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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回了苏联，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给我们派来了蒋先云同志。先云同志是斯大林同志亲自接见和高度赞扬的，我深信他的到来一定会有力领导起中国革命和军事斗争，掀起新的革命**！下面，请先云同志传达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
实际上这一最新指示在我回国途中已经以电报形式发给了**中央，不过只有要点。现在我传达了具体内容，就是“武装保卫苏联”、坚决打击“第三党”、集中兵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先争取胜利，并批判土地政策上的平均主义、“富农路线”等。
博古听得不住点头，这一切都符合米夫、王明的主张，博古自然有“深得吾心”的感慨。这时，我仔细观察了这个“历史名人”，只见他不过22岁左右，是政治局最年轻的成员。个子较高，身材瘦长。在听我讲话时他总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神经质的哈哈大笑，连声叫好；他的牙齿前突，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眼球好像向外突出。他理着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颇为精神。
这是一个深受左倾毒害的人，尽管他是坚定的革命者。我暗中评价。就是这么一个年轻人，伙同德国顾问李德，给中国革命、工农红军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害，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直到遵义会议才重新确立了**的领导地位。当然，现在，我来到了这个时空，自然会改写历史。
其余在座的人都是我在历史书上早已熟悉、照片也见过无数次的人。现在真人就在我面前，与照片差别不大。我还知道，其中核心人物、“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中的2个，即李竹声、王云程，不久后被捕即叛变了。不久后叛变的还有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我自然不会点破，只是心中暗暗冷笑。
听完我讲话后，唯一的老军委委员王云程十分激动：“早就该这样了！现在各苏区的红军搞什么游击战，零敲碎打，这里打一枪，那里放一炮，哪成得了气候！照这样中国革命何时才能成功？现在先云同志带来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宝典，红军就可集中起来打大仗，必然可震撼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促使蒋介石集团的总崩溃！”
我微笑着说，蒋介石一个月后就将下野，但很快又可东山再起。但不管怎样，随着红军打下中心城市，必将大大促进革命**的到来。
众人自然大吃一惊：蒋介石统治如日中天，哪会下野？而且又很快东山再起？确实匪夷所思。我自然不详细说明，反正历史就是这样发生的，何况有叶挺推波助澜（后来在座的都对我的精确预言无比佩服）。
柯庆施接上嘴说：“既然是先云同志说的，那肯定是正确的。恩来同志临走时对我说，先云同志是‘黄埔三杰’之首，东征、北伐名震天下，领导、指挥能力是非常出众的，又得到斯大林同志亲自接见，要我们一切都按照先云同志的指示去做，彻底贯彻执行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新精神。”
我望着这个柯庆施，不禁暗叹：果然无比圆滑啊！凭心而论，柯庆施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贡献的，建国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大区书记，是与高岗等齐名的大诸侯，也是“四人帮”之一张春桥的偶像（张春桥自称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担任柯庆施六大职务中的一个。结果他“青出于蓝胜于蓝”，不但担任了柯庆施的六大职务，还多了一个：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不过他惯于跟风，对“大跃进”等极左路线的推行起了很大作用，幸而死得早。现在听他的口吻，确实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物。
王云程也说：“对，对。陈赓同志临走时也说，他虽位列‘黄埔三杰’，但还是赶不上先云同志的，要我们积极配合先云同志工作。”
王云程虽然被我挤掉了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但我有斯大林的金字招牌，他看来还是惯风使舵的，急表忠心。这是个摇摆人物，他后来的叛变，也是基于这种心理吧。
赵容（康生）说：“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刚刚发来电报，说政治保卫局发现一个军事政变集团，以许继慎为首，还说鄂豫皖红4军的领导人曾中生等有严重的反党错误。他们准备就此开展肃反，彻底清理革命队伍中的叛徒，要求中央回复。”
我知道，千钧一发的机会来了。
