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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美国似乎也是最安全的投资地点。而最近的不安全是由于美国会计诈骗案案发，而并非由于“9·11”恐怖袭击事件。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整个世界都偏爱向美国投资。但是世界怎么会拥有那么多钱用来投资呢？这就必须研究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中，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影响，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理解这个实际上很简单的机制。  
为富人效劳的国家
即使我们认同资本主义是惟一合理的经济组织形式（这是我的看法），也必须承认这一体系由于某些基本的机能障碍而遭到破坏，包括对于富人。在这里我们试图做到真正的公平。让我们忘记劳动者阶层和他们受到的工资压榨，也忘记由于全球需求萎缩而导致受到侵害的大众利益。让我们试着从一个特权阶层者的视角，努力把目光变得短浅一些，关注富人们的忧虑，也就是说关注他们的利润。 高收益率导致上层阶级收入的增加，但是这些膨胀的收入并不以任何形式反映为现实的物质。利润的集合是一个抽象的总额，一个货币符号的总和，其拥有者当然不能仅仅为了自己消费而使用它。他们可以增加人员开支，通过购买服务，向社会底层重新分配所独揽的一部分的收入。在美国这一机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服务业在美国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当代第三产雇充当仆人和士兵的依附者。新兴的财阀阶层雇用律师、会计和私人保镖。研究这些再分配体制的最好的分析家，可能就要算斯密那样的早期英国经济学家了。斯密在18世纪末时，就观察到了通过侍佣阶层向社会底层进行财富再分配的现象。“一个人通过雇用大群的工人而致富：他又由于要维持大批的仆人而变穷。”（The Welth of Ntions； Penguin； 1979； 拓展斯密的经济意义，仆人的概念毫无疑问包括美国相当大一部分服务业的新经济。） 然而，今天抽取出来的资金总量的数目太庞大了。从前面我们可以看到，被20％最富的人所独揽（或者可以说是被5％最富的人所独揽的）的那部分美国国民收入以惊人的速度膨胀。“这种现象几乎是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的现象，只不过其他国家程度轻一些。”没有用于雇用的那部分收入怎么办呢？怎样将这部分收入保存起来呢？或者，如果我们从一个充满希望，而非担惊害怕的角度来替富人着想的话，怎样才能使这些钱带来收益，自我再生，自我扩大呢？ 金融投资是必需的；对于资本主义来说，一种利润透明化的、让人放心的机构的存在是一种内在需要。以前这一机构就是国家。国家作为借债者，其作用被马克思完美地描述过：公共收益很早以前就被资产阶级当作是一种金融安全工具。其后，又出现了证券交易所，人们将赚得的利润投入到证券交易所中。几年之内，在世界资本主义重又回到蛮荒状态的背景下，作为融资领域的领导国家和新经济体系的中心，美国在吸收已经减速增长的世界利润（一方面是为了保值，另一方面是为了安全）方面拥有相对优势。美国拥有所有的王牌：适宜的意识形态、最庞大的军事机器、最高的证券总市值。1990年，除日本之外的所有西方国家的证券总市值与美国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日本的民族主义经济处于保护之下，难懂的日语保证了日本经济的不透明性，所以日本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可能成为美国的对手。 美国作为货币市场和军事领域的领导，从开始起就提供了最好的安全条件。华尔街的股票指数似乎指导着整个世界的股票指数的涨跌，成为证券市场资金流动的主要终点：1990年美国证券市值总额达30590亿美元，1998年达134510亿美元。然而，所有这些与经济效率，以及物质意义的即真实的生产力的概念都没有关系，即使这一过程也出现了“新技术”这一值得研究的神奇因素。 证券总市值的增加，完全与美国经济的实际增长不成比例，实际上这种增加只代表富人数量的增长。提取出来的利润使富人的收入大增，这些钱被投入股市，而股市中可供采购的“商品”——股票——数量相对不足，于是其价格被抬到实际价值之上。  
资金的蒸发
