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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佐田说道：“我们如果那样做的话，非把加米涅夫急出病来不可！半年以后？老毛子的东方面军肯定都被饿成人干儿了，呵呵。我怕他们现在就已经等不及了！”
孙嘉诚嘿嘿一笑：“等不及好啊，那就让加米涅夫自己去打赤塔的鬼子第七师团好了！咱也不会袖手旁观的，我看就把咱的部队开到乌兰乌德或者希洛克，给他们观敌撩阵如何？这样也是对‘虾米豆腐’的精神支持嘛，哈哈哈哈！”
杨佐田郑重地对孙嘉诚说：“老孙呐，我觉得先把鬼子赶跑了、早点儿收回远东地区对我们更有利。我知道你是担心运输线一旦打通了，咱们就要给苏俄运输物资。可是你看，这个西伯利亚地区也不太平：白卫军、社会革命党还有沙俄的溃兵，都会直接威胁这条铁路的安全——这些人也需要粮食啊，他们能不来抢吗？苏俄政府现在仅仅把持着铁路沿线的城市和50公里范围内的区域，其它地区仍然在别人的手里，这对于铁路运输安全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你忘了‘铁道游击队’了吗？还有那个高尔察克，他们将来的麻烦肯定是少不了的！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我们自己地区的铁路运输安全，至于铁路在他们境内是否安全，那我们可就管不着了！”
孙嘉诚点头说道：“恩，你说的有道理，他们确实没有足够的兵力守卫整个铁路线——这条铁路太长了！得到远东的土地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可是现在张总理和孙总统又给咱们加了个蒙古。我看还是等徐树铮把蒙古收回来以后，咱们再对小鬼子行动吧。”
当孙嘉诚把北洋军的事情向张自强汇报以后，张自强他们详细分析了局势，认为目前的形势下可以提前把外蒙古收回。于是，首先由孙中山联系了正在西北练兵的徐树铮，得到了徐树铮的积极响应：本来徐树铮就不赞成与蒙古王公谈判，加上“青史留名”的巨大诱惑，他非常爽快地同意了孙中山的建议：当苏俄红军中**团抵达蒙古北部地区的伊尔库茨克以后，双方再具体尚定行动细节。就当前的军事态势而论，蒙古北部地区的中**团是这个地区存在的最强大的一股军事力量，现在蒙古存在的原沙俄军队已经成为“白匪”，已经失去了影响蒙古的实力。只要没有俄国现政府的干涉，蒙古的回归根本就不是问题。孙嘉诚按照国内的指示，把薛箓放回去与徐树铮联系。而关于如何解决蒙古的问题，张自强给他的电报里只有一句话：便宜行事。
1918年9月2日，在蒙古大草原上长途跋涉了8天8夜的薛箓，终于带着一千多北洋士兵，赶到了内蒙古大青山下的包头——这里是徐树铮训练“中国参战军”的大本营。
包头位于内蒙古西部，北靠蒙古、南临黄河、东西接沃野千里的土默川平原和河套平原，阴山山脉横贯中部。包头是蒙语“包克图”的谐音，意为“有鹿的地方”，所以包头又有“鹿城”之称。包头的历史悠久：早在6000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先人就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在历史的变迁中，这里曾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胡、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等民族的游牧地。如包头境内的赵长城、秦长城是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长城，境内的五当召（广觉寺）就是中国藏传佛教三大名寺之一。
包头以其沟通阴山南北的交通要道和扼守边陲的军事要冲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期，这里称九原县（今包头郊区麻池古城），秦时九原升为郡，城垣也相应的增筑扩大，两汉时继续沿用不缀。到了近代，包头由一个小村，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集镇。1850年以后，托克托县河口、萨拉齐毛岱两个渡口先后被水淹没，码头移至包头，包头的“水旱码头”的地理位置逐暂突出。