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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之前任红25军73师师长，是鄂豫皖的老师长，作战勇猛，历史上负伤后前往武汉疗伤时被出卖杀害。军政委陈奇是湖南桂东人，1904年生，1924年入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秋收起义后跟随**上了井冈山，曾领导开辟了鄂东根据地，是有着坚定革命意志和丰富游击战争经验的青年红军将领，原来就是红4军的师政委，升任军政委很合适。詹才芳历史上与许世友长期搭档。
我接着宣布：“任命陈赓同志为红25军军长，吴焕先同志为红25军政委；任命戴克敏同志为红73师师长，程启波同志为师政委；任命徐海东同志为红74师师长，戴继伦同志为师政委；任命廖荣坤同志为红75师师长，王效亭同志为师政委。”
解放战争中，陈赓曾任晋冀鲁豫、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即13军）司令员，该部前身就是红25军一部。
吴焕先，1907年7月22日生，1935年8月21日在长征途中红25军政委任上牺牲。他1926年由姑表兄弟戴继伦、戴克敏介绍入党，从此他把自己交给了大别山，献给了中国革命。他的妻子曹干先是曹学楷的妹妹，小名六姑，和戴继伦也是姑表兄妹。箭场河四角曹门的后代无人不知“破家革命”的“七相公”。他家本有闲地百亩，还兼营商业开了一家杂货铺，是个十分富有的小地主。吴焕先领导穷人闹革命，土匪民团一次杀死他家6口人。他是鄂豫皖和红25军卓越的领导人，深受全军爱戴。
戴克敏，1906年生于黄安县紫云区上戴家，其父戴雪舫早年与董必武交往，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乡村知识分子。1919年五四运动后投身革命，以后加入中国**直到最后牺牲。戴克敏在父亲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1924年入党，1927年3月入**举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是黄麻起义的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和吴光浩、曹学楷一起创建了红7军和木兰山根据地，是红31师最早的党代表。徐向前来了以后，他们密切配合。开始徐向前与当地同志说话互相不懂，戴克敏主动当“翻译”并帮助徐向前克服语言障碍，很快得到同志们的了解和信任。他和徐向前、曹学楷共同担任全师军事指挥工作。徐向前说，他们“合作得很好，真诚、坦率、遇事相互商量，没有隔阂。”历史上戴克敏被张国焘杀害，时年26岁。
戴克敏是鄂豫皖著名的游击战专家，提出了游击队员的“八会”：跑、打、集、散、进、退、知、疑。这些极大丰富了徐向前的七大军事原则和曾中生的“飘忽”战略。
戴克敏还是徐向前的媒人，介绍了七里区程伍德村妇女干部程训宣嫁给了徐向前。程训宣一家五兄妹，大哥程启光是鄂豫皖著名的侦察大队长，程启波原为红73师政治部主任，是程启光的弟弟，程训宣的哥哥，历史上被张国焘秘密杀害。
廖荣坤，1926年入党，麻城以北乘马岗人，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一把大刀曾伏虎的故事流传很广。王树声有个舅公叫了枕鱼，号称“麻城一只虎”，有田120石。他依仗是王树声祖母的亲兄弟，指使捣毁了罗家河村农协办公所，继续逼租逼债。王树声闻讯，一声怒喝：“就拿了枕鱼开刀！”夜半时分，2000多农民点起灯笼火把，扛起刀矛、鸟铳、锄头、扁担，涌向罗家河。在丁家大屋后门，廖荣坤身背大刀，肩扛长梯，带领十几个身背大刀的青年农友翻墙而入，把丁枕鱼从里屋拖出来。愤怒的农民你一拳他一脚，将其打个半死。第二天游街示众，送进县农协关押。从此王树声、廖荣坤走上木兰山，他俩都成为红军的猛将。但廖荣坤也被沈泽民等列为肃反对象，沈泽民对其评价只不过“是个中农分子，政治知识较薄弱”，军事上虽然“较有把握，也是全从经验中得来，没有理论研究”。后将其处死。
王效亭是潜山清水寨起义的领导人、原中央独立2师的师长，白雀园的受难者之一。
红25军原只有红73师建制，这次改编也补入大批俘虏，补足3个师，全军接近1万人。
我接着宣布：“任命王平章同志为红27军军长，周纯全同志为红27军政委；任命何畏同志为红79师师长，李特同志为师政委。”
红27军在鄂豫皖历史上曾短暂存在过，是1932年10月在鄂东英山成立的，很快就被撤销番号。现在该军就是“惩戒营”，士兵都是来自黄安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排级以上军官，以及顽固派骨干，和甄别出来的CC社、复兴社特务，约有2000多人。该师的1000多名红军战士都是来自原政治保卫局，左得厉害，用机枪和大刀督战倒是发挥其所长。该军80、81师空缺。
师政委李特长征途中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张国焘给陈昌浩发去密电、图谋消灭中央领导人的阴谋失败、**等率右路军北上后，李特骑马追赶，赶上后怂恿部下辱骂**，是张国焘的铁杆。
