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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依附问题，无论这办法是否现实。无论如何，美国还应当处于世界中心的象征性位置上，为此需要它摆出自己的“实力”，哦，对不起，是“雄厚实力”！因此，我们看到一种炫耀武力的“军国主义”发展了起来，它主要包含三个要素： 永远不要彻底解决问题，这样“惟一的超级大国”可以永远在世界各地采取军事行动。 集中力量对付一些微型的强权国家，如伊拉克、伊朗、朝鲜、古巴等等。保持世界政治中心地位的惟一办法是“挑战”一些小国，可以借此展示美国国力，自抬身价，阻挠（至少是延缓）其他主要国家与其分享对地球的控制权：欧洲、日本和俄罗斯，往远处说还有中国。 研究新武器，希望借此保持美国在军备竞赛中“遥遥领先”的优势地位，而这场竞赛应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这一战略显然会使美国成为世界和平的一个新的、出人意料的障碍，但并不具威胁性。目标国的名单以及这些国家的规模从客观上表明了美国的实力：最多也就能对付伊拉克、伊朗、朝鲜或古巴。没有任何理由因为美帝国的“崛起”而惊慌失措、横加指责。苏联帝国崩溃十年之后，美帝国实际上也在解体。通过上述针对全球力量对比关系的分析，我们自然要提出几个战略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不是为了使某一国获益，而是为了帮助所有国家更好地应对美国的衰落。  
文化革命
在1998至2000年间，卢旺达的成人识字率，即能读会写的15岁以上人群所占比率，由40％提高到了67％；尼日利亚由33％提高到了64％；科特迪瓦由27％提高到了47％；阿尔及利亚40％提高到了63％；南非由77％提高到了85％；津巴布韦由80％提高到了93％；哥伦比亚由85％提高到了92％。即便是在阿富汗，在同一时期识字率也由18％提高到了47％。印度由41％提高到了56％；巴基斯坦由28％提高到了43％；印度尼西亚由69％提高到了87％；菲律宾由89％提高到 了95％；斯里兰卡由85％提高到了92％；塔吉克斯坦由94％提高到了99％。在伊朗，能读会写的人群所占比率由1980年霍梅尼革命爆发时期的51％提高到了2000年的77％。中国的识字率则由1980年的66％提高到了今天的85％。 所有的贫穷国家都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这些国家似乎在整体上走上了一条文化发展之路，即便是在最落后的国家，如马里，其识字率也由1980年的14％上升到了2000年的40％，尼日尔的进步则慢一些，由8％提高到了16％。这个比率虽然不高，但在15～24岁的年轻人中，尼日尔的识字率已经达到了22％，马里则为65％。 这个过程还未结束，文化发展的水平依然差异巨大。但人们可以预见到，在不远的将来，世界将基本实现扫盲。考虑到加速发展的原则，我们可以认为对于青年人而言，2030年左右将实现全球性的扫盲。人类书写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也就是说，人类需要用5000年时间才能彻底完成书写的革命。  
扫盲运动和全球一体化
对阅读和书写的学习，当然还有基本的计算能力，只是波及全球的精神革命中的一个方面、一个阶段。当人类学会了阅读、写作和计算，他们自然会考虑要对周围的物质环境进行控制。今天的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起飞，正如17世纪以及18世纪初的欧洲那样，是教育发展的自然结果。在自由贸易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中，经济的增长被压制、扭曲，但它依然存在。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心里明白，如果没有巴西、墨西哥、中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教育事业的进步，他们的工厂是不会搬迁到这些低工资水平的国家去的。 这些前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工工资很低，又掌握读、写、算的能力，对美、欧、日等国的工人构成了很大压力，因此才具有剥削的价值。在那些教育进程尚未结束的地方，如非洲，是不会有人把工厂搬过去的。经济全球化不是一个永恒的原则，而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润优化的技术措施：在首批实现工业起飞的中心国家之外出现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有文化的劳动力。 要想理解目前涌向欧洲和美国的移民潮，我们同样必须考虑教育因素。这些在富裕国家门前涌动的人群当然是因为本国的贫困而离开的，但他们这种摆脱贫困的愿望说明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值在提高，这本身就是这些国家扫盲运动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结果。教育所能产生的后果不可计数，其中一条是让人们在精神上“失根”，即失去家园。  
人口革命说明了什么
