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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藏獒的死和警卫的伤，都出自南宫平训练出来的秘密行动小组：他们人数不多，每个办事处只有三个人，装备的却是最先进的远程阻击步枪、红外夜视仪以及其它先进工具，专门承担暗杀任务。由于他们使用现代特种作战装备，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们的行动。
5月1日，北京、上海的各大报纸开始同时出现关于“巴黎和会”的详细报道，重点放在了关于列强如何出卖中国利益、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的各种内幕以及北京政府的暧昧态度。一时间，国内舆论哗然，列强驻中国的大使们也震惊于报道内容的详细和真实。北京政府慌忙派出军警包围了各大报馆，准备使用武力查封报纸。可是接下来，吴炳湘却又下令军警全部撤回——因为他接到了吕斌的电话！
北大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的组织和领导者，主要来自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许德珩同时是前两个组织里的活跃分子。5月2日，北大学生成立了干事会，许德珩开始有组织地筹备抗议活动。5月3日晚7时，北大学生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推定许德珩起草宣言。在学生中有“大炮”之称的许德珩也作了演讲。5月4日是星期日，他们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抗议游行。
在那段日子里，巴黎和会上发生了两件震惊国际外交界的事情。一些同情苏俄革命的法国人组织了暗杀克里孟梭的行动。不过身中六枪的克里孟梭竟然没有死。不久日本驻法公使馆发生爆炸。
西园寺公望在给和会的抗议信中说，法国人和日本人均认为这是中国人和朝鲜人所为。虽然顾维钧等人多次发表声明澄清，但谣言始终不去。这使顾维钧时常想起1905年一位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因不能复国愤而**的朝鲜人。他说：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避免中国重蹈朝鲜的覆辙！
5月3日是周末之夜，本应是轻松快乐的北大校园却笼罩在激愤之中。北大全体学生集会，北京高等师范、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中国大学等12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应邀参加。会议先由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讨论青岛主权和山东权益的经过和当前的形势，然后同学们在会上争相讲演。讲演者个个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北**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使大会气氛更加悲壮。大会开到深夜11时，会上通过了5月4日各校齐集**举行爱国大示威等4项决议。
1919年5月4日，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内设宴款待刚刚回国的章宗祥，作陪的有钱能训、曹汝霖、陆宗舆。就在他们举杯之际，“五。四”运动爆发了。l时许，北京十余所学校的3000多爱国学生，齐集**，北大学生傅斯年作为总指挥。他们手执书有“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等标语。一面大白旗上写着的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淳余孽死有头。”学生在广场散发油印的《北京学生界宣言》。
宣言指出，人们所企望的公理战胜强权已经破灭。宣言大声疾呼：“背公理而逞强权，非正义、非公理。亡青岛，是亡山东。山东亡，是中国亡。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帝国主义者强暴欺凌我们，压迫我们，奴隶我们，牛马我们，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吗。在此国家存亡，土地割裂，民族危机严重时刻，广大民众应该下最大的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不然就是世纪之贱种。我同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拯救中华，今日最最重要的是要开国民大会，通电全国，演讲宣传。”宣言最后警告所有卖国贼和内奸：如果你们甘心卖国，肆意通奸，则最后以手枪炸弹对付之。
消息立即报告到宴会中的徐世昌那里，徐世昌随即下令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妥速解决，不许游行。席散后，陆宗舆先行离去，2时半左右，曹汝霖偕章宗祥乘车来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这时，警厅派三四十名警察前来保护，但对曹汝霖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
5月4日是星期日，学生们去使馆请愿扑了空，便掉头北去，杀向东四赵家楼曹汝霖官邸。学生们发现曹宅大门被警察用石块儿和木板封堵着，愈加怒不可遏。他们绕屋环行，见屋后有几扇小窗，便用石头击碎，北京高师数理部学生匡互生穿窗而入，打开大门，让同学们蜂拥而入，疯狂摧毁曹家的一切。混乱中，他们找到几筒汽油，焚烧客厅和书房，并将章宗祥殴打成重伤。