按照历史，临时中央听信张国焘一面之词，无条件支持张国焘，于次日，即11月3日回电指示“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4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4军领导干部违中央（分）局的命令……是严重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错误”，“是立三路线的重复”，“严重的反党错误”，“中生同志等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至于许继慎，中央更说，“中央（分）局对许应做严厉的考查”。有了“尚方宝剑”，张国焘就此大开杀戒，在白雀园屠杀了以许继慎为首的2500多名红军干部，占当时红四方面军总人数的近十分之一！曾中生等人也遭撤职，张国焘、陈昌浩等完全窃取了鄂豫皖的领导权，给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当即接过话头：“此事尚待核查。许继慎与我一样，是黄埔一期的，当年周恩来同志高度赞扬过的，北伐时表现也很好。这几年情况我不知道，我看有核实情况的必要。”
周恩来是**中央最高负责人之一，直接领导中央特科，康生与陈赓一样，是特科的科长，长期在周恩来手下工作，对周恩来同志还是十分敬重的。我搬出了周恩来同志，包括博古、康生等人都不断点头。
我又说：“我在莫斯科时，契卡的亚戈达同志曾秘密跟我说，我党某负责同志历史上有问题，要我回国查清楚。我想在查清此事之前，现对张国焘同志的建议放一放。”
虽然我没有明说，但从我的语气听来，在座的都知道指的是张国焘，不由紧张起来，一些准备表态支持张国焘的人也连忙收声。我心中暗笑，所谓亚戈达的指示，根本子虚乌有，完全是我杜撰的。因为契卡非常神秘，权势盖天，连共产国际也慑其威势。再说斯大林与亚戈达确实接见过我，我杜撰一番契卡指示，谅他们也不敢过问。
中央军委党组书记武胡景则犹豫说：“只是张国焘同志催得紧，说情况很危急……”
我说：“那好办，反正人员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掀不起风浪。可电告张国焘，此事可先作冷处理，将许继慎等抓起来的人编入惩戒营，不得擅自杀掉，好好利用一下。”
众人连说这样办好。
所谓惩戒营，是苏联红军一大发明。二战期间苏联红军曾将犯有错误、当过敌军战俘的人员编成惩戒营，又叫强击营，用作冲锋陷阵，或使用到最危险的地方，充分利用这一“人力资源”，当然是有督战队严密监视的。其最早的发明，则是苏联内战时期著名的察里津保卫战，当时德军的军官指挥白军官兵排成方阵，对苏联红军阵地进行敢死冲击，前面被打死后面即补上，有着强大的震撼力。指挥察里津保卫战的斯大林临机一动，于是将红军“叛徒”和俘虏的白军官兵编成“惩戒营”，由督战队机枪监视，也用作敢死冲击，反正死的都是“阶级敌人”，没什么可惜。所以这个惩戒营，倒是斯大林一脉相承的做法。博古等人长期在苏联，也学过军事，自然知道斯大林这一招数，见我活学活用，都连忙说是好主意，并随即向张国焘发报。我通过这一招数，暂时稳住了张国焘，赢得了时间。
我接着对康生说：“赵容同志，为了执行亚戈达同志的指示，我想你安排北风同志跟我工作。”
北风就是胡底，又名胡北风，是**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
1931年4月**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变节，这一高度机密被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机要秘书钱壮飞截获。钱壮飞当时得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负责人徐恩曾高度信任，但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央特科情报员。钱壮飞全权负责组建中央调查科庞大的特务队伍，他借机安置大量**人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其中包括胡底和李克农。李克农、胡底分别安插在上海、天津，而钱壮飞留守南京总部，三人遥相呼应，直接受周恩来领导，成为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铁三角，这就是被周恩来称道的“龙潭三杰”。
钱壮飞立即通知整个**上海地下组织全部转移。当大批国民党军警和特务冲进了上海**几十处秘密机关时，结果却大失所望。这个惊险瞬间最终成为历史，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时幸免于难的**要人的名字：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周恩来后来曾多次回忆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早就不存在了。
同时身在天津的胡底也收到了李克农发来的电报，电文是：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三人约定的暗号，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病笃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底明白，接信迅速离开天津，后转来上海。历史上胡底于长征途中被张国焘杀害，钱壮飞也牺牲于长征途中的贵州，只有李克农幸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现在由于我的到来，当然不会让“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死于张国焘之手。
