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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锦衣》
崇祯帝－朱由检年谱
崇祯帝－朱由检年谱
万历三十八年（1610）1岁
十二月二十四日（立春日）；生于紫禁城慈庆宫，为第五子。父朱常洛（明光宗）时为太子，母刘氏地位低微，于生产后失宠，移居冷宫。
万历四十二年（1614）5岁
生母刘氏于冷宫郁疾而终。改由李选侍（西李、康妃）监护。
万历四十三年（1615）6岁
五月，“梃击案”发，首次陪同祖父（万历皇帝）及父、兄召见朝臣，御史刘光复被当廷杖责，君臣不欢而散。
万历四十四年（1616）7岁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称大汗。
万历四十六年（1618）9岁
后金以“七大恨”伐明，占领抚顺。
万历四十七年（1619）10岁
明金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
万历四十八年（1620）11岁
七月，神宗（万历）病逝，父常洛继位为皇帝。
八月，光宗（泰昌）病逝，兄朱由校（天启）继位。
接连发生“红丸案”和“移宫案”，改由东李选侍（庄妃）监护。
天启元年（1621）12岁
后金军队分8路进攻辽东，占领沈阳、辽阳等主要城市，辽东大部沦陷。
天启帝信用乳母客氏及太监魏忠贤，委以大权。
天启二年（1622）13岁
九月，受封为信王。
天启四年（1624）15岁
秋，东林党人发起对魏忠贤的攻击，失败，魏忠贤开始专权。
天启六年（1626）17岁
正月，努尔哈赤率军攻宁远，袁崇焕固守，后金军不克而归。
八月，努尔哈赤病故，八子皇太极继位。
十一月，离开紫禁城，搬入信王邸。
天启七年（1627）18岁
二月，娶王妃周氏，即周皇后，及庶妃田氏、袁氏。
八月，明熹宗（天启）病逝，遗诏以皇五弟继位。二十四日，即皇帝位，改元为崇祯。
九月，册周氏为皇后。
十一月，籍没宦官魏忠贤及熹宗乳母客氏，魏忠贤自杀。
裁撤各处监军太监，并禁太监擅自出京，干预政务。
十二月，会推阁臣，以枚卜方式选任钱龙锡等6人为内阁大学士。
崇祯元年（1628）19岁
五月，焚毁《三朝要典》。
七月，召对袁崇焕于平台，袁提出五年复辽。
八月，定制，每日在文华殿与辅臣共同处理朝政。
十一月，会推阁臣，温体仁、周延儒同东林党人发生激烈冲突。
是年，陕西等地大灾，此后灾害频仍，出现全国性大饥馑。陕西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
崇祯二年（1629）20岁
二月，长子朱慈烺生，明年册封太子。
批准裁整驿站。
三月，定立魏党“逆案”，入案者255人，分别惩处。
五月，以徐光启主持用“西法”修定历书，至崇祯8年修成《崇祯历书》137卷。
六月，袁崇焕擅杀东江总兵毛文龙。
十月，后金军第一次入塞，威胁北京。袁崇焕入卫京师，被逮，明年被杀。
十二月，周延儒入阁。
是年，江南学人团体“复社”在吴江尹山招集第一次大会。
崇祯三年（1630）21岁
春，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对农民军剿抚并用，部分农民军流动至山西。
五月，后金军返辽东。
六月，温体仁入阁。
十二月，加派“辽饷”153万余两，合原加派“辽饷”共计680万余两。
是年，东林党人同反对派为争夺权力纷争不已，东林派辅臣薛（火广）等相继罢去，钱龙锡被逮治，后遣戍。
御马监太监庞天寿等受洗加入天主教，天主教开始进入宫廷活动。
崇祯四年（1631）22岁
正月，赈济陕西灾民，定议对农民军实行以抚为主的政策。
八月，后金军围攻辽东前线重镇大凌河，十月城降。
九月，杨鹤以召抚无效被逮治，召抚政策失败，陕西、山西农民起义更炽。
复遣太监出京监军，并以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两部钱粮。
闰十一月，登州游击孔有德等叛乱，骚扰山东各地。
崇祯五年（1632）23岁
八月，皇三子朱慈灿生，后封定王。
崇祯六年（1633）24岁
六月，皇四子朱慈焕生，后封永王。
周延儒罢，温体仁遂为首辅。
十一月，农民军大批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地区。
崇祯七年（1634）25岁
正月，以陈奇瑜为五省总督，主持围剿河南、陕西等处农民军。
七月，后金军第二次入塞，蹂躏宣府、大同一带。
八月，撤内监监军、监部，此后旋撤旋复。
十一月，陈奇瑜以剿抚无效罢职逮治，改任洪承畴为五省总督。
崇祯八年（1635）26岁
正月，农民军克凤阳，掘皇陵。明廷调集各省精兵7万余在中原进行会剿。
八月，以卢象升为总理，与洪承畴分责东南、西北的剿除农民军战事。
十月，下诏罪己。
十一月，郑（曼耳）案起。
崇祯九年（1636）27岁
年初，农民军主力高迎祥等部纵横于豫、皖、川、陕各省。
