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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问：“请问健生兄，毛光翔、王家烈何人执政贵州对广西有利？”
李宗仁插话说：“自然是毛光翔，他与我们历来有交往，物资均靠广西输出，算是广西的财源。至于王家烈嘛，哼哼，不过是何应钦的一枚棋子，与我们是水火不相容的。”
叶挺再问：“那请问李、白兄，你们估计毛、王两人谁将最终入主贵州？”
白崇禧道：“自然是毛光翔。他手下有犹国材、蒋在珍、车鸣翼3个师，加上湘西前来助战的陈孔达旅，兵力占一倍以上优势。王家烈只有何知重、柏辉章2个师，且新被赶出贵阳，只有残部退保榕江，已是苟延残喘，覆灭指日可待。我认为，毛光翔执掌贵州已成定局，如此广西的财源可保，难道希夷兄在这方面还有做什么文章呢？”
“我的判断恰恰相反，执政贵州的是王家烈，而不是毛光翔！那样，广西的财源就断了！”
李、白、黄三人大惊：“希夷何出此言？”
叶挺娓娓道来：“德公和健生兄只看到王家烈残部退保榕江，似已不成气候，但不知有未想过王家烈此人在南京有强硬后台？”
“老蒋吗？只怕他难以兼顾吧？”
叶挺问：“贵州出身的南京首脑人物有哪些？”
李、白、黄三人对望一眼：“何应钦！”
叶挺说：“不错！何应钦以及出身贵州的王伯群等急于获得家乡的控制权，当全力支持王家烈返回贵阳夺权，使贵州中央化。所以，他们必以雄厚的财力支持王家烈，并为其大力购置枪炮，补充武器弹药。而王家烈在湘西经营多年，穷急之下再拼凑上万兵马不成问题。相反毛光翔方面，力量几乎用尽，没有外援支持，且军队战斗力也不及何知重、柏辉章2个精锐师（注：柏辉章的102师抗战时编入粤系铁军第4军，表现良好），故我判断，王家烈很快就将从榕江反攻，打败毛光翔，再次入主贵阳。那样的话，只怕广西就断了‘米路’（广东话：财源）吧？”
李、白、黄三人听了，不禁悚然心惊。
历史上，桂系就是对贵州局势判断失误，错过干预的大好时机，致使亲广西的毛光翔失势，亲南京的王家烈执政贵州，后悔不已。只所以说王家烈执政断了广西财源，就在于产鸦片大省贵州输出渠道的改变。
当时由云南、贵州经广西运到广东、湖南的鸦片收税是桂系收入的主要来源，烟土税占桂系财政收入的1/3以上（见黄绍竑：《新桂系与鸦片烟》，《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蒋介石控制贵州以后，令滇、黔两省烟土都改道武汉。于是，桂系烟税大减，与1934年同期相比，1935年的收入不到1/2，1936年不到1/3（见陈雄：《新桂系统治下我所主办的广西禁烟》，《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广西财政陷入严重困境，也是桂系加紧推动陈济棠反蒋、发动“两广事变”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鸦片确实是广西的“血脉”。
李、白、黄三人当然知道王家烈入主贵州对广西的危害，但对占了上风的毛光翔会失势则将信将疑。
叶挺微笑道：“我判断，王家烈很快就将重整旗鼓，大举反攻，击溃毛光翔的联军。毛光翔不甘失败，必然会在贵阳附近集结全部兵力作最后一搏，与王家烈决战的地点，我看必然会在贵阳东面的最后屏障——龙里县观音山！诸位请拭目以待。”
李宗仁等面面相觑，道：“如此，则希夷有何教我？”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广西方面必须早作准备，我的建议，可将7、15军集中到桂北一带，但不可轻易出手！一旦王家烈反攻得手，特别是龙里决战后，此时王家烈虽然取胜，也必会元气大伤；毛光翔必遭大败，此时广西方面就可与之接洽，坐地还钱，狠敲一笔不说，此后还有两大收益：一是榕江是王家烈老巢，王家烈在黔东、湘西搜刮的鸦片和钱财均集中在此，而榕江又与广西交界，桂军可神速北上，一举拿下榕江，获取巨额财富（如前所述，当时鸦片是与黄金相当的硬通货）！二是一劳永逸，毛光翔绝处逢生，必然对广西感激不已，这样广西不但有了稳定的财源，还有一可靠的盟友，将广西北部的封锁带打破一环，还割裂云南、湖南的联系，居于主动地位，那时不但龙云、何键东西相隔，只怕老蒋、何应钦也只有干瞪眼吧。”
