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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好几个不眠之夜后，他第二次又来到了省政府的大门口。然而像第一次一样，看看省政府的大门，再看看自己瘦弱的身材和那副学生打扮，他再次失去了信心。他终究不敢走近那神秘的所在。
一次一次地去，一次一次地失去信心和勇气，他真的快要把自己折磨疯了。他变得格外的绝望而疯狂。家里人不知就里，就在他痛苦的时候，哥哥邓一彬给他打来了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去，并且告诉他，自己家因为农业税上缴问题和村长打了一架，结果村长人多势众把他打得不轻，躺在家里睡了好几天。邓一彬想要去县里的法院上告。
邓一群听了默默无言。
日子在一天天地流逝，就在这样的延宕里，痛苦和焦虑也一天天地加深。一个下午，他碰见了他的一位任课老师，他对他的滞留感到格外不解和困惑，他说他再这样下去，一定很不好，劝他抓紧时间回去报到。邓一群灰心透了。他感到自己可能真的完了。当他第七次来到那个大门的时候，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第17节：第二章（3）
那颗心简直就要蹦到了嗓子眼。他紧张极了。门前的士兵拦住了他，详细地盘问他，好像他并不是个学生，而是一个流窜犯。他把学生证掏出来给那个年轻的士兵看，并且把自己所有的衣兜都翻了个底朝天，让他看，好证明自己没有携带任何危险的凶器（他以为他是要看他是否藏有凶器，天哪，多年后他回忆起来感觉自己真的无知极了，也可笑极了）。他可怜巴巴的样子终于让士兵相信他的话（他说他是找一位老乡），放了他进去。省政府院子的宽大让他吃惊不小，进了大门是一条宽阔的水泥大道，而两边都是些粗矮但却茂盛的法国梧桐树。那里面有很多办公楼，他却不知道他那个身居高位的老乡在哪一幢楼里办公。汗水早已把他的汗衫湿透了，并且由于多日未洗，在他的背上画了一幅浅白和深色相间的地图形状。他盲目地转了一圈，经过很多办公楼，他都没有敢进去问。他甚至有点后悔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这样地神圣和威严，很可能他最后的结果是碰得鼻青脸肿。
邓一群最终鼓起了勇气：他看见一个推着清洁车的老头。
“请问……老师傅，哪一幢是办公厅大楼？”
那老头四面看了一下，看了看他，指着后面的一幢很不起眼的小红楼，说那里就是省长们办公的地方。问他找谁。邓一群说是找虞秘书长。老头没有再问，闷着头走了。
巨大的恐惧和威严。这是一个权力中心。除了他，老家里的人谁能走进这样的院子？乡里的书记乡长也未必就能，但是，现在他进来了。邓一群越是往前走，那颗心在胸膛里跳得越是厉害。一种巨大的恐惧慑住了他，但它却又刺激他往前走。在小红楼的值班室里，他再次被人揪住，询问他找谁。紧张使他都说不出话来。他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了半天才使那个值班人员听懂，他要找政府虞秘书长。那个人问他和虞秘书长是什么关系，他紧张地说是老乡，后来又赶紧说是亲戚。这样说的时候他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个戴着红袖章的值班人员很可能把他送到公安局去。但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犯法。那个人在听了他半天的陈述后，告诉他说，虞秘书长已经离休了，在家里。邓一群听了就木然了。半天，他才想起问一声，那么他家现在住什么地方？那个人告诉他，住在西康路，好像是34号。
跟他那个短暂的爱情一样，又一个希望如肥皂泡，顷刻破灭了。邓一群往回走的时候，感到自己都走不动了。回到了宿舍里，他躺了两天什么也没有吃，第三天他在书桌上的小圆镜里看到自己的脸就像是一个鬼，非常丑陋。头发长长地乱披在脸上，一双眼睛浑浊无神，脸色苍白，而那薄薄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而且被内火烧得起了硬皮，像一层粥汤在上面留下的痕迹，嘴角还有不少血痂。
必须去找，也许还有一点希望。他退下来之后可能更好说话。他再没有权力也比他这样一个穷学生的影响要大得多。邓一群这样想了，就决定这样去再试一次。他收拾好自己，就向西康路进发。