康生看来对我这个离开中国四年的军人居然知晓**中央特科的绝密人物感到惊奇，不过他立刻释然，也许是更加钦佩契卡的神通广大吧。
会后，我与胡底在某秘密地点会面，传达了“契卡的指示”，最后对他说：“你可安排袁殊同志立即操办”。
我自然看到胡底的大惊失色，他肯定诧异于我居然知道他单线联系的袁殊这一绝密人物。
袁殊，我军历史上的一位超级“五重间谍”，卓越的孤胆英雄。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特科。1931年袁殊加入中国**，之后立即转入了特科的工作。通过表兄、黄埔一期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从此打入了中统内部。袁殊在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之间游刃有余，加上**特科的真实身份，是世界间谍史上独一无二的“五重间谍”，而且都得到五重关系的非常信任，确实令人难以想象！不过建国后他也很惨，精神失常，估计是因为身份太多、时时小心翼翼终于导致思维混乱。当时他是胡底单线掌握的，连康生都不知道，这样胡底自然对我无比信服，相信我确实有通天之能，哪知道他那个年代的绝密在我的时空中早已路人皆知。不过我也非常需要胡底这个情报人员。
我要胡底通过袁殊，与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北平分部的中央特科潜伏人员取得联系，去北平陆军监狱取一份档案。5天后，这份档案由北平分部的特科潜伏人员携带，经津浦、京沪铁路到达上海，袁殊随即将这份看来不起眼的档案交给了胡底。
只有我知道，这份档案将决定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
11月7日晚，根据我的紧急通知，临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负责人再次聚会。看完档案后，个个大骂张国焘叛变求荣！
这里不得不介绍张国焘其人的经历。
张国焘，1897年11月26日生于江西萍乡上栗镇一个破落地主和小官僚家庭。1916年10月，19岁的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结识了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教授李大钊，受二人影响，思想日益激进。1919年，张国焘22岁，北京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张国焘以极大热情投身其中，任北大学生会干事、学联讲演部部长，参与“火烧赵家楼”。1920年3月，张国焘和一群学生领袖，在上海拜会孙中山，同年参加李大钊创立的北京**小组。这一年，他频繁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做陈独秀、李大别之间的联络人，筹划成立中国**。11月，北京**支部成立，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事务。1921年7月，张以北京**小组代表和大会筹备人之一的双重身份，参加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主持会议，被推举为中国**宣言和党纲的起草人之一。党的中央局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并任上海部主任，时年24岁。次年1月，他作为**代表团的负责人之一，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受到列宁接见，是当时**领导人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1923年，张国焘受命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在大屠杀开始前的5分钟擅离武汉江岸总工会办公室，躲人法租界。同年6月的**“三大”上，陈独秀提出国共合作，建立两党统一战线，张国焘开始显示出他在理论上的“左倾”色彩，即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不是革命的。他的“激进”观点与大多数代表相异，因而在中央委员选举时名落孙山。
张国焘这时第一次显现出了他生命中的机会主义特色。6月间他刚因反对国共合作被淘汰出**领导核心，次年3月便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一大”，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成了**员中直接参与国共合作的中坚分子之一。张国焘的“改正错误”使他重新受到陈独秀的信任，2月他便被重新任命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负实际领导工作。1925年1月**“四大”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中央工农部主任。