叶挺一番神侃，镇住了李、白、黄三人。要知史上虽然王家烈在龙里击败毛光翔的联军，也是惨胜，被迫同意与毛光翔的势力分权。战后毛光翔隐退老家赤水，不过原属毛光翔的几个师长仍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犹国材割据盘江八属；侯之担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各县。他们对王家烈口头上表示拥护，但王家烈并不能直接调动他们的部队。王家烈的防区仅辖黔南十几个县和黔东几个县，只掌握何知重、柏辉章2个师计15个团的兵力。如果桂系及时参战，以“钢军”的超强战斗力，击败王家烈不成问题，足以扶起毛光翔这个傀儡。特别是当时云南、湖南均与广西为敌，中原大战时，李宗仁、白崇禧为争夺湖南，不惜放弃广西（颇有壮士断腕的味道，与日本关东军叫嚣的宁可放弃本土，不可放弃满洲的主张颇为相似），全军北上，击败何键的10万湘军，一路打下衡阳、长沙、岳阳，不料却被陈铭枢的粤军断其后路，在衡阳大战中桂系钢7军、张发奎的铁4军均遭惨败（由此可知陈铭枢的厉害！），最后桂军残部退回广西。在桂军此前进入湖南作战期间，“云南王”龙云也出兵广西落井下石，出动滇军2万人试图占领南宁，南宁守军只有桂军守将韦云凇的300多人，但是滇军2万人攻了4个月都拿不下来！桂军回到广西后，集中剩下的2万兵力击败了滇军，保住了广西的地盘。由此可见桂系与滇军、湘军的积怨，如果贵州落入亲南京的王家烈之手，反桂系的云南、贵州、湖南联成一片，桂系的战略态势将极大恶化（就象历史上发生的那样，财税减了大半）。
而叶挺建议桂系出兵贵州，支援老盟友毛光翔，不但可在北面保住一个亲桂系的重要省份，还割裂了龙云、何键两个死敌，战略态势将完全颠倒，对桂系极为有利。且大宗鸦片输出渠道畅通，也将大大增加广西的财源。
就当时的历史情形来说，鸦片已在中国泛滥成灾，要广西不做鸦片生意根本不现实，广西将立即断了财源，只能坐以待毙。叶挺在广东推行“禁烟”，不会让广西的鸦片输入广东，但西南的大宗鸦片可通过划归广西的钦州北海港向全国输送，广西仍会保持住巨额财政收入，将大大增强广西的财力，使桂系以更强大的实力投入抗日战争。
李、白、黄三人在军阀混战中摸爬滚打多年，自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得失，不禁又惊又喜。惊的是王家烈明明已到失败边缘，难道真会如叶挺预言的“咸鱼翻生”（广东话：死里逃生，重新奋起），那样广西如不作准备，王家烈在贵州站稳脚跟就麻烦了；喜的是如桂系及时出兵，将大赚一笔，且今后财源滚滚，再无忧虑。
李宗仁说：“希夷分析精辟，一语惊醒梦中人！果如希夷所说，广西必须立即准备，未雨绸缪。如能保住这条财路，哈哈，其价值恐怕真在钦州划入广西之上。希夷不愧‘财神’之命，我李德邻在此先谢过了。”
白崇禧道：“我立即致电广西，7、15军迅速向桂北开拔，做好入黔准备、希夷，如果贵州局势真如你料想的那样，我白健生将心悦诚服，今后唯十九路军马首是瞻。”
黄绍竑说：“希夷所说精辟入理，我是早就相信的。如此举成功，希夷对广西有重生再造之大功。”
蔡廷锴微笑说：“希夷确为当今诸葛武侯，所料无所不中，打得日本人也没有办法呢！只要两广一家，组成钢铁联盟，天下大事可为。”
贵州局势，正象叶挺预料的那样发展。
且说不久后毛光翔指挥犹国材、蒋在珍、车鸣翼联军分兵两路进逼榕江。王家烈在何应钦、何键大力支持下，在榕江整顿部队，军力复振，令何知重的部队奇袭贵阳。联军在八寨大小登高首战失利，被迫回救贵阳。在龙里观音山一仗，联军又遭败绩。王家烈随即全力围攻贵阳。
此时集结在桂北的桂系精锐7、15军突然出兵北上，一举拿下王家烈的老巢榕江，夺取数百万两鸦片以及100多万元的巨额财产，王家烈集中于此、由何应钦、何键支持的大批作战物资也被桂军缴获。王家烈军心大乱，被迫撤围贵阳，杀回榕江，被钢军轻易击败。毛光翔绝处逢生，又集中犹国材、蒋在珍、车鸣翼联军残部，加上侯之担的1个新锐师全力反攻，与桂系两相夹击，将王家烈打得溃不成军，王所部的旅长简文波、李成章均被击毙，王家烈率残部退保湘西，再也无力入贵州争雄。
毛光翔重新执政贵州，立即与桂系结盟，酬劳以巨额钱财，并重新开通到广西的鸦片通道。桂系财源滚滚，与德国大做军火生意（在叶挺暗示下，广西与日本决裂，赶走日本教官，转向德国购买武器），军力大大增强，在原只有7、15军2个军和19、21、43、44、45师5个师的基础上，新编一个第8军，辖22、24、42师，将兵力扩充到3个军、8个师，逐渐进入全盛时期。李、白、黄三人对叶挺的神机妙算惊佩不已，真心实意奉十九路军为两广钢铁联盟的领袖，使十九路军的抗日大业再添羽翼。这是后话。
