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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种起源的多样性
经典政治学所碰到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难题是它不能对人类社会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在前一章中，我们看到，各国的文化起飞都具有共同点：扫盲、生育率下降、民众的政治热情被激发，当然还有转型期因精神家园的丧失（失根）而产生的混乱和暴力。但必须承认，准许对立的新教秘密教派分享教堂的克伦威尔军事独裁政权和在整个大陆上到处建集中营的布尔什维克专制政权所表达的价值观是不同的。而且，特别强调人人平等原则的共产主义极权和以人的不平等为基本信条的纳粹在观念上也不相同。 我曾于1983年在《第三个星球：家庭结构与意识形态体系》一书中提出以人类学的观点来解释不同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的政治差异索耶出版社出版，1999年被收入索耶出版社的《世界的多样性》一书中再版。。今天，家庭因素可以用来描述和理解将在未来民主世界（就要诞生了）中持续存在的多样性。因为现代化而失根的各类乡村家庭体系所秉持的价值观差异巨大：自由主义或崇尚威权，讲求平等或搞不平等，后来，它们又被当做建筑材料用于构筑现代化阶段的意识形态体系。 （一） 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引入了相互独立的价值观，而这正是英国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典型特征，另外，兄弟之间也缺乏平等观念。 （二） 法国大革命将18世纪巴黎盆地特有的父母与子女间的自由互动、兄弟姐妹之间的平等关系转变成了自由、平等的世界性理念。 （三） 俄罗斯庄稼汉对子女的态度平等，但父母一直到死都保持对子女的权威，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因此，俄罗斯转型期的意识形态，即共产主义，不仅具有法国式的平等，同时也讲究威权。所有具有类似俄罗斯家庭结构的地方都采用了这种模式：中国、南斯拉夫、越南，还有欧洲的一些传统的共产党选区，如多斯康、里摩日或芬兰。 （四） 在德国，下层家庭中的威权观念和不平等意识（每一代只指定惟一的继承人）是宣扬专制和不平等思想的纳粹党崛起的保证。日本和瑞典从人类学角度上讲也属于这一类，但程度较轻。 （五） 阿拉伯—穆斯林的家庭结构可以部分地解释同属转型期意识形态的极端伊斯兰主义，其特点是同时具有平等观念和团体倾向，难以凝聚成国家主义。这种特殊的家庭类型除了阿拉伯世界之外还包括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一部分。妇女地位低下是这种家庭类型的显著特征之一。在宗族化方面阿拉伯—穆斯林模式与俄罗斯模式有些相似——父亲与已婚子联系紧密；但前者有姑表兄妹近亲婚姻倾向，这与后者截然不同。亲姑表兄妹，特别是堂兄妹之间的婚姻在家庭和人们的观念中都引入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威权关系。父子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威权关系：孩子尊重父亲是出于传统，而兄弟之间呈水平方向的联系才是最为根本的关系。这是个非常平等，非常团体化的体系，但不会孕育对一般威权，特别是对国家的尊重详情请参考前引文《第三个星球》第5章。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哈萨克斯坦穆斯林崇尚父权，宗族化但不搞近亲婚姻。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穆斯林的家庭体系完全不同：妇女地位较高，常有“倒插门”现象。婚后夫妻一般生活在女方家庭附近。。近亲婚姻所占比例各地不同：土耳其为15％，阿拉伯世界为25～35％，但在巴基斯坦为50％。作为人类学者，我抱着某种好奇关注巴基斯坦这个高近亲通婚率，关注这个从人类学角度讲有缺陷的国家的精神和意识形态现代化进程。我们几乎已经能够做出判断，它所要面临的社会动荡无论在哪一点上都与近亲通婚率仅为25％的伊朗不同。美国的这位极不可靠的盟友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没有彻底亮出自己的观点，到时它将震动世界。 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做更多的发挥。重要的是能从这里看出，在现代化进程启动之前，在农村和农村风俗中存在的那种最初的人类学形态。或快或慢，家庭观念各异的地区和民族相继被推入了精神上的“失根”状态。如果我们既抓住乡村世界最初多样的家庭形态这个人类学变量，又抓住人类识字率的全面提高这个历史变量，那么我们就能同时思考历史的方向和各种差异现象。  
可能的模式：从歇斯底里到民主的大聚合
