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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现在让给了红四方面军作总指挥部。
走进指挥部，却不见几个人。迎上来的只有彭杨军政干校的校长蔡申熙。
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这样写道：“蔡申熙同志是红15军的主要创始人，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
专横跋扈、眼空一切的张国焘对两个人的军事才能不敢漠视，这就是蔡申熙和徐向前。他曾经认真地比较过两人的优劣长短：
“徐向前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几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没有进黄埔第一期以前，就和我一起干过工会工作了。我知道他的头脑冷静、精细，此次我们在这里重逢，他的手臂已在作战中残废了，但仍任军事学校校长，工作十分积极。他厌恶军阀土匪习气，主张红军正规化。在军事指挥方面也许不如徐向前，而在军事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
蔡申熙（1905——1932）， 原名蔡升熙，字旭初，湖南省醴陵县人。1924年春入广州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在黄埔军校期间，先后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军阀陈炯明叛乱、军阀杨希闵叛乱的战斗，表现出突出的军事才能，晋升为营长、团长。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第24师参谋长。后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转战各地，先后担任**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吉安东固地区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他是红15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担任军长，带领所部北上鄂豫皖边区与红1军合并组建红4军，相继担任第10师师长、鄂豫皖军委副主席、彭杨军政学校校长等职。1932年10月，在湖北红安县河口镇战斗中身负重伤，仍然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最后牺牲在战场上，年仅26岁。他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中年纪最轻的一位。现在由于我的介入，历史发生“蝴蝶效应”，他未必会在战场上牺牲。
“旭初，有四年不见了吧！”我主动上前握住他的左手。蒋先云与蔡申熙都是黄埔一期的，早就是老朋友。蔡申熙之前在战斗中右臂、左脚负伤，后致残，所以调来后方的彭杨军政学校担任校长（1929年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因叛徒告密被捕，后牺牲。彭杨军政学校就是因纪念他们两人而命名）。
“巫山，可把你盼来了，一路没遇到麻烦吧？你这个黄埔第一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又将迎来大发展了。”
我问道：“国焘、昌浩同志呢？”
“张主席去了黄安前线，陈政委坐飞机去了。”
张国焘任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所以人们称他张主席。按照历史他此刻应该在七里坪，也许是中央没有批准他的大肃反建议，又派我来调查，可能他已感到不安，平时不上前线的他主动前去一线，就是想指挥打个胜仗给中央看吧。反正黄安已是瓮中之鳖，指日可下，乐得捡个现成便宜。
至于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坐飞机，我猛地醒起，红四方面军确实有一支“空军”。