1925年5月，张国焘在上海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再次成为党内国内的风云人物。在当年11月国民党右派召开的“西山会议”上，他成了这批人要求国民党高层从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开除的9员著名**人之一。12月，张国焘这个前陈独秀的反对派，作为陈的助手，在上海与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等人秘密谈判，商讨与国民党右派“妥协”，维持国共统一战线。谈判结束，张又受陈委派，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任大会**党团书记，压制党内同志和国民党左派向国民党右派妥协。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张国焘代表陈独秀与蒋介石会谈，继续执行退让政策。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举行，他不顾党内强烈反对，在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上签字，原在国民党中任部长的**员被迫全部辞职，蒋介石顺顺当当地爬上了国民党的权力顶峰。9月，北伐军克复武昌，张国焘调任**湖北区委书记。面对两湖地区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他又站在陈独秀的立场上极力反对，声称这样下去“要出乱子”。这时，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他都成了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的代言人。张国焘的人生再次发生重大转折是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后。党内对陈独秀投降路线的反对使陈黯然退出领导中心，张国焘也被视为“老右倾”，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张国焘参加了南昌起义，随义军一路南下潮洲，失败后经香港潜回上海。11月，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因其“反对（南昌）暴动”，“使全体同志受很大影响，（南昌起义时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也随之动摇”为理由，将张国焘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执委会除名。张国焘再次从革命的“浪尖”跌到“谷底”。
张国焘在上海一直闲居了8个月。这是他投身革命数年来心境极为黯淡的时期。他曾试图与隐居上海的陈独秀另组“工农党”，与**分道扬镳，没有成功，只得作罢。此后他便在党内充当反对派，瞿秋白等人认为他是“老右倾”，他则将瞿秋白等人称为“盲动主义”。1928年5月，**“六大”即将在莫斯科召开，临时中央“八七会议”后领导的三大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共产国际对于以瞿秋白为首的领导班子亦不满意，张国焘便以党内反对派的身份受到邀请，赴莫斯科参加“六大”。张意识到这是自己“革命生涯”的一个转机，主动在会上做“检讨”，表示服从共产国际和中央，在共产国际操纵下，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却没有真正受到信任。他被留在莫斯科**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一边去列宁学院“学习”。其后一年半里，他在莫斯科经历了俄共的“清党”斗争，并与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部部长米夫及当时还是列宁学院学生的王明等“28个半布尔什维克”交恶。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张国焘一直在观察时机，想离开苏联回国。1930年6月，“立三路线”受到共产国际批评。7月，张国焘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反对“立三路线”，要求回国“工作”。8月，共产国际没有让他回国，却将瞿秋白和周恩来派了回去。9月24日，**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此时已回国任职于**中央宣传部的王明等人反对三中全会决议，在中央机关引起轩然大波。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立三路线”问题，张国焘在会上正式宣读了自己“承认错误”的声明，按照共产国际的调子批评李立三“是半托洛斯基的冒险主义”，“执行了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反国际的路线”，同时指责瞿秋白主持的三中全会“有了两面派的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再三表示自己“服从国际路线”。共产国际诸要人这时终于感到放心，同意张国焘回国。12月末，张国焘携妻子杨子烈离开莫斯科，1931年1月回到上海。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的**六届四中全会已开过，三中全会组成的中央政治局被改组，瞿秋白、李立三从政治局除名，周恩来受批评，王明成为政治局委员，“王明路线”对中国**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时期开始。张国焘原与米夫、王明不睦，此次回来，见王明一派成了共产国际的“宠儿”，在政治局内占了多数，不得不向王明靠拢。他在党刊《实话》上发表文章，表示坚决拥护“四中全会路线”，吹捧“陈绍禹同志等是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令王明及其追随者十分高兴，莫斯科的旧怨一扫而去。这样，张国焘就以又一次机会主义表演，为回国后进入**领导核心铺平了道路。2月，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张国焘成为**临时中央的三位常委之一。