清光绪时期，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广设洋行，收购绒毛、皮革、药材、粮食等，包头成为当时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除此之外，中国地质学家丁道衡在1927年首次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以后，这里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稀土矿区——当然，现在的徐树铮并不知道这里埋藏着的地下宝藏。薛箓的归来让徐树铮大喜过望：这支部队已经快一年没有音讯了。虽然段祺瑞多次派人与苏俄交涉，却都没有结果，俄国境内四处都在打仗，他以为这支部队凶多吉少了。现在这些1000多人带着武器和马匹归来，虽然人少了点儿，可也是大喜的事情啊！
把杀牛宰羊、犒劳归来的士兵的命令传达下去之后，徐树铮拉着薛箓的手进了自己的指挥部。半个小时以后，听完了薛箓叙述的徐树铮打开了孙嘉诚给他的信，里面竟然只有在角落里的四个钢笔字：琴瑟合鸣。
徐树铮手里拿着那张纸和那瓶碘酊，在屋子里来回度着步：对方绝对不会在信里只写这几个字的，看来这是对方故意为难自己呀！突然，他灵机一动，拿来一个竹签，裹上棉花，蘸着碘酒在纸上涂了一下。两双凑在一起的眼睛惊讶地发现：本来是毫无字迹的白纸上出现了蓝色的文字——这是孙嘉诚为了防止泄露秘密而采取的小手段，也是为了故意考考这个“智将”的智商：如果他连这么简单的小题目都破解不了，那就只好用薛箓带来的电报联系了。用米汤写字，干燥后的纸张没有字迹；用碘酒涂抹以后，淀粉遇碘变成蓝色，这是最简单的密写手段了。
徐树铮破解了这个难题以后哈哈大笑：“孺子竟用这种雕虫小技难为本帅，岂能如愿乎！”旁边的薛箓连忙大拍马屁：“大帅何许人也！大帅学究天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岂是孙姓小儿所能相比的！”徐树铮掩饰着自己的得意之情，挥手说道：“你鞍马劳顿，先去休息一下吧。”薛箓急忙告退了。
徐树铮等薛箓走出去以后，关上房门，才继续在信纸做涂抹碘酒的工作：他虽然骄傲，却并不傻。对方如此隐秘行事，必然有非常机密的事情。所以他才把薛箓打发走了。
徐树铮紧张地看着逐渐显露出蓝色字迹的信纸：
铁珊兄钧鉴：
前日公与我国孙（中山）总统所议收回蒙古之事，今日良机已到：我部5师7万余人，于（民国）7年8月24日抵伊尔库茨克。今俄人内战正酣，其主力被困远东，无暇顾及蒙古，乃天赐之良机。我部于蒙古北部驻扎，可策应将军之收回国土行动：一、我部将以苏俄红军之名义，电令蒙古王公向贵军投降，并协助贵军剿灭白俄悍匪。二、如遇抵抗，我部可以剿匪名义进入蒙古、协助贵军作战。三、望将军在蒙古行长治久安之策，驻扎军队、归化蒙人、造福一方，万不可轻弃之、令彼地重蹈昔日之覆辙，切切！四、薛箓所带电台，可供彼此联系之用。五、因我部无法久留此地，故请将军尽早出兵，以免错失良机！
预祝铁珊将军马到功成，复我国土、强我华夏！
中**团司令：孙嘉诚 民国7年8月25日
看完了孙嘉诚的来信，徐树铮不停地在屋子里来回度着步思考着。
蒙古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与俄国之间的实力较量问题：1911年武昌爆发武装起义，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早已觊觎外蒙古的沙皇俄国，乘机策动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们脱离中国。11月30日，外蒙古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接着，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乌兰巴托）的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
与此同时，沙俄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于1912年11月3日，同由它扶植起来的外蒙古当局订立了《俄蒙协约》，规定：由俄国扶助外蒙古的“自治”及训练外蒙古军队；外蒙古不得允许中**队入境，不准华人移植蒙地；外蒙古准许俄人享受本条约广泛的特权（如自由居住来往，经商，开矿，务农，以及开设银行、邮局等等）。