最初，转型危机会使家庭观念陷入疯狂。因现代化而引发的“失根”反过来会以意识形态的形式重新肯定传统的家庭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无不具有“基本教义派”或“原教旨主义”的色彩：所有这些理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都强调自己的恋旧，哪怕是那些自称高度“现代化”的思想主张，如共产主义。在苏联，一党专政，统制经济，当然更具代表性的是克格勃组织，所有这些都继承了传统农民家庭所扮演的角色。 所有这些传统社会都经历过同一场社会运动：扫盲。但是社会转型使得各民族、各国间的矛盾激化。法国人和德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仇恨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说，所有人在意识形态的旗号下所喊出的都是自己所特有的传统家庭观念。今天，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最后一次激化其与西方的分歧，尤其是在妇女的地位问题上，尽管伊朗或阿拉伯世界的妇女已经因为避孕措施的推广而逐步得到解放。 之后危机就会平息。尽管有先有后，但看起来所有的家庭系统无例外地受到过因扫盲而出现的个人主义的冲击。民主趋同的要素终于浮出水面。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类家庭体系都对民主个人主义的上升采取同样的态度。那是不可能的。其中的部分体系，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体系和法国体系，是自由观念的发源地，自由观念有着深厚的家庭基础，这场历史运动只不过是使之正式化了。德国、日本、俄国、中国或阿拉伯系统中，个人主义的上升对其传统的、特有的传统家庭观念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因此，在其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最严重的暴力倾向，而且最后的结果与英法也有所不同，其最初的威权或团体观念被淡化但并未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那些人口转型已经结束，享受着和平的国家中却有着各种不同的民主类型。具有不可撼动地位的自民党、团结稳定的社会、工业化和出口型的资本主义：日本的民主显然不同于美国。共产制度结束后的俄国，去霍梅尼化的伊朗永远不会采用美国式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模式。 我们很难接受以下说法：经历过转型的民主国家将保持稳定，在运转模式上与盎格鲁—撒克逊以及法国的自由民主制度相似。预期世界可能恢复和平，承认个人主义上升的大趋势，相信自由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胜利：这是完全不同的几件事。但目前还没有理由对福山的论断表示轻蔑。 问题是我们很难想象拉丁美洲能够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实现长期稳定：家庭结构分散，经济不平等根深蒂固，从19世纪开始，民主运动与军事政变交替上演。事实上，如果熟知它的历史，就很难想象，哪怕是在一个专制政权统治下，拉美能够获得长期稳定。然而，尽管遇到了经济上、政治上的诸多困难，阿根廷的民主制度挺了下来。2002年4月，在委内瑞拉，雇主、教会、私营电视台、一部分军队试图发动针对总统乌戈·查韦斯的军事政变，但该国国民在民主问题上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团结一致。那里的成人识字率至今保持在93％的水平上，14～15岁的年轻人为98％。几家私营电视台不足以摆布掌握阅读能力，而不是只会看电视的国民。观念的转变是深刻的：委内瑞拉的妇女控制生育，平均生育子女数在2002年初降到了个。委内瑞拉民主制度的存活使美国政府非常吃惊：它一开始就匆忙地宣布支持政变。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信号：美国对自由民主的原则变得漠不关心。可以想象一下福山获悉委内瑞拉的民主制度获胜后狂喜的样子，因为这符合他的理论模型。但是，他也许会同时感到难堪：当民主和自由在前第三世界获得全面胜利的时候，美国却正式表示它对这些原则不感兴趣。 本书的视野有限，仅限于研究美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整。没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全球的民主化进程并从中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我们只需要搞清楚一点：达到某一现代化阶段后，所有国家都会恢复平静并找到一种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的非专制的政府形式。我们只需要接受福山命题的一个最小版本：自由民主将实现世界化。在运用“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的道伊法则时我们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态度。为什么不考虑提出一个非教条主义的、“外延扩大”的法则来说明和平国家间发生战争的机率几乎不存在呢？要知道，在这样的背景中，那些因全民扫盲而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会不会模仿盎格鲁—撒克逊或法国的自由模式建立相似的政治体制——这一点完全是次要的。  