三月，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痛愤时艰疏》，对崇祯帝治国政策进行系统批判。
四月，皇太极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
七月，清军第三次入塞，攻掠京畿地区。九月返回。
高迎祥在陕西作战失利，被俘。
崇祯十年（1637）28岁
年初，相继发生告复社“败坏风俗”、“以乱天下”的事件。
三月，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提出“十面张网”的对农民军作战计划。
闰四月，加派“剿饷”280万两。
以熊文灿为主理，主持“十面张网”会战。
六月，温体仁罢。
八月，阅城。
崇祯十一年（1638）29岁
六月，以程国祥、杨嗣昌等5人入阁，杨嗣昌仍兼兵部尚书。
七月，召对，理学大师黄宗周同崇祯帝亢直辩论。
复社诸公子发表《留都防乱公揭》，讨伐阉党分子阮大铖。
九月，清军第四次入塞，扫荡畿南、山东。卢象升于十二月战死。
是年，农民军张献忠等部相继受抚；李自成部在陕西接连失利，此后潜伏于川、陕、楚交界山区。农民起义一度陷入低潮。
崇祯十二年（1639）30岁
正月，清军克济南，掳德王。
三月，清军班师。明廷以“五大法案”杀各级失事官员36人。
五月，张献忠、罗汝才在谷城、房县再度起义。
六月，加派“练饷”730多万两。
七月，农民军在罗猴山大败明军左良玉等部。
八月，以杨嗣昌为督师，主持围剿农民军。
是年，催逼勋戚李国瑞等捐助，因皇五子朱慈（火真）死亡而停止。
崇祯十三年（1640）31岁
二月，张献忠在玛瑙山受到重创。
六月，首辅薛国观罢，明年八月被杀。
秋，张献忠、罗汝才部进入四川，攻克大批州、县。
崇祯十四年（1641）32岁
正月，李自成部复振，攻克洛阳，杀福王。
张献忠部出川，二月克襄阳，杀襄王。
二月，李自成部围攻开封。
再召周延儒入阁，九月至。
三月，杨嗣昌悸怖死，丁启睿继任督师。
春，清军对锦州实行包围，明廷调集13万大军出山海关救援。
八月，明清松锦决战，明军大败，主力部队大部被歼，蓟辽总督洪承畴等被迫困守于松山、锦州等4城中。
九月，李自成部于项城聚歼明军数万人，杀陕西总督傅宗龙。
十二月，李自成部再围开封。
是年，周延儒主持阁务，东林势力复兴。
崇祯十五年（1642）33岁
新年，揖拜阁臣，再图振兴。
正月，以马绍愉为特使，同清朝进行谈判。
二月，李自成部在襄城大败明军，杀陕西总督汪乔年。
三月、四月，松山等城相继破，洪承畴被俘，降清。
五月，李自成部三围开封。
七月，皇贵妃田氏病故。
对清和谈机密泄露，兵部尚书陈新甲为此被杀。和谈彻底中断。
九月，黄河堤溃，开封被水冲毁。
十月，李自成在郏县大败明陕西总督孙传庭部。
十一月，清军第五次入塞，深入山东，俘获人口36万多。
闰十一月，第二次下诏罪己。
崇祯十六年（1643）34岁
年初，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
二月起，京师瘟疫流行。
三月，左良玉部变乱。
四月，清军出塞去。
五月，张献忠部克武昌，杀楚王，正式建立“大西”政权。
周延儒罢。
六月，第三次下诏罪己。
七月，吴昌时等案起，牵连原任大学士周延儒、吴（生生）。
八月，清太宗皇太极病故，幼子福临继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
九月，李自成再败明督师孙传庭于郏县。
十月，李自成攻克潼关，孙传庭战死。农民军相继攻克西安及陕西全省。
十二月，赐周延儒自尽。
崇祯十七年（1644）35岁
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随即分兵两路向北京进军。
正月，以大学士李建泰为督师，出京抵御大顺军。行“遣将礼”。
第四次下诏罪己。
三月，李自成部兵临北京城下。
十八日，下诏罪己，下诏“亲征”。当夜酒宴后，安排太子慈烺、三子定王慈灿、四子永王慈焕逃离。
在宫中砍杀妻妾、女儿，幼女昭仁公主死，长女长平公主臂断。周后于坤宁宫自缢。
十九日凌晨，自缢于禁苑煤山。
顺治二年（1645）
长平公主请求出家未遂，清廷命嫁于周世显。出嫁未足一年，公主在哀怨中死去。
北京“崇祯太子案”结束，太子被清廷处死。
南京“崇祯太子案”，太子于弘光政权覆灭后亦被清廷处死。
东汉童谣，道是“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袁崇焕的悲剧
袁崇焕初到辽东的时候，局面很艰巨，明朝在军事上已经是几番惨败，一代名将熊廷弼也被无端逮捕，士气低落。而朝廷中，皇帝是那位迷恋于木匠活的有名昏君，朝廷中是大权在握横行天下的阉党之首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而袁崇焕的上司正是魏忠贤挤走熊廷弼取而代之的亲信太监。