只要全球领导阶级，特别是欧洲和日本的保护国的领导阶级，能够从中获利的话，那么对于发达世界劳动阶级的剥削，以及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过度盘剥，是不会给全球化世界的平衡带来不可克服的问题的。美国霸权不断加深的脆弱性，一部分是由于这种调节机制威胁到了被统治区域内的特权阶级（这里指的是欧洲和日本的有产者以及发展中国家新兴的有产阶级）。因此，我们应该更为密切地关注利润的世界命运，我们不能仅限于在道德上批判这些利润的获取方式，还要研究它的挥发性。 如果我们跳出使用资本主义、利润、财富和证券交易所等等词汇的普遍和抽象的模型，而将这些概念重新植入世界的现实之中去，显而易见，相当大一部分的世界利润流向了美国的证券交易体系。我没有妄想独自一人重新完整地构建这个国外收入在美国的再分配机制。太多的金融和意识形态陷阱使得这一体系变成了一个哈哈镜：资本的所有者雇用数不胜数的律师和会计作为仆役；中产阶级家庭负债累累；华尔街接连遭到大清洗。不要忘了贷款利率正接连下跌，实际利率相对于基准线接近于零，这投机经济中基准利率几乎等同于货币的免费分配。如果我们承认美国经济就其物质现实而言生产力很低，另一方面却大量进口消费品，我们就应当认识到，证券总市值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而流向美国的资金，用文学化的语言来说，流进了海市蜃楼。 附庸国的特权者们将资金向美国流动看做是一种资本投资，然而美国人通过某种神奇的途径将这些资金转变成了用于从全世界购买日常消费品的货币。因此，资本投资便以这种或是那种形式蒸发了。经济学应当思考、分析和预见：股票指数的下跌，安然公司的消失以及安达信的倒闭都为此提供了线索，提出了假设。对于欧洲和日本的银行来说，每一家美国公司的倒闭都意味着资产的蒸发。另外，通过我们法国的经验教训，从里昂信贷银行的丑闻到让·玛丽·莫西耶的美式夸大症，在美国的大量投资就等于宣告大难将临。我们还不知道，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会以怎样的方式和速度被骗取钱财，但是总会有那么一天的。最有可能的是会发生规模空前的金融恐慌，接着便是美元的崩溃，其影响是导致美国“帝国”的经济地位的结束。我们还不知道，在安然和安达信事件之后，从2002年4月初开始的美元的贬值，只是这一体系的偶然事件，还是这一体系结束的开始。所有这些都是人们所不愿看到的，也没有想到的。这一机制的崩溃将如它的出现一样震惊世界。 从1995年到2000年，美国穷人、中产阶级和特权阶级的收入以差不多同等的速度增长，道德家们对此会感到一丝宽慰，以为美国的平民阶层也囤积了整个世界（尤其是欧洲）的一部分利润。这其实在本质上是向杰斯·詹姆斯1860至1880年间著名的美国西部不法之徒，和他父亲一起带领一帮人专门抢劫银行和火车。的回归：将从富人那里抢劫的东西分给穷人——他的穷人。这样一种机制所表现出的美国的帝国实力，是不是与罗马的帝国实力较为相似呢？ 然而，美国并不具有罗马的军事实力。它对于世界的权力，需要得到周边被保护国领导阶级的认可。如果利润抽取的比率和金融不安定的程度超过某种水平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加入这个帝国可能就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只有当美国公正地对待我们，或者，更理想的情况是，美国越来越将我们看做是中心统治社会的成员，我们才能继续自愿地向美国表示臣服，这甚至可以说是保持帝国活力的基本原则。美国人应当通过其普世主义，通过语言，还要通过经济行为，来使我们接受“我们都是美国人”的观点。然而，我们距离美国人的待遇越来越遥远，相反，我们更多地是被当作是第二等级的人，因为美国当前意识形态的中心趋势便是普世主义的衰落，这对于世界是个不幸 的消息。  
普世主义
既代表活力又意味着稳定的普世主义原则是帝国的基本力量之一，也就是说，帝国应当平等地对待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民族。这种态度能够将各被征服的民族和个人纳入帝国核心，从而不断扩大帝国的权力范围，超越最初的民族基础。被这一体系所同化的人群规模不断扩大，因为它允许被统治者将自己重新定义为统治者。在被征服者的眼中，征服者最初的暴力转变成宽宏大量。 我们可以看到，罗马的胜利，雅典的失败，其主要原因并非是军事能力的不同，而是由于罗马公民权的逐渐开放以及雅典公民权越来越封闭。雅典人仍旧是一个由血缘关系决定的种群：从公元前451年开始，要想成为雅典公民，其父母双方必须都是雅典公民。罗马人的民族意识起初一点也不比雅典人差，但是，随着罗马不断扩张，其公民的范围也不断扩大，逐渐包括了整个拉丁语区的居民，全意大利的居民，最终囊括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居民。公元212年，卡拉卡拉敕令赋予帝国所有自由民以公民权。罗马的大部分皇帝也都是来自外省。 我们也可以列举其他的例子来说明，普世主义的体系可以通过平等地对待不同民族和不同人民来削弱后者的军事潜力：中国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将如此众多的人口集中在一个统一的国家权力之下；第一个阿拉伯帝国闪电般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是由于伊斯兰的极端普世主义，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征服者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罗马和帕尔特国家的解体。