内外交困的北京政府别无出路，只得与沙俄谈判寻求解决外蒙古问题。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刚刚建国不久的中华民国，国力之弱可想而知。但中国的外交官们做出了极大努力，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是中国的领土，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还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得到这种结果已实属不易。以卖国复辟著称于世的袁世凯却没有丢掉外蒙古，这一点也着实让那些号称“民族精英”的后人们汗颜！
1913年11月5日，沙俄当局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求外蒙古取消独立；但是却规定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不驻军、不移民；逼迫中国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由俄国实际控制外蒙古。1915年6月7日，沙俄政府、外蒙古当局和北洋政府三方又在外蒙古的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确认1913年的“中俄声明”，并予以具体化。外蒙古的独立使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被割裂出去，形成了一个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家”。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它的分裂形同把中国拦腰崭断。
1918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苏俄推翻。这时的“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苏俄红军不断向西伯利亚挺进，使“自治蒙古”感到危胁日益临近，坐卧不安。于是他们开始与中国进行取消“自治蒙古”、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谈判。
现在，北京政府派出的都护使陈毅总督（不是后来的陈毅元帅）正在库仑与外蒙王公谈判，试图以给予外蒙相当优越的民族自治地位来收回蒙古的主权。不过谈判进程缓慢而艰难：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根本没有诚意。实际的意图是首鼠两端、以为得利。
徐树铮当然愿意出兵收回蒙古，建立此“不世功勋”。但是他也有实际的困难：陈毅总督刚刚前去库仑谈判，现在出兵，显然没有合适的借口；他在这里的军队只有两个师，去除驻守的部队，能派出去的兵力只有一个师，兵力不足；有孙中山的电报，他相信孙嘉诚不会在这件大事上给他“下绊子”。但是对方却“吞了”他5000人的部队，让徐树铮的心里非常“不痛快”：他绝不愿意借助孙嘉诚的部队来“成就大事”！可是，显然孙嘉诚的中**团又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没有他们在蒙古北方“坐阵”，那些狡猾的蒙古王公们是不会轻易投降的。
徐树铮在心里仔细思考着对策：第一，绝对不能让段祺瑞知道他与孙中山以及苏俄中**团之间的事情——这将影响他在国内的政治前途；第二，绝对不能让中**团参与收复蒙古的军事行动；第三，必须说服段祺瑞，使正在进行的谈判破裂，让他徐树铮“师出有名”。
在满足这三个条件以后，应该怎么办呢？徐树铮不愧为具有政治头脑的谋略型将领，他很快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首先，他要说服段祺瑞和陈毅，提高对哲布尊丹巴的要价，使谈判尽快破裂；其次，他要利用苏俄中**团目前的特殊地位，让孙嘉诚对哲布尊丹巴施加压力。最后，他再大兵压境，争取“兵不血刃”，迫使蒙古投降！
徐树铮终于斟酌好了具体的细节，精神愉快地走出指挥部，来到喧闹的大食堂里，为归来的1000多名士兵们接风洗尘去了。。。。。。
第七十二节 远东（5）
1918年9月12日，段祺瑞把持的民国政府宣布与蒙古的谈判失败；9月14日，民国政府正式任命徐树铮将军为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命令徐树铮将军率部入蒙，接收“蒙古国”政权。
