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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土地革命并不足以壮大红军，不过使红军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鼓舞为数甚少的农民起来分配土地而已。苏维埃运动的致命弱点，是不能与全国反帝和反日联系起来，而被孤立在偏僻的乡村之中，失去了与各大城市广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系。”这番话，在当时绝对够得上杀头之罪，不过张国焘手段毒辣，陈昌浩等三人噤若寒蝉，当然不敢表示反对，但也有知情不报的过错。
陈昌浩等三人对我背出1931年6月5日张国焘的这番“反革命言论”大为震惊。这是只有四人在场的秘密谈话，且不留文字，我竟然能知晓，当然是张国焘自己招供了，哪知道这段话在张国焘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有详细记载。
沈泽民辩解道：“张国焘确实说过这番反革命言论，只是他大权在握，电台也在他手里，我们无法向中央反映。”
我点点头。沈泽民一向与张国焘不睦，但沈泽民是王明的心腹，张国焘不敢拿他怎样。历史上临时中央给鄂豫皖苏区的指示信中曾指出“国焘同志与泽民同志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也许他们的裂缝从到鄂豫皖来的那一天就有了。
我又扔出一堆宣传纸张：“张国焘的反革命言论口说无凭，那这些呢？这些苏维埃政府下发的宣传品，有许多内容与中央关于苏维埃运动的指示不符，甚至是完全错误的。错误的地方我已打了红杠，你们自己看！这些白纸黑字，要是到了临时中央，昌浩、泽民同志，你们身为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省委重要负责人，亲自签名下发这些反革命宣传品，恐怕不好交代吧？”
这些宣传品，是我去白雀园的时候，要胡底前来新集收集的。由于有沈泽民等人的亲笔签发，即使是出于张国焘胁迫，他们的“反苏维埃罪行”只怕也能彻底坐实了。
还是张琴秋聪明，她试探着问：“那么，依特派员的意思，要怎样处理好呢？”
张琴秋是他们中间人品最好的一个，我也和颜悦色道：“张国焘已经在黄安前线阵亡了，我已报请临时中央同意，不追究他的叛变罪行了，给他个革命烈士称号，以维护党的形象。”
三人听了大喜，连忙说：“这样好！这样好！”
我接着说：“张国焘的叛变是历史的，但反苏维埃运动是现行的。我的想法是……”
说着，我突然把这些宣传品通通扔进了火盆。现在正是隆冬，火盆烧得很旺，一大堆纸张扔下去，更是熊熊燃烧。
我看着他们诧异的表情，接着说：“这些宣传品白纸黑字，关系到斯大林同志亲自部署的伟大苏维埃运动的大是大非问题，除非我不知道，不然是不会置之不理的。路有两条。一是我将这些宣传品送到上海和莫斯科去……”
三人急切地打断我：“那么另一条路呢？”
我微微一笑，说：“第二条，就是你们三人辞去在鄂豫皖的职务，回上海去，就说你们没能识穿张国焘的嘴脸，向中央检讨。我则给中央发报，说张国焘一手遮天，你们难以抗争，并没有过错，希望中央给你们另行分配适当的工作。至于这些宣传品嘛，我蒋先云以人格保证，决不会泄露出去，还要派人将已经散发的尽量收回、销毁。这事就算完了，两不亏欠。”
三人当然知道我是要他们走，独揽鄂豫皖的大权。虽然舍不得，但比起反对斯大林同志伟大苏维埃运动的“罪行”来……毕竟回到上海后有“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照顾，还能东山再起。三人当即表示同意：“我们当然相信特派员的保证，这就向中央发报，提出辞去在鄂豫皖的职务，回中央检讨。”
他们自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我故作大方：“以后还请三位在中央为蒋某人多说好话，并对鄂豫皖的工作进行指导。”
三人都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当即谦逊了一番。
不久临时中央回电，同意三人回上海等候分配工作，同时要我尽快就鄂豫皖的党政军安排拿出意见，使新班子尽快运作起来，随时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即将颁发的伟大指令。
我当然知道这个伟大指令是什么。事不宜迟，我和刘伯承、左权、胡底商量后，立即赶往七里坪，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沟通，很快就达成一致。
风雪大别山，漫山皆白，大自然的一切都在冰封雪盖之中。然而，那些扎根并且拥抱着大山的冬青松柏却听到了冻土底层哗啦啦的流水声，闻到了春的气息，感受到了春的涌动！
张国焘死了，鄂豫皖的“三人团”回上海了，极左路线已经被排除，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已经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徐向前元帅曾经深情地回忆说：“红安县，红啊，红安北部的七里坪镇比县城还红！”