这支“空军”只有一架飞机。这架飞机原为国民党的德国“容克”式双翼高级教练机。1930年2月16日，此机奉命从汉口飞往开封执行通讯任务，在返航途中因大雾迷失方向汽油耗尽，迫降在宣化后西南约20里的陈家河附近，被我赤卫队俘获，后运至鄂豫皖首府新集。经耐心帮助教育，原驾驶员龙文光表示愿意为红军服务。这时正好有一位从莫斯科学习飞机领航回国的同志被派到鄂豫皖工作，在他和龙文光的共同努力下，飞机经过修理很快恢复了飞行能力。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架飞机就这样诞生了。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为表达对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敬意，把它命名为“列宁号”。
陈昌浩曾坐这架飞机穿越白区，去过皖西根据地。他年轻胆大，干起来真行，也有点子。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手枪，拿着手榴弹，逼他听指挥。此时，陈昌浩从黄安前线回到新集，让龙文光在“列宁号”机翼下安装了2个弹架，拴上2枚迫击炮弹，改装成一架“轰炸机”，正准备轰炸黄安呢。
我听到张国焘去前线的消息后，就说：“那我也去黄安前线吧，毕竟4年没打仗了，也需要进入状态”。
12月8日，我来到黄安前线。此时距黄安战役开始已经差不多一个月了。
1931年秋季来临，国民党军开始了对红四方面军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调动15个师以上的兵力，准备向鄂豫皖苏区进攻。新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他和方面军的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先发制人”的进攻策略，首先于11月10日发动了黄安战役。“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的打仗，女的送饭。”这是1927年著名的黄麻起义时期流传的歌。多年来，国民党军一直把黄安作为一个重要据点。河南部队、赵冠英的第69师2个旅4个团防守城市，另有4个师在麻城、宋埠、黄陂、孝感驻守。徐向前指挥红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先扫清黄安外围，切断守敌与宋埠、黄陂的交通线，然后包围黄安，吸引援敌。
12月8日晚，我和胡底在蔡申熙陪同下，来到了红四方面军黄安战役指挥部所在地——黄安与峰山之间的郭受九。
张国焘再也避不过了，只好硬着头皮相见。
我只见这个“历史名人”身材中等，四方脸，颧骨略突，戴一副眼镜，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显得十分精神。
“张主席，多年不见了。”
张国焘一阵尴尬：“先云同志，以前我是错了，我服从中央的一切决定。”
所谓张国焘认错，就是他“逼死”蒋先云一事。
张国焘本来与蒋先云有很深的友谊。他曾说“蒋介石与**的联系，往往都是经由蒋先云办理的”，又说：“他那时曾多次奔走南昌与武汉之间，企图挽救双方的破裂，”“成为国共两党之间，一道直接协商的桥梁。”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血腥手段彻底**，二蒋彻底恩断义绝。4月17日，蒋先云在武汉发起黄埔学生讨蒋介石大会，任大会主席，在30万人的大会上小蒋慷慨激昂地声讨大蒋的叛变革命。蒋介石爱敬小蒋之才，仍数次派人力邀小蒋，许以第1师师长之职，然小蒋不为所动。有所不甘的大蒋遂在报纸上刊载与小蒋的合影。由于这张照片，引起张国焘猜忌，居然放言说“蒋先云不是反革命，我就不信张”。这令蒋先云深受打击，所以才有在临颍前线求死之举（在我的时空中牺牲了，在现在的时空则成为植物人，思维被我这个冒牌货代替）。
我则假惺惺地说：“张主席，说哪话，我们以前还是有愉快相处的时候的。中央派我来，只是查清楚一些事实而已。现在战事要紧。”
我与胡底商量过，既然张国焘来到前线，就用另一种方法解决他。
徐向前走上来诙谐地说：“会长，现在我又受你领导了。”
我只见徐向前高瘦单薄，生着一张长形脸，两只眼睛不大，目光沉静有力。
