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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凝聚中华民族的精英和精华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抗争，且能得到大国苏联的援助，抗日大业可期。叶挺信中劝邓演达，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领导起中国的抗战事业，邓演达就可从“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至不济也可出国留洋考察，以观后效，如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建立，蒋介石坚持内战，那时邓演达再出山反蒋不迟，而十九路军和两广将起而响应，那时胜算更大。
叶挺的书信分析透彻，鞭辟入里，邓演达阅后终被说服。就在1931年11月20日蒋介石最后一次见邓演达时，邓演达表示只要蒋介石能停止内战，领导起全民抗战，他愿不再反蒋，且解散“黄埔革命同学会”，并拥蒋抗日。蒋介石这次来与邓演达谈话，已抱定最后的底线，只要求在蒋介石下野期间，邓演达不写反蒋文章即可获释，哪知邓演达态度突然转变，且表示可解散他最忌惮的“黄埔革命同学会”，还暗示可拥蒋再次出山，不禁大喜过望，终于在下野前下令释放邓演达，送其“出洋考察”。就这样，邓演达在生死边缘被拉了回来。
邓演达出洋后，先后赴欧洲英、法、德等国游历考察。直到十九路军重返广东，邓演达在李济深、陈铭枢等老友盛情邀请下，决定回国共商抗日大计。
李宗仁、张发奎等见到“神秘人物”是邓演达，才明白为什么说只有此人才大事可成。要知道邓演达的“黄埔革命同学会”有6000多人，包括了黄埔系大部分精英和骨干，其中有陈诚等高级将领，还与冯玉祥、杨虎城等地方实力派密切联络，确实有左右风云的能力。要知道蒋介石以黄埔系军人为骨干，而能在中央军系统中与蒋介石抗衡的，也只有邓演达一人了。
白崇禧最重兵权，于是问道：“择公，闻说你被捕前，准备前往江西发动陈诚的18军举义，不知当时有几成把握？”
“九成。”
“哦？”
邓演达解释说：“陈诚也忠于蒋介石，我并不认为陈诚会带18军随我起兵。我是亲自到江西的18军驻地，强制该军立即起义。我打算去后对陈诚当面说破：‘如果你反对起义倒蒋，可将我捆送给蒋！否则，同我一起发难，或者离开部队。’我估计陈诚没有扯反蒋旗号的勇气，但也不敢把我捆送给蒋，最后只能是陈诚自己离开，让我去领导他的军队。有了18军，加上真如、贤初的十九路军，以及冯玉祥、杨虎城等外援，大事未必不成。”
叶挺知道邓演达说的是实情。陈诚倾向第三党的政纲，还在江西的时候就提出了两个非常有远见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是，陈诚认为，红军在江西能生存下去，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统治腐化，他认为只有刷新政治、清除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清除贪污腐化，才能消除动乱之源。于是，他搜集有关江西政治中的苛捐杂税和贪污腐化的材料，让团长邱行湘加以整理，指控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但没有结果。第二个建议是，陈诚认为，自国民党执政以来，对于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中的“耕者有其田”并未实行。**所以在江西深得民心，是因为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因而深得农民拥护。如果想让农民也支持国民党，就得让其得到土地。因而陈诚建议，实行“限田制度”，一方面限制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另一方面用赎买的办法，由政府向地主购买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以安抚这些人，实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注：这些主张蒋介石退到台湾后才实行，成为台湾经济腾飞的基础）。陈诚要求江西省政府先做实验，但也为熊式辉所拒绝。
陈诚和邓演达有着非同一般的私人关系，邓有恩于陈；但此时蒋介石和陈诚的关系也早非一般，陈非常得蒋赏识，蒋也已大力栽培陈诚。陈诚作风雷厉风行，在思想上更靠近邓演达；但陈诚又勇于任事、服从指挥，对政治上谁是谁非，并不很在意。邓演达需要支援，陈诚给以经济上的帮忙，邓向18军中安置人员，陈也接受；但蒋介石的命令，陈也听。邓演达和蒋介石是死对头，陈诚尽量使双方都满意，在私人关系上对得起邓演达，在工作关系上也对得起蒋介石。