历史名镇七里坪，很多年前只有三家小饭店，来往于六安、合肥、光山、信阳的客商在此投宿，故名“三家店”。上溯七里棚，沿河而下有七里路的平原，故又改称七里坪了。以后经商的人多了，南北铺了一条街，两边摆满小铺店。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命名“列宁街”；红军打胜仗了改名“长胜街”。
清朝末年，王朝**，各地掀起反清浪潮，太平军进驻七里坪；清军谭军门奉命“追剿”，太平军撤出七里坪。谭军门看到这儿依山傍水是个好地方，驻下来不走了。谭军门为了防范太平军，下令在七里坪四周筑高墙，城墙高二丈，宽四尺，周长三华里，上面架土炮，放白龙枪，城坚利炮，太平军不敢再来，他们也不来了。
现在红军来了，再也不会走了！
鄂豫皖多年来的革命斗争形势，就像从天台山南面、七里坪西门外边奔流而过的倒水河，长年不断地流着流着，时涨时落，时起时伏，时高时低。有时是那么汹涌澎湃，爆发出雷鸣般的吼声；有时又是那么清清悠悠，好像琴弦一般叮咚作响。严冬时节，不免也发出一阵阵低沉的呜咽之声。然而，这倒水河的流水，从来也没有干涸过，总是不断地流呀流呀，奔腾向前！
就在七里坪以南20公里，黄安战役刚刚结束了2个星期。历史上这一仗，红四方面军共歼灭敌军1。5万人多人，其中俘虏1万多人，缴获步枪7000多支，迫击炮12门。现在由于我的后知后觉，黄安这一仗胜利规模更大，歼灭敌军2万多人，其中俘虏1。5万多人，全歼敌69师，以及30、31师各1个旅，缴获步枪1。2万支，75毫米山炮12门，82毫米迫击炮36门，以及黄安城内储存的大量物资，包括10吨黄色炸药。敌69师的师长赵冠英在覆灭前作垂死挣扎，下令主力向南门突围，自己却从西门逃跑。我早知他的伎俩，离开前线前已告知陈赓，要他防止赵冠英从西门突围，最好不留活口。陈赓的红12师已经围困黄安3个月，攻城时部队伤亡不小，全师上下无不对“赵瞎子”（赵冠英有一只眼睛过去在战斗中被打瞎）恨之入骨。无须下令，发现“赵瞎子”后一顿乱枪，打得如筛子一般。赵冠英是接到命令组织向郭受九开炮的指挥官，炸死了张国焘，为避免事后追查麻烦，我当然要“杀人灭口。”攻占黄安后，鄂豫皖苏区立即将其命名为红安，由于缴获了大量物资，根据地群众和红四方面军过了一个丰盛的新年。
1932年元旦的新年除夕，七里坪见证了红四方面军浴火重生的灿烂辉煌！满街迎风招展的红旗、红色的灯笼、挤得水泄不通的身穿大红新衣的群众、无数头顶红色五角星来来往往的红军指战员，加上一串串炸得震耳欲聋的红色鞭炮，使得七里坪成为红色的海洋！
在红四方面军总部，更是欢声笑语，热闹非凡。红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齐集于此，共贺新年！由于巧妙地处理了张国焘，排除了极左路线的干扰，红四方面军达成了空前的团结，一支战无不胜的钢铁大军，已经牢牢扎根于大别山上！
这是多么伟大的盛会啊！我望着眼前无数名帅猛将，不由激动得热泪盈眶。这里，有一位未来的共和国主席（**）、10位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家（刘伯承、徐向前、**、徐海东、陈赓、王树声、许继慎、蔡申熙、曾中生、左权）、2位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徐向前）、3位共和国大将（徐海东、陈赓、王树声），还有许世友、王宏坤、陈再道、倪志亮、杜义德、王近山、韩先楚、秦基伟、谢富治、李德生、肖永银、刘震、洪学智、李天焕、王建安、詹才芳、郑维山、王新亭、周希汉等几十位共和国的上将、中将，以及历史上牺牲的卓越红军将领旷继勋、吴焕先、余笃三、孙玉清、熊厚发、陈海松、余天云、周维炯、刘士奇、陈奇、刘英、甘济时、廖荣坤、徐百川、姚家芳、高敬亭……难怪历史上尽管红四方面军遭到了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西渡嘉陵江、三过雪山草地、西路军等多次重大挫折，仍能保持住强大的战力，**也称赞：“四方面军人才济济”。而现在，我有信心，红四方面军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他将象牢牢扎根于大别山的冬青松柏，傲雪挺立，青苍高洁！到全面抗战爆发时，这里将不只走出一个129师，而是5个、10个……
我压抑着内心无比的激动，宣布了临时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复电，公布了各项任命：
“任命刘伯承同志为**中央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是名正言顺的，从129师开始，刘伯承指挥着这支光荣的部队，走过太行山、鲁西南、大别山，直至逐鹿中原、决战淮海！名称虽历经晋冀鲁豫、中原、第二野战军的变化，但铁军的钢铁雄风却从来没变！他只是提前了5年指挥这支英雄部队、提前15年来到大别山。临时中央曾有意让我接任张国焘的这些职务，我巧妙予以拒绝，坚持只保留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鄂豫皖苏区特派员的身份。我自己明白，我不是叶挺，更不是历史上的蒋先云，只是一个学院派书生，机缘凑巧来到这个时空，就只做自己应该做且力所能及的事情，要是野心勃勃，瞎指挥硬插一杠子，肯定又是一个新的教条主义者，非坏事不可。
