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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左右，陈铭枢任京沪卫戍总司令，第十九路军调往上海一带驻防。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一·；二八”事变，第十九路军毅然抗击日军进攻，打响了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这支北伐名师，重振雄威，在第五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下，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华民族抗日御侮的信心。由於国民党政府实行卖国投降政策，扼杀了这次抗战运动，第十九路军也因此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又被调到福建打红军。陈铭枢极力推荐蒋光鼐为福建省长，蒋介石则在蒋光鼐任省长后，又任命蔡廷锴为福州绥靖主任。国民党的体制是，绥靖主任既可指挥军队，还可管省长，而蒋过去一直是蔡的上司；蒋介石企图分化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接到命令后，迟迟不肯就职。蒋光鼐就劝他赶快就职，意即有利于十九路军。蒋光鼐识大体，维护了十九路军的团结，也使蒋介石的阴谋不逞。十九路军的高级领导人（主要是陈铭枢与蒋、蔡）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由拥蒋逐渐转变为反蒋，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时期政治态度的转变。1933年11月十九路军领导人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抗日反蒋，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但由于没有发动群众，军队不稳定以及我党当时在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下，对这个同盟军没有积极援助，很有战斗力的第十九路军，没有经过严重的战斗就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了。这支铁军，也结束了它的历史。
**领导的铁军，虽然在南昌起义以后，南下广东遭到失败，却保留了很多干部和一部分部队，其中第25师保留得更多一些。1927年10月16日，从潮汕方面撤退下来的第24师零散部队，与第25师余部在广东饶平汇合，加上第9军的部队，尚有2500余人，在第9军副军长朱德率领下，于10月下旬到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在这里整顿了部队，初步克复了普遍存在的失败情绪和混乱状态。部队继续向西转移，进至赣南大余和崇义县的上堡、文英、古亭一带山区，在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的积极协助下又进行了再次整训，加强了党的领导和组织纪律性，并开始由正规战向游击战争转变。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1200余人到达湘南，在湘南特委和各县委的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部队改称工农革命军第1师（实际兵力为1个团）。1月下旬，起义军在宜章农军的配合下，于粤北乐昌坪石及其西南山区，打垮了国民党许克祥部6个团，缴获了许多枪炮子弹。后挥师北上，在良田大福桥，歼灭了敌35军6个连，打到郴州，展开了湘南起义大势。这一战役，再一次显示了**领导下的铁军威风。1928年4月，这支部队和湘南起义组成的农军退出湘南，向湘赣边界井冈山转移，与**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共同创造罗霄山脉中断红色政权。这支部队又打起了第4军的旗号，其中第28团，是由铁军部队整编的，他们发扬了铁军的光荣传统，在井冈山连打胜仗。4月6日，在遂川五斗江打垮了国民党杨如轩部第81团。不久，又协助秋收起义部队一个营在永新城西北的草市坳消灭了杨部第79团。6月下旬，又以1个团打败朱培德部杨池生2个团，等等。1929年1月红4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部队由小变大，1930年6月扩编为红1军团，8月，编入红一方面军，继承了铁军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陈毅赋诗称道：“铁军真是铁”。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红4军以“英勇冲锋”的锦旗。抗日战争时期，这支部队编为八路军第115师，取得了平型关的胜利，开辟了晋察冀和山东两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编为第四野战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全国解放以后，又在保卫祖国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立下了新的功勋。
