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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的勇猛作风，又是战役战斗中的一种强大突击力、摧毁力。进攻时猛打猛冲，排山倒海；防御时以十当百，众志成城；迂回分割时猛进猛插，宛如行蛇利刃；追歼逃敌时猛打猛追，摧枯拉朽一般。那时，一口气追下去，就是三五十里，有的跑得吐了血。孙子兵法里所谓“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就是指的这种力量。懂得这种力量的重要性并不难，做起来却不容易。突破口选择不当，碰到根本就啃不动的“硬核桃”上，勇猛只能增大自己的伤亡；兵力分散，形不成拳头，勇猛便无从发挥其有效的突击、摧毁性作用；疲兵屡战，部队的精力、体力消耗过大，勇猛则“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围住敌人便仓促发起攻击，勇猛自然难收速决战、歼灭战之效。所以，要使部队的勇猛作风在战争中真正发挥其有效力量，归根结蒂，有赖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组织，正确运用，正确指挥。部队越是勇猛善战，指挥员越应慎重从事，把它确实用到点子上去，以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消耗。
形成部队的勇猛作风，首先靠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要使部队具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胜利信心，保持高度的士气，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往无前，打击敌人。其次是干部和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那时一仗打下来，基层干部和党员的伤亡比例占的相当大，因为他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新兵初上战场，难免有怯战心理，但有了干部和党员的带动，打上几仗，会很快成长，变成勇猛无敌的战士。再次，部队的及时休整也极为重要。须充分利用战役战斗的间隙时间，休整队伍，恢复体力，养精蓄锐，以利再战。第四次反“围剿”前，我军几个月内连续作战，疲惫已极，但张国焘无视休整部队的必要性，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是很不应该的。又叫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办不到。
第五是活。
活，即灵活机动性。它是指战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在战争中的充分发挥，是人的主观能力适应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表现，因而也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一环。红四方面军的狠、硬、快、猛，是同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军的灵活机动性，主要表现为：充分利用客观形势的有利因素及各路敌军之间的矛盾，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出敌不意，各个击破；兵力使用从实际出发，或集中击敌，或分散扰敌，兵力集中时注意发挥各部队的优势和特长，分散作战时不忘全局任务和要求；根据不同的作战阶段、作战对象、作战条件，去规定任务，部署兵力，灵活运用战术，变换战术，机动歼敌，不拘泥于机械死板的条条和框框；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和士兵在战场上的主观能动作用，灵活机动，协同配合，巧妙制敌；等等。
这些东西的形成，并非偶然。
我们的部队，是打游击起家的。灵活机动作战的特点，早在游击战争阶段，即已产生和具备。当时提出的“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等战术原则，就明显反映了这一点，游击队经常分散作战，因时因地制宜，用各种方法去迷惑、诱击和袭扰敌人，掌握了一套声东击西、飘忽制敌、会打会跑会藏的本领。特务队更是神通广大，经常钻到白色据点里把土豪劣绅收拾掉，带上没收的钱财、武器，平平安安地转回来。部队后来扩展了，仗打得更多更大了，发展到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阶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和否定过去灵活作战的特点，只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使之更加充实、完备，以适应更高的作战要求罢了。部队的领导骨干，也不外乎是那批经过游击战争锻炼的老同志。他们带出来的干部和战士，继承和发展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是顺理成章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古往今来，不论进行何种战争，交战双方都要求各自的军队灵活作战，机动制敌。