四中全会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决定向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代表机关和领导干部，“改变领导路线”。3月10日，政治局决定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央分局，代表中央统一领导长江以北苏区和白区党的全部工作，由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出任书记。就在沈泽民、张琴秋夫妇扮成富商进入鄂豫皖根据地之际，张国焘突然自告奋勇要去鄂豫皖工作，并得到政治局中占多数的王明等人的支持，中央政治局又做出决定，派张国焘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把沈泽民给挤了。
由于张国焘多年被冠以“老右倾”称号，又曾与米夫、王明对立，故诚惶诚恐，到鄂豫皖后，以极左面目出现，搞大肃反，意图以极左掩盖其“右倾”。许继慎知道张国焘背景，时常以“老右倾”称之，正触到张国焘痛处，故必欲杀之而后快。不过历史证明，张国焘确实是“老右倾”，抗战爆发后1938年，他出奔武汉投靠蒋介石，成为**历史上的大叛徒。张国焘出走之后，**做了一件仁义之举：他将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 （1921年建党时期的老资格党员）礼送出陕甘宁边区，让他们夫妻父子团聚。
我要搬倒张国焘这个大叛徒、大刽子手，单靠这些是根本不够的。关键的是，我知道张国焘历史上一次叛变经历。
1924年5月20日，张国焘从上海回到北京，被直系军阀治下的军警逮捕，北京警备司令王怀庆判他死刑，关在北平陆军监狱。张国焘于生死关头供出了**组织情况和北京地区工人运动情况，被改判无限期监禁。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军阀，张国焘被营救出狱，隐瞒变节行为，炫耀自己“坚贞不屈”。由于期间政权变换，这一事实并无多少人知晓，张国焘自以为隐瞒得过，哪知道我这个异时空来客对此一清二楚，并以张国焘这一重大历史污点对他开刀。
博古看过档案后不禁气得浑身发抖：“我早说过张国焘就是‘老右倾’，这次叛变就是铁证！我要向共产国际和绍禹同志发报！”
其他张闻天、李竹声、王云程等人纷纷附和。他们都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早就对张国焘这个“老右倾”心存芥蒂，现在趁机发难。我心中暗暗得意，米夫和王明本来就对张国焘有看法，派张国焘去鄂豫皖不过是以观后效，现在证据确凿，他们也是要急于撇清与张国焘这个“老右倾”的关系的。
很快共产国际回电，要求把张国焘彻底打倒。
收到回电后，博古问我：“先云同志，你看这事怎样处理？是不是给昌浩、泽民、琴秋同志发个电报？”
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都是随张国焘去鄂豫皖的，而且都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陈昌浩时任红四方面军政委，沈泽民任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张琴秋是沈泽民妻子。
我早已想好：“这样不妥。张国焘是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大权在握，电台肯定被他控制。我们发报过去，张国焘知悉后，说不定狗急跳墙。他手下有3万人马，要是拉去投靠国民党，会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害，也会害了昌浩、泽民、琴秋同志。”
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与博古、张闻天、李竹声、王云程一样，都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自然格外关心。见我为他们“自己人”着想，都十分感动，询问我解决办法。
我说：“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我亲自去鄂豫皖，向红四方面军干部通告情况，揭露张国焘罪行，剪除其羽翼，再对其公审判决。现在可以给张国焘发个报，就说中央派出我这个特派员去调查情况，一切听从我的决定，先稳住他再说。”
博古说：“这个办法固然好，不过不必劳烦你先云同志大驾，派个其他人去即可。”
“张国焘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心狠手辣，一个应对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再说契卡的亚戈达同志说了，这个大叛徒要由我亲自处理。”