从铁军的结局来看，只有**领导的部队才有前途。因为**所进行的**的正义事业，代表社会发展的趋势。卓越的**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有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优秀的斗争艺术，她领导的军队，官兵都有远大的理想，有奋斗到底的决心与气概，所以百战不殆。铁军的另外两支部队，尽管也能打仗，北伐时也曾有过光辉的历史，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抗战中还显示了特殊作用，但由于其领导者，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有不可避免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所以都以失败告终。
（六）铁军与人民军队
1927年8月，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后，中国**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铁军和人民军队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是人民军队创建的起点，这三大起义军事力量的主要部分都来自铁军。南昌起义，主要力量是第2方面军党所领导和影响的部队。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农民和军队力量的结合，军队是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个团是1927年6月下旬在武汉建立的，是我党根据叶挺的建议，帮助张发奎组建的。党派许多党团骨干，担任警卫团的各级干部，使这支部队像独立团一样，成为我党直接掌握的部队。在委派团长时，曾有个小插曲。叶挺想让第25师73团参谋长、**员卢德铭担任团长，但不能由他向张发奎建议，因他在军政界有“色彩”（当时对**员和倾向**的革命人士易于引人注意的代名词），张多半不会同意，他就找25师参谋长张云逸。张云逸是参加辛亥革命的粤军前辈，为人敦厚，有长者风度，在4军中影响很好。叶挺请张云逸去同张发奎谈，果然，张发奎同意了。卢德铭赴任前，中央军委负责派遣工作的聂荣臻亲自向他作了交待，要他“掌握好这支部队，不断扩大党团员数量，提高全体官兵的革命觉悟”。那时，团长有委派连排长之权，由**员任团长，这个团基本上就被我党掌握了。
1927年7月，第2方面军东征讨蒋，警卫团因尚未编齐，暂留武汉。“八·；一”南昌起义后，警卫团利用张发奎的名义，乘船东下，欲赴南昌响应起义。行到湖北阳新，因张发奎态度骑墙，遂改道江西武宁。在武宁，得知南昌起义军已南下，遂去修水待命。9月初，根据湖南省委的决定，该部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
广州起义是广东省委发动工人与军队一起进行的，军队有2个团属铁军系列，即第4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这两个团都是我党掌握的部队。教导团前身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唐生智企图解除这支武装，后经叶剑英向张发奎建议，将其改编为第2方面军教导团，由第2方面军参谋长谢膺白兼任团长。当时这个团里尚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员，全团的教育、行政等，主要由**秘密党组织掌握。南昌起义后，张发奎曾再次将该团武器收缴，并排除了已暴露身份的**员。这时，叶剑英利用张发奎、黄琪翔对他的信任，自荐当教导团团长，经过巧妙的工作，再次发还武器，保护了这支革命武装力量。
第4军警卫团是1927年11月以后在广州新组建的，开始成分较复杂。当时，张发奎和李济深为争夺广东而混战，我党利用这一机会，准备广州起义。为了加强武装力量，党组织交待叶剑英，让他利用第4军参谋长的职务，扩充并掌握4军警卫团。叶向张提出扩编警卫团的建议，并推荐**员梁秉枢任团长，张发奎同意后，叶又安排张诗教、陶剑寒（陶铸）等一批**员到警卫团任职，并将300多名曾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为第3营。广州起义时，教导团全部和警卫团第3营，共约2000人参加战斗，担任了主要方面的作战任务。
三大起义是我军创建的开端，起义的武装力量是我军最初的主要来源，他们多属铁军中建立了我党组织的部分。所以，说起人民军队的渊源，不能不溯到铁军。而且人民军队初创时，连名称也是借用铁军的，井冈山朱德、**部，湘鄂西贺龙部，都称4军。抗战时期，我党将南方游击队改编，也是称4军。新四军军歌唱道：“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人民军队继承了铁军之名，并将其发扬光大，成为举世闻名的钢铁军队。我军最早的一批高级军事将领，也多出自铁军，在铁军中担任过高级职务的有：叶挺、叶剑英、聂荣臻、周士第、张云逸等。在铁军中担任过中下级军官的就更多了，如后来到江西苏区的卢德铭、王尔琢、陈毅、刘畴西、贺昌、周子昆、**、粟裕、赵尔陆、范树德等；到鄂豫皖苏区的许继慎、蔡申熙；到湘鄂西苏区的董朗、孙德清；到左右江地区的徐光英（改名徐开先）；到浙南红13军的胡公冕等；湘鄂赣苏区的高泳生（曾任红16师师长）；湘赣苏区的潭家述，等等。这些同志在红军建设中尤其是建军初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具有不同程度的军事经验和军事技术，有带兵、练兵、用兵的本领，是创建红军的骨干力量。此外，还有一些在白色区域做秘密工作的，如廖乾五，1930年在湖南作党的军委工作而被捕牺牲。24师政治部宣传部长裘古怀，在奉化县做秘密工作，1929年牺牲。