在当今时代，经济上非常脆弱的苏联帝国也是建立在对不同民族平等相待的基础上的，这从根本上说似乎是俄罗斯民族的特征，而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特征。法国在其人口下降之前，在欧洲确实可以算是一个真正的帝国，它也是按普世主义的规则运作的。在最近失败的帝国中，可以举纳粹为例，纳粹的失败是因为其种族中心主义禁止将被征服群体的力量补充到德国本身的力量中去。 这种比较研究表明，征服民族平等对待被征服群体的能力并非来源于外部因素，而是发源于民族内部的家庭观念。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先决条件。那些在家庭内部兄弟之间实行平均主义的民族——罗马、中国、阿拉伯世界、俄罗斯和法国巴黎盆地一带都属于这一类——通常情况下倾向于平等地看待不同的民族和人民。融合的倾向就取决于这种平均主义的先决条件。家庭传统结构中并不包含兄弟间严格平等原则的民族（雅典、德国则更明显）就很难培养平等看待不同民族和人民的意识。与外界的军事接触更倾向于加强征服者的自我“民族”意识，从而导致一种对于人类分裂的，而非大同的看法，对各民族采取的态度是差别对待（差异主义），而非普世主义。 很难以“普世主义”和“差异主义”为基轴给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定位。英国人很明显是后者，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成功地保留了高卢人和苏格兰人各自的民族特性。基于绝对的技术优势而在海外建立的不列颠帝国昙花一现，因为它一点也不想融合被征服民族。英国人间接的权力，即“间接的统治”，并不排斥各地的特殊风俗文化。大不列颠帝国的非殖民化是其实用主义的杰作，相对来说也并不痛苦，因为，对于英国人来说，以统一的标准将印度人、非洲人和马来西亚人转变成大不列颠人，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而很多法国人都曾经梦想着将越南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变成不同的法国人，因此对于法国人来说，接受帝国的衰落要困难得多。这种潜在的普世主义导致法国人投入到维护帝国的抵抗中，而这种抵抗给它带来的只是接连不断的军事和政治灾难。 但是对英国的这一特点也不应该夸大。考虑到英格兰面积狭小，而它所构建的大不列颠帝国辽阔广袤，尽管这个帝国昙花一现，但它能够证明英国人具有一种以相对平等和得体的方式对待被征服民族的能力。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杰作当数爱文斯—皮特卡德有关苏丹纽俄族研究，以及梅耶·福特斯对于加纳的塔伦西族的研究。这些在殖民时代完成的作品，其敏锐性和严密性令人叹为观止。书中的分析既体现了英国人描绘民族差异的传统能力，又对多样化结构下所掩盖的人类的普遍性进行了敏锐的捕捉。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个人主义使之能够直接抓住个人或具有普遍性的人进行研究，而不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 面对相互对立的普世主义和差异主义原则，美国也表现出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两重性，但这种表现是阵发性的。一方面，美国可以被描绘成极端普世主义催生的民族和国家。不管怎么说，美国都是一个由来自欧洲各个民族的移民互相融合而诞生的社会。最初的英国人核心显示了一种吸收不同民族来源的个人的绝对能力。移民的过程在20世纪后半叶中断了，然而在60年代重又开始，并且扩展到亚洲、中美洲和南美洲。这种融合的能力，以及“扩大中心”的能力，带来了美国的成功，也带来了美国命运中的帝国式胜利。根据人口统计美国在2001年有居民亿，而2025年预计则为亿，这些数字本身便证明了这种能力。 但是，从相反的方面，美国也可以被描绘成一个极端的差异主义者。在美国的历史当中，总是存在一些不同的、难以同化的种群，遭受毁灭的命运，更常见的情况是遭受种族隔离。印度人和黑人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黑人和印地安人现在仍在继续以“西班牙语人口”的形式扮演着这种异类的角色。美国的意识形态体系将普世主义和差异主义融合为一个整体：这两个表面对立的观念，实际上在运作过程中是互为补充的。刚开始时，确实有些外来人员无法确定是“同类”还是“异族”。过了一段时间，其中部分人被当作是同类，享有平等的待遇；而另一些人则被当异类，享受低等的待遇。相同和相异，平等和低等，是在“极化”的过程中“同时”产生的。对印度人和黑人的抛弃，使得爱尔兰、德国、犹太、意大利的移民得以享受平等的待遇。