西康路与南方大学也只隔了两三条路，不远。整条西康路都安静得很，除了一些很少的出租车经过那里，其他车辆根本不让进去，就像省政府的大院一样。这里过去都是国民党的高官们的一些私宅。现在也都还是那些三、四层小楼，新建筑很少。沿路是长长的围墙。围墙里面都是常绿的树木。在西康路口，邓一群找到一个水果摊，在摊前买了两只大西瓜，抱在了怀里。他那个样子看上去多少有点滑稽。他一边走一边嘴里数着号，26，28，30，30之1，30之2，32，34！
34号是个不算大的院子，里面绿树成阴，一幢两层小楼，白色的。院子有个小铁门。他站在那里很久，四周安静极了，什么声音也没有。路的两头也都没有行人，炎热的小道两边只有茂盛的树木。这里简直不像是在市里，如此静谧。他胆怯地敲起门来。油漆斑驳的铁门发出的响声，有点吓人。然而敲了半天也没有动静。事实上，他是在很小心地敲门。他不敢大声地敲。他没有任何大声敲门的正当理由。内心里，他还是非常胆怯的。在那种小心中，他看见铁门上方原来还有个红色的按钮。他想那一定是门铃。他摁了一下，又摁了一下。等待的时间很短，然而他的心理感觉却很长。他听到里面有声音传出来，“来啦，来啦——”接着，门就被打开了。他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探出头，用陌生的眼神打量他，问：“你找谁？”他不知道这个姑娘是什么人，紧张地说：“我、我……找虞秘书长，他在、在不在家？”那个姑娘问：“你是什么人呀？”他说：“我跟他是老乡。”姑娘就打开了门，说：“进来吧。”他就捧着那两只西瓜进去了。
第18节：第二章（4）
两层小楼，看上去很破旧。院子里很空，长满了树木，草地上杂乱无章，里面还有些叫不出名字的红的和白的花。邓一群心里有点失望，同时，多日来那种紧张的心情也稍稍有些缓解。心想：这样大的干部不过住着这样的房子，也太寒碜了。穿过院子，他随姑娘上了楼，楼道里不甚明亮，踩得刷着红漆的一级级木地板咚咚作响。上到二楼，姑娘把他领进一间房，叫他坐下。那个房间很大，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两排旧沙发和一只茶几，还有一台旧电视机。木地板看上去倒很新，看来是新刷的油漆。他抱着那两只西瓜不知道怎么办，看了一下房里，似乎没有什么地方好放。他只好把它们放在自己的脚下。
他听到隔壁传来的拖鞋声，他就紧张地站起来。接着他就看见一位老者走了进来。他想他应该就是那位秘书长了。他感到喉咙发干，像有一把盐在里面烧灼一样。心里本已消失的严重紧张，又回来了。这次的紧张是由于他感到自己的冒昧而带来的。他有点不知道如何表示，居然弯腰向他鞠了一躬，说：“虞老。”虞老摆摆手示意他坐下，说：“坐吧坐吧。”声音哑哑的，是个公鸭嗓子。
邓一群把半个屁股小心地搁在椅子的一角。虞老随手打开了房间里的吊扇，房间里立即就有了嗡嗡旋转的风声。他坐在靠近茶几的一张藤椅上。藤椅发出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他的头发全都花白了，身体臃肿，眼皮严重肿胀。他呷了一口茶，嗓子沙哑，问：“你说你是从老家来的？”邓一群不知说什么好，他支支吾吾地说：“嗯，我、我现在在南方大学读书——已经毕业了。”虞老问：“你是哪个村的呀？”邓一群说：“前墩村。”虞老“噢”了一声，说：“那地方还好吧？”邓一群说：“就、就那样。”虞老说：“这些年农民的日子应该好过了，好过多了，分了田，家家户户粮食多得没有地方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这几年，农村的变化是巨大的。农民吃饭问题解决了，问题就简单多了。‘民以食为天’。现在涌现了不少万元户，都是农村的。”先前的那个姑娘进来，给邓一群倒了一杯水。虞老对她说：“素芹，厨房里有凉白开的。”她答应了一声就出去了。虞老说：“你姓什么？”邓一群说：“姓邓。”虞老问：“邓平生是你什么人？”邓一群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想必是他过去的一位老相识。他老实说：“……我、我不认识。没有、有关系。您的侄子虞光明当过我的老师。”
虞老“噢”了一声，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邓一群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是个农民，已经去世好些年了。”虞老听了就又“唔”了一声。
