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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定恭少将、山下源太郎大佐、上泉德弥中佐和浅间号舰长八代六郎大佐，外务省方面的政务局长山座元次郎、外相秘书官本多熊太郎等持强硬论者的对俄强硬派，共同结成了“湖月会”，他们分工游说各元老和阁僚，最终促使日本下定决心，对俄国发动了战争。
日俄战争取得的胜利，奠定了他们在日本军界今日的主导地位：井口省吾于大正5年（1916年）任陆军军事参议官；松川敏胤大正3年（1914年）任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后任日本朝鲜驻屯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大正7年（1918年）任陆军军事参议官；而田中义一则担任了今日的陆军大臣这一要职。
田中义一首先介绍了远东地区的战略态势，然后他说道：“从远东以及西伯利亚地区的总体形势上看，我军处于劣势：伯力地区有俄军五个集团军、10万人的部队，最新的情报显示，在伊尔库茨克地区也发现大量的俄军正在集结，估计最少也有5万人的部队。目前，在我英勇的大日本陆军第三师团的顽强阻击下，比金战场暂时处于僵持状态；守卫赤塔的第七师团也顶住了俄军的两次疯狂进攻。但是，我军这两个师团都损失惨重，减员达到了1/3。如果继续坚持下去，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第三师团长大庭二郎和第七师团长藤井幸槌，也都发来了要求紧急增兵的求援电报。我军第十四、十六师团和第五师团，现在已经在增援的途中。但是因为旅顺口被菲律宾海军占领，他们只能经由朝鲜赶赴上述两地，时间上耽搁较多，还需要3—5天才能抵达战区。”说完，他叹了口气。
井口省吾说道：“十二师团2万名官兵和（师团长）大井成元阁下的仇，我们不能不报！大日本皇军更是绝对不能输给俄国这个昔日的手下败将！我们的海军已经败了，如果陆军再次失败的话，日本将彻底丧失信心，大和民族恐怕将从此失去往日的光辉与荣耀啊！这是关系到大日本帝国生死存亡的大事！大和魂，必须通过敌人的鲜血和战场上的辉煌胜利来铸就！”
松川敏胤和田中义一连忙点头，井口省吾的话说到了日本的核心问题：日本的崛起，全部是通过历次对外战争所取得的胜利来实现的；日本的衰落，也必将因为战争的失败而来临！
日本海军失败的阴影和巨额的战争赔款，已经使整个日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现在，这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场战争的胜利来鼓舞军民的士气。日本参谋部做出的判断认为：俄国的战略重心将在欧洲——在苏俄政府没有稳定欧洲战局以前，他们只有选择暂时放弃远东地区。这样，日本就有可能以最小的代价，迅速占领远东地区广阔的土地，在这里拣个大便宜——这也是日本政府最终决定参与远东军事干涉的最主要原因。这个判断本来是对的，可惜被张自强他们改变了，反而成为了日本的最大战略失误！
松川敏胤担忧地说道：“参谋部在战略判断上出现的巨大失误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按照目前苏俄的军事调动情况来判断，我担心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远东和西伯利亚。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但是实际情况已经那样了，我们的一切军事行动就必须在这个基础之上来决定。我判断，如果我们继续在这个地区增兵，将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恐怕我国目前的财力将无法支持长久的战争；第二，我国将有可能陷入类似欧洲战场那样的泥潭里无法脱身。这与我国置身事外的战略思想是相矛盾的。”