第二十二章：神秘人物
谈论完贵州局势后，张发奎插话说：“希夷，刚才你说日本人很快就会伸手关内，要我们团结一致对外，我对这判断有点看法。日本人虽然占领东北，但根基不稳，现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有几十万，声势浩大，我看日本人没有几年是‘搞不掂’（广东话：对付不了）的，他要伸手关内，恐怕力不从心。再说，就算日本人很快入侵关内，我们两广怎样一致对外？两广与东北之间隔着两千公里，中间都是蒋介石的地盘，老蒋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还不是象‘九一八’一样对日本人退让？‘九一八’时你们十九路军不是组织了一支精锐准备支援东北吗？还不是被老蒋阻拦住了？”
叶挺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在这里下三个推断，供各位参考。一是东北义勇军人数虽众，但组织松散，也缺乏游击战经验，最迟迟至今年年底，必将全部溃散，残部或退入关内，或避入苏联。日本关东军腾出手来，入侵关内的时间，不会晚于明年1月，而且必将先侵占山海关，再侵占整个热河，进逼长城沿线。二是国难当头，国内各大实力定将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具体来说，就是国内各大势力奉蒋介石为全国领袖，在南京中央领导下，团结在抗日大业旗下，组成抗日国防政府，掀起抗日新**！三是全国真正一统后，中央必将组成抗日先遣军北上，光复长城、热河。抗日先遣军的组成，不外是中央军和我们两广联军，再加上红军，与华北的张学良、阎锡山部队共同对日作战。”
叶挺此言一出，在座众人除蔡廷锴外，人人大惊。
张发奎质疑说：“东北义勇军到年底就要溃散？几十万大军就这样不经打？难以置信。现在单一个马占山就打得日本人焦头烂额，而义勇军中实力比马占山强大的还有好几股，他日本人就能轻易对付？”
李宗仁说：“国内各大势力联合组成抗日国防政府？不算**和我们两广，大的势力就有十几家。华北的张学良不战而弃东北，畏日本如虎，早已失去斗志；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河南的刘镇华、陕西的杨虎城、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新疆的金树仁、西康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贵州的毛光翔、湖南的何键、福建的陈济棠，都是对自己的地盘看得紧，以保存实力为第一，要一致对外，谈何容易？不说别的，单说现在四川，刘湘、刘文辉、刘存厚、杨森、田颂尧、邓锡侯、罗泽玉、范绍曾等各路军阀正在四川盆地混战，将一个天府之国打得残破不堪，宛如人间地狱，不知何时是了局，加上**与国民党誓不两立，如此情势下要全国一统，组建国防政府，嘿嘿，只怕一厢情愿吧？”
白崇禧则冷笑说：“希夷其余的分析似不无道理，但这个**也加入国防政府，红军与中央军以及我们两广军队一起北上抗日，只怕是痴人说梦吧？”
黄绍竑则说：“希夷，如公说你得周易秘笈，所料无有不中，之前各事均得验证，我们钦佩不已。但现在你说的这三条推断，确实匪夷所思啊。”
叶挺胸有成竹地说：“各位所虑均有道理，但今时不同往日，国内各大势力大联合的机遇就在眼前！最困难的**方面，我估计不出半年，也就是明年2月之前，**必将放弃‘反蒋’方针，倡导国共第二次合作，并与一切抗日的政治团体联合，组建有各阶层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袖，则非蒋介石莫属。而蒋介石在形势逼迫下，也将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领导起抗日国防政府。根据这样的形势判断，国防政府将派出包括中央军、红军和我们两广军队在内的先遣军北上抗日，那时热河必定已陷入敌手，故我们与日军交战的地点，必在长城沿线。还有，苏联和我国政府最迟不晚于今年的年底复交，苏联将称为我国抗日大业的最有力盟国，有此强援，我军光复热河乃至整个东北，都指日可待。”