历史上邓演达被捕后，陈诚在江西前线曾打电报给蒋介石，请求释放邓演达。在听到蒋处死邓演达的消息后，陈诚十分震惊，“极为伤感，曾有数天不进饮食”。当时萧乾和宋瑞珂的驻地离吉安不远，闻讯后二人去吉安劝慰陈诚，见陈诚“面容消瘦，甚为忧戚”！由于邓演达被杀，陈诚还曾致电蒋介石辞职，称“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
现在叶挺请邓演达出山，凭着邓演达在黄埔系中的广泛的人脉，统一抗日大业更添胜算。
这时邓演达说：“一路上任潮和真如已经对我说了希夷的谋划，老实说，我认为每一项都难如登天。但希夷奇谋叠出，就说这次‘四两拨千斤’巧取广东，赶走‘南天王’陈济棠，就令人匪夷所思，拍案惊奇！所以希夷的这几项推断，说不定真有实现的可能。我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认同国民党？我在莫斯科时，发现共产国际左得厉害，其观点我并不认同，所以才创建第三党，走第三条道路。后又听说红色根据地大搞‘肃反’，打B团和第三党分子，杀了许多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对**拥护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深表怀疑，不知希夷你这个同乡有何教我？如果实在不行，就只有两广牵起头来干了。”
叶挺笑着说：“择公有所不知，现在**内部的‘肃反’已经完全停止，江西根据地的**、周恩来，鄂豫皖的刘伯承、徐向前，都已实行温和的土地路线，改变了以往疾风骤雨式横扫一切的左倾做法。最大的阻力来自莫斯科，就是共产国际。但我推断，今年底国民政府就可和苏联复交；明年1月，欧洲局势将发生大的变化，苏联也会改弦更张，重新修订革命策略，新的指示将通过共产国际传达到中国**。要知道中国**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无条件执行总部的命令，届时只要抓住机会，我们联合**逼蒋抗日甚至联蒋抗日，都有很大可能。”
李济深说：“既然希夷这么说，我们就拭目以待，毕竟只有半年时间，很快就可验证。关键是我们两广的钢铁联盟牢不可破，就可应对各种复杂局势。”
邓演达问叶挺：“不知希夷准备在广东实行怎样的土地政策？”
叶挺知道这是问题的关键，爽快答道：“与辞修（陈诚字辞修）的主张差不多，我准备请梁漱溟先生来粤搞乡村建设，不知择公以为如何？”
邓演达十分欣喜，连说：“这样好！这样好！”
李济深更是大喜：“梁公再次入粤，必将使广东农村发生根本变化！”
1927年5月，应李济深之邀梁漱溟就来到广州，开始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后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城外的汤山。李济深倒了，梁的乡村建设在广东就搞不成了，1929年1月，梁漱溟这位国学大师离开了广州，结束了他在广东的短暂乡村实验之旅。叶挺这次将梁漱溟迎回广东，不但邓演达、李济深、陈铭枢非常支持，广西的李白黄也打消了疑虑：看来叶挺是要走第三党的道路了。
蔡廷锴此时说：“还有一件锦上添花的好事：希夷已安排择公之兄从武汉南下，即将抵穗，不久就可兄弟团聚了。”
邓演达更为激动：“贤初、希夷费心了！”
邓演达之兄邓演存，曾为北伐军第4军参谋长，与军长李济深关系极好，后任汉阳兵工厂厂长，军衔中将。这次叶挺通过李济深将邓演存聘来担任广东兵工厂的厂长，一举数得：邓氏兄弟得以相聚；北伐铁军将领重会；广东兵工事业有了一位卓越的领导者。
1932年8月初夏的广州二沙岛颐养园的“藕香水榭”，两广领袖、北伐群雄齐聚于此，达成空前一致团结，在当时中国，形成了与蒋介石南京政府、中国**鼎足三分中的一极，对中国政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十三章：经济基础
叶挺作为一名老**员，自然非常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在德国生活期间，也阅读了大量西方名著，拿破仑的一句话给了他极大震撼：“决定战争成败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叶挺明白，没有现代化稳健的经济基础，要想进行现代化的战争以抵御外侮，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叶挺殚精竭虑谋划夺回广东的原因：广东是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大省。如果历史发展不出意料，中日全面大战在1937年7月爆发的话，广东足足有5年的和平建设时间，完全可建设为强大的抗日基地，远超陈济棠的“黄金时代”。