世界大战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日本虽然参加了战争，但付出的代价却很小。各国的订货都纷纷集中到日本商品上来，使日本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战争景气。甲午战争后，日本的贸易几乎每年都是连续入超，但在一战期间却突然转为出超：4年里的出超总额高达14亿日元，进出口总额在1917年（大正6年）竟达到了35亿元，增加了近2倍！日本国的商船取代了欧美商船，在世界各地从事货物运输，出现了海运业的黄金时代：船舶数量持续增加、新航线相继开辟、海运业暴发户不断涌现，海运业的繁荣情况空前。在工业方面，纺织、缫丝、纺织品等轻工业也有了惊人的发展。原来一直依赖进口的船舶、车辆和机械等产品，现在都已能自行生产，甚至反而是输出了。以这种经济景气为背景，出现了兴办各种企业的热潮。有不少的企业主纷纷来到陆军部联系，想与军队合作发展军工企业，以获高额利润。由于资本不断增加和集中，银行资本对产业资本建立了决定性的控制，随着银行作用的增加，银行原有的资本增加和集中也有了大发展。
可惜的是，当菲律宾海军几乎全歼了日本海军之后，迅速蓬勃发展的日本经济随之遭到了当头一棒：首先是巨额赔款对日本经济产生的巨大压力，然后是船舶运输业的迅速萎缩和各国定单数量的逐步减少。船舶运输业开始从日本向菲律宾转移，纺织品、船舶和机械产品的定单也逐渐出现了紧随其后的苗头。如果没有美国的借款，日本银行业恐怕早就崩溃了。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现实，最直接的理由，就是日本海运业的安全失去了保障。目前，日本仅仅保持着朝鲜和中国的市场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让日本经济获得了苟延残喘的机会。可是，菲律宾海军紧接着又控制了中国沿海几乎所有的重要港口，日本与中国大陆的所有贸易运输，几乎全部落入了菲律宾的掌握之中！
失去了海军的保护之后，日本经济最脆弱的一面开始暴露出来，这就是岛国的悲哀——日本的许多船舶运输公司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不得不选择接受在菲律宾注册、交纳“保护费”并悬挂菲律宾龙旗，只因为悬挂日本国旗的船舶几乎全部都要随时受到菲律宾海军巡逻舰队的检查！
松川敏胤的话让井口省吾和田中义一立即低下了头。在这段时间里，以这三个人为核心的日本军队强硬派，几乎与原敬内阁处于阵垒分明的对立状态之中：军队打仗需要钱、海军建设也需要钱，可原敬内阁偏偏就是拿不出钱来！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原敬也是没有办法。
原敬主张实行政党政治，他的内阁因而是个较为正式的政党内阁。原敬本人也与历任首相不同，他没有华族爵位，被称为“平民宰相”。原敬上台后，为了重新振兴日本经济、缓和中小资产阶级和普通国民的不满，他积极推行以“奖励实业”、“改良教育”、“整顿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执政纲领，其内阁又因而被称为“实业内阁”。1918年6月，原敬在第40届议会上提出的《修改选举法案》得到通过，改大选区制为小选区制，并降低选民纳税额（由纳税10日元降至3日元）的资格限制，使日本选民人数由150万增加到330万左右。原敬内阁又试图将朝鲜等殖民地长官，由武官专任制改变为文武官员均可担任制，遭到了军阀势力的抵制而作罢。接着，他又利用民众对藩阀、官僚和军阀的不满情绪，推行了一些旨在削弱这些人势力的“改革”，以调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原敬因此被军部的一些极端势力视为“眼中之钉”。
井口省吾说道：“不论如何，帝国陆军必须洗刷12师团的耻辱！至于军费问题，我看就不要难为政府了。我们可以考虑在朝鲜和满洲地区就地筹措粮食和其它物资，政府只负责军火供应就可以了。这个任务可以交给驻屯在那里的四个师团来做。只要我们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一切就都是合理的。”