李白黄三人和张发奎四人听到叶挺这番言论，更是目瞪口呆。要知道1927年蒋介石“清党”导致国共合作破裂，就是当时他认为苏联指使**夺国民党的权而发动的，国民政府也宣布与苏联断交，蒋介石可说是苏联的死敌。而叶挺说苏联和国民政府年底就将复交，当时毫无征兆，可以说，比叶挺先前说的三条推断更加石破天惊。
此时蔡廷锴笑着说：“希夷这些推断，之前也与我谈过，并列出了具体理由，我是已经完全信服。诸位不要疑虑，只管相信就是，关键是做好应对国内局势大变的准备。我在这里只强调一点：希夷所料绝无偏差，要是一个月前他跟四位说十九路军可以兵不血刃就夺取广东，诸位也必以为是天方夜谈，但现在不是兑现了吗？”
众人之前虽钦佩叶挺的料事如神，但今晚叶挺所作推断确实一个比一个震惊，且每件事看上去都难如登天，难道真如叶挺所说，在半年之后都将全部迎刃而解？他们都觉得叶挺信心爆棚，过于托大了。
张发奎再次质疑：“就算蒋介石肯放弃‘剿共’，那**可是好相与的？他们会奉蒋介石为全国领袖？红军怎么办？难道交给国民党改编？”
白崇禧眼光看得更远：“希夷，还有个大问题，即使一切如你所说，包括**在内各大势力组成国防政府，一致对外，那抗战胜利之后呢？各大势力都有自己地盘，各有一套治省方针，军队也自成体系，怎么统一？**一直宣扬打土豪分田地，与国民党势成水火，到时又怎么办？”
叶挺早知他们有此一问，果断回答：“向华多虑了，到时红军自然是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至于健生担心的抗战胜利后问题，我的意见是，在先保留现状的前提下，以抗日战争为试金石，谁能担负起中华民族抗日御侮的神圣使命，各大势力就奉其为国民革命的领袖！之后嘛，就着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充分发扬民主，由各阶层选出的代表组成政治协商参政会，选出执政党以及各省、市、县直至乡、村的各级政府，制定宪法，国防、外交统归中央，各省、各地则允许当选者自行决定当地的发展模式，不强求统一。以上一切均由宪法规定并保障，健生觉得这样如何？”
白崇禧和李宗仁、黄绍竑等长出了一口气：这样就保证了广西特殊的发展模式了，各党派、势力的竞争就体现在政治协商参政会里面，避免兵戎相见，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张发奎有点担心：“如果有人继续大搞封建割据，不服从呢？”
叶挺笑道：“向华放心，有不从者， 全国上下共诛之！我叶挺第一个就率十九路军将士将其扫平，就如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李宗仁等了解了十九路军的统一方略，都放下心来。这时李宗仁忽然问：“讲了半晚，却还没有谈到今晚的主题。贤初、希夷要我们在此茗茶，等候一位神秘人物，怎么还未到？他究竟是谁？”
蔡廷锴回答说：“德公莫急，此人刚从海外回来，傍晚才在香港下船，就立即乘坐水上飞机前来广州。任公（李济深字任潮）、如公（陈铭枢字真如）已去香港迎接，正如希夷所说，有此人天下大事可成，请诸位耐心等候。”
二沙岛边上有一个水上飞机站，各大政要人物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休养，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考虑到万一外围生变，就可乘坐水上飞机速离。
李宗仁等听蔡廷锴说得如此郑重此事，不禁提起兴趣：到底什么大人物，居然要当今两广的最高权力领袖李济深、陈铭枢亲自前往迎接？此人有何能量，足以能鼎定天下？
正在猜疑间，一行人笑谈着步入“藕香水榭”。
蔡廷锴、叶挺笑道：“来了。”随即起身迎接。
进来的一行人，李济深、陈铭枢分列两旁，当中一人，中等身材，神采奕奕的眼睛、高高的颧骨、宽宽的眉毛、结实的下巴，构成了一张自然大方的刚毅面容，确有领袖群雄的风范！
一见此人，李白黄和张发奎大感意外，忙不迭站起，白崇禧、黄绍竑、张发奎口称：“择公！”李宗仁则惊喜迎上：“择生兄！”
“今宵剩把残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诸位大才，劳烦久等了，我邓择生在此谢过。”来人引用了北宋词人晏殊的名句，并与众人一一握手。
“今日群贤毕至，北伐群雄六年后再聚首，堪称盛会无前！如此何愁大事不成！”身为两广领袖的李济深刚一落座就感慨一番。