当时广东已经陈济棠数年建设，经济已开始走上正轨。尤其是广州，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都有很大发展，一跃而成为华南的“首善之区”和繁华大都市（人口达112万）。那时，广州市郊农民常将农产品“拿到香港市场去卖，卖了钱，一头洋面粉，一头洋饼干，挑回家吃”；“茶楼二分之一以下的厅堂生意最热闹，可见平民和劳动界的享受普遍”；而“外人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
对于陈济棠“呕心沥血”（确实如此）制定的、洋洋洒洒40万字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叶挺并不准备大改（陈济棠之所以同意去福建，保留并继续实施他这个三年规划是条件之一。且其中许多项目已经启动）。根据这个计划，广东将建立规模庞大的省营工业体系，并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全面发展。叶挺根据蒋先云的建议（现在两人已可通过电台直接联系），砍掉了其中不切实际的部分，对其进行进一步优化。作为广东省主席的陈铭枢对搞建设兴致非常高，又炮制了一份《南粤建设五年规划》，叶挺在蒋光鼐、蔡廷锴支持下，对其进行抵制，坚持由自己落实广东的建设规划，但具体实施可由陈铭枢的省政府负责（因叶挺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军队和军工建设上），才算解决问题。
要知道陈济棠如此热衷经济建设，中饱私囊、扩大自己的财源也是重要原因。1936年他下野时，携带去香港的银元达2600万元（1931年，整个中国政府每年财政收入才3亿多元，可见陈济棠一人之财力几乎相当30年代初全国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他手下的各级官员、军官也有一笔不菲的非法收入。不过现在是1932年7月，广东经济刚刚起步，陈济棠等人的收刮还不算多，为了避免大打出手，叶挺同意陈济棠等离开广东去福建时，可带去私人收入。结果陈济棠带走500万银元，其他的官员、将领带走几万、几十万不等，叶挺又为安置粤军去福建的部队（包括家属）另支付1000万元，这样广东银行剩下的资金只有2000多万元，加上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得到的海内外巨额捐款的剩余，也不足3000万元，但已非常可观。
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等都以廉洁著称，在他们的带动下，十九路军上下不存在贪污问题。陈济棠的粤军官兵新金当时是全国最高的，为了不致引起不满，归顺的粤军部队（达10万人）待遇不变（还规定至1932年的年底前每月发双薪）。至于十九路军从福建入粤的部队，待遇与原粤军相同。除去这笔开支，以及每月给广西的50万元，叶挺的启动资金只有1000多万元，但已足够。
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吏治，肃清贪污，以集中有限的财力。为了不致引起动乱，十九路军对选择留下的各级政府官员全部留用（象广州市长刘纪文就留用），但毫无疑问其中不少人在陈济棠时代风气的影响下成为蛀虫。叶挺不动声色，以改造社为基础，仿造后世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均由蒋先云告知，不一一注明），大力肃贪。叶挺发布文告：“财政为凡百事业所取资，更为政治建设的命脉。过去政治之病态以财政无根本解决之方案为百病之泉源。本省财政，窘枯已达极点，无论如何困难，如何痛苦，务求达到收支适合之目的。整理财政一要开源节流，二要廊清积弊，并拟具惩治贪官污吏条例。”经改造社调查，留用的财政厅长冯祝万以筹款应急为名，将好些税捐项目压低定额批给奸商承办，叶挺即将其免职，改任以公正著称的区芳浦为广东省财政厅长。区上任后，随即进行整顿税务机关，逐渐撤销承商，收回自办，严追欠征税款。同时整理各项税捐，开征洋米、洋糖入口等新税，保护农业的发展，很快改变了冯任时期的状况，财政收入从每月500万元，逐次增至每月800万元。原财政厅长冯祝万被惩处，对广东各级官员以极大震动，贪污盛行之风得到刹止。叶挺又建立一整套防贪反贪制度，从源头上杜绝贪污（拧紧水龙头），又以肃贪为名将一批留用的贪官清除撤换，大大澄清了吏治，同时又以高薪养廉保证积极性，稳定了各级政府官员队伍。
陈济棠给广州留下最深印象的代表作，是中山纪念堂、爱群大厦、市府大楼、海珠桥。叶挺接手时，各项目都未完工，于是对其进行有选择建设。市府大楼称市府合署，当时工程分为三期，第一期工程只完成了大楼的南半部分，作为市政府办公大楼，至于二、三期工程则停工。同样道理，华而不实的爱群大厦当时还在图纸阶段（历史上1934年开工），也立即下马，节省有限的财力。至于中山纪念堂、海珠桥则继续建设完工，其中海珠桥于1933年2月15日通车，从此一桥贯通南北市区，促进了广州市的经济发展。海珠桥南面的市区广州人通称“河南”（今海珠区），当时农田居多，叶挺趁当时地价便宜，大量购买土地，逐步将该地的农民迁去新发展的番禺、南沙等地（这些地方当时荒地多，叶挺用这些荒地置换“河南”农民的田地，大大节约了成本）。陈铭枢对叶挺在偏僻的“河南”大量买地甚为不解，多次询问不得要领，只得实施。实际上叶挺此举颇有深意，未来广东的强大有赖于此，只有蔡廷锴等极少人知道其中奥妙，对其他人则天机不可泄露也。
