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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12日上午，右路敌31师1个旅开始猛攻大小峰山，左路敌33师猛攻独山、研子湾一线高地，两路敌人来势汹汹，担任一线阻击的红11师31、33团顽强坚守予敌杀伤后，主动撤出，敌随即占领桃花镇和五云山。午后，在几十门火炮的掩护下；敌33师开始猛攻我嶂山主阵地。
负责坚守嶂山主阵地的是红31团。敌一字排开10多门75毫米山炮、20多门82毫米迫击炮，拼命轰击。红31团阵地，弹片横飞，硝烟滚滚，战斗真正进入了极残酷的阶段。
“命令各营死守，谁丢了阵地，我就要谁的好看！”没有别的通信工具，英雄团长赵赐吾一边大口喘气，一边让交通员跑步通知各营营长。他心里明白，敌一旦突破了我嶂山阻击阵地，与黄安之敌会合，这个仗就不好打了。
“冲啊，捉活的呀！打过嶂山，到黄安城里逛窑子！”在炮火掩护下，敌军官大呼小叫，手持大刀，督促士兵们整连整营地冲上来。
赵赐吾喝令机枪手：“打！”
我军阵地上几挺机枪吼叫起来。敌人如同风中之叶，纷纷倒地。这是我军上次胜利缴获的金陵兵工厂改造的德国1908年式“马克沁”重机枪，射击的精确度比德国造的还要高，且附有纵深射击、高射设备，威力很大。敌军原以为红军只有土枪土炮，哪知道有如此威力的武器，顿时队形大乱，残部潮水般退了下去。敌33师的师长葛云龙大骂了一通，蛮勇本色显露，亲自组织了一支“敢死队”，让一名旅长带着去冲锋！
“冲上去了，官升一级，冲不上去，你们就别回来了！”他气呼呼地说。
“敢死队”冲上来了！接着，葛云龙又组织了三支“敢死队”，一队用枪口在背后逼着另一队，向我军阵地不断猛扑而来！
红31团官兵已经打红了眼。重机枪的枪管打得通红，不得不暂时停止射击等待冷却。赤卫队长出身、舍家革命的团长赵赐吾和政委李景文率各营的“冲锋队”一次次跃出阵地，高举大刀，向敌人反击。敌军敢死队也是西北军大刀队的好手，嚎叫着抽出身后的大刀毫不畏惧地杀上来。我军阵地前，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惊天动地的白刃拼杀。敌人一批批倒下去，我军伤亡也越来越多，许多人大刀卷刃，子弹打光不得不与敌人抱在一起厮打。
下午4时左右，红31团前沿山头阵地有一处终于被敌突破。
山头上，一队杀得性起、脱了衣服光着膀子的敌人越过我军阵地，向红11师指挥所冲来。王树声心如火焚，急令师部手枪队、交通队投入战斗，堵住被敌突破的“口子”。敌人越来越多，我军阵地面临被全面突破的危险！
徐向前和我等人一直在嶂山的主阵地上。炮弹在我们周边纷纷落下，爆炸声响成一片，一棵棵马尾松被连根拔掉。我身穿德国的防弹衣，由于是冬天，外面套了棉衣，倒也不觉臃肿。我只是担心徐向前，不断提醒他注意隐蔽，他当然不予理会。我十分着急，因为我知道，历史上他在这里曾有唯一的一次负伤。
历史上这次作战，一发子弹击中了徐向前右臂。徐向前一生身经百战，这次战斗是唯一的一次被子弹擦伤点皮肉。他自己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不无轻松地说：“战争年代，我们都把死伤置之度外，毫不在乎。有次吃饭，一发迫击炮弹落在我们的房顶上开了花，大家照样吃饭，谁也没给炸着。又有一次，我站着指挥战斗，一发炮弹打来，在前面距我三、四米的地方开花，但没炸着我，巧不巧？我的指挥位置要是再靠前一点准保不死即伤。大概是打仁和集吧，一颗子弹打在我背上。我把衣服扒开一看，弹头在衣服上，我穿的是棉衣，没打进背里去。还有一次，警卫员在我后面走，飞来颗子弹，把他给打死了。走在前面的人没吃上子弹，走在后面的倒吃得上。战争就是这样，说说笑笑，嘻嘻哈哈，一个弹头飞来，就能把你打死。战场上，子弹、炮弹经常落在身边，怕死还行？后来，红四方面军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指挥员指挥靠前。”