师长何畏历史上曾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军长，平时爱着短裤，性格乖戾，动辄打骂部属。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被任命为红军大学政委（校长是刘伯承）。在懋功，他根据张国焘的旨意，逼死了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长、
红30军的军长余天云（军政委就是**）。
余天云年仅20岁就当军长，脾气暴躁，目中无人，说了几句张国焘不愿听的话，张国焘就把他送入红军大学高干班学习。余天云与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发生了矛盾，他看不起何畏，认为何畏打仗不如他，他是主力部队的军长，反而受何畏的管束，越发从内心大为不满。一轮到何畏作报告或上课，余天云就带头邀请一些学员在附近遛马赛跑，故意与何畏捣乱。可这个白天不愿做学生的余天云，到了晚上却又口口声声喊何畏“老师”。原来这时，红军大学只有何畏带着妻子行军打仗，余天云为了捉弄何畏，每天半夜里一见何畏的房间熄灯，就去敲房门，说有问题不明白，请“老师”给予解答疑问，搞得何畏烦躁不已。何畏给张国焘打了小报告，张国焘宣布给余天云以纪律处分。个性很强的余天云更是不满，与张国焘的对抗情绪越来越大，但最令张国焘不满的是据何畏报告，余天云对南下开始有微词，张国焘即找个借口下令逮捕了余天云，由保卫局看押，禁闭在红军大学。余天云吞黄金自杀，经抢救未死。
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凡是由保卫局看押并沾上了“反对南下”的政治大问题，在众人的眼中必是“阶级敌人”无疑，其地位甚至不如俘虏。因此，在南下途中过懋功铁索桥时，根据张国焘旨意把余天云当作“犯人”看待的何畏，非让余天云去背大米袋。当时同行的有许多人是余军长的部下，对张国焘这种虐待行为敢怒而不敢言。余天云的自尊心向来很强，面子观念极重。他背着米袋颤颤悠悠走上了铁索桥，突然间，余天云在众目睽睽之下，扔掉米袋由铁索桥向河水中投去。
余军长自杀了！在场的人无不一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这件事一时在红四方面军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但何畏和张国焘一样，也叛变投敌。抗战初期，他到西安治病时，投靠了国民党，也未得志，解放前夕投江自尽，倒是与余天云一样下场。
我接着宣布：“任命高敬亭同志为红28军军长，余笃三同志为红28军政委；任命刘得利同志为红82师师长，詹大列同志为师政委。”
该军只有一个红82师，3000多人。红83、84师空缺。
高敬亭1907年8月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董家店。因家境贫寒，像“三国演义”里的张飞，跟着父亲走南闯北给地主家杀猪。在革命队伍里有人给他起个“屠夫”的绰号。革命使他焕发出新生，也付出过血的代价。父亲及妻子被地主杀死。在鄂豫皖苏区里，他先后担任过县委书记、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鄂豫皖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红75师政委等重要职务。
高敬亭尽管年纪不大，却已经是位资深的**领导人。**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但对他又不无犹豫。残酷的对敌斗争和严峻的党内斗争，使这位农民出身的高级领导人的性格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烙印：办事利落，善于快刀斩乱麻；疾恶如仇，对部下严格得不近人情；但他又热爱战士，很能听取战士们的意见。战士们既怕他，却又爱戴他。高敬亭在许多方面太感情用事，有时不听上级招呼。1931年4月张国焘初次来到鄂豫皖时，就是高敬亭迎接领路的，故受张国焘毒害很深。他在军队和地方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肃反，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缺点错误同政治混为一谈，把正常的党内批评、部队伤亡过多、甚至于丢一个枪零件、写错一句标语口号都要无限上纲，以反革命罪论处。但他威信高、能力强，在红四方面军主力、红25军相继长征后，仍能率领红28军坚持大别山红旗多年不倒，高敬亭也是大别山一面旗帜。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人数是4个支队中最多的。后被错杀。
余笃三又名余笃山，1887年生于湖北武汉，产业工人出身，大革命时期加入**，成为工人领袖。大革命失败后作为中国“真正的产业工人”代表去莫斯科学习，让他出任政治委员是共产国际在**党内推行新干部政策的表现。即以工人阶级成分来领导，改造党、苏区和红军。他虽然不大懂得军事斗争，却是一位坚定的**员，随后的一系列行动都具有纯洁高尚的工人阶级本质。可惜这位工人领袖历史上最终被张国焘杀害于大巴山，时年46岁。这次派他与猛将高敬亭“搭档”，就是取长补短。
这样，红四方面军下辖红1、4、9、25、27、28军共6个军，5万多人。此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平汉路，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囊括26个县，总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250多万，仅次于中央苏区。