而赋予这些移民平等地位，反过来又进一步将印度人和黑人定位为低等人。 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他人地位的不确定，并非一种现代现象，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某种人类的原始特性。英国人从历史文化层面上属于旧大陆的边缘地带，没有被纳入先后兴起的几个帝国或虽被纳入但程度不足。英国人也没有很好地掌握平等和不平等的原则。这种原始特性只是与家庭有关；而根本没有妨碍英格兰和美国在最近的历史阶段中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先锋者。 因此，英国文化的特征是其平等和不平等观念的不确定，而欧亚大陆的其他国家对此通常都非常明确在我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中，我将详细探讨家庭体系的起源。这本书将从人类学的角度，展现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式家庭形式的特征。对于具有此种特征的地区来说，这种贵族家庭形式绝不意味着没有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潜力。我还将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展示一些从人类学角度讲高度成熟的家庭形式，如阿拉伯和中国的家庭形式，并分析它们是如何阻碍发展的。简而言之，家庭的发展可能会阻碍教育和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重新回到将家庭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先验观念联系起来的人类学模型上来，我们就可以在传统的英国家庭中，辨识出一种与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不确定性：兄弟都是“不同”的，既不是平等的，也不是不平等的。德国人和日本人奉行非平均主义的继承原则，俄罗斯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实行平均主义的继承原则，英国父母则有立遗嘱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在自己的子女中分配财产。除了贵族阶层之外，通常情况下这种自由不会导致重大的不平等现象的发生，如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一个孩子而排除其他孩子的继承权。 普世主义和差异主义的对立使得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待他人和外来人的态度非常地有趣和特别：即不稳定的态度。 普世主义的民族一开始将所有外来民族都认为是与他们自己相似的民族，这一态度导致他们一旦发现具体的外来人并不符合其既定意识形态时，就会失去耐心。普世主义民族存在明显的排外倾向：法国人对于闭门不出的阿拉伯妇女感到神经紧张，古代中国人和罗马人则轻视那些并不压迫本民族妇女的周边民族，不要忘了还有仇视黑人的俄罗斯人，他们很难习惯于黑色的肤色，等等。但是，这种人类学上的对立体系从来没有上升到理论的层次，也没有受到过抨击。而赤裸裸搞差异主义的民族，至少在他们的对外征服时期——德国人直到纳粹主义，日本人直到军国主义时期——将其领土上的民族固定地划分为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 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世界的态度是变动着的。在他们的头脑中存在着一条人类的疆界，这条界线使他们成为缺乏普世主义，而接近差异主义的民族，但是这条疆界是可以移动的。也就是说可以扩展也可以收缩。世界上既存在我们，也存在他们；在他人当中，有一些是和我们一样的，但也有一些是和我们不同的。在那些不同的人当中，也有某些可以被重新划为我们同类。而在那些相似的人当中，也有某些可以被重新划分为异类。但总存在一条区分完全人类和另类的界限，“在某些地方，你必须要划一道线”。英国人的精神空间可以收缩到最小——只包括他们自己，但是也可以扩展到所有的不列颠人，今天则是全体欧洲人。 美国的历史可以看作是一篇研究这条分界线的波动的论文，从美国独立到1965年，中心群体的范围持续扩大；而从1965年至今，则表现出收缩的趋势。 先是英国人，后来美国人也学会了融合所有的欧洲人，但曾对给予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平等地位有过犹豫。但是，这次扩大是不完全的，而“白种人”是扩大的标准，印度人、黑人和亚洲人则被排斥在精神壁垒之外，而正是这道壁垒将同类和异类分开。在1950至1965年间，新的扩大开始了：土生土长的亚洲人和印度人被重新定义为完全、完整意义上的美国人，这一现象通过他们进入美国普遍的婚姻市场可见一斑。