovementof1919（berkeley，c：theuniversityofclifornipress，1986）。

    民主和科学之间具有关联性这一认识，来自于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dewey），他在20世纪初访问了中国，并就实用主义和民主做了若干影响深远的报告。对杜威中国演讲的相关论述，参见johne。smith，“prgmtismtwork：dewey’slecturesinchin，”journlofchinesephilosophy，12（1985），pp。231…259。在五四运动时期，杜威在中国的2追随者们由他的学生胡适牵头，试图将他的实用主义应用到他们追求民主的政治实践中去。jeromeb。grieder，hushihndthechineserenissnce：liberlisminthechineserevolution，1917…1937（cmbridge，m：hrvrduniversitypress，1970）；grieder，“thequestionof‘politics’inthemyfourthmovement，”inbenjmini。schwrtz，ed。，reflectionsonthemyfourthmovement：symposium（cmbridge，m：hrvrduniversitypress，1972），pp。95…101。根据杜威的观点，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价值观念。科学知识的传播，将促使人们去有效地分析和处理现实世界共同面对的难题，甚至去调解它们的利益冲突。benjminschwrtz，“themesinintellectulhistory：myfourthndfter，”injohnk。firbnk，ed。，thecmbridgehistoryofchin：republicnchin1912…1949，vol。12，prti（cmbridge：c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pp。406…450。有关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论述，参见lrryhickmn，“prgmtism，technology，ndscientism：rethemethodsofthescientifictechnicldisciplinesrelevnttosocilproblems？”inroberthollingernddviddepew，eds。，prgmtism：fromprogressivismtopostmodernism（westport，ct：preger，1995），pp。72…87；ndmicheleldridge，trns…formingexperience：johndewey‘sculturlinstrumentlism（nshville：vnderbiltuniversitypress，1988）。有关杜威和儒家思想的论述，参见dvidhllndrogermes，democrcyoftheded：dewey，confuciusndthehopefordemocrcyinchin（chicgo，il。opencourtpublishingco。，1999）。

    2。老问题，新答案（2）

    无需多，中国政治精英对科学和民主价值观的理解方式，与杜威的并不一致。***对后者而，科学和民主都是人类追求真理的有力工具。但是对中国的精英而，它们可以成为追求权力和财富的有效工具。并不难理解，为什么科学和民主成为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它们能够使中国实现“富国强兵”的地位——这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人们就会追逐它们。

    科学和民主很快就相互分道扬镳了，因为在帮助中国政治精英追求权力和财富方面，它们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在五四运动中对民主的激进解读，很快就导致了对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信仰，这二者后来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有关这种观念转变的论述，参见：gu，“whowsmrdemocrcy？。”在争取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中，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人，都逐渐地放弃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并转而诉诸民族主义。科学的命运则相当不同。尽管在五四运动中存在着许多争议，但是参加这场运动的所有各方，似乎都建立起了一种准宗教信仰，认为科学和技术必须成为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这尤其反映在，中国**努力将“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建立了名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作为其意识形态的支柱。通过将这二者结合在一起，中国的领导人试图为中国**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政治话语进行辩护，以认定其科学的本质或合理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端，有关科学与民主的这个世纪难题，与今日中国的相关程度不逊于过往。在“赛先生”（科学）方面，中国政府在拥抱信息技术时代上并不困难。确实，信息技术的展被认为是民族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伴随着科学和技术的扩散，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不断地被“一个民族国家应该是什么”这一全球期望所重塑。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标准化和合理化就成为了重建国家政治和经济组织的一个重要主题。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重建国家官僚制度、重建财政和税收制度，以及重建现代公司治理制度。yongninzheng，globliztionndsttetrnsformtioninchin（cmbridge，englnd：c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nddliyng，remkingthechineselevithn：mrkettrnsitionndthepoliticsofgovernnceinchin（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2004）。政治合法性和当下政权的权威，渐渐以科学的名义得到辩护。科学管理事实上渗透到政治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导中国政治舞台的新一代技术官僚群体中，科学思维观念已经普遍流行了。这种思维观念，尤其反映在名为“科学展观”的这一新政策议程上，科学展观是21世纪初以来在**…**时期的中国政府提出来的。yongninzheng，“thenewpolicyinititivesinchin’s11th5…yerpln，”briefingseries，issue1，chinpolicyinstitute，universityofnottinghm，november2005；ndyongninzheng，zhengxuwngndsowkettok，“chin‘sntionlpeople’scongress2006：policyshiftsmidstgrowingdisstisfctionwithexistingdevelopmentptterns，”briefingseries，issue7，chinpolicyinstitute，universityofnottinghm，mrch2006。

    3。老问题，新答案（3）

    尽管世界性的科学文化对中国内政有着明显的影响，但中国却似乎并没有受到全球民主文化扩张的影响。学者们在许多国家都观察到一个普遍的文化模式，即：随着现代和民主的政治安排在全球范围的传播，科学也紧随其步。drori，meyer，rmirez，ndschofer，eds。，scienceinthemodernworldpolity。科学和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似乎对民族国家及其机构进行了赋权，而非对个人进行了赋权。这使得人们开始怀疑，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否能够影响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民主化。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展成为特定政治群体的工具，用以保持和增进它们的利益，因此，它们本质上只具有工具性。ibid。

    但是

技术赋权 第 3 部分阅读

    ，这个问题并非仅仅这么简单。在社会力量和国家进行互动时，信息技术的进步也对社会力量进行了赋权。国家和社会都能够利用信息技术来支持它们自身。

    4。社会科学中的技术和政治（1）

    通常认为，科学和技术进步对政治所造成的影响，在社会科学中遭到了低估，也没有进行理论化的阐述。drori，meyer，rmirez，ndschofer，eds。，scienceinthemodernworldpolity。这在中国政治的研究上尤其如此。虽然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已经明确，中国**所宣称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其政治合法性的核心，但是他们将科学的展和社会主义当成了两个可以分离的研究领域。学术界有大量关于中国科学和技术进步的著作。q。y。yu，theimplementtionofchin‘ssciencendtechnologypolicy（westport，ct：quorum，1999）；chrlesfeinsteinndchristopherhowe，eds。，chinesetechnologytrnsferinthe1990：currentexperience，historiclproblems，ndinterntionlperspectives（lynn，nh：edwrdelgr，1997）；yue…frnwng，chin’ssciencendtechnologypolicy，1949…1989（ldershot，hnts：vebury，1993）；ndtonysich，chin‘ssciencepolicyinthe80s（mnchester，englnd：m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89）。同样的，也有大量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展的著作。nitchn，benedictj。trikerkvlietndjonthnunger，eds。，trnsformingsinsocilism：chinndvietnmcompred（lnhm，md：rowmn&mp；littlefield，1999）；timothycheekndtonysich，eds。，newperspectivesonsttesocilismofchin（rmonk，ny：m。e。shrpe，1997）；brrettl。mccormickndjonthnunger，eds。，chinftersocilism：inthefootstepsofesterneuropeorestsi？（rmonk，ny：m。e。shrpe，1996）；ynsun，thechineseressessmentofsocilism1976…1992（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5）；ndgilbertrozmn，thechinesedebteboutsovietsocilism，1978…1985（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很大程度上，在研究中国的现有著作中，科学和技术进步对中国政治展的影响被过度低估了。这似乎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在学术探究的传统里，“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并没有本质的联系。

    5。社会科学中的技术和政治（2）

    若干研究社会科学的一般著作中，尤其是和中国有关的著作中，涉及了这个有关技术与政治的研究。先，信息技术对政治民主的影响，必须通过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迁来检视。因此，研究后**时代国家…社会关系的著作日益增加，它们在这里就显得重要了。这类著作的一个不完全的列举包括：edwrdgundmerlegoldmn，eds。，chineseintellectulsbetweensttendmrket（london：routledgecurzon，2004）；chien…minchondbrucedickson，eds。，remkingthechinesestte：strtegies，society，ndsecurity（newyork：routledge，2001）；gordonwhite，judehowellndshngxioyun，inserchofcivilsociety：mrketreformndsocilchngeincontemporrychi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brinhook，ed。，theindividulndthestteinchi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gordonwhite，chinesetrdeunionsinthetrnsitionfromsocilism：theemergenceofcivilsocietyortherodtocorportism（brighton，englnd：instituteofdevelopmentstudies，universityofsussex，1995）；dvidgoodmnndbeverlyhooper，eds。，chin’squietrevolution：newinterctionsbetweensttendsociety（newyork：st。mrtin‘spress，1994）；gordonwhite，mrketreformsndtheemergenceofcivilsocietyinpost…mochin（brighton，englnd：instituteofdevelopmentstudies，universityofsussex，1994）；jeffreyn。wsserstromndelizbethperry，eds。，populrprotestndpoliticlcultureinmodernchin（boulder，co：westviewpress，1994）；ndgordonwhite，ed。，thechinesestteintheerofeconomicreform：therodtocrisis（london：mcmilln，1991）。不过，信息技术与政治变革的关联，并不是这类著作所关注的焦点。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在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革上，中国的科学界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是如何起到一个重要作用的。他们关注的还有，这个团体的主要领导人是如何利用他们与最高领导人的关系网，来使得他们“科学”的建能为中国做出重要的决策。例如richrdp。suttmeierndcongco，“chin’stechniclcommunity：mrketreformsndthechngingpolicyculturesofscience，”ingundgoldmn，eds。，chineseintellectulsbetweensttendmrket，pp。138…157。有关科学界主要领导人如何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决策的论述，参见crolleehmrin，chinndthechllengeofthefuture：chngingpoliticlptterns（boulder，co：westviewpress，1990）。

    6。社会科学中的技术和政治（3）

    在解释如下两个问题上，这些著作很有帮助，这两个问题是：科学界如何能够劝说领导人采纳一种“科学的”方法来展；以及为什么在后**时代的中国，领导人对科学和技术的展如此重视。但是，就算科学界在政治上正日益变得重要，这也并没有告诉我们，科学和技术事实上究竟如何影响了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科学和技术进步对政治的影响，不能如此过分狭隘地来定义。在促进中国的政治变革中，科学界很明显地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够向我们展示，其他社会力量或团体是如何利用科学和技术的展在政治中增加其影响力的。科学和技术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越了科学界的范畴。