我搬出了契卡，众人均不作声了，反而人人自危：谁知道契卡掌握了多少秘密，自己会不会……
我又抛出一个甜头：“我已决定去鄂豫皖，临时中央这边不好再挂职务，政治局、军委这边的空缺，就请博古同志安排。”
博古毕竟年轻，大喜之下手足无措：“这不好吧，斯大林同志要你领导起中国革命的军事工作，要去也应该去中央苏区……”
我列举了充足的理由：“我的长处是打仗，在后方谋划恐怕前方难以完全落实，反而耽误了工作。斯大林同志信任我，是信任工人出身的干部。现在鄂豫皖没有工人出身的领导，中央苏区却有项英同志和‘三人团’，现在又去了周主任（指周恩来）、富春同志，力量是有余了，相对而言鄂豫皖却是不足。希望博古同志将我的想法向共产国际反映清楚。”
所谓“三人团”，是指在上海的中央于1931年3月派去江西中央苏区的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三人与项英实际控制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权。
博古将我的意见发报后，不久共产国际回电，称已请示过斯大林同志，同意我作为特派员去鄂豫皖根据地，免去我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参谋长的职务，但保留政治局委员职务。并传达斯大林同志特别指示，要我去鄂豫皖后，切实打开局面，与中央苏区的项英同志各担负起重任。
我心中大喜。我早知道，斯大林对项英更为信任，赠与其手枪（却没有赠与我），我不与项英相争，另外打开局面，将显示出我的能力，才能赢得斯大林真正的信任。现在中央苏区危机尚早，鄂豫皖却迫在眉睫。我顺水推舟，建议李竹声担任政治局常委，洪易接任军委参谋长。李竹声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洪易则是团中央的，都是王明、博古心腹。建议自然照准。我要求带上4个人去鄂豫皖，博古也满口答应。
与我同去鄂豫皖的4个人，是当时在上海的刘伯承、左权、朱瑞和胡底。前3人都是从苏联归国不久。
1927年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苏联学习，其中有刘伯承、叶剑英、朱瑞等30余人。他们于1927年11月从上海乘一艘苏联货船经海参崴，后乘火车到莫斯科，叶剑英等到中山大学学习，朱瑞等入炮兵学校，刘伯承等10人则入苏联红军高级步兵学校，在这期中国学员中刘的年龄最大，已经36岁了，但他学习非常刻苦，除了实弹射击，各科成绩在同批里都是最优秀的，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就较熟练掌握了俄语，能直接听教官讲课，能直接阅读俄文资料。1928年下半年，刘伯承以各科优异的成绩完成了高级步兵学校的全部学业，作为步校唯一中国选送生转入苏联最高等级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当时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只有6人，其中包括左权。左权作为黄埔一期优秀生，1925年12月被保送到苏联中山大学习，1927年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刘伯承到伏龙芝时，左权已经在这里学习一年多了，左权为人忠厚、诚恳、热情，刘伯承十分喜欢和这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年轻人探讨问题，交流经验。1930年左权与刘伯承等一道回国。我到上海时，刘伯承任中央军委翻译科科长，朱瑞任兵运破坏科科长（负责策动敌军起义），左权则因“托派”嫌疑被免职，在上海赋闲。
左权（1905——1942）， 原名左纪权，号叔仁，湖南醴陵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被选送到苏联，先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与邓小平、杨尚昆、蒋经国同学，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刘伯承同学。左权党、军资格都很老，但曾被诬陷在中山大学时有“托派”嫌疑，被王明打入了另册。1930年回国，一直不顺利。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等职，1942年5月25日在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壮烈牺牲，年仅37岁。左权是中国**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将领，也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中学历最高的一位。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由于王明一伙的迫害，直到他牺牲时档案中还带着“托派”的嫌疑。我要左权去鄂豫皖，就是让他摆脱束缚，大展拳脚。我对博古慌称，带左权这个“托派”分子去鄂豫皖搞惩戒营，博古也急于摆脱左权这个烫手山芋，自然没有阻拦。
至于刘伯承，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军事家（均指我所在的时空，下同），现在却只当翻译，确实人非所用。按照历史，他后来去了中央苏区，并担任了红军的总参谋长，按理我不应阻止。但洞悉历史的我是有深层次考虑的。首先，中央苏区红军总参谋长有叶剑英，足够了；其次，历史上刘伯承曾担任八路军129师的师长、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而这些部队的前身，就是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我只是要刘伯承“提前”去指挥这支老部队；最重要的，则是避免刘伯承与中央红军领导不必要的误会。