陈济棠为了振兴民族工商业，将荔湾西村规划为省营第一工业区，集中了不少留洋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大力发展化学工业，先后建起大型的士敏土厂（水泥厂），化学工业厂硫酸分厂、玻璃厂和西村发电厂等，使西村成为广州最重要的工业开发区。对此叶挺基本照陈济棠规划行事，特别是“士敏土”（水泥）堪称积累建设资金的“摇钱树”之一。位于西村工业区内的士敏土厂于1931年6月正式投产，很快就供不应求，获利不菲。除民用外，以后的国防工业建设也需要水泥。硫酸厂也是如此，因为硫酸是制造炸药的最重要原料。
其它项目如洲头咀内港、西南航空公司（与广西合作成立，通航广西、四川等地，开创了广东民用航空事业）、市立气象台（这个重要！不然叶挺预测暴雨得来的“人中龙”称号就要“穿煲”）及30条新辟马路（主要是繁荣商业用途）等都继续建设完工。
最大的建设项目是粤汉铁路全线通车。粤汉铁路从广州到武汉，当时武汉至株洲、广州至韶关段均已建成，只剩下中间韶关至株洲段尚未建成。完成此段铁路、使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历史上1933年初的热河抗战，十九路军曾组织了援热部队，但因韶关至株洲段未通车，部队只好在南岭的山间小道中步行，好不容易开到湖南耒阳，热河就已沦陷，何应钦与日本签了停战协定，使十九路军含恨而退。另外，当时蒋介石中央政府对抗日进行整体规划，确定株洲为重要军工生产基地（许多著名的兵工厂迁来此处），而叶挺已规划将韶关作为最重要的军工基地，所以韶关至株洲段粤汉铁路的通车对全国抗日大业至为重要。
这段铁路迟迟未建成，湖南军阀何键的态度是关键因素，主要是害怕粤军通过铁路“入侵”湖南。十九路军重返广东后，已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为了抗日大业，绝不主动挑起内战，并由蒋光鼐亲赴长沙与何键商谈，私下也赠送何键整整100万银元。此时国民党著名领袖人物胡汉民、邓演达、李济深等也呼吁尽快开通粤汉铁路，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锴等则暗示如何键不同意，则两广联军将二次北伐，夺取湖南。何键一是迫于国民党众领袖的压力，二是对中原大战时10万湘军被桂系轻易打垮心有余悸（现在两广联合，加上连日本人也惧怕的十九路军，以及扩充到6个满员师的张发奎“铁4军”……何键不敢想象），三是被100万银元晃花了眼，终于同意建设该段铁路，但由广东方面独家出资。
叶挺立即全力规划韶关至株洲段粤汉铁路的建设，作为头等大事，倾注大部分财力于此，并为此发行巨额债券。当时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极为拮据（庞大的军费以及前清遗留下来的巨额外债、赔款，想想仅仅辛丑条约的4。5两白银赔款，连本代息共达10亿两！国民政府至1936年才全部付清），但财政一直未曾崩溃，宋子文居然还能奇迹般完成法币改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间存款极为庞大（碰巧今天中国也是这个问题），通过发行国债大大缓解财政危机（当时外国金融机构对中国财政稳定的评级一直很高）。而广东更是如此，不但民间富足，而且沿海大部分人有“海外关系”，华侨汇来巨额侨汇。当时广东银行的存款利息参照香港英国银行，年息不到3％，而民间的钱庄、票号利息也最多只有5％左右（当然不能算高利贷）。叶挺发行粤汉铁路3年期债券，每年利息高达10％！加上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巨大声誉、重返广东后局面的稳定，在观望一阵后，民间存款掀起购买粤汉铁路债券的狂潮，还动员华侨紧急汇款，连远在福建的陈济棠等上上下下也派人购买升值。一时间粤汉铁路债券发行竟达1亿元！蔡廷锴对此有点担心，忧虑还不起利息，叶挺笑曰别说10％的利息，就是50％也付得起且稳赚有余，蔡廷锴才将信将疑（详情后述）。最后粤汉铁路债券筹集的资金达1。5亿元，不但修建铁路有余，剩余的也派上大用途。
资金筹足后，叶挺立即着手施工，动员粤北、湘南十数万民工，分三班昼夜开工不停，且保证工钱、饮食、睡眠。这些地方是有名的贫穷（就算是当今全国最富的广东，粤北山区还有几个国家级贫困县），看到参与修建铁路吃饭管饱、工钱足额付给，民工都干得热火朝天。叶挺另高薪聘请铁路专家负责监督施工，保证质量，结果不到半年，粤汉铁路韶关至株洲段于1933年1月全线通车！（历史上粤汉铁路全线通车是1936年）。这样届时热河抗战爆发，十九路军就可乘火车直上北平了（中间在武汉的武昌、汉口间须乘船转换，因当时武汉还没有长江大桥）。