与此同时，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原敬与外相内田康哉，正在载仁亲王的府邸拜访这位陆军参谋总长。
在日本的历史上，军事大权归还天皇，开始于庆应3年12月9日（1868年1月3日）。德川幕府将国家大政归还天皇之后，宣布恢复王政成立明治新政府。但是在这个时期，天皇还没有直属部队，天皇的军事权是委任大将军或大总督行使的。总督也只能指挥控制各藩的军队，而且中央军事机构也十分软弱。
在明治4年（1871年）7月改革兵部省编制体制过程中，日本设立了陆军参谋局，作为省内的一个特别局。参谋局是掌管军令的专门机构，它“以大辅为都督”，“参与筹划机密事务，编辑兵要地志以及管理谍报事宜”，它的成立表明专管军令的机构出现了独立的萌芽。但是在这一时期，军令、军政的区分尚不明确，处于政令合或混淆状态，因而军制上也出现徘徊不定的局面。
明治11年（1878年）10月，陆军省以陆军卿西乡从道的名义提出扩充参谋局的建议，这一要求得到天皇认可后，于12月5日撤销参谋局，设立了天皇直辖的参谋部。参谋部的独立，意味着只有陆军军令机关脱离了当时以太政大臣为最高领导的政府机构。这是继陆海军省分立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改革。参谋部成立之后，又进行过数次改革，扩充了机构。
明治18年（1885年）12月22日，日本取消了太政官制，建立了内阁制。同时，也规定了内阁总理大臣的职责，规定：“内阁总理大臣在各大臣中位居首席，负责上奏机要事务，秉承天皇旨意，指示大政方针，统管各行政部；内阁总理大臣可分析各行政部之成绩，要求其说明，并进行核实。”太政大臣对各省长官有完全的指挥监督权，而内阁总理大臣却没有这样大的权力，这是天皇收拢权利的标志。更重要的是，“内阁官制”第六条对于参谋长的上奏（称“帷幄上奏”）作了如下阐述，规定了与统帅权的关系：“各省大臣应经常向内阁总理大臣报告其主管事务的情况，如事关军事机密，可由参谋长立即上奏，但陆军大臣须将此事报告内阁总理大臣。”
参谋部历来是陆军的中央军令机关，但明治19年（1886年）3月，日本对参谋部进行了根本性的重大改革，成为陆海军联合的中央军令掌管机关。该机关在皇族参谋长之下，由陆海军将官各一人任副参谋长，辅佐参谋长，其下并列设置了陆军部和海军部。明治20年（1887年）5月，日本又新出台了军事参议会条例，规定军事参议官“置于帷幄之中，审议有关军事的利害得失。”即军事参议官是直属天皇的军事审议机关。虽然它没有把审议结果直接付诸实施的权力，但是军事参议官负责审议整个军事方面的利害得失，因而它的权限比国防会议要大得多。军事参议官是现职的陆海军大臣、参谋长和监军，并不是另行任命，也末确定议长和副议长，这一点与国防会议不同。它是在军政、军令方面负责辅佐天皇的最高当权者的联络会议。
明治22年（1889年）2月11日，日本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这部宪法规定，在天皇独榄统治大权的前提下，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机构原则上各自独立，帝国议会、法院、国务大臣分别处于决策地位。同年12月4日，又颁布了《内阁官制》。《宪法》中有下述条款：第11条，天皇统帅陆海军；第12条，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和常备兵额——这两条是军制的基础，第11条称为军令大权、统帅大权或“帷幄之大权”；第12条是规定天皇的军事大权的，称为编制大权或军政大权。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日本设立了由天皇和皇族参谋长控制的“战时大本营”制度，并于战争结束后撤消。
