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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没有对这一口供感到吃惊，反而与他暗藏的祸心完全吻合。他马上令人在新集就地逮捕了李荣桂，用尽酷刑，逼迫他“认罪”。随后，当陈昌浩前往麻埠取代曾中生任红4军政委时，他又命令陈昌浩逮捕与此“案”有关的其他人。
9月16日，陈昌浩接到命令于当日下令将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红28团团长潘皈佛、副团长丁超等20余人逮捕。红4军西移斑竹园，他又下令逮捕了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部队途径余子店，他下令逮捕了著名红军战将、红12师师长兼皖西军委分会主席许继慎、红11师师长、商南暴动的领导者周维炯、红12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10月初，张国焘赤膊上阵，亲自主持大“肃反”，下令逮捕了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沦、政治部主任关叔衣。此后，大逮捕的范围向大批营、连。排干部发展。
许继慎和周维炯在遭受酷刑后，被绑缚于担架上，用白布盖着，押往新集中央分局所在地。
9月中下旬，张国焘命令红四军主力全部集中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张国焘也由新集赶到这里，亲自主持红4军的大“肃反”。这时，以张国焘为首组成了临时革命法庭，对许继慎等严刑逼供。灌辣椒面、浇凉水。许继慎被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威武不屈。
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后，曾想将许继慎拉过来反曾中生，但他对张国焘的历史了解太多，又看不惯他和沈泽民那种“钦差大臣”的作派，口无遮拦，经常对人讲他是“老右倾”，张国焘最忌讳别人揭他的老底，杀许继慎之心早已有之。但许继慎非同别人，他在鄂豫皖苏区军民中声名赫赫，在中央也是挂了号的人物，随便杀了难以服众。张国焘决定开一个公审大会，不管中央是否同意处决许继慎，先在政治上搞臭他，再将他整死。
10月底的一天，“公审大会”在白雀园外的河滩上举行。张国焘坐在主席台上，令人用担架将折磨得不能行走的许继慎抬上会场。
“许继慎，你勾结国民党特务，阴谋举行兵变，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快把你的罪行老老实实交待出来！”一开口张国焘便声色俱厉。
许继慎本只剩下一口气。但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这条铁骨铮铮的汉子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双目圆睁，厉声怒斥张国焘：“张国焘，你到鄂豫皖来都干了些什么？我许继慎一生大小数百战，创建了红1军，扩大了根据地，对党、对革命、对红军耿耿忠心，天地共知！你这样祸害革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张国焘气得脸色煞白，凶相毕露，令人将许继慎绑在马后，在乱石滚滚的河滩上来回乱拖，口里一声声大叫：
“拖死他！拖死他！”
许继慎很快昏死过去。
“公审”失败了。张国焘决定不再用这种办法对付周维炯。
对周维炯的审讯是秘密进行的。遍体鳞伤的周维炯被五花大绑带到张国焘面前，怒目逼视张国焘。
“周维炯，事到如今，你招还是不招？”
周维炯冷冷一笑。他早已看透了张国焘内心的歹毒，知道自己绝无生路，反倒坦然了。
“张国焘，你要杀就杀，何必要什么口供？老子不是反革命，你才是反革命。二十年后，老于又是一条好汉，还要革命！”
张国焘恼羞成怒。
“给我打！给我打！”他喊。
那种鲜血淋淋的场景，无不使人触目惊心！
为了证实许继慎、周维炯的“兵变”阴谋，张国焘还指使人对曾扩情派来的特务施以毒刑。特务受刑不过，叫说什么就说什么。张国焘又从敌人那里取得了一份许继慎、周维炯等人将在9月15日发动“兵变”的“口供”……
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及各级保卫局在张国焘的大“肃反”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政治保卫局的“法庭”里，被逮捕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不承认自己是“B团”、“改组派”、“第三党”，轻则受拷打、跪板凳，重则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最后被折磨而死；或者受刑不过，承认自己是“B团”、“改组派”、“第三党”，当即被拉到荒野河滩里处死。在这样一种气氛下，许多人为了活命，便胡乱牵扯，结果抓的人越多，牵连的人就越多，抓的人就越多。越抓越杀，越杀越抓，杀了又抓，抓了又杀，白雀园内外，血流成河，尸骨如山！
数以千计的冤假错案，是张国焘借以翦除异己、实现个人野心、为建立和强化其在党和红军中的军阀主义统治而进行的一次阴险的罪恶活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史册上，留下了如此严酷而惨痛的一页！红4军著名将领许继慎被张国焘下令秘密勒死于新集政治保卫局牢房之内，时年30岁。随后周维炯也被以同样方式处死，年仅26岁。不久，许继慎之妻王望春也被秘密杀害于英山上河滩。周维炯母亲是区妇女会执委，妹妹是少先队宣传员也都被株连杀害。斑竹园起义领导人毛月波被活埋，其女儿尚在怀孕也被活活砸死。