当时辽东明军的情况是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饷，不时发生士兵哗变和逃亡事件，文人出身的袁崇焕初到辽东，想必热血澎湃的凌云壮志早已变得心灰意冷了吧，然而，这个袁蛮子并不是轻易就放弃努力的人。
当时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是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若是来攻，立刻就能冲到关门之前。
袁崇焕经过仔细勘查，提出了将防线向北移的策略。他的提议上司既不支持，也没反对，朝廷中阉党东林党内斗得不亦乐乎，谁也没工夫插手这些事情，袁崇焕也就得以按自己的想法去办这件事情。
袁崇焕到达离山海关外二百余里宁远，当即筑城，在袁崇焕的亲自监督下，这座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四尺，……遂为关外重镇”。袁崇焕的这一招，一下子就把明军的防御战线拉长了二百余里，而这座城墙把清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
仿佛是为了造就袁崇焕，在宁远城筑好之后，努尔哈赤率领清军来袭，袁崇焕指挥明军一连打退了努尔哈赤的两次进攻，从来攻无不克的努尔哈赤首次尝到了败绩，不得不怀忿恨的撤离宁远。努尔哈赤在这次交战中受伤，七个月后病死，后人多把此事和宁远的失败联系起来，虽然有些牵强，不过却不能忽视宁远战败对努尔哈赤的打击。
宁远大捷捷报传到京师，满朝震动，欣喜欲狂。兵部尚书王永光说：“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天启皇帝朱由校也说：“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袁崇焕一战成名，从此晋身中国名将之列，在这段时期内，他甚至得到了魏忠贤的支持。
然而宁远大捷不过是血战险胜。这次的胜利只是属于防守性质的，什么时候开战、什么时候撤走，都取决于清兵，清兵有充分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他们不利的时候就撤退，有利的时候就进攻，明军胜利并没有给清兵造成致命的打击。那时候的明军野战能力极差，防守依靠火炮的威力，勉强为之，追击是谈不上的。宁远大捷，也可以算作是清兵的战略撤退。
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三、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这样的政策显然是正确的。
在努尔哈赤死后，因为内部人心动荡，即位的皇太极的权位还没巩固，加上出现了经济困难，又遇上辽东发生饥荒。于是皇太极极力倾向于同明朝改善关系。1627年，女真的使者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书中列述了“七大恨”，详细申明了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之冤屈，随后表示愿意重修两国之好，并要求互赠礼品。而袁崇焕却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复书，这封复书语气凌人，甚至含有警告之意。它主要就“七大恨”问题进行辩解，而且还指出，女真必须将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城池和战俘退还明朝，和平才能实现。
袁崇焕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他对女真有清醒地认识，并不认为可以实现真正的和平，其拒绝皇太极的求和的做法可以理解。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和平有助于明朝的国力恢复，辽饷在明朝政府财政开支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如果达成和平协议，短期内减少辽饷的开支，对明朝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袁崇焕也应该很清楚，要女真退还全部城池和战俘是过于苛刻而不可能被接受的条件，而辽东明军虽然依靠火炮取得防御性胜利，但是要做到主动出击，通过野战来击溃清兵根本不可能，只要清兵不进攻，其实就相当于和平的状态。既然和平能够有利于明朝政府，又是既定的事实，为什么袁崇焕不予接受呢？
道理也很简单，明朝政府从来就看不起女真，一直把他们当成蛮夷对待，以皇太极的身份，在明朝而言也只配和袁崇焕打交道，袁崇焕显然也继承了这些偏见，瞧不起女真，加上明朝大臣都是持“言和者杀”的态度，对于议和不感兴趣，此次议和因此而不了了之，明朝政府也没有因为这次机会来让自己缓口气。