我，另一个时空的中华共和国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蒋云翔副教授，平素喜欢围棋，奈何水平低劣，勉强混个业余二段。平时看超一流九段高手对决、听解说者深入浅出，也似懂非懂，似乎还能略微领略其中奥妙。但轮到自己放手对弈，则昏头转向，败多赢少。要是与超一流高手对战，不，即使与专业初段对战，那肯定是兵败如山，惨不忍睹。所以我来到这个时空后，就经常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身份和作用，不要乱来一气。我唯一的优势，就是知道未来的资讯。恰如两个超一流九段高手对弈，局势纷纭复杂，僵持不下；此时某高手福至心灵，下出妙手，人皆赞叹；某高手心神一乱，昏招叠出，人皆扼腕。我这个业余二段，由于预先知道了未来的棋路，就在两大高手对弈苦苦思索时，当着九段高手和围观众人的面，洋洋得意指出某着为妙手，妙在何处；某着为败招，如何自取其辱。看似舌灿莲花、妙语连珠，观者、弈者无不点头，以为某不世出超级高手；实则后知后觉，依瓢画葫芦，要是自己下场对弈，非头破血流不可，立刻穿帮。
所以我决定不在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占着任何位置，我的作为，就是替红四方面军的杰出军事家和指挥员扫除障碍，将张国焘和“三人团”赶下对弈台，由真正的超一流九段上台对弈，就是完成了我的使命。幸好没出什么大的差错，这一步我是做到了。我接着念：
“任命徐向前同志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曾中生同志为红四方面军政委，旷继勋同志为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蔡申熙同志为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兼彭杨军政学校校长，左权同志为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刘士奇同志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舒玉章同志为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主任，朱瑞同志为红四方面军炮兵司令员，胡底同志为红四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斋同志为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长。”
曾中生、旷继勋曾经领导开创了鄂豫皖根据地的辉煌时代，之前他们被张国焘撤职贬到后方，现在重新走上前台。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湖南资兴人，1900年生，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四期生。参加过北伐，在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任组织科科长。北伐军进武汉后担任过《汉口民国日报》主笔。1927年9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过**“六大”。1928年冬回国，先后任**中央军事部参谋科科长、**南京市委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武装工农部部长，是一位军政兼优的青年革命家。
1930年9月以**中央特派员身分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在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的危急时刻，他果断地组成**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反“围剿”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931年2月，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指挥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取得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同年4月，他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第4军政治委员，与军长徐向前率部南下作战，连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等县城，相继取得漕河镇、洗马畈等战斗的胜利。