特别是这些民族的妇女对于统治群体的男性来说不再禁忌，他们之间从此可以互相通婚。1950至1965年间，黑人问题却成为普世主义和差异主义之间最尖锐的矛盾：在有意识的政治领域，争取公民权的斗争试图将他们吸纳进中心空间；在潜意识的信仰领域，情况几乎没有得到改变，黑人妇女的婚姻种族隔离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中心群体扩大的趋势可以被乐观地解释为，随着时代的改变，人类的理性最终促使他们承认彼此之间的相似性。这样一种阐释意味着存在一种追求平等的原动力，平等原则本质上比不平等原则优越。但是，如果想要完全理解为什么美国会在1950年到1965年间达到普世主义的顶峰（但不幸的是为时不长），我们不可以将经济作为一个次要因素：来自苏联帝国的竞争。冷战时期是美国普世主义最大化的时期。 俄罗斯创造了共产主义，并意图将共产主义强加给世界，当然，共产主义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最为普世的意识形态。俄国革命的“古拉格”是针对全世界、针对所有人的，也很平等啊。无论共产主义存在什么样的缺陷，我们不能谴责它没有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其统治下的各民族。对于苏联帝国具体运转方式的研究表明，中心地区所承受的暴力和国家的剥削要比附属民族沉重得多，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享受了最为充分的“自由”。 俄罗斯的普世主义是清楚而明确的。它具有强烈的吸引力，通过共产国际建立时的活动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一点。正如法国的革命者，布尔什维克人，他们似乎具有以同一种方式看待所有人和所有民族的天然的能力，这种态度不仅可以引起好感，同时也有利于政治扩张。 冷战时期，美国不得不面临这个潜在的威胁。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外部。普世主义在外部表现为将同等的自由经济扩展到所有的发达盟国，以及在整个西方范围内鼓励实行非殖民化运动。在美国社会内部，共产普世主义的竞争使得反对黑人种族隔离的斗争成为必然。将在两种社会模式之中取舍的世界，不可能赞同一个将本国部分移民当作下等人来对待的美国。对于日本人和犹太人的吸纳是不可否认的一大成功。将黑人融入到政治体系当中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经济的解放，也没有使他们散居到美国各地。黑人中产阶级发展起来了，但是有他们自己的集中居住区，只能作为大量黑人贫困街区的补充。 最近一个时期，随着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竞争的崩塌，美国的普世主义也开始衰落。这一现象似乎在表明，竞争的压力使美国在普世主义方面超水平发挥，而一旦压力消失，美国的精神体系重新找到了自然的平衡，开始缩减吸纳外来民族进入“它”的世界的规模。  
美国国内普世主义的衰落：
美国社会和统计的“多种族”的特性使得我们可以“从内部”研究美国普世主义的衰落，并通过统计分析黑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失败和第三个独立社群——“西班牙语人口”的出现。实际上，这些操西班牙语的人指的是拉丁美洲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印地安和墨西哥人后裔。 然而，美国统计学研究表明，在世纪之交，美国男性黑人的跨种族婚姻数量有轻微的上升：55岁以上者为，而15～24岁的比率上升为11％。但是与黑人妇女通婚的白人数量增加得却并不显著，这表明这种种族禁忌的顽固性：被统治群体的女性不能够嫁给统治群体的男性。黑人和白人种族间的通婚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内部会稍微频繁一些。从统计数字来看，这种增加是显著的，同一年龄层次的通婚比率从增长到。美国犹太年轻人跨族通婚的比率达到50％，犹太人进入美国普遍的婚姻市场，也就是说，族群不断扩大，同时伴随着与以色列政府互助关系的不断升温，当然由此引发的议论也很多。 最近的统计数字表明，在1980至1995年间，黑人跨族婚姻的轻微上升趋势很快就停止了。在美国统计年鉴中我们可以看到1980至1995年间跨族婚姻稍有解冻，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又被冻结。妇女跨族通婚的比率在1980年是，1990年是，1995年这一比率上升到，而1998年又停滞在3％。但是对于美国的统计学家来说，这一比率可能已经太高了。尽管实际上升的幅度微不足道，但他们本能地感觉这已经不可思议了：“足够就意味着已经太多了。”1999年，他们聪明地将黑人和白种西班牙语人的婚姻排除在统计之外，这使得当年黑人妇女与白人的通婚比率又下降到美国2000年统计摘要，第54页，图54。。