9月16日，在中华新史上绝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徐树铮将军率领全副日式装备的“中国参战军”第一师共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团，从大青山下的包头出发，号称三个师、兵力5万，挥师出塞，直取蒙古首府——库伦。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历史上曾两次出兵国外：第一次是冯子材领导的抗法战争，因清庭怯战不败而败；第二次是出兵朝鲜，导致了与日本发生的甲午战争，以中国陆海军的惨败而结束。以后的中国历史则充斥着割地赔款，内战不绝、民生凋零、国家暗弱，再无出兵争取国家主权之壮举。
中**队突然出兵蒙古，几乎出乎所有国家的意料之外。日本虽然陷身远东战场无法脱身，但是它对蒙古的野心比之俄国同样毫不逊色。徐树铮早在接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之初，就对蒙古的一切外在关系非常注意。尤其是日本对蒙古的一切阴谋和企图，他都了如指掌。他认定蒙古对回归中国持徘徊观望态度“皆因日、俄之盅惑所致”。所以，他在入蒙之前，突击购置了50辆大型卡车，作为日后运兵之用。50辆卡车，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了什么，而在民国10年以前，这却是个惊人数字。这与段祺瑞对小徐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徐树铮在抵达距库伦只有140里的叨林时，忽然命令部队停车，然后他拿起电话，接通了驻库伦的日本武官松井中佐的办事处。当松井接电话时，徐树铮先说出自己的姓名和使命：他曾留学日本，日语原极流利。然后他开门见山地说道：“根据我派驻库伦的办事人员报称，贵国派驻库伦的武装部队多达两千余人，请问是否真有此事？”
实际上，库伦只有约100余人的日本兵。现在徐树铮故意夸大，只不过是要松井承认日本有驻军在库伦罢了。果然，松井听到他的诈语后急忙辩解道：“贵军这一情报是不确实的，我这里仅驻了120名武装部队呀！”他听罢松井这一坦白的承认，大笑着说道：“我并非准备与你们对垒作战，你们的驻军数目多少都与我无关！我所要问的是：你依据中日两国何项条约，竟敢公然在中国领土内的库伦驻军？”
这时候松井才明白徐树铮的用意所在，但一时又找不出适当的答复，嗫嚅了半天，才强辩说：“这是我国政府因为库伦地方不靖，怕外交人员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才派来少数军队，以策万全，并无其他用意。”徐树铮于是不再客气：“两国之间，凡任何一方面有所措施，而又牵涉到对方国家的利益，必需根据事实，征得对方国的同意才能施行。你们现在驻军库伦，既无条约依据，又未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显然属于违法行为。请你在三小时之内，将你这120人的武器，全部送缴到我驻库伦的办事处！倘若超过了时限，如果我所率的部队进入库伦时双方发生冲突，那一切责任须由阁下来负担！”
松井慑于徐树铮的理直气壮，又怕徐果真带来了大量军队，其后果更难想象，急忙拖延道：“阁下的要求未免太苛，而且也非我的权责所能答复。请给我五天的时限，等我向我国政府请示后再作答复。”此时徐树铮已经听出松井语气中含有畏缩之意，只是想借此拖延时间而已。他当即以斩钉截铁的口吻说道：“此事的根本错误，系出于日方。阁下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负责人，当然有责任替政府认错，并且也有责任改正这种错误。现在就请你拿出‘负责’的勇气，作个肯定的答复吧！”
松井听徐树铮的口气坚决，料定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只好嘴对话筒干咳无语。徐树铮又故意为他留了个缓冲的余地：“我们之间的谈话，就此告一段落。我现在就命令我的部队，将行程向后延长一个小时。希望你在这段时间里，和我的办事处长解决此一问题。我只凭我的办事处长的电话来决定行止！”说完之后，他恐怕对方再罗嗦，不等对方回话就将话筒挂了。果然不过半小时，库伦办事处的电话来了，向他报告说：“日本武官松井，已将驻库伦日军120人的武器，全部缴来。”只凭借几句话就肃清了日本在蒙古的势力，徐树铮不禁哈哈大笑。他立即下令出发：50辆卡车载着全副武装的雄师，浩浩荡荡开进了库伦。