    第二类有关的著作，是研究所谓的技术官僚政治运动。技术官僚制度指的是一种治理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受过技术训练的专家凭借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在重要的政治经济机构中的地位进行治理。jenmeynud，technocrcy（newyork：freepress，1969）。技术官僚政治作为一种治理制度的崛起，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治理的复杂本质的结果。dnielbell，thecomingofpost…industrilsociety：ventureinsocilforecsting（newyork：bsicbooks，1973）。自马克斯·韦伯（mxweber）以降，学者们认为，当代政治是由两个群体的精英所塑造的，即受过技术训练的职业行政人员和职业的政党政治家，并且这两个角色有着不同的技术要求。因此，从定义上来看，与通过选举而获得权力的政治家不同，技术官僚是受过技术训练的精英，是通过遴选而获得权力的。技术官僚精英的招募和升迁，取决于普遍的、不受个人影响的和以成就为导向的标准。无需多，技术官僚被认为能够利用他们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方法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他们对待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是独特的，他们驾驭着科学的语，只唯实不唯上。因此，技术官僚对技术事务更感兴趣，而非对政治事务，并且他们自身更加关注任务而非权力。meynud，technocrcy。

    类似地，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所关注的是，科学管理的思维观念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精英政治，即改革政策如何导致了技术官僚政治的兴起。chengli，chin‘sleders：thenewgenertion（lnhm，md：rowmn&mp；littlefieldpublishers，2001）；ndhongyunglee，fromrevolutionrycdrestoprtytechnocrtsinsocilistchin（berkeley，c：universityofclifornipress，1991）。由于其所具有的优点，技术官僚政治，而非民主政治，成为了后**时代中国领导人的可接受方案。第一，技术官僚政治是一种由接受过教育的精英进行统治的政治制度。这样一种制度，正好迎合了中国的儒家政治传统。两千多年来，教育在中国充当了通往成功的唯一社会阶梯。当然，通过采取技术官僚政治制度，中国领导人倾向于建立一种政治合法性的天然基础。第二，接受技术官僚治理方案，是对6**式的精英招募政策作出的回应。**时代的中国，一个主要的议题就是“红”与“专”之间的冲突。在邓小平时代，这种精英招募政策被扭转了过来。领导层开始欣赏“专”的角色，而开始降低“红”的作用。为了推动国家的经济展，必须将“专”置于政治制度的核心。第三，为了减少意识形态在决策中的作用，也需要技术官僚政治。随着领导人的代际交替，他们需要重新定义权力的基础。旧时的革命家可以利用他们的个人魅力和意识形态来鼓动群众运动，但是新的领导人并没有这样有力的资源，他们不得不转向更世俗和更实际的政治权威形式。对技术官僚而，不能把意识形态当成一种教条，指望它对眼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提供一种特效的、绝对可靠的解决方案。出于他们的实用主义，技术官僚能够克服困难来达成共识。他们能够“即便是在评价政治决定时，也是以实际的结果来评价的，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的价值来评价的。在提出一系列政策选项时（这些选项仅在付出、收益和可行性上存在差别），这种思维方式使得这些技术官僚更倾向于进行妥协和谈判”lee，fromrevolutionrycdrestoprtytechnocrts，p。404。。

    7。社会科学中的技术和政治（4）

    学者们现，技术官僚运动对中国的精英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提出决策的科学方法、建立一种科学的精英招募政策和党政官员的科学管理上。有关科学决策的论述，参见hmrin，chinndthechllengeofthefuture。有关精英招募的论述，参见li，chin’sleders；lee，fromrevolutionrycdrestoprtytechnocrts；ndxioweizng，elitedulismndledershipselectioninchin（newyork：routledgecurzon，2004）。有关干部管理的论述，参见kjelderikbrodsgrd，“institutionlreformndthebinzhisysteminchin，”thechinqurterly，170（june2002），pp。79…104；ndbrodsgrd，“mngementofprtycdresinchin，”inkjelderikbrodsgrdndzhengyongnin，eds。，bringingtheprtybckin：howchinisgoverned（singpore，londonndnewyork：esternuniversitiespress，2004），pp。57…91。其他学者也在尝试详细地说明技术官僚运动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他们现，在接受资本主义和新兴社会力量上，技术官僚型领导人更加务实。这是因为，技术官僚能够拥有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和对展的一种奉献精神。对于技术官僚型领导人来说，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是工具性的，只要它们能够提高和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就可以接受它们。zhengyongnin，“technocrticledership，privteentrepreneurship，ndprtytrnsformtioninthepost…denger，”johnwongndzhengyongnin，eds。，chin‘spost…jingledershipsuccession：problemsndperspectives（londonndsingpore：worldscientificndsingporeuniversitypress，2002），pp。87…118。

    与那些把科学界当成一个利益集团的著作相类似，这类关于科学思维观念的著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领导人最优先考虑展科学和技术，以及这样一种思维观念是如何促进精英政治的变化的。但是，在探索中国的科学展和政治变革之间的关联上，这类著作有两个主要的缺陷。第一，技术进步如何影响了国家和全社会（而不仅仅是科学界）之间的互动，这类著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7第二，它们没有将技术官僚型领导人进行区别对待。尽管基于他们的科学知识，技术官僚型领导人能够在解决问题时达成共识，但是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利益，这通常激他们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解释中国的政治变革中，不同的政治关注点非常重要。

    将科学界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分析方法，使得我们能够观察，科学界是如何自下而上影响政治变革的；而技术官僚政治的分析方法，则帮助我们探究，科学的思维观念是如何自上而下提供政治变革动力的。然而，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向我们展示，国家和社会是如何在由现代信息技术所创造的新政治阵地中进行互动的，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变革的。

    8。社会科学中的技术和政治（5）

    最相关的一类著作，则是有关媒体的一般研究，特别是专注于中国媒体改革的研究。正如在之后的章节中将要讨论的，研究媒体的学者们已经着重于研究如下问题：新信息技术的展是如何为来自下层的政治参与者提供新的渠道，并如何由此影响了政治变革。对于在达的西方民主制国家里研究公民参与的学者来说，这是一个主要的议题。尽管如此，他们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的媒体政治。

    在研究中国的学者中，媒体改革也是他们的聚焦点。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媒体生了具有实质性的变化。从媒体方面来看，它长期以来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市场化和商业化压力，因而不得不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运作。从政权方面来看，执政党不得不改革它的媒体政策，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并用以满足社会对信息的需求。学者们已经在观察，自上而下的媒体改革和自下而上的媒体商业化，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变革。虽然有大量的著作问世，但是就媒体改革的政治影响而，学者之中还没有达成共识。许多人认为，媒体改革仅仅是增强了中国**的力量，而非削弱了它的力量；而另一些人则设想，这样的改革能够导致政治自由化。这一类的文献在日益增加，一个不完全的列举包括：hugodeburgh，thechinesejournlist：meditinginformtionintheworld’smostpopulouscountry（londonndnewyork：routledgecurzon，2003；chin…chunlee，ed。，chinesemedi，globlcontexts（london：routledgecurzon，2003）；stephniehemelrykdonld，michelkenendyinhong，eds。，mediinchin：consumption，contentndcrisis（london：routledgecurzon，2002）；chin…chunlee，ed。，power，moneyndmedi：communictionptternsndbureucrticcontrolinculturlchin（evnston，il：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2000）；dnielc。lynch，fterthepropgndstte：medi，politics，nd“thoughtwork”inreformedchin（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1999）；yuezhizho，medi，mrketnddemocrcyinchin：betweentheprtylinendthebottomline。（urbnndchicgo：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98）；ndchin…chunlee，ed。，chin‘smedi，medi’schin（boulder，co：westview，1994）。这类著作的研究对象涵盖了各式各样的媒体，包括纸质媒体（报纸、杂志和书籍）、广播和电视。这类学派的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传统的媒体技术形式，其中包括了出版、广播和电视，而较少关注最新的信息8技术，亦即互联网。考虑到互联网本身极大地区别于传统形式的媒体技术，我们必须超越现有的媒体研究来详细地检视：作为信息技术的一种新形式，互联网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展的？此外，研究中国媒体改革的学者，重点研究的是不同媒体界别如何与国家互动，但是，并没有过多关注信息技术本身如何能够影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9。社会科学中的技术和政治（6）

    不同形式的信息技术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政治。在本书中，笔者尝试探索互联网如何影响中国政治的展。笔者将会展示，互联网是如何将自身与传统媒体（比如电视、广播和出版）相区别的。如此一来，笔者将能够论证，互联网作为信息技术的一种形式，本身能够对政治有着一种重要的影响。下一步任务，就是要探索互联网如何影响政治行为者——即国家与社会，以及探索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本书尝试从三个维度来检视互联网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1）互联网如何影响国家；（2）互联网如何影响社会；以及（3）互联网如何影响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

    10。国家…社会关系背景下的互联网（1）

    正如之前简要论述过的，研究中国的学者，事实上已经尝试过在国家…社会关系的背景下探索互联网的政治影响。***然而，这些研究基本不检视互联网如何在国家…社会关系中引入变化，它们关注的是，国家或社会如何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

    第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对国家进行了赋权。学者们从劳伦斯·莱斯格（lwrencelessig）、詹姆斯·博伊尔（jmesboyle）和其他采用了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ult）关于正式和非正式强制形式分析方法的学者那里汲取了思想，来展示互联网如何能够对国家进行赋权。

    莱斯格认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政府都最有可能管控互联网，管控的方式是控制底层代码和塑造它运行的合法环境。lwrencelessig，codendotherlwsofcyberspce（newyork：bsicbooks，1999）。根据他的观点，“代码”是四个基本要素的结合，即法规、社会规范、市场和互联网自身的结构；“代码”可以在网络空间塑造行为。代码编写者创设了大多数互联网特征，这些特征以允许或禁止的方式来限制其他行为。无需多，总有办法来规避这些由设计者强加的限制。不过，有一点很重要，有效的管控之所以是可能的，恰恰是9因为完全的管控是不可能的。ibid。，p。57。要探寻网络空间是如何被管控的，那么，现代码是如何进行管控的、谁编写了代码以及谁在控制代码编写人，就显得非常重要。ibid。，p。60。很明显，任何对互联网管控本质的深入调查，都必须延伸至政府的管理方式，即政府通过直接管理中间人，例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s）和互联网内容提供商（icps），能够间接管理互联网。ibid。，p。97。

    类似的，援引福柯的思想，博伊尔认为，国家能够在互联网中建立多种的“监督”技巧，并因而达到有效的互联网审查。转引自gudrunwcker，“theinternetndcensorshipinchin，”inchristopherr。hughesndgudrunwcher，eds。，chinndtheinternet：politicsofthedigitllepforwrd（london：routledgecurzon，2003），pp。58…82。根据福柯的理论，早期的现代国家以其内外的强硬手段对其国民进行正式的控制。国家对特定的行为设立了严格的控制，并对违反的行为以严厉的惩罚相震慑。相比之下，现代国家则让国民参与他们自身的政府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它将外在的控制转化成为内在的控制了。虽然，国家和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相互明确区分开来，但是事实上，这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程度已经是前所未有地高了。公民不仅以投票和政治控制来治理他们自己，而且还通过他们自己符合道德的、天生的和感上的经济，预先限制他们自身的行为，并缓和他们自身的冲动。因此，早期现代国家的严酷终归于不必要。现代国家不再实施命令、强荐和惩罚，而是说教、告知、劝说和劝阻。michelfoucult，disciplinendpunish：thebirthoftheprison（london：penguin，1991）。有关福柯的论述，参见colinjonesndroyporter，eds。，ressessingfoucult：power，medicinendthebody（london：routledge，1994）；ndgrhmburchellcolingordonndpetermiller，eds。，thefouculteffect：studiesingovernmentlity（chicgo：universityofchicgopress，1991）。