等到人们，特别是妇女学会读写之后，就会考虑控制生育率。今天的世界除了 期待2030年实现全面扫盲之外，还在完成一场人口的变革。1981年的世界平均生育率是每名妇女生育个子女。这一数字使得地球上的人口迅速膨胀，几乎让人以为贫困真的将在人类社会长期存在下去。到了2001年，这一指数下降到了每名妇女生育个子女，已经接近于的人口平衡标准（在这一比率下，人类将实现1∶1的简单繁殖，即总人口的零增长）。根据这些数字我们可以认为人类将在可预计的将来，大约在2050年，实现人口的稳定，世界进入平衡状态。 人口转型并未彻底完成。比如，玻利维亚妇女平均仍生育个子女，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国家和大部分非洲国家仍保持较高的生育率。但即便是在非洲，除了个别边缘国家如尼日尔或索马里外，已经出现人口下降的趋势，而在大部分穆斯林国家中，这一趋势已很明显。 对生育率数据的分析表明穆斯林世界在人口领域并非一个完整的整体。生育率数据变动非常 大：从阿塞拜疆妇女的平均2名子女到尼日尔的名。伊斯兰世界就像是转型中的第三世界的一个完整缩影。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前苏联共和国受益于苏联政权时期出色的扫盲工作，在生育率方面处于前列：阿塞拜疆妇女平均2名子女，乌兹别克为。土耳其相当领先，为，远超阿尔及利亚的和摩洛哥的。从总体上讲，曾是法国殖民地的马格里布国家要比地处阿拉伯世界腹地、未经欧洲直接染指的中东进步得快。 所有将受控制的出生率视做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人都必须承认，法国对北非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则更大。法国的行为是扩散性的，这是当时移民来来往往，当地居民不断接触法国习俗等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约瑟夫·顾贝日曾对此进行过阐述（Demogrphic Trnsition mong the Mghreb Peoples of North fric nd in the Emigrnt Community brod； 收入Peter Ludlow； Europe nd the Mediterrnen一书中，1994年伦敦出版）。俄罗斯的行为则更直接、更具决定性：苏联在它境内全面实现了扫盲，从来没有哪个殖民强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殖民主义的共产主义变种做过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事。一些从来没有变成过殖民地的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如土耳其（2001年生育率为）、伊朗（2001年生育率为），几乎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型。离阿拉伯世界更远、接受伊斯兰教更晚的一些地方，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华人少数民族。，也已接近完成其人口转型，它们的数据分别是和。没有经历过殖民，或很晚才成为殖民地、殖民程度不深的阿拉伯国家则要落后一些，但它们进步得也很快。2001年，叙利亚妇女平均生育个子女，埃及则为，几乎达到了摩洛哥的水平。部分穆斯林国家刚刚开始人口控制的宣传工作，这些国家妇女生育率都在5以上：伊拉克是，巴基斯坦是，沙特阿拉伯是，尼日利亚是尼日利亚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基督徒少数派。。巴勒斯坦到达的生育率是基于它特殊的社会和历史情况：领土被占，需要提高出生率以便有更多的人力投入战斗，同样，以色列犹太人的出生率也很高，在教育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中是一个异数。通过对详细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以色列居民中有一道文化沟痕：那些“世俗”犹太人的平均生育率为，而“正统的”或“超正统的”宗教家庭中则为5，是后者造成了以色列整体生育率的上升（Youssef Courbge；《Isrёl et Plestine： combien d'hommes demin？》； Popultion et sociétés； 第362期，2000年11月）。超正统的宗教家庭平均生育率为7。剩下来的穆斯林国家人口转型还未真正启动，生育率达到或超过6：阿富汗和毛里塔尼亚为6，马里为7，索马里为，尼日尔为。但是，这些国家识字率的上升保证了这些国家迟早也要加入到人类共同的命运中来，实行人口控制。  
过渡阶段的危机
总的说来，大规模扫盲和控制人口的成功所描绘出的是一个与媒体所告诉我们的完全不同的、令人鼓舞的世界。以此为参照，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正逐步摆脱贫困。牢记这一点，我们不仅会更乐观，还会为能够见证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阶段而欣喜。然而，大众传媒不应当为我们扭曲的历史观负责。人类进步不是像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呈直线上升，各方面都轻松愉快。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与传统生活的分离，改变不识字、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时期的固定生活模式，这些改变在刚开始时给人们造成的迷茫和痛苦一点儿不比带来的希望和财富少。