了解到明朝政府的立场，皇太极就开始考虑别的出路，他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粮食，牵制了女真的后方。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难题，同时凭借军事胜利树立自己的威望，进而巩固自身权位。不久清兵进攻朝鲜，明军营救不及，朝鲜投降，签订了对女真十分有利的和约。
明朝政府始终无所作为，在这段难得的和平时期内，辽东的明军既没有练兵，也没有筑城，甚至连袁崇焕也在魏忠贤的压力下被迫辞职。明朝政府的无能再次使得明方处于战略被动的地位。
崇祯即位，诛杀魏忠贤后，袁崇焕才得以重回宁远担当大任，这个时候，皇太极早已在女真内部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并且通过军事打击取得了蒙古和朝鲜的支持，踌躇满志的自称皇帝，对明方处于战略性进攻的状态。
袁崇焕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主动向皇太极提出了议和，皇太极也有诚意的答应了袁崇焕提出废除帝号的要求，恢复称“汗”。皇太极对求和很感兴趣，他不但自己写信给明朝边界官员，又曾经托朝鲜居间斡旋，劝蒙古王公上书明朝政府。
《天聪实录稿》记载，皇太极曾经致信崇祯皇帝说道：“后金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皇太极用辞十分谦卑，也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意，可是我们的崇祯皇帝和明朝大臣们很有骨气，明明知道打不过清兵，可就是不肯议和，对皇太极的倡议傲慢无理，慷慨激昂的要收复河山，袁崇焕的提议得不到明朝政府得支持，第二次的议和又作罢。
因为袁崇焕的盛名，皇太极率清兵十余万，避开袁崇焕重兵防守的山海关，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清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直逼北京城。袁崇焕闻讯大惊，连忙带领手下的精锐部队，经过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终于赶到了北京广渠门外。两军在广渠门外一番混战，恶斗了八小时，清兵终于不支败退。当时因为急于救援，袁崇焕调来的辽东精锐数量不多，他注意到各地勤王的部队陆续赴京，所以打算集结更大规模兵力，对清兵进行围歼，于是他没有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城，反而还调开了部分兵力，打算骚扰清兵，断绝清兵的后路，形成战略性包围。
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清兵溃败之后，心中不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不少北京城的居民财产受到了破坏，这些民众看到袁崇焕没有积极和清兵交战，加上自己的损失，竟然说袁崇焕的不肯出战是别有用心。那些对袁崇焕“议和”早就不满的朝廷大臣们开始恶毒攻击袁崇焕，居然说清兵是袁崇焕引来的，其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
北京城朝野惊人一致的指责，流言蜚语，加上崇祯皇帝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决战清兵，于是心存猜忌，而皇太极恰到好处又使出一个“离间计”来，我们的崇祯皇帝在这个关键时候把袁崇焕下狱了。
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喜出望外，立刻调遣部队回军，在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再次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皇帝一再催促满桂（袁崇焕手下大将）出战，迫不得已的满桂只好出兵，结果全军覆没。祖大寿是袁崇焕手下另一员大将，他本来是率军营救京城的后继部队，得知袁崇焕下狱的消息，心中不忿，当即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被吓坏了的崇祯皇帝让袁崇焕劝祖大寿回来，袁崇焕在狱中写了一封书信给祖大寿，祖大寿收到了袁督师的书信，改变了主意，打算靠打胜仗立功救出袁崇焕。于是回军和清兵接战，并且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皇太极顾忌到后路被切断，于是退回了辽东。北京之围终于被化解。