    11。国家…社会关系背景下的互联网（2）

    遵从着这一逻辑，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互联网很有可能“加强中国的威权主义政权，而不是削弱它”。在这些研究中，香提·卡拉希尔（shnthiklthil）和泰勒·鲍尔斯（tylorbos）总结道：“在互联网时代，威权主义国家丝毫没有过时。”shnthiklthilndtylorc。bos，opennetworks，closedregimes：theimpctoftheinternetonuthoritrinlrule（wshington，dc。：crnegieendowmentforinterntionlpece，2003），p。136。这是因为，在规划互联网的展上，以及在规定社会、经济和政治行为者使用互联网的方式上，威权主义国家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中国政府扮演了互联网展的设计者，这一事实使得非政府行为体较为无法施加政治影响力，因为互联网用户“也许会避开网上的政治敏感材料，并且企业或许会现，相较于挑战国家的审查政策，与国家进行合作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ibid。华玉洁（gudrunwcker）在其关于中国互联网审查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wcker，“theinternetndcensorshipinchin。”华玉洁的看法是，可以很明显地认为，中国**能够采用福柯所说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手段，来控制互联网的政治影响。最近的一项实证研究似乎证明了所有这些早期的观点，这项实证研究是由“开放网络促进会”（opennetinititive）研究并布的（“开放网络促进会”是由哈佛大学法学院、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和剑桥大学安全项目共同组建的）。根据这项研究得出的报告，“中国的互联网过滤机制，是世界上此类过滤机制中最为成熟的。”derekbmbuer，ronldj。deibert，johng。plfreyjr。，rflrohozinski，nrtvilleneuvendjonthnzittrin，internetfilteringinchinin2004…2005：countrystudy，berkmncenterforinternetndsocietythrvrdlwschool，reserchpublictionno。2005…10。从此处获得：ssrn：http：//ssrn。com/bstrct=706681。上网时间：2006年5月15日。

    10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对社会进行了赋权。西方的决策者们，例如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georgew。bush）即2000~2008年在位的小布什，此书的英文版写作和出版之时，小布什是美国总统，因此称呼上仍为“总统”；而现任美国总统是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rckhusseinobm），小布什为前总统。——译者注和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clinton）都认为，互联网将会为中国带来自由和民主。这样一种信念也出现在许多学术著作中。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互联网能够减少中国**在很多领域的影响。geoffrytubmn，“not…soworldwideweb：theinternet，chin，ndthechllengestonondemocrticrule，”politiclcommuniction，15（1998），pp。255…272；kthleenhrford，“cyberspcewithchinesechrcteristics，”currenthistory（september2000），pp。255…262；ndninhchigin，“chin‘scyber…strtegy，”foreignffirs，80：2（mrch/pril2001），pp。118…133。实证证据也支持互联网对社会赋权的观点。先，社会对互联网的使用促进了公共辩论和问题传播。互联网已经展现出其扮演中国政治监督者的潜力。其次，通过扩大旧有的联合准则、促进现有组织的活动并创造一种新的联合模式——虚拟社区，互联网塑造了社会组织。最后，互联网在抗争的动力中引入了新的要素。guobinyng，“theinternetndcivilsocietyinchin：preliminryssessment，”journlofcontemporrychin，12：36（ugust，2003），pp。453…475。

    12。国家…社会关系背景下的互联网（3）

    毫无疑问，两个阵营的学者（对国家赋权和对社会赋权）都有他们自己的逻辑，且拥有实证数据来支撑他们的观点。我们可以鉴别一下导致这种观点分歧的两个因素。第一，在一些领域里，互联网对国家进行赋权，但是没有对社会进行赋权；但是在另一些领域里，它对社会进行赋权，却没有对国家进行赋权。第二，在某些领域里，互联网对国家和社会都进行了赋权。

    两个阵营的学者都极大地低估了这两个因素。互联网不仅仅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所使用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是一个新的、尚未开的政治阵地，国家和社会都试图在这块阵地上扩大它们自身的政治空间。这样一来，这二者之间的博弈并非总是零和性质的。在两个阵营的学者当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他们的观点中固定地存在着一个暗含的假设，即互联网的展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零和博弈。

    本书认为，在条件具备的况下，互联网的展能够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相互进行赋权和改造。笔者的最初现有四点。第一，互联网对国家和社会都进行了赋权，因为这二者都从互联网的展中受益。国家能够利用互联网来提升它的治理，而提升了水平的治理则能够对社会有益。第二，互联网的展产生了分权的效果，也就是说，它的益处以分权的方式扩散。即使存在着“数字鸿沟”，但互联网的展不仅使中间阶层和上层阶层受益，也有助于中下阶层努力改善自身经济和社会福利。第三，互联网为国家和社会靠近（或摆脱）对方创造了一个新的基础结构。这是开展政治的一个新论坛。与其他的环境相比，互联网更能够对国家进行约束。第四，互联网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制造了一种递归关系，相互改造二者之间的互动。换句话说，国家和社会在互联网上的互动，最终重塑了国家和社会。因此，在中国，一方面，互联网是否能够导致西方学者所说的民主，还之尚早；另一方面，它在促进各方面的政治自由上（例如公开性、透明度和责任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样的政治自由，也使得国家和社会都受益。

    这样一种相互赋权和改造的观点，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国家…社会关系。多年来，学者们以二分法来对待国家和社会。例如peterb。evns，dietrichrueschemeyer，ndthedskocpol，eds。，bringingthesttebckin（newyork：c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国家被认为是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要素。强国家弱社会的况，被认为是有助于社会…经济转型的；而强社会弱国家，则被认为是对这种转型设置了一个严重的结构性障碍。例如joels。migdl，strongsocietiesndweksttes：stte…societyreltionsndsttecpbilitiesinthethird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8）；ndtulkohli，ed。，thesttenddevelopmentinthethird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在以国家为论述中心的著作中，国家被认为是一个单一行为体，战略性地评估自身的况，然后相应地采取行动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此外，国家的力量通常被等同于它对社会的独断权，即国家有能力忽视其他社会行为体或对社会强加自己的意志。国家中心理论对展中国家（例如中国）的决策者和学者有着重要的影响。很明显，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版的国家主义。例如shogungwngndhungng，thechineseeconomyincrisis：sttecpcityndtxreform（rmonk，ny：m。e。shrpe，2001）。中文原版出版于1993年，当时中国政府开始重新集中财政权，参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有关中国国家主义的论述，参见yongninzheng，discoveringchinesentionlisminchin：moderniztion，identityndinterntionlreltions（cmbridge：c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pp。38…44。通常，对于第三世界的政治精英来说，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集中所有的权力来应对社会…经济变革，即使集权未必是一个有效的方案。

    13。国家…社会关系背景下的互联网（4）

    最近十年里，学者们修正了他们先前的观点。他们现，在真实的世界里，国家基本不是社会中唯一的中央力量，12并且也几乎无法独立于社会力量。在许多政治场合中，国家权力的部分内容，更多的是国家借助其他社会行为体、或与其他社会行为体合作的能力，并且，国家与社会群体的明显分离，最终将使国家在许多场合中变弱而非变强。国家（政府）本身就是一个特定社会的一部分，它需要社会来实现它的目标。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在特定的条件下，国家和社会力量能够相互赋权，而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而非分裂），其效果是能够为双方一同创造更多的权力。例如joels。migdl，tulkohli，ndvivienneshue，eds。，sttepowerndsocilforces：domintionndtrnsformtioninthethirdworld（newyork：c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peterevns，embeddedutonomy：sttesndindustriltrnsformtion（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5）；joels。migdl，stteinsociety：studyinghowsttesndsocietiestrnsformndconstituteonenother（newyork：c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

    国家能力在大多数展中国家都很重要，这些国家的政府往往都同时面临着社会…经济转型和政治自由化的任务。一方面，快速而可持续的经济展要求一个强大的国家，它能够超越特殊利益集团的短视，制定长远的展战略。另一方面，政治展通常需要并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民间共同体领域和社会力量在国家组织里的联合。政治改革通常必须在一段时期里削减之前存在的国家权力，在这段时期里，这些国家正在推动经济转型，并提供有效的治理。xuwng，“mutulempowermentofsttendsociety：itsnture，conditions，mechnisms，ndlimits”，comprtivepolitics，vol。31，no。2（1999），p。232。然而，在特定的况下，社会…经济转型和政治自由化并不必然是相互冲突的。例如，人们现，向民主的转型并不必然减少国家的角色，也并不必然削弱国家的能力；相反，一个有能力的国家，是维持牢固的民主的重要条件。dmprzeworskietl。，sustinbledemocrcy（newyork：c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共同努力，或许能为政治改革的开展提供最有效的途径。强劲稳健的公民联合体，能够与强大而有弹性的国家携手共进。

    国家在追求经济…社会转型中，必须要应对社会力量，而社会…经济转型通常也起到了国家和社会相互改造的作用。因为国家（政府）是社会的一部分，所以在相互互动的过程中，“国家也许帮着塑造社会，但是也受到其所在社会的不断塑造。社会对国家的影响，和国家对社会的影响是一样的，甚或可能影响得还更多。”migdl，kohli，ndshue，“introduction，”inmigdl，kohli，ndshue，eds。，sttepowerndsocilforces，p。2。

    14。国家…社会关系背景下的互联网（5）

    笔者认为，互联网提供了一个舞台，让国家和社会之间相互赋权。***另一个事实是，在国家…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中，相互赋权的程度也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互联网在这些不同领域中的影响有所不同。

    相互赋权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国家和社会之间在任何况下在互联网上都没有利益冲突。技术赋权也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种政治形式。总有一些领域里，国家和社会是冲突的。正如在之后几章里将会看到的，即使是在有利益冲突的领域里，谁将赢得双方之间的博弈，依然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有些案例中，社会群体在挑战国家中落败，但是也有一些案例中，社会群体成功地挑战了国家。在一个网络政治环境下，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通常是递归的，并导致了相互改造。