4点半，吴炳湘率警察赶到曹家，向天空鸣枪。学生们迅速逃离，只被警察抓到32名，其中就有许德珩。许德珩被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押往警察厅。后来，许德珩写道：“为雪心头恨，而今作禁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3天后，下令捆学生和侮辱学生的警察署长和11名警察，深夜被人枪杀在警察署，他们的身体上都覆盖着一张白纸：“镇压侮辱爱国者，死！”消息很快在北京警察间传开，被捕的32名学生马上被警察们从黑暗潮湿的牢房换到了外面的大房子里，开始被好吃好喝地招待起来。
5月5号上午，教育部责令各大专学校校长，严厉约束学生，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予以开除。但14位大学校校长开会商讨，决议推派代表，分别去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请愿，呼吁释放学生。他们认为，学生是爱国的，如果爱国有罪，14校全体职员情愿罢职。与此同时，14所大学学生宣布集体罢课。蔡元培虽不同意罢课，但也反对逮捕和惩办学生。他和教务长马寅初联名上书，表示“为要求释放被拘留诸同学，鄙人愿负完全责任”！
6号晚上，蔡元培来到警厅，愿以身家担保，释放被捕学生。菲律宾代表吕斌向徐世昌递交了正式照会，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否则后果自负。7号上午，经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被捕学生分别返校，学生宣布复课。北大派车接回被捕学生，蔡元培率师生在红楼校门列队，欢迎学生回校，学生们看到51岁的老校长双泪纵横。许德珩后来回忆说：“当我们出狱，由同学们伴同走进沙滩广场时，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迎接我们，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形式上的学生运动似乎结束了，但是它却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第六节 五四风暴（2）
1919年5月5日，菲律宾政府大楼会议室，总统孙中山、总理张自强以及各部部长们正在听取刚刚从远东共和国归来述职的陶亮汇报远东地区的情况。
自从他们接管了远东以后，原“苏俄红军中**团”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远东共和国国防军”驻扎在远东地区。目前，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正在欧洲的土地上与白卫军浴血鏖战，苏俄政府的总体战略形势仍然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欧洲大战结束之后，英、法又开始把目光重新投向了苏俄，大批武器弹药开始从欧洲运送到苏俄白卫军的手中，白卫军的武器装备明显得到加强，苏俄红军承受的军事压力也明显加重，战线一退再退。苏俄政府为了保卫漫长的远东铁路物资运输线，不得不在西伯利亚铁路线上投入了大量兵力。虽然如此，高尔察克指挥的近14万人的白卫军，仍然是对这条运输线最大的威胁。
任何事情都有两重性：与历史相比，苏俄政府得到了菲律宾的粮食援助和暗地里的武器援助，使苏俄政府历史上出现的严重的粮食危机得到了彻底的缓解。但是，历史上苏俄政府对粮食的强制管制措施也同样没有出现。菲律宾对苏俄政府大量的粮食援助让苏俄政府和人民心里有了底气，同时也失去了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才能产生的艰苦奋斗的精神，苏俄红军也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了破釜沉舟的勇敢战斗意识。根本的原因是：保障远东物资运输线的军事行动计划，使欧洲战场上的苏俄红军实力明显减弱，这里的形势也开始急剧恶化起来。一直到苏俄红军东方面军结束了远东军事行动迅速回援之后，苏俄红军与白卫军的战略态势，在欧洲战场上才开始逐渐趋于平衡。
鉴于苏俄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张自强他们决定：仍然按照双方签署的相关条约行事，把大批粮食和武器弹药从菲律宾和台湾运往海参崴，然后通过西伯利亚铁路线运往苏俄。不论如何，他们既要尽量削弱苏俄实力，又要保证苏俄政府取得最后的胜利，以保证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失，这个“度”也确实很难掌握。
陶亮正在汇报着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远东地区经过了近半年的军事管制，社会秩序基本整顿完毕。我们重点清理了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和日本人在这里建立的政治势力，建立了各级基层政权。经济上，已经完成投资6亿3千万美圆，其中我们投资3亿美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投资有1亿8千万美圆，其余的都是华侨投资。按照政府的统一部署，我们在远东地区重点建设了金龙城重工业基地的钢铁厂、焦碳厂、汽车制造厂、火炮制造厂、枪械兵工厂、弹药厂、飞机制造厂和坦克制造厂等与军事相关的工业企业；我们在伯力建设了轻工业制造中心，以制造高档布匹的精纺织厂和电子产品制造为主；按照整体建设规划，海兰泡是商业中心，庙街为民用渔船制造中心和渔业中心，双城子为金融中心。各城市的给水、排水、电力、道路和桥梁等市政基础设施以及建筑物，都按照超前50年的标准设计和施工，严格管理城市建筑的审批程序，工业区与居民区、商业区分离，统一在各城市建设了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处理系统，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环境保护体系，重点控制重工业污染。根据远东地区目前的形势，我建议：从6月1日起，结束在这里实行了半年的军事管制，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正常管理体制。”陶亮发言完毕，走下发言席，来到下面坐了下来。