袁崇焕立了大功，是不是能就能逃脱厄运了呢？事情远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试问，辽东大军连皇帝的命令尚且不听，而袁崇焕的一纸修书竟然就能够调动，不正是犯了崇祯的大忌？崇祯本来就是一个刚愎自用、冲动多疑的皇帝，这次央求袁崇焕在狱中劝祖大寿，更让他觉得自己受了袁崇焕的威胁，如今危机一过，新仇旧怨一起算，袁崇焕难逃此劫。
不久，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在押送处死中途中，就被民众“咬穿肚腹，直达内脏”。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大清投降的事。
另外，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很多，而袁崇焕下狱，各路兵马缺乏统一调度，军心大乱，再加上明朝政府习惯了的欠饷，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竟然都溃散回乡。这伙溃散的明军后来成为了流民组成的“流寇”骨干。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溃兵正式加入流寇，使得平日只会抢粮、不会打仗的饥民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流寇”也因此成为明朝最大的威胁，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袁崇焕的死对明朝来说影响深远，他的悲惨命运更是令后人叹息。他生而不幸在了明朝末年，上天对他不薄，宁远大捷成就盛名，上天却也对他太苛，因莫须有而深受凌迟酷刑结束了一生。他面对着狂怒的皇帝，衣冠楚楚口口声声仁义道德却诬陷他的群臣，以及那些对他痛恨彻骨的百姓，究竟想起了什么呢？
那个悲剧时代太多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凌迟看起来也不算很不可理解。袁崇焕的悲剧命运或许早就已经注定了，他的凌迟和吴三桂的投降招致万世骂名，和洪承畴的入“贰臣传”，和史可法的与扬州同归于尽，和之前张居正死后的“鞭尸”以及满门查抄，和李定国的壮志难酬、吐血身亡，甚至和崇祯的煤山的自杀，从本质上讲没有区别。
明朝末年的特殊形势把这些人推到了历史舞台之上，他们殚精竭力使出浑身解数，最终不堪精疲力尽的倒下，无论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坚贞不屈的忠臣，他们都无力改变明朝衰亡的命运，只是徒然的陪上自己的性命，袁崇焕也没有例外的逃脱悲剧的命运，也许凌迟对他来说不是最坏的结果吧。
对袁崇焕来说，一切悲剧都在北京城解围后结束了，然而，对于明朝来说，这还远远不是悲剧的高潮。
袁崇焕这位铁骨铮铮的民族英雄，同当年岳飞的不幸遭遇一样，虽为当时的封建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袁崇焕的墓、祠、庙在十年动乱当中均被破坏，近年将其修复供人瞻仰。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1584年生，明万历年间中进士。他畅晓军事，忧国忧民，政治上属东林党人。天启二年（1622年）因后金屡犯边关，无人敢敌，袁崇焕请命率兵出关，镇守辽东，在宁远（今辽宁兴城）筑城御敌，采取以守为攻战略，屡挫敌兵。在著名的宁远战役中，以万余人的劣势打败努尔哈赤13万大军的进犯，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被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督御史，督师蓟辽，对抗后金军。
明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八旗官兵从内蒙古绕道进犯京师，兵临北京城下，驻守宁远的袁崇焕闻讯从防地火速增援，屯兵于城南龙潭湖一带，袁崇焕在这次大战中跃马横枪，身先士卒，“两肋中剑如猥，赖有重甲不透”，最后迫使八旗官兵退出京师，这就是发生在明末的“京师保卫战”。
袁崇焕的英勇抗敌，引起了后金统治者的极大仇恨，于是用反奸计加害于袁，说他要把京城献给后金。崇祯生性猜疑，不辨真伪，将袁崇焕逮捕入狱，于崇祯二年九月初七寸磔（凌迟）崇焕于西市（明时刑场），造成了千古奇冤。
袁崇焕被害，死得十分惨烈。据史料记载，袁被害后“暴骨原野，乡人惧祸不敢问”。他那血肉模糊的头颅，被悬于高杆之上“枭首示众”，后被袁崇焕部下的一位佘姓谋士盗其头颅，掩埋于自家后院，隐姓埋名在此守候袁灵整整155年，直到清乾隆年间袁崇焕冤案得以平反昭雪，真相才算大白于天下。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下诏为袁崇焕平反。《清高宗实录》载：“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乾隆所以如此，当时也是为了收买人心，并说明他是一位明主。