    要理解互联网相互赋权和相互改造的本质，有必要将国家和社会区分讨论一下。中国的国家（政府）几乎不是一个固定的意识形态实体或一个无

技术赋权 第 4 部分阅读

    别的、单一的、理性的行为者。国家（政府）由不同的部分组成，包括党政的最高领导人、不同的政治派别、中央的党的机构和政府部门，以及各级政府的相应结构（即省、市、县、镇）。在本研究中，“国家”指的是“党领导下的国家”，这是考虑到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这一事实。有关中国政治制度的描述，参见kennethlieberthl，governingchin：fromrevolutionthroughreform（newyork：w。w。norton&mp；compny，inc，1995）。国家的各个组成部门在不同的政策领域里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身份，包括在互联网领域的政策上也是如此。中国的社会也是如此。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社会由不同的社会群体组成，它们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身份。互联网在促进政治变革中的角色，取决于国家各分散部门和社会各分散团体这二者之间的众多结合点上的互动。国家的不同组成部门和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通常导致了意料之外的赋权和改造模式。

    由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递归性的特征，因此，在判断互联网的赋权效应时，互动战略就很重要了。国家的不同组成部门和社会的主要团体，在互联网公共空间内使用互动战略进行互动，而迄今为止，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却忽视了这样的互动战略。笔者将会展示，一项特定的挑战是否能够成功，不仅取决于国家和社会互动的领域，还取决于这些行为者在应对对方时所采用的战略。

    15。本书结构（1）

    本书分为七章。***在第一章的导论之后，第二章和第三章将关注互联网和国家。在这两章中，笔者试图回答两个重要的问题：（1）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做出了比以往更大的努力来促进信息技术的展；（2）对于信息技术展引的意料之外的政治后果，领导人是如何来应对的。

    第二章在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背景下检视信息技术的展。正如在“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的背景里讨论的那样，科学和技术是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整体构成部分。科学和技术的展，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基石，“技术民族主义”是贯穿中国当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的一个重要主题。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科学和技术在政治上更具有其重要性。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必须依赖科学和技术来推动快速的经济展。政权的经济成就成为其政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后邓小平时代的**领导人最优先考虑展信息技术。一场新的“技术民族主义”运动开始了，如此一来，国家就能够适应全球化。

    但是，作为当代中国政府基础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展，也带来了未曾预料到的政治后果。民族国家的建设导致了社会的不满，而互联网就成为了社会群体表达他们不满的有效工具。因此，互联网上的社会抗议和集体行动高涨，这些行为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展有着紧密的关联。

    中国领导人是如何一手促进信息技术的快速展，一手应对这些意料之外的后果呢？这将是第三章试图回答的问题。中国**的领导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建立一个管理机制，这个管理机制一方面用来促进互联网展，另一方面则用来建立互联网控制机制，以应对互联网所带来的意料之外的后果。在当今世界，对互联网的管理是所有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论这个国家是自由政体的、民主政体的，抑或是威权政体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否认在特定方面对电子通讯进行管理的必要性，这是为了保护国家的主权。无需多，中国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建立起了这样一个管理机制来治理互联网。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也对互联网施加了政治控制。中国因而展了两个互联网机制：管理机制和政治控制机制。这两个机制都是由中国政府建立的，但并不意味着，这两个机制之间就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检视这两种机制及其之间的冲突，将使得我们能够观察，信息技术和政治控制之间的张力是如何形成的。

    第四章检视的是，互联网如何能够导致从政治自由化到政治民主化的政治变革。互联网是否能够促进中国的政治变革，取决于如何定义“政治变革”。在这一章里，笔者区分了两个关键概念，民主化和自由化，并展示出，即便互联网并没有能够通往中国的西式民主化，但是它通过两种方式极大地推动了政治改革：在社会群体起集体行动时对它们进行赋权，以及创造机会让改革派领导人与公民社会形成隐性联盟。这一章检视的是，作为信息技术的一种新形式，互联网是如何能够帮助社会群体起集体行动，并挑战国家所实施的不合理政策的。本章也强调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些积极关联，并因此展示出互联网的相互赋权和改造效应。

    第五章和第六章关注的是互联网和社会。第五章检视了基于互联网的公民参与。在第四章里，笔者检视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积极的（或称相互赋权的）关联，但是在第五章，笔者将关注二者之间的一些消极关联，也就是说，互联网在一些政治域场中，对社会进行了赋权，但是没有对国家进行赋权。笔者要证明的是，互联网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公民参与，另一方面，民众对公共机构和国家的信任也受到了互联网的破坏性影响。公信力的下降对国家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然而，这种挑战对国家来说也不必然是有害的。它们可以对政权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而政权则可以借机来改善自己的治理。

    16。本书结构（2）

    第六章关注的是国家和社会在互联网公共空间的战略互动。我们已经成功地见证了互联网上的集体行动事例，但是我们同样也见到了失败的事例。如何来解释它们的成功或失败？笔者认为，互动战略是重要的。互联网能否赋权给社会群体，使得其能够成功地组织集体行动来挑战国家，取决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战略。本章检视的是，互动战略是如何影响结果的。笔者展示的是，当国家（政府）的不同部门与社会的不同团体之间形成一个隐形联盟的时候，集体行动就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而当一项集体行动被整个政权视作是威胁到自身生存的时候，就会产生最坏的结果。

    最后，第七章总结了本书研究的主要现。对科学技术展和当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之间的关联，本章试图提供一个总的概述。论述的重点放在互联网的相互改造本质。本章所展示的，并非是互联网本身（也不是任何其他形式的信息技术），而是国家（政府）不同部门和社会不同团体之间在互联网公共空间的互动，创造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动力。在推动政治变革上，社会…经济力量是主要的行为者。在引导中国的政治变革中，这些社会…经济力量将互联网作为一种有力的资源。在这一章里，笔者先明确中国政权变革的一些主要方案，然后检视互联网能够在每种方案里扮演什么角色。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信息技术是建设民族国家努力的一部分。信息技术一方面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设，另一方面为挑战国家的新型集体行动创造了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国家和社会在这个平台上竞逐权力。在一些域场，互联网对国家和社会都进行赋权，而在另外一些域场，只对其中一个进行赋权。此外，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对国家和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对社会群体而，它是组织集体行动的一个工具；对国家而，它是管理和控制社会群体互联网行为的一个工具。国家和社会在互联网公共空间里的互动，改造着双方，并为中国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动力。

    1。信息技术和民族国家建设（1）

    本章将在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背景下检视信息技术的展。***科学和技术的展，是当代中国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笔者试图强调民族国家建设的两个主要方面。第一，就民族国家的建设而，科学和技术的展长期以来根植于中国精英的思维观念中。换句话说，它是中国精英对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应当如何建设的一种思考方式。对中国的精英而，科学和技术是工具性的，是使中国变成一个强大而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工具。第二，有关民族国家建设的政策和实践，更多是为社会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机会。这在信息技术的最新形式（即互联网）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如何来解释信息技术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一些学者通常援引一些事例来回答这个问题，例如1991年8月反对苏联政权的运动。在这次事件中，莫斯科大学的教员们利用电子邮件向全球社会通告和更新信息，避开了苏联政府的审查手段。国内力量与国外力量进行联合，从而能够对鲍里斯·叶利钦（borisyeltsin）施加影响，并帮助和平解决了这场政治闹剧。不必说，大家也可以联想到印度尼西亚苏哈托（suhrto）政权被推翻的事件。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科学界的活动和联络（例如学术界对电子邮件的利用）影响了政治事件的形态，并导致了政治变革和民族国家从威权向民主的转型。然而，根据德罗里（drori）等人的观点，这样来解释科学与政治开放之间的关系，太过狭隘了，因为它将科学家特定的行为与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而非强调科学对一个地方的政治的普遍性影响和文化性影响。gilis。drori，johnw。meyer，frnciscoo。rmirez，ndevnschofer，eds。，scienceinthemodernworldpolity：institutionliztionndglobliztion（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2003）。

    根据德罗里等人的观点，“科学作为现代思想的权威声音，造就了理性的思考和理性的秩序。”ibid。，p。268。换句话说，“科学为民族国家提供了文化脚本，使民族国家照其行事或支持行动……民族国家的行为者/代理人角色，约束了其自身，让其向达成社会目标迈进。在它们（民族国家）探索达成这些目标的成功路径时，它们依靠的是可获取的文化脚本。”ibid。，p。278。

    正如之后将会论述的，德罗里等人所称的“文化脚本”，事实上反映在了中国政治精英努力建设一个现代的中国民族国家的思维观念中。文化脚本帮助中国的精英获得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应该是怎样”的知识。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建设民族国家的努力，是基于他们观念中的民族国家的成功模式。就这一点而，科学和技术帮助他们将中国民族国家的框架合理化和标准化。

    这样一种科学和技术的思维观念，指引着中国领导人展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在后**时代的中国，信息技术的展对于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而，变得尤其富有意义。信息技术不仅被视作是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最现代的指针，也被认为是中国国家现代性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还被认为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根核心支柱，而经济增长是执政党（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由于“德先生”（民主）的形象模糊不明，“赛先生”（科学）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领导人对信息技术的展如此关注。

    现代中国的“科学”思维观念和技术民族主义

    当各种论述中提及现代国家的时候，它们通常指的是源于西方、然后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谈论展中国家的（民族）国家之时，几乎不可能不提到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正如法国学者贝特朗·巴迪（bertrndbdie）所认为的，全球化是政治秩序西方化的一个过程——“（是）一种国际制度的建立，（它的）趋向是统一其规则、价值19和目标，同时要求将全人类整合进自己的中心。”bertrndbdie，theimportedstte：thewesterniztionofthepoliticlorder，trnsltedbycludiroyl（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2000），pp。1…2。因此，在讨论中国的领导人是如何努力展现代信息技术之前，笔者将先简要地察看一下，在中国的精英努力建设民族国家时，科学和技术是如何影响了他们的选择的，一种“科学”思维观念又是如何在整个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形成的。

    2。信息技术和民族国家建设（2）

    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主要是由于欧洲国家的扩张塑造的。***欧洲的扩张导致了古老的、非欧洲形式的国家间联系类型的瓦解。现代国家制度的一些关键特征——政治权力的集中、国家管理的扩大、领土规则、外交体系、正规军的出现、常备军——成为全球秩序的普遍特征。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媒介手段，先是欧洲国家的海外经营能力，这种能力依靠的是军事力量，以及能够进行长远范围导航的海军力量。stephend。krsner，sovereignty：orgnizedhypocrisy（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9）；nddvidheldndnthonymcgrew，dvidgoldblttndjonthnperrton，globltrnsformtion：politics，economicsndculture（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1999）。