日本政府权衡利弊之后，只好发表了“支持中国收复蒙古”的一纸声明——他们希望中国的此次出兵，能够威胁苏俄红军的侧翼，缓解远东战场上日军受到的压力。实际上，从日军第12师团被全部歼灭的那一刻起，日俄两国就进入了战争状态，只是出于各种考虑没有正式宣战而已。日本认为，中国的出兵可以帮助自己在远东的军事行动。至于驻库伦日军被迫缴械的问题，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蒙古问题对协约国而言是“事不关己”，他们仅仅发表了一纸“关切”的声明了事；而与蒙古问题利害相关的苏俄政府，因为有心无力，只由外交委员契切林发表了“严重关切蒙古事件，请中国政府慎重解决，务以蒙古人民之意愿为念”的不疼不痒的声明。
苏俄政府的反应完全违背了常理：虽然它现在顾及不到蒙古问题，但是并不妨碍它发表“不能接受”的强硬声明，表明自己的“不承认”立场。
但是苏俄政府确实有难言之隐：他们是迫于无奈，才吃了这个“哑巴亏”。9月6日，接到徐树铮“收复蒙古方案”的孙嘉诚，以“苏俄红军中**团”的名义，向蒙古国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发出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我仅代表苏俄红军中**团敦促蒙古现政府：必须立即与沙俄匪帮划清界限，并延请中**队出兵入蒙剿灭之！蒙古本为中国之固有领土，贵政府应欢迎徐树铮将军的正义之师进入蒙古剿匪，并重归于中国管辖之下，苏俄红军将承认并支持中国政府对蒙古享有无可争议之主权。”
孙嘉诚的这封“李代桃疆”的电报不仅让苏俄政府无法对蒙古问题继续说话，而且更让哲布尊丹巴惊慌失色、完全乱了方寸！本来打着“拖延”主意的蒙古王公们，只好放弃了其它的想法，准备接受民国政府提出的“享有高度自治”的回归方案。
而就在此时，中方谈判代表库伦都护使陈毅收到了国内发来的电报，改变了原来提出的条件，向哲布尊丹巴提出了“蒙古只能作为一级地方政府，必须允许中央政府驻兵、纳税，并允许汉人自由居住来往、经商、开矿、务农、以及开设银行和邮局”，彻底放弃了让蒙古享有“高度自治”的谈判条件，坚持收回蒙古的全部主权。
听到民国政府这个“苛刻条件”之后的蒙古王公们“群情激愤”起来，纷纷表示“难以接受”。而仅仅不到10天之后，外面传来的消息却又让他们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徐树铮将军率领的“5万精兵”，距离库伦只有一天半的路程了！
徐树铮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各地蒙古高层人士在精锐的中**队到来之际纷纷投降。一路之上，只有原俄国顾问军变成的白俄股匪敢于和中**队交战。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所谓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实在不敢恭维：他们唯一比中**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与白俄股匪的交战，双方互有胜负。但是他们只是想劫掠物资，并无阻挡中**队前进的政治目的，因此并没有阻挡住中**队前进的步伐。
1918年9月24日，徐树铮将军的部队开进了库伦。当他挥军进入库伦时，为了向蒙人炫耀武力，他预先命令各部队：每一辆卡车限载20名官兵，并将每一士兵所携武器，尽量显露在外面。从车外看，真是“雄壮威武、刀枪如林”。兵车进入库伦市区以后，又特意绕着几条店铺连绵、人烟稠密的街巷徐徐前行，然后才开向库伦西郊的红城（袁世凯时期修建的驻军营区）。
但是当车辆进入营区之后，士兵并没有下车，而是由军官监视着，要士兵们都伏于车厢之内，然后从外面用巨幅帆布覆盖起来，使车外面看不到车内有人。安排妥当之后，车又重新开离营房，在离库伦的不远处混入新来的兵车行列之中，一同进入库伦市区。就这样往往返返，把那些未见过世面的蒙古人看得眼花缭乱，简直就不知道中**队开来多少人马！接着，徐树铮命令将当日上午日本驻军的缴械事件传遍库伦全城。使一般的蒙古人对这位少年英俊的徐将军（徐的实际年龄39岁，不过看起来好像三十出头）敬若神明。