徐向前说：“曾中生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到来，掌握全局，开展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 1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参加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在此期间，他虽处境艰难，仍致力于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注重军事理论研究，系统地总结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作战经验，这些著作后来被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带到延安，为**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军事遗产，杨尚昆同志指出曾中生的军事著作直到几十年也还发着光。1935年8月被张国焘杀害于卓克基。由于封锁消息，党中央还不知道曾中生被害。1936年2月8日，**、周恩来在陕北不放心，特意请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即张浩，**的长兄）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电示张国焘，要他对曾中生“须保全其生命安全，并给以优待。”可是，此时距曾中生被害已经半年多了！
双枪名将、武林高手、杰出将领邝继勋的经历更富传奇色彩。他号集成，1895年9月16日出生于贵州思南县城。邝继勋从小刻苦读书、练字，使拳弄棒，明显强于一般人。邝继勋19岁时投身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部当兵。1922年正月初七，赖心辉率部攻进什邡县城。盘踞该城的川西巨匪张申庭躲进北门真武宫巷子一厕所内，持双枪作困兽斗。因巷道狭窄，追击士兵死伤多名，于是追击部队在巷道口架起机枪，对准厕所猛烈射击，厕所内传出张的疯狂叫嚷：“老子早赚了！还有哪个不要命的，靠拢来呀！……”声音未停，突然有一手持马刀的士兵沿屋檐猿伏猱行，接近目标后飞身而下，一刀将他劈倒。张申庭被杀的消息一经传开，什邡县城万人空巷前来围观。张的头颅被悬挂在北门城楼上示众三天。劈死张申庭的就是旷继勋，赖心辉授给邝继勋奖金1000块大洋，为其披红挂彩，还下令：“邝继勋直接擢升排长！”
第二年邝继勋任连长，随师部驻内江。在这里他又歼灭了两股土匪。内江城里人一天之内就给军队送来几十面锦旗。赖心辉大喜过望，当即邀请地方官员和各界名流，举行盛大的庆功宴，当众重奖邝继勋大洋2000块，并宣布：“邝继勋擢升营长！”
1926年，邝继勋任江防军第7混成旅主力团第2团团长。当年10月，刘伯承发动驻顺庆（西充）、泸州部队起义，策应北伐战争，邝继勋闻讯立即表态支持。同年11月，受蒋先云影响，邝又在全旅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这年岁末，旷继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1928年秋，四川各军阀之间爆发“下川东之战”。在与刘湘的这场混战中，“四川同盟军”一方的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各路军阀全都战败。只有江防军中邝继勋当旅长的第7混成旅在前往广安支援罗泽洲时，一举从刘的悍将范哈儿（绍增）手里夺回罗的防地代市场。连吃败仗的罗泽洲，高兴得紧紧握住邝继勋的手，连呼“救命王！”
1929年初，江防军司令黄隐决心夺回对第7混成旅的控制权，亲自赶到简阳，督令该旅开回成都“整编”，邝拒令不从。与此同时，附近的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等各路军阀部队，迅速逼近，企图乘机“吃掉”该旅。邝和部队党组织当机立断，向四川省委请求批准起义。1929年6月29日，旷继勋在蓬溪县牛角沟（今属大石乡）召开全旅官兵大会，率4000多名官兵起义，被省委任命为“四川红军第一路”总指挥。
1929年夏，叛徒、特务和青帮相互勾结，对在上海的我党中央形成严重的威胁。为了党中央的安全和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中央军委成立了“特工科”（又称“红队”，“打狗队”），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邝继勋奉调来上海。他胆大心细，勇敢机智，使双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外表又象是上流社会的人，便于隐蔽，所以一到上海就被当作理想的人选。
同年11月11日，原军委秘书，此时已是叛徒的白鑫，得意洋洋地怀揣蒋介石的奖金，准备远飞意大利逍遥。当他和五六个护送的特务行至霞飞路弄堂口时，突然从一咖啡店内冲出三个持短枪的精壮汉子。为首一个手持双枪，左手一抬，一个点发白鑫应声倒下；右手一抬，一个连射，两三个特务或死或伤……当天晚上，上海青帮“老头子”（总头目）黄金荣收到门徒报告，那个耍双枪的就是赫赫有名的邝继勋！他不禁心中发怵：**要演大戏了，自己很可能就是姓邝的下一个靶子！从这天起黄就呆在公馆里“避风”。
一天晚上，黄金荣在日新池浴室披着浴衣浑身轻松的走出池子，一拍掌立刻进来两个花枝招展的日本艺伎，突然听到“叭！”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两声枪响，室内一片漆黑，一阵惊乱之后，有人打着手电一看，黄右手按着左肩，血从指缝中渗涌出来，两边壁灯破碎，两个日本艺伎吓瘫在地上，嘤嘤哭泣。