徐向前也是黄埔一期的，对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常务委员（简称会长）蒋先云非常敬佩。他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对蒋先云有一段记述：“我们经常看见他晚上还在灯下读书、看小册子。他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头脑敏捷，堪称青年军人的榜样；连蒋介石也很赏识他的才干，曾要他当过秘书、警卫营长。他和我经常交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在一篇东征归来的文章中，写下这样的话：‘革命军自有革命军的本色’‘革命军人的头衔不是赠品’，‘我们希望革命政府旗帜下的军人不要作假革命军’。”“在黄埔军校，我们紧紧团结在以蒋先云为首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帜下，不断地与国民党的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分子作斗争。”
徐向前，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军事家、国防部长，1901年出生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的一个农民家里。幼时读过私塾，后因家贫辍学，去书店做学徒。18岁时靠哥哥接济3块大洋，考入阎锡山的山西国民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做过一年教员，旋被无端解聘。1924年，23岁的他与十几个寻找生活之路的山西青年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成为该校第一期生。人学不久，这个勤勉却不善言谈的学生像所有新生一样，就受到了校长蒋介石的单独接见。1924年，蒋介石还处在罗网人才积累实力待机而动的阶段。这种与新生的单独会见，正是他为了考察与网罗亲信而刻意安排的。
徐向前被传到了校长室。走进去时他有点紧张，站在那里，被蒋介石相面一样打量一番，他就更紧张了。
蒋先生觉得他相貌平平，神情张惶，先就有了三分不快。
“叫什么名字呀？”他用他那不大好懂的浙江官话问道。
“徐向前。”学生回答。他说的是山西五台官话，也不大好懂。蒋介石皱了皱眉头。出乎侍卫官们的意外，他竟听懂了徐向前的话。蒋介石听懂徐向前的话是因为他与阎锡山打过交道，阎锡山就是山西五台人。
蒋校长头疼起来。山西出了个阎锡山，割据一方，他听见山西话就头疼。这个学生居然也说山西话。
“嗯，……你是山西人了？”
“报告校长，学生是山西五台人。”
原来还是阎锡山的乡亲。蒋介石一向对浙江人感兴趣，对这场谈话完全失去了兴头。“好啦，你回去吧！要认真读书，不可荒废学业。”
“是！”徐向前敬了一个礼，听到大赦令一般脚跟一碰，退了出去。“校长，此人如何？”侍卫官问。“资质平平，不会有出息。”蒋介石说。
历史给了蒋介石一个机会，而他却与这位将来会成为自己最可怕对手之一的学生失之交臂。
1925年初，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毕业，留任学员队排长，参与黄埔学生军对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东征结束后因得不到蒋介石信任，他回到北方，进入岳维峻国民第2军第6混成旅任参谋、团副。次年夏，冯玉祥在与奉直两系军阀的战争中败北，岳维峻部被打散，他回到家中，第二次去武汉投奔革命，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少校队长。1927年3月，徐向前加入中国**，从此将自己的一生与工农解放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他只身前往上海，寻找党中央，旋即被派去参加广州起义。12月，广州起义爆发，三天后失败，起义军残部退人彭湃创建的海陆丰根据地，开展东江游击战，徐向前任红4师10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一直坚持到次年12月。