文化上和精神上的起飞，常常甚至在大多数时候，伴随着转型的痛苦。困惑的人们产生暴力性的社会和政治行为。精神领域的现代化通常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暴力发作。 这一现象首次出现是在欧洲，而非第三世界。大部分欧洲国家今天是如此的平和，可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领域，它们都经历过一个狂暴、血腥的阶段，尽管理念各不相同：法国大革命喊的是自由和平等；俄国革命是平等和专制；德国纳粹是专制和不平等。别忘了英国，尽管它是如此地理性，但却是欧亚大陆上第一个掀起革命的国家：1649年砍掉了国王的头颅，由此进入了现代政治的新时代。古老的英国革命很好地说明了现代化悖论。没有人否认英国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起飞中扮演的决定性角色，这个国家很早就实现了全民扫盲。但英国起飞最初的、明显的效应是它所造成的观念、政治和宗教危机，结果导致了一场今天的欧洲人很难理解的内战。 虽然我们谴责法国革命、俄国共产主义或德国纳粹的暴力，但我们认为自己理解其间各种冲突的基本含义。这些事件所传达的观念，无论它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给人的感觉都是现代的，因为它们是世俗化的。可是，有多少欧洲人今天还能够在克伦威尔的清教徒和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秘密基督教派的玄学斗争中选择一派加以支持呢？当时的人们是以上帝的名义在自相残杀。我想今天的英国人自己都会认为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统治是通往1688年自由主义“光荣革命”的必由之路。皮埃尔·马农把诗人兼革命者米尔顿1644年那篇关于“无须批准也没有审查的印刷自由”的杂文收入他那本关于自由主义的文集并放在首位是很有道理的（Pierre Mnent； Les libérux； 2001年出版。）。在这篇文章中，宗教狂热和对自由的捍卫并存。这位作家兼斗士在这之后的五年后写了另一篇文章为处死查理一世而辩护。 与之相比，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最近几年来以安拉名义进行的圣战的性质都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它与自由根本扯不上的话，圣战从本质上说并不意味着一种退步，而是一种转型期的危机。暴力、宗教狂热都是暂时的。伊朗的例子很有代表性。1979年，宗教革命赶走了国王。之后是20年的意识形态狂热和血腥斗争。但是，正是识字率的提高在第一阶段推动了伊朗百姓的行动，在第二阶段使得整个国家实现了精神上的现代化。霍梅尼夺取政权后不久，伊朗的生育率开始下降。用伊斯兰什叶派语言表述的教义对于基督教传统的欧洲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与克伦威尔时代新教各秘密派别之间的冲突相比，这些教义不见得更缺乏“意义”。什叶派教义指责世界的不公，这就意味着革命的可能，正如正统的新教玄学认为人和社会都是腐败堕落的。路德和加尔文，这些16世纪的宗教长老，为这个社会的再生和净化做出了贡献：那就是美国的诞生。同现代伊朗一样，美国也是宗教狂热的产物。伊朗革命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令人惊异的结果：民主得以稳定实行，实行多党选举（尽管还不够自由），有改革派和保守派，有左派和右派，尽管美国政府对此装做视而不见。扫盲—革命—低生育率，这种连锁反应虽然不具备世界性，却是相当经典的。除了安的列斯群岛外，男性识字率的提高速度都比女性快。因此，作为男人的产物，“政治动荡”一般来说总比“节制生育”来得早，因为后者主要取决于女人。在法国，节制生育的观念是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才普及的；在俄国，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是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后，并覆盖了整个斯大林时期关于这种互动效应的综合分析请参考拙著《世界的童年：家庭结构与发展》（索耶出版社1984年出版。）。  
全球扫盲和生育下降的结果
扫盲和生育率的下降这两个世界性现象使得民主在全球推广成为可能：福山观察并预感到了这一点，但他未能做出解释，因为他不太清楚，推动历史脚步向前的是人类精神世界的转变。凭经验，我知道这个将出生率的下降和政治现代化联系起来的命题在那些非人口论者的政治学家和那些非政治学者的人口学家中可能引起的反应：他们或许会嗤之以鼻。把人类历史的各个不同方面拆开来研究是多么的方便啊，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本来就是互不相干的两回事么。完全可以将男人和女人划归不同的阵营，各管一摊：你搞政治，我繁衍后代。 为了试图说服读者，我想举我1976年的旧作《最后的坠落》为例，在那本书中，我通过出生 率的下降幅度和其它指数预测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参见拙著《最后的坠落》，罗伯特·拉封出版社1976年出版。参见本书第5章。。当时最流行的理论，也是大部分苏联问题专家所接受的命题，是异端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为主提出来的“苏维埃人”概念，指的是通过60年专制和恐怖统治所锻造出来的一种新型生命。