结论
铁军是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这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孙中山又确定了三大政策，特别是强调中国革命要以俄为师，非学俄国不可。这样就促进了民主革命的发展。这时期，国共两党开始合作，苏联政府给予多方面的援助，五卅运动及省港大罢工，东江和广州附近农民运动的大发展，北方革命运动的兴起等等，使广州革命政权得到了新的血液。在这块土地上应运而生的第4军的指战员，有了革命理想，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而战，同仇敌忾，所向披靡，时势造英雄。没有这个时代，“铁军”是不可能产生的。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战争，不会没有政治原因。根据马列主义原理，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与政治密切相关，又是不同范畴。战争本身有其自身的规律。铁军在进行革命战争时，打得好。分化以后，各系统在战争中多数打得好，因为他们在战术、技术和战斗进程以及军事行政管理等方面，都能把握其自身的规律。但是，战争究竟是为政治服务的。北伐时期，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都为完成民主革命而共同战斗。反映在军事上就是铁军能战必胜，攻必克。大革命失败，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国共分家，铁军也随之而三分。无产阶级领导的铁军，坚持民主革命，而资产阶级领导的铁军，参加军阀混战；镇压革命人民并“围剿”人民军队，这样就使战争的性质变化了。前者是正义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也经过若干曲折，终於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后者是非正义的，最终是会失败的。
铁军之所以威名大振，还在于军事政治训练有素。首先是这支部队继承发展了中国历史上优良的军事传统，吸收了外国先进的军事思想，并在孙中山长期的军人精神教育的感召下，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除有自己训练干部的西江讲武堂外，还吸收黄埔军校的经验，向部队讲解当时比较先进的战术。他们要求严格训练，刻苦耐劳。以“铁腿、马眼、神仙肚”自励，日行百里，并不稀奇。他们组织行军，井然有序，我听一老兵说，戴戟团长规定起床到集合为一小时，他把从起床到集合许多事务，合理安排。不能起早，起早了，休息不好，浪费精力，迟了就不能按时出发。这说明他们的时间观念非常强。第二，铁军的纪律好，管理严，要求不嫖、不赌、不吹（抽鸦片），不强占民房，不强买强卖，借群众的东西要还，那时汉口《民国日报》常有记载。铁军行军多为露营，1927年夏在河南打仗时，只要不下雨就在村落旁的小片树林露营，这样有利于管理和安排生活。驻军时按计划进行操课。第三，铁军的政治工作是国民革命军开展得比较好的，他们有一套开展政治工作的组织机构，如政治部、各级党部、军师设党代表，团、连均设政治指导员，还有一套政治工作办法，每到一地，刷标语，搭台演讲，召开群众会议，或与群众组织联系，宣传革命道理。士兵要读《国民革命军士兵读本》，在参加连党部会议中（官兵都参加国民党）有发言权。以团为单位的总理纪念周，是团长、团指导员或上级派人来讲政治问题和作宣传的好时机。连队经济公开、赏罚公开、用人公开。官兵之间虽然薪饷有别，但大都认为自己是革命的，有一定的革命自觉性。有些军官有打人恶习，但舆论不赞成，政治工作人员也抵制，他们还重视战时政治工作，利用刊物，及时宣传杀敌战绩和奋斗精神。将士牺牲，召开追悼会，怀念死者，激励部队，使全军官兵同仇敌忾，共赴疆场。
铁军的政治工作，是整个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一部分，这个传统也为后来的人民军队所继承并加以发扬。抗战初期，**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选集》第2版第2卷第380页）这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承前启后的关系，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
铁军的后勤工作也颇具特色。他们之所以能所向披靡，后勤保障有重大作用。铁军向北洋军阀控制的两湖进军，主要是靠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供应。当时广东发行的纸币，在湖南地区都通用。铁军沿广东出发到武汉，都用广东纸币或部分现金，就地购买军需品和薪饷。在重要进军道上设立兵站，使后续部队得到部分供应。由于铁军纪律好，不拉夫，不扰民，买卖公平，群众拥护，行军作战中吃穿都不困难。武器方面，沿广东出发，铁军装备整齐，一人一支步枪，带两百发子弹。进入两湖，军队扩大，都取之于敌。打到武汉，这里有早负盛誉的汉阳兵工厂，我党在这个工厂的工人运动，本有基础，北伐军一到，革命情绪高涨，立即得到大批弹药供应。