据史料记载，袁崇焕墓在北京的广渠门内当时的广东义园（今东花市斜街）。墓始建于清道光十一年二月。当时南海吴荣光所题墓碑“有明袁大将军墓”。
解放后，1952年由于广东义园要迁到城外郊区，袁墓也在其中，后经当时的著名爱国人士叶恭绰、李济深、章士钊等联名上书毛泽东，吁请保护。后毛泽东亲笔复函说：“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见《毛泽东书信集》），后几经周折，终于将袁墓及祠堂保存下来，1954年重新维修，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格局。原墓堂廊柱曾悬有康有为所书：“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的对联。但到“文革”期间袁墓惨遭破坏，祠堂被毁，墓碑放倒于荒草丛中。
2002年，北京市将其墓祠重新修复，以供后人瞻仰。修复后的祠堂内保留有当年袁崇焕的亲笔墨迹“听雨”。而为袁崇焕守墓从其先祖至今历经370余年的佘家第17代后人，已经年过花甲的佘幼芝老人被聘为袁崇焕纪念馆的终身顾问。
袁督师庙在今龙潭湖公园东岸，规模不大，门前围有松柏，也已修复。原康有为所题的门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引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仍保存完好。
东林党与明朝党争
从历史上看，东林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更不是一个“党”，所谓“东林党”实际上是政敌把它诬为“朋党”之后的一种称呼。历代朝廷大臣权贵，凡是要攻击政见不同者，往往攻击为“朋党”，由此引起党争、酿成党祸的事情是很多的：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以及本文要说的明代东林党争，都是比较重大的党争党祸。
明代党争出现于宦官专权之后。洪武初年，朱元璋为防止宦官专权而令“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英宗朝以后，宦官势力的膨胀，干预政治的能力遂滋长。比如英宗朝王振、宪宗朝宦官汪直、武宗朝宦官刘瑾、熹宗朝宦官魏忠贤等，都曾干预朝政、打击士人官僚。其中最激烈、最残酷的当数熹宗朝魏忠贤集团与东林党人之争。
东林党人因东林书院而得名。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书院讲学的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为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评论官吏，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竞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而加以无端攻击诋毁。这就是“东林党”的来历。
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手是齐楚浙党。双方从争国本开始，以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余波，相持不下。
天启年间，东林党由于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按理说，这是他们治理国政的最佳时机。然而此时，东林党人与阉党集团之间因朝政争论相互攻击达到公开不可调和地步。
阉党是以魏忠贤为核心人物的宦官集团。熹宗不喜欢管理朝政，只喜欢木工，经常沉溺于此，不觉厌倦，而魏忠贤总是等熹宗做木工的时候故意拿出一大堆奏章出来让熹宗批阅，而熹宗这时总是不耐烦地让魏忠贤去处理，时间长了，朝中大小事务都由要先请示魏忠贤，魏忠贤也就执掌了朝政大权，被东林排斥的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形成了强大的力量。魏忠贤排斥异己、收罗爪牙、建立了便布各地的特务网络，说了魏忠贤坏话，很容易就招致杀身之祸。朝中巴结魏忠贤的人也越来越多，魏忠贤也被人称为“九千岁”。