那天他对虞老说了自己的情况，说本来学校是想要他的，结果最后却被别人顶了。他希望能在陵州找一份工作，哪怕是到企业去。陵州的企业再差，也比回县里的那个破机械厂强。虞老半天没有吭声，好久，才说：“现在是很困难的。还是回到县里比较好。当前的政策是毕业生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我过一阵子帮你问问看，尽量把你放回到县里一个适合的部门。”
邓一群不知道，在虞老这个一辈子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老人眼里，像他这样嘴唇上胡子还没有长硬实的毛头小青年，实在是见得多了，而提出这样的要求过于简单而冒失，近于无礼。要解决他的问题，对于他来说，并不算是难事，但是，他一辈子也没有为谁工作上的事而开过后门，即使他自己的亲侄子。
那天，邓一群像个傻瓜一样地从他家里出来，他有点兴奋，但同时又有点摸不着头脑。他回到学校，结果就看到了林湄湄在等他。他根本没有想到林湄湄这时候会来看他。这像是一个插曲。林湄湄的出现让他感到相当的意外。后来，邓一群想：这是生活对他的一个补偿。王芳芳突然离他而去，于是命运之手为他送来了林湄湄。他记起了高考后那一阵子对林湄湄的一种情动，但那绝对是随机性的。
林湄湄是过来人，她对性爱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邓一群想：她可能就是快要结婚了，或许安排的时间就在初秋。她的丈夫会是县化肥厂的那个小工人吗？这是可能的，因为她的身份也不过是红旗旅馆的服务员。她这样的工作决定了她只能找一个青工。而大学生对她来说，身份是多么地值得羡慕啊！
第19节：第二章（5）
我的童贞就这样献给林湄湄了。邓一群这样想。她对性爱是多么熟谙啊。她为什么要来找他呢？可以说在她心底事实上很久以来就表现出一种对大学生的迷恋，与他本人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他只不过是身份的一个具象的载体。她对自己做什么当然清楚得很。生活给了她一次来到省城的机会，于是她就顺便把自己交给了他，不，是她顺便轻取了他。对她来说，这种事情可能即是一种收获。
林湄湄当然并不是个轻浮的姑娘，与王芳芳相比较，她可能更懂得什么是“爱”呢。邓一群在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后，甚至在心里对林湄湄充满了好感与依恋。后来的日子，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忆他们在宿舍里的那场交合。他想他是幸运的，在正准备走上工作岗位的这一年，懂得了男女之事。林湄湄即是他的老师。与别的同学相比，他在性爱上是多么幸运啊。整个八十年代中期，风气还没有完全开放。校园里的爱情多还是一种半公开的方式。学校里是明令禁止谈恋爱的，就有少数同学因为恋爱出格而被学校开除回家。学生们只有进入大四以后才敢开始谈，学校这时也有意视而不见，但这种爱情前面已经说过，是很短暂的，随着毕业的去向不同，而各自劳燕分飞。很多同学有恋爱的经历，却很少有可能经历“性爱”。
他算是最先尝了禁果的。
那个晚上他记不得一共做了多少次，而他事后一点也感觉不到累。到底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身体是那样轻巧而有力啊。他记得她在他下面兴奋得一个劲地咬他，使劲而疯狂地亲他。与她的那个快要娶她的化肥厂青工相比，他当然是另一样的滋味。他想她骨子里是风骚的，虽然他在心里已经有些爱她了。她能够同他发生肉体上的关系，那么她一定就可以同别的什么青年。而她那个青年工人丈夫却还被蒙在鼓里。生活真是太有意思了，简直有点捉弄人。他本来想得到王芳芳，但上天却安排他和另一个女人，一个他根本没有想到的女人。这个女人千里迢迢到省城，对他而言，好像就是专门送给他的一样。
这次性爱的发生，让他在心理上平衡了不少。他甚至想，要是事情没有眉目，他当然也可以回到县城。因为这时候的县里同过去不一样了，虽然没有了王芳芳，但他却有一个很不错的情人。这个情人比王芳芳要好得多。与林湄湄相比，王芳芳身上缺少女人的温情。
邓一群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矛盾地体会自己的感受。
［10］
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邓一群去机械工业厅报到了。
一切都是新鲜的。
报到手续很明了。