库伦西郊的红城营房，原是袁世凯派人督建的。其规模之大，足够五个师居住。而徐树铮进驻库仑的部队仅有一个旅。其编制名额虽然比一般部队多，有8000多名官兵，但是仍然无法住满这么大的一所营房。但是徐树铮却早有安排：他在军队到达之前，即规定每一个连要住进容纳一团人的营房，而且须在各营门外边布满卫兵，并严禁当地人接近营区，以免泄露真相。因此蒙人以为各营房内皆住满军队、数目至少应在5万人以上，却不知道这里的部队还不足1万人！徐树铮的这一布置虽然是对蒙古人的心理战，却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外蒙王公摄于中**队势力“浩大”，纷纷俯首称臣。
与历史极其相似：徐树铮一进库伦，立即使用雷霆手段软禁了哲布尊丹巴活佛，并把蒙古“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逼迫他正式上书中华民国总统冯国璋，“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和协定”。随即，徐树铮按照孙嘉诚在电报里为他出的“点子”，又逼迫巴德玛·；多尔济上书，请求与哲布尊丹巴活佛及其他蒙古王公200余人，“进京拜谒总统”——其实就是软禁了他们，好借机铲除蒙古原上层亲俄势力，为培养“亲中”势力争取时间。
接着，徐树铮命令薛箓率两个团镇守库伦，他带领其余部队马不停蹄地赶赴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战略要地，并亲自率领两个团的部队占领了唐努乌梁海。唐努乌梁海是清代乌梁海三部之一，因境内有唐努山而得名。它位于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的北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从战略上讲，是外蒙古的北方屏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唐努乌梁海历来属于中国领土：清代平定准葛尔部叛乱后，这里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统辖，共设有五旗：库苏古尔乌梁海旗（库苏泊一带）、托锦乌梁海旗（大叶尼塞河上游）、萨拉吉克乌梁海旗（小叶尼塞河上游）、唐努乌梁海旗（在唐努山阴）和克穆齐克乌梁海旗（赫姆奇克河流域），共辖四十六佐领。
1864年，俄国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西北十佐领。1911年，中部二十七佐领为俄国强占、东部九佐领为当时宣布“独立”的喀尔喀封建领主占领。徐树铮按照孙嘉诚的建议，更改了他原来准备收复中东部三十六佐领土地的原定计划，占领了唐努乌梁海全境，将1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全部收回。按照双方的约定，孙嘉诚派出中**团三个团的兵力，将已经肃清了沙俄残匪的西北部地区的防务交给了徐树铮部。然后，他们迅速撤离了该地区。
按照苏俄政府与菲律宾政府的有关协定，这一地区属于“归还中国的西北领土部分”。为了表示“中**团未参与此事”，孙嘉诚派出的三个团奉命脱下了红军军装、换成了迷彩作战服，秘密进入了唐努乌梁海地区，将沙俄残匪收拾干净。当接到徐树铮到达的确切日期之后，他们才又穿上红军军装，大张旗鼓地进入了这里，并接管了所有的政府机关。然后举行正式交接仪式，昭示“红军将此地交还中国”之意。
这是杨佐田的主意：现在，中**团的主要任务是打通远东交通线。如果过早暴露他们插手蒙古问题，反而会提前引起苏俄对他们的警惕，不利于今后双方在远东问题上的合作。所以，现在还不到与苏俄翻脸的时候，还是隐蔽一点、尽量减少摩擦的好。中**团在撤离之前，见徐树铮驻守边境的部队火力不足，特意给他们留下了100支自动步枪和弹药。
苏俄方面对中**团的做法也无可奈何：人家严格按照“协议”办事，将这里“正式代表苏俄红军”交还给了中国，完全符合“协议”的精神。
实际上，中**团把唐努乌梁海交给中国北洋政府主要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这里地处内陆、交通不便，又被俄国和北洋政府包围着。在没有统一中国以前，这里不利于长期驻守。可惜的是，这位徐树铮将军还真如周瑜一样气量狭小：虽然他心里非常清楚这次收回蒙古的军事行动孙嘉诚的中**团居功至伟，但他仍然因为忌恨孙嘉诚收编他的部队，在他给民国政府的“述职报告”中只字未提中**团，把所有的功绩都记在了他徐大将军的名下——当然，他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毕竟孙中山与北洋政府在目前是处于对立状态的。