“欧洲合众国”
西欧肯定是运用福山、道伊理论的最佳地点，虽然由于欧洲大陆还没有能力独力维护本地区的平衡，它的经验还不具备绝对的说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在美国军事力量的保证下，本地区才确立了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同日本一样，西德曾当过几年美国的被保护国。经过两个世纪活跃的意识形态和战争行为之后，欧洲终于进入了一个和平、合作的状态，这本身就说明世界完全可以实现和平。在欧洲的心脏部位，法德关系由战争状态转变为某种形式的永久和平，这非常能说明问题。 民主的稳定，和平的降临绝不意味在欧洲要全部采用同一种社会政治模式。有着各自的语言、社会结构和风俗古老的国家都很有活力。为了证明这些国家的执着，我们可以研究它们不同的矛盾处理模式、政党制度、政府更迭类型。我们还可以在人口层面上进行更加深刻的剖析。所有的欧洲国家在出生率方面都已完成了转型，但其生育率指数仍有较大差别，变化范围为到。如果只研究欧洲的大国（在世界层次上是中小国家），我们可以在生育率和传统意识形态两者间发现联系。英国和法国的生育率相对较高，也较为合理，分别为 和，与美国的“白种欧洲人口”的生育水平相当从的美国全国平均值中扣除西 班牙语人口和黑人。。三个古老的民主国家在出生率方面水平相当。其他地方就乱了：德国和意大利为，西班牙为，这三个国家在20世纪前半叶的转型期中曾产生过独裁政权。出现现在的生育率也许并不是偶然。在有着现代化避孕手段的今天，避孕药等工具使夫妇们很自然地处于一个社会性的节制生育的状态中。过去，他们需要与自然做斗争，“下决心”不要太多的孩子，可是今天，需要他们“下决心”才能生一个或几个孩子。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个人主义传统使人更容易做到这一点。那些具有威权主义传统的民族则在人口方面对生存持一种更消极的观点。生育子女今后象征的是一种更加积极的人生态度，因此，比较美英法国人，他们更难下决心。 这种解释的前题是不同民族的精神世界有着深刻的差别，特别是在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这种脾气秉性上的差别不妨碍他们各自的政治体制在遵守民主游戏基本规则的基础上运转，虽然德国很少出现轮流执政的情况，而在法国，除非发生意外，很少有政党能连续两次赢得选举。虽然有着众多的共同机构、共同货币和技术合作，欧洲国家还是依然故我，把它称作欧洲联合国或许更现实一些，或许也更令人振奋。 回到世界层次，站在普遍的历史领域，只凭我们的良知，不要偏听任何蛊惑人心的哲学或政治学理论——我们怎能怀疑一个扫除文盲、人口稳定的世界将会迈向持久和平，而今天的欧洲就是明天的全球呢？怎能怀疑今后世界各国将在和平的环境中致力于精神和物质建设呢？怎能怀疑今后的世界将走美国、西欧和日本二战后所选择的道路呢？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联合国理论的胜利。 这个世界或许是个梦想。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世界，那么它的政治形态将来源于获得辉煌胜利的联合国，而不会让美国扮演任何特殊角色。到时世界会请美国变回一个普通的自由民主国家，毁掉它的军事机器，在全世界的感谢和友爱中完成战略上的撤退。 这样的历史不会出现。我们甚至不知道自由民主的世界化以及和平是否是人类历史的必由之路。但我们已经知道，这样的世界会对美国构成威胁。经济上依附于人的美国需要混乱局面来证明自己在旧大陆保持政治、军事存在的必要性。现实主义战略的回归：俄罗斯与和 平终点又回到起点。回到那个实现民主化并验证了福山理论的国家：俄国。凭借自己的广阔领土、众多人口和军事实力，俄罗斯在它发生意识形态巨变的前夜还能对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构成威胁。俄罗斯从前的军事扩张主义威胁了所有民主国家，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保护者的重要性。共产主义倒塌之后，俄罗斯经过一段时间或许会演变为自由民主国家。如果自由民主国家出于本性是不会对其他国家发动进攻的话，那么仅俄罗斯的转变就可以把地球变成一个和平空间。俄罗斯一旦变成温和巨人后，欧洲和日本就不再需要美国了。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个大胆的、痛苦的假设，因为它现在已经离不开三驾马车中代表工业制造力和金融实力的另两极了。 我们的假设还可以更大胆一些。如果旧大陆迈向和平，人们不再需要美国，倒是后者在经济上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威胁和损害，俄罗斯的角色或许会和美国颠倒过来。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假设轮到民主自由的俄罗斯来保护地球，抵御美国想在全球称霸的帝国主义野心。 我在后文中还会对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和战略角色进行详尽的分析。在这里只简单提一下：尽管它的军事实力有所削弱，俄罗斯仍是惟一一个能在核武器方面与美国绝对强大的军事力量抗衡的国家。2002年5月，乔治·布什和普京就削减核武器达成的协议依然为双方各保留了大约2000个核弹头，旧日的恐怖平衡没有变化。如果说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颠倒了，由原来的保护者变成了虚拟进攻者，俄罗斯和世界的关系也颠倒了，由进攻者变成了虚拟保护者。在这样的模式中，惟一稳定的因素只能是敌对的俄美关系。  