两天后黄金荣在病床上召见杜月笙、张啸林等4个门徒，对他们说：“我看清了的，这个耍双枪的一定是邝继勋，但他第一枪就打中了我，第二枪、第三枪打壁灯，这说明人家是给我们点脸色。我们青帮有句老话：‘光棍不打九九’（要留回旋余地）。月笙，以我的名义给周恩来写封信。”
第二天**中央特工科收到黄金荣转来的信。上面说：“……今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1929年冬到1931年底，邝继勋被党中央派到湘鄂西、鄂豫皖地区工作，历任红4军、红6军、红25军的军长以及鄂豫皖军委副主席，其间，他率领红6军和贺龙领导的红4军在湖北公安会师，于1930年7月4日组成了红2军团。红2军团以一连串辉煌的胜利，把洪湖、湘鄂边、秭归、巴东、兴山、鄂北、鄂西北等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1月中旬，鄂豫皖红15军和红1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后，邝继勋任军长，他和徐向前、曾中生等率领该军打大仗、打恶仗，使豫皖苏地区南面恢复到黄安、麻城；北面发展到光山、罗山城郊；东面恢复到英山、霍山。根据地人口达到200余万，红军也壮大到了1。5万余人。1931年10月红25军在麻埠成立，邝继勋任军长，11月7日他率该军在黄安七里坪与红4军会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他任25军军长。在他们的指挥下红军先后取得商南、苏家埠、霍山等重大战役的胜利，并于1932年12月下旬进入川北，建立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苏区。
由于邝继勋与曾中生、刘士奇等几位同志联合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遭到张国焘的嫉恨。1932年12月29日，张国焘主持建立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任命邝继勋为主席。邝离开了军队，失去了军事指挥权。
1933年3月的一天，张国焘把邝继勋请到自己的住处。说你在川军里朋友多，你能不能写信动员他们站到我们方面来，至少也不要与我们为敌。这个工作对于巩固根据地意义很大。邝继勋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确实可以有所作为，便爽快地答应了。他挥毫洋洋洒洒给曾在同一部队共事的川军旅长谢德勘写了封信，谈友情、论形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分析利害，劝他站到红军方面来。
但这封信竟然很快出现在张国焘桌上！1933年4月中旬，邝继勋突然遭到保密局的逮捕，他被告知犯了“通敌”罪，“铁证”就是那封信！1933年6月17日上午10时，牢门推开处，进来的高大个子就是方面军保卫局的执刑队队长。
“邝继勋，张主席叫你去一趟！”执刑队长冷冷地说。
邝继勋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拔出毛笔，挥笔写道：“曾中生、张琴秋同志：我先走一步，请你们多加保重，活到胜利时向党报告，邝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
执刑队长不耐烦地向外一招手，立即闯进三个红军战士向邝扑去……群峰垂首，山泉呜咽！一代将星殒落，时年仅38岁！1937年春，延安批判张国焘左倾路线，**说：“邝继勋同志是好同志，被张国焘错误迫害，应当烈士待遇。”
之所以任命蔡申熙为参谋长，是因为他有杰出的指挥才能，但右臂残疾，行动不便，所以安排他与有眼疾的刘伯承搭档，负责后方全盘指挥。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蔡申熙来到上海，与刘伯承共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几十年后，刘伯承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与蔡升（申）熙同志同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党的军事委员会之下工作。他给我的印象是：忠诚勇敢，工作认真。”
刘伯承佩服蔡申熙遇险不惊、从容自若的大将风度。一次，蔡申熙奉命将3支短枪藏在小皮箱内，准备运送到秘密联络点。他坐的人力车在一道关口被岗哨拦下，硬是要检查行李。“别磨磨蹭蹭的，开箱接受检查。”哨兵一个劲地催促蔡申熙下车。蔡申熙恼了，下车后挥手就是一个耳光，呵斥道：“哪个教你这样对待上级军官！我是卫戍司令部参谋，有急事要办，延误了公事，你有几个脑袋？”哨兵被打得七荤八素，懵了，连忙立正，看着蔡申熙扬长而去。