第4军博得“铁军”之名，是同他们的领导人陈可钰、陈铭枢、张发奎、廖乾五、蒋光鼐、叶挺、黄琪翔、蔡廷锴等有直接关系。这些人多数是知识分子，受过较完备的军事教育，久随孙中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忠于民主革命，追求进步。作为革命军人，他们的素养、气质都较优良。张向华之蹈历无前，陈真如之指挥若定，蒋憬然之谋定再战，叶希夷之勇冠三军，黄琪翔、蔡贤初之立马疆场，廖乾五之善于政治工作，加以苏联军事顾问善于筹划，等等，历史传为美谈。铁军之名是在他们指挥之下打出来的，加上广大官兵的奋勇牺牲，使他们的才能得以施展。北伐战争中的突出战绩正是他们指挥艺术的体现。“铁军”的光辉称呼，博得当时社会各界和历史的承认。这是在时势造英雄的前提下，造成了英雄造时势的壮丽局面。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
作风就是战斗力。一个革命政党，要有好的党风，才能团结群众，实现自己的纲领、路线。同样地，一支革命军队，也必须具有好的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是在党的领导下从长期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战斗作风好，打仗过得硬，是这支军队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也是它能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是狠。
我想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狠，硬，快，猛，活。
这个“狠”字，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活动中。不论打小仗或打大仗，游击或运动战，进攻或防御，正面突击或迂回包围，分散袭敌、扰敌或集中主力歼敌，内线转战或外线出击，一言以蔽之，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有一股狠劲：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甘休。
那时，部队作战一不为钱，二不为官，一心一意要消灭敌人。指战员不是怕打仗而是盼打仗，巴不得天天有仗打，天天捉俘虏、缴武器弹药。如果一两个月不和敌人交锋，下面急得象开锅似的，意见一大堆，领导上要做许多思想工作。相反，战斗任务一下达，几乎用不着费唇舌，下面就忙活起来，人人生龙活虎，个个摩拳擦掌，把枪支、子弹、草鞋、干粮袋弄得好好的，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谁都知道，战争不是儿戏，而是敌我双方的生死搏斗。打仗，不仅要吃大苦，耐大劳，而且要流血，要死人。战役战斗的准备和进展过程中，连续行军，连续作战，顶酷暑，冒严寒，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几天几夜睡不上觉，是家常便饭。每个战役战斗的胜利，我们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伤亡。然而，部队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彻底消灭敌人，解放受苦受难的工农大众，什么饥寒呀，苦累呀，危险呀，伤病呀，流血牺牲呀，通通不在话下。“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消灭敌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是广大指战员的响亮战斗口号。只要枪声一响，指挥员把驳壳枪一举，喊声：“同志们，跟我来！”战士们就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扑向敌人，直至将敌人摧垮和消灭。大家把在战场上的英勇牺牲叫做“革命到底”，认为这是一个红军指战员的神圣归宿，因而也是最大的光荣。
部队有了这么股狠劲，从而形成了近战歼敌的优良传统。当时，敌众我寡，敌优我劣，敌强我弱。不仅战略上如此，且战役战斗中也往往如此。每次敌人“会剿”、“围剿”的兵力，均数倍、十数倍于我。敌人有飞机、大炮、自动火器和充足的弹药，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步枪、撇把子、大刀和马尾手榴弹；从敌人手里缴来些迫击炮和轻重机枪，但缺乏弹药，坏了又无法修理。在这种条件下，我军靠什么去战胜敌人呢？主要是靠士气，靠勇敢，靠有股非消灭敌人不可的狠劲，靠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这就是近战。或攻或防，或迂回或突击，不接近敌人不打，500米不打，300米不打，200米不打，单等几十米以内再打。一锤子下去，敌人倒下一大片，惊慌失措，锐气顿挫。这样，才能有效发挥我军的优势，减杀敌人的优势，迅速克敌制胜。红四方面军历次战役战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近战手段的强大威力。