美国与两大古帝国的比较
对于那些想要通过历史论据来对美国的体制进行一番思考的人来说，就必须将美国与两大古代帝国——雅典和罗马帝国——做一比较。前一种比较取悦那些美国的仰慕者，而后一种则会取悦那些具有抗美情绪的人。如果对于美国怀有一种赞许的态度，通常会导致选择雅典作为参照物。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美国来说，超越其国家框架的政治统治范围的建立并非来源于罗马式的军事征服。 对于罗马来说，领土的扩张甚至成了其历史发展的方向。城邦的基因代码中似乎包含着一条通过武力扩张的原则。而所有剩下来的其他方面——国内政治生活、经济和艺术——都是次要的。相反的，雅典最初则是一座商人和手工艺者的城市，是悲剧、哲学和民主的诞生地。而希腊的军事命运完全是被波斯的侵略所强加的：正是因为波斯的侵略，雅典才和斯巴达一起率领希腊诸城邦进行抵抗。在第一次打败波斯军队之后，陆上城邦斯巴达撤出了战争，而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的雅典则通过城邦联盟——提洛同盟组织继续追击波斯。强大的城邦提供船舰，而弱小的城邦则提供金钱。就这样，在一种民主领导的模式下，第一次建立了雅典的势力范围。 美国最初和雅典一样主要是海上强国，一直到珍珠港事件以前一直都奉行孤立主义，没有人可以谴责它搞罗马式的先天军国主义和领土帝国主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完全是出于美国的欧洲盟友的愿望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将大西洋联盟和提洛同盟相提并论相当恰当，苏联在这里则扮演了传说中的具有威胁性的波斯的角色。 然而，这种对于大西洋联盟的乐观和自由的看法，只能够完全吸引那些遗忘了雅典历史下文的人们。不久之后，提洛同盟就解体了。联盟内的大多数城邦更倾向于卸下自己的军事义务，取而代之的是向雅典纳贡，而不是提供船舰和船员。最终，领袖城邦占有了存放在提洛岛的公共财富，不仅利用这笔钱教训同盟中的那些顽固城邦，而且还修建了雅典卫城的神庙。这个例子并不完美，或者是太完美了：它可以使欧洲人，还有日本人，用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重新思考自身的军事行为。 最终，斯巴达变成了希腊自由的捍卫者，并将雅典击败。不幸的是，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不足以使我们对雅典从其帝国中得到的经济利益，以及这些经济利益对城邦自身社会结构的影响做出精确的研究。（以上这些问题参见R。 Meiggs； The thenin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美国在政治与军事上的统治地位
那些为数众多的支持以罗马帝国主义作为参照物的人强调，美利坚帝国的历史并不是从1948年布拉格政变开始的，不是对于苏联势力范围建立的一种反应。美国的体系早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通过确立其工业和军事霸权就建立起来了。1945年建立的美国体系的基本战利品便是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保护国，而这两个附属国都因为其经济实力而具有特别的意义。德国是战前第二大工业强国，而日本则是现在的第二大工业强国。美国正是基于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才建立起对这两个支撑点的权威，而这两个国家对于控制世界经济体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从经济和社会的层面来说，罗马比起雅典拥有更多的文献资料可供参考。通过这些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研究罗马帝国在其武力占领的广阔疆域内使财富向政治中心集中而导致的社会结构解体的过程。 在取得针对迦太基的决定性胜利之后的几百年间，经过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迅速地扩展到东方，占据了整个地中海流域。从此，它便拥有了无尽的资源，包括土地、金钱和奴隶。罗马在其整个势力范围之内通过收税获得货币，能够进口大量的食品和手工艺品。在由于罗马的政治统治而“全球化”的地中海经济之中，意大利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丧失了作用。整个社会集中在两个相互对立的阶层上——经济上没有用处的平民阶层和寄生的富豪寡头。一个掌握大量财富的少数派更加突出了另一个群体的无产化。