在那个血腥狂暴的月份里，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以及一大批干部、战士，被分别冠以“B团”、“改组派”、“第三党”以及“预谋兵变”的罪名，惨遭屠戮。大屠杀过后，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王树声、倪志亮两个人，有的团、营、连的干部，仅在大屠杀进程中就换了三、四遍。就连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和王树声的妹妹也被杀害了。
张国焘用“怀疑一切”的目光注视着他治下的鄂豫皖苏区，决心对下述三类人一律进行审查，而不管其是否真有“反革命嫌疑”：一是从国民党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都要审查。与这样一个“审查”标准而实际上是“肃反”标准出笼相适应，大“肃反”的范围也从军队扩展到地方。原苏区领导人大批落入罗网。以后数月间，相继被捕杀的苏区著名领导人有：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原红15军政委陈奇；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中央独立1师师长徐百川；潜山清水寨起义的领导人、中央独立2师师长王效亭；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政委罗炳刚；红29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政委任难。据《皖西革命史》记载，至此，“在被杀害的红军干部中，军级17人，师级35人，团级44人。”据后来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将近3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
大“肃反”的浪潮无情地向苏区基层党组织、政府和地方武装蔓延，造成的损失无法统计。**六安中心县委除2名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霍丘县委全体干部被害；赤南（即商南）县苏维埃政府48名干部被杀45名；英山苏维埃11名干部被杀10名；六安独立团一次逮捕“反革命”200余人；红山警卫团8连从连长到战士100多人全部杀光。至于被牵连进去的区、乡干部群众，则不计其数！
张国焘以狂热的激情指挥着这次遍及鄂豫皖苏区城乡的大屠杀。他知道自己最怕什么。最怕的事情是有人突然开口问一句“这是为什么？”张国焘和他操纵下的政治保卫局不允许存在这样的发问，更不允许“以犹疑不决的态度来对付改组派”，谁这样做，就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换一句话说，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就应该抓来杀掉，谁要是问一句“有没有证据”，他本身就是“右倾”或“改组派”，也应该被处决。后来，苏区保卫局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恐惧已到了荒诞的程度；战士的枪口沾上点土，米袋子破了，说几句牢骚话，也成了“第三党”、“改组派”，枪毙。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肃反”已经完全变成不问青红皂白的滥杀。就连保卫局本身也难免于难。曾担任黄安县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的来显安，起初肃反十分卖力，他亲手杀了不少所谓“改组派”、“第三党”和“B团”分子，但他也被张国焘怀疑，三次遭到逮捕。 他在第三次被捕受审时说： “我开始认为肃反是真的，我杀了许多人，后认为有假，放了许多人。今天才认识到完全是假的，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来显安亦被处死。
无数忠诚的**员，无数刚刚投身革命的青年，无数根本不知道“改组派”、“第三党”为何物的无辜群众，有的还是不满十三四岁的孩子，都在这一极度迷狂的杀人风潮中，命丧黄泉。
张国焘几乎杀掉了鄂豫皖根据地初创的所有领导人，苏区出现了“干部异常缺乏”的情况。以致于大“肃反”的主持人之一沈泽民不得不于1932年2月的《鄂豫皖苏区省委报告》中，“迫切要求中央给鄂豫皖苏区派6个师长、20个左右的团长和大批政治委员和参谋人才。”
他们理直气壮地写报告而毫无愧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绝不承认他杀错了人。他在鄂豫皖苏区的大“肃反”的“成果”、“经验”被临时中央向其它苏区推广。仅在湘鄂西苏区一地，主持“肃反”的夏曦就逮捕和杀害了1600余人。
苍天有眼，大别山有情。值得欣慰的是，所有在白雀园大肃反中错杀的革命烈士都得到了昭雪。后人在白雀园的一座山腰上立纪念碑一座，徐向前元帅亲笔题词：“白雀园殉难烈士永垂不朽！”