    自从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世界的其他地区不得不追随欧洲的模式。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民族国家在许多意料不到的维度上呈现了结构性的相似，并且以意料不到的相似方式在生改变。正如约翰·迈耶（johnw。meyer）和他的同事现的那样，民族国家是借鉴世界层面内的模式而推理出来或想象出来的共同体。johnw。meyer，johnboli，georgem。thomsndfrncisoo。rmirez，“worldsocietyndthention…stte，”infrnkj。lechnerndjohnboli，eds。，theglobliztionreder（blckwellpublishers，2000），pp。84…92。他们进一步现，现代民族国家的许多特征起源于全球性的模式，这些模式是通过文化和联系过程来建构和宣传的。这些模式以及它们所反映的意图，是高度理性化的、明确表达的，并且通常具有令人惊讶的共识性。全球性的模式规定了地方行为的议程并使其合法化，它在理性化的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里（商业、政治、教育、医疗、科学，乃至家庭和宗教），塑造了民族国家以及其他国家行为者和地方行为者的结构和政策。ibid。

    因此，正如在上一章所提到的那样，问题在于，为什么现代中国的精英们选择了重视现代民族国家的技术层面，而不是选择重视其民主层面。换句话说，在引导现代中国的展上，基于科学思维观念的技术民族主义，为什么以及如何展起来并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自西方到来之前，中国的儒教国家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尽管有着不同朝代的兴衰更替，儒教国家的基本政治结构保持不变。在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摧毁儒家帝国秩序的正是西方的强权力量，这种新力量的基础，在于其强大的科学和技术、政治和经济20组织，以及不间断进步的革命性视野。面对这种力量，纯粹的中国传统无论多么自信，也无法比拟。正是西方强权力量的到来，开启了中国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民族国家建设进程。

    科学和技术思维观念的展，反映在自清朝中叶以来知识分子对有关民族国家建设的论述话语的改变。当现代的欧洲民族国家来到中国，西方在科学和技术上的优越性便震惊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试图将（西方的）这种成就纳入他们的文化中去，另一方面也依然相信，他们自身传统文化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是牢固的。这种论述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1837…1909年），他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对他们自身的传统变得彻底失望了，因为他们在里头找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开始相信，传统只是一个绊脚石，它阻碍了任何迈向未来展的脚步，所有的希望都被寄托在了快速和全盘的西化过程上。这种论述的代表人物是胡适（1891…1962年），他主张全盘西化或是全面现代化。但是西化的方案并没有给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带来任何积极的成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又一次开始逐渐意识到，西方并非完美无缺，而他们自己的传统也绝非一无是处。西方文化和现代化进程有着其自身的问题。虽然许多核心的传统习俗必须予以根除，但是一些扎根于传统的文化洞见则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构建，使得它们或许能够为迈向未来做出重要的贡献。因此，必须寻找到一种综合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建立的基础是务实地理解人性的问题及其环境。这种论述的代表人物是牟宗三（1909…1995年），他倡导复兴和重建传统的中国哲学洞见。liushu…hsien，“confucinidelsndtherelworld：criticlreviewofcontemporryneo…confucinthought，”intuwei…ming，ed。，confucintrditionsinestsinmodernity：morleductionndeconomiccultureinjpnndthefourmini…drgons（cmbridge，m：hrvrduniversitypress，1996），p。100。尽管这些有关民族国家建设的论述各不相同，但是在所有的论述中，当代西方的科学和技术都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同意，尽管中国是否应该放弃自己的传统依然争论不休，但是为了建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

    3。信息技术和民族国家建设（3）

    相比知识界的角度，从政治界的角度来看，这种展也是很相似的。***在面对西方强权时，中国的政治精英必须对旧式的国家形式做出一些改变，这是为了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并在这种变化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制约。根据卡尔·宾格尔（krlbunger）的观点，中国的统治者面临着三个21选择：（1）改革中国自历史以来所形成的制度；（2）照搬西方模式；或者（3）展中国自己的制度，在适当的地方参考外国的先例。krlbunger，“thechinesesttebetweenyesterdyndtomorrow，”insturtr。schrm，ed。，thescopeofsttepowerinchin（hongkong：thechineseuniversitypress，1985），p。xvii。

    第一个选项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旧的秩序无法应对西方的强权。一旦中国的政治精英意识到旧制度的局限性，他们就通过学习西方来开始努力重建国家。然而，当19世纪晚期，中国的领导人开始努力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政治制度时，他们现，他们必须对军事和技术现代化予以重视，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的国际体系的特征是帝国主义。在欧洲国家和美国当中，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几乎就是它成功进行战争行为的能力。西方对东亚地区的入侵，打破了以中央王国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天下秩序观念。西方强权将民族国家的观念带入了中国，但是它们并不打算将中国视作一个主权国家。这样的一种国际体系，对中国国家建设的路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中国的精英而，似乎只有一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才能阻止西方的进一步入侵。他们意识到，如果中国要获得外部的尊重并且保护自己，它就必须先要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军事现代化因而符合这一最高目标。

    和日本一样，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中国的精英们产生了“富国强兵”的思维观念。有关这样一种思维观念在日本的研究，参见richrdsmuels，richntion，strongrmy：ntionlsecurityndtechnologicltrnsformtioninjpn（ithc，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4）。这样一种思维观念先反映在19世纪70年代的“自强运动”，以及1898年所尝试进行的改革上。所有这些改革的努力，尽管最终都失败了，但却把中国国家置于工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科学探索和西式教育改革的道路上。通过综合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欧洲的工业和军事战略，以及美国的科学和教育，这些改革运动挥了极大的启蒙作用。

    在输入了西方不同学派的思想（例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变得激进起来了。在20世纪初，西化成为了中国国家建设的流行范式。正如谢和耐（jcquesgernet）准确指出的那样，“（中国）对西方制度的模仿，仅仅是受到了一个美好愿望的鼓舞，jcquesgernet，“introduction，”inschrm，ed。，thescopeofsttepowerinchin，p。xxxii。（他们）认为，正是他们所要复制的这些东西导致了西方的成功。“在这种背景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被中国人视作可以效仿的模范。对中国的精英而，如果说日本能够变成一个强大国家，那是因为它模仿了西方的制度。

    1911年的辛亥革命受到了西方思想的鼓舞，因此，革命之后就建立了共和国（中华民国）。1911年以后，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试图输入西方的政治制度。事实上，正如卡尔·宾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模仿和输入西方的国家模式成为了中国国家建设的一个主要内容。bunger，“thechinesestte，”p。xxii。各种西式版本的宪法就是见证。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也没有带来一个现代而强大的中国。相反，对西方国家思想的输入，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的瓦解，四处都是军阀割据。edwrdmccord，thepowerofthegun：theemergenceofmodernchinesewrlordism（berkeley，c：universityofclifornipress，1993）。

    4。信息技术和民族国家建设（4）

    西化方案的失败导致了第三种选择，即学习外部世界的同时，设计出中国自己的新制度。***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但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这是最有希望的一种选择。在五四运动之后，20世纪30年代，中国精英对现代西方思想进行了非常严肃的批判。然而，科学和技术的思维观念很明显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精英之中。在应该遵从什么“主义”的问题上，他们互不认同，但是他们都认同的是，只有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对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科学基础的重视，明确地反映在要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上，这是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尽管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有分歧，但是所有的政治力量，不论是国民党还是**，都将它们的重心放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科学基础上。

    这样一种科学的思维观念，存在于民国时期的精英当中。他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建立各种机构，例如科学学会（比如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原名科学社，是由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学生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杨铨）、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等9人在1915年起成立的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任鸿隽任社长。其前身为1914年创办的《科学》杂志社。《科学》刊后，感觉仅此一杂志不能实现其“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的宗旨，1915年10月25日改组为中国科学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会社。宗旨为“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达”。1918年迁回国内，设总社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南京大学）。他们以美国科学促进会（s）及其科学杂志为模式，创办中国的《科学》杂志。1915年1月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刊词上“科学”与“民权”赫然并列，申明“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1928年定址上海。在全国设有分社或支会。社员多为科学、教育、工程、医务界人士。中国科学社除了学术活动外，在各地成立了图书馆和研究所，包括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科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刊》等杂志及《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史丛书》等。1959年秋停止活动，存在近半个世纪。——译者注和禹贡学会禹贡学会是由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先生和谭其骧先生于1936年5月起组建的，是民国时期中国学者研究历史地理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其前身始于顾颉刚先生在1934年2月创办的一份名为《禹贡》的半月刊杂志，它吸引和聚集了众多的历史地理问题学者。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禹贡”一词出自《尚书·禹贡》。——译者注）和大学。早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就计划在中国建立一所中央级的学术研究机构。1928年，就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一年之后，中央研究院成立了。虽然孙中山的继任者蒋介石对西方的自由主义非常抵触，但是他对科学和技术的欣赏却不应被低估。蒋介石试图通过结合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中国的价值观，来重新定义中国的国家。julistruss，stronginstitutionsinwekpolities：sttebuildinginrepublicnchin，1927…1940（oxford：clrendonpress，1998）。例如，1929年，国民政府成立国立北平研究院，1927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设立国立中央研究院时，筹备委员李煜瀛提议同时设立局部或地方性的研究机构。1929年8月，行政院决议以北平大学的研究机构为基础组建国立北平研究院。1929年9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国立北平研究院。1949年10月，北平研究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科学院接管。——译者注这在建立中国独立的科学研究制度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congco，chin’sscientificelite（londonndnewyork：routledgecurzon，2004），p。26。在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起的“新生活运动”中，这样一种科学的思维观念也表现得很明显。这场运动被认为是用于反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但是蒋介石实际上是尝试在中国建立和传播一种科学的生活方式。rifdirlik，“theideologiclfoundtionsofthenewlifemovement：studyincounterrevolution，”journlofsinstudy，34：4（ugust1975），pp。945…980；ndsmuelc。chu，“thenewlifemovement，1934…1937，”injohne。lne，ed。，reserchesinthesocilsciencesonchin（theestsininstituteofcolumbiuniversity，1957），pp。1…19。

    5。信息技术和民族国家建设（5）

    虽然频繁的内战和外国入侵使中国精英们对“富国强兵”的渴望遭受重挫，不过231949年**者们取得的革命胜利，引了中国科学和技术展的一个新阶段。***科学的思维观念在中国**的政权中嵌入得更加明显。**和他的**同志们借鉴苏联模式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不仅拒绝了西方民主的构成要素，也排斥了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学说。但是，通过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将其作为**制度的支柱，**重新定义了中国的“国家”。学者们称之为“技术民族主义”的东西，事实上引导着领导人努力建设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的含义是：“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来说，技术是最根本的，一个国家的展政策必须拥有明确的战略支撑，技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本土化，并使技术在整个制度中扩散。”evn。feigenbum，chin‘stechno…wrriors：ntionlsecurityndstrtegiccompetitionfromthenuclertotheinformtionge（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2003），p。14。新政权对科技展的新承诺，导致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高等教育体制的快速扩张和研究机构网络的广泛建立。然而，由于不友好的国际环境，新政权倾向于将科技展的重点压倒性地放在战略武器项目上。ibid。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大程度上甚至确立了对科学和技术的一种狂热。对于科学和技术为社会进步所作出的持续性贡献，**有一种宗教式的信仰，这种信仰事实上成为他激进政策的基础，这些政策造成了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大跃进”的失误。dliyng，clmityndreforminchin：stte，rurlsociety，ndinstitutionlchngesincethegretlepfmine（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1996）。