行政方面，授意陈策（按照协定，海南继续由陈策的海军经营）将琼崖抚黎局改建为3个县，以提高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注：陈策与在海南岛的冯白驹的五指山红军游击队签订停战协定，停止作战，双方各自在自己的控制区经营；对东江一带的红军11军也如此处理，红11军在古大存率领下退入江西根据地，叶挺则将食盐等大批物资输入根据地作为交换）；将三罗地方的一些不合理的“插花飞地”，分别划归所在地的县管辖，解决了长期以来的行政和社会纠纷，将杂乱的行政基层组织形式和职责不明的机构实行改革，规定在县以下，一律设置区乡村公所（中、小县不设区），明确其职权。设立公务人员考绩委员会，对县长，局长等人员，实行考试，以资选拔。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吸收到设在广州燕塘的广东军事政治深造班受训（最多的一期为500余人）。毕业前，以3个月时间进行实地考察社会动态，然后派任县、市长或县、市政府的秘书、科长等职务。另在燕塘设立行政人员训练所，将各县现任区、乡长分期分批调所论训，学习行政知识，提高行政效率。
文化教育上，取消陈济棠一手发起的“广东复古运动”，废止“读经”运动，减轻学生负担。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大力提倡职业化教育，尤重理工科，将大学文科（含经济、法律）的比例压至不足十分之一。叶挺为此专门颁布文告：“现代求学者仍未脱科举时代之恶劣心理，以服务于军政机关为唯一之出路，其危险实不忍言……基于此目的，上学校须增设职业课程，并增设职业学校。大学之文法、政、经等科之扩充，应适可而止，并悉力扩充农、矿、工等。乡村学校尤须实行农场化。”城市教育为职业化，学生劳动化，社会纪律化，并奖励专门技术的研究及发明。提倡民办中、小学校，实行6年义务制教育（当时9年义务制不现实，高小文化已是“高学历”，大致相当于当今扩招之“大专”），在叶挺施政计划施行的5年中，全省中、小学数量和学生均增加了一倍以上；又继续扩建了华南著名学府中山大学，创办了勷勤大学、中山图书馆、广州音乐学院、广州国医学院及数十所省立、县立师范学校。在职业教育方面，由省教育厅直接举办了省立第一、第二、第三农业学校和第一职业学校。还仿效日本陆军小学、陆军中学的做法，建立起一批职业性军事学校，学生以学习军事工业、现代化武器使用为主，为今后的技术兵种建设储备了大量人才。
农业是叶挺关注的重点。挺深知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业建设上，叶挺以制糖业为带动整个广东经济起飞的“龙头”。原来陈济棠就以制糖业赚得“不清不楚”， 各大糖厂的烟囱尚未竖立起来，市面上已有其产品大量出售。原来，陈济棠动用缉私舰艇从香港运回洋糖，换上“五羊牌广东糖厂出品”的包装，抛入市场牟利。仅1931年下半年，陈就走私白糖净赚400万元。而这些走私糖，便被广州人谑称为“无烟糖”。
叶挺当然不搞走私，相反大力缉私。由于广东军队待遇全国第一，故原驻福建的2个海军陆战队旅决定留驻广东，归十九路军指挥，叶挺应承陈策，将这2个旅以及广东海军原有的司徒非陆战旅，合编为1个海军陆战师，由司徒非任师长（司徒非原为十九路军的团长，参加过淞沪抗战，是蔡廷锴“借给”陈策的），下辖的3个旅分驻粤东、粤中、粤西海岸，在海军舰艇的支援下大力进行缉私（顺便练兵）。
除打击本省人以及香港方面的走私外，首要还是打击日本的走私。当时日本将向华南走私作为“国策”。日本在台湾每年要召开一次“华南领事会议”，以协调台湾与华南各地的关系。在1932年5月的会议上，参加会议的有日本驻华南各地的领事（福州总领事、厦门领事、香港总领事、广东总领事代理、汕头领事），以及台湾总督府的局部长、台湾军及海军马公要港司令部的参谋、外务省东亚局第二课长、台湾银行与华南银行及大阪商船的代表等，会议由台湾总督府总务部长主持，台湾总督中川健藏出席了会议。会议专门讨论了向华南的走私问题。达成的协议主要有：以台湾为中心“发展”华南经济的方策；向华南倾销台湾产品（日本砂糖、台湾米、凤梨罐头等）。
叶挺规定，缉私收入30％划归海军建设所有，故海军缉私积极性极高，获利肥厚，而广东沿海猖獗一时的走私也日渐绝迹，日本（主要是台湾）经济损失惨重，而广东政府关税收入翻了一倍不止。
对于至关重要的制糖业，叶挺采纳了岭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冯锐的建议，大力发展蔗糖业，并委任冯为农林局局长，将广东全省分为广州、惠阳、潮汕、徐闻、琼崖5个蔗糖区，各划定若干耕地改种高产的渣华蔗种，在一年内就建成了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日榨量为1500吨的7个制糖厂和附设的酒精厂，称为税收的重要财源。