人事处处长把他领进了计划处，处长、副处长、科长、副科长，一般的同事，都一一做了介绍。邓一群像个听话的学生，他希望自己能给大家一个谦逊的好印象。大家对他露出了欢迎的笑容。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坐下来，再给他一堆材料，让他看，熟悉情况。
在椅子上坐下后，邓一群才在心里舒了一口长气——这下是真的了。这一切，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他想不到事情一下子变得如此容易。他现在真正成了一个城里人，一个生活、工作在省城里的人。从一个贫穷的乡村到大城市的省城，这中间的距离有多大，那是根本不用说的。
在计划处，邓一群要做的就是根据各种数据制订全省的机械工业计划，和各种表格打交道。与他过去所学的专业相比，完全没有共通的地方。但他毫无怨言，是的，学习是手段，而并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不再生活在农村，做一个农民，而是在考上大学后，成为一个干部，一个城里人。就这样，他一步一步达到并接近了自己心中的目标。考上了大学，如今，也留在了城里。
没有谁知道，为了能够留在城里，邓一群内心蒙受了多大屈辱。这种屈辱是不为人知的，只有自己在孤独时才能深刻地感受到。
在那个暑期里，他一次次地往那个地位尊贵的老乡家里跑。离休后的虞秘书长显然对他已经有点不悦——他已经答应为他向县里打招呼了，然而看他那样子却并不怎么相信他。虞秘书长觉得自己是个曾经一诺千金的人，但却受到了一个毛头无知小伙子的侮辱。离休以后，他倒是希望有人不断地来找他。找他就是在尊重他，抬举他。这使他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他内心里还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他也的确还有些影响。像邓一群这样的事，对他而言，也是举手之劳，但他却受不了邓一群这样的死缠烂打。邓一群也很清楚他在干什么，但他更清楚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他在时间上经不起拖延。他只能这样。有一次，虞秘书长甚至很不耐烦地对他说：“你先回到县里去，合适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县里安排好你。年轻人不接受锻炼怎么行？”
第20节：第二章（6）
邓一群知道，要是他听话回去了，也许根本就不会变。校园里的毕业生差不多都走光了，而他的焦虑也日甚一日。夜里他躺在床上，头脑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求他，留在这里。如果需要他付出什么，他一定不惜一切，甚至是尊严。他一个穷学生，又有什么尊严好讲呢？他发现，每次去，他那种穷巴巴的学生模样，已经越来越引起了虞秘书长老伴的同情。虞老的老伴看上去很年轻，也很有风度，看得出她过去很漂亮。邓一群后来听他家的那个叫葛素芹的外地小保姆说，这个老伴是虞老后娶的。虞老的老伴三年前已经去世了，现在这个过去是省京剧团的青衣。虞老的儿女们都参加工作了，而且还大多在外地。后来的这个老伴也姓邓。邓一群就叫她阿姨。
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班主任找到他，很严肃地问他怎么办，要求他必须在下个星期立即回到县里去，否则他将来有可能连一个接收的单位也没有，落个一切皆空。那一刻邓一群真是绝望极了，他像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上天，高不可测，而四周却是漆黑一片。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他再次来到虞秘书长家里。在这位前政府秘书长家里，他想起自己的家境，想起自己的爱情，想到自己这些日子来的奔波，内心一难受，忽然就忍不住流出泪来，他说求虞秘书长帮忙，到一个新单位后，他一定会努力工作，好好表现。当时那个样子一定可怜极了。多少年后，邓一群已经再也没有勇气去回想那一幕了，或者说他已经深以为耻了。但那一刻，他顾不得了，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知道，他只有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可怜和无助，才有望得到虞秘书长的帮助。那泪流得特别地真诚。他是在为自己的前途流泪。家里那样地穷，供他读完了四年的大学，他决不能回到县里的一个什么工厂去。当时的场面多少有点动人。老虞叹了口气，他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小老乡，已经成了他生活里的一种负担。他内心越来越感到不悦：许多学生都可以回去，为什么他就不能回去？不公的现象肯定是有的，但他后来可以努力嘛！年轻人，还能一点委屈都不受。