    6。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新技术民族主义（1）

    很明显，关于现代国家这个概念，中国精英们并没有多大改变；即，一个现代国家应该能够用最有效的方式来追求财富和权力，并满足民众的需求。他们相信，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可以打造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在后**时代，促进科学和技术展的重要努力，包括了研究机构的制度改革、高等教育体制的重振、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扩大招生、由批准制度实验和制度创新所导致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诞生，以及一系列用于支持技术研和技术推广服务的国家级项目的建立。richrdp。suttmeierndyoxingkui，chin’spost…wtotechnologypolicy：stndrds，softwre，ndthechngingntureoftechno…ntionlism，nbrspecilreport，no。7（settle，wshington：thentionlbureuofsinreserch，my2004），p。13。亦可参见：gushulin，chin‘sindustriltechnology：mrketreformndorgniztionlchnge（london：routledge，1999）。

    信息技术也是如此。学者们现，在**时代，信息技术的展与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例如，刘平邻在国家整合的背景下检视了中国展信息技术（在那时，指的是广播和电视网）的努力。lnp。l。liu，communictionsndntionlintegrtionincommunistchin（berkeley，c：universityofclifornipress，1971）。24这种政策导向在后**时代的中国依然持续着。对领导人来说，信息技术的展依然是迈向“富国强兵”的一种手段。dmsegl，digitldrgon：high…technologyenterprisesinchin（ithc，ny：cornelluniversitypress，2003），ndqiwenlu，chin’slepintotheinformtionge：innovtionndorgniztioninthecomputerindustr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0）。

    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展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富有意味和具有重要性。它不仅是领导人建设民族国家的持续性努力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强有力的基础。这一点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后**时代的领导人如此重视科学和技术的展，并将其作为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支柱。

    马克斯·韦伯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权力可以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例如个人的魅力、传统和理性的制度，因此，统治精英的政治合法性也各不相同。mxweber，thetheoryofsocilndeconomicorgniztion。trnsltedby。m。henderson&mp；tlcottprsons（newyork：thefreepress，1964）。如果领导人不能够依赖旧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那么现和探寻新的合法性来源就显得十分重要；否则，他们就很难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由于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各不相同，领导人所创设的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就必须能够与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相一致。换句话说，政治合法性是动态的：一旦一种特定类型的合法性建立起来了，它将会产生新的挑战，并因此对政治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去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

    7。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新技术民族主义（2）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寻求一种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幕后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尽管所推行的各种措施与变化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能够保持一致，但是有一个主题一直很突出，并且一直没有改变——所有的改革，都必须使得中国**及其政府能够增加或增强它们的政治合法性。

    尽管邓小平将后**时代的这场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但是他并不打算让这场改革破坏列宁主义的国家结构，更不用说意图推翻它。相反，他的意图是，旧的制度必须要进行改革，新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必须建立起来，以便中国能够在国内追求经济展，在国外获得国际影响力。邓小平：《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

技术赋权 第 5 部分阅读

    命》（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1…82页和第113…114页。

    当邓小平于20世纪70年代末复出主持工作之时，他从**手上继承了一个列宁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似乎在**时代多轮的政治运动之后严重地疲惫了，尤其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政治上，它不再能够为中国的社会提供一个稳定的秩序；在经济上，它也不再能够为民众提供产品。不仅仅是普通民众，连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也对国家失去了信心。在“文化大革命”的余波中，一场国家认同危机在中国社会深深扎根。

    中国**如何能够重新获得它的合法性呢？一个主要的方法是致力于经济改革。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先进行了农业改革，然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启了工业改革。最初的这些改革很快就取得了成功。有关中国改革进程的论述，参见brrynughton，growingoutofthepln：chineseeconomicreform1978…1993（newyork：c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值得注意的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科学和技术在促进国家经济展上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科学界在决策中变得富有影响力了。crolleehmrin，chinndthechllengeofthefuture：chngingpoliticlptterns（boulder，co：westviewpress，1990）。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改革陷入了“集权…放权…再集权”的恶性循环。nughton，growingoutofthepln。来自利益集团的抵抗非常强大，社会不满也变得很明显。为了克服这些抵抗并寻找到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革的重点放在了政治改革上。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论述了为什么政治改革对中国经济的继续改革非常重要。他指出，政治改革的方向是民主化，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许多讲话都触及了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例如，参见邓小平：《政治上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九八六年九月至十一月）；以及《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均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5…118页；第176…180页和第213~214页。我们很难质疑领导人关于政治改革必要性的真诚态度。在1987年召开的中国**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政治改革成为了一个重要议程项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政治领导人致力于激烈的辩论中，讨论中国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政治改革，以及如何能够开展这样的改革。

    8。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新技术民族主义（3）

    无需多，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对政治改革的看法是不同的。对邓小平来说，进行政治改革是为了要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和效率。他通常将“民主”解释为经济放权，相信放权将会促进经济效益，因为党政干部将能够科学和理性地制定经济政策。

    先不论领导人是如何看待政治改革的，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政治改革是由高层启动的，并由他们进行掌控。高层设法鼓励社会群体加入有关政治改革的激烈辩论，但是只限于在内部。

    20世纪90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退幕，对新上台的领导人来说，26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变得更加重要了。第二代领导集体能够将政治合法性建立在领导人个人的革命经历上，而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并没有这样的资历。然而，第三代领导人并没有超出邓小平所设立的展框架。在中国内外生的事，依然指引着领导人选择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

    先，他们注意到，1989年生的**，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来放松了政治控制的结果。这种观念导致了高层随后加紧了政治管控。

    其次，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政权在20世纪90年代初崩溃，这加强了中国领导人中的这一观念。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激进民主化，不仅导致了那里的**政权崩溃，更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苏联和东欧国家所生的事，对中国的领导人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从那时起，

    中国领导人们谨慎地对待政治体制改革，避免生类似的混乱局面。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寻找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成了领导人的头等大事。邓小平和其他改革派的领导人足够务实，也极富想象力，他们总结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民众抗议的兴起，是由于经济改革的失败以及对民众开放政治空间。前者导致了民众对**政权失去信心，并导致了政权丧失了它的政治合法性来源；而后者则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渠道来推翻党和政府。有关中国政府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参见wnggungwundzhengyongnin，“introduction：reform，legitimcy，nddilemms，”inwnggungwundzhengyongnin，eds。，reform，legitimcynddilemms：chin‘spoliticsndsociety（singporendlondon：singporeuniversitypress&mp；worldscientific，2000），pp。1…20。

    为了避免政权崩溃的噩运，领导人采取了两个主要的办法。第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这使得政府能够持续地为民众提供经济产品，并因此扩大政治合法性来源。第二，政权对政治改革十分谨慎，因此它设法控制社会力量参与政治过程的途径。中国领导人相信，经济变革会导致社会力量的崛起，但必须是由执政党来赋予社会力量获得政治权力的机会。这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在政治上将无为而治。相反，执政党需要调整其27政治体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然而，这样的调整将是由高层起的，是独立于任何社会力量的压力之外的。

    科学和技术的展被视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并因此与政权的存亡紧密相连。学者们观察到，中国新的科学和技术展战略，始于权力从邓小平向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交接的政治过渡期，即从1989年6月**后开始，到1997年邓小平的去世时结束。在这段时期里，政府起了国民经济信息化项目。在“十五”计划中（2001…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在战略上受到了高度的重视。xiudindi，“ictsinchin’sdevelopmentstrtegy，”inchristopherr。hughesndgudrunwcker，eds。，chinndtheinternet：politicsofthedigitllepforwrd（londonndnewyork：routledgecurzon，2003），pp。8…29。

    9。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新技术民族主义（4）

    科学和技术的思维观念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战略中最为明晰地表达出来，即“科教兴国”战略朱丽兰等编著：《科教兴国：中国迈向21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这一战略的论述，参见congco，“strengtheningchinthroughsciencendeduction：chin‘sdevelopmentstrtegytowrdthetwenty…firstcentury，”issuesndstudies，38：3（september2002），pp。122…149。。**重申“科研和教育都是国家优先展的战略重点，必须纳入中国所有的展战略中去”，他还指出“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以及资源和环境研究，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展至关重要”。“scienceinterview：chin’sledercommitstobsicreserch，globlscience，”science288（june16，2000）：1950…1953。说**是中国信息技术革命背后的一位关键政治人物，一点也不夸张。**重视展信息技术，也是出于他个人的经历，以及他对信息技术的宽泛知识。他受教于上海交通大学，专业是电机专业。20世纪80年代，他担任过电子工业部部长。他对信息技术的重视，反映在这一领域展的所有方面（参见下面的论述）。和其他事物相比，**确实认识到了信息技术在建设一支强大军队中的重要性。信息技术对中**队的影响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参见jiyou，“lerningndctchingup：chin‘srevolutioninmilitryffirsinititive，”ndndrewnien…dzuyng，“chin’srevolutioninmilitryffirs：rttlingmo‘srmy，”bothinemilyo。goldmnndthomsg。mhnken，eds。，theinformtionrevolutioninmilitryffirsinsi（newyork：plgrve，2004），pp。97…124，125…138，respectively。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战略，其特征是一种新技术民族主义。根据苏迈德（richrdsuttmeier）和姚向葵的研究，在这样一个战略中，要获得技术展并将其用于支撑国民经济和安全利益，就要将全球化给予的机会转变为国家优势。与其他形式的技术民族主义不同，新技术民族主义要求关注国际规范、与外国伙伴进行合作，以及认识到公私领域契合的新形式的需求。suttmeierndyo，chin’spost…wtotechnologypolicy，p。3。

    在很大程度上，这样一种新技术本土化背离了**式的技术本土化路线。在后**时代，尤其是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退幕之后，中国的领导人在努力促使科学和技术进步的问题上，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其他国际组织展现出了真诚的兴趣。他们相信，通过融入世界，中国可以更为有效和更为迅速地实现28“富国强兵”的国家目标。有关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之间关联的论述，参见yongninzheng，globliztionndsttetrnsformtioninchin（cmbridge：c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此书已有中文版，参见郑永年著，郁建兴、何子英译：《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译者注）在中国信息技术的进步中，新技术本土化非常重要，它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动力，来努力地将中国与世界连接在一起。