徐向前自然对我的规劝毫不理睬，在炮火中镇定地指挥着。他面对红11师的师长王树声，朝山下一指，厉声喊道：“快！快把敌人压下去！”
“是！”王树声叫了一声，回到师指挥所，立即传令红33团，加入嶂山正面战场，向敌发起反击。红33团是著名的“英雄钢团”，团长吴云山，山东博山人，全军数得着的一员猛将，他和团政委**率部向冲来的敌人压过去。这一支生力军加入战斗，宛如猛虎下山，只一个冲锋就把向红11师指挥所冲来的这支敌军全部歼灭。
战线只是暂时稳定住了。敌军敢死队在督战军官的威逼下，仍然一拨拨往上冲！敌人一批批涌来，与红军拼杀一阵，退下去，用大炮轰击一阵，再换上一个团的敢死队冲杀一阵，再退下去，再用大炮轰击，然后再换第三个团。敌33师的师长葛云龙企图仗着整整3个旅6个团的优势兵力，用庞大的敢死队投入冲锋，通过这种车轮战法把红军拖垮。不过嶂山地势险要，之前红军又加固了阵地，还投入了齐装满员、换了装备的2个主力团，一时还抵挡得住。
从峰山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让固守孤城的赵冠英手舞足蹈。“援军来了！命令部队突围！”下午4时，他狂叫着，骑上一匹大白马，打开南门，率2个旅伤亡过半的残兵，向峰山方向杀来，企图内外夹击我军！此时，仿佛事先约定的一样，黄安之敌69师的10多门迫击炮，与外围的敌31、33师的几十门火炮一起向黄安与峰山之间的郭受九开炮！
敌军不向我军嶂山主阵地开炮，却向后方指挥部、张国焘所在的郭受九开炮！而且敌军射击极为准确，还毫不吝惜炮弹，进行8发急速射的全速轰击！这样炮击法，只怕郭受九山峰上连老鼠也活不下来！
徐向前听到郭受九传来的隆隆炮声，不禁大惊：“快去看看，张主席怎样了！”
不久通讯兵飞速骑马跑回报告：在郭受九的张国焘以及警卫排，已经全部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牺牲！
仿佛已经确信郭受九被炮火完全覆盖，敌军炮火不久后又全部转向我嶂山主阵地，一时我前敌指挥部附近又硝烟弥漫，烟尘滚滚。不过庆幸的是，徐向前等仍然没有负伤。
猛轰过后，敌33师和31师1个旅几乎全部投入，潮水一般扑上来，企图与黄安守军会合。我红31、33团的干部战士拼死守住阵地，并高喊：
“坚决消灭敌人！”
“保证人在阵地在！”
“杀敌报仇的时候到了！”
“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敌军在督战队威逼下，尽管伤亡惨重，仍然步步逼近我主峰阵地！徐向前怒冲冲地喊：“快组织反击，把敌人给我消灭！”“总部手枪营，跟我来！”王树声大叫一声，冒着弹雨带头冲上阵地。手枪营2连的连长秦基伟（未来的共和国上将、国防部长，抗美援朝中以坚守上甘岭名震天下的英雄军长，所部15军已改编为我军唯一的空降军）跟着带全连杀上去。总部手枪营的另外2个连也上去了。手枪营是红四方面军的最后预备队，清一色的驳壳枪，20发弹夹。只见手枪营干部战士将驳壳枪当作微型冲锋枪使用，平端着向下猛烈扫射，将冲上来的敌人割草般一片片扫倒，将敌人的凶焰压了下去。
从早上战斗打响后，徐向前就在等待着，等待着敌势衰竭。这个时刻到了！
徐向前拿起电话听筒，让电话员给他接通红12师的指挥所。
“陈赓，我是徐向前，现在我命令，你师立即开始反击！”
短短几分钟时间，出击的命令便迅速传达到红12师每一个指战员。不仅徐向前在等待大反击的时刻到来，全军每一个指战员也都在等待着这一时刻。他们相信总指挥的指挥艺术，知道反击的命令下达之时，便是我军大胜的开始！
“是！”陈赓大声应到，立即传令红34团从嶂山正面战场向敌31师发起猛烈反击，红35、36团也全部出动！
“同志们，杀白狗子啊！” 红34团团长许世友举起大刀跃出战壕，率领大刀队，犹如猛虎下山，向敌人扑去。红军的大刀队冲进了敌群，一时间两军混战一场，捉对儿厮杀，只见寒光闪闪，吼声震天，鲜血飞溅。少林将军许世友发起虎威，一把大刀上下飞舞，一颗颗敌军的人头在地下乱滚！
（许世友时年26岁，大别山腹地新县田铺乡许家洼人。他8岁随少林拳师林子金出家，学得一身武艺，1927年参加吴光浩的起义军，从士兵干起，当过班长、排长、特务连长，营长，黄安之战打响前任红34团团长。