由此可见，真正掌握日本军队指挥权的，是天皇和出身皇族的参谋长——这是原敬与内田康哉拜访载仁亲王的真正原因所在。原敬首先向载仁亲王介绍了目前日本窘迫的财政状况，然后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殿下，日本不应该放弃西园寺公望前辈制定的‘卧薪尝胆’战略。如果远东战场出现失控，日本将陷入战争泥潭而无法脱身。无论战争胜负，我国经济都将一蹶不振，重振日本海军的计划就将遥遥无期。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岛国来说，没有强大的海军将会一事无成啊！”
载仁亲王赞同道：“卿所言极是！但军部内要求战争的呼声日益高涨，他们已经联合上奏天皇，要求设立战时大本营。他们的意见，我们不能不考虑。12师团的全军覆没，将对帝国的斗志产生极其不利的负面影响，军人们的积极性也不益再受挫伤啊。”
原敬向内田康哉使了个眼色，内田康哉说道：“殿下，目前的国际形势不适宜发动战争啊：英国和美国已经对我国连续向远东增兵的行动表示严重不满，称我们‘置当初的出兵协定对兵力之限制于不顾’。他们表示‘将不再向远东地区派遣一兵一卒’，并将‘选择适当的机会撤兵’。如果这样，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将只有我们单独与苏俄军队开战了。。。。。。”英、美已经达到了“吸引苏俄红军主力”的目的，在欧洲战场没有结束之前，他们当然不愿意日本独霸远东。
原敬马上接着说道：“如果帝国单独与苏俄在远东地区开战，会加深同各国之间的矛盾。在帝国目前的形势下，将不利于帝国经济的振兴和长远的发展。现在。。。。。。”他沉吟了一下，然后决然说道：“帝国的重新崛起，需要列强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取得他们的支持！帝国现在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尽量顺从他们——尤其是对美国！”
载仁亲王听到原敬的这番话，陷入了沉思之中。。。。。。
日本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争论，并没有影响到日军增援部队的行动：1918年9月25日，日军第十四师团抵达满洲里、第十六师团和第五师团抵达乌苏里江西岸的饶河；日军第八师团、第九师团和第十一师团也在日本本土进行着紧张的扩军备战；驻扎在满洲和朝鲜的日军接到了国内的命令，开始投入到抢掠百姓粮食的“军事行动”之中，朝鲜和日军控制的南满地区被这些畜生们弄得鸡飞狗跳，百姓们又开始了新的逃亡。
而此时的伊尔库茨克中**团营地里，只剩下了5个后勤团的部队在这里驻守：9月23日，孙嘉诚和杨佐田对中**团下达了开拔的命令，部队开始沿铁路线向赤塔方向前进，当天晚上抵达希洛克地区，并在那里迅速展开，从西面包围了赤塔，截断了这里的所有交通要道。与此同时，苏俄红军东方面军三个集团军也从东部完成了对赤塔地区的合围。东西对进、四面开花——这是加米涅夫制定的“解放赤塔作战计划”。
但是，孙嘉诚显然并没有遵照加米涅夫的作战计划行动，按照他的命令：中**团开始在赤塔西部15公里的“敌人非接触区”构筑战壕及防御工事，并保留了赤塔到满洲里之间的铁路线。同时，中**团第一师、第二师23000名战士，在晚上全部换装迷彩作战服，放弃了汽车等辎重，仅带着轻武器、150门迫击炮、弹药和必要的工具，借着黑夜的掩护，消失在满洲里方向的丛林之中。
与此同时，菲律宾的张自强也按照与孙嘉诚等人商定的作战计划，命令王云飞驾驶的094核潜艇从巴布延岛的停泊地出动，赶赴日本的对马海峡。
杨佐田与第一师师长张福荣、第二师师长任辅臣并驾齐驱，策马飞奔。中**团平时严酷的训练，这时候开始显现出成绩：50公里的急行军，只用了2个半小时，就到达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石勒咯河铁路桥！