众人对望一眼，均欣喜点头。在座众人，都是当年北伐军名将，李济深是铁4军的军长，李白黄是钢7军的首脑，陈铭枢、张发奎是4军参加北伐的师长，蔡廷锴、叶挺是团长。至于来的这位神秘人物，则是北伐军的总政治部主任，声望还在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之上，风头一时无两。
此人就是国民革命军著名领军人物邓演达。
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3月1日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永湖村鹿颈村（与叶挺同乡），系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邓演达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深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和器重。他曾先后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等职。他早期曾与蒋介石合作共事多年，因此也较早地识破了蒋介石的野心与阴谋。当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邓演达迅速走上了反蒋之路，并于1930 年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与蒋介石展开了决死之争。
邓演达与铁军有极深的渊源。当年孙中山为使粤军成为真正的革命武装，特派参谋长邓铿创建粤军第1师（兼任师长），为其他部队作示范。邓演达任师部少校编练参谋兼军管教育班主任，分批轮训下级军官。邓演达在第1师的职位并不算高，可是他为官兵所拥戴，也深得邓铿的信任。因此，无形中成为第1师的核心人物，与邓铿同心协力建设第1师，使它渐具革命军队的素质，后来成长为在北伐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铁军”——第4军，为中国革命培育出不少杰出将领，如叶挺、叶剑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孙中山先生对邓演达非常赏识和器重，调邓部拱卫大元帅府和广州，并授予他少将参军之职，并亲自题赠半身照片一帧和对联一副，上书“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命贪生之性根”。又让他筹办黄埔军校。时粤军第1师的师长李济深为邓演达饯别时说过这样的话：“没有邓仲元（即邓铿）师长的伟大、毅力，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粤军第一师，并为其他部队的模范；没有择生（邓演达）同志的忠贞和热诚，也没有巩固的第一师，并坚定地为革命事业效命。”由此可见邓演达在粤军第1师中的重要作用和崇高威望。
1924年国共合作，邓演达衷心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民主义，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是军校7个筹委之一。孙中山拟委任他担任教练部主任，他谦虚地推荐李济深担任正职，自己甘居其副，并兼学生总队队长，后升任教育长。他尊重苏联顾问，与**人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密切合作，知人善任，广泛吸收德才兼备的人才。他办事认真，雷厉风行，为人师表，住在校内与学生朝夕相处，打成一片。每次野外演习，必亲自参加并进行讲评。清晨与学生一起出操跑步。
说到跑步，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军校的惯例，每天雄鸡鸣白时，只要不是雨天和雪天，全校各科各连的学生，都要围绕黄埔岛公路列队跑步，绕岛一周，大约有15公里的路程。一天，素以严厉著称的邓演达教育长到校视察，全校学员早典跑得又快又齐。突然，步科3连的方阵中有一个学员“扑通”一下倒在了地上，整齐的队形被打乱了。邓演达疾步搀起这名扑倒在地的学员，大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啦？”