还有一次，蔡申熙与刘伯承在一家大饭店雅座主持召开党的秘密会议，突然一群国民党稽查人员涌入，要把他们带走。蔡申熙急中生智，操着官腔说：“我看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我是党军驻沪参谋长，在这里商量要事。你们不信，可以问×；×；×；。他是我同学。”他点到了一位国民党驻军高官的姓名，也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
稽查人员将信将疑，不敢造次。他们没有胆量直接与这位高官通话，便打电话给他的副官处。副官处的人没听清究竟，就大发脾气：“连司令的同学都敢抓，你们不想活了？”
稽查人员放下电话，满脸赔笑：“对不起，误会，误会。”然后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刘伯承问蔡申熙：“穿帮了怎么办？”
蔡申熙说：“怎么穿帮？我确实与他有同学之谊。”
所以刘伯承和蔡申熙搭档，那是既有历史渊源，又珠联璧合。
1928年11月，南昌党的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每日都有大批**员和革命群众被枪杀。蔡申熙来到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区，担任**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和重建起军委组织系统和秘密机关。1929年夏，担任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的罗炳辉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和对工农群众的屠杀政策。蔡申熙以江西省委军事巡视员的身份，多次赴吉安，与罗炳辉谈话，介绍他入党，最终促成吉安起义，罗炳辉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的著名战将（也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
蔡申熙军事素养极高，被称为“军中智囊”。蔡申熙的战略意识连眼高于顶的张国焘也心仪不已，倚为“智囊”。他用残疾的双手，一笔一划地描摹了红四方面军所有重大战略计划，将鄂豫皖根据地推向鼎盛。
由于残疾，组织上安排他担任彭（湃）杨（殷）军政学校校长。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其紧迫的任务，其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一次战役。由于工农红军基本上是从游击战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绝大多数指战员都是泥脚杆子出身的农民，他们仅有的一星半点军事知识是从战争中感受的，在红军由游击战进入运动战的时候，急需对军队的干部进行系统、正规的军事、政治教育。另外，红军部队强调以身作则，干部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指挥作战经常亲临一线，紧急时即使是师长、军长，也得赤膊上阵，这样干部的伤亡率特别高，也需要成批培养后备干部。因为这个缘故，红军中形成了选派最有经验的军事家担任军校领导人的传统，**、朱德、刘伯承、叶剑英、**都曾担任过各种军校的校长。
蔡申熙深知“治军先治校”的道理，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办校上。他仔细审订各种教学计划，根据战场需要和学员情况适时地调整课程，同时注意将红军在战争中创造的丰富经验提炼为操作性较强的战术模式。他还别出心裁地从俘虏中挑选一批军官担任教员，让他们教授国民党军队行军打仗的军事律条和基本做法。他这种理论与实践并重、教育与训练并重、注重实战的教学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许多学员进校前连口令都不会喊，毕业后能够独当一面地指挥部队单独作战。之前他在军校主持了4期训练，培养了1000余名学员，他们后来大多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团营级干部。
所以要蔡申熙担任参谋长，主持军校，都是再合适不过了。再说历史上他不久后转任红4军的军长，很快就在战斗中牺牲，所以我特别怕他到野战部队去。
至于左权，正当年轻有为，任命他为副参谋长，就是能跟随方面军总部直接到前线作战。历史上他在八路军中也是担任这个角色。
刘士奇也是鄂豫皖根据地和红4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被张国焘迫害前，就担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
胡底接替周纯全，担任了政治保卫局局长，这样就掌握了核心机密和电台。根据我的要求，临时中央已将宋侃夫调来鄂豫皖。宋侃夫是电台通讯和密码专家，历史上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密码，在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严峻时刻，正是靠他提供的情报，红四方面军才从几十万敌军包围圈中成功突围。我提前调他来，一是换下张国焘的人，二是靠他破译密码，免得遭受“历史蝴蝶效应”的暗算。政治保卫局原来主要的任务是反右、肃反，现在陈赓、旷继勋、胡底三大中央特科的高手齐聚鄂豫皖，肃清特务是没什么问题的，我要胡底将主要精力放在“防左”方面，妥当处置张国焘的余孽。