我们的火力火器不行，远远落后于敌人，如果又不实行近战歼敌，所谓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争取胜利，便是空谈。而要近战歼敌，杀出部队的威风来，关键在于一个“狠”字当头，力争多多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是保存自己的最基本的手段。“宋襄之仁”和“菩萨心肠”乃自取灭亡之道，为我军所鄙弃。只有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我们才施以“仁政”，宽大处理。狠的战斗作风，建立在红军指战员高度阶级觉悟的基础之上。没有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打仗是硬不起来的。在这里，经常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起着主导作用，它是培养这种战斗作风的基础一环。
第二是硬。部队作战，不但要狠，而且要硬。程咬金的三斧头，狠是狠，但砍完就“撤气马”，没有后劲，过不得硬，是不行的。尤其在战役战斗的严重、惨烈、危急时刻，部队一定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得住，过得硬。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严峻考验，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
我们的胜利，确确实实来之不易。一部红四方面军成长壮大的历史，就是不断同敌人打硬仗、恶仗，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历史。那个时候，我们叫做“硬着头皮打”。
事实证明，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作战，虽然主要采取“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但打的却多是硬仗、恶仗，轻而易举取胜的战例是不大多见的。这是因为：（一）根据地范围有限，又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敌人的“会剿”、“围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时间久；投入的精锐部队，也一次比一次众多。红军回旋余地不大，要想完全避免同强敌、众敌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敌我力量的悬殊，使红军的劣势地位短期之内无法改变，因而即使是敌人的弱军（与其强军相对而言）同我们作战也往往有恃无恐，其嚣张气焰和拼死决斗的程度，相当可观。国民党正规军如此，杂牌军如此，反动民团也如此。同我作战的敌军，几乎没有成建制倒戈的事件发生；我拔掉某些根据地边缘地带的反动民团寨子，也不容易，原因就在这里。（三）虽然各路敌军“围剿”根据地时，互存戒心，各保实力，给我以可乘之隙，但在对付红军这一点上，他们毕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我拣某一点或某一路弱敌去打，有时会遇到他路敌人迅速来援的情况。我军必须连续作战，进而打破援敌的包围和夹击。“围点打援”时，援敌来势凶猛，人数众多，要吞掉他们，更是需要花费力气的事。（四）特别在我军反“围剿”失利被迫转战的情况下，敌人疯狂围迫堵截。有些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险战斗，避也避不开，非打不可。所以说，我们那时打的许多仗，的确是硬着头皮干的。形势所迫，斗争需要，不这样干怎么行呢！如果部队只想拣省劲的仗打，一见到硬敌、众敌就望而生畏，远走高飞，不敢抓住战机，尽一切可能去夺取胜利，那就势必走向消极避战和逃跑主义，要打破“围剿”和壮大红军是不可能的，想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每个战役战斗，无不都是敌我双方的拼力竞赛。谁胜谁负，除了主观指导正确与否、战术运用恰当与否等条件外，部队能不能在节骨眼上过得硬，熬得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敌众我寡或敌我力量大体均衡的条件下进行战役战斗，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关系双方主动地位的一个口子的突破，一个制高点的夺取，一个防御阵地的固守，要经过反复多次的、剧烈而残酷的冲杀和拼搏。这是叫劲的时刻。谁能咬紧牙关，压倒对方，谁就会取得先机之利，推动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另一种情形是，由于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敌我力量悬殊或我方出现某种失误等原因，部队突然面临攸关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例如，黄安战役“围点打援”时，我嶂山阵地被援敌突进，已经危及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安全，使战局面临逆转的极大危险；漫川关战斗”〔1〕中，我军遭敌重兵包围在深山峡谷地带，险遭全军覆灭的命运。结果转危为安，否则，将不堪设想。再一种情形则是敌我双方旗鼓相当，鏖战到精疲力尽的地步，看来几乎已无战胜对方的希望。然而，这也正是需要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坚持下来的就容易取胜，反之则功亏一篑，甚至招致完全失败的结局。我们当时强调部队在鏖战的最后关头，一定要有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毅力，以便把敌人熬垮，趁势歼灭之。假如失去了这种机会，等他们缓过劲来再同我们打，你想消灭他，谈何容易！这些情形说明，过硬的战斗作风，对于我军来说，并非可有可无，而是绝不可少的。