这名学员满脸羞色，难过地说：“报告教育长，我叫**，刚才吃不消了。”
“停止跑步！便步走！”邓演达告诉值星官：“跑步要兼顾学员体力，逐渐增加路程，不可硬来。体弱多病者应视情况分别对待。”
黄埔军校的早跑，既是一种纪律的约束，又是锻炼身体的好方法。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以后**也逐渐适应了这种马拉松式的早跑，体质渐渐增强。到后来，身体虽然仍旧那样瘦削，但已经炼成了一副经得起摸爬滚打的筋骨。由于邓演达的这次关怀，使黄埔四期生**对邓演达终生感激。
邓演达每周还对学生做一次国内外形势报告，讲解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进行爱国主义和纪律教育，反对封建主义，抨击旧军队的腐化，宣传重视农民力量和解决土地问题。邓演达军容威武，昂首挺胸，脚步坚定有力。他的高尚品德，渊博学识，英武从容的风度，龙马不羁的精神，赢得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甚至把邓演达的举止当作规范来模仿，被称为“邓演达式”的学生。
北伐战争开始，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员和革命左派人士，如恽代英任秘书长，郭沫若任宣传科长。国民革命军8个军中，除第1、5军外，全部由**员任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各师团政工人员也多由**员担任。
邓演达支持农民运动。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湖南农民运动在中国**和**领导下迅猛发展。邓演达十分重视和支持农民运动：以党中央农民委员会名义发表《对农民问题宣言》；担任农民部部长；与**、谭平山等人成立土地委员会；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自兼所长，邀**为副所长。在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上，旗帜鲜明地宣讲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驳斥“糟得很”、“痞子运动”等攻击农民运动的论调。**同志盛赞邓演达在农民运动方面同他的合作。
1927 年4 月12 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 月18 日在南京另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邓演达积极投入讨蒋斗争，由此愈加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多次在公开场合诬陷邓演达煽动暴乱，下令通缉。邓鉴于革命形势急剧逆转，而自己虽弹精竭虑也无法挽救革命的失败，于是决定从武汉出走，转道陕西潼关，抵达莫斯科。邓演达到达莫斯科后，受到共产国际的热情接待，11月他与已在那里的宋庆龄、陈友仁等商量，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临时行动委员会，由邓演达起草《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3人署名，表示要在孙中山革命精神领导下，“为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而斗争，痛斥蒋、汪是旧势力的化身、军阀的工具、人民的公敌。
在国内革命同志的一再敦促下，邓演达决定回国开展革命活动。1930 年春，邓演达从欧洲回到上海。当时，一个由谭平山等人所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人员主要是前总政治部人员，在国内已存在了两年。1930 年8 月，该党召开会议，正式命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选举邓演达为总干事。会议还通过了邓起草的《政治主张》，随后在14 个省市建立了组织，开展活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的独裁令制反动统治，愿意在特定条件下与**合作，企图建立第三种势力，走第三条道路。因此，当时很多人将其称为“第三党”（ 这个组织于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为新中国建国后八大民主党派之一）。一些外国人也用最高级的赞美词赞扬邓演达，说“他这位革命伟人象美国华盛顿、法国拿破仑，是中国空前绝后的人物。”