东江游击战时间虽短，对于军事家和游击战争专家的他来说，却是一次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训练。1929年1月，中央决定结束东江游击战争，调徐向前经香港到上海，重新分配工作。4月，徐向前到达上海，两个月后便与黄埔一期同学桂步蟾（旋即牺牲）一起，被**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紧急派往鄂东北特区，从此开始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军事生涯。张国焘来到鄂豫皖后，虽然任命徐向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但徐向前不是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更不是常委，实权在政委陈昌浩手里。**同志曾准确指出，张国焘对徐向前是“用而不信”，不是张国焘一伙的，这是徐向前能以野战军副职而成为元帅（唯一的一个）的重要原因。
这时一员红军将领冲上来打了我一拳：“巫山兄，想死我了。”
我严肃道：“我和你都是叛徒。”见他一脸愕然，我不禁笑道：“我们都救过蒋介石的命。”
陈赓，未来的共和国大将、哈军工校长，1903年生于湖南湘乡，19岁入党，21岁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陈赓的第一次校长接见却与徐向前不同。他的睿智机敏和旺盛的革命热情，就给蒋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25年10月，东征攻打惠州，陈赓在负伤的情况下仍拼死冲杀，最后攻进了叛军杨坤的司令部。不久，蒋介石又召见了他。陈赓虽左脚缠着纱布，仍英气勃勃。“陈赓，你很勇敢，是校长的好学生，回去带你的连队到我这里来报到吧！”他和所属连队担任了东征军总指挥部的警卫任务。攻克惠州后，东征军分三路继续东进。27日，师长谭曙卿率领第3师不明敌情，贸然深入，被林虎部主力打得溃不成军。蒋介石先命陈赓督任，后又任陈赓为3师代理师长，但官兵四散溃逃，任陈赓鸣枪、喊叫、均无济于事。“校长，你都看见了，他们不听我指挥，先随指挥部撤退吧！”“不撤！我不撤！”蒋介石摇着头，十分伤感地说：“我唯有杀身以成仁，否则无颜见江东父老。”眼看林虎追兵越来越近，陈赓心急如焚，他一躬身，背起蒋介石，带着一些卫兵，爬泥坡，穿草丛，又找着一只小船亲自划向对岸才脱离险境。第二天中午，陈赓单独往返160公里，从东征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党代表的第1师搬来救兵，终于接回蒋介石。“陈赓是个人才，救过我的命，我非常器重他，可他政治上糊涂，跟着**跑了。”后来，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对人这样说，言语间不胜唏嘘。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陈赓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受周恩来直接领导，曾机智勇敢地处理了原**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叛变事件。1931年10月，身为中央军委委员的他刚刚奉命来到鄂豫皖苏区，便率红12师参加了黄安之战。
这一年，陈赓28岁。
接着，我与红四方面军其余将领一一见面。
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11月7日由红4军和1931年10月在皖西麻埠编成的红25军以及彭扬军政干校组成，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4军无军部，为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下辖红10、11、12共3个师9个团。10师师长倪志亮，政委甘元景；11师师长王树声，政委甘济时；12师师长陈赓，政委刘杞；红25军军长旷继勋，政委王平章。辖红73师，师长刘英，政委吴焕先，现有红217、218、219团。红74、75师尚待组建中。红25军远在皖西，山隔一方，没有赶上今天的盛会。经过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苏区“猛烈发展红军”，新成立的红四方面军已有兵员3万余人。