李清走上了发言席：“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向苏俄政府运送了价值1000万美圆的粮食和各种武器弹药。由于大战刚过，粮食价格上涨，我们前段时间囤积的粮食大约增值了40％左右。因为我们以前与苏俄政府签署的条约是以美圆计算的，他们实际得到的粮食数量只有原计划的70％。根据苏俄政府的要求，我们又与他们签署了价值2000万美圆的新的粮食和武器援助条约，还是用美圆来计算的。根据目前苏俄政府面临的严峻军事形势，我建议：我们目前对苏俄政府的政策应该以援助为主，我们对苏俄的这种援助，应该根据苏俄军事战略态势的变化而改变。等他们占据战场形势的主动权之后，我们的援助政策就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适当减少或终止武器弹药的援助，最大限度地削弱苏俄的军事实力。”
在场的各位部长大部分是来自二十一世纪的伙伴，其他几位华侨部长也早就对他们算计别人习以为常了。惟独孙中山对这些人的做法很是不理解：这些人简直就是一群商人和阴谋家，他们开会除了算账就是算计人，而对主义、理想、报国志向等思想领域的东西只是一带而过。他们把这些观点刊登到报纸上，让感兴趣的人去讨论，对于最终是什么结果，他们并不象他那样在乎。对于治理国家，他们注重执法更甚于立法：只要是颁布的法律，他们都会先试行，以监督执行的情况，再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改进，由上、下议院的法律委员会成员和各界代表讨论、修订之后再正式颁布实行。实际上，他们的这些做法完全是吸取了后世的经验：法律倒是颁布了不少，但不是缺乏操作性，就是一个和尚一个念法，到了地方上，这些法律几乎是一个地方一个样，根本就无法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孙中山则更注重思想领域的东西。他常常在菲律宾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中华革命先驱报》上发表文章，宣传自己的思想，鼓励热血青年们投入到振兴中华的革命中来。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不重视宣传，而是他们并不擅长宣传，另外他们把宣传的重点放在了国内。几乎所有孙中山先生在《中华革命先驱报》上发表的文章，都很快出现在国内的各大报纸上。
因为孙中山先生在国内的声望，在国内的宣传效果要比他们这些无名小卒强得多。他们重点是设法潜移默化地改变孙中山的思想和观点，由张自强把后世的许多救国理论有选择地编纂成册，借助于他们那个离奇的故事，给孙中山先生阅读。不知不觉中，孙中山的观点不再局限于纯属理想的“民主、民权、民生”，而是把它们具体到了更符合中国现状的土地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各项法律。通过孙中山的笔，他们把后世总结出来的经验和自己的观点看法宣传到了国内。因为是出自孙中山这位著名革命家的笔，效果当然是很理想的。
会议结束了。张自强、李清、陶亮等人象往常一样一起走出大会议室，来到顶楼的小会议室里继续他们的名义上是“聚餐”，实际上是讨论和决策的会议。
张自强首先说道：“‘五四运动’应该说是在我们的纵容下如期爆发了。但是严格来说，已经不是历史上出现的那个‘五四运动’了。大家都谈谈应该怎样利用它吧！”
刘思扬说道：“因为菲律宾、台湾和远东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更因为日本海军的没落和我们海军的崛起，事实上，对国内影响最大的势力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日本，而是我们第一，日本第二，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巴黎和会’上，美、英、法都在山东问题决定之前向我们做过非正式的通报。我们虽然没有干涉这件事，但是却从侧面证明了列强对我们在亚洲地区势力范围的某种承认。”
李清说道：“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从来尊重的都是实力。国内知识界的那些人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希望他们为中国主持公道的想法，真是太天真了。没有这次‘五四运动’，他们还会对列强们心存幻想。正象雨生所说的，现在看来，这场运动对于唤醒中国民众、冲击封建思想、凝聚民族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段雨生呵呵一笑，说道：“我们要让‘五四运动’这把火比历史上烧得更旺，要在国内大力宣传我们的‘建立和谐社会’的理论和主张。这个理论，要比‘三民主义’和‘**’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因为它是可以通过艰苦的努力在人们的有生之年实现的目标，而不再是一个虚无飘渺的‘乌托邦’。我们已经让孙中山先生接受了这个理论，并通过他的笔，在我们控制的国内各大报纸上发表，反应相当不错。”
南宫平接着说：“的确是这样的。通过国内情报网络传回的情报，我们可以说，让绝大多数国人接受这个理论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主要原因正如雨生说的那样：它并不是百年之内不可实现的理想，而是一个可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目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出自孙先生的笔下，先生在国内、尤其是在知识阶层的影响力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我们与先生合作这步棋，看来是走对了！”南宫平与孙中山在一起待了近一年的时间，出于对孙中山的尊敬，他总是口称“先生”。
南宫平话锋一转，接着说道：“可是先生仍然对有些军阀心存幻想。就拿陈炯明来说吧，先生就一直非常信任他。就是现在，他仍然经常给他发电报遥控指挥着陈炯明的行动。可是我们大家却都知道这个陈炯明在历史上差一点杀了先生。”
张自强若有所思地说道：“这的确是个问题。南宫应该加强对陈炯明的监视力量，千万不能让这个叛徒在将来坏了我们的大事！”