邓演达不仅在政治上积极进行反蒋宣传，还积极准备军事倒蒋。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广泛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如对江西的陈诚、陈铭枢，陕西的杨虎城、邓宝珊，山西的冯玉祥、阎锡山，河南的郜子举、张轸，四川的孙震、邓锡侯，武汉的胡伯翰，福建的卢兴邦等，都以反蒋为基础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邓宝珊等还参加了第三党。
当邓演达回到上海时，黄埔军校的一些毕业生如胡宗南、李延年等就秘密到上海和邓见面；陈诚也秘访过上海。为了将一些黄埔学生团结在自己周围，邓演达发起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作为建立平民武装的骨干。这个革命同学会在18 个省市建立了分会或支部，从国民党军队中吸收和联系了黄埔学生近6000 人，其中的骨干分子和部分会员参加了第三党。陈诚也参加了第三党，是**中著名的“第三党分子”。陈诚投奔粤军时，就是投奔邓演达，以后又随邓进入黄埔军校，陈诚和邓演达有着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从陈诚的思想和作风看，是属于励精图治，对国家、对民族都要有所贡献的一类，这一点他也更接近邓演达。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忙着在上海组织第三党，经费无着，陈诚到上海看望邓演达时，仍表示支持邓的政治主张，愿从18军11师公积金内，为邓提供活动费用。陈还请邓派人到18军中工作，18军的一些军官，除陈诚而外，如主力11师的师长萧乾等对邓演达也相当尊重。
邓演达特别重视军事工作，强调“军事第一”，把武装斗争看作是夺取政权的根本手段。反蒋各派势力都跃跃欲试，冯玉祥、杨虎城等均派人秘密与邓演达联系，希望他率先发难。为此，邓演达专门讨论制定了以江西为中心，武汉、陕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省所有建立联系的军队一齐响应的武装起义计划，以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邓演达对他在粤军中的号召力颇具信心，认为粤军主要将领和他都很有渊源，因此只要他义旗一举，粤军将领必然响应。按照邓演达和陈铭枢商定的计划，由“陈铭枢到江西吉安指挥十九路军停止对红军的‘围剿’，将部队从吉安经泰和趋赣州入广东，树起停止内战、反蒋的旗号，与广东部队联合，在南方建立反蒋基地”。由“邓演达去江西陈诚第18军驻地临川、清江一带指挥起义，起义后首先攻取南昌”。“与此同时，武汉、西安、华北方面的杨虎城、冯玉祥等人的部队一齐响应，迫使蒋介石下台，推翻南京的统治。”
邓演达的军事策动全盘计划被蒋介石发觉后，蒋介石下令悬赏追捕邓演达，他本人并于8 月中旬由江西来到上海，亲自坐镇指挥追捕邓演达。邓演达为了准备武装起义，专门办了干部训练班。1931年8月17日，干部训练班结业，邓演达在即将赴陈诚18军驻地指挥起义前夕，到结业式上讲国内外形势，为叛徒陈敬斋告密。淞沪警备司令部伙同租界巡捕房暗探冲进课堂，当即逮捕了邓演达等20余人，夜间又查抄了“黄埔革命同学会”，抓走了该会负责人10余人。