我跟着宣布：“任命许继慎同志为红1军军长，倪志亮同志为红1军政委；任命姚家芳同志为红31师师长，徐朋人同志为师政委；任命周维炯同志为红32师师长，熊受暄同志为师政委；任命徐百川同志为红33师师长，姜镜堂同志为师政委。”
红四方面军原来只下辖红4军和红25军。红4军3个师全部配齐，红25军只有73师这一个师。由于大批“白雀园干部”解放，但原职位已满，为不致于冲突，我特地向中央另外要了4个军的番号，以安置干部。
当时中央正在号召猛烈扩大红军，甚至提出要迅速扩充至50万人以上。当时全国红军不过10多万人，为扩大影响，大造声势，迷惑敌人，故各地发布了一大堆军、师的番号，实际上军的编制不到国民党军1个师，师至多相当于国民党军的1个团。由于番号纷杂，重复甚多，从1930年秋开始，中央军委陆续颁发统一的军番号。但一些著名部队也有重复的。因为红军的肇始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军第4军独立团，有着“铁军”的威名，威震全国，为扩大在民众中的影响，同时表明红军继承了北伐“铁军”的优良传统，所以各大根据地一开始就都有红4军。中央红军上井冈山的红4军就不必说了（这是正宗的正宗），湘鄂西、鄂豫皖都有红4军。后来湘鄂西的红4军换了番号，但鄂豫皖的红4军一直保留。有红4军番号者，均为头等主力。还有就是红3军番号重复，中央红军的红3军就是著名的“飞将军”黄公略的部队，湘鄂西的红3军领导人就是贺龙，都大名鼎鼎。
我这次要来的军的番号，是红1、9、27、28军，都是鄂豫皖历史上曾经存在且有影响的部队。
令人奇怪的是，红1军番号为各军之首，但历史上红1军番号长期空缺。只有许继慎到达鄂豫皖后，1930年4月将原红11军的31、32、33师组成红1军，不过很快就与蔡申熙的红15军合并成鄂豫皖红4军，至此鄂豫皖红1、15军番号缺失。由于1931年12月13日西北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刚在江西的宁都起义，震动全国，被改编为红13、14、15军，15军的番号已经用了，所以我在鄂豫皖只有恢复空缺已久的红1军。许继慎是该军的老军长，军政委倪志亮原为红4军红10师的师长，资格也老，与许继慎搭档也合适。
按道理恢复红1军番号的话，其下辖的3个师番号应为红1、2、3师。但中央红军的红1、2、3师大名鼎鼎，为避免重复，所以使用原鄂豫皖红11军的31、32、33师的番号，也有历史继承性（红11军番号当时已经存在，不过是广东东江纵队的，影响不大）。这3个师的师长姚家芳、周维炯、徐百川都曾在黄埔军校或武汉分校学习过。所以红1军的主要军、师领导，是清一色的“黄埔系”（许继慎是一期的，倪志亮、姚家芳是四期的，周维炯、徐百川是分校的）。
姚家芳，这个高唱过“以血洒花”的黄埔学生，历史上曾任红25军75师的师长，被沈泽民冠以“第三党阴谋活动”的罪名“监督利用”，后终于没有逃脱沈泽民的屠刀。红25军军长吴焕先几次相救，都没能保得住这个“黄埔”牌，只能洒下热泪。
徐百川，安徽合肥人，1901年生，曾就读于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入党，是皖西**党员中不可多得的将才。
周维炯过去就是红32师的师长，徐百川过去也是红33师的师长，徐朋人、熊受暄、姜镜堂都曾在原红1军担任政工人员（政委或政治部主任），所以这次重建红1军，也是照顾到历史渊源。
红1军的部队来源，是解散了由皖西游击队、红34师改编的中央独立第1、2师和原红1军独立旅组成的，故人员勉强充实，约有1万人，每师3000人左右。
我接着宣布：“任命王树声同志为红4军军长，曹学楷同志为红4军政委；任命王宏坤同志为红10师师长，甘济时同志为师政委；任命吴云山同志为红11师师长，**同志为师政委；任命赵赐吾同志为红12师师长，刘杞同志为师政委。”
王树声有大将之才，担任头等主力红4军的军长名至实归。曹学楷在鄂豫皖是与王树声齐名的猛将。王树声曾任“红色补充军”总指挥，政委就是曹学楷。这次两人再次搭档。
3名师长都是黄安战役中两次嶂山大战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团长。政委中调开了一个甘元景，因为地方缺乏干部，他原来就是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
红4军毫无疑问得到优先补充，实力达到2万人，兵强马壮。
我接着宣布：“任命刘英同志为红9军军长，陈奇同志为红9军政委；任命许世友同志为红25师师长，詹才芳同志为师政委。”
红9军历史上是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后才成立的，现在提前了一年。该军红26、27师暂时空缺。这个军只有3000多人。
刘英之前任红25军73师师长，是鄂豫皖的老师长，作战勇猛，历史上负伤后前往武汉疗伤时被出卖杀害。军政委陈奇是湖南桂东人，1904年生，1924年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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