南宫平又语出惊人地说道：“我已经增派了人手，也掌握了他的不少个人资料。不过，却没有发现他有任何背叛革命的理由：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也支持和提倡新文化运动。他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根据我们搜集来的情报看，陈炯明的政治主张与我们比较接近，我一直很奇怪，历史上说他这样的人是叛徒，是不是有杜撰的嫌疑。”
段雨生说道：“你这个情报头子还真有两把刷子，把陈炯明调查得这么详细。你说对了：历史书上说他是叛徒的确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我最近在电脑里找到了一些后世为陈炯明平反的文章，还没有整理完，所以没有拿给大家看。既然已经说到了这里，我就先说说大概吧：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历史上他在1922年6月16日炮轰了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上海。可是，严格地说，陈炯明并不是背叛孙中山，而是与孙中山因政见分岐而决裂的。孙主张‘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来统一中国；陈主张‘联省自治’，要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仿的联邦政制，以和平的‘南北妥协’的手段来谋求中国永久的统一。 说陈炯明是叛徒，是以‘乱臣贼子’、‘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的封建罪名作为定谳的。1924─1925年间，孙中山接纳了苏俄金钱上与军事上的全力援助，进而‘苏化’了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自此以后，中国便走上了‘苏俄式’的革命路线，这正与‘西方民主式’的建国步骤相背驰。这才是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的真正原因。”
陈炯明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咨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陈炯明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
但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
刘思扬说道：“‘中央集权’也好，‘联省自治’也好，都要视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人民的素质、人民对此种政治制度的认可程度等各种社会因素来确定。衡量的标准，就是它必须要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国家凝聚力。如果是相反的结果，那么这个制度就是不适合这个社会的错误选择。”
张自强赞同道：“我完全同意思扬的看法。从目前中国的现状来看，我们应该采取在这里实行的‘行政集权、决策民主、依法治国’的政治体制。整个国家一定要统一，‘联省自治’只能是名义上的国家统一，实际上却是各自为政。‘中央集权’则又回到了独裁政治的老路上，这种体制几乎无法抑制各级官吏的**。对于陈炯明这样具有民主思想的人我们还是以争取为主的好。我看，可以建议孙先生邀请他来我们这里考察，让事实说话，争取让他有所改变。如果他与孙先生的政治观点能够趋向一致，那么历史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下面，我们还是讨论一下‘五四运动’之后的具体问题吧。。。。。。”
5月4日北京学生的抗议运动爆发之后，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在和约上签字。徐世昌也在审阅完发给代表团的拒签电稿后，命令国务院拍发。但徐世昌的决定却被段祺瑞否决了。段祺瑞深知一旦拒签和约，将激怒日本，日本政府对北洋政府的各种援助就有可能取消。虽然菲律宾政府曾派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吕斌多次暗示北京政府可以替代日本为他们提供援助，但是段祺瑞却因为自己与日本之间陷入太深而无力自拔，欲罢不能——除非他愿意承担卖国的罪名，自动放弃所有权利，这是段祺瑞绝对不能答应的。就是饮鸩止渴，他也要喝下日本这杯毒酒！段祺瑞当初扶持徐世昌作总统，就是看中他是个文人，容易操纵。果然，徐世昌看到段祺瑞决心已下，便指示国务院密电代表团签约。
为了争取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保留签字”的方案。方案共提出过五次，每次都作了很大让步。最后仅提出在签约之前发表一份保留意见的正式文件。即便是这样，和会仍以“不允许”作答。英国甚至表示，如果不签，中国将不能进入国联。刘思扬已经回国，顾维钧无力回天。他在给刘思扬的电报中说道：“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和会，却要被瓜分领土，已经沦为战败的德国的地位。同为中国人，我请求阁下及贵政府为中国尽一份心力。”
由于北京政府决定签约，在张自强他们的推波助澜下，国内再次掀起拒签**，政局也更为动荡。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学生再次总罢课，之后开展演讲、抵制日货、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并组织“护鲁义勇队”。6月3日，北京学生因政府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举行大规模街头演讲，当日170多名学生被捕。次日，北京学生出动比3日多一倍的人数上街演讲，当日700多名学生被捕。由于被捕学生太多，学校亦被征作监狱。
警察总监吴炳湘这几天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徐世昌是总统，他的话吴炳湘不敢不听；吕斌天天给他打电话让他关照被捕的学生，不许打骂、不许虐待，还要住好的、吃好的！这个吕斌既是菲律宾的全权代表，又是催命的阎王：已经又有6名打骂学生的警察被人暗杀了，他的话吴炳湘更不敢不听！吴炳湘只好特批了专款，又临时雇佣了20名饭店的大厨给学生们做饭，特意关照所有的警察“千万不能打骂学生”，深怕又有哪个警察被人家杀了。