蒋介石此时也并未下定决心要杀邓演达，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蒋对邓的看法是：“杀之可惜，纵之可畏。”所以此时蒋要求邓演达，最好是能合作，如果不能合作，也不要在这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反对他。邓演达刚被押到南京，陈立夫就按蒋介石的意思派人劝邓说：“你不是主张中国革命要中国人自己来干吗？何不帮助委员长削平内乱，然后从事建设，再行抗日呢？如果同意，可先去南昌暂住，或在南京襄助军政大计。”邓严厉斥责：“蒋行个人独裁，完全背叛了孙中山主义，叛离了革命！”他闸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后说：“**是政治问题，不可能凭武力解决。”“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又派人向邓转达他的意思，企图说服邓演达。说：现在日寇深入，大敌当前，我们之间理应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并提出要邓公开声明取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任命邓为“剿匪’副总司令。邓愤然斥责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蒋介石亲去见邓演达三次，每次去时，不许其他任何人接近。最后一次是11月20 日，蒋对邓说：“择生，别人反对我，还有可说，你我是多年朋友，有什么不可以讲清楚的呢？你应该同我合作呀！”邓演达答复得很干脆：“只要你听取我的意见，不违背总理的意志行事，我当然可以同你合作，并且能合作得很好。”两人争论一阵后，谈不下去了。蒋匆匆走了出来，满脸阴沉而铁青。最后，蒋介石又命陈立夫派邓的朋友李熙元见邓，只要求在蒋介石下野以后，邓演达不写反蒋文章，邓即可获释。邓演达断然拒绝。
这时，何应钦、何键、何成浚等人都致电蒋介石，要求杀邓演达。戴季陶也向蒋介石说：“今天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戴季陶的话正中要害。这样，蒋介石终于起了杀机。
（历史上的1931年11月29日夜，蒋派其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几名卫士秘密将邓演达押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处决。邓演达被害的消息于12月初透露出来，宋庆龄从上海赶至南京质询蒋介石才得到证实。宋庆龄当即勃然大怒，把茶几掀翻，蒋介石窘迫地躲上了楼。经多方查找，才在沙子岗荒野上找到被特务草草掩埋的邓之遗体，由陈铭枢在遇难处附近的小营岗修坟树碑，上书“故友邓择生先生之墓”。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判叛徒陈敬斋死刑，1957年将烈士遗骸迁葬于中山陵左侧，与廖仲恺墓左右并立；重修陵墓，树立何香凝题写的“邓演达烈士之墓”的石碑。**曾把邓演达与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和著名**人瞿秋白、方志敏及著名爱国志士杨虎城、闻一多等一同论列，称赞他们“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现在由于蒋先云的到来，历史就此拐弯！就在1931年11月初，蒋先云和叶挺从德国回到上海，叶挺即在陈铭枢的帮助下，开始积极营救邓演达的工作。叶挺与邓演达同为北伐挚友，更兼惠阳淡水同乡，关系比他人更深一层。叶挺亲自修书一封，托人送入关押邓的南京陆军监狱（当时监狱的看守为邓演达感化，为其传递消息，并暗示可以配钥匙助邓演达逃走，邓演达为不连累他人而未同意），信中阐明了蒋先云对中国未来局势的判断，称两年之内国内局势将有大变化，中国**将转向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国民党、蒋介石为抗战领袖；而叶挺也会夺回广东，联合两广逼蒋抗日，全国四分五裂的局势有望一统，凝聚中华民族的精英和精华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抗争，且能得到大国苏联的援助，抗日大业可期。叶挺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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