望着他那位老同乡前政府秘书长那张严肃的老脸，邓一群感到身上直冒冷汗。屋里静极了。他感到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个老人的手里。看起来是这样的可笑。作为一个小人物，是需要怎样地依赖别人。邓一群在那一刻有特别深刻的体会。在那一刻，他真想立刻跪在这位大领导面前（事实上，他在心里早已经跪下了），求他帮他一把——决定性的一把。
所有的自尊，所有的体面，都不复存在。邓一群忽然就下了决心，一下就跪在了虞秘书长的膝前，说：“求您帮帮我吧。”虞秘书长显然吃了一惊，同时心里也非常地不快，说：“你这是干什么？”邓一群嗫嚅着，说：“……您要不帮我，我就不起来。”这时候邓阿姨就发话了，说：“老虞啊，你要不问问机械厅那边要不要人。帮帮他吧，你们还是老乡呢。”
这一句话让邓一群感觉邓阿姨特别的可亲。在心里，他后来对她比对虞秘书长更感恩，要不是她发话，虞秘书长根本不可能帮他。虞秘书长坐在椅子里有半天没有动，后来好久，用沙哑的嗓子说：“倒是没想到。他出去开会了，也就这一两天要回来了。等他回来我问问吧。”
邓一群那一刻，心都快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
三天后，他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机械厅同意进人。
邓一群都快高兴疯了。想不到他的努力没有白费。那一跪，对他算得了什么？与他得到的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除了虞秘书长和他的夫人知道，别人又不知道他当时怎样的低贱。只要没有别人知道，他邓一群仍然是荣光的。
虞秘书长同机械工业厅的周厅长很熟悉，邓一群后来听虞老的老伴邓阿姨说，过去周润南在下面一个市里当副市长的时候，经常和他有接触。当时他当一个市的副市长，有很多难题，而他总是帮助他的。虞秘书长高兴时也会说起和周厅长的关系，说他帮助他解决过不少问题，具体解决了什么问题，虞秘书长没有说。虞老和他说话，从来只说半句。他喜欢别人去理解他没有说完的那半句话的意思。当官当的时间长了，经验。半句是指示，也是原则，别人怎么理解那是别人的事。进退都好办。邓一群当然不懂他很多半句话的含义。但邓一群不懂也不问。他什么也不表示，只会轻轻地笑一笑，表示他懂了。
第21节：第二章（7）
邓一群就这样到了机械厅报到了。
计划处是机械工业厅的重要处室之一，核心的一部分，统管全省的机械计划。全处17个人，一位处长，姓周，已经58岁了，三位副处长，分别为庞处长、姜处长、刘处长。邓一群具体分在第三科室，科室里共有5个人，科长姓朱。邓一群就在朱科长的领导下进行具体的工作。
朱科长很善待他，因为厅里渐渐地都知道，这个小伙子是有背景的，至于什么背景，不是很清楚，反正是周厅长点头同意进来的。
邓一群很想看到周厅长，但他上了一个多星期班也没有见着。厅长办公室在16楼，外面有办公室和秘书科挡驾，据说只有处级干部汇报工作才能见到厅长，一般工作人员是不好见的。又据说这是周厅长在下面当副市长时养成的习惯。领导的习惯就是规矩，既然是规矩，别人就不好破。邓一群想见他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想向他表示一下感谢。
有了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一定要好好干。邓一群想。只要他表现好，将来就一定会有前途。他要感谢虞老，感谢邓阿姨，感谢周厅长。他要牢牢地抓住这条线。
［11］
上班的最初那段日子，邓一群给他的那些同学写信或打电话，告诉他们关于他分配的消息（一些人还不知道他分在机械厅呢）。他们当然都表示了祝贺。他们当然想不到他能留在省城，分配到省级机关。一切都是命运！邓一群对自己真是满意得不能再满意了。他也给陈小青打了电话。陈小青说她分在了县委宣传部，但她对这一工作并不热情，因为她说她对搞宣传很生疏。她说希望他有机会回去“检查工作”。邓一群谦虚地说：“我在这里不过是个小兵。”他和二十几位熟悉的同学都作了联系，但他知道自己心里最在乎的还是王芳芳。事实上他第一个写信通知的，就是王芳芳。他在信里还特地用诗意的充满伤感的笔调，回忆了他们短暂的爱情。可是在信里，他却怎么也掩饰不住自己的那份得意。他想她应该感到深深的后悔，是她可耻的背叛，才葬送了他们共同的爱情。她应该为自己短浅的目光而感到痛责。与他现在的环境相比，那个市里的小小师范算得了什么！