如果参战的一方死滞呆板，作茧自缚，则势必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下文就是失败。灵活机动的必要性，不但是由交战双方为取得胜利，均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手段去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所致，同时也为千变万化、扑朔迷离的战场形势所使然。我军以弱敌强，打的是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我们进行每个战役战斗，拼火力拼不过敌人，耗时间、耗物资也耗不过敌人。要争取主动和优势地位，达到速决歼敌的目的，除了情报准确、决心果断、计划周密、士气高昂、运动神速、近战夜战、群众支援等条件外，最重要的便是如何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指战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因时因地因故而灵活机动作战的问题。因而，灵活机动性，既是战争规律的一般要求，又是我军劣势地位的特别需要。离开了它，部队便无法发展壮大，担负起胜利进行革命战争的伟大斗争任务。
我们的军队，是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战争中的高度灵活机动性，又是人民军队的本质所规定的。**同志说，“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11〕。这种表现人的主动性的东西，只有在人民军队进行的革命战争中，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集中和发挥。战争的正义性，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广大指战员为人民利益而战的革命热忱，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官兵之间的平等关系，各部队之间的密切配合，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革命纪律，等等因素，为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形成我军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因而，高度的灵活机动性，也是人民军队必然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一切反动的军队都望尘莫及，难以匹比。
红四方面军在这段历史时期形成的战斗作风，大体就是如此。这些东西，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群众斗争实践的产物，是广大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历史证明，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不仅对完成当时的建军和作战任务，起到了有效的作用，而且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进一步发扬光大，对争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注释：
〔1〕漫川关战斗，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西征途中，在鄂豫陕边界的漫川关附近遭敌重兵包围，部队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徐向前指挥部队冒死突围，经激战脱离险境，红12师34团和73师219团立了大功。
〔2〕杨平口战斗，1930年6月29日，徐向前率红1军第1师，在湖北孝感游击队的配合下，将主力埋伏于杨平口东北地区，诱敌来攻，经半日激战，全歼国民党军第2军独立旅第1团1000余人，缴枪800余支。
〔3〕李荣桂，又名李坦，安徽省寿县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政治委员、红4军第10师政治委员，鄂豫皖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主任等职。1932年10月被张国焘诬陷杀害。
〔4〕刘英，又名马宗先，山东省维县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参谋长、师长，红4军第10师副师长、师长，红四方面军第25军第73师师长。负伤后途经武汉去上海，被叛徒告密，遭敌逮捕，1932年英勇就义。
〔5〕许继慎，安徽省六安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曾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第24师第72团团长等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军长、红4军第11师师长、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皖西军分会主席兼第12师师长。1931年10月，遭张国焘诬陷杀害。