中产阶级的分裂导致了共和国的消失和帝国的建立，这一过程正符合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因为根据他的分析，中间社会阶层的存在对于维护政治体系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参见 G。 lfldy； Histoire socile de Rome； Picrd； 1991。） 尽管平民阶层并不顺从，但从地理上说却身处中央。既然不能消灭他们，最后只能动用帝国的财富，用面包喂养他们，用游戏给他们以消遣。 对当前美国领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感兴趣的人可以将之与古代的模型做比较，无论是其相同点还是不同点都很能给人以启发。不管是以雅典还是以罗马为比较对象，都可以得出鲜明结论：经济统治圈的建立源于政治和军事。这种对于经济的政治视角纠正了目前被奉为圭臬的看法——即只是从全球化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出发，将全球化看做是一种完全非政治的现象。依据这种看法，在这种自由主义的经济世界中，既不存在民族，也不存在国家，也没有军事强国。然而，不管是从雅典还是从罗马的例子出发，我们都将不可避免地看到，这种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军事过程所带来的结果；而某些全球化经济的奇怪现象也不能脱离体系的政治军事层面来解释。  
美国从制造走向消费
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在宣扬自由贸易的功绩时完全是不吝惜词汇的，在这种理论看来，只有自由贸易才能够使得生产和消费达到最为理想的状态，以满足世界上所有居民的需要。这种理论强调各个国家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必须进行分工，而只从事本国最擅长的专业内容。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同时无休止地夸大了市场自动调节的特征：通过国家货币价值的浮动，在生产和消费，进口和出口之间建立起伟大而完美的平衡。古典经济学构思、描绘并臆造了一个完美均衡的理想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每个国家占据着相等的地位，并且都努力为公共财富而劳作。是斯密和李嘉图使这种理论萌芽，今天它在美国80％的大学中生长繁衍。与音乐和电影一样，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也是美国主要的文化输出品之一。在现实中，这种理论就像好莱坞电影，其真实性非常脆弱。然而，在解释“全球化并非是以一种均衡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正相反，它是不对称的”这一使人发窘的事实时，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便失去了其一贯滔滔不绝的风头，甚至不得不保持沉默。整个世界越来越为了满足美国的消费而进行生产活动。这个独立自主的但同时又生产过剩的民族国家在战后立即变成了体系的中心，而在这一体系当中，美国的使命更多的是要消费而不是生产。 美国的贸易逆差是惊人的，因为它包括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国家。例如，2001年度，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830亿美元，对日本是680亿美元，对欧盟是600亿美元（其中对德国的贸易逆差是290亿美元，对意大利是130亿美元，对法国是100亿美元），对墨西哥是300亿美元，对韩国是130亿美元；甚至以色列、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对美国的贸易当中也处于顺差地位，这几个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分别是45亿美元，35亿美元和5亿美元。（） 根据以上处于贸易顺差地位的国家名单可以推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并非是由于原材料的进口，因为原材料进口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发达国家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例如，2001年度，美国战略中最牵动人心的物资——石油所导致的贸易逆差只占800亿美元，至于其他产品，主要是工业品的逆差额却达到了3660亿美元。 如果我们不将美国的贸易逆差与其国民生产总值相联系（因为国民生产总值包括农产品和服务在内），而是仅仅与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相比较，我们得到的结果极为惊人：美国10％的工业消耗品依赖进口，而这种进口是美国的出口产品所无法抵消的。这一工业逆差在1995年还只占到5％。不要以为这里说的主要是低技术含量的产品，美国同样积极投身于尖端产品的生产。美国工业在某些领域内还是处于领先地位的：电脑行业是最明显的，不能不提的还有医药材料领域和航空业。年复一年，我们最后发现美国逐渐失去了在所有领域的领先地位，也包括尖端领域。