在世界各地战火纷飞的1918年，中国收复蒙古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特别引人注目。但是，这件事对长期处于列强压迫之中的中国人来说，却着实让国人振奋：各地军阀及各界要人纷纷向徐树铮发来贺电，对他的历史功绩表示祝贺。
其中尤以中山先生从菲律宾发来的贺电评价最高：“谂知外蒙回，四内响应。吾国久无陈汤、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六载。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忻鼓舞之不已！”梁士诒也有贺函给小徐：“冒雪北征，保国安边，苦心远识，令人倾倒”。北洋政府也隆重表彰了徐大将军的战功。数月之间，“当世左宗棠”徐树铮将军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传遍了全中国。
两个月之后，徐树铮“护送”哲布尊丹巴活佛，以“豫威将军”、“外蒙活佛册封专使”的身份，再次回到了库伦，受到外蒙官民的热烈欢迎。外蒙官府喇嘛以及军商绅庶都“郊迎十里”，库伦百姓夹道相迎，街肆一律悬旗致庆。册封大典庄严而隆重，小徐志得意满，将七狮金印授给哲布尊丹巴。册封活佛的全文如下：“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赞助取消自治，为外蒙谋永久治安，仁心哲术，殊堪嘉尚，着加封为外蒙古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以昭殊勋。此令！”
从此，徐树铮开始在这里施展他的抱负、悉心治理外蒙古。为了争取蒙人的信心，他一到蒙就命令在外蒙经商的山西人要和蒙人诚实交易。原来，那时外蒙的贸易多是掌握在山西人手中。山西人常利用赊账的方式来引诱蒙人：就是不要现款交易，而是把他们喜欢的东西先买去，然后规定一个时间归还。蒙古人因为可以不用现款就可以得到其喜欢的东西，于是需要的买、不需要的也买，山西商人因此生意鼎盛。
蒙人交易是用羊来代替货币。如果价格议定了是100头羊，到了年底偿还的时候，山西商人就到蒙人那里去牵走140头羊。蒙古人问：“为什么要多牵走40头羊呢？”山西商人说：“羊是要生小羊的呀！当时的100头羊，现在多生40头不是很公道吗？”蒙人老实，一想也有道理，就给他们牵去。其实，这却是不合理的：一百头羊需要喂养，不到一年就要增加40头羊的利息，实在是欺负蒙古人老实！
徐树铮一面勒令山西商人不许如此盘剥，又令蒙人不得赊欠，免负重利。即使赊欠，也不许到付账时支付或索取额外的羊只。同时，小徐还设立边蒙银行，任命李祖法为总经理，并发行钞票（钞票以骆驼队为图案），并在可以种菜的地方种植天津大白菜——在此以前，外蒙根本没有蔬菜吃。为了开发外蒙的地下资源，他还从德国聘来一位化学教授巴尔台从事长期的调查，以拟就开发计划。倘若徐树铮专心治理外蒙，以他的才华和魄力，一定会大有成就。
可惜的是，徐树铮志不在此、心有他属，仅仅1年之后，他就离开了这里。而后来的接任者之中，没有一个人能有他的威望和才华，致使蒙古的局势仅仅稳定了十几年的时间。。。。。。
（以上文字与真实的历史在时间上有些出入：1919年4月17日，段祺瑞提出“西北筹边办法大纲”；6月10日经国务会议议决照办；6月13日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6月24日命他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后，他才开始在西北编练“中国参战军”；陈毅和蒙古的车林从1919年1月中旬开始商谈撤销自治问题。本文有演义的成分，请各位不要深究，就当作是历史改变的结果吧。）
1918年9月22日，中**团的所有人员和物资终于全部运送到了伊尔库茨克。当最后一列火车上的战士到达了营地之后，孙嘉诚和杨佐田就同时收到了来自莫斯科和红军东方面军的两封电报，主要内容就是敦促中**团出兵赤塔。