他等着她给他的回信。在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接到了不少同学的来信，甚至还有陈小青寄给他的贺卡，但却没有王芳芳的。于是，他在这之后又写了两封信去。他不相信她可以不回他。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并不按照他的意思发生。她像没有接到过他的信件一样。她是有意回避，然而这样的回避是多么地不讲情义，简直近乎于无理了。他想。
邓一群这样做，明显是在向她宣战，而在她那一边，却根本不接受。这真是让他扫兴得很。她应该给他回信，并且在信里作一番忏悔，当然，作为她，肯定要为自己作一些开脱，他可以允许她这么做（他现在已经完全能够做到很大度了），但她却根本就是置之不理，这真是可恶得很！
但这不算什么，他想，他还有很多新的事情要做。
从此，就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他生活、工作在一个大城市里，一个自己过去想也不敢想的大城市。而现在，他成了这里的一个主人。
邓一群简直有点不能相信自己是这样地适应城市节奏，他在机关里每天上班下班，感觉就像是天生于这个环境里一样。他真心地喜欢这样的工作，也喜欢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看上去是那样地古老。作为一个省城，光这两个字就足以让多少人神往啊！他知道他已经实现了自己人生的很大的一个目标，完成了一个重大的飞跃，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高层次的社会领域。他已经成了那个阶级中的一员。他被这个阶级初步接受了。而将来必须要做的，就是在机关里老老实实地工作，不断表现自己，这样，才能有所进步。很多从农村出来而进入城市，在党政权力机关里的小伙子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邓一群住在单位的一个集体宿舍里，和他同住的还有机关里的另外两个小伙子，一个姓赵，在机关党委，一个姓倪，在劳资处。小赵进机关已经有好几年了，已经谈上了女朋友，而且发展迅速，他们年龄都够了法定年龄，看样子很快就要结婚。那个女朋友是省人民医院的一位护士，年轻而漂亮。于是小赵就自然单独占了一个小间。他们经常成双成对地出入，引起了邓一群和小倪内心的一种压迫。
第22节：第二章（8）
在这个城市里，不仅要扎根，而且还要开花。
邓一群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任务，同时也感觉到这任务的艰难。
小倪与他相比，还有一些优越，他的老家是在一个县城，父母都是教师。而邓一群的家里却都是一帮地道的农民。内心里，他不能克服这样的自卑。
与邓一群一个科室里也有位年轻姑娘，叫田小悦，长得很不错，气质很好。她是比邓一群早一年过来的。她只是大专毕业。但她是本地人，从小就在这个城市里长大的。她的父母都是机关干部。尽管她的学历要比邓一群浅，可她在工作经验上却要比他多了点资格。然而她倒是很和善，邓一群刚来处室，她就对他作一些看起来是必要的交待。在第三科，也就他们两位是年轻人。
科长朱贵今，整天蔫头耷脑的，身上没有一点活力和精神，看起来，他很是老实忠厚，那种衣着打扮有点像乡镇干部。他说着一口土话。邓一群后来知道朱科长也是省里北边一个贫困乡下的人，在外面当了好多年兵，然后转业到了省城。在省城，他已经生活了快三十年了，但他家乡的方言口音却一点也没改。他有很严重的胃病，经常犯，有一次出差途中胃出血，据说非常危险。他平时也没有什么科长的架子。邓一群后来逐渐明白，在机关里科长根本就不是官，在他的上面还有处长们。科长不过就是具体负责某个任务的小头目。但是，要当上一个科长也并不容易。你要把一个科长干好了，也很有意思。它毕竟还是有些价码的。朱科的家庭负担较重，老婆是在市里的一家工厂里，两个孩子一个上了职业中专，一个还在读高中。