我说：“既然是战争时期，我们还是以职务相称吧。徐总指挥，请你介绍一下当面敌情。”
徐向前摊开地图：“10 天前，黄安守敌集中全部兵力突围，被陈赓打了回去。敌师长赵冠英只好派人偷偷出城，向离黄安最近的宋埠敌第30师求援。12月7日，就是昨天，宋埠敌30师的师长彭振山在上司多次催促下，派出2个旅终于离开驻地，进至我红11师33团守卫的大小峰山一线。33的团长吴云山、政委**率部抵挡了一阵，放弃了阵地和阵地后面的桃花镇，全团后撤至五云山、周家坳二线阵地。敌占桃花镇，今天继续北进，向我军阵地攻击。红33团顽强坚守了一天，给敌以重大杀伤，刚刚趁夜暗再次后撤至嶂山第三道阵地。这里是我军的最后一道阻击阵地了。”
我说：“徐总指挥，你这是诱敌深入，然后伏兵从两翼包抄歼灭敌人援兵吧。”
徐向前笑着说：“果然不愧黄埔三杰之首，丢荒了几年目光还是这样敏锐。我这个围点打援的部署瞒不过特派员你，对付敌人还是有把握的。”
我再仔细看了地图：“徐总指挥，明天你以红11师全部对付敌人2个旅，只怕兵力不足啊。我的意见，将总预备队红10师30团加上去，战果会更大些，起码克吃掉敌人1个旅。”
按照历史，明天一战，由于兵力不足，红11师仅歼灭敌1个团大部，让敌主力逃了回去。不过作为指挥员，不到关键时候不应使用预备队，徐向前保留一支预备队应付突发情况和黄安守敌突围，是非常正确的。只是我这个历史的“后知后觉”者现在成了“先知先觉”，知道敌黄安守军不会突围，就可放心使用总预备队了。
“好的，特派员，我坚决执行。”
我心中叹了口气。由于张国焘、陈昌浩一伙整肃曾中生，又搞白雀园大肃反，使得人心惶惶，在这种大气候下，徐向前对上级的命令只能坚决执行，而不能提出相关建议。等我处理完张国焘后，再改变这种状况吧。
9日上午，敌30师见红军“节节败退”，于是集中力量向我阵地发动猛攻，一直进至嶂山脚下的十里铺。红11师红32团进行正面阻击。
我和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指挥员等在郭受九通过望远镜观战。目睹这场惨烈的战斗，我才真正明白红军的装备是何等低劣，而战斗意志又是何等顽强。
敌军在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以整团规模开始向上冲击。敌军官兵除了枪声，便是呐喊：“冲呀！杀‘赤匪’呀！……”他们的呐喊声造成了一种声势，既是对红军的威慑，更是为自己壮胆。十里铺嶂山上红军的武器性能低劣，用了十几年的老套筒，膛线都磨平了，只能打百米甚至几十米内的目标。这就使敌军的前锋开始没有受到阻击。当敌人冲到山顶我军阵地前时，连累带吓，人人气喘吁吁。这时，红32团的团长廖荣坤一声发令，红军的火力突然猛烈射击，前排的敌人接二连三地倒下去。可是，敌30师是支西北军，战斗力很强，后面的敌人在督战队机枪和大刀的逼迫下，还是一个劲儿地向上猛冲！
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后，也许红军的弹药不多了，火力明显减弱下来。这时，一大股敌人趁机扑到我军阵地前，为了节省弹药，红军把敌人放到离阵地前沿只有几米远时，团长廖荣坤、政委张广才抽出身上的大刀，带领战士从工事中飞身跃出，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大刀、刺刀在敌人身上、头上猛砍、猛刺，战士们边砍边大声喊“杀——嘿！”“杀——嘿！”一时间阵地前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敌军30师有西北军大刀队的传统，也抽出大刀猛砍。只见有的红军战士衣服被鲜血染红了，有的大刀砍钝了，有的刺刀拼弯了……在一片激烈的喊杀声中，红军越战越勇。前面的敌人退下去了，但后面的敌人又压了过来……
就这样，杀回去，压过来，又杀回去，反反复复，红军连续打退了敌人五六次进攻，一直连续战斗两个多小时，敌人也没有突破我们的阵地，看看实在冲不过来了，才停止了进攻，龟缩到了进攻前阵地。趁着战斗间隙，红军抓紧时间安置了阵亡战士的遗体，包扎了伤病员的伤口，又检查了一下枪支弹药。据报，这时红32团每个人除了还有几发子弹外，手榴弹全部打光，有的人连子弹也都打光了，只剩下手中的大刀。