我接着宣布：“任命郭述申同志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郑位三、舒传贤、甘元景同志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郭述申身材高大，被称为“郭大个子”。他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的知识分子，家就在孝感县城北关，与鄂东北根据地相距不远。郭述申原以为中国农业落后，一心想报考农科学校，谋求农业救国之道，谁知也不那么如愿，随后才考入武昌师范。1927年6月，他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刻，由阵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张国焘等来之前，他曾担任鄂豫皖特委第一任书记两年多，经验非常丰富。
郑位三被**称为“小列宁”、**夸之为“鄂豫皖地区干部学习马列最好的一人”、时年仅28岁。他中等个头，体形比较魁伟。一张国字形状的四方脸，颧骨突出，棱角分明，两只深邃的眼睛光彩有神。大嘴唇上，同样也蓄着两撇浓密的八字胡，剪修得十分整齐，稍微往上翘着。也许是面目过分威严的缘故，红军指战员与其相会时，大都喊他“位老”。同辈人中也有叫他“小诸葛”的，是因他能谋善断，具有临危不惧的智慧。17岁的秘书刘华清跟随他南征北战，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副主席。
宣布完任命后，在座各人欢声雷动，互相举杯庆祝，许世友等著名“酒缸”不用说都酩酊大醉。散会后各人返回部队，着手整编，以迎接1932年更加残酷的战斗。
至于此次未能安置的“白雀园干部”，以及经甄别后表现较好的国民党军俘虏军官，全部进入彭杨军政学校学习深造，等部队扩大后，再走马上任。
对红军士兵的来源，我和刘伯承、徐向前、曾中生等商量后，明确提出了“红军人员的补充，主要来自前线”的原则，说白了就是整补俘虏兵。这本是解放战争中**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我只是“活学活用”。这是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的一**宝。上午俘虏的敌兵，下午就能为我打仗。1948年淮海大战，华东野战军起初参战时有36万人，期间伤亡极重，仅歼灭黄百韬兵团就伤亡5万人，许多主力连队仅余10多人，被迫把司令部的警卫、文书、后勤人员都填到一线连队去，济南战役时的俘虏兵都成了老兵，当了排长、班长。抓获的俘虏，原则上一个不放，立即用于战斗。结果淮海战役结束时，华东野战军兵力反而增加到46万人，就是整补俘虏兵的结果。我又将解放军整补俘虏兵的“法宝”——“三整三查”告知了刘伯承等，大家纷纷说好，还说还是“黄埔第一杰”想得出来，我自然惭愧不已。
黄安战役的1。5万俘虏兵，因残疾、虚弱等原因，释放了1000多人。有近1。2万人补充进了红四方面军，另有2000多名顽固军官、特务进了“惩戒营”——红27军。
这是对红军来源的一大创新。
按照当时的左倾路线，红军战士非工农出身不可，特别是动员大批农民参军，结果大部分青壮年劳力都成了红军，各县青壮所剩无几。以江西中央苏区为例，1933年，长岗乡407名青年中有320名参加了红军，只剩下了妇女和老人，瑞金县自**第一次到那儿至1934年10月，有近5万人参加了红军，1933年到1934年的一年里，有2万多人参军，仅1934年5月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有2000多人参军。这些参军人员中，大多数参加了长征，该县为革命牺牲的人达1。76万多人，还不包括被国民党报复残杀的5万多人……
为了动员青年参军（当时叫作“扩红”），苏区政府想尽了种种办法：军属在商店购物可以享受5％的折扣，有时还免征税收。红军家属的土地有人代耕。如果战士在前线牺牲了，烈属可以得到抚恤金和免费劳力。向军属发了军属证和辉匾，烈士家属门前挂着用大红纸写的光荣榜，还有一些慰问品，包括最稀罕的盐以及火柴和大米……鄂豫皖苏区的“扩红”情况也差不多。
但长久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学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道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红军兵力的来源如果转以俘虏兵为主，只要不断打歼灭战、打胜仗，兵源不但可弥补伤亡还有余，红军就能不断壮大。这样不需要从农民中征兵，还可将军队中的老弱病残退伍返回地方，增加地方劳力，缓解劳动力的不足。
对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固然可以补入红军，但军官就比较麻烦。诚然，红军中许多高级将领，都来自国民党军，刘伯承、旷继勋来自四川军阀的军队，徐向前来自西北军国民2军，至于来自国民革命军北伐军的就更多了。但由于当时国共严重对立，我党的一些政策又过左，伤害了一大片，故改造俘虏军官甚难。我们决定对俘虏的军官特别是高级将领，都采取“岳维峻模式”，收取赎金后释放。