徐明丽也是位科长，但她却不主持工作。在人事处的排名，是居老朱的后面。她是位刚满五十岁的妇女。再过些年她就要退休了。朱贵今可以安排她做事，她却也可以拒绝去做。她打心眼里瞧不起朱贵今，当面背后都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指责老朱。老朱拿她没有办法。有时候开会，她会在当众顶撞老朱，让老朱下不来台。她简直是有恃无恐。邓一群后来知道她的有恃无恐和别人的有恃无恐有些不同。她有恃无恐是因为她的年龄。徐明丽在机关里已经干了很多年，资格比老朱还要老。她在计划处工作的时候，老朱还没有调到这个处里来。即使是处长，就在计划处的工作时间来说，资格也比她浅得多。她无所顾忌，因为她知道再有些年，她就要退休了，她用不着再怕谁。当然，除了处长们。她表面上对两位副处长庞和姜还比较尊重，而对周处长就是另一回事了。
半年后的一个傍晚，科室里的人都走光了，只有邓一群和田小悦还没有走。田小悦据说是在等她一个同学的电话，而邓一群没有早走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做。对这个科室来说，他还是个新人，所以他总是早上班迟下班。处长们对他这点还是比较满意的，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认为他必须这样：他是个单身汉嘛，没有任何牵累，再说年轻人也必须要求进步。每天早上班迟下班也是争取好表现的一项重要内容。他上班以后，第一件事是把各个处长室的开水打满，然后再整理本科室的卫生，接下来还要把走廊上的地拖干净。另外，他和田小悦在一起，感觉心情是比较愉快的。
田小悦是个很活泼的姑娘，她漂亮而且大方。半年来，他们已经成了谈话比较投机的人了。邓一群心里对她充满了好感。
那天他们不知怎么就谈起了徐明丽和周处长的关系，田小悦就诡秘地笑了一下，说：“她当然不怕周处长。”邓一群问：“为什么？”她笑了一下，说：“我也是听说的……机关里人人知道。”邓一群感觉自己就像被排斥在机关之外了，他到机关事实上觉得时间已经不短了，但他对机关里的各种复杂微妙的关系还像是蒙在鼓里一样。田小悦说：“她现在老了，年轻的时候还是很漂亮的。”邓一群的心里就有了点透亮。田小悦说：“她在这个处的时候，周处长那时候单身一个人在这里，他的爱人还没有从地方上调上来。周处长那时候当然也还是个科员。徐明丽也是刚结婚吧。她经常请他到家里去吃饭，生活上关照不少。”
第23节：第二章（9）
“那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么说周处长就因为这个？”
她笑起来，说：“当然不仅仅是这样。”］
邓一群就也笑起来，说：“看不出。你这么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周处长看起来那么古板。”
电话响起来，田小悦赶紧去接。邓一群看到她的头发很长，一直光滑地披到肩后，就像水一样地泻下来。她用的当然是一种很高级的洗发水。她总是用最好的东西。她是个时髦姑娘。她时髦是因为她家境优越。她社会交往广泛，经常有电话找她，每天绝对不少于二十个。她在这个城市里有无数的朋友和同学，更多的是一些小伙子给她打电话联系。所以，徐明丽总是很不满。但徐明丽对她的不满却从来也不敢像对科长老朱那样当面批评，而只是在背后。她就多次提醒邓一群，说田小悦不是个稳重姑娘，社交太广泛，如果作为一个妻子，并不可靠。邓一群听了，只是笑笑，心说，田小悦怎么能看得上自己呢。他在心里一直对田小悦充满好感，也许正是因为她看出他对田小悦有好感，才这样说。邓一群在心里倒真的希望和田小悦好呢，但这种希望看起来并不明显。
人，真是看不出来。邓一群心里这样想。他刚来的时候对周处长是多么地崇敬啊。一个处长放在县里就是县委书记、县长。这样的干部比陈小青的父亲职务大得多了。周处长是那样地严肃。他在心里对他更多的还充满了一种畏惧。这个故事破坏了周处长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让他了解了自己的上司还有这样的一面。那么，他们后来的关系怎么中止的呢？这就像一个谜。
科室里还有一位副科长周振生。周振生四十岁的样子，他和科室里的人泛泛的。他瞧不起老朱，也更瞧不起徐明丽。他对田小悦不错，对邓一群也还算友好。不用多长时间，邓一群就看得出来他是个不得志的人。周振生人很聪明，也很有理性，但他对待工作的态度却消极得很。邓一群相信他过去一定受过什么打击，但周振生从不提及自己的过去。邓一群有次悄悄地问田小悦，她说她也不知道。周振生是个有内涵的人。他表面上是那样不动声色。邓一群在心里对他有一种提防，他相信周振生对他现在表现的一种友好，只是觉得他并不是自己的对手，对他没有任何威胁。
邓一群明白，在这个处室，他是个老小。