吴炳湘的奇异举动成为了北京街头巷尾的“最热门话题”。人们纷纷议论猜测吴炳湘可能是吃斋念佛了，接着却又发现：继6月3日被捕学生达到了800余名之后，6月4日上街演讲的学生更多了！而吴炳湘做得更绝：警察们继续上街抓人，然后把前两天抓的人再放了，把新抓的人关进去，监狱里被关押的学生人数再也没有大的变化。6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吴炳湘闻讯竟然高兴地连声说了三个“好”字！果然，他很快接到了政府的正式通知，800余名被监禁的学生获释。
6月9日，北京政府撤销曹、章、陆职务。6月21日，徐世昌会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电令陆征祥从缓签字。曹汝霖等3人被罢免之后不久，徐世昌的亲信内阁也随之倒台。自称“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看守内阁，在和约签字日期快到时，竟给代表团发来了这样一份电报：“电饬巴黎各委员会，对于和约签字问题，令其审度情形自酌办理。”中国代表团内部对签约问题的态度也不一致。刘思扬致电顾维钧：“中国之问题，在实力而不在道理。日本志在侵略中国，君不可不留意。不签字则令全国注意日本之野心，民气将为之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中国将失去千载难逢的凝聚民心之时机。”
顾维钧一直没有放弃争取保留的努力。在和美国代表团的讨论中，他发现通过对奥地利和约的签字，中国也可以成为国联成员国。这一丝黑暗中的光明，让顾维钧下定了决心，不允保留，断然拒签。临近和约签字时，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却又称病住进了医院。顾维钧在探望陆征祥时表示希望能和他一起代表中国，向列强表明拒签的态度。但顾维钧得到的回答却总是含混不清。陆征祥能说什么呢？北京方面让他见机行事，可这么大的事情他又怎么能做主呢？一连几天，他都向政府急电请示是否签字，政府的复电却只说新的训令早已发出——可代表团什么新令也没收到！
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签字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当各国代表陆续进场后，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代表团的座位是空的：中国代表没有来！此时的顾维钧正在中国代表团总部所在地的吕特蒂旅馆里静静地坐着，陪同他的，是刚刚赶来参加签字仪式的刘思扬。在顾维钧的眼里，这一天的树叶是灰的、身上的血是冷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暗淡。刘思扬的心里却充满了对顾维钧歉疚和同情。而团长陆征祥则去了教堂。
美国在和约上签字了，凭着这一纸和约，威尔逊梦想的国联终于成形。法国签字了，他们得到了德国的鲁尔和部分殖民地。英国也签字了，他们的版图再一次扩大。
8年后，陆征祥进入了比利时的一家修道院，当上了修士，并升为神父。在和约签字仪式结束后不久，中国代表团收到了“如不能保留，则拒绝签字”这一政府最后指令。这份电报的发出时间是颇耐人寻味的。曾有历史学家推测，北洋政府选择这个时候发出指令是经过周密推敲的：既可以搪塞国内舆论，又不让代表团及时收到拒绝签约的通知，这件事让顾维钧彻底认清了北洋政府的真面目。刘思扬却对他劝解道：“少川兄已经为国家尽力了，这件事情你没有责任，只有功劳。国家衰弱，就只能任人宰割。让中国从衰弱走向强盛，是我辈同胞共同的责任呐！”
顾维钧的外交努力虽然失败了，但拒签和约开辟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独立决定自己命运的先例。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日本也无法获得山东的统治权。
古老的《伊索寓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狼在河的上游，责备下游的羊把水搅浑了，羊说，他在下游喝水，不可能把上游的水搅浑。狼又说：“但是你去年骂了我爸爸。”羊回答说，那时候他还没有出生。狼于是对羊说：“即使你善于辩解，我还是要吃了你。”参加巴黎和会之后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说：“这段寓言是对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最好注释！”
对于张自强他们来说，“五四运动”只是一个导火索。他们更关注的，是由此而引发的提倡科学和民主、批评“旧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培育“五四精神”——自由的精神、解放的精神、创造的精神。因为中国人民需要“五四精神”的思想洗礼，需要由此造就出大批的新人：现代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保证创造出涵养“五四精神”的外部条件，如春秋的百家争鸣和盛大的汉唐气象。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领袖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和鲁迅。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说：“这腐旧思想（他指尊孔复古、帝制复辟）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李大钊发表文章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