然而，如此惨烈的白雀园大肃反，不过是张国焘、沈泽民在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根据地肃反的开始！1932年10月，由于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主力4个师西撤离开鄂豫皖根据地，1932年底进入四川北部，创立川陕根据地。然而到了1933年夏，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再次进行“肃反”，连杀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人，包括红10师参谋主任吴展、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原红四军第1任军长、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邝继勋、原鄂豫皖军委政治部主任余笃三、红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川陕独立师师长任玮璋、参谋长张逸民等。
余笃三，1930年12月受**中央委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政委。翌年2月被选为**鄂豫皖特委委员。同年5月，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军进行整编，他被调任红11师政委，后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处主任。
旷继勋，早年入川军，曾任川军江防军第7混成旅团长、代旅长。1929年6月率第7混成旅于四川蓬溪县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总指挥。历任红4军军长、**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25军军长等职，红四方面军入川后，曾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
舒玉章，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入黄埔军校，参加了北伐战争。后由**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参谋处主任。
还不只此！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张国焘再次举起屠刀。曾中生，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将领，对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军早期军事家中，曾中生以其精辟的军事理论独步群雄。他身经百战，具有丰富的实战和指挥经验；他分析能力强，善于提炼战争的规律和作战原则；他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成为兼擅实战指挥和军事理论的红军“儒将”。他的军事论著成为红军指挥员手中战胜敌人的法宝。尤其是，他在长期战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整套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丰富了**军事思想。
悲剧出在党内出了个张国焘，而他偏偏又来到鄂豫皖。徐向前后来感叹：有了曾中生，何必又派来张国焘。曾中生由于反对张国焘的军事冒险主义，被张国焘整肃，长征期间是被捆绑着押送的。与中央红军在卓克基会师后，曾中生在被关押的屋子里忍受着精神折磨和伤痛，彻夜亮灯书写，以每小时3000字的速度，写下了很多军事著作（后被带到延安交给了**）。张国焘做贼心虚，以为曾中生在给中央写他的“黑材料”，于是派出行刑队于深夜将曾中生拖到卓克基的密林中活活用绳索勒死。1935年10月，张国焘又杀害了**特科“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
张国焘带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后，在鄂豫皖主持大局的沈泽民在执行“左”倾路线上比之张国焘有过之而无不及，继续进行大“肃反”，原红27军军长刘士奇，红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红75师师长姚家芳，独立6师师长叶启文，第8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一大批中下级红军指战员相继被杀，红202团政委、参谋长等49名**员、团干部全部被杀。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红28军的军长高敬亭，深受张国焘思想的毒害，于1934年底到1937年中，又在军队和地方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肃反”，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缺点错误同政治混为一谈，把正常的党内批评、部队伤亡过多、甚至于丢一个枪零件、写错一句标语口号都要无限上纲，以反革命罪论处。**曾说，高敬亭心眼太小，手下容不得人。哪位领导的威望超过了他，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便被排挤甚至杀害。师政委方永乐、手枪团长余雄、皖西特委书记徐成基、鄂东北地委书记陈守信、豫东南特委书记张家胜等一批党和军队的优秀人才，都受到迫害，其中多人被害死。
