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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的“帝国特色”发生扭曲
经济发展的这种“帝国”的进程，可以使我们联想起罗马帝国在征服了整个地中海流域之后的发展过程。这一进程以不同的形式触动了美国社会和经济的不同方面。工业和直到此时一直都被看做是中产阶级成员的工人阶级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他们的出局使人联想起历史：由于来自西西里、埃及和希腊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大量涌入导致罗马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受到巨大的损害。20世纪70至90年代美国工人的贫困化是相对的，然而有时也是绝对的。 不用深入美国经济体制的细节，而仅仅只是停留在某种概况的层面上，我们也势必会观察到，经济帝国转变过程的趋势在于将美国社会的上层转变成超越一国范围的“帝国”（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全球”的）社会的上层，而这个处于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开始时便包含了整个自由世界，而现在随着共产主义的崩塌，几乎包含整个世界。 甚至对于美国来说，1980年最富裕的5％的人所吸收的“国家”收入便超过其国家收入总量的，而2000年这一数字则超过。同样的，20％的最富裕的人所吸收的国家收入从1980年的增长到2000年的，而其他80％的人总共所占的份额则从降低到。四个较低的社会阶层的份额分别从下降到，从下降到，从下降到，从下降到。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统计数字，2000年400个最富的美国人的财富比起1990年最富的400人来说多了整整十倍，而在这十年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增长了一倍。美国社会上层人士收入的这种惊人的膨胀，不能说与这种帝国模式毫无关联，正如绝大多数国民收入的停滞或是增长缓慢与此有关。 1980年到2000年这一时期被分为两个阶段，这一现象表明，两极分化的增大并不是贯穿整个时期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帝国重组的第一阶段。 在1980年到1994年间，收入的增加是随着人们的富裕程度所增加的：5％最富的人的收入增长了59％，而随着社会阶层的降低，其收入的增加也越来越少，甚至对于20％最穷的人来说，其收入的增长为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不平等现象的急剧增长。 然而，在1994到2000年期间，这一变化的方向和性质都发生了改变：最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放慢了，对于5％最富的人来说，他们的收入只增长了19％；而所有其他等级，包括最为贫穷的人，他们所获得的收入取得了差不多同等程度的增长，从13％增长到16％。“新经济”在这种变化当中体现了现代化进程当中的平均主义阶段，而现代化进程刚开始时必然包含一个不平等现象加剧的阶段，这也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学者圈子里最被推崇的观点之一。 但是如果继续将这一现象同罗马历史相比较，一方面，美国社会当前处于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国民收入的增长上更为平均主义；另一方面，美国贸易赤字急剧膨胀，从1993年的稍稍超过1000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4500亿美元，我们对于这两种现象的偶遇就不能不惊讶了。对物质资料的帝国式征收体系已经发展成熟，所有人都可以从中获益。 在1970年至2000年期间，我们曾经见证过美国实现罗马式社会极化的过程，一方面是富豪寡头阶层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包括平民阶层的扩大。富豪寡头阶层和平民阶层的概念在这里所表明的并不仅仅是财富的等级，同时还有这一事实，即这种财富不管是多是少，都不是直接来自生产活动，而是来自于对于外部世界的政治统治（这并非偶然：美国历史大片《角斗士》对罗马帝国的基本原则持相当肯定的态度，但抨击了帝国的退化（退化到生活中只需要“面包和马戏”的水平）。这与以前对罗马持反对态度的历史电影差别很大，这些电影包括：《阴谋与爱情》、《斯巴达克斯》等。）。 我在中将会研究在自由主义经济的背景下，这种奇特的征收和再分配财富的方式。然而，我始终坚信这种比较的确切性。在1994年至2000年间，美国本来可以达到“面包和马戏”（pnem et circense）的阶段而不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新经济”阶段。 当然，我夸大这一特征是为了便于读者对于论证的理解。那些认为美国经济的高效、高生产力的经济学家并非毫无道理。在当前阶段，惟一真正没有道理的事情是1990至1995年间的辩论不再出现，或者说消失了，而这次辩论的中心之一便是对于美国经济的“真正”效率的怀疑。 下面我们从模型回到历史现实，我们可以说美国最近20年间在两种类型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式间犹豫不决，即国家和帝国。美国还远远没有摒弃其国家的特征，而作为帝国它也必将失败。但是，很明显，在1990至2000年间，更具体地说是在1994至2000年间，向帝国发展的倾向正在不断加剧。 美国贸易赤字（以10亿美元计） 资料来源：