陈独秀也强调说：“民主共和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等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他们还指出，尊孔是为了复辟帝制，“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思想学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和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潮。在张自强等人的全力支持下，孙中山也加入了论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的思想，其中心内容，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孙中山还在《新青年》上提出了“建立富裕、自由、文明、发展的社会制度
”的新的建国理论，引起了国内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长期讨论，使孙中山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领袖之一，并隐隐成为国内知识界的领军人物。这也正是张自强他们期望达到的效果！
可是，就连孙中山自己都不知道：这些理论都是来自后世的理论著作之中！
第七节 五四风暴（3）
1919年的初夏，对中国大陆的北洋政府来说真是个多事之秋：先有南方护法政府实际上的独立，后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利益的无耻出卖，然后是“五四运动”掀起的全国抗议浪潮。学生的抗议还好对付，可是5月7日之后，“五四运动”的余波开始向全国扩展：上海是日举行国民大会，天津、济南、太原、长沙、吉林、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群众集会声援。从6月5日开始，全国各大城市竟然先后开始罢课、罢工、罢市，工人和商人也纷纷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无奈之下，北洋政府只好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等3人的官职，以平息民怨。之后不久，徐世昌的亲信内阁也随之倒台。
现在的北洋政府是由皖系军阀掌控的，其在全国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南有分裂的南方政府，北有奉系张作霖的东北独立王国，内部有直系冯国璋的掣肘，它根本没有能力在全国进行有效的统治，对社会言论的监督也相对宽松。可以说，北洋政府只是中国大陆形式上的合法政府而已。而没有一个强势的独裁政府，正是“五四运动”及各种思潮在这个年代得以自由生存、发展和传播的客观条件。
在这个时期，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上海是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五四运动”兴起于北京大学，却同样在上海掀起了滔天的巨浪，然后就是全国各地的纷纷响应。这其中，宣传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次年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陈独秀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2月21日，李大钊和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另辟一块直接批判政府的《每周评论》，它对五四运动期间的宣传起到了更直接的作用。5月18日， 李大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 指出卖国的不仅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几个人，在全国知识阶层掀起了滔天巨浪，人们开始把怀疑的目光投向北洋政府，头脑清醒的精英们开始思考和选择中国未来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强大起来。
5月20日，孙中山的署名文章《创造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每周评论》上首次发表。文章中说：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是如此。不论是谁掌握了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所组合而成的先进文明，谁就是世界的强者，“落后就要挨打”，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文章中列举了清王朝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穷奢极欲以及封建等级制度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阻碍等一系列事实，又列举了同一时期在英国和其它列强已经开始的工业革命以及这次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技术革命，对整个世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和现在的所谓列强们之所以成为强国的奋斗历程。文章还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的一段著名的文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文章总结道：商品经济最终必然取代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的自然经济，机械化大工业必然取代中国目前落后的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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