晚年的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这段朴实的文字，是控诉，是血和泪的记录，也饱含着对无数无辜死难者深深的怀念，永久的纪念！
现在，我，来到了这个时空，终于有机会改写这一段血腥的历史！所有的不堪回首，都将不会发生了。无数党和红军的优秀干部，将不会死于自己人“肃反”的屠刀下，而是奔赴杀敌的沙场，为中国革命、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贡献出自己卓越的才智、沸腾的热血，即使牺牲，也是死得其所了！
由于1931年11月2日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根据我的意见给张国焘回电，不同意处决在白雀园被关押的2500多名红军指战员，指示在调查清楚之前，先将其编成惩戒营。故此，在白雀园被关押的人员除少数重伤致死者外，绝大多数都幸存了下来。真是千钧一发啊！要是我从德国回来的船上途中有一点耽搁，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这么多优秀的红军指挥员和地方党的干部重新投入革命洪流，将是多么巨大的一股力量啊！
我来到了这个时空的白雀园。在我原来的时空中，我也曾来到这里，参观过白雀园殉难烈士纪念碑，抚摸过每一块仿佛浸透着死难烈士鲜血的基石。今天，这个中国革命和红军历史上的伤心地，即将成为无数幸免于难的红军将士的新生地！
刘伯承和左权早就来到这里，拿出临时中央的命令，赶走了政治保卫局的人，并将后方医院的大批医生、护士和药品、食食品调来这里，全力组织对遭到折磨的伤者进行救治，所以除少数重伤员仍躺在床上等待恢复外，绝大多数人已经康复，不过身体还很虚弱，需要进一步调理，尚不能马上投入工作。
我到来后，当即召开大会，宣布对所有被关押人员进行平反，全部恢复党籍，撤销全部处分，惩戒营解散，听候统一分配，原则上只升不降。并要大家安心静养恢复，才好尽快上阵杀敌。同时，宣布了张国焘阵亡“牺牲”的消息。众人因“仇人”已死，尽皆释怀；同时得到彻底平反昭雪，能重新投入火热的战斗生活，人人欣喜若狂，欢声雷动，连声高呼“中央英明”、“中国**万岁”、“红军万岁”！
我和刘伯承、左权商量，确定了安置“白雀园干部”（即遭肃反的干部）、重新构建红四方面军架子的原则，尽量照顾到不同的人脉关系和个人特点，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红四方面军的团结。随后我与刘伯承、左权一同前往看望了“白雀园干部”的代表人物许继慎、周维炯。
只见许继慎躺在床上，安详地睡着了。他方脸盘，浓眉大眼，看得出来，由于连日遭到毒打，浑身上下都是伤痕，裹满了纱布，当年黄埔军校生龙活虎的一条大汉，现在只剩下瘦骨嶙峋。我不禁一阵心酸：这就是那个北伐名将，叶挺独立团的营长、曾在汀泗桥战斗中与敌苦战18小时，终于扭转了败局，给叶挺团带来“铁军”称号的许继慎吗？这就是那个在贺胜桥战斗中勇猛破敌身负重伤不下火线的许继慎吗？
许继慎是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是一位有勇有谋杰出的红军将领。周恩来赞许他“政治上很强、很能打仗，把叶挺独立团的战斗作风带到了红四方面军”。他也是共和国确定的36位军事家之一。
许继慎，1901年生于安徽六安，早年投身爱国学生运动，1921年4月参加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1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加入**。他加入了蒋先云发起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是著名的左派学生，能讲能打，令贺衷寒为首的“孙文学会”的右派学生非常头疼。毕业后他任军校新编教导第1团连党代表，相继参加平定广东商因叛乱、东征陈炯明的战斗。1925年10月黄埔学生第二次东征，他已因屡立战功升任团的党代表。次年7月北伐开始，他受党的委托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后接任2营营长，参加了强渡汨罗江、攻克平江、岳阳、通城、夺取汀泅桥、贺胜桥等一系列重大战役。1927年春，叶挺出任国民革命军11军副军长兼24师师长，许继慎任72团团长，参加了讨伐夏斗寅叛军的纸坊之战，大获全胜。南昌起义时，许继慎因伤没有追赶上队伍，秘密潜入上海寻找党中央，后被周恩来派到鄂豫皖。
许继慎潜心学习革命游击战争理论，使自身的军事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30年，受命任红1军军长的许继慎来到鄂豫皖苏区后，将3支各自为战的小股红军锻造为一支铁师劲旅，为红四方面军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他和时任副军长的徐向前默契配合，在一年的时间内，指挥2000余人消灭1。5万余人的国民党正规军，创造“小蛇吞大象”的奇迹。红军战士们都说：“军中来了‘许神仙’，什么敌人都不怕了！”蒋介石早就看上了许继慎，认为他才能不在陈赓之下，说只要他过来省主席还是军长随他挑。就是这么一位伟大的军事家，由于得罪张国焘，历史上被害于白雀园。