约中午时分，敌人的又一轮进攻开始了。面对蜂拥而来的敌人，红军战士的子弹全部打光了。就用刺刀拼，大刀砍，用夺得敌人的武器补充自己，继续坚持战斗。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在阵地前和山坡上，横七竖八躺满了敌人的尸体。由于敌人的疯狂进攻下，红32团的伤亡也很大，有的连只剩下30多人。
下午时分，敌军再次蜂拥而上，边冲边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冲上去！捉活的……”红军战士趴在工事里一动也不动，等到敌人靠近阵地时，又猛地跃出工事，挥舞着大刀左砍右杀。经过几次肉搏，红32团上下都感到疲惫不支了。可是敌人还在蜂拥而上。红军战士从死尸堆里爬起，与敌展开最后拼杀。只见一名小战士率先跃进敌群，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攻上阵地来的敌人终于支持不住，逃下山去。
这时，徐向前对电话员说：“给我接王树声！”
送话器里传出红11师师长王树声沙哑的声音：“总指挥，敌人退却了，我想出击！”
“好！注意，要合理使用兵力，防敌炮击！”
“明白！”王树声说。
徐向前的电话转接到红10师红30团的团长王宏坤指挥所。
“王宏坤，立即出击断敌后路！准备肉搏战，要一批批把他们消灭在嶂山下！”他的声音压过战场上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传到王宏坤耳朵里。
“懂了！”王宏坤回答。
红11师长、未来的共和国大将王树声下令吹响冲锋号。赵次吾、李景文的红31团，吴云山、**的红33团，立即从东西两翼吼声震天地杀过来。养精蓄锐的红30团团长王宏坤则率部从后方出击，将敌30师的部队截为两段！红军战士为节约子弹，均没有开火，只是与西北军拼大刀！
在红四方面军的战斗训练中，拼大刀和拼刺刀是基本功课。西北军本来也是拼大刀的好手，但由于被截成两段，军心动摇，阵势大乱。至傍晚，敌军终于全线崩溃。兵败如山倒！
红军官兵齐声发出一声喊，这是冲锋的呼喊，是胜利的呼喊！我、张国焘、徐向前站在山梁上，充满了激动和喜悦！放眼望去，只见上万红军声震山谷，一齐杀过倒水河，杀向败退的敌军。一时刀光剑影，热血飞溅。河水边和浅水中倒下的尸体，使上游之水陡然高升！不久天已黑透，红军越战越勇，敌军官兵只顾逃命。经一天激战，敌军前方的1个多旅兵力被断了后路，全军覆没；后方的1个团急退，连夜逃回宋埠，深沟高垒，闭门不战。
这一仗，红军全歼敌1个半旅，毙伤俘6000多人，缴获新式“汉阳造”步枪4000多支，迫击炮3门。由于我准确判断，果断使用总预备队，从而将一场击溃战打成歼灭战，红四方面军上下无不深感佩服。特别是红30团的团长王宏坤（未来的共和国上将、海军副司令员），已经一个月没有打仗，这次终于用上，且缴获无数，更是欢天喜地，要求我下次一定要再派他上阵。
第十章：岁寒冬青（2）
嶂山大捷后，红四方面军一些主力团换了装备，战斗力大大增强。我、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师及独立团以上指挥员齐集前敌指挥部郭受九，研究下一步作战计划。
会上一开始陈赓就埋怨：“我说老同学，你明知黄安守敌不会突围，却把我一个师闲置在那里，看着兄弟部队打得热闹，我们干着急，明显就是不给面子嘛！”由于之前我强调同志间均以职务相称，众人均叫我特派员。其实我对这个称号非常反感，因为小时候看反映洪湖根据地的电影《曙光》，对里面那个主持大肃反、杀害无数红军干部的特派员夏曦恨之入骨，连带憎恨特派员这个称呼。不过我已打定主意不在鄂豫皖兼任任何一个职务，保持超脱，也只有特派员这个身份了，只好勉强接受。不过陈赓这个人一向诙谐幽默，不拘小节，他坚持叫我老同学，也很亲切。
我说：“如果敌人只有30师这一路援军的话，我当然会把你陈赓拉上去，那样全歼敌30师也没有问题。不过那样的话，接下来的仗就不必打了。”
张国焘莫名所以：“特派员，此话怎讲？”
我解释说：“这次黄安之战，我们只有2个多师的兵力。黄安守敌1个师，附近驻有敌军3个师，我军兵力只有敌军一半，武器也远远不如，总体是处于很大劣势。徐总指挥的围点打援部署是很正确的，但敌30师前来支援，我们就将全部本钱押上的话，就会有问题。首先，敌30师全部被围，就会困兽犹斗，拼死突围，将大大增加我们的伤亡。而实际上我们只围住他一个半旅的兵力，在外围的敌一个团就存在侥幸逃脱的心理，无心恋战，连夜逃回宋埠，这样我们才能集中力量吃掉被围敌人；其次，就象上面说的，把陈赓12师也拉上来打敌30师，少不了损耗，我全军也疲惫不堪，就难以对付敌军马上前来解围的2个师。”