对于乡村建设，叶挺如上所说，邀请了著名国学大师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实验。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漱溟，后以其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曾于1924年前往山东办学，以后又在四川创办勉仁文学院，而他在山东乡村建设实验中倡导的乡学村学模式突出表现了融社会教育与社会改造为一体的思想，成为“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
1927年，梁漱溟提出“乡治”主张，由于这一主张立足于农村衰败的现实，反映了农民小富阶级的政治意愿，因此，很快形成一种潮流。1931年，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和乡村建设学会的成立以及《乡村建设》杂志的出版，标志着“乡村建设派”正式形成。主要领导人是梁漱溟、晏阳初、梁仲华等人。乡建派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根本不存在阶级对立。中国的出路不在于哪个党派执政，而在于“乡村建设”，建立“乡农学校”，恢复“法制礼仪”，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才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广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定位，有一个词广为人知：策源地（或曰“发祥地”）。但“策源地”也好“发祥地”也罢，不管前面加什么定语，都不如“实验室”来得更准确、更科学些。因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这100多年的中国历史，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喜欢用“转型期”来命名。历史转型期最大的特点，就是新文化、新学说、新技术层出不穷。每一项新思想或新技术的出现，都需要进行实验。而广东得历史地理之便，开风气之先，便被不少有志于济世治乱的先行者选中作为他们的实验室。于是可以看到，有人来这里实验洋务，有人来这里传播变法，有人拿这里试验和平改良，有人拿这里试验暴力革命……直到上世纪末，种种实验仍在广东进行：有个老人来画了一个圈，试行改革开放；有个专家来种了一片田，试验杂交水稻……
所以1927年梁漱溟也选择广东实验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时，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虽然梁本人说，选择广东只是因为他的好友、孙中山的部下李济深在广东当权。但因缘际会，广东又多挂了一块“乡治实验室”的牌子。
梁漱溟被誉为“最后的儒家”，他在儒家思想的研究方面，自非今天那些所谓的“新儒家”所能望其项背。但他又不是一个僵化、教条的儒家思想者，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就是为了能在中国实现他所推崇的英国式宪政而做准备的，也是为了证明他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儒家腐朽思想的反对。他觉悟到“英国公民的公民权、参政权、对国事的参与过问权，都是英国人自己要求和争取来的……在民众没有要求的情况下，靠赏赐是不行的”（《回忆乡村建设》，选自《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所以他感到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这理论，跟另一个也是姓梁的广东人——梁启超的《新民说》不谋而合，可见广东确实是被历史选中作为中国实验室的。至于梁漱溟的具体实验方法，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互助，进行农业技术的改革和改良，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进而提高农民参与国事的要求和可能。这些理论和实践，8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是有建设性和可行性的。但它有一个历史条件：就是必须在“治世”中方能实现。