阉党的行为引起了正直官员的痛恨。杨涟上书陈述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但是反而被罢官，从此，魏忠贤就对东林人恨之入骨。天启五年（公元一六二五年）魏忠贤对东林党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行动，他借熊廷弼事件，诬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后来这5人加上自杀的顾大章被称为“前6君子”）有贪赃之罪，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冤死狱中，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7人，（史称“后七君子”）东林书院被限期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
曾经掌握朝政的东林党，在短短四年后就被宦官魏忠贤驱尽杀绝，全部覆没，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掌握政权的时候坐失良机。作为当权的群体力量，他们没有赶快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案，又对阉党的丧失警惕，提出了一个“笼络群奄”的错误政策，姑息养奸，试图劝告魏忠贤不要干政，这显然是没有用处的。面对着日益强大的阉党，他们不用武力做后盾，在阉党步步进逼的时候，一味息事宁人，妥协退让。所以很快丧失了在朝中的优势地位，被阉党轻而易举地消灭，成为千古冤案。
明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惩处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同时昭雪平反东林党人冤案。并下旨修复东林书院。东林党人虽然又一度入阁，但不久，到袁崇焕被捕治罪以后，东林党人又被迫退出内阁。
从表面上来看，明朝的统治者消灭了一群不安分子，保证了当权者的权位，是统治者的胜利，但是这对王朝而言与其说是凯歌不如说是挽歌，像东林党人这样不惜一己安危，用自己的信念和道义来扶持王朝，挽救世道，最后却被他们所信任和效忠的统治者所屠杀。一个封建王朝到了靠屠杀忠臣以维持一时的所谓“稳定”时，这个王朝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万历皇帝（包括之前之后的一些皇帝）利用宦官掌握政权，打击奉法的士大夫，一些有识之士纵有忧国忧民之心，也束手无策。明朝皇帝可以说是自毁长城，难怪清人断言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
……
东林书院中挂着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联把勤奋学习、钻研学问与关心政治、热爱祖国之情结合起来，表明了东林知识分子心怀天下的胸怀。人们参观见到这副名联，就会自然联想到东林学者提倡的关心国事、廉洁奉公、关心民生的优秀学风以及抗击权贵、革新时弊的不屈的斗争精神。
客魏的勾结专权，引起东林党人的警觉和不满，上书弹劾，于是，客魏决定要诬陷镇压东林党人。所谓东林党，是晚明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一个政治集团。神宗朝，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万历22年即1594年，无锡人顾宪成因主张立常洛为太子，被革职还乡，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朝政，得到许多士大夫的支持，如邹元标、李三才、赵南星、魏大中、杨涟、左光斗、叶向高、周顺昌、黄尊素等，被称为“东林党”。他们反对矿监、税监的掠夺，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与在朝权贵产生了对立。天启三年，杨涟上疏，列举魏忠贤24条罪状，魏忠贤联合客氏在天启帝面前反诬杨涟等，于是，首辅叶向高以及赵南星、高攀龙、陈于廷、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韩爌等数十位大臣被革职，魏忠贤的党羽纷纷填补要职。
天启五年即1625年，魏忠贤再兴大狱，用诬陷手段逮捕了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顾大章、袁化中六人，指使许显纯将他们六人在狱中折磨致死，这六位东林党人，史称“东林前六君子”。次年，魏忠贤又兴大狱，要把已罢官归乡的七位东林党人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缪昌期、周宗建、李应升、黄尊素害死。高攀龙闻讯后焚香沐浴，投池自尽。其他六人被捕至京，其中，在苏州逮捕周顺昌时，引起苏州市民的反抗，有五位市民被杀，文学家张溥写了一篇《五人墓碑记》歌颂。这六位东林党人，也在狱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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