〔6〕周维炯，河南省商城人。1929年5月参加领导商南起义，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2师师长，红1军第2师、第3师和红4军第11师师长。1931年10月遭张国焘诬陷杀害。
〔7〕蔡申熙，湖南省醴陵人，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任第4军营长、第20军团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任第24师参谋长。同年12月又参加广州起义。后至上海**中央军委工作。1928年后历任**江西省委书记、吉安东固区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军长、**鄂豫皖特委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红4军第10师师长、红25军军长等职。1932年10月在湖北黄陂河口镇仙人洞战斗中牺牲。
〔8〕东西香火岭战斗，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中粉碎国民党军进攻的关键一仗，共歼其3个团，缴获步枪1700余支，迫击炮数门，电台1部。
〔9〕英山战斗，1930年7月，红1军第2、3师在英山游击队的配合下，全歼原唐生智部韩杰旅1000余人，并攻占英山县城。
〔10〕枣阳新集之战，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越平汉路，进行战略转移，在枣阳新集遭国民党军5个师另1个旅的包围。红军经血战后突围成功，第32团团长林维权、第33团团长吴云山牺牲。
〔11〕见《**选集》第2卷第49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新中国第一号烈士——段德昌
1944年4月，中国**在延安召开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召开党的“七大”和全面清算王明“左”的路线做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会上，**为冤死的段德昌平反昭雪。1952年，**又亲自为段德昌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1988年，中央军委将段德昌列为共和国历史上的33位军事家之一。人们不禁要问，段德昌是什么人？什么原因使他享有这么高的荣誉？
段德昌，字裕后，号魂，1904年8月19日出生于湖南南县九都山九屋场。他幼年丧母，父亲长期在外工作，祖母把他抚育成人，送他在当地读书，后就读于长沙商业专门学校，19岁时父亲病逝，因家贫而辍学。
1924年，段德昌离开家乡，在华容与留法归国的**员何长工等一起创办新华学校。1925年“五卅‘惨案前后，任南县第一国民小学教员，接触到《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受到**思想的熏陶。当反帝大风暴席卷全国的时候，段德昌与其他进步青年一道，发起组织青沪惨案雪耻会，并担任该会调查股主任。当年6月加入共青团，9月加入中国**，随即被党组织选派到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学习。“中山舰事件”后，被国民党右派开除出军校，转入**、李富春等主办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结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五师政治部秘书和第二师政治部秘书长。在参加攻打武昌的战斗中，段德昌结识了该师一团一营长、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彭德怀，两人遂成为至诚的师友。彭德怀加入中国**，就是由段德昌介绍的。后来，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一书中，对段德昌给予他的关怀、教育和培养，表达了无限的敬意与感激之情。1927年，段德昌担任贺龙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军三师二团党代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受挫后，他根据党的指示，由宜昌转到鄂西、鄂中一带农村，秘密领导农民运动。秋收暴动中，他左眼被烧伤，遂潜回家乡医治。伤愈后，于当年冬前往公安一带秘密组建党的基层组织和工农武装。恢复公安县委后，他担任县委书记、鄂西特委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1928年春节前夕，段德昌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公安县年关暴动，点燃了荆江两岸的革命火炬。1928年5月，他率领游击队渡江东下，初创了洪湖根据地的基础。后来，段德昌与周逸群、贺龙一道，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