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指挥员都颇为吃惊：“敌人还有2个师的援军？”
这2个师的援军历史上确实是红四方面军没有料到的，结果敌援军一度几乎突破红军防御阵地与黄安守军会合，紧急情况下徐向前亲自指挥，调集全部力量奋起反击，才将敌援军击溃。由于准备不足，这次又打成击溃战，徐向前还受了伤（这是徐向前战斗生涯中唯一的一次）。不过敌援军这一绝密情报，在我记忆里却是一清二楚，故早有准备。
“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在黄安围住了豫军69师，但周边却有西北军3个师。大家知道，这3个师就是宋埠的30师、麻城的31师和黄陂的33师，都是敌二十二路军总指挥李鸣钟属下。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原来是吉鸿昌，西北军名将，所部3个师为西北军精华，中原大战时大刀队杀得蒋介石嫡系顾祝同、陈诚、张治中部尸横遍野。二十二路军也是鄂豫皖苏区周边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特别是在白刃战方面与红军有得一拼。“九一八事变”后，吉鸿昌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号召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还化装前来鄂豫皖苏区考察，与徐总指挥见了面（徐向前等人点了点头），赞同我党主张，是位进步将领。不过他回去后，就被剥夺兵权，强行送其出国考察，所以李鸣钟这个中原大战时投靠蒋介石的西北军的军阀就窃夺了二十二路军总指挥，还当了鄂豫皖边区绥靖督办，进攻红军特别卖力。这次他的30师大部被我们歼灭，肯定心有不甘。在黄安被围的69师又是他鄂豫皖边区绥靖公署的下属部队，如果被我们消灭了，他也无法交代。特别是他的顶头上司、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又以军法严厉著称，李鸣钟急于报仇，又要表现给主子看，所以我判断，这次他会把31、33师也投进来，企图挽回败局。”
这些确实出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意外。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阀最在意保存实力，象李鸣钟这样把全部老本拿出来的极为罕见。不过这些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我侃侃而谈，好象早有预见，其实是事后诸葛亮而已。
“那特派员的意思是……”蔡申熙问道。
“还是徐总指挥的兵法，围点打援。敌33师的师长葛云龙是李鸣钟心腹，为人蛮勇少谋，这次他肯定全师出动，就是有3个旅的兵力了；至于31师的师长张印相，以老奸巨猾、善于保存实力著称，我估计他最多只派出1个旅的兵力应付一下。所以，我意图全歼力量较为薄弱的31师这个旅。至于33师有3个旅，以我们目前的实力是啃不动的，只有全力阻击就是了。还有就是敌2个师来援，被围的69师赵冠英肯定当作最后一根稻草，一定会拼死突围。这点我们不能不防。”
当时国民党军普遍的编制是：1个师下辖2个旅，每旅下辖2个团。这样1个师就有4个团，称为四四制，与日军的师团结构（每师团下辖2个旅团，每旅团下辖2个步兵联队）一模一样，又称“方块制”，与以后每个师下辖3个团的“三三制”大不相同。但有的师例外，有些主力师下辖3个旅、6个团，实力超强，33师就是一例。所以我的建议，就是避强击弱。
徐向前果断说：“我相信特派员的判断是准确的，但怎么布置，还请特派员指示。”
军情如火，我也不客气了：“我的意见是，以红11师的31、33团在嶂山阵地硬顶住敌主力33师的进攻，王师长（红11师的师长王树声应到），你这两个团伤亡较小，又换了装备，居高临下，一定要确保守住嶂山阵地！32团上次伤亡太大，撤下休整。红12师则全力聚歼敌31师1个旅，陈师长（陈赓应到），你以1个团正面顶住敌人，1个团插入敌31、33师之间，硬生生把敌2个师分开，再以1个团从后兜击，吃掉敌人这个旅！红10师30团接替红12师的阵地，在黄安独立团配合下，阻止敌69师突围。”