培养部队的过硬作风，关键在干部。我常说，只有不能打仗的官，没有不能打仗的兵。兵是干部带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干部，就会有什么样的兵。假如干部惯于打滑头仗，他能带出部队的过硬作风来，才是见鬼的事呢！
我刚到鄂豫边区带兵打仗时，敌人的机枪嘟嘟嘟嘟一响，不少新兵赶紧趴在地上，动都不敢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站在那里指挥战斗，子弹嗖嗖从身边穿过，不予理睬。搞上几次，部队就不怕机枪了。杨平口战斗〔2〕，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打大仗——红一师的千把人伏击川军的一个团。能不能把敌人吃掉，是个未知数，大家没有把握，战斗打响后，我和师政委李荣桂〔3〕、参谋长刘英〔4〕，提着驳壳枪带头冲锋，哪里吃紧到哪里去。这一仗，将敌人全歼，对指战员鼓舞甚大。再打类似的歼灭战，部队就有了信心和办法。红一军、红四军时期象许继慎〔5〕、周维炯〔6〕、蔡申熙〔7〕、刘英同志，都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的干部，对形成部队的过硬作风，起了重大作用。
当然，不顾需要与可能、不讲战术的死打硬拼，是主观主义、盲动主义、拼命主义在战争问题上的表现，必须给以坚决反对。
第三是快。
“兵贵神速”。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无不重视时间对于军队和战争的意义。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我军，更是这样。我们在战争实践中练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凭着它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这两套本领的施展，都离不开一个“快”字。
**同志在总结红军的作战经验时，曾对运动战作过通俗的解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条是打，一条是走。走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做打的文章。
敌人的“会剿”、“围剿”来了，四面围攻，分进合击，张牙舞爪，凶得很。我们打不赢他们，首先就得走。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同敌人“捉迷藏”。那时部队行装简单，人人有副铁脚板，地理条件熟悉，又有群众掩护。命令一下，干粮袋一背，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问题。敌人当然不如我们，走走停停，拖泥带水，所以尽管他们处于主动进攻地位，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但因丧失了时间，达不到围歼主力红军的目的，结果其主动和优势，便至少减杀了一半。我军赢得了时间，飘忽自如，拖着敌人转来转去，直到把他们拖到疲竭不堪的程度，进行反攻，聚而歼之。由此可见，红军的走，对打破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改变自己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关系是何等的重大。我们愈是走得主动，走得隐蔽，走得神速，便愈能达到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歼敌制胜的目的。这类情形，明显见之于粉碎罗李、鄂豫、徐夏三次“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反第四次“围剿”失利后，我军被迫长途转战，争取时间的意义尤为突出。前有敌堵，后有敌追，我们边打边走，边走边打，分秒必争，和敌人比速度，抢时间。敌人走大路，我们翻山越岭走小路，慢一点就有被敌人包围、消灭的危险。当时，我们真是拼上命去和敌人竞赛，所以才终于甩掉了敌人，取得在川北立脚建立根据地的时机。可以说，我军西征转战的胜利，一不靠天，二不靠地，靠的是一双行如疾风的飞毛腿、铁脚板。
我军的打，更离不开快的特长。