苏维埃人扭曲的、无法撼动的精神将保证专制政权的永生。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和专业的人口学者，我却从苏联出生率的下降（1923至1927年间，1000名居民中有名婴儿诞生，1950至1952年间为名，1975年为名）得出结论：正常的俄罗斯人将出现，他们完全能够将共产主义制度推翻（请参考Jen_Clude Chesnis； L trnsition démogrphique；1986年出版，第122页。）。同法国、德国一样，俄罗斯的转型期是非常动荡的，人们性行为方式的转变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扫盲运动所引发的混乱局面。尽管很困难，似乎也与事实情况不符，但我们应当认识到：媒体无休止地为我们报道的各种危机和屠杀通常并非简单的社会倒退，而是过渡期的不正常现象，与现代化进程有着联系。动荡的社会随后会自动恢复稳定，不需要外界的干预。  
伊斯兰主义的转型
如果我们重新拿起新千年之初暴力现象最为严重的地区清单就会惊异地发现其中频繁出现的是一些伊斯兰国家。最近几年来，一种认为伊斯兰教特别暴力、邪恶、易生事端的说法甚嚣尘上。尽管亨廷顿将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对手，但他的“文明冲突论”中却把伊斯兰的暴力和它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放在核心位置。这部粗制滥造的作品的主线是以宗教来分类。把俄罗斯划归东正教，中国划归儒教，对于那些了解实际情况的人来说，这种划法显然很荒诞，要知道大部分俄国和中国农民是不信教的。宗教意识的淡漠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共产主义革命在这两个国家取得胜利。亨廷顿的“理论”基本上是现代圣战的产物；它只是霍梅尼思想的回归：同美国的“优秀”战略学家们一样，霍梅尼也相信文明的冲突。 要想理解伊斯兰世界中宗教热情的高涨和屠杀事件的增多，并不需要我们对伊斯兰教的本质做出评判，更不需要对阿拉伯世界中妇女的从属地位指手画脚。从教育水平来看，伊斯兰世界发展非常不平衡，总体上比欧洲、俄罗斯、中国和日本落后。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历史阶段，众多的伊斯兰国家正处在一个实现伟大转变的关头。它们正在告别过去不识字时期平静的、循规蹈矩的精神世界，走向一个人人识字、社会稳定的新世界。在过渡时期，它们会因为精神上无所依托而体验痛苦和动荡。 经历过原教旨主义的危机之后，一部分穆斯林国家已经完成了转型。这场危机首先触及的自然是刚刚扫盲的年轻人，排在最前面的是理工科大学生。伊朗革命已经平静下来。阿尔及利亚搞恐怖主义和暗杀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已经疲惫不堪。土耳其宗教政党的兴起未能动摇从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那里继承下来的世俗体制。我们必须认同阿塔图尔克的观点，他在《圣战》一书中描绘了伊斯兰教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在识字率极高的马来西亚（2000年达到88％），政治、宗教危机已经开始退潮，凯末尔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一点（Gilles Kepel； Jihd。 Expnsion et decline de l'islmism； Gllimrd； 2000； “Folio”新版本。）。凯末尔对伊斯兰教的衰落做了详尽的分析，还可以再加上一条，中亚地区宗教好战分子的失败。塔吉克斯坦确实发生过部族间的内战，其中几派自称信奉的是某种纯洁的伊斯兰教。乌兹别克斯坦则担心原教旨主义者的入侵。实际情况是，在中亚的前苏联国家，宗教的角色只是第二位的。许多分析家以为共产主义的崩溃会引起穆斯林宗教感情的大喷发。但俄罗斯为它的前属地完成了全民扫盲的工作，在1975至1995年间，这些地区实现了快速的人口转型。在1975～2000年间，乌兹别克斯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由 个下降到个，土库曼斯坦则从下降到，塔吉克斯坦从到。它们的政治体制还有明显的苏维埃特征，远远没有实行民主（这是最客气的说法）；但宗教问题在这些国家绝不占主导地位。  
即将到来的危机：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
有些穆斯林国家刚刚开始着手扫盲并实现精神现代化。其中主要的两个国家是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前者2001年人口为3500万，后者为1亿4500万。在袭击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事件中，这两个国家扮演过最重要的角色。作为基地组织的后方基地，塔利班政权是由巴基斯坦的军队和秘密机构扶植起来的。对美国进行自杀性攻击的恐怖分子中大部分都来自沙特阿拉伯。这两个国家民众中日益增长的反美情绪和他们文化素质的逐步提高是有联系的。在伊朗曾有过类似的情况，70年代下半叶扫盲工作的进展点燃了民众心中的泛美情绪。美国的领导人们已经有过教训：伊朗由盟友转变为棘手的仇敌，他们自然有理由为自己在波斯湾两侧战略地位的脆弱性而焦虑。