所以，他必须小心地做事。
很快就进入了冬季。
邓一群在那年的冬天，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是他妹妹邓玉兰写来的，在信里，她告诉他，妈妈很想他，家里的收成很好，打了很多粮食。大哥家很好，大嫂子的一个妹妹（也就是喜欢穿健美裤的那个）现在在镇上开了一个美发店，生意很好，烫一个头要三块钱。她也有想学理发手艺的念头。妈妈能理解她，但大哥和二哥却坚决反对，说那是不务正业。农民，就是种地才是本行。妹妹在精神上就很苦恼。她来信自然就希望这个在省城工作的三哥能支持他，相信只要有他的支持，那两个哥哥也就无话可说了。前不久，二哥邓一明和人家打了一架。道理自然是在他们家这一边，是为了责任田的事情，一个姓孟的邻居和他们家的地是紧靠着的，但后来在犁地的时候，孟家却占了他家一分地。二哥不服，于是就吵了起来。吵着吵着就打了起来。玉兰说，那天下午，只有他二哥一个在那里，她们都不知道。孟家的两个男人和她二哥一个人打，把邓一明的眼睛都打肿了。她们后来知道了也赶了去，结果大姐邓玉梅的衣服也给孟三的那个绰号叫大嘴狗的女人撕坏了。
妹妹在信里说，大哥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也要去和孟家理论或者打架，结果他刚要出门就被大嫂拉了回来，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大嫂坐在地上，痛哭流涕，呼天抢地的，说他这一去就不要再死回来，他这样去和人家打，结果肯定不会好，为了老二，他这样根本犯不着。大哥就吓得不敢去了，后来简直连屁也不敢放呢。第二天妈妈就带着二哥到生产小组里去讲理，组长姓于，和孟家是亲戚关系。他们去了倒受了不少冷言冷语。
第24节：第二章（10）
收到信的那天，这个城市正在下雪。雪，下得纷纷扬扬。邓一群来到走廊的尽头，透过巨大的落地窗，从19层的高度看到这个城市是灰蒙蒙的一片。在他那个遥远的家乡，雪肯定下得更大。从他童年时候起，他就记得乡下的冬天特别的寒冷。
他感到一种重负。一方面他现在已经是城市人了，他可以轻松地飞扬，但另一方面，他却背着沉重的负担，使他不能轻松。他是一个农民子弟，却置身在这个都市。家里要求他有所庇护，却不理解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科员。
前面的路有多长啊！他这样想。他需要走很多的路。
生活是如此之重，而他才刚刚开始。
［12］
邓一群回乡的时候经过了县里。他在路上的时候就想到，他这次应该去看一看林湄湄，看看她是否已经结婚了。他在工作后曾经给她写过信，告诉她分配的消息，并说，如果有可能希望她再到省城来。她也给他回了信，信是写在一张稿纸上的，蓝色的圆珠笔，字迹歪歪扭扭的，看上去有点像蜘蛛的脚，很有意思。看她这样的字，联想到她那次到大学里来找他，和他发生那样的事情，他就觉得自己又多了解了她一层：她就是这样一个文化不高，却又对文化人有点迷恋的女人。她对他的献身也许并不是她内心的一种崇高，而只是出于她对另一种性爱的好奇。
他希望能有机会再看她一下，很自然的，她也许还会和他偷偷地做一次。有了那么一次，她现在应该更容易地和他发生关系。他多少次长久地回忆那样的艳遇，他甚至想：这可能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了（除妻子以外的）。在机关里，他必须表现得很谨慎。其他处室里的人也都亲切地叫他是小伙子。有时候，周振生偶尔拿他开一次关于青年男女婚恋的玩笑，他还会脸红（至少他假装这样了，而且效果不错）。在别人的眼睛里面，他还是一个纯洁的男青年。他为自己这一点而感到很自豪。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品德纯洁得就像个天使，工作表现优良。那种农村出身事实上也让他获益了。因为大家知道农村的孩子都具有吃苦耐劳的品质。他在处室里正越来越受到领导们的看重。只有他知道，他平日工作上的积极是一种假积极。就是说他骨子里并不愿意那样做，但他却别无选择——他必须很好地表现自己，才能有所“进步”。这是一种有着明显报偿的表现，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进步”，就是一?（精彩小说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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