许世友，未来的共和国上将，秉性耿直，粗中有细，以他的军功、武功、酒量等神秘的传奇故事而闻名于世。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很喜欢他。他的原名叫许仕友，**讲：“仕途多风险，不要和仕交朋友，要和世界人民交朋友。”从此，许世友便有了这个意义不俗的名字。建国后，**多次和许世友谈话，“你这个人哟，厚重少文，就爱打仗。”还亲自找出《红楼梦》、《天体论》、《汉书·；周勃传》等书籍让许世友学习，并要求他把《红楼梦》至少读五遍。他不忘主席教导，读书无眠，直到去世前他仍在读《红楼梦》。许世友一生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红四方面军在长征前夕召开了一次师级以上干部会议，总政委陈昌浩在会议上声明“要严格实行禁酒令！”许世友大为不满，牢骚满腹。陈昌浩见状又讲：“当然，许世友可以除外。”众将领听此哗然，陈昌浩又严厉地讲：“你们中有谁比许师长酒量大的，也可以喝。”建国后，担任军队要职的许世友对喝酒依然如故，而且还有酒规：桌子中间、放一只大碗，叫做滴酒罚一碗。无论在哪里喝酒，他都带一名卫兵，叫做监酒员。哪怕是将军对酌，只要谁输了，他也要叫卫兵动手灌酒。因此，许世友喝酒的热闹事时有发生。周总理对许世友的“热闹事”早有所闻，他很想解决此事和规劝许司令。
一次，许世友到北京开会，周总理向其发出了邀请：“许司令，晚上没事我请你喝酒。”许世友见总理请他喝酒，高兴得直控手，连说：“我没事，下次我给您打只豹子！”晚上，许世友如约赴宴，见只有总理一人，忙说：“总理请我喝酒要叫个陪酒的。”许世友话中有音。周总理见状说：“今天是小范围的，只有你我。”并吩咐服务员上茅台酒，总理问道：“听说南京有四大喝，哪几个呀？”“王平、江渭清、聂凤智，还有我。”
“许司令不是排第一名吗，怎么是最后？”
许世友嘿嘿笑道：“那是我谦虚，总理还是找个陪酒的，您喝不赢我。”
“不见得吧。你若喝不过我就是吹牛。”
“好，总理喝过我，我给您磕三个头。”许世友鼓上了劲。
总理从服务员手中端过酒瓶，正要给许世友倒酒。许世友见状一把抓过来，“这瓶归我，再端上一瓶。”许世友站起来，连喝几杯，停一会儿又是几杯。总理不紧不慢地陪着。须臾，许世友显示性地将瓶口朝下让总理看，总理也晃了晃手中的瓶子。服务员又端上两瓶，许世友依然如故。当第三瓶喝完时，许世友坐不住了，从座位滑到了地上。总理随即端杯站起来说：“许司令起来，英雄喝酒，狗熊喝水，当兵的掉头不过碗大个疤！我请你喝酒你连面子也不给？太不仗义了吧。”
许世友见总理用自己的酒后狂言来教训他，爬起来就给总理磕头。总理忙拉起许世友，轻声说：“每个人的酒量有大有小，不能强人所难。人过五十岁，身体就不行了，你以后喝酒不准超过六杯。”从此以后，许世友喝酒再没超过六杯。不过他的杯子不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大家伙在一块，图个热闹尽个兴。”总理知道后，笑着说：“许司令可是粗中有细哟，酒醉心不迷。”
许世友病重期间，常出现肝昏迷，医生想尽办法均无效，然以棉花球蘸茅台酒，轻搽其唇，竟苏醒。将军尝谓：“冷酒伤肺，热酒伤肝，没酒伤心。戒饭可以，戒酒不行。”
许世友以不畏权贵著称。“四人帮”当道之际，许世友将军尝谓张春桥：“戴眼镜，拎皮包，会总结，能提高。论思想，一团糟，打起仗来往后跑。”**逝世后，中央政治局某次会议，许世友谓**：“你张狂什么，主席在世，我让你三分。现在你再胡言乱语，我敢揍你！”言罢奋臂挥拳，**愕然变色。
1982 年冬，中顾委华东组于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许世友将军愤然曰：“江渭清、张春桥，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要杀掉。为什么不杀掉？就是**老婆，也要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为什么不同罪！”聂凤智将军纠正曰：“不是江渭清，是**。”许世友曰：“对，就是江渭清。”众大笑。其时，江渭清正坐许世友对面。