石勒咯河发源于蒙古境内的肯特山脉，是黑龙江最大的一条支流。这里山脉绵延、山林茂密、山谷纵横，从军事角度看，是个天然的伏击战场。这就是孙嘉诚和杨佐田共同研究的“围点打援”计划：利用红军对赤塔之敌发动进攻，则日军第十四师团必火速增援；将石勒咯河铁路桥南北5里的铁轨全部拆掉，日军只能选择从火车上下来，徒步夺桥或者泅渡过河。而这里，就是孙嘉诚为日军第十四师团预设的埋骨之地！
让孙嘉诚和杨佐田在缺乏重炮的条件下进行残酷的攻坚战，他们是绝对不干的。这些来自未来的中**官，熟读“毛子兵法”，最擅长的就是打伏击。所以，他们选择了这个避短扬长的、在张福荣和任辅臣看来，简直是“奇谋”的计划：在这个时代的军人，对“兵者，诡道也”这句话并不“感冒”。尤其是法国陆军和日本陆军，他们战术呆板、作战计划僵硬。作战计划制订以后，就几乎没有了任何变通的余地。俄**队也强不到哪里去。而孙嘉诚和杨佐田则不同，他们只制订战略目标，然后把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具体战术，交给下级指挥员来制定，由大家来共同探讨和最后确定，并允许做出必要的临时调整——这个计划中，张福荣的第一师负责南岸日军的“去尾”任务，任辅臣的第二师负责北岸的“掐头”任务，三个特种大队负责三个点的爆破任务。这些具体作战计划，都是师长和队长们自己制订的，然后由孙嘉诚和杨佐田主持讨论，大家充分提出反驳意见后，再修改通过。这样，对这次的作战任务，参与作战指挥的每个高级指挥员，都做到了心中有数。
1918年9月23日夜，赤塔日军第7师团指挥部。师团长藤井幸槌少将拿着手里的情报沉思着：赤塔周围突然出现了无数苏俄红军部队！从占领赤塔的那一刻起，藤井要求增兵的电报就没有停止过。可是，由于日本军部出现的战略失误，日军对这场战争准备并不充分，兵力严重不足。依靠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付出了减员1/3的惨重代价，第7师团坚守赤塔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好在满洲里铁路畅通无阻，兵员和弹药物资都得到了及时的补充，第7师团的战斗力仍在。可是以25000人对抗数倍于己的进攻之敌，虽然有高城坚垒的优势，藤井在自己心里仍然打着鼓。好在第14师团长栗田直八郎少将从满洲里发来了电报，半天时间就会赶到。侦察部队得到的消息更加另藤井鼓舞：满洲里至赤塔的铁路依然畅通。如果自己制订的“里应外合聚歼红军于赤塔之下”的计划得以实现，自己将成就乃木希典一样的不朽功业！
想到这里，他立即喊来参谋，招集各联队指挥官到这里开会。他先做了一番声嘶力竭的鼓励，并通报了第14师团长赶来增援的“喜讯”，然后才下达了作战命令：“各联队马上进入临战状态，要坚守、坚守、再坚守，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联队长们一起“哈依”一声，然后敬礼离开，分别赶赴各自的防区里去做最后的战斗准备。与俄军两次交手之后，这些日本军人普遍产生了轻视他们的念头：这些俄国人战斗力一般，更远远不如日本军人勇敢！
1918年9月25日，到达满洲里的日军第十四师团只在这里停留了1个小时，就在师团长栗田直八郎少将的命令下，“一往无前”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第七十四节 远东（7）
陈裕华是马来亚的华侨，他参加过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军”、参加过讨袁战争，也参加过棉兰老平叛。他因为平叛战斗的军功，由当时的少校营长被提升为中校团长。跟随孙嘉诚来到俄国的中**团以后，陈裕华与同来的军官们一起，担任中**团各团、各营和特种大队的教官，然后顺理成章地代理团长、营长或队长的职务。陈裕华现在是一师3团的“代理团长”。