1929年春，段德昌率洪湖游击队进入江陵、石首、监利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三县红色政权。8月，鄂西游击总队成立，段任参谋长，后代总队长。在游击战中，段德昌与周逸群一道，首创“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的游击战术，与1930年12月**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原则有同曲异工之妙。可以说，段德昌是**这一军事思想的最早创始人之一。同年底，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红独一师，段任师长。1930年2月，独一师升编为红六军，段任副军长、前委委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随后，在鄂西特委的领导下，他率红六军战斗在荆江两岸，将江陵、石首、监利、河阳、潜江等县苏区连成一片，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洪湖苏区正式诞生。
1930年7月4日，贺龙率红四军东进，在公安南平与红六军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总政委，段德昌任红六军副军长兼十七师师长，后任军长。9月，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派邓中夏到湘鄂西，排斥周逸群的领导，强行调遣红二军团渡江南下，配合一三军团攻打长沙。段德昌大力支持周逸群的正确领导，提出巩固新苏区、停止南征的主张，被中央代表否决。结果，南征失利，不仅丢了新苏区，而且连洪湖老根据地也几乎全部丧失。面对不利局面，段与贺龙极力主张回师洪湖，重振根据地，遭到排斥。同年12月，段被调任湘鄂西联县政府赤色警卫队总队长。对此，贺龙十分气愤。后来他在《回忆二方面军》中写道：“邓名义上要段德昌去后方搞赤卫队，实际上是撤了他的职。”
段德昌回洪湖后，即与周逸群一起，将红二军团失散回洪湖的1000多名战士集合起来，组成新六军，段任军长。1931年1至5月，国民党先后调集五个旅的兵力，向洪湖苏区发动两次大规模的“围剿”，苏区大部分地区被敌占领。段回洪湖后即率领新六军和赤色警卫总队，采取“只打虚，不打实；不胜不打，要打必胜”的战术，灵活机动地与敌周旋，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恢复了洪湖苏区，新六军也发展到2000余人。3月以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央派夏曦主持湘鄂西工作，新六军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段任师长。周逸群牺牲后，段德昌成为洪湖苏区的主要领导人。
1931年夏，国民党政府军向洪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段德昌率红九师二十六团北上开辟天（门）潜（江）苏区，破除洪湖北面之敌，并胜利迎接贺龙红三军东进洪湖，同年11月，段代表洪湖苏区出席瑞金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至1932年上半年，在粉碎第三次“围剿”的过程中，段率领红九师取得了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三大战斗的胜利，共歼敌一万多人，缴枪一万余支。此后，湘鄂西根据地军民就送给了段德昌“常胜将军”的美名。
1932年7月，敌调集10万重兵，向洪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面对强敌，段德昌与贺龙等主张采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方法，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敌，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执行王明“左”的路线，要求红军打阵地战，“不使一寸土地为敌人蹂躏”，并在苏区开展大“肃反”，苏区大批党政军骨干遭杀害，结果第四次反“围剿”失败。10月，洪湖苏区几乎全部丧失。11月，红三军被迫撤离洪湖苏区，从随县北部出发，取道豫西南、陕东南、川东，进行八千里“小长征”。途中，段率九师负责阻击、断后，保证了红三军于1933年1月安全转移到湘鄂边。
段德昌不仅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而且还是一位有名的儒将。他天资聪明，1914年10岁时就以诗文对联出口成章而小有名气。一天，南县劝学所所长严世杰到段德昌就读的五德书屋视察，听到私塾先生对段德昌的介绍后，赞不绝口。于是便出一上联要段德昌作对：“孔夫子、关夫子，两位夫子，圣灵威德同结万世”。段德昌听后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出口对道：“著春秋、看春秋、一部春秋，庙堂香火永续千秋”。严世杰听罢，连夸段德昌是一位奇才。段提任红六军长后，在洪湖的一次战斗中俘虏了当地“白极会”匪首颜定成。颜曾饱读经书，有出口成章之能，而且自负得很，从不拿正眼瞧工农革命将士。这次被俘后很不服气，想用诗文来难一难段德昌，煞煞红军的锐气。当段德昌提审他时，他爱理不理，突然出一拆字上联，高声吟道：“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王子，王玉在上，单独作战。‘段德昌会意，不加思索，昂首对出下联：“袭龙衣，作乍人，魑魅魉四鬼儿，鬼鬼居边，合手都拿！”下联一出，匪首惊得目瞪口呆，对段德昌刮目相看，连连叩头认罪。