许世友常讲：“当兵三年无孝子，我当了一辈子兵，生为国家尽忠，死为母亲尽孝。”许世友1985 年去世后，经中央特许遂其愿，土葬于大别山其母坟旁，母子相依。）
这时只见许世友一马当先，率领红34团，犹如一把巨大的锋利钢刀，硬生生从敌军31、33师接合部杀出条血路，将两路敌军强行截断！红36团在英雄团长徐海东率领下，从嶂山以东王家湾，向敌31师左翼实施包抄攻击，截断敌军后路。红35团的团长高绍先则率部从正面压上，先锋班手持上次缴获的清一色捷克轻机枪（为统一调配），居高临下猛扫，如汤沃雪，杀得敌军退潮般溃退下去。
（徐海东，未来的共和国大将、军事家，湖北黄陂人，祖上六代烧窑为生。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他是“红色的窑工”。**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是“最好的**员”和“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善山地作战，能徒步走数百里，凌绝顶，冒丛箐，攀援上下，捷如青猿，健如黄犊。识山经，辨水脉，以岩石为阵，以草木为兵，故能以少胜多，以弱凌强，人称“山大王”。
徐海东参加革命后，徐家亲属66人被国民党杀害，其中27位近亲，39位远亲。徐海东家乡湖北黄陂徐家桥有徐家合葬墓，墓四周遍植松柏，有石凳若干，陵墓为亭式结构，亭额有徐向前元帅题字：“光荣流血”。一青石墓碑兀立其间，上书徐海东家被国民党军杀害亲属之姓名。该墓仅11棺，牺牲之人均为1928 年被国民党还乡团杀害。当是时，徐海东指天发誓：“大仇不报，誓不还家！”
徐海东喜骑白马驰骋沙场，扬鞭奋蹄，疾如迅雷闪电。若见畏缩不前者，贪生怕死者，违反军纪者，必挥鞭挞之，故红军将士见白马至，无不踊跃向前，英勇杀敌。徐海东历经百余仗，9次负伤，身上战创17处，时人称“中国之夏伯阳”。
长征到陕北后，徐海东终于迎来了革命曙光。当他听说**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经过甘肃天水即将到达陕北的特大喜讯，激动无比，亲自挑选18名大个子战士组织担架队和警卫迎接**。**向徐海东借2500 块钱，以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问供给部长：“家底有多少？”答：“7000 块。”徐海东将军毫不犹豫命令：“留2000 块，拿出5000 块，送中央。”故**常言，“徐海东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
**不忘徐海东的深情。当他得知徐海东累倒在抗日战场上的时候，亲自发去一封非同寻常的电报：“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躺在担架上热泪盈眶。
“文革”中，**红极一时。徐海东病中卧床，见一传单言**“出身贫农”。徐海东以掌拍床沿曰：“放屁！”“胡说！”妻子周东屏急劝之：“**现在是副主席，可不能乱说。”将军继以掌拍床沿，曰：“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成分。”又拍床沿曰：“红军时期，我打过**家的土豪，四五间新瓦房，十几台织布机，怎么会是贫农？”
1969年“九大”前夕，某日深夜，周恩来总理于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朗声宣布：**提议，徐海东应出席“九大”，参加大会主席团。“九大”开幕，徐海东坐轮椅，椅上携氧气筒，缓缓进会场。**见之挥手致意，众代表起立，掌声雷动。）