中**团的编制以“团”或“大队”做为独立的战斗单位，共编有30个步兵团、5个骑兵团、5个医疗团、5个工兵团、20个后勤团共65个团和10个特种作战大队。团以上单位设正、副主官和参谋长各一名，由参谋长兼任战士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团以下单位（营、连、排）同样设正、副主官各一名和指导员一名。90％的主官和参谋长（指导员）都是由来自菲律宾的教官们担任的。而张福荣、任辅臣等“深得民心”的几个人，则被推举为各师代理师长，副师长和参谋长仍然由来自菲律宾的教官们担任。北洋军的5000名官兵被全部拆散，编入了各战斗单位。军团部设有通讯处、参谋处、情报处、军法处和后勤处，同样的机构只在师一级设置，并接受军团部和师部的双重领导。这样一来，孙嘉诚就把整个中**团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
按照孙嘉诚的解释，这些任命都是“暂时”的：每次战斗之后，都将根据战功和个人的能力重新进行调整。把这种竞争模式引入军队，主意出自张自强他们那些海员们的脑袋：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军队，“只升不降”的“官例”，几乎成了中国官场上心照不宣的“铁律”！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好位子”就那么几个，可是“候补”的官却因为这个不成文的“铁律”而越来越多。于是，各种希奇古怪的招数，都被聪明的“国人精英”们想了出来：一个县长、十个副县长；一个局长、8个副局长；一个师长、4个副师长等等，然后就是副书记、副政委、副主任越来越多。还有大批够级别的干部无法安置，就再设个部门！于是，政府机构臃肿、军队机关庞大，虽久治而不愈。。。。。。
现在的中**团，从军官到每个战士，只要付出努力，就都有机会升官，当然也同样都有机会“下岗”——只能上、不能下的“惯例”，在中**团里是没有市场的。有竞争就有动力：这是中**团的战士们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大家都在心里憋足了劲。
陈裕华按照张福荣师长的命令，带领3团的全体战士，用扳手、撬棍等工具把石勒咯河铁路桥南5里内的铁轨和枕木全部拆掉，把它们扛进远处的密林或山谷之中隐蔽起来。然后，他们马上赶往铁路桥南10公里的预设阵地，在铁路两侧的高地上构筑防御阵地和防炮掩体。土工作业向来是中国陆军的“看家本领”，孙嘉诚当然不会忘记把这个本领传授给中**团的战士们。仅仅2个多月的高强度训练，中**团就基本承袭了这个优良传统，把防御阵地和防炮掩体修得隐蔽而结实。
王文钊是奉天人，原北洋军的连长。因为父亲是清末秀才、私塾先生，他在部队里属于“文化高”的人。日俄战争时期，他在逃亡途中与父母及两个妹妹被乱兵冲散。只有10岁的王文钊成了孤儿，同其他流浪儿童一起进入“关里”，靠着乞讨度日。1912年，王文钊年满18岁，正碰上皖系军阀招兵，于是他选择了投军“吃粮当兵”，结束了流浪生涯。8年的流浪生活并没有让他的身体垮掉，反而使他变成了一个结实、机灵的小伙子。参军的5年时间里，王文钊跟随皖系军阀参加了无数次的内战，凭借着勇敢和机警，加上他的“文化底子”，他从一个小兵升到了连长，并经过层层选拔，进入了“参战军”。
十几年来，他始终不知道亲人的下落，所以他没有选择回国，而是加入了中**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里的军饷比北洋军要高出好几倍，待遇也好。虽然他有文化，也比一般的战士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能多理解一点，但是在他看来，进入军队就是卖命，国家和民族远没有军饷和吃饱饭重要——这是长期的流浪生活教给他的真理：他既没有类似于薛箓那样对某人的忠心，也没有类似张福荣那样远大的抱负。
加入中**团之后，每天严酷的训练并没有难住他，教官教授的各种军事课程更没有难住他。北洋军的士兵都是在国内经过严格挑选的，所以他们在特种兵大队里的人数占了一多半。王文钊在北洋军里向来人缘不错，于是，被同他一起挑选进特种大队的占绝大多数的北洋军士兵选为第二特种兵大队的大队长，他的教官也只好屈居参谋长了。这在整个中**团里也是很稀罕的事情，于是他得到了孙嘉诚格外的赏识。孙嘉诚时常给他“开小灶”，为他讲解擒拿格斗、长期潜伏、野外生存等的技巧，把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特种兵的亲身体会几乎都教给了王文钊。这时候，王文钊才知道成为一个合格的特种兵有多么不容易。用孙嘉诚的话来说：“一个合格的特种兵，他的战斗力就要相当于一个排、一个连甚至一个营，一个合格的特种兵大队，应该比一个军团对敌人产生的威胁更大！”