大辩论：是美国还是“美帝国”
走帝国式的经济道路是经过辩论和冲突后才确定的。在大西洋对岸（美国）比在欧洲有着更多的研究者在揭露自由贸易对美国工人阶层的影响，而且通常情况下这些研究者都来自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外。正是美国人重又发现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意义，他作为德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家，主张建立一个对外保护，对内自由的贸易空间（Friedrich List； Système ntionl d'économie politique； nouvelle dition； Gllimrd； collection 《Tel》； 2002。）。那些赞同保护美国经济不受亚洲特别是日本的竞争的“战略贸易家们”，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并且在克林顿第一个总统任期之初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影响。 这些“战略贸易家们”是从经济和贸易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迈克尔·林德在1995年首次根据自由主义贸易的论调构思并描述美国社会的发展。他并不仅仅满足于揭露工人阶层和市民阶层的崩溃，他最大的贡献在于界定并描绘了美国新的统治阶级——“超白领阶级”这一阶级不仅是通过他们的收入来定义的，同时也是通过他们的文化和精神习惯来确定的：这些人喜欢研究法律而不是技术，带有装腔作势的英国作风，在种族方面倾向于“肯定性行动”（有利于少数阶层的“正面意义的歧视”），能够灵活地让自己的孩子不受大学里的智力竞争之苦。林德勾勒出了一个分层次的美国，其中工会对于越来越不民主的民主党已经不再具有影响力（Michel Lind； The next mericn Ntio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95。 在1984年，民主党获得的企业的捐赠超过了工会的捐赠，参见第187页。）。在我看来，是他第一个认识到了当前阶段欧洲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错位，即旧大陆比起新大陆要更为民主（同上，第231页。）。林德既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个斗士，他重申要对美国重新进行国家定义——应该是自给自足和民主的国家，而不是依附于人的，搞寡头政治的国家。 那是在1995年。1994至2000年间美国的贸易逆差的不断增加和收入的变化表明从1995年到2000年，美国争取成为民主的和经济独立的国家的斗争失败了。如果我们不考虑俄罗斯（作为平衡体系中的一极以及美国的竞争对手）的发展变化，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份时间表以及它所暴露出来的美国帝国倾向的加剧。因此在论述美国对外政策的总体原则第六章，我将会具体谈到这一点。确实，美国向一个完全的和完整的帝国体系的演变并不单单依赖于，甚至首先取决于美国社会内部的实力对比。帝国是相对世界而言，而这个世界被国家权力所统治和吞并，从而变成国家权力的内部空间。 我们是否有必要谈一谈美利坚帝国的未来？ 通过历史来看，真正的帝国的构成总是具有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两个特征： 其一，帝国基于军事约束而诞生，而这种束缚使得帝国可以通过收取贡赋来满足中央的需要。 其二，最终，中央将被征服的不同民族的人民都看做是普通公民，将普通公民也看做是被征服民族，二者没有分别。权力的作用导致平均主义的普遍发展，但这种平均主义并非发源于普遍的自由，正相反，它发源于普遍的压迫。在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不存在显著差别的政治空间中，这种来源于专制主义的普世主义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对于所有人的责任感。 这两条准则使得我们可以立即看出：罗马一开始是征服者和掠夺者，后来又变成普救者以及道路、引水渠、正义和和平的分配者，它得到帝国的称号确实名副其实；与之相比，雅典的帝国化道路是失败的。我们必须承认希腊对于军事征服的怀疑也给它带来了利益，承认提洛同盟城邦所缴纳的贡赋实际上证明了它的军事实力。但是，雅典却并没有向着普世主义的方向前进。雅典在其权力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裁定结盟城邦之间的法律纷争，与罗马相反，在其中央权力得到确立的时候，它丝毫没有扩张自己城邦的权利，反而还对其进行了限制。 参照这两条准则中的任何一条，美国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对于这些不足的研究使得我们能够肯定地预言：在2050年左右将不会出现美利坚帝国。 美国尤其缺乏两种类型的“帝国”资源：它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束缚力”不足以维持对于世界现有的剥削水平；“它意识形态上的普世主义正在走向没落”，使得美国无法对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人一视同仁，也就无法达到向他们保证和平和繁荣，从而剥削他们的目的。 接下来的两章将研究这些根本的不同点。  
传统军事已经无能为力