    1。小结（1）

    然而，一个成熟的网络监管机制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总能够实施有效的监管。***许多因素都可以使得这种监管机制不如预想得有效。先，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也是非常成熟的。新的信息技术通常使得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能够找到方法来规避审查。中国互联网用户使用的一些方法主要包括：（1）通过手机送短信；（2）巧妙的口令；（3）海外服务器；（4）博客，博客能够轻易地更新，从而快速地散布信息，它正逐渐成为中国新闻报道的一种主流形式。此外，中国的互联网用户甚至开启了一个“领养博客”（dopt……blogger）程序，这个程序能够寻找国际服务器来接纳中国的博客并避开审查。estherpn，“chin‘snewinternetrestrictions，”councilonforeignreltions，september27，2005。从此处获得：http：//www。cfr。org/publiction/8913/chinsnewinternetrestrictions。html。上网时间：2006年5月24日。所有这些与新信息技术相关联的手段，通常都对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进行了赋权。

    其次，一个有效的监管机制在现实中会故意显得无效，理由很简单，因为监管机制制定的法律和法规通常并没有得到执行。中国并没有法治的传统，它并没有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机构来执行法律和法规。政府虽然制定了法律和法规，但是通常现很难执行它们。在互联网领域也是如此。无疑，如果认为所有这些互联网法律法规已经在、或者将会在操作层面上得到执行，将是一个过于单纯的想法。例如，在近几年里，中国政府试图推行一项“上网实名制”的制度。这项制度的设计，使得只要用户一上网，相关的网络监管机构就能够辨认互联网用户的身份。这个制度要求互联网用户先购买一张“上网卡”，购买的时候必须提交身份凭证。但是一项官方的调查69最近总结道，这项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互联网用户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都以各种理由抵制这项制度。周润健、宋常青、蔡玉高：《上网实名制“名存实亡”，谁之过？》，新华社：2006年5月24日。从此处获得：www。xin**。com。上网时间：2006年5月24日。

    导致法律执行困难的第三个因素是政府内的不同利益群体。正如在本章中所论述的，在监管机制和控制机制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利益。监管机制的最优先考虑是促进互联网的展，而控制机制的优先考虑则是限制互联网的政治影响。事实上，很难说哪种利益会获得优势——是监管机制的商业利益，还是控制机制的政治利益。例如，中国政府不断布新的规定，意图使互联网用户和手机用户都进行实名制登记。在2006年早期，政府布了新规定，要求购买手机预付卡的民众提交身份证明。考虑到中国超过半数的手机账户都是非实名制的，这容易导致罪犯或持不同政见者对它们进行利用，警察却又无法辨认其身份，因此，政府有理由来设计这项新制度。但是到执行的时候，它又变得举步维艰，因为有利益上的冲突。正如《经济学人》（theeconomist）所观察到的：

    将手机卡销售仅限于几家商店，并让它们能够办理注册业务，这对依靠这项行业吃饭的手机公司和大量的私人卖主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政府在一些领域内执行了严格的措施，例如，中国禁止对未授权的卫星信号进行接收。非法销售的卫星天线和有线电视服务提供了未经审查的境外卫星频道，这种非法销售在中国城市里是一个巨大的地下产业，而我们很难看到政府如何能够执行比这还要更加严格的措施。中国新的门户网站在这些非法交易中相互竞争，不断地探测政府所能容忍的底线。并且，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只有极少数的网吧运营商会关注政府的要求并登记上网者的身份信息。

    2。小结（2）

    因此，《经济学人》得出结论：“市场压倒了管制。”theeconomist，“theprty，thepeoplendthepowerofcyber…tlk，”specilreportchinndtheinternet，pril29，2006，p。30。

    互联网公共空间的竞争不仅在控制机制和社会力量之间展开，也在政府内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展开。很明显，政府内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互动，对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当我们检视互联网的政治影响时，必须将国家进行分解式研究。正如之前所强调的，频繁生的网络犯罪逮捕本身意味着基于互联网的、挑战国家或政府机构的集体行动已经生了。

    因此，问题如下：一些网络集体行动是如何失败的，而另一些又是如何成功的？互联网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从而影响了政治变革？通过检视互联网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接下来的章节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1。信息技术和政治变革（1）

    信息技术进步与民主展之间的关联，正在成为学者和决策者中日益重要的研究领域。***关于这个领域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民主的、达的西方国家，它们主要关注的是，信息技术革命是否能够促进和改善当前民主国家的运作。一些乐观的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之间存在着积极的关联。许多新的术语，例如“数字民主”（digitldemocrcy）、“电子民主”（electronicdemocrcy）和“网络民主”（cyberdemocrcy），将互联网和民主紧密捆绑在一起的意味尤其明显，并暗示二者相互强化着对方。例如，cythij。lexnderndleslie。pleds。，digitldemocrcy：policyndpoliticsinthethirdworld（toronto：oxforduniversitypress，1998）；brryn。hguendbrind。lodereds。，digitldemocrcy：discoursenddecisionmkingintheinformtionge（london：routledge，1999）；jenshoff，ivnhorrocksndpietertopseds。，democrticgovernncendnewtechnology：technologicllymeditedinnovtionsinpoliticlprcticeinwesterneurope（london：routledge，2000），esp。christinebellmy，“modelingelectronicdemocrcy：towrdsdemocrticdiscourseforninformtionge，”pp。33…54；peterferdinnded。，theinternet，democrcynddemocrtiztion（london：frnkcss，2000），esp。bethsimonenoveck，“prdoxiclprtners：electroniccommunictionndelectronicdemocrcy，”pp。18…35；brind。lodered。，thegovernnceofcyberspce：politics，technologyndgloblrestructuring（london：routledge，1997），esp。rplhschroeder，“virtulworldsndthesocilrelitiesofcyberspce，”pp。97…110；roztsgrousinou，dmintmbini，ndcthybryneds。，cyberdemocrcy：technology，cities，ndcivicnetworks（london：routledge，1998）。

    同样，学者们一直以来都认为，信息技术将有助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进行转变。lrrydimond，“theglobliztionofdemocrcy：trends，types，cuses，ndprospects，”inrobertslter，brrym。schutz，ndstevenr。dorr，globltrnsformtionndthethirdworld（boluder，co：lynnrienner，1992）；philippec。schmitter，“theinfluencetotheinterntionlcontextuponthechoiceofntionlinstitutionsndpoliciesinneo…democrcies，”inlurencewhitehed，ed。，theinterntionldimensionsofdemocrtiztion：europendthemeric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junj。linzndlfredstephn，problemsofdemocrtictrnsitionndconsolidtion：southerneurope，southmeric，ndpost…communisteurope（bltimore，md：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6）。在其研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著作中，萨缪尔·亨廷顿（smuelhuntington）指出，电视机在制造东欧转型的“雪球效应”或“溢出效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smuelp。huntington，thethirdwve：democrtiztionintheltetwentiethcentury（normn，ok：universityofoklhompress，1991）。近年来，学者们认为，互联网在推翻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suhrto）政权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dvidt。hillndkrishnsen，“theinternetinindonesi’snewdemocrcy，”democrtiztion，vol。7，no。1（spring2000），pp。119…136。在中国，学者们现，互联网也许会对政权施加一个无法克服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来自于民众、公民社会、市场力量和国际社会对互联网的运用。例如，michels。chsendjmesmulvenon，you‘vegotdissent！chinesedissidentuseoftheinternetndbeijing’scounter…strtegies（sntmonic，c：rnd，2002）。

    2。信息技术和政治变革（2）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也警告说，互联网对民主展的影响不应该被高估。***在80对144个国家进行研究之后，克里斯托弗·科德兹（christopherkedzie）现，按照统计结果，网络连通性和政治自由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互关联，但是他也指出，这些结果并不能决定性地确定其中的因果关系。christopherr。kedzie，communictionnddemocrcy：coincidentrevolutionsndtheemergentdicttor‘sdilemm（sntmonic，c：rnd，1997）。类似的，根据皮帕·诺里斯（pippnorris）的观点，民主化和人均互联网用户之间，有一个显著的相互关联。不过，她也指出，政治变革是互联网扩散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非相反。pippnorris，digitldivide？civicenggement，informtionpovertyndtheinternetworldwide（newyork：c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

    此外，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对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展是否有影响，也有一些人持悲观的态度。这些学者认为，许多威权主义政权都非常成功地对新兴的信息技术施加了政治监管。互联网自然也不会是个例外。一些学者现，像中国、古巴和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政权，长期以来对其他信息和通讯技术进行了成功的监管，并将这种监管转变为对国内互联网展的强有力控制。面对来自互联网的挑战，这些政府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来做出回应，包括限制互联网联入、过滤内容、监控网络行为，甚或完全禁止互联网的使用。此外，这些国家通常试图用积极的战略来扩展控制，通过引导媒体的展来促进政权自身的利益和关切。通过结合被动策略和主动策略，这些监管能够反击因互联网的使用而带来的挑战，甚至利用互联网来扩大它的可及范围和权威。例如，shnthiklthilndtylorc。bos，opennetworks，closedregimes：theimpctoftheinternetonuthoritrinregime（wshington，d。c。：crnegieendowmentforinterntionlpece，2003）；erichrwitndduncnclrk，“shpingtheinternetinchin：evolutionofpoliticlcontrolovernetworkinfrstructurendcontent，”sinsurvey，41：3（my/june，2001）；ninhchigin，“chin’scyber…strtegy，”foreignffirs，80：2（mrch/pril2001），pp。118…133。这在中国尤其如此。尽管中国境内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利用互联网来扩展他们的政治影响，但是政府似乎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些影响。chsendmulvenon，you‘vegotdissent！

    我们如何来解读这两种不同的结论呢？迄今为止，笔者已经论述了中国政府如何将展信息技术作为其维系经济增长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为了实现信息技术的快速展，政府作出努力来建立一个监管机制，以此来管理这个正在成长的部门。但是这样的努力也导致了意料之外的严重后果，并对政府提出了挑战。因此，政府试图建立一个政治控制机制来应对各种意料之外的政治后果。政治控制机制的建立和成长，确实导致了各种悲观的观点，这些观点不看好互联网对中国政治变革的影响。理所当然，这些学者认为互联网对国家进行赋权，而非对民众进行赋权。

    3。信息技术和政治变革（3）

    但是笔者认为，互联网为中国的政治行为缔造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政治环境。在越来越多的案例中，社会群体成功地挑战了国家，并迫使国家改变了其不受欢迎的政策实践。

    从本章开始，笔者将把关注点转移到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变革上。在本章里，笔者将先回顾现有著作，这些著作涉及的内容是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了政治，然后再去检视中国的况。虽然这方面的大多数著作是在达的西方国家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但是它们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况。要探索互联网是否影响了中国政治，就要观察生了什么样的政治变革，观察那些和互联网展有关的政治变革。因此，定义什么是政治变革就显得很重要了。为此，笔者根据现有的著作来进行研究，并在政治民主化和政治自由化之间做一个区分。笔者将试图展示，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就算没有能够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它又是如何推动了中国的政治自由化的。