王文钊牢牢记住了这句话，他第一次感觉到了作为一个特种兵的自豪。每次的训练，二大队都是最刻苦的；每次的军事理论学习，二大队也都是成绩最好的。最后对10个大队的考核，王文钊的二大队在十个特种兵大队里得了个总分第一名。按照孙嘉诚的话来说，他王文钊就是一个“天生当特种兵”的料。
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第二特种兵大队的战士们完成了埋设炸药的任务，分别进入了3团和对面2团的阵地里接受新的任务——充实阻击手队伍。铁路下的炸药埋得很有技巧：他们首先把铁路两边的草皮分段铲下来，然后小心地放在一边。再从失去了草皮覆盖的土地开始向铁路枕木下面挖，把铁路下面掏出一个大洞，然后在里面装满炸药、连接上埋藏在土里的电线，再把草皮复原、把多余的土清理干净。在埋藏炸药的铁路两侧挖好掩体，有两个战士负责用手柄式点火器启爆，一个负责通信、用无线电报接受上级的命令。同时，在石勒咯河铁路桥下和桥北，其他部队也完成了埋设炸药的任务。
到9月24日傍晚，中**团的两个师，在石勒咯河铁路桥南北长达15公里的地域内完成了伏击阵地的工事施工。根据情报：日军第14师团已经在赶赴满洲里的途中了。为了防范敌人的侦察部队，2万余人全部按照上级的命令进入工事里隐蔽起来：战士们进入了最难耐的等待时间。
9月24日上午，加米涅夫带着一个连的卫兵和满腔的怒火，来到了设在希洛克镇的中**团指挥部，孙嘉诚正满脸堆笑地站在指挥部门前，迎接着这位红军大将的到来。
加米涅夫坐定以后，对着孙嘉诚气势汹汹地质问道：“孙将军，你为什么擅自改变作战计划？我的部队已经在赤塔东部展开了攻击，而你的部队却在这里挖战壕！难道日本人会跑到15公里以外的这里来进攻吗？简直是莫名其妙！你要对你今天愚蠢的行为负责任！”
孙嘉诚听到加米涅夫的话，刚才还堆满笑容的脸马上阴了下来，他直视着加米涅夫的眼睛，恶狠狠地说道：“不要在我面前大喊大叫，明白吗？老子的中**团不是你的部下！我怎么打仗，还用不着你来教！你给我记住了：你的命令在我这里只能擦屁股用！他妈的，敢跟老子叫板？刘处长！”
“到！”一个高大的军官应声从门外走进了屋子，向孙嘉诚“啪！”地一个标准的军礼：“请首长指示！”孙嘉诚站起来还了个军礼，说道：“刘云华同志，立即命令后勤师6团李团长，把刚才准备的送给红军的那些粮食给我全部喂猪！他们吃得很饱，底气十足，用不着了！”刘云华也是来自未来的战士，现在担任后勤处长。他听到孙嘉诚这个“损人的命令”，他差点儿乐出声来，急忙回答：“是，首长！”然后敬礼、转身，抬脚向外走去。
坐在那里的加米涅夫吃惊地看着孙嘉诚狰狞的表情，心里开始后悔刚才的冲动：“这些中国人并不是传闻之中的那么懦弱呀！现在整个苏维埃政府都在求他们，自己也正在求他们，看来自己是有些冲动了。”
当加米涅夫听到翻译说出“粮食”两个字以后，他连忙站了起来，伸手拦住了正向外走着的刘云华：“请等等，处长同志！”然后他焦急地对孙嘉诚说道：“孙将军，我的部队现在急需粮食！我为刚才的不礼貌向你道歉，红军的战士们需要这些粮食！”
他虽然知道“喂猪”是骂人的话，也只能装着没听见了：俄国人骂人的语言非常贫乏，翻来覆去也不过是“你是猪”、“你是狗屎”之类的话。英语之中，也就“SHIT”和“FUCK YOU”还算朗朗上口，远不如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能创造出类似于“日你家一口袋小米那么多辈祖宗”这样的“经典”来。
孙嘉诚说道：“加米涅夫，你不是底气很足吗？看你嗓门这么大，没有吃饱的人那是绝对做不到的！你的嗓门充分说明你们并不缺少粮食，你们更不需要中**团的帮助！你请吧！”他也伸出手，做着让加米涅夫出去的动作：“我马上命令我的部队撤离这里，回伊尔库茨克营地。只要有英勇无敌的红军在这里，这里的战斗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是吧？请！”听到翻译的话，加米涅夫如同霜打的茄子，一下子就蔫了。