许世友的红34团承受住了最大的压力。在强行分割敌军2个师的一片狭长的空间里，几乎完全被枪炮的烟幕所笼罩，连空气也显得热乎乎的！混战之中，出现了一种奇观：西面敌军33师的炮弹从红34团头上飞过，纷纷落在东面敌31师的队形中；敌31师这个旅不甘示弱，集中火力还击，真是热闹非凡！而在敌两师夹缝中，红34团则像一颗打不垮、砸不烂的钢钉，牢牢钉在敌军接合部中，始终顽强地坚持战斗！
此时，嶂山主阵地上的红11师31、33团也集中全部兵力，向当面之敌33师猛烈冲击。此时，我军上次缴获的3门迫击炮也发出怒吼，炮弹不时落在敌33师敢死队的密集队形中，炸开一道道缺口。此时，天空中出现一架飞机，敌军以为自己空军前来支援，纷纷欢呼起来。哪知飞机翅膀一侧，落下2颗炸弹，直接命中敌33师指挥部附近，顿时传来了隆隆的爆炸声。烟雾消散以后，还可见到有些敌人莫名其妙地站在那里，直愣愣地望着飞机出神……直到这架飞机上的机枪对着敌33师的密集队形猛烈扫射，敌人才醒悟过来。
不用说，这就是陈昌浩压阵、投降飞行员龙文光驾驶的“列宁号”飞机，是属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的“空军”！操纵机枪进行扫射的正是陈昌浩本人。
敌苦战一天，攻击力已属强弩之末，哪里受得住这样的大反击和突如其来的红色空军的袭击！在大批伤亡后敌军敢死队也胆寒心裂，全线崩溃。兵败如山倒，敌军1个旅的溃败带动了另1个旅，接着带动第三个旅。敌33师3个旅上万名官兵没有听到任何人的命令，齐声发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山崩水流一般向后退去！
南到古风岭，北到酒醉山，整个倒水河东岸都响彻红军战士震天动地的喊杀声！只见上万红军声震山谷，一齐杀过倒水河，杀向败退的敌军，从四面八方突入敌群……
战斗结局已定！敌31师的1个旅被合围后，魂飞魄散，死伤狼藉，抵抗了一阵，自知无路可逃，成片成片地跪下，将一支支德国造的“大鼻子”枪（毛瑟枪）举过头顶，齐声喊道：“红军老爷饶命！红军老爷饶命啊！”
敌33师的师长葛云龙大骂一通，也知道大势已去，带33师且战且退，一直退过五云山、桃花镇。一直率部队冲锋的红11师师长王树声不解恨，把红31团3营营长陈再道叫到面前：
“这股敌人太可恶，带你的部队追过去，再杀他一阵子！”
红军名将陈再道，未来的共和国上将，时年22岁，年龄虽不大，却已是鄂豫皖红军中赫赫有名的“拼命三郎”。听到此言，二话没说，拔出大刀，高喊：
“3营跟我来！”
3营官兵每人手中一柄大刀，向逃敌猛追过去，一直追杀到宋埠北门外，毙敌数百，才得胜而返。
（陈再道，湖北麻城县乘马岗程家冲人。原名程再道，1926 年报名参加**领导的农民义勇军时，填表人将“程”写为“陈”，其姓误用至今。17岁的孤儿陈再道衣衫褴楼，由红7军的军长吴光浩领上革命道路。一次，吴光浩将满满一袋子的500块大洋交给他背在身上。敌人1个团追踪而至，陈再道背着钱袋子就跑，负重而行，力渐不支。敌将近，陈再道忽佯装摔倒，丢钱袋于一水潭中，遂跃起急奔，脱险。当日夜，潜回摔倒处，入潭摸钱袋返，500 大洋，一块不少……
陈再道作战有瘾，闻枪声即心发痒，尤喜枪对枪、刀对刀、面对面拼杀。担任师长、军长后常亲赴前沿冲锋。故每战前，徐向前下作战命令时，必补充一句：“不许陈再道打冲锋！”）
峰山以北，赵冠英的突围部队也遇到齐装满员、斗志高昂的红10师30团。王宏坤憋了一口气，机枪猛扫后，亲自率该团和黄安独立团两路出击，毙伤敌军上千，赵冠英带后队仓皇而逃回黄安。
是日，嶂山南北的这一场厮杀，天地变色，山河改容！前来解围的敌军31师91旅反而被全歼，敌主力33师伤亡近半，残兵溃退回宋埠。由于陈再道追得很紧，敌军炮兵也保命要紧，弃炮逃跑，12门75毫米山炮、24门82毫米迫击炮被我军全部缴获。黄安守敌69师已完全丧失斗志和希望，只能坐以待毙。
这一仗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折了张国焘。我当即向上海临时中央发报，称张国焘在前线英勇作战牺牲，其叛变一事功过相抵，为稳定人心和考虑到党的形象起见，不必公开其反革命罪行，宣布其为革命烈士即可。