因此，人们从一开始起就对美国的实际军事实力心存疑惑。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经济资源的惊人扩张也无法使人忘记美国军队在这片土地上军事业绩的相对逊色。让我们先将盎格鲁—撒克逊人狂轰烂炸这个问题放在一边：轰炸并没有产生令人称道的战略效果，只能从整体上加剧德意志人对于盟军进攻的抵抗情绪。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现实便是，在欧洲战线上，俄罗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之中和之后均做出了巨大的人员牺牲，但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打碎了纳粹的军事机器。1944年6月进行的诺曼底登陆来得太迟了，与此同时苏联的军队已经到达他们自己与德国的西方边界，并向德国推进。战后在大多数人的思想中，是共产主义的苏联打败了德国纳粹主义，并对欧洲的解放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如果我们忘了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战后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局面。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和军事专家利德尔·哈特所认识到的，美国军队在各个时期的行为都是官僚化的、拖沓的和缺乏效率的，与美国投入的财力和人力不成比例。（；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r； Pn Books； Londres； 173。）每次行动时，只要是有可能，需要一定牺牲精神才能完成的任务都被交给了其他盟国的部队：在意大利的卡赞山是波兰和法国军队，封锁诺曼底山口的是波兰人。美国当前在阿富汗的“手段”是请各部落领袖出兵并提供金钱，而这只是一种古老手法的全新版本罢了。美国既不像罗马，也不像雅典，反而与迦太基比较接近，因为迦太基也曾出钱雇请高卢的雇佣兵以及西班牙巴利阿里岛的投石兵。具体说来，B—52轰炸机扮演了大象的角色，只是没有人扮演汉尼拔的角色。 美国海空方面的控制地位是无可置疑的。自从太平洋战争以来，这种控制就是十分明显的。回想起当年的美日之战时，人们总想忘记双方当时物质力量明显的不对称。在最初几次英雄主义的战役之后（例如双方旗鼓相当的中途岛战役），太平洋战争迅速地变成了“印地安式的战争”，技术实力上的不平等导致了双方在损失方面惊人的不等（现有统计资料中未按战场和战区进行区分，但是在战争中死亡的总体人数已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美国（针对德国和日本）：300000；英国：260000；法国：250000；俄罗斯：13000000；日本（对所有对手）：1750000；德国：3250000。）。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军队与这场战争在陆地上的真正胜利者 —— 苏联之间的冲突逐步激化，而这正从根本上反映出美国军事的脆弱性。在韩国，美国只取得了一半的胜利，在越南则根本就没有取胜；幸好并没有直接与红军对抗。至于在海湾战争，美国的对手是谜一样的伊拉克军队，一个只有2000万居民的不发达国家的军事工具。 最近出现的“零死亡战争”概念说穿了就是倾向于搞不对称冲突，至少在美国人看来是这样。它承认并加剧了美国在陆军方面的传统弱势。 在这里我并不是想批评美国没有能力像其他国家那样打仗，也就是说，愚蠢地屠杀对手的同时也屠杀本国国民。对于自身来说以最小的代价打仗，却让敌人付出最大的代价，这是一种纯粹的实用主义逻辑。问题是，美国的军队在传统上缺乏陆上优势，使其无法占领土地并构建一般意义上的帝国空间。 今天，俄罗斯军队已经收缩到相对于它以前的实力来说很小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对俄罗斯在车臣的困境加以讥讽。然而，在高加索地区，得到选举团支持的俄罗斯仍然能够要求当地居民服兵役。这种能力是一种社会和心理类型的军事资源，而随着无死亡战争这一概念的发展，美国正在彻底丧失这种资源。  
美帝国的疆域
1998年，即苏联体系崩塌的八年之后，在发动反恐战争的前夕，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部署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冷战时期的大对抗。在美国本土之外，美国在德国驻有60053人，日本41257人，韩国35663人，意大利11677人，英国11379人，西班牙3575人，土耳其2864人，比利时1679人，葡萄牙1066人，荷兰703人，希腊498人。（； Sttisticl bstrct of the United Sttes： 2000； tbleu 580。）美国军队和军事基地在其势力范围之内的这种部署方式，确实给我们一种 “帝国”的感觉（如果帝国存在的话）。正如布热津斯基明确阐述的那样，美国对旧大陆的实际控制关键在于两个基本属地，即欧洲和远东这两个保护国，例如，日本和德国养活了85％的海外美国军事人员。否则美国就不存在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 在上述屯驻地区附近，包括匈牙利、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马其顿等在内的东南欧地区，1998年的美军派驻人数仅为13774人，在中东强国包括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巴林仅驻有9956人，但承担多种功能，背靠俄罗斯面向中东的土耳其基地，这一数字就变成了12820人。但帝国的士兵们主要仍驻守在前共产主义圈的周边地带，实际上包围着俄罗斯和中国。在阿富汗部署12000人以及在乌兹别克斯坦部署1500人，与其说是改变还不如说是补充了这一基本地理布局。  