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至少在20年中会是危险区域，有可能出现很不稳定的局面。卷入这两个地方会有危险，法国是付出代价后才认识到这一点的：2002年5月，法国军队综合代表团的一组技术人员在卡拉奇遭到自杀性攻击。不过，我们不能因为这两个直接纳入美国权力体系的国家的穆斯林民众中存在敌意就得出结论说存在一个世界性的恐怖主义。相当一部分穆斯林国家正走在和平的道路上。 现在有关各种危机的统计材料很容易让我们妖魔化伊斯兰教。总体上讲，一个正在经历现代化危机的国家自然不可能是一块和平的绿洲。现在的发达国家、局势平静的国家没什么可骄傲的，它们只要回顾一下自己的历史就会谦虚得多。英国和法国革命极为暴力，俄国以及中国的共产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也差不多。因为历史和文化上的相近，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所要表达的价值观对于我们来说很容易理解。但美国也未能逃脱转型危机很经典的是，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正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口生育率下降的时候。这场战争造成62万人丧生，其中36万北方人，比1776年至今美国在所有其他冲突中丧生的人数总和还多（包括越南战争）。。与南北战争密切相连的是价值观念方面的争执，如极为重要的肤色问题，可是相关资料有时很难获取。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美国人的这种过敏反应与伊斯兰革命中有关妇女地位的歇斯底里的争论没什么差别。前南斯拉夫：错位的和重叠的危机 共产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解体并没能逃脱社会进步伴随精神迷茫的一般规则，但有其特殊性， 原因是前南联邦国家的诸多民族间发展水平、教育和人口情况差异巨大（有关本地区生育率的情况请参考； Trnsition et fécondité dns les Blkns socilistes； 和B。 Kotzmnis 及。 Prnt合著L'Europe des Blkns； différente et diverse？ Bri研讨会，2001年6月，Réseu Démo Blk。）。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人口转型虽然不如西欧国家来得那么早，但在1955年就已经完成了。当时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妇女平均生育个子女，塞尔维亚的整体水平为。在这些共和国中，扫盲运动同时引起了出生率的下降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推广。在南部的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被强加在了这些教育和精神领域未能完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身上。1955年前后，波斯尼亚的生育率仍达，马其顿为，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为。波斯尼亚和马其顿处于中间位置，这反应了当地信奉不同宗教的居民混居的实际情况：在波斯尼亚是天主教、东正教和穆斯林，在科索沃和马其顿是东正教和穆斯林。我们在这里只把宗教作为一种用来描述不同文化体系的标签集合体，必须承认，本地区的穆斯林人口与基督教人口相比，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落后许多。但他们也不能脱离转型期一般法则的控制。从1975年起，波斯尼亚的出生率下降到了，马其顿在1984年达到这个水平，科索沃为1998年。阿尔巴尼亚的差距也很小，1998年其生育率下降到了。 通过人口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前南地区和阿尔巴尼亚先后出现过两场转型危机。第一场是从1930年到1955年，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将基督教徒，主要包括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人，引向人口与精神的现代化。第二场从1965年到2000年，使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同样实现现代化。但是，一个偶然的历史因素使得穆斯林人口迟到的精神革命与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交织在了一起。这对于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来说意味着他们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第二阶段。走出了现代化危机。所有这些民族混居在一起。事实上，走出共产主义本身在技术上就不简单，再加上穆斯林人口的转型问题，结果酿成了一场噩梦般的大杀戮。最先卷入冲突的是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危机的第一阶段不存在“穆斯林因素”。