段德昌到湘鄂边后，时值湘鄂西的“肃反”达到了**。段德昌一边率军同敌苦战，一边同夏曦“左”的路线作坚决斗争。他曾当着夏曦的面质问：“你谁都不相信，把党团组织都解散了，连党都不相信了。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光了，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洪湖根据地丧失后，段痛心疾首，多次向夏曦提出如何恢复洪湖苏区的设想和建议，并立下了“给我四十条枪，三年内不恢复洪湖苏区，提头来见”的誓言，但都被拒绝。就因为这，段德昌被诬为分裂红军的“改组派”而遭到逮捕。此前，段就预感自己将遭到不测，于是将于谦《石灰吟》“平锤万菌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一诗抄下，贴在住所的石洞中，以抒其怀。段德昌被捕后，贺龙曾同夏曦据理力争，夏曦拍着桌子，直呼贺文常的名字，以贺龙眼中没有湘鄂西中央分局相要挟，才把贺龙的意见顶回去。樊哲祥同志1980年11月在接受五峰苏区调查组采访时回忆说：“段德昌是一个常胜将军，我跟他当过随从参谋。他只比我大两岁，如果不被夏曦杀掉，可能是元帅，许光达是他手下的师长，也是大将嘛。‘杀段德昌，还开了公审大会的，枪毙时，好多战士、代表都在场。我们不敢哭出声，因为夏曦在场。后见贺龙哭出了声，我们才敢哭，一下子都在哭啊！
1933年5月1日中午时分，段德昌吃完粉蒸肉后，把筷子交给贺龙，高呼“同志们，永别了！祝革命早日成功！中国**万岁！苏维埃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于马东县金果坪，时年29岁。这位为创建新中国而苦苦奋斗的军事奇才，就这样英年早逝了！
段德昌牺牲后，湘鄂西苏区群众含泪埋葬了他的遗体，并在坟前栽下了代表他年龄的29颗青松。1953年1月，段德昌的遗骸被迁葬于鹤峰下坪，1962年再迁至鹤峰满山红烈士陵园。
陕甘宁边区“第一枪”和它们的设计者刘贵福
1938年4月，在陕甘宁边区举办的延安第一届“五一”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边区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支步枪和由马克沁重机枪改造的第一挺高射机枪。两支枪迅即成为展览会的亮点，吸引了参展的八路军首长和战士。**拿着新枪仔细地看来看去，拉拉枪机，瞄瞄准，高兴地说：“我们自己也能造枪了！要创造条件多生产，支援前线。”受到**赞誉的这2支枪的设计者就是有着传奇色彩的中国轻武器设计专家——刘贵福，当时，**还亲自为刘贵福题词，称他为“生产战线上的英雄”！
刘贵福1908年7月19日生于山东省宁津县兴无寨村，因家庭贫寒读不起书，只能到当地学堂偷学认字，一学就是4 年。1923年，时年15岁的刘贵福外出谋生，在北京西北边防督办公署修械所当学徒，说是学徒，其实是给人家打杂干零活的，这样干下去什么手艺也学不着，怎么办？偷学。他晚上一有空就跑到工作间的窗口偷看，从中学到不少手艺。以后他又到国民党修械所和阎锡山的山西太原兵工厂机枪分厂当工人，主要从事机械修理和制造，这为他后来设计制造新步枪奠定了基础。在国民党修械所期间，刘贵福很快就成为手艺精湛的工匠，但是，在当时的社会里，穷人本事再大也遭受歧视，一些工头拉帮结伙凌辱其他工人。当时工厂工人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刘贵福为首的有技术的工人，另一派是溜须拍马没工作本事的人，这批人想方设法要踹走一些技工，刘贵福忍无可忍，跑到当时的主管上司孙殿英家，用砖头去拍他家的大门，要见孙殿英，说明是非。孙殿英也怕好技工都走了，枪械的质量没法保障，所以就同意双方各制造同样数量的枪，一起进行射击检验。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射击比赛开始了，枪声如同爆豆，弹光串串闪耀，没过多久，对方的枪管就红了，而刘贵福方面的枪还在打个不停。孙殿英目睹了这一场面，严厉训斥了那些溜须拍马之辈的无能，使这些人的欺凌行为得以收敛，而刘贵福在穷哥们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37年，八路军在平型关痛击日寇的消息使刘贵福看到了希望，他串联了4个人要去解放区，可临走的那一天变成了16 人，这些穷哥们要跟刘贵福共生死。就是这些工人后来为延安武器制造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后，刘贵福历任山西342厂厂长、4厂厂长等职，后任兵器工业部七局主任工程师，负责枪械弹药生产制造的技术指导，为我国兵器工业特别是枪械制造技术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1966年，刘贵福同志因病逝世。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中央对刘贵福的待遇很优厚，每月50斤小米，5块钱，这和当时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待遇是一样的。这怎么能不令刘贵福感动？他把所有的干劲都用在了工作中。