先失败，再退却
上面的论述并不是说美国具有长期的、持续的侵略意愿。我们甚至可以提出完全相反的论据：在苏联体系崩塌之后的十年间，美国撤军、收缩战线等一系列动作是真心诚意的。1990年美国军费预算为3850亿美元，1998年则只有2800亿美元，下降了28％。在1990至2000年间，在全世界美国的现役人员从200万人下降到140万人，也就是在十年内下降了32％（'Hnlon ； Defense Policy Choices for the Bush dministrtion 2001～2005；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s，该书是一本分析美国军费开支以及美国军事实力现状的优秀著作。）。不管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性质如何，军事开支占总额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下降到1999年的3％。我们无法将如此大动作的收缩看做是一种帝国意愿的显著信号。不断揭露美国企图统治世界的永久规划无疑是荒诞可笑的。美国军费开支的下降趋势直到1996至1998年间才停止，军费预算直到1998年才开始上扬。 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的政策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90年代中期之后不久美国恢复了原先的战略。1990至2000年这一时期又一次表现出了前后不一致的特征。 ——在1990至1995年间，帝国在军事领域内的收缩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一时期围绕贸易保护主义的争论加剧，而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民族民主主义成为美国的选择。随着共产主义的崩塌，人们曾认真地思考是否要对美国重新定位：它既是所有自由和民主国家的领导，又要与其 他国家地位平等。这一选择可能包含着重新恢复“相对”的经济独立，但这不意味着自给自足，也不意味着减少与国外的贸易，而是要具有“平等国家的经济特征——外汇账户的平衡”。 ——这一趋势逐步发生了反复。或者更确切地说，一步步地失败了。在1997至1999年间，美国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在1999至2000年间，美国重新又开始了它的军事化进程。这种经济依赖性的增加和军事机器的膨胀之间有联系。美国军队的发展是由于意识到美国经济脆弱性的不断增加。 乔治·W·布什宣布将美国军费开支增长15％，这是在“9·11”事件之前就做出的选择。在1999年前夕，美国政治机构就意识到，面对其帝国类型的经济，也就是说依附性经济，美国的军事潜力确实不足。一个以攫取外部财富为生却无需补偿的超级大国的军事安全问题与那些需平衡收支账目的国家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然而，对美国来说，又很难把这种攫取财富的行为当成统意义、国家意义和帝国意义上的，通过武力或军事威胁而收取的贡赋。只有日本和德国为美国军队所付出的食宿开支可以作为典型意义上的贡赋来分析。美国消费之后却不用偿还 —— 这种方式确实奇怪，甚至可以说是神秘的和危险的。  
美帝国的特殊供品
美国不断地进口和消费。为了支付其进口的开支，美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征税，但是征收的方式却是一种在帝国历史中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奇特的方式。雅典向联盟城邦每年征收贡赋，开始这种贡赋是自愿的，后来就变成通武力强迫缴付了。罗马一开始只是掠夺地中海地区的财富，然后便以实物或货币的形式榨取西西里地区和埃及的小麦。这种野蛮的征收方式符合罗马的国家性质以至于恺撒承认，罗马不能征服日耳曼，因为日耳曼的农业是巡游式的，不稳定的，这样的日耳曼没有能力满足罗马兵团的需要。 美国只征收必不可少的部分钱款和物资。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派驻在日本和德国的军队的食宿供给便是这种情况。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诸多盟友（除了英国和法国）并没有直接参战，只是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这个例子就非常接近于雅典式的贡赋。最后要说到的是武器出口。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商品，其销售可以带来利润，但其价值并不是根据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由个体消费者的偏好所决定的。武器的买卖取决于国家间实力的对比，因此它有时可以反映美国实际的约束力：最近在韩国，法国达梭公司那些天真的代表吃了亏以后终于认识到这一点。 武器销售给美国所带来的资金，与美国通过政治和军事途径所征收的贡赋是相等的。然而其数量完全不能满足美国现有的消费水平。传统的反美人士曾为我们揭示了美国在武器出口方面所占据的绝对地位：例如1997年，美国出口武器总值3200亿美元，占全世界国外武器销售的58％。从军事角度出发，这一比例无疑是惊人的。