虽然东方面军比日本人拥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但是部队长途奔袭，重火力严重不足、攻坚能力非常差。否则，他也不会被困在伯力两个月了。赤塔就如同一颗钉子，卡住了苏俄红军唯一的西伯利亚铁路补给线。要尽快解决远东战役，就必须拔掉这个钉子——这个道理，连不懂军事的人都能明白。可是，目前的红军东方面军只有选择放弃伯力、全力进攻赤塔，才可能拔掉这颗钉子。而放弃辛苦夺得的伯力，就意味着远东行动的失败——这是莫斯科发给加米涅夫电报里的原话！
这个时候的红军装备非常简陋，根本没有后来那样的气派。根椐历史记载：1920年3月，中国海军陈世英的舰队进驻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又称尼港），就在这时，苏联红军也来到了这里。陈世英在给政府的正式报告里称“越数日，有红军自北边来，皆骑四不象兽。。。。。。”后来经过考证，这个记载应该是对的：当地鄂伦春人就用麋鹿做交通工具，运货、载人兼生产鹿茸。麋鹿就是古书里传说的四不象。 冰天雪地里麋鹿应该比马更实用。红军的到来，使试图长期占领西伯利亚的日军极为恼怒，和红军的武装冲突不断爆发。
1920年8月的某日，庙街当地居民与日侨发生殴斗，日俄“尼港事件”爆发，苏联红军和日干涉军发生激战。苏军作战勇敢，很快将日军封锁在据点之中。但红军的确武器低劣，围困了日军据守的领事馆和邮电局，却无法攻进去！于是，红军一名政委亲自找陈世英，登舰访问，要求借炮轰击日军。陈世英为著名爱国将领，他就是后来的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抗战中江阴海空大战的司令官。他当即同意借炮给红军，把江享舰侧部的4。7公厘大炮和格林炮借出，同时将另一侧的火炮藏过，以免泄密。苏军得到重型武器，当即猛攻，日军全军崩溃，击毙被俘者数百人。日军领事馆中弹起火，邮电局炮毁，苏军一举控制尼港。当时的中国海军都是闽系，北洋舰队的直接后人，因此都切齿甲午之仇。陈世英对日人更是恨之入骨，在日本领事馆被攻破后，有逃来的日本兵，陈下令将他们缴械，丢进冰窖里活活冻死！但日军毕竟兵力雄厚，增援部队赶来后将红军击败。糟糕的是，被中**队冻死的日军有人在冻毙前留下文字，被日军后续部队发现，中日顿起冲突。陈一方面抵死不承认，一方面在黑龙江生火亮械，和日军舰队炮口对峙，毫不示弱。日军见中国舰队准备充分，不敢贸然动手，转而采用围困手段，封锁江口，隔断陈将军的舰队达半年之久。陈部粮弹断绝，所属都是南方人，在北方海区生活极为不便，但是为国家计，皆冒死坚持，严阵以待，每日在甲板擦洗炮弹示威，当地华侨也想方设法接济祖**队。日军终不敢动手，无可奈何。。。。。。
这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充分说明当时的苏俄红军攻坚能力严重不足，其主要的原因是工业生产能力没有恢复。所以，加米涅夫对赤塔发动的两次攻击均以失利而告终：最后一次进攻眼看就胜利在望了，可是日军竟然重复了日俄战争中旅顺口战役中的战术，用自己人的尸体来堵塞被大炮轰开的防御工事的缺口、用不要命的集团冲锋来阻挡攻入赤塔城内的红军射出的子弹！然后，严重缺乏弹药的红军终于还是功亏一篑，从赤塔又退回了伯力。
加米涅夫连忙说道：“孙将军请不要这样！远东战役关系到我们两国共同的利益，我们两军应该团结合作，尽快结束这里的战斗。我已经命令部队从赤塔东面发动了进攻，希望你的部队也能尽快从西面开始进攻。这里的敌人很顽强，红军需要你们的帮助！”
孙嘉诚一看已经达到了“打消老毛子嚣张气焰”的目的，就趁着这个台阶下来了：“加米涅夫同志，这样就对了嘛！咱们本来就是‘拴在一条绳子上的两只蚂蚱——蹦不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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