我们必须明白的是，由于人口转型有先有后，在前南联邦全境内，各民族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因此都急切地希望控制更多的空间。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的生育率早就得到了控制，他们发现己方人口增长放慢，与之对立的是穆斯林人口迅速增长，于是担心自己会遭到人口入侵或被淹没。人口增速的差异加剧了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种族强迫症，并渗入了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的分裂问题。 我们从价值观和精神领域来谈问题，无法用严格的科学手段来进行验证。如果没有穆族的催化剂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在塞族和克族之间没有一个发展迅速但正在经历现代化危机的族群的话，两者间的种族灭绝行为不会发展到后来那么严重的程度。北部的斯洛文尼亚与穆族距离遥远，它的独立所引起的反响就很小，与捷克斯洛伐克分解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所引起的反响差不多。 我的分析并不是为了证明人道主义干涉没有用。如果相关国家很小，那么来自外部的力量可以迫使其减缓紧张局势。但是，那些进行干涉的军事强国（它们很久都未体验过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痛苦了）应当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努力地去理解对方。南斯拉夫危机爆发后，很多人在道义上表态，但很少有人做认真的分析。其实，只要研究一下世界地图就会发现，地球上有一条漫长的战线，不过不是像亨廷顿所说的那样处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社会之间，而是在苏联东欧国家和伊斯兰社会之间，从南斯拉夫一直延伸到中亚。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衰退和伊斯兰的转型出于偶然交汇在一起，一边精神现代化已经完成，另一边正在启动——这样的情况在90年代相当常见。高加索地区的冲突，加上持续时间较短的中亚地区冲突，与南斯拉夫的情况有许多共同点。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两场转型危机的叠加只会是一次危机程度加深的转型，绝不可能使相关民族进入一种结构性的、永远的冲突状态。  
耐心与漫长的时间……
这个将各阶级、宗教、民族间的价值观冲突、政治矛盾与精神现代化（其中的两个关键要素是扫盲和生育率的下降）联系起来的理论模型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模型。有些国家虽然经历过艰难的转型期，但从未陷入过大规模的暴力。但要说出具体的国名，我却感到有些困难，怕的是遗漏掉哪场危机、哪次屠杀。丹麦、瑞典和挪威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许没有经历过大的灾难，但是芬兰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卷入了俄罗斯革命后红军对白军的内战。如果回溯到作为扫盲运动起点的新教改革时期，我们可以看到瑞士人也曾狂热过，为宗教热情所鼓舞，在某些崇高理念的名义下自相残杀，烧死异端和巫婆。但通过这场很久以前的危机，瑞士人形成了他们洁净和准时的优秀品质，之后又组建了红十字会，向全世界传授他们的协和之道。所以，出于审慎，我们还是别把伊斯兰看成另类并对其“本质”说三道四吧！ 不幸的是，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件所引起的后果之一是“文明冲突论”的普及。不过，在我们这个讲求“宽容”的世界上，这一点是从反面表现出来的：无数的知识分子、政客在事情发生后的几天、几周和几个月内表示不会有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的“文明的冲突”，这足以说明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作为我们的“最高信条”（实际上是占总人口20％的精英们的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良知不允许我们对伊斯兰教直接进行抨击。但是，在人们的日常语汇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常常变成了“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很多人愿意把后者看成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我们刚才说过，“9·11”是在伊斯兰狂热开始退烧的时候发生的。扫盲运动和节制生育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观察和解释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一定能发现：在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美国和在这一地区追随它的盟友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因为这两个国家刚刚向着现代化，向着现代化进程中常有的痉挛和阵痛，迈出了一大步。但是， 世界性恐怖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让美国重新当上“十字军东征”的盟主，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目标明确、浅尝辄止的干涉，可以在乌兹别克斯坦或阿富汗建立基地，可以派精兵进入离车臣不远的格鲁吉亚境内，但是，在对世界的现实情况做出分析之后我们认为，这个概念没有任何社会学的或是历史学的依据。穆斯林世界认为它荒诞可笑。不需要任何外来干涉，穆斯林世界就能够自动进入和平进程，从而走出转型危机。世界性恐怖主义这个概念只对美国人有用，它需要一个永远燃烧着战火的旧大陆。  