如果说这一数字还具有经济意义的话，是因为这一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仍达1800亿美元，而比起2000年45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来说，这一数字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控制某些石油出产区，这是传统意义贡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跨国石油公司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性地位，使得美国可以榨取全球的利润，但其程度今天已经不足以为美国进口各种类型的物资提供资金支持了。但是，石油在美国贡赋体系中的统治性地位却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对这一特殊物资所给予的密切关注。 无论如何，美国所征收的大部分贡赋并非基于政治和军事压力，而是通过自由主义的、自发的途径实现的。美国从世界上所购买的物资并不是免费的。货币市场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自由，美国的贸易界人士从货币市场上获得外汇，用以购买商品。他们将这些外汇兑换为美元，而美元这种不可思议的货币甚至在美国贸易逆差加重阶段（至少到2002年4月）都没有下跌过。这种行为是如此的神奇，以至于某些经济学家从中得出结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生产产品，而是生产货币。  
奥内伊主义：国际贸易与外来投资
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美国需要外汇以购买世界各国的产品，同时，由于美国产品的竞争力越来越差，在全球层次上对于美元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少，这将导致美元的贬值。这种现象曾经在不久前出现过，特别是贸易逆差开始出现的70年代。与法国某些古典戴高乐主义者的看法恰恰相反的是，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作用并没有保证美国具有独立于其出口能力之外的购买力。 无论如何，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也就是在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尽管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到的贸易逆差、低利率，与欧洲和日本比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美元仍然表现出了长久的强势。因为全世界的货币都涌向美国。世界各地的企业、银行、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都开始购买美元，这样就保证了将美元的外汇平价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在这种背景下，这些美元并没有用于购买美国消费品，而是用于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或是获取有价证券——包括国库券、私人债券和股票。 正是金融资本的这一活动年复一年地保证了美国财政收支的平衡，简言之，资本的涌入使得美国可以购买来自整个世界的商品。考虑到以下情况：从外部购买的商品大多数是用于消费，以满足美国人的不断更新的短期需求，而在美国投资的金融资本大部分属于中长期投资，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机制中存在着某种矛盾，甚至是结构性的不稳定。 在美国财政部长反复阐述之后，英国《经济学家报》不无忧虑地为他的主张取了一个好听的没有任何意义《回声》杂志访谈，2002年4月11日。。前美国驻巴黎大使菲利克斯·罗涵回忆说，美国每天需要有10亿美元的进账用以填补贸易赤字，这更好地表达了美国领导人对于安然公司的丑闻对外国投资的影响所表现的恐惧和担心（《The Betryl of the Cpitlis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2年1月31日。最近被转载刊于《世界报》。）。 年复一年，美国经济分析办公室满怀焦虑地跟踪着外来资本填补进口资金缺口的情况。只要存在各国货币，就必须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奥内伊主义确实是使人宽心的——不管奥内伊究竟说了什么，他毕竟发挥市场稳定器的作用——但是，奥内伊主义只有在完全的和完整的帝国货币世界中才有意义；“条件是美元实行强制汇率，并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债务清算能力”，要想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具备绝对的军事和国家强制力。简而言之，美国必须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以合法的强制力实行韦伯式的垄断。然而，一直以来都没有抓到奥马尔和本·拉登的美国军队看来似乎没有能力履行这一使命。那么传统的法则将发挥作用：如果美国消费过量，同时涌入美国的资金流停止的话，美元就会崩溃。但是，也有可能我对于“帝国”和“权力”等概念的理解过于守旧了，过于看重强制力中的政治和军事因素。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阶段，现在的这种资金流可能成为新型经济的一种内在需要和稳定因素。这也是需要考察的一种假设。  
美国已经不安全了