现在一切苦难都过去了，他即将在广阔的战争舞台再次大显身手了。我默默地想。为了不惊动他，我悄声退了出去，又去看望了周维炯。
周维炯的身体情况与许继慎差不多。他时年26岁，原本身高面白，英俊勇武，现在也是奄奄一息、不成人形了。
周维炯，1908年生于安徽金寨县白沙河楼房村，早年就读于商城笔架山农业学校时参与革命活动，1924年秋加入中国**，1926年11月，他赴武昌在黄埔武汉分校（后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并在**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课。他枪法准，才能过人。学习结束，党派他回乡组织武装暴动。他领导过1929年5月著名的商南起义，是工农红军第32师的师长。他领导开创了以南溪为中心的豫东南红色根据地，是河南农民心目中的革命领袖。徐向前刚到大别山区，就听说豫东南有位周师长。周维炯的表兄漆德玮，1908年生，1926年入党，和他一块闹革命，是商南起义领导者之一，也是一员猛将。后来是红军师长，但过早牺牲。不过欣慰的是，现在著名的周师长总算保下来了。
时空的机缘让我来到了白雀园，我终于改写了这段残酷的历史。
但我的“改造”任务还未完成。我在白雀园呆了2天，陪同刘伯承、左权对遭冤屈的干部进行安抚后，又匆匆告别，前往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新集。
新集。大别山金三角腹地的一座山城。地处湖北、河南两省交界，南下麻城、黄安直通武汉，东经商城进抵六安、合肥，北出淮河之滨，西近平汉铁路，三面环山，小潢河穿城而过，是个风景美丽的历史名镇。城内方圆数里，城墙高两丈，宽七尺，全部用厚重的青石条垒就，就是迫击炮弹打上去，也只能留下一个白印。自从成了鄂豫皖边区的首府后，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在这里举行过许多会议和政治活动。这里办起了规模空前的兵工厂、造币厂、被服厂、医院、小学和干部学校；设立了“列宁号”飞机场。
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因为亲自监督飞行员龙文光驾机作战，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空军司令”。这里还有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和其妻子张琴秋。三人都是王明核心“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成员。
我这次来就是找他们三人谈话的。
在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我终于见到了这三位“历史名人”。
陈昌浩比张国焘还喜欢讲排场。从机场进城时，他一马当先，身上披着一件缴获来的川军指挥官外黑内红的斗篷，加之他身材高大，气宇轩昂，就象一只矫健的雄鹰。后面跟着的一大帮警卫员，全骑着马，背着20响的驳壳枪，马蹄在水泥大街上迸出一阵鼓点般的响声。我还未与他见面，就感到先声夺人。
陈昌浩，1906年出生于湖北汉阳，1926年加入中国**青年团，次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王明相交甚笃。1930年陈昌浩转为**党员，同年冬天回国，任团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现在，王明将他派到鄂豫皖，主持当地和整个北中国的团结工作。陈不是理论家，却是一位年仅24岁、有很强的组织能力、高涨的革命热情的青年革命家。陈昌浩进入鄂豫皖苏区后，并不知道自己信任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相反，由于他对革命的忠诚，他在这块苏区内推行“中央路线”的责任，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了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得力的和主要的助手。
陈昌浩对推行张国焘的错误、以及西路军的失败均负有责任，但也是有历史功绩的。1935年8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分别组成包括**等中央领导人所在的右路军和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张国焘仗着兵强马壮，意图夺取中央领导权，就北上南下之争于9月9日给陈昌浩发来密电。电报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南下，彻底展开党内斗争”；另一个则是“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尚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到来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还有资料说这两封是一前一后。