我这样做，当然是给足王明一伙的面子。将张国焘选为政治局常委的是他们，派到鄂豫皖来的也是他们，少说也有个失察之罪。现在将此事平和处理，王明和临时中央故不必受到追究，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负责人米夫也曾提携过张国焘，这样冷处理也让他有了下台的阶梯。故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均迅即回电，同意我的安排。
我之所以决定为张国焘保留“名节”，是从维护红四方面军的团结考虑，这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无可否认，张国焘为人阴险狠辣，通过大肃反迫害、杀害了一大批鄂豫皖根据地党和红军的优秀干部，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害；但他同时也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军官和干部，在鄂豫皖和红四方面军还是有相当人脉基础的。特别在当时极左路线下，象高敬亭（抗战初期被错杀）等许多领导干部受张国焘影响很深，视其为革命领袖。而我要清算张国焘的肃反错误，将在白雀园被关押即将处死的2500多名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解救出来，如果彻底将张国焘打倒，无疑将造成两派人马的冲突，搞不好甚至会造成红四方面军的裂痕。历史上党中央纠正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分裂党的严重错误，是严格把握了方针政策，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功劳和贡献区别开来，明确指出，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负最主要的责任，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还有就是**同志巨大的人格魅力，才把那些被张国焘误导的红四方面军部分高级将领争取了过来，维护了红军的团结。而以我现在的资历和本钱，要是强行清算张国焘的话，毕竟此时张国焘的劣迹还未得到充分暴露，很可能会把握不住，造成不可逆料的严重后果。所以我对此采取冷处理，利用张国焘出人意料上前线的这个机会，巧妙地将其“处理”掉，使其以“革命烈士”的身份死去，就能最大限度的避免矛盾。至于白雀园的受害者，毕竟保住了性命，中国文化传统讲的是“死者已矣”，他们只会把死去的张国焘看作是一名极左路线的执行者，也不会过分追究的。但要是张国焘象以往一样不去前线，我就没有办法了，只好进行硬处理。可以说，张国焘的临时决定，无意中保住了他的名节。
张国焘在前线被敌军炮火炸死，当然是我安排的。
在七里坪红四方面军总部听说张国焘到了黄安战役前线后，我就立即想到了“借刀杀人”的办法，并征得了胡底的同意。在郭受九的前线指挥部，我说要将战役部署向上海的临时中央和中央军委发报，其实按照惯例只需向临时中央发报即可，但张国焘不知就里，以为是新的规定，就没有过问。我发给临时中央的电报是真的电报，但发给所谓中央军委的电报，实际上是一份暗语电报。
这份电报的接受电台频率是胡底提供的，当然不是中央军委的，而是国民党最大特务机关中统的上海分部！
由于红四方面军电台的报务员是张国焘心腹，所以这份电报，表面上与给临时中央的大同小异，只是侧重于军事方面。但实际上，这份电报是用“徽宗语”写成的。
“徽宗语”为北宋徽宗皇帝赵佶所创。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赵佶被金军俘至东北五国城，君臣思念故国，不敢直接用汉语对话，于是以汉语为基础改创此语，作为谈心工具。它将汉字的读音以平上去入四声为导索分为二段至四段成为半音阶，连贯构成，最终仍还原为汉字本义。