    4。信息技术和公民参与（1）

    在探索互联网的政治影响时，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互联网是否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或公民参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尤其是研究政治学、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的学者，一直对信息技术对公民参与的影响抱有兴趣。然而，在他们中间似乎还没有达成什么共识，分歧依然存在。尽管大多数辩论都集中在达的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上，尤其是集中在三边国家上（北美、西欧和日本），但是，它们对反映中国的互联网和公民参与也相当有启意义。在详细阐述民主政治制度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制度区别之后，我们将能够现，信息技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影响公民参与。有关82信息技术影响公民参与的著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数字赋权（digitlempowerment）和数字离散（digitldisenggement）。

    5。数字赋权（1）

    20世纪50～60年代，现代化理论非常盛行，这一理论认为，信息技术是政治进步，尤其是民主政治展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学派的学者认为，民主的展需要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条件，这些条件是通过经济增长、教育、工业化和城市化展起来的。在衡量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状况时，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传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广播和电话的统计数值，对于民主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seymourmrtinlipset，“somesocilrequisitesofdemocrcy：economicdevelopmentndpoliticllegitimcy，”mericnpoliticlsciencereview，53（1959），pp。69…105。

    此外，信息技术被视为民主制度运行的保障。罗伯特·达尔（robertdhl）是当代民主理论的重要思想家，根据他的观点，民主运作的主要威胁，更多来自于信息和知识的不平等，而非来自于财富或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通过使政治信息更加随手可及，信息技术或许能够为政治不平等提供重要的矫正措施。robert。dhl，democrcynditscritics（newhven，ct：yleuniversitypress，1989）。达尔认为，信息技术提供了多种手段来减少政治不平等。信息技术的展加强了获取有关政治议程信息的能力，这反过来促进了民众参与。信息技术也扩大了公民为政治过程做贡献的途径。它使得全体民众对公职人员的观察和监督总体上变得更加容易。由于信息技术扩大了信息和通讯的流动，它使得政府更加透明，政府越透明，精英对全体民众所享有的信息优越感就越小。

    同样，本杰明·巴伯（benjminbrber）声称，对信息技术的使用可以增强公民对民主事务的参与。benjminbrber，strongdemocrcy：prticiptorypoliticsfornewge（berkeley，c：universityofclifornipress，1984）；ndbrber，“threescenriosforthefutureoftechnologyndstrongdemocrcy，”politiclsciencequrterly，113（4），1998，pp。573…589。巴伯在信息技术展的婴儿期就提出了这个观点，他相信，将电信技术作为一种手段，用于解决大范围民主所造成的问题和创造沟通的论坛（如“市政厅”），是可能的，它可以摆脱空间上的限制。社区理论学派的学者，也很重视信息技术的这种角色，他们声称，信息流动中的技术进步提高了社区的质量，也促成了更强大社区的建设。例如，mitietzioni，thespiritofcommunity：rights，responsibilities，ndthecommunitringend（newyork：crownpublishers，1993）。

    在经验层面，学者们现，现代大众媒体有一个积极的作用，那就是支撑和促进公民参与。学者们展示了报纸是如何动员和强化选民的，例如，nguscmpbell，philipconverse，wrrene。miller，nddonlde。stokes，themericnvoter（newyork：wiley，1960）。以及新闻媒体如何能够帮助全体选民做出明智的或理智的选择。ndrewgelmnndgryking，“whyremericpresidentilelectioncmpignpollssovriblewhenvotesresopredictble？”britishjournlofpoliticlscience，23（1993），pp。409…451。现代化使人们拥有一群多样化和专业化的新闻媒体可供选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现在的互联网，它们迎合了不同的市场，并为达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公民提供了一个丰富而密集的信息环境。对那些对公共事务感兴趣的公民来说，他们获取所需信息的代价大大减少了。现代化还导致了更高水平的识字率和教育，这增强了公民利用他们所获取的信息的能力。所有的这些进步，造就了一个对公共事务更具有参与能力且更成熟的选民团体。pippnorris，“theimpctoftelevisiononcivicmlise，”insusnj。phrrndrobertd。putnm，eds。，disffecteddemocrcies：wht’stroublingthetrilterlcountrie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0），p。233…234。

    6。数字赋权（2）

    自信息时代到来以后，许多学者甚至变得更为乐观，他们相信，互联网能够对民众进行赋权，扩大他们的政治参与。***richrddvis，thewebofpolitics：theinternet‘simpctonthemericnpoliticlsyste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j。e。j。prins，designinge…government：onthecrossrodsoftechnologiclinnovtionndinstitutionlchnge（thehgue：kluwerlwinterntionl，2001）；lwrencek。grossmn，theelectronicrepublic：reshpingdemocrcyintheinformtionge（newyork：viking，1995）；michelhubenndrondhuben，netizens：onthehistoryndimpctofusenetndtheinternet（loslmitos，c：ieeecomputersocietypress，1997）；thomsj。johnson，crole。hys，ndscottp。hyseds。，enggingthepublic：howgovernmentndthemedicnreinvigortemericndemocrcy（lnhm，md：rowmn&mp；littlefieldpublishers，1998）。政治家和公民之间的旧式沟通是单向的，而出于其在沟通上的互动和互惠本质，人们认为互联网能够抑制这种单向沟通所带来的后果，相比之前公民只能依靠投票和代议制机制来行使他们的主权而，网络沟通使得民主政府对它的民众更加负责。他们相信，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技术环境，使熊彼特式的精英民主向直接的大众民主转变。熊彼特对民主的定义如下：“民主的方法是为了达成政治决定而采取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个人通过竞逐民众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joseph。schumpeter，cpitlism，socilismnddemocrcy（newyork：hrper&mp；rowpublishers，1975），p。269。换句话说，由于互联网使得政治过程能够直接和有效地回应公众意见和大众需求，从而克服了代议制民主的两个重要缺陷，即普通公民间接参与政治进程以及与此相关的精英主义，进而重振了民主的古典要素。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本身可以被视为是民主化的代人。

    7。数字鸿沟和公民离散（1）

    另一方面，就信息技术对公民参与的影响而，也有人持悲观的态度。对这个学派的学者来说，信息技术的进步并不必定意味着人类境况的改善。信息技术是否能够促进公民参与，取决于信息技术运作的政治…制度环境。在陈述这些悲观观点的时候，有两个观点尤其突出。

    第一，一些学者认为，新兴的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并不能改变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这后两者被视为是公民参与的主要障碍。他们主张，新兴的信息技术释放出了新的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并因此强化了信息富有人群和信息贫乏人群、活跃者和冷漠者之间的鸿沟。全球鸿沟和社会鸿沟的扩大，意味着互联网政治以极不相称的方式使精英受益。第二，许多其他学者质疑基于互联网的人类互动本质。他们认为，基于互联网的人类互动，往往阻碍公民参与，而非促进公民参与。

    数字鸿沟和不平等

    互联网在政治…制度环境中运行。互联网是否能够促进公民参与，更多地取决于谁使用它，而非取决于它的技术本质。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利益集团学派的学者们已经强调了信息技术（例如广播、电视等等）如何能够促进政治参与。例如，大卫·杜鲁门（dvidtrumn）写道，“通讯手段的革命”是利益集团制度展的前提条件。dvidtrumn，thegovernmentlprocess：politiclinterestndpublicopinion（newyork：lfrede。knopf，1965），p。55。杜鲁门更深入地评论道：“麦迪逊认为，人口的散居是形成利益集团的障碍，而通讯技术的革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的观念已经过时。”ibid。今天，学者们依旧强调，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如何能够克服信

技术赋权 第 6 部分阅读

    息技术在政治上的分权效应。一方面，传统的游说团体和政党正朝着信息技术这个新域场来扩展它们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公司也将成功地开拓新技术，保留它们在广播时代建立起来的权力格局。richrddvis，thewebofpolitic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

    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能够在虚拟的政治领域中重申它们的控制权，并通过设计互联网来建立它们的主导权。根据安东尼·威廉（nthonywilhelm）的观点，“设计”指的是“一种网络建筑，包括一个网络是否是互动的、温和的、安全的和未经审查的，它为非商业目的保留有足够的能力。”nthonyg。wilhelm，democrcyinthedigitlge：chllengestopoliticllifeincyberspce（newyork：routledge，2000），p。34。网络建筑可以促进或抑制公共交流。事实上，当下的许多通讯手段都是由私有的跨国企业集团所拥有或控制的。由于企业巨头的主要兴趣在于大型商务和对富有的住宅客户开展服务，因此，互联网的分权效应可以轻易地被85规避。尽管商业用途的网络在快速展，但是家用的高级服务花费依然高昂，它们包括在线服务、电缆或卫星连接、数字广播、数字用户线和其他服务。订阅一份互联网服务供应、有线电视或直播卫星，需要相当一部分的花费。此外，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政府也能够设计互联网，使其对自己有益。例如劳伦斯·莱斯格这样的学者一直认为，政府最有可能管控互联网，管控的方式是控制底层代码和塑造它运行的合法环境。lwrencelessig，codendotherlwsofcyberspce（newyork：bsicbooks，1999）；lessig，thefutureofides：thefteofthecommonsinconnectedworld（newyork：vintgebooks，2001）。所有的这些制度因素，都能够轻易地减少互联网的政治潜能和公民潜能。

    8。数字鸿沟和公民离散（2）

    此外，信息富有人群和信息贫乏人群之间的数字鸿沟也阻碍了有效的公民参与。***因为信息技术，例如电子邮件、新闻组（usenet）和互联网，是不均衡分配的、滥用的和设计来使不对称权力关系具体化的，所以它为实现一个更加公正和人道的社会秩序施加了巨大的障碍，而非推动一个强健公共领域的展。wilhelm，democrcyinthedigitlge，p。6。

    一个人要有效地从事政治参与，就必须事先获得一些资源，例如一些技能和能力，这使得一个人能够参与虚拟的政治公共领域。但事实是，进入一个数字化公共领域的门槛很高，这包括了获得或购买价格高昂的硬件、操作和驾驭新媒体环境所需的大众文化普及，以及有效参与公共领域讨论和辩论所需的高级阶段的学习，即沟通技能和批评性思维。因此，许多处在下层阶级的人无法参与公共交流和政治活动，也无法用他们自己的语来出他们的关切和需求。ibid。，p。37。

    数字鸿沟也使得数字化的公共空间变得排外而非包容。理想的状态下，民主参与必须是包容的：每一个受到特定政策影响的人，都有机会接近和利用必要的数字媒体，表达他或她的偏好并影响政策。信息技术的展，使得接近数字媒体的人能够放大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声音，同时也可能在进一步边缘化那些无法接近数字媒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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