这是个假警报：波多黎各人——奉行普世主义的西班牙语少数民族与黑人通婚的比例是巨大的，这是比例上升的主要原因。当前，大约98％的黑人已婚女性的配偶是黑人。作为对这种几乎是绝对的种族内婚制的补充，我们还可以加上以下事实：超过一半的黑人妇女是未婚妈妈，这当然是因为她们无法与白人结婚，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种族主义问题惊人的顽固性。更确切地说，这一问题恶化了，人口学方面的几个其他指标证明了这种退步。 第一个指标是幼儿死亡率，即一岁以前婴儿的死亡比率。美国传统上黑人幼儿死亡率就比白人要高得多：1997年，白人的幼儿死亡率是6‰，而黑人则是‰。对于美国白人来说，这样的成就并不值得夸耀，因为美国白人的幼儿死亡率比起日本和欧洲来都要高。不过，毕竟这一数字还是在下降的。1999年，美国白人的幼儿死亡率降低到‰。相反，黑人的幼儿死亡率却“成绩斐然”，在1997年到1999年间，又从‰上升到‰Ntionl Vitl SttisticsReports； ； ；September 2001。。读者可能不习惯运用人口统计指标来解释社会现象，可能会善意地认为这一上升幅度是微小的，也可能会认为幼儿死亡率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实际上，幼儿死亡率是一个关键性的指标，因为它表明了在社会中，或是在社会的特殊领域中最脆弱的个体的真实处境。1970至1974年俄罗斯幼儿死亡率的轻微上升，使我明白从1976年开始苏联情况的逐渐恶化，也使我可以预见这一体系的崩溃E。 Todd； LChute finle； 。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之后，美国黑人的幼儿死亡率依旧在轻微上升，使它成为种族融合失败的标志。 然而在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美国的精神体系并非是划分为两个种族的，而是划分为三个种族，即在统计学和社会生活中，西班牙语人口，实际上是来自墨西哥的印地安人，因其规模之大而构成了第三大基本族群（实际上，美国统计学包括五个群体，除了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语人之外，还有亚洲人和印度人。在现阶段，印度人由于数量不多，同时通过通婚的融合，和通婚融合的亚洲人一样，应当被看作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残余”或“诱饵”。）。美国社会重新又形成了如同其独立时期的三重结构，如托克维尔在14世纪初所分析的那样：印地安人、黑人和白人。 墨西哥人社会的命运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仍是陌生的。某些指标，诸如儿童对于英语的良好掌握，表明了融合的进程还在继续，这与关于西班牙语区的激烈争论所表现出来的趋势完全相反。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在跨族婚姻经过一段时间的增长之后，最年轻一代中跨族通婚的比率在下降：超过50岁的人通婚比率为，35～54岁为19％，25～34岁为，而15～24岁只有（mericn Demogrphics； Novembre 1999。）。这一降低并不一定表明美国国民态度的改变，而是由于在最靠近国界的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出现了大量来自墨西哥的居民。虽然这只是一个地方现象，但它仍表明从白人群体中分离出了一个所谓的印地安西班牙语族。1999年不同族群的出生率证明了这一点：非西班牙语白人为（这种从语言和种族角度划分的类别奇异之极），非西班牙语黑人，“西班牙语人”（）。2001年，墨西哥人的出生率为。 在这样的一个以神圣化了的“多样性”（不同的出生、文化和种族，美其名曰“文化多元主义”）代替了全球化的平等权利的社会中，种族融合的失败难道真的会让人震惊吗？在美国社会中，平等价值观的退步，并不仅仅表现在种族关系这一个领域。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1980至1995年美国经济的发展可以被看成是强制低收入群体（主要是黑人，看上去是碰巧了）走向不平等的步骤，走向倒退和分裂。 然而，我们还是必须避免夸大这种描述的阴暗面，应当努力从整体上理解盎格鲁—撒克逊精神体系的运行机制，对于这一机制来说，为了吸收其他人，例如日本人和犹太人，必须对某些人实行种族隔离，这些人当然指的是黑人，可能也包括西班牙语人口。这与其说是一个普世主义的吸收过程，不如说是差异主义的种族融合过程。 在美国国内普世主义衰落的背景下，犹太人却融入到美国社会的中心，对于那些对美国的战略选择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个现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过程是与外部普世主义的衰落相共鸣的，显著地影响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于解决中东地区的冲突具有明显的意义。