1937年10月22日，**发出自造步枪的指示，军工局提出了先搞设备，后造步枪的生产方针。11部机器很快运到延安，为自制设备创造了条件。为了扩建工厂，兵工厂迁到了茶坊，对外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分为东西2个厂， 东厂为枪械修造部，由刘贵福负责，西厂为机器制造部。
刘贵福和孙云龙等同志开始设计制作模具和样枪，他们以捷克式卡宾枪（马枪）为基础，在不影响枪支基本性能前提下，根据八路军作战特点，大胆简化步枪零件，并且立足手工制作，以便于大量生产。制造的主要难点是枪管加工，没有深孔加工设备，他们在车床上用深孔钻加工，没有拉来复线机，就用冷挤压法拉出膛线。最有创意的是设计了新的折叠式三棱刺刀，直接连在枪上，平时贴于枪杆，肉博时按动键钮一甩，可自动展开，便于刺杀。就这样，1939年4月25日制造出样枪，经过试验，性能良好，当时就列为“五一” 展览会展品，临时叫它无名式马步枪。1939年10月，刘贵福进一步改进无名氏马步枪，试制出了一种新枪，当年正值朱德总司令55周岁，工兵战士为表达对首长的敬仰，将新枪命名为“五五式”步枪，以后正式定名为“新七九”步枪。
试枪时，后勤部长叶季壮说：“对你们的要求不高，一仗能打几十发子弹就行。”可是在验枪时一连打了200多发弹，仍然很好，试枪的人还要打下去，因为枪弹缺少，叶季壮说：不用再打了，挺好，就这样生产吧。这是给新式步枪的充分肯定，中央指示成批生产这种步枪。
按照中央指示，在全体员工的一致配合下，克服了许多实际困难，以每月三四十支的速度生产，到1942年3月，两年半的时间造枪1000多支，其中的130支步枪用在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武装。
1938年11月20日，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工人们义愤填膺，上级批示研制防空武器。当时延安没有炮，也没有做炮的能力，只有把机枪改成高射机枪。刘贵福等人把库存的2 挺马克沁机枪经过加工支架，重新设计全新的三连环型瞄准具和方向、高低转动机，改进发射机构，制成了高射机枪，试射200发弹，这一切只用了6天时间。因性能良好，枪身油漆还没干，就连夜送往延安。第二天清晨，2挺高射机枪沐浴着金色的阳光，挺立在清凉山和宝塔山上，参加到保卫延安的行列中。
1940年5月，八路军总部军士部部长刘鼎根据刘伯承将军提出的“步枪是一种近战武器，200m内射击准确即可，质量越轻越好”的要求，并结合我军长期坚持山地游击战、近战、白刃战的需要，提出了关于新步枪的设想，交给了时任水窖一所副所长的刘贵福。
刘贵福受领任务后，吸收了日本“三八式”、国民党“汉阳造”、延安“无名式马步枪”的优点，尤其对无名式马步枪中折叠式枪刺进一步改进，于1940年7月，试制出新步枪 及枪刺。刘部长兴高采烈地带着新枪到八路军总部汇报时，漂亮的外观、优良的性能得到彭德怀副司令员、左权副参谋长的赞扬，时值8月1日，故正式命名为“八一式马步枪”。该枪质量仅3 。36kg，体积小，比五五式短30mm，口径为7。9mm，射击准确；护手和准星是重新设计的，彭德怀副总司令将该准星誉为“天一第准星”。其新式三棱刺刀，底部为正方形，连接稳固，枪刺以无名式马步枪的设计为基础，改有出血槽，刺杀时易拔出，经过淬火又增加了强度。平时刺刀反贴于枪管上，肉博时按动键钮一甩，可自动展开固定。在近战中，刺刀的快速展开对取得白刃战的胜利至关重要，所以实战效果优于日军的三八式步枪枪刺。这种独特的枪刺结构一直被沿袭到建国后我军制造的53式7。62mm步骑枪、56式7。62mm半自动步枪、63式7。62mm自动步枪及56式 7。62mm冲锋枪等多种制式枪械的刺刀。
八一式马步枪的优良性能得到总部首长的赞赏。军工部立即停止了其他步枪的生产，将该枪的图纸和工艺方法迅速送往根据地各兵工厂统一组织生产。太行山区接近前线，制枪的金属零件全部都采用日伪的铁轨制作，枪托采用山区核桃木，原材料供应充足。这两方面优势使枪的质量和产量都有了充分的保障。
从1940年8月至1945年，八路军各兵工厂共生产了8700多支八一式马步枪。优秀的设计保证了枪的技术性能，淬火工艺又提高了枪的抗腐蚀性、抗磨损性，从而使枪的使用寿命长，维修方便。该枪特别适合近战，夜战，白刃战，堪称“枪中李向阳”，在世界军工历史上也完全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徐向前元帅验枪之后曾给予极高的评价，说：“我要是当兵，能背上这枪，不吃饭也高兴！”
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八一式马步枪是根据地制造量最大、使用最广泛、性能最好的步枪，其实战效果受到前线官兵一致赞扬，名扬各抗日战场。
吉鸿昌与宋埠兵变
吉鸿昌原为西北军冯玉祥部的一员战将，1930年9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同时兼任陆军第30师师长。1931年9月，因其潢川起义未成，被迫交出兵权离开部队，随即以出国游历考察之名，被强行挟持登船出洋。“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吉鸿昌冲破重重阻力，匆匆回国。1932年10月20日前后，吉鸿昌从上海抵达汉口以北的宋埠等地，以寻找和看望他的旧部官兵为名，试图拉出一部分队伍举起红旗，就近奔向鄂东北苏区，投入到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