密电被叶剑英截获后，**等立即率领右路军北上，脱离了险境。以后**多次说起这件事，说叶剑英是“吕端大事不糊涂”。红四方面军知悉后，有人主张追上去，徐向前不同意，说了那句名言：“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当时陈昌浩也同意徐向前的意见。彭德怀曾经回忆此事：“我问**：‘如果他们追上来怎么办？’**说那就只好跟他们南进了，不过他们以后会觉悟的。”一旦南进，按照张国焘的劣迹，他是不可能“觉悟”的，**等人的命运就完全掌握在张国焘的手中了，后果无法料想，中国革命的轨迹很可能完全改变方向！徐向前在关键时刻阻止住了形势向危险发展，立下了大功，但陈昌浩也是应该书上一笔的，假如陈行使否决权（根据当时组织原则，政委有最后决定之权），徐是不可能拦住的。
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去了苏联十多年，1952年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回到北京，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后调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格兰娜被迫与陈昌浩离婚。1967年7月30晚，61岁的陈昌浩绝望中吞了大把安眠药自杀。
沈泽民和妻子张琴秋的经历也颇为传奇。沈泽民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的胞弟，浙江桐乡人，1902年生。1919年去日本半工半读，1921年回到上海，由沈雁冰介绍加入上海**小组，研究和翻译外国文学；还到中国**创办的“上海平民女学”和“上海大学”讲课。1923年春，张琴秋转入上海爱国女校文科插班学习，与沈泽民相识。
1924年1月，**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在这次改组会上，沈泽民与沈雁冰，施存统、向警予等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随着国共合作新阶段的到来，改组后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式建立，沈泽民与**、恽代英、邓中夏、施存统、向警予等**员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同年春天，他介绍张琴秋考入上海大学。不久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党员。她在沈泽民的热情帮助和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他们于1924年冬在上海结婚。次年10月，张琴秋受党的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初，沈泽民随同**去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职工代表大会，担任代表团的英文翻译。会后他被留下，也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理论班学习，他也不忘情于文学，曾用“罗美”的假名给在日本的哥哥沈雁冰写信，对其小说《幻灭》提出修改意见。在中山大学有三对夫妻，沈泽民和张琴秋就是其中一对。不久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又上了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他不仅当学生，还担任翻译和助教。每次学习必至深夜，加上当时莫斯科生活供应很差，不幸得了肺病。
1930年秋，共产国际为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陆续派一些在莫斯科学习的**党员回国。沈泽民属于最先回国的一批，张琴秋因刚生下女儿玛姬，回国时间稍晚。秋后，她把女儿送到莫斯科国际孤儿院安置妥当，才与另一女同志乘火车至赤塔，再由苏方人员护送，悄悄进入满洲里车站，然后绕道回到上海。1931年4月，两夫妇被中央双双派到鄂豫皖。
临走前，沈泽民和张琴秋去向母亲和哥哥告别辞行。据沈雁冰后来回忆：“我知道苏区战斗频繁，环境是艰苦的，但他们俩都情绪高昂，对前景十分乐观，尤其对于能到自己的地区去工作，流露了由衷的欣喜。”
我见到身材矮小的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只见他鬓发漆黑稠密，面色白皙清秀，嘴唇上留着两撇短短的八字胡须，噙着个蝌蚪形状的小烟斗。讲起话来总是那么慢条斯理，从容不迫，把个小烟斗在眼前晃来晃去的，完全是一副文人学士模样。但我知道，他执行起“左”倾路线来，是翻脸不认人的，搞“肃反”比谁都积极。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川陕，沈泽民留在鄂豫皖当地，直至1933年 11月死于疟疾。