将以色列纳入美国的精神体系是从外部和内部同时进行的，而对于阿拉伯人的排斥则是与对黑人和墨西哥人的排斥相一致的。 在美国，并不只是犹太社会对希伯来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忠诚不二。美国普世主义普遍衰落的假设使得我们能够理解这种忠诚。尽管历史的真相很不容易被发现，我们还是应当进行研究：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一个新现象，以前从未出现，因此，这里并不想对其做出“解释”，而是要利用它来“揭示”美国深层次上的根本趋势。选择以色列是美国普世主义衰落和差异主义势力上升最显著的表现，这一点在外部上表现为对于阿拉伯人的排斥，在内部上表现为墨西哥裔融合的困难以及对于黑人长久以来的种族隔离。  
美国国外普世主义的衰落：
对于战略分析专家来说，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忠诚确实是一个谜。对近期经典作品的阅读对我们没有丝毫启示。基辛格曾经仔细研究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在他看来，那是几个不理智民族在争夺这块“希望之土”，作为调停人的他在书中发泄了一个“现实主义门徒”由此而生的怒气。亨廷顿将以色列置于西方文明圈之外，而他的设想是把后者变成一个战略集团。美国犹太人联合会出版的新保守主义杂志《评论》，在其1997年3月对亨廷顿作品的书评中对此采用了一种典型的机会主义态度：对该书将犹太人排斥于西方圈子之外不置一辞。布热津斯基根本没有谈到以色列。福山也没有。美国一方面和阿拉伯世界，或者更广泛地说，和伊斯兰世界的普遍对立，另一方面又如此重视与以色列的关系，确实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们很难合理地理解这种关系，说明它的好处。民主国家之间必要的合作这一假说也无法支持这种做法。长久以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所剩无几的土地上建设定居点，他们强加给巴勒斯坦人不公正的待遇，本身就是对于民主的基础——平等原则的否定。而其他的民主国家，尤其是欧洲民主国家，并没有对以色列表现出那种美国式的毫无分寸的同情。 以色列军队的作用也许是个较为有力的论据。美国陆军十分脆弱，动作迟缓却又不能接受失败，使其在陆上行动中越来越倾向于大规模地使用盟国的军队，甚至是外国雇佣军。出于控制石油收益的执着，美国领导人可能还不敢放弃中东地区最强军队——以色列军队的地方支持。以色列不大的面积，特有的形状和高度的武装使它越来越像是一艘固定的航空母舰。不管是从美国军方的还是民间的战略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出发，比起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感情和感谢，可能更重要的是能够依靠这支能在几天内或是几周内消灭无论哪个阿拉伯国家军队的军事力量。但是，如果是出于这种考虑的话，为什么“现实主义”的战略家们没有提起过呢？以色列的军队曾经为守住黎巴嫩南部地区，如今则为约旦河西岸付出了巨大的损失，我们又怎能真的让以色列的军队控制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油井呢？ 有一些解释强调美国的犹太社会的作用和它影响选举进程的能力。这便是“犹太院外压力集团”理论。在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用阿拉伯非院外压力集团的理论对其进行补充。对于任何一个处于连任困境中的政客来说，在阿拉伯团体的力量不足以作为抵消力量的情况下，支持以色列几乎不用付出任何政治代价。如果不能赢取同样多的阿拉伯选票，为什么要放弃犹太选民的选票呢？但是我们也不要夸大犹太群体，毕竟犹太人只有650万人口，只占美国人口总数的。此外，美国并不是不存在反犹传统，我们完全可以设想的非犹太美国人中出现大量的选民投票惩罚那些支持以色列的政客。但是，那些反犹现在已经不反以色列了。我们靠近了问题的要害。 那些在美国犹太人看来反犹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群体，在政治上都遵从共和党右派（The mericn Jewish Committee； 2001 nnul Survey of mericnJewish Opin ion；）。然而，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却是在共和党的选战中登峰造极；而支持布什的美国宗教右派，对以色列政府重新产生了热情，以此作为平衡?
( 美帝国的衰落 http://www.xshubao22.com/3/3598/ )