当年，南宋派使臣去金国觐见徽宗之时，由于关押人员在场，徽宗不得不以此种语言加手势，表达他在北国度日如年、希望能尽早救他回国的愿望。相传，南宋使臣在跪见他之时，徽宗眼含泪水，说了一句“寨艮：代顾热制热主涅连，流李卖根夜尥借六寨艮”。使臣不懂其意，徽宗“用手指自己，再指天摇头，然后指使臣，指南方”。使臣会其意，将徽宗说的20个字音反复研究，译成：“朕度日如年，你们要救朕。”
徽宗语因无文字传承，仅能口传心记。元统治者将大批蒙古族人移居中原，每个汉族家庭必须供养一人，以强化元帝国的统治。中原汉人不堪外族人的压迫，集聚共商诛灭鞑虏，约定农历八月十五杀家鞑。八月十五中秋夜，当人们正在团聚时，街上忽然响起锣声，有人连续高喊“筛嘎节芽代嘎”！众人明白是徽宗语“杀家鞑”三字，随即一起动手，将各家鞑人诛灭。
“徽宗语”影响不止于汉人，少数民族贵族也曾经利用。清朝皇族的皇姓“爱新觉罗”，据考证就与“徽宗语”有关。“爱新”（阿什），女真语意为“金”；觉罗”，是徽宗语“赵”字的反切还原。努尔哈赤取“爱新觉罗”为氏的用意是：既要继承女真人创立的大金朝的光辉事业，更要如“赵官家” 的君临中华。其整个姓氏都表现他的雄心壮志。
孙中山在发动辛亥革命时，根据徽宗语有保密性质的特点，在革命党人秘密联络中也曾变通使用，后人称此语言为“中山语”。以后国民党军政、特务机关的秘密联络包括电台，就一直使用“中山语”。此语的特点原只适用于对话，不适用于书写。但国民党特务机关密码人员经研究，借“徽宗语”其分音特点拟成符号，表面看来是完整的汉字，实则是借此字形而组成自己的语言体系。满纸普通文字，却隐藏着谁也无法识破的秘密。这是一种自成一家的保密文字，被同行称为有字天书。由于“徽宗语”的高度保密性，国民党军政、特务机关均用作绝密联络。胡底和其中统内线袁殊，就是熟练使用的高手。至于红四方面军的电报员，却是按照苏联的方法训练的，根本不知道什么“徽宗语”。
我知道届时敌军解围的31、33师，加上黄安城内的69师，加起来有几十门火炮。我事先与胡底商量好，背下其提供的有关文字；后来当着张国焘等人的面，似乎一挥而就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实际上却提供了张国焘所在的郭受九具体方位，称此处为红四方面军总部，要求两路敌军内外夹击时一同集中火力轰击，可收奇效。袁殊接此电报后（按照**特科原则，只无条件执行上级任何指示，不得质疑），立即报告中统总部，称其在**内部高层有一绝密情报来源，提供了这一关键性情报。这样，这一“绝密情报”就通过国民政府军政部、武汉行营、鄂豫皖边区绥靖公署，传到了黄安城内69师的师长赵冠英处。69师长期盘踞黄安，对周围的制高点方位无不测得清清楚楚，随即用电台通知了解围的33师的师长葛云龙，约定双方联合出击前，先集中炮火猛轰郭受九，打掉红四方面军总部，意图造成红军指挥失灵，扭转战局。
事后证明张国焘果然被炮火击毙，袁殊的情报无比准确。中统大喜，立即向上邀功，袁殊也得到提拔，更受信任。至于以后中统逼袁殊再拿出“绝密情报”，袁殊只需称其在**高层的内线对外联络困难、时断时续即可搪塞过去（我当然会利用此提供一些对我有利的“情报”）。对于张国焘莫名其妙被炸死，红四方面军内部少不得会有人怀疑，但我已取得控制权，到时要胡底负责“锄奸”工作，反正张国焘已经制造冤假错案无数，胡底揪出一两个替死鬼也不是难事，也不会有人敢于过问（历史上张国焘白雀园肃反时，甚至杀害了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而在程训宣被关押的几个月时间，徐向前却从没有过问。直到几年后长征到达延安，徐向前才问原鄂豫皖苏区保卫局负责人周纯全：“到底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没有什么罪。”周纯全说，“当时抓她，就是张国焘为了搞你的材料。” 一语道破历史的真相。徐向前苦笑一下，多年来积压在心中的疑虑、怨气，总算找到了可信的答案。由此可见当年肃反政治气氛之高压、以及保密制度之严）。