岳维峻是国民党军第34师的师长。他是西北军资深的将领，做过河南省督办，1925年曾任国民2军军长，说起来还是徐向前的老上司，徐向前曾在国民2军属下第6混成旅当过参谋。1931年3月8日，岳维峻率领34师孤军冒进到双桥镇，被徐向前指挥的鄂豫皖红4军包围全歼。红军毙敌1000多人，俘敌5000多人，缴枪6000余支，山炮4门、迫击炮10多门。这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取得全歼敌一个师（1个师部、2个旅、4个团、1个山炮连、2个迫击炮连）的重大胜利。岳维峻也被俘虏。此役战斗非常激烈，蔡申熙的右臂就是此战打残的。
对岳维峻的处置，徐向前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记载：
“我和曾中生、旷继勋商量，决定留他将来做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后来，岳维峻的家属托人与我党中央联系，愿拿出几万块钱赎他。我们也同意，提出要20万套军装。张国焘来鄂豫皖后，人家给我们送来10万套军装和不少银元，可张国焘变了卦，钱也要，命也要，借口岳组织反革命团体，把他给枪毙了。杀俘虏，是张国焘来鄂豫皖后才有的，破坏了红军的传统。”
历史上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曾指示可以释放岳维峻。不过这时岳维峻还未被杀。因为张国焘忙于白雀园“肃反”，暂时把岳维峻放下了。我当即提出释放岳维峻，以显示我军诚信。众人十分赞同，决定将岳维峻及与他在一起的旧部120多人一起释放。岳维峻及其家属十分感激，后来又送来大批财物，并宣扬红军诚信。至于编进“惩戒营”的2000多名军官，有相当部分家属获悉“岳维峻模式”后，纷纷送来财物。我们也按师、旅、团、营、连、排级分级别收取，赎金一够就放人，从而大大增加了根据地的财力。反正他们不交钱就用督战队押上战场拼命，让他们自己看着办吧。
1932年元旦当天晚上，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齐聚七里坪，围炉夜话全年打算。
刘伯承首先说：“新年新气象，现在无论是鄂豫皖的党政军，都达成空前的团结一致，力量不知比以前大多少倍！毫无疑问，今年将是更加艰苦卓绝斗争的一年。然而此时，无论是谁，也会不再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大别山的战略阵地在鄂东北、皖西、豫南红军和地方群众的坚持下是巩固的，**不会象过去那样丢下根据地，**人在这里扎稳的脚跟再也不会动摇了！因为，幼稚和苦难的时代已经和正在过去了！”
鄂豫皖与中央红军有显著不同的特点。鄂豫皖这边，刘伯承、左权、朱瑞等都留学苏联的著名军校，徐向前、许继慎、蔡申熙、陈赓、左权，加上我这个蒋先云的冒牌货，仅黄埔一期的就有6个，四期的还有曾中生、倪志亮、姚家芳，留苏、黄埔系济济一堂。
我对徐向前说：“总指挥，听说你有七条军事原则，说来听听吧。”
徐向前说：“我小结了游击战争战术原则七条：（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势；（6）对远距离敌人，先动员群众打扰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这些都很粗浅，还是听听曾中生的‘飘忽’战略吧。”
曾中生笑着说：“我把红军的战法叫做‘飘忽战略’。所以谓之‘飘忽’，就是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来无踪去无影，神出鬼没地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种作战方法，其实也是从打游击时兴起的，整天和敌人转着圈子进行周旋，有进有退，有攻有防，也十分灵活……”
陈赓不愧为风流才子：“是呀！‘飘忽’这个词儿，就是形容快速、迅疾的意思，作战行动，来去不定。我记得曹植的《洛神赋》中就有‘飘忽若神’的名句……”
我说：“我们可以总结出十大军事原则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众人都称赞十大军事原则总结得好。其实这是解放战争中**同志集20多年战争经验总结出来的，当然是精华所在。
蔡申熙汇报了彭杨军政学校的教育培训情况。
刘伯承说：“部队的正规化建设非常必要。我们面临的作战任务是空前的，我们的力量也比以前强大得多，有6个军、5万人。以后多为大兵团协同作战，这和部队长期以来养成的游击主义，自由散漫，各自为政格格不入，而且兵源的补充使得这个问题日见突出。就以红4军为例，兵源的补充，从地区看，有鄂豫、皖西。俘虏也是各地、各兵种来的，而且有许多老弱及警察、机关杂员、差役等非战斗人员。从时间上说，则是参差不齐，都是陆陆续续，零零星星补充来的。
“其次是后勤的正规化建设。大兵团作战的今天，必须建立起军械、军需、补给、运输、勤务等一整套的机构及制度，才能适应部队大纵深行动的需要。否则几万大军云集在狭小的区域内，道路不畅通，部队拥挤，供给跟不上，物资馈乏，一切需要同时须由当地人民供应，给人民造成的负担是沉重的。……”