可惜，梁漱溟开始实践他的理论时，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乱世时代，这就注定了他的实验是昙花一现——果然，他的政治靠山李济深在军阀派系斗争中失败，被蒋介石一软禁，他的实验也就泡汤了。后来他得到时任河南省主席的韩复榘支持，便到河南搞村治，不到一年，韩惹火了冯玉祥，不得已投向蒋介石，蒋派他任山东省主席，梁漱溟便也跟着到山东继续实验。可惜，在山东搞了6年多，日军占领山东，乡治计划也就全部终结。乱世之中求治，的确也难为了这样一个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空负报国之心的文弱儒生了，这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
80年过去，乡村建设问题依然是中国的老大难问题。新一届政府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国策，提到“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或多或少都暗合了梁漱溟当年的乡治理论。
而现在，十九路军重返广东，李济深主政两广，叶挺也就有机会让梁漱溟再次来广东实践他的乡村建设理论。
1932年，一位39岁的北京人带着他的乡村建设理想来到广州，对这位当时推崇英国宪政模式的人来说，南行广州的目的，带有实验的性质。在他眼里，英国宪政一开始不是靠广大人民，而是靠中产阶级，靠有钱人，后来范围才逐渐扩大到工人和劳动人民。因此，他认为，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民生活改善了，他们参与国事的要求才可能增强，这样一来，宪政才有基础。
在叶挺支持下，梁漱溟接办了广州第一中学。筹办乡治实验，为什么要担任一中校长？梁漱溟说，“一是试办乡治讲习所，极不愿设在广州城里，而一中地方很宽，颇可借用一部分。所请教师也可两方通用，很多方便；二是因为友人卫西琴（德国音乐教育家，梁漱溟的外国朋友）先生答应到广州来办高中师范班，也以在一中来办较为适合。我任校长，就可以使卫先生做事便利许多。”
一周后，梁与他的弟子黄艮庸（广东人）来到广州的番禺新造细墟，开始了他的乡村考察。新造细墟是黄艮庸老家所在地，那里有一个不小的农场。梁漱溟经常来往于省城和乡间，而以居住乡下与青年朋友共度为多。由此，梁漱溟在广东全面开始了试办乡治的实验，而广东“新农村”的建设，也为广东成为抗日基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金融方面，叶挺利用广东快速增长的雄厚财力和发行债券的巨额收入，通过香港这个对外“窗口”，甚至直接去伦敦、纽约的股票交易所，大肆进行收购。要知1932年正是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最深重的年头，无数公司、企业破产（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大批总裁、经理、经纪人纷纷跳楼自杀），剩下的也在苦苦支撑。叶挺以极低廉的价格，收购了有巨大潜力公司、企业的巨额股票（这些公司再过几年就将全面复苏），甚至成为某些企业的最大股东，特别是美国的军火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度兴盛的军工生产陷入低潮，而且当时美国奉行“新孤立主义”，不干涉国外事务，本**事需要少得可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陆军才30多万人，在全世界排第16位，还在罗马尼亚后面），也不卖军火给交战国，加上经济大危机的打击，使美国的军火工业极度萎缩，股票贱如废纸，工人大批失业。叶挺的大收购，挽救了美国一批军工企业的生命，甚至得到美国政府的赞扬，视为可靠的合作伙伴，为以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对于一些即将倒毙的军火企业，叶挺出资安置其工人后，换得将这些企业的生产线运来广东，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工业，这是后话。
叶挺还使出“杀手锏”：青霉素（自然是蒋先云告知）。众所周知，青霉素（盘尼西林）是20年代英国弗莱明的发明，但很难进行量产，生产一直未有突破。青霉素的生产工艺十分复杂。为保证青霉的良好生长，必须向培养青霉的营养液中输入灭过菌的空气。否则，辛辛苦苦生长起来的青霉和它的青霉素就会报废。要使一个玻璃瓶中的营养液获得源源不断的无菌空气已是大费周折了，而工厂中一个装了上吨营养液的发酵罐如何获得纯净空气的供应将是更困难的事情。
叶挺通过中山医科大学某一名“权威”教授，携带“绝密技术”前往美国，与杜邦等大公司商谈合作事宜。该教授指出：一种罗马甜瓜中内有金菌青霉素的霉菌。这种霉菌生产速度很快，产量也比青霉葡萄球菌的氧化酶高上百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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