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苏俄红军东方面军曾两次对赤塔的日军第七师团发动进攻，试图打通西伯利亚铁路交通线。由于日军的顽强抵抗，双方除了互相损兵折将之外，整体的战略态势却没有任何变化，赤塔仍然掌握在日军手里。这已经是加米涅夫的第二封电报了。第一封电报是9月12日发来的，加米涅夫希望中**团能从西部配合他们作战，被孙嘉诚以“人员装备没有到达”为借口推掉了。这也是实际的情况：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在人员到达1/3以后，火车上装载的就几乎全部是粮食、弹药、被服等物资了。除了跟随火车押运到达的战士以外，最后剩余的一半战士必须等候物资全部运输完毕，并在最后离开。这样一来，9月12日到达伊尔库茨克的中**团人数只有1/3。所以对于孙嘉诚的借口，加米涅夫也无话可说。
随着东方面军运输补给的中断，粮食、弹药无法运到伯力，加米涅夫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如果没有远东地区游击队对他们的帮助，可能东方面军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孙嘉诚和杨佐田分析了现在的形势后认为：“耳朵”小组通过监听得到的情报显示，由于旅顺口已经被菲律宾海军占领，日本正从本土经过朝鲜调集第十四师团、第十六师团和第五师团至远东地区。如果中**团再不出兵，苏俄东方面军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孙嘉诚忧心忡忡地对杨佐田说：“看来，我们低估了日本对远东地区的野心啊！历史上，日本干涉远东曾出动了21个师团中的11个、死亡1。2万余人、耗军费９亿日元、历时6年半才最后撤离。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了。”
正在此时，作战参谋走了进来，把一份电报放在了他们面前：“日本已经对其本土的第八师团、第九师团和第十一师团发布了战争动员令。”下面是一只耳朵图案。
杨佐田看着这份情报，缓缓地说道：“从日本目前的兵力来看，算上被歼灭的第十二师团，他们已经出动了第七、三、十四、十六、五，一共六个师团约12万人的兵力。如果再算上正在动员的三个师团，总共将达到九个师团约16万人！看来，是第12师团的覆灭刺激了日本人的兽性啊！”
孙嘉诚点头说道：“如此一来，这里非常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地面战争，我们的部队缺乏重炮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炮兵是陆战之王，缺乏重炮，我们是要吃大亏的！”
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几乎同时向桌子上地图看去，开始筹划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第七十三节 远东（6）
1918年9月20日，日本东京，日本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官邸。田中义一与日本陆军军事参议官井口省吾、松川敏胤三个人，正在一起谋划着远东的军事行动计划。
田中义一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积极鼓吹者、对外侵略的急先锋：他是长州（今山口县）藩士出身，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886）和陆军大学（1893），曾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1898～1902年，他曾留学俄国研究军事。日俄战争爆发后，他担任满洲军参谋。1909年，田中义一进入了陆军部，并主持修改《步兵操典》和《辎重兵操典》，1911年任陆军部军务局长，曾于1913～1914年赴欧美考察军事。
日俄战争前期，日本政府内部的陆军部、海军部和外务省，以陆军参谋本部里时任总务部长的井口省吾少将、第一部长的松川敏胤大佐和田中义一少佐三人为核心，连同海军军令部时任第一局长的富冈定恭少将、山下源太郎大佐、上泉德弥中佐和浅间号舰长八代六郎大佐，外务省方面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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