鄂豫皖省委书记郭述申说：“是啊，现在苏区苦啊，国民党在准备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对我们苏区的经济封锁，企图使鄂豫皖苏区军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造成经济枯竭，无法生存下去。去年底起这种经济封锁更加紧了，敌人在苏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每人每天只买盐三四钱，每月不得超过一斤。严密的经济封锁给苏区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大。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出来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而苏区的食盐、洋布、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现在流行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由于工业品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红军的给养。加上实行的一些左的经济政策，更是雪上加霜。现在根据地经济严重恶化：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
我说：“曾中生同志，拟初到鄂豫皖时，不是纠正了一系列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利益的政策，拿出了恢复与建设苏区的政策吗？”
曾中生苦笑道：“当时是有效果，不过夜成了张国焘打倒我的罪状之一。”
我说：“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我看可以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总之，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苏区经济的枢纽。”
众人听了吃了一惊：“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有没有右倾的嫌疑？”
我说：“现在我们的苏区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看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应加以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我们要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烟和木材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
“我们的土地政策，要缩小打击面，要强调两个区分：一个是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另一个是也要区分富农和地主。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
我最后说：“这些年政策是左了，对苏区百姓陷于饥馑是有责任的。老百姓不但看我们打什么旗帜，也在看着自己的肚子。我们应该更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这一番言论，石破天惊，完全够得上现行反革命罪行了，与我在苏联当着斯大林的面信誓旦旦也完全相反。不过我也只能这样做了，不这样苏区经济就得不到发展，至于后果，毕竟电台控制在我手里，可以“形左实右”，临时中央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是不会派人来鄂豫皖核查的。
为了打消众人的顾虑，我当即表态：“所有的文件，由我一个人落名签署。要是中央追究起来，你们就说迫于我的压力，也没有电台，就可搪塞过去。”
这可比陈昌浩、沈泽民那些宣传品“右倾”十倍不止了，我暗暗苦笑。
众人都同意了。鄂豫皖苏维埃副主席郑位三说：“特派员说得很好，现在下面的政策确实过左，照这样下去不能纠正的话，我们都成了‘王八蛋’了。”
众人十分惊奇：“什么‘王八蛋’？”
郑位三解释说：“这是我路过豫南时学的‘新名词’，容我慢慢道来。肃反的流毒也影响到地方，有的地方土改过左，不仅乱杀地主、富农，连中农有的也不放过，整党更是搞成了‘唯成份论’，把几个县政府都解散了，县长书记也被押起来批斗，以致领导瘫痪，弄得整个县吃不上饭。”
“光山一个机关干部自以为肃反后可以掌权了，便说：现在要土改，于是通知政府上下300人开大会，搞贫农当权。成立主席团时，选出了一个伙夫、一个马夫、一个奶妈。那些部长、厅长、科长都傻了眼。会场里贴着‘贫农席’、‘雇农席’、‘王八蛋席’，人会场时各归其位。有些人既非贫农，又非雇农。无处落座。主席团就判：要整党，要革命，就是要革你们的命！勒令他们去坐‘王八蛋席’。结果当奶妈的不带孩子了，反过来说：给我弄饭吃，不是为人民服务吗？我是人民！伙夫也不做饭了，说该厅长伺候他了。马夫也不喂马了，欢天喜地称这是彻底翻身……”
众人大笑不已，只有曾中生严肃说：“我们以前失败的教训在哪里？国民党、蒋介石、帝国主义搞不赢我们，而我们内部的机会主义却会把自己搞垮。尤其是‘左’，打倒一切，结果自己造成一个钳子，把工农红军和苏区死死地困到一个山上。实际上，蒋介石的‘围剿’并不厉害，因为我们实行了错误政策，蒋介石就很厉害了。因为你**自己给自己造‘囚笼’嘛。你们苏维埃政府的同志，也要象红军一样，大力纠左。”