当吉鸿昌只身来到第30军军部驻地宋埠时，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即刻引起不少故旧袍泽的惊恐不安。时任第30军军长兼31师师长的张印相听说吉鸿昌到了宋埠，假装不知此事，慌忙跑到汉口办事处避嫌去了。第30师师长彭振山，只是匆匆见了一面，也转身躲到汉口去了。
吉鸿昌看出势头不对，便给89旅旅长彭国桢去了个电话。彭国桢急忙由尹家河赶到宋埠，一见面就说：“总指挥，时机不成熟，你来有危险。你还是速离宋埠！”吉鸿昌进退两难，无奈地说：“我来作几天客，本想看望一下部队的伤病人员，谁知一个个都不肯和我见面！”彭国桢说：“你这位客人来得不是时候，谁敢接待你呀？事不宜迟，你赶快跟我走！”
于是，吉鸿昌便与彭国桢一起离开宋埠，到达了四十里以外的尹家河，暂且栖身于89旅旅部。第三天，吉鸿昌叫彭国桢连夜去汉口，找张印相、彭振山解释，并请他们回宋埠见上一面。谁知张、彭两人仍不肯回宋埠，并说他们都不打算再干了，干也干不下去了。
10月24日晚12点，宋埠军部忽然给彭振山发来了电报，说吉总指挥将30师90旅由尹家河拉走了。彭振山这才慌了，急了，要彭国桢旅长和他一起往回赶，去追赶被拉走的部队。
原来，尹家河驻有89旅旅部，该旅部队并不在此驻扎。这里的驻防部队是90旅。因此，吉鸿昌就将90旅拉走了。当部队抵达羊角山时，吉鸿昌又派联络副官燕鸿甲前去联络88旅、89旅，途中却被彭振山带领的手枪营拦路截住，后将燕鸿甲大卸八块，残酷杀害。与此同时，担任黄安（今红安）城防任务的万耀煌部第13师38旅77团，也在10月25日开至桃花、尹家河，“协助彭师部队前往招抚”。彭振山率手枪营紧急追赶，遂将吉鸿昌所住山村团团包围起来，被仓皇拉走的部队又纷纷“倒戈”归队。激战中，吉鸿昌见大势已去，仅带随从数人突出包围，向鄂东北苏区境内奔去……
有关这次兵变的日期和结局，国民党陆军第13师万耀煌部的《鄂东剿匪战斗详报》中有这样的记载：“10月25日，接彭师长电告：90旅业经招抚归队，吉鸿昌仅带少数人逃去。”
吉鸿昌所策动的宋埠兵变，就天时、地利、人和而言，的确是很不适宜之举。兵变之事，由于他事先没有与苏区党和红军取得必要的联系，**鄂豫皖省委领导成员均不了解此事，当时也没有组织红军配合策应。
“南天王”陈济棠与老广州的黄金时代
陈济棠（1890—1954），广东防城人，粤系军阀代表，曾任广东省主席，控制广东军政大权，时称“南天王”。在其主粤期间（1929—1936），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经济上进行有计划的建设，兴办现代实业，大搞市政建设，这一时期的广州工商业和市政建设成绩卓著，为广州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主粤期间，广州物价相对稳定，市场繁荣，市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因发动“两广事变”反蒋失败，1936年被逼下野，1954年在台湾去世。
陈济棠：在火药桶上编织“神话”
1936年7月18日黄昏，天色灰沉，因发动“两广事变”而失败下野的陈济棠，身携2600万元巨款，满怀郁闷，从黄埔鱼珠炮台登上“海虎”号军舰，黯然离开广州，踏上逃亡香港的路程。
仅仅还在昨天，即这个“黑色星期五”降临之前，他还是这座繁华都市，不，整个广东的主人。而7年前（1929年春），也是乘坐“海虎”号军舰，属虎还未满39岁的他就像一只出山猛虎，雄心勃勃地扑向这座战乱频仍、前途未卜的城市，开始了其统治广东、并直至成为“南天王”的“威水”史。可如今时移世易，弹指之间，这一切已成“南柯旧梦”。与此同时，一个由他命名的“广东黄金时代”，就这样人去灯熄，骤然落幕。
对这个所谓的“陈济棠时代”，不仅许多老广们怀念不已，而且连他一生的“政敌”，也曾予以相当的肯定。（1980年陈济棠之子陈树柏从美国回国参观，邓小平在接见他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这大概是陈济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因为他给自己的评价是：“半生无过亦无功”；“半世救人难自救”。
事实上，陈的前半生可谓功过分明：功在建设，过在**。而这都是“时运”使然。
清朝覆亡后，战争与建设，便一直是中国20世纪交叉上演的两部“大戏”；其中，更不断加插一幕幕革命和改良的活报剧，场景、剧情、节目单、演员阵容愈发显得令人眼花缭乱。显然，陈济棠充当了其中一出地方戏——“粤剧”的一位主角。而与他的那些前辈，如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陈炯明等“老生”、“小生”、“武生”相比，其作为一名后起之秀的演出，不论是“服饰”、“动作”（实践层面），还是“曲目”、“唱腔”（理论层面），都颇有继往开来的发挥。
从20岁厕身行伍，到取代李济深主宰广东，陈济棠对战争和建设这两部“大戏”的内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逐渐有了较深的领悟。经验使他确信，在中国，小到一个人，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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