刚宣布完，红10师30团的团长王宏坤就抗议：“我有意见！我们团齐装满员，又换了装备，战士们都斗志高昂，如果用我们打援，保证把敌33师也全部吃掉！特派员，你把我们这个头等主力团拿去阻止敌人突围，那是杀鸡用牛刀，你偏心陈赓，我们倪师长一定不答应！”
红10师的师长倪志亮此时正率领该师28、29团在外围方向牵制其他国民党军，没有参加这次黄安战役。
我知道这名鄂豫皖著名的猛将惯于冲杀，要他防御确实很难，就说：“王团长，你的任务不轻。这是赵冠英最后的机会了，他一定会集中残余的力量拼死突围，如果挡不住，我们整个战役就前功尽弃！你把赵冠英打回去，就是战役头功。至于倪师长，他是黄埔四期的，我是一期的，他见了我也不敢说什么。”倪志亮与**等一样，都是黄埔四期生。历史上赵冠英集中力量拼死突围，是陈赓指挥的整个红12师才把他挡了回去，所以我用王宏坤这个主力团防止敌军突围，才有把握。
红11师的师长王树声身材高大威武，但颇有谋略，毕竟是共和国大将风度：“王团长，你也别争了，上次特派员让你和我吃了肥肉，这次让陈赓吃肉，我们啃点骨头，也很公平。”
王宏坤这才不作声了。
陈赓趁机说：“对了，这才是老同学嘛！我立下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
徐向前笑着说：“那是当然，黄埔三杰，两杰都在这了，特派员关照一下也是应该的。至于那个什么贺衷寒，搞特务去了，我早知道他没什么出息。”
贺衷寒当时是国民党最大的特务组织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
蔡申熙也笑了：“黄埔三杰的两杰在此，别说什么李鸣钟，就是老蒋自己来，也只有惨败的份！”
张国焘也很开心：“在座的就有4位是黄埔一期啊（指蒋先云、徐向前、陈赓、蔡申熙）！都是我党优秀军事家，这仗一定打赢！就请大家按照特派员的部署执行吧。”
还有一个黄埔一期的，就是许继慎，被张国焘你关在白雀园，差点就杀了。我暗想。不过你张国焘很快就有报应了。
我说：“即将到来的这场大战，还是以能否守住嶂山主峰阵地为焦点。我想把前敌指挥部推进到嶂山主峰，在一线掌握部队，大家意见如何？”
徐向前等都说好。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以勇猛作战著称，指挥员上至总指挥徐向前、下至各级团、营长，都习惯于靠前指挥。只有张国焘十分犹豫：“这样太危险了！特派员，为了你的安全着想，我看还是……”
我打断他：“我已经四年没打仗了，去前线也是为了尽早进入战争状态。张主席，你率部分人员仍在这里、郭受九留守，兼顾全盘作战，包括注意防止黄安之敌突围。怎样？”
什么四年没打仗，我这个学院书生连一天仗也没有打过。不过亲临一线指挥，倒是蒋先云的习惯。至于张国焘，杀自己人毫不手软，但论到战场对敌，那是胆小如鼠。我就是看准了他这一点。
张国焘大喜：“那好。特派员出马，一定马到功成。”
我接着对张国焘说：“这次行动事关全局，我要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发报。”
张国焘说：“没问题，电台就在隔壁。”
我当即草拟了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两份电文，张国焘、徐向前等看了都表示没意见。
我暗暗松了一口气。幸亏我以蒋先云为偶像，平时就模拟蒋先云的书法，勉强有三分相似。张国焘、徐向前、陈赓、蔡申熙等都是见过蒋先云书法的，不过他们也知道蒋先云在苏联昏迷了4年，醒来后“功力大减”也是正常。
一切都安排好了，部署也调整完毕。我心情无比激动，期待着这场大仗尽早到来。只有我知道，这一仗，将决定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前途和命运！
侦察情报不断传来：12月11日，敌军葛云龙33师3个旅和张印相31师的1个旅，已分别进至黄安东南的歧亭和宋埠，两路齐发，向黄安奔来。照其行军速度，将于12日上午进至我军前沿防御阵地，与我军接触。侦察情报证明我的“判断”完全准确，全军上下对胜利是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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