2003年，空中客车公司将能够生产出和波音公司同样多的飞机，甚至有人预见，到2005至2006年，空中客车公司和波音公司在产值上将会不分伯仲。1990年美国先进的科技产品为其所带来的贸易顺差为350亿美元，到了2001年却只有50亿美元，而到2002年1月甚至处于逆差地位（； Technology； ； ）。 美国工业品贸易逆差表现出来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当前最有趣的现象之一。在1929年经济萧条前夕，的世界工业品都集中在美国，而只有的工业品集中在德国，在英国，7％在法国，在苏联，在意大利，在日本（rnold Toynbee 及其协作者，Le monde en mrs 1939； Gllimrd；1958。）。70年之后，美国的工业产品已略低于欧盟，只是稍微高于日本。 这种经济实力的下降并没有因为美国跨国公司的活动而得到补偿。从1998年以来，美国的跨国公司获得的返还到美国的利润已低于设立于美国的外国公司返还给它们各自母国的利润。  
值得怀疑的美“国内”经济统计数字
在2001年世界经济衰退的前夕，绝大多数经济评论家都在颂扬美国经济所表现出的惊人的活力，以及一种高投资、高消费和低通货膨胀的新范式的诞生。70年代所无法解决的难题最终找到了答案：美国找到了实现增长的同时不会引起物价过分升高的途径。到2002年初，正当新闻界普遍担心欧洲或日本的生产力已经落后的时候，美国政府却在重新确立关税以保护其已被超越的钢铁工业；与此同时，美国微软公司的“X_Box” 电子游戏机在日本的“PS—II”和掌上游戏机 “Gme Cube”面前无地自容，而微软本来是想以此来参与游戏机领域的激烈竞争的；此外，加利福尼亚正陷于电力的缺乏之中，而纽约也因为饮用水无法自给自足而备受煎熬。 大约五年前，对于大西洋彼岸（美国）经济的乐观主义看法（这里就不用“自满”一词来形容了），以及一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真实意义（实际上人们再也弄不清它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对于我来说就已经变得不那么可靠了。我们越来越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是相信来源于在美国“国内”的所有企业所生产的附加值聚合而成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还是接受美国贸易逆差所描绘的事实——这一事实用以衡量“国家之间”的贸易，并且揭示出美国工业能力的丧失。只要一种产品的进口出现问题，真正的危机就会爆发。电力供应就是一例：加利福尼亚的供电障碍说明了电力方面的不足。 长久以来我一直对于美国经济所表现出的活力将信将疑。安然事件，以及紧接着的安达信事件，是其原因。电网经营企业安然的倒闭导致了1000亿美元营业额的不翼而飞，这一数字被媒体称作是不可思议的虚构的和神秘的。安达信审计事务所伪造的账目使人无法说出这笔钱当中究竟有多少属于所谓的“附加值”，从而被记入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1000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又有多少公司在安达信，或是其他会计和审计公司（作坊）的帮助之下，篡改了他们的账目？最近此类事件的增加表明这些公司中的大多数都与此有关。美国的经济到底怎样？1994至72000年间，美国的金融、保险和不动产等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是工业增长速度的两倍，以至于其服务业的生产“价值”是其工业产值的123％。价值一词打上了引号，因为服务的价值之所以能够与工业品的价值相区分是由于大部分服务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当然，为美国经济保证资金供给、为保证进口提供现金的那部分服务业除外。由于参与诈骗的美国私营公司数目的不断增加，导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开始像前苏联那样注水。 正统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美国工业活动收缩这一现象，美国已经转变为一个专门进行消费的场所，同时他又依附于外部世界为其提供生活必需品。作为一个罗马类型的帝国的代表，美国反而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政治和军事组织所能产生的经济效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面对着遭受战争破坏的欧洲和日本以及苏联体系实力的上升，美国将其势力范围组建为一个全球体系，并在其中居于中心地位。此后，美国又在贸易、金融领域逐步建立了符合其本国意识形态和好恶倾向的游戏规则，只有它们才可以保证其政治、军事控制区的统一性。毋庸置疑，美国最初希望保证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福祉的意图是完全正当的。如果将这一世界体系的出现看作是一种毁灭性现象无疑是可笑的：1950年到1975年的经济增长就可以作为证明。