怕麻烦的经济学家做出的占统治地位的诠释（或者是由于他们属于美国名牌大学，或者是因为他们效力于那些靠资金流动为生的机构）宣称，美国之所以吸引投资，是因为美国经济比较有活力，可以更好地应付风险，并且严格地来说，是有利可图的。这种说法也有道理。美国在“体力”、科技和工业领域低下的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其金融收益程度不高。在物质丰富的特定时期内，一国经济中同时出现较高的企业收益率和无用部门的过度发展——这种设想并不会产生原则性问题。金融活动可以自给自足，可以从并不触及真正的生产范围的活动中获取利润。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金融在美国经济生活中所占的份额已超过工业所占的份额。我们甚至可以继续推论：“技术和工业潜力不足的行业却具有高收益率，正是这一点导致了美国的低下生产力。”从这一观点出发，安然公司从事的经纪行为就是一个典型，因为它不从事直接生产，从中间活动中获取利润，而经济理论向我们保证，这种活动可以最好地协调生产和消费。在虚拟世界出现之前我们还敢说，只有吃布丁的时候才能证明它的存在。很明显，从安然公司一案中可以看出，今后已经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可吃了。然而，正是安然现象的存在，几年的时间使美国实打实的经济走向了低生产力，从而走向越来越庞大的赤字。 想不到的是，资金涌向美国是投资者们出于收益率的考虑，这也是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至高无上的“圣经”。将资金投向美国可以保证较高的利润率，当然同时也意味着较高的风险水平，于是对于富人们来说，美国便成为梦想的国度。这样一种动机——对于利润的追求以及冒险的爱好——导致外国在美国购买股票和直接投资成为一种结构性的主流。情况并非如此。并不是所有流向美国的资金都愿意投入所谓网络“新经济”和“信息高速公路”（代表的是一种对于新的全球疆界的充满活力和冒险精神的看法），我们将会看到，对于安全的追求将会优先于对于利润的追求。 实际上，对于那些对美国财政收支平衡感兴趣的人来说，最吃惊的是，在美国赤字的融资过程中，购买国库券、私人债券、股票的外来资金和直接投资所占有的相对位置是变化不定的（Bureu of Economic nlysis；）。这些剧烈的变动不能以利率的变化加以解释，因为二者变动的速度和幅度都不相同。购买国库券和私人债券的人自然逃不出追求利润的目的，但是同时也更好地保证资金安全（上述证券实行固定利率），因为这种固定利率是可靠的经济、政治、银行和货币体系所保证的。对于美国来说，这种出于安全目的的购买行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极为重要的日常资金来源。 在分析中，让我们把各种银行和非银行的债务所占据的巨大的、不稳定的和神秘的位置放在一边，集中研究金融资本流动中经典的和令人宽心的方面。让我们再次集中研究90年代，正是在这决定性的十年中，世界消化了共产主义的崩塌，同时金融全球化达到极致。涌入美国的金融资本的增速是惊人的：1990年880亿美元，2000年8650亿美元。这些数字中当然不含资本的反方向运动，即资本的流出，但后者仅为流入资本的三分之一。2000年，资本顺差达4850亿美元，弥补了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逆差。然而，在涌入美国的金融资本数量的增加之外，10年间另一个惊人的现象，首先是涌入美国的资本类型的变化：1990年，由于外国在美建立尤其是购买企业，外来直接投资占首位（占55％）。1991年，股票和债券的购买占首位（45％）。在1991年、1992年、1995年、1996年和1997年，国库券的购买变得十分重要，主要是用于填补美国的预算赤字。从1997年到2000年间，股票和私人债券的购买数量大幅度增长，从总共28％增长到58％。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因为既高效又善于投机的自由资金大增。如果将2000至2001年间的“私人有价证券”分解为利润变化的股票和利率固定的债券，我们将会发现，购买股票——以最低的风险追求最大的收益的英雄式的投资模式并不占主要地位。 在2000年的顶峰时期，外国人购买的美国股票达到1927亿美元；然而，同一时期，购买的债券达到2929亿美元。如果我们用它们在美国从世界上新获取的资金中所占的比例来评价这些交易额，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数字：股票占19％，债券占30％。2001年是经济衰退和充满恐怖主义恐慌的一年，股票在总额中所占比例下降为15％，然而债券以其43％的比例帮助维持了证券买卖的繁荣。 这一研究结果并非无聊的文字游戏，正相反，它极为重要。正如凯恩斯早已清楚地阐明的那样，想要投资的人本身就生活在一种双重的焦虑之中：一方面担心自己投资的钱损失了，另一方面又担心不能赚到最多的钱。他同时追求着安全性和收益性。与当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张完全相反，真实的金融史表明，绝大多数人之所以选择美国作为投资地点，是为了保证资金的安全。就是这一点使得我们远离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传说，而接近了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政治概念和帝国观念。因为美国是经济体系的政治心脏，同时直到最近，美国似乎也是最安全的投资地点。而最近的不安全是由于美国会计诈骗案案发，而并非由于“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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