历史上刘伯承同志到苏区以后，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随着红军的发展，红军不能停留在由一个诸葛亮摇羽毛扇子指挥军队的阶段，我们需要建立参谋系统，以适应军队将来的发展和指挥。”但是，这篇文章造成了**同志的一些误会，**同志曾以为刘伯承同志提到的“一个诸葛亮摇羽毛扇子”的指挥方法是指责他的指挥艺术。因此，**同志在1957年的军委扩大会上提出了“诸葛亮摇羽毛扇子”这件事，并说这是中国教条主义的开始。还有就是彭德怀、**。1934年2月红军开始第四次反“围剿”，刘伯承这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红一方面军政委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由于当时王明路线的推行，“三人团”又都留学苏联，洋派的教条主义者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刘伯承自然被彭德怀、**看作是“洋派”的代表，一些实际上是由“洋派”决定、而刘伯承反对的不切实际的主张，都被彭德怀、**算到刘伯承账上。1934年2月苏区中央决定红军进攻南丰，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进攻失败后，彭德怀更是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哪么子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由刘起草，以周恩来的名义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了不同意见，大致内容是此次作战有五不利：1、暴露企图；2、易受夹击；3、损失大；4、无法筹款；5、浪费时间（在军委档案里，仍存有此电文）。但苏区中央局没有听取意见，坚持要求前线执行占领南丰的计划。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林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所以我改变历史，不让刘伯承去江西，就是避免一些领袖人物之间不必要的误会。相反，去了鄂豫皖，刘伯承自会得心应手。
至于朱瑞，就不用说了，他是我军为数极少的炮兵专家之一。胡底则是情报专家，从某种程度来说，他对我至为重要。
进行职务交接后，刘伯承、左权、朱瑞、胡底与我一行五人，踏上了前往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的路程。
霜降已过，立冬了。大别山的傍晚茫茫一片冷清的色调。树梢上，房顶上，草叶上，凡裸露在大自然中的景物都挂上一层厚厚的霜，仿佛罩了一件白色的大斗篷。夕阳燃至最后一把火，悄然坠地，溅落满天霞光。天说黑就黑，一弯孤零零的残月更显出夜的突兀与深寂。夜色中，马蹄踏踏，搅碎了冬日的清冽。
刘伯承、左权、朱瑞、胡底与我一行五人，在皖西重镇金家寨分手。刘伯承、左权前往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制止大屠杀，以组建惩戒营的名义，解救被冤枉的红军将士；朱瑞前往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的首府新集，组建炮兵；我和胡底则前往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去见张国焘，并参加正在进行的黄安战役。
黄安，是大别山主脉西侧一座有四百年历史的古城。境内山峦起伏，河流纵横。这种地势险要、进退裕如、攻守皆宜的地理条件，决定黄安在军事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历来是农民起义必据之地。元末农民起义军，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部将，清朝的太平天国，都在这里屯过兵打过仗。这座古老的城池人烟稠密，商贾云集，距我根据地中心极近，一直是敌人不惜代价坚守的主要据点。
黄安县，在红四方面军将领与士兵心目中，占着特别的位置。黄麻起义，最先攻打的是黄安；红四方面军成立，是在黄安的七里坪。黄安，是大别山革命人的出发地，又是国民党军和红军反复争夺的一个中心。红军攻下黄安，改名为“红安”；白军占领它，又改为“黄安”；红军再次攻占，它又成为红安。红安县，共和国最著名的“将军县”，从这里走出了人民解放军233名将军，还有2位国家主席（**、董必武）……
历史名镇七里坪，位于黄安县正北20公里，鄂东北特区最早的“首府”。大别山由东向西流的奇异之河——倒水河清澈见底，在此缓缓流过，宽阔的河床铺满雪白的碎沙石。一条长长的街道，历经风雨沧桑，其街道先后被命名的有“列宁街”、“长胜街”、“杨殷街”。一栋五间大瓦屋坐落其间，原为黄安县苏维埃政府机关，现在让给了红四方面军作总指挥部。
走进指挥部，却不见几个人。迎上来的只有彭杨军政干校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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