第十章：岁寒冬青（3）
嶂山大战已经结束，黄安城已是指日可下。我随即向徐向前等辞行，立即赶往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
白雀园，这个小镇历史上这里没出过名人、奇案，中国分省地图上都难找到它的位置，可是从张国焘在这里发动“肃反”，白雀园出名了。在红军“肃反”史上，“白雀园肃反”成了最触目惊心、最血腥的一页！我在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研究红军史时，以这一页最不堪回首！
早在1931年8月初，张国焘严密控制下的鄂豫皖政治保卫局曾在麻埠后方中心医院，把投诚起义人员中一些对生活、医疗方面有意见而发牢骚的人打成“反革命”，是所谓的“B团”组织（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其目的是打击**和国民党左派）。
张国焘一口咬定鄂豫皖革命队伍中有反革命组织，遂滥肆捕人，严刑逼供。恰在此时，国民党又制造了一个离间计。张国焘则利用其作为进行红四方面军大“肃反”的根据。
8月初，一个自称钟蜀武的人，带了国民党最大特务组织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曾扩情的一封亲笔信，来找鄂豫皖红4军红12师师长许继慎。复兴社是蒋介石组织的军统特务组织，蒋介石自任社长，其核心人物主要出身于黄埔军校，如戴笠、贺衷寒、康泽、酆悌、桂永清、曾扩情以及周佛海等人，被称为复兴社“十三太保”。
曾扩情和许继慎都是黄埔一期的，信中曾利用同学关系劝说许投降：“欢迎许继慎带领部队投奔”，“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许继慎当即将钟蜀武逮捕，连人带信交给以徐向前为军长、曾中生为政委的军部。徐向前和曾中生对那个姓钟的进行了审讯，随后又连人带信送到中央分局处理。徐向前和曾中生向**鄂豫皖分局和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并明确表示：许继慎同志“在组织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事情在许继慎、曾中生、徐向前那里已经了结，但在张国焘这里，却刚刚开始。进入鄂豫皖苏区以来，张国焘一直睁大眼睛寻找混进苏区的“B团”、“改组派”、“第三党”，现在终于找到了！敌人的阴谋，成了张国焘在红军中进行大肃反的口实！张国焘兴奋异常，他对鄂豫皖政治保卫局头头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很出色，穷追猛打，一定要把与此案有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受到表扬的“肃反”机器利令智昏。9月上旬，政治保卫局在谭畈河医院逮捕了红28团的团长潘皈佛的妻子，说她所在的后方医院也发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B团”，严刑拷打后，这个不幸的女人“说出”了一个更为令人震惊的“大阴谋”：在鄂豫皖红4军内部，以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为首，包括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在内的一批师团级干部，准备于9月15日举行“兵变”，将部队拉到长江边上，“投靠蒋介石”。这个不幸的女人被逼成疯，掉河身亡。
张国焘没有对这一口供感到吃惊，反而与他暗藏的祸心完全吻合。他马上令人在新集就地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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