马歇尔计划给欧洲的重建提供了资金，同时也使美国可以避免再次发生类似1929年的经济危机，因此马歇尔计划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在历史上都可以算得上是鲜见的明智之举。在这一时期，我们必须承认这是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帝国主义。 美国由于确立了反对共产主义的目标，同时对于其经济的领先地位的持久性和本体性过于自信，于是便将其军事统治范围的政治一体化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基于这一目标，美国对欧洲、尤其是日本的产品敞开了市场的大门，此举最终使美国工业牺牲了很多方面的份额，而它自己在开始时并未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后来才感觉有些不安。在70年代初美国首次出现了贸易逆差。其后，美国的贸易逆差扩展到与整个世界的交易中，甚至超出其最初的政治统治范围。 共产主义的分裂使得许多新兴的重要国家加入到这个不对称的贸易体系中来：今天，是中国而不是日本或是欧洲，从对美贸易中获得最大的贸易盈余。从此，美国的过度消费已成为世界经济结构的关键因素，尽管这一结构在某些人看来具有帝国属性。然而，自由贸易导致出现了世界需求不旺这一结构性现象，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对于世界的重要性已不再体现为它的生产，而是它的消费。  
黑非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一蹶不振
从经济理论上来说，贸易的自由化导致世界层面上不平等现象的增加，这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现象。贸易自由化导致在每个国家都出现收入差距，并使得这一点成为整个世界的总体特征。国际竞争促使世界各地出现工薪阶层收入水平的停滞以及利润的增长，更确切地说，是利润的爆炸。由于自由贸易而产生的工资紧缩使资本主义的传统困境重现，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两难困境：工资紧缩使得不断增多的产品难以被市场消化。英国马尔萨斯和凯恩斯，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大多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都曾经研究过这一屡见不鲜的现象，不喜欢遵循惯例的美国经济学家对此也理解得很透彻。 如果美国高校体制派经济学家承认不平等现象的增加通常是由于贸易自由化的话，需求的停滞对于包括保罗·克拉格曼在内的虚伪的反传统者来说则是一个禁忌话题。敢于指出全球化的这一负面影响才是敢于与既有秩序决裂的标志，也只有真正的反叛者才敢于揭露这一点，正如亚洲专家查尔梅斯·约翰森所撰写的《回流：美利坚帝国的代价和影响》一书，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美国的行为描写最为犀利的作品之一（Henry Holt nd Compny； New York； 2000； 有关需求的结构性分裂的内容。）。尽管罗伯特·吉尔平——全球化理论清醒的分析家——非常清楚国家和民族仍将持久存在，盎格鲁—撒克逊、日本和德国的资本主义体制存在着结构性不同，他对美国霸权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所表现出的脆弱性也十分关注，但他却不敢提及这个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提出可能会与体制派的行为准则相抵触。 在这里，我可能有些不够公正，因为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顾问约瑟夫·斯特林茨就是一个反例。他是一个毫无争议的体制派成员，所获得的诺贝尔奖就是会员证。但在《大幻灭》一书中，他突出了世界的需求问题，而且不止一次地提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认清国家和地区需求不足（尤其是亚洲的需求不足）这一问题上的无能（Joseph E。 Stilitz； L Grnde désillusion； Fyrd； 2002。 这本书的原名明显就没有那么有力：《全球化和它的不满》，Norton； 2001。）。但是另一方面，斯特林茨又是自由贸易制度的坚定的维护者，他在实际中就只能悲叹并不存在世界性的管理机构。我不知道这算是天真还是算机灵，很可能二者都是：一方面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僚们毫不留情，而另一方面对于其职业信条又看得无比重要。我们就不要苛求他了：这位美国经济分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继凯恩斯之后再次宣布世界需求可能萎缩，因此必须在世界层面进行调节——这本身已经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即便华盛顿政府在后续“谈判”中将处于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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