速战速决，是运动战的基本要求，也是红四方面军对敌作战中坚持的重要原则。从游击战阶段至运动战阶段，从小规模的战斗到大规模的战役，从内线防御到外线进攻，概莫能外。这是因为，持久对我们不利，各种条件不允许我们在战役战斗中和敌人长期对垒，持久消耗。对付敌人，我军一般是在周密计划、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兵力，出敌不意，突然进击，争取几个小时或一两天内干净利落地解决战斗。如杨平口战斗、东西香火岭战斗〔8〕、双桥镇战斗、英山战斗〔9〕等，皆是如此。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如潢光战役，歼敌八个多团，仅用了五天时间，同样是速战速决。只有黄安战役、苏家埠战役费时最久，各四十余天。这两个战役，是在特定条件下“围点打援”，故不同于一般的速决战。对点上的敌人，采取持久围困的办法，而对来援之敌，则抓紧时间，趁其立足未稳，速战速决，予以消灭。苏家埠战役消灭援敌两万余人，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围点打援”，是一种战役的局部持久同战役的全局速决相结合的打法，仍属速决战的范畴。
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要求我军每战必须果决神速，雷厉风行，以快制敌：集结兵力要快，开进战场要快，兵力展开要快，抢占有利地形要快，扫清外围据点要快，制敌退路要快，突破缺口要快，分割穿插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歼逃敌要快。总之，尽一切可能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从而夺取各个环节上的先机之利，达到迅速全歼敌人的目的。事实证明，这是我军以劣敌优、以寡击众的有效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也就是兵力。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争取，有时比几营几团的兵力都顶用；反之，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丧失，用几营几团的兵力也无法补救。商潢战役中，我军获悉大量援敌出动的情报后，当机立断，连夜冒雪急行军，抵豆腐店地区筑好工事，严阵以待。我们兵力虽少，但争取了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因而取得了打援的主动地位（战场选择、兵力部署、构筑阵地、精神准备等），一举将数万敌军打得溃不成军。枣阳新集之战〔10〕，我军丧失了几小时间的时间，乌头观制高点被敌抢占，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亦未能扭转被动的战局，最后不得不突围而走。战争中的得失、胜负，取决于军队行动快慢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夜战是红四方面军歼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之一。为什么要搞夜战？就是为了以快制敌，速战速决。夜间敌人龟缩于驻地，耳目不灵，便于我集中兵力，神速运动，秘密接近敌人；夜间敌人往往疏于戒备，高枕而眠，便于我出敌不意，奇袭突破；夜间敌人视野有限，优势火器火力难以发扬，便于我发挥近战特长，迅速解决战斗；夜间敌人不易弄清红军的兵力，枪声一响，草木皆兵，也便于我收以少胜多之效。红四方面军打的不少快速歼敌的胜仗，都是靠采取夜战手段奏效的。我们进行夜战，一般说来，多是远距离的奔袭、奇袭，上半夜急行军，下半夜发起攻击。行动神速，正是保证夜袭成功的前提条件。
战时的快速作风，靠严格要求，点滴抓起，平素养成。我们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训练、行军宿营、执行命令、完成任务等活动，树立指战员坚强的时间观念和令行禁止的紧张作风，反对稀稀拉拉，慢慢腾腾，马马虎虎，军队不象个军队的样子。习惯成自然。部队平时养成了快的作风，战时就能发挥作用。
第四是猛。
进若锋矢、战若雷霆的勇猛作风，也是红四方面军的作战特点之一。
部队的勇猛作风，首先是一种震慑敌人的强大精神力量。战争不仅是敌我双方物质力量的较量，同时又是精神力量的较量。物质的因素固然重要，固然必不可少。而精神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却更重要，更必不可少，“两军相遇勇者胜”。战争实践告诉我们，这是真理。一支军心涣散、萎靡不振、缺乏战斗勇气的军队，装备再好，人数再多，也不堪一击。我军当时装备差，人数少，然而却迭摧强敌，屡战屡胜，道理就在于红军指战员是大无畏的勇者，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视死如归，首先从精神上压倒了敌人。部队打起仗来，眼睛都红了，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高喊着“杀”声，猛虎般地扑向敌人。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继续上；一次冲锋不成功，两次、三次、四次……敌人往往被这种先声夺人的勇猛气势吓破胆，仓皇无主，不战自乱，以致完全失去抵抗的勇气和能力。有时，我们一个战士、一个班、一个排，能俘获数倍于己的敌人，缴获一大堆武器弹药，原因就在这里。
部队的勇猛作风，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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