福山命题
在世界范围内对教育和人口因素进行研究可以为福山有关“历史具有方向”的命题提供佐证。扫盲和节制生育今天看来已经是人类的普遍现象。然而，这两种社会进步现象常常伴随“个人主义”的抬头，其结果必然是在政治领域内承认个人的价值。民主的最早定义之一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与现代定义非常接近：民主就是自由和平等的结合，以使人类“能够过上他想要的生活”。能读会写的人都会在自我意识方面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生育率的下滑说明这种心理转变的深度，它对人类的性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各国在扫盲和人口平衡方面都已取得共识，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实行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可以提出这样的命题：因识字而具备自我意识、要求平等的个人是不可能永远接受专制的统治方式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对自我意识已在一定程度上觉醒的人群实行专制统治所要付出的实际代价使得施行这一制度的社会在经济上毫无竞争力。其实，人们可以无休止地在教育和民主这两者的互动关系上摇摆。但对于像孔多赛这样的人来说，这两者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在《描绘一幅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画卷》写于1793年，1970年威兰出版社版本。一书中，他把教育的发展放在核心位置。凭着这关键一条，我们就不难理解托克维尔“民主的发展是‘天意’”的观点。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比福山的理论更加“黑格尔”，福山受制于经济学派，总想着物质进步。作为对民主国家的数量成倍增长（东欧、前苏联地区、拉美、土耳其、伊朗、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一种解释，这种说法在我看来还更为现实主义，更真实。因为，仅凭世界财富的增长是无法解释实行多党选举的国家如雨后春笋这一现象的。全球化时代在经济领域意味着增长率的下滑、大众生活水平提高速度的放慢乃至下降，还有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加剧。“经济学者”提出来的一系列观点实在不能让人信服：物质上不断增长的不确定性如何能够导致专制政权的垮台呢和稳定的选举制度呢？以教育为中心的假设却能透过经济领域表面上的不平等抓住要害：人们实际上在走向平等。 不管人们怎么批评福山，他的学说不能说毫无道理：世界最终将统一于自由民主，其结果必然是广泛的和平，这是依据道伊法则“民主国家间不可能有战争”的理论推断出来的。但我们应当承认，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所走的道路差别很大。稍具常识者都能看出，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共产主义、纳粹运动、法西斯主义、霍梅尼主义、越南民族共产主义和红色高棉政权……历史经验千差万别的世界各国怎么可能完全统一于一种自由的经济和政治模式呢？福山在谈到现行的日本民主制度时对这一疑问自己做了回答，要知道，二战以后，除了1993至1994年经历过一次短暂的犹豫外，形式上非常完美的日本民主制度却有一个特点：实际上只是自民党一家执政。在日本，政府选举实际上只是这个占统治地位的政党内部各派别之间的斗争。在福山看来，虽然不是各党轮流执政，但这毫不妨碍日本政权的民主性质，因为这是选民自由选择的结果。瑞典模式的结构性特点是社会民主党长期领先，这和日本有些相像。由于瑞典的体制是由下而上自发形成的，不像日本那样源自外国的占领，因此，我们能够接受福山关于自由民主不见得一定要搞轮流执政的观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轮流执政和日本、瑞典的一党独大说明民主存在各种“次类别”，相互间差别很大，各国很难做到完全一致。  
人种起源的多样性
经典政治学所碰到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难题是它不能对人类社会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在前一?
( 美帝国的衰落 http://www.xshubao22.com/3/35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