张琴秋原名张梧，1904年生于浙江桐乡县。曾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南京美专、上海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1924年加入**青年团，同年转为**党员。她在上海从事过工人运动。1931年同丈夫沈泽民奉党中央派遣，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任河口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红军73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2年10月，张琴秋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红军三大主力长征会师后，成立了**中央西北局，成员包括**、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张琴秋、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20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张琴秋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徐向前说她是一位“文武都行，不怕天，不怕地的女杰”。她的命运也是悲惨的。西路军失败后，她被马家军俘虏，1937年8月被押解到南京“首都反省院”，又被周恩来救出去了延安。1949年建国后，张琴秋出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革”中的1968年4月，张琴秋在隔离审查期间跳楼自杀。
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三人，与阴险狡诈、铲除异己且最终叛变的张国焘不同，是有本质区别的。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理论家，像许多很少从事实际工作的知识分子一样，看待中国革命的方法更多是书本式的和教条式的，当革命的路线、政策、方针正确时，他们对革命的忠诚，他那火热的激情，会使他们自己成为革命的财富和巨大的动力；而当革命的路线、政策、方针发生错误时，他们的忠诚和激情却会对革命带来严重损害！
所以对他们三人，我决定采取与对张国焘不同的方式。
在新集苏维埃政府大院与三人见面后，我先给他们看了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对张国焘隐瞒历史上叛变的决议，以及张国焘在叛变期间书写的自白材料的档案副本。三人越看档案脸色越难看，尽管是大冬天，三人汗水还是涔涔而落。只见张国焘在自白中写道：
“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运动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究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好。在中国如何实现**，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或民主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设想，认为有显着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30年’也未可知。我的怀疑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更深的了解。对‘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我也了解马林对我使用的种种手段，在**内发生，是毫不奇怪的。”
“怎么样，你们三人与张国焘长期合作共事，对他的反革命言行，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吧？”我严厉质问。
陈昌浩辩解道：“是，是，可是对张国焘历史上的事，我们确实一无所知。张国焘到鄂豫皖后，满嘴都是革命口号，我们也没能觉察……”
我打断他：“可是对1931年6月5日张国焘与你们三人关于苏维埃政府的谈话，你们也没有发觉有严重的反革命倾向吗？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
放弃苏维埃运动，这又是张国焘和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等人的死肋。张国焘此人，早在1928、1929年之交就认为“中国革命的新高涨已经推迟了”，可见他放弃“苏维埃”运动有相当的思想基础，人称“老右倾”是没有错的。“苏维埃运动”是斯大林推向中国的，张国焘一向对此有看法，1931年4月到鄂豫皖后，就作了实质性的改变，在当时看来绝对是反苏维埃运动的反革命举措；入川后张国焘更是放弃“苏维埃”而打出“四川人民政府”的旗号，制定了与苏维埃运动不同的“入川纲领”，后来在中央的压力下又建立“苏维埃政府”，但其实际政策已明显收敛。1931年6月5日张国焘与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三人有一番关于苏维埃运动的谈话：“苏维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事实证明，目前的土地革命并不足以壮大红军，不过使红军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鼓舞为数甚少的农民起来分配土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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