刘伯承说：“我们这个党啊，只要革命一顺利，事情一好办，就自高自大，容易犯‘左’。**大不得，一大就要搞小。可**有一种本领，一搞小就加紧团结，兢兢业业，就又能大。搞大又搞小，问题是在胜利的环境下，容易骄傲，排斥一切。这就是当前需要我们警惕的，为什么要反‘左’的道理。小列宁同志，你讲是不是这个道理？”
郑位三连声称是。
1932年元旦夜晚的这次谈话，确定了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原则，以及经济、土地政策，真正做到了主要“纠左”，从而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2年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十一章：雪原大捷
“由于避免了肃反悲剧，红四方面军空前团结而强大，1932年1月，红四方面军从红安北上，雪夜奇袭豫东南，孤立了商城。接着在潢川至商城公路中的要点豆腐店、傅流店设伏，一举将从潢川出击救援商城的国民党军3个师又1个旅全歼。此役歼敌5万人，缴获无数。根据叶挺传来的资料，朱瑞试制‘天雷炮’成功，并在此役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而被命名为‘红军炮’。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到7个军、11万多人，实力甚至超过了江西的中央红军。豫东南6个县、200多万人也全部并入了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开始进入极盛时期”。
——摘自蒋先云：《穿越时空的历史》
寒冬腊月，接连几场大雪，把蜿蜒起伏的大别山变成了茫茫雪海。
1932年1月10日清晨。红安七里坪红四方面军总部。
窗外，雪花像翩翩起舞的蝴蝶，纷纷扬扬，簌簌有声，漫山皆白，四野银装。屋内，火盆烈火熊熊，热气腾腾。
红四方面军首长们正在开军事会议。一张长方桌摆在中央，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红四方面军首长和各军的军长、政委分坐两旁。
刘伯承首先发言：“请特派员同志传达临时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指示。”
我当即宣读了临时中央的“正月来电”。
由于受“极左”路线影响，兼之蒋介石下野，临时中央再次认定“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成熟”。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通过了一个题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其中对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具体任务规定为：“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在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中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
听完“正月来电”后，在座的首长均面面相觑：占领中心城市，以取得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谈何容易！这势必让劣势的红军与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大规模决战，与游击战争的方针是完全不符的。单就湖北而言，要占领武汉乃至攻占全省，不啻天方夜谈。一年多前，李立三就提出了类似的“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盲动计划，后被打成机会主义予以否定，现在临时中央的这个“正月来电”，与李立三的又有什么区别？在座众人听完电报后，不禁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会场略微骚动起来。
由于张国焘已死，肃反也得到纠正，我和刘伯承等又大力提倡军事民主作风，故而改变了红四方面军之前的高压氛围，众人也敢于大胆发表议论和看法。当然，一旦形成决议，则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昨天晚上接到电报后，我暗暗想，这个历史上著名的“正月来电”终于按时来了，它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早就写进了历史。按照该电规定，中央红军被迫强攻赣州，损失惨重，幸得**同志及时扭转了局面。不过我来到这个时空，一切都应当得到根本改变。
昨晚我与刘伯承、徐向前、曾中生紧急作了商议，达成了一致意见。
我宣读完电报后，刘伯承说：“请徐总指挥谈一谈具体的贯彻意见。”
徐向前当即站起来，